讀書 《世界是部金融史》

《世界是部金融史》

作者：陳雨露、楊棟

內容簡介

本書以時間為綱，以國家、人物、事件為目，圍繞金融這個核心，採用詼諧生動的語言，

將希臘、羅馬、法蘭西、西班牙、荷蘭、日不落帝國、美國、克洛維、查理一世、約翰·勞、摩根、索羅斯、六一農、鬱金香、南海事件、次貸危機等這些牛國、牛人以及牛事一一展現，

並緊扣當前“美元量化寬鬆”、“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等金融熱點，讀之讓人知行獲益。

作者簡介

陳雨露，金融學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財政金融學院院長等職，貨幣金融戰略問題專家。現兼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艾森豪基金高級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入選人事部“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獲首屆教育部全國高校青年教師獎和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獎。

楊棟，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獲得者，中國青年發展研究基金獲得者。副研究員，有多年金融從業經驗。

楔 子

什麼是金融?

金融本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一顰一笑，人性因為金融而豐滿，金融因為人性而高尚。

有人的地方就有金融，金融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宙斯家門口有兩個大桶，分別放著“幸福”和“災難”，宙斯混合了兩個大桶，並將其賜給世人。

於是，我們每個人都從神那裡借到了生命；於是，我們的一生都福禍相依；於是，有了我們光彩陸離的金融世界

（以上金融創世紀，實乃本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2007年次貸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2009年美國啟動70年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2010年美國繼續忽悠人民幣升值

對國際金融而言，這當然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但更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它只是一個平凡的時代，和過去、未來的任何一個時代一樣。

無論“海嘯”、“危機”、“戰爭”這些名詞如何恐怖，我們每一個人還是希望能愉快地生活下去。

你的生活恐怖嗎?

如果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恐怖到如同身處海嘯，那麼，就真的有危機了。如果不是，那麼這個世界還是美好的。

金融和菜販一樣，都是三百六十行之一，只不過，賣菜的賣菜，賣錢的賣錢。對販菜者，菜還是要賣給有錢買菜的人；對金融者，錢也要賣給能買得起錢的人。

這就是金融的本質：永遠用你的錢，為比你更有錢的人服務。

於是，大家便在金融市場上看到強者剝奪弱者，美元一直在貶值，卻逼迫人民幣、歐元升值。

為什麼我們國內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費者物價指數）高漲，貨幣還要對外升值?

一個號稱最為自由的國度，卻在最為自由的金融市場耍霸權，試圖以力量的手段決定貨幣價格。

指責我們操縱匯率，我看你才是匯率真正的操縱者！

無他，唯利益爾。

這種匯價變動對強者最有利，這樣，他們的商品在海外才能更有競爭力，才能更多依靠出口刺激國內復甦。

強者的規則，可以改變嗎?

可以，只要你成為強者。

沒有一個國家天生是老大，如同我們每一個人，咿呀學語的時候，我們都曾經是普通人。西班牙、荷蘭、英國都曾在艱難中行走，也都曾執世界牛耳。

但是，一代代世界強國倒下了，死在自己的繁榮中。

國家強盛的時候，自由流淌的貨幣是經濟的血液，貨幣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社會財富的規則是“創造”，今天不是好日子，明天也會是好日子。

國家衰敗的時候，金融是掠奪財富的利器，貨幣也會向某個方向集中，少數人的口袋，社會的財富規則便修改為“掠奪”，就算今天是好日子，明天就未必是好日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成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麼，我們會成為下一個王者嗎?

看看曾經的王者的金融史，我知道，你明白的！

第1章 錢之初，性本善（希臘—羅馬）

引言

在優雅的希臘文明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金融的原型：你有，給你更多；你沒有，把現在的也拿走。經過梭倫改革，雅典在公民間建立了一個紡錘型社會，在相對公平的體制下，人類社會開始了金融之旅。然而，嗜血的羅馬只是“手中有錢，心中無劍”，在聲色犬馬中貴族開始無視社會規則甚至法律，當所有公民都無法謹守儉樸和忠誠，在一次大通貨膨脹中，羅馬的輝煌戛然而止。

雅典輝煌的秘密是什麼?

羅馬共和國真的死於大通貨膨脹嗎?

神壇上的雅典

在梭倫翻開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農”的慘境，甚至沒有想到自己的法令會締造古希臘最輝煌的古代民主。梭倫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如果任“六一農”持續淪為奴隸，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有人告訴我們，古雅典很輝煌，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是一個夢幻之城。古雅典的輝煌，正值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古雅典當然比幾百萬年前的猿猴輝煌很多。

這句話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雅典當時生產力仍然很低下，單個人或者單個家庭除了維持生存，剩餘產品並不多。一件很小的事情，舉例來說摔斷了腿，人們就可能混不下去。

一個人混不下去的時候，就得借債。

於是，雅典城邦出現了亞里斯多德筆下的特殊公民，“六一農”：借債者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給債主作為利息，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的六分之五還是不夠繳納利息，債主有權一年後把欠債的農民及其妻子變賣為奴。

六分之五高嗎?

如果六分之五的收入都不能抵償利息，那就更別指望另外的六分之一能還本金了。說白了，“六一農”債務根本沒有償還的可能，本來就沒積蓄，還要交出六分之五的收穫，還能指望還錢?

唯一的還款方式就是自己。

貨幣只眷顧有生產能力的人，也只向一個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這也是金融最殘酷的地方：你有，給你更多；你沒有，把你剩餘的也拿走。這就是金融的本質，昨天這樣，今天這樣，明天也會這樣，關於這一點我確定以及肯定。

於是，雅典的很多人，很多公民，變為奴隸。

比“六一農”淪為奴隸更可怕的是，這種債務體制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喪失了獲取財富的公平起點。

這個起點是社會的希望。

儘管標準不同，任何一個社會小康之家的淪落都是社會動盪的開始，貧困固然是不穩定的開始，小康的淪落則會使社會徹底失去自糾能力。這是一個沒有支撐的社會，如果就連社會精英（當時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會也就真失去了未來。

問題是，雅典城不能讓自由民變為奴隸，他們是雅典公民，沒有這些人，雅典就沒有軍隊、沒有稅收、沒有指望貴族關鍵時刻出錢出槍，那是相當不靠譜的。

幸好，雅典有梭倫（西元前638年～西元前558（559）年）。

西元前594年的一個清晨，梭倫來到市中心廣場上，他將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轉過來，木板上的新法律條文呈現在人們面前，這就是著名的梭倫“解負令”。由於欠債而賣身為奴的公民，一律釋放；所有債契全部廢除，被抵掉的土地歸還原主，因欠債而被賣到外邦做奴隸的公民，由城邦撥款贖回。

在梭倫翻開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農”的慘境，甚至沒有想到自己的法令會締造古希臘最輝煌的古代民主。梭倫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如果任“六一農”持續淪為奴隸，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這就是史書上大書特書的“梭倫改革”。

實際上，梭倫所做的，遠比解放“六一農”有意義。

頒佈“解負令”後兩年，雅典社會趨於平穩，梭倫開始推行幣制改革。這一改革的核心是：鑄足值貨幣，貨幣增重（重量各說不一，各種貨幣大致增重在10%～12%之間）。足值貨幣刺激了雅典人本就豐富的經商神經，也使地理位置優越的雅典再次成為希臘地區的商業中心。

接下來，梭倫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義的部分：賦予居民公民權、對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種種說教式的細節和條文，梭倫的政策可以概括為六個字“抑強、扶貧、強中”，解放“六一農”只是“扶貧”而已。

從梭倫開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財產被分為四級：五百鬥者、騎士、雙牛和日傭，按財產不同擔任不同官職，氏族貴族不再世襲城邦職位。這種“金權政治”徹底摧毀了氏族貴族對城邦的控制權，由此培養起來的四等公民構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基礎。

四個等級的公民維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三、四等公民則成為雅典的中堅，而且四個等級公民的財產數量差別其實並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過三等公民的2倍。當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務的話語權要高於下等公民。

雖然富人債權受損，卻獲得了政治權力。說改革是妥協也好，說梭倫代表新興奴隸主階層也罷，梭倫在沒有使用暴力的情況下調和了雅典各階層。

任何一場推進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會有犧牲，或者說舊勢力不會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勢群體帶來的革命。最終，“六一農”認為自己不能討到一個說法，也就會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執政官討一個說法。

“六一農”的說法，是暴力。因為，除了暴力，“六一農”已經不能給債主任何利益。

當社會弱勢群體再無可犧牲，就會徹底崩潰，這種崩潰無論對“六一農”還是奴隸主，都是相當殘酷的：再無妥協退讓，玉石俱焚。

由此，我們才謳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從梭倫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國古訓，“古之治國者，不患貧而患不均”。

很多人將這一古訓列為攻擊物件，認為就是它搞得我們民族無法富強，甚至認為就是這個治國理念搞得我們幾千年沒有脫離小農經濟。

我們自古以小農立國，應該是一個最平均的國度。很可笑，事實恰恰相反，阻擋我們社會前進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亂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併。

雅典公民紡錘形的社會結構之所以穩定，不是因為人們有了選舉權，而是因為這樣的社會結構相對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規則，所以才會有選舉制度。如果是一個倒“丁”字型的社會，在“一”的底部幾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規則，這樣的社會，無論有多少法律，無論執法多麼嚴格，無論什麼制度，都無法保持穩定。

誠哉斯言：

“我所給與人民的適可而止，他們的榮譽不減損，也不加多。”

，梭倫

亂世生銀行

亂世出梟雄，亂世也出金融。

為了補充本土糧食，也為準備戰爭，雅典急需補充各種物資，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催生了古希臘金融業，今天我們將之稱為“海事信貸”。

如同冷戰中的美蘇，雅典和斯巴達是古希臘地區最為強盛的兩個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風之間，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討詩文哲學；斯巴達則居於群山環繞的谷底，公民從未有過人生歡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訓練和作戰。

可以斷定，無論雅典還是斯巴達，都從未把對方當做真正的盟友，雙方都希望統一希臘，唯我獨尊，建立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帝國。

西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對不怎麼文明的斯巴達率先動手，雙方各自糾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薩斯同盟，開始了一場耗時近30年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雅典和斯巴達意識形態的對立最終導致了伯羅奔尼薩斯戰爭。

這麼說的人，是白癡。

民主與戰爭根本毫無關係，雅典和斯巴達共存於一個地區，擊潰對方就可以獨霸希臘，才可以為城邦撈取最大利益。

雅典確實為後世留下很多美好想像，城邦公民將榮譽置於物質之上、生命價值置於物質之上古羅馬歷史學者基托這樣歌頌雅典：“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散發著貴族氣質。”甚至到了羅馬時代之後，奴隸主仍舊以擁有雅典籍奴隸為榮。

但是，雅典人還沒有高尚到為了讓斯巴達人過上同樣的生活而發動了戰爭。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目的，始終是希臘區域的霸權，是為雅典本土城邦撈取更多利益。

“反抗波斯的時候，雅典就不是為了希臘自由而戰，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國取而代之。”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

雅典的目標很遠大，但廣大斯巴達人民是不會同意的。

在任何一個固定的時點，一個國家勢力擴張，必然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一旦擁有力量，註定想保持先發優勢，就會使用各種手段將其他國家壓制于現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內。手段可能是戰爭，也可能是產業分工。

其實，本質並沒有區別，都是霸權和剝削，靠犧牲別人致富。舉例來說，我們對西方開放了市場，西方卻永遠不會對我們放開核心技術。

當時的情況是，雅典大致只能產出本土所需農產品的1/30，即使在豐收年份也不能滿足自身對農產品的需求，支撐雅典經濟的已經是釀酒、橄欖油和制陶業，而靠這些，雅典人是吃不飽的。加之希波戰爭幾乎摧毀了雅典手工業，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為戰士，迅速恢復國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戰爭和劫掠，何況此時雅典已經擁有了在希臘地區幾乎無敵的海軍，而斯巴達陸軍戰力則在希波戰爭中消耗過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態勢引起了斯巴達的擔憂，看在自己未必打贏的份上，斯巴達開始奉行退讓政策，為讓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築城牆。

斯巴達的忍讓為雅典贏得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時間，也得益于雅典勞里昂地區的銀礦，雅典統一了提洛同盟內部貨幣（即雅典自身的貨幣阿提卡銀幣，雅典銀礦的品質是當時愛琴海域品質最高的，無論在什麼地方出售雅典銀幣都可以得到一個好價格，這種銀幣一直持續到羅馬入侵仍有使用）。貨幣統一為雅典商業繁榮和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到伯羅奔尼薩斯戰爭開戰前，雅典商人貿易惠及希臘、埃及地區2000萬人口以上。

商業確實比農業更能刺激經濟，也更能誘發社會分工，但工商業也是最容易激發國家霸權的行業。因為，在古代，富強的國家會逐步發現如果控制了一個國家，會使得生意更賺錢。

隨著雙方實力此消彼長，包括普通公民在內的雅典人野心開始逐步膨脹，西元431年雙方正式開打。

遺憾的是，儘管雅典經濟實力強于斯巴達，軍事力量卻沒有壓倒性優勢。斯巴達所有男性公民7歲開始就接受嚴酷的軍事訓練，長大成人的時候已經不知經歷過多少次生死搏鬥，帶領隊伍衝鋒的人必須是最高統帥，甚至是國王。

戰爭一開始就呈現出膠著狀態，雙方任何一次勝利都是慘勝。此後，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得愛琴海域連海盜都沒法生存，何況來往商旅。

“商賈不行”對斯巴達影響還不大，畢竟農產品可以自給自足，對雅典可就是性命攸關了，沒有貿易來的糧食，雅典軍隊就只有喝風了。

亂世出梟雄，亂世也出金融。

為了補充本土糧食，也為準備戰爭，雅典急需補充各種物資，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催生了古希臘金融業，今天我們將之稱為“海事信貸”。

當然，這種“海事信貸”還不是今天我們見到的海事借貸，而是更類似於海事貸款和保險的結合體。放貸者可以獲得高達30%～100%的利息，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一旦出海船隻被大海吞沒，或者被斯巴達人俘獲，甚至貸款者惡意騙貸，放貸人都會血本無歸。不過，如果貸款人在航海過程中出現意外，同時也就獲得貸款本息豁免權，唯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認為貸款人存在欺詐。

雅典海事貸款多數通過港口城市中間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馬賽利亞等，這些城市不僅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貸款的場所。

有一點，也許你想到了，在資訊極度不發達的時代，中間商憑什麼信任貸款者能夠歸還貸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貸款與現代信貸最主要的區別就是一無抵押，二無質押，三無擔保。

按照騙子的思路，中間商肯定虧了，貸到款就腳底抹油，能奈我何?

中間商確實不能找黑道人物打騙子悶棍，但是，這些人本身都是從航海圈裡混出來的老油條，虛擬一個航海項目去他那裡騙錢，不能說沒有可能。而且，中間商壓力也很大，一旦經手貸款不能歸還，同行會把他的糗事滿希臘傳誦。要是還想幹這行，基本上等下輩子吧。

雅典死于金融

銀行和金融商給雅典帶來的，不僅僅是貿易便利、外匯結算、戰時物資，更多的是財富觀念的改變。

遺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兩面來看

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也激發了雅典金融商的業務創新激情，在這裡，他們開創了貨幣匯兌先河。儘管世道不太平，希臘商人依然要行走於各地，帶上一堆銀條沒准哪天在路上會被黑掉，海事貸款中間商便很快成為世界上第一批外匯炒家。

此時，這批貸款中間人兼外匯炒家獲得了一個專有名詞，即“金融商”，“金融”這個詞彙可能就由此而來。

現在，我一直覺得銀行不夠厚道，我存錢的時候並不認識櫃員，也沒調查過你，可是我仍舊把錢存在你那裡。銀行就給我這麼一點點利息，少到遠遠不能補償飛漲的CPI。

金融商逐漸感覺到在匯兌過程中總有一部分貨幣會成為沉澱，他們開始同時借錢給商人。由於金融商能接觸到各行各業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資訊，就憑他手中的資訊，就可以黑人。後來，希臘城邦的金融商開始從事其他行業貸款，這已經頗類似於今天的信貸。

一個組織的介入最終使金融形態一錘定音，那就是神廟。

神是希臘城邦虛幻出的權威，既是城邦保護神，也是居民祖先，雅典的保護神則是美麗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由於神廟的特殊地位，希臘人往往將存款放置於神廟。

智慧女神座下的弟子當然也很智慧，看著自己手頭這麼多錢，當然也想賺一些。於是，神廟開始利用手中的存款向商人貸款。

雅典人對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當然也能做，金融商開始不滿足於匯兌中存留的那點存款，比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開始向公眾吸收存款，順便發明了土地抵押貸款、房地產信貸、海洋信貸，甚至在戰爭中貸款給國家、城市

今天，我們把金融商這種行為稱之為“信貸融資”。

據說當時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著幾家匯兌銀行，他的財產已經有400個塔蘭特，每塔蘭特約合現在40公斤黃金的價值。按現在的黃金價格，400塔蘭特大概是雅典極盛時期財政收入的1/3，絕對稱得上富可敵國。

銀行和金融商給雅典帶來的，不僅僅是貿易便利、外匯結算、戰時物資，更多的是財富觀念的改變。

遺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兩面來看

隨著三四等公民大量參與海事貸款，海事活動衝擊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識，航行給了他們寬廣的胸懷，能容納更多的異端和商業創新，只要有利於賺錢，商業文化的個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義。

結果卻是相當不幸的：雅典戰士以公民為主，當公民熱衷於海外探險的時候，人們就傾向於以貨幣支付戰爭成本，於是，雇傭兵登上了雅典歷史舞台。

此時，雅典娜的光芒便不再神聖，因為，戰士的責任不再是公民的義務。當神的光環對雅典人失去約束，雅典便迅速蛻變為一個蠅營狗苟之所，加之戰後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時行樂就成為雅典公民的一種時尚。

無論雅典對斯巴達的戰爭是否正義，公民這種道德蛻變給雅典帶來了永久的傷害。隨著公民這種城邦榮譽感的消失，戰爭決策規則很快也被破壞，公民之間的妥協、退讓能力逐步弱化，戰爭決策機構往往蛻變為各級公民爭吵的場所。在西西里決戰之前，雅典當局居然詔令最高統帥回城受審，直接導致主將臨陣叛逃，最終輸掉了西西里戰爭。

雇傭軍沒能抵擋住斯巴達巨盾方陣，雅典也由於內部分裂損失了海軍主力，最終喪失稱霸希臘的實力。儘管戰爭後期，執政官已經意識到戰爭和海事活動導致公民道德淪喪，開始試圖以懷柔政策團結盟邦和公民。然而，社會道德沉淪會遵從一種不可逆的棘輪效應，建立一種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幾代甚至十幾代人努力。一旦毀滅，又如何能在數年、數十年內重建?

50年後，失去了光榮與夢想的古希臘文明被羅馬鐵騎征服，之後，西歐便進入了一個鐵血時代

羅馬的債務奴隸

羅馬公民服兵役，並非有先進的社會責任意識，戰爭是古羅馬公民最主要的財富來源，只有戰士才能發財。因為，羅馬人發家致富的途徑比較特殊，搶劫。在戰士的腦子裡，戰爭就是發財。

據說西元前509年，羅馬人廢除了氏族首領制度（即“王”，所謂“王政”），奠基共和。由此，古羅馬和雅典一樣，在神壇上被很多人頂禮膜拜，成為共和民主的祖先。

這種想法是相當無聊的。

如果把羅馬民主共和制搬到美國，會被人罵死的：既沒有人人平等，更不會天賦人權，甚至大多數人都不是公民，而是奴隸。把“雅典—羅馬”說成西方當代民主的祖先，頗類似于阿Q老兄大言不慚“老子祖上曾經闊過”。

西元前509年確實是羅馬共和國的開端，其實這一年也僅是推翻了羅馬原始氏族統治。之後，這座從七個山丘家底發展起來的城邦實在太小，貴族沒有絕對優勢，於是也就建立了一種凡事商量著來的體制。

與雅典公民類似，古羅馬共和國也按財產將公民劃為5個等級，不是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權力，財產多的公民權力大。還有一條，財產多的公民義務也重。舉例來說兵役，隨著公民等級下降，服兵役的人數也逐漸減少。

羅馬公民服兵役，並非有先進的社會責任意識，戰爭是古羅馬公民最主要的財富來源，只有戰士才能發財。因為，羅馬人發家致富的途徑比較特殊，搶劫。在戰士的腦子裡，戰爭就是發財。

沒仗打，沒財發，這也是一種相對公平的權責體制。

有人說：富人可以雇傭窮人去拼命，搶回來的財富和奴隸屬於富人，好不容易有這麼多錢，應該先享受，打仗搞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

在赤裸裸的搶劫中，最稀缺的資源是暴力，如同今天你很缺錢一樣。誰擁有暴力，誰就可以佔有財富。

所以，雇人搶劫是絕對不行的，能搶來，就不會給你！

怎麼樣才能擁有暴力呢?

很簡單，你得先有錢。

古羅馬戰士需要自帶裝備。出身于平民的農夫叫做“槍兵”，類似於“帝國時代”裡的“長戟兵”，就是拿著一根標槍，還是變賣家當才換來的；貴族戰士叫做“殿兵”，武器是重標槍、大盾和高盧長劍。

這些東西，沒錢你是絕對弄不來的。

沒錢，就只能當槍兵。

槍兵的職責，是在第一線當靶子，擾亂敵人隊形，被殺；殿兵的職責，是躲在槍兵後面擊潰敵人，殺完人再搶劫。

槍兵沒有戰功，意味著沒搶到錢、土地和奴隸，只好回家繼續種地。很多平民背負著發財的夢想走向戰場，回來的時候卻背了一屁股債。羅馬債主顯然不夠厚道，完全沒有意識到平民戰士除了沒發財外，最起碼給羅馬軍隊捧了人場，他們將債務平民，當然也是戰士變賣為奴隸，甚至賣到外邦（這個場景在雅典“六一農”中依稀曾見）。

平民很憤怒，比憤怒更駭人的是這些平民都是真刀真槍在戰場上拼過命的，結果是很多平民選擇了與債主同歸於盡。

這很不利於社會穩定，可以斷定。

西元前494年，當時古羅馬的頭，執政官叫做塞維利烏斯，他頒佈了一個法令：禁止債主扣押平民戰士為奴隸，也不准佔有他們的土地。雖然塞維利烏斯沒有廢除平民戰士債務，但這個命令真執行下來，估計沒什麼人會還債了。大家心知肚明，歷任執政官對此都不是很認真，不過，起碼在名義上沒有人敢不承認這個法令，也算是給平民戰士一個精神鼓勵獎。

西元前4世紀中期，羅馬共和國開始與迦太基死磕，但就在戰時，羅馬新任執政官克勞狄烏斯居然公開拒絕執行這個法令。公民戰士憤怒了，我拼命來打仗，你卻在背後黑人，名義上的東西你都不想認帳。

不幹了，大家集體辭職，準備離開羅馬。

後果很嚴重，迦太基人的馬隊就在羅馬城邊上，沒有槍兵擾亂敵人，殿兵也不可能單獨作戰。

面對威脅，古羅馬貴族向平民低頭。本來，生存才是最大的法律，也是更大的社會契約。元老院終於公佈了一項法律：“除犯有罪行等待交付罰款者外，不得拘留任何人或施以鐐銬枷鎖；債務人應以物品而不是以人作為借款之抵押品”。

西元前451年，保民官創立了《十二表法》，規定不得以債務為由將士兵淪為奴隸。

我們說過，羅馬執政官很忙，天天在外面搶劫，顯然沒有工夫聽貴族聒噪。《十二表法》給了執政官啟迪，有什麼事情，就按法律辦，世界法律的鼻祖，羅馬法誕生了。

這是一種內聚傳統，在羅馬此後的領土擴張中，統治者必須按照法律統治各行省，就如同古羅馬鐵騎軍規。

無論從哪個角度，羅馬法律對後世金融體制形成都是至關重要的，今天，包括我們中國在內的法律都屬於羅馬法系。沒有羅馬法系，就沒有歐洲後世的經濟繁榮，更不會出現銀行、股票、有限責任等一系列決定性事件。

因為，羅馬法確定了兩個經濟進程中最關鍵的概念：“財產私有”和“權責對等”，這兩個概念是當代金融的靈魂。此時，羅馬處於奴隸社會，所謂私有財產、自由權也就是針對個把奴隸主，至於奴隸，他們本身就是財產，如何會有財產權?

古代人類有很多法律，不是每一個法律都能流傳至今。羅馬法得以流傳，絕不是因為條款合理，這些法律都是相當的野蠻，大部分是原始社會流傳下來的習慣，如債權人可以瓜分債務人軀體和土地（平民戰士除外）。而是因為自羅馬法起，法律才有了獨立精神：法律必須有一個公平的程式，不經審判，不得定人罪責；要獲得某種特定的結果，便必須有某種特定的行為，一經法庭確認，就是必須執行的法定權責。

所以，法律才如此神聖！

手中有錢，心中無劍

與希臘文明相比，羅馬還很落後。一個長期以耕戰為底蘊的民族，驟然接觸到開化文明（看到優雅的戲劇，使用精美的陶器，暢飲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

文明與錢，如同中國武俠小說裡的“招式”與“內功”，羅馬共和國只是也只能是“心中無劍，手中有錢”

搶劫，是一份很有前途和錢途的職業。

一個人，搶劫一次並不難，難的是搶劫一輩子。

一個民族，以搶劫為生也不少見，少見的是數百年如一日，一個龐大的國家代代以搶劫為經濟支柱。

古羅馬，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實在怨不得古羅馬人，因為南歐臨海。臨海的結果，就是土地都是鹽鹼灘，壓根就種不出什麼糧食來，根本不是歐洲歷史裡吹噓的“自然環境優越”。

以前，這個問題雅典人也遇到過，雅典人的方式是做貿易。現在，羅馬人的方式是搶劫：被征服地區的居民被直接劃為奴隸，財產理所當然歸搶劫者所有。

共和國後期，羅馬鐵騎已經征服了義大利、西西里、西班牙、敘利亞、馬其頓和古希臘絕大部分地區，成為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帝國。羅馬共和國，就是這樣一個在共和旗號下以搶劫為生的國家。

究竟是什麼在支撐一代又一代羅馬公民對戰爭樂此不疲呢?

錢?

答：不是。

在羅馬共和國，包括執政官和元老在內的所有公民都要耕種土地，這對羅馬公民來說是一種榮譽，奴隸的職業才是工商貿易。

這樣儉樸的生活根本不需要錢，也不能享樂。

羅馬人的榮譽就是以生命換取戰爭勝利，因為，國家也把自己獵取的財富和生命給予了他們。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執政官也可以揮舞長槍沖入戰陣，酣戰至死（“我將自己和敵人共同奉獻給神吧。”，執政官德西烏斯）。

因為，羅馬人自信，自己是狼的後代。

“使自己成為一名第一陣列的戰士、最勇敢的將軍，享有最大的榮譽，擁有最高的聰明才智，以高尚的手段獲取巨大的財富，留下大量的後代，並成為國家中最著名的人物。”

無論對平民還是貴族，都是這個夢想支撐他們在戰場上視死如歸，對他們而言，生命就是戰爭！

戰爭給羅馬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西元前209年羅馬攻陷塔林敦時，約有3萬居民淪為奴隸；西元前177年羅馬征服了撒丁尼亞，約8萬人淪為奴隸西元前2世紀，羅馬國庫每年收入的3/4來自於戰爭賠款，另外1/4則來自行省稅收。

總之，羅馬公民除了搶劫，什麼都不幹。

然而，這個不喜歡貨幣的民族，卻在財富中悄然改變。在財富衝擊下，以搶劫為生的民族註定不可能長久。

這一切，都要拜希臘文明所賜。

與希臘文明相比，羅馬還很落後。一個長期以耕戰為底蘊的民族，驟然接觸到開化文明（看到優雅的戲劇，使用精美的陶器，暢飲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

文明與錢，如同中國武俠小說裡的“招式”與“內功”，羅馬共和國只是也只能是“心中無劍，手中有錢”

開好車，就一定是好人嗎?

一個強盜儘管有了點綴著寶石的馬車，陪伴著豔光逼人的婦人，可他卻完全不懂文明真諦。他們看到的只是雅典人的享受，至於如何去創造，是不會關心的，反正用完之後可以再去搶。

心中無劍，手中有錢，還能搶嗎?

艱苦勤忍的羅馬公民當然可以為榮譽放棄自己的生命，慣看驕奢淫逸的酒色之徒卻無法放棄奢華。

搶劫為羅馬帶來了財富，這是一個巨額財富增量。然而很遺憾，這種財富不是平均攤派給每一個羅馬公民的，執政官、將軍、貴族、行省總督，他們獲得了絕大部分財富，底層公民士兵得到的只能是微乎其微。

這些強盜並不懂得如何使用金銀，甚至沒有用這些財富富國強兵。

自古至今，貨幣亂飛而又不事稼穡的時代，保持財富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投資房產或放高利貸，後者有賴於前者。地產價格飆升的結果其實只有一個，吸引更多金銀投入到這個行當中來，由此，羅馬共和國本土和行省經濟同時開始萎縮。

很簡單，錢都被貴族弄去炒房了，就不能武裝士兵，還惡化了廣大羅馬人民的生活水準。儘管羅馬城在共和後期迅速繁榮，儘管此時羅馬史記載了大量富豪出現，但我分明看到史籍中羅馬自由民流離失所，甚至與奴隸競爭工作，最終淪為奴隸。

繁華，終結的不僅僅是羅馬鐵騎的戰力，還有全體公民的道德。

戰火中的強者很快學會了如何在內耗中利用權勢，到現在我也沒數清楚到底西元前200年到凱撒執政（羅馬帝國開端），羅馬共和國到底發生了多少次內戰。

我們無法想像，一個社會，財富的主要佔有者根本無視社會規則甚至法律，卻能保證底層人民謹守原有的儉樸和忠誠。道德墮落必然是從社會上層開始的，沒有他們喪心病狂，底層不可能也不敢淪落。

這種墮落絕非勻速運動，當底層公民看到或者感覺到貴族（精英）在奢靡、在頹廢，整個社會就會以一種加速度墮入這個輪迴，而且更可怕。

因為，所有社會的規則都已經改變。

任何一個時代的思想，都是統治者的思想。

，卡爾·馬克思

隨著自己土地的喪失，底層公民開始墮落為無業遊民、低級妓女和小混混，他們不事稼穡，漂泊不定，明天甚至下一頓飯都不知道在哪裡吃，對社會的絕望使他們喪失了一切勞動積極性，成為社會的毒瘤。馬克思估計，這批人至少占羅馬城總人口的20%，他賦予了這批人一個頗為不雅的稱號，“惰民”。

羅馬公民就這樣拋棄了自己的光榮，一個民族的道德開始淪喪。

貴族享樂的方式是慵懶地洗浴、放縱地飲酒、毫無節制地淫樂。在酒席宴上，為了能更多地享用豐盛的食品，羅馬人甚至要把自己吃進去的東西嘔吐出來，甚至有人專門製造了嘔吐用藥

古羅馬共和國，幾乎有著一種夢幻般的古代公民制度，執政官執掌行政，元老院分管司法，公民大會決定立法，這是一種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即使是這種政體，也不能阻擋羅馬在墮落的路徑上越陷越深。所謂共和，不過是一堆死文字，一堆條條框框，只有公民道德適應這些文字的時候，共和才有光華。

當民族喪失了光榮與尊嚴的時候，所有人都開始按照利益來選擇政治：執政官不再將榮譽授予有德行的人，而是授予諂媚的人；誰同意給我麵包，我就選誰；誰安排更多的演出和競技，我就選誰。

榮譽，與我何干?

驕奢淫逸的背後，是充滿了戾氣的社會，似乎每個人心裡都充滿了對社會的仇恨，最令人興奮的事情甚至不是自己財富的增加，而是看到別人甚至國家破敗。當羅馬共和國軍隊在西西里奴隸起義中受挫，羅馬史籍給出的記載居然是“普通人不但不對此表示同情，而且還很高興”。

羅馬共和國，一個真正用鐵和血鑄造的國度，曾經有著氣勢磅礴的鐵蹄，在征服歐洲之後，他們卻拋棄了奧林匹斯諸神的簡潔明快，而只留下無恥和庸俗。當貴族將掠奪當做習慣時，內部調和手段也不可能再起作用。共和國晚期，為調和底層公民和貴族之間的財產差異，保民官格拉古曾經提出過一個相當溫和的改革方案，試圖讓土地所有者以不再漲價的方式出售一部分土地，結果是這位保民官在元老院被元老們活活打死。

尼祿的詭計

很多人，舉例來說孟德斯鳩、但丁等讚美古羅馬共和國，認為羅馬帝國玷污了共和的靈魂，共和VS帝制，共和就一定勝出嗎?

道德淪喪至此，沒有革命性的變革，就會有比變革更混亂的革命。

西元前2～1世紀，羅馬共和國貴族之間開始了無休止的內戰，若干強悍的人幹掉了若干不太強悍的人。

這些人是誰?幹了什麼事情?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之中沒有正義，有的只是無盡的貪婪和欲望。

紛爭止於強者。

西元前45年，凱撒自封終身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都成了擺設，羅馬共和國已經名存實亡。

很多人，舉例來說孟德斯鳩、但丁等讚美古羅馬共和國，認為羅馬帝國玷污了共和的靈魂，共和VS帝制，共和就一定勝出嗎?

古代共和體制下，執政官的職責甚至不是為貴族公民謀取利益，而是取悅貴族，就連英雄凱撒也不得不安排戰艦海戰，看清楚，海戰不是為了抵抗外敵或者鎮壓奴隸起義，而是為了現場貴族娛樂！

面對蠅營狗苟的公民，也只有鐵腕帝國才能在短期內將其懾服，帝制已經是羅馬生存下去的唯一路徑。

相對清醒的統治者，其獨裁強權約束了民主強權，貴族不可能再任意分享羅馬這頓大餐，因為，大餐是有主兒的，獨裁者。為了維護長遠利益，凱撒及其後幾位繼任者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自己統治的政策。

孟德斯鳩罵凱撒，罵了整整一輩子。

冤枉凱撒了，羅馬帝國第一個真正的強勢獨裁者並不是凱撒，而是屋大維（奧古斯都）。屋大維採取的最有效的治國方式之一，就是鑄幣。

屋大維規定，金幣、銀幣由帝國統一鑄造，行省只能鑄造銅幣。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貨幣是執政官自己（不代表帝國）鑄造，發給士兵和行省官員。

權力集中後，帝國商業開始繁榮。

很多人很奇怪，專制體制下的商業怎麼會如此繁榮?有人對此給出了解釋：羅馬帝國內部有一個穩定的經營環境。

那麼羅馬帝國為什麼能獲得穩定的環境?

答案1：原始共和制下，實際是一群貴族寡頭在瓜分整個國家，沒有一個強勢者可以遏制對方，既然如此，這種劫掠就會變得毫無止境。元首制帝國下，儘管羅馬人的道德仍舊沒有改觀，但是，大部分行省已經變成元首私產，就是給貴族幾個膽子，也不能去搶劫元首。

答案2：帝國貨幣制度權威的確立，使交易更加方便。帝國前期，金幣鑄幣品質應該很高，不同行省銅幣的含量也基本一致。在羅馬帝國這樣一個廣袤的地域範圍內第一次出現了統一的鑄幣。

答案3：羅馬帝國初期的經濟繁榮實際是在一個相當寬鬆的體制下形成的，寬鬆到幾乎沒什麼行政管理。羅馬元首仍舊更關心搶劫，不關心貿易。只要交稅，隨便您怎麼賣，即便是羅馬城賴以生存的糧食也交給了商人（這一點在後期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遺憾的是，帝國體制同樣不能持久。

所有帝國的建立者能在無數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無疑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優秀的，包括軍事才能和政治胸襟。凱撒、屋大維，這些人確實都是帝國優秀的統治者，他們可以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放棄眼前的享受和利益。

但是，沒有任何體制可以保證繼任者能夠繼承這些優點，低能的繼任者早晚都會出現，這是專制獨裁的宿命。

可以斷言，每個獨裁者都會認真選擇自己的繼承者，畢竟，他不想把萬里江山交給一個廢物。

問題是，獨裁者的眼睛是瞎的。

感謝古羅馬塔西佗在《羅馬編年史》中做了如下記載：議事的時候，元首讓元老首先表達意見，一位元老的回答是“愷撒啊，你將以怎樣的程式提出自己的意見呢?如果你第一個發表意見，我就按照你的意見發表我的個人意見;如果你最後發表意見，那我害怕會不小心而發表和你相反的意見”。

虛偽肯定比坦誠更有競爭力，只有虛偽才可以把本不屬於獨裁者的光環罩在他頭上。這種環境下，愈顯高貴的人才愈發醜惡。一旦帝國進入這種體制，優秀者會迅速被虛偽兇殘卑劣者驅逐，這個體制根本就不可能允許高尚和坦誠。

卑鄙確實可以是卑鄙者的墓誌銘，更多時候，高尚根本就不是通行證。

廢物繼承者遲早會出現，帝國的第四位繼承者，尼祿，就是你了。

任何一個專制帝國的歷史上，奇人帝王總是會出現，尼祿無疑是其中之一。有人說，他是一個浪漫、無知而又卑劣的人，一個極其不合格的皇帝。

尼祿，心機和手腕絕對可以和他的前輩比肩，可惜，他即位的手段太卑劣，影響了獨裁者的權威，最終導致他的滅亡。

尼祿是在自己母親的一系列陰謀下登上帝位的，軍隊對他並不支持。為了取悅平民從而對抗軍隊，也為了獲得軍隊底層支援，尼祿頒佈了糧食限價令，這就是傳說中的市場管制。

結果，羅馬城大量撂荒土地，以務農為生的平民拋棄了土地。

很簡單，按照尼祿規定的糧食價格，大家就得去喝西北風。據記載，西元1世紀尼祿當政初期，羅馬城郊的耕地價格愣是下降了接近1倍。

尼祿的補救政策就更是離譜：為平民分配了免費糧食，以農補城。舉辦節日狂歡，取悅城市居民。當時，羅馬城有一半時間在過節，舉例來說LudiRomani節（抱歉，我實在不知道這個節日是幹什麼的），有5天的馬戲+7天的戲劇+2天的宴會+2天的賽馬，國庫負擔的費用為76萬銀幣，而一升油的價格不過是2個銀幣。

因為，就算耗盡全國資源，統治者也起碼要維持首都羅馬的穩定。

這些頗顯“才華”的政策使得羅馬帝國的錢袋子很快就癟了，要不停從外邦購買糧食，還要取悅平民舉辦歌劇和體育比賽

尼祿終於換來了羅馬城平民的支持，迫使帝師賽內加隱退，幹掉了禁衛軍統領，也就意味著他自己可以執掌帝國雇傭軍，他甚至可以把奴隸塞進元老院一個東方式的專制君主即將誕生。

還是很遺憾

羅馬帝國不是羅馬城的羅馬帝國，羅馬城的繁榮是以行省凋敝為代價的。在行省，出售食物要繳稅，搬運東西要繳稅，甚至從良的妓女仍要為以前的行為繳稅尼祿的橫徵暴斂激起了如火如荼的行省反叛，包括高盧行省、西班牙行省等。

另一方面，用錢餵養的奴才不可能對自己的統治者有任何真正的階級感情，他們會逐漸認為自己這種福利本就應得，從而使得開支出現剛性。一旦統治者不能維持對他們的給養，很偶然的事情都會引發叛亂。西元68年，一個不能分配糧食的謠言引發了羅馬城居民暴動，尼祿喪生於羅馬城叛變，也終結了羅馬帝國第一代王朝，儒略·克勞狄王朝，凱撒家族的輝煌戛然而止。

如何才能搶劫老百姓

搶劫的第一個境界，是高稅收。

搶劫的第二個境界，是罰沒。

搶劫的第三個境界，是超級貨幣貶值。

人類歷史上，從來都不缺乏搞笑劇碼，羅馬帝國克勞狄王朝之後是安敦尼王朝，安敦尼王朝的幾位統治者都堪稱極品。這其實並不奇怪，人性本身就是很複雜的東西，對專制者的人性更是沒有任何束縛，在外部危機消失之後，專制者本人也會越來越離譜。

最著名的皇帝當屬康茂德，羅馬史中看康茂德，跟明史看天啟皇帝朱由校差不多：朱由校喜歡鑽研木匠工作，康茂德喜歡親自下場與角鬥士搏鬥，都是不務正業的高級領導。

無論是角鬥士成為皇帝，還是皇帝成為角鬥士，基本都會抓瞎。於是，這位皇帝角鬥士被自己的情婦和侍衛長合謀暗殺。

康茂德活著的時候是個禍害，死了禍害更大。康茂德確實昏庸，但他是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軍隊統帥，是名副其實的軍事權威。推翻一個軍事壞權威不是壞事，如果樹立不起更好的權威，那就未必是好事了；如果根本沒有權威，那就肯定是壞事了。一個軍事權威倒下，新權威不能服眾，結果必定是群雄爭霸。

康茂德死後，羅馬帝國同時出現了三個皇帝，更離譜的是這三個皇帝稱號居然是通過拍賣得到的。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何況是一下出來三個皇帝。最後，其中一個叫塞維魯的皇帝擺平了另外兩位皇帝。

之所以塞維魯能擺平其他兩位皇帝，是因為他很有辦法。他的辦法是，給士兵多發錢，只要是他的手下，無論士兵還是軍官收入都比其他兩位皇帝多一倍。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要多給士兵發錢，其餘的人可以不管”。

塞維魯時代羅馬帝國已經開始使用雇傭軍，結果雇傭軍的工資越來越高，國家支出也就越來越大，大到足以耗盡羅馬帝國年入。

為了應付日益浩繁的軍費開支，塞維魯拿出了祖宗的老本行，搶劫，在國內。

統治者的劫掠手段一般分為如下幾種，不同時期使用不同手段，不同手段又會帶來不同後果。一般而言，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幾百年如一日的搶劫，一定會給被劫掠者留下一口氣。不到最後關頭，統治者也不會把人逼入死境。

搶劫的第一個境界，是高稅收。達到這個境界的統治者，可以獲得人民所有積蓄，民眾的收入僅夠維持生存。

簡單來說，就是增加若干稅種，白天當街收錢、半夜砸門撬鎖；複雜點的，無償徵用勞動力，舉例來說，徭役。

搶劫的第二個境界，是罰沒。達到這個境界的統治者，可以獲得民眾所有財富，民眾已經徘徊在生死邊緣。

儘管增稅能提高收入，畢竟成本很高，要派稅吏，要統計所有居民收入，中間還得被稅吏擺一刀。

凡此種種，效率實在是太低。

居民手中什麼最值錢，找個幌子就直接拿來，舉例來說，土地。塞維魯宣佈：行省土地全部歸皇帝所有。

搶劫的第三個境界，是超級貨幣貶值。達到這個境界的統治者，會喪失天下所有財富。因為，民眾已經忍無可忍，也就無須再忍。

塞維魯畢竟也是馬上皇帝，所以，在貨幣減重上還比較克制，他當政的時候金銀幣重量也就減少1/3。塞維魯的繼任者很快就修煉到最高境界，金幣居然只含2％的銀，就差發冥幣了。

隨著劣幣發行量逐步增加，羅馬物價也一步步提高，終於2~3世紀爆發了一次大規模通貨膨脹。最終，羅馬的經濟開始向自然經濟蛻化，塞維魯王朝也開始用實物支付官員薪水，從食品、衣著到車馬。

羅馬帝王，專制權力遠不如東方皇朝，應對危機的能力當然也遠遜於東方帝國。

東方帝國士兵就算缺衣少糧，最多嘩變，拉杆子造反的人畢竟是少數。羅馬的士兵可是雇傭軍，用一句電影台詞來說明，雇傭兵的目的是“I want my fucking money”（摘自《勇闖奪命島》）。

沒有錢，皇帝也要幹掉。

塞維王朝一共三代帝王，都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方式，被自己的士兵幹掉了。

物價可以控制嗎

搶劫最高境界：自封為神！達此境界者，肯定是“神功在手，天下無有”。還要強調一點，與葵花寶典不同的是，這種情況下被閹割的不是練功者，而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混亂，在戴克裡先這裡結束了。

戴克裡先登位後重鑄了貨幣，把金幣的含金量提高到1/60羅馬鎊，大約是羅馬帝國早期的60％，希望能以此抑制物價，使羅馬商品流通再度繁榮。即使這個含量，戴克裡先也吐血了，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這麼多金子重整貨幣，而且他也不是唯一的貨幣鑄造者，其他鑄幣者不想跟著他發瘋，唯一結果就是耗盡黃金。

鍍銅的金幣仍然是交易的主要貨幣，物價該漲照漲。

戴克裡先又想出了一個很不怎麼樣的法子，命令價格不准上漲！

他發佈了一道敕令，對糧食、飼料、教師工資等等若干商品公佈了官方價格，不准市價高於官方公佈價格。而且他恐嚇人們，“誰若敢違抗這個命令，就有掉腦袋的危險”。

居民很害怕，但是沒服從。

理由很簡單，因為按皇帝的價格大家都得餓死；反正都是死，只要不被抓住，沒准大家還能多活幾天。

所以，大家物價照抬。

皇帝大人沒有物資儲備，不能象現在一樣地價高漲時拋出儲備土地，就指望一張敕令控制價格是不靠譜的。

於是，戴克裡晉級到了搶劫最高境界：自封為神！達此境界者，肯定是“神功在手，天下無有”。還要強調一點，與葵花寶典不同的是，這種情況下被閹割的不是練功者，而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戴克裡先是一個比較有理想的人，既然不聽帝王的命令，我就扮作神，神的旨意總該聽吧。羅馬人崇拜太陽，太陽神是神，太陽神的兒子應該也是神。戴克裡先終於使出了絕招，自封為太陽神之子。

從此，他身穿絳紅色披風，走向本屬於神的祭壇。

人對人的控制必須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鎮之以威。神就不一樣了，人應該朝拜神，對神旨絕對服從。

神不讓你漲價，你就不能漲價。

戴克裡先之前，羅馬皇帝的所有命令仍舊需要元老院批准，即使是形式上的審查，程式還是要走的。戴克裡先繼位後，剝奪了元老院的所有權力，所有問題由皇帝本人決定。以往所有與共和制有聯繫的行政官職如執政官、監察官、保民官等，由皇帝親自任命，不再經過元老院。

最重要的一點，戴克裡先明確宣稱他的君主權利“無上絕對”，“神”當然不用受任何人的限制，對芸芸眾生有生殺大權。

屬下對他，那可不是一般的尊敬，他也不是一般的莊嚴。侍從和宮廷官吏開始必須對戴克裡先行跪拜禮，“臣民”、“陛下”之類的詞彙出現在羅馬帝國史籍中。

在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裡，有個邪派領袖叫“星宿老怪”，弟子為了大拍馬屁炮製了一篇“星宿老仙揚威中原頌”，自吹自擂“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當世、古今無比”。如此忠心的弟子，一見星宿老怪失勢立刻倒戈要求處死自己的師傅。

《天龍八部》把星宿老怪當做小丑描寫，很具有喜劇色彩。然而，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的時候，我並沒覺得好笑，真的一點都不好笑。

歷史上、現實中星宿老怪很多，多到有點權力都覺得自己可以“揚威中原”，舉例來說，戴克裡先。星宿老怪們的所作所為也絲毫不亞于金庸筆下的這位邪派高手：自以為神，謊言如潮，自己越是莊嚴子民就越敬重，自己越是神秘對子民就有越多未知。

即使你在莊嚴肅穆的宮殿中高高在上，即使你高揮手臂指明方向，你仍然不是神。因為真正的神旨是規律，最大的神旨是人不能被人剝奪。就算你真心呼喊萬歲、萬歲、萬萬歲，萬歲也不過是一種心願，又有誰真的可以萬歲，又有誰真的可以不死，驍勇羅馬帝國也不可能萬古常青。

第2章 迷失的貨幣（法蘭克帝國）

引言

羅馬人喜歡稱日爾曼民族為“蠻族”，這些小赤佬終結了歐洲當時所有的金融活動，人們開始向城堡退卻。這種西歐城堡才是真正的小農經濟，農奴非但沒有貨幣，終生甚至都難以走出這個破石頭牆。北歐海盜以摧枯拉朽之勢衝垮了封建城堡，也孕育出了第一代國際“倒爺”，西歐商品經濟開始復甦。

中西小農究竟有什麼分別?

真實的海盜又如何能成為金融濫觴?

搶無可搶的君士坦丁

從君士坦丁開始，羅馬帝位改為世襲。以前，即使是以軍事力量作後盾，稱帝也需要元老院首肯，並成為前任皇帝義子。以世襲為特徵的集權帝制，是封建中央集權的最終形態，也是封建專制的極端。一旦這個體制出現，一個國家就會圍繞一個人，市場演進自然會被壓制。

羅馬的北方有一片廣袤而晦暗的世界，這裡居住著金髮、碧眼、高鼻的日爾曼人，他們才是今天歐洲人真正的祖先。

羅馬帝國在聲色犬馬中墮落的時候，日爾曼人已經演進到原始社會末期，並且形成了幾大分支，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法蘭克人、盎格魯人，等等。他們窺探羅馬繁華已久，幾個世紀過去了，終於等來了機會

羅馬帝國終於走到了君士坦丁（西元324～363年）時代，君士坦丁統治羅馬帝國只有19年，對西歐卻是一個分野。因為，在羅馬歷史上，君士坦丁是一個最不厚道的皇帝，請注意，在這裡我沒有說“之一”。

從君士坦丁開始，羅馬帝位改為世襲。以前，即使是以軍事力量作後盾，稱帝也需要元老院首肯，並成為前任皇帝義子。以世襲為特徵的集權帝制，是封建中央集權的最終形態，也是封建專制的極端。一旦這個體制出現，一個國家就會圍繞一個人，市場演進自然會被壓制。

隨著權力集中，帝國皇帝的目標由提刀砍人變為維持壟斷的中央集權。再集權，君士坦丁也是一個人，一個人管不了這麼大地盤。

中國武術有一個流派叫做“太極拳”，有句口訣我記得好像是“以心使腰、以腰帶臂、以臂運手、以指形力”，意思是打架鬥毆的時候用全身發力，這樣比較狠。

羅馬帝國皇帝和貴族的關係就是心和手臂，皇帝通過貴族傳達政令。

這個手臂經常不聽心臟使喚，羅馬貴族通常都有自己的領地，對皇帝的命令經常置若罔聞。指望他們像奴才一樣言聽計從，那是相當不靠譜的，畢竟損害自己的利益就是皇帝老兒也不行。

不是歷代羅馬帝王仁慈，實在是不能動手。搶劫貴族，也就是搶劫自己；不聽話的手臂，總比沒有強。

這種狀況，君士坦丁絕對無法忍受，你不聽話，我就找個聽話的來。

他想到了一個方法替代貴族：雇傭軍隊統治帝國。要說這個方法別人也不是沒用過，奧古斯都時代開始羅馬帝國就有了雇傭軍，但基本上不超過軍隊總量的40%，君士坦丁時代這個數字已經到達90%。

這些雇傭軍在歐洲歷史上有一個特定而又非常不雅的稱號，“蠻族”，也就是北方日爾曼人。每次看到這個詞，我總有一種感覺，象上海人著名的口頭禪，“小赤佬”。

雇傭軍隊需要錢，大量的錢。有了錢，軍隊才會聽帝王指揮。

君士坦丁賺錢的方式有如下幾種，第一種，鑄造貨幣。為維持軍隊統治權，君士坦丁剛登上帝位就開始鑄造貨幣，其中就包括純度非常高的金幣（蘇勒德斯幣和半西斯幣）、銀幣和銅幣。

第二個發財的方法是壟斷所有商業和手工業。同時代的漢朝最多只是重農抑商、壟斷鹽鐵，君士坦丁深謀遠慮，走得也更遠。

君士坦丁建立了當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官僚管理體制：所有手工業都由行會管理，所有手工行業必須世襲；稅收由官僚核定，無論辛苦一年能掙多少錢，對國家的稅收一分不能少；對進出城市的商品實行重稅，尤其是對外貿易完全由政府壟斷，舉例來說對中國的絲綢貿易，從進口數量、品質直到在國內上市的價格，全部由政府嚴格規定。

如果敢偷偷到中國弄幾車絲綢，也沒什麼，帝國各個關卡都設有“商務專員”，一旦發現走私，商務專員會對你進行一些“納稅光榮”的教育；通常情況下還有體罰，會要命。

第三個方法屬於輔助設施，選擇拜占庭城（即君士坦丁堡）重建首都。

君士坦丁堡不是羅馬，羅馬是自然演進中出現的商業貿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卻完全是一個以世俗權力為中心的城市。專制也需要環境，舉例來說，誰要是想在今天的美國建立帝王專制，就算擁有外星武器恐怕也不太靠譜。之所以選擇拜占庭城，主要是這裡靠近波斯帝國，居民同樣要求一個集權對抗波斯帝國，對行政集權的反對力量不強。

搶劫，在任何時候都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超過被搶者的承受限度，舉例來說，被搶劫的人只有20塊錢（還是日元），劫匪非要對方支付一套首都豪宅，就是把他全家的腎臟、角膜一起賣掉，恐怕也湊不出來。

您還是撕票吧！

在日復一日的搶劫中，羅馬帝王消耗盡了居民的財富，蕭條的國內生產不能交換東方的香料、絲綢和陶瓷，羅馬帝國唯一可以流入東方的只有黃金和白銀。要知道，西羅馬帝國晚期，很普通的東方花椒都比黃金昂貴，花椒是以顆粒計算的，在極端封閉的環境下才能加工花椒，因為，怕過堂風吹走了花椒粉。

皇室以及附庸在皇室周圍的人不斷進口奢侈品，國內重金屬大量淨流出。《羅馬編年史》記載，“據最低之估計，我國之金錢每年流入印度、賽裡斯（即中國），不下一億塞斯特”。此時，早期的幾個銀礦已經枯竭，西羅馬帝國末代皇帝期間，蘇勒德斯金幣的含金量已經不足君士坦丁時代的1/100，帝國貨幣再也不能支持耀眼的鐵騎，甚至多數地區再次出現以貨易貨。

如此超級通貨膨脹，背後只有一個原因：帝國已經失去了統治能力，甚至就連掠奪財富的能力也不存在了。

國家貨幣對內喪失信譽，也就失去了統治基礎。如同窮人拼命買名牌裝飾自己一樣，帝國越是感覺喪失統治能力，對內統治的手段就會越嚴酷。

帝國晚期，對居民的高壓已經達到了東方帝王都望塵莫及的地步：禁止釋奴，即使公民和貴族也不得更換居住地、職業，敕令中充滿了這樣的字眼“應該像奴隸一樣對待逃跑者”；造幣廠工匠臉上被打上烙印，被要求“一輩子處於現有的地位”；可以殺掉不馴服的奴隸並且不受法律懲罰；羅馬法學史中臭名昭著的《人口法》、《出生法》都是這段時期的傑作

殘酷的統治確實消滅了貴族，取而代之的卻是一批更加鮮廉寡恥的帝國官僚，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勢不斷侵蝕貴族甚至皇族的土地。儘管敕令要求不得收留逃亡隸農，然而，執行敕令者卻不受約束，即使君士坦丁時代他們也敢收留皇族的奴隸。

沒有監督之制，皇帝一人又怎麼可能管理這麼多官僚?

大官僚的莊園有華麗的大廳、花園、魚池、廣闊的葡萄園和大片土地，有著數以萬計的隸農和奴隸。在西元4世紀作家巴拉迪的作品中，這些官僚領地中甚至門類齊全的手工業者，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在領地內生產和交換，幾乎不需要和外界發生任何關係。

平民和奴隸，卻什麼都沒有

西歐小赤佬把貨幣搞丟了

如果時空倒轉，我們可以站在蠻族征服的時代，從東方文明看蠻族居住的土地，更類似於今天從北美看北非，沒一點蹟象可以表明一千年後這種平權體制可以率先演進出現代西方文明。

對羅馬帝國來說，靠金錢供養的雇傭軍對付個把奴隸起義還湊合，對付外敵就差得遠了。此時，漢朝正拼命把匈奴往外趕，匈奴逃跑的去處正好是羅馬帝國，或者說是已經分裂的西羅馬帝國。在遷徙過程中，匈奴人發現匈牙利平原這個地方還不錯，就在這裡定居下來，“匈牙利”直譯過來就是“匈奴人的家”。

當然，這裡不是匈奴人的家，而是羅馬帝國的地盤。

羅馬人早就喪失了公民的責任和榮譽，雇傭兵湊成的重裝步兵，在倏忽來去的騎兵面前實在很脆弱。

在某種意義上，中西文明第一輪較量是通過驅趕遊牧民族開始的，中國當時世俗力量能夠集中資源，把匈奴人擋在長城之外，而羅馬當時正處在衰落時期，中國通過匈奴騎兵把壓力傳導給羅馬。

第一輪中西文明爭鋒，西歐敗北。

隨著軍事實力敗北，帝國對行省的控制能力被削弱了，“蠻族”軍事首領趁機奪取了領導權，一系列的“蠻族”王國出現了：西哥特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國（伊比利亞半島範圍），東哥特人建立的東哥特王國（義大利半島），法蘭克人建立的法蘭克王國（高盧），布艮第人建立的布艮第王國（高盧東南隆河流域），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在不列顛島上建立的一些小王國

君士坦丁之後的200年裡，羅馬帝國在這種痛苦的變化中接納了蠻族。也是在這兩個世紀，蠻族逐步入主羅馬帝國。

原始社會末期的日爾曼民族並非一個整體，它有著若干分支，每一個分支再有若干分支，真正能夠統一部族的首領暫時還不存在。當然，每一個派系都有強者，而且部族的強者也是極少數；不過，每一個部族的極少數湊到一起，數字也頗為可觀了。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時候，這些強者實際上誰也不服誰，但誰也不能保證消滅誰。

就是這個原因，在這一小撮人中間產生了一種理念：公平，即“平權”。

用句經濟學術語說，也就是“模糊面紗”：誰也不知道佔據羅馬莊園之後會有什麼結果，未來被一片面紗隔住，是模糊的。直接點說，就是大家都覺得未來很不靠譜；既然都不知道結果，那就要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占不到便宜起碼也不吃虧。

這種體制為後來西歐興盛買下了伏筆，但是，對金融或者貨幣來說仍舊是痛苦的。因為，貨幣消失了。

儘管“蠻族”王國的士兵曾經賺過羅馬皇帝的貨幣，那時候主要是為了騙吃騙喝。自己統治羅馬帝國的時候已經有了莊園，既然在莊園可以自給自足，又何必分心勞神去跟外界交換?

金銀貨幣是大宗貿易支付手段，沒有民間貿易、沒有海外貿易，還用金銀貨幣幹什麼?

雖然帝國鑄幣廠仍然存在，但蠻族國王金幣主要用途是饋贈禮品。本來，銅幣的作用是為城鎮日常生活提供支付工具，但在城堡裡小額支付也很少出現；城堡間的大宗交易又主要靠實物，銅幣也漸漸消失了。

隨著貨幣消失，羅馬帝國的行政體系被徹底打破，日爾曼新貴開始退向城堡，西歐經濟逐漸演化成采邑制。5世紀初期，整個西歐城鎮的數量已經屈指可數，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城鎮蕩然無存，西歐進入了一個完全封閉的狀態。

如果時空倒轉，我們可以站在蠻族征服的時代，從東方文明看蠻族居住的土地，更類似於今天從北美看北非，沒一點蹟象可以表明一千年後這種平權體制可以率先演進出現代西方文明。

歷史上有著太多偶然，但偶然之中肯定也有必然。

此前此後，東西方都曾在分權和皇權的十字路口之間有著無數次猶疑，可能在某一個時點選擇某種體制是偶然，但是，最終歷史的選擇卻無疑是一種必然。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關於這一點，我以前不信。

中西方歷史中都充斥著帝王將相，平民甚至連“金兵甲”、“宋兵乙”的角色都混不上，包括你我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隻言片語。

現在，毛澤東同志的這條教導，我信了。而且，關於這一點，我認定、肯定以及確定。

牛人也是人，也只有一次生命，他在歷史上可能輝煌幾年，也可能是幾十年。這些時間，對厚厚十幾卷世界史來說，不過也就是一兩頁，甚至幾行。在這幾頁或者幾行內，主人公確實也可能會使歷史改道。

更多的情況可能是，前幾行字牛人還很牛，下一行，就變呆住人了。

千百年後鉛華洗盡，人們會發現牛人改變的只是歷史的表現形式。牛人所做的，只是延緩或者加速歷史進程。羅馬帝國由君士坦丁統治還是由戴裡克先統治，其實都無所謂。無論誰是統治者，只是若干事件、若干人物更換名字或者形式，內涵永遠不會改變。

歷史的內涵，是人民群眾創造的。

用更直白的語言解釋：最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社會認知和日常道德就是歷史，只有統治者被最普通的人接納才能持續自己的統治，只有民族文明底蘊才能決定歷史走向。沒有當時封閉的城堡，也不會有後世身份對等的投資者。當然，在這種文明底蘊之下發軔的西方金融市場同樣是一種搶劫式平權，幾乎一脈相承繼承了羅馬和蠻族的鐵血規則，儘管在身份平權，但只有強者才可以統治市場。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人應該統治國家、什麼人應該被拋棄，自有定數。即使牛人活著的時候人民群眾無法做到，但悠悠千載之下，又怎能擋住水滴石穿?

西元476年，羅馬雇傭兵領袖奧多亞克（民族：蠻族）欺負人，廢黜只有6歲的西羅馬皇帝羅慕洛。

該來的，早就來了，羅馬帝國，早就只是一個軀殼。

西歐第一帝：克洛維

這位法蘭西萬世之祖統治下，西歐根本就沒什麼金融可談，法蘭克族連自己的文字都沒有；至於貨幣，克洛維把羅馬貴族都打到農村老家了，沒有交易，也就沒有貨幣。

儘管如此，真實的克洛維對歐洲金融乃至經濟的貢獻仍然是巨大的，只是表現形式並非貨幣。應該說，正是在克洛維手中奠定了西歐社會基礎，只是這個社會基礎不可能允許君主專制存在，卻是現代金融體制的根本。

克洛維（西元465～511年）是寫在西歐歷史上的起點人物。

西元481年，克洛維統一了法蘭克各部，在塞納河流域建立了法蘭克王國，立都巴黎。克洛維締造了西歐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日爾曼王朝，“墨洛溫王朝”，直至751年西歐始終被克洛維的子孫統治。

現在，克洛維被視為法蘭克民族的祖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基督的聖徒。

謠言，絕對是謠言。

儘管後世對克洛維的描述多的實在有些離譜，我實在無法相信，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能有這麼詳細的記載。要知道當時的法蘭克王國，完全是野蠻人，社會文化壓根就是無意識的自然狀態，如此細節性描述是絕對不可能的。

最著名的造謠者，叫做葛列格里（538-594），被譽為法蘭克歷史之父，不過，也有人將他稱為“謊言之父”，他所著《法蘭克人史》中，克洛維形象才成為高、大、全。

克洛維時代留下的信箋告訴我，這是一位嗜血、貪財的蠻族領袖。

克洛維在本族鬥爭中先是唆使侄兒殺死兄弟，再“舉起雙刃戰斧劈進侄兒的頭顱”，事後，面不改色宣傳“所有這些事情，我完全沒有參與”。至於皈依基督教，用他自己的語言就是“既然他們不來救援侍奉他的人，於是我就認為他們沒有力量”，上帝在他心中充其量也就是馬前供奉的戰神。

其實，如何評價克洛維、怎樣評價克洛維，要分誰說。拿死人說事，在全世界範圍內都通用，只要有利於統治者。

克洛維締造的墨洛溫王朝之後，加洛林王朝、卡佩王朝、瓦洛亞王朝和波旁王朝或多或少都與克洛維有著絲縷血緣聯繫，王權神聖當然應該自古斯然。

只有將自己的祖先塑造成神，王室才是高盧萬世之主。在中國，流氓劉邦可以被說成是斬白蛇而受天命，在西歐面目猙獰的克洛維當然也可以被描述成虔誠的基督徒。

克洛維地下有知，可瞑目矣。

不過，這位法蘭西萬世之祖統治下，西歐根本就沒什麼金融可談，法蘭克族連自己的文字都沒有；至於貨幣，克洛維把羅馬貴族都打到農村老家了，沒有交易，也就沒有貨幣。

儘管如此，真實的克洛維對歐洲金融乃至經濟的貢獻仍然是巨大的，只是表現形式並非貨幣。應該說，正是在克洛維手中奠定了西歐社會基礎，只是這個社會基礎不可能允許君主專制存在，卻是現代金融體制的根本。

克洛維第一個意義深遠的行為是，建制封建，封建封建，封而建之。

對於嗜血的蠻族來說，鋒利的法蘭克戰斧不可能使歐洲永遠臣服，法蘭克人沖入西羅馬時，也根本就沒有自由和公民的概念，法蘭克人當時還處在氏族社會，本來就很自由。

自由的原始社會驟然建立了龐大的統治區域，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統治。

搶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克洛維沒有虧待弟兄們，大塊吃肉、大秤分金，有錢同使、有飯同吃。他不斷把征服的土地、農民分封給廷臣、將軍和親屬，這些人統稱領主。

領主向國王效忠。

領主也很慷慨，他們再把土地分封給另外一幫人。但這些人不需要向國王效忠，他們只需要效忠領主。

不慷慨不行啊，不慷慨誰給你賣命?

領主的屬下叫做騎士，騎士之下還有更細的分封，戰亂的中農民不得不依附于新的領主或者騎士，以求得保護，這逐漸形成了西歐政治經濟制度發源，領主制度。

克洛維的本意是通過分封控制整個王國，只是他分封的領主在領地內其實和他一樣：他是大國王，領主都是小國王。地方封臣對中央具有相當的獨立性，領主在領地內擁有司法、行政、軍事、稅收等權力，國王本身只是一個大領主。

為了獲得領主效忠，國王必須授予小國王權利，這些權利最終成為終結王國專制的根本。他們的國王和王國實在是太小了，任何幾個國王聯合起來就可以和大國王對抗。在西歐歷史中，克洛維王朝被描寫為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其實不過是一群農場主騎著馬亂晃。那些著名的戰爭最多不過是萬把人，拿到當時的中國，說成是宗族械鬥還差不多，不可能形成一個真正絕對集權的統治中心。

以封地為中心產生的“領主－騎士”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契約關係：領主和附庸分別承擔責任和義務，領主要負責在戰爭中保護附庸，附庸必須為領主提供兵役和助金。

這種制度中，封君對封臣有管轄權力，而對封臣的封臣不再具有約束能力。

換句話說可能更清楚，A在土地a上可能是B的封臣，但B同時也可能在封地b上成為A的封臣。這是一種極其混亂、複雜的封地關係，按東方思維很難理解，因為其中沒有絕對的臣屬關係。

一個人怎麼能既是自己上級、甚至是上級的上級，同時還是自己下級、甚至是下級的下級?

本來就不能理解，因為，維繫封建關係的是契約，不是權力。一個省部級企業不可以歸地廳級企業，但可以和其他地廳級企業簽合同（非下屬單位）。

所以，馬克思所謂封建社會，專指西歐而言。

有人說我們是幾千年封建社會，我始終對此有所保留，我們歷來是皇帝集權，無封，又如何建?

西歐封建農奴制度下，封臣不再生活在公共環境下，而是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私人生活佔據了主導。在個人空間內個人意志就是一切，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的社會發展模式，在西歐的發展歷程中這種精神得到不斷強化。雖然，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貴族，但這種生活方式卻成了人們追求的目標。

這種個人主義使西歐地區進入了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每一個領主都可以獨立創新、試錯，從而成功制度不斷被模仿。如果附加外部挑戰，整個試錯過程非常緩慢和痛苦，這種制度不能在短期內集中資源，進而應對外部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

如果地緣上西歐臨近一個強大的帝國，西歐歷史一定會被改寫，然而阿爾俾斯山和拜占庭阻擋了波斯帝國西進，西歐獲得了一個良好的試錯環境。

第二個意義深遠的影響，皈依基督教。

如果有人告訴我，試圖建立專制的統治者有信仰，那我寧可相信芙蓉姐姐是真的天生麗質。

克洛維是在一次戰役中先輸後贏（與阿拉曼人戰爭的托爾比阿克大捷），發誓如果上帝能讓他贏得這場戰爭就皈依基督教。種種偶然的機會，克洛維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戰後率全體戰士皈依基督教。

那，都是傳說（胡說）。

克洛維皈依基督教肯定是經過長期考慮的，不可能因為一次誓言。因為克洛維皈依的並不是高盧或者巴黎的基督教流派，當地的基督教流派並不被羅馬教廷承認。羅馬基督教也為克洛維皈依做了長時間的準備，包括尊稱他為西羅馬帝國執政官，雖然當時西羅馬帝國已經不存在了。

如果皈依基督教，克洛維就不僅僅是軍事領袖，也是西羅馬帝國帝位名正言順的繼承人。在克洛維信奉基督教之前，剛剛新婚，他的妻子是勃艮第王國公主，恰好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說是巧合，難以相信。

哥信的不是上帝，是鐵血。

雖然蠻族摧毀了西羅馬帝國，但法蘭克王國作為西歐當時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皈依了基督教，昭示著但蠻族將在一定程度上繼承羅馬文明，戰亂對文明的破壞也不會到達毀滅的程度，日爾曼民族因此融合了羅馬民族的精神，形成了歐洲民族國家的雛形。

在此後的歷程中，西歐雖然長時間分裂，出現了很多國王，但精神始終統一在教皇大旗下。雖然，從世俗權力框架看，西歐是確實是分裂的，但明確的信仰、嚴密的教會在精神領域將西歐統一為一個整體。

西歐是真正的小農經濟

所以後世資本主義在西歐生根發芽。從某種意義上說，中世紀歐洲的莊園才是真正的小農經濟，衣食住行甚至手工業都在莊園或者領地內完成，即使領地記憶體在市場，領主也可以名正言順去收稅。

克洛維常年出去砍人，非常猛。他經常搶到很多土地，並且把這些土地封給手下，獲得土地的人也就是後來的貴族。

克洛維的子孫也想這麼幹。

克洛維的本行就是強盜，所以有入有出，沒有問題。到了他子孫手裡，就不行了，搶來的土地都分給貴族了，王室領地並不比領主多，實在是沒有實力搶劫了。7世紀，克洛維家族已經窮得叮噹響了。

更糟糕的是他們成了被搶劫的對象，搶劫他們的人，有個官職，宮相。

宮相，大概類似於中國的大內總管，宦官，在哪裡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職業。何況，這些侍從不但沒有淨身，而且可以統帥軍隊。

更離譜的是，法蘭克宮相是一個可以世襲的職位。

這些侍從與中國宦官有著本質的區別，宦官或者說太監的權力來源於皇權，宮相的實力卻來自地方莊園。也就是說，宮相是一種完全獨立于王權的勢力，本身就可以制約王權。

克洛維臨死的時候，腦袋可能被驢踢了，居然把領地分配給了四個兒子，而非遵從長子繼承傳統，這無疑為宮相撈取王權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前景。

在宮相查理·馬特授意下，強勢國王達戈貝特被自己的教子暗殺，而且一定死的很慘。據《查理大帝傳》記載，這位元國王睡覺時被長矛戳進眼窩。隨後，馬特始終保持著國王年齡不超過15歲的記錄，一旦超齡，就將其廢黜。

宮相不但掌控著地方領地，甚至控制了王室莊園。此時，國王有了另一個綽號，“懶王”，也就是說，已經完全成了擺設。

有這樣的實力，宮相仍舊不敢自立為王。非不想也，乃不能也。因為，在法蘭克王國當國王不能僅憑刀把子，還要有教皇加冕。

西方國王不能自封可以統治人民，君主的權力來自于上帝，國王必須經過教皇加冕，即“君權神授”。如同當代憲法導言，大家都會說明政府權力來源於人民。

沒有君權神授，宮相卻有了國王的實力，長此以往，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

爆發的宮相，叫做丕平（714～768年），也是馬特的兒子。丕平很矮，在西歐史上也被稱為“矮子丕平”。

執掌法蘭克帝國10年，每次看著廢物般的國王，丕平總有一種衝動，想取而代之。而且，他的衝動還可以變成現實。

條件1：丕平之前，他的父親馬特在西班牙戰勝了伊斯蘭西擴勢力，查理家族聲譽在西歐基督教中如日中天。

條件2：西元741年，拜占庭在對抗阿拉伯帝國的戰爭中一敗塗地，如果阿拉伯帝國真擊潰了拜占庭帝國，西歐基督徒就得從“上帝保佑”改念“真主安拉”了，無論西歐居民還是教廷都需要一個強大的集權對抗伊斯蘭勢力。

這是個好機會。

第一次覲見教皇，丕平就提出了一個具有辯證意義的問題：“徒有虛名的人做國王好，還是有實權的人做國王好?”

教皇心領神會，答：“掌權者應為王”。

心照不宣，丕平放心了。

接下來，在法蘭克貴族舉行的蘇瓦松會議上，丕平廢黜墨洛溫王朝末代國王希爾德里克，並把他關進修道院。

丕平加冕典禮，教皇提芬三世如期而至，從此，加洛林時代開始了。

作為回報，756年，丕平奪回了羅馬教廷統治區，羅馬城及附近一部分地區劃歸教皇管轄。此後，在基督世界裡，任何侵佔教皇土地的行為都被看成反對上帝，這部分土地就是今天的梵蒂岡公國。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小片土地，教皇才能跟世俗權力對抗。不像今天的聯合國，在人家地盤上蝸居，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怎麼好意思反對人家。

丕平有個兒子，叫查理曼（西元742～814），又稱“查理大帝”。跟查理曼比，丕平甚至算不上加洛林王朝的開創者。

查理曼從父兄手裡繼承了法蘭克王國，卻把領土擴張到西歐全境，在位45年，55次對外征戰，法蘭克王國成為一個東起易北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北瀕北海，南臨地中海的王國，佔有西歐大陸的絕大部分土地，幾乎囊括了當年的西羅馬帝國版圖。

按照東方標準，查理曼絕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開疆拓土、為獲得權力和支持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很多時候，一旦社會走進這種迴圈很可能就會形成不可逆轉的棘輪，但是，西歐沒有進入皇權專制的怪圈。

惡花，如何能結出善果?

墨洛溫王朝末期，羅馬帝國遺留下來的貨幣制度幾乎完全消失，“購買”（emere）一詞甚至被“物物交換”（compare）替代。此時，西歐是一個地道的未開化社會，蠻族兵鋒撕裂了羅馬文明，這裡不再有繁榮的商業、高度的文化，更沒有一個國家行政管理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封建城堡，貨幣用處已經不是很大了。

農奴一生都未必能走出領主的領地，要貨幣幹什麼?

沒有貨幣，很慘。不過，對多年之後的西歐歷史來說，這句話應該反過來：幸虧西歐當時沒有貨幣。

要統治整個王國，必須削弱領主實力，也就是說，要從領主手中把土地拿走。丕平、查理曼想出的第一個辦法：鑄幣，贖買領主土地。755年，丕平重建鑄幣廠，規定每磅純銀鑄幣不得超過22個。

順便說一句，這個法子實在不怎麼樣。在中國，可以用高價買來好地，但西歐不是中國，用錢買地，就算國王也不好使。

中世紀領主與中國地主，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到涇渭分明，大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國地主只有土地，西歐領主卻擁有土地上的一切。

對中國地主而言，土地只是一種財富的象徵，跟能辦多少事，有多大權力基本沒有關係。地主是皇帝的子民，佃戶卻不屬於地主，土地所有權和統治權完全是兩個概念。不論有多少土地，誰要是敢在自家地盤上弄個紫禁城出來，立刻就得被滅掉。

以“小農經濟”自標的中國小農其實只能耕織結合，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地主壓根就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土地佔有關係要遠比西歐脆弱，更值錢的，不是土地，而是權力。於是，我們有了“貧富無定式，田宅無定主”。換句話說，中國古代歷史上只存在皇族，從來沒有真正的貴族。

對領主而言，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土地意味著自己的一切！

國王在領主土地上只能管理領主一個人，至於農奴是從來不需要效忠國王。封建體制下，西歐土地流動頻率要遠低於東方，土地兼併也不靠貨幣交易，更多的是聯姻。也正是這種相對穩定的土地制度保證了西歐在生產力遠落後於東方的條件下寄存了可憐的社會財富，為後續裂變積累了財富基礎。

西歐領主，就是在自己家修一個白金漢宮，也沒人能管得了，只要你修得起。

對西方農奴來說，在城堡中出生，也在城堡中死去，終生不跨藩籬一步，不是小農經濟，又是什麼?

東方小農經濟本身就存在封建城市，小農中的手工業、商業又不局限于服務某個地主，而是為整個社會服務，工商業一定限度內發展不可能突破原有經濟系統。西歐卻不可能在封建莊園中容納下這些商業萌芽，莊園範圍狹小，只要手工業和商業有稍有發展就必須與莊園經濟分離。

所以後世資本主義在西歐生根發芽。從某種意義上說，中世紀歐洲的莊園才是真正的小農經濟，衣食住行甚至手工業都在莊園或者領地內完成，即使領地記憶體在市場，領主也可以名正言順去收稅。

用錢買我的土地，儂當阿拉是港督啊！

領主們對付王室的方法是，凡是流通出來的貨幣幾乎都被重鑄，當然，裡面摻了很多鉛和錫。

王室發現自己越來越吃虧，領主越來越有錢，自己卻越來越窮。

不僅丕平鑄造的貨幣基本沒有派上用場，查理曼及其子孫後代禿頭查理煞費苦心鑄造的足值貨幣基本都風流雲散了。

這種受累不討好的情況，當然不可能長期延續。

對照今天的西方金融市場（尤其是外匯市場）與中世紀莊園，我們會發現兩者何其相似：無數莊園主（投資者）各自處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閉鎖自身投資資訊），騎士在相對公平的環境下決鬥（資金搏殺），國王也不是絕對的權威（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金融市場主宰一切，美聯儲也不能，否則就不會有1929年大危機或次貸危機）。當然，莊園主有大有小，投資者也有強有弱，但決鬥或者資金搏殺規則是公平的。

時至今日，西方金融市場仍舊保留著中世紀騎士的風格：失敗者必須自己承認失敗，要知道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是泰國、印尼等國家自承匯率浮動。騎士用長矛和利劍擊中對手弱點，一擊致命；投資者也要選對出劍的時機和位置，否則，對方就會刺穿你的胸膛。

天平與劍，海盜的經商之路

世界上第一批國際貿易商，就是這批海盜。之前，法蘭克王國即使有商人，也僅限於陸地，英倫諸島和歐洲大陸之間，更多是官方往來。

現代，人們開掘後期海墓葬的時候，最常見的陪葬品中有兩樣：天平與劍。

克洛維以摧枯拉朽之勢毀滅了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他和他的民族曾被當做野蠻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野蠻人也是。

遙遠北方有一群人，他們的名字叫“北歐海盜”。與你想像可能不同，北歐人的血統其實與華人一脈相承，遠古時代黃種人走出非洲，來到了北歐這片冰雪的世界。在這裡，黃種人分道揚鑣了，一部分人留在北歐漁獵，另一部分則翻過阿爾卑斯山，來到了華夏。

留下的則是北歐人，來到中國的是我們的祖先。

黃種人分道揚鑣的時候，還為這事打了一架，北歐人的祖先打敗了。所以，至今北歐人仍舊把“龍”作為邪惡的象徵。

9~10世紀，北歐地區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生產力提高導致人口增加，而北歐人的傳統是長子繼承和一夫多妻：命好的，是哥哥，可以繼承財產，娶很多老婆；命不好的，是弟弟，沒財產、沒老婆，只能靠體力糊口。

這些兄弟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不會有太好的結果，丹麥博物館留存了一副當時年輕男性骨骸，脊椎已經彎到“U”形，很可能生前曾從事極強體力勞動，以至於臨死時幾乎要靠四肢爬行。

無房、無妻、無積蓄，“三無”北歐男人也要活下去。而且，他們也想有房、有妻、有積蓄。

你忍心一生連個蝸居都沒有嗎?

你忍心自己孤獨一生嗎?

加入我們，待遇從優，裝備齊全，食宿全免，全天移動式海景套房，多勞多得，只要大幹一票，在巴黎買房不再是夢想；幹兩票，躋身上層社會，直接與國王對話不再是距離。

給你一片海域，換你一生傳奇!

“三無”男人終於找到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海盜。

於是，西歐9、10兩個世紀簡直經歷了噩夢般的200年，無論國王還是領主都沒有能力對抗倏忽來去的北歐人。現在，西歐歷史將這段時期稱為“維京時代”。

查理曼還活著的時候，就親眼見到北歐海盜劫掠他的國家。報應啊！

世界上第一次關於北歐海盜的文字記載出於教堂，793年6月8日，或許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一群北歐海盜襲擊了海岸林迪斯芬修道院，修士倒在血泊中，修道院被付諸一炬。

之後，類似的記錄多了起來。

因為，西歐和英倫諸島成了北歐海盜的樂園，海盜沖進莊園，殺死所有敢於反抗的人，搶糧、搶牲畜、搶女人，西歐變成了一片火海

查理曼沒有軍隊嗎?

答：沒用。

查理曼的軍隊不是常備軍，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騎士，等騎士集結完了，北歐海盜早搶完、分光、溜之大吉了。

更離譜的是，北歐人習慣於用原始戰爭方式對付西歐騎士。

按照歐洲騎士規矩，騎士之間要一對一公平決戰，騎士攻擊步兵被認為是一種恥辱，騎士要“避免一切欺詐和虛假的行為”。當時西歐還沒有出現重裝騎士，騎士只能騎著一匹馬，拿個帶倒鉤的棍子，戰鬥力實在難以恭維。

在北歐海盜的眼裡，這些規矩很奇怪，當然不會遵守，在他們看來群鬥似乎更合理。

北歐海盜VS西歐騎士，沒有勝負懸念。

開始，北歐海盜也就是幾十人的犯罪團夥，最多搶個商船，或者趁漲潮沖上海岸劫掠兩個小城堡。後來，北歐海盜已經不滿足於海上劫掠，而是動輒幾千人的家當，分裂的法蘭克帝國也根本不能組織統一防守，海盜進入長驅直入。

隨著搶劫帶來了巨額財富，北歐海盜已經武裝到牙齒。標準的北歐海盜船長約76英尺，用一根巨木作為龍骨，船上樹有巨帆，約承載30名海盜。這種船吃水淺，速度快，笨重的商船即使配有保護也不堪一擊。

北歐海盜戰果如下：

855年包圍巴黎向禿頭查理勒索了7000磅白銀，885年再次包圍巴黎，並圍困了整整一年

907年、941年北歐海盜兩次圍攻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庭帝國訂立城下之盟，承認北歐人在帝國範圍內的商業特權

最不幸的是大不列顛島。英吉利海峽是北歐海盜的天然行軍大道，島上原有三個國家，兩個被丹麥人滅了，剩下一個西撒克斯王朝被趕到沼澤地阿賽尼島，丹麥人在不列顛島上建立了一片丹麥區。

這段歷史很少有金融，甚至連一般史實記載都非常少。也難怪，當時北歐沒有文字，西歐有文字，就是每次都戰敗，勝利者要的是糧食、布匹、財寶，記載文字的羊皮紙大概只有一個用途，那就是生火取暖。

對這段歷史，大家只能對著文物想像，無論如何想像，北歐海盜對西歐都是一場災難，有人統計北歐海盜總共從西歐拿走了270000磅白銀、600磅黃金。在貨幣極其匱乏的中世紀，已經絕對是個令人如何舌的數字。

真實的北歐海盜，大概永遠是一個謎，我們在這裡要給出的內容，不是對海盜的描述，而是海盜給西歐帶來的結果。

維京時代給西歐帶來的，遠非僅僅是劫掠，還有城堡裂變和商人再度興盛，有了北歐海盜，才破壞了僵化的“小農城堡經濟”，才有了後來的探險殖民、海運經商。

否則，在原有制度框架內領主和農奴還不知要多少代迴圈才能打破原來的怪圈。

搶劫，是為了錢；海盜並非天生是土匪，如果貿易能賺更多的錢，海盜也不反對。

世界上第一批國際貿易商，就是這批海盜。之前，法蘭克王國即使有商人，也僅限於陸地，英倫諸島和歐洲大陸之間，更多是官方往來。

現代，人們開掘後期海墓葬的時候，最常見的陪葬品中有兩樣：天平與劍。

巨額財富為海盜帶來了原始商業資本，對這些腰纏萬貫的大佬來說，即使他們不出門做生意，來自東方和阿拉伯的商人也早就看中了他們腰包裡鼓鼓的銀子。

9世紀末期，北歐斯堪納維亞已經從一個蠻荒之地變成了繁榮的商業區，在比爾卡市場上，香料、絲綢、毛織品、葡萄酒、玻璃、青銅器，幾乎集中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奢侈的消費品。

在內外雙重刺激下，北歐海盜開始了自己的經商之旅。

862年，北歐人在斯拉夫地區組建了基輔羅斯公國，歷任國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帶領士兵巡幸各地城堡。不是為了索取錢財，而是收購（半買半搶）蜂蠟、皮毛，以便來年轉運到君士坦丁堡。就是這個小小的公國，再次打通了黑海、波羅的海和裡海之間的商業聯繫，從此，歐洲商人可以直達君士坦丁堡、戈爾幹甚至巴格達，大大降低了因阿拉伯人控制地中海高居不下的東方商品價格，流入西歐的東方商品急劇增多。

911年，另一個海盜頭子羅洛在諾曼第建立公國，開始了自己的商人生涯。他開闢了南義大利到北海的航線，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裡，阿拉伯地中海的商業優勢逐步喪失，這條航線逐步成為歐洲的海上通衢。

做生意，海盜也怕人搶。

在海上，最可怕的海盜恰恰是這些商人本身，海盜互搶的可能性不大，對方都有威懾，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在陸地，為保護商品安全，北歐海盜在歐洲大陸建立了一系列自己的城堡，既用來儲存貨物，也可以貿易。

就這樣，北歐海盜跳過領主，直接在歐洲開闢了新的商路；10世紀末期，北歐商人的足蹟已經踏遍波羅的海、北非甚至印度。這些，在對後來的城鎮興起和經濟復甦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凝固于農業文明的西歐，倘若沒有外來刺激和範例，不可能如此迅速習慣於一種新生活的”。

北歐海盜，橫行歐洲兩個世紀，驍勇善戰。然而，常年的劫掠生涯也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不是每個海盜都能搶到很多錢，他們遺孀的生活照樣也很淒慘。英國作家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丹麥女人豎琴歌》這樣描寫：“空留紅顏長夜漫漫，寂寞寡婦傷心欲絕”

10世紀後期，海盜首領大多轉行做貿易了，北歐本土原始氏族體制逐漸被打破，王權逐漸替代了原始社會氏族首領。北歐人開始追求平穩、安定的生活，1000年左右北歐人逐步接受了基督教，被基督教同化。

北歐社會給西歐帶來了海盜，西歐卻對北歐輸出了基督教。也可以說，西歐社會通過基督教實現了對北歐的反征服，970年丹麥王室皈依基督教；1000年，冰島王室放棄多神教皈依上帝；1024年挪威教會正式成立

1066年，挪威宣佈放棄對英格蘭王位要求，海盜傳奇，退場。

第3章 暗黑年代（中世紀）

引言

當國王和農奴同時成為封建領主的掘墓人，貨幣終於在西歐城鎮中浴火重生，自此，西歐中世紀不再平靜。九次十字軍東征造就了世界第一代金融梟雄，聖殿騎士，也造就了一個迄今為止難解的達芬奇密碼；百年英法戰爭結束了英法兩國強勢王權，也締造了西歐獨一無二的金融市場。

達芬奇密碼中聖殿騎士的寶藏究竟是不是史實?

誰才是英法百年戰爭中真正的英雄?

城鎮興起

城鎮更類似於股份制公司，領主只能以土地入股，按稅收分紅，不具備管理權，管理權在股東（市民）選出的總經理（執政官）手中。股東有權力撤資（離開），為了稅收領主不得不謹守對市民的承諾。城鎮以整體的名義對抗領主，繳納賦稅後領主不能再騷擾城鎮。

很多人想像中，西歐中世紀意味著莊嚴的城堡、驍勇的騎士、多情的貴婦人，這是騎士小說裡的描寫。包括《堂吉訶德》在內的騎士小說多出自後人之手，文學家的筆下情懷其實多是夢囈式的幻想，一句中國古詩詞足以形容西歐中世紀：

枯藤、老樹、昏鴉；

古道、西風、瘦馬；

中世紀的歐洲遠非唐宋盛世，8～10世紀，所謂城堡，大多數也就是幾道木柵欄圍著幾個房子，石質建築的成本那是相當高，絕大多數西歐領主根本負擔不起。

木頭柵欄裡圈禁的農奴，生活自然比唐宋自耕農差遠了，也就弄點玉米糊糊喝喝，運氣好的時候弄點玉米棒棒兒。至於濃香的咖啡、甘醇的紅酒、鬆軟的麵包，包括國王在內的歐洲人經常見不到。

理由很簡單，西歐人烹飪的主要手段是烤，不是蒸。靠西歐當時的廚具，小麥只能烤成鍋巴，至於麵包，是想都不要想的。

我們曾經說過，這樣的西歐城堡才是地道的小農經濟；這裡，再提出一個有辯證意義的問題，真正的小農經濟如何能演化出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惡花怎樣才能結出善果來?

與大家想到的可能不一樣，惡花結善果的時刻，西歐國王支持市場，打擊領主，立場堅定地站在了農奴一邊。因為，領主不僅剝削農奴，對國王也照樣不理不睬。

實際情況是這樣的

中世紀的西歐，農奴必須把自己70%的時間奉獻給領主，然後才能耕種租種的土地；死後，還要被領主領走最好的家畜；交納人頭稅、結婚稅、地丁稅；獻納初夜權。領主擁有軍事、行政、司法等一切權力，對農奴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如果我是農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一定想逃亡；西歐農奴不比我笨，他們經常把逃亡的想法付諸於實踐。

初期逃亡的農奴並非終日耕作的農夫，而是一批手藝人。雖然大家都靠雙手吃飯，但手藝人可以離開土地，農奴不能。

手藝人逃亡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一些便於獲得原料、能找到固定買主的地方。那裡同樣也是國王、大諸侯、大寺院的領地。隨著逃亡人數增多，地攤成為西歐第一批城鎮，城堡身側誕生了至今驚豔世人的城市：科隆、美因茲、斯特拉斯堡、法蘭克福、紐倫堡、埃爾福特

不要高估這些城鎮的建設水準，所謂城鎮其實在表像上和鄉村並沒有太多差別，居民有自己的菜園、田地、牧場，可耕種的土地散落于居民房舍之間。手藝人仍舊以農業生產為主，農忙時節要全天候耕種。

落後的表像之下，這些逃亡者聚居地已經和領主城堡完全不同了。這裡，誕生的是勞動分工，只有精細的分工，才能產生更高生產力，才能讓大家都在各自的領域有所發展。

從此，勞動者不必固定于土地。

當人們離開土地也可以生存，勞動者不再對土地有依附關係，人類便不再是土地的附屬。社會鏈條就會從領主權責變為貨幣，商品經濟也就取代自然經濟。

這是通向現代文明的必經之路。

對領主而言，農奴逃亡自然不是好事，他們隨時準備抓捕逃亡的農奴。但是，領主並不是鐵板一塊：城鎮所在地一般不是豐腴土地，轉包給城鎮也沒什麼壞處；市民又是其他領主的農奴，別人的農奴變成自己的居民，總不是件壞事。

城鎮自身則樂於接納一切人，包括逃亡農奴和自由人，而且為之提供保護。很多城鎮有這樣的成規：領主不得在城鎮之內抓捕農奴。因為，只有人口擴張才能有更精細的分工，才能抵抗領主的騷擾。

至於國王，他巴不得城鎮給領主挑事，反正領主不怎麼聽話。英國國王亨利宣佈：任何人在城鎮生活一年零一天之後，自動與領主脫離關係；法王菲力浦二世更絕，直接向城市頒發特許狀，免除市民對領主的義務，宣稱國王是城鎮的保護者（王室直屬領地之外），甚至授予市民貴族身份和爵位。

當然，如果領主進攻城鎮，城鎮還是要自力更生，國王多半會在道義上給予支持。

開始的時候，城鎮勢力相對弱小，大家湊錢收買所在地領主，換來暫時的和平。隨著城鎮財富集聚，領主開始垂涎，領主經常無任何理由收回特許狀。畢竟面對利益，什麼特許狀都可以反悔。

真正的談判，需要雙方實力對等：實力相當，金錢就是力量，實力懸殊，力量才是金錢，關鍵時刻還是要比誰的刀把子硬。

最初，城鎮只有民兵（步兵），領主帶來的是小領主，騎士，為了自己的利益，騎士往往放下風度，與步兵對砍，結果自然是城鎮戰敗。

城鎮畢竟是賺錢的職業選手，做生意賺錢的本事那是比領主大多了。領主，幾百年如一日，沒啥進步。

隨著城鎮發展，金錢實力越來越雄厚。

打仗需要錢，尤其是騎兵。一般來說，西歐騎兵要有甲胄、兩匹戰馬（一匹作戰用，一匹馱甲胄、僕人），順便帶幾個步兵和僕人，幫助騎兵穿甲胄，還得自備糧草。

城鎮沒有騎士，但錢能買來雇傭兵，雇傭兵只認識錢。

以小領主為主的騎士年齡一般都在30歲以上，已經超出了最佳作戰年限，在雇傭兵面前，騎士再也沒有任何優勢，對抗中逐漸敗北。

一手是錢帶來的雇傭兵，一手是談判後的稅金：城鎮逐步搞定了領主。

不過，從中國史的角度看，這些西歐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城鎮戰爭最多屬於鄉民械鬥。不但參戰人數太少、武器裝備稀鬆，戰略戰術更是不值一提，跟諸葛丞相、吳用軍師毫無可比性。

最重要的是，契約為王的時候，雙方從來就沒想將對方置於死地：領主要求城鎮順從，城鎮則希望擺脫領主管理，說到底雙方都是為錢而戰。即使俘虜對方首領，也不會將之斬首示眾，向對方勒索贖金比較實惠。

無數次鄉民械鬥之後了，終於形成了一種博弈的格局：城鎮更類似於股份制公司，領主只能以土地入股，按稅收分紅，不具備管理權，管理權在股東（市民）選出的總經理（執政官）手中。股東有權力撤資（離開），為了稅收領主不得不謹守對市民的承諾。城鎮以整體的名義對抗領主，繳納賦稅後領主不能再騷擾城鎮。

誰是封建領主的掘墓人

農奴一旦轉換為農場主的農業工人，基本上也就擺脫了對領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商品經濟條件下，商人資本和工人階層出現，也就為封建領主制掘好了墳墓。

十一世紀後期，整個西歐城鎮都得到了迅速發展，這個時代被稱呼為“商業革命”。

直到此時，這些城鎮與羅馬時期的城市比，仍舊是破爛。

領主放棄的土地還是種不出糧食來，城鎮居民始終靠手工業為生，也就是在路口、碼頭多了幾個建築、幾條街道。不過，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此時的破爛卻遠比羅馬氣勢恢宏的建築珍貴。

兩者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是，這些集市、城鎮產生于經濟自然演進，不具備封建職能。城堡靠領地過日子，領主的消費遠大於生產，城鎮則恰恰相反。

城鎮中的人，是一群逃亡的農奴、流浪漢和失意中的小貴族後裔；城鎮中的人，也要生存，而且想生存得更好。但是，他們沒有土地，必然選擇一種全新的生產、生活方式，這就是經濟演進中最關鍵的因素，創新。

儘管此時他們創新的只是交換方式，還沒有技術上的創新，但是，在遙遠的中世紀，這就是當時人類最大的進步。

城鎮興起之前，土地是西歐財富的最佳貯藏手段，社會生活圍繞著控制土地的領主階層，普通人基本沒有舞台。西歐只有農奴、貴族、騎士、教士這幾個階層。

城鎮居民不屬於以上任何一個階層，他們是自由人，追求比較赤裸裸：錢。

商品、貨幣支撐城市新型貴族，封建制度的基礎終於被動搖了。包括領主在內的人們開始注重現實和塵世享樂，否定貨幣與罪惡的觀念。

城鎮居民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市民。

市民，作為一個階層，誕生了。

小時候，我在農村長大，對城裡人天然的優越感無比羡慕，總是盼望自己生活的小縣城變成大都市。

現在，我知道，不能靠體制定義市民，市民的內涵遠比一份城市戶籍廣袤。

市民之所以為“市”民，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市場交易模式下，“財產主權”成為個人存活的基礎，人成為個體，不再有依附關係。

人們逐步發現了新的生活樂趣：觀察、描述、思考和研究逐步成了風氣，開始嚮往富裕優雅的生活。

市民的一切，都要錢！

問題是，如何才能獲得財富?

答：自由。

每一個人，只有能自由發揮自身能力才能真正獲得財富，當然，你非要說你的能力就是不勞而獲，我只能無話可說。

“市民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自由，沒有自由，那就是說沒有行動、營業和銷售貨物的權利，這是奴隸不能享有的權利”

人類文明演進中，文明愈發達，交換就越頻繁，貨幣是大規模交換的必要手段，也是承載人類文明的方舟。

貨幣，已經在戰亂中的歐洲沉睡了300多年，終於浴火重生。

始料未及的是，貨幣重生，最先遭殃的是領主。

手藝人的想法是：我貿易，我賺錢；我做工，我賺錢。

領主的想法是：你耕田來、你織布；你挑水來、你澆園。

以前城鎮弱小，領主那是想搶就搶，想滅就滅；現在城鎮興盛了，領主想搶搶不來，想打打不過。

結果，只能去跟城鎮做交易。

大量西歐史籍都記載了當時這樣一個離譜的交易，一名騎士跑到城鎮抓捕自己的農奴，見到農奴後，驚豔于農奴富裕優雅的生活（這個農奴的身價大概在2000英鎊左右，在當時幾乎是天文數字）。於是，將女兒嫁給了農奴。

把女兒交易給農奴的領主畢竟是少數，更多領主發現自己費力收來的土特產必須拉到城鎮出售換錢，往往還得不到好價錢。

還不如讓農奴直接交錢，這樣比較省事。11世紀後期，西歐城堡的勞役地租改銀子（貨幣）了。

銀子與勞役，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勞役無法衡量，銀子卻有定數。農奴一旦轉換為農場主的農業工人，基本上也就擺脫了對領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商品經濟條件下，商人資本和工人階層出現，也就為封建領主制掘好了墳墓。

1293年，佛羅倫斯工商業者自行頒佈《正義法規》，第一次徹底將領主踢出了城鎮決策會議，市民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已經登上歷史舞台，西方文明曙光初現。

這是西歐經濟演進中最關鍵的一步，驚險，但是，他們做到了。

聖殿騎士的財富

獨特的團規為聖殿騎士營造了良好的信譽，聖殿騎士個人不允許佔有財產，一旦擁有財產，死後便不得進入聖殿騎士墓地。這種基於信仰的懲罰極大降低了金融活動風險。後期，聖殿騎士團規要求騎士像忠誠于上帝一樣忠於主顧，基本上類似於今天的瑞士銀行：除了主顧，誰都不認。

今天，有人把美國911災難看做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爭。

確實，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都容易產生一元化思維：要麼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要麼是至高無上的安拉。

上帝和安拉，只能要一個，雙方衝突由來已久。

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衝突發生在西元7世紀，今天，我們把它稱為“十字軍東征”。

關於十字軍東征，西方史籍解釋如下：伊斯蘭教、基督徒都奉耶路撒冷為聖地，都認為到耶路撒冷朝覲是有效的贖罪方式。

1071年開始，兇悍的突厥人禁絕基督徒朝覲，並虐殺朝覲的基督徒。

這些，基督徒、羅馬教廷都難以忍受。於是，西歐騎士開始組織十字軍奪回耶路撒冷，捍衛自己的宗教尊嚴。

以上說法，錯誤。

耶路撒冷落入伊斯蘭教徒手中已經幾百年了，基督早幹什麼去了?

真正難以忍受的，是伊斯蘭勢力控制了地中海南部和西部，在地中海四個方向創建海軍基地，西歐商船要繳納重稅才能通過港口

城鎮對付個把領主還湊合，突厥可是一個大帝國，大到橫跨亞非歐，就是把一個城鎮的人都拉出去，到人家地盤上估計最多也就是擺個儀仗隊。

看在打不過人家的份上，西歐城鎮還算安分。

儘管任何一個城鎮都不敢掠其鋒芒，教皇卻早就看伊斯蘭教不順眼了。畢竟人家都欺負到頭頂上了，一旦夾在西歐和伊斯蘭勢力中間的拜占庭頂不住，大家就要改信安拉了。更何況，如同《笑傲江湖》武當派歷代掌門都想奪回魔教手中的《太極拳經》，奪回耶路撒冷也是每一任教皇的遺願。

基督教+城鎮經濟實力+貿易生存方式+伊斯蘭重稅 = 十字VS星月。

問題是，教皇的十字軍戰士也太不靠譜了。西歐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十字軍實在是一群烏合之眾，戰士甚至不是職業騎士，多是農民或者破落流浪漢。

“再沒有如此令人傷感的事情，他們以牛羊做馬，沿途拖著雙輪小車，車上堆著破碎的行李和他們的孩子，每經過一個堡壘，孩子們都會伸出雙手問道，這是耶路撒冷嗎?”

農民十字軍人數確實不少，這樣的士兵，戰鬥力卻絕難恭維。

冷兵器時代，似乎是個人就能拉到戰場上湊數，可戰場畢竟不是群毆，就算打遍全村無敵手，那不過是你夠狠、下手夠黑，人多勢眾跟能否打勝仗完全是兩碼事。

所以，九次十字軍東征，只有半次成功。

之所以說只贏了半次，是因為只有第一次攻下了耶路撒冷，而且最終的進攻者還不是西歐出發的十字軍。第一批十字軍共10萬人，剛到匈牙利就基本上全軍覆沒了，最終打下耶路撒冷的是1096年西歐封建主重新組織的騎士以及拜占庭帝國軍隊。

之後就更離譜了，有人認為成年人都有罪，只有純潔的兒童才能獲得上帝垂青。1212年3萬名兒童開始東征，號稱“兒童十字軍”。

結果，確實純潔的兒童被確實不純潔的成年軍官販賣到埃及當了奴隸

上帝復仇的使者，在一片噓聲中退場。

十字軍搞得整個歐洲雞飛狗跳、戰爭不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甚至使得耶路撒冷“聖殿的鮮血沒過了腳踝”，但是，這半次成功卻締造了至今無人可解的世界金融之謎

攻下耶路撒冷的騎士又稱作“聖殿騎士團”（Templars）。聖殿騎士團是世界金融史上最為悲壯、最具傳奇色彩的一段歷史，不但為後世留下了無數財富的不解之謎，也成為歷代文學家筆下的懸疑素材，行銷全球的暢銷書《達芬奇密碼》就是在這段歷史的基礎上“胡編”（虛構）的。

1119年，9名虔誠的騎士創建了聖殿騎士團，自詡“為上帝而戰”，他們向上帝許願聲稱自己將堅守“貧窮、貞潔、順從”的諾言。幾十年後，這個騎士團成為保衛基督世界最主要的軍事力量，也成為騎士團的祖先，後來的“醫護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均以聖殿騎士團為楷模。

不過，聖殿騎士團一點都不貧窮，攻佔耶路撒冷過程中他們獲得了大量財富，作為懺悔者和搶劫者，他們獲得了雙重勝利。

甚至有人斷言，聖殿騎士團挖地三尺式的劫掠使他們獲得了傳說中羅馬帝王埋藏的巨額寶藏，所以，他們後來才能富可敵國。

此後，這些留守耶路撒冷的守護者建立了拉丁國家，負責保護當地基督徒，並負責朝貢基督徒的安全。不過，“聖殿騎士團”搶錢的本事挺好，防禦的能力卻很差，他們很快就被突厥人趕出了耶路撒冷，所幸，逃跑時沒有忘記帶走搶劫的財富

為了繼續東征目標，包括教皇和王室都對聖殿騎士團貸款，希冀聖殿騎士團能繼續輝煌。

可惜，“聖殿騎士團”很令人失望，靠砍人起家卻不想繼續砍人，此時，聖殿騎士團最大的作用不是為上帝獻身，而是尋找為上帝獻身的人。

拿到錢後，他們經常幹的事情就是貸款給新十字軍。為尋找兵源，他們在各地普建分舵。後來幾次十字軍東征中，聖殿騎士團發展為一個遍佈歐洲和中東的機構，鼎盛時期擁有近千家分舵。

這是一個集世俗和基督教義於一體的機構，也絕對是一個跨地域、跨行業、跨國家的國際組織。

聖殿騎士確實對經營商業沒有什麼興趣，不過，他們很快就發現匯兌也是一筆很好的生意。新十字軍可以將錢存在各地分支機搆，一路可以憑存單在分舵支用現金。而且，普通商人也逐漸開始使用他們的網路。

王室、城鎮的金錢支持+匯兌資金沉澱+自身財富=信貸資金

騎士團鳥槍換炮，開始為商人、城鎮甚至各國王室提供信貸。貸款給王室貴族最好的方式是匯款，設在賽普勒斯的“聖殿騎士團”總部則承擔收帳、運款的任務。法國、英國、地方主教都曾在聖殿騎士團獲得巨額貸款：英王約翰需要貸款支付士兵薪水，當時最著名的克呂尼修道院需要借款還債，法王路易七世需要貸款征伐領主

1270年前後，香巴尼的集市終於形成了第一個歐洲金融中心，這裡定期舉行財政貸款會議，法國王侯可以從這裡選擇貸款者。

獨特的團規為聖殿騎士營造了良好的信譽，聖殿騎士個人不允許佔有財產，一旦擁有財產，死後便不得進入聖殿騎士墓地。這種基於信仰的懲罰極大降低了金融活動風險。後期，聖殿騎士團規要求騎士像忠誠于上帝一樣忠於主顧，基本上類似於今天的瑞士銀行：除了主顧，誰都不認。

1232年，英國大法官被逮捕，英王亨利要求騎士團倫敦駐地交出大法官的財產，得到的回答是“未經委託人允許，我們不會把受託財務交給任何人”；

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遠征埃及被俘，路易的手下要求巴黎團交出路易的財富以便贖回國王，居然也得到了同樣的回答；

13世紀末期，聖殿騎士團已經成為歐洲最有權勢、最富裕的團體，在基督世界擁有至少9000座莊園或領地，年收入超過600萬英鎊（當時英國王室的自營地年入僅是3萬英鎊），已經不僅是富可敵國。金融事業，也從單純的存貸款擴張到匯款、信託和託管，幾乎囊括了傳統銀行所有業務。

世間事歷來福禍相依，正是“聖殿騎士團”的財富招致了自己的滅亡，鼎盛之後是一片血腥

十字架上的金融密碼

時至今日，無論官方、考古學家還是民間探寶者，仍有很多人為這筆財寶而瘋狂，或許將永遠有人瘋狂

1285年，法王菲力浦四世登上王位，據說這是法國歷史上的一位美男子，不過，看了菲力浦四世留下的畫像，我只能說這人長得很科幻

無論如何評價此人容貌，菲力浦四世卻肯定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對外挑動了對英國和佛蘭德爾的戰爭，與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和親；對內不斷打擊領主，恐嚇城鎮

這些都需要錢的！

1304年開始，菲力浦四世已經入不敷出了，他想到了一個賺錢的好法子，搶劫，目標：聖殿騎士團。

在毫無預兆的前提下，菲力浦四世要求各地官員同時在1307年10月13日打開密函。各地官員惴惴打開密函，內容是逮捕各地“聖殿騎士團”成員，罪名是崇拜偶像（騎士團徽章確實違反了基督教義）、異端和同性戀。

“特命逮捕法蘭西王國境內全部聖殿騎士，收監候審”，對了，後面還有一句最重要：“並將其所有動產、不動產悉數收押”。

當天，僅巴黎就有138名聖殿騎士被捕，那一天是星期五，這也是金融業“黑色星期五”真正的由來，意指毫無先兆突如其來的災難。

菲力浦四世成功了，包括最高首領大團長雅克·德·莫萊在內的聖殿騎士都被逮捕，而且，在嚴刑之下招認了自己的罪行。

要知道，聖殿騎士隸屬于教皇，國王並無權處置。聖殿騎士團可是一個跨國組織，要錢有錢、要槍有槍，法王雖然逮捕了主要領袖，卻未必搞定整個聖殿騎士團，搞不好舉國之力也對付不了聖殿騎士團的反噬。

問題是，當時的教皇叫做克雷芒五世，此人當教皇的歷史極不光彩（謀殺前任教皇），即位前菲力浦四世是教皇幕中之人，也知道這些糗事。此時，長相頗為科幻的國王要脅教皇，如果不同意他處置聖殿騎士團，就將之公諸於眾。

實在是沒有法子，11月22日，教皇命令各國逮捕聖殿騎士團成員。在基督世界裡，教皇的諭旨就是上帝的命令，騎士團的合法地位被徹底撼動。

只是，教皇未必想幹掉自己的手下，消滅自己的武裝力量從來都不是什麼幸事。

在教廷默許下，所有聖殿騎士在法庭上全部翻供，而且，按照基督教義，異教徒只要認罪便可以獲釋。教皇自以為得到了喘息之機，他也不希望一支基督勁旅無聲無息消失，何況還有巨額財富。

正當教皇和大主教們扶手相慶的時候，菲力浦四世已經陳兵城外，更可恨的是，他帶來了宣揚教皇糗事的小冊子，揚言準備散發，聲稱如果教皇不能搞定聖殿騎士團，他就搞臭教皇。

最終，教皇屈服了，包括最高首領在內的54名聖殿騎士團領袖被處以火刑，“聖殿騎士團”從此覆亡。

哥不在江湖，江湖卻永遠流傳著哥的傳說。

臨刑前，大團長德·莫萊在火刑架上詛咒，1年內迫害他的人將會遭到上帝的懲罰。1個月後，教皇去世；半年後菲力浦四世狩獵時墜馬而亡

我無法告訴你二人是不是死于聖殿騎士的詛咒；但我可以告訴你另一個聖殿騎士團的秘密（我也不知道答案），或許，這將是一個永遠的秘密。

據說聖殿騎士團大團長在臨行前曾秘囑自己的侄兒謝·德·博熱（伯爵），要求他繼承自己的職位和“高尚的教義”，在侄兒發誓復興騎士團之後，他說出了一個秘密：法王只是損及聖殿騎士團財富的皮毛，真正的寶藏並未被沒收，而是藏在前任團長的墓穴中。

史實是，德·莫萊先下葬于聖殿騎士專用墓地，後再遷出。

今天，一個更合理的猜測是，伯爵侄兒在轉移遺體的時候，同時運走了騎士團富可敵國的財寶。

後來歷任教皇為了樹立自身權威始終未對聖殿騎士團平反，伯爵侄兒也沒有獲得重振騎士團的機會。傷心之餘，臨終前將藏寶隱匿于法國阿爾曰尼城某地。騎士團有一套長年使用的秘押，後來成為一套神秘的符號體系，又據說這位伯爵侄兒就是用這種符號將藏寶之地刻在城堡城基之上，當下午2-3點陽光照射時，謎語便會出現。

時至今日，無論官方、考古學家還是民間探寶者，仍有很多人為這筆財寶而瘋狂，或許將永遠有人瘋狂

以上種種，皆為猜測和傳說。

我能告訴你的史實只是：菲力浦四世很不厚道，不僅僅幹掉了聖殿騎士團，還屠殺當時法國領地上最有錢的猶太人，不過，這也直接導致他在後來英法百年戰爭中缺乏信貸來源，終於敗北。

卿本國王，奈何做賊

約翰採取的方式，無論如何我也接受不了：身為國王，卻去偷竊，而且是本人親歷親為。

丟人啊

每一個統治者都把自己標榜為萬世不移，統治者也會用盡一切手段壓制反抗者，但是，任何強大的統治者都會有對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來反駁，世界是矛盾的統一體，任何開始都會對應著結束。

所以，或早、或晚，任何一個強大的帝國都會滅亡。關於這一點，我認定、確定以及肯定。

無終，哪有始?

如果暫時沒有勢均力敵的競爭者，或者無人可以制約統治者，這頭餓狼便不會呆在籠子裡，會選擇掠奪作為致富手段，因為，掠奪財富的成本永遠比創造財富更低。

如果缺乏競爭者的時間再長一些，社會居民就會形成日常習慣、規範乃至準則。此時，人們便會安然接受掠奪，人們會始終這樣理解世界、不遺餘力地接近權力，更可悲的是，這種方式確實能夠獲利。

此時，公平和道德便會蕩然無存，經濟成長會長期陷於停滯。經濟學上，這種現象被稱為“路徑依賴”。

沒有競爭、沒有規制，王權肯定會向皇權演進。只有皇權才能獲得最大收益，才能肆無忌憚地搶劫。

10世紀前後，西歐社會的發展軌跡中，英法兩國便在集權與分權中猶疑，數百寒暑，終於走向了現代西方文明

蠻族入侵後的封建格局約束了法蘭克王權，歷代王朝只能獲得國王尊號，指望領主聽國王指揮，根本就不靠譜。

城鎮的興起改變了這種情況，腓力二世始終支持城鎮對抗領主，聲稱城鎮只要向他納稅就可以獲得特許狀，當政期間授予80多個城鎮特許狀，宣佈城鎮脫離領主控制（當然，領主動武的時候還是要靠城鎮自力更生）。

原因說起來可笑，當時在法國領土上最大的封建主居然是英國金雀花王朝，英王在大陸上的地盤足足是法國王室領地的6倍。不僅如此，英王的領地還將法王的領地包圍了起來，法王領地被戲稱為“法蘭西島”。

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城鎮興起之前，法王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見，因為，沒錢、沒兵、沒糧、沒勢力，憑什麼叫板?

法王對封建主束手無策的時候，英國已經演進出強勢王權。在無數場王位爭奪戰中，一位強勢國王（征服者威廉）以武力統一了全國。

不過，英國很不幸（或者說幸運），很快出現了一位草包國王

12世紀，英國對外貿易發展很快，羊毛、糧食大量輸出，白銀大量流入。用現代經濟學語言描述，此時英國有巨大的貿易順差，賺取了很多外匯。遺憾的是，英國王室壟斷了羊毛出口貿易，白銀並沒有回到生產者手中，而是歸於王室。

貿易順差並不是一個國家必然強盛的表現，更不必然有利於國家發展。舉例來說，此時的英國。

熱衷於外貿順差，是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最鄙視的重商主義思想，也就是西歐封建思想。用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語言來解釋：國家財富不能以貨幣佔有量來衡量，而是以國家貨幣消費量來衡量。

使用外匯盈餘有如下幾種境界。

第一個境界，公平分配這筆錢。把錢真正按貢獻分配給生產者，沒有任何特權可以從中牟利。當然，在任何時點、任何人，這件事都無法做到。因為，公平分配是絕對不可能的。

第二個境界，將外匯集中于創新部門。任何一種行銷海外的商品都遲早會衰退，一成不變的產品不可能永遠佔領市場。只有創新才能源源不斷帶來新的財富，才能為國民帶來福利。當然，指望王室這麼幹，那是相當不靠譜的。

第三個境界，如果不能用於創新，可以直接提高全體國民福利。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國民中平均分配，當然，也有其他形式，舉例來說用於國民教育。起碼，為未來創新積蓄了力量。這點，也很難。

第四個境界，也是最差的結果，貨幣被集中於特權階層。此時，財富分配便會越來越不平均，而且呈現一種棘輪效應，最後不但貨幣流入無以為繼，諸多問題也會隨之而來。一個國家有再多的貨幣，如果集中於少數人，結果也只能是通貨膨脹、資產價格暴漲。

很不幸，英國選擇了最差的處理方式，也成為證明上述理論的第一個犧牲品（在後來我們為您展現的大國興衰中，這個邏輯會不斷展現）。

隨著金錢不斷增加，1180～1220年，英國發生了歷史上第一次通貨膨脹。

這段時間，小麥和牛肉的價格上漲了2～3倍，而銀價下跌了1/3，而在過去近幾個世紀，英國物價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當時英王約翰的覺悟，僅停留在讓臣民把羊毛拉出去，給自己換銀子。結果是，他感到自己手裡的錢多了，但好像更不夠花。

約翰採取的方式，無論如何我也接受不了：身為國王，卻去偷竊，而且是本人親歷親為。

丟人啊

開始，也就是去教堂取（偷）銀盤子，《劍橋歐洲經濟史》記載他曾經於1198年在教堂“取”走了61個銀盤。要是一般人，估計主教會把竊賊拉出去暴打一頓，甚至明目張膽地幹掉，小偷是國王

1209年，教皇大概覺得這位國王實在沒素質。於是，他開除了約翰教籍。約翰的反應很強烈，賺錢的方式從沒素質變為沒技術含量：明搶。

他開始沒收教會財產，1209～1211年他共沒收了教會2.8萬英鎊。

這幾十年間，法國城鎮已經興起，手工專業化遠遠超越了英國，貿易方式、生產方式專業化，才是當時最大的創新。儘管產品與英國相差無幾，但專業化和統一市場帶來了豐厚財富，王室也藉此獲得了充足的稅源。

臣屬是否服從領主，關鍵還是看實力。此時，法王已經無須再忍了。

西歐強盛之源

《大憲章》對王權形成了永久性限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財產私有權；

不經法律審判，不得逮捕和任意囚禁任何人；

平民人身安全應該得到保障，平民有權反抗君主；

不經貴族同意，不得徵稅。

王權，從此不再至高無上，至高無上的只有法律。

從此，王在法下。

1202年，法王腓力二世以領主名義要求英王約翰來巴黎受審。當然，這個要求被拒絕了。結果是，腓力強行佔領了諾曼第出海口，接著攻佔了安茹、屠嶺等一批城市，約翰在法國境內的領地不足原來的五分之一。

英王約翰怎麼可能把一個“法蘭西島”放在眼裡?

1214年，約翰進攻法國，試圖搶回自己在歐洲大陸的封地，不過，他錯了。

決定戰爭最終勝負的是經濟，誰擁有更強的經濟實力，誰就有更強的戰鬥力。結果，約翰大敗而回，英國國王、貴族在歐洲大陸的封地都被沒收了，約翰也被譽為“失地王”。

約翰接下來的做法更加離譜：加倍收稅，在國內。

約翰要求：任何英國人都有義務服役，兵役免除稅提高16倍；貴族的封號、領地繼承稅提高100倍，這幾乎等於直接剝奪貴族領地。

直接對所有臣民徵稅意味著所有臣民都要效忠於他，法國《“文、》之所以能《“人、》這麼幹是《“書、》因為國王《“屋、》賜予城鎮合法地位，約翰這麼幹卻幾乎等於明搶。況且，他是一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國王，跟著他混沒准連不列顛島上的封地都會被沒收的。

英國貴族忍無可忍了，約翰的敵人從法王變為自己的臣民。1215年初春，貴族開始討伐國王，並很快兵臨倫敦。

讓我驚訝的是，決戰時刻，堂堂英王身邊竟然只有7個騎士，全國的騎士都站到對方陣營裡了。

也就是說，對方是千軍萬馬，國王卻只帶了7個人就出戰了。

每次看到這裡，我還真佩服這位草包國王的勇氣，只有7個人，居然還敢搞軍事對抗。如果按照“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邏輯，此時貴族已經無需跟國王談判，直接把他砍了也行。

那是東方思維。

在西歐歷史上，王室可以更替，但不能脫離血緣體系，如同日本天皇“千年一系”，除非異族征服（舉例來說北歐海盜），極少有人幹掉國王自己幹。殺掉國王，不過就是大革命那麼幾次，而且國王掉腦袋，王子照樣可以繼承王位。

英國貴族不能要約翰的命，他們的辦法是讓國王簽訂契約。1215年6月5日，談判桌前，貴族們得到了他們所要的契約，這就是《大憲章》。

如果這事放在中國任何一位帝王身上，必定是知恥而後勇，一定是先簽憲章，等老子有了實力再翻臉不認帳。舉例來說，“臥薪嚐膽”，其實是違約行為。

在英國乃至歐洲的歷史上，契約是約束封建領主、農奴乃至國王的根本制度，整個歐洲之所以還存在，靠的就是契約，誓言是不能違背的。

“英國教會應享有自由、英國臣民及其子孫將如前述，自余等及餘等之後嗣在任何時間與任何時期中，永遠適當而和平，自由而安靜，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項自由，權利與讓與，余等與諸男爵據以宣誓，將以忠誠與善意遵守上述各條款”

，英國《大憲章》

《大憲章》對王權形成了永久性限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財產私有權；

不經法律審判，不得逮捕和任意囚禁任何人；

平民人身安全應該得到保障，平民有權反抗君主；

不經貴族同意，不得徵稅。

王權，從此不再至高無上，至高無上的只有法律。

從此，王在法下。

不過，《大憲章》只是一些死條文，還不是社會生活習慣，只要當權者不想遵守這個契約，隨時都可能撕毀憲章。

戰爭，在法國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王權得到了空前加強。

參照本節開始提出的理論：法國失去了英國的地緣競爭，城鎮和領主已經無法制約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王權。

路易九世（1226-1270年）當政時期，王權開始蠶食領主的司法、貨幣和軍事權，王室開始向各地派遣官吏直接統治臣民。領主喪失了徵稅權、鑄幣權和名義上的司法權，國王享有最終裁判權，商業稅收統一收歸王室，領主之間不得私自開戰，全國統一使用王室鑄造的貨幣；最可怕的是，法國王室在13世紀後期已經擁有一支常備軍，這是封建集權的必要條件。

顯然，王室不是善茬，未推行封建專制，只是時機未到

此時，法國還沒有產生王權社會意識，人們生活習慣中，領主仍舊在自己的地盤上有很大權力。雖然領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然延續狀態，並未完全被國王剝奪。

為了在國內獲得廣泛支持，也為了給統治正名，當然，更多還是為了限制領主殘存勢力，法王開始召開包括教士、貴族、市民參與的“三級議會”。在議會中封建領主的席位少而又少，國王不可能給反對者留有太多席位。

說到底，議會代表自身利益，一旦條件變化，很快也就變為集權的敵人。儘管王權可以直接消滅議會（後來的歷史中，法國王室不是沒幹過這樣的事），但這樣做的條件是，王權建立帝國統治框架可以直接控制整個國家。

接踵而來的英法百年戰爭打破了法國王室中央集權的夢想，法王沒有時間建立自己統治整個帝國的官僚框架。後來的輪迴中，法國戰爭不斷，王室始終沒有機會踢開議會，即使在最專制的波旁王朝，法國議會始終存在。

此時此地，無論《大憲章》還是議會對國王來說都是工具，用途是打擊對手。但是，《大憲章》和議會為西歐播下了強大的種子，開始孕育西方文明，有了這粒種子，西歐註定會走出黑暗的中世紀，步入近代文明。

英法百年金融戰1：騎士斷纓

當勝利者歡呼的時候，不知是否意識到，千百年後鉛華洗盡，最偉大的勝俐落到史籍不過也就是那麼一兩頁紙。透過字裡行間，我看到一將功成萬骨枯，看到毀掉的不僅僅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還有一個個家庭，可憐河邊無定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世界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戰爭，無論史書如何描寫，都只是在說一件事，無非若干人打敗了若干人，若干人又殺掉了若干人。人們謳歌戰爭，反抗侵略者、民族獨立，似乎隨著戰旗飄揚，正義得到聲張、邪惡最終滅亡。

所有戰爭都是悲慘的，真正在戰場作戰的，不是你知道的將軍，而是你不知道的士兵。這些人素未謀面，更談不上仇恨，對他們個人而言，這種殊死搏鬥有何意義?

當勝利者歡呼的時候，不知是否意識到，千百年後鉛華洗盡，最偉大的勝俐落到史籍不過也就是那麼一兩頁紙。透過字裡行間，我看到一將功成萬骨枯，看到毀掉的不僅僅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還有一個個家庭，可憐河邊無定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死掉的人，可惜不是你！

何況戰爭邪惡與否，很多時候全看勝利者能否真正成為強者。印第安人被屠殺，殖民者肯定是邪惡的，現在究竟有幾人敢謳歌印第安人的殊死反抗?

戰爭，從來都不能改變世界內涵，正義的戰爭也擺脫不了背後的陰影，利益。所以才有如下台詞：

陳近南：“我們反清複明”；

韋小寶：“反清複明關我鳥事”；

陳近南：“只有這樣才能搶回我們的錢跟女人”；

韋小寶：“你這樣說，情況就不同了，反清複明確實很有道理”。

對歷史來說，英法百年戰爭並不是特例，只是結果非常偶然，交戰雙方沒有一個在戰爭中獲利。兩國王權卻在戰爭中同時衰敗，支撐戰爭的金融體系得到空前發展，這恐怕連始作俑者自己都沒有想到。

1328年，法國國王查理四世去世之前，在腦子秀逗的情況下留下了很離譜的遺囑：他沒有子嗣，因此希望英國國王，也就是他的外甥愛德華三世，繼承法蘭西王位。

對法蘭西貴族來說，讓一位外國人為王，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於是，他們公推查理四世的侄子腓力六世。為爭奪法蘭西王位，英法之間從此爆發了一場歷時百年的戰爭，史稱“英法百年戰爭”。

以上說法，只是藉口。

當時，法國王室正不斷加強王權，從事搶劫工作，順便把英國也搶劫了。佛蘭德爾是法國的一個城鎮，也是英國羊毛的集散地，法國王室正搶到興頭上，逮捕了佛蘭德爾的英國商人、將行會特權收歸王室。

法國王室確實賺到了錢，也斷了英國全國財路，因為，佛蘭德爾是當時最大的羊毛集散地。

您不讓英國人來賣羊毛，佛蘭德爾指望什麼活著?英國，這日子，可真的別過了。

1337年11月，英王愛德華三世率軍進攻法蘭西。只是誰也沒有想到，這場戰爭會持續一個世紀，雙方最終都精疲力竭。

雙方第一次大會戰是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戰役，對雙方來說生死攸關，然而，戰局早已註定。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你就在我面前，你卻不知道我可以幹掉你

克雷西是一片開闊的平緩坡地，右側是河流，左側是森林。8月26日這一天，1.2萬英軍僅占著一個小山丘的一側，絕大部分士兵是長弓手。

菲力浦六世指揮著多出英軍三倍的騎士沖進了山丘下的開闊地，他帶來的是重裝騎士和熱那亞石弓手。而且，經過了一天長途跋涉，還被一場雷雨澆了個透

迎接他們的不是騎士對決，而是長弓利箭。

據恩格斯考證，英軍當時使用的這種長弓最大射程為360米，250米內可以洞穿鎖甲，150米內可以洞穿鋼甲，是當時西歐最犀利的遠端武器。長弓確實厲害，CS遊戲裡恐怖分子慣用AK47，這種著名的土匪兵器有效射程不過也就300米。

法國人不可謂不英勇，王子被圍時手下騎士向國王求援。菲力浦六世回答“如果我的兒子還活著，就不要回來”。

英勇的騎士沒有挽救敗局，石弓VS長弓，類似於義和團拿著大刀片子對付滑膛槍。法軍1500名騎士傷亡，而英軍損失不過百人，在馳騁的戰場上，騎士已被徹底淘汰。

戰敗，倒不是法王不爭氣，不想雇傭長弓手。因為，跟英王比，他實在沒錢。當時英吉利的王室信貸體系已經非常成熟，而法蘭西的信貸體系隨著“聖殿騎士團”滅亡煙消雲散了。

非但如此，繼聖殿騎士團之後，史料裡還多次記載了法國王室逮捕貸款人，理由從巫術變為高利貸罪，處罰倒都是一樣：處死、沒收財產。

1322年，財政大臣傑勞德被控對王室不忠，被捕死於獄中；

1328年，財政大臣皮埃爾被處死；

1331年，財政大臣弗蘭西斯被處死

與這些財政大臣一起煙消雲散的，還有香巴尼貨幣信貸市場，英法戰爭爆發前，法國王室已經找不到固定的借貸者。

法國王室的行為，基本上直接可以定性為搶劫殺人罪，王室權力以殺人越貨的方式毀滅了剛剛興起的法國金融業，同時毀滅了他們自己。

不過，懲罰法國王室的是長弓手。

戰前，法蘭西王室就開始向民眾借款，與富商相比，向民眾借款簡單多了：不用付利息，省得討價還價。

因為，王室很少還款。

王室承諾如果不歸還借款，借款可以抵扣稅款。這個法子跟提前征賦稅沒有任何區別，不過是把徵稅的名義換成了借款。1385年，法國國王查理六世歸還了借款，當時的《法蘭西編年史》竟然這樣評價：“這種破天荒的償還似乎使普通人難以置信”。

只是，向公眾籌資的借款方式既費時又費事，實在不是有效率的融資方式，經常搞得民怨沸騰。1356～1358年，巴黎公眾起義，佔領巴黎並把國王查理三世趕了出去。

與法蘭西相比，不列顛島的信貸系統非常有效率。

隨著香巴尼信貸市場衰落，歐洲大陸領主和富商開借款給英國。與法蘭西殺人越貨相反，英國王室很守信用，1328～1331年英國王室共向巴迪公司借款42000英鎊，1332年英王室歸還了這筆借款，並支付11000英鎊作為“贈品”，也就是說年利息率高達13％。雖然比高利貸低了些，但英王室是大主顧，信譽又好，對貸款人來說，也不是不能接受。

為籌得戰爭借款，英王室大概是第一個在金融市場中講故事的人。

百年戰爭爆發後，英王室同樣需要大量借款，既然是借款，就要給貸款者講明還款來源，英王開始講故事。內容是：英國王室可以控制海上羊毛貿易，為保證還款，英國王室以羊毛貿易權作為抵押，所以借款給英國王室絕對沒有風險。

當時，英國確實壟斷著低地國家羊毛供應，尤其是義大利地區手工工廠羊毛供貨全部出自大不列顛島，這是故事的起源。

要說控制整個海上羊毛貿易，就不太靠譜了。

即使所有羊毛全部出自英國，王室也不可能通過特許權讓貸款者壟斷羊毛貿易。因為，貸款者很多，他們之間會產生競爭，也就不存在壟斷了；而且，設立壟斷權必須通過國會批准，王室沒有這個權力。

鑒於英王故事很動聽，佛羅倫斯、米蘭以及英國本地商行開始將英國王室作為重要貸款對象，而英國王室以前從來沒取得這種地位。1337～1340年，愛德華三世在商行取得了30萬英鎊貸款，這個數字是戰前王室貸款的7倍多。

沒有巨大財力支撐，英國不可能憑藉長弓兵取勝，雙方力量差別實在太大了。法蘭西人口在1000萬以上，英國只有250萬，而且愛德華三世無法控制蘇格蘭，愛爾蘭還是獨立的。

借款，給了長弓兵勇氣。

說到底，戰爭不過是利益之爭，搶錢、搶糧、搶地盤，最終還不是落腳到錢上。百年戰爭裡，只要有足夠的錢，法王完全可以把弓手變成自己的雇傭兵，反正英國長弓手本來就是雇傭兵。士兵還是以前的士兵，立場會因為錢的變化而完全改變，這同樣是一個以錢換錢的遊戲。

金錢不是萬能的嗎?

我們不能給出答案，但可以給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寓言。

寓言有些極端，但寓意深長

如果有人說，想用1元購買別人的妻子，相信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是對至高無上愛情的侮辱。

如果用1千萬去買呢?

肯為美人付出1千萬的男子應該非常有能力，也更有魅力。到底能否獲美人青睞，答案顯而易見。

不過，如果用簡單算術來處理，1千萬就等於侮辱愛情1千萬次，1千萬倍的侮辱就等於尊重?

愛情是無價的，也只是面對錢多錢少的時候。

國寶是無價的，有錢，可以雇人去偷、去搶，再不行，可以組建軍隊直接入侵，或者也可以得到。

美國打伊拉克為什麼，錢；憑什麼，還是錢，只是一個以錢換錢的遊戲罷了。錢多就高尚，錢少就卑劣，無價只是錢多錢少的問題。

無論您如何理解、如何評價這個寓言，反正當時實際情況是法國王室真的沒錢，根本打不起這場戰爭。

結果，喪權辱國。

1360年，英法締結布勒丁尼條約，愛德華三世放棄對王位要求，但法國割讓加萊港和南部大片領土，1364年法王被囚死於倫敦。

百年戰爭，第一回合，英吉利完勝。

今朝，騎士斷纓。

英法百年金融戰2：誰是真英雄

伏爾泰說：貞德是法蘭西的靈魂。

我說：雅克·庫爾就是法蘭西的肉體。

之後，英王也沒消停。

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1413～1422在位）率兵6000再次進犯法國領土。當時的法王是查理六世，他有充足的信心認為自己會贏得勝利，因為，他的兵力是30000。

不長記性啊！

雙方會戰于阿金爾庫，3萬法軍再次折在長弓兵手中，7000-10000人陣亡，順便還被俘了一個元帥，一個王室總管。

1420年，雙方簽訂《特魯瓦條約》，查理六世被迫承認太子並非親生，王位繼承權轉歸英王亨利五世。1422年，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先後掛掉了，英王亨利六世繼承了法國王位，小查理王子被趕到法國南部的布日地區。

對小查理來說，重登王位太難了，幾乎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還有可能。

此時，上帝的使者，貞德橫空出世，“少女出，國運昌”，很多治史者都這麼說。少女貞德，危急關頭率領援軍沖入奧爾良，擁戴王子查理七世即位。對法國人來說，貞德是真正的聖徒。

實際上，從貞德從軍起計算，一直到她被俘，總共不過1年多時間。1年挽回頹敗70多年的法國軍隊，這個活兒就是上帝自己來幹，恐怕也有難度。

無論東方西方，我們看到的很多英雄其實都是虛構的，他們的故事多來自作家的虛幻而非來自史實。治史者出於民族感情，明明知道，就是不吭聲，久而久之故事也會成為史實。

這話很難聽，會傷害很多人的民族感情，但這是事實。

貞德的形象幾經反復，開始只是一個女巫，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成為軍人；大革命時期法國資產階級停止歌頌貞德，倒是拿破崙對宣傳貞德不遺餘力；

1801年席勒創作《奧爾良姑娘》，一錘定音勾勒了貞德的英雄形象，女巫終於變成放棄個人幸福、為祖國榮譽戰死沙場的女英雄；

最終，在當代教科書裡這個從未讀書的鄉村女孩成為了法國的民族英雄。

一個歷史人物是否是英雄，究竟是不是英雄，要看什麼時候、什麼地點、誰來說：貞德維護王權，自然不會獲得資產階級青睞，拿破崙卻需要貞德喚起人們對帝國英雄主義的懷念。貞德和全世界的貞德們，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名字，只是某些人的希望和象徵，與真實的貞德毫無關係。

貞德，確實是法蘭西民族的象徵，但她不是那個真正的英雄。那個人，隱藏在史籍的隻言片語中。

幸運的是，我找到了他，他的名字叫做雅克·庫爾。雅克·庫爾是一個商人，確切的說是一個多元化集團的董事長，主營業務是從佛羅倫斯、阿拉貢、米蘭等地中海城市生產、販運商品到瑞士地區的布列塔尼。

雅克·庫爾其實只做了一件事，為查理七世弄來錢。

1438年，雅克·庫爾出任法蘭西財政大臣，主要工作是為查理七世籌集貸款。

作為商人，雅克·庫爾有良好的信譽。

不過，他的辦法也是講故事。

他以法國王室即將收復的土地作為抵押，向地中海城市借款。地中海城市的商人不是瞎子，當然不相信雅克·庫爾的故事，他們相信的是雅克·庫爾本人的實力。這些借款重新武裝了查理七世，1450年，諾曼再征服前期，雅克·庫爾為法國王室籌集了100，000埃索幣。

同時，英國人的“羊毛壟斷”的故事破滅了。

英王許諾讓貸款人壟斷羊毛貿易，實際上只是把關稅交給貸款人。當時，貸款給英王的畢竟不是銀行，是商人，提高關稅最終受損的是他們自己，到14世紀末期這種方式就不被認可了。

當雅克·庫爾給法國拉貸款的時候，英王亨利五世正忙著在國內召集士兵，讓他們去商人門口鬧事，個別士兵出於義憤幹掉商人也在所難免。亨利五世本著穩定軍隊的態度，只是小加懲戒。百年戰爭後期，由於士兵鬧事，英王幾乎不能獲得任何貸款。

1412年，亨利五世出兵的財富來自當年法國賠款和贖金。1433年，戰爭進行到最緊要關頭，亨利五世只有20000萬英鎊貸款，卻有88000萬英鎊貸款需要歸還。就是這點錢，亨利五世也是向不列顛島居民借的。指望英王還款，如同當年法國王室，是不太可能的。

結果再次證明：任何時候搶劫自己居民都是不靠譜的，以民族大義為幌子的搶劫也不行！

在法國佔領地，亨利五世更是採取涸澤而漁的辦法：殺掉商戶、剝奪財富，佔領地的商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城鎮、大商人、官員、甚至是大領主都被亨利五世洗劫了。

百年戰爭持續了116年，正是亨利五世自己從衰亡邊緣挽救了法國。

是雅克·庫爾的借款，讓法國重新統一在王室旗下。此後，法國歷史雖然曲折，但再不能泯滅法蘭西的自尊、自信，法蘭西民族就此形成。

不過，雅克·庫爾的結局是悲慘的，查理七世的繼承者路易十一囚禁了雅克·庫爾，並沒收了他所有財產，此時百年戰爭已經結束。

《歐洲劍橋史》這樣評價對這段歷史：

“他不再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了，路易十一當然不能容忍對王侯有過度干預能力的任何一位銀行家”。

伏爾泰說：貞德是法蘭西的靈魂。

我說：雅克·庫爾就是法蘭西的肉體。

第4章 鄰家金融初長成（西班牙、荷蘭）

引言

西班牙、荷蘭都在一個騙子的肩膀上成長，終於也都衰敗在強盜邏輯之下。一旦本應屬於民間資本的資金被王室擠佔，金融制度就可能成為權力掠奪財富的利器，當人們認為自己儲蓄未來的時候，財富早就被強勢權力揮霍一空。

為何富可敵國的富格爾家族最終成為西班牙稱霸世界的絆腳石?

是鬱金香危機打垮了世界上第一個日不落敵國荷蘭共和國嗎?

哥倫布發現了什麼

無論怎樣評價哥倫布，他畢竟是第一個為了商業利益到達新大陸的人，是他給美洲大陸帶去了移民者，也給當地土著帶去了幾乎滅絕的災難。

很多治史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是從1500年才開始。這一年，西班牙改變了世界，成為第一代西歐強國。

別看錯，我是說西歐強國，沒說世界強國。與東方文明相比，包括西班牙在內的西歐最多算是個鄉巴佬。

弱者長於征服，是從被征服開始。

8世紀，伊斯蘭勢力就控制著西班牙領土，在長達幾個世紀的鬥爭中，西班牙人不知流了多少鮮血，終於在十字軍潰不成軍的時候取得了勝利。然而，香料貿易始終壟斷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鎮手中，西班牙只能買到最貴的香料，價格至少要比印度、中國貴50倍。

西班牙人很心痛，錢被別人賺走了

15世紀，歐洲大陸和大不列顛島都在忙於戰爭：百年戰爭、紅白玫瑰之戰，這個被遺忘的國度卻默默繼續著自己的航行：昂貴的香料和《馬可波羅遊記》激蕩著探險家的腦膜，只要能找到通向東方的新航線，就能不再受威尼斯商人盤剝、就能有千百倍的利潤

在無數人、無數次出海遠航中，真正輝煌遲早屬於它。

無數航海家中，有一個人，名字叫做克里斯多夫·哥倫布。現在，人們這樣評價：無論西班牙還是世界歷史，哥倫布，都是英雄。

這句話，是假的。

哥倫布更類似于一個戰國時代遊說王室的大忽悠，他信奉的地圓說在當時類似今天的征服火星，那是相當不靠譜的。而且，在哥倫布的海圖裡，從葡萄牙到日本只有2400海裡，整個世界只有1/6是海洋；真實情況是兩地的空中直線距離已經超過10000海裡

靠這樣的海圖揚帆，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不會再回來。從科學角度，說哥倫布是個騙子，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航海日誌說明，在發現新大陸之前，船隊的給養已經難以為繼，航行時間遠超過了計畫，水手基本處於崩潰狀態。哥倫布反復忽悠水手，讓他們再航行三天，然後，繼續忽悠再再航行三天

實際情況是，哥倫布自己也不知道三天后究竟會看到什麼，最可能的情況是，這只艦隊用盡給養，最後在浩瀚的海洋中無聲無息消失

騙子最後能成為英雄，除了膽子大，更重要的是好運氣。

儘管哥倫布將來有好運氣，現在還得去忽悠。因為，他沒錢。

出海探險，尤其是遠航探險需要一大筆錢，哥倫布至少需要200萬馬拉威第才能出海，還不包括船員工資，當時一個西班牙普通人收入每月至少也要610馬拉威第（根據《堂吉訶德》中僕人工資估算）。

為了這點錢，哥倫布忽悠了8年，幾乎騙遍了稍微有點錢的王室，法國、葡萄牙、西班牙

第一家被哥倫布看中的王室是他的祖國，葡萄牙。

哥倫布的主要論據是當時一本非常流行的小冊子《托勒密地理指南》，相當於今天的好萊塢大片《2012》。葡萄牙王室將哥倫布的提議轉給學術委員會，委員會當然否決了大忽悠的提議。

哥倫布轉而忽悠西班牙女王，很不幸，又被西班牙學術委員會否決了。就在哥倫布準備去法國王室信口雌黃的時候，他接到口信，西班牙女王讓他回去，準備出海。

女王很夠意思，以王冠上的明珠抵押，為哥倫布籌到了140萬馬拉威第，哥倫布自己再接再厲，在商人手裡又騙到了25萬。

顯然，夠意思的決定並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而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冒險。

1492年8月3日，也就是後來西班牙的國慶日，大忽悠帶著三艘戰艦出發了。歷史記住了這3艘首航船的名字：尼亞號、平塔號和聖瑪麗亞號。

歷經無數艱險（航行三周後，船員認為這是一次愚蠢的航行，幾次差點把哥倫布扔到海裡喂魚，以便自行返航）和忽悠（剛才說過），哥倫布終於找到了一個小島，巴哈馬群島上的一個島嶼，他馬上宣佈這個小島歸西班牙王室所有。

傳說，哥倫布此行的目的是去中國，而且帶著女王給中國皇帝的親筆信。幸虧哥倫布到的地方是美洲，因為他的報酬是擔任發現地區的總督。如果哥倫布真到達中國，不知道跟明朝皇帝怎麼談判。

封他當總督，基本不可能。

當不上中國幹部當然有些可惜，但是，航海歷險可以探索航路，可以開啟貿易路線，甚至可以樹立霸權。雖然結果偶然，無數人中一定會有勝出者，百萬分之一就可以激勵一代人。今天，什麼在激勵我們的年輕人呢，電視選秀嗎?就算是能選出天籟絕音，又怎麼可能指望KTV裡能造就出帕瓦羅蒂這樣的世界級歌唱大師?

1493～1502年，哥倫布又進行了三次航行，探明了到北美的道路。後來，佛羅倫斯人認為這是一塊新大陸，將之稱為“阿美利加洲”，即“美洲”。

據說，哥倫布始終認為自己去的是印度，還是忽悠。大忽悠最大的本事就是無論怎麼忽悠，臉始終不紅。

哥倫布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沒有到達印度，非不承認也，不能承認也。前兩次遠航並未給王室帶來真金白銀，也沒見到香料的影子。承認到了一個比西歐還窮的地方，讓大忽悠情何以堪?

有現代航海家說，哥倫布的航線確實是最佳航線。不過也有人說，哥倫布是弄到了一份當年北歐海盜的海圖，只是北歐海盜覺得新大陸實在沒什麼可搶的，就放棄了。

現在更有人爭論，在哥倫布航行前，中國人甚至早在南北朝就到達了新大陸，明代鄭和也到達了新大陸。如果兩者在海上相遇，甚至大戰一場，歷史就會改寫。

歷史學界、文學界和科幻界，很多人寫了很多文章證明這一點。

有意思嗎?

歷史，沒有如果。

鄭和VS哥倫布=關公VS秦瓊。

鄭和下西洋不是經濟活動，是為了鞏固傳統的華夷體制，和哥倫布尋找貿易航線壓根就不是一回事。

鄭和下西洋，很偉大。但他主要是詮釋明王朝的強大，明王朝真的強大嗎?

鄭和始終相信“天圓地方”，指導哥倫布的卻是地圓說，雖然此時來看非常不靠譜。並非鄭和無知，那個時代中國人還沒有一點地理學概念，直到葉赫那拉氏才知道原來地球是圓的。

中國古代文化，沒有科學的概念。

中國只是在技術方面曾經領先西方，遺憾的是也僅僅停留在技術方面。三國時代，曹沖就用浮力測定了大象重量，但曹沖不能對接浮力定律；中國宋代發明了指南針，但不能向電磁學演進。中國古文化的精髓是明心見性，是提高“修養”，是培養符合專制皇權統治的“士”。

所以，在初中物理、化學課本中見不到以國人名字命名的定理。

無論怎樣評價哥倫布，他畢竟是第一個為了商業利益到達新大陸的人，是他給美洲大陸帶去了移民者，也給當地土著帶去了幾乎滅絕的災難。

西班牙、葡萄牙人被稱為強盜，所到之處攻城掠地。據說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時，麻六甲曾向明朝皇帝求援，明武宗僅發了一封斥責的諭旨。

結果搞出來一個澳門，搞丟了一個台灣。

發現新航線，歐洲商線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從此，義大利城市失去了近東貿易壟斷權，西班牙城市成為新的商業中心。

它是海上至尊，也是第一代雄起的霸主。

國際貿易從此興盛，中國的茶葉、美洲的煙草、可哥開始成為國際貿易市場上的大宗商品，香料、咖啡、白糖等傳統產品也逐步豐富。

更重要的，美洲白銀開始充斥歐洲，終於引起了“價格革命”。白銀和世界市場給資產階級興起創造了條件，在殖民者殘酷的掠奪中，人類終於即將走出蒙昧時代，迎來現代文明的曙光。

哥倫布，是一個必然出現的人，在一個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改變了世界。

新大陸金銀害了誰

所謂價格革命，算到每年頭上也就是百分之幾，放到今天根本不是問題，估計官方CPI根本看不出變動。可是，金銀為幣的時代，物價超級穩定。要知道當時西歐還沒有紙幣，從羅馬帝國衰亡直到15世紀，這是近千年來西歐第一次物價上揚。

15世紀末的歐洲，就缺一樣東西：錢。

1499年法國王室入侵義大利地區城市的時候，元帥（沃爾奇奧）曾向國王（路易十二）說出一句至今仍在國內網路上流傳的名言：“陛下需要的只是三樣東西：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

歐洲以重金屬作為貨幣，黃金和白銀獨立於經濟體之外，全部依賴于自然供應。13世紀發現的銀礦已經接近枯竭，很大程度西歐要靠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商隊轉運金銀。另一方面，歐洲不斷地從東方購買商品，造成大量金銀外流。

城鎮興起以來，西歐地區最大的創新就是海外貿易，整個歐洲也是靠著海外貿易起家。貿易，需要錢作為仲介，沒錢

15世紀，貨幣供給不足終於造成了“銀荒”，甚至實物交易又開始在一些地區擴大（儘管貿易順差，中國明朝也正面臨“銀荒”，全世界都缺銀子）。

海外貿易逐步擴大，錢越來越少；沒錢，貿易只能萎縮

所幸，有了大發現。

大發現第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土著居民被奴役和殘殺。16世紀初期，西班牙殖民史上寫滿了臭名昭著的名字，科爾斯特、皮薩羅、菲爾南德。對美洲土著來說，他們不是上帝的使者，是帶來戰爭和瘟疫的魔鬼。印第安人、阿茲特克人被成批屠殺，活著的土著則淪為奴隸，1570年墨西哥地區人口從2500萬人下降到265萬人，秘魯地區則從900萬下降到130萬。

大發現第二個直接後果就是新大陸金銀湧入西歐。殘酷的殺戮和掠奪，給西班牙帶來了大量的金銀，1545～1560年西班牙平均每年從新大陸運回來246000公斤白銀、5500公斤黃金，16世紀末期西班牙的金銀數量已經占到全世界的83％。

金銀湧入使得西班牙貨幣猛增，通過與西班牙貿易，也就等於西歐貨幣猛增。儘管不再有“銀荒”，後果卻是全歐物價飛漲。

今天，人們將這段歷史稱之為“價格革命”。

“價格革命”是好聽的詞彙，通俗的詞彙就是“通貨膨脹”。十六世紀，西班牙一般生活用品上漲了4倍多，糧食則上漲了5倍多（歐洲其他地區糧食也上漲了2倍左右）。

看清楚，物價上漲幾倍，但時間範圍是一個世紀。

所謂價格革命，算到每年頭上也就是百分之幾，放到今天根本不是問題，估計官方CPI根本看不出變動。可是，金銀為幣的時代，物價超級穩定。要知道當時西歐還沒有紙幣，從羅馬帝國衰亡直到15世紀，這是近千年來西歐第一次物價上揚。

任何時代的通貨膨脹都是一場財富再分配的遊戲，一般情況下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過，當時西歐的情況是“貧者愈貧，富者未必愈富”。

第一批因為價格革命遭殃的，也是最倒楣的人，是封建領主。

拜千年一系的物價所賜，封建領主跟農奴的契約經常一訂就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通常情況下，物價上漲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體。

現在，最穩定的收入來源是地租；通貨膨脹，當然，遭殃的就會是封建領主。

封建領主想違約也不是不可以，通常情況下要付出一些代價，領主也付得起這些代價。可恨的是，每一年物價上升只有百分之幾，比違約金已經多很多。通常情況下領主不會付出這筆錢，而是維持原有租約，隨著時間延長，違約成本會越來越高。

每年都如此，封建領主的錢包癟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批因為價格革命遭殃的，是工廠手藝人。

工廠手藝人最多，狀況也最慘。當時西歐手藝人可沒有勞動合同，卻比合同更缺德，學徒制：學徒可以離開師傅，卻很難找到工作。一干就是十幾年，工資也不怎麼漲。由此，生活水準直線下降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受益於價格革命的，莫過於新興商人階層。

新大陸金銀使得西班牙購買力直線上升，商人們獲得了巨大的利潤。這種情況從1510年一直持續到世紀末。城鎮興起時，誘使騎士下嫁女兒的農奴，不過是2000英鎊財產。此時，批發商、貿易商、金融商可謂真正的富裕階層，2000英鎊就是個起步價。

無論金銀如何增加，總歸要有管道消化這些貨幣。

當時的世界，這個管道就是貿易。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沒怎麼見過海外商品，不用創新，能貿易來就是最大的創新！在經濟起飛階段，也只有貿易足夠發達才可能刺激出更精細、有效的專業分工，經濟也才能持續增長。

如同國內19世紀的汽車、20世紀的IT、2003年後的國內房地產，任何一個產業如果很賺錢，人們都會趨之若鶩。只有在缺乏產業創新的時代，泡沫才會成為貨幣的流向。

綜上所述，價格革命最終結果是：價格上漲刺激了人們交易需求，貿易也變成了最賺錢的行業，勞動者流向貿易成為風潮。

西班牙之殤

如果常年把目標定於出門搶劫，那是肯定不行的。畢竟，這個世界不可能靠搶劫存在。在國內，地租和工資減少使得西班牙人更熱衷於海外探險，這部分人又是西班牙最有進取心的一部分人，也是支撐經濟的中堅，他們都到海外當了強盜，本土經濟徹底衰落。

搶劫成了為人作嫁，這才是真正的衰落種子。

價格革命、貿易興盛，並不必然導致國富民強。否則，最有錢的西班牙也不會迅速被最窮的荷蘭取代。

貿易發達只是國富民強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是：必須有人能保護你的財富，這個人是國家。否則，無論賺多少錢都被人打了秋風，無論是誰，賺錢的勁頭都會打上幾個折扣。

然而，西班牙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價格革命過程中，西班牙商人介入政治的程度更在世界歷史上罕見，西班牙王室哈布斯堡王朝背後，始終有一個難以擺脫的影子，富格爾家族。

正是有了這個家族，西班牙從王室壟斷走向了商人壟斷，財富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也正是為此，西班牙才在後來的大國爭霸中敗北。

富格爾家族最初經營麻紗、銅礦，在西班牙對外征服過程中開始對王室借貸。國王勝利了要繼續勝利，失敗了也要翻本，總之，富格爾對王室的貸款成了子子孫孫無窮匱也。

款當然不能白貸。

作為對價，富格爾家族獲得了哈布斯王朝所有的礦山、農業地產和莊園，在很大程度上究竟是富格爾家族控制哈布斯王朝，還是哈布斯王朝控制富格爾家族已經很難說清楚了。

王權信貸索求過多擠佔了本應屬於民間信貸資金，之後，王室又不負責任的六次宣佈破產，最終使得富可敵國的富格爾家族衰敗。一旦本應屬於民間資本的資金被王室擠佔，金融制度就可能成為權力掠奪財富的利器，當人們認為自己儲蓄未來的時候，財富早就被強勢權力揮霍一空。

貨幣增加、王室信用增強、國內商人富可敵全歐，這是好事。

正確的問法應該是：這是好事嗎?

你可能還記得，我們說過，一國貨幣暴增未必是好事。現在，西班牙成為驗證上述理論的第二個犧牲品。

富格爾家族勢力實在是太強了，強到可以左右王室更迭。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四個選擇中最差的結果：搶劫帶來的金銀集中于王室和大商人。真正為搶劫流汗出血的士兵，最終並沒有搶到多少財富。

經濟學其實很簡單，無論如何以模型描述貨幣流通，錢的去處只有兩個：第一，花掉；第二，投資。

搶來的錢也是錢，出路也一樣。

西班牙人確實把錢花掉了，不過，由於財富過於集中，商品需求集中于奢侈品，財富並未被本國工農商業所吸收。

也就是說，這種搶劫來的財富，未能普惠于國民。

西班牙人投資的方式是借款給別人，通過富格爾家族，十六世紀開始，富格爾家族熱衷於借款給其他王室和教廷。儘管富格爾家族成為整個歐洲的債主，也在全歐獲得了顯赫的聲譽，但是，西班牙人辛辛苦苦搶來的銀子都被弄到國外去了。

最後，無數西班牙人用鮮血換來的財富輾轉流入英法等國，為別人的資本積累提供了豐足貨幣。在對外投資中，西班牙作為一個整體也未獲得收益。

這也就罷了。

更可怕的是，世界歷史上，大概只有西班牙曾經把搶劫作為國家唯一主導產業，而且是全民皆強盜。

對一個稱霸世界的國家來說，這是致命的傷痕。既然搶劫能帶來巨額財富，何必勞心費神去創造?

發現新大陸、溝通東西半球貿易、開闢新航線，這些都是好的。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偶爾搶幾把，雖然不對，別人也不能把你怎麼樣。

如果常年把目標定於出門搶劫，那是肯定不行的。畢竟，這個世界不可能靠搶劫存在。在國內，地租和工資減少使得西班牙人更熱衷於海外探險，這部分人又是西班牙最有進取心的一部分人，也是支撐經濟的中堅，他們都到海外當了強盜，本土經濟徹底衰落。

搶劫成了為人作嫁，這才是真正的衰落種子。

由此，最後一個價格革命的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西班牙。

在大國爭霸的初級階段，國家實力很快會體現到戰爭上。貌似強大的帝國，一旦從體制內腐朽，原本強大的戰爭機器會在一系列偶然事件中敗北，從而失去逐鹿中原的資格。

使巨人倒下，只需要最後一根稻草。何況，西班牙遇到的不是稻草，而是大力金剛。

十六世紀中期，海上已經不太平了，當時的英國女皇伊莉莎白號稱“海盜女王”，英國皇家海軍即職業海盜，西班牙海上商船經常血本無歸，1580年直接搶劫西班牙王室“金母鹿號”，搶走了80磅黃金，26噸白銀。

更可恨的是，英國在全歐編造謠言，胡說西班牙王室手頭拮据。要想出來混，一個好名聲是很重要的，名頭壞了，誰還敢借給你錢?義大利城市銀行業停止對西班牙王室信貸，搞的富格爾家族幾乎破產。

對西班牙來說，這些事情是無需忍讓的。在西班牙海軍“無敵艦隊”看來，英國戰船是不用打的，撞也可以。1588年，西班牙出動“無敵艦隊”，準備好好教訓一下伊莉莎白。

英國雖然也是海盜，但跟大哥比也太寒酸了。因為經常打不贏，所以船很小，這樣逃跑的時候比較方便。

所以，伊莉莎白女王壓根就沒想跟你打。

備戰期間，伊莉莎白的反應不是集結海軍，而是要求英國商人把西班牙王室的匯票收集起來，然後再同一時間兌付。這麼幹是有道理的，因為英國海軍實在無需集結，總共只有34艘戰艦，集結起來只能給“無敵艦隊”當靶子。

不過，匯票的威力卻絲毫不遜於軍艦，西班牙王室立刻銀根緊縮，能夠出戰的戰艦數量下降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也足以讓英國海軍吃不消，而且，哈布斯王朝為了表達自己的憤怒，為每艘戰艦配備了重50磅的加農炮，雖然事後看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時的文獻這樣記載：“無敵艦隊進行得非常緩慢，雖然所有的船都張滿了帆，但風好象吹得很疲倦了，海洋卻在難以忍受的負荷下呻吟著”。

即使如此，無敵艦隊也並非全無機會：第一次遇到英艦主力的時候，英軍還在港口裡曬太陽（當靶子）。不過，愚蠢的西班牙將領謹守國王的令諭“在與陸軍取得聯繫之前，不得有任何戰鬥”，結果讓英艦從眼皮底下一艘接一艘地跑掉了。

後來的戰爭，就更加奇異：西班牙VS英國=異國版“赤壁”。

雙方對陣時，西班牙戰艦為增加船隻撞擊能力，用鐵鎖把戰艦連起來。這個時候《三國演義》大概還沒有西班牙文版本，否則西班牙人一定不會那麼蠢。英國海盜雖然沒看過《三國演義》，不過英國海盜卻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用諸葛亮的方法打了一場異國版的赤壁之戰。

英國人沒有戰艦，卻製造了一批小型獨帆船，裝了一船的引火材料。“無敵艦隊”戰艦龐大，加之吃水過深、行動遲緩，戰爭結果翻轉。英國在一艦未損的情況下，居然把“無敵艦隊”一把火燒掉了。

經此一役，海盜新貴英國控制了多弗爾海峽，對西班牙船隻的搶劫更是肆無忌憚。西班牙王室就指望從新大陸運來金銀過日子，偏偏經常被劫走。逐漸，富格爾家族開始無力兌付地中海城市本土銀行匯票，本土在地中海的銀行也開始大量破產。

富格爾家族衰落，標誌著屬於西班牙的時代已經結束。

16世紀末，新大陸白銀逐漸枯竭，17世紀荷蘭聯省又分裂了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在世界級大國對決中敗北。

第一代世界貨幣：荷蘭的欠條

隨著國際貿易發展，欠條在整個歐洲流通，終於發展成匯票。16世紀末期，聯省城市集中了匯票交易，借貸雙方資訊能夠很快集中，降低了信貸搜尋成本，地中海區域的銀行很快就搬到了聯省。

16世紀初期西班牙統治的時候，荷蘭只是幾個行省。這是一片資源匱乏、地域狹小的地區，曾經歸屬過很多國家，誰也沒把它當回事。

然而，世界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恰恰是荷蘭。

一個國家能否領導世界，不可能靠資源豐富。石油輸出國組織資源豐富，從來沒有人認為它們是世界強國；窮兵黷武也不能帶來國富民強，一個國家即使全民皆兵，也未必能領導世界。

強國的秘密是什麼呢?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向了浩瀚的大西洋。西歐主要河流基本都在聯省附近出海，那裡是通向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的必經要道。大發現後，荷蘭城市尼德蘭、安特衛普、根特、布魯日成為無可替代的貿易中心。

獨立前夕，聯省已經控制了波羅的海75%的運輸業，商業水手總和超過了西班牙（不含聯省）、英國和法國的總和。

儘管北部聯省是西班牙領土，這些成績絕不值得哈布斯堡王朝驕傲。

在北部行省，統治者多次更迭，居民對王權從來都不屑一顧。而且，西班牙以天主教為國教，北部聯省卻信奉新教，庇護教皇的通緝犯。讓北方這幾個行省聽從西班牙王室命令，那是相當不靠譜的。

荷蘭沒有法國城鎮、西班牙航道之類的創新，貿易方式還是原來地中海那套把戲，不過，北部聯省卻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市場，幾乎全歐的商船都要從此經過。

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在經濟學術語上被稱為節約“交易費用”。

打一個比喻簡化這個問題。

如果您是一位年輕的未婚男性朋友，可能會選擇某相親節目，這樣可以一次見到24位美麗的單身女性。她們的性格、容貌、品行都已經公諸於眾，而且，開始就有明確的“心動女生”，省的參加23次相親。

在某相親節目裡，你省掉的23次相親時間、精力和金錢就是所謂的“交易成本”。（當然，如果女嘉賓不愛相親愛出名，而且不擇手段，那您付出的可就不僅僅是那23次相親的成本了。

況且，在北部聯省做生意，可以節約的不僅僅是金錢

出於對王室的抗爭，聯省從來就不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不服從哈布斯王朝統治，當然也就與富格爾家族的財富無緣，為了獲得稅收，聯省必須培植小商人。

也就是說，在北部聯省能有一種相對公平的行政體制，保障社會各階層財富。

在這裡，最興旺的不是大家族或者行會，而是來自全歐的小商人。正是小商人的存在，才使得交易形式、交易品種多元化，生意人才能節約所謂的“交易成本”。

由於小商人實在是太多，聯省5位公爵發明了一種新的交易方式，標準化的交易所。交易所裡陳列著很多商品的樣品，交易所提供商品淨價、交易時間、地點、付款方式。一旦達成協議，小商人可以按照交易所提供的貿易清單在指定地點向主顧提供商品，當然，您的商品要按照交易所定下的規矩來。

1609年，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成立，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也是第一個世界金融中心。在交易所演進過程中，聯省終於孕育了經濟史上的里程碑，自此，金融業才真正在西歐發軔。

聯省沒什麼銀礦，又跟國王對著幹，別指望這裡有什麼貨幣。

結果是，聯省極其缺錢。

解決方式同樣在於貿易發展，城市擠滿了全歐的富商，當時的國際貿易不可能貨到付款，富商要經常打欠條，這些欠條往往有聯省財政做擔保，所以，信譽還是蠻高的。

鑒於以上原因，欠條可以當做貨幣流通，歐洲第一個欠條市場就此形成。

隨著國際貿易發展，欠條在整個歐洲流通，終於發展成匯票。16世紀末期，聯省城市集中了匯票交易，借貸雙方資訊能夠很快集中，降低了信貸搜尋成本，地中海區域的銀行很快就搬到了聯省。

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在聯省共和國誕生，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銀行券成為全歐流行的貨幣，在國際貿易中成為最受商人歡迎的支付方式，歐洲第一次出現紙幣；

1640年，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重金屬貿易中心，此後，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為國際匯率中心，進一步鞏固了它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

金融實力有效支持了17世紀聯省共和國對外擴張，資金優勢也迅速轉化成為控制力，整個17世紀，荷蘭商人可以通過銀行改變貿易政策。在原始商業鏈條中，英、法、西班牙都被壓制在聯省的倉儲位置，最大的利潤環節幾乎全部被聯省商人控制。

鑒於國際貿易需要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

鑒於西班牙王室經常對聯省橫加指責；

鑒於自己已經很富裕；

16世紀末期，聯省開始試圖擺脫西班牙王室控制。

王室的回應是，戰爭。

只是哈布斯王朝似乎忘記，“無敵艦隊”已經被伊莉莎白一把火燒掉了，剩餘的海軍主力在聯省手中。

戰爭結果，聯省中的北方七省獨立，1588年荷蘭聯省共和國誕生。

緊跟著，共和國封鎖了南部聯省對外貿易，南方貿易重鎮從此一蹶不振。從此，阿姆斯特丹一枝獨秀。

這裡，可以不尊重王權，也沒有國王，只有執政官。

“它在17世紀的銀行編年史上提供了一種少有的安全和便利阿姆斯特丹無可爭辯地成了一個多邊支付體系的核心角色，並且一直保持到1710年”。

此時、此地，阿姆斯特丹城市已經取得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

公司源于強盜

七年戰爭，總有國家會失敗。何況，七年幾乎拖垮了參戰的所有王室，最後倒楣的肯定是荷蘭銀行業。

不看重權力，聯省共和國還是很看重錢的，有錢才能到海外探險，才能做生意。

問題是，北方聯省的人還是沒錢，貴族也沒有。個人投資不能滿足貿易規模，一旦商船沉沒，又可能搞得家破人亡。

沒錢，也不能錯過生意。

以下是故事，並非史實，謹供參考。

1596年，一艘滿載貨物的荷蘭商船從阿姆斯特丹揚帆遠行，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探險。船長名叫巴倫支，受哥倫布的鼓舞，他決定尋找一條從北冰洋向東到亞洲的新航線。

想法很好，做法很差。

很快他被冰封在北冰洋的三文雅島附近，巴倫支的船不是破冰船，只有等待堅冰自己融化，巴倫支和17名荷蘭水手開始了與嚴寒的生死較量。開始，他們拆掉船上的甲板做燃料，甲板拆光了，船不能拆，等吧。足足等了7個月，冰面才融化。

故事的結局告訴我們，即使面臨生命威脅，他們也沒有動用船上可以挽救他們生命的補給。最後，8個人被凍死，貨物卻都完好無損地運回了荷蘭。

這只是一個故事，跟要講的“公司制”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很多經濟學教材都把這個故事定義為“信託責任”的開端，有了信託責任才有了現代企業制度。

因為，船員的行為體現了一種精神：即使面臨生存危險，被委託人一定要忠於委託人，沒有這種責任，公司制就不可能產生。無論時光如何推演，“信託責任”始終是現代市場的靈魂，沒有“信託責任”就不可能存在當代證券市場。

公司是探險的海船，船長是總經理，船員是職員，船主則是股東。船長背負著股東的希望，在任何前情況都不能背叛股東利益。

奧林匹斯山諸神見證了昔日雅典城邦的商業輝煌，日爾曼民族把赤裸裸的野蠻換成了坦然相見的利益，基督教對上帝的忠誠，在這一刻被融會貫通，一個證券交易所融匯了3000年商業文明。

有人說“無商不奸”，如果商業是為了欺詐而存在，那市場又有什麼意義，畢竟誠信才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放棄了誠信，就等於放棄了民族未來，不誠信的民族註定會被拋棄在歷史之外。

據說，荷蘭人具備這種精神。

不過，這裡要說，以上概念仍屬於經濟學傳說，世界絕無可能這麼美好。信託責任，即使今天最發達的美國證券市場也不能做到，人類如果能克制自己對金錢的渴望，如果能完全按照規制經營，那經濟學早就消失了。

所有的信託責任，所有對股東的忠誠，所有市場的誠信，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到達一定程度就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相反，缺乏到一定程度，社會也很難演進出現代經濟。

荷蘭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

1602年，聯省議會在原有14家貿易商的基礎上批准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1621年成立西印度公司，負責對美洲的商品和奴隸貿易。自此，個人資產不再是商業風險承擔者，風險承擔者是一個新的概念，法人（corporation），貿易商作為股東只擔負投資風險。

公司制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人類文明史冊。

你猜對了，這兩個公司不是好東西，是不折不扣的強盜。1619年，東印度公司佔領雅加達，迫使其他歐洲勢力（也包括亞洲國家）退出東方香料貿易：非荷蘭控制的香料園會被武裝戰艦砍掉，非荷蘭商船一旦被發現販運香料則會被鑿沉

這個時代法人、公司更類似于一個領主，甚至有組建軍隊、對外宣戰的權力。聯省議會授權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專營權，東起好望角、西至麥哲倫海峽的國際貿易，全部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承擔。這是那個時代的工商執照，公司業務相當霸道，說白了就是由東印度公司出面去海外替聯省搶地盤。

儘管聯省共和國在國內保護小商人，卻在國外當強盜，搶奪別人的產權。

剝奪者，終將被剝奪。

西班牙曾經擁有世界上70%以上的黃金白銀，但是，終究沒有繼續稱霸世界的夢想。聯省共和國，同樣落入了前輩西班牙的陷阱。

聯省共和國最主要的財富來源是國際貿易，財富吸引了無數荷蘭人，一代代荷蘭人始終在重複著一個動作。

然而，世界產業鏈不是一成不變的，任何一種創新都不可能永遠延續。

16世紀中期，荷蘭的糧食、木材、鐵等原材料均來自於其他國家，儘管本土也有精湛的造船業、紡織業，甚至能產出精密的顯微鏡。但是，這一切都依靠海上霸權獲得廉價原料，離開貿易，聯省根本無法生存。

而且，與英法直接向外殖民不同，荷蘭全憑武功控制當地土著居民。16世紀後期，為了控制全球殖民地，荷蘭終於形成了一個機器龐大的官僚體系。

就算聯省軍隊再牛，能杜絕其他國家染指國際貿易，卻永遠無法控制來自內部的走私。更可怕的是，東西印度公司實際是官方機構，官僚體系一旦形成就有著自我擴張趨勢，而且，國內財富也是官僚體系必然的目標。

如果只是以上原因，估計荷蘭衰敗的速度會很慢，畢竟這樣一個控制全歐的金融帝國，基本上已經“西方不敗”。後來者即使想在世界利潤鏈中翻身，也要經歷相當艱難的一段時間。

遺憾的是，還有另外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聯省共和國執政官在很長一段時間兼任英國國王。威廉三世，是荷蘭執政，也是英國國王：犧牲荷蘭利益彌補英國，畢竟在荷蘭他不是國王。

第二個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荷蘭銀行業重蹈富格爾家族覆轍。隨著財富積聚，荷蘭銀行業也將信貸重點轉向各國王室，畢竟長期信貸帶來的利益實在是太誘人了：可以一勞永逸解決資金去處、分享權力帶來的戰爭、獲得各國政府保護，真可謂一舉多得。

17世紀，阿姆斯特丹金融產業幾乎專司對王室貸款。終於，1756~1763年，歐洲七年大戰後，荷蘭發生了無可挽回的危機。

七年之戰幾乎涉及歐洲所有王室，戰場更是遍及歐洲大陸、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甚至菲律賓。阿姆斯特丹的貨幣發行地位賦予了它創造貨幣的功能，7年內，國內金融業向各國貸款已經超過了國內現金（金銀）15倍。

對擁有世界貨幣地位的國家來說，這樣規模的信用創造絕對是災難性的：一旦某家銀行不能兌現實物貨幣，厄運就會降臨銀行業，甚至整個世界。

問題是，七年戰爭，總有國家會失敗。何況，七年幾乎拖垮了參戰的所有王室，最後倒楣的肯定是荷蘭銀行業。

1763年，戰爭結束的時候，阿姆斯特丹銀行業沒有獲得豐厚的利息回報，而是一批銀行被擠兌，當年，43家銀行破產。從此，阿姆斯特丹金融地位讓位于倫敦，荷蘭也失去了爭霸世界最後的資本。

荷蘭東西印度公司正為壟斷貿易興高采烈的時候，英國已經經歷了光榮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查理一世的人頭也滾下了斷頭台。

最終，與西班牙一樣，荷蘭以自身衰敗為對手強盛獻上了一束嬌豔的玫瑰。

下一代霸主成長起來的時候，人類即將步入現代文明。

鬱金香泡沫

“投機”，如果按字面意思拆分，也可以理解為“投資于機會”。決定投機方向的是人類追求利潤的本性，只要人們沒有失去理性，獲利就是最大的理性，在投機過程中，價格高速上漲本身就是機會，沒有理由不沖上去。

歐洲有一個古老的傳說，三位勇士同時愛上一位美麗的少女。為博美人青睞，三位勇士分別送給少女一件禮物：皇冠、寶劍和金塊。少女對三人都不鍾情，只好向花神禱告，花神只好把皇冠變成枝幹，寶劍變成綠葉，金塊變成球莖。

這個球莖就是鬱金香。

傳說中的少女究竟嫁給誰，我忘記了。我只能告訴大家，西方正史中關於鬱金香的記載：鬱金香16世紀從中國傳入歐洲；1570年，一位荷蘭花匠從奧地利宮廷偷回了球莖，此後，鬱金香一經綻放“舉國稱奇”。

在花語的世界裡，鬱金香也曾代表未必美好的愛情；在金融的世界裡，鬱金香代表真正可怕的危機。

17世紀，鬱金香在荷蘭仍是一種稀有植物，被貴夫人佩戴在晚禮服上。1635年，一枝上好的鬱金香花莖，可以換到一輛上好的馬車和幾匹馬。那個時代的荷蘭乃至歐洲，佩戴鬱金香絕對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我爸是李剛”最多不過開輛邁騰，人家不用報老爹的名號，胸口就是一輛頂配的勞斯萊斯。

荷蘭人向來以商業頭腦著稱，鬱金香的巨大利潤很快就吸引了眾人眼球，人們開始倒賣鬱金香球莖。最初（應該是1635年前後）只是在上層社會倒手，畢竟鬱金香是炫耀品，普通人與之無緣。

與浪漫的法國人相比，荷蘭人以冒險著稱，證券交易所此時派上了用場。

1636年，鬱金香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證券交易所上市。為給普通人投資機會，交易所甚至把單株鬱金香分割為細股，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交易規範。

在轟轟烈烈的全民鬱金香運動中，荷蘭人創造了“期貨選擇權”，1636年可以賣出1637年出世的鬱金香球莖，交割前不需要付款，交割時只需交割證券市場差價，而且推出交易杠杆，允許買空。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看多”、“看空”、“期權”、“期貨”等證券市場名詞基本都是那個時候由荷蘭人創造出來的。

荷蘭政府也不甘寂寞，頒佈了鬱金香交易法，為鬱金香交易設立特別公證人，指定具有資質的交易所

鬱金香，實在是一種不平凡的花，對金融產業來說，她是一個蓋世英雄：雖然沒有金甲聖衣，亭亭玉立的身姿卻締造了迷幻多姿的證券市場

由此，荷蘭開始全民炒鬱金香運動：貴族、市民、農民、工人、海員、馬車夫、清潔工甚至是女僕，大家搖身一變都成了種植鬱金香的行家裡手。如同2007年的中國股市，走進證券交易所，就連洗腳屋的姑娘們都覺得自己頗有投資天賦，在這裡為人按摩，實在埋沒了未來的巴菲特。

故事的開端非常離譜：1635～1636年，荷蘭鬱金香合同價格的上漲幅度是5900%。

很多時候，故事的開頭，不一定等同於故事的結尾

不是每一個購買鬱金香的人都驚豔于美麗，他們醉心的是背後閃閃放光的金銀。投機者們並不想真的購買鬱金香，只是希望能以理想的價格轉手賣給後面的接盤者，其中的差價才真正驚豔世人。

“大傻瓜”理論告訴我們：在泡沫中，人們相信最後一個傻瓜才是真的傻瓜，自己不是。但是，最後一個大傻瓜肯定會出現，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1637年很快就要到來了，也就是說，1636年賣出的期貨和約面臨實物交割。此時，鬱金香的價格已經漲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舉例來說，一種名叫奧古斯特的名貴品種，此時每株價格足以換取阿姆斯特丹運河邊上的一棟豪宅。

一些傳聞開始流行，有人說從君士坦丁堡運來了大量鬱金香（注：不可能，要能運來早就運了）；

有人說一個破產的貴族只留下兩個球莖，卻賣不出高價（注：不可能，有兩個球莖，就可以算是貴族了，怎麼能說是破產）；

甚至有人說一個異國水手把船長的球莖當鯡魚佐料給吃了（注：不可能，水手不可能拿到如此貴重的東西，如同大部分人不可能見到上億的古董，贗品除外）

1637年2月4日不期而至，在此之前交易都非常順利。

當天，突然有經紀人喊低報價，當天球莖價格暴跌。一周之內鬱金香跌落到農貿市場上洋蔥的價格，幾天內鬱金香的價格跌至最高位的0.005%

此時，荷蘭政府站了出來，聲明鬱金香球莖價格下跌毫無理由，勸告市民停止拋售。

鬱金香暴漲，沒有理由；同樣，暴跌也不會有理由。沒有理性的市場，政府說話同樣不好使。

在勸告無果的情況下，荷蘭政府開始耍無賴，1637年4月27日政府宣佈：終止所有鬱金香合同。

鬱金香泡沫，在第一次政府救市行動中破滅了。

儘管泡沫崩潰的日期被記錄得非常清楚，但誰也說不清到底為什麼有人開始喊低報價，或許這是所有泡沫的最終宿命。

既然是宿命，就一定會發生。

金融市場上，任何時點、任何人都不可能對抗市場，政府也不行。

既然是救市，就證明市場已經下行，沒有人能改變市場的選擇。因為，市場下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投資者信心崩潰。

信心崩潰，無法彌補。

於是，每一個荷蘭人都覺得自己中招了，整個民族的巨額財富在暫態蒸發。如同2008年的中國股市，走出證券交易所，連中國人民大學的金融學教授，都覺得自己是個白癡。

危機結束，我們回看歷史，似乎覺得非常好笑：即使鬱金香名貴，不過是一朵花，花開自有花謝，一株鬱金香怎麼可能換1萬噸乳酪?

1841年，蘇格蘭歷史學家查理斯·麥凱在《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群眾性癲狂》一書中這樣描述這次鬱金香狂熱：“無論是貴族、市民、農民，還是工匠、船夫、隨從、夥計，甚至是掃煙囪的工人和舊衣服店裡的老婦，都加入了鬱金香的投機。無論處在哪個階層，人們都將財產變換成現金，投資於這種花卉”。

事後來看，每次金融泡沫都很離譜。現在人們覺得好笑，只是因為沒有身臨其境。

“投機”，如果按字面意思拆分，也可以理解為“投資于機會”。決定投機方向的是人類追求利潤的本性，只要人們沒有失去理性，獲利就是最大的理性，在投機過程中，價格高速上漲本身就是機會，沒有理由不沖上去。

這種情況下，誰不去投機，才是真正的沒有理性。

而且，與你想像的不一樣，鬱金香的故事並非完全源自一朵花。

鬱金香生長過程有點特殊，這涉及很多園藝知識，有點複雜。我們只能告訴大家，當時荷蘭交易的不是普通鬱金香球莖，而是感染植物病毒的球莖。即使普通鬱金香，從種子到開花也需要10年左右，在沒有園藝技術的年代，短時間內生產出變異病毒球莖，根本不可能。

剛才說過，1637年一株奧古斯特價值一棟首都的豪宅，這個價格太離譜了。實際上，奧古斯特在全荷蘭只有兩株，運河邊上的豪宅卻肯定不只一棟兩棟。

世界上“獨二無三”的花朵，換一棟豪宅，你還覺得貴嗎?

用經濟學語言描述，鬱金香球莖供給曲線垂直，彈性等於0。理論上，沒有任何替代品可以置換這些嬌豔的花朵。

變異的鬱金香球莖，在沒有基因技術的年代，還不夠有吸引力嗎?誰能在柯林頓時代斷言“那斯達克網路神話必將破滅”，網路，難道不是21世紀前景無量的行業嗎?

可是，與鬱金香一樣，那些都是故事。

金融市場裡有句名言，“歷史在不斷重複”。熟知技術分析的人一定都知道，KDJ、CAMD都是在模擬歷史，人們幻想熟知歷史、總結經驗、展望未來，就一定可以掌握金融煉金術。

鬱金香泡沫，是金融市場出現以來第一次危機，之後，人類又經歷了無數次金融市場狂瀉，也有了無數次經濟危機。

有人能真正吸取教訓嗎?有人能真正逃脫宿命嗎?

金融市場確實在重複歷史，不過，被重複的只有危機。每次經濟繁榮，我們都有著不同的理由；每次危機，過程又都如此相似。

那麼，我們瞭解這些歷史還有什麼用處?

史學家告訴我們：以史為鑒。

很可惜，不用看後面，現在我就可以告訴你，以史為鑒，永遠不可能。

我們是人，是人，就必然遵從人類規律。

能違反的，是紀律；不能違反的，才是規律。

是人，就有弱點：貪欲和恐懼，在金融市場上，這些無法克服。

能克服人類弱點的，是神，不是人。所以，人類數百年來才只有一個巴菲特，只有一個索羅斯，而且，即使他們也不是無敵的。

幾百年來，金融市場從嘈雜的聚會變為閃爍的電子屏，技術變了、規則變了、設備變了，只是這都是外殼，內涵什麼都沒變，永遠在淋漓盡致地體現著人類的弱點。

轉來轉去，該犯的錯誤還是要犯。什麼時候市場高漲，都會有無數人展現貪婪，一窩蜂式地追漲；市場狂瀉，也會有無數人暴露恐懼，一窩蜂式地殺跌。

追漲、殺跌，是投資最大的忌諱，這條盡人皆知的法則，有幾個人能真正遵守?

儘管我們不能糾正自己的弱點，但是，危機不是錯誤，是危險的機會。問詢如何面對危險，不如思考如何抓住機會。

當交易脫離實物轉向虛擬，必有暴漲暴跌，也就必有各種各樣的故事，只是故事主角不斷變換。資本逐利性最終會體現在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則需要更漫長的演化時間。

虛擬與現實之間的這個時差，就是泡沫；泡沫破裂後，就是危機。

歷史的宿命是沒有結尾，從這個角度講，危機將必然存在，雖然我們不能預言在何時、何地。泡沫破滅前，每一個泡沫都閃爍著耀眼的光環，正是在一個個耀眼的光環中，人類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想像，最終改變了整個世界。沒錯，泡沫破滅將給投資人甚至實體經濟帶來災難，但在災難前沒有人強迫你去投資。

任何一個泡沫的本質都是資本逐利，故事背後交織著人類的恐懼與貪婪，只不過泡沫放大了貪婪、泯滅了理性

願賭，就要服輸。

第5章 金融強國術（日不落帝國）

引言

第一代債券“贖罪券”拉開了基督教宗教改革序幕，宗教改革，上帝哭了，在西歐各國第一個被資本主義搶劫的恰恰就是基督教廷。當封建領主開始將女兒下嫁給富裕的農奴，封建城堡的末日即將來臨。英王查理一世錯誤的融資手段使他喪失了戰爭先機，最終也為此命喪黃泉。

是國王之死為英國帶來了資本主義嗎?

南海泡沫真的是泡沫嗎?

贖罪券功過

任何一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著極其深厚的經濟根源。單單一個贖罪券，單單一個路德不可能掀起如此大的波瀾。

以上種種，都是表像。

人性是漆黑的夜空，神性只是其中的閃爍星辰。面對漆黑的夜空，教士卻很少參悟到神旨，更多會落入蠻荒。

因為，教士也是人，不是神。

教會有很多職務，教皇、紅衣主教、主教

我認為這些人的職責，應該是拯救世人登上諾亞方舟；神棍們認為，鑒於拯救世人這項工作很有挑戰性，自己首先應該被世人拯救。

15世紀，教會已經忘記了上帝的教導，拿上帝做金融遊戲了，舉例來說“贖罪券”：只要你掏出足夠的錢，“贖罪券”可以替你在上帝面前贖清罪過。

在金融史中，我實在不想將贖罪券算作一種債券，儘管兩者相當類似，舉例來說，都有承銷商、路演、分銷

教皇亞歷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公開為贖罪券搖旗呐喊（路演），“當投入錢箱的銀幣叮噹響的時候，獄練中的靈魂便升入天堂”。

不知這位教皇為自己購買了多少贖罪券，據說他在任期間羅馬教廷公開辦妓院，從業者居然占到羅馬總人口的10%；他本人承認的兒子就有8個；我還看到大英博物館中保存著一張類似於超市促銷的宣傳單，上面標明了各種教會職位價碼。仔細看了一下，最貴的職位是聖庫的理財法官和執事，約為1萬英鎊，很貴！

教皇如此，也別指望主教們能如何忠貞。

主教們擅長高利貸和享受，據記載，一個紅衣主教出入帶著一百多隨從，都穿著用金絲銀線鑲邊的綾羅

比縣處級領導的車隊都要拉風！

我讀過點聖經，對基督教義有一點點淺薄的認識：人有原罪，不能向上帝索求任何賞賜，人生的意義在於救贖，方式只能是懺悔。要知道上帝很有本事的，連世界都是他在七天內創造的，不可能喜歡您那點孝敬。

對金錢越渴望，就距離上帝越遠；如果上帝信錢，你又如何信他?

教會墮落對基督徒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市民、國王和領主都很不滿。

市民不會允許教會墮落，因為到15世紀，幾乎所有的西歐人都是基督徒，但教廷已經不能承擔基督的信眾規範。

國王也很不滿。舉例來說，神聖羅馬帝國，教會獨佔了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每年能摟30萬金幣，國王僅收入1.5萬金幣。

領主自是不必多說，甭管教皇您有多神聖，總不能在我地盤上摟得比我還多吧?

結局：國王、領主、市民不允許教皇在自己地盤上發行贖罪券。世俗權力的支持和聯盟，反對教廷勢力才不會遭到教皇鎮壓，才可能打破強大的教權。

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教皇融資的人叫做馬丁·路德。

這絕對是一個傳奇人物，按概率來算，相信他能名垂青史，還不如相信瑪雅人2012世界末日更靠譜。

馬丁·路德1483年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父親是小礦主，算得上家境殷實。父母對路德進行了嚴格的宗教教育，並讓他熟識了拉丁文。十四歲時家境中落，求學的路德淪為乞丐，卻被有錢人收養（僅此一條，概率就相當低）。

在家境變遷、生存環境寒暑交替中，路德歷盡風霜，培養了智力、膽量與見識，恰好，十六世紀初葉的神聖羅馬帝國為他提供了表演舞台。

路德的專業本來是法學，1505年剛學了兩個月就被雷劈了（沒死，這事概率更低），他覺得自己能活下來是上帝的恩典。為酬神恩，當年路德進入奥古斯丁修道院攻讀神學，以虔誠、堅韌而著稱，他最提倡的，卻很恐怖，叫做“自我鞭撻”。這樣一個清修士，聽到贖罪券可以替代自我鞭撻，心情可想而知。

1517年10月，教皇立奧十世派特使去神聖羅馬帝國兜售贖罪券，這與路德對神的認知很不一致。他逐漸感到“基督徒愈接近羅馬，就愈變壞。誰第一次往羅馬去，他去找騙子，第二次，他染著騙子習氣；第三次，他自己就成為騙子了。”

10月31日，路德撰寫了《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九十五條論綱》，就是傳說中被貼到教堂門口的大字報。

可以肯定，大字報不是路德本人貼上去的。

當時，人們如果對神學問題出現理解偏差，通常的做法就是辯論，方式是書信來往。路德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攻擊教廷，而是希望通過辯論使教廷收回成命，“找到一種更合適的方法拯救世人”。

只是，這封書信不斷被傳抄，到底誰把書信搞成大字報，抱歉，我現在不知道。而且，我也看了路德所謂的檄文：並沒有反對贖罪券，而是將罪過歸咎於直接販賣人，路德本人對教皇也相當尊敬，他堅信“教皇有赦免凡人罪行的權力，誰反對這個權力就應該被詛咒”。

路德，並沒有出格。

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不出格的舉動，引出了非常出格的結果：基督教再次大分裂。

《九十五條論綱》在一個月內傳遍了西歐，人們開始質疑贖罪券，最終結果是教皇的債券承銷體系遭到毀滅性打擊，各地主教紛紛不再購買贖罪券，教皇的銀子明顯減少

教皇很憤怒，後果很嚴重。

教皇不能容忍路德破壞融資的行為，1520年6月，教皇發佈破門令，宣佈任何人都有義務將路德扭送教廷處置。

一個基督徒，破門令意味著生命結束，路德的身份從主教變為教廷通緝犯，他已經退無可退。

路德不是不想退縮，而是退無可退。

1520年8月，路德公開應戰，發表《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教會的巴比倫之囚》、《論基督徒的自由》，後來被稱宗教改革三大論著。

這三個小冊子的核心思想，用直白的語言複述，那就是：信教可以很便宜，信徒沒必要向教會交錢。要知道，上帝是萬能的，懂個幾十種語言也不成問題。通過神殿儀式才能和上帝溝通，也太小看上帝了。

自此，神權可以不再至上。

1580年，新教信徒集體破門，自稱基督徒，不受教皇管轄。自此，受教廷領導的基督徒在史籍中開始被稱為天主教，路德新教在史籍中取得了正統地位，稱基督教。

任何一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著極其深厚的經濟根源。單單一個贖罪券，單單一個路德不可能掀起如此大的波瀾。

以上種種，都是表像。

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教皇才是歐洲真正的精神統治者。市民需要寬鬆的經營環境，最重要的就是精神自由。若連精神都不自由，我又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

他們更需要奪取世俗權力，而代表上帝的教皇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樣，教皇很幸福，市民卻很不幸。

如果教皇始終控制著精神權利甚至世俗權力，人們都服從了教皇，如何自由去賺錢，如何實現對金錢的博愛?

“因信稱義”表面上是恢復對聖經的崇拜，實質上否定羅馬教皇最高權威。打破神聖的天國，上帝才能降臨塵世。

尊重神權的權威，也就難有塵世的人性。如果不能對人性寬容，神性又有何意義?

資本的第一滴血，上帝哭了

與美女相比，“聖教干城”更喜歡教會手中的權力和金錢。這才是英國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於是，教廷成為原始資本積累的第一滴血。

第一代真正的世界級霸主，是英國。

西班牙、荷蘭在全球耀武揚威的時候，英國只是毛紡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羊毛和糧食，被稱為“農業附庸國”。

更不幸的是，1453年英國在百年戰爭剛剛失敗，國內金花雀王朝的兩位繼承者就大打出手，引發了一場三十年的“紅白玫瑰之戰”（兩位繼承者的家族徽章分別是紅白玫瑰）。無論從哪個角度，這個資源匱乏、耕牧結合、戰爭不斷的農業附庸國也不可能成為下一個引領世界的霸主。

英國崛起之路，源自宗教改革。確切地說，英國第一桶金連上帝都沒放過，“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補充一句，一個國家崛起，僅有血腥和骯髒還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不要以為每個農業國都有機會成為世界霸主。

事情還得從紅白玫瑰戰爭說起：紅白玫瑰戰爭，此戰不關風與月，幾十年來王冠在很多腦袋上輾轉，變為貴族斷頭的利劍。

戰爭對人民造成了不小的災難，對領主造成了很大打擊。看清楚，我沒說人民災難很大，也沒說貴族打擊很小。

實際情況是，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戰役雙方投入兵力也沒超過10萬，就算放到春秋戰國時代，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紅白玫瑰戰爭，三十年來各派貴族都有勝利。

這句話的另一個意思是，各派貴族都曾經失敗。也就是說，各派貴族為戰爭付出了無數生命和金錢。

1485年，王冠終於落在都鐸家族的頭上。

亨利七世帶上王冠的時候，王冠的含金量早就不高了，貴族在戰爭中精疲力竭，英國早就是一個上帝的世界。教會總收入已經占到英國全國總收入（你也可以理解為GDP）的三分之一，而且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

長此以往，別說新興資產階級，連國王也不要混了。

機會很快就來了，歐洲大陸宗教改革。

路德在歐洲大陸和教皇辯論的時候，英國國王是亨利八世，而且不是路德粉絲。路德剛剛發表《九十五條論綱》，亨利八世就提議國會通過《取締分歧意見六條法案》，兩周後，僅倫敦就有500人被處以火刑。

教皇很欣賞亨利八世，稱他為“聖教干城”。

教皇沒有想到的是，歐洲大陸宗教改革還沒推開，英國就成立第一個新教國家。因為，聖教干城不但很快自己轉投新教，而且，在全國親自操刀推動宗教改革。

干城是如何變成叛徒的?

很多史籍這樣記載：1527年亨利八世向教皇申請離婚，以便迎娶王后的侍女；教皇一直讓亨利等了8年，也沒有批准，亨利八世怒火中燒，宣佈英國脫離教皇控制，開始宗教改革。

以上說辭，只是史家詼諧的玩笑，激勵亨利八世的絕對不是男性荷爾蒙。

無論是侍女變成王后，還是王后變成侍女，結果都只能是抓瞎。變成侍女的王后、變成王后的侍女，兩人的結局沒什麼區別，都被幽閉至死。

王后之所以變為侍女，是因為她出自西班牙王室，西班牙是當時英國資本新貴最大的敵人。如此，廣大英國人民是不會同意的。侍女之所以變成王后，是因為她信奉新教又接近國王，英國需要一位元新教王后，以便吸引來自歐洲大陸逃亡的新教工匠。

與美女相比，“聖教干城”更喜歡教會手中的權力和金錢。這才是英國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於是，教廷成為原始資本積累的第一滴血。

1533年，亨利八世宣佈國王才是教會在塵世的最高首領；

1534年，英國議會頒佈《至尊法案》，“英格蘭為主權國家，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任何來自帝國之外勢力干涉”、“國王陛下，他的後嗣和繼承者才是塵世中唯一的最高首腦”

這位國王可比先人聰明多了，祖先偷個把銀盤子就被教皇指著鼻子罵，亨利八世卻直接封查了所有的教會財產：先用了四個月時間登記教會財產，編著了著名的《教產帳簿》。然後，按圖索驥，先易後難，先查封小修道院、後關閉大修道院：沒收教會財產，尤其是土地。

圈地運動，由此開始。英國圈地運動的始作俑者，不是資產階級、不是農場主，而是這位亨利八世。

因為，“國王要靠自己生活”。這裡所謂的“生活”不是國王自己吃點、喝點、拿點，也不僅僅是多娶幾個侍女，還有王國的一切內外事務，當然，也包括戰爭。

為了生活，國王不斷出售教會土地，到1547年，2/3的修道院地產被亨利八世交換、饋贈和出售，其中出售占7/8”，僅1536-1547年王室法庭拍賣掉的土地就超過了100萬英鎊。最終，全國70%的王室土地和50%領主土地被賣掉了。土地的購買者則是新興農場主和資產階級，他們當然不是城堡式耕作，而是放牧收穫羊毛。

中古時代，領主繼承、婚姻、分封是地產轉移的主要原因，結果是權勢、財富只在領主層面轉移。都鐸時代，地產買賣不再具有封建因素，而是純粹的經濟現象。地產已褪去了光環，不再是社會、政治的附加成分，成為一種與貨幣進行自由交換的商品。

因為，王室只要錢。

維繫中世紀的英國社會結構終於出現了變化，土地不再是控制臣民的方式，成為一種純粹的物質財富。

圈地運動新解

任何時代土地都是主要的社會財富，但是，社會財富真正增加，歸根結底還是要靠物質產出，也就是說利用土地的方式必須有所改變。土地還是那片土地，只有不同的生產方式才能帶來輝煌。

傳說中的圈地運動，有人痛斥這是一場“羊吃人”的悲劇：農奴成了離開土地的農奴，也失去了謀生方式，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必須的條件之一，自由勞動力。有人卻讚頌這是“公地悲劇”的結束：自此，公用土地有了所有者，大家不能在公地上亂來了。

小時候，歷史老師告訴我：“圈地運動”就是一個戴著禮帽的英國人趕一匹馬，馬跑到那裡，這塊地方就算是棄農從牧了。每次看到這段歷史都很奇怪，為什麼有人可以隨便畫圈，有人卻只能離開土地?

連個幌子都沒有，就搶別人土地，真牛！

現在我知道，領主土地分為兩種，一種由農奴耕種，一種是城堡公地，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搞些副業，舉例來說，養羊。

被圈的土地，就是公地。而且，在向工業化演進的歷程中，英國圈地運動始終沒有停止。

不過，這裡還是要說，失地農奴與工業革命需要的無產階級並非同一群人，因為工業革命至少還要一個世紀才能發生，而圈地運動的高潮是在16~17世紀。

那麼，失去土地的農奴到底去哪裡了?

答：沒有失地的農奴，直到18世紀末期，英國小農人數始終處於增加趨勢。

耕地改為牧場了嗎?

答：公用土地，只能放牧、燒炭、打草，本來就不是耕地。

全國皆養羊就能變成強國，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一個崛起的世界級大國，就算全國皆牧場、農奴皆流民，也不可能造就強勢產業。

任何時代土地都是主要的社會財富，但是，社會財富真正增加，歸根結底還是要靠物質產出，也就是說利用土地的方式必須有所改變。土地還是那片土地，只有不同的生產方式才能帶來輝煌。

真正支撐英國崛起的，是牧業背後工廠手工業的興起，是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是一種可以解放農業勞動力的生產方式。

既然是解放，當然會讓農業勞動者脫離土地。只有脫離繁重的體力勞動，才有可能繼續人類下一步輝煌。如果推動人類進步的生產方式都要被唾棄，那麼，人類乾脆回到茹毛飲血的時代得了。

在城堡莊園中幽閉一生就不悲慘了嗎?英國正是靠著這種血腥的資本積累方式才積蓄了力量，國內紡織產業一躍成為歐洲翹楚，號稱“衣被歐洲”。

所以，儘管歷代史家對這段歷史痛加貶斥，馬克思對這段歷史蓋棺定論式的評價卻是 “這場農業革命揭開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曙光，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圈地運動殘酷嗎?

圈地者無良嗎?

農奴悲慘嗎?

以上問題，答案皆為：是。

很多人被迫離開土地轉入工廠做工，這個事兒肯定有；資本家殘酷奴役勞工，很多人寧願流浪也不願做工，也是確定無疑的。

於是，經常有人援引1572年《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規定健康流浪者，被抓住三次，就要砍頭。

於是，有人痛斥，這是王室和資產階級的無恥勾結。

現在，我要提醒大家，人們歌頌或者貶斥一個現象的時候，往往會誇大某個方面（這本書也一樣，我們只能盡最大可能還原歷史）。所以，大家通常看到的《濟貧法》只是刪節版。

1572年《濟貧法》確實是英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濟貧法》，不過，這部法律很長，窮人也分三類：一是沒有勞動能力的人；二是家庭規模過大，無力供養家庭的人；第三類人的名字叫做“有工作能力卻好逸惡勞的窮人”。

嚴厲的條款是針對第三類人的。

1578、1593年《濟貧法》又兩次被修正，“每個城市、自治鎮和集鎮治安法官應為流民提供生產資料，將窮人安排進紡織作坊工作”，死刑、監禁、烙耳等刑法被取消。

英國王室是最大的領主貴族，小領主也是王室存在的基礎。資產階級要搞掉領主貴族，嚮往“平等、博愛、自由”，那就等於要搞掉英國王室所有的權威，王室才不希望跟資產階級勾結呢。

勾結，去哪裡勾，又怎麼能結。

歷史在很多時候都充滿了偶然。身為國王的主人公猜到故事的開頭，肯定沒有猜中故事的結尾。亨利八世如果知道自己給子孫後代帶來什麼樣的麻煩，一定會後悔到把棺材啃穿。

英國宗教改革的另一個結果：議會勢力居然在王權支持下空前加強。

對，你看的沒錯，議會勢力是在王權支持下成長的。

中國農民起義的時候，一般都要搞一套把戲，什麼“大楚興，陳勝王”、“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金刀玉璽”等等，雖然毫無新意，卻也百試不爽。

西方人，也一樣。

國王也喜歡搞君權神授，法蘭克王國的矮子丕平再牛，也得經過教皇加冕。只是，亨利八世卻不再可能沿著前輩的足蹟走下去，因為，他搶劫的是教皇。

當時，“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教士反對國王”，更可怕的是，宗教改革初期，英國還有80%的臣民信仰天主教，大部分居民對國王這種做法並不理解。

沒有君權神授，亨利八世想到了國會。

上帝不讓我統治王國，如果臣民願意，這事情也能湊合。就算國會不能代表廣大英國人民，代表個把新興資產階級問題還是不大的，“只要我的政令能到達富人，剩下的事情，讓富人去做吧！”

亨利八世在位期間，國會先後頒佈300多部法律，涵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自此，國王依靠國會立法成為習慣，加之貴族衰敗，國王、法官和國民開始服從法律、執行法律，“服從法律”成為16世紀英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徵。

“亨利八世需要議會，他只能小心翼翼的培植他”，因此，“這個王權強大的王朝，並沒有超過人民的限制，他是強大的”。

英國內戰：國王土地抵押術

我曾經認為，國王要多少錢有多少錢，是一個國家最富有的人。實際情況是，查理一世沒有固定稅賦收入，只能靠出租土地和貴族捐贈維持生計。非但如此，英國王室在地方沒有派駐官吏，也沒有常備軍，每遇戰爭就需要臨時召集雇傭軍。

亨利八世有一個女兒，叫做伊莉莎白一世，是一位不世出的女王，也是侍女王后留給英國最大的財富。可以說，伊莉莎白一世為英國崛起奉獻了整個人生：終身未婚，卻以婚姻作為籌碼在列強中縱橫捭闔；以弱小國力對抗西班牙，終於擊潰了無敵艦隊

總之，這位女王很偉大。

偉大的原因，是因為王室欠下了一屁股債。

1625年，王位傳到都鐸家族旁支（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一世手裡，英國王室財政已經千瘡百孔（請注意，不是國家財政）。

我曾經認為，國王要多少錢有多少錢，是一個國家最富有的人。實際情況是，查理一世沒有固定稅賦收入，只能靠出租土地和貴族捐贈維持生計。非但如此，英國王室在地方沒有派駐官吏，也沒有常備軍，每遇戰爭就需要臨時召集雇傭軍。

剛才說過，英國王室始終要靠自己生存，要為國家戰爭及一切公共事務埋單。

國王，可謂大公無私。

一般情況下，國王即位後就能得到終身徵收噸稅（進口酒類關稅）和磅稅（羊毛出口關稅）的權力，輪到查理一世的時候，國會卻僅給了他一年徵稅權。

經過宗教改革，英國已經是一個徹底的新教國家，與法國等天主教國家之間始終有著錯綜複雜的戰爭，查理一世要獨立支付龐大的軍費。當國王不久，很窮的查理一世由此變得精窮，他只得強行徵收噸稅和磅稅。

此前，國會對此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這種稅收已成定規，誰也不會真的太認真。不知何種原因，1629年，國會突然宣佈，繳納這兩種稅賦的人，尤其是商人，是叛徒。

國會，可謂很不厚道。

我為國家掏自己腰包，你在背後捅刀子！

查理一世憤怒了，他下令關閉了國會。

沒有國會的時候，雖然個把刁民起訴查理一世收稅不合法，倒也平安無事，能湊合著混下去。

1639年，蘇格蘭發生農民起義，很快起義軍就進入了英國北部邊境。為再次湊足召集軍隊的錢，1640年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召開議會，商討開徵新稅。

議會討論的結果是：通過204款《大抗議書》，譴責查理一世妄稱天威神武、任意妄為；至於如何收稅，《大抗議書》壓根就沒提。

面對《大抗議書》，查理一世暴跳如雷，只是，後果一點也不嚴重。當國王帶著衛隊進入議會試圖逮捕《大抗議書》起草者的時候，不但發現議會大廳已經空無一人，而且，國王路上被無數市民謾駡。

我為這個國家耗盡家財，現在強敵壓境，不就收點錢，至於嗎?

查理一世很傷心，1642年1月10日，國王悄悄離開倫敦，到達了北方的約克。8月，查理在諾丁漢升起王旗，聲稱要討伐叛國的議會。

這些對一位相信君權神授的國王，都在情理之中。不再情理之中的，是這位國王的融資方式。

查理一世居然以250萬畝蘇格蘭土地作為抵押向全國人民借錢。要知道，此時蘇格蘭和英國壓根就不是一個國家，更不是王室私產，拿別人還是其他國家的土地做抵押，您沒喝多吧?

從此，國王走上了不歸路。

在查理一世徹底結束表演之前，他還要遇到兩個人。

在這裡，我要說的第一個人，或許大家並不熟知。因為，很多時候，歷史只記得最後的成功者。

最初，查理一世要討伐的人並不是人們熟知的克倫威爾，這個人的名字叫約翰·皮姆，《大抗議書》起草者、議會下院領袖。皮姆只是一位改革者，他只要求限制王權，只希望依靠溫和的手段制約國王。至於砍掉國王的腦袋，估計這位仁兄連想都不敢想。

“君主之位可以加冕於人，但王位不是權力”。

，約翰·皮姆

查理一世=無錢=無人支持=士兵甚至將領經常溜號=沒有固定的軍隊；

皮姆=消費稅+土地稅=“模範新軍”=2萬步兵+4000騎兵。

後期在軍事占優條件下，皮姆仍舊希望查理一世重回到談判桌前，在和平框架下解決問題。直到1643年馬斯頓荒原會戰後，皮姆領導下的議會仍舊呼籲雙方解除武裝力量，“以便無偏無倚、無顧慮的談判”。

但是，查理一世拒絕了。他想到了一個絕妙的法子，既然不能以蘇格蘭土地抵押向英格蘭融資，那麼就以英格蘭土地向蘇格蘭叛軍求援！

查理一世堅信，在蘇格蘭軍隊的支持下，他很快就能擊潰新軍。

您還真敢想！英格蘭土地又不是王室的，還不是一張空頭支票。

查理一世對手皮姆卻很實在，每年支付蘇格蘭叛軍3萬英鎊，以此換得蘇格蘭不支持國王。看在現金的面子上，雙方簽訂《莊嚴同盟聖約》，不僅切斷了查理一世外援，也保證了決戰中新軍不至於腹背受敵。

歷史證明，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現金最好使。

如果皮姆能堅持到內戰結束，查理一世即使戰敗也不可能人頭落地，英國也可能少走幾十年的彎路。

遺憾的是，1643年12月8日，皮姆逝世於倫敦。此時，第二位查理一世真正的敵人出現了，他就是克倫威爾。

從古至今、從東到西，曾經有無數人爭論：克倫威爾究竟代表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議會?農民?

答：克倫威爾誰也不代表。

軍事強人眼中，沒有規則，對他們來說實力才是規則。自此，英國內戰徹底失去了控制，也失去了理性。

1647年，王軍徹底潰敗，查理一世則逃亡蘇格蘭。蘇格蘭人非常不夠意思，以40萬英鎊的價格把他賣給了模範新軍。

事後，查理一世戲謔自己“我是被買進和賣出的”。

查理一世之死

無論怎麼審判，克倫威爾都知道，查理一世始終是英國國王。只需逃離倫敦，隨便到一個鄉村，振臂一呼就能糾集起一批效忠于王室的騎士。

到那時，他才是一個真正的叛國者。

國王，必須死。

國王與議會內戰，倒楣的不只是國王。

倒楣的，還有議會。軍方力量不僅要消滅國王，而且要控制議會，因為，暴力從來就不崇尚平等。

戰爭勝利後，議會下院要求軍隊分駐在全國各地，然後遣散。開什麼玩笑，老子拼命打下來的江山，想鳥盡弓藏?

軍事力量一旦長成，就很難在制度框架內約束直至消滅，他們從暴力中成長，也只相信暴力。克倫威爾的回應是：率軍進入倫敦，驅逐了2/3的議員，建立了一個服從於軍隊的議會。

即使如此，這1/3剩餘議員仍舊和克倫威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審判查理一世的問題上，矛盾終於爆發了。

英國議會分為上院和下院，上院在傳統上代表貴族，下院代表新興工商業者。上院、下院無論誰代表誰，無論那家進步、那家反動，只是政治勢力中的博弈者。

只要是政治勢力，就得有反對者。一個人的博弈註定是獨角戲，結果才是真的任意妄為、荼毒生靈。

永遠不可能有一個人的正義。

此時，上院是下院唯一的反對者，也是克倫威爾最大的敵人。

反對我，就取締你發言權。

克倫威爾宣佈“人民是一切公正權力的源泉，人民選舉的代表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下院宣佈或制定的任何法案都具有法律效力，所有人都不得違背，即使這些法案沒有得到國王或上院的批准”。

這段話，在另外一個場合是這麼說的“我就可以代表人民，我才擁有最高國家權力，我的話就是法律，所有人不得違背。至於國王和反對者，Go to hell!”

克倫威爾又失算了，即使關閉了上院，審判國王的提案仍舊沒有通過。

1648年12月6日，軍隊再次將下院反對審判國王的議員趕出了議院，終於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

接下來的事情，不再是革命，而是鬧劇：在缺席一半法官的法庭上，得出了一個處死國王的判決，罪名是國王投靠蘇格蘭（雖然這事兒新軍自己也常幹，而且更離譜）。

“如果不讓我說話，別人還指望能有什麼公道?”

，查理一世法庭陳詞

這場審判最根本的理由是：克倫威爾需要國王的腦袋。

無論怎麼審判，克倫威爾都知道，查理一世始終是英國國王。只需逃離倫敦，隨便到一個鄉村，振臂一呼就能糾集起一批效忠于王室的騎士。

到那時，他才是一個真正的叛國者。

國王，必須死。

1649年1 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廳斷頭台上留下了自己的遺言：“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你們能夠寬恕將吾送至此的那些人，因為他們的聲音並不屬於他們自己。同時，我也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享受作為一個英國國民所能享受到的自由，但願這不是奢求。寬恕是君王的特權，現在，我將它留給了你們”。

歷史上永遠沒有絕對的先進，也沒有絕對的反動，所有的對或錯都是某種程度。說到底，先進和反動之爭不過是反動勢力賺的錢少點，先進勢力賺的錢多點（先進生產力和落後的生產關係枷鎖）。

如果靠鮮血解決江湖紛爭，甚至動用暴力戰爭，民族將為之付出停滯甚至倒退的代價。魚死網破對大家都沒有好處，雙方都必須讓步，政治的精髓恰恰就是一種利益對另一種利益妥協。

占盡一塊蛋糕的人，只能是封建專制；鮮血，只能澆灌暴君專制的渴望。

查理一世人頭換來的，就是這個結果：克倫威爾被軍方擁戴為護國主，終生不易，而且世襲；議會被軍官會議替代。

這位天才的草根梟雄絕非善男信女：血腥鎮壓劍橋等郡農民運動、屠殺平民派士兵；遠征愛爾蘭的時候在德洛格達屠城；殘存的下院也被解散。當時下院議員高呼“自由”時，克倫威爾回答：“你們有呼吸的自由”。

為什麼議會首領克倫威爾比專制代表查理一世還橫?

因為，克倫威爾有的是錢，想怎麼對國民收稅，就怎麼收稅。查理一世絕對沒有這個本事。失去了最大的反對者，議會再不能制約自己養大的這頭怪獸。

長期征戰的結果無疑是橫徵暴斂，加上護國政府實實在在是一個腐敗成風的政權，克倫威爾的親友幾乎把持了所有要害部門。克倫威爾當政後期，國家財政再次瀕臨崩潰，1656年財政赤字為80萬鎊，1657年就達到了150萬鎊，1658年他臨死前則成為200萬鎊。

這位天才的軍事領袖應對財政赤字的方法是貨幣減重，當時英國可是以金銀為貨幣的，唯一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1658年小麥價格至少比1654年上漲一倍。

這已經是搶劫的最高境界。

強人政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失去強人後必然變成一盤散沙，因為，強人不允許另一個強人存在，不會有人暫態填補權力真空。

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他兒子根本駕馭不了老爹手下的軍隊，軍官組織了“安全委員會”，驅逐了護國主二世，準備實行軍政統治。

如果順著這個路徑走下去，英國軍隊會互相PK，勝者將重新統治英國，英國將走入一個歷史迴圈的怪圈。

所幸，不是。

英國議會軍隊不是常備軍，而是雇傭軍。雇傭軍也服從命令，前提是，給錢。

在英國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數百年來積蓄的商人力量終於爆發了。手段很簡單，拒絕給軍官貸款。不給錢，士兵就會走人。高級軍官走投無路，走上了查理一世的老路：重開議會討論徵稅。

議會不可能允許軍人獲得穩定的收入，沒有金錢的軍隊，如同沒有血液的怪獸，終於蟄伏于商人腳下。

1660年，議會討論結果：斯圖亞特王朝復辟。

南海騙局

理論上，南海公司這種做法並不違法法律，他們的資產居然是合法的。

只要有證券市場存在，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不斷變換。故事本身沒有錯誤，那何嘗不是人類的夢想?

南海公司，誕生在一個充滿創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天翻地覆、英雄輩出，今天，我們稱呼它為“工業革命”。

現在，列出一個簡短的名單，他們全部屬於那個年代：

物理學奠基人、高等數學奠基人牛頓（英）；

經濟學奠基人、《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英）；

化學奠基人普列斯利特（英）；

西醫創始者、醫藥學奠基人波義爾（英）；

蒸氣機改良者瓦特（英）；

正是有了他們，人類才有了高等數學、理論物理、化學、西醫和近代工業，人類才有了現代文明。

南海公司，與眾不同；它創新的，是謠言。

1711年，一名叫做哈利·耶爾的商人成立了南海公司，南海就是今天的秘魯和墨西哥灣。南海公司的營業範圍是承擔王室60萬英鎊的債務，作為報答，耶爾獲得了南海貿易壟斷權，英國政府永久性賦予該公司酒、醋、印度貨、縹絲、煙草、鯨鰭的免稅權。而且，成立之初，南海公司已經取得了西班牙王室南大西洋領域貿易專營權。

南海，盡人皆知，蘊藏著數不盡的金銀（假的），而且，西班牙已承諾放棄當地四個港口的徵稅權（也是假的）。

經理英國國庫，具有英國、西班牙兩個貿易專營權！

這些概念比今天的大盤藍籌、壟斷央企毫不遜色，在某種程度上，南海公司是當時英國的中央銀行，這可是接手王室債務的公司，相當於把中國人民銀行上市了！

投資者沒信心，腦子秀逗了?

實際情況是，英國商船要向西班牙交納25%的利潤，其餘75%加征5%的稅。唯一免稅的商品，是奴隸，但只能運往墨西哥、秘魯或智利。

1720年1月，英國議院開始討論如何償還國債，共涉及3000萬英鎊。此時，南海公司為了獨自承攬國債，提出了非常優惠的條件：國債利率降為4%。當最強大的對手英格蘭銀行放棄國債競標時，倫敦亢奮了：南海公司股價僅用一天時間就從130鎊上升到300鎊。

讓一個公司承擔所有國債，搞不好是要出事情的，議院用了兩個月時間討論是否接受南海公司提案。這兩個月向大家說明了一個道理，證券市場的故事，只有更離譜，沒有最離譜。

耶爾和南海公司的董事們說：

西班牙將允許南海公司在所有殖民地自由貿易；南海的豐富礦藏將使英國金銀與土同價；墨西哥將把全部金礦用來購買英國的棉花和羊毛，而南海公司將承攬所有貿易；南海公司可以不向任何外國政府繳納關稅

（以上種種，都是假的）

4月7日，議會通過法案，確定南海公司為政府國債唯一承銷商，5天后，也就是12號，南海公司董事會按照3倍溢價增發100萬股，允許投資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

當日，認購價在黑市上就翻了一倍。

接著，董事會又以4倍溢價發行了第2個100萬股，幾個小時之內被認購一空。

1720年1月1日倫敦股票指數只有190點，到了7月份突破了750點，半年之內翻了3翻。

推動倫敦市場指數狂飆的，除了南海公司之外，還有一系列皮包公司。它們有的說能造永動機，有的說能改變孩子命運，有的說能從水銀中提取銀，有一家公司居然叫做“經營和承攬巨大好處，但沒人知道它是什麼的公司”！

驚訝嗎?

連雷電都能從天上弄到地下，還有什麼幹不成的?

恰恰是南海公司想打破這種泡沫，跟那些皮包公司相比，畢竟南海公司還算有理想的，儘管是大忽悠的理想。

你們沒素質！

南海公司將這些皮包公司送上了法庭，罪名是“未經許可擅自發行股票”。法院判決南海公司勝訴，並由此炮製了《泡沫公司禁止法》。

1720年7月12日，英國政府宣佈禁止104家公司股票交易，任何敢於交易這些公司股票的經紀人都將被處以500英鎊罰款。

跟《人民日報》社論一樣，政府禁令還是很管用的，倫敦市場指數應聲下跌。

很多人說：在市場狂瀉中，南海公司倒閉了。

這事，沒有。

市場狂瀉過程中，南海公司依然健在，而且股價堅挺。

只是，在低迷的市場中，別說是神話，真實的故事都未必能激起投資者的激情，此時，人們會懷疑一切！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南海公司這些玫瑰般的財富神話是真的嗎?儘管股票市值沒有下跌，卻一反高速飆升的勢頭，開始高位震盪。

久盤必跌

9月份剛剛開始的第一周，南海公司股價始終在700英鎊徘徊，距離高位890英鎊已經跌去了22%。儘管南海公司董事會出面回購，但仍舊沒有止住跌勢。

一周過去了

9月8日，南海公司召集公司全體會議，耶爾宣稱南海公司是國家的英雄，是他們讓官員、教士、農民乃至全體國民獲得了巨大財富，投資者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最後，會議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把股價穩定在700英鎊！

沒有人會聽你的。

當日，股價跌至640鎊，次日又跌到540鎊，此後連續下跌到400鎊。

確實不會忘記他們，你是投資者心中永遠的痛！

9月12日，南海公司走出了一招錯棋，向英格蘭銀行求助。耶爾的原意是借助英格蘭銀行聲譽挽回市場跌勢，至於英格蘭銀行是否注資，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

只要投資者不再潮水般拋售手中的股票，他是有能力穩定股價的（最後，你才會發現，他是如何獲得這種能力的）。

江湖開始流傳一條消息，英格蘭銀行已經同意向南海公司的證券斥資600萬

當日，股價應聲而起，反彈至670鎊。不過，耶爾僅高興了幾個小時。

南海公司是英格蘭銀行國債承銷中最大的對手，英格蘭銀行正虎視眈眈盯著南海銀行的國債承銷權呢。

救助你，別逗了。

當天下午，英格蘭銀行發表聲明，稱自己不會救助南海公司。南海公司股價馬上又回落到580鎊，次日又落至570鎊，隨後逐漸滑向400鎊。

英格蘭銀行認為，僅有聲明是不夠的：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英格蘭銀行幹了一件更陰損的事情

9月22日，英格蘭銀行聲稱自己將以市場價15%回收南海公司發行的債券；接著，9月28日，聲稱自己已經無法按協議價格收購。

按15%收購，連英格蘭銀行都支付不起，南海公司還有什麼希望?

逗你玩兒！

9月29日，南海公司崩潰了，股價災難性跌破了120英鎊。

其實，英格蘭銀行的忽悠與耶爾異曲同工，一個在呼喚市場信心，一個在擊潰市場信心。現在，英格蘭銀行勝利了，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人都認為，南海公司破產已經只是遲早的事情。

最精彩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英國政府擔心泡沫會引發經濟崩潰，開始調查南海公司真實的經營狀況。實際情況震驚了所有的人：南海公司對泡沫崩潰早有預見，從一開始就要求分期付款購買公司股票的人必須提供一定價值的其他證券或不動產做抵押。

1720年底，當泡沫徹底破滅時，公司總淨值仍為3780萬英鎊，董事會成員總資產竟然高達2401萬英鎊！

太離譜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

更可恨的是，理論上，南海公司這種做法並不違法法律，他們的資產居然是合法的。

只要有證券市場存在，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不斷變換。故事本身沒有錯誤，那何嘗不是人類的夢想?

比講故事吸引投資更可怕的是不公平競爭，是有人利用權力謀利。《泡沫公司禁止法》出台之前，一些政府高官參與了股票交易，他們清楚即將出台的法案，因此在法案出台前賣光了股票。

南海泡沫後，英國政府嚴厲處理了這些人。

證券市場的靈魂是“公開、公平、公正”，股份制是在人類文明基礎上誕生的現代經濟制度，至今沒有任何一種組織框架能比她顯現出更強的生命力。如果失去了“公開、公平、公正”，非但證券市場，連股份制公司都不可能存在。既然有內幕資訊，那投資者就永遠無法戰勝內幕消息交易者。也正因為如此，內幕消息交易者站在一個不公平的起點與普通投資者競爭。從那個時候起，禁止內部人交易就成為證券市場慣例，因為，這會毀掉股份制的靈魂。

“我能計算出天體的運行軌跡，卻難以預料到人們如此瘋狂。”

，牛頓（非著名金融學家、偉大的牛頓先生賠了5萬英鎊）

最後的王牌：英格蘭銀行

在一系列政治經濟事件中，英格蘭銀行始終起著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雖然這些工作讓它著實賠了很多錢。倒不是英格蘭銀行有大無畏的精神，主要是每次王室都要求它出面，並許以豐厚的報酬。

南海泡沫中最拉風的當屬英格蘭銀行，這家銀行成立於1694年，後來成為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銀行。不過，始建時期英格蘭銀行遠沒有這樣舉足輕重。英格蘭銀行始創期間，英國正跟法國對打，而且已經打了6年，什麼時候打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

剛剛成立的英格蘭銀行就向王室貸款20萬英鎊支持軍事，以期望戰勝後的回報。此後的日子，英格蘭銀行致力於重整王室債務。

然而，英格蘭銀行並不是當時王室唯一的借款銀行，舉例來說東印度公司、劍刃銀行等等，它們都可以承擔這一職能。

雖然同時支撐英國軍費，但貸款者之間也是有競爭的。這句話不全對，英格蘭銀行此時根本無法與東印度公司競爭。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也是曲折的。

東印度公司率先出招。

1707年，東印度公司集中了一批貨物，在大不列顛島本土大量換取英國鑄幣和英格蘭銀行銀行券，很快他們手中集中了1/3的英國鑄幣。

英格蘭銀行對此一無所知。

1707年8月的一天，東印度公司人員突然持30萬英鎊的銀行券向英格蘭銀行提取鑄幣。英格蘭銀行當時就被打懵了，擠兌由此發生。

英格蘭銀行還是幸運的，因為它有三位股東，分別是英國女王安妮、薩默賽特公爵、紐卡斯公爵。三位股東明白，這事兒，只能是東印度公司幹的，都是為自己服務，總不能最後就剩東印度公司吧。三位王室成員向英格蘭銀行提供了自己手頭上可以集中的所有鑄幣，同時，嚴令東印度公司不得提取這30萬英鎊鑄幣。

英格蘭銀行僥倖過關。

下一個問題，是王室貸款特許權期限。

王室貸款特許權是有期限的，每一個期限結束前，王室會重新拍賣，競拍銀行付出的代價往往是以低於市場利率的價格向王室提供大量長期貸款。

在特許權市場中，英格蘭銀行遇到了另一個重量級選手，劍刃銀行。打一個比喻，英格蘭銀行是現在的美國州立銀行，劍刃銀行就是當時的花旗集團。

劍刃銀行是一家以經營貸款、公眾存款、發行銀行券為主要業務的土地銀行，集中了當時所有最賺錢的金融業務。劍刃銀行所有者約翰·布倫特後來熱衷於一個金融遊戲：投機南海公司股票，直至成為南海公司大股東。

1711年，劍刃銀行在特許權競爭中擊敗了英格蘭銀行，很多人都認為，英格蘭銀行將從此淪落為二流銀行，其股價也在倫敦證券市場一落千里。

如果沒有南海泡沫的話，英格蘭銀行遲早會被劍刃銀行兼併，或者在歷史長河中自生自滅，沒有人會記得它曾經存在。

1720年發生的南海泡沫，作為大股東，劍刃銀行受到了極大影響。更不厚道的是，英格蘭銀行不僅收購南海公司債券，同時還收集劍刃銀行銀行券，然後組織人擠兌劍刃銀行。在王室要求挽救劍刃銀行時，英格蘭銀行宣稱，自己已經為南海公司債券支付了400萬英鎊。

1720年9月，南海泡沫的高潮中劍刃銀行倒閉。事後，英格蘭銀行收購南海公司，奪回了國債承銷權，確立了倫敦銀行業的霸主地位。

剛才，說的是英格蘭銀行是倫敦銀行業霸主地位，不是英國銀行業。

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只能在倫敦市區流通，在廣袤的鄉村，大家還不太清楚英格蘭銀行是什麼。鄉村有自己的草根金融體系，現在史籍稱呼這些機構為“鄉村銀行”。

“鄉村銀行”由金銀匠轉換而來，很多人找金銀匠手做首飾，從他們手中拿到取貨單；後來，人們就把金銀存放在金銀匠那裡，金銀匠開出存款證明，金銀匠鋪變為鄉村銀行，主要業務是為本地人匯款、替本地人向倫敦繳稅。

無疑，他們需要簽發匯票，雖然數額不大。

英格蘭銀行的目的很明確，希望自己在全國拓展營業網路，鄉村銀行進城提供了一個良機。

1725年，英格蘭銀行壟斷了鄉村銀行票據清算。此時，全國鄉村銀行經營已經完全受制於英格蘭銀行，而後，鄉村銀行儲備也被明令儲存於英格蘭銀行。

18世紀下半葉，英國金融史上有很多壞事發生，舉例來說與北美殖民地PK，舉例來說70年代的鄉村銀行破產。

在一系列政治經濟事件中，英格蘭銀行始終起著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雖然這些工作讓它著實賠了很多錢。倒不是英格蘭銀行有大無畏的精神，主要是每次王室都要求它出面，並許以豐厚的報酬。

此時，有人把英格蘭銀行譽為“王室手中的最後一張王牌”。

第6章 金融敗家術（英法爭霸）

引言

宗教改革給法國帶來了強勢王權，然而，強勢王權卻扶持了一個金融怪才，約翰·勞，一位毀譽參半的偉人，一位真正的當代經濟學大廈奠基人。在約翰·勞這位賭王、殺人犯、越獄犯和詐騙犯的悉心指導下，法國金融乃至經濟體系終於崩潰，於是，法國迎來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貧窮法國革命黨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是窮困毀掉了法國大革命嗎?

工業革命之後，西歐列強基本長成，可惜不是我堂堂中華?

法國是怎麼當上西歐主角的

路易十四的失敗之處，並不在於摟了多少錢，甚至不在於發動了多少戰爭。路易十四最失敗的地方，恰恰是他自認為最成功的地方：王室成為國內一枝獨秀的政治勢力。

有時候，同一個歷史事件會給兩個國家帶來截然相反的後果。宗教改革給英國帶來了君主立憲，卻給法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法國宗教改革演化為一場內亂，“胡格諾宗教戰爭”，當時，法國路德宗、加爾文宗、胡格諾派、天主教都不具備壓倒性優勢，各派之間紅妝變武裝、文鬥變武鬥，社會已秩序蕩然無存。

鑒於臣民經常鬧事，也因為臣民經常鬧事，法國王室建立了歐洲大陸獨一無二的專制體系。

這句話，肯定有人覺得重複，“鑒於”和“因為”有區別嗎?

答：有。

臣民經常鬧事，國王很煩，要建立專制政權，所以，叫做“鑒於”；臣民經常鬧事，無人不希望結束混亂，也就必然呼喚強權，所以，叫做“因為”。這個專制體系是歐洲獨一無二的官僚體系，王室在全國範圍派駐監察官，統管各省司法和財政大權。

1642年，王位傳到了路易十四手中的時候，法國已經形成了絕對君權，路易十四即赫赫有名的“太陽王”。

這位“太陽王”在王位上呆了52年，至今歐洲各國王室無人能打破此記錄。前期“太陽王”興辦工商，後期窮兵黷武，是一位毀譽參半的帝王。

前期，之所以能勵精圖治，是因為絕對專制的“太陽王”不能為所欲為。地緣競爭實在是太強了，荷蘭、西班牙，就連後起之秀英國也儼然站在這個歐洲民族國家始祖的頭上。太陽王要想讓照耀下去，必須比這些國家更有錢。

路易十四的思路是，只要金銀多，國家就會富強，只要有錢，就什麼都有。路易十四賺錢的方法有三個：先說第一個，閉關鎖國。

這個方法毫無新意，從古至今，閉關鎖國不過就那麼幾條：提高關稅、設置貿易壁壘。我們的清政府就執行閉關鎖國政策，而且被罵了一百多年。

其實，閉關鎖國並非一無是處，究竟對錯，要看誰來說、怎麼說。

經濟學，確切的說是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國際貿易中各國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只有這樣，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才能提高。舉例來說，當時法國應該進口紡織品，現在我們應該進口電腦晶片。

所以，不能閉關鎖國。

成本比你高，是因為起步比你晚，只有不斷嘗試，落後國家才可能產生質變。按照現有國際貿易邏輯，你是主角，我是配角，落後國家將永遠在高端產業沒有比較優勢。

那我就永遠是配角了。

我沒當過主角，你怎麼知道我當不了主角?

還有一句也很適用：廢話，誰不想當主角啊。

要想成為主角，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國外商品拒之門外，發展自己的生產體系。所以，閉關鎖國，很多情況下並沒有錯，關鍵是閉關鎖國之後的事情。如果，閉關鎖國之後，沒有“一心一意謀發展”，而是大家就關起門來過好日子，尤其是一小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過好日子，那是絕對不行的。

第二個方法：模仿其他國家工業體系。

1662-1633年期間，路易十四建立大批“王家工廠”，仿製威尼斯鏡子、英國紡織品、荷蘭呢絨甚至神聖羅馬帝國的銅器。為降低“王家工廠”成本，路易十四又取消了國內關卡，興修運河。

這個活兒，幸好只在巴黎附近幹，否則，依照法國王室的效率，保證可以出產一批讓人哭笑不得的東西，舉例來說，含三聚氰胺的奶粉。

當時的法國，南部城鎮剛剛併入版圖，地方經濟甚至貴族受王權影響也很小，而且，這裡本來就是傳統的歐洲大陸商路。非但如此，他們還挖走了國王熟練的工人，忽悠國王提供財政支援：十幾年，王室共補助花邊生產550萬里弗爾，尼織200萬里弗爾

結果：1633年王室赤字高達3500萬里弗爾，不得不靠發行國債度日。

第三個方法：搶奪殖民地。

英國、荷蘭甚至西班牙殖民者都是個體戶，最多打著國王名義招募個把人。法國一出手就是正規軍，17世紀中葉以後，法軍先後佔領了西印度群島和加拿大的大片土地，之後又相繼侵佔阿爾及利亞、突尼斯。

遺憾的是，法國海外殖民地地盤雖大，卻只重貿易，不重生產。也就是說，法國對殖民地完全是一種掠奪式開發，尤其是非洲殖民地基本沒有建立完整的生產體系，由此，給本土帶來的利益或多或少低於其他國家。

如此三個方法，也給了法國城市一個較好的發展空間：國內商路關卡減少、引進新技術、獲得財政在支持、殖民地帶來了大量金銀和奴隸。這些，無一不昭示著法國可能沿著一條與英國截然不同的路徑走向強國。

歷史雖然是無數偶然事件的堆積，每一個偶然事件又絕非偶然，或早、或遲，該發生的，一定會發生。

惡花，是絕對不可能結出善果的。專制王權，就是如此。

一旦國家實力增強，地緣競爭就會減弱，王權限制也就鬆動。況且專制政體下，王權強弱並不完全決定於國家經濟實力，因為，專制王權可以集中國內一切力量。

路易十四向所有地方都派駐了督辦官專職收稅，什麼“富人稅”、“入市稅”、“核准金”，等等。

總之，就一條，要錢；想征多少，就征多少。

不給，就搶。

法國議會不能制約王權嗎?英國議會不是很有權力嗎?

英國議會之所以有權力，是因為議會必須有權力；法國議會之所以無權，是因為它必須無權。

在英國，有議會，國王處處掣肘；沒議會，國王連一天都混不下去。英國沒有官僚體系，國王要想統治全國，必須依靠議會的貴族和富人召集鄉眾、徵集稅收、貫徹政令

路易十四不同。法國有當時歐洲最為龐大的官僚體系：若干委員會、若干地方總督、若干包稅人，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權力源自王權。

權力只對來源負責。

這是一個與英國截然不同的統治體系，所以，路易十四可以在歐洲很自豪，只有法國國王有權直接向全國徵稅。

路易十四之前，各城鎮都有城市憲章，城市獨立享有財政收入，監督權在市議會手中。為抵抗王權侵蝕，各市一般都使用雇傭兵或者民兵對抗暴力，一旦國王對城市稅收要求過高，就會激起市民反叛。

路易十四，終於把城市全打服了，就連貴族領導規模浩大的“投石黨運動”也被鎮壓。城市領導權被代表王權的督辦官篡奪，敢於抗稅者將被處以流放、苦役、絞刑、斬首甚至是車裂

集權給路易十四帶來了大量財富，他迅速建立了一隻可以抗衡歐洲強國的軍隊。有了錢，路易十四就不把自己當人，覺得自己是神了。

有錢後的路易十四成為一個戰爭狂人，搞得法國邊境無一處不起戰火。最終，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成為法國的敵人：英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國家、北歐國家甚至教皇

當然，結果是軍事不斷敗北，國內稅收很快就不能支撐王室巨額開支。約1690年開始，法國王室財政幾乎年年巨虧，路易十四必須另謀其他資金來源。

路易十四拿出來賺錢的絕招：賣官。

賣官這個事兒，不是路易十四發明的，無論中西大家都沒少幹，只是要幹到路易十四這個地步，也確實古今少見。

路易十四當政後期，幾乎無官不賣、無官不買，每年從賣官生意中搞到7000萬里弗爾，約占王室收入的50%。自此，直到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爆發，賣官制在法國始終暢行不衰，成為歐洲乃至世界上的一大奇觀。

路易十四的失敗之處，並不在於摟了多少錢，甚至不在於發動了多少戰爭。路易十四最失敗的地方，恰恰是他自認為最成功的地方：王室成為國內一枝獨秀的政治勢力。

這樣的王室，等於始終宣揚這樣一種邏輯：只有官員，在這個國家才是最神聖的，才是真正的社會主人。官僚體制中，國王的喜怒哀樂可以決定大臣榮辱升遷，大臣又決定下級，以此類推可以延伸到整個社會。

所以，只有也只要進入官僚體制就能獲得資源，何必勞神創造新的財富?只有無權無勢、無根無由的人才含辛茹苦，即使如此，也永遠不可能融入所謂“主流”。除了國王之外的所有人，都只能以幻想超脫現實，最終人們變得懶散、空想、幻想一夜成名（以上種種今天被稱為“浪漫”）。

對一個成長期的大國，這是致命的傷痕，當所有人都把命運寄託在一個人身上，國民命運也就必然得失急驟、生死無常。

沒有人喜歡風險，西方人，也一樣。

此時的法國人，寧可投資於穩定的農業、政府債券甚至買官，也不願在商海中沉浮。在國內，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總是在農村購買一片土地；小農破產後，不像英國人一樣賣掉土地進城，而是以土地做抵押借高利貸維持農業經營。

以上種種，上升到一個國家，也就只能以借貸進行資本輸出。

其實很令人費解，您能借錢給別人的原因，不是因為太富有，而是因為窮得只剩錢了。有錢人從來不覺的自己的錢多，所以拼命借；只有窮人才不斷儲蓄，到最後也就只能借錢給富人了。

路易十四後期，這種趨勢已經無法遏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法國卻累計對外輸出資本，刺激了歐洲其他國家工業發展，國內生產體系卻幾十年如一日。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戰爭停止，法國要賠償其他國家25億裡佛爾巨債：這才是這位鐵腕法王的真實面目。

王權如同幾何學上的原點，永遠不可分割，朕即國家。

，路易十四

約翰·勞的金融傳奇1：賭王的裂變

很多人認為，約翰·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實際上，他也是一個騙子。只是，這個騙子有點特殊，欺騙了法國，貢獻了人類。

1716年，法國王室年收入約是0.7億裡佛爾，支出是2.3億裡佛爾，大部分錢用來替“太陽王”擦屁股了。繼承王位的路易十五年僅5歲，真正的統治者則是攝政王奧萊昂公爵。

攝政王酷愛經濟學、數學和哲學，多才多藝、風流倜儻；補充一點，此人在治國方面是純粹的廢物。他提出的方法無非是追查失職的財政官、廢除一些行政職務，貌似激進，無非是一通看似暴風驟雨的王八拳。

不過，奧萊昂公爵對法國王室還是有貢獻的，因為，他有一個賭友，叫做約翰·勞（1671～1729，John Law）。公爵啟用約翰·勞終為法國財政大臣，終結了法國王室的爛帳，也給法國帶來了無窮災難。

“他使法蘭西破產”

，約翰·勞墓誌銘

很多人認為，約翰·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實際上，他也是一個騙子。只是，這個騙子有點特殊，欺騙了法國，貢獻了人類。

在世界歷史、法國歷史、經濟學說史和金融史上，約翰·勞都是濃墨重彩的人物，絕對不可忽略。可以這樣印刷約翰·勞的人生名片：偉大的經濟學家、法國財政大臣、法蘭西銀行創始人；賭王、殺人犯、越獄犯和詐騙犯。

約翰·勞出身於英國愛丁堡一個銀行世家，青年時代接受過良好的政治經濟學教育。關於他的記載說明，他年輕時具有超強的數學天賦，不過，這種天賦被他用到了賭桌上。雖然，他曾貴為法國財政大臣、學術思想獨樹一幟，但絕對不是年輕人的楷模。

1694年約翰·勞不但去調戲別人的女朋友，還事後殺掉了人家的男朋友，因此，被判終身監禁。

美國電視連續劇《越獄》中的主人公很牛，約翰·勞卻是現實版的斯科菲爾德。他很有辦法，具體什麼辦法不清楚，反正最後成功越獄。此後，在英國、荷蘭、德國、匈牙利、義大利和法國流竄了14年。

流竄過程是很幸福的，賭場是他賺錢的最佳途徑，所以，絕無囊中羞澀之虞。如果僅此而已，約翰·勞大概最多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泡沫，沒有人能記得這位賭王。不一樣的是，賭博之餘，這位賭王還經常思考貨幣金融問題；更可貴（可悲）的是，成名之後，他在賭場上結交了很多達官貴人，不斷向各國王室灌輸自己的金融理想。

沒人搭理他。

1705年，約翰·勞動極思靜，流竄回蘇格蘭專職寫作，出版《貨幣與貿易通論》，一部創世紀的經濟學巨著。

這本書主要觀點如下：經濟蕭條，增加貨幣供給不會提高物價，反而會增加產出；沒有金銀，可以發行紙幣；政府應當設立擁有貨幣發行權的銀行，提供足夠的信貸和通貨來保證經濟繁榮。

1919年，熊彼特看完《貨幣與貿易通論》之後掩卷長歎，“約翰·勞的金融理論足以使他在任何時候都躋身于一流貨幣經濟學家之列”。

之後300多年，不斷有人複述他的學術思想，有個最著名的粉絲，叫做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被譽為當代經濟學之父。凱恩斯還寫了本複述約翰·勞思想的書，叫做《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即當代經濟學大廈奠基之作《通論》。兩本《通論》的命運不同，不過是因為約翰·勞和凱恩斯遇到了不同的時代背景。

凱恩斯，比較幸運而已。

法國攝政王奧萊昂公爵也看到了這本書，看完之後也是拍案叫絕。路易十四死後，公爵正為一堆爛帳愁的要死，既然自己可以創造錢幣，又何必為缺少金銀發愁?順便想到自己還是約翰·勞的賭友，於是，對約翰·勞伸出了橄欖枝。

約翰·勞終於得到了機會。

1716年5月5日，法國政府特許約翰·勞在巴黎成立通用銀行（Bangue Genarale），法國第一家私人銀行。王室授予通用銀行特許貨幣發行權，紙幣可以兌換硬幣，也可以用來繳納賦稅。

在此之前，為應對財政危機，攝政王經常擅自削減金幣含金量，搞得金幣幾乎變成了銅幣。

通用銀行紙幣，卻可以足額兌換金銀。

由此，紙幣獲得了良好的信譽，也刺激了流通，法國商業開始復甦。人們對賭王的信任甚至超過了攝政王：1716年底，1單位通用銀行紙幣可以兌換1.2單位國債。

當年，約翰·勞同意每年向法國王室支付5300萬里弗爾，作為代價，法國稅收由他來包辦，如果法國稅收少於5300萬里弗爾，由約翰·勞補齊，反之，則歸他本人所有，由此他成為全法國真正的包稅人。

約翰·勞並不想通過稅收賺錢，從印刷紙幣中獲得的收益當然要遠遠超過稅收。所以，這位包稅人與以往不同，他沒有提高稅收額度，而且裁撤了大量稅官、取消了皇室貴族免稅待遇。

公平的說，約翰·勞的方法在最初幾年確實為法國帶來了好處，通用銀行經營良好，緩解了王室財政困境，也為工商業發展創造了一個相對平穩的稅收環境。

然而，紙幣需要黃金作為準備，通用銀行並不能無限制發行紙幣，約翰·勞還是不能完全貫徹自己的金融理想：無儲備情況下增發紙幣，紙幣又反之刺激經濟成長，那才是他理想中的天國。

黃金在哪裡?

1917年，約翰·勞雄心勃勃向攝政王提出“密西西比計畫”，要開發密西西比。據說，那是一片遍地是黃金的土地；據說，那裡用小刀和鏡子就能從土著手裡換來寶石

8月，密西西比公司成立，獲得密西西比河流域法國貿易特許權、加拿大皮貨貿易壟斷權，公司每股售價500裡弗爾，可以用國債購買（國債實際價格不足面值三分之二）。

1718年12月，通用銀行被國有化，更名為皇家銀行（Banque Royale），約翰·勞為行長。

1719年，約翰·勞買下了法國皇家造幣廠，皇家銀行紙幣成為法國法定貨幣。同年，密西西比公司和原印度公司合併成為“新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壟斷了法國所有歐洲以外的海外貿易。

這個公司的控股者，是約翰·勞，終於可以大展身手了！

印度公司發行5萬股股票，每股面值500裡弗爾，仍舊可以用國債購買。約翰·勞承諾，每股一年可以獲得200裡弗爾分紅，加上計算股票升值預期，這絕對是一筆價值不菲的投資！

提醒一下，約翰·勞的股票可是相當於國家信譽！

為了買到印度公司股票，達官貴人圍住了約翰·勞的家，為了等候約翰·勞許多人開始在他家附近租房，據說，約翰·勞家附近的房租都因此上漲了10倍。

各種消息不脛而走。

有人說，約翰·勞家附近的一個鞋匠每天為前來購買股票的人提供紙筆，每天能賺200裡弗爾；

有人說，一個駝子把後背出租給投機者當書桌，也收益不菲；

甚至有人說，攝政王找不到人陪伴自己的公主，因為貴婦人都跑到約翰·勞家來買股票了

實際情況是，印度公司開盤價格從不足1000裡弗爾一路飆升到超過20000裡弗爾，看情況，還會繼續飆升

法國，瘋狂了！

約翰·勞的金融傳奇2：密西西比泡沫

每當看到這段歷史，我都驚訝于約翰·勞的金融天分。作為一個經濟學人，我羡慕他的成就和經歷：不但是當代經濟學先知，在學術上開山立派，而且，得到了實踐自己學術思想的機會。其實，約翰·勞設計的金融體系並沒有過多錯誤。如果非要說錯，他確實不應該選擇股票作為回購手段，更不應該炒作密西西比泡沫。

暴富的人們開始揮霍金錢，平時遙不可及的珠寶已經成為大路貨，唯有印度公司的股票，千金難求。大家都知道，拿到了印度公司股票，就等於獲得了印鈔機。即使對普通人，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新時代：一年內工匠的工資翻了4倍，失業消失了，新的住房拔地而起，每一個人都將變成富人

股票不斷升值，也給了約翰·勞充分的資金來源和信心。

在約翰·勞主導下，印度公司在1719年9～12月增發30萬股，每股面值5000裡弗爾，資金用途是償還30億裡弗爾法國國債。募股的原因，是印度公司在密西西比購買了很多土地，那裡有著豐富的金礦資源，獲得募股資金後，印度公司的收益將成倍上升。

以上內容，純屬虛構。

可以這樣猜測，約翰·勞的想法是通過皇家銀行發行紙幣解決財政危機，再通過賣出印度公司股票回購貨幣，這樣流通的貨幣就不會增多，也就不會有通貨膨脹。這跟現代中央銀行並無二致，不過是一個回購國債，一個回購股票。

問題是，國債和股票，不一樣。

無論如何炒作國債，都不會偏離本金太高，股票，就不行了。印度公司股票被炒作得實在太高了，最後，已經完全是投機。如果泡沫破滅，皇家銀行將無法通過發行股票回購貨幣。

剛才說過，密西西比的故事，是忽悠，印度公司根本沒有約翰·勞吹噓的收益。雖然國庫券也沒什麼實體經濟支撐，但國債利率很低，中央銀行可以承受。股票本身就是投機性金融產品，交易市場上的人多為資本利得而非紅利，當股票價格不能維持收益時，泡沫會破滅，屆時將失去回購貨幣手段，而流通中的貨幣足以擊垮皇家銀行。

約翰·勞註定是這場遊戲的輸家。

1720年，約翰·勞的事業如日中天，王室宣佈由他出任法國財政大臣，這位當年的殺人犯、越獄犯聲譽在法國也達到了巔峰。據說一名貴婦人曾為見他一面故意製造馬車交通事故，頗類似於今天為了追女孩在大街上用自行車撞人。

物極，必反。

儘管人們對所謂的密西西比黃金充滿了信心，但忽悠畢竟是忽悠，股價不可能無限上升，泡沫總有破滅的那一天。

1720年1月，一位政壇當紅人物孔蒂親王希望以低價買入一批印度公司股票，同時，希望自己介入印度公司經營。

說白了，這位親王就是搶劫。無理要求，當然被約翰·勞拒絕。結果，親王一怒之下弄來三車（四輪馬車）紙幣，要求約翰·勞兌付黃金。

儘管皇家銀行兌換了這幾車紙幣，單純這一件事也遠遠不能衝垮皇家銀行和印度公司。但是，這件事提醒人們，紙幣和股票畢竟不是金銀，它就真這麼值錢?

精明的先知先覺者開始兌換黃金，並逐步將之轉移為窖藏。更不幸的是，一些謠言（似乎不是謠言）也開始流傳：密西西比流域並沒有發現金礦，約翰·勞所謂的黃金神話不過是一些騙人的故事。

股價崩潰，往往從謠言開始。

1月份一個月，印度公司的股價就從2萬里弗爾跌倒了1萬里弗爾，而且是在約翰·勞開始回購股票的情況下才穩住的。

如果約翰·勞能沉住氣，密西西比泡沫可能還能維持一段時間。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皇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也是50％，比巴塞爾協議規定整整高6倍，一般情況下，能夠保證兌付。

約翰·勞沒有沉住氣。

在他建議下，王室宣佈：徹底禁絕金銀流通，只有紙幣才是法定貨幣；任何人擁有超過500裡弗爾的金銀，都將被處以高額罰款；誰傳播印度公司的“謠言”，就要被抓起來送到新奧爾良。

不打自招，以前關於密西西比，人們只是傳言、只是猜測。這種行為，只能證明約翰·勞心虛，傳言是真的。

1720年5月，法國國務會議估算全法流通的紙幣為26億裡弗爾，而皇家銀行只有一半的儲備。會議得到了一個非常荒謬的結論：只要將紙幣貶值一半，就可以足額兌付黃金。這個相當離譜的法令直接導致了印度公司股價崩盤，7天后，王室不得不宣佈法令作廢，此時，印度公司股票已經掉到了1000裡弗爾以下。

約翰·勞的家門口再次門庭若市起來，不過，這次來的是暴徒，襲擊約翰·勞的暴徒。憤怒的人們把約翰·勞的馬車砸的粉碎，消息傳到王室的時候，正在開會的貴族居然爆發出歡呼

其實，印度公司股價後期的跌幅遠沒有傳說中的離譜，1721年9月也不過跌回1719年5月的水準，約翰·勞設計的這個體系還是有可能支撐下去的。

關鍵時刻，王室背判了約翰·勞。

王室免去了約翰·勞財政大臣職務，他被一腳踢出內閣。10月，攝政王宣佈廢止紙幣流通，剝奪了印度公司一切特權。

擠兌，已經不可避免了，曾經烜赫一時的法蘭西皇家銀行在一片喧囂中關門大吉。密西西比泡沫給法國留下的傷痛是無法彌補的，泡沫破滅的時候，紙幣面值連續下降，整個國家的財富在瞬間蒸發。

因為，此時國民對未來已經徹底失去了信心。

此後80年，法國都沒敢再重建銀行體系，始終使用鑄幣。

約翰·勞不只是財政大臣，還曾經是流竄犯。面對個人危機，他又使用了同樣的處理方式：出逃。此後，這位金融天才以賭為生，在威尼斯過得那是相當滋潤。

儘管如此，約翰·勞還是做到了“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斷給攝政王寫信，希望重回法國扭轉乾坤。1723年，攝政王暴斃，徹底斷送了約翰·勞的金融夢想。

約翰·勞的結局告訴我們：就算貴為財政大臣，學一門手藝也是多麼的重要啊！至少，在失勢的時候能保證你過上富翁的日子。

每當看到這段歷史，我都驚訝于約翰·勞的金融天分。作為一個經濟學人，我羡慕他的成就和經歷：不但是當代經濟學先知，在學術上開山立派，而且，得到了實踐自己學術思想的機會。其實，約翰·勞設計的金融體系並沒有過多錯誤。如果非要說錯，他確實不應該選擇股票作為回購手段，更不應該炒作密西西比泡沫。

“約翰·勞既不是騙子，也不是瘋子他沒有料到整個國家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懷疑一樣，可以無限制地增長，並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懼一樣四處氾濫。”

，查裡斯·麥基

巴士底獄到底有什麼

民兵走向巴士底獄，據說是象徵著法國封建王權。其實，巴黎最大的彈藥庫就是一座監獄，巴士底獄。

約翰·勞時代，法國居民分為三個等級，依次是教士、貴族，包括資產階級、農民在內的下層民眾被稱為“第三等級”。約翰·勞倒台之後，前兩個等級成為特權階層，可以免稅，第三等級成了賦稅的唯一承擔者。

此時的法王是路易十六，也就是另一位被砍頭的歐洲國王。與查理一世不同，路易十六其實是個有作為的君主，否則，他完全可以按照舊套路混下去，把越來越難纏的矛盾留給子孫。

他很清楚，要想稱雄歐洲，必須推進改革，讓特權階層對王室和社會負擔應有的義務。於是，來自日內瓦銀行界的芮克成為財政大臣。

應該說，芮克是一個很圓融的人。

到任之後他沒有馬上力主向特權階層徵稅，而是通過銀行界向法王貸款4億裡弗爾。此前，法國王室在歐洲已經根本借不到錢了，人們都認為芮克將是一位稱職的財政大臣，在4億貸款花完之前。

在貴族階層有了一定人脈後，芮克才著手改革：削減貴族收入，緊縮宮廷開支。而且，國王甚至大貴族對改革是支持的，畢竟，王國是國王的王國，搞得破破爛爛，就算是國王也沒什麼面子。

接下來的事情，卻讓芮克以至國王始料未及。

芮克只是削減了中小貴族、僧侶的收入，尤其是限制了內廷人員揮霍。這，也是無法忍受的。

儘管國王和大貴族是制度的根源，但是，慣於揮霍的小官僚才赤膊上陣。儘管他們所作所為並不比自己的上級更過分，但是，他們剝奪的對象是赤貧者，因而，表演更為刺目。一個國家，如果有一點權力的人都要把權力發揮到極致，那才真是國將不國。

這就是當時法國的現實，這些人也是芮克想改革的物件。

問題是，底層貴族是大貴族的手臂和觸角，喊喊口號是可以的，真去斷手斷腳，那絕對是不可能的。

5年之後，改革仍舊毫無進展。

萬般無奈之下，1781年2月，芮克公佈了著名《財政報告書》，公開了王室收支。這是芮克無奈的呐喊，希望《財政報告書》能喚醒貴族們的良知，減少揮霍、穩定財政。據他估計，正常情況下，政府每年有1000萬里弗爾盈餘，卻不承認有4600萬的赤字。

與虎謀皮！

每個人，都有良知，僅限於個人事務。

國家利益是全體國民的，不是我的。我良知蘇醒了，收入卻沒了；我有良知，誰又會對我有良知?

《財政報告書》公佈後兩個月，芮克黯然下台。

路易十六用盡了各種方法，但是，特權階層仍舊不肯屈服。路易十六失去了耐心，1789年5月5日，他發飆了：宣佈召開三級議會，向議會提案強行對特權階層徵稅。

路易十六並不知道，地獄之門已經打開。

在路易十六的偏袒下，第三等級代表宣佈：第三等級將單獨召開“國民大會”，完全拋開前兩個等級。

然而，國民大會馬上就脫離了路易十六掌控，不但通過議案對全體國民徵稅，還同時要求通過《憲法》。

內有熱情澎湃的三級代表，宮殿之外更是人聲鼎沸，而且，這些人似乎要控制君權，路易十六感覺到局勢已經失控。7月11日，路易十六調整了巴黎防衛，調任一些久經戰陣的軍隊拱衛首都。

儘管路易十六沒有動武，三級議會卻把軍隊將領調整看做對議會權威的挑釁（我其實一直想質問，三級議會是立法部門，在軍方應該有權威嗎）。本著先下手為強的理念，7月13日，三級議會代表自行組織了4.5萬名市民，組成民兵對抗國王。

民兵幹的第一個活兒，就是搶劫了糧倉和軍械庫。

在軍械庫幾百步之外，就有荷槍實彈的士兵，而且是幾個團的力量。但是，由於未接到命令，軍方未對民兵（搶劫犯）動武。

民兵，兵不血刃搶到了軍械。

剛才說過，民兵搶劫的是軍械庫，軍械庫，只有軍械，沒有彈藥。

7月14日，民兵走向巴士底獄，據說是象徵著法國封建王權。其實，巴黎最大的彈藥庫就是一座監獄，巴士底獄。

8000革命者去攻打的巴士底獄，只有32名看守和7個犯人，其中還包括一個因性行為出格被關押的伯爵和2個精神病人。為了7個犯人，民兵付出了98條生命，順便打死了1名士兵。

這，便是法國大革命的開端。

7月15日，國王仍舊在沒出動軍隊的情況下承認國民議會為治憲會議，會議開始著手制定憲法。

8月26日，治憲會議公佈《人權宣言》：“就權力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終如此”

與《人權宣言》相比，巴士底獄的鮮血沒有白流。如果到此為止，法國大革命仍舊是一場相對溫和的改革：剝奪了封建領主特權，領主財產權卻得到了保證，這對法國各階層基本上是都能接受的結果。

後面的，就有點離譜了。

革命者面臨著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革命也要花錢的。

在巴黎，革命者廢除了什一稅、鹽稅等很多重要稅種，但與各省的談判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很多省份仍舊支持國王。1790年，革命政府的“稅收/支出”比例是48％。實際情況是，各省不向巴黎革命政府繳納賦稅，他們仍然信奉國王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革命者在巴黎又廢除了主要稅種，根本沒有任何正常的財政來源。

沒錢，誰跟你革命?

革命也要吃飯，於是革命者再次想到了已經被唾駡了幾十年的約翰·勞。約翰·勞曾在他的不朽大作《通論》裡指出：“以土地為儲備發行貨幣，無虞”。約翰·勞本人只是以金銀作為儲備發行紙幣，但是，失敗了。現在，革命者替約翰·勞實踐了土地貨幣儲備理論。紙幣也改了名字，叫做“指券”。

革命者沒收了很多教會土地，既然約翰·勞曾經這麼指出，問題應該不大。革命者開始以沒收的教會土地為儲備出售“指券”，賣出一批土地就回收銷毀一批指券。

指券是個好法子，如果沒有超額增發的話。

《人權宣言》宣示的理念在當時還是驚世駭俗的，包括路易十六在內的歐洲各國王室根本就不接受這個理念。經過兩年多的容忍，路易十六已經有了動手的可能性：準備捍衛法國王室的國內外聯軍已經枕戈以待，對巴黎形成了合圍之勢，他本人也在1791年6月出逃，試圖逃亡到勤王軍隊（被抓回來了）。

為應對嚴峻的軍事形勢，革命者不得不組織軍隊對抗。籌集資金的辦法，恰恰就是超量發行指券：1791年末，指券發行量就從8億裡弗爾上升到70裡弗爾。

約翰·勞還發行股票對沖貨幣，革命者卻沒有任何對沖手段。其實，革命者的指券政策真的很蠢，發行超量貨幣，受損失的不是封建領主，而是他們賴以依靠的資產階級，只有他們的貨幣存量最多，而領主的土地通常情況下是不怕通貨膨脹的。

更可怕的是，革命者臨時拼湊起來的平民軍隊根本不是國王擁護勢力的對手。雖然我們歌頌法國大革命，實際上以烏合之眾來形容當時的革命者，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有人憑藉革命熱情參加軍隊，更多人的，是為了指券。這樣的軍隊，在正規軍面前，一觸即潰。

革命者無錢的後果

法國大革命雖然以光輝的形象被記入人類史冊，可是並沒有給法國人帶來真正的民主、富強和文明，對金融業的打擊甚至是致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專制王朝的庇護下成長起來的。

面對軍事危局，革命者把巴黎城區“無套褲漢”（純粹的流浪漢，不是工人）組織了起來。遺憾的是，“無套褲漢”沒有率先沖向戰場，他們的第一項工作，是解散“三級議會”、囚禁國王。

取代“三級議會”的是全民普選出的全民公會。

全民公會確實很拉風，也自稱代表全體人民，代表的方法是比嗓門。選舉的時候連投票都省了，如果一方呼喊的聲音高過另一方，就算勝出。至於全民公會的經濟政策就更蠢：直接限制價格，拒絕接受指券的人將被處死。

囚禁國王，照樣沒有人給革命政府納稅；復辟軍隊不是嚇大的，他們維護的也不是路易十六，而是整個法國封建王權制度，有沒有路易十六，實在不重要。

限制價格，也嚇不倒商人。

此時，不是商人投機，而是根本沒有這麼多麵包。1792年7-9月，每袋麵粉由38利裡弗爾上漲到54裡弗爾，牛肉、雞蛋、奶油上漲幅度甚至遠高於麵粉。

外有軍事威脅，內有通貨膨脹，法國革命失去了理智。

1792年9月22日，國民公會廢黜了路易十六王位，宣佈成立法蘭西共和國，統治法國近千年的君主整體從此煙消雲散。

與君主政體一起消失的還有路易十六本人。

隨著國民公會從凡爾賽宮搜出國王通敵的書信，人們開始確信這位《憲法》規定“神聖不可侵犯的國王”不贊成君憲體制。1792年12月，國民公會僅以一票之差判決國王死刑，

耐人尋味的是，贊成國王死刑的投票並非來自平民代表，甚至很少有革命黨，最希望國王死去的是教士和大貴族，甚至包括國王的親弟弟菲力浦公爵。

他們知道激進的革命不一定能長久，路易十六的溫和式改革卻早晚把火燒到他們頭上，只有國王死掉，才能徹底熄滅火種。

無論如何爭論路易十六的是是非非，最終批准《人權宣言》的正是這位國王，也正是在他的手上，《人權宣言》獲得了法律地位。

而他，被革命處決了，當然，處決他的未必是革命者。1792年12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他未能像查理一世一樣有尊嚴的死亡。

“我雖死而無辜，但我寬恕一切，我饒恕我的敵人，祈求我的鮮血將造福於法蘭西，祈禱我的鮮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憤怒”

，路易十六臨刑未盡遺言

在路易十六統治期間，王權專制已經被極大削弱了，三級議會指望在太陽王時代就能隨便抓國王、鬧革命，那是絕無可能。本來，法國有一個絕好的機會進行和平變革，甚至比“光榮革命”更輝煌。

失去理性的法國大革命，斷送了這一切。

殺掉國王的同時，無套褲漢還殺了很多人。

據說，為了防止王室勢力反撲，他們殺掉了監獄裡的反對者（這些人，反抗的可能性是最小的）。當時，巴黎各監獄裡約有2500-2800犯人，只有1/4是“政治犯”，絕大部分都是菜園竊賊、娟妓，甚至也是流浪漢，廢黜國王當月，無套褲漢沖進監獄，共處決了1400人。

無數革命者終於成為國王的殉葬者。

1793年，法國革命元勳丹東開始反對限價，要求釋放政治犯。這位元勳已經意識到，人們不可能有無止境的自由，“無止境的自由式世界上最無情意的東西，跟妓女一樣，跟誰都可以胡搞”。

然而，丹東被他的革命戰友羅伯斯皮爾處決了，後來，羅伯斯皮爾也被國民公會處決了。因為“退讓”、“革命不夠徹底”或者“革命太徹底”，革命者紛紛被新銳送上斷頭台，而後繼者又被更後繼者處決。

當年，巴黎共有3.5萬人被處決，理由，都是反對革命！

莫非，只有斷頭才是革命的宿命?

如果一個革命真需要處死這麼多的反對者，那必然是偽革命。

革命打破了浪漫，法國從此陷入無休止的內戰。之後一百年中，英國已經稱雄世界，後起之秀美國遙遙仰望世界之巔。而法國，在這一百年的時差中，出現了兩個王朝、兩個帝國、三共和國，雖然其中也包括曇花一現的拿破崙大帝。

法國大革命雖然以光輝的形象被記入人類史冊，可是並沒有給法國人帶來真正的民主、富強和文明，對金融業的打擊甚至是致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專制王朝的庇護下成長起來的。

真實的歷史，不是教科書，永遠不可能黑白相間、涇渭分明。革命者，未必全部神聖；被革命者，未必永遠是罪人。

歷史中，敗下陣來的人可以是頑固的保守派，是立場不堅定，因此，敗落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

因為，歷史，本來就是勝利者的歷史。

現實呢?

強大的地緣競爭壓力下，相信很多法國人都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因此，這個時代法國也出現了盧梭、魁奈、杜爾閣。包括國王在內的法國貴族，都是在這種思潮中成長的，甚至路易十六本人就是大革命最主要的推動者，沒有他前期讓步，根本就沒有三級議會。很多貴族也在初期就投身制憲會議，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家屬最後都被處決了。

在歐洲，法蘭西幾乎是公認的法蘭克王國正統，王室的勢力也最為強大，可以說在法蘭西歷史上是有專制傳統的。專制政體下驟然割斷原有利益鏈條，各種利益集團必定都想取而代之，貧民的聲音可能很強，卻無法形成團結的理性，也就不可能填補這個空間。貧民窟的聲音只有攻擊性，卻缺乏理性，這個聲音可能演化為殺戮，也可能演化為軍事專政

無論從那個方向走，都會減緩社會演進速度，甚至使社會制度退化。

有人說，國王和貴族畢竟是統治者，參與改革是為謀求更多利益，不可能顧及民間疾苦。那個革命者不為謀求利益?就算自稱為全體國民的利益，還不是為了利益?

國王確實代表某種利益，貧民本身也是一種利益。國王的團體不代表社會前進方向，平民就必然代表社會前進方向?終日在貧民窟裡的人，會比一個開明的國王對國家未來能做出更正確的判斷?

陳腐的舊文化積澱，恰恰是低層最為深厚，因為，他們長期被欺騙，也不容易接觸到新事物。騙人的人，無疑更接近真相。

儘管如此，法國大革命的光輝仍舊不可磨滅，因為自由、平等、博愛無疑是正確的。

如果自由是錯的，那專制就是對的；

如果平等是錯的，那特權就是對的；

如果博愛是錯的，那奴役就是對的；

是非之間，我似乎看到歷史老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西方列強，可惜不是我

西方人和東方人都必須選擇自己的方式對抗自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東方，皇權；西方，分權。此後，東西方也就產生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甚至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

英、法、美、德、意、日、G8、金磚四國，當時光洗盡鉛華，千百年後這些稱謂能有幾個仍為人所知?

誰才是真正的世界強國?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知道什麼樣的國家才算世界強國；而且，一定有人想討論，我們現在是世界強國嗎?

我也想知道確定的答案。可惜，這件事，大家只能自己判斷。

評價強國，如同評價美女，雖然沒有標準，但一眼望去你就知道。就算傳說中的鳳姐自封古今中外第一美人，她也永遠登不上CCTV的舞台。

美女無需詮釋，自有無數男兒拜倒；強國不用標榜，世界自會望風景從。

工業革命前後，西歐列強格局基本已經形成：法國佔據著廣袤的陸地面積稱雄歐洲大陸，西班牙攜先發優勢控制著殖民地，英國依靠工業革命一躍成為歐洲新貴，荷蘭則在貿易上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

這些國家確實都很拉風，不過，還要分跟誰比。

這個時代，真正的Number.1 仍舊是中國，路易十四是與玄燁同時代的帝王，西歐城市不過是幾十萬人，北京、南京、杭州，可都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我們祖宗很闊！

為什麼如此發達的市場沒有孕育出工業革命?

為什麼不是中國?

世界列強，可惜不是我?

在經濟學史上，這個問題被稱作“李約瑟之謎”，據說誰能給出答案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看過一些經濟學典籍，什麼凱恩斯主義、新制度經濟學、奧地利學派、貨幣學派，無數人，曾經用無數方式解讀過這個問題。這些人的論證很複雜，複雜到偷偷看一眼，就有想睡覺的衝動。

“李約瑟之謎”說到底是文明爭霸，歷經千百年、有成千上萬個因素影響答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連次貸危機都搞不定，相信數學模型能徹底解釋這個問題，那是連春節都要過錯的。

經濟學永遠不可能真的成為自然科學，很多問題也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

關於這個問題，第一，我們確實不可能建立包含成千上萬因素的模型；第二，就算我能編，估計您也沒興趣看。所以，我們只能順著這本書的路子指手畫腳一番。

首先，重申一個經濟學的公理性假設：這個世界上資源是稀缺的；然後，強調一下，這不是假設，是現實。

這句話很學究，如果用直白的語言，大家就好理解了：錢不好賺。

所以，要賺錢。

人類所有的卑劣和高尚、血腥和陰謀都是為了這個目標。

今天，大家覺得生活壓力大。生活壓力大，好歹大家還有生活。這個世界的資源曾經更加稀缺，稀缺到不能維持大部分人生存，絕大部分人沒有自己的生活。

工業革命之前，生命對普通人而言只有辛勞。活下去，才是最大的理想。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必須吃飯、必須活下去，不吃飯會死人的。遺憾的是，就是這個理想，也不易滿足。所以，英國一個機器動力紡織技術就被稱為“工業革命”，實在是因為，“穿”在當時還是一個很奢侈的目標。

擺脫這種生存困境，是人類當時的最高理想。

在西方，人們幻想王子鍾情于灰姑娘，灰姑娘從此就過上童話般的生活；在中國，人們希望年輕人點狀元，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

無論是幻想還是希望，都不是什麼好點子，概率基本都相當於彗星撞地球。既然絕大部分人都成不了公主或狀元，那還是睜開眼睛面對現實吧。

西方人和東方人都必須選擇自己的方式對抗自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東方，皇權；西方，分權。此後，東西方也就產生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甚至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

現在，很多人認為皇權和分權，形同水火、勢如冰炭！

不是這樣的。

歷史，經歷了幾千年；皇權和分權，孰優孰劣，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答案。今天，更不是歷史的大結局，所以，關於這個問題，誰也不能說自己知道標準答案。

分權有時候確實優於皇權，只限於“工業革命”之後。

民族和國家之間是仇殺和血腥，很殘酷。看完《2012》後，我明白，自然，更殘酷。

戰爭好歹還得排兵佈陣，就算是殺人也得費一番手腳，地震、海嘯、哪怕是泥石流，隨便拿出一個來都殺人於無形，甚至讓人類滅族。

面對外部挑戰，皇權的優勢很顯然。

徵發全國人民修築萬里長城，壘滿了屍骨，卻修築了一道抵抗異族的屏障，直到明末清兵入關，山海關仍舊是最大的屏障

水火無情，水在火前。一場洪水足以毀掉肥沃的農田、幾代人的積累。要想挖河修堤，起碼人得先夠數。

誰也不知道放棄皇權後還能不能活下來，即使你選擇分權，也會很快被鄰居消滅，此時，選擇皇權本身就是理性的。

皇權有皇權的害處，最大的害處就是缺乏競爭。

皇權社會如同一個金字塔，塔尖的人就是這個社會的上帝，沒有任何競爭，可以用任何手段撈取資源；隨著金字塔層級遞減，權力逐步減弱，資源控制能力也逐步下降。

這種模式一定會使得皇權毫無制約，既然沒有制約，那掠奪就必然毫無止境，於是他們的目標便會從增量轉向存量。

一旦掠奪超出了金字塔底層的生存極限，便會爆發不可逆轉的暴力，一反抗皇權，目標不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是為了成為另一個皇權。

由此，東方社會開始周而復始的長迴圈：統治者從對抗挑戰，逐步到掠奪資源，當然也就損害了產權、壓制了個性，從而也就不可能發生基於個體發財夢想的“工業革命”。

可是，我們選擇了皇權。

西歐，不是不想皇權，實在是皇權不起。

凱撒、戴裡克先、克洛維，這些西歐統治者無一不想形成東方式專制，都想集中權力，但是，西歐民族變遷並無延續性。羅馬征服雅典城邦、日爾曼入侵羅馬、北歐海盜騷擾日爾曼人，幾乎每次民族征服都是毀滅性的，一場異族入侵，幾代、幾十代人積蓄的物質財富蕩然一空。

不斷毀滅，世俗權勢不再具有連續性，西歐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始社會的平權狀態，即，一個人不太可能超出其他人更多。

在平權條件下，西歐各地實力均衡。利益受損的一方很容易選擇逃避，強勢的一方，特別是微弱優勢方必須讓步。如果跟對方死磕，必然是自損實力，最終被人吞噬。所以，終整個古代歷史，幾次上十萬人的戰爭，西歐總共不過雅典、羅馬帝國這麼幾次。

無情的生存鐵則，讓西歐一直到11世紀都不敢以家庭對抗自然，唐宋小農圍爐夜話的時候，歐洲還在海盜的侵擾下膽戰心驚。城堡、領主成為小勢力對抗外敵和自然的主要方式，落後的農業生產根本維持不了一隻常備軍，直到文藝復興，歐洲文明始終沒有恢復到雅典城邦時代的水準。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正是由於歐洲的落後，才使得它在生存經濟期間走入了一條試錯路徑，每一個城堡都必須撈取更多資源，新制度、新體系的嘗試是性命攸關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滅族了。

地域封建割據框架恰好提供了試錯途徑，領主乃至王國之間不存在統一的王權，因此各地區可以獨立進行經濟試驗。海運條件使得西北歐市場早熟，騎士思想隨商業的擴張深入人心，公平、有償交易、談判等模式逐漸被反復嘗試。

不公平、不談判、不妥協，最終大家都得不到什麼好處。於是，我們在西歐歷史上看到了各種圖景：民主的英國、專制的法國，自治的荷蘭

最終，西歐選擇了分權。

與東方堅持集權路徑一樣，歐洲制度變遷同樣也是理性的，也是在無數次試錯之後換來的，犧牲了無數生命，耗費了無數財富。基督教使得整個西歐在民族文化上具備統一性，每個成功都有可能在整個歐洲傳播。

最後的結果，英國出現了議會和普通法系，也因此率先出現了工業革命。此後，歐洲一躍跳過了家庭生產的界限，開始了工業組織與市場制度的變革，市場交易在多次試錯中勝出，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基礎，也成為人類擺脫生存經濟惡性循環的關鍵。

一旦工業革命已經站穩腳跟，世俗權力就不可能再與其抗衡。人類記載文明數千年後，西歐終於即將率先走出維持生存的宿命。

第7章 新世界的呼喚（美國獨立）

引言

對西歐人來說，美洲是一片新大陸，北美獨立戰爭造就了一個嶄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建國初期，美國中央銀行兩度被撤銷，然而就是在一興一廢之間，美利堅合眾國孕育出了金融之都，華爾街。紐約證券市場，從一誕生起就左右著美國經濟的一呼一吸，金融市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真實的動因有這麼偉大嗎?

美國兩度興廢央行，究竟是為了什麼?

殖民地的貨幣

新大陸第一批錢是海盜帶來的。

海盜搶錢，有難度；花錢，就更有難度。無論歐洲大陸還是東方中國，任何一個國度都不歡迎海盜，用搶來的錢，風險都很高。殖民地是個好地方，既沒有政府，也沒有人指責他們走私，當地人自己就殺人越貨（尤其是大商人）。

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國清教徒登上“五月花”號，除了許諾，他們沒有獲得英國王室任何支援。

殖民者進入美洲大陸，仿佛被送回了2000年前。

最先進的印第安人不過剛有個把奴隸，即使如此，殖民者也遠非傳說中的戰無不勝。他們不過就幾杆破滑膛槍，還經常不響。殖民者對印第安人殘暴，印第安人對殖民者下手也挺黑，基本上都是挖心活祭那一套。

經歷了很多次失敗，移民總結經驗，想出了一個餿主意：用印第安人打擊印第安人。當時，印第安人遠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300多個部落本來就往死裡打，加上移民調唆，確實死了不少人。

真正毀滅印第安人的，不是武力，而是歐洲人帶來的天花，印第安人對此沒有免疫能力，由此大批人死亡。

印第安人衰微，新大陸成了歐洲人的天下。

新大陸初期歷史是歐洲各國移民史，前期以西班牙為主，後期以英法為主。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無論西班牙人、英國人還是法國人，在國內都是很有進取心的。流竄幾個月，路費經常是傾家蕩產（當然其中也包括一些逃犯），誰也不會抱著參觀原始社會風貌的閒情逸致來新大陸。

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你原來幹什麼我實在不清楚，在一個新環境裡，社會層級變遷的可能性更大，大家籍貫不一，風俗難免有差異，所以，異端（另一個解釋叫“創新”）也是可以接受的。

美國沒有歷史嗎?

如果說個人歷史，只有幾十年，但美國歷史是在歐洲移民史上建立起來的：“這是窮人最好的土地”（當然，僅對歐洲移民而言；對印第安土著來說，仍舊很殘酷）。

新大陸第一批錢是海盜帶來的。

海盜搶錢，有難度；花錢，就更有難度。無論歐洲大陸還是東方中國，任何一個國度都不歡迎海盜，用搶來的錢，風險都很高。殖民地是個好地方，既沒有政府，也沒有人指責他們走私，當地人自己就殺人越貨（尤其是大商人）。

海盜的工作是搶劫，既然是搶劫，就不能只搶一種貨幣。新大陸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貨幣，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瑞典，甚至阿拉伯的貨幣在美洲大陸都能見到。各種貨幣以西班牙為最，當時的海盜頭是英國女皇伊莉莎白，她最喜歡搶西班牙人。至於匯率，只能由海盜之間估摸著算，隨著海盜洗錢數量增加，鑄幣開始成為殖民地的交換媒介。

殖民地稅收就差錢

英國最大的稅收進項恰恰就是貿易稅。指望這幫商人聽話交錢，那是相當不靠譜的，議會（商人）很快想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方法對付總督。

以紙幣，繳稅收。

在殖民地，英國王室派出的頭兒叫做“總督”。

總督，聽著很拉風，實際上這是一個很窮的職業，不但沒有軍隊，而且沒錢。收錢的話，要依靠地方自製組織，“議會”協調地方各項事務。

議會本來是服務于總督的民間組織，協調移民服從宗主國管理。17世紀末期隨著移民商人新貴成長，他們逐步掌控了議會。說到底，新大陸和英國關係是一個利益分配方式和份額的問題，商人新貴肯定要維護自身利益，於是英王和總督的命令基本上都會走樣。

作為宗主國，英國當然希望能在新大陸殖民地撈取利益。所以，稅，還是要收的。

英國最大的稅收進項恰恰就是貿易稅。指望這幫商人聽話交錢，那是相當不靠譜的，議會（商人）很快想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方法對付總督。

以紙幣，繳稅收。

1690年「麻塞諸塞州」設立銀行，發行4萬英鎊的紙幣，議會通過稅收回收紙幣。這樣，可以不用鑄幣就能繳納稅收。18世紀20年代後，各州陸續仿照麻塞諸塞發行紙幣。

問題是，銀行幾乎都由商人控制，沒有任何金銀儲備，純屬忽悠。

紙幣流通情況並不好，海盜不要紙幣，普通居民中大面額交易又很少。實際情況是，繳納稅收幾乎是紙幣的最大用途。

於是，紙幣很快貶值：1726年一塊西班牙銀元大概兌換20先令紙幣，1750年這個數字是150先令。

英國王室不是白癡，1720年開始，就試圖關閉這些銀行；1751年，禁止在新英格蘭地區以銀行券作為貨幣。

鑒於自己從未對移民提供實質性支援，英王對殖民地的管理始終很鬆散。儘管殖民地議會立法需要母國國會批准，但每次被否決後，殖民地總會找到各種理由弄一個新法案出來，當然，內容是接著忽悠母國。而且，英國議會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希望王權獲得一個穩定的稅收來源，殖民地議會居然就這麼一直混了下去。

混的過程是很幸福的。

18世紀中期，新大陸造船業成本已經比英國本土低30-40%，1760年懸掛英國國旗的船隻至少有三分之一在殖民地建造；60年代開始，釀酒、冶鐵、紡織業的水準也絲毫不弱于母國；廣袤的土地更使之成為西方世界煙草、藍靛、木材等農產品的產地。

18世紀70年代，北美英國之間的貿易已比世紀初增長了12倍，與這個數字並行的是北美出現一批超級商人，走私商。1772年，英國和北美貿易額官方統計僅有50萬英鎊，當年僅紐約一地查獲的走私貿易罰款就高達10萬英鎊，按上述數字推斷，走私貿易額肯定遠遠超過了官方資料。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已經離不開新大陸了。儘管如此，北美說到底也只是英國全球的一個棋子，英國隨時有可能為本國利益犧牲北美。新大陸貿易熱火朝天的時候，英國卻忙著和法國爭奪加拿大殖民地宗主權。為了支付戰爭費用，亨利三世對殖民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751年，航海法令，對北美商船課重稅；

1761年，食糖法令，禁止殖民地與法國發生食糖貿易；

1763年，禁止北美殖民地西進；

1765年，印花稅法案，執照、契約、遺囑、報紙書刊都要課重稅；

1767年，湯森法令，各州要為當地軍警支付費用；

都是餿主意。

為了禁絕殖民地忽悠自己，亨利三世命令關閉所有殖民地銀行；更離譜的是，為了支持本土產業，亨利三世開始出絕招了：“殖民地不得製造一枚紐扣、一個馬掌或者一顆平頭釘”。

您還是先洗洗睡吧。

獨立戰爭，為誰獨立?

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蹟，戰爭促進了經濟發展，而且不是靠賣軍火。

戰爭消除了世俗權力對經濟運行的制約與壓榨，全世界的商船都往這裡湧，不火，那才真是怪事。

其實，強國之路有時真的就這麼簡單。

作為宗主國，英國在新大陸本來就沒有強力統治，脆弱的政治臍帶不能調和兩者矛盾，殖民者自行建立了通訊委員會、大陸議會等機構對抗。

北美獨立已經只是遲早的事情，此時，東印度公司提供了火種。

17世紀以來，東印度公司掠奪了大量財富，也積累了官僚習氣。沒有競爭的時候，東印度公司靠著很黑、很暴力也能湊合著活；現在，新大陸貿易結構與東印度非常相似，對東印度公司形成了致命威脅。

對英國而言，全球最大的貿易對手法國已經戰敗，西半球應該是自己的天下。就在此時，他們突然發現後院起火，新大陸殖民地已經羽翼豐滿，要斷掉自己王牌，東印度公司。18世紀70年代開始，東印度公司已經無法抗衡新大陸貿易商，1773年大約有1700多萬磅茶葉滯銷，眼看著就成為漚肥原料了。

拯救公司的唯一方法就是特權：亨利三世希望能把這些茶葉直接賣到美洲，於是就授予公司茶葉北美壟斷權。

既然可以用一紙命令壟斷北美茶葉銷售，其他商品當然也可以如法炮製。長此以往，北美大陸的商人，真的不用混了。

新大陸商人是自己混出來的，他們可沒拿過國王、貴族或者英國資產階級一分錢。不但我行我素，走私船換上海盜旗也不是不可能。

禁絕殖民地生產體系，沒事想來搶錢，您就是我爹都不行。北美商人對東印度公司的回應是：耍無賴。

他們經常偽裝成（唆使）印第安人襲擊英國商船，把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倒進大海。

也真是欠揍！

英軍封鎖了各個港口，禁止美洲航船出海，除非東印度公司能付清茶葉款；同時宣佈凡是發生倒茶事件的城市一律為叛變，所有美洲商船只能和英國、蘇格蘭合英屬西印度有貿易往來。

這等於斷了美國商人的財路，更重要的是，北美商人已經羽翼豐滿。1775年，有人在萊剋星頓打響了反對宗主國的第一槍，獨立戰爭由此開始。

北美獨立戰爭歷來被視為世界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革命：美利堅合眾國由此誕生，殖民地代表起草了至今讓人盪氣迴腸的《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力，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

偉大的結果，並不必然對應偉大的戰爭，更不必然有一個偉大的動機。

這場商人領導的獨立戰爭壓根就不是全民皆兵，大陸軍鼎盛時期不過2萬人，一般情況下華盛頓只能維持5000多人的常備軍。當時文獻記載“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北美居民來說，似乎從未目睹這場戰爭”。

所謂殖民地利益，說到底還是要落實到個人頭上，所謂參戰的“大陸軍”和“民兵”都是商人的私人武裝。要知道，獨立戰爭的領導機構“大陸會議”連徵稅權都沒有，那有錢來維持一隻常備軍?

商人領導的戰爭，也得籌款。以往戰爭籌款往往有三種途徑，一是徵稅，二是借款，三是發行紙幣。

對殖民地來說，徵稅不太現實，議會大概找不到什麼繳稅的人；借款，美國連個像樣的政府都沒有（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不承認美國政府），憑什麼向外貸款；剩下的，就只有發行紙幣了（大陸券）。

1775～1780年美國通貨總額2.41億美元，1779年1年竟然發行了1個億。如果按照歐洲國家的經驗，美國貨幣體系即將崩潰。

問題是，這裡不是歐洲，是新大陸。

美國既然自己選了政府，也就破除了貿易中最大的障礙，生意越做越大，商船開始在全球巡航，1784年“中國皇后號”抵達廣州。此時，歐洲大陸還流行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美國則更類似於一個自由港，消除了特權，沒有關稅。生意人就是生意人，那裡賺錢就從那裡走貨。無論歐洲還是美洲，包括海盜在內的人都到這裡來做生意。

1770年，費城每年最多有4.5萬噸貨物離港，1780年這個數字達到了7.2萬噸，維吉尼亞、馬里蘭等地的貿易量也比戰前翻了一翻，貿易量增加降低了通貨膨脹的危險。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蹟，戰爭促進了經濟發展，而且不是靠賣軍火。

戰爭消除了世俗權力對經濟運行的制約與壓榨，全世界的商船都往這裡湧，不火，那才真是怪事。

其實，強國之路有時真的就這麼簡單。

美國金融之父

漢密爾頓，戰時的英雄，卸甲後的理財家，既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是美國金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人稱“美國金融之父”。

按照童話的邏輯，獨立戰爭結束，美國人民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現實不是童話，歷史也永遠不會終結。

對聯邦政府來說，獨立後的日子簡直是一場噩夢。

聯邦欠下了一屁股債，更離譜的是，大陸會議壓根就沒有徵稅權，只有建議權，批准權在各州議會。1783-1789年聯邦從各州僅弄到200萬美元，加上搶來的英國財產不過750萬美元，卻需要支付950萬美元左右的費用。

當時的北美，民眾普遍把徵稅視為暴戾的惡政，聯邦要說服各州納稅，廣大美國人民是不會同意的。

瀕於破產的財政成為聯邦體制的致命缺陷，由於缺錢，甚至引發重大兵變（牛堡兵變）。與此同時，大陸券、金銀、各個國家的貨幣在美國都有流通，大陸券與金銀比價波動一日之內可達20%。

聯邦政府危矣！如果沒有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話。

漢密爾頓，戰時的英雄，卸甲後的理財家，既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是美國金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人稱“美國金融之父”。

1789年，漢密爾頓臨危受命，成為華盛頓的第一任財政部長。他的施政方針可以用兩種語言來描述。

說複雜點，以聯邦信譽建立中央銀行應對財政危機；說簡單點，就是發行紙幣。

漢密爾頓是約翰·勞的信徒，但是他認為法國金融大廈建立在沙灘上，只有仿效英國建立英格蘭銀行，才能維持銀行體系穩定。新大陸應該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銀行統一貨幣，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必須優先發展金融業。

“在所有試圖發展商業和工業的地方都要以銀行信貸作為重要支持；；荷蘭、英國強國都是銀行業興盛的國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美國是基本不產金銀的國家，因此，建立銀行殊為重要”

，漢密爾頓

1790年，漢密爾頓向國會提交議案《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要求模仿英格蘭銀行成立美國銀行，授予該行20年特許證發行美元；同時，由聯邦統一美國國債市場。

議案的批准過程並不順利。

漢密爾頓一生中最重要的對手是國務卿湯瑪斯·傑弗遜。傑弗遜一生都欠銀行債務，美國銀行業沒什麼政治覺悟，對國務卿進行了強力追討，傑弗遜臨終時甚至害怕自己買不起墓地。

可以說，傑弗遜一生都為銀行債務而鬱悶。

更重要的是傑菲遜的支持者來自南部諸州，南部諸州種植園屬於貸款戶，是強勢銀行的受害者。紙幣雖然有利於流通，卻必然會損害農場主利益。讓傑弗遜支持設立中央銀行，那是相當不靠譜的。

傑菲遜從一開始就反對成立中央銀行，他認為“銀行法的目的不是為了使一夥騙子發財，使國家中誠實和勤勞的人受損”。

所幸，傑弗遜還不是總統，國會也在北部大商人手中。最終，國會以39票對20票的戰績通過了漢密爾頓銀行法案。

即使如此，漢密爾頓還是做出了重大讓步：為換取南部諸州支持，漢密爾頓甚至放棄要求將紐約作為首都。很難評價這個選擇是對是錯，紐約如果成為首都，紐約肯定不是今天的紐約，甚至美國也不再是今天的美國。

如果經濟中心同時也是政治中心，那麼，美利堅合眾國可能會走向一條完完全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令漢密爾頓沒想到的是，他建立的中央銀行卻催生了美國證券市場。

1790年總統批准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銀行（後來，人們將這家銀行稱為“美國第一銀行”），第一銀行執行中央銀行職責，股本1000萬美元，其中聯邦政府股份200萬。

也就是說，80%的第一銀行股本要靠市場發行股票，要從市場投資中募集。

1791年7月4日，美國第一銀行股票開始上市交易。所有股票在幾個小時內被認購一空，當時的報紙這樣描述這個獨立日“一些為拯救公眾自由甘願在戰爭中犧牲、拋棄家財的人驚奇的被放置一旁，大家都投入了這令人詫異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上了”。

僅僅一個月，美國第一銀行股價就從25美元（發行價）飆升到325美元。跟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一樣，所有人，商人、店員、技工、學徒，大家紛紛傾囊而出，推動著股價飆升。

跟著，市場開始流傳各種傳言：第一銀行即將收購紐約銀行、紐約百萬銀行即將和紐約銀行合併，幾乎所有的銀行股價都在狂飆。

一批經紀人開始租用固定交易場所交易股票，1792年3月21日，24家經紀人在華爾街68號的一棵梧桐樹下簽訂協定，史稱“梧桐樹協議”，就是紐約交易所的前身。

自此，金融，一顰一笑都在影響著新大陸命運。

1792年，美利堅合眾國銀行開業，這家銀行發行的紙幣就是美元。不過，美元此時還不是世界貨幣，誕生時甚至要以西班牙元為基準，兩者官方比價是1：15。

聯邦政府給美國第一銀行的任務，是防止貨幣混亂，事實上，美國第一銀行運作後的結果卻往往反而製造了混亂。

第一銀行經常收集州立銀行銀行券，到達一定數量時，突然要求銀行兌付黃金、製造擠兌。這種做法很快在貨幣市場形成了一種恐怖氣氛，各銀行紛紛收縮信貸，回收貸款，利率很快飆升到1％/日。

紐約證券市場剛剛興起第一波牛市，大家投資性質正濃，也就難免貸點款、融點資。貨幣市場利率飆升對股市從來都是重大利空，剛剛興起的牛市馬上經歷了一場下跌，整整500萬美元資產蒸發掉了。

面對突如起來的貨幣收縮，漢密爾頓果斷出手，命令財政部收購第一銀行股票，支持市場，同時勸告普通銀行不要收縮貸款。商人可以用短期票據繳納關稅，而在此之前關稅只能用黃金或者聯邦票據支付。

無論如何評價漢密爾頓的救市，最終結果是金融市場在財政部支持下平穩度過了建國後第一次波動，沒有發生南海泡沫或密西西比泡沫一樣的悲劇。

在傑弗遜眼中，第一銀行帶來的只有瘋狂、只有貪婪、只有混亂，漢密爾頓不過是在為一群賭徒撐腰。

財政部長沒有變成美國總統，國務卿卻在1800年成為美國最高領導人。

儘管第一銀行也知道總統討厭銀行，但是，它並未把總統放在眼裡：第一銀行的特許權到期日在1811年，恰好度過了傑弗遜的執政期限（華盛頓連任兩屆之後退任，總統只能連任兩屆已成為潛規則，但當時尚未寫入憲法）。

這種形勢下，第一銀行銀行券始終處於擴張地位，而其他銀行不斷處於守勢。對此，州立銀行早就心懷不滿…

令第一銀行沮喪的是，傑弗遜之後的總統也是典型的傑弗遜主義者，麥迪森，州立銀行終於等來了機會。

1811年，第一銀行特許權到期，州立銀行聯合向國會提出議案，認為第一銀行涉嫌不公平競爭，要求撤銷對第一銀行特許權。當年，美國第一銀行特許權沒有獲得延展，關門收攤。

美國政府的政策可能錯了，因為歐洲投資者持有美國第一銀行80％的股份，美洲第一銀行關門意味著800萬美元金銀鑄幣流出美國，這在當時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

漢密爾頓管理金融市場的方式或許確實過於行政化，但是，總好過大家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傑弗遜主義者摧毀了中央銀行，卻使得華爾街成了脫韁的野馬，自此，這裡成為一個沒有監管的市場，一直到1929年大蕭條。

更不幸的是，次年，美英再次開戰，1814年英軍攻佔華盛頓。白宮，被燒了。

政治動盪下，金銀開始向歐洲本土回流。當年，各州銀行普遍宣佈停止兌付金銀鑄幣，美元隨即劇烈貶值。在這場災難中，聯邦政府被迫接受了大量沒有實際價值的銀行券，蒙受了大約500萬美元的損失，成了最大的輸家。

我們研究的領域，是金融學；我們的工作，是高等教育。金融學教師也是教師，不是金融市場操盤手。所以，在這裡實在想提一下傑弗遜的另一個功績：創建佛吉尼亞大學。傑弗遜墳墓的對面就是美麗的維吉尼亞大學校園，他將永遠守護著這片校園。

這位總統親撰自己的墓誌銘中，沒有提到他曾經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他給自己定義的身份是《獨立宣言》起草者、維吉尼亞宗教自由起草者、維吉尼亞大學創始人。

總統很重要，跟以上三項相比，不重要。

今天，美國教育體系仍舊帶著傑弗遜時代的烙印，平均下來，每個州預算的10％、財政總財富的40％都在教育界，雖然美國教育體系是私立學校為主。

在美國的移民文化中，有一個理念，至今我們仍然經常可以在美國歷任總統的演講中聽到：我們需要的，下一代人應該比我們過的更好。

教育，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手段；教育，使得你具有更高的起點，建立了一個流動性的社會階層，階層從此不再是不可跨越的。在這種跨越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會富強起來，因為沒有人拿棍子逼著你，奮鬥的源泉是源自內心的超越。

教育不是產業，如果把教育當作產業，甚至當作一個官僚機構來把持，那這個民族的文化必將傷痕累累，最終也不可能承載人類賦予教育的使命。

凡不能有良好教育體制的國家，不可能成為泱泱大國；

凡不能將良好教育普惠於全體公民的國家，不可能成為泱泱大國；

凡不能在教育中傳承正確價值觀的國家，就更不可能成為泱泱大國！

“在一個文明的國家，指望在無知中獲得自由，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不會有”。

-湯瑪斯·傑弗遜

央行之死

第二銀行恰好於1836年關門大吉，失去了第二銀行，市場上的貨幣一下子好像消失了。

通貨緊縮如期而至。

美國人很快學乖了，1816年，麥迪森任期尚未坐滿，國會就要求總統重建美利堅合眾國銀行，即“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第二銀行。

美國第二銀行的興衰同樣與華爾街息息相關。

第二銀行建立的時候，恰逢美國運河熱。1820年，伊利運河通航，運河的總花費是700萬美元。要知道，50年後美國購買阿拉斯加州才花了720萬美元，即使這720萬美元還被廣大美國人民罵了幾十年。

當時，美國建國不足一個甲子，60年，自由競爭中根本就不可能形成超級財團。如此巨大的運河投資不太可能靠個人，只有對公眾募股。

伊利運河通航後西部農產品可以直接通過運河運到東部，以前只能繞道密西西比河。運河的通航使得運輸成本下降了約4倍，時間則縮小了3倍，當年，約有1.3萬艘船航行在伊利運河之上。

巨大的成功激勵了後來者，各種各樣的運河公司應運而生。這就是所謂的“運河熱”。

運河熱，確實很熱；熱的，不是運河。

運河修建過程中不確定性實在太大，經常會碰到許多難以解決的地質問題，投資根本是一個無底洞。更多的人只是以修運河的名義籌資，至於是否去開鑿運河，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

所謂運河公司，很多壓根就是騙子。運河有沒有無所謂，有概念就行，紐約證券市場由此再次興盛。

第二銀行最擅長的業務，跟第一銀行一模一樣：除了威脅州立銀行，就是貸款給股票炒家，甚至直接參與股票炒作。由此，紐約證券市場迎來了第二波牛市，各種運河公司的股票被吹成玄色玫瑰，在貨幣擴張支撐下證券市場迅速上漲。

1832年，儘管漢密爾頓已經在決鬥中被敵人槍殺，但他的繼承者已在政壇形成勢力，被稱為聯邦主義者；

傑弗遜早就在銀行討債聲中與世長辭，而且當政總統安德魯·傑克遜與傑弗遜素來不睦；

鑒於以上原因，第二銀行行長比德爾信心十足，在特許到期前4年提前向國會申請延長期限美元特許權。

比德爾一定沒研究過傑克遜的個人歷史。

傑克遜確實與傑弗遜素來不睦，但卻與傑弗遜有一段相似的歷史：因為個人早年為人擔保，也被銀行追債，一追就是十多年。

可以說，傑克遜對銀行的痛恨不在傑弗遜之下。

總統斷然否決了國會提議，理由：第二銀行將國家財力集中於一個機構，將貸款集中於東部工商業，涉嫌違憲。

結果1：聯邦資金立刻撤出第二銀行，總統對市場發出了明確信號，第二銀行命不久矣。

結果2：個人信譽欠佳的總統創造了美國歷史上信譽最高最的財政部，居然搞得美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位總統如何痛恨銀行）。

幸虧後來無人繼續這個政策，否則個人信譽欠佳的總統極有可能讓我們見不到今天關係美國命運的很多名詞：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貨幣失衡、美元霸權

有了第一、第二銀行交替的例證，比德爾並未被傑克遜嚇到。只要收縮貨幣，市場就會下滑，聯邦只能遷就第二銀行。於是，第二銀行立刻收縮貨幣信貸，希望籍此減縮銀行信用，製造金融市場緊張氣氛，繼續第一銀行起死回生的奇蹟。

得到明確信號的州立銀行並不配合，何況第二銀行始終就是它們的眼中釘。沒有第二銀行搞清洗，他們可以放心的擴大信貸，市場並沒有像第二銀行預期出現緊縮。

反擊也沒有嚇倒國會，4年後，特許命令到期，聯邦政府堅決關閉了第二銀行。1836年3月，美國第二銀行關門大吉。此後幾十年，美國都沒有成立中央銀行。

這麼幹，肯定是不對的。

在某種程度上，第二銀行制度設計存在合理性，雖然第二銀行也定期搞清洗，但正是這種威懾力使州立銀行在放貸時有所顧忌，信貸不會無截至擴張。傑克遜向市場發出信號，第二銀行快完蛋了，威脅也就不存在了。

銀行過度擴張，實體經濟已經不能支撐如此龐大的銀行券，可是貨幣總要尋找歸宿。第二個結果的消極效應也顯露無遺：傑克遜把國債市場也給取消了，貨幣失去了最重要的對沖手段。

貨幣自己找到的歸宿，是證券市場：除了運河公司，1836年紐約證券市場還在交易38家銀行股票、32家保險公司

傑克遜的處理方法，簡單而粗暴。

為收縮銀行貨幣，1836年他規定所有土地交易必須使用金幣或者銀幣；當年7月11日簽署《鑄幣流通令》，強制推行金銀幣作為貨幣。

自此，銀行券，不好使了。

提醒一下，第二銀行恰好於1836年關門大吉，失去了第二銀行，市場上的貨幣一下子好像消失了。

通貨緊縮如期而至。

1836年11月棉花價格是15美元/公斤，到1842年就剩下6美分了。更可怕的是，貨幣收縮一旦發生就會產生慣性，到1837年3月利率上升到2～3％/月。

高額利率對證券市場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1837年3月，紐約市場開始迅速下跌；5月，美國各州立銀行再次停止兌付鑄幣。

美國經歷了第一次歷史上的大蕭條，情形直追1929年經濟危機。

傑克遜逝世於1845年美國獨立日，他傳世的墓誌銘只有一句話：“I killed the bank!”（我殺死了銀行）。

上帝創造了什麼

創新，是一個企業、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興衰的根本。在未來部分，我們會看到，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是創新決定了世界走向，這些創新恰恰大多發生在保護創新的國度，美國。

1836年的蕭條一直持續到19世紀50年代。值得慶倖的是，此前，繁榮的種子已經種下。

事件還要回溯到獨立戰爭後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憲法》規定：“為促進科學和使用技藝的普及，應給與發明家和作家的著作一定期限的專利保障”；

根據此條，1790年國會頒佈《專利法》；1802年，國會批准成立專利管理局

這些政策目的只有一個：保證發明人對發明成果享有獨佔收益。專利制度激發了美國人發財的夢想，只要能創造出比別人更先進的技術，就能發財。

很諷刺，專利的本來含義是歐洲王室對某個領域的特許權，有無《專利法》本身並不重要，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制定《專利法》，1889年清朝就頒佈了《專利法》，但是，似乎太監仍舊是這個朝代獨領世界風騷的創新

創新，是一個企業、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興衰的根本。在未來部分，我們會看到，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是創新決定了世界走向，這些創新恰恰大多發生在保護創新的國度，美國。

因為，美國是一個真正依靠法律保護創新的國家，專利保護甚至被寫入憲法。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智慧財產權照樣神聖不可侵犯。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大門上，至今赫然刻著林肯的名言：“專利制度就是將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當然，任何一個創新都有很大偶然性；但是，有了制度激勵，無數次偶然中肯定有必然。發明電能可能是偶然的，但率先出現在美國則是必然的，否則，不可能每一個次都是偶然：原子能、生物製藥、互聯網也正是因為偶然太多，制度保證才顯得尤為重要，它激勵著無數追求利益的人奔跑，有了利益，人類的創造力就是無窮的。

如同戰爭，將官總是許諾，“先登城者，賞萬戶侯”。

中國人不聰明嗎?然而，我們的激勵卻是“學而優則仕”。

“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是，這百分之一的靈感卻是至關重要的！有時要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更為關鍵”。

愛迪生

華爾街一飛沖天，靠的就是創新！

19世紀50年代，此時華爾街還很原始：通訊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第一項改變華爾街的創新，叫做電報。地球人都知道，那玩意是傳遞資訊的，比吼快多了。

華爾街的命脈，是信息：早一刻得到消息，你就是市場先知，就是市場的神。

電報的改良者，叫做莫爾斯。說好聽點，他是一個畫師；說難聽點，他靠在街邊給人畫像為生，而且極不敬業。

沒事（有事也不耽誤）的時候，莫爾斯喜歡擺弄電流、做試驗。由於過於業餘，莫爾斯並沒有多少技術性原創，電報硬體早就有，只是不實用。莫爾斯創造了一個發報代碼體系，發報才成為可能。

1840年，莫爾斯為此申請了專利。

此後4年，無人問津。

1844年，終於有人在華盛頓和巴爾德摩之間架設了一條40英里的電線，莫爾斯開始了較長距離的電報實驗。

5月24日，莫爾斯在華盛頓國會大廈發出世界上第一條完整意義的莫爾斯電碼，內容是“上帝創造了什麼”；一瞬間，巴爾德摩成功接收到了資訊。

成功了！

無人問津的代碼，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華爾街。

對比當時美國的其他城市，紐約在經濟總量上遠遠沒有達到壓倒性優勢，費城、波士頓，甚至華盛頓都是區域經濟中心，而且都有獨立的證券市場。這些證券市場之間雖然有消息往來，但更多是靠本地炒家自生自滅。

電報，改變了這一切。

資訊將各地市場連成一片，紐約市場畢竟更加成熟，也更有魅力。憑藉先發優勢，紐約一舉吸納了來自各地的資金和炒家，成為和倫敦並肩的國際金融中心。

第二項刺激證券市場的創新，是鐵路。

1830年5月24日，美國第一條鐵路建成通車，全長21公里。與運河相比，此時的鐵路技術還不成熟，也遠未得到重視，到1840年全國建路里程僅為998公里。

1853年“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整合了各家鐵路公司資源，統一了鐵軌和機車標準。鐵路對運河的優勢展露無遺：不受天氣制約、無須溝通天然河流（美國本土河流多為從南到北），可以鋪設到任何一個角落。此時，中國國門已經被列強打開，中國勞工也為美國鐵路熱付出了血汗和生命，據說美國鐵路每一條枕木下都埋著一位華工的屍骨。

1848-1858年，美國鐵路總長度達到3.3萬英里，超過了其他國家鐵路長度的總和。自此，鐵路成為貫穿美國大陸中西部的運輸動脈。至今，還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撼動它陸地貨運的霸主位置。

對華爾街來說，鐵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組建鐵路的公司為他們提供了新的故事素材和投機工具，鐵路公司股票。

最後，華爾街需要的只是一個時機。

紐約在1857

牛市前期，一兩個負面消息未必能遏制市場上揚，但在熊市前期，市場已羸弱不堪，平時可以承受的消息也足以成為重大利空。

所以，禍，從來都不是單行線。

1846年美國VS墨西哥，戰爭爆發，結果：墨西哥喪失一半領土，包括加利福尼亞等州在內的12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併入美國。併入美國的，不僅僅是土地，還有加利福尼亞地下的金礦。

實際上，1841-1842年，加利福尼亞地區先後兩次發現金礦，當時加州還是印第安人的天下。第一，大家不認識黃金；第二，消息閉塞，沒有外傳。

美國人來了，不一樣了。

1848年1月24日，移民詹姆斯·馬歇爾在當地水溝內發現金塊。馬歇爾的居住地（新赫爾維蒂亞）地處薩克拉門托河、美利堅河匯合點，是天然的人口集散地，也是當時最大的移民中心。

儘管馬歇爾想保守發現黃金的秘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

3月，當地報紙《加利福尼亞人報》首發此消息；

8月，紐約《先驅報》進行大篇幅報導；

6月，加州總督向總統波爾克報告，稱金礦的價值“足以支付幾百倍以上的墨西哥戰爭的費用”。

12月，總統致函國會，公開加州總督報告，證實加州金礦並非忽悠

拜電報所賜，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人民奔相走告，舉球歡慶。最終，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移民湧入加州，淘金熱由此開始：1849年，約3萬人湧入加州，次年，又有3萬人加入

淘金的收入確實令人如何舌：在富礦區，人均收入是2000美元/天，這個數字足夠一個家庭過幾年好日子；即使在貧礦區，勞動者的收入也是人均20美元/天，相當於東部一個月的收入。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見金！

1847年美國產量只有4.3萬盎司，1849年變為193萬盎司；1853年，淘金熱達到頂點，加州黃金產值達到6500萬美元，1851-1855年加州黃金產量幾乎占世界的45%，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金國。

《加利福尼亞人報》這樣報導“從聖法蘭西斯科到洛杉磯，從沿海到內華達山麓，整個地區都響徹著喊聲：黃金！黃金！”

淘金熱的另一個結果：貨幣供給增加，錢多了！

貨幣擴張一旦開始，錢的數量就會螺旋式上升，把黃金生產遠遠拋在後面：1855年美國銀行業總體鑄幣儲備只剩下14％，而1837年前這個數字是50％。有人甚至出版銀行券手冊，指導人們那個銀行券儲備比例太低，告訴人們那家銀行很不靠譜。

上萬種銀行券在貨幣市場流通，證券市場則充斥著鐵路股票，各種消息通過電波在全美甚至全球傳送

時機成熟了！

牛市的故事總是相似的：華爾街一片歡樂，如同之前之後的每一次牛市。

獲得財富如此容易，各種奢侈品開始充斥紐約市場，《先驅報》報導甚至有女富豪真的穿上“水晶鞋”，用鑽石裝潢的鞋子（這個場景在鬱金香危機中依稀可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復使後人哀後人也）

1856年，紐約共有360家鐵路公司、985家銀行股票，還有無數的聯邦債券、市政債券在市場交易。

之所以有牛市，是因為有熊市，熊市遲早會出現，熊市的故事卻各有悲歡。

交易資金量擴大，後果是災難性的。

這些資金是典型的“倒金字塔”：牛市前期並沒有進入，看到收益後才攜資而入，此時往往是牛市中後期，投資額先小後大，故曰：倒金字塔。倒金字塔投資是證券投資的兵家大忌，儘管您可能從無數資料中看到過這個法則，但是，我向燈泡保證，絕大多數人沒有記性的。

挨打，才會真疼；賠錢，才會領悟投資真諦。

加州淘金者多是新移民，對熊市徵兆沒有基本判斷，對1837年熊市也沒有任何記憶。他們的投資，恰恰就是倒金字塔。

實際情況是，隨著鐵路逐步飽和，冶鐵、採礦、製造等一批行業已經開始不景氣。華爾街，災難就在旦夕之間。

1857年8月19日，密西根中央鐵路公司總裁辭職，儘管總裁辭職的理由是“個人事務”。任何時代，非正常狀態更換高管對上市公司肯定不是什麼好兆頭，有理由認為公司內部可能出現矛盾，甚至面臨困境。

8月初，密西根鐵路公司的股價是85美元，月底下跌到67美元了；9月，公司被聯邦政府接管。密西根鐵路公司股價下跌終於引爆了鐵路公司股價集體下跌，9月底很多鐵路公司股價較8月初跌去了80%。

牛市前期，一兩個負面消息未必能遏制市場上揚，但在熊市前期，市場已羸弱不堪，平時可以承受的消息也足以成為重大利空。

所以，禍，從來都不是單行線。

8月24日，俄亥俄人壽保險和信託公司宣佈停止兌付鑄幣；

9月12日，美國商船“中美州號”沉沒於好望角，隨之沉沒的還有400名乘客和160萬美元的黃金；

10月，一半以上的經紀人破產；

12月，全美共破產5000多家企業。

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在紐約閃亮登場。電報迅速把消息傳遍全球，紐約的悲劇蔓延到西歐甚至清王朝。

受美國經濟衰退所累，70%的曼徹斯特人處於失業狀態，有工作的人工資下降70%；1856年，英國消費總量從2100萬英鎊，1857年底，這個數字降為1700萬英鎊

表面上，是紐約證券市場股災引爆了這場危機；實際上，華爾街此時還遠沒有如此大的魔力。

有衰才有盛，有盛必有衰。危機，是必然。

19世紀40-50年代，西進運動、美墨戰爭給帶來了廣袤的領土，鐵路、運河成為商業運輸的血脈。運輸成本從未如此之低、速度從未如此之快，恰在此時，豐富的黃金又提供了充足的貨幣。

這些，都為工業革命後的美國企業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

然而，廣闊的市場也是有限度的，當鐵路連接了廣袤的國土、每個美國人都有了足夠的紡織品，產品銷量也就只能維持在日常消耗之上。市場消失，市場爆發時積累的生產能力必然過剩，這個邏輯一旦迴圈下去，就是危機。

1861年，美國爆發南北戰爭，毀滅了舊市場，也創造了新的市場，繁榮將再度蒞臨。

南北戰爭，為誰而戰?

有人告訴我們，沒有南北戰爭，美國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只能說：與獨立戰爭一樣，偉大的南北戰爭，只是結果偉大。

時至今日，人們往往將美國分為南部和北部：北部以工商業為主，南部則以農業為主。剛剛建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南部多是大種植園，奴隸種植園。

奴隸很貴的！

南方諸州的資金來源是北方銀行：種植園以收成做抵押向銀行貸款，每季收成之後和銀行分成。借了錢，南部諸州反而對銀行制度更深惡痛絕，因為利息實在是太高。也是在南方諸州議員支持下，第一銀行、第二銀行才先後解體。在銀行制度上，南部雙方的矛盾很難調和。

更難調和的，是關稅。

南方諸州以農業生產為主，說白了就是英國紡織業的原材料產地，奴隸主依靠種植利潤享受上流生活。北部諸州卻以工商業為主，當然希望通過閉關鎖國保護國內產業，方法則是提高關稅。不過，提高關稅也就提高了南部諸州奴隸主生活成本。

這裡要說明一點，美國自己宣導閉關鎖國的同時，卻忽悠清王朝“利益均沾”。1897年開始美國連續提高關稅，19世紀90年代美國關稅平均達到57%，比當時的清王朝還高。

這才是經濟學的真實嘴臉：沒有對錯，只有成敗！

儘管南北爭端由來已久，北方諸州從政治家到士兵並沒有下定決心開戰，銀行家更關心貸款能否安全收回，更沒有議員敢於承擔分裂聯邦的罪名。

“我從來沒有主張以任何方式實行白人和黑人種族平等的社會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從來沒有，主張讓黑人也有選舉權，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保住聯邦，而不是廢除奴隸制”

-林肯

北方示好，南方諸州並不買帳，而且它們已經為叛亂準備多時了。因為，北方是長期經濟成長框架下的受益者，南方則是的受損者。

林肯還沒當上總統，南方就有4個州宣佈脫離聯邦，1861年林肯當選，11個南部諸州宣佈脫離聯邦、另選總統，南北戰爭由此爆發。

1861～1864年，美國南北戰爭解放了新大陸黑奴，再造了美國經濟

有人告訴我們，沒有南北戰爭，美國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只能說：與獨立戰爭一樣，偉大的南北戰爭，只是結果偉大。

戰爭使得北部經濟突然衰退，1861年北部破產的銀行比1857年（金融危機）還多。主要是南部各州欠北部銀行3億美元款項，兵鋒一起，錢就甭指望要了，銀行只有破產。1857年的危機本就使得證券市場有氣無力，戰端起時紐約市場更是一通暴跌，華爾街股價被打壓的一錢不值。

林肯很鬱悶：“國家的根基已經動搖，我該怎麼辦?”

林肯拿出來的辦法簡單而愚蠢：開動印鈔機，以財政部的名義發行鈔票，這些鈔票史稱“綠紙背鈔”。綠紙背鈔使得黃金在流通中消失了，面對通貨膨脹的威脅，人們選擇了把金幣藏在櫃子裡。

1863年，國會通過《國家銀行法》，規定國家有權發行3美元“綠紙背鈔”，商業銀行發行是必須以“綠紙背鈔”作為儲備，必須將“綠紙背鈔”一半留存於紐約中央儲備部。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林肯統一了全國貨幣，重建了中央銀行，最終改變了戰時北方混亂的貨幣局面。

不怕沒貨幣，就怕貨幣太亂。

貨幣，其實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說到底貨幣不過是一種憑證，說它代表黃金也好，說他是價值尺度也好，如果大家都認為它是錢，那麼，它就是錢了。

事情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戰爭需要生產物資，戰前90％的製造業都在北方，如此工業基礎根本不需要建設，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水管改成來福槍管、服裝改成軍裝、收割機改成戰車，美國歷史上新一輪工業大投資開始了。

北方農業同樣迎來了機遇：戰爭使得勞動力驟然減少，收割機、播種機、割草機，大型農業機械設施幾乎與軍工產品同步增長，戰爭條件下，1861~1892年北部小麥向英國出口量居然增加了3倍。

經濟擴張，“綠紙背鈔”被北方諸州視為理所應當的官方貨幣！

任何時代，貨幣增發都會刺激證券市場，因為，貨幣是證券市場的子彈。但是，只有在經濟體健康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與實體經濟互為動力。

華爾街發現，鈔票和股票同時多了起來。此時，有了充足的子彈，工業體系又欣欣向榮，華爾街，爆發吧。

那個時代，還沒有道瓊指數，我們只能以事件、交易量和新聞來描述這個瘋狂的市場。

1863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以前被稱為“常規交易所”），當年，場內交易量達到48億美元，場外交易量達到100萬股，僅次於倫敦證券交易所；1863年，發明連續競價；1864年，J.P摩根涉足股票交易（這點在後來很重要）；1865年紐約交易所成交量為倫敦交易所的10倍

華爾街金融帝國誕生了！

林肯很興奮，“現在，我們正從事一場偉大的內戰”。

這確實是一場偉大的內戰，從此，倫敦只能遙遙看著這個高高在上的“紐約”（New York）。

華爾街取代倫敦，絕非南北戰爭一役之功，而是新大陸移民文化力量的總爆發。在這片信仰新教的土地，人們把發財致富看成最有效的救贖方式。

在這裡，我想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故事內容與華爾街毫無關係，卻反映了美國人那種植入骨髓的理念。

美國家長狀告學校，因為學校告訴孩子世界沒有上帝，最後學校敗訴。故事的意義教育我們，美國人是非不分、精神空虛，法庭居然相信上帝。世界本來就沒有上帝，法庭怎麼能如此判決。

是不是有上帝，實在是個很艱深的問題。

是不是有上帝，無論是法庭還是課堂，顯然，說了都不算。

法庭判決家長勝訴的原因，是因為自己不能證明上帝並不存在。可以在課堂上傳授科學知識，當然也可以再課堂上宣講福音。

英美乃至香港電視劇裡，法庭要求證人把手放在《聖經》上宣誓。當然，按照我們的理解可以一邊宣誓，一邊撒謊。對基督信徒來說，面對《聖經》撒謊是不可以的，如同讓中國人刨掉自己的祖墳。

靠武功，只能殺人越貨，沒有技術含量。

沒有制度保證的經濟武功，會在競爭中敗北。

沒有文明保證的制度武功，同樣會不知所蹤。

清末，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慨歎西人求勇。在這位前輩看來，似乎是西人的制度為西人求勇做了保證。然而，即使清末建立了這些制度又能如何，在人人都嚮往權力的文化體系下，任何制度都會被改造為這種文明的自身適應品。

既如此，紙面上的制度又如何能抵一國?如果國人從心底裡就不尊重制度，即使制度再完備，又有什麼意義?

第8章 黃金世界（美國崛起）

引言

黃金在非著名金融學家牛頓的手中變為貨幣，自此，英鎊成為第一代世界貨幣。黃金本應為幣，但是，在美國黃金成為貨幣卻頗費周折，就為這事差點把美國財政部搞破產，同時搞了一個美聯儲出來。美聯儲，一個商業銀行供養的孫子，卻成為自己股東的爺爺。這個時代，美國成為「托拉斯」的世界，城市之羞。

是什麼原因使得白銀退出西方貨幣舞台?

美國人民如何能擊潰摩根、洛克菲勒這樣富可敵國的家族?

貨幣是金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金本位條件下可以靠黃金多寡自動調節國際匯率，永遠不會存在匯率失衡。舉例來說，您要是進口過多，國內黃金就會減少，貨幣含金量下降，匯率就會貶值，外貿趨於均衡。反之，也成立。

以上理論，正確，條件：僅對弱者。

黃金白銀曾經都是貨幣：金銀天生非貨幣，貨幣天生是金銀。

18世紀20年代之後，由於某人不懈努力，白銀終於變為非主流，黃金成為貨幣世界永恆的主題。

某人，就是牛頓，而且，與你認知的牛頓是同一個人。

牛頓，是偉大的數學家、物理學家，是經典力學、微積分的奠基人。對物理和數學來說，牛頓是奠基人；對牛頓來說，物理和數學只是業餘愛好。牛頓的本職工作，只是英國王室造幣大臣。在這個職位上他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那是相當兢兢業業。

牛頓當政之前“造幣大臣”只是一個閒職，沒有任何實權。各家銀行自己發行銀行券，自行鑄造鑄幣，日子過的那是相當滋潤，關造幣大臣何事。

黃金為幣，始於牛頓。

18世紀初，金銀同為英國貨幣，但牛頓發現黃金越來越多，白銀越來越少。因為，黃金在歐洲大陸購買力低於英國，白銀的情況則恰恰相反。

也就是說，在英國本土金賤銀貴，在海外金貴銀賤。

牛頓不但掏空了國庫的白銀家底，而且收購英國居民銀器，就是為了增加白銀鑄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出約700萬英鎊白銀，依然不能扭轉金賤銀貴的局面，新鑄的銀幣也在流通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牛頓很傷心，傷心之後就明白了：既然黃金在本土便宜，無論鑄多少銀幣都會被人藏起來，即所謂“劣幣驅逐良幣”。

明白了之後，牛頓就開始動歪腦筋。

既然白銀是良幣，那麼就只用劣幣：黃金。

1717年牛頓規定，只有黃金才是貨幣，純度為90%的黃金每金衡盎司加之英鎊17先令又10便士。牛頓大概也沒有想到，他規定的這個掛鉤比例一直持續到1931年，幾乎與他的經典力學同時崩潰。

這是餿主意，因為，只有在英國諸島才金賤銀貴，人們可以不斷從海外弄來白銀兌換黃金。這樣，可以賺很多錢；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長此以往，牛頓這個造幣大臣乾脆不要幹了！

為了恐嚇“勇夫”，牛頓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腦袋，把膽敢以身試法的人送上斷頭台，有時牛頓甚至親自監斬。有人說，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是因為蘋果砸到自己頭上，在我看來，卻是因為觀刑台上看到頭顱落才有感而發。

英格蘭銀行、劍刃銀行等機構為獲取王室債務代理權，嚴格執行了牛頓的命令，英國實際上已經確立了金本位。

1809年，英國下院通過《錠金報告》，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大衛·李嘉圖，《錠金報告》強調英格蘭銀行要保證黃金兌換，並規定了英格蘭銀行對其他銀行的兌換義務。

1816年，英國議會通過《金本位》法案，黃金第一次成為一個國家的法定貨幣。

19世紀中期，儘管美國已經初露崢嶸，但西方第一經濟強國仍舊是率先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

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開天闢地的大創新，自此人類擺脫了自然生存狀態，不再以體力對抗自然。恩格斯對1850~1870年英國經濟的評價是“所有過去應用蒸汽機和機器獲得的驚人成果和這廿年的巨大產量比起來、和輸出輸入的巨大數字和積聚的財富來說，都微不足道了”。

恩格斯的話還有一個含義：全世界都要從英國購買製成品，也要向英國輸入原材料。

那實在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作為創新的締造者，英國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先發優勢，全球的市場都是它的，因為只有它能用機器來創造，一個國家要稱霸武林，產業優勢和貨幣可以比作武俠小說裡的招式和內功：產業是內功，貨幣只是招式。有了內功，招式旦夕可得。金融必須配合產業，而不是決定產業。你可以不承認高端產業國優勢貨幣，但不得不承認它締造的產業鏈。世界都是人家的，何況貨幣?

只有服從這個產業鏈才能創造更多財富，才能享受到世界最先進的文明。接受它的貨幣、遵守人家的法則，實在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何況，法國發生大革命之後，歐洲大陸從來就沒消停過，從大革命到波旁王朝復辟，再到拿破崙，法國一直在折騰。為了避險，大陸富豪習慣于把錢存到英格蘭，也就是兌換為代表黃金的英鎊。

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獲得巨額黃金賠款，於1871年確立金本位；18世紀中期，歐洲發現大量銀礦，銀價猛跌；法國、挪威、荷蘭、義大利、比利時、瑞士先後在18世紀70年代實行金本位（公認的世界金本位體系形成於1880年）。

自此，英鎊成為第一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黃金主宰了貨幣的世界。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金本位條件下可以靠黃金多寡自動調節國際匯率，永遠不會存在匯率失衡。舉例來說，您要是進口過多，國內黃金就會減少，貨幣含金量下降，匯率就會貶值，外貿趨於均衡。反之，也成立。

以上理論，正確，條件：僅對弱者。

對金本位體系締造者，英國，上述理論純屬虛構。

整個國際金本位體系，確實是一個黃金自動調節機制，而在這個體系的中心人為控制痕蹟卻頗為明晰，這在國際貨幣體系堪稱奇觀。

恩格斯曾經提到，英國是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國，又是最大的原材料進口國。對國際貿易來說，進口製成品的需求是剛性的，而原材料是可以替代的。落實到匯率上，原材料遠比製成品敏感：甲方可以換人，乙方沒有選擇，必須進口。

這個優勢，使英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遊刃有餘，以小博大、四兩撥千斤。中國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手中無劍，心中也無劍；此時的英國，沒有管理匯率，匯率隨心而動。

18世紀後期，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僅占銀行券的2~3%，最多不超過5萬英鎊，很多時候，甚至不足1萬英鎊，從絕對數字來看，英鎊根本就岌岌可危。

但是，英國總是操縱利率，從容應對任何一個個人、集團甚至國家擠兌。

倫敦作為第一代國際金融中心，尤其是在票據交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英國可以在銀行市場借入鉅款，又在貼現方面借出鉅款，一入一出足以熨平匯率波動。

一旦市面黃金流通收緊，英格蘭銀行就放手貼現，憑空創造英鎊；同時，同信貸市場左右黃金流入倫敦。

當時，報紙這樣評價英格蘭銀行的政策“7%的利息足以吸引北美的黃金”，憑著倫敦信貸市場，英國的金本位制度，硬是撐過了將近一個世紀。

儘管金本位也是一種強者邏輯，在當時國際貿易體系下，正是這種金本位體系使得各國不能以鄰為壑。即使英國，也必須通過貨幣市場控制匯率，不能任由自己經濟形勢胡亂印製貨幣。穩定的匯率給了西方諸國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環境，可以說，當時的金本位制度為西方飛速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

白銀陰謀

70年代後期，英國已經確立金本位，其他國家確立金本位的趨勢也日趨明朗。結果是，美國白銀在國內過於便宜，在國際市場又無處出口。

所有人，都是趨利避害的，而且喜歡向陰謀論聯想。銀礦主們立刻想到了建國時刻的法令，為何《鑄幣條例》未將白銀納入其中?

歐洲諸國實行金本位的時候，美國人還在用綠背紙鈔。

在金本位的體系下，歐洲諸國相當於固定了匯率，美國獨自執行毫無準備的紙鈔制度，尷尬可想而知。其實美國不是不想，是辦不到啊。

南北戰爭結束後，大家都認為聯邦會調整貨幣。包括民主、共和兩黨在內，大家都認為戰時出台《國民銀行法》是應急手段；以聯邦名義發行毫無準備的貨幣，只能是權宜之計；仗打完了，就該調整了。

南北戰爭後，聯邦果然開始調整貨幣，1873年2月12日，國會通過《鑄幣條例》，恢復自由鑄幣。

問題是，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物價就開始下降，而且一降就是三十年。此時，如果真的減少貨幣供給，那麼日子還真的是不要過了。

矛盾激化，還要從美國剛建國談起。

美國建國後不久，財政部1792年規定，任何人只要攜帶金銀就可以到鑄幣廠自行鑄幣。247.5克黃金可以換得10美元金幣，371.25克白銀可以換到1美元銀幣，黃金白銀比價是1：15。

傑克遜政府時期金幣貶值，10美元金幣含金量減少到232.2克，銀幣含銀不變，也就是說官方金銀比價變為1：16（即1盎司銀的官價為1.292美元，1盎司黃金官價為20.67美元）。

然而，當時金屬市場上白銀價格要遠遠超過1盎司1.292美元。既然可以在商品市場賣高價，何必費心鑄成貨幣?

南北戰爭前夕，銀幣就已經在市場上消失了。

鑒於市場上根本沒有銀幣，《鑄幣條例》壓根就沒提白銀可以鑄造貨幣。從這個意義上，忽略白銀鑄幣並非是陰謀，更沒有想剝奪那個集團，應該說《鑄幣條例》還是公平的，所以當時銀礦主也沒反對。

馬克思告訴我們，世界是運動的世界，所以，白銀的情況也會變化。

1873年，北美發現了內達華州大銀礦，當年產出白銀價值645000美元，兩年後產量居然翻了25倍。

這，還不是全部。

70年代後期，英國已經確立金本位，其他國家確立金本位的趨勢也日趨明朗。結果是，美國白銀在國內過於便宜，在國際市場又無處出口。

所有人，都是趨利避害的，而且喜歡向陰謀論聯想。銀礦主們立刻想到了建國時刻的法令，為何《鑄幣條例》未將白銀納入其中?

人們紛紛指責1873年初《鑄幣條例》是東部銀行家的一場陰謀，並將《鑄幣條例》稱為“73罪惡”，要求聯邦政府恢復自由鑄造銀幣，承認固定金銀比價為1：16。

這是不行的，因為白銀貶值是市場供需決定，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不過，要求聯邦恢復白銀鑄幣的，卻不僅僅是銀礦主，還有華爾街、農場主和工業資本家。他們的動機似乎就不那麼單純了。

西進運動中，農場面積越來越大，農民不但必須雇工，也要和銀行、商店、掮客打交道，貨幣已經成為一種農場主與外界聯繫不可或缺的工具。借債是農場主最主要的貨幣來源，欠債就要還錢；還錢就要利息；還利息，農場主不願意。所以，農場主，痛恨銀行。

在新興資本家階層來看，以黃金鑄造硬幣，最大的贏家是銀行。貨幣會越來越少，工業品價格會越來越低，把貨幣發行權交給銀行，等於賦予了銀行盤剝工商企業的權力。所以，新興資本家，痛恨銀行。

華爾街當然不希望銀行業獲得貨幣發行權，更不希望禁絕綠背紙鈔，市場一顰一笑全靠貨幣支撐，一旦恢復《鑄幣條例》自己無疑會受制於銀行業。以華爾街為首的綠背紙鈔黨，甚至為1875年總統大選準備了自己的人選，準備拼死一搏。所以，華爾街，就更痛恨銀行。

1875年，是共和黨任期的最後一年，而且，一個很明顯的情況是共和黨支持者乃至經費多來自於東部銀行勢力。

頂著壓力，共和黨主導國會又通過了《恢復硬幣支付法》：允許州立銀行自行發鈔，每增加100美元銀行券，財政部收回80美元綠背紙鈔。

然而，繼任的民主黨卻沒有如此魄力，畢竟他們還要面對後面4年的任期，而且傳統上人們都認為民主黨代表西部農場主勢力。1878年民主黨當政後，機會來了，白銀運動終於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當年，國會通過《白蘭德·艾利森法》，規定財政部每月鑄造200~400萬美元銀幣，當然，財政部只用最低限額收購白銀。次年，通過《謝爾曼購銀法》，強令財政部每月鑄造450萬美元銀幣。

很多時候，雖然勢力集團呼聲很高、勢力很強，但未必代表正確方向。說到底，利益集團的呼聲也是為了利益，而且是短期利益，未必符合民生長期利益。

民主黨的媚民政策立即引起了貨幣市場混亂。

聯邦政府力求流通中綠背紙鈔、黃金、白銀等值；《鑄幣條例》又規定美元可以自由兌換黃金；財政部必須滿足任何以紙幣、銀幣兌換黃金的要求，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893年，財政部幾乎沒有收到黃金，全部是綠背紙鈔；歐洲主要國家都已經確立金本位制度，進口又必須以黃金支付，結果，財政部很快就不是財政部了，1893年10月，堂堂美利堅合眾國國庫，只有9000萬美元黃金儲備，財政部即將關門大吉。

情勢已經岌岌可危！

黃金戰白銀

黃金和白銀，遲早還有一戰。勝者將成為貨幣，敗者將永遠退出貨幣舞台。1896年大選，最終成為黃金和白銀的決鬥場。

“這些負債（綠背紙鈔）在接收和黃金贖回後沒有撤銷而是在此發行，可以反復從國庫中兌換黃金，因此，這是一個無法終止的鏈條，直到金庫被掏空”。

克利夫蘭國情咨文

1893年，總統是克利夫蘭，他堅定的認為《購銀法案》是貨幣危機的根源，並在國會陳詞：《謝爾曼購銀法案》3年內使得聯邦財政損失了1.32億黃金儲備，政府必須立即無條件停止購買白銀，要不惜一切代價拯救金本位。

面對國會反對勢力，總統很憤怒，扔出一句狠話：誰不肯廢除《謝爾曼購銀法案》，誰就為將來貨幣崩潰負責，為財政部籌資。國會歷來是政黨勢力角鬥場：有了功勞，大家搶；有了黑鍋，你來背。

1893年11月1日，沒有經過過多辯論，國會就宣佈正式廢除《謝爾曼購銀法案》。

太晚了。

1894年2月份的第一周，克利夫蘭總統焦急萬分，此時，國庫黃金儲備只剩下不足1000萬美元，一張稍微大點的貼現票據就可以為財政部畫上句號了，而這種面額的匯票真的是很平常。

無奈，克利夫蘭總統向摩根財團發出請求，希望摩根·皮爾龐特支持國庫。這一次，華爾街向總統伸出了援助之手，自此，華爾街才真正開始主宰美國。

皮爾龐特很清楚，耗盡國庫黃金儲備的是國內貨幣制度，即使在國內籌集到這些黃金也很快會在迴圈兌換中耗盡。在國內壓根就不可能籌集到這筆黃金，唯一的黃金來源只能是歐洲。出於這種判斷，摩根財團承銷了當時最大的一筆美國政府國債，銷售地點為歐洲大陸。鑒於美國自身經濟實力，也鑒於承銷商皮爾龐特的聲譽，美元債券暫態被歐洲投資者搶購一空。

為確保黃金不流出美國，以摩根財團為首的華爾街機構同時從倫敦市場拆借了英鎊，不斷在紐約市場拋售，美元匯率逐步走強。

皮爾龐特成功了，當年6月底，國庫黃金終於穩定在1億美元左右。

國庫穩定，不是每個人都高興。

金本位對債權人有利，因為金本位下很難出現通貨膨脹，幣值那是是相當穩定。

舉例來說，農場主，他們是當時最大的債務人。被銀行債務壓榨的農場主認為，讓他們自由鑄造銀幣才是解決貨幣問題的良方。

克利夫蘭總統求助華爾街的行為更是激怒了農場主，在他們眼裡黃金是富人的貨幣，總統是華爾街的傀儡！

少種玉米，多種仇恨！

黃金和白銀，遲早還有一戰。勝者將成為貨幣，敗者將永遠退出貨幣舞台。

1896年大選，最終成為黃金和白銀的決鬥場。

雙方代言人：

黃金戰士：共和黨候選人威廉·麥金利。麥金利本職律師，1891年出任俄亥俄州州長，支持他進入政壇的不乏華爾街巨擘，本人岳父也是當地一家金融機構的創始人，著名語錄“神聖的貨幣絕不能成為賭局，每一個美元都應該和黃金一樣神聖”。

白銀戰士：民主黨候選人詹寧斯·布萊恩。布萊恩本職律師，1890年成為眾議院議員，一生都在為提高農產品價格奔走呼號，自行組織人民黨（後來人民黨併入民主黨），著名語錄“我們不應當把帶刺的王冠壓在勞動者的眼眉上，更不能將人類釘死在黃金十字架上”。

其實，黃金戰士和白銀戰士是共和黨或民主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黨都既有白銀戰士又有黃金戰士，關於如何締造美國貨幣體系，思想那是相當混亂。

這個時候的美國已經經歷了近三十年的通貨緊縮，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解決帶出通貨緊縮、增加貨幣供給。

從情勢上看，黃金戰士的勝率並不大，畢竟禁絕白銀貨幣，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貨幣收縮。

大選開始，布萊恩開始巡迴演講，拉選票。反復對選民講，農民（其實是農業資本家）在債務壓榨下如何痛苦，銀幣將解放這個國度，人們再也不會有缺錢的感覺。

麥金利居然一反競選常態，只是坐在家裡，什麼也不做。即使如此，每天到他家中的選民幾都近10萬之巨。他只提到一個問題：如果今天白銀可以成為貨幣，那麼，明天您手中的美元又會是什麼?

白銀成為貨幣確實可以解決當時貨幣供給問題，但是，然後呢?

然後，就是更大的混亂。全世界都以黃金為幣，唯獨美元黃金白銀互換，一旦世界來擠兌黃金，日子還過不過了?何況，所有人手中都有貨幣，包括白銀戰士在內都希望貨幣價值穩定。

令黃金戰士興奮的是，選舉日的前幾周，美國經濟形勢發生了奇蹟般變化，小麥價格30年來，首次上漲，衰退的經濟有了起色。

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摩根財團穩定美元黃金含量的原因。

選票，是不僅為了國家，也為了自己的財富。兩害相權取其輕，對美國而言，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貨幣體系無疑更為重要。

1896年大選：黃金：白銀=270張總統選票：163張總統選票，黃金完勝。

麥金利當選穩定了美元幣值，綠背紙鈔也獲得了法定地位。同時，阿拉斯加、澳大利亞和南非都發現新的金礦，提高了美國貨幣供應量，南北戰爭後的經濟衰退基本結束。

1907年10月，一個叫做海因澤的投機客企圖炒作美國聯合銅業公司，這在華爾街已經很平常。

10月16日，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聯合銅業公司股價表演高台跳水，從60美元跌至10美元；然後，聯合銅業公司破產，海因澤損失慘重。

這種情形，如果是在平常的話，一家公司破產、投資者受損，在華爾街早就司空見慣。

金本位後美國經歷了近10年的繁榮，此時已是強弩之末。

況且，跟海因澤一起投資的，還有一批道上的兄弟，其中包括紐約第三大信託公司尼克博克公司。消息一經傳開，市場信心頓失。

10月18日，儲戶開始擠兌尼克博克信託公司，儘管公司盡一切可能滿足了前兩天的儲戶，但是，恐慌還是在整個紐約蔓延：道瓊指數一瀉千里，許多經紀行和投機者破產

22日，尼克博克公司的所有存款就已經告罄，當日下午宣佈破產；

如果危機得不到控制；如果擠兌很蔓延到銀行體系；如果危機向全國擴散；華爾街將如何以對?

10月23日，摩根·皮爾旁特決定出手救市。第一國民銀行、國民城市銀行（即花旗集團）和摩根財團站到了一起，財政部也動用2500萬美金轉交摩根使用。

皮爾旁特的第一個動作：忽悠。當日紐約所有報紙的頭條都是“摩根準備出手援助美洲金融機構”，皮爾旁特以為自己連國庫都能挽救，這樣戰無不勝的聲譽足以穩定市場局勢。

皮爾旁特失算了，公眾沒有買帳。全美洲都搞到這幅德行了，您也別忽悠了。

當日，紐約國民商業銀行被迫停業；美洲信託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林肯信託公司擠兌者紛至遝來，匹斯堡證券交易所已經停止營業；銀行短期拆借利率竟然已經高達60%

國家信用體系已經岌岌可危。當晚，皮爾旁特拿出了真金白銀，籌資約2000萬美元應對明天的危機（其中1000萬美元由洛克菲勒集團提供）。事後證明，正是這2000萬美元為紐約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告急，交易所主席湯瑪斯向摩根財團求援：股票抵押貸款短期拆借利率已經上漲至90%，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經紀人已經沒有任何子彈。湯瑪斯提到，若沒有2500萬美元救市，當日至少會有50家經紀商會破產，紐約證券交易也得提前關門上板。

下午2點，摩根又從紐約各商業銀行籌集到500萬美元，將共計2500萬美元交給了紐交所。

湯瑪斯立刻在交易所宣佈這個消息，興奮的交易員撕破了自己的紅馬甲，“摩根萬歲”響徹了整個交易大廳。市場當天借給經紀人1800萬美元，紐約交易所躲過了一劫。

不過，情勢並未好轉。

10月25日晨，短期拆借利率飆升至150%，儘管摩根又籌集了1000萬美元，但根本解決不了整個紐約貨幣市場緊張。此後，一周之內有8家銀行倒閉。再這樣下去，摩根財團不但回天無力，自己怕是也會被拖垮。皮爾旁特想到的法子是：耍無賴。

當日中午，摩根財團、第一國民銀行、國民城市銀行決定聯合發行1億元債券，財政部特准這1億元債券可以當做現金。也就是說，摩根財團此時已回天無力，自己弄了一堆紙張，然後告訴大家：這就是錢，您用吧。

如果市場不承認債券，摩根財團怕是立刻就得破產。

剛才我們提到，如果市場認為一張破紙是錢，那麼，破紙就是錢。皮爾旁特相信，市場一定會接受債券，如果不接受，那就集體死光光。為了保證自己兌付，當然，也實在是沒有現金了，各銀行果然表示同意接受摩根的債券，銀行間清算市場也聲明支持債券作為支付手段。

當然，皮爾旁特也玩了點陰的，他先騙不肯接受債券的信託公司老總來談判，然後將其鎖進空房間，等待外界普遍接受債券才將其放出。據說，這幾家信託公司的老總在紐約公立圖書館呆了整整一夜，到了淩晨4點才被放出來。

之後，皮爾旁特推出了組合拳。幾乎所有紐約媒體都反復報導摩根籌集了約2000萬美金黃金運往美洲（假的）；成立宗教委員會，由牧師出面撫慰公眾情緒，讓大家從銀行門口回到教堂（精神安慰）；成立公共關係委員會，專門封殺不利於市場的消息傳播（涉嫌封殺新聞自由）；對官方儲備水準過低的質疑，摩根的回答是咆哮：“資金儲備要是沒低於法定水準以下才羞恥，你的儲備金現在不用還等到什麼時候呢！”（違法，且理直氣壯）

從此以後，美國鋼鐵集團入市，收購經紀商手中股票，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援，健在的信託公司表示將自行籌款維持市場穩定；

羅斯福總統表示，為避免市場災難，此時的市場收購不適用《反托拉斯法》；

11月6日，倫敦向紐約發出明確信號，支援紐約700萬美元黃金；

11月15日，道瓊指數開盤飄紅，危機陰影逐漸淡去。

儘管美國經濟很快恢復了元氣，但當年道瓊指數仍舊下跌38%，最紅火的鐵路板塊也下跌30%，大批企業倒閉，無數人失業。《美國商業金融大事記》將之稱為“工業癱瘓和蕭條的時期”。

到了這個時候，問題的原因已經很清楚，銀行體系在繁榮時會過度擴張，在蕭條時期會過分收縮，呼吸之間撼動金融市場和整個國民經濟。1907年危機只持續了不到一年，卻造成300多家銀行破產。

這一次，摩根·皮爾旁特能力挽狂瀾。下一次呢?難道國家非要借助私人信譽才能避免蕭條?

美聯儲的秘密

某種意義上，美聯儲確實有私有股份，但又非通常意義的股份制，私有股權並無任何話語權，這一點頗類似於我們今天的農村信用社，縣級聯社入股省級聯社，省級聯社管理縣級聯社。

提到世界著名白色建築，人們自然就會想到白宮。美國還有一個著名的白色建築，那就是美聯儲。美聯儲，即“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美利堅合眾國中央銀行。這是一個美國政府體系內的獨立王國，通過制定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經濟，主要職責是“爭取充分就業、穩定物價、監督金融機構、確保國家金融體系安全”。

如果有機會到華盛頓的話，您可以像遊覽白宮、國會山一樣在那裡流連（“忘返”是不可能的）。在免費講解中您也許能體會到，這座古建築曾經代表著一場美元生死之戰。

曾經有本非常流行的暢銷書告訴我們，美聯儲是一個私有機構，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美聯儲搞出來的。某種意義上，美聯儲確實有私有股份，但又非通常意義的股份制，私有股權並無任何話語權，這一點頗類似於我們今天的農村信用社，縣級聯社入股省級聯社，省級聯社管理縣級聯社。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那段歷史。

經歷了1907年危機，美國公眾終於意識到，中央銀行雖有集權嫌疑，危急時刻卻是救命稻草。

它可以存在嗎?可以嗎?不可以嗎?

1908年，國會通過《奧德利奇—瑞蘭法案》（Aldrich Vrecland Act），就兩條：第一，授權財政部在流動性不足的緊急時刻提供貨幣；第二，成立美國貨幣委員會，委員會由9名參眾兩院議員組成，專職討論金融體制改革問題。

委員會主席是來自羅德蘭州的參議員納爾遜·奧德瑞茲，一個參議院重磅人物，也代表東部銀行勢力。

奧德瑞茲是保守勢力最堅定的代表。

隨後三年，奧德瑞茲和國家貨幣委員會對美國金融現狀和需求進行了廣泛的調研，也走訪了很多國外機構。1911年1月，委員會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國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改革報告，既“奧德瑞茲計畫”：成立中央機構發行通貨，並在各州設分支機搆執行商業銀行再貼現（您也可以理解為向銀行貸款），中央機構的控制權屬於董事會，而董事則來自于各個大銀行。

“奧德瑞茲計畫”一經公佈立刻引起軒然大波，西部農場主本來就對集中貨幣發行權耿耿於懷，奧德瑞茲計畫居然將控制權交給了銀行家。提案幾乎沒有獲得什麼支持，除了銀行界所有人都需要將銀行至於公法機構和公眾視野之內，而不是一個銀行家俱樂部。議會只經過些許辯論就否決了這個歷時三年的提案。

1912年，民主黨人武魯德·威爾遜當選為美國總統。

威爾遜的競選班底領導者之一是白銀戰士布萊恩，競選時布萊恩就不停鼓噪“國內最大的壟斷就是貨幣壟斷，國家不能接受任何使銀行手中集中更大控制權的計畫”。

由此看來，建立一個權威中央銀行在美國已經幾無可能了。

其實，政客的立場，很多時候都是表像，表像之下是利益。布萊恩是一個宦海沉浮的政客，不是憤青，不可能以熱情替代行動。他知道什麼可行，什麼實用。

貨幣總要運行，聯邦也可能遇到新的危機，按照布萊恩的方法莫非要等死?而且，威爾遜是16年來第一位民主黨總統，白銀戰士布萊恩作為最重要的民主黨元老，當然不希望總統折戟沉沙。

為了黨的聲譽和執政計畫，布萊恩選擇了實用。

布萊恩放棄了自己的貨幣理想，轉而為總統搖旗呐喊。1913年6月23日，威爾遜總統出席參眾兩院聯席會，呼籲各方放棄成見為合眾國締造一個良好的貨幣環境。威爾遜要求建立一個既能提供彈性貨幣，又要置於聯邦管轄的銀行系統；銀行只是一種工具，決不能成為商業、個人乃至聯邦的主人。

威爾遜總統提出了“拱頂石計畫”，意指中央銀行是國家經濟的拱頂。

計畫認為，必須建立中央銀行應對毫無章法的貨幣運行，中央銀行是公法機構，不受私人銀行家控制；但是，可以建立私人控制的地區性儲備銀行，以減輕中央銀行籌資壓力。

藝術地說，這是一個調和性方案；刻薄地說，這是和稀泥。和稀泥的結果，就是農場主和銀行家都不滿意。

農場主要求地區儲備銀行必須同樣在公法機構控制之下，銀行家要求地區儲備銀行有對聯邦儲備機構控制權。雙方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要求國會修正“拱頂石計畫”。拱頂石計畫失敗了，明天還得繼續。

為獲得農場主支持，布萊恩再次粉墨登場，向農場主承諾他將在反壟斷法中解決銀行通過互兼董事問題，以免銀行勢力過強。

布萊恩在鄉村地區的聲望特別高，8月末，民主黨議員形成共識，將聯合黨內所有議員強制性通過總統提案。

9月18日，眾議院以287票對85票的絕對優勢通過《聯邦儲備法》提案。

事情還沒結束，議會還有參議院。

大銀行家是參議院中一股強大的勢力，10月初，美國銀行家年會公開宣稱《聯邦儲備法》是“社會主義性、沒收性、不公正的和卑鄙的”。

看起來，威爾遜總統起碼要費一番手腳。

可是，參議院不是銀行家的天下，銀行家也不是鐵板一塊，舉例來說，小銀行和超級銀行都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小銀行怕競爭，超級銀行則怕過強的勢力會導致聯邦勢力反噬。

銀行家年會提出反對意見的同時，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行長范德普利就跑到參議院陳詞：合眾國必須建立一個由公眾、政府、國家三方共同控制的聯邦儲備銀行，中央聯邦儲備必須控制在聯邦手中，銀行必須根據商業資產和黃金儲備50%發行通貨。

12月19日，參議院以54票對34票通過了議案。幾個小時後，威爾遜總統簽署《聯邦儲備法》，美國中央銀行已經呼之欲出。

最後，也就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到底美聯儲是不是一個公法機構?聯邦儲備資金又從何而來?

按《聯邦儲備法》，聯儲機構股份來自於12個區域儲備行，區域儲備行股份來自地區內的國民銀行和州立銀行，也就是說，從根本來說，美聯儲的股份來自私有銀行。

不是每一個股東都能發揮作用，在市場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也是如此，美聯儲就是典型代表。區域儲備行的真正控制者是聯邦儲備委員會，所有董事都需要經聯儲核准。

也就是說，美國的商業銀行用錢養大了一個孫子，可是，作為爺爺的商行必須得聽孫子的。

至於美聯儲高管全部由行政任命，商業銀行不能通過股份權力插手：財政部長和通貨審計長是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另外5名則由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審批，任期10年，以保證中央銀行獨立性（1935年修改為每位委員均須經參議院審批，財政部長和審計長不再擔任董事）。

從一開始，美聯儲就是一個從上到下進行管理的公法機構，政治勢力完全控制了這家即將誕生的中央銀行。美國政壇歷來是各方勢力的角鬥場，所以，歷屆聯儲主席都是政黨鬥爭的產物，至於私有股權只是看客。

1914年11月16日，美利堅合眾國聯邦儲備銀行正式開張。

摩根財團初長成

兩個家族的經歷，記錄了美國那個一去不返的時代，詮釋了150年美國歷史，就是這個時代造就了今天美國的霸主地位。

當紅色薔薇含苞待放時，唯有剪去四周的枝葉，才能在日後一枝獨秀，綻放成豔麗的花朵。

美國有本書叫做《「托拉斯」真相》，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財團都是其中的主角。

1855年，洛克菲勒還是一個標準的打工仔，那一年他15歲；

1863年洛克菲勒投資石油產業，那一年他25歲；

1870年，洛克菲勒成立標準石油公司，煉油能力占美國的95％，那一年，他32歲；

1882年，他開創了史無前例的事業，「托拉斯」（trust），標準石油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企業；

1911年5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依據1890年《反托拉斯法》判決如下：美孚石油公司是一個壟斷機構，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國被拆分為37家地區性石油公司。

1937年洛克菲勒去世時，個人財富折合成現值至少有2000億美金，是目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茲財富的4倍，按不精確的字面價值算，相當於中國2009年底外匯儲備的10％，是當之無愧的富可敵國。

洛克菲勒曾經說過，“如果把我剝得一文不名丟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行駝隊經過，我就可以重建整個王朝”。

與洛克菲勒不同，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出生於一個富豪家庭，雖然沒有創業經歷，卻把摩根家族從小富即安變為富可敵國。

1892年，皮爾龐特主導併購通用電氣公司；

1894年，成功化解美國政府黃金儲備危機；

1895年，皮爾龐特的“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更名為J.P.摩根。

1901年，皮爾龐特成立美國鋼鐵公司，公司資本占全美製造業資本15%強。

1912年，皮爾龐特一手創立的摩根財團在美國排名最前120名公司中占341個董事席位，總資產合計220億美元，是密西西比河以西22個州全部不動產的總和。

1939年，根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J.P.摩根被肢解為J.P.摩根和摩根斯坦利，但摩根帝國依舊輝煌。

兩個家族的經歷，記錄了美國那個一去不返的時代，詮釋了150年美國歷史，就是這個時代造就了今天美國的霸主地位。

洛克菲勒和皮爾龐特，不是神，也不可能在短短幾十年人生中憑空創造一個財富帝國，他們採用的方式，叫做“併購”。

併購的手段，完整詮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企業運營方式：企業管理人員，既不是科學家，也不是出資人，而是職業經理人。把資產交給別人，能放心嗎?

正確的提問應該是：難道自己幹，就能放心嗎。

回答問題的關鍵，就是中國股市傳說中的“信託責任”。不過，還要從新世界移民之前談起。

工業革命前，歐洲也不富裕，全歐最牛的金融貿易中心不過也就十多萬人，只能出去跑船、做生意，順便幹海盜。購船的人當然是王室、領主或大商人，波濤洶湧的大海，遠非多情的水域，海上風高浪急，經常有海盜，鬼才知道能不能回來。就算你有這個膽量，也沒航行的技術。人們經常把經商稱為“下海”，商場風雲變換，風險不亞於海洋風暴，後者往往更加殘酷。相信普通人不能承受海洋風暴洗禮，又怎麼能相信他能蔑視商海。

只有職業水手才有能力出海，他們知道如何應對各種情況，那裡有礁石，什麼時候有季風。艦隊漂入海洋，雇主就沒有選擇，只能依靠雇用的水手，依靠他們的忠誠，其中的維繫就是上帝。這並不是說水手怕上帝責罰，他們壞事一點都沒少幹，商船藏著海盜旗，到非洲弄幾船奴隸回來，也不是沒幹過。

唯獨雇主的錢，不黑。

不是不想黑，是不能黑。

跑船是職業，幹一票，也就打破了社會慣例。如同一個離經叛道者，不可能再被原來得社會接受。

美國，把自己的歷史建立在“五月花”號之上，以大不列顛清教徒為主的移民秉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法律傳統，不過，亞利安人絕非傳說中的英國紳士。而是一群徹頭徹尾的強盜。他們進入大不列顛島的時候還處在原始社會，沒有文字，所以沒有成文法，攻佔大不列顛島後短短幾年亞利安人接觸到人類古代文明，卻仍舊遵循自己的習慣，原來怎麼幹，現在還怎麼幹，於是判例法出現了，最終演化成現在的普通法系。

西方法學界吹捧的普通法系（盎格魯撒克遜法系）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野蠻制度，因為普通法特徵是追溯判決，這顯然是沿襲原始社會的一種習慣。

相對於源自軍規的羅馬法系（大陸法系），普通法當然要靈活得多，沒有判例的時候，法官可以創造法律。海洋、市場都瞬息萬變，作為市場裁判的法律，也必須有恰當的靈活性，普通法恰恰符合這個條件，而且在很大意義上普通法強化了這種源自水手出海的“信託責任”：對雇主的忠誠並非源於硬性的懲罰約束，而是沿襲生活習慣而來的前輩事蹟。

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制度在競爭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在演化中逐步得到自我強化。這種信託責任發展到極致，在政治制度上就是今天西方的代議制：選民委託國家，帶領大家走向並不風平浪靜的未來。

於是，美國有了華盛頓，人類有了《獨立宣言》、第二次工業革命

有人說，他們是強盜；不過，也有人說，他們是天使。

征戰「托拉斯」

如果沒有移民文化，「托拉斯」始於此，也將終於此，美國會繼續西班牙、荷蘭、英國的故事，衰敗在自己的繁榮中。

顯然，20世紀初的美國人意識到了，「托拉斯」終於遇到了自己的死敵，反壟斷。正因為如此，美國才沒有墮入強國輪迴的宿命。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時候，美國已經成為經濟第一大國，工業產品產量相當於英、法、德三國的總和。此時，美國經濟已經是地地道道的江湖霸主，一個霸權主義國家，混到這個地步已經完全可以想滅誰滅誰，東西方不敗。

美國當然希望繼續這種輝煌，但是與所有曾經輝煌過的帝國一樣，美國終於遇到了發展的死結：「托拉斯」。

對一個企業，壟斷並不是壞處；

對一個國家，有在世界稱霸的企業，更不是一件壞事。

此時，美國鋼鐵公司、JP摩根，都能仰俯之間撼動世界格局。但是，壟斷必然帶來高額利潤，處於壟斷階段的資本，創新激勵自然就比自由競爭階段小。

「托拉斯」給美國經濟帶來的，不僅僅是收益。還有，社會的痛苦。

第一個問題，「托拉斯」掙的錢實在是太多了。1913年僅僅洛克菲勒和摩根合併就占了美國財富的1/3，就是說這兩個人占了世界財富的1/10，確實有點恐怖。

第二個問題，「托拉斯」已經開始影響聯邦政府決策。利用經濟實力左右議員，進而決定美國政府內政外交。

第三個問題，工人實在太窮困了。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人混成什麼樣子，大概顯而易見。

上述三個問題，實質如此，細節不談。

如果沒有移民文化，「托拉斯」始於此，也將終於此，美國會繼續西班牙、荷蘭、英國的故事，衰敗在自己的繁榮中。

顯然，20世紀初的美國人意識到了，「托拉斯」終於遇到了自己的死敵，反壟斷。正因為如此，美國才沒有墮入強國輪迴的宿命。

美國人憤怒了，人人生而平等，起碼要給個發財的機會，「托拉斯」把錢都賺走了，別人也就沒法混了。移民文化不允許政治集權，「托拉斯」壟斷照樣也不行，連中央銀行都能搞掉兩次半，「托拉斯」就更不在話下。

率先發難的，又是南方諸州的農民兄弟，他們譴責壟斷組織合謀提高農產品成品價格，壓低農民出售價格，並送給了「托拉斯」一個響亮的綽號：“Evil”（邪惡）。

工會和州政府緊隨其後。

工人痛斥「托拉斯」降低了他們的收入；州政府則指責「托拉斯」在自己地盤上不納稅，說到底還是降低了州政府收入。美國農民兄弟也就是喊喊，無產階級具有革命性，而州政府畢竟也是一級政府。工會號召立刻得到了各州政府的支持，1880年，全美已經有7個州立法宣佈壟斷「托拉斯」在他們境內是違法組織。

鑒於「托拉斯」已經引起公憤，1888年總統大選中，誰反對「托拉斯」，誰就能贏得選民。

當選後的共和黨終於對「托拉斯」動手了，1890年向國會提交《反托拉斯法》。整個批准過程非常耐人尋味，如此重大的法案沒有任何爭吵，參議院根本沒有進行辯論就進行了投票，眾議院雖然進行了一次辯論，但結果對法案草稿隻字未改，整個國會甚至沒有舉行一場聽證會。

結果不言而喻：五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已經成為共識，誰反對，可能就會面臨下台的危險，美國國會沒有爭吵就通過如此重大的法律，歷史上就這一次。

《反托拉斯法》做了如下規定：

第一條：本法特此宣佈，凡組織「托拉斯」等聯合企業或二人以上的共同策劃均屬違法。第二條：凡壟斷或企圖壟斷或組織或企圖組織聯合企業，或與他人共謀洲際貿易或國外貿易者均屬不法行為。利益之爭的路程從來就不是平坦的，通過的法律也未必執行。

總之，唱高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想幹掉「托拉斯」，那是不行的。

歷任總統雖然調子很高，卻沒有設立一個實際部門去執行「反托拉斯」的法令。直到1903年，國會才批准成立「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反托拉斯局」，但是，這個堂堂部級單位居然不足10人。

指望這樣的執法機構對付「托拉斯」，如果不是天真，就是根本不想執行法律。

然而，「托拉斯」實在是太厲害了，美國人民實在是太窮困了

20世紀初，美國新聞界開始出現了關於「托拉斯」黑幕的報導：官員跟「托拉斯」的黑色交易，工人生活如何困苦，食品公司如何把含有污染甚至毒素的食品賣給顧客（類似於近日發生的三鹿奶粉中摻入三聚氰胺事件），醫藥公司如何把垃圾弄成藥品

這些報導的結果是震撼性的，人們開始反思和討論：個人財富追求能否損害社會公共福利?

答：不行。

保護個人財產為必須以保護社會福利為先決條件，如果以損害社會福利為手段謀得利益，就必然是非法。至於「托拉斯」，它損害人類起跑公平性，若在出生之前就沒有競爭機會，談何公平。

這場聲勢浩大的輿論討論後來被稱為“覺醒運動”，人們終於明白，如果限制某一個人、一個企業的貪婪，卻能換來社會整體福利提高，無疑很划算。後來，這些報導被集結成書，就是著名的《托拉斯真相》和《城市之羞》。

覺醒之後，缺少的，只是一個終結者。

猛人希歐多爾·羅斯福終於出場了。出場身份：美國總統，綽號“轟炸「托拉斯」的巨型炸彈”。

“我們正面臨著財產對人類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錯誤地認為，一切人權同利潤相比都是次要的。現在，這樣的人必須給那些維護人類福利的人民讓步了。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要服從社會的整體權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來規定使用到什麼程度”

-希歐多爾·羅斯福

希歐多爾·羅斯福的手段很激進，他的拿出的第一個辦法是支持「托拉斯」工人罷工，建議「托拉斯」接受工人的談判條件；

第二個辦法更狠，成立了一個“公司事務調查局”，專門搜集黑材料，類似於明代的特務機構東廠、西廠，不過羅斯福還比較清醒，這個部門只能搜集黑材料，無權裁定「托拉斯」是否違法；

第三個辦法，如果沒有人對「托拉斯」訴訟，司法部可以直接提起訴訟，將“公司事務調查局”的黑材料呈報最高法院，裁定是否形成壟斷。

但是，《反托拉斯法》的條文實在是過於含糊，受制於此，羅斯福的很多起訴都以失敗而告終。

「托拉斯」，依舊在美國存在

羅斯福的下一任總統是威爾遜，與羅斯福相比，威爾遜比較溫文爾雅。溫文爾雅的人，可能下手更黑。

威爾遜手段比羅斯福文明了很多，沒再組織人搞黑材料。不過，他的方法卻具備最致命的殺傷性，因為威爾遜修改了法律。

1914年，在威爾遜授意下，一批議員向國會提交了《克萊頓「反托拉斯」法》，而且，獲得了通過。該法規定，“凡能導致削弱競爭的價格上的差別對待均屬非法”。

以上法律條文，翻譯起來比較拗口，通俗地說，即使一個公司能夠壟斷市場，也不能自己定價；如果自己定價，就要被解體！

根據《克萊頓「反托拉斯」法》，J.P.摩根、洛克菲勒財團、美國制糖公司等等一系列「托拉斯」紛紛解體。

雖然「托拉斯」的輝煌一去不復返，不過，也正是「托拉斯」的解體才保證了整個美國能在世界上不斷輝煌。

第9章 槍炮與金錢Ⅰ（一戰）

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在美國貸款支持下擊潰了德義聯盟。然而，巴黎和會後美國又反過來幫助德國擺脫了《凡爾賽合約》的束縛。然而，一戰後的貨幣世界混亂不堪，美國、英國、法國各行其是，終於為二戰埋下了火種。

一戰前後，美國對德態度為何判若兩人?

德國又如何能在戰後反敗為勝?

戰爭序言：德意志的由來

如果說美國經濟成功是新大陸居民追求財富的夢想，德意志經濟成功則更多歸功於普魯士的地緣競爭，這是歐洲大陸試錯過程中另一個成功的典範。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們始終沒有提到德國。

當法蘭克卡洛林王朝跟北歐海盜死磕的時候，東部5個大封建領主趁機解雇了國王，11～18世紀現在的德國、義大利、奧地利等歐洲腹地被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直到18世紀末期，神聖羅馬帝國境內還只有100多個小邦，壓根就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這些小邦中有一個普魯士公國，拿破崙讓普魯士丟失了一半以上的領地和人口。在超強外部壓力下，普魯士出現了憂患意識，人們開始思考，怎樣才能拯救民族命運?

再次聲明，我們是金融學教師，不是金融市場操盤手。所以，我們想強調普魯士公國給出的答案：教育。

1820年普魯士通過《教育法草案》，從此，上學跟當兵一樣，是必須履行的義務。1870年普魯士的小學教育普及率達到97％，這絕對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數字。

“必須以精神的力量彌補軀體的損失，正是因為窮才要辦教育，我沒聽說那個國家因為辦教育亡國了”

憑藉優秀的人力資本普魯士很快就讓世界刮目：普魯士誕生了人類第一個科學實驗室、第一本科技刊物、第一個研究生院、第一個研究所；弱小的領主給社會科學提供了寬鬆的研究環境，也孕育了包括卡爾·馬克思、黑格爾和費希特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的頂級大師。

1834年，“德意志商業和手工業聯合會”成立，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北部小邦取消了彼此關稅（以奧地利為首的南部小邦拒絕加入）。1835年德意志北部第一條鐵路開通，1839年關稅同盟境內鐵路總長度已經超過法國，統一的德意志即將出現在歐洲大陸。

如果說鐵路是德意志的血脈，血管裡流淌的則是德國銀行的資金。

關稅同盟成立之前聯邦境內大概有70多種貨幣，貿易發展急切需要統一貨幣。修築鐵路增強了這種需要，1837年7月關稅聯盟達成協議，以現有普魯士塔為基礎建立“科隆馬克制”，1馬克等於14普魯士塔。

1868年，普魯士關稅同盟在第四屆聯合會上廢除了科隆馬克，決定逐步取代銀幣制度，1871年開始實行馬克制度，銀行以金錠作為發行準備。1871年1月18日包括普魯士在內的個22個邦和3個自由城市宣佈成立德意志帝國，由普魯士國王出任帝國國王。

1873年，在普魯士國王操縱下，德國聯邦議會通過法案，組建帝國銀行、統一馬克幣值，由32家銀行在各邦發行馬克紙幣。

馬克誕生，標誌著在經濟上德國也最終實現了統一。1893～1913年間，德國電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28倍；1913年，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主體，奠定了新一代歐洲大陸霸主地位。

此時，英國正在享受全世界的殖民地帶來的豐厚利潤，原有的工業體系足以支撐國內政治、經濟和軍事需要，自然也就放棄了試錯過程，終於形成了路徑依賴，走入荷蘭、西班牙等第一代世界強國的宿命。

最離譜的，英國是化學學科發源地，卻把化學工業拱手讓給了德國。英國皇家研究員柏琴1868年發明合成燃料，英國企業家對此卻沒有什麼興趣，因為他們可以從殖民地弄來天然燃料。

柏琴的老師霍夫把這個發明帶到德國，形成了德國染料化工行業，到1900年全世界80％的染料都產自德國。

如果說美國經濟成功是新大陸居民追求財富的夢想，德意志經濟成功則更多歸功於普魯士的地緣競爭，這是歐洲大陸試錯過程中另一個成功的典範。

面對強大的法國、虎視眈眈的奧地利，即使普魯士國王再專制，也得考慮自己的經濟實力是否可以抗衡兩個身邊宿敵。只有經濟實力超越對方，起碼不能弱于對方，起碼才能生存下去。

普魯士人確實不能制約專制，但是周邊的敵人可以，無數小邦又給德國留出了巨大的試錯空間。所以，在普魯士我們看到了新聞自由、教育發展、修建鐵路，乃至實行社會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這些未必是專制者的初衷，但他們沒有選擇。

國家命運向來是條單行線：強盛或亡國，只能二選一。

可怕的是，自古以來，神聖羅馬帝國始終以羅馬帝國正統自居，普魯士人則始終自認為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容克貴族無時無刻不夢想著恢復古羅馬的光榮。

偉大的勝利往往蘊藏著巨大的危險

一戰：錢主沉浮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德兩國的金融實力之戰，耗盡了歐洲的經濟資源，卻成就了唯一的勝利者，美國。

前幾年有本暢銷書說，是歐洲金融大鱷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麼說，也沒錯。

偉大的導師列寧就教導我們：“追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沒有任何意義，戴著王冠的強盜是一丘之貉，，金融資本加強了世界經濟發展速度上的差異，，既然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實力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

經典。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德兩國的金融實力之戰，耗盡了歐洲的經濟資源，卻成就了唯一的勝利者，美國。（鑒於偉大導師列寧已經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成因，此處省略數千字，直接切入主題）

還沒有調兵遣將，英國、德國就在金融上出招，試圖摧毀對方經濟。

1914年7月底，英格蘭銀行先下手為強，將貼現率從3％提高到10％，吸引資金回流英倫諸島。柏林當時還沒有統一的貼現中心，資金立刻出現了恐慌，德國帝國銀行出現擠兌，一個月存款減少了20％。

德國銀行的處理方式簡單而粗暴：馬克與黃金脫鉤，停止兌付黃金；3個月國債納入貨幣體系。這基本相當於增發貨幣，是一個極不明智的選擇。金本位時代宣佈與黃金脫鉤，就等於斷送了自己的貸款途徑。

德國可沒有考慮這麼多，老子就是要打。

塞拉耶佛事件，機會終於來了！8月2日德國出兵盧森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戰爭，要錢的！

理論上，一個國家支付戰爭費用的方式是徵稅；實際上，最好的戰爭籌資方式是貸款（外債）。

第一，徵稅或內債會降低國民支援度，而且速度太慢；第二，勝利後，債務完全可以轉嫁給戰敗國。舉例來說，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我們就賠了倭寇很多很多錢，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日本欠人家的債務，等於人家用我們的錢在打我們自己。先打了再說，管他身後大浪滔天。德國的選擇，是對內借款。

因為，德國人很實在（嚴謹），戰端肇始，指望從倫敦融資那是想都不要想；而最大的中立國美國卻一直忽悠德國，說自己要保持中立。

1914年8月4日，威爾遜總統要求美國在戰爭中嚴守中立地位，“美國必須保持中立，名副其實；必須抑制我們的私人感情，以及一切可能被視為偏袒交戰一方的交往；必須公正不阿，言行一致”。

況且，德國人有自己的打算，他們覺得自己一定會贏得勝利，只要每年稅收足以償付內債利息，將來戰勝，賠款就是淨利潤。

他們在戰爭前竟然做了預算，估計戰爭的費用約為700億馬克。當時，德國財政部長赫爾費裡希對此充滿信心，只是，德國人希恐怕不會想到，1920年戰爭結束後，德國公債總額為2200億馬克。

根據以上判斷，德國制定了自己的作戰方案“施里芬計畫”。這個作戰方案與二戰中的“閃電戰”如出一轍：利用高速機械化部隊在六個星期內擊潰法國，然後移軍東進進攻沙俄。

從資本運作的角度講，這麼做也不是不可以。

問題是，協約國不這麼認為。

英法美本是同種同源，算是老鄉。有時候，老鄉騙老鄉還是比較方便的。老鄉認為，從美國財政部取得支持暫時不太可能了，變通的方法是向財團借貸，舉例來說，摩根財團。第一個衝向摩根財團的，是法國。

1914年8月，法國向摩根財團求助，要求貸款1億美元，而且交給摩根財團價值600萬美元的黃金。

白銀戰士布萊恩第一個跳了出來，反對！

8月10日，布萊恩忽悠國會立法禁止私有機構向交戰國貸款，“籌集對外貸款的美國銀行家會十分願意通過報紙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來支持獲得貸款的國家的利益，而這些影響將會使我們維持中立變得更加艱難”。

堅持就是勝利，法國又轉向花旗銀行，而且玩起了花樣。

法國駐美大使與花旗銀行的羅根·L·法拉漢會晤了白銀戰士向布賴恩，除了表達對白銀戰士的敬意，法國大使還說明：法國貸款只是普通意義的銀行信貸（credit），不是國家借債（loan）。

很多人說，是法國人在玩文字遊戲，依靠credit和loan的字面差異獲得了貸款，並忽悠布萊恩放棄了自己的立場。

這麼說的人，大概還沒睡醒。

文字遊戲天天有人玩，想讓一個政客放棄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場，絕無可能。最終逼迫布萊恩放棄的，還是利益。

1914年，美國出口還要靠農產品支撐，7月德國還從美國新大陸進口了260萬蒲式耳小麥，8月份卻1個麥粒也沒進口。威爾遜總統也被棉農逼的無路可走，不得不號召全國人民每人買一包棉花，據說威爾遜總統就帶頭弄了一包。

1914年，英軍控制著北大西洋，我不買，您也別想賣給同盟國。白銀戰士向來代表農場主利益，協約國購買農產品是要脅布萊恩最好的介面。

不賣給同盟國，那您就賣給我吧，法國承諾白銀戰士，這筆借款的用途將全部用於購買美國商品，舉例來說，糧食（農產品）

白銀戰士畫外音：理想！又是我出賣你啊！

開頭就好。

10月23日，花旗銀行副總裁公開表態：“國際關係中，今後三四個月是美國金融業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允許（協約國）到其他國家購買，我們將在我們最需要和最佳的時機忽視了我們的貿易”。

言下之意，這生意我們不做，有人會做，最後吃虧的還是美利堅合眾國。

接下來威爾遜總統的表態：“政府債券與商品購銷借貸之間有明確的區別，前者是在公開市場上出售給投資者，後者是一國政府與美國商人之間的貿易債務…與交戰國貿易是正確的”。

總統表態等於承認協約國借貸合法：金融機構可以對交戰國融資，但不准以國家名義。掩耳盜鈴而已！

繼獲得花旗銀行1000萬美元信貸後，法國政府在1915年3月獲得了摩根財團5000萬信貸額度；

1915年7月，摩根財團同時為俄國提供了4.75億美元貸款，用於採購美國軍需物資。

1915年10月，摩根財團又為英法兩國提供了5億美元貸款，但規定這些資金只能用於採購美國物資。

1917年，美國授信給協約國的信貸總額已達23億美元，泰晤士報估計，協約國幾乎一半的戰爭費用來自借貸，最大的債主都是紐約金融市場。

與之相比，德國僅僅獲得了2700萬美元。

英國在不斷向美國貸款的同時，在德國海外貿易航線上設置了很多水雷，就連從美國運往歐洲中立國的非禁品，特別是運往義大利和荷蘭的糧食亦遭截獲。

英國的解釋是，這些物品有可能運往德國。

美國與德奧的直接貿易從1914年的1.7億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115萬美元，看著大批美國物資，德國只能望洋興嘆。

更為缺德的是，美國不但向協約國貸款，而且禁止德國搞潛艇戰，1915年美國國務院照會德國大使：“德國政府若非立即宣佈放棄其現時對客輪及商船所採取之襲擊手段，則美國政府除斷絕與德國政府之外交關係外，別無他途”。

此時的德國，兵力已經捉襟見肘，當然不願意與美國決裂。

結果是，德國作出“沙塞克斯保證”，宣佈停止潛艇戰，當然，也斷掉了自己最後的勝利希望。

德國的示好，並未換來美國回心轉意。

摩根集團更加肆無忌憚，1916年開始在美國本土承銷協約國國債。一年時間，摩根財團為英國在本土發行4筆價值總計9.5億美元債券。

然而，1916年後協約國支付能力越來越弱，整個歐洲黃金已經不足35億美元。如果協約國找不到一種方法支付美國人欠款，那麼只能停止購買。

如果是這樣，那美國只能是貿易縮減，生產則按級數大幅萎縮，接下來就是市場低靡、公司倒閉、金融衰敗、資本過剩、失業率升高

為了借款，美國政府的態度有了實質性的轉變。

代表和平勢力的白銀戰士布萊恩被排除出威爾遜政府，國務卿蘭辛公開提出“借款‘不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目前已不再適應形勢的需要了，政府現在要做的就是怎樣想出一種兩相妥協的做法，事實上鼓勵對交戰國繼續提供商業信貸”。

從1914年夏天到美國參戰的1917年4月以前，美國銀團共向交戰雙方貸款21.6億美元，其中21.24億美元是流向協約國的，英國獲得12.5億美元、法國獲6.4億美元、俄國是1.07億美元、日本是1.02億美元，義大利也得到2.5千萬美元。同時，美國金融界還從交戰國回購了超過30億美元的證券

為了錢、為了經濟、還是為了國人生命，美國都不可能站錯隊。

況且，德國對美政策也實在有點過火，明的不行就玩陰的，忽悠墨西哥對抗美國。1917年3月1日，德國拍發給墨西哥的一封密電被公開：若美墨之間爆發戰爭，德國將協助墨西哥取得美國南部領土。

當日，美國對德宣戰，歐洲局部戰爭升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最後敢向美國叫板，是有充分根據的：美國參戰的時候，陸軍只有134，544人，國民兵軍隊也只有123，605人，所以，德國才叫囂“倘若威爾遜要打仗，就讓他打吧!讓他領教領教吧”。

沒有想到，威爾遜帶來的，不僅僅是士兵、戰艦，還有對協約國無條件的100億美元貸款。

戰爭中，無論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在決戰前夕其實都是強弩之末了，資金、戰士都耗費的差不多了。誰能拿出最後一個美元，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憑藉世界第一的生產能力，美國迅速武裝了一支美國海空軍，戰爭結束時美國共有383艘艦艇在海軍服役，到1918年底共生產3，227架飛機。

這些力量投入到本已廝殺3年的歐洲戰場，同盟國軍事力量遭到了空前挑戰。美軍參戰僅半年，德國的潛艇優勢就被打破，當年11月協約國僅損失了28萬噸排水量軍艦，而4月這個數字是880萬噸（不含美國）。

1919年6月28日，協約國和同盟國在巴黎凡爾賽宮簽署和約，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德國：我是如何“賴帳”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未必意味著真輸，同樣，戰勝也未必真贏。

誰才是真正的大贏家?

1919年6月巴黎和會，“讓德國賠償一切！”。

巴黎和會戰勝國有很多，舉例來說，中國。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遭受的恥辱自是不必多提，就連巴黎和會本身也非傳說中列強的盛宴。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未必意味著真輸，同樣，戰勝也未必真贏。

誰才是真正的大贏家?

1920年1月20日，《凡爾賽和約》生效：德國必須割讓八分之一領土、十分之一居民，最重要的還要賠償協約國200億金馬克（首付）。

中國有句俗話“朋友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一戰後，西方列強也是如此。

法國在一戰中喪失大片領土，本土產業在戰火中損失殆盡。

現在，勝利了。

法國不但希望通過戰爭賠款恢復經濟，還想借機一舉摧毀德國工業基礎，消滅這個歐洲大陸宿敵，絕對不能給德國翻盤機會。

美、英可不這麼想。

一戰後，不可一世的英國(日不落帝國)精銳耗盡，還欠了美國一屁股債。對英國來說，法國歷來就是歐洲大陸最強大的敵人。英法百年戰爭殷鑒不遠，法國與德國，前門拒狼，決不能後門進虎，決不能讓法國在歐洲大陸一枝獨秀！

美國人認為，決不能讓英法繼續領袖世界，戰後全球格局將是美國的世界。由於法國堅持主導和談，美國憤然拒絕出席會議。

不但如此，威爾遜總統就開始不斷忽悠：“希望正義戰勝，以及希望一個公正穩固的和平，公正對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確立他們不論強弱均有權在彼此平等的條件下享受自由的生活和公平原則”。

法國的態度:你不讓我做主，我就不還錢！

為表示自己誠意，威爾遜公開承諾放棄對德戰爭賠款。

不要賠款，並不意味著什麼都不要，美國建議：自己在一戰中被德國潛艇擊沉了很多艦船，為保證新大陸運輸能力，美國要求沒收德國所有艦船。

當然，最後美國沒收艦船的價值要比自身戰爭費用高出兩倍。

鑒於美國退出和談，1920年6月，英、法、比、意達成協議，要求德國賠款2690億金馬克（折合560億美元），結果：2690億金馬克中，法國獨得52%，英、意、比、日、希臘等國瓜分剩餘份額。

法國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也僅是精神上的勝利。

用今天的語言，就是把德國全境都“招拍掛”，都開發成“宜居社區”、“親水社區”，也賣不出這麼多錢出來。

鑒於德國確實賠不出這麼多錢，賠款委員會1921年1月繼續巴黎繼續集會，將戰債降低為2260億金馬克。

2690億還是2200億，區別實在不是很大，反正都賠不起。

德國代表提出，自己只能賠500億金馬克（包括200億金馬克首付）。另外，還得把西里西亞還給德國作為先決條件。

儘管德國砍價非常狠，但與最後德國的賠償金額相比，這是一個非常有誠意的價格，大概也是德國能賠償的極限。

法國不這麼認為，地攤也不帶這樣的，一刀砍掉四分之三還多?

德國的要求遭到了賠款委員會拒絕。

既然不同意，乾脆就不賠了，無論協約國如何威逼，德國就連200億金馬克的首付也只賠了40%，其餘的就是不給！

大概賠款委員會自己也覺得2200億金馬克確實不太現實。委員會重新核定了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要求德國分30年付清。

鑒於德國前期賴皮行為，委員會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5月份前必須交付10億金馬克，否則將出兵德國魯爾區。

最後通牒依然沒有任何作用，唯一的後果就是親法-社民黨-內閣倒台，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黨-維爾特內閣。

維爾特內閣依舊採取拖延政策，直到8月才斷斷續續付清10億金馬克。

即使如此，1922年起依然德國出現了天文數字通貨膨脹，全國人民都力主修改《凡爾賽和約》，國內局勢已經動盪不堪。

6月24日，德國外交部長在街頭遭人槍殺。德國終於找到了藉口，一周後以此為由要求延期支付1922年賠款。

關鍵時刻，英美的態度卻變得非常曖昧。

8月份，英國外交大臣向美、法發出照會，號稱響應美國和平號召：條件是，只要美國勾銷英國戰爭賠款44億美元，英國就永久放棄德國及同盟國賠款。因為，英國只占德國戰爭賠款的10%，讓法國獲得巨額戰爭賠款，那是肯定不能容忍的。

當代經濟學之父、大名鼎鼎的凱恩斯也開始搖旗呐喊，同年出版專著《和平的經濟代價》。凱恩斯指出：德國是歐洲大陸經濟中心，只有恢復德國購買力才能恢復英國經濟，因此復興德國“比收入一批賠款重要得多”。

由此，凱恩建議英國政府重新評價對德賠款政策。

美國共和黨也向國會提出了相同議案：跟戰勝國相比，德國在戰爭中的損失更多，更需要重建資金，所以，戰債必須減少。

經濟學理論說到底要為政治服務，所以，凱恩斯的理論此時開始流傳。

英美支持，德國吃了定心丸，11月古諾政府上台，要求無限期延期全部債務。

你嫌少，老子還就不還了！

法國很憤怒，憤怒之後就開始頭腦發熱。

1923年1月11日，法國以“監督煤業辛迪加活動、確保賠款支付”為由，共計10個師10萬名士兵佔領了德國魯爾區。魯爾地區是德國工業重鎮，人口占德國總人口10%，鋼鐵、煤炭產量占全國80%。

不能不佩服德國人的勇氣，戰敗了，骨頭依然很硬。法軍佔領魯爾區後，德國當地官員拒絕遵守一切命令、企業一律停工、居民拒絕納稅、政府開足馬力印刷紙幣給停工企業發補貼

魯爾危機公開化了美法、英法矛盾，“意味著協約國戰時同盟徹底終結”。當月，英國首相訪問美，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交談，並就國際形勢達成一致意見，“聯美、挾法、助德”，就是不能讓法國得手！

為了打擊法國，美國開始在倫敦市場拋售了法郎，法郎迅速貶值，財政信用下降；隨後，英美聯合照會法國政府，指出魯爾事件並非在《凡爾賽合約》授權下，英法將不遺餘力地支持德國

只有共同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這是國際政治舞台亙古不變的真理。戰士屍骨未寒，國家就與敵人聯盟，共同對付另一個盟友。

這些人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在英美支持下，德國宣佈“只要這一針對德國的暴力侵犯沒有消除，德國就不向造成今日局面的國家支付任何賠款”。

結果，法國不僅沒在魯爾區拿到一個馬克，還為此倒賠了10億法郎軍費。無奈，法國只得同意重開國際委員會。

後一戰時代：到底誰該賠誰錢

法國，冤大頭。

細細判斷，接著的反應是法國不只是虧了，而是虧大了。

第一次世界的大戰持續4年，戰場有3年擺在法國，德國本土卻保留了工業體系；法國不可能毀滅整個德意志民族，義務教育催生的人力資源也就得以延續。

1923年，戰後談判重開，此一談判非彼一談判。

最重要的區別是美國重返談判，委員會主席由法國人換為美國人（摩根財團芝加哥銀行總經理道威斯）。

談判主導權，到了美國手中。

1924年8月，協約國正式批准“道威斯計畫”，一份非常離譜的“賠款”計畫。

表面上，“道威斯計畫”仍舊督促德國盡力歸還戰爭賠款；實際上，“道威斯計畫”在扶住德國走出危機，對抗歐洲大陸驕橫的法國。

“道威斯計畫”的理論很充分，為保證德國有能力賠款，必須振興德國國內經濟。

“道威斯計畫”規定，英、美每年為德國提供8億金馬克貸款，暫時不再討論德國賠款總額和支付年限；設立德國中央銀行，在40年內發行紙鈔，專職管理賠款；德國可以在歐洲、美國市場同時發債融資，法國必須帶頭購買這筆債券。

我第一次讀這段歷史時，覺得啼笑皆非：法國虧了，打贏了還得借錢給對手，目的是賠自己錢（才怪）。這下子，法國不就成了冤大頭嗎?

細細判斷，接著的反應是法國不只是虧了，而是虧大了。

第一次世界的大戰持續4年，戰場有3年擺在法國，德國本土卻保留了工業體系；法國不可能毀滅整個德意志民族，義務教育催生的人力資源也就得以延續。

這樣一個資源、生產格局，法國銀行業卻在8億貸款引領下紛紛向德國貸款，因為，這可比國內工商業信貸省事多了。

1924~1929年，德國從英美獲得326億金馬克，其中108億屬於長期貸款。同一時期，德國卻僅支付了110億金馬克賠款。正反一算，流入德國的資金不但沒因貸款減少，還賺了。

1925年，德國工業產值重新超過英國，高出法國一倍以上；

1926年，德國對外貿易額超過戰前水準；

1928年，簽署《非約公約》，開始重新參與歐洲軍事事務。

事情還沒有完結，法國依然在吵著它的賠款，德國依舊是賴帳不還。

1928年，按“道威斯計畫”德國應該償付25億金馬克，德國卻以經濟困難為由拒絕支付，同時要求修改“道威斯計畫”，核定賠款總額和年限，力圖一籃子解決賠款問題。

還是老樣子，英、美表示支持，法國表示反對。

反對無效。

國際政治舞台，只是強者的舞台，你看到的、歷史記錄的、我們這個時代將被記錄的，永遠只有強者。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不但很想，而且也確實非常、非常努力地尋找過北非諸國金融史資料。

可惜，肯亞和剛果金融史的故事，我可能永遠不知道。

歷史，唯強者居之。

新任賠款委員會主席、美國金融專家（是不是專家無所謂，是美國人就行）楊格主導下，賠款委員會提出了更加離譜的“楊格計畫”，並於1930年在海牙國際會議通過。

楊格計畫進一步削弱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制約，最主要有兩條：第一，核定了債務總額和期限，債務總額從1320億減少為1139億元，分59年還清，在任何條件下德國都需要每年支付定額的三分之一（言下之意，德國債務總額可以賴到400億金馬克）；第二，取消對德國財政的國際監督；撤銷賠款委員會。

接下來，天助德意志！

1929年10月，紐約股市暴跌引發了全球第一次大危機，楊格計畫被完全打亂。當時，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無暇分身，德國也確實無力付款。況且，美國總統胡佛認為，歐洲需要一個強盛的德國制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蘇俄，戰債直接關係歐洲政治穩定，賠款必須重新核定。

1931年5月5日，胡佛總統發表《延債宣言》，宣佈當年7月起，延遲支付一切政府間債務、賠款和救濟借款本息；7月23日，倫敦國際會議一致通過各國債務延期一年的決定。

這些事件，導致一個非常惡劣的結果：1932年1月，德國公開宣佈今後將無力也不會再支付賠款。此時，距離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已經不足一年。

既然大筆賠款拿不到了，那就有多少算多少吧。

1932年6月7日，協約國各方批准《洛桑協定》，規定德國支付30億金馬克瞭解所有賠償事宜。

一戰債務，最終成了一筆糊塗賬。

德國戰爭賠款，英法、英美、美法、美德之間連橫合縱，幾乎匯合了20世紀20年代西歐強國所有的恩怨。最終，德國雖敗猶勝，擺脫了《凡爾賽和約》。但是，名義戰債壓迫下民族復仇情緒在水下瘋長，給世界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自此，世界不再安寧。

英美才是計劃經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果之一並不是誰戰勝了誰，而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計劃經濟。看清楚，我是說“計劃經濟”出現在以自由經濟著稱的英美，不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

第一次世界大戰共捲入了30多個國家、15億人口，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時間更是長達4年3個月；各國累計支出軍費2080億美元，是戰前英、德、法三個國家國民財富的總和。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果之一並不是誰戰勝了誰，而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計劃經濟。看清楚，我是說“計劃經濟”出現在以自由經濟著稱的英美，不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

1914年開戰前夕，英國每天軍費已高達200萬英鎊；1916年，居然高達每天600萬英鎊。

自由經濟體，不可能在短期內提供如此巨大的戰爭經費。為獲得資源、維持戰爭，行政管理開始滲入英國各個經濟領域，英國政府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控制。

“國家掌握了重要的原料分配，並且大量收購食糖、小麥、肉類及羊毛，國家徵用了各類財產，設立國家染織廠，直接經營250家軍工企業；限定物價、凍結租金、固定工資、監督鐵路、控制礦業與交通，停止金本位，全體國民和財產都在國家掌握中”。

但是，英國沒能依靠計畫治癒戰爭沉屙。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有75萬士兵陣亡，200萬士兵終身殘疾，工資也較之1900年下降30%以上。

惡劣的勞動環境、微薄的工資、戰爭的陰影，英國工人就像墮入地獄。這些事情，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代表工人利益（名義上）的工黨徹底與自由黨決裂。1918年，參加罷工的人數已達600萬人次，罷工者提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由工人接管工業部門。

自由黨的對策是，對抗。

一群工人還能翻天?

1917年8月1日，英國聯合政府將工黨領導人漢德森拒之門外，讓他在會議室門口站了一個多小時。工黨開始意識到，僅有罷工是不夠的，還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才能保證所謂“代表”工人利益。

1918年大選，工黨提出360名候選人，贏得142個下院席位，自此，工黨取代自由黨成為至今左右政壇的兩大政黨之一。

自由黨提倡的自由經濟不再熠熠生輝，“戰爭破壞了維多利亞時代自由主義準則，個人自由、貿易自由和世界道德觀念開始被贏得戰爭所需要的‘組織、權力、欺詐和沙文主義’”。

內閣被戰時委員會替代，委員會甚至不考慮職位高低和黨派平衡，完全以委員辦事能力做標準，要求委員“必須有遠見性，有想像力和主動性，必須勤勤懇懇不知疲倦”。委員會不是內閣，卻以內閣的名義協調各部門、發佈命令，而且不經議會辯論，政策直接滲入國民經濟運行。

以上種種，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誰能弄來錢，誰就當官。

英國人認為“自從克倫威爾以來，不列顛的領導者第一次享有這樣大的權力”。儘管英國人也不情願，但是，這是應對戰時危機的唯一有效方式。

好歹英國戰時委員會還以內閣名義發出命令，還算師出還有名；其實美國才更離譜。

1917年4月，美國對德宣戰。

1917年8月，國會通過《利弗法》，授予總統廣泛的管制權力，威爾遜總統立刻成立戰時工業管理局，直接對總統負責，而且沒經過立法。這在美國歷史不僅空前，迄今為止仍然絕後。

燃料委員會管理全國煤炭、石油供應生產，嚴格控制能源流向（確保能源流向軍工企業），著名的美國夏令節約時間，就是這個委員會為了節約能源所發明的；

戰時貿易委員會制定對外貿易計畫，接受訂單分配給國內企業，出口在國家計畫指導下完成；

鐵路委員會操控國家鐵路體系，制定運輸計畫，客運為貨運讓路，貨運優先滿足軍工品運輸；

國家戰爭勞工局接管了自由工會，呼籲工人組織戰爭期間不罷工、不抗議、不遊行，全心全意搞好資本主義建設；

聯邦和州政府直接接管通訊體系，包括電話和電報，聯邦機構經議會授權監控可疑電話和電報；糧食管理委員會，食糖管理局。 

這些委員會壓根不是國家機構，也不公開招考公務員，工作人員清一色是工業巨頭，每年只在聯邦政府拿1美元工資，號稱“一年拿一美元的人物”。實際上，委員會更類似於一個大佬委員會，幾乎壟斷了美國所有的重要物資供應，如果企業違反規定，基本上就等於斷絕了原材料和市場。

鑒於此，全國企業只能對委員會俯首聽命；

鑒於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才是計劃經濟肇始。

美國政壇歷來是各種勢力的角力場，任何涉及利益的法令都要經過各方博弈，一個金本位還要辯論幾十年。但是，面對外敵，美利堅民族沒有在國會進行過多的爭吵，而是把集中資源的權力讓渡給聯邦政府，美國工會甚至表態，戰爭期間不組織罷工、支援戰爭。

正是一戰期間聯邦對經濟的管理才激發了後來的羅斯福新政，人們才開始對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感興趣。

沒有當權者認可，就是凱恩斯巧舌如簧、口吐蓮花，他的理論也永遠不可能在美國剛建國的時候被採納。

所以，我們很久以前把經濟學稱為“政治經濟學”，很有道理；所以，只有符合強者利益的經濟理論才是所謂“主流經濟學”；所以，經濟學將永遠是強勢權力的語言。

金融三國志

英鎊、美元甚至法郎都想作為世界貨幣，那是絕對會出事情的。

有人信任美元、有人信任英鎊，無論信任什麼，本質都是想撈一把（有利於自己經濟發展）。

從此，世界變得一團糟。

戰爭結束，悲劇未謝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果並不是歐洲損失了多財富，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的性質，戰後這個世界再也不能建立一種可以長期維持的國際關係體系。

英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

1919年英國批發物價指數是1913年的242.4%，1920年達到295.3%，英鎊購買力不足戰前三分之一；戰爭結束時，英國黃金儲備僅剩餘1.17億英鎊（約為6億美元）。

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

一戰期間，美國物價漲幅始終控制在5%左右，國民收入較之戰前增加一倍，黃金儲備占全球44%；出口產品也從英國工業原材料擴大到鋼鐵、汽車、造船、冶金等與竣工相關的產業，1916年美國出口額達到43億美元，貿易順差20億美元，增加了接近4倍。

曾經，英鎊是世界上最強勢的貨幣，倫敦銀行系統也是全球資金運轉中心；此時，美國變成全世界的債主。世界貨幣體系，美元已不再僅僅是問鼎之勢。

不過，英國還沒有匍匐在新秀腳下：英國依然掌控著國際貿易，習慣上仍有30%以上的國際貿易結算，還是沿用英鎊。

黑社會的老大只能有一個。平時，不是老大的人，連想當老大都不行；否則，就是“窺探神器、勘圖大位、圖謀不軌”！

不讓想，不代表不能想，更不代表不能當。

1919年3月，英鎊匯率下跌78.2%，正式放棄金本位；法國、義大利相繼表示正式脫離金本位，法郎、里拉調低匯率；整個世界，只有美國能維持金本位。

勝敗到此，一目了然。

問題是，英法不能放棄金本位，否則各國匯率將無從談起。

1922年，國際聯盟在熱那亞召開國際金融會議，要求與會國實行以金本位為基礎的金匯兌本位制，只有大額支票才能提取黃金。為支持這個體系，英國、美國向奧地利、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提供貸款，使這些國家有能力改組貨幣體系。

1925、1928年英、法先後宣佈實行金匯兌本位制度（只有到達一定數量才可以實際以英鎊兌換黃金）。

這仍舊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陷的國際貨幣體系。

第一個問題：英鎊作為最主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卻只有9%的世界黃金儲備，世界黃金儲備的一半被美國控制，根本無力維持金本位。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增長，紐約成為第二個世界級金融中心，各國之間也必須清算往來資金，而倫敦和紐約之間的利息往往不一致，資金清算很難執行。

第三個問題是：協約國償還美國戰債的前提是德國賠款，而德國賠款又來自於美國貸款，美國無疑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歐洲經濟，而英鎊卻是世界貨幣。

一個黑幫，如果有一個超強的猛人，猛人必定可以統袖群雄、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受氣也好，頤指氣使也罷，大家都會比較聽話，因為，還要靠他混飯吃。

一個黑幫，如果有兩個超級猛人，事情就比較麻煩了。小弟們靠誰都行，沒必要聽一個的，反正就是冒犯了老大還有另一個老大收留，怕你作甚麼?

英鎊、美元甚至法郎都想作為世界貨幣，那是絕對會出事情的。

有人信任美元、有人信任英鎊，無論信任什麼，本質都是想撈一把（有利於自己經濟發展）。

從此，世界變得一團糟。

1925~1929這4年間，26個西方國家匯率變動了106次，只有26次方向相同，卻有73次方向相反（另外，微小變動7次）。也就是說，國際貿易在一年內要重新定價十幾次。大家一旦開始亂來，就完全變為一種以鄰為壑的匯率制度，怎麼對我有利，我就怎麼來。

1928年，歐洲各國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英國批發物價指數140、法國126、德國140、西班牙144、瑞典148、荷蘭149，。

任何國家的貨幣都是不靠譜的、國際貿易是以鄰為壑的、世界經濟是混亂和萎縮的，這樣下去亂子會更大的。

全世界人民都在想，咱這生意還做不做了?

英國不想這樣，美國不想這樣，法國不想這樣，全世界人民都不想這樣

第一屆G10金融峰會

呼籲=忽悠。

羅斯福真正關心的是如何緩解國內經濟危機

為解決這個問題，1931年德國總理布魯寧、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法國總理賴伐爾、美國總統胡佛等世界巨頭通過各種管道會晤或者磋商，基本達成了一種共識：必須穩定世界貨幣，否則誰也甭想好受。

1932年，巨頭們達成協議，希望國際聯盟主持召開一次國際經濟會議。

根據協定，會議地點在倫敦。

請注意會議地點，這點很重要。

當時，羅斯福剛剛就任，然後，就立即邀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中國、阿根廷、巴西、智利、加拿大和墨西哥10國首腦赴華盛頓，希望就經濟問題達成“某種根本性的諒解”。

請注意，羅斯福的建議會晤地點設在美國本土，這點也很重要。

在哪裡開會本來不是問題，但會議主場卻折射出國家力量此消彼長，這一點如同足球：邀請你去異國旅遊當然是好事，到別的國家踢球就不必了。

無論是英、法訪美還是美國在倫敦參加會議，其實也是一個道理。到倫敦，美國客場作戰，美國不想去；到美國，英國當然也不想去。

戰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約有歐洲債券130多億美元；德國則變為債務國；英、法均無力重整國際金融體系，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國身上。

所以，就算英國再不想去，還是得去。

會晤期間羅斯福呼籲：取消戰債利息，並重新核定本金，對即將到期的戰債提出一些通融辦法。最終，羅斯福與麥克唐納、赫裡歐一起呼籲“最終要重新建立國際匯兌中的平衡”、“恢復金融貨幣的穩定”、“我們想做的事之一，就是要使世界恢復某種形式的金本位制”。

呼籲=忽悠。

羅斯福真正關心的是如何緩解國內經濟危機，“我們的國際貿易關係雖然非常重要，但在迫切性和必要性上必須從屬於健全國民經濟的任務。我一定要竭盡一切努力通過國際經濟調整來恢復同世界各地的貿易，但是國內的緊急狀況是等不得貿易上的成就”。

美國意思很直白：大家得先讓我強大。

英國：讓您強大起來，別做夢了。

麥克唐納率先在開幕詞中提出：“必須在清除普遍經濟恢復的任何障礙之前，首先刻不容緩地解決戰債問題”。

直白點說，就是希望美國降低關稅，讓歐洲各國用商品償還戰債。

針鋒相對，美國國會會議期間通過《赫爾法案》，要求各國自1933年6月12日起將現行關稅普遍降低10％，美元貶值15～20％。

您別逗了！

關稅降低10%對美國稅率優勢基本沒有影響，歐洲國家再降10%，全世界就剩下美國貨了。

就赫爾法案，歐洲各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希望美國著重落實麥克唐納的第二點要求：穩定美元匯率。舉例來說，法國提出“只要美元繼續波動並有進一步貶值的危險，巴黎就決不會同意約束法國限制美國商品進口的權利”。

英法諸國的意思，直白點說：美國還是要穩定匯率，保證黃金兌付。

即使如此，初期結果看起來還不錯。

6月15日，三國中央銀行就市場匯價達成了協定：英鎊對美元，匯率為1：0.25，美元對法郎，匯率為0.04662：1；允許上下浮動3％。三國中央銀行將黃金買賣這個匯率，黃金銷售限額為0.8～1億美元。當天，美元與英鎊的市場匯價已經跌至4.15：1，穩定幣值協定的消息透露給報界後，美元匯價立即回升至4.02。

如果這個匯率體系真的執行下去，美元鐵定升值，肯定是羅斯福不願意看到的。

不想看到，乾脆就不看，美國已經再不用看誰的臉色行事。關係本國經濟利益，什麼承諾都不好使。

6月17日，羅斯福電告代表團，不能在協定上簽字，美國不能做出避免美元上下浮動的任何承諾。

6月22日，美國代表宣佈：“華盛頓當局認為，暫時穩定貨幣的措施在目前是不適宜的”。

7月3日，羅斯福給會議再次發來電報，“暫時的固定匯率不是正確的答案，我們必須做的倒是緩和現存的禁運以方便產品交換、互通有無”，美國希望打開歐洲擴大進口的目標在此一覽無餘。

這封電報被形容為“炸彈資訊”，使三國銀行家的努力付諸東流，倫敦世界經濟會議陷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這個玩笑開大了。

7月4日的會議上，麥克唐納提議休會，並起草了一份決定休會的文告，公開了羅斯福5月16日贊同穩定金融、7月3日又變卦的電文。英國首相公開表示，由於“一個國家的”的某種貨幣政策，世界經濟會議已經不可能繼續進行。

現在，總結一下倫敦經濟會議：就是黑老大江湖談判，英國與美國，誰才是世界老大！舊老大不服，新老大也不甘，所以，會議毫無結果。補充一點，倫敦經濟會議雖然並非全無結果，但是最終的後果，就是人們對英鎊體系徹底喪失信心。

沒錯，美國自身也在經濟衰退，國內也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在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任何國家都不能對經濟危機置身事外，老大不能只顧自己，小弟都完蛋了，對老大一點好處都沒有。

當然，沒有人能要求老大完全置自身安危不顧，這不現實。

老大的責任是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扶助小弟，老大才有可能更快恢復戰鬥力。作為超級大國，在後發國家身上弄點油水，賺點錢，也不是不行。但把別人永遠壓制於自身產業鏈條之內，直至成為老大完全的附庸，就很不厚道了。

至於借助自身經濟實力強行向小弟傳輸價值觀，甚至干涉小弟家事就不是責任了，那是霸權。

7月，倫敦經濟會議剛散，當月倫敦銀行業就發生擠兌，世界人民都來擠兌黃金。為此，英國流失了2億英鎊黃金，當年9月宣佈脫離金匯兌本位制。

此後，各國紛紛放棄了金匯兌本位制。

既然不能靠美國繼續當老大，英國糾集英屬殖民地則形成了“英鎊集團”，在自己地盤上當個老大還是沒有問題的；

法國從1931年開始連續從美國兌換3.5億美元黃金，此時已經有實力繼續堅持金本位，於是，法國在法屬殖民地中形成了“黃金集團”；

新興的美國也顯示了很強的經濟實力，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一批國家將本國貨幣盯住美元，又形成了“美元集團”。

美、英、法，金融三國志，世界終於真的亂了。

第10章 槍炮與金錢Ⅱ（二戰）

引言

1929年紐約金融市場暴跌引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美國、英國、德國無一不是經濟衰退，失業率高升，儘管羅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國經濟，但這絕非凱恩斯政策的功勞。也是在1929年危機背景下，世界出現了法西斯同盟，最大的法西斯投資恰恰就是在銀行勢力扶持下登上歷史舞台的。

1929年世界大危機，紐約金融市場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嗎?

盟國何以能在二戰中反敗為勝，最終擊潰法西斯?

忽悠出來的1929大危機

市場永遠都沒有大人物，過去沒有，現狀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如果真有大人物，市場就會永遠賺錢（鑒於美國市場有做空機制，所以不會只漲不跌）。

任何大人物也只能控制一兩檔股票，不可能操縱整個市場，翹起道瓊指數的是千萬個投資者，任何“大人物”和市場相比都將微不足道。

在金融市場，判斷對了大勢，你就是大人物。

對美國來說，一戰後的時光是幸福的。

20世紀20年代，財富似乎向美國人敞開大門，整個國家都洋溢著一片喜慶。1928年12月4日，柯立芝總統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美國從未遇到比現在更加令人鼓舞的繁榮。在國內，人民安居樂業，在國際方面，和平是主流”，總統認為“可以樂觀地展望未來”。

這是一個財富時代，“五月花”號的夢想在這一刻實現了。柯立芝總統把財富的來源歸因於“前所未有的繁榮主要有賴於美國人民的品質和團結”。

不過，對美國人來說，財富還有另外一種來源：投機。

佛羅里達州的氣候總是比紐約好，甚至比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州都要好，一到冬季富人如同候鳥一樣到這裡消磨幸福時光。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們開始真的相信，整個佛羅里達半島都會住滿遊客，無論海灘、沼澤、濕地，甚至灌木叢都是浪漫而又健康的居住地啊，這裡的房產一定會升值！

度假聖地，投機天堂！

1923～1925年，佛羅里達的地價出現了驚人的升幅，大概升幅在5～6倍左右，棕櫚海灘上的每一塊土地都成為資金爭奪對象。開始只是海灘距離5英里的地方，逐漸的10英里、15英里，幾乎整個佛羅里達州的地產都被炒作起來。

今天，在北京任何一個社區周邊都有一堆地產仲介，很火爆。確實火爆，分跟誰比，與當年的佛羅里達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個邁阿密市只有7.5萬人口，卻有2.5萬名地產經紀人、2000多家地產公司，全市的口頭禪都是：“今天不買，明天就買不到了！”。

佛羅里達州的房地產經紀人，還是房地產經紀人，不可能經紀月球環形山，還要靠當地地產過日子。

一個城市，每個社區邊上都是一片經紀公司，對經濟整體來說，這些房產經紀不但不能創造財富、不能節約資訊成本，就連居住功能都喪失了：真要是有人住，這些經紀人早失業了。

如果房產經紀的最大用途是增加投資人成本，就成了一群騙子，相信每個與房產仲介打過交道的人都身同感受；如果一個行業整體以騙為生，那就是經濟的毒瘤；如果城市居民都以騙為榮，或早或晚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

無論多麼絢麗的泡沫，總有破滅的一天。

1926年9月18日，一場颱風捲走了邁阿密數千棟房子，海上的遊艇也被沖到市區大街。最後，一個邁阿密市居然出現了1.5萬名難民，也就是說，這個城市被毀滅了。

對地產行業來說，這是一個很充分的利空，佛羅里達州房地產驟然跌價。

儘管我們沒有找到地產下跌的幅度，但是邁阿密銀行1928年的日結算資金量僅為1.4萬美元，這個數字在1925年曾經以百萬為單位。

伴隨著地產泡沫破滅，1926年，美國經濟已經出現疲態。《紐約時報》工業指數1925年底為181點，1926年1、2月連續下滑到172點。

如果這個時候美國祈求上帝保佑，也許不會折騰出一個世界經濟危機來。

上帝沒有保佑美國，反而送來了三位不速之客。1927年年初，英法德三國央行行長訪美，歷史記錄了他們的名字：英格蘭銀行行長蒙泰古·諾曼、德意志銀行行長雅爾瑪·沙赫特和法蘭西銀行副行長查理斯·李斯特。

三位元央行行長此行目的：遊說美聯儲放鬆銀根、降低利率，說穿了就是讓美聯儲多印美元。

黃鼠狼給雞拜年，良心大大的壞了！

此時，英法德三國經濟很不景氣，它們需要阻止黃金流入美國，進而維持自己的經濟景氣。

美國增發貨幣是最好的選擇，僅對英、法、德而言。

可能出於一種自大心裡，當然更是為了撈取世界金融制高點，美聯儲就範了。多年之後，美聯儲將此次行動稱為“75年來聯邦儲備系統或其他銀行系統所犯的代價最為昂貴的錯誤”。

用經濟學術語，當時美國的貨幣政策屬於寬鬆的貨幣政策；用直白的話，就是：錢！多了。

寬鬆的貨幣政策給華爾街注射了強心針，道瓊指數一飛沖天，1927年全年都在暴漲，最高曾漲到380點。

1926～1927年美國汽車產量年增速仍然超過了10％，此時，美國實業增長還能支撐華爾街的虛榮，投機者對經濟前景仍然充滿信心。

這，已經是幻滅前的最後一抹色彩。

1928年，市場就不正常了，3月12日大盤甚至因為一隻無線電新股股價飆升上漲18個點，次日開盤又上攻22個點位。儘管紐約交易所及時公佈消息，準備調查這檔股票，但仍未徹底遏制市場飆升，整個三月市場仍舊處於高位。

股民不是白癡，也知道憑營業收入不可能支撐一檔股票在一年內價值翻幾翻，這比販毒都划算。人們不再談論公司價值，而是開始議論所謂的“大人物”。人們認為，市場之所以如此火爆，是有“大人物”聯手哄抬。

大人物有很多，舉例來說，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拉斯科布。

1928年3月23日，拉斯科布預測，該年度後三個季度的汽車銷售將飆升，並說通用的股價應該不低於12倍市盈率（達到這個價格至少要通用股價至少要上升30%左右）；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通用股票真的上漲了30%。

市場盛傳，威廉·杜蘭特（通用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將挾鉅資進入股市；

加拿大穀物投機大戶卡騰將在年內投資美國市場

這些人，或許確實曾經在市場中搏殺、曾經毫無限制的做空、曾經聯手做莊自買自賣高股價，甚至他們賣空數量早就超出股票實際數量，並把對手至於死地。

但是，我還是要說一句話，也希望大家理解：市場永遠都沒有大人物，過去沒有，現狀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如果真有大人物，市場就會永遠賺錢（鑒於美國市場有做空機制，所以不會只漲不跌）。

任何大人物也只能控制一兩檔股票，不可能操縱整個市場，翹起道瓊指數的是千萬個投資者，任何“大人物”和市場相比都將微不足道。

在金融市場，判斷對了大勢，你就是大人物。

實際情況是，拉斯科布作為通用董事，理所當然看好自己的公司，當然也會對銷售行情做出樂觀預測；

杜蘭特確實是通用公司創始人之一，但他此時已經被通用開除了；

卡騰確實曾經笑傲全球穀物市場，此時，他已經是行將就木的老人，國會聽證會證明卡騰有著嚴重的失憶症和聽力障礙。

投資者的市場認知在不斷自我強化，1928年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1928年也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胡佛的傾向是市場利多。11月7日，胡佛當選的第二天，紐約證券交易所創出了489萬股的天量。

1929年初，人們不再談論自己有多少錢，而是琢磨能在經紀人那裡融多少錢。華爾街，已經瘋了。

面對危局，美聯儲終於拿出了勇氣。

1929年2月2日，美聯儲函告銀行界：商業銀行可以向聯儲融資，但如果被聯儲發現這種融資用於市場投機，商業銀行必須“承擔嚴重的責任”；

2月7日，美聯儲致函投資者：投機性信貸等於利用聯儲貨幣政策透支國家的未來，建議公眾檢舉揭發此類行為，聯儲將竭盡全力調查；

整個3月，聯邦儲備委員會開始連續召開會議，卻不對外透露任何消息。人們明明知道這些會議與市場有關，但記者卻無法從聯儲官員嘴中獲得隻言片語。

恐嚇！

儘管沒有提高資金成本，美聯儲的行為卻是一個嚴重的信號：信號表示: 銀行將緊縮銀根了，貨幣市場不會再這麼放款寬鬆。

3月，貨幣市場終於開始緊縮銀根，銀行開始提前收回貸款，尤其是經紀人保證金貸款。更狠的是，銀行斷定聯邦儲備打壓行為會造成短期利率持續高位，這可是賺錢的好機會；於是，它們開始減少短期放款，證券經紀人貸款的利率上漲到了14%。

華爾街聞聲而動。

3月25日聯儲會議結束，道瓊指數單日最高甚至跌幅達到20％；

3月26日，出現了天量拋盤，紐約證券交易所竟然有8246740股換手，遠遠高於以往的任何一天的交易記錄。當日，幾乎所有投機者都接到了經紀人措辭強硬的電報，要求他們追加保證金。

勝利就在眼前，不過，真實的歷史跟美國開了個玩笑。

關鍵時刻，美聯儲呆住了。

美聯儲之所以名震江湖，就是因為率意獨行，不受總統、議會甚至黨派左右。呆住了的意思，就是說美聯儲失去獨立性，關鍵時刻任人擺佈了。

就在3月26日，美聯儲以官方名義公開發表了一篇類似散文的文章，以春秋筆法暗示美聯儲不能容忍如此高的拆借利率，現在市場頭寸充足拆借利率不應該如此高。

因為，總統胡佛對聯儲暗示：如此高的信貸利率，美聯儲是要為經濟衰退負責的！

另一個原因，美聯儲已經有心無力。1929年初美聯儲聯邦債券僅剩2個億，每次在貨幣市場上僅僅能放出幾百萬美元，而美聯儲調控利息的方法不是直接指定利率，而是要貨幣市場上通過買賣債券調控市場利率。

3月27日，紐約國民城市銀行宣佈向短期拆借市場投放2500萬美元（先以16%的利率投放500萬），然後，以持續低一個百分點的利率依次追加貸款，以確保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準。

貨幣市場拆借利率應聲大幅下滑，華爾街也已經心領神會。

別了，1929

這一天，沒有人再能挽救華爾街，當天股價指數已從最高點386點跌至298點，跌幅達22%。當天收市，股市創造了1641萬股天量歷史紀錄，自動報價機打出的紙帶超過1.5萬英里，直到閉市後4個小時才打完。人們將這一天形容為“紐約交易所112年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天’”，即“黑色星期四”。

如果美聯儲連續反擊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貨幣市場跟華爾街聯合投機，1929年股災也不至於如此嚴重。此時，貨幣好像沒有任何阻擋，洪水般沖入華爾街投機場。

6月，由美國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八所大學聯名發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聲明：“數百萬投資者的評價對紐約證券交易所這個令人讚歎的市場產生了作用，他們的一致判斷說明，現在的股票價格並沒有被高估股價將達到並維持在一個永久高位。”

8月份經紀人貸款已經達到了170億，華爾街似乎還沒有看到盡頭。沒有盡頭的是風險，也正因為風險未知，所以才最可怕。

9月份的第一周，市場突然開始上竄下跳，雖然多方似乎守住了陣地，但陰影已經籠罩華爾街。

9月5日，美國非著名“統計學家”巴布森在全美商業聯合年會上發表演講：崩盤遲早會發生，而且難以遏制；猶如魔咒一般，當天下午2點紐約證券交易所，放巨量下挫。

巴布森根本不是什麼著名的股評人士，他的職業很多：教育工作者、哲學愛好者、教徒、統計工作者、占星術愛好者、經濟學愛好者和萬有引力定律的支持者，歸結到一點，這人是個大忽悠。

相信他點評股市，還不如相信鳳姐更得永生。

現在看來，不是因為巴布森預測才使得市場下跌，而是因為市場下跌人們事後才發現巴布森曾經這樣大放厥詞。

10月，美國聯邦工業指數、鋼鐵指數全線下滑，很明顯美國經濟走入了下滑期。此時，幾乎已經是全面看空了，市場不停小幅下挫，而且沒有像樣的反彈。

西元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

紐約市場經歷了有史以來最慘澹的一天，當天創出了1290萬股天量交易記錄，上午11點後紐約證券市場終於出現恐慌性拋盤，顧盼之間已經銀河落九天。

中午12點，記者們獲悉J.P摩根的總部正在召開會議，與會者名單很長，全部都是紐約銀行家，他們在為拯救市場做最後一次掙扎。下午1點30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惠尼特出現在交易大廳，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上午的最低成交價205美元買入1萬股美國鋼鐵公司股，整個下午他在交易大廳用掉了2000萬美元。

紐約銀行界英勇的救市行動還是給市場帶來一絲暖意，市場奇蹟般好轉了，下午很多股票翻紅報收。

“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這個時候的市場，也就只有更慘，沒有最慘。

西元1929年10月29日，歲煞西。

這一天，沒有人再能挽救華爾街，當天股價指數已從最高點386點跌至298點，跌幅達22%。當天收市，股市創造了1641萬股天量歷史紀錄，自動報價機打出的紙帶超過1.5萬英里，直到閉市後4個小時才打完。人們將這一天形容為“紐約交易所112年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天’”，即“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只是一種代表、一個開端，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終於到來了：1929-1933年，美國累計破產工業企業14萬家、銀行1萬家、失業率高達32%。據說，賓館服務員總要問顧客一個問題：“您是要一個房間睡覺，還是要一個房間自殺?”。

很多人、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教材告訴我們，1929年西方世界經濟危機，華爾街是始作俑者，市場大鱷們無盡的貪婪擊潰了西方世界

不是這樣的。

投資者，沒有人不貪婪；不貪婪的人，永遠成不了市場贏家。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1929年經濟危機，華爾街不是真正的兇手。1929年，全美證券交易所不過1，548，707個客戶，還不包括重複計算的投資者；在150萬個帳戶裡，只有保證金帳戶才能做投機交易，這樣的投機帳戶不足50萬個。

美國人口1.2個億，就算把所有的“就算”加到一起，華爾街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損失。

該來的，有原因；不過，不是華爾街。

一戰後美國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化在各個行業廣泛應用。汽車、收音機、吸塵器、電冰箱已經不再是奢侈品，人們突然發現，這個世界如此美好，普通人也可以享受這個美好的世界。

美好，永遠是暫時的。

一個產業、一類產品如果能成為潮流，開始的時候是一定會有暴利的。回想一下，我們80年代的電冰箱、90年代的空調，當時的價格折算到現在簡直是天文數字。

這個道理，在美國也一樣。

20世紀20年代，汽車行業、化學纖維行業、電子行業，它們改變了世界、改變了人類生活，當然也帶來了暴利；資本聞到血腥，那是一定會衝進去的；於是，整個產業就會擴張，產品的成本也在不斷降低。

一旦某一種產品普及到了每一戶家庭，那麼，利潤也就無多，市場也就開始萎縮了。

但是，投資是不能收回的，前期的產能、廣大幹部職工都在，新產品出來了，市場卻沒有了；結果，只能滯銷。

這就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彙“產能過剩”；馬克思也曾經總結，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私有之間的矛盾”。

這是所有行業、所有產品的最後歸宿，所有曾經輝煌的產業都會歸於寂靜。如果所有產業真的都長盛不衰，那停滯的就是人類進步。或者真有某個行業在某個地方從來沒有衰退，舉例來說，洗浴中心

也不是每次產業衰退都必然造成危機，如果前期暴利均勻分佈在全體國民手中，衰退雖然痛苦，卻遲早會催生新產業。

如果社會財富分配極其不均，那麼衰退就是災難。

在上一章我們曾經提到，1920~1929年美國是「托拉斯」的世界，1929年1%的美國人口佔有95%的美國財富，整個美國都在為廢除「托拉斯」而奮鬥。何況，分配不均已經不限於美國國內：美國佔有世界上接近一半的黃金，歐洲已經窮到家了，戰爭貸款尚且還不起，何來資金購買美國商品?

這種狀況，絕大部分人繁榮時尚能生存；沒有任何儲備，一旦衰退就會把普通人逼上絕路。個把人很有錢，而且，不是白癡；所以，他們的錢不可能回歸到實體經濟；於是，泡沫也就成為必然，不僅包括股市、房地產，還包括古董、玉石，甚至出租駕照、茶葉，所有有概念的東西都有可能成為泡沫。

羅斯福的救贖

1933年，羅斯福受命於危難之際，說出了那句震鑠古今的名言：唯一不得不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1929年大危機後，美國開始了自己艱難的救贖。

當時的美國總統是胡佛，很多人認為胡佛信奉自由主義，對經濟危機視而不見，所以危機日漸深刻、終至救無可救。

不是這樣的。

胡佛也制定了復興大綱、成立了復興金融公司，最主要內容也是增加聯邦公共開支。《變形金剛》裡幽禁狂派機器人首領“威震天”的那個胡佛大壩（也被稱作田納西大壩），就是當時公共支出的典型代表。

然而，胡佛失敗了。

胡佛堅定的認為不能直接補貼公民個人，而應集中財力挽救大機構。儘管胡佛堅信美國經濟很快就會恢復，對金融機構日復一日的救助耗空了人們對財富的企盼，也失去了全社會的信任。

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上有個術語，叫做“預期”。“預期”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甚至可以指鹿為馬，如果人們普遍預期經濟衰退，那麼，經濟就會真的衰退。

大家誰都不敢花錢，經濟不衰退，才怪。

反之，也成立。

1933年，羅斯福受命於危難之際，說出了那句震鑠古今的名言：唯一不得不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貨幣兌換商已從文明廟宇的高處落荒而逃。我們要以千古不變的真理來重建這座廟宇。衡量這重建的尺度是我們體現比金錢利益更高尚的社會價值的程度。幸福並不在於單純地佔有金錢；幸福還在於取得成就後的喜悅，在於創造努力時的激情。務必不能再忘記勞動帶來的喜悅和激勵，而去瘋狂地追逐那轉瞬即逝的利潤。”

忽悠完了，就該幹活了。

羅斯福的第一招：開足馬力印刷鈔票。

1929年開始美國始終處於一個通貨緊縮期，債務人負擔不斷加重，債權人也因為欠款難收而破產，這對雙方都不是什麼好事。只有恢復物價上漲，才有可能恢復債權債務平衡，才有可能組織經濟繼續崩潰。

聯邦政府開始推行實行虛金本位，名義上35美元仍可兌換1盎司黃金，實際上黃金和美元之間的兌換機制已經被切斷。而且，羅斯福宣佈，聯邦政府可以鑄造銀幣，銀幣和美元間的兌換比例由聯邦政府指定（這個政策讓中國倒大楣，後面提及）。

這就是憑空創造貨幣了！

羅斯福的第二招：擴大信貸投放。

胡佛曾經建立復興金融公司，負責對即將破產的銀行、鐵路和其他機構提供貸款，羅斯福擴大了復興金融公司權力，開始還只是收購銀行業股權，恢復銀行信譽，1934年6月後，復興金融公司開始對工業界直接貸款，刺激恢復生產。

1934年，美國國會同時通過《農業抵押再放款法》、《農業抵押品取消贖回法》和《農場破產法》，三個法律只有一個目的，向農戶貸款，農場破產法更是規定：即使破產的農場也可以靠信貸資金贖回農場。

羅斯福的第三招：增加財政赤字。

1933~1940年，美國聯邦預算支出為592億美元，其中252億元是赤字。自此，美國聯邦財政赤字日高一日，終於在2020年達到了3.8兆美元。

絕招：國家管制，尤其是對金融業。

羅斯福一定很不爽銀行業，其實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就任總統的第一天，銀行系統就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2月14日情人節，非常富裕的密西根州，宣佈全體銀行業進入假期（停業），3月1日，聯邦已經有15個州宣佈“銀行假日”，3月4日羅斯福就任，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5個州。

銀行休假對美國人是一個挑戰，這個以自由經濟著稱的國度，再次開始了印第安人式的生活：以貨易貨、開辦各種臨時票證等等。

羅斯福總統寶座的屁股還沒熱，就得趕緊解決銀行問題！

就職5天之後，3月9日，美國國會召開特別會議，眾議院僅用了38分鐘就通過了提案，參議院也在同一天以絕對優勢通過提案：授予羅斯福權力，他可以直接印刷紙幣送往各銀行，美聯儲回收黃金以維持貨幣信譽。

當晚，聯邦政府所有印鈔機全部開動，一晚上印刷了20億美元，並在第二天用飛機運往紐約儲備銀行，然後分送紐約各銀行。

同時，美聯儲宣佈，凡是在2月1日後提取黃金的人應該在1周內歸還聯儲，否則，聯儲將採取溫和的告誡方式：公開他們的姓名、住址和提取金額；以後提取黃金，均按3月9日官方兌換價！

在當時危機時期，社會治安相當不好，如果公告您家藏有黃金，您不就身處險境了！

這個公告很有效！

3月11日，美聯儲就收回了3億美元黃金儲備，並以此為基礎又印刷了75000萬新鈔；3月中旬，財政部對全國銀行完成了快速評估，並宣佈全國四分之三以上的銀行是健康的（純屬忽悠，一個星期能搞定全國銀行評估，就是編也編不完；但是，謊言穩定了居民情緒）。

漂亮處理了銀行危機，就開始下黑手了。

6月，國會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從此在美國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必須嚴格分離，商業銀行不再有證券業風險。銀行持有證券牌照，必須經美聯儲批准。這就是著名的銀行、證券分業經營的模式，一直延續到1999年才被取消。

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1933年羅斯福又主導通過了《證券法》，1934年通過《證券交易法》。據此，聯邦政府成立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即今天大名鼎鼎的SEC。

SEC基本上相當於中國最高法院、證監會、公安部經濟偵察部門所有權限的總和，有著弗遠無界的權力：可以調查任何人、任何物件，當事人不得拒絕。最離譜的是集體訴訟權和辯方舉證，集體訴訟即如果有一個股民訴訟獲勝，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要按此辦理；舉證責任則把舉證責任推給了被告，若被告不能證明自己無罪，則會被判有罪，即“疑罪從有”！這兩部法律和SEC完全違反了普通法原則，在崇尚自由、反對集權的美國是絕無僅有的，對普通法原則是致命的挑戰。

從三部法律頒佈至今，來自美國經濟學界的罵聲從來沒有停止過。

管制顯然是有代價的，儘管後來美國經濟又有神奇的表現，一直到50年代，市場規模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準，此時美國經濟（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擴張了將近兩倍。

華爾街為自己毫無限制的投機付出了至少30年的代價。

1934年，新政實施第二年，美國GDP較上年增長了17.02%，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15%。

新政是美好的，僅對美國本土而言。

美元不顧一切貶值，美國貨在全世界越來越便宜，歐亞經濟深受其害；羅斯福開足機器馬力印鈔票，其他國家也只能跟著印。

1935年，中華民國是銀本位，羅斯福卻任意指定銀幣和黃金兌換比例，同時，在世界市場上大肆收購白銀。羅斯福給出的解釋居然是：“加速中國的危機，可以迫使中國人民一步步奮發圖強，不再完全依賴歐洲和日本”。

最終，中華民國被迫放棄銀本位。

就在各國大打口水戰的時候，魔鬼已經出世

誰把希特勒扶上神壇

施羅德低估了希特勒，也高估了巴本。希特勒擅長演講，更擅長利用規則爭取利益：給我一個位置，我能撬動地球！

在人類歷史上，阿道夫·希特勒可以泛指一個邪惡的時代，血腥、殘暴、扭曲與狹隘，這個名詞代表著法西斯，代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與終結。

希特勒出身於一個海關小吏家庭，11歲喪父、19歲喪母。儘管希特勒幼時幻想成為一名建築設計師，成年後卻在維也納貧民窟做零工，處境大概相當於現在的流浪漢。

作為流浪漢，希特勒始終很有理想；有理想的流浪漢，還是流浪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希特勒正在慕尼克討生活，戰爭的消息傳來，流浪漢喜極而泣，感謝上蒼給予他一個良機。

窮人，也是人，也有成就自己一生偉業的理想。戰爭對整個世界都意味著血腥、死亡，對希特勒，暴力卻是唯一的機會。

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

作為一個普通士兵，希特勒很輝煌：榮獲鐵質十字勳章，此前，十字勳章從未授予過普通士兵。作為未來的元首，希特勒很不成功：服役期間軍銜始終沒有超過下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頭兵。

這是一個奇怪的大頭兵，不嗜煙酒、不近女色，甚至對錢財不屑一顧。這裡，給出一個結論：如果一個人不喜歡錢，那他喜歡的東西肯定比錢更值錢。只不過，絕大多數人沒有機會去實踐。

造反，畢竟是個成本很高的活兒！

1919年德國戰敗，在極端沮喪的情緒下希特勒回到了維也納。在這裡，未來的元首、當時的流浪漢繼續著流浪生涯，並參加了一個叫做“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的組織。

1919～1923年，德國處於痛苦的戰後恢復期，希特勒借助民族對外敵的仇恨發展了自己的黨徒，“工人黨”也從默默無聞到發展壯大，他自己也成為這個組織的頭領。而且，希特勒給自己的職位取了一個響亮（邪惡）的名字：元首。

元首認為，自己的用途不僅僅是控制一個黨派，還要控制整個德國，乃至整個世界。

1923年11月，希特勒組織了一次相當不成功的暴動，即“啤酒館暴動”。儘管暴動對德國當局沒有任何影響，對希特勒的影響卻特別大，因為，事後他被關進了監獄。

在一個政治生活成熟、社會穩定的國家，暴動成本那是相當高；選舉，比較便宜。

希特勒終於明白，自己那點實力搞武裝政變是絕無可能，於是，他不再贊成暴力革命，轉向謀求議會選舉。

便宜，也是需要錢的。

當時，德國最有錢的人是工業巨頭。然而，壟斷資本對希特勒的表現，那是相當不滿意。“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支持者多是工人和平民，這些人的政治綱領是提高工資。

提高工資，廣大壟斷資本家是不會同意的。

於是，希特勒開始偷換黨派概念，只反對“掠奪資本”不反對“創造資本”，言下之意，支持壟斷資本。

元首這種兩面派的手法在納粹黨內獲得了廣泛的壞評！

黨內二號人物葛列格·施特拉四處活動，試圖取而代之。為獲得工人好感，施特拉不斷與共產黨聯盟，甚至要求黨員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柏林運輸工人罷工，反對壟斷資本的大罷工。

工業巨頭的反應很簡單、很堅定：不給錢。

1932年11月，德國總統競選結束後，納粹黨負債高達800萬馬克，在國會選舉中失掉了200萬張選票，據希特勒自己回憶“當時，我遙望著碼頭眼看就要遭受滅頂之災了，陰謀詭計、財富困難，來回漂泊的1200萬人形成的重壓使我窒息；往事是歷盡艱辛的歲月，未來則是昏暗不明的，一切前景和希望都已經幻滅”。

此時，一個真正改變世界的人出現了，他的名字叫“庫特·馮·施羅德”，德國科隆銀行領導者。

希特勒絕望的時刻，施羅德也很絕望。

1932年興登堡當選德國總統，這是一個很不靠譜的人，剛當選總統就想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鬼混，降低工資、組織罷工、工業國有化，那是不會有什麼好事情的，施羅德和施羅德們必須為自己選擇一位代言人。

施羅德選中的人，不是希特勒，而是巴本。

1932年5月興登堡當選總統後，巴本出任德國總理，也是對抗工運勢力唯一的強勢人物。他強行推行有利於大企業的政策，允許工人法定工資下降一半、支援企業自救；由此，巴本與納粹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對立非常尖銳。

國會還在納粹手中，提高工資方面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是納粹的天然聯盟。西方民主政治的框架自有它的規則，議會反對，巴本由此被逐出內閣。

繼任總理的施萊歇爾遠沒有巴本的鐵手腕，卻試圖玩弄政治：試圖以施特拉取代希特勒，換取納粹在國會的支持，失敗；更離譜的，施萊歇爾居然取消了巴本對企業主的工資讓步

玩不下去了，工業巨頭很快就想到辦法彈劾總理，問題是，誰來繼任。

結果：巴本復出。

巴本要想重登政壇就必須吸取教訓，也就是說，巴本必須獲得議會支持。

議會前三大黨分別是納粹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唯一可以爭取的力量只有納粹黨；納粹中唯一可以爭取的力量，只有希特勒。

希特勒也認為，自己雖然當不了總統；可以慢慢來，舉例來說，可以先當副總理。

在施羅德斡旋下，1935年1月4日雙方在施羅德家中進行了親切友好的交談。希特勒向巴本表達了進入政壇的願望，並強調了總理是巴本財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給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就行。

巴本很高興，只是暫時；因為，這幾天希特勒也沒閒著。

希特勒認為，既然得到巴本的支持，應該也能夠順利得到巴本的老闆的支持，何況，巴本的老闆是一群人，而且不是鐵板一塊。

總理之上還有總統，究竟誰當總理，工業巨頭只能斡旋，總統興登堡才說話算數。何況，施羅德也有自己的想法，巴本是一個很狂妄的人，上台後能否還管得住很是一個問題。

出於制衡巴本的考慮，施羅德約見了興登堡總統的兒子奧斯卡和國務秘書，並向總統傳達了一個資訊：巴本很可能還是那個不聽話的部下。同時，施羅德對克魯伯等人表示了對巴本的擔心：巴本在國會三大黨中並無真正的根基，希特勒主導下能否順利執政確實很成問題。

準備工作做好了，希特勒可以翻臉了。

1月10日，希特勒約見巴本，出爾反爾要求擔任總理，要求巴本為自己當副手。乘興而來的巴本驚訝不知所措。

幾天後，忐忑不安的巴本在施羅德家中等了三個小時，得到了這樣一個答案：既不能給自己內閣總理位置，希特勒也不會有實權。

按照施羅德的設想，納粹黨只能提名兩個部長職位（內政部和航空委員會；國防部，不給），內閣應該在巴本控制之下。施羅德認為，這種組閣方式，既能保證巴本不至於尾大不掉，也能保證巴本對內閣的控制權，他甚至樂觀的認為，“我們把希特勒約束住了，他已被框了起來”。

1月30日，希特勒就職。

施羅德低估了希特勒，也高估了巴本。希特勒擅長演講，更擅長利用規則爭取利益：給我一個位置，我能撬動地球！

1933年2月，就任總理後僅一個月，希特勒就炮製了“國會縱火案”，焚燒國會後嫁禍於共產黨，並以此為介面通過《授權法》，總理許可權開始高於總統，甚至高於議會。

至於巴本，已經不在希特勒考慮範圍之內；現在，他只需要考慮有錢人。

納粹黨既然是工人黨，支持者當然主要來自工人和小企業主。1934年春，德國還有400萬失業者，他們對納粹黨勾結工業巨頭的行為當然很不滿。

不滿之後就想在黨內搞點小動作，甚至搞掉希特勒。

結果，領袖對自己人亮出了屠刀：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親率黨衛軍屠殺了包括納粹黨元老在內的1070人，1121人被捕，曾經為希特勒立下汗馬功勞的納粹黨（主要是衝鋒隊武裝力量）被清洗一空。

這一夜，被德國歷史稱為“長刀之夜”。

當年8月，興登堡總統病逝，德國政壇和納粹內部都再也沒有力量能約束這頭跑出籠子的怪獸。

壟斷資產階級終於吃下了自己親釀的惡果。

1936年，希特勒公佈“四年計畫”，基本上全國工、農、商、學、兵都在計畫下運轉。四年計畫，希特勒只有一個目標：“德軍必須在四年內做好戰爭準備”。

1936~1939年，德國常規武器增加10倍，飛機增加近17倍，到戰爭爆發時，已擁有戰機8295架、1700輛坦克，

1939年9月1日，整批德國裝甲兵團開進波蘭，離譜的波蘭，居然用騎兵長刀對抗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波蘭戰馬的悲嘶中拉開了序幕。

菊花與刀

“明治維新”最難的不是廢除幕府集權，而是廢除地方勢力，因為幕府本身說話就不算數。正因為如此，明治維新的阻力並不是很大，過程也不如中國戊戌變法激烈，雖然沒掉多少腦袋，但後果對日本來說是革命性的。

菊花與刀，日本雙寶，刀為菊生，菊為刀亡。

唐朝的時候，日本開始派“遣唐史”，官吏也需要修習中國的儒家典籍，如《大學》、《中庸》。不同於漢唐，日本周邊是海洋，從來沒有受到遊牧民族侵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漢唐文化。

我年輕時期讀唐史，有一次夢到過一個中土小院：堂前植梅、竹林通幽，現實中唯一接近夢境的實景，是我在日本大阪見到的民居。

不過，這個時代的日本可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天皇沒有實權，所謂幕府也就管理東京周圍巴掌點的地方。地方長官叫做“大名”，也就是土皇帝。幕府就是東京的大名，只是因為他們控制了天皇，所以身份相對特殊。

在日本，天皇不是任何一個農民、甚至大名拉起旗子就可以當的，所謂“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在日本不太可能。日本天皇號稱“萬世一系”，從來沒有讓渡給異姓，儘管天皇說話不算數的，可只要控制天皇，起碼能在諸位大名之前風光。

鑒於幕府經常忽悠自己，天皇很不高興。

1868年，明治天皇在長州等幾個小藩支持下準備推翻幕府。

德川幕府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呆住貨，面對西方外敵入侵、拱手稱臣，面對國內大名起哄、乾脆自己辭職。

明治維新

沒錯，長州幾個藩屬確實擁立天皇，可是他們對各地大名仍舊沒有絕對統治權力，只有確立天皇實君，才有可能控制整個日本，藩屬們拿出的辦法是借天皇的名義“廢藩置縣”，革除了地方大名勢力，大名被集中到東京居住，並發放高薪。

這就是所謂“明治維新”。

人們經常比較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戊戌變法，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在幕府原統治下，並沒有一個歷時幾千年的皇權中央，天皇、地方藩鎮都沒有絕對性壓倒優勢：天皇雖然沒有軍事實力，但卻是精神領袖，幹掉他是肯定不可以的；地方藩鎮雖然都希望自己能成為發號施令的人，但即使不當老大，也不能被別人滅掉。

所以，憲政、議會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新規則，在新規則下大家再次處於新的起跑線，不至於兵戎相見。

日本維新的靈魂人物叫做伊騰博文，時任日本首相。有人比較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梁啟超曾嗟歎“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合肥有知，必當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人們也經常比較伊騰博文與康有為，康有為的權力自然不能跟這位日本權相相提並論。但日本維新出現的是一個法，立憲之法，所有法律都需經議會裁定；康有為維新卻是忠君，一個皇權義之君。

其成、其敗，早已一目了然。

搶劫可以發家嗎

沒什麼，國家經濟起飛，借點錢也是應該的；問題是，如何還錢。

日本的回答很簡單：搶！

儘管有了明治維新，日本仍非當年英美可比。英格蘭雖然也是島國，卻有歐洲大陸作為市場依託，美國則在文明傳承上與英格蘭和西歐一脈相承。

日本四島文明演進與中國大陸卻實在相距甚遠，遠到只有日本向中國學習，雙方沒有交換的可能，中國不可能成為日本的市場。於是，中日之間的交流，更多是非法入境，倭寇。

秉承倭寇理念，日本開始了現代化路程。一般而言，國內資本主義萌芽，都要搞一些原始資本積累。1876年8月，明治政府頒佈《金祿公債證書發行條例》，總計發行1.74億日元公債，用於資助國內大型企業；同時，募集國外資金修築鐵路、興辦國內產業。

沒什麼，國家經濟起飛，借點錢也是應該的；問題是，如何還錢。

日本的回答很簡單：搶！

1895年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共勒索2.3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憑藉這筆賠款，日本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制度，金融市場開始與海外市場對接。此後10年（1894-1904年），日本經濟獲得迅猛發展，公司數增加2.1倍、資本總額增加2.8倍，出口貿易額增加1.5倍。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先後控制了朝鮮和中國台灣，一戰結束日本造船業和機器製造業分別增長了6.5倍和5.5倍，儼然已經是世界強國了。

在“脫亞入歐”思想指導下，日本逐漸蛻變為軍國主義民族，要求自己以西方列強的身份對待亞洲鄰國：“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對待支那、朝鮮之法惟有按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方式處理之”！

這樣一個發貫戰爭財的強盜，當然不會放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

與德國不同，日本與東亞各國並無宿怨，只是，日本認為要建立一個“大東亞共榮圈”，這是“日本現代國民光榮的任務”，所以，日本決心“排除萬難，為完成這一事業而邁進”！

這是一個毀滅世界的事業，可是，美國和西方世界卻以為日本不敢摸它們的老虎屁股。畢竟日本經濟總量只是美國九分之一，科技先進程度更是相差甚遠。

“美國貿易禁運已經使得日本國民經濟陷入困境，如果沒有新的戰爭，天皇可能被推翻，儘管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對抗，等於蚍蜉撼樹，但是，日本必須保持體制安泰，哪怕國家化為焦土，也不惜一戰”

在美國人看來，這種理念簡直不可理喻。如果美國人的《菊花與刀》早出版10年，美國人就會明白了。

薄薄的一冊《菊花與刀》，詳細記述了一個日本故事，“十八死士”，那是一個日本自古流傳的故事。十八位家臣（奴僕）為了替多年前含冤死去的主人報仇，甚至投靠主人的敵人、拋棄自己的家人，在親友的極端鄙視下生活了多年；這些年，沒有人理解這十八位家臣；多年後，十八位家臣成功殺掉仇家，卻也害死了當年的仇敵、今天的新主人，於是全部自盡

為毀滅敵人，居然會毀滅自己的人生?這也太不合算了。

這只是美國人的演算法。

1941年12月7日，日本進攻珍珠港美國海軍，以微小代價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據說，珍珠港海戰後，有兩位國家領袖欣喜若狂，一位是東條英機，另一位則是我們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

12月8日，羅斯福總統向參眾兩院發表戰爭諮文，宣佈12月7日為國恥日，對日本帝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日本雖然也是軸心國成員之一，經濟實力卻遠遜於德國。按照1940年軍火產值計算，日本生產能力只有德國的l/6、蘇聯的1/5、英國1/7。加之日本本土狹小、資源極為貧乏，戰爭物資嚴重依賴海外，二戰期間日本90%以上的鐵礦、95%的石油都出自被佔領區。

1937年9月，羅斯福總統下令禁止美日武器、軍火及物資貿易。自此，日本只能依靠掠奪中國等被佔領區供給軍事物資，於是東北人家的鐵鍋都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子彈。

日本侵略戰爭的罪惡遠非到此結束，在世界軍事史中唯有日本軍隊有一個特殊部門，給水部，用途是為軍隊提供清潔水源。因為，當地水源都已被日軍污染，為製造瘟疫他們甚至將罹難的平民投入水井。

這是無聲的屠殺，是比希特勒種族滅絕更嚴重的罪惡！

租借法案的奧秘

鑒於盟國確實無錢，而美國軍火又產自私人廠商，羅斯福想到了絕妙的一招：租借，由聯邦政府出錢購買，租借給盟國軍火。

面對邪惡的法西斯，英美新舊兩個老大都坐以待斃，看著軸心國吞噬自己的兄弟，波蘭、匈牙利、中國、法國，最後，惹火燒身。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歷程、戰術等等，最後再講。我們還是先講戰爭背後的實際支撐，金融。

“閃電戰”是德國在二次大戰中使用的著名戰術，不依靠傳統的陣地，而是利用機械化部隊迅速推進：波蘭在兩個星期內滅亡，44天內半個歐洲都淪陷在德國戰車之下，一個月內進入蘇聯境內縱深800公里，上百萬蘇聯紅軍投降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成也“閃電”、敗也“閃電”。

閃電戰，顧名思義軍隊推進速度很快；軍隊推進速度快，消耗就更快，這就要求必須集中全國力量備戰。

為了這一天，希特勒準備了很久。

1937年2月，希特勒頒佈《帝國銀行新秩序法》，帝國銀行董事長由元首直接兼任；1939年頒佈《帝國銀行法》：停止兌換紙幣，中央銀行對帝國提供的貸款數額最終由“領袖”決定。至此，納粹政府通過中央銀行國有化掌控了全國財富，積累了閃電戰的資金實力。

剛才說的是戰前準備，戰時，就不好使了。

前面我們說過，對外戰爭最好的融資方式是對外借款，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沒有對外舉債。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又把一戰失敗教訓當做了經驗：只是在國內把稅收換成國債，以佔領區賠款計算利息；在佔領區，成立國家信貸銀行，以佔領區土地作為準備發行銀行券，基本上等於對內對外一起搶劫。

不長記性啊！

不過這也怨不得希特勒，不是希特勒不想借錢，實在沒人借給他。

二戰期間，德國根本就沒有一個穩定的對外融資管道，英、法、蘇、美都是敵人，那來的錢借給他，整個二戰期間德國只在中立國瑞士得到1.5億瑞士法郎借款。

有人一定想，既然佔領了很多土地，何不搶劫?

希特勒也這麼想，而且這麼幹。

二戰期間，德國總計從佔領地搶劫了90億英鎊，折合1500億馬克，這些財富也確實也在很長時間內維持了德國的“閃電”戰術。

希特勒沒想到的是，當時，全世界都在執行毛主席的戰略方針：持久戰！

國家生存與普通人生存沒有什麼區別，大家都希望獲得穩定的收入。搶劫畢竟只是一次性買賣，有了這次沒了下次。

1940年8月，德國帝國銀行試圖在佔領區發行以馬克標價的貨幣，建立一種長效搶劫機制，但是由於納粹政府不能有效穩定佔領區秩序，軍事勝利並沒有促成這個方案。1943年後，即使在德國本土，馬克也不再被認為是通行的貨幣，收入中出現了實物，交換改為以物易物。

市場物價雖然被官方凍結，柏林卻存在一個馬克交易黑市，價格是官方市場價格的100倍。官方交易中有效的不是貨幣，而是供應卡，類似於我們計劃經濟年代的布票。魔鬼可以裝作神佛，也可以把自己塑造為民族偶像；就算把世界上最極端的個人崇拜提高一千倍，崇拜者仍然要吃飯，當然，也就只能不聽領袖命令。

貨幣體制的混亂，嚴重的降低了德國本土和佔領區的生產效率，當儲備消耗殆盡，也就閃電不起來了。

因為，沒錢了。

沒錢之後，希特勒就開始動歪腦子。

經過長期思考，希特勒終於想到一個餿主意：“軍隊緊急貨幣”：一種馬克紙幣，雖然可以按照正常匯率在當地換成本幣，但不能匯款回國內。

“軍隊緊急紙幣”用來搶劫財富還差不多，問題是，希特勒把“軍隊緊急紙幣”當軍餉發給自己在海外奮戰的士兵。

希特勒本來的想法是，讓軍隊儘量掠奪敵國物資，節約本土物資，也就是所謂“以戰養戰”。這種方法實際操作簡直就是荒謬，就算德軍能搶到大批物資，軍官也可以把金銀財寶弄回家，但是，普通士兵卻只能帶支破槍四處流竄。

整個戰爭，士兵幾乎得不到任何財富。

就是對領袖再忠誠，德國士兵也是人，也需要發點小財。這種毫無意義的紙幣，回國就等於廢紙，換成實物又不能弄回家去，哪裡還有什麼作戰積極性。

一旦把搶劫的矛頭對準自己的士兵，德國就已註定了敗亡的命運。

窮人，是打不起戰爭的；還好，同盟國中有一個富人。

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諸國欠債不還的惡劣行徑，美國從銀行到軍火商都虧了很多錢。這些人，不可能是工人，而是一批大佬。

大佬很憤怒！

30年代，美國政壇出現了一種政治力量叫做“孤立主義”，他們宣導不干涉歐洲事務， 1935~1937年，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三個法令，禁止向交戰國任何一方提供軍火。

不是不想借給你錢，實在是上次被你騙得太慘了。

儘管一戰賠款中，美國實際幫助了德國，希特勒還是不會領情的，法西斯的目標也不僅僅是歐洲。

關於這個問題，有的美國人還是很清醒，舉例來說，羅斯福總統。

歐戰剛剛爆發，羅斯福總統就在國會演講中呼籲“英法贏得了戰爭，美國就保持了和平；如果德國勝利，美國本土就會很快燃起戰火，我深切而堅定的認為，取消武器禁運比起維持現行法律，更能保持美國的和平”。

1937年9月，在羅斯福總統堅持下國會終於通過“現購自運”修正案，也就是說，對歐美軍火貿易，全部需要現金結算，由購買方自行運往戰場。這一次，不能再讓歐洲忽悠了，現金結帳，不怕你不還。

現購自運，廢話，老子有錢不會自己生產?

1940年，法國淪陷；同年，美國大選，孤立主義者的選票很重要。

羅斯福是一個有著堅定信念的人，在大是大非立場問題上從來沒有任何妥協，在選票和國家安全之間，他堅定地選擇了自己的判斷。所以，羅斯福贏得了選舉。

在著名的爐邊談話中，羅斯福提到“要想同納粹和平共處，只能以全面投降為代價，這種受人支配的和平，絕不是和平！”。當年，美國提出了年產5萬架飛機的目標，頒佈《全國義務兵役法》，軍費撥款突破50億美元。

1941年1月，羅斯福在國會痛陳：決不能讓英法因為沒有子彈投降，任何消極防禦的措施都是最卑劣、最不真實、最沒有愛國心的表現！

鑒於盟國確實無錢，而美國軍火又產自私人廠商，羅斯福想到了絕妙的一招：租借，由聯邦政府出錢購買，租借給盟國軍火。為此，羅斯福的謀士團還在一堆國會舊檔裡“發現”了一個1892年的判例，該判例授權陸軍部長“如果處於維護公共利益的原則，可以租借陸軍財產”。

根據這個獨立戰爭期間的法案，羅斯福起草了《增強美國防禦法》，即“租借法案”，只是陸軍司令換成了總統，總統可以“出售、劃撥、交換、租借或另行處置任何此類防禦物資給任何此類政府”。

1941年5月6日，羅斯福宣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被納入租借法案，到抗日戰爭結束共援助國民政府8.45億美元。

1941年6月22日，德軍大舉進攻蘇聯，6月24日，羅斯福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態，將盡一切可能為蘇聯提供援助，蘇聯併入租借法案，解除蘇聯4000萬美元海外資產凍結。

1941~1945年，美國共計向同盟國輸出價值600億美元的援助物資、資金，其中英國得到54%，蘇聯得到22%，遍及亞洲、非洲、南美洲35個國家。

租借法案只有一個最簡單的計算方法：每天美國援助盟國的坦克、軍艦和飛機，一定要比戰場上損毀的多！

1941~1942年，所有美國工業體系都在為這個目標奮鬥。這也是盟軍戰爭最為艱苦的年月，中、英、法已經喪失了制海權，無力護航海上物資，尤其是對蘇聯的運輸，最短的航程也需要4500英里航程，還要通過迷霧重重的北極；滇緬公路運往中國的物資則由美國十四航空隊護航，每運送一個美元，美國就要消耗掉一個美元，國民軍滇緬公路生命線是用美國航空兵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租借法案促成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1941年二十六個國家共同簽署《同盟國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聯盟正式形成，各國保證以自己全部軍力聯合作戰，直到勝利！

“戰端一開，則地無分南北、人無分無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英法士兵雖然也使用地方貨幣作為軍餉，但士兵可以用地方貨幣按官方匯率兌換美元。要知道，就算是歐洲解放區也有黑市，實際匯率從來都是高於官方匯率。

很快，盟軍士兵就發現了一條生財之道，他們經常以黑市的價格換取地方貨幣，卻以官方匯率向軍隊兌換美元，再到黑市換地方貨幣，幾個迴圈下來，就發了。

即使如此，英法官方卻從未明確禁止。

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近3年，德國士兵整日在數軍票，盟軍卻已經開始發美鈔！有美鈔的士兵，當然比數廢紙的士兵有勇氣。

租借法案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戰時支援了盟軍作戰，更在於一種危機時刻的國際合作精神。1942年6月11日，羅斯福在國會演講，希望免除盟國債務：“戰爭的代價是無法用貨幣來估計、比較和償付的，這種代價必須而且正在以鮮血和辛勤的勞動來償付，但戰爭費用英國由符合持久和平和相互繁榮的辦法來補償美國不需要新的戰爭債務危害新的和平，勝利的和平就是償付我們的唯一貨幣！”

在這種策略指導下，租借法案沒有引起各國的爭端，1945年8月租借法案失效時，美英即發表聯合聲明，“根據租借法案，盟國在戰爭中喪失、損壞或消費的美國物資，不構成對任何一國的財政負擔”。根據此精神，1946年美國一筆勾銷了對英國所有援助的求償權；隨後許多國家債務被勾銷：印度、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比利時、土耳其、南非、挪威、希臘、荷蘭（不含蘇聯）

二戰結束時，史達林在慶功宴上曾舉杯提議為“羅斯福總統的健康乾杯”，羅斯福也舉杯“為全世界無產階級乾杯”。

歡歌笑語中充滿了詛咒。

但國際政治舞台說到底還是靠經濟勢力說話，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是在美國援助下才取得了勝利，英國、法國，甚至蘇聯和中國，全世界都在拼命借美元、用美元。

無需標榜，美元已經為王，勿需再議！

1944，布雷頓森林鎮

布雷頓森林鎮，是華盛頓市民避暑勝地，位於考斯縣境內，誰也沒有想到這個靜怡甜美、草木青蔥的小鎮會成為國際金融巨頭爭吵的場所。

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第成功登陸，在歐洲大陸展開大規模反攻，盟國勝利已成定局。同一個時刻，重建國際貨幣體系也成為當務之急。

二次世界大戰還未結束，英國和美國就開始著手準備重整國際金融體系，英國此時仍舊希望自己能與美國分庭抗禮。只是英國黃金儲備卻從41億美元下降到19億美元，而美國黃金儲備已經從1937年的127億美元上升到200億美元，占世界黃金儲備的70％。

根據上述事實，美國的凱恩斯提出重整國際金融體系計畫，英國的懷特也提出重整國際金融體系計畫，美英兩國分別都提出了有利自己的方案，即凱恩斯計畫和懷特計畫。

無論是凱恩斯計畫還是懷特計畫，說到底都是固定匯率制，關鍵是由哪個國家擁有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

此時的英國黃金儲備已經嚴重不足，凱恩斯建議成員國不得兌現黃金，成員國可以向國際清算組織透支。鑒於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量，美國的想法很簡單：我的世界，我做主；別人的世界，我也要做主。

凱恩斯VS懷特，也簡單，所有矛盾都集中在一點：究竟誰是老大?

1944年7月，在美國倡議下，44個盟國代表730多人到達了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鎮。布雷頓森林鎮，是華盛頓市民避暑勝地，位於考斯縣境內，誰也沒有想到這個靜怡甜美、草木青蔥的小鎮會成為國際金融巨頭爭吵的場所。

據說是因為懷特心臟不好，需要一個安靜、設備好的去處；不過也有人說，選擇布雷頓森林鎮，是因為美國財政部長小摩根擁有會議旅館50%的股份。

布雷頓森林會議，全稱“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主題是討論戰後世界貨幣金融關係。

英美分別就凱恩斯計畫和懷特計畫進行充分闡述，供與會國家代表討論。其實，無論會議形式如何，會議的本質始終是新一代江湖霸主淘汰前輩。就算英國再能忽悠，大家對英國的家底也心知肚明，英國此時的行為，完全是不識時務。因為，大家同樣知道美國的實力，即使美國不忽悠，也都眼巴巴的望著新老大拉一把呢。

布雷頓森林會議基本上，接受了懷特提出的計畫，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並決定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主掌這部分的活動，為戰後建立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奠定基礎。

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史稱“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為美元一直在這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又名“以美元為主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仍是一種黃金匯兌本位制，美元與黃金比價固定，1美元=0.888671克黃金；體系建立之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承認美元是“自由兌換貨幣”。

這也就意味著，美元=黃金=唯一的清算工具=唯一的支付工具=唯一的儲備貨幣。

作為一種國際黃金匯兌貨幣制度，實際上布雷頓森林體系並不成熟，一些缺陷甚至是無法彌補的。說穿了，這個體系是熱那亞會議2.0版，只不過當時美國還沒有統領世界的經濟實力。現在輪到美國做主了，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不僅各個國家貨幣與黃金沒有直接關係，甚至即使持有唯一的“可兌換貨幣”，美元，也只能在一定條件下才向美國兌換黃金。這樣，事實上各國貨幣全成了美元的附庸。作為唯一的世界本位貨幣，美元是世界上唯一的通行貨幣支付清算手段，美聯儲就成為世界的“中央銀行”，只要美國濫發美元，就可以通過信用手段操縱資本主義世界貿易和金融。

這個體系，對美國尤其有利，美國可以在不動用黃金的前提下通過發行美元購買別國企業、資源、勞動力等等，戰後初期，美國高度繁榮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這個國際貨幣體系。

然而，這畢竟是一種在實力不對等的前提下建立的貨幣體系，遠非一種合理的貨幣制度。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國際金融歷史的進步意義是不能抹殺的。

上世紀20~30年代，國際金本位崩潰後，世界貨幣體系四分五裂，英鎊、黃金、美元代表的三個集團互不相讓，成為各自獨立的貨幣集團，加上無休止的貿易戰、高關稅、外匯傾銷，也是國際經濟危機爆發的重要起源之一，終於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了國際金本位崩潰後國際金融領域的混亂局面，使得西方世界出現了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長久的繁榮。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行固定匯率，又不存在黃金輸送點的概念，各國貨幣供應實際不受黃金儲備限制，可以動用貨幣政策緩和危機和蕭條。由於美元成為主要世界貨幣，美國可以通過貸款、贈予、援助等多種方式在世界範圍內擴張貨幣，擴大國際貿易。

有人這樣評價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意義:促進了十國集團其他國家擴大出口和資金流動增加，從而支援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使經濟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金本位時期以來從未曾有過的繁榮。

為了永遠的忘記

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浪漫嗎?

戰爭中性命相搏的是兩群互不相識、沒有任何恩怨，卻在性命相搏的人，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們是我們的同類，都是人！

還浪漫嗎?

勝利再偉大，也無法補償傷逝的生命，勝利後的煙花，乃至人世間的一切與他們都無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名副其實的世界戰爭，全球40多個國家、2200萬平方公里土地被捲入，雖然各種統計出來的死亡人數並不一致，但是，無論那一種統計，死亡總人數都不會低於5千萬。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被遊擊隊處死，昔日的“領袖”被棄屍街頭；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盡；

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西斯首先在義大利興起：英法背棄了戰前對義大利的領土諾言，在巴黎和會的會場上趕走了義大利代表。20年代初期，義大利有90萬失業人口和100萬退役軍人，義大利社會民主黨還在鼓吹“土地社會化”，農民也開始朝不保夕。

墨索里尼出現了，巴黎和會後墨索里尼組織了“戰鬥的法西斯”，法西斯主義由此得名。（法西斯的字源是威棒，它是一種古羅馬的棒子，代表權力威嚇的象徵），失業的痛苦和失地的恐懼造成人們對未來絕望，墨索里尼則給人們帶來一種虛幻的渴望：義大利是一個優秀的國家，只要想，就能。

在困難面前，人們渴望上帝拯救，畢竟這個世界上帝什麼時候會出現大家誰也不清楚。面對無盡的苦難，突然有個人出來振臂一呼，當然有人會望風景從。可惜他們跟從的不是上帝，是魔鬼。

1929~1933年全世界經濟大蕭條，在生死線上掙扎的人也希望自己能繼續活下去，根治危機有沒有速成法?

答：戰爭，搶!這就是法西斯。

因為，搶劫遠比創造原始，也更簡單易行，所有人都能聽懂。

在這一點上，法西斯很類似於傳銷：傳銷先從精神上忽悠你，讓你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法西斯則忽悠，讓你覺得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無所不能；傳銷讓你服從上線，而法西斯讓你服從領袖；傳銷害自己的親人朋友，法西斯害自己的民族，貽害人類。

第11章 冷戰就是金融戰（冷戰時代）

引言

羅斯福不幸逝世後，杜魯門和邱吉爾一手造成了二戰後的冷戰。在美國馬歇爾計畫的支持下，西歐走出了戰後廢墟，然而，西方世界馬上又面臨更加棘手的「停滯性通貨膨脹」(指失業增加，物價仍持續上漲），二戰後的世界貨幣體系也在二十年內崩潰。馬歇爾計畫是幫歐洲復興，還是美元稱霸世界的陰謀?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崩潰，是誰的責任?

冷戰的葵花寶典

杜魯門是一位有理想的太監，一心想“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羅斯福去世不足一月，杜魯門就在4月23日內閣會議上表態“過去我們同蘇聯的協議，一直是我們單方面在讓步”。現在，“太監”號稱要改變這一切。

邱吉爾，終於找到組織了！

更不幸的是，太監真的練成了絕世武功“葵花寶典”，原子彈。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二戰勝利後，幽靈走到了陽光下，放眼望去，非但蘇聯，整個東歐已經是共產紅旗的天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是再沉住氣，也不可能無視這個事實。

不過，我們說過，羅斯福是一個清醒的人。

很多文獻如此評價這位總統：有膽識的政治家、有遠見的戰略家、卓越的外交家

直白些的話：此人是一個老滑頭，而且老滑頭也想也想統治整個世界（包括蘇聯）。

當然，老滑頭也知道，蘇聯勢力已經推進到東歐，讓紅軍退守蘇聯本土那是想都不要想的，想統轄蘇聯必須另想辦法。舉例來說，承認蘇聯勢力，讓蘇聯保持克制；進而誘使蘇聯開放經濟，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貿總協定（WTO）等一系列國際合約約束蘇聯。

如此，蘇聯、英國、中國，盡入彀中矣，美國就是名副其實的東西方不敗！否則，世界分裂為兩大陣營，美國最多是西方不敗，東方失敗。

很多人就想讓美國做西方失敗，舉例來說，邱吉爾。美國不做東方失敗，英國就得是歐洲失敗。

英國曾經是世界霸主，一戰之前尚可與美國分庭抗禮，今日之局竟是毫無辯駁；二戰勝利，就連自己家後院也開始長草：蘇聯，這個遊蕩於19世紀歐洲的幽靈，居然昂首名列雅爾達會議三強。

當不了世界老大，起碼不能為蘇聯所困！

二戰結束前，邱吉爾就不斷忽悠羅斯福“蘇聯是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脅，對於我們兩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毅然決然起而迎戰！”

羅斯福是滑頭最高級，當然不會上當。

羅斯福認為，蘇共黨章號稱要解放全世界，這個目標似乎很遙遠，起碼自己見不到。史達林也覺得先在社會主義陣營混個小頭目也不錯，至於解放全世界，可以以後再說。雅爾達會議清晰的顯示美蘇一種妥協的意願，雙方希望通過“合作”限定各自二戰中獲得的份額。

“雅爾達會議猶如一次真正的、外交的勝利凱旋而受到歡呼，它似乎預示著一個東西方長期和解的時期的到來”。

不幸的是，就在老滑頭專心構建雅爾達體系的時候，突然逝世。

1945年4月11日，美國人迎來了他們的新任總統杜魯門，之前，杜魯門是羅斯福的副總統，一個有職無權的副總統。據說，整個副總統任期內杜魯門只見過總統兩面，而且不是談論戰爭問題，杜魯門經常嘲笑自己“我在政治上是太監”。

杜魯門是一位有理想的太監，一心想“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羅斯福去世不足一月，杜魯門就在4月23日內閣會議上表態“過去我們同蘇聯的協議，一直是我們單方面在讓步”。現在，“太監”號稱要改變這一切。

邱吉爾，終於找到組織了！

更不幸的是，太監真的練成了絕世武功“葵花寶典”，原子彈。

原子彈在日本長崎爆破成功當天，杜魯門就開始公開向蘇聯叫板“東歐國家不應做任何大國的勢力範圍”。

在稱霸世界這個問題上，羅斯福與杜魯門目標一致、手段不同。

羅斯福猶如一位太極內家高手，招式緩慢卻以陰柔的內功不斷困住對手；手握“神功”的“太監”卻是一位外行莽漢，招式看似剛猛，其實純粹是一通暴風驟雨的王八拳。

蘇聯VS美國，本來就不是武力對抗，美國的自由主義與蘇聯的計劃經濟根本格格不入，都按計劃來，個人如何自由、市場如何存在?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蘇聯這種模式簡直如同犯罪，這種痛恨就如同正常人對小偷和強盜的感覺。

按照羅斯福的思路，將蘇聯逐步納入經濟軌道，也許蘇聯迫於利益會尊重美國世界權威；按照杜魯門的思路，事情已經絕無可能。

一旦杜魯門試圖通過對抗讓蘇聯俯首稱臣，就必然激化美蘇意識形態之爭，當這種矛盾在大眾中成為共識，外交手段就已經絲毫沒有餘地了。

在對方眼中，美、蘇互看對方都是魔鬼，又如何能和魔鬼談判?

不談判，那就開打如何?

杜魯門最初的想法確實是霸王硬上弓：在蘇聯研發出原子武器之前來一場“預防性戰爭”，徹底解決蘇聯。

對邱吉爾和西歐來說，忽悠杜魯門遏制蘇聯是可以的，真打起來是不行的。

不是不想打，實在是不能打。

所謂核威脅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對手有核武器；第二，對手真敢扔。

在邱吉爾看來，史達林是一個獨裁者，國家決策機制全憑個人好惡，不能以理性度量。蘇聯距離美國起碼隔著大西洋，歐洲可就在人家門口。

況史達林可以一紙動員令就能集中全國物力，再窮，蘇聯也是全世界土地面積第一。西歐各國可沒有一個能有如此縱深的國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就在自己家擺擂台，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史達林也知道自己的原子彈就是個紙老虎，真打起來，最多往美軍海外軍事基地扔幾個解悶，至於美國本土是想都不要想的（最初，蘇聯的確無沒有洲際遠程導彈的能力）。

杜魯門VS 史達林=“葵花寶典”VS“避邪劍法”，勝負不可知！

爭老大也有必要的過程和方式。如果為了利益，多半是“以利服人”；如果牽扯精神問題，多半要“以力服人”；如果不但牽扯精神問題，力量又在伯仲之間，就只能對罵了。

坑灰未冷，昔日盟友變身為兩個超級大國，代表西方的美國和代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蘇聯：美國人不能容忍一個老是想要解放自己的國家存在，史達林則號稱要把紅旗插遍全世界。

“在這些國家裡，各種包羅萬象的員警政府對老百姓強加控制，達到了壓倒和違背一切民主原則的程度。或是一些獨裁者，或是組織嚴密的寡頭集團，他們通過一個享有特權的黨和一支政治員警隊伍，毫無節制地行使著國家的大權”。—邱吉爾

1946年3月6日，邱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對罵正式開始，自此，世界進入了美蘇冷戰。

星戰謊言

誰在積累?又是誰的福利?

金庸先生告訴我們，任何武功招式只要出手就一定有破綻，獨孤九劍的總決就是攻擊敵人破綻，最後，連連避邪劍法都敗在令狐沖劍下。

蘇聯經濟模式連葵花寶典都算不上，當然有致命的破綻。

史達林絕對是政治強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強調軍事立國：“不為國防建立足夠的工業基礎，就不可能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比敵人落後50-100年，我們必須在10年內跑完這段路程”。

為此，蘇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953年史達林死的時候，蘇聯糧食產量甚至低於十月革命之前，重工業比重更是高達85%，集體農莊卻處於無人耕作狀態

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延續了史達林的政策，蘇聯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軍事經濟體”。

蘇聯，昔日的超級大國，僅僅是超級軍事大強國。

儘管蘇聯獲得了世界第二的GDP，但是，GDP這個東西非常玄妙，究竟代表什麼根本就說不清楚。二戰後，蘇聯越來越像一部機器，所有制度、官僚甚至人民都在為一個目標奮鬥，領袖的目標。

這個目標，不是也不可能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是“領袖日益增長的軍事需要”。國家壟斷了所有產業，布里茲涅夫時代蘇聯生產資料國有化程度甚至達到了99%，遠遠高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有人一定會問，這種體制能有經濟活力嗎?即使只有軍工，又如何生產出世界第二的GDP?

這不是一般的經濟體制，當然也不能用一般的經濟概念來衡量。這種體制，勞工當然沒有積極性，沒有積極性的勞工也得要命。

所有人都沒有選擇，身家性命都在這架戰車之上，而且絕無可能逃離。國家職能貫徹於每一個社會環節，被控制的不僅僅是勞動時間、強度，而是公民的一切。在國土面積世界第一的國度，把國民的一切都用來製造軍工、製造GDP，焉能不強?

50、60年代本是蘇聯經濟建設的絕好時機，這段時間美國開始以中國為最大的假想敵。即使這個時候蘇聯仍舊在大搞軍工，尼克森訪華的時候，偌大一個蘇聯只有5~6%的產值是日用消費品，這就是所謂的“高積累，低福利”。

誰在積累?又是誰的福利?

金庸先生告訴我們，任何武功招式只要出手就一定有破綻，獨孤九劍的總決就是攻擊敵人破綻，最後，連連避邪劍法都敗在令狐沖劍下。

蘇聯經濟模式連葵花寶典都算不上，當然有致命的破綻。

美國有中央情報局（CIA）、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還有一堆世界頂級經濟學大師，就算他們沒練過獨孤九劍，蘇聯的軟肋還是能看清一二的。

美國孤九劍，星戰計畫，新鮮出爐中。

1983年3月23日，美國總統雷根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宣佈啟動“戰略防禦計畫”，即“星戰計畫”，為此，雷根總統公開遊說國會撥款。

“星戰計畫”只是一個形象的描述，簡單點說，就是美國準備建立太空防禦體系，用鐳射、電磁炮、粒子束在導彈飛行過程中，摧毀任何飛向本土和盟國的核彈頭。

這樣，蘇聯的核威懾就不存在了。

1984年6月10口，美國南太平洋海軍發射了一枚防禦導彈，在160多公里的高空成功地擊中了從加利福尼亞州空軍基地發出的另一枚洲際導彈。借用當時的形象比喻，這是“用一顆子彈擊中另一顆子彈”。

這就是傳說中的小李飛刀、例無虛發了！

當天，美國各大報頭版頭條競相刊登了這條消息（請注意，這點很重要）。根據這個實驗成果，“星戰計畫”計畫是可行的；於是，1985年雷根總統向國會申請批准撥款1兆美元，計畫在2015年前後建成美國太空堡壘。

對蘇聯來講，節衣縮食才勉強跟上美國的核武實力。您還真能擊中導彈頭，蘇聯人民這麼多年的褲腰帶豈不是白勒了?

這個玩笑開大了！

為對付美國的小李飛刀，蘇聯肯定加大了航空研究投入，雖然我沒有找到蘇聯究竟多少錢，但找到了以下資料：

1986年，蘇聯全年共發射91枚火箭；當年，美國的“挑戰者”號太空梭墜毀，全年只發射6枚火箭；

1987年，蘇聯研發成功“能量”號火箭，有效載荷是美國空間運輸器的5倍；

1988年，蘇聯的一位軍事高官成為叛逃者，他在美國憂心忡忡表示“蘇聯星戰計畫從未間斷過，我敢肯定將來也不會間斷”

會間斷嗎?不會間斷嗎?

整個80年代美國人也很忙，只不過不是“星戰計畫”。美國人在做兩件事，第一件是搞掉了蘇聯的石油美元。

“星戰計畫”啟動的第一年，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那是相當不錯。當年夏季，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從日產不足200萬桶猛增到600萬桶，秋季則攀升到900萬桶。

地球人都知道的一個經濟學原理：供給增多，價格會下降。1986年，世界石油價格半年內從30美元/桶下跌至12美元/桶。僅此一項，蘇聯就損失了100億美元，占蘇聯美元儲備的50%；同時，中東產油國也開始窮的要死，蘇聯的軍火銷售利潤又下降20億美元。

從此，蘇聯人民的褲腰帶只能勒的更緊了。

第二件事，才是忽悠“星戰計畫”。看好了，這裡沒說美國在部署“星戰計畫”，美國人所幹的，只是忽悠。

今天，星戰計畫的很多檔案在美國已經過了保密期。通過這些解密檔案我們才知道，這個計畫唯一的目的就是誘使蘇聯加速軍備投入，最終拖垮社會主義老大哥的經濟。就連1983年那份關鍵的“子彈碰子彈”試驗也是假的，美國人在兩顆導彈上都裝了追蹤裝置。所以，才在媒體上造足了聲勢，否則，這麼高端的軍事機密，就是美國新聞再自由，中情局和FBI也不是吃素的哪會被騙。

儂就是小李飛刀他媽，也沒這本事吧?

1983~1993年，星戰計畫10年，美國國會批准的撥款都沒超過350億美元，從來就沒見雷根所謂的1兆美金。

馬歇爾計畫的陰謀

如果美國處於攻勢，那西歐就是敵人的橋頭堡。蘇聯是一架隨時可能發動的戰爭機器，靠幾個西歐叫花子阻擋，看來是相當不靠譜的。

所以，西歐決不能落入蘇聯之手！

二戰之前，英國仍舊是世界第一強國；二戰之後，英國一半以上工業處於癱瘓，水路交通全部停運。二戰之前，法國是歐洲大陸的第一強國；二戰之後，素以農業著稱的法國居民每天只有6兩麵包，混的還不如納粹佔領時期，堪比我國三年自然災害。二戰之前，德國號稱要挑戰全世界；二戰之後，德國馬克貨幣，在市場上銷聲匿蹟，香煙成為最有信譽的貨幣(方便攜帶，以物易物)。

更離譜的，1947年歐洲遭遇不知多少年一遇的寒災，歐洲已經成為“一座瓦礫堆，一個屍骨收容所，一個滋生瘟疫和憎恨的溫床”。1946年的歐洲與中國一樣，都是滿目瘡痍，我們“底子薄”，西歐已經混成了“沒底子”。

美國大陸東有太平洋、西有大西洋，誰也不能輕易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

二戰後，美國完整保留了所有工業體系，經濟排名世界第一、黃金儲備占世界2/3、工業產品總量占資本主義世界的60%，是當之無愧的老大。

世界經濟都蕭條，全球只有一個富人，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

“這種情況對共產主義勢力極為有利！”，瀕於絕望的人們開始相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帶來真正的幸福。

1947年，西歐各國赤色勢力空前增強，共產黨黨員較1939年增加了8倍，丹麥、挪威、冰島，一批政府內閣接納共產黨，組建了聯合政府。

剛才說過，太平洋、大西洋是美國防守的天然屏障。現在，換一種說法，如果美國處於攻勢，那西歐就是敵人的橋頭堡。蘇聯是一架隨時可能發動的戰爭機器，靠幾個西歐叫花子阻擋，看來是相當不靠譜的。

所以，西歐決不能落入蘇聯之手！

1947年4月，美國副國務卿克萊頓在歐洲旅行，撰寫了著名的《5月備忘錄》。《備忘錄》明確提出美國必須確保在西歐的戰略地位，能否通過西歐遏制蘇聯就是贏得世界霸權的關鍵。《備忘錄》中有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美國可以提供援助，但必須避免成為另一個聯合國救濟總署，這次美國必須自己操縱局勢！”。

美國要援助世界，那好，問題如下：

問題1：援助誰?

問題2：援助什麼?

5月底，美國國務院出爐《5.28會談紀要》，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會談紀要》的核心只有一點：只有通過輸血才能遏制蘇聯東進，為此，西歐必須聯合起來。

然而，美國人很賊，他們沒有說要西歐聯合，因為，西歐聯合的另一面必定是歐洲分裂。

美國人不想背這個駡名。

6月5日，國務卿馬歇爾粉墨登場，他在耶魯大學那篇傳世的演講詞中，提出了“歐洲復興計畫”，宣揚美國有責任復興歐洲經濟。

我們懂得，我們不能在一個經濟停滯的世界中分享繁榮，我們應該幫助別人，因為經濟困擾無論出現在世界哪一個地方，都是暴力政治的萌生之地。我們應該幫助別人，因為我們覺得，向正在醫治因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而遭受損傷的朋友和同盟者伸出援助之手，是正確的”。

—馬歇爾

既然是歐洲復興，當然就應該包括蘇聯。

當時的聽眾也聽出了言下之意，於是，有人當場提出了這個問題：既然是向“聯合的歐洲”提供援助，那是否包括蘇聯?

答：“復興計畫”必須尊重歐洲國家主權，如果不能爭取歐洲所有國家，那就在部分同意的國家實施。況且蘇聯若要加入“復興計畫”就必須俯首稱臣，也就無所謂“冷戰”了；如果蘇聯不同意，那麼分裂歐洲、製造矛盾的責任當然也就是蘇聯承擔，冷戰就更有口實。

黑鍋，還是別人背吧。

現在，回答第二個問題，不過不要著急，答案見最後。

即使援助範圍僅包括西歐，那也是一片比美國本土都大的土地。美國人絕對沒有共產主義信 念，支持西歐也絕不是為了世界大同。

此時，美國剛剛失去了二次世界大戰軍火市場，電氣化在國內市場又早就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後萎縮掉了，美國廠商還繼續要過日子的。

只要有海外市場，遊戲就能繼續下去；只要遊戲能繼續下去，美國人就能繼續享受繁榮。這錢，如果沒有借給歐洲，留在美國大陸也生不出更好的結果，說不定還會繼續搞投資，再搞一個1949年危機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況且，西歐國家也要生存，借不到錢，就會有新的方法，舉例來說，共產主義！

美國人要過日子，西歐就必須有人購買商品；西歐要購買商品，就必須有錢；西歐沒錢，美國人借給他。

於是，西歐復興，美國繁榮。

馬歇爾演說之後，英國、法國政要第二天就做出回應，英國人稱讚“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演說”，法國人表示將“毫不遲疑”地加入歐洲經濟計畫。

6月17日英法兩國仍舊邀請蘇聯針對馬歇爾演講做出回應；6月27日，英法蘇三國外長會於巴黎。

談是沒法談的。

史達林不可能看著自己的影響在歐洲消失，進而本土被西方勢力蠶食。馬歇爾計畫推出後，蘇聯立刻譴責美國以援助歐洲復興為條件，使歐洲成為美國經濟附庸（這個似乎也沒冤枉美國）。

三天後，蘇聯宣佈退出會談。而且，我不去，別人也不能去！

為促使東歐各國拒絕馬歇爾計畫，1947年7～8月，蘇聯率先與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定，隨後在1949年1月又成立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胡蘿蔔之外，史達林拿出了大棒。

1947年7月，史達林警告捷克斯洛伐克，“馬歇爾計畫是直接針對蘇聯的，捷克參加這個計畫將是對蘇聯的敵對行動，如果你們參與，你們將用行動來證明你們甘願充當反蘇工具”，其後東歐各國逐步發表聲明，聲稱放棄參加歐洲復興計畫。

與歐洲復興計畫相比，蘇聯遠沒有這麼慷慨，也許不是不想慷慨，實在是沒這個實力。經濟互助委員會更類似於一個強權條約，東歐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變為蘇聯的衛星國，提供原料、傾銷產品。

至於經互會成員國家之間的匯率機制，是比較離奇的。

開始，經互會成員國本幣全部估值偏高。1955年1美元兌換1.2盧布，同樣的東西在經合會成員國賣30盧布，在美國卻賣10美元。後來，蘇聯匯率改革，同一個國家就出現了一系列匯率：官方匯價、貿易匯價、旅遊匯價、居民旅遊匯價、私人匯款匯價

最離譜的是轉帳盧布，1963年經互會批准在東歐國家實行“轉帳盧布”，即各國之間貿易差額清算以“轉帳盧布”計算。轉帳盧布與盧布等值，但不是任何一個國家貨幣，頗類似于今天IMF創立的SDR（特別提款權）。

為此，西方勢力將史達林譏諷為“新帝國主義”。

後二戰時代：西歐復興了嗎?

無論美國出於什麼目的，一個確定的結果是馬歇爾計畫確實對恢復歐洲經濟起到了關鍵作用，“就像給落水者的一條救生繩索”。

有人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那簡直是一定的。

蘇聯退出馬歇爾計畫後，西歐16國在巴黎繼續開會，成立“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會後，16國聯合正式照會美國，要求美國四年內提供工業技術援助，並向申請國家貸款224億美元。1948年4月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對外援助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要向西歐各國提供133.2億美元援助，其中捐贈為90%，其餘為貸款。

無論美國出於什麼目的，一個確定的結果是馬歇爾計畫確實對恢復歐洲經濟起到了關鍵作用，“就像給落水者的一條救生繩索”。

有人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那簡直是一定的。

美國要求，受援國家必須儘快撤銷關稅壁壘，取消或放鬆外匯管制，其中關鍵的一條是“當西歐一國向另一國提供貨物而後者缺乏支付手段時，美國則給予前者相當於後者賒款數額的美元貨款予以結算”。

美元霸權源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始於馬歇爾計畫。

194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原意是汲取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教訓，實現“穩定價格、靈活市場和多邊自由貿易”。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意味著尊奉美元為世界貨幣之主，別說蘇聯，就連英法也不同意。會議剛剛結束，蘇聯就拒絕批准相關會議文件，英法也在議會後，要求修改議定條款，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流產。

直接不行，可以間接。

二戰後，西歐各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47年，德國馬克甚至一度消失，此時，西歐已經硬不起腰杆了。

重建貨幣，必須讓持幣者對貨幣有信心。信心來自實力，實力來自黃金，黃金都在美國手上。結論：只要貨幣與美元掛鉤，持幣者的情緒就能穩定。

恰在此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畫向西歐輸出了大量美元。有了美元，對外貿易當然要用美元結算，也必須用美元結算，只有美國有這麼多設備、商品。

一旦各國都以美元支付國際貿易帳目成為習慣，那麼就建立起一種不可逆的習慣效應，美元的支付範圍越來越大。也是從這一天起，美元全面介入到西歐國家的國際儲備領域，順勢登上了世界貨幣制高點。

那麼，馬歇爾計畫到底向西歐輸出了什麼呢?

英國，接受美國援助最多，而且水路交通斷絕，於是，買了很多美國的舊船；

德國，接受援助較少，於是，購買了超過美國人均消費水準2倍還多的果汁；

義大利，最是不可理解，弄來1.75億磅的劣質麵條。

從1948年4月3日到1952年6月30日，馬歇爾計畫歷時4年零3個月，美元終於正式取代英鎊，登上了世界貨幣神壇。

美元，才是美國真正想向西歐輸出的東西；其他的都是忽悠。

西歐，終於中招了。

馬歇爾計畫重要嗎?

答：重要。

美國很重要，但沒有重要到沒有美國，歐洲就不能獨立在世界發出聲音；馬歇爾計畫很重要，但還沒有重要到，沒有馬歇爾計畫，西歐就會永遠一蹶不振。

馬歇爾計畫對歐洲的影響遠沒有想像中那麼大，按今天美國GDP比重推算，馬歇爾計畫大致向西歐輸出了5000億美元，不足中國2009年宏觀調控的4兆投資。

馬歇爾計畫期間，英國接受美援的數量是聯邦德國的2倍，英國在16國中表現卻是最差的。反之，聯邦德國卻是第一個走出困境，1948年不顧美國和經合會反對自行主導馬克改革，終於締造了後來歐元的基礎。

馬歇爾計畫是歐洲統一的起點嗎?

答：不是。

沒有馬歇爾計畫，西歐六國煤炭鋼鐵共同計畫也已啟動，歐洲復興更多依靠國內市場，相比之下美國宣導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最後走進了死胡同。不管美國人怎麼抱怨“如果沒有我們，你們早說德語了！”，英國終究還是加入了歐洲一體化進程。

馬歇爾計畫是歐洲復甦的關鍵嗎?

答：不是。

沒有馬歇爾計畫，歐洲各國十有八九也能渡過難關，只不過相當痛苦；相對於美國市場來說，國內市場和國內人力資源才是關鍵。

沒有馬歇爾計畫，蘇聯會把西歐納入勢力範圍嗎?

答：仍舊不是。

沒有馬歇爾計畫，西歐與蘇聯同樣會對立，西歐如同美國一樣，出自於意識形態，才會與蘇聯對立。

誰是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

表面上的經濟現代化，不是經濟現代化，光鮮的框架更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效益，有技術、有工人、有資金，那些只是空殼，它們什麼都不是。

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一個能激發創新的經濟體，其經濟制度歷經數百年磨練，法律、信用等軟性實力制度已經深入人心，而阿拉伯國家卻天真的以為可以憑空買回一個經濟強國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以世界6%的人口消費了30%的世界石油，汽車、鋼鐵、石化，很多產業都以石化能源為原料。

有石油，就有錢；所以，石油又稱“黑金”。

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尼克森總統要求國會立即撥款22億美元支援以色列，保證中東地區美國的利益。同時，美國軍火商不僅賣給以色列人很多武器，還為以軍提供電子導航、衛星偵察等售後服務。

負責殺掉，也負責埋葬。

中東石油戰爭，阿拉伯國家戰敗。戰敗後，阿拉伯國家沒有痛定思痛，而是把怒火轉移到西方世界（當然，在挑撥離間方面蘇聯功不可沒）。

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

石油危機

為報復美國及西方世界，1973年12月，阿拉伯國家石油輸出國宣佈收回石油標價權，並將石油從3.01美元提高到從5.12美元/桶提高到10.65美元/桶，同時限制石油產量。幾乎在一夜之間，西方國家陷入了油慌，油價從3美元突然暴升到了35美元。

讓你再耍老子！

1973年美國經濟還處於高增長階段，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政策等於釜底抽薪：美國石油供應下降13%，航空公司平均每天300個航班被取消，1974年工業生產下降14%。

引用《紐約時報》的說法:這是和平時期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本世紀最高利率、由此而產生的房地產業極不景氣、正在萎縮和比較混亂的證券市場，大量事業的經濟停滯、日益惡化的國際貿易地位和支付地位”。

面對經濟衰退國家責無旁貸，必然要出手調控經濟。

如何出手?

又該怎樣刺激經濟?

按照30年代治理危機的經驗，經濟衰退的情形，聯邦政府應該增加公共支出、擴大投資、刺激經濟。

尼克森、福特、卡特不是沒想辦法，減稅、增加公共支出一樣都沒少幹。但是，物價該漲照漲，失業該失照失(停滯通膨沒有改善)，結果：美元花了，就業率沒上來、產能照樣過剩、物價照樣狂漲、經濟照樣不景氣。

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上有個術語，叫做“停滯性通貨膨脹”，即“經濟持續停滯，物價持續上漲”。

停滯性通貨膨脹是痛苦的，痛苦到幾乎擊潰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美國陷入了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

1973石油危機，是危險，更是機會。任何一個經濟體系都會遇到危機，世界上永遠都不存在只有繁榮的國家，就算美國人聰明絕頂也不可能永遠順水順風，衰退或早或晚一定都會來臨。

不同的是，有的國家依靠自身力量可以調節經濟，這時候危險就有可能變為機會；有的國家卻只能被動等待，這時候就只有危險了。

是危險還是機會，完全依賴於國家市場結構本身。

任何市場都會排斥新的生產者，也都不歡迎競爭。對企業家而言，所謂“海記憶體知己”是不靠譜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才是根本。

一個成熟的市場，新人很難分割現有利益格局。不是不想分割，而是市場利潤早就不足以支撐新的大亨。

人家苦心經營多年，您想再分一杯羹，難！

最佳的機會往往在最危險的時候，因為，只有危機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放棄現有格局，這個格局同樣讓他們損失慘重。

打破格局的手段，是創新，相關主體是否有能力推動創新就成為擺脫危機的關鍵。只有經濟環境能夠為創新提供足夠強的激勵，才能尋找到新的經濟成長點，才能擺脫原有利益格局。

一個穩定的社會，必須有層級流動。哪怕只是畫餅充饑，哪怕只是一個渺茫的希望，哪怕只是一個百萬分之一的概率，也會有幾百萬、幾千萬人為之奮鬥，社會就會安定，就會真的創新，就會蒸蒸日上！

如果既得利益者不但控制著經濟資源，還控制著社會資源，那就比較麻煩了。危機時刻，既得利益者就會從創造增量轉向掠奪存量。如果是這樣，危機將愈演愈烈，直至社會迴圈不能延續，最終可能是整個社會鏈條的崩潰，舉例來說，一戰後的納粹。

今天回顧停滯性通貨膨脹歷史，我們發現，受損和失業率最高的行業都是生產製造業；

另一批弱小的產業不為人關注，但它們在逐漸成長，金融、資訊服務、文娛、宇航、生化，

從默默無聞到發展壯大，這些行業將我們帶入了一個高速資訊時代。

70年代初，美國高技術工業投資在全國設備投資中僅占10％，70年代末期這個數字上升到25％；停滯性通貨膨脹結束前電腦、通訊、宇航、生物製藥、控制儀器、半導體已經與汽車、鋼鐵、造船和紡織業產值相當。

停滯性通貨膨脹期間，石油對美國是無可替代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GDP下降0.7％；10年後，兩伊戰爭造成了更嚴重的石油危機，這一次，使美國GDP僅下降0.23％。

沒有停滯性通貨膨脹，美國不可能放棄原有製造業為主的格局，金融、資訊通訊、宇航等產業更不可能在國民經濟成為主角。長此以往，美國也許如同它的前輩英國一樣，死在自己的繁榮中。

破，才能立；所幸，美國做到了。

石油危機給美國帶來了停滯性通貨膨脹，卻給阿拉伯國家帶來了美元。

石油禁運在阿拉伯、以色列兩軍停戰後便恢復了，阿拉伯產油國發現了一個秘密：如果油價死扛著不降，美國照樣得買。

至於國內是什麼光景，石油輸出國不想管也不用管。

1973年開始，阿拉伯產油國外匯收入呈幾何式增長：1972年90億美元，1973年126億美元，到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前這個數字為805億美元！

這就是傳說中的石油美元！

在國家經濟戰略中，賺錢者不一定是勝利者，錢也不一定是好東西，很多時候錢甚至會阻礙國家經濟發展。

70年代中期，阿拉伯產油國興起了“石油熱”，石油危機前阿拉伯國家只有幾十台石油鑽油機在尋找石油，1975年石油鑽油機的數量達到170多台，1982年達到307台。

等咱有了錢，喝豆漿，豆漿買兩碗，喝一碗、倒一碗！

有了錢，可以買技術；有了錢，可以，買工人；有了錢，可以買管理，甚至有人說，阿拉伯世界憑藉石油美元就可以製造強大的“金融武器”，可在呼吸間撼動國際金融市場，甚至操控整個世界。

有了錢，就有了一切?

能嗎?不能嗎?

如果一個國家確實只有錢，那麼也就僅僅就窮到只剩下錢了。

在國際經濟舞台，沒錢是萬萬不能的，但金錢絕對不是萬能的。

石油美元確實可以買到設備，也能從國外花重金雇到了技術工人甚至高管，但是，阿拉伯國家除石油開採外，購買的在建項目不斷延期，開工項目停工停產；70年代後期阿拉伯國家產油能力約為9億噸，可是煉油能力卻不足1億噸；儘管世界頂級轎車存量多在阿拉伯國家，它們卻不能解決自身石油運輸問題。

石油下游產業尚且如此，何況其他?

表面的經濟現代化，不是經濟現代化，光鮮的框架更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效益，有技術、有工人、有資金，那些只是空殼，它們什麼都不是。

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一個能激發創新的經濟體，其經濟制度歷經數百年磨練，法律、信用等軟制度已經深入人心，而阿拉伯國家卻天真的以為可以憑空買回一個經濟強國

可悲、可歎、可憐！

阿拉伯國家信仰真主；美國人民信仰上帝，無論真主還是上帝，都不能改變資金流向。哪裡能賺更多的錢，錢才會流向哪裡。

石油輸出國國內不能吸收這些資金，就只能去海外尋找高收益，美國無疑是最好的去向。季辛吉沒費多少力氣就忽悠得石油輸出國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本來多數石油就是賣給美國的。

1974年石油輸出國總收入為1102億美元，其中492億美元流向了美國；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結束，阿拉伯世界在美國擁有405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

阿拉伯人歡呼雀躍，我們在購買美國。

關於這個問題，之前之後還會有人歡呼。現在，我們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明下這個問題：美元多了是好的，購買美國資產是好的，但享受石油美元福利的絕不是阿拉伯國家本土居民。

況且，石油美元還是美元，不是沙烏地里亞爾（沙烏地阿拉伯的貨幣單位）。只要美國掌握著世界貨幣制高點，這些美元究竟值多少錢，終究還是美國人說了算。

1978年美元突然貶值，石油輸出國家的海外資產至少損失了140-151億美元。考慮1974-1977年期間美元貶值，那麼，阿拉伯國家美元投資利潤甚至還不足以補償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所遭受的損失。

世界永遠不會是石油的世界，更不是資源的世界。世界經濟制高點，唯創新者居之！

特里芬魔咒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提出: 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矛盾。】

牙買加體系，認可各國自由安排匯率，同意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並存。這實在是沒有辦法，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種貨幣能逃脫“特里芬魔咒”；但是，如果沒有基準貨幣，特里芬魔咒就不存在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獨佔世界貨幣規則制定和修改權，說到底是美國一家的買賣，美元才是世界貨幣的老大。當老大也不是不可以，做到以下兩個條件即可：第一，保證本幣與黃金官價穩定，不能忽悠兄弟們；第二，要向兄弟們提供足夠的本幣。

要維持本幣與黃金的兌換穩定，本幣就不能過分流出；要當老大，就得給大家分美元，讓弟兄們都有錢花（維持國際清算）。

這兩個條件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永遠不可能重合。不僅是美元，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種貨幣能同時滿足上述兩個要求。

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布雷頓森林體系剛剛建立，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就宣佈：布雷頓森林體系比金本位更不靠譜。

崩潰，只是遲早的問題。

布雷頓森林體系剛剛建立，歐洲資本主義建設搞的正熱火朝天，大家都眼巴巴的望著老大，指望能多支援幾個美元。這個時候，你就是讓西歐各國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它們也沒有這個能力。

世界上必須有清算工具，即使美元不行，也得先頂上去。

然而，各國生產能力沒恢復，實在賺不到美金，沒有美元，就是“美元荒”。

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和一個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朝鮮戰爭。

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未在勝利情況下簽訂停戰協定，也是美元走下神壇的轉捩點。為維持戰爭及戰後軍事開支，美國不得已擴大財政支出，於是，各國軍工企業紛紛上馬，美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軍火買家。

西歐，有美元了！

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黃金儲備從占世界比重47%下降到30%，西歐則從16%上升到30%，雙方力量已經基本持平。

1958年，西歐10國，趁著美國黃金流失的時機，恢復了自由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說到底還是金本位，一旦其他國家貨幣也可以兌換黃金，老大的位置就不怎麼穩當了。

您別怪我，畢竟咱們都不信仰共產主義，錢，還是留在自己家裡好。

此時，美國面臨兩難選擇：要麼從海外撤退駐軍，以減少美元外流，進而將多邊兌換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要麼繼續在世界上繼續窮兵黷武，維持軍事力量，放棄美元霸權。

由於冷戰的特殊環境，美國當時對於軍事安全的需求，遠遠超過經濟安全，艾森豪總統又是軍人出身，於是決策集團堅決選擇了前者。

結果：1956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尚未撤出朝鮮，黃金就撤離了美國。

1956年開始美國自由黃金儲備已經不足以抵償短期外債；到1958年中國人民志願軍撤離朝鮮，美國所有黃金儲備加在一起也難以抵償短期外債了。

金融市場，是一個資訊市場，西歐對此當然洞若觀火。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不兌付黃金就等於存到銀行的錢打了水漂。1960年，黃金價格由每盎司35美元上漲到40美元。

如此，就是“美元災”了！

鑒於需要美國軍事保護，西歐各國只得拼命幫忙維持美元。

開始，西方國家還能用黃金總庫平抑美元與黃金匯價，1961年5月，美國又捲入越南戰爭，這是一場持續了12年的戰爭，為應付層出不窮的越南遊擊隊美國不得不連年擴大對外採購。

1968年西方國家國庫裡放滿了美元，美國黃金卻不斷減少

越戰還沒有結束，1971年美國終於結束了建國以來始終保持外匯盈餘的記錄，黃金儲備也只剩下102.1億美元，是國家短期負債的15％（678億美元）。

不能說西歐沒有為美元盡力，馬克是西歐最強勢的貨幣，西德為了維持美元匯率1971年4月連續拋售本幣，在市場上連續購買了30億美元。結果，5月5日，開盤後一小時西柏林外匯市場出現了10億美元的天量賣單，官方外匯市場被迫關閉。跟著，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瑞士紛紛被迫停止官方外匯市場交易。

沒法子了，那就借用蘇聯的辦法吧！

西方國家創造性借鑒了社會主義陣營匯價方法，外匯價格“雙軌制”。所謂“雙軌制”即“綠條計畫”。就是在西方國家央行儲備黃金上都貼一個綠條，表示這不是私人黃金。私人黃金兌換美元，您願意怎麼兌就怎麼兌，算是自由匯率；至於綠條黃金，始終按照官方匯率。

同時，創造特別提款權，即貨幣基金組織大名鼎鼎的SDR。不是沒有黃金嗎?貨幣基金組織就大筆一揮自己創造點黃金出來（西方國家認可，不是真的黃金），這種SDR只能用來支付清算，不能購買商品。

如果這些事情放到金本位時代，那簡直就是無賴！

就在西歐為維持美元奮鬥的時候，美國提出了一個非常非常離譜的要求：為維持現有西方貨幣體系，歐洲國家貨幣應集體升值！

弟兄們，給我頂住，頂住！

我們頂住，您先撤了?

不行！

鑒於西歐國家的堅決態度，美國在世界貨幣史上耍出了最大的無賴，就是這個無賴行為直接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8月15日尼克森總統，宣佈停止承擔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同時對海外商品徵收10%的附加稅。

特里芬魔咒應驗了！

這麼玩就等於重啟一戰後的金融三國志，長此以往大家都會死掉，搞不好蘇聯沒倒，西方勢力就得開始內訌。

鑒於美國經濟實力確實很強，鑒於蘇聯的軍事威脅，西歐國家屈從了。

1971年12月16日，美國、英國、西德等10國會於華盛頓，西歐貨幣集體升值，美國同意廢除10%的進口附加稅。會議還達成了一個共識：“應迅速檢討實現國際貨幣體系更根本性改革的第一步”。

這第一步就是所謂“牙買加協議”，1976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臨時委員會達成《牙買加協定》。自此，世界貨幣體系進入了牙買加時代，直到今天我們仍停留在這個時代。

人們喜歡貨幣，但不喜歡貨幣貶值，所以，自古以來最保值的貨幣就是金銀。自牙買加體系起，貨幣不再代表黃金！

沒有金銀，什麼才是貨幣呢?

牙買加體系中很多貨幣都可以當錢花，美元、日元、英鎊、西德馬克，全世界的錢加到一起也不代表一盎司黃金。《IMF第二次修正案》明文規定“會員國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價值”，這就是牙買加體系中著名的“黃金非貨幣化”。

所以，牙買加體系最大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牙買加體系認可各國自由安排匯率，同意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並存。這實在是沒有辦法，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種貨幣能逃脫“特里芬魔咒”；但是，如果沒有基準貨幣，特里芬魔咒就不存在了。

世間萬物，有利則必有弊。

說好聽點，牙買加體系是國際貨幣多元化；說難聽點，“多元”匯率從來不根據市場供求自定，完全是“心隨我動”。錢到底值多少錢，大概只有上帝才能說清楚。頻繁波動的匯率固然可以調節經濟，也會給各國經濟帶來重創，於是我們有了中南美洲債務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巴西債務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

自此，江湖，不再平靜。

第12章 問世間，是否此山最高（金融新世界）

引言

雷根通過“星戰計畫”拖垮了蘇聯經濟，沒有了冷戰，人類社會的金融危機卻層出不窮。日本經濟衰退的十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那斯達克市場暴漲暴跌，這些其實並非全是美元之過，而是這些經濟體系本就存在根深蒂固的惡疾。

索羅斯為什麼認為現在的西方經濟學屬於騙子?

冷戰以來，歷次金融危機中西方政府究竟在救市還是在毀滅市場?

雷根的計謀

雷根發現了一個新的發財管道，利用海外資金和商品提高美國人的福利。1982年開始，美國貿易赤字巨幅攀升；1982~1987年，年均赤字在千億以上，最高年份達到1500億美元。

用更直白的話講，從這個時候美國開始白吃、白喝、白用（以下簡稱“三白”）全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

1980年雷根擊敗卡特當選為美國第40任總統，開始了為期8年政治生涯。

“作為個人，你們和我可以靠借貸過一種人不敷出的生活，然而只能維持一段有限的時期，我們怎麼可以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整體，我們就不應受到同樣的約束呢?政府能夠而且必須提供機會，而不是扼殺機會，它能夠而且必須促進生產力，而不是抑制生產力就目前的危機而言，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雷根就職演說

就職演講前兩個小時，雷根還在睡覺，他的助手忍無可忍，把他從被窩裡挖起來。雷根卻覺得很無辜，“我是不是必須起床了?”。

然而，懶蛋總統面臨的卻是一個非常棘手的美國經濟：前任總統卡特為了刺激經濟始終執行財政擴張，當年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13.5%。

1980年，美國經濟衰退蹟象明顯，人們已經意識到之所以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完全是因為聯邦政府濫用財政手段。要知道，財政政策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無論怎麼刺激經濟，這個世界上的錢總是有數的。您聯邦政府花了，民間投資必然就萎縮，天下之財必有定數，不在官，便在民！

雷根沒有讓世界失望。

1981年2月，雷根向國會提出自己的“經濟復甦方案”，簡單來說有如下三條：第一，減稅；第二，降低社會公共開支，砍掉財政預算；第三，放鬆政府管制。

過大的政府，是人民的公敵-雷根

《復甦方案》剛剛頒佈，美國經濟又給雷根上了生動的一課：1981年4月，一季度美國就有5100家工商企業倒閉，財政赤字不斷增加，7月開始，美國出現了戰後最高的失業率。

歷史教材告訴我們：雷根上台後，為了恢復信心始終致力於降低稅收、削減財政支出，甚至執行了美國“史上最大規模減稅”，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起死回生。

不是這樣的。

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不可能永遠入不敷出，長此以往必將國將不國。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減少稅收收入，同時提高財政支出。

奇怪的是，雷根居然沒捅什麼漏子出來。

因為，雷根發現了一個新的發財管道，利用海外資金和商品提高美國人的福利。1982年開始，美國貿易赤字巨幅攀升；1982~1987年，年均赤字在千億以上，最高年份達到1500億美元。

用更直白的話講，從這個時候美國開始白吃、白喝、白用（以下簡稱“三白”）全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

接下來的問題是，憑什麼全世界就讓你“三白”?

“三白”是很多人的理想，所謂“寧在寶馬里哭，不在自行車後笑”大概就源於此。您就是想哭，也得有寶馬啊，要是您能哭早不來這裡丟人現眼，被人指責為“三俗”了。

其實，“三白”一點都不俗，起碼物質文化生活又極大豐富，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又有多少人在追求。想“三白”也得看看自己條件，僅靠臉蛋漂亮還真未必能有機會“三白”。真想“三白”，得有正經“三白”的本事！

接下來的問題是，憑什麼全世界就讓你“三白”?

很多人一定認為，美元既然是世界貨幣，那就開足馬力印鈔票，不就什麼都買來了?直接印鈔票的是那是強盜，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

美國海外購買資金還真不是來自印刷機，直接印鈔票屬於拔刀搶劫，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如果把美國生產消費當做一個黑匣子，只看輸入輸出，我們就會明白正是資本流入彌補了外貿逆差。80年代中期美國財政赤字上升為2000億美元，到離任的時候這個數字刷新為1.5兆，但是，海外投資彌補了財政赤字，高利率和強勢美元政策使得匯價連續上升，維持了穩定的外資流入。

1985年，雷根第二次當選總統，他驕傲地自詡美國“比過去更加強大”，“一個工業巨人得到了新生”。

雷根沒有吹牛，1984年創出6.9％的高速增長記錄（是33年來的峰值），1982～1984年通貨膨脹率僅為3.9％（是17年來的波谷），失業率下降至7.1％。

“三白”秘術

人之所以為人，因為我們有智慧。

如果能出售全民的智慧，那麼美國一定會長盛不衰，現在，美國人賣的，恰恰就是自己的智慧！

提問：人家憑什麼把錢給你?又憑什麼讓你剝削?

資本家剝削工人，是因為能給工人發工資。國家之間，只要能賺錢，能比其他地方賺更多的錢，人家也會把錢給你。

雷根當政之初美國仍舊以傳統產業為主，汽車、石化、機械製造。這些產業確實也曾經引領世界經濟，但今天這些產品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普及，想靠產品自然消耗創造利潤，那是想都不要想的。

只有全新的產業、全新的產品，才有更大的市場，那是一個全球都為飽和的市場，那才是真正的暴利！

否則，人家自己不會嗎?

要想吸引全球資金，就必須領導全球的創新。

如何領導群雄?又如何激發創新?

答：放鬆管制。

管制越少、留給資本的利潤空間就越大。只有資本任意妄為，金錢才可能激發最有效率的創新，資金才能流動到最有效率的產業（當然，也有可能搞出一個世界經濟危機，兩者的差別後文詳述）

美國原本就是世界上市場管制最少的國家之一，雷根新政的重點又是放鬆聯邦政府對國家經濟干預，要“消除繁瑣的、不合理而且無意義的管理制度”：雷根上台後立即暫停所有新的聯邦行政審批職能，1981年3月成立“撤銷和放寬管理的總統特別小組”，專門審查現有規章制度、法律、條例。

獲益於雷根，新大陸再次獲得了創新空間，引領了微電子革命浪潮，雖然當時日本在這些領域內的科技實力已經公認不弱於美國，但語言優勢讓新興產業再次在新大陸中獲得生命。在雷根第二任期內，除資訊產業外，新型材料、生物工程、光導纖維、鐳射、宇航、核聚變核海洋工程顯示了巨大的生命力，製造等傳統產業退出國民經濟主體。

至於那些傳統產業，美國陸續將非核心部門轉移到海外，舉例來說，勞動力密集型。這些產業確實曾經創造了美國的就業和經濟成長，但是，體力甚至機械所能創造的財富畢竟還是有限。

人之所以為人，因為我們有智慧。

如果能出售全民的智慧，那麼美國一定會長盛不衰，現在，美國人賣的，恰恰就是自己的智慧！

經過幾個世紀的成長，美國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財富，也積累了世界上最強大的人力資本。在一個人力資本豐厚、經濟穩定的環境中，一代人即使只有體力，也能獲得相對豐厚的報酬，他們的後代人力資本會越來越優秀。

然後，就是一個人力資本的良性迴圈。

我有幸曾在美國常春藤校園遊蕩，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大廳裡擺著一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照片。在我目瞪口呆的時候，一位教師的談話最終把我雷暈了：我們還有很多教授，他們的水準在學科都處於前沿位置，只要諾獎關注他們研究的領域，那麼他們就一定是今年的諾獎得主

如此自信！如此驕傲！如此自豪！

也就是說，幾乎在每一個領域美國都能領導世界。憑藉這種創新優勢，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產業鏈開始形成，這是一條殘酷的食物鏈：

微電子產業等一批新興行業雄居食物鏈榜首，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配套產品、製造業處在食物鏈低端，只能為人提供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費，這些產品生產能力已經在全世界普及，沒有日本還有東南亞、沒有東南亞還有中國、沒有中國還有越南

我們出賣勞動力，人家卻在出賣靈魂，智慧！靈魂當然比勞動力貴很多，所以，我們只能以上千件襯衫換人家一塊晶片；不知消耗多少勞動力的青春才攢了一點錢，卻要屁顛屁顛去換人家一個過時的汽車品牌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雷根的手段並非全無瑕疵，說到底創新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創新一旦衰退

何況，雷根的債務邏輯有點像棘輪(只能朝向單一方向轉動的輪子)，一旦開始就很難停止。選舉政治，誰也不肯為前任總統欠帳買單，後任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無一不是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

雷根離任時美國國債高達2.6兆美元，外債也高達4000億美元，美國居然從世界第一債權國混成了第一債務國，1987年外資在美利潤已經超過了美國所有海外利潤，債務已經成為美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也是在雷根執政這8年，美國公民開始欠債消費，私人信用卡不斷增加，家庭儲蓄在1987年下降到3.8％以下，創造了1947年以來的記錄，公共、私人債務開銷創造了國內市場。

所以有人說，2007年全球金融海嘯是雷根種下的種子，布希父子和柯林頓耕耘，最後歐巴馬來收攤。

廢話，能刺激創新、能繁榮經濟，還自我閹割不成?所有繁榮、所有創新都會淡然退出歷史舞台。財政赤字、貿易逆差算什麼，反正對普通美國人而言，這些東西距離現實生活距離很遠，只要人民能過的好就行。江山代有才人出，功過自有後人評，他又怎麼可能看到20年之後的次貸危機?

這年頭，欠錢的才是大爺！

雷根卸任後，曾有記者問他“你把問題推卸給國會，你自己就沒有責任?”

“有，不過我當時是民主黨”。

櫻花之祭

泡沫總有破滅的一天，這沒什麼，泡沫破了可以繼續新的泡沫，可以繼續忽悠，創新就是這麼忽悠出來的。

那是對健康的經濟體，可是，日本經濟不健康。

泡沫對日本經濟而言，好比一個垂死的老人突然被注射了興奮劑，誠然可以迴光返照，但結果往往是馬上就掛

1985年9月22日，《廣場協定》簽訂，很多人認為這是美國故意打壓日本經濟，致使日本從此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經濟蕭條，所謂“失去的十年”。

這事情得分開看：美國故意採取弱勢美元的事情是有的，打壓日本是不可能的，想藉此摧毀日本經濟，就算美國有這個實力，日本人也不會這麼傻。

簽訂《廣場協定》的也不僅日本一家，還有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即G5國家。大家都在力挺美元，唯獨日本遭殃。

日本遭殃的原因只有一個：日本本來就該遭殃。

《廣場協定》那一年，美國財政赤字高達2127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匯率貶值提高日本、德國和英國貨幣購買力，同時促進美國出口。5國一致認為，應該通過“國際協作干預”，穩步推進日元、馬克等非美元貨幣升值。

難能可貴的是，各國沒有忽悠，會後立即拋售美元回購本幣，日元、馬克、英鎊匯率應聲而長，《廣場協定》宣佈後幾個小時內美元賣單接連而來，就這麼持續了兩年多。直到G5國家不得已，在1987年再聚首，簽訂《羅浮宮協定》，阻止美元跌勢。

G5其他國家之所以同意美元貶值，不是顧全江湖道義，大家都不傻，美國經濟長此以往會深陷泥潭，老大衰了，小弟們不會有什麼好處。

與英、法、德相比，日本付出的並不多。

只是，此時日本經濟自身已經存在很嚴重的問題，不過是美元升值後這些問題暴露的更為充分，而《廣場協議》則是直接誘因。

而且，與通常的想像並不一致。《廣場協議》後，日本經濟先抑後揚，絕非被直接打壓到谷底。

1986年，日本為應對國內經濟下滑預期，採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年內連續5此下調央行貼現率。1986年底開始，日本開始了連續5年的“平成景氣”，至1991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美國，GDP總值占世界13%。

當時，誰要是說再過5年日本經濟即將衰退，而且至少要衰退10年，估計日本人敢跟你玩命。

簡單的說，日本寬鬆的貨幣政策，促使流動性異常充足，注意，這裡說是異常充足，不是一般充足，日元實在是太多了，而且在匯市是強勢貨幣。遺憾的是，自封太陽神之子的民族當時並沒有美國那樣高的創新水準，Sony、三菱重工等老牌企業也沒能拿出足以吸引世界甚至國內消費者眼球的產品。

日本人把這種充足的流動性用於金融市場，自此日本的房地產、股市一飛沖天。1985～1989年日本股市總資產從242兆日元飆升至630兆日元，增值額幾乎相當於一年的GDP總額；全國地價上升了84.2%，土地資產增值數量是GDP的3.7倍。

太猛了！

日本人還充分發揚了國際主義精神，大量購買美國、韓國、東南亞的房地產，就連美國的標誌性建築洛克菲勒中心都被日本人買走了。對二戰期間被美軍佔領本土的日本人來說，那叫揚眉吐氣。

日本國際航班上坐滿了去歐美購物的人，資產升值給日本人帶來了巨額財富，普通人去歐美轉轉，買個LV包，大概不是很難。

這哪裡是失去的十年?日本人很得意，90年代將是日本的年代，太陽將永不落山。

日本人驕傲的說：Japan is No.1！

真的是這樣嗎?

是嗎?不是嗎?

日本當時金融市場的狀況還有個學名，泡沫。

日本政府顯然意識到了這種泡沫很可怕，並準備著手控制。1989年12月25日耶誕節，日本央行總裁三重野康宣佈要戳破泡沫，東京股市應聲下跌2000點。

泡沫總有破滅的一天，這沒什麼，泡沫破了可以繼續新的泡沫，可以繼續忽悠，創新就是這麼忽悠出來的。

那是對健康的經濟體，可是，日本經濟不健康。

泡沫對日本經濟而言，好比一個垂死的老人突然被注射了興奮劑，誠然可以迴光返照，但結果往往是馬上就掛

1990年10月，日本第二大地方信用合作社-千葉信用合作社宣佈倒閉，太平洋銀行與其他十一家小型銀行同時發生擠兌；

1990年11月東京股市跌破2萬點

接下來的事情告訴我們，在泡沫破滅過程中，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1991年6月日本第一大報《讀賣新聞》頭條爆料，大藏省規定野村、日興、山一和大和證券四家最大的日本證券公司以招待費名目填補大客戶損失，幾乎涉及所有的日本大企業和公立財務集團；

1991年9月，日本日光證券、野村證券被曝光涉與黑道山口組老大石井有染，非法挪用公司資金資助山口組；

1991年11月，住友銀行所有幾乎所有高管因涉黑被捕；

公眾對市場的信心崩潰了。

1991年11月20日，日本央行公開宣稱進場護盤，日經指數反彈至2萬5千點以上。此時，政府再大的動作也不過能讓市場曇花一現而已，何況日本金融界醜聞遠未結束。

1991年12月，富士銀行勾結山口組黑道人物伊東成立信用合作社，非法吸金二千五百億後，此後伊東捐款潛逃，同時還查實富士銀行對伊東放款高達七千億日元，兩者總共給富士銀行造成了1兆以上的壞賬。

兆，這個數量單位在全書中只有日本銀行業問題涉及到，既是日元匯率再低，壞賬壞到兆這個級別，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11月2日，花期銀行爆料，日本大藏省命令大型銀行救援倒閉銀行的損失不低於60兆日元，到底日本銀行體系中尚有多少壞賬，無人能夠估算。當日，日經指數暴跌700點

以下省略不知多少家金融構破產記錄，無法估計到底幾家。

1992年1月，所有經濟指標一致顯示日本經濟進入蕭條，3月31日，日本經企廳宣佈5兆日元振興經濟方案，8月經指數跌破1萬5千點，振興方案失效。

8月18日，日本大藏省宣佈，成立金融重建基金，動用郵政儲蓄金、勞工退休金和保險金進場護盤，規定所有銀行和金融業可以投資股市，上市公司市場操作只能是單一買方，不准出售股票。

太猛了

相當於讓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社保基金入場護盤，而且所有機構不准出售手中股票！日經指數應聲而起，很快恢復到2萬點。即使如此強力的利好，日經指數1992～1995年多數時間僅在15000～17000間徘徊，1995年一堆醜聞再度曝光後再次下探，然後震盪，2003年跌到了7607點，僅有高點位的19.6%。

股市可以護盤，地產業不行。

地產交易的頻率、變現能力和資本市場不能同日而語，整個過程中日本地產業甚至連像樣的反彈都沒有。

1994年東京、大阪等城市低價跌幅都在50%以上，但仍是有價無市。

地產泡沫的破滅，日本財富神話再也不能繼續，同時倒楣的還有實體經濟。1993年，日本企業設備投資額連續三年低於去年值，企業收益比1990年已經下降30%，全國零售業營業額連續21個月下跌；失業率居高不下，至2001年12月創歷史記錄，達到5.5%，在5%的高位上連續徘徊了14個月。

這就是日本“失去的十年”。

對個人而言，金融資產膨脹未必是壞事，起碼錢多了，很好。對企業來說，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無論是行銷管道還是產品開發，所有目的只有一個，盈利，既然金融市場能創造這麼高的收益率，何必再去開發新產品、拓展行銷管道?。

整個80年代，日本企業都在流行一種概念叫做“財務技術革新”，說難聽點就是上市套錢。據說1985～1989年間，日本製造業在金融市場的獲利是1.91兆日元，而本業利潤卻僅有1.21兆日元。

《廣場協議》只是日本泡沫經濟和90年代後期經濟危機的誘因，而非本源。突如其來的財富虛幻了日本人的未來，在虛幻的泡沫中日本人看到了一種所謂的幸福生活，原來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只憑藉金融收益就可以購買國外資產，享受高消費。

這也沒什麼，正常，都正常，有錢了，就該享受一下。享受是沒錯的，掙錢的管道和分配方式是有錯的。

毋庸置疑，日本也是一個集權主義悠久的國度，在金融泡沫中受益最多的絕非普通居民，而是金融產業資本。日本公民似乎也享受到了經濟飛速發展、享受到了金融泡沫的好處，衣食住行好了、住宅升值了，只要泡沫能繼續，這個遊戲就可以繼續。隨著一輪一輪倒手，財富就逐漸集中。普通人會發現自己手中的銀子永遠買不起房子。

正常，因為你參與了遊戲，但角色設計中你是被搶劫的那個。

然而，這是一種無法持續的機制，因為被搶劫的物件財富是有限的。

失去的十年，與西方金融泡沫並不一致，可怕之處在於這種泡沫的實質也是一種財富再分配機制。更可怕的是，這一切是在市場名義下進行的，似乎一切都是公平的。如果你本來就一貧如洗，那麼很遺憾，泡沫中你會更貧困；如果你擁有一些資產，也很遺憾，你在國家財富中占的份額會越來越小，最後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掠奪和忽悠不一樣，在金融泡沫中引導投資的是獲利的理性，危機過後，一般來說經濟運行是可以恢復的，畢竟泡沫本身都有創新的概念，代表著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而在地產泡沫中引導資金的卻是罪惡，舉例來說日本金融機構普遍涉及黑社會，這是世界金融發展史上的恥辱。

索羅斯的詛咒

索羅斯始終認為當代經濟學的基礎假設是錯誤的。如果基礎假設錯誤，無論後來的邏輯多麼完備，整個經濟學大廈也都是無源之水。

1930年，喬治·索羅斯生於布達佩斯，猶太人。今天名震全球的金融巨鱷，少年時代那是相當不幸。

1944年3月，德軍殺進了索羅斯的故鄉，布達佩斯，隨後12個月中，布達佩斯至少40萬猶太人遇難。索羅斯沒有被殺掉，全靠老爹關係硬，肯作假，關鍵時刻親自動手弄個假身份證啥的。

納粹給索羅斯上了人生殘酷的第一課：非常時期必須採取打破常規，關鍵時刻必須冒險，但絕不能孤注一擲。

納粹投降後，索羅斯更不幸，家庭在戰爭中喪失了所有財產，由中產變為赤貧，不得已跑到倫敦討生活：油漆工、餐館侍者、農民、游泳池救生員，總之，從當時索羅斯的經歷來看，他絕無可能成為金融大鱷。

19歲的時候，索羅斯終於考取了倫敦經濟學院，不過，他所學的專業仍舊不是金融，而是哲學。正是大學期間的哲學功底才奠定了索羅斯截然不同的投資的理念，使得他在銅臭漫天的華爾街卓爾不群。

索羅斯絕非經濟學家，相反，在索羅斯眼裡，當代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那是相當不靠譜的。

說到底，經濟學是研究一個人、一批人（企業）、一群人（國家）應該如何賺錢的“科學”。賺錢可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要是書本能教人賺錢，那大家就一起讀博士好了，實在不行還可以搞壯士，壯士之後再搞聖鬥士

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高等動物，無論男女，就算您是聖鬥士好了，別人的心思您也猜不明白的。所以，經濟學需要假設。

當代經濟學有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叫“理性人”，也就是說人類能對自己行為損益做出精確判斷。這是吹牛！能精準判斷自我得失的，只有上帝。人們身處的世界每一刻都在變化，沒有人可以對這個不斷改變的世界有完全的認知。

經濟學中還有一個最基本的模型叫做“完全競爭”：無數一模一樣的人、有一模一樣的資訊，買賣一模一樣的商品。

如此假設，你當阿拉是港督啊！

索羅斯始終認為當代經濟學的基礎假設是錯誤的。如果基礎假設錯誤，無論後來的邏輯多麼完備，整個經濟學大廈也都是無源之水。

退一步，如果說世界上真有類似於“完全競爭”的市場，那必定是金融市場。如果金融市場都不能證明經濟學這個基本理論，那就。

經濟學家確然都是港督，至今沒人能在金融市場指點江山，似乎市場總是錯的，股價總是和真實價值背離。在兩位經濟諾獎得主悉心指導下，一家曾與索羅斯“量子基金”齊名的長期資本公司終於破產。

賺錢這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未必好使。

索羅斯的經濟學啟蒙源自乃師波普爾的哲學思想，簡單來說，一個社會必須不斷自我批判、包容錯誤，最終才會成為一個不斷進步的“開放社會”。索羅斯確實希望繼承波普爾哲學衣缽，不過，他只是將“開放社會”哲學思想運用了到金融市場實踐。

牛者恒牛，哲學專業都能混蹟金融圈，闖下偌大名頭！讓我輩真是汗顏。

在無數次演講中，索羅斯也始終在強調一個物理學定律“測不準原理”：無論多麼精密的試驗，最不標準的就是實驗者本人，然而，物理試驗中觀測者肯定會對實驗產生影響，從而物理實驗也是測不準的。

所謂主流經濟學，無非就是靠歷史資料推估未來經濟。

逝者如斯，歷史不可能再現了！金融市場，無數人幻想從K線中窺破天機，結果....。所以，面對危機，經濟學既不可能事先預警；經歷危機，經濟學只能借助總統揚名。

正常，都正常。

如果經濟學真能預警危機、解決危機甚至還能防止危機，那麼經濟學應該改名叫《聖經》，這活兒就是上帝來幹也頗有難度。

索羅斯認為，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大家都是錯的。

經濟學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一個“開放式”經濟學，在不斷進步中糾正各種錯誤，畢竟人們身處的世界每一刻都在變化，無人可以對這個不斷改變的世界有完全的認知。

人有缺點，有缺點就看不清金融市場走勢，昨天看不清，今天看不清，明天照樣看不清；鬱金香危機中看不清，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還是看不清；一千年前看不清，一千年後照樣看不清。

相信靠幾本金融學教材、幾個數量模型就能笑傲市場，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投資永遠有缺點，所以，金融市場永遠無效。

能看清市場的不是人，是神。

我終於信服了索羅斯，原來經濟學這麼難，難怪每次我一看西方經濟學原著都有一種想睡覺的衝動。

索羅斯的另外一個意思是，既然市場是無效的，就一定會有盈利機會。他的職責，就是看清別人看不清的東西，抓住那些機會。雖然按索羅斯的實踐水準，絕對可以成為一代宗師，但是索羅斯很聰明，從來沒出版什麼經濟學流行教材。如果著書立說能教人掙錢，那世界上就沒有索羅斯了。

實戰，是學院派教不出來的。

索羅斯也是人，上帝給他的性格底色抹不去，所以他也有失誤，也有敗筆，不過起碼他知道市場是看不清的。

既然知道自己也看不清，索羅斯就堅定了自己的決心，他這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關注人類對所有事物存在的缺陷和扭曲。

在金融市場中，人們缺少正確的參照物，往往被既得利益迷倒，繼而沿著錯誤路線走下去，當人們不斷試圖彌補投資錯誤時，已經越走越遠了，這就是他索羅斯該出手了。

用《孫子兵法》中的一句話可以精煉概括這種理念：兵無常法，水無常形。

秉承這些理念，金融奇才走向了投資之路，1956年懷揣5000美元走進華爾街。在這裡，他開始了自己的金融傳奇。

索羅斯還是華爾街打工仔的時候，向公司高層提交了一份業餘時間杜撰的備忘錄，描繪了房地產投資信託即將經歷一個繁榮、過度發展並最終崩潰的過程。

好在，他的老闆識貨，兩年內這家公司在一個地產迴圈之間盈利過億，所靠的就是索羅斯這份備忘錄。

自此，索羅斯得到公司高層賞識，公司為他建立了兩檔基金：雙鷹基金和老鷹基金。為人作嫁終究不能承載這位金融奇才的個人理想，1969年索羅斯成立“量子基金”（開始被稱為“鷹首基金”）。

據索羅斯自己說，之所以最後把自己的基金命名為“量子基金”，是因為他覺得量子這個詞頗能反映他的投資理念。量子最基本的物理特徵是無論怎樣改變實驗方式、觀察技術，都不可能改變量子軌跡具有的不確定性。

1979年，量子基金成立10周年，索羅斯戰績輝煌：基金增長3365%，遠遠超過標準普爾47%的增速。

英鎊狙擊戰

眨眼睛的人，不自信；手環抱於胸前的人，在下意識自我保護。

英國首相梅傑不知道，他電視講話的每一個細節索羅斯都沒放過，每一個眼神，甚至腿腳擺放位置對索羅斯來說含義都截然不一。

1992年，英鎊匯率狙擊戰，索羅斯擊潰了英格蘭銀行，一戰成名。

幾百年來英鎊在世界金融市場始終舉足輕重，過去兩個世紀一直充當世界貨幣。英鎊背後是全球第一個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強大英國，儘管二戰後實力衰退，1992年英國人均GDP仍然世界排名第四，而且法制、誠信、公民理性等軟環境遠非新興市場國家可比。英格蘭銀行更是世界上第一家完整意義的中央銀行，有著豐富外匯市場經驗和雄厚資本實力。

英格蘭銀行，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在國際金融界，從沒有人敢以個人（機構）對抗國家，尤其是英格蘭銀行這樣的老牌中央銀行。

一人戰一國，以卵擊石。

沒錯，不過順序顛倒一下。索羅斯認為，他，才是石頭。

1992年2月7日，歐洲12個成員國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約定組成歐元。歐元不是盯住美元或者黃金，而是以馬克為核心，互相盯住。也就是說，在沒有規矩的牙買加體系下，歐元成員國之間的匯率是固定的。

匯率互相盯住是好的，能降低外匯風險，促進區域進出口貿易。但是，有個前提：各國經濟成長必須一致，否則，必須有一個國家承擔更高的調控成本。西歐也蠻大的，各國總有國家的經濟成長不一致。在索羅斯看來，各國經濟發展平衡只是偶然，不平衡才是必然。

索羅斯是對的。

90年代初，英國經濟實在是不怎麼景氣，對英國來說降息是最好的選擇。

英國加入歐洲匯率體系的目標是在新經濟聯合體內張揚自己的政治地位與勢力，不至於讓德國在歐洲大陸一股獨大。為此，英國不惜以1英鎊兌2.95馬克的高匯率作為代價在《馬斯垂克條約》上簽字。

*1992年2月7日，歐洲共同體（簡稱歐盟）的部長們簽署了政治和貨幣聯盟的《馬斯垂克條約》，使得將在1993年進入單一市場的歐體，進而達成單一貨幣、政治統合，最後成為一個類似邦聯性質的歐洲聯合體，這一天也是歐洲發展進程的歷史里程碑。

關鍵在於，當時英國經濟正處於蕭條階段，財政支出困難重重，要想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但是，柏林牆剛剛倒塌，德國正致力於重整德國馬克、恢復東部經濟。在以德國馬克為核心的貨幣體系中，假如德國政府堅持原有的利率剛性、英國單方面下調利率，英國外匯就會流出。最後的結果，英鎊極有可能被迫退出歐洲匯率體系。

索羅斯把這個可能變成了現實。

《馬斯垂克條約》剛簽訂，英國就要求德國央行降息；德國剛剛統一，財政赤字巨大，降息必然引發經濟過熱。

雙方爭執不下，於是各行其是：英國降低利率，德國提高利率。問題是歐洲貨幣體系給了歐洲人一種錯誤的感覺，歐洲哪個國家的貨幣都差不多，只要利息高，就換成那個國家的貨幣，於是人們紛紛賣出英鎊購買馬克。

在三國志街機遊戲裡，想幹掉最後呂布之類的老怪，一般都要先幹掉前面一堆小兵，舉例來說肥肥之流。國際貨幣匯率戰也差不多，要擊潰英鎊，首先要對小兵下手，舉例來說義大利。

整個夏季市場都在傳言義大利里拉即將貶值，潮水般的拋盤很快擊潰了里拉，9月13日，義大利宣佈里拉貶值7%。

此前，義大利曾信誓旦旦地說，里拉不會貶值。

英國政府在金融市場的公信力顯然高於義大利，但義大利自食其言令英國面對更大的壓力。索羅斯更加相信，英格蘭銀行不是不可戰勝的，英鎊即將退出歐洲匯率機制，而他將是這一切的終結者。

9月開始，量子基金大量借貸英鎊，然後兌換為馬克，如果英鎊貶值，就可以用貶值的英鎊還債，中間的差額，就是利潤。英國政府拿出了強硬的態度，英國首相梅傑親自上陣為英鎊搖旗呐喊，不斷重申英國匯率政策絕不會變。

索羅斯卻從中看出了破綻：梅傑每次在公眾場合提到英鎊匯率時不但經常眨眼睛，而且手臂環抱於胸前。

眨眼睛的人，不自信；手環抱於胸前的人，在下意識自我保護。

梅傑不知道，他電視講話的每一個細節索羅斯都沒放過，每一個眼神，甚至腿腳擺放位置對索羅斯來說含義都截然不一。

9月15日，索羅斯出手豪賭了。

索羅斯大量賣空英鎊，據說當天他當天共拋出了40億英鎊賣單，這個金額是量子基金的全部資本的一倍半，如果輸了，量子基金和索羅斯都將從此在市場上消失。

助手肯米勒反復質疑索羅斯：

“是這個數字嗎?”

“是，我們會贏的！”，索羅斯如是回答。

如果只是量子基金，英格蘭銀行和歐洲各國央行聯手狙擊，索羅斯斷無生理。但索羅斯帶動起來的是無數跟風的國際遊資，還有歐洲本土居民，此時已經形成了羊群效應。就連英國公民也知道英鎊可能要貶值，明智的選擇也是把英鎊換成馬克。

英格蘭銀行和歐洲各國當天約計動用了33億英鎊進場護盤，逼迫英鎊升值。同時一天之內兩次提高利率，英國本土利率提升高達15%。遺憾的是，此時的索羅斯不是一個人的戰鬥，這一刻他神靈附體，忽悠起整個歐洲居民和他同步賣出英鎊，終於英鎊跌破了歐洲貨幣體系底線。

當晚，英國宣佈退出歐洲匯率機制，量子基金淨賺9.58億美金，英國損失了77億美元，相當於每個英國人損失了12.5英鎊。

江湖霸主地位自此奠定。

捍衛泰銖

國際遊資不是索羅斯的獨家生意，有這樣的經濟體系，該發生的一定會發生，就是沒有遊資作怪，也會發生經濟危機，拖得越晚就越慘烈。因為，誘因不同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就是泰國政府意識到這些錯誤，該犯的錯誤照樣會犯，該借外債的繼續借，再換一個總理，還是要借，危機還是要發生。

1967年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自此，東盟成員國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1965～1980年東盟經濟成長率為7.1%，經濟起飛的跡象赫然在目。80年代末，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亞洲四小虎誕生了，當時，東南亞經濟奇蹟被視為新教之外最成功的經濟體，是東方經濟發展的典範，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都沉浸在這種喜悅中。

“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

很多人腦子沒發燒，所以他們不這麼想，舉例來說，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保羅·葛格曼。

1994年，葛格曼撰文《亞洲奇蹟迷思》，批評東南亞經濟成長模式實際隱藏著巨大的隱患，亞洲迅速增長與蘇聯50～60年代相似，經濟成長的直接誘因並非勞動生產率提高，而是投資所致。

蘇聯依靠高積累，東南亞依靠外資，兩者相比，東南亞更不靠譜。

葛格曼指責東南亞經濟成長，廣大東南亞人民是不會同意的。《亞洲奇蹟迷思》引來東盟國家無數口水，莫非只有西方經濟發達才不是迷思?東南亞人仍舊沉浸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喜悅中。尤其是泰國，持續10年10%的高經濟成長率，城市居民生活水準快速提高，曼谷成為世界投資新寵。

口水，淹不死人的；看不到危險，才可怕。

此時，泰國人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債已經高達900億美元，最離譜的，其中440億美元是短期債權。事情並非全無轉機，如果說900億美元用於國民教育、產業升級，那無疑也是一種經濟持續增長的契機。可惜，外債不是沖著產業升級來的，尤其是440億美元的短期外債，它們看中的是泰國12%的利率。

您還真的別罵人家，畢竟人家現在不是共產主義，國際遊資也不是扶貧機構，憑什麼為你做貢獻。只是，給人家12%，自己只有賺得更多。

這正是東南亞經濟奇蹟迷思所在，國內實體經濟根本就沒有這麼高的回報率，這些資金大部分投向房地產，曼谷高樓平地起。高樓背後有陰影，無論一個城市地產多麼突出，寫字樓多麼宏偉，必須有實業支撐。1996年，美國電子市場疲軟，泰國當年經常性項目逆差竟然占到GDP的8.5%。

欠別人錢，其實也還好，沒事；只要能還得起，也就可以。

個人欠債，一般來說要靠收入還錢，借高利貸還高利貸基本上會死的很慘；國家欠債，還錢的來源應該是經常項目，泰國卻以資本專案順差彌補經常性項目逆差。這麼幹，大概可以解釋為非法集資，只能是拆了東牆補西牆。

無論國家還是個人，結局，都不好。

與西歐不同，東亞地區歷經了長時間的封建統治，至今泰國國王都是國內民眾的精神領袖，這在西歐是不可想像的。自始至終東亞經濟自主創新能力始終很薄弱，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居民，在人們心目中最值得信賴的始終是國家權力。然而，即使國家權力真心想創新，也照樣是辦不到。

創新，不是幾個人、幾個部門制定幾個制度，印刷幾個檔就能搞定的，創新依靠的是無數個人對利益的追求，在無數偶然中形成必然。沒有這種激勵，投入再多經費，如何呼喚“大師”，都是不可能的。況且，在這種制度下權力所有者一定會為既得利益集團牟利，名義上的創新都只是掠奪民眾財富的方式。

在此之前，東南亞諸國已經走進路徑依賴，無論它們創新資金的來源是金融還是直接投資，背後的陰影始終都是權力。

其實，也並不一定只能如此(靠拆了東牆補西牆)，另一種做法是，可以讓本國貨幣貶值提高產品競爭力，但泰國又不敢讓泰銖貶值，泰銖一旦貶值，外債就憑空增加，如此巨額外債可能讓泰國金融體系立即崩潰。泰國政府只有繼續提高利率，以此維持短期遊資流入。這真是飲鴆止渴。

1996年，泰國經濟已經顯出了疲態，全國銀行業普遍虧損，曼谷商業銀行70億美元資產一半成了呆帳，因為它把貸款都投給了房地產，而當時曼谷一半以上的寫字樓都空著。為防止推倒多諾米骨牌，泰國政府向曼谷商業銀行注資20億美元。

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為大銀行注資雖然可以粉飾報表，卻讓矛盾持續嚴重，終至無法解決。何況，泰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注資本身就足以說明銀行體系已經問題重重。果然，消息剛傳出，國際遊資就開始在泰國本土撤退。

此時，索羅斯已經窺視多時了。

1997年1月，索羅斯在布達佩斯發表演講，抨擊緬甸軍政府是殘暴的獨裁者，呼籲（忽悠）東盟不要接納緬甸。作為一個來投資的富豪，東盟國家肯定歡迎索羅斯，但作為政治人物，東盟顯然不把索羅斯放在眼裡。

人們並不理解索羅斯抨擊東盟的本意，很多人甚至把索羅斯這次演講作為發起對東南亞金融體系攻擊的誘因，甚至有人認為東盟不吸納緬甸就可以避免這場災難。

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索羅斯的本職工作是掙錢，不是政客。

索羅斯指責緬甸，不過是出自一個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自由觀念，英美同種同源，索羅斯一點都沒客氣。東盟是否接納緬甸，跟東南亞金融危機，實在是扯不上任何關係。如果能扯上，去搞索羅斯的，恐怕就不是東盟了，而是美國政府自己。

在西方世界，經濟危機並不奇怪，金融危機也是常事。用馬克思的話解釋，西方經濟危的根源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通俗點說，就是銀子都讓資本家拿去了，平民手裡沒錢，東西賣不出去自然就會經濟危機。

泰國金融危機從另一個側面詮釋了這個問題，不過剝削者更無恥。

泰國經濟體制總體上說是一種“壞的市場經濟”，舉例來說曼谷股市前十家大企業占到市值的35%，儘管泰國同樣有高儲蓄率，這些都被大資本家撈走了，大資本家撈走了外資和內資，但是並沒有能力從事高科技，最成功的公司往往是與政府關係最密切的公司，最拿手的就是通過金融體系撈取國民財富。

既然不能造飛機大炮，那就造房子，搞投機。

國際遊資不是索羅斯的獨家生意，有這樣的經濟體系，該發生的一定會發生，就是沒有遊資作怪，也會發生經濟危機，拖得越晚就越慘烈。因為，誘因不同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就是泰國政府意識到這些錯誤，該犯的錯誤照樣會犯，該借外債照借，再換一個總理，還是要借，危機還是要發生。

所以，索羅斯在東南亞危機事後把自己標榜為一個國際匯率體系“紅客”，說自己只是為了讓東南亞匯率體系更健康。

用中國一句俗語也可以解釋：蒼蠅不叮沒縫的蛋！

1997年1～5月，索羅斯開始不斷拋空泰銖，買入泰銖對美元期貨合同，到5月份泰銖期貨合約十有八九都落在了準備發動攻擊的遊資手裡，索羅斯的子彈已經充足了。

泰國政府顯然意識到失策，開始採取強硬態度，5月份開始拋出美元吸納泰銖，維持固定匯率。最離譜的，泰國中央銀行為節約外匯儲備竟然在市場上進行場外遠期操作，因為遠期市場不需要立刻交割。接著，泰國政府要求媒體不再報導不利於經濟成長的負面資訊，公佈持有遠期泰銖合約持有者名單，開始政治施壓。

不過，也有人說，正是這種策略，讓投機者立刻看清了泰國中央銀行底氣不足，進口商不是泰國人，不會聽政府命令，對他們來說避險是明智的選擇。

實際情況是，無論泰國政府採用什麼戰略，在遊資攻擊的面前，都會一敗塗地。

國內的事情明擺著，進口商也一定會換回美元以防泰銖貶值。即使泰國政府能贏得一次偶然的勝利，戰役最後肯定也是泰國完敗。

當月，泰國政府公佈外匯儲備損失20億美元，針鋒相對，遊資在市場開始散佈消息，號稱泰國中央銀行已經損失了50億美元。

5月14日，泰國政府宣佈實行資本管制，泰銖匯率應聲大幅下跌，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匯率繼續在市場中艱難的接盤。

此時，索羅斯已經不再需要子彈，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忽悠。

索羅斯及大大小小的索羅斯們大談泰銖即將貶值，在開放的匯市中，這些言論是致命的。只要大家預期泰銖即將貶值，那就會貶值，因為大家都看空，都在賣泰銖。何況當時的泰國政界還有一堆白癡，據說直到5月份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還在為爭取總理信任而鬥爭。

6月19日，絕望的財政部長林日光辭職。

6月27日，德國《法蘭克福報》寫到“像索羅斯這樣的大投機家不排除使泰銖貶值20個或更多的百分點的可能”，而這只是報導之一。主流媒體這樣忽悠，等於泰銖被叛死刑，中央銀行即使再有能力，護盤行動也只是延緩死刑執行時間，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耗盡外匯儲備。

7月2日，泰國政府宣佈放棄維繫了13年之久的一籃子聯合匯率制，泰銖實行自由浮動，泰銖當日貶值20%，此後一個月泰銖始終在跌。

7月29日，泰國中央銀行行長差·馬拉加辭職，新任財政部長他儂表示將謀求與IMF合作解決泰國貨幣問題。

8月2日，泰國政府與IMF簽訂協定，達成整頓國內經濟金融秩序共識。

泰銖完敗。

東南亞奇蹟真相

痛定思痛，審視東南亞經濟自身，這並非一種完美無缺的發展模式，或者在起點就註定了敗局，不過是索羅斯的手法使其敗亡更加醒目罷了。東南亞模式的死穴在於政府不恰當干預經濟，並由此成為經濟中最強勢的集團，而政府集團中往往有人借此牟利。

國際遊資從來不嫌自己賺錢太多。

泰銖轟然崩塌，多米諾骨牌已然倒下了第一張，泰國就不會是最後一個崩潰者。襲擊泰銖得手，索羅斯連續開始狙擊其他國家，泰銖貶值升級為東南亞金融風暴。

表面上看，印尼的經濟環境要比泰國好一些，印尼盾在此之前就已經逐步貶值，化解了危機初期的壓力，而這一切都給了印尼人信心。7月11日，印尼政府先發制人，把匯率波幅擴大到12%，此時印尼股市一路飄紅，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還是很充足的。

可惜，這不是真相。

1998年1月，當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危機漸趨平緩時，印尼盾匯率卻一瀉千里，按1997年7月匯價計算，貶值200%，股市下跌50%，社會出現嚴重混亂，印尼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受災最為嚴重的國家。

真相是，與其他東盟國家比印尼經濟其實更糟。

印尼的金融經濟體制是一種可怕的市場，金融成為掠奪者搶劫工具。據說，蘇哈托送給親信的禮物經常是銀行牌照，只要獲得了金融牌照就獲得了撈取國民財富的手段。在這種金融體制中，無論出現多高的不良貸款率都不奇怪，這不是銀行，是掠奪國民財富的機器，目的就是製造不良貸款，而1997年初印尼的不良貸款率曝光數字就已經達到了30%。

過去10年，蘇哈托政府成為維持了7%以上的經濟成長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國民支持。然而，這種經濟成長是以犧牲國民福利為代價的，雖然經濟成長必然帶來就業機會，但未必帶來國民福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國民財富淨損失。

製造事端轉移國內矛盾焦點更是拿手好戲，當權者可能利用居民在某方面的無知轉移憤怒，犧牲某一個群體或者階層，發展到極致就是血腥的騷亂，舉例來說，至今讓全球華人痛徹心肺的排華騷亂。

隨著時間推移，任何地方的經濟都會有所發展，但在蘇哈托及其類似的政治體制下，國民財富很快被集中於某個集團，甚至某些個人手中。國民積蓄的財富實際上早就通過金融體系被揮霍一空，國民也很難獲得人力資本積累，這是典型的“壞的市場”，經濟如果持續增長，國民可以在增量中維持生存，但很難提高福利水準，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國家產出依靠海外市場，國民享受不到自身生產的財富。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都不可能永遠順水順風，就連老大美國也不能，何況東南亞！

總有外力會觸發不健康因素，如果通過金融體系撈取國民財富，那這種表現很可能就是金融危機。

這一點，蘇哈托政府表演得可謂淋漓盡致。

1997年10月印尼已向IMF申請援助，在IMF向印尼提供230億美元的同時，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澳大利亞聯手向印尼注資110億美元，這是繼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後IMF提供的最大的救助。

按常理講，印尼應該無憂。

剛才說的是常理，印尼是壞的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不按常理出牌。

作為代價，IMF要求印尼推進經濟改革，包括調整金融結構、免除關稅、停止巨型建設專案、取消部分行業專利和補貼，舉例來說蘇哈托幼子從事丁香香煙專利權。

蘇哈托同意的很好，一旦IMF資金到位，就開始賴帳。1988年1月7日，蘇哈托政府公佈了財政預算方案。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方案，印尼政府認為1998年印尼至少要有4%的經濟成長率，通貨膨脹率在9%左右。

這個玩笑開大了，整個東盟都這個德行了，您還忽悠。

政府預算就增加了32%，如何能控制通貨膨脹！至於經濟成長率，您如何忽悠都行，反正就是拉高資產價格、擴大政府投資，別說4%，就是40%，只要印夠了鈔票都一樣能達到。

IMF和美國政府非常惱火，國內輿論也一片譁然，IMF和美國認為這是無賴的行徑，此時印尼盾已經自由浮動，國際貨幣是藏對任何風吹草動都洞若觀火，財政預算方案公佈當天，印尼盾跌至最低點，1美元兌換8450盾。

1月8日，IMF公開譴責印尼，點名批評蘇哈圖政府的投資計畫沒有用於國民教育。3月之前，印尼本應拿到第二筆IMF貸款，鑒於此，IMF提出除非印尼能嚴格保證財務紀律，否則將停止援助。美國總統柯林頓當晚親自致電蘇哈托，敦促其遵守諾言，進行徹底的金融改革。

1月9日，印尼全國爆發日用品搶購潮。

迫於壓力，1月15日，蘇哈托發表電視講話，對IMF再次做出承諾：將經濟成長率調低至0，通貨膨脹預期調高至20%，保證財政預算能維持1美元兌換5000印尼盾。

一切都已經無可挽回，面對國內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音、面對美國和IMF的指責、面對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幾乎無處不在的官員腐敗，蘇哈托總統於當年5月黯然下台，結束了23年的統治生涯。

2007年，印尼政府對蘇哈托提起訴訟，有時正義確實可能會遲到，但時光洗盡鉛華，功過是非史筆自有公論。

無論如何追究蘇哈托責任，意義都已經不大了，印尼舉國為蘇哈托的掠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98年一季度印尼經濟成長率為-8.5%，建築業萎縮了27.2%，製造業萎縮了18.6%，金融業萎縮11.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危機前的1086美元下降至436美元。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世界都在為東南亞經濟奇蹟賀彩。1997年後，輝煌不再，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很多人將其歸咎於索羅斯等國際遊資，認為這是西方勢力針對亞洲的經濟陰謀，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甚至希望能對索羅斯提起法律訴訟。

英國匯率體系也敗在索羅斯手下，但從來沒見任何英國首相妄想憑藉政治勢力跑到美國去咬人！

痛定思痛，審視東南亞經濟自身，這並非一種完美無缺的發展模式，或者在起點就註定了敗局，不過是索羅斯的手法使其敗亡更加醒目罷了。東南亞模式的死穴在於政府不恰當干預經濟，並由此成為經濟中最強勢的集團，而政府集團中往往有人借此牟利。

往往，是必然。

利益的驅動是無窮的，沒有蘇哈托，也會有其他人。

東南亞諸國在危機之前並沒有一個健全的法律體系，行政力量淩駕於法律之上。曼谷、吉隆玻、雅加達無不高樓林立、燈紅酒綠，可惜，這不是現代化的本質，東南亞國家領導人似乎被一堆令人頭昏腦脹的經濟成長計畫迷昏了腦子，似乎真的認為可以忽視當代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法律、文明等軟制度天才的走出一條捷徑來。

沒有捷徑。

各種各樣的大企業、大規劃誠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企業集結資金，卻最容易滋生黑金政治和金融詐騙。何況還存在一個可以超越一切的強勢政府，它可以掩蓋矛盾，可以用經濟高成長隱藏既有風險。這麼幹，在一個短時期也確實不是不可以，但往往這種模式會走入路徑依賴，最終的結局必然是對內通貨膨脹、對外本幣貶值。

近半個世紀的經濟成長給東南亞人民帶來了幻覺，似乎經濟就應該這麼增長，經濟成長確實也掩蓋了不良資產等金融體系的問題，國內沒有任何真正有創造力、在國際市場上具備競爭力的企業，就是有這樣的苗子也早早被強大的行政壓力扼殺了，資金出路無一例外後最後必然落腳在金融投機上。

出來混，早晚要還的。

美國新經濟

你本身就是披著金甲聖衣的齊天大聖，現在還沒有變身，是因為還沒有遇到那個，能給你三顆痣的人。當你遇到它，你的一生就會改變

這個人，名字叫金融，才華遇到錢！

美國人或許不勤勞，或許不勇敢、或許不智慧，但是，全世界的勤勞、勇敢、智慧都在這裡集中。

舊金山的東南方，有一片底地叫聖克拉拉谷地，不足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過230萬人，這裡就是名動世界的“矽谷”。

30年代，兩個毛頭小子在一個車庫裡面弄出了振盪器，創立了惠普公司；

50年代，仙童半導體公司創立，矽谷開始發軔；

60年代，矽谷出產半導體；

70年代，矽谷涉足處理器；

80年代，那裡是軟體園地；

90年代，互聯網自此興起，傳遍全球，改變了人類生活。1998年矽谷創造了2400億美元產值，相當於中國當年GDP的1/4。

沒錯，70年代停滯性通貨膨脹給美國帶來了失業，帶來了痛苦；80年代，日本氣勢洶洶購買了美國相當一部分資產。

又能如何?

對矽谷來說，製造業屬於“傻大黑粗”，不打破一個舊世界，又如何建設一個新世界?

矽谷需要的是敲擊鍵盤的纖細手指，需要孕育一種全新的經濟體。在這裡，人們活著不再是為了工作，工作本身就是樂趣，是上帝安排給人類的娛樂。比爾·蓋茨一類的大人物們根本不被尊重，任何一家頂級的公司距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

矽谷，這片土地誕生了電氣化之後最偉大的技術革命：資訊技術，自此，矽谷引領美國，而美國又引領世界。

二戰結束時，現代資訊技術就已經問世，此後30多年電腦從大型到微型、從慢速到高速、從專用到通用、從低性能到高性能，最終普惠於人類，我們終於進入了資訊時代。

美國，為何又是你?

一個人聰明一時並不難，難的是聰明一輩子；同樣，一項創新出現可能確實源於偶然，但一個產業迸發於一個國度，絕非偶然。

道理很簡單，人們在這裡能自由發揮才華，才華能真正變成財富！

你本來就是身披金甲聖衣的齊天大聖，現在還沒有變身，是因為還沒有遇到那個能給你三顆痣的人。當你遇到它，你的一生就會改變

這個人，名字叫金融，才華遇到錢！

美國人或許不勤勞，或許不勇敢、或許不智慧，但是，全世界的勤勞、勇敢、智慧都在這裡集中。

1999年，在加州“矽谷”工作的高科技人員中33%以上是外國人，其中具有博士學位的人50%以上是外國人。

90年代，矽谷、風險投資（VC）和那斯達克終於成為夢幻組合，孕育出微軟、英特爾、思科等超級大戶。

1996年7月17日，那斯達克指數突破千點，之後累創新高，最輝煌的1999年上漲89％，2000年3月10最高位達到5048，先後5000多家企業在此上市，成為全球高科技企業的資金血庫。

這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自此，人們開始將這個時代美國的經濟譽為“新經濟”。

按照一般的理解，風險投資的職責是在幼年期發現高科技公司，然後注資，將其扶持為上市公司，然後出售手中股份，賺取高額利潤。這麼說也不錯，但風險投資不是投資銀行，還要參與企業管理，甚至會把創業者趕出公司。因為擁有科技技術未必能管理企業，從創業到規範的上市公司，在管理框架上會有質的轉變，創業者往往更適合作為技術人員，舉例來說愛迪生、賈伯斯（蘋果創始人）、波薩克夫婦（思科創始人）。

像比爾蓋茲這樣的全才，不能說絕無僅有，起碼很偶然。

那斯達克市場更非傳說中的點石成金，該市場創立於1968年，本意就是為高科技公司融資，但是，過去幾十年裡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名不見經傳。80年代，雷根新政放鬆了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大幅減稅確實削減了聯邦財政收入，但正是企業減稅才刺激了市場化投資，也正是個人稅負下降再次激發了人們賺錢的欲望。

沒人來搶劫了！

有人看到“新經濟”通過一個“創意”(idea)就可以一夜暴富，於是有人成立一批“點子公司”，皮包公司。

新興高科技企業，豈能是一兩句話就可以囊括?如此，世界豈不是一個兒戲?

矽谷是人才的天堂，也是人才的地獄。確實有人在股票上市一夜成為億萬富豪，但創業過程，沒人看見。確實有人靠“創意”發家致富，舉例來說，google、e-bay，只是這些“創意”更新的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從“創意”到運作再到盈利，多少人折戟沉沙?

2000年1~3月份，在那斯達克股票市場新上市的企業有176家，然而，下市的企業也有173家。到1999年底，那斯達克股票市場連續三年來，下市的企業數超過了新上市的企業數。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見金。

新經濟最大的後果，就是美國徹底壟斷了新興行業。創新優勢使得美國“高赤字、高債務”的生存模式得以延續。

於是很多人指責，從“新經濟”時代起美國就憑藉世界金融霸主剝削全世界。這個道理，聽起來是沒錯的。

現在，我讓大家反過來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那為什麼大家都搶著讓美國佬剝削?只要大家不買美國貨，不用美元不就不受剝削了?

全世界人的腦子都秀逗了?

答：不買不行。

世界是一個互聯網的世界，世界更是一個資訊的世界，歸根結底是美國創新能力的世界，你的衣服、你的糧食、你的資源甚至你的金錢，都會向最有效率的方向流動，那裡就是美國。

不是美國站在潮流之前，而是美國本身就是引領潮流。

這段時間美國總統柯林頓又在幹什麼呢?

共和黨不斷炮製“瓊斯案”、“露恩斯基案(辦公室口交)，總統的緋聞層出不窮。儘管對手出於政治攻擊，但也可以肯定，柯林頓總統有很多時間在和美女鬼混，而且不是希拉蕊。

創新的本源是創造者思想的火花，是任何計畫、規劃創造不出來的，等計畫制定者明白過來一切都晚了，創新不需要審批，需要審批的就不是創新了；創新更不需要認定，市場利潤是最好的認定。

90年代後期，印度也建立了很多所謂軟體基地，想模仿矽谷模式，遺憾的是，走進這些所謂的“基地”，看到更多的似乎是兜售軟體的小販，類似於中關村天橋上的吆喝:大補帖、成人片~

跨國貨幣：歐元之夢

國際政治舞台不是電視相親節目，不能靠作秀吃飯，更不能靠醜聞提高知名度。沒好處，政治家們才不會放棄貨幣主權，甚至放棄本國憲法、中央銀行，沒事弄個歐元、歐盟出來解悶。強勢歐元也並非一無是處，起碼可以控制通貨膨脹、刺激外資流入，起碼在美國死磕伊朗海珊的時候，法國可以發出強硬的聲音。最重要的是，歐盟內部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沒有匯率風險，這一條怎麼表揚都是不為過的。

“摧毀了納粹政權之時，我曾問我自己，對這個遍遭塗炭、民窮財盡的歐洲大陸的兄弟公民們，我能向他們提出什麼最好的建議呢我向歐洲提出的建議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聯合起來”。-邱吉爾

歐元誕生，很偉大，而且不只針對金融界而言，因為，是第一個打破國家界限的區域性貨幣。

以下內容並非杜撰，筆者親身經歷。

歐元誕生後，中國人民大學曾經邀請中、日、韓三國經濟學家，組織了一次“亞元”座談會。與會期間，一位日本學者正在津津有味的調侃，大概意思是“亞元”應該以日元為核心。

一位韓國著名學者（此處隱去姓名）突然拍案而起，提出了一條與論壇毫無關聯的命題：“我爺爺就是日本人殺的”！

四座皆驚，座談會不歡而散。

按經濟實力，還是要承認日本是東亞老大。不過，以上事例說明，如果把日元放到馬克的位置上搞亞元，恐怕亞洲人民（日本除外）不會同意。

關於歐元誕生的歷史這裡不講，講多了太枯燥，少了又說不明白，這裡要講清的是歐元誕生前後的文明誘因。

歐洲歷史上曾出現過無數小的城邦、城鎮、領主，指望領主聽國王命令基本不靠譜。但作為地緣，西歐發軔於“希臘—羅馬”文明，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裡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就是英法百年戰爭這樣的歷史事件放到古代中國也就是個軍隊依仗，戰國時代中國就已經一搞就坑殺幾十萬了。

因為勢均力敵，統一歐洲的成本很高，高到一個領主或者國家不能承受。後來，西歐人發現，即使不統一，混得也不錯。或者可以這樣說，西歐的封建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超級猛人。大家都靠契約吃飯，你非要弄個帝國出來，打仗是為了掙錢，不是為了開疆拓土滿足某一個人的自我膨脹需要。

二戰之後，事情變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雄踞於世界之首，蘇聯在邊上虎視眈眈，兩個超級大國沒事搞搞冷戰，搞得西歐相當鬱悶。想跟蘇聯單挑，恐怕不是對手；完全靠老大美國罩著，又不服氣。

既然不能單兵作戰，聯合起來未必不是一種好的結果。

1957年3月25日，法國、前聯邦德國、義大利等6國在羅馬簽署了歐盟經濟共同體條約，史稱《羅馬條約》，邁出了歐洲統一的第一步；1992年12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確立了歐洲經貨和政治聯盟目標。之後，歐盟先後6次擴張，2008年已經囊括了西、中、東、北歐共27個國家。

根據《馬斯垂克條約》，歐盟於1998年7月成立歐洲中央銀行，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超國家的中央銀行，歐盟各國放棄了象徵國家獨立的貨幣政策權力，但是沒有任何指責這是一種喪權辱國的行為。歐洲央行以獨立性著稱，不接受歐盟領導機構指令，也不受各國政府監督，是唯一有資格在歐盟境內發行貨幣的機構，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後，11個歐元國政府將失去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必須實行歐洲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

2002年1月1日，世界上第一個跨國界的貨幣，歐元誕生了。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無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牙買加體系，世界貨幣舞台最拉風的始終是美元。歐元誕生，最不爽的肯定是美元。歐洲中央銀行儼然已經可以和美聯儲平起平坐，盟友成了挑戰者。

舉例來說，您天天吵吵著向全世界要糧食，就算自稱太陽，也不會有人蠢到把您的貨幣作為外匯儲備。

更令美國心驚的是，歐盟具備這個實力：1998年歐盟占世界GDP 30%，為美國的75%，雖然歐元仍無法在世界金融市場上與美元抗衡，但歐元為歐洲地區帶來了低匯率風險、低交易成本、市場一體化

誰敢抗衡我的霸權，那是打你沒商量。

1999年3-5月，美國在科索沃狂轟濫炸，不只是在炸南斯拉夫，還有剛剛誕生的歐元。科索沃攪得整個歐洲都不得安寧，炸彈就在鄰居家裡，投資者肯定要考慮資金安全：2000多億美元歐洲資金流入美國。

於是，美國紐約道瓊指數首次突破10000點大關，逼近11000點。

於是，不但美國公司利潤上升、資本充足、投資力度放大，美國普通人在財富效應帶動下也再次燃起了轟轟烈烈的消費熱情。

可憐歐元，國際投資者先是對歐元穩定性產生質疑，繼而失去信心，歐元匯率就在科索沃炸彈狂轟濫炸下暴跌。歐洲中央銀行行長、財長多次向美國提出希望美國、歐盟、日本三方聯手扭轉歐元跌勢，但美國始終充耳不聞。

剛在科索沃炸了個不亦樂乎，世界經濟老大就挨了恐怖主義飛機撞擊，世界經濟開始顯露疲態。自此，美元匯率一路下滑，歐元又一路走強，半年之內歐元超過30%。柯林頓曾經的口頭禪是“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此時，布希卻反復強調“讓市場決定美元匯率沒什麼不好”。

升值、貶值，反正對歐元都不是好事。

在發展問題上，歐盟自身也有失誤，畢竟歐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為了擴大影響，歐盟裡窮哥們還是有的，舉例來說，土耳其

歐元升值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減少出口，這幫窮哥們還指望擴張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呢，《馬斯垂克條約》把條件限制的死死的，日子很難過。

2004年底，歐元誕生以來12國經濟總體發展趨於停滯，年均經濟成長率僅為1.2個百分點，比起美國，低了1個百分點，荷蘭和義大利年均增長率不超過1%；12國平均失業率達到9%，就是富裕的弟兄，舉例來說法、德失業率均也接近10%。相反，沒有加入歐盟的英國失業率卻僅為4.7%。

歐盟倍感失落。

信任危機也由此而生，2005年5月29日，歐盟創始國之一法國全民公決否決了《歐盟憲法》，歐洲統一進程被重創。否決《歐盟憲法》是有理由的，最大的擔心來自於東擴後土耳其之類的窮哥們，這幫窮哥們會搶他們的飯碗。同時，希拉克當選總理後經濟政策不成功，法國政壇歷來是一個角鬥場，什麼極左派、極右派、主權派等等紛紛希望登場跟希拉克PK，他們當然不遺餘力的忽悠《歐盟憲法》的壞處。

《歐盟憲法》有害處嗎，當然有，而且前面已經提過。

有害處，當然也有好處。

國際政治舞台不是電視相親節目，不能靠作秀吃飯，更不能靠醜聞提高知名度。沒好處，政治家們才不會放棄貨幣主權，甚至放棄本國憲法、中央銀行，沒事弄個歐元、歐盟出來解悶。強勢歐元也並非一無是處，起碼可以控制通貨膨脹、刺激外資流入，起碼在美國死磕伊朗-海珊的時候，法國可以發出強硬的聲音。最重要的是，歐盟內部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沒有匯率風險，這一條怎麼表揚都是不為過的。

為什麼美元能夠搞定歐元，剛才其實已經說過：歐盟只是幾乎具備和美國抗衡的實力，幾乎具備，也就是不具備。看看今天的世界大學排行榜，就知道歐盟的實力到底跟美國差多少了，而且，我認為，用這個方法比較任何國家的實力，一定比GDP更靠譜。

歐元的出現，意義並不在於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強勢貨幣，而在於在某種條件下，國家真的可以和平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謀求一個統一、幸福的歐洲做出權力犧牲。

僅此一條，人類可以看到，世界大同原來不是夢想。

並非尾聲（危機年代） 何謂次貸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對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悲觀情緒，是美國歷史上百年不遇的金融災難。一批名震天下的公司因此倒下2008年，人們已經開始習慣將這場衰退稱為“全球金融海嘯”。

貝爾斯登，這只“從不冬眠的熊”為何將永久冬眠?

是誰摧毀了雷曼的靈魂?

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榮耀能否繼續?

百年通用何以在變形金剛的故鄉走到了盡頭?

何謂次貸

說到賺錢，誰也比不上美國金融界，能創新固然好，不能創新，地產業利潤也是錢！不去撈一把，跟上帝沒法交代。

我國有位地產界賢達語出驚人“我只給富人蓋房”，美國金融界的朋友卻比他更有覺悟：富人的錢要賺，窮人也不能放過。

2001年1月～2003年6月，美聯儲13次下調聯邦基準利率，寬鬆的貨幣政策總會刺激地產市場。

美國，也不例外。

說到賺錢，誰也比不上美國金融界，能創新固然好，不能創新，地產業利潤也是錢！不去撈一把，跟上帝沒法交代。

我國有位地產界賢達語出驚人“我只給富人蓋房”，美國金融界的朋友卻比他更有覺悟：富人的錢要賺，窮人也不能放過。

於是，美國金融界創造了“次級信貸”（Subprime Lending，簡稱“次貸”），所謂次級信貸也就是針對低信用等級公民的貸款。2006年中期，次級房貸已經占到美國地產貸款45%，更有一批機構推出了“零首付”、“零檔”的概念，頗讓地產新政調控下的國人羡慕。

世界上沒有只漲不跌的市場，美國也一樣。實際上，2004年6月開始美聯儲已經連續上調利率，到2006年6月2年間利息翻了5倍。

利率上升，窮人當然還不起貸款，不歸還貸款銀行就會出風險。

很多美國金融機構都是百年老店，經歷過1929年經濟危機，那是見過大世面的，它們並非沒有看到風險。事實是，它們從來沒想自己承擔這些風險，規避風險的手段叫金融工程，就是通過各種衍生品分散風險，而且計算手段相當複雜，專業人士基本也看不明白。

簡單說，經過一系列技術處理，可以將信用級別不到B的貸款改頭換面成AAA級債券，投資銀行再把這些經過打包的債券賣給不同的投資者，然後再由保險機構承保

舉例來說，“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簡稱CDO）。反正，到了最後如果知道自己都買了什麼，也許就會後悔了。

其實任何金融產品都只能分散風險，而不是消滅風險，簡單來說，這些次貸風險依然存在。

如果僅是利率提升、次貸損失也算不上什麼，華爾街如果連利率上調、房價下跌都抗不住，早就不是華爾街了。但是，華爾街金融交易杠杆實在太高，放大了收益，當然也放大了風險。

次貸違約引發了全球對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悲觀情緒，投資者紛紛拋售手中的投資品，這就是傳說中的小機率事件了。

投資產品被拋售→金融市場價格迴圈下跌→要求追加保證金→銀行收縮信貸→流動性緊縮→金融機構倒閉

2007年，貝爾斯登、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GM，一批名震寰宇的公司因此倒下。2008年，人們已經開始習慣將這場衰退稱為“全球金融海嘯”。

至此，金融危機閃亮登場。

致命謠言：決敗貝爾斯登

謠言不脛而走，傳聞貝爾斯登遇到流動性危機。

至今也沒有任何權威解釋謠言出處，但後果是相當嚴重的。

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成立於1923年，被華爾街稱為“從不冬眠的熊”。次貸危機之前，貝爾斯登安然度過了1929年大蕭條，2003年實現利潤11億美元，超越高盛和摩根史丹利，成為全球盈利最豐厚的投資銀行。

即使如此，這家全球盈利最豐厚的投資銀行仍然被終結了，與新世紀不同，終結者是謠言。

貝爾斯登是CDO的締造者，2006年末CDO交易總額高達1130億美元，位居全美（球）之冠。2007年金融市場集體看空次貸衍生品，貝爾斯登當然會受到衝擊，這本就在意料之中。

貝爾斯登屹立華爾街80年，不可能只靠運氣。

儘管原創CDO，儘管是最大交易者，但一切CDO業務都通過旗下投資基金運轉，即使基金破產，貝爾斯登也不會出現問題。2007年6月14日，貝爾斯登發佈公告，稱受抵押貸款市場疲軟影響，旗下兩隻對沖基金受損，不過報告也說明，兩檔基金僅損失總資產10%和20%，總數不過區區15億美元，這個數字並不大。

很快，貝爾斯登接受了更嚴峻的考驗。

9月20日，貝爾斯登宣佈季度盈利下降68%（只是盈利下降，不是虧損）；12月20日，貝爾斯登宣佈計提19億美元減值準備，增加風險撥備。2007年底，貝爾斯登自成立以來首次宣佈虧損，虧損金額為8.54億美元。

此時，貝爾斯登仍然應該有充足的信心，與170億美元資本金比，8億美金不是一個大數。

很多時候，資本金不能證明一切，即使是青萍之末的微風。

2008年3月10日，忌安葬。

穆迪公司調減貝爾斯登債券評級，這再正常不過，貝爾斯登畢竟是CDO始作俑者，而且整個市場都看空次貸債券。

當天，謠言不脛而走，傳聞貝爾斯登遇到流動性危機(缺現金的意思)。

至今也沒有任何權威解釋謠言出處，但後果是相當嚴重的。當日，貝爾斯登歐洲最大的合作夥伴荷蘭合作銀行表示，本周將收回貝爾斯登5億美元貸款，同時終止20億美元貸款額外協定。

貝爾斯登進行了反擊，收盤後對流動性危機闢謠，聲稱這不過是一堆噪音，公司的資產負債表、現金仍然充足。美聯儲也於次日宣佈，3月27日起將通過紐約聯儲向債券市場一級交易商提供不超過2000萬美元融資，期限為28天，交易商名單中貝爾斯登赫然在目。

3月11日，忌納財。

瑞士信貸銀行通知自己的交易員，任何同貝爾斯登的交易都要經過信用風險經理批准，而且，沒有例外。

貝爾斯登交易大廳，艾倫·格林伯格，一位佩戴蝴蝶結、身著黑西裝的80歲老人揮動起高爾夫球杆。

艾倫·格林伯格是貝爾斯登前任老闆，20年前的一次危機，他曾在交易大廳揮動高爾夫球杆，以此表示：貝爾斯登，會依舊輝煌。

今天，這位曾經的靈魂人物希望以此激勵員工，貝爾斯登不會束手無策、坐以待斃，輝煌，將繼續。

3月12日，忌開池。

貝爾斯登總裁施瓦茨通過CNBC發表電視講話，“有人猜測貝爾斯登，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不是事實”。當晚，貝爾斯登致電美聯儲，要求聯儲兌付承諾，為貝爾斯登提供流動性支援(借點現金來用用吧!)。

3月13日，忌安葬。

貝爾斯登股價一瀉千里，客戶開始瘋狂從貝爾斯登提款，當日公司現金儲備僅剩59億美元，幾乎所有經紀夥伴都終止了與貝爾斯登的交易，包括赫赫有名的高盛集團和德意志銀行。

3月14日，忌定盟。

清晨，貝爾斯登終於收到J.P摩根的郵件，是一條新聞草稿：聯儲將通過JP·摩根向貝爾斯登提供28天的300億美元借款，這是1929年以來聯儲第一次向非銀行機構提供救助。

貝爾斯登高管撫掌相慶，終於贏得了4個星期的時間。但是，這不是起死回生的奇蹟，是臨終前的迴光返照，期限：一個晚上。

美聯儲融資被市場理解貝爾斯登已經出現嚴重問題，流動性危機真的出現了。

任何一個金融機構有能力應付擠兌(包括美聯儲也沒有能力應付擠兌)。

在此之前，並沒有任何徵兆證明貝爾斯登將破產，此時，貝爾斯登甚至已經準備好一季度預盈公告。

3月15日，忌破土。

9時30分，貝爾斯登估計進入下降通道，48美元、47美元、45美元，高盛成為貝爾斯登對家，做空貝爾斯登股價

聯儲和美國官方開始擔心如果不能遏制貝爾斯登股價下滑，道瓊指數很有可能在下周下跌2000點以上。當日下午，美聯儲宣佈突然JP摩根的拆借資金期限縮短為3天，距離JP摩根的承諾僅1天。財政部長保爾森通知貝爾斯登總裁，他希望見到周日前貝爾斯登做成一筆交易：

出售貝爾斯登。

今天，貝爾斯登必須抉擇：要麼出售股份，要麼破產。

此時，貝爾斯登有兩個潛在的買家，一是摩根大通，一是Flower公司。Flower提出的方案是，注資30億美元，同時融資200億美元挽救市場信心，16日晚，Flower通知貝爾斯登無法獲得融資，收購計畫擱淺。

只有摩根大通才是貝爾斯登的救命稻草。

16日，華爾街日報網站獨家披露了摩根大通的收購方案：每股2美元，總收購價僅為2.4億美元。很多人認為華爾街日報弄錯了，2之後還有一個0。然而，沒有這個“0”。

“這不是強迫婚姻，這是強姦！”一位貝爾斯登董事發言

16日下午，貝爾斯登的董事們終於做出了艱難的選擇，“2美元總比什麼都沒有強”，在破產和低價收購之間，董事們選擇了後者。

晚間，雙方共同聲明，達成收購意向。

貝爾斯登的股東憤怒了，老子就是在不值錢，14日收盤價還是30美元，比摩根大通僅低6.54美元。貝爾斯登確實沒有違規問題，只要市場信心恢復，貝爾斯登的網路、員工團隊，乃至固定資產都很值錢。

3月17日，百無禁忌。

道瓊指數開盤大跌，貝爾斯登被收購的消息令全球股市癱軟。大家都在想，誰會是下一個?

當日，貝爾斯登股價下滑至2.5美元，終於出現了明顯的護盤力量，投資者明白，貝爾斯登股東們顯然不肯吃這個啞巴虧，貝爾斯登就是破產清算恐怕也比2美元多些。

3月18日，忌動土。

市場信心似乎又回來了，貝爾斯登股價回升至8美元。但是，貝爾斯登已經開始解體，從前台、中台到後台，各團隊都有人離開，據說當日貝爾斯登的工作台空出來了1/3。

今天，已經是人去樓空。

3月19日，忌做灶。

下午5時30分，摩根大通掌門人戴蒙來到了貝爾斯登辦公樓，在這裡他遭到了數百名貝爾斯登股東圍攻，他們警告戴蒙，2美元是絕不能接受的，貝爾斯登絕不做城下之盟，將選擇破產。

為促成交易，財政部開始對摩根大通施壓，保爾森在一次與戴蒙的電話中提到，希望能看到更高的價格。

3月24日，貝爾斯登與摩根大通終於達成一致，最終收購價為每股10美元，鑒於摩根大通在投資銀行界的實力與聲譽，將不再保留貝爾斯登品牌。

西元2008年3月24日，當天貝爾斯登死了，終年85歲。

無解的工程：雷曼之死

雷曼兄弟給華爾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場帶來的傷害是永久性的，雷曼兄弟持有1380億美元優先債券，170億美元後償債券（次級債務），破產意味著這些債券最多只能收回40%，投資者損失可能近千億。

雷曼兄弟擁有158年歷史，2007年淨利潤高達42億美元，在全球500強企業中排名第132位，幾乎涉及所有的金融領域，業務遍及全球，是名至實歸的金融帝國。雷曼兄弟曾倖免于19世紀鐵路公司倒閉風潮、1929年金融危機和長期資產管理市場崩潰，被界內譽為“有19條命的貓”。

2008年9月15日，華爾街迎來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當日美國第三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佈破產，是有史以來美國最大的金融業破產案（同日，第四大投資銀行美林被美國第一銀行收購）。

1850年，德裔美國三兄弟亨利·雷曼、艾瑪努爾·雷曼、邁爾·雷曼在拉巴馬州創辦了雷曼兄弟公司，從此開始了輝煌的歷史：

1929年，雷曼兄弟在大危急中引入私募資本，率先引入PE機制為缺乏現金的公司融資，一戰成名；

1993年，雷曼兄弟為中國建設銀行海外募集債券成功，是中國企業海外融資第一案；同年，為中國政府承銷首筆海外美元債券“龍債”；

2001年，雷曼在紐約世貿中心的總部在911恐怖襲擊中毀於一旦，僅隔一天就組織1200名員工重建總部，恢復了大部分業務，當年，進入標準普爾100指數；

2007年，榮膺《財富》雜誌最受羡慕的證券公司；

危機前夕，雷曼兄弟總資產639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2007年GDP總和

在英雄輩出的華爾街，雷曼走到今天，絕非僥幸。

2003年，雷曼兄弟大規模操作次貸產品，與貝爾斯登相比，雷曼的思路更為精巧，主要經營次貸高級衍生品，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與CDO相比，CDS購買者根本看不出這是次貸產品，對原生貸款違約率更是一無所知。

掩蓋原生違約率的方法，也是金融工程。

雷曼兄弟擁有強大的研發團隊，不但是金融精英，而且是數學家和電腦程式設計高手。即使在今天，我們仍驚歎於這些模型構思的精巧。與CDO相反，CDS認為次貸違約率很高，也對沖了各種違約風險，而且CDS及其衍生品囊括了很多金融產品，次貸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理論上，即使次級房貸者大規模違約，對CDS的收益也不會產生顯著影響，雷曼兄弟似乎認為依靠這些金融工程模型完全可以規避風險。

請注意，這裡說是理論上，這一點很重要。即使金融工程模型再精巧，也不可能模擬人類心理，更不可能估計社會群體反應。

何況金融工程的始作俑者是一批1929年大危機中失業的物理學家，窮極無聊把物理學方法嫁接到金融學，創造了所謂“金融工程”。如果金融工程能真能類比市場，估計設計者早改行創造變形金剛了。

在紛繁複雜的金融工程模型背後，無一例外有著致命的缺陷：模型假設不成立。無論多麼複雜的金融工程模型也不可能囊括世間萬象，所謂小概率事件，某一個時點概率可能很小，某一個時期來看卻是必然。然而，金融工程高手們忽略長期，只求現在，這種金融工程設計無論如何精巧，本質都是不可靠的。

曾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莫頓曾經慨歎自己的模型無效：“我們的模型沒有錯，是世界錯了”。

世界錯了嗎?

沒有，錯的仍舊是那些不著邊際的金融工程模型，當人類把對沖、槓杆這些概念發揮到極致，也就種下了危機的種子。無論美國經濟現在多麼健康，無論美國市場交易多麼有誠信，投資銀行有多麼聰明的金融工程師，能設計多麼精巧的模型，有一個定論是無法更改的：

市場必然有走下坡的時候。

因為，這是金融市場，即使你聰明絕頂，也不可能永遠順水順風。很遺憾，像次貸危機一類的系統性風險，金融工程模型通常不予考慮。

雖然金融工程模型不能類比人類心理，卻真正幹成了一件事：分散風險，在各種投資者中分散風險。隨著金融創新不斷深入，投資者的鏈條會越來越長，從貸款者到投資銀行，從證券市場到債券市場，從機構投資者到個人投資者。經歷借貸、打包、搭售、信用增持、回購協議、評級等等各種環節，到了投資者手中，鬼才知道裡面到底有多少次級貸款。

分散風險，沒錯。雷曼把次貸納入金融市場每一個環節，2007年中期，CDS規模已經達到美國GDP的4倍。次貸本來只是局部風險，經過分散，卻成為一場系統性危機。

而系統性危機，金融工程無法分散。

其實，在次貸危機中，雷曼並非沒有機會全身而退，致命的錯誤在於雷曼對危機嚴重性估計不足。簡單點說，就是雷曼認為美國經濟基本面尚好，次貸危機不會蔓延過久。這種理念很可能源自雷曼過度依賴金融工程，畢竟模型的初衷是轉移局部風險，對系統性風險無能為力。如果認定次貸危機是系統風險，雷曼的金融工程師很可能會很快失業。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新世紀金融公司剛剛破產，2007年5月雷曼兄弟突然宣佈併購美國第二大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鐵獅門（Archstone），併購耗資220億美元。因為，雷曼金融工程師認為，2007年美國地產業仍然很景氣，舉例來說，紐約市區的租房率應該要從6%上升至6.5%。這種預測和戰略當然是相當瘋狂的，斷掉了雷曼最後的生存機會。

2008年3月貝爾斯登被收購，雷曼與貝爾斯登資產結構極其相似，市場開始做空雷曼股票。雷曼兄弟感受到寒冬，當月，雷曼兄弟對次貸減計18億美元，裁員3500人。此時，雷曼對自己的絕境仍然一無所知，貝爾斯登破產前一天，雷曼兄弟公佈季報實現盈利4.89億美元。

2008年4月，雷曼旗下三家對沖基金破產清算；

2008年5月，雷曼兄弟股價已經不足淨資產60%；

2008年7月，雷曼兄弟股價大幅下跌，7月下旬市場盛傳高盛對賭雷曼股價下跌，雷曼兄弟可能成為貝爾斯登第二

此時，破產在所難免了。

911事件摧毀了雷曼兄弟總部，沒有摧毀雷曼的靈魂；7年後的9月11日，才是雷曼兄弟真正的911事件，當日雷曼股價暴跌41%，收在4.22美元。次日，保爾森公開表態，美國財政部不會“浪費納稅人稅款拯救雷曼兄弟”，市場眼鏡大跌。

9月15日穆迪、標準普爾下調雷曼兄弟評級，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金融帝國轟然倒下。當天，雷曼兄弟與半年前股價相比，跌去了99.79%，當日道瓊指數創911事件以來最大跌幅4.71%。

雷曼兄弟給華爾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場帶來的傷害是永久性的，雷曼兄弟持有1380億美元優先債券，170億美元後償債券（次級債務），破產，意味著這些債券最多只能收回40%，投資者損失可能近千億。中國也是受害者之一，截至9月15日，中國銀行系統共持有雷曼兄弟債券8億美元左右，如果核算央行持有的美國債券，損失會更大。

9月22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應約與美國總統布希通電話，據新聞報導，胡總書記表示對美國穩定金融市場措施表示支持，並希望美國相關政策能夠成功。

人們開始意識到，次貸危機是美國歷史上百年不遇的金融災難

華爾街生死劫：最後的投資銀行

摩根史丹利和高盛的轉型意味著美國獨立投資銀行模式的終結，主流金融機構恢復到1929年經濟危機前的狀態。恰恰是在1929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危急中，混業經營同樣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根源。

面對洶湧而來的金融機構破產潮，美國政府雖然信奉自由市場，也不太可能讓市場自由崩潰。2008年9月19日，雷曼倒下後的第四天，美國財長保爾森主導的救市計畫出爐，人們將之稱為“保爾森計畫”。

政府擬動用7000億美元購入已經喪失流動性的按揭證券，為解決資金來源，要求國會批准國債法定上限提升7000億美元，國債收入將在兩年內用於購買金融機構的“不流動證券”。

布希總體當日發表演講為方案辯護：

“方案需要投入可觀的納稅人金錢，但我認為這個進取的做法對美國家庭造成的代價，相比其它方案下遠低。我們的金融市場繼續受壓，只會釀成大規模職位流失，搞砸退休金帳戶，進一步削弱房價，新批的房貸、車貸和大學學費借貸變得乾涸”

美國國會歷來是一個博弈角鬥場，任何提案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何況保爾森計畫是1929年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最大規模的救市計畫。

9月21日，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在國家發展網站上公開指責救市計畫，呼籲保守派議員們不能匆忙通過該議案；一天後，金里奇再度語出驚人，稱拯救方案是為了收買人心，他甚至要求總統解聘自己的經濟小組，言下之意要保爾森和柏南克走人。政壇以外，包括詹姆斯·郝克曼、奧利弗·哈特大牌經濟學家在內的122名學者致函國會，稱保爾森計畫缺乏公平性，細節含混不清，計畫將在長期損害美國創新能力和資本市場。

顯然，否決救市計畫會引來市場暴跌，此時距離總統大選只有6周時間，議員們未必敢以政治生命作為賭注，金里奇畢竟是“前”議長。

9月23日、24日，美國財長保爾森和新任美聯儲主席柏南克接受國會山質詢，兩位金融巨頭痛陳，美國經濟已經“危在旦夕”。但是，令議員難以接受的是，保爾森曾任高盛集團董事長，聽證會上他未能充分論證計畫如何惠及民眾，卻通篇在談如何支持華爾街頭寸和金融巨鱷。

議員們開始指責保爾森，他“不過是將財政部的臨時辦法變成立法”，“從前說美國經濟基本面很健康，突然又提出經濟即將崩潰，我無法接受”，最終，保爾森未能說服議員。

時間：9月25日晚；

地點，白宮羅斯福廳；

事件：面對民主黨眾議長裴洛西

保爾森突然下跪。

面對這位曾經叱吒華爾街的現任財長保爾森，這位民主黨眾議長女強人很無奈，“要知道不是我，而是共和黨在抨擊你的議案”。大概是出於財長一跪的感動，28日，裴洛西在國會大廈宣佈政府已經和國會就保爾森計畫達成協議：總額7000億美元救助資金分期撥付，財政部可以馬上動用3500億美元，其餘一半等待國會批准；救助範圍擴大到養老基金、州政府、中低收入家庭為主的社區；至於金融機構，不得藉此行事“金色降落傘”。

裴洛西說的沒錯，民主黨不是救市計畫的主要障礙，民主黨雖然也抨擊救市計畫，但只是要求政府不得將救市資金交給華爾街。反而是布希所在的共和黨對議案百般質詢，甚至聲稱選民不會支持，要求另行制定方案。

結果，被裴洛西說中了。

男兒膝下未必有黃金，美國財長膝下也不行。

29日，眾議院以228反對，205票贊成否決了協議。道瓊指數應聲下跌778點，單日跌幅7%，再次刷新了華爾街歷史的單日下跌點數，保爾森只能仰天長歎，“我對今天的投票結果非常失望”。

但是，金融對美國實在太重要了，呼吸之間都要靠這些機構融通資金，沒有金融機構等於直接斷送美國經濟，這樣大家都得不到好處。顯然，議員們也知道救市方案的重要性，否決提案後，兩黨開始互相指責，痛斥對方投反對票是不負責任。隨後，兩黨領袖公開表示不會讓法案胎死腹中，要尋求其他途徑救市。民主黨和共和黨州長協會也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兩黨通過救市計畫，挽救岌岌可危的美國經濟。

“如果該計畫擱淺了，那就只能乞求上帝來拯救了”。

保爾森計畫開始了並不漫長的修改過程，雖然修改的內容很多，但關鍵的只有兩條：一是聯邦存款上限從10萬美元上調至25萬美元，二是增加了一條為期10年總規模達到1520億美元的減稅計畫，這些條文讓法案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支持，也儘量避免了黨派色彩。

10月1日，參議院以74票贊成25票反對，通過了修改後的議案。10月3日，眾議院以263票贊成，17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再次修訂後的提案，救市計畫總規模提升到8520億美元。

挽救美國經濟，這只是第一步，更多的人還是相信：“華爾街那些貪婪的豬，不值得勤勞的美國人民伸出雙手”。

投資銀行曾經是世界金融的驕傲，摩根史丹利、高盛、瑞銀、雷曼兄弟、美林，每一個名字都富有傳奇色彩，每一個巨無霸的背後都有著無數炫目的金融巨匠。

金融海嘯突然擊潰了這些金融帝國，西元2008年9月22日美聯儲宣佈批准高盛和摩根史丹利轉制為銀行控股公司，向包括美林在內的投資銀行提供更多流動性支援。

華爾街，被徹底終結。

獨立的投資銀行同樣是金融風暴的產物，上世紀30年代為隔離商業銀行和華爾街，美國國會通過了史上最為嚴厲的監管法案之一《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投資銀行不准涉足商業銀行業務。

根據這個法案，1935年摩根財團被肢解為JP摩根和摩根史丹利，分治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

摩根史丹利是那個時代的投資銀行貴族，它不會去搶別人生意，與每一家客戶都是獨家業務，摩根側重選擇“沒有背景、有事業心”的青年成為雇員，今天投資銀行遍地皆是協調人員，這些人在那時的摩根根本沒有位置，他們被鄙視為“推銷員”。說摩根史丹利是投資銀行貴族，一點都不過分。

那個時代，整個摩根史丹利為了融資者而存在，對資本提供者的回報只是副產品。今天，堂堂摩根史丹利居然以犧牲員工個人尊嚴為代價去換取業務！

如此投資銀行，焉能不敗?

整個50年代，在當時的這種企業文化下，摩根史丹利都展現了非凡魅力，經常一單業務就刷新了世界投資銀行界記錄：1953年承銷通用汽車公司3億美元的債券，1957年承銷IBM公司2.31億美元股票發行

“如果上帝要融資(借錢)，他也要找摩根史丹利”。

70年代，高盛、所羅門兄弟等一批競爭對手逐步壯大，開始與摩根史丹利爭奪客戶。此時，一個決定性的人物出現了：羅伯特·鮑德溫。

他把平民行銷思想帶入了摩根史丹利，鮑德溫敏銳的意識到，摩根的對手正在取悅資本的供給方，而摩根恰恰相反。在鮑德溫主導下，摩根業務重點開始涉足證券經銷，在此之前這種業務一向為摩根視為“垃圾”。

自此，摩根史丹利開始以強硬的態度蠶食中小企業IPO業務，到上世紀80年代，投資銀行領域的市場細分被徹底打亂，摩根史丹利、高盛、雷曼兄弟等美國本土投資銀行開始了愈演愈烈的廝殺。

有競爭，是好的；過度競爭，是壞的。

如果說80年代投資銀行之間的業務競爭還能限制在理性範圍之內的話，那90年代的競爭無疑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正是這種競爭毀掉了投資銀行帝國。

1995年8月9日網景公司上市，這個沒有一分盈利的公司開盤即飆升至71美元，地球引力在這一刻消失了。自此，幾乎所有投資銀行都組建了科技行業部門，摩根團隊也開始鋪天蓋地的自我標榜，驟然興起的美國高科技行業給投資銀行帶來了無盡的業務源泉，實際上，這是一批良莠不齊的上市公司。

為了搶奪市場，包括摩根史丹利在內的投資銀行開始以巨額獎金激勵員工獲取市場份額，這種方式對投資銀行貴族式企業文化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自此，即使在同一家投資銀行內部，團隊之間也是山頭林立，為爭奪業務自家也可以白刃戰。

摩根對市場的承諾是“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至此，墮落為“只要能成交，賺一票算一票”。

在高科技神話中，投資銀行不遺餘力“創新”了金融產品定價方法，傳統折現核算不可能為網路公司定價，由此一系列的離奇指標開始進入投資銀行模型，而今天來看，無論如何衍生，“點擊率”這些指標實在是不能作為盈利基礎。

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現代化服務法案》，正式解除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模式，恢復了商業銀行開始兼營投資銀行的業務領域。投資銀行無一例外開始大規模涉足垃圾債券，很遺憾，次級貸款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2001年9月11日，摩根史丹利在世貿中心的總部被恐怖主義份子炸掉，為新世紀的摩根帝國投下不祥的預兆。

911之後，美國地產市場開始逐步回暖，CDS債券大行其是，2006年12月，摩根史丹利以7億美元的價格併購了Saxon，一家專門經營次級抵押貸款的公司。

然而，無論摩根史丹利還是高盛都是江湖屹立百年的門派，不能單靠忽悠，次貸危機之初，摩根史丹利就已經有所察覺。2007年開始，摩根史丹利就開始在市場中不斷做空次級抵押債券。

猜到故事的開頭，未必能猜到故事的結尾。

這個超凡的預見沒能挽救摩根史丹利，反而給它背上了一個大包袱。因為按金融工程理論，市場下滑時優質債券表現要優於劣質債券，這似乎是一個常理。由此，為對沖做空CDO債券風險，摩根史丹利在2007年初購入了大量超優先CDO，因為超優先CDO債券評級優於CDO（實際上在危急中這種債券的市場表現更差）。

市場是無情的，雖然摩根史丹利在做空CDO上獲得了大量收益，然而這並未能彌補超優先CDO債券帶來的損失。截至2007年8月，摩根史丹利稅前虧損為37億美元。即使如此，這些對摩根史丹利來說也不是不可彌補的，畢竟這家百年老店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投資銀行，時至今日仍舊保留了資本實力和充足的流動性。

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市場普遍認為摩根史丹利和高盛也將繼雷曼兄弟後塵。此時，相信摩根史丹利的高層對自己變身並沒有充分準備。當天，摩根史丹利高層仍舊聲明沒有任何想法染指商業銀行業務，有足夠的財力支撐自己成為華爾街最後的投資銀行。

在金融市場中，有一個法則：如果市場認為一件事是真的，那這件事就是真的。

因為，市場是神。

2008年9月17日，摩根史丹利股價下挫37%；9月18日，盤中最高下挫46%；幸運的是，此時市場已經有保爾森計畫的傳聞，當日摩根史丹利股價以小揚升，收於22.55美元。

即使如此，比股價下跌更可怕的事情仍然發生了。摩根史丹利的優質機構經紀業務已經流失30%，據說這些客戶普遍認為有著穩定資金來源的商業銀行更加可靠。

9月20日，摩根史丹利向美聯儲申請轉型為商業銀行控股公司，次日獲批同意。同日，獲得同樣批件同意的還有摩根史丹利的難友，在全美投資銀行排名第二的高盛。

一年之前，華爾街還認為金融監管是業務創新的絆腳石，此時為了挽救自己，接受美聯儲監管卻成為救命稻草。

華爾街，回到了80年前。

摩根史丹利和高盛的轉型意味著美國獨立投資銀行模式的終結，主流金融機構恢復到1929年經濟危機前的狀態。恰恰是在1929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危急中，混業經營同樣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根源。今天，又是一場大危機，終結了獨立投資銀行模式，究竟哪種模式更適合抵抗危機或是促進經濟發展，也許本就很難說清。

終束了嗎?

也許，只有危機才能讓市場選出最優秀的金融體制。

天下風雲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

皇圖霸業談笑間，不勝人生一場醉。

提劍跨騎揮鬼雨，白骨如山鳥驚飛；

塵事如潮人如水，只歎江湖幾人回。

重整山河待後生：百年通用

長期併購使得GM產量超強，但最美麗的女孩也會年老色衰，沒有內涵，不可能靠容貌名垂千古。GM的產能就是這位遲暮的美人，空倚門欄，卻再也不會被消費者選在身側。

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創立於1908年，1931年開始直至2008年，GM不但始終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還定義了戰後跨國巨頭的運作方式。

上世紀30年代，GM創立了雪佛蘭、奧克斯豪爾、歐寶等品牌，創新了獨立前輪懸掛等汽車技術；

上世紀70年代，GM率先使用了無鉛汽油，兩年後推出了安全氣囊；

上世紀80年代，GM實施自我重建，創立了一體化全球團隊；

上世紀90年代，GM創造了生物燃料和混合燃料

GM曾經是美國人的驕傲，代表著工業文明，20世紀50年代，通用總裁查理·威爾森曾經在國會山驕傲的說“凡是對通用有利的，都對美國有利”。

60年，一個甲子，GM輪迴於生死之間。2009年6月1日，GM正式申請破產保護。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GM沒有走完

提到GM破產原因，人們總是指責美國汽車工人工會過於強勢，提及豐田等日系汽車的挑戰。然而，GM與豐田之爭已非一日，GM管理層更不可能糊塗到看不清人力成本高昂，緣何百年GM始終未能彌補自身弱勢?GM疲態在金融危機前就已經出現，不過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徹底擊潰了這位百歲老人。

其成其敗，都與金融相關。

殘酷的商戰中，GM最為有效的策略就是併購：在歐洲併購歐寶，在澳大利亞併購霍頓，在亞洲併購大宇，大規模併購中，GM迅速獲得了海外市場，這種跨國併購一度成為世界產業模式典範。

然而，這不是真相。

大規模併購背後，是類似於華爾街投資銀行一樣的激勵機制和企業文化。GM從1918年起就開始推行“經理人持股計畫”，將管理層薪酬與企業當期業績直接掛鉤。

對每一任GM高管來說，都要受到巨大的當期業績壓力，併購無疑是最有效的擴張方式。

於是，GM沒有像選擇德國大眾一樣持之以恆改良工藝，也沒有像邁巴赫一樣的頂級手工工藝，更不像日系車考慮燃油費用；面對全美汽車工人工會，管理者也得過且過，強硬的態度會引發罷工，立刻影響當期業績；更不敢跟經銷商叫板，經銷商轉投他人，對當期業績來說是硬傷。

GM管理層卻有著充足的動力推進海外併購，每次併購都將是一次海外擴張，能迅速帶來市場份額，能迅速提高當期業績。

日復一日的併購成就了GM成為巨大的企業，也日益消磨了巨人的創新鬥志。對GM來說，創新，只意味著創新廣告概念，這樣可以提高市場份額，舉例來說，不切實際的生物燃料技術。上世紀80年代GM還曾經投資小型車Saturn，90年代也曾投資EVI電力車。然而，90年代後期GM創新投資大幅下降，最後竟然連技術也要靠併購。

2000年後小型車在市場上站住了腳跟，世界石油價格波動，GM驚訝的發現市場已經是小型車的天下了。然而，自主創新卻非一日之功，GM的併購主體是銷售管道和海外品牌，面對挑戰，這位老人顯得手足無措。GM竟然將巨額費用用於遊說政府維持低油價，甚至放棄了電動車EV1項目，使得豐田Prius混合動力車在美國本土長驅直入。

長期併購使得GM產量超強，但最美麗的女孩也會年老色衰，沒有內涵，不可能靠容貌名垂千古。GM的產能就是這位遲暮的美人，空倚門欄，卻再也不會被消費者選在身側。

更為可怕的是，GM突然發現自己甚至調整產能都不可能，GM高管無力對經銷商採取強硬態度進而緊縮生產，也不能壓低勞動力成本。到2005年GM的在職職工小時工資均數為80美元，而豐田美國本土的這一數字僅為50美元。GM那時的策略，只能是消費者激勵（過度）、簡化產品（降價），甚至是降低研發費用。

飲鴆止渴。

一切的根由，都是GM自身對高管的激勵機制，如同貪婪的投資銀行家，他們太看重高薪了。

即使如此，GM並非沒有機會

2005年美國富豪柯克·科克裡安（Kirk Kerkorian）收購了通用汽車9.9％的股票，成為通用汽車最大股東，其特助-約克進入了GM董事會。

特助-約克和總裁的經營思路截然不同，特助-約克希望GM能對市場份額和收入預期持更現實的看法，削減多餘產品和品牌、出售或關閉並不賺錢的業務，並以全新的視角看待通用汽車。同時，特助-約克希望董事會儘快實行自己的經營方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時間就是一切”。

科克裡安(代表董事會)和GM總裁瓦格納變成尖銳對立，2006年6月董事會-科克裡安對總裁發表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公開信，要求GM和雷諾日產聯盟，希望趕走總裁-瓦格納。

美國企業中，並非成為大股東就可以控制董事會，那是教科書上的傳說。控制一個企業，控股遠遠不夠，還要有控制企業的經營團隊。原總裁不配合，沒事；如果整個企業員工都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就是全資控股也沒用。

教科書告訴我們，大股東可以通過董事會換掉總裁。

對GM這樣的企業來說，這是胡扯。

以高薪在市場招聘員工，想加盟GM的人會擠破頭；即使以全世界最高的薪水聘請GM總裁，會發現，這個位置根本無人可替，因為全世界稱職的人以個位數計算，而且他們早就有了自己的舞台。這樣一個帝國，需要指揮若定，需要當機立斷，需要，任何人都可以被封為GM總裁，只是一紙律令根本無法保證控制整個企業。

何況，科克裡安並沒有在董事會取得多數席位。

瓦格納在GM經營多年，在中小股東中頗有威望，最終GM總裁瓦格納取得了董事會支持，質疑董事會的科克裡安聯盟的合法性，進而單獨組隊與雷諾日產談判。

GM總裁瓦格納談判的結果失敗，因為他堅持雷諾日產必須為入股GM支付股權溢價，這是雷諾日產不可能接受的條件。

隨後，特助-約克離開GM，董事會的科克裡安，也清空了手中的GM股份，GM喪失了危機前最好的自救時機。

此時，次貸危機已經席捲全美。

美國人開始勒緊褲腰帶，個人消費明顯下降，GM融資管道受阻，失去信貸途徑的GM開始搖搖欲墜。2009年9月，GM、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家汽車巨無霸的CEO到華盛頓要求政府支持底特律汽車產業。令人憤怒的是，如此困境之下，三巨頭仍然包了一架專機，這激怒了國會山莊。

結果是，申請沒有獲得批准。

11月，GM向美國國會遞交了第一次生存計畫（Viability Plan I）。

GM破產，顯然是美國政府非常不願意見到的，不僅因為GM自身數以萬計的工人，更為關鍵的是GM背後超長的產業鏈會因此崩潰。為避免GM破產，前總統布希調整了國會援助計畫，向GM緊急援助134億美元。不過，134億對虧損幾近千億的GM來說已經是杯水車薪了。

2009年2月，GM宣佈2008年底公司只剩餘140億美元現金，若無政府救助將無法生存。當月，GM向國會遞交了第二份生存計畫書，同時向瑞典和德國政府求助。

即使此時，GM的總裁瓦格納仍舊堅持絕不破產，並向國會痛陳，破產將使得300萬人失去工作，GM無法重整山河待後生，因為，沒有人會購買破產企業所產的汽車。

國會拒絕了GM的生存計畫書，瑞典表示“瑞典國家和納稅人不會擁有這家工廠”，德國政府也表示即使援助GM，也要符合歐盟法律，資金不會流出歐洲本土。

好萊塢巨片中的博派變形金剛並沒有來拯救奄奄一息的GM，西元2009年6月1日上午8時，GM正式向紐約南區法院遞交了破產重組保護申請，此時GM淨負債額已達906億美元。

GM，在變形金剛的故鄉，走到了盡頭。

金融支撐世界，誰在支撐金融

如果複製、拷貝甚至盜竊核心技術真的可以強國，如果真的以為通過拆分別人產品領悟創新真諦，那麼世界上就永遠不會有弱小的國家了，再窮、再小的國家也會有天才。

引領創新的，是金融；決定創新的，是教育。

毫無疑問，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回顧美國崛起之路，我們試圖勾勒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

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是：美國好像從來就沒有國家發展戰略。

從華盛頓時代，美國就沒有所謂的發展規劃，愛迪生沒有獲得國家基金支持，柯林頓也沒有制定偉大的資訊產業綱領。非但如此，人們對聯邦政府好像從來就不怎麼尊敬，沒事還經常刺殺總統解悶。

這是一個信仰新教的國家，從移民時代開始清教徒就不斷移民新大陸。他們的思想始終為利益驅使，他們確實沒有綱領性檔，但每一個人又遵循同樣的行為準則：在現行法律框架內，賺錢、賺大錢、賺更多的錢。

或許沒有人專門為他們設計，但他們確實朝著這個途徑在走下去。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湧現了一批“大王”：牛肉大王、糧食大王，各行業都有大王。他們是那個時代美國的中堅，但他們也終結了自由競爭時代，在殘酷的商戰中成長起來的壟斷企業，今天它們被叫做「托拉斯」。

競爭必然有失敗和勝利，也就必然有兼併重組，產業趨向壟斷就是不可避免的，最後必然產生「托拉斯」。「托拉斯」被肢解，自然也就成了金融控股集團，產業資金轉向更高端的汽車、石化，當這些再度稱為夕陽行業，他們便轉向了生物、核工業，跟著就是20世紀末的網路和虛擬經濟，其中的關鍵，是創新。

產業代表著利益格局，當主導產業形成，利益格局也就給定了。不僅美國人，全世界人民都一樣，在既定的產業格局下要分割利益，不能說不可能，至少相當難。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能引領世界發展，民主國家希望，專制國家也希望。引領世界發展，僅有理想是不夠的，甚至發憤圖強也不夠。

中國人民勤勞、勇敢、智慧，美國人民也不懶惰、愚蠢、懦弱。街邊小販也很勤勞、對付城管也很勇敢、討價還價更是智慧。

一個街邊的小販，他還是一個街邊小攤販。

靠這些，永遠成不了富人，更不可能讓一個國家一個產業走進真正的高端。從底層走到最高端，僅靠勤勞、勇敢、智慧，沒有可能。

唯一的方法，就是創新。

創新一種新的產品，一種新的理念，甚至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此時，舊有利益格局就會被打破，而創新者，就會成為高端。

這是捷徑，也是唯一的途徑。

一百多年美國的產業創新中，金融為創新提供了充足的燃料，錢，世界資本在美國從一個產業轉向另外一個產業，而在經濟分工中，美國始終掌握著產業中最核心的創新。美國手中也始終掌握著世界最強大的資金，這些資金每日夢想著尋找更高的報酬，通過金融市場，一個個泡沫被吹出來，鐵路、電器、汽車、生化、互聯網，在泡沫中這些技術的賺錢前景被看成七彩玄幻，但最終在金融市場的引導下變為現實。

當一個夕陽產業落後於時代，核心技術被別的國家掌握時，新的技術便會出現，因為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只有獨立掌握核心技術，才有可能賺更多的錢。拆分標準石油公司又能如何，拆分微軟又能如何，美國始終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創新能力，有著世界上最優秀的技術。其他國家始終被壓制於產業鏈的最低端，包括歐洲，也包括日本和中國，只不過，我們更低。

可以複製產業模式，可以複製機械設備，甚至可以複製軟體原始程式碼，永遠不可能複製的是第一次的創新！

如果複製、拷貝甚至盜竊核心技術真的可以強國，如果真的以為通過逆向工程，拆開別人產品領悟創新真諦，那麼世界上就永遠不會有弱小的國家了，再窮、再小的國家也會有天才。

引領創新的，是金融；決定創新的，是教育。

面對西方列強大清朝有人提出“富國強兵”，可從來就沒人提國“富國強民”。孫中山曾向李鴻章諫言，西人之所以船堅炮利是因為“人能盡其才，貨能暢其流，地能盡其用”，唯獨追求船堅炮利是捨本逐末。

沒有富足的人民，哪來強盛的國家；沒有富足的人民，怎麼會有勇猛的士兵；沒有富足的人民，又憑什麼稱雄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德國甚至日本在強盛之前都是率先發展教育，日本甲午賠款相當一部分用於國民教育。昨日風流不可述，今天，全世界大學排行榜中的前10位，8所是美國院校，其餘兩所則是大學的濫觴，牛津和劍橋。

以此克敵，何功不建?

大概還不能稱呼這個邏輯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因為並沒有一個專門的政策規定這些，這些是每一個人的行為理念：一代人會比下一代人更幸福。

美國政府做的最多的事情，不是試圖引導產業資本，而是放任自流，給創新以空間。但是在教育方面，從來都是毫不含糊，即使南北戰爭內戰期間，林肯總統一樣要頒佈《莫里爾法》，各州每入選一名聯邦議員就要贈與本州學校3萬英畝土地。

即使存在金融危機，1929年那樣的風暴也未能擊潰這位世界經濟新秀。因為，這種教育體制給予人類一個公平起點，如果經濟體制的遴選過程公平，優秀人才勝出就是必然，最後也必將經歷持久的繁榮。

只有這樣才可能有一個正常的社會階層流動機制，即使最底層的人也有機會身披金甲聖衣、腳踩七色祥雲，最後成為齊天大聖。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如果王侯將相有種，絕大多數人也就斷絕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要說創造財富、不要說穩定、更不要說創新，全社會都會圍著財富存量在爭鬥，所有的一切就會變得沒有規則，這時候，維繫整個社會的剛性鏈條能存在多久都成為問題。

於是，我們會看到暴戾、每一個人都不會感覺幸福，窮人不幸福、有錢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

當然，也有其他途徑能過上好日子，舉例來說，搶劫。

中古時代，西班牙就搶劫美洲大陸為生。對國家戰略而言，能出門搶劫別的國家也算一條路，搶劫自己人卻絕對不可能造就世界強國，因為，被剝奪者不可能比剝奪者更強勢，因而也就只能是惡性循環。

90年代初的東南亞，正是這樣一個體制：現有制度框架本身就具備掠奪性，只有進入體制內機構才有掠奪的可能，當掠奪已經成為習慣，這種制度就很難打破自身迴圈。這種所謂的高端只能維持極少數人過上富足生活，因為，沒有創新，國民財富總數就是一定的。

創新必然會分割利益格局，而現行制度框架的本質，就是不允許這樣做。技術創新，靠的是利益激勵；制度創新，同樣也需要利益激勵。然而，制度創新要遠比技術創新艱難。在一個給定的利益格局下，需要變革利益結構的人恰恰不可能去變更現行制度。而對任何一個單獨的個人，即使有很強的能力，改變制度的成本肯定高於躋身于現行制度的成本。

創新，難以為繼；危機，就成為必然。所以，金融禍水就會向東流！

所以，儘管我不能提出一個解決危機的方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個相信大家都不會罵我的辦法：中國教育經費應該增加，尤其對北京外國語大學！

並非結局

昨天被倒掉的牛奶，就如同今天倒下的雷曼兄弟，兩者並無二致，都是因為創新的潛力耗盡，只不過一個是工業革命，一個是資訊化。

換了一個馬甲，就認不出來了?

既然認出來了，那麼，人類如何才能避免經濟危機?我用了一本書的內容廢話，其實，就為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金融將引領世界走向何方呢?等下本書，再跟您細聊。

全球金融海嘯源於次貸危機，全世界人民都跟著美國倒了大楣，所以，有人說次貸危機是一場陰謀。

才沒有這回事呢!

搞垮自己，就為拖累別人?鬧這麼大動靜，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終於過上窮人的日子?破產，順帶剝奪別人?大概只有為吸引眼球才提出這種思維，這是古龍《絕代雙驕》裡一個典型的惡人“損人不利己”，白開心。

就算美國統治者有這個賊心，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世界廣大人民也不會同意！

說次貸危機不是陰謀，是因為金融根本沒有這麼大的魔力。次貸僅僅只是一種融資模式，一個融資模式就能搞垮全球經濟，留你何用?

萬事萬物，有因，才有果。全球金融海嘯，也如此。全球金融海嘯只是一個馬甲，如同一個幽靈，它早就遊蕩於世界了。

在國家戰略中，只有白癡才這麼幹。

說次貸危機是場陰謀，太高抬陰謀者了，也太高看金融了。

說危機不是陰謀，是因為金融根本沒有這麼大的魔力，次貸只是一種融資模式，也只是誘因，如果金融的破壞力真的這麼巨大，要它何用?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莫非，金融就為製造危機?

現在，分析這場危機的文章鋪天蓋地：有人把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拉下神壇，責難20世紀末期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為本次危機埋下禍根；有人痛斥美國居民的消費習慣，信用消費透支了美國的未來；有人將禍端寄存到華爾街，指責無良的投資銀行家，唾棄毫無用處的金融工程模型，這些，都對；這些，也不對。

說對，是因為這些都是誘發危機的原因之一；說不對，是因為任何一個單一因素都不可能引爆危機，更不可能誘發全球金融海嘯。與其他金融海嘯職業寫手相比，我並不深邃。在這裡，我也只能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給出一個更寬泛的視角。

去掉細枝末節，勾勒出一個危機的骨架，或許我們能有新的認識：

→經濟繁榮→流動性寬鬆→房價上漲→發放次貸→對沖風險（CDO等衍生債券）→房價下跌→次貸損失→對沖衍生金融工具損失→市場信心下降→金融機構倒閉→流動性緊縮→實體經濟下滑→大型企業崩潰→全球經濟危機→

萬事萬物，有因，才有果。金融海嘯，也如此。

現在，讓我們順著這個邏輯回到工業革命之前，在第8章我們曾提到過一個名詞“生存經濟”，現在，讓我們溫習一下。

生存經濟中不存在金融或者經濟危機，這個時候人們能吃飽飯就不錯了，市場的激勵作用可以完全忽略，活下去才是最大的激勵。倒是組成集體抵抗自然（異族）的激勵非常強，於是我們有了氏族，有了部落，最後有了領主乃至國家。

如果用當代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可以說這個時代人類的需求具有無限彈性，因此，無論生產什麼，人類都能消費掉。

於是，在這個時代，我們的歷史中有了集權式的秦漢和羅馬帝國，蒙昧時代，集權是抗衡自然的最佳途徑。

東亞始終在一個“集權-崩潰-集權”的圈子中迴圈，國家政權始終是最有力的主體，於是東亞人更相信力量（權力）是獲得財富的主要途徑。確實，東亞自古不存在經濟危機，那是因為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我們始終沒有跳出生存經濟的限制，沒有市場，何來危機?因為沒有創新引導投資，獲得財富的唯一管道就是詐騙或者掠奪，所以我們有了“無商不奸”， 所以我們說“竊國者為諸侯”。當被掠奪者進入絕境，那就是農民的反叛與戰爭，這種經濟迴圈的表現形式更為殘酷，殘酷到是戰爭，要死人，甚至滅族。

西歐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孕育了城堡封建模式，由於沒有任何一方具有壓倒性優勢，所以，必須在規則之內武力競爭，於是，西歐有了騎士一對一決鬥；再往後，有了交易中的公平契約，西歐人希望在競爭中獲得收益。

市場競爭需要超越對手的實力，最大的長期獲利方式就是創新！無論是生產工具還是政治體制，西歐都沿著這個軌跡前進，所以在西歐率先出現了系統的科學技術，完整的商業銀行、資本市場，因為無論技術還是融資方式創新都能取得競爭優勢。終於，在中世紀結束的時候，這種競爭體制率先突破了生存經濟藩籬，創造了輝煌的工業革命。

也是在這一刻，種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

要想領先競爭對手就必須不停創新。但是，創新是艱難的，無論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都是一個循序的過程，也正是因為如此，重大的創新才顯得有意義，重大創新才有可能改變世界。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自己恐怕會瘋掉，早晨起來昨天的知識、生活習慣就已經全部過時。

因為創新艱難，每次創新成功能帶來的都是巨大利益。其後，模仿者會蜂擁而至，投資新產業、投資新產品。創新會由此改變人類生活，舉例來說工業革命、電氣革命、資訊技術，但任何一次創新都有自己的生命歷程，創新開始時候生產奢侈品，進而成本會降低，等到創新普及到草根大眾的時候，創新的使命就基本結束了。

理由很簡單，已經沒有市場再創造利潤了。

於是這個時候我們有了產能過剩，於是我們看到了西方初期經濟危急中被倒掉的牛奶，被砸掉的機器和產品。用馬克思的語言來解釋，經濟危機的成因就是人民購買力極度萎縮，也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確實，相對於過剩的生產能力，無論是購買力還是有效需求都已經無法滿足。

這在經濟成長理論中，這被稱為“延續型毀滅”，直白的語言就是“氣數已盡”，於是只能毀滅。

即使創新毀滅了，投資還要繼續，前期的利潤還要尋求更多的收益，流動性過剩便會出現。沒有產業投資管道，錢會去哪裡? 這就是：泡沫。

當然，泡沫還會繼續創新神話，泡沫很漂亮，也有很多種，但結局無一例外只有一個：破滅。

泡沫破滅了，人還得生存，還要繼續創造財富，如果不能創造，那就必然轉向掠奪。這才是人類最悲哀的事情，畢竟我們是人，是人就要尋求更好的生存，得不到增量，就要瓜分存量。

這種搶奪發展到極致，就是戰爭，目的和手段只有一個：以錢換錢。

於是，我們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了兩次伊拉克戰爭，。戰爭會毀滅既有的財富，也會改變財富分配，當然也能為過剩的產能創造需求，於是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能大發其財。

人類之所以能成為萬物靈長，最根本的原因是能製造工具，也就是說人類具備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而改變世界的動機在於獲得更多財富，也就是經濟學中的理性。當被掠奪者已經一無所有，創新的收益便會超越掠奪，人類終究會明白靠瓜分存量是不能發家致富，也不能在戰爭中延續生存。

此時，創新會再度來臨，人們會再度拋棄原有生活模式，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這在經濟理論中被稱為“創造型毀滅”，直白的語言就是“以舊換新”，於是經濟會再度繁榮。

脫離生存經濟一百多年來，東西方這種金融危機的內容始終沒有改變。

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東南亞始終依靠出口導向型戰略、依靠模仿型創新、依靠勞動力優勢。說難聽點，這種方式是撿破爛，然後通過掠奪本國勞動力紅利（廉價）進行出口加工，說到底還是原有的掠奪模式，沒有自主創新能力。一旦模仿型創新優勢耗盡，那無疑同樣會產生流動性過剩，剩下的就是危機了。

而次貸危機的關鍵因素與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危機一樣，都是因為創新的潛力耗盡，只不過一個是工業革命（催生了電氣技術）潛力耗盡，一個是資訊化創新能量耗盡。必須依靠人類理性形成新的創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結束本次危機。

昨天被倒掉的牛奶，就如同今天倒下的雷曼兄弟，兩者並無二致，都是因為創新的潛力耗盡，只不過一個是工業革命，一個是資訊化。

換了一個馬甲，就認不出來了?

既然認出來了，那麼，人類如何才能避免經濟危機?我用了一本書的內容廢話，其實，就為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就一句話。估計看完全書，您已經能接受了：危機永遠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昨天有，今天有，明天還會有；沒有危機的地方是天堂，是共產主義社會。

那麼，金融將引領世界走向何方呢?等下本書，再跟您細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