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國密碼三部曲 第一部曲 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中央帝國密碼三部曲 第一部曲 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作者：郭建龍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以中國歷代王朝為經，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緯，上至秦漢，下至晚清，詳細梳理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制度之流變，分析歷代財政制度之得失，力圖從田賦制度、貨幣制度、官營經濟三方面說明中國傳統政治之興衰與帝國財政狀況密切相關。 

本書分為三部分，以中國歷史上三次社會與財政的重建為劃分階段的標準。

第一部分，聚焦於秦漢到南朝時期，以漢武帝建立的國有體制，漢武帝、「王莽」的金融壟斷，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土地和戶籍制度為線索，解讀這段時期的財政現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國有制改革為始，論及唐代土地國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亂，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潰收場；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試驗性的財政政策起，隨後論述明清時期的保守財政，以晚清財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為終。

前言   一部新視角下的中國財政史詩

1978年以來，中國進入了改革密集期。從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的改革開放國策，到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的財稅、國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領導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隨著改革的發展，中國經濟和社會也迎來了飛速的進步，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的繁榮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終沒有辦法觸及中國經濟的三大底線，就是：「國有企業不放棄」、「公有土地制度不觸及」，以及「政府控制發鈔權」為代表的金融體系。

 

雖然已經有不少學者認為，要想繼續改革，必須觸動國有企業、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體系，但實際上我們看不到政府將這三者全面放棄的跡象。

 

國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國企職工也可以離職，但對於控制經濟命脈的領域，國企則從來沒有想過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來越加強了控制力。

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發展土地財政的基礎，哪怕問題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會修修補補，甚至出讓一定的使用權，但不會將土地的完整產權完全交給民間。 

而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則決定了印鈔權的歸屬，政府從而擁有了製造通貨膨脹的能力，人民的儲蓄也可以源源不斷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認為，這三大底線其實是社會主義的固有特徵，也稱為三大基礎。從馬克思開始，就決定了必須守住這三大基礎，才能守住社會主義的成果。 

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詳細考察了歷史之後，我們卻會發現：其實，這所謂三大基礎並非從德國人-馬克思那兒來的舶來品，而是中國歷史上一直依賴的財政手段。 

實際上，中國古代的各個王朝已經頻繁地在使用國有企業、公有土地制度、壟斷貨幣發行的手段，這些手段之所以能夠被現代政府駕輕就熟地運用，不是從外國學來的理論，而是傳統帶來的本能。 

本書所做的，就是梳理歷史線索，從中國兩千多年的集權歷史中，尋找到壟斷經濟的邏輯。而這個邏輯的根就在於政府財政。 

古今中外，對於一個集權制政府來說，只有兩件事是它最關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複雜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會；第二，如何從民間經濟中抽取足夠的財政收入，來養活這個官僚體系。不管是國有企業、公有土地制度，還是壟斷貨幣發行，都是政府籌措財政的一種手段。當正規的稅收不足以養活龐大的官僚機構時，政府就會想辦法開闢這些新方法來獲得收入。所以，所謂的三大基礎，實際上是三大斂財手段。 

中國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財政危機引起的失衡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會發生。 

讀者通過本書可以瞭解：

 

1.王侯將相之外更深層的歷史脈動。這本書的主角不是每個具體的個人，而是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演化力量。這種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而是可以通過現代財經工具分析的具體事件。作者認為，在描寫歷朝歷代命運往復時，同樣可以寫出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美感，其力量不亞於王侯將相在台前的表演。

2.對於中國現代財政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看到財政問題在中國古代的演化和發展。只有透過王侯將相的表演，看到財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瞭解一代王朝為什麼興，為什麼亡，並意識到許多現代問題實際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夠從歷史中找到經驗教訓，預測未來的發展。 

3.支撐中國現代經濟和財政體制的三大支柱，「國有企業」、「土地公有制」、「金融壟斷」，這三種現象分別在中國的漢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對應的版本。因此，本書也將更多的筆墨聚焦在這三大支柱的來龍去脈，並圍繞著它們，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帶來的問題，以及最後的歸宿。除了這三大問題之外，每個朝代的財政教訓又各有不同，本書將會一一分析。 

中國歷史的財政邏輯

中國是一個早熟的國家，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了中央集權制。在這套制度發明之前，人類幾乎不可能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內建立統一的國家。由於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統治者無法讓千里之外的人們都俯首聽命。 

周代雖然建立了諸侯制，但由於天子對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個諸侯逐漸獨立成了國家。秦漢發明的中央集權則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體系，體系中的官員們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對人民進行統治，同時又相互監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財政，除了中央之外，其餘機構無權收稅，也不能給官員發放工資。這樣，官員就成了中央政府豢養的統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則通過官僚網絡牢牢控制了民間。 

但是，中央集權制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隨著政權的延續，官僚機構作為整個帝國的維穩系統會變得越來越龐大，讓古代的農業社會逐漸養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與和平時代，官僚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這時，可以通過正規的農業稅來養活。可一旦進入戰爭狀態，或者到了王朝後期，官僚體系膨脹過於快速，僅僅靠正規的稅收就無濟於事了。這時，就會進入一個快速的財政擴張期，皇帝發展出正規稅收之外的各種手段，從民間攫取財富。最早進入皇帝視野的是國有企業。 

早在漢武帝時期，就已經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國有企業的方法。漢武帝繼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來是財政富裕的時代，但他發動針對匈奴的戰爭，迅速耗空了國庫，僅僅靠農業稅無法彌補財政赤字。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漢武帝決定依靠政府對於自然資源的壟斷，建立一系列的國有企業。當時鹽和鐵是最主要的自然資源，圍繞著鹽鐵也形成了最先進的工業部門，可謂漢代的IT行業。漢武帝圍繞著鹽鐵資源，壟斷了經營權，建立了一系列的國有企業。民間為了購買鹽和鐵，必須向政府支付更高的價格。壟斷前後形成的價格差，就成了漢武帝的戰爭經費。

除了建立國有企業，漢代還第一次將貨幣發行權壟斷到中央政府手中，從而可以利用貨幣貶值(鑄幣時代主要是靠往銅中摻入其他賤金屬來實現)，從民間抽取財富。

漢代之後的大部分朝代都繼承了漢武帝的衣缽，在建立資源壟斷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對中國民間經濟的第一道緊箍咒。

唐代則為中國現代經濟提供了另一個藍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頭來自北魏，並經過北周和隋朝，最終傳給了唐朝。

唐代規定：當一個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給他一塊耕地；作為交換，一旦他成年，就必須向政府繳納土地稅；當他死亡時，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發給其他的新生人口。這種制度下，政府是全國最大地主，農民只是終生的租客，稅收就是租金。

讀書心得:原來唐朝將土地收歸公有化，精準的講，應該是農地公有化，這簡直是共產黨嘛!

 

在1978年之後，中國農村也曾經實行過類似的分地制度。另外，與現代中國類似，唐代也是一個政府參與經營的時代。皇帝允許每一級政府、每一個衙門擁有經營性土地和資金，這些衙門都可以參與市場經營活動，掙錢來籌措一部分財政資金，維持自身的運轉。可以說，唐代的政府也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但唐代的官營績效很差，常常處於虧本狀態。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雖然可以短暫獲利，但從長遠來看，不僅會攪亂民間秩序，也無法保證政府持續獲利。而政府由於不懂經營規律，所做的商業活動不但無法盈利，甚至只能實行強買強賣(官員貪污)。結果，政府不僅沒有從經營活動中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反而導致唐代的中央財政捉襟見肘，狀況一直不佳。

讀書心得:公營事業本身就是貪汙擺爛的溫床，古今中外都一樣

正是由於糟糕的財政，唐玄宗在盛世時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節度使這個職務。在此之前，中央政府總是把一個地方的軍權、財權和行政權分在不同的官員手中。但隨著中央財政的崩壞，皇帝往往拿不出錢來養活邊關的軍隊，於是，他把邊關地區的軍權、財權、行政權合併起來授予同一個人，讓他自己想辦法收稅，再用這些稅收養活軍隊打仗。

讀書心得:原來唐朝本身財政基礎就是依靠土地公有制度收割農民利益，中央亂花錢後，只好讓州郡節度使自己總攬財政自行負責，節度使當然會變成諸侯國，不久就能宣布獨立囉。

節度使的設置，破壞了正常的官僚制度，無法產生有效的制衡，使得節度使反而大權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並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 

可以說，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個財政問題，再擴大成為一個軍事問題。 

在漢唐的財政經驗之外，宋代則為中國提供了最後一個強有力的工具-紙幣。從宋代開始，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除了清代)都會產生劇烈的紙幣通膨，中央政府突然發現，紙幣是一種更容易攫取財富的工具，並且迅速濫用。即便到了現代，世界各國也都發現紙幣是一個快速的籌款工具，並傾向於過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動性氾濫就是這樣的結果。 

從上面的回顧也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土地公有制、金融壟斷，這三大制度在中國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實驗。而這三大制度所帶來的結果，也在一次次重複，每一次的重複雖然有特殊性，卻又有許多規律可以追尋。本書在敘述這些中國古代的經驗教訓時，試圖尋找其中的規律，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池塘中，摻入一點古人的眼淚。 

集權財政的三大週期在國內的財經史學界，存在著嚴重的區隔劃分，懂歷史的人不懂經濟，他們對於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卻大都以過時的經濟理論為指導來梳理線索，導致著作中充滿了一股腐臭的德國味兒。而懂經濟的人不懂歷史，他們將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狀況想像得過於簡陋，割裂了歷史與現代的聯繫。少有的幾本試圖融合兩者的書籍，由於作者沒有耐心閱讀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與眾不同，卻仍充滿了陳詞濫調。

本書所彌補的，恰好是這兩方面的缺陷：試圖利用現代的經濟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的經濟、財政現象。而在選擇史料上，則儘量重讀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資治通鑒》《通典》《文獻通考》等史籍為依據，輔以其他史料，緊扣這些材料來分析問題。

 

本書分為一個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紹了中央帝國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財政事件：漢武帝建立財稅樣板。而本書正文的三部，則對應著中國集權時代的三個大週期。

1949年之後的流行觀點:將大一統時期的歷史統稱為封建時代。但嚴肅的學者大都已經指出這樣劃分的錯誤，大一統之後形成的是一個集權式政權，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機構對全國進行控制。這樣的政治結構絕非歐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漢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徵的，但在流行觀點中，又將這個時期硬稱為奴隸時代，顯得不倫不類。 

本書對秦漢之後兩千年的集權時代進行梳理，認為根據制度和財政的傳承性，可以將其分為三個大的週期：在一個週期內可以包括若干個朝代，第一個朝代往往是從混亂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財政制度，形成基礎；在後來的朝代中，即便出現了改朝換代，卻往往沒有徹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礎，在官制、財政上有很強的繼承性，可以視為週期的繼續；直到週期的最後一個朝代，巨大的崩潰引起社會基礎的全面改變，才會被新的週期所取代。 

中國集權時代的第一個週期始於秦漢，結束於南朝。這個週期的制度基礎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權制為主，卻仍然殘存著一定的諸侯制；經濟上實行土地私有制，財政稅收最初以土地稅為主，並逐漸開闢出國有企業、金融壟斷，甚至賣官鬻爵等新財源供皇帝揮霍。

這個週期中，漢代最初的幾個皇帝面對的是強大的諸侯制殘餘和崩潰的經濟結構，他們採取了鼓勵自由經濟，並逐漸從財政上收縮諸侯權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權。但到了漢武帝時期，由於戰爭財政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國有企業和金融壟斷，並以破壞正常官制為代價加強中央集權。 

「王莽」時期，惑於復古主義的政治幻覺，政府進行了激烈的、帶著計劃經濟色彩的財金改革，但由於政府干預對於社會經濟的破壞太大，導致了政府的垮台。接替「王莽」的東漢政權仍然繼承了西漢的社會經濟結構，它的官僚制度、財政制度都是西漢制度的繼承和嬗變，同樣也全盤接收了西漢的社會弊病。由於西漢後期官商結構的發展，有活力的民間經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結塊現象，到了東漢則演化成為板結的社會分層，這種分層一直持續到魏晉南朝，嚴重到影響政權的存續，最終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這個週期的後期，隨著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勞動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們消失在了國家戶籍之外，不再繳稅。因此，戶籍人口消失、財稅不足成了政權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政府變得孱弱不堪，第一週期終於在建立八百年之後，因制度喪失調整能力而崩塌。 

中國集權時代的第二週期從北魏開始，結束於南宋。這個週期的制度特徵是較為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和科舉制，經濟上開始採用土地公有制，稅收上實行較為複雜的租庸調制，並輔以政府機關自我經營的財政收入體制(公營事業)。 

土地公有制出現於北魏，歷經西魏、北周和隋朝，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為特徵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卻很快就失敗了，因為人們都樂於從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當有人死後，他的子孫卻並不願意將土地交回給政府，而是隱瞞不報，偷偷繼承了下去。隨著人口的增加，政府手裡能夠用於分配的土地數目卻在減少，土地隨即被從事實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潰還直接影響了稅收，由於大量的土地隱瞞不報，政府的財政收入無法得到滿足。

讀書心得:可見得唐朝政府戶籍資料根本不正確，才會變成喪失帳本的功能

唐代還實行一種複雜的稅制，租庸調制(屬於農業稅，沒有徵收工商業稅)，政府必須同時統計土地、人口和家庭。這種稅制已經超出了當時政府的統計能力，反而對財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於上述原因，唐代的經濟雖然大發展，但財政卻一直不健康，從而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唐代後期進行了稅法改革，默認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較為簡單的兩稅法，並開始加強各種專賣制度，形成了龐大的國有壟斷經濟。這些方法延續到五代、兩宋，並在宋代形成了龐大的政府壟斷。 

宋代，因為戰爭成本(軍隊薪水)、養官(文官薪水)成本都很高，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專賣制度，並開創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紙幣實驗。紙幣最先由中國的『民間銀行』創造，展現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帶來了一定的不穩定，政府隨即將紙幣發行權收歸國有，並發現了紙幣的巨大財富再分配效應。從這時開始，除清代外的後代政府都通過紙幣從民間吸取大量財富，並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一系列惡性通貨膨脹。

 

中國集權時代的第三週期從遼金開始萌芽，在元代繼續發展，到了明清兩代，則形成了穩定的模式。這個週期的特徵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無限控制力的集權模式，並依靠封鎖人們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穩定性。這個週期在財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稅為主，並逐漸放棄了不穩定的紙幣體系，回歸更加原始的貨幣制度，但這套財政制度又足夠簡捷，足以維持很長時間。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國一個國家，這個體系可怕的穩定性，可能會讓我們永遠停留在第三週期內，雖然經濟上絕對不會有突破性發展，人民的生活卻也並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隨著海外影響的到來，中國財政才開始了近代化的路程，並有了突破農業社會桎梏的機會，走到清末，面臨充滿希望的未來，可惜最終被迫回歸到國有企業、金融壟斷與土地公有制的兩千年往復中。

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僅僅是回顧古代，而是通過研究古代問題來研究現代。當瞭解了古代的財政邏輯之後，讀者再看待現代問題時，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角，並能夠判斷現代經濟和社會的走向。

讀書心得:簡單來說，共產政府統治下的中國財政制度，又回到以國有土地、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的2000年來一直重複使用的老套。

 

引子 

漢武帝：兩千年帝國財政的教科書 

漢武帝是中國集權財政模式的開創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響了中國未來兩千年的歷史。後世的人們往往敬畏漢武帝的赫赫戰功，卻沒有看到，他的戰爭將文景之治時期積累的國庫儲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財政包袱。 

在漢代，一場戰爭的花費，就可以達到中央官吏俸祿的幾十倍，戰爭可謂消耗巨大的遊戲。僅僅靠農業稅無法應付戰爭開支，為此，漢武帝嘗試了幾乎所有可能的財源，從賣官鬻爵，到發行減值貨幣，再到加強商業稅等，但均無法滿足巨大的財政開支。最終漢武帝財政需求的，是壟斷自然資源、開辦國有企業。為此，漢代建立了一套複雜的國有制體系。

 

漢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從收稅變成了參與經濟的實際運營，也由此帶來了官僚制度的變化，破壞了原來的小政府模式。 

漢代建立的中央集權模式，帶來了一個無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維穩，就必須多收稅；要多收稅，就必須建立國有企業和金融壟斷，而這勢必影響到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停滯後，又反過來影響政府維穩，從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一場影響中國兩千年財政制度的戰役

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場發生在馬邑(今山西朔州)的戰役決定了未來兩千年中國的走向。 

這場戰役的一方是漢朝的大軍，主要策劃者是一個叫作「王恢」的官員，另一方則是匈奴的軍臣單于。與後來漢匈之間連綿不絕的戰爭相比，「馬邑之戰」顯得異常平淡，雙方甚至沒有實質性的接觸，但它卻成了多米諾骨牌(連續傾倒)的第一塊牌，產生的連鎖反應導致了一場影響中國財政的大變局。

這次「馬邑之戰」戰役徹底破壞了漢匈的信任關係，雙方從和平跌入連綿不絕的戰爭。戰爭又破壞了漢初健康的財政，迫使漢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財政體系。這套新體系又延綿兩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這次「馬邑之戰」戰役的原因和經過如下:

公元前202年，經過了秦朝末年的群雄並起，劉邦脫穎而出，結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漢帝國。

劉邦統一中原後，隨即與匈奴發生戰爭。誰知大漢皇帝卻敵不過草原霸主，劉邦在白登山(位於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團團圍困，差點兒成了俘虜。從此以後，漢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態，不惜利用和親的手段來安撫匈奴，避免戰爭。和親的女子並非真正的公主，而是從劉姓家族中找一個女孩，由皇帝認作乾女兒，嫁給匈奴。 

然而，和親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大的爭論。隨著漢代經濟實力的增強，『是和是戰』已經成為君臣之間激烈討論的問題。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的「軍臣單于」再次要求和親，漢武帝認為這是一次改變政策的時機，於是召集群臣商討對策。爭論的兩極以兩個人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韓安國，主戰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貫是燕地，即現在的北京、河北一帶，與蠻族接壤。他本人也擔任過邊吏，又參與過對南方閩越的軍事行動，是個堅定的主戰派。 

「王恢」認為，匈奴單于喜新厭舊，和親後往往很快就背信棄義，製造新的麻煩，所以不如拒絕和親，準備打仗。而御史大夫韓安國則認為，匈奴的土地過於貧瘠和廣闊，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費很大力氣，即便打勝了，也沒有太多的好處，得不償失，不如繼續和親政策。 

漢代實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擁有監察百官的權力，是朝廷最有話語權的官員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稱典客，漢景帝時改稱大行令，漢武帝後期改稱大鴻臚)屬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職責是管理歸附朝廷的外國人，匈奴事務與他負責的領域直接相關。 

一個是三公，一個是直管官員，兩者的話語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難看出漢武帝時期朝廷內部對匈奴態度的分歧之大。 

這一次，御史大夫韓安國的意見占了上風，漢武帝許諾與匈奴和親。漢匈和平又維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馬邑，叫作聶壹的富豪求見大行令「王恢」。聶壹認為，匈奴剛剛和親，對漢朝警惕性降低，此時恰是攻擊匈奴的最佳時機。 

聶壹的話與「王恢」的觀點不謀而合。他把聶壹的意見上呈漢武帝，於是宮廷裡又展開了一次討論。漢武帝首先給此次的討論定了調。他說，朝廷不僅與匈奴和親，還贈送給他們大量的禮物，但匈奴態度傲慢，屢屢犯邊，有人建議使用武力教訓他們，請大家討論可否。 

主要的爭論仍然在御史大夫韓安國和大行令「王恢」之間進行。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漢書》列出了雙方爭論的三個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發言後，皇帝才拍板決定使用武力。 

根據聶壹的計謀，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軍臣單于處，獲得信任後，向單于建議：他有把握砍下馬邑令守的人頭，將匈奴放入城中，奪取城池。

單于輕信了聶壹的話，把他放回馬邑。聶壹將一名死囚的人頭砍下來，掛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誤以為這就是馬邑令守的人頭，回去稟告單于可以進軍了。單于親自率領十萬騎兵前往馬邑。 

與此同時，漢朝派遣了三十萬漢軍(《史記》記載是二十多萬)，並任命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令「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這四位將軍由御史大夫韓安國(他被任命為護軍將軍)統領。 

漢軍人馬都埋伏在馬邑周邊的谷地裡，一旦單于到來，就由「王恢」、李息、李廣等人擊其輜重，其餘人馬與其大部隊作戰。 

如果軍事行動成功的話，可以全殲匈奴單于所帶來的十萬騎兵，對匈奴造成致命打擊，使其喪失與漢朝對抗的能力。 

然而，軍事行動進展得並不順利。匈奴單于在進軍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好的兆頭。 

首先，匈奴進攻馬邑並無長期佔領的打算，而是以劫掠為主。在進軍的路上，距離馬邑還有上百里，匈奴已經開始了劫掠。他們發現，雖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搶劫，但是連一個牧人都沒有碰到。

 

這時他們正好經過一個烽燧，單于臨時下令佔領這個烽燧。此時，有一個武州的小官恰好在這個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漢軍的計策。單于大呼上當，引軍撤退。埋伏的漢軍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連忙追了上來，但由於距離遙遠，沒有追上，只得撤離。 

唯一有機會和敵人接觸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隊。他率領三萬人馬負責攔截匈奴輜重。就在他率軍殺向敵人的輜重部隊時，卻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經回撤，要和輜重部隊會合了。經過再三考慮，他認為三萬人無法與匈奴主力抗衡，於是率軍撤退了。 

這次戰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漢軍的無功而返告終。由於動用了三十萬軍隊，消耗了大量的糧草，漢武帝大怒，要懲罰當初堅決主戰的「王恢」。他認定「王恢」臨陣退縮。與其他將軍追不上敵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趕上並攻擊敵人的輜重部隊的，然而他卻選擇了退軍。在軍法上，擅自撤退是斬首之罪。

「王恢」則辯解說，他的人馬太少，無法與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漢軍的三萬人馬。不過，暗地裡他卻賄賂時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為他說句好話。田蚡本人不敢對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說情：反對匈奴最堅決的人是「王恢」，殺了他就等於是替匈奴出了氣。

但漢武帝不為所動，堅持認為「王恢」的臨陣退縮讓漢軍失去了獲勝的可能。出於面子考慮，漢軍急需的是一場勝利，哪怕只是對輜重部隊的小勝，也比什麼都沒撈到要好得多。

整個事件以「王恢」自殺而告終。

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戰役過程平淡無奇，而且由於錯失時機，對敵人沒有產生任何殺傷，那為什麼還說這次戰役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呢?

原因在於：此次戰役標誌著漢帝國和匈奴的徹底決裂。此後，匈奴再也不相信漢朝，不指望和平，雙方之間進行了連綿不絕的惡戰，就算想停都停不下來了。 

這些惡戰對於漢匈雙方來說都得不償失。

匈奴人口少，戰爭消耗大，內部也產生了分裂，到了東漢中期終於瓦解；而戰爭給人口眾多的漢帝國帶來的影響，則是帝國財政的崩潰。為了應付戰爭帶來的財政危機，漢武帝不得不放棄了漢初寬鬆的財政稅收制度，另覓財源。於是，一整套國家壟斷、國家干預經濟的制度被建立起來，這套財政制度延續了兩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一場小小的馬邑之役，改變了漢匈關係，進而改變了帝國的財政結構，影響了中國兩千年的經濟發展。至今，我們仍然在接受那次戰役結果的影響。

讀書心得:其實也不能說都是馬邑之役造成的，因為農耕時代，外國的稅收來源也很類似，我覺得遲早都會想到類似的手段來收稅。

漢初的自由經濟時代在漢初，中國經濟恰好處於一個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自由經濟時代。

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認為，政府的財政和稅收應該遵循小而簡單的原則。稅收要儘量規則簡單、平等，不要過量。相應地，財政支出也要儘量最小化，只承擔必要的安全保障，如軍隊、警察的開支，承擔一部分實在沒有私人願意做的公共事業，例如:修建道路和水壩。政府應該避免參與具體的經濟活動，讓社會去掌控經濟運營。在這種體系裡，不需要所謂國有企業，也用不著政府去指導經濟。

當然，這只是最理想狀況，即便是現代西方社會，也沒有完全實踐這些原則，政府逐漸變得臃腫，對經濟的干預力度也越來越大。

讀書心得:2022年美國拜登政府，宣布重點補助半導體、電動車、低軌衛星等重大技術領域補助發展，並防堵中國取得技術。仍無法避免以國家的力量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

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期最接近「亞當史密斯」的理想，就是漢代初期。這個時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亞當史密斯」理論的指導思想，叫『黃老之術』，據稱發端於黃帝和老子。所謂『黃老之術』，就是要求統治者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政府幾乎全盤從經濟事務中退出，放手讓社會力量去發展經濟。套用現在的話，就是『小政府、大社會』。

現在，人們常質疑「亞當史密斯」理論的效果，但西漢初年實行『黃老之術』恰好提供了良好的證明：在這之前，整個中國經過了戰國末年的大規模兼併戰爭、秦代的集權統治、秦末的群雄混戰，一直處於紛紜擾攘之中，民生凋敝，金融混亂。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立竿見影，很快地，國庫充盈，民間富裕。

 

除了民間經濟的發展，漢初統治者還逐漸摸索出一套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官僚制度。這套制度非常簡潔，只負責必要的行政、稅收、武裝，以及供養皇室，不過多地干擾民間經濟發展。

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御史大夫(掌監察，輔助丞相來監察官僚系統)這三公，加上九個輔佐皇帝的官員以及他們的部屬。地方上採取郡縣兩級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只經過郡和縣兩個級別，所需官員的數量並不多。

總體而言，漢代初期的官僚人數少，制度簡單，政府沒有整體干預經濟的想法。據司馬遷估計，養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糧食不過幾十萬石。

即便按照一百萬石計算，漢代一畝收一石的平均生產率，約需要一百萬畝土地；而漢代的耕地面積是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頃，一百萬畝只相當於全國總耕地的八百分之一。也就是說，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養活整個官僚系統。如果折算成錢幣，當時一石糧食的正常價格是三十錢，則一百萬石糧食大約為三千萬錢。

由於養官所需很少，漢文帝甚至可以一連十幾年免除農業稅。 

在《史記》中，司馬遷對當年的富裕的深情描述，成為人們描述漢代經濟時必須引用的材料：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

然而，在這幅和平安寧的圖畫下，卻隱藏著中央帝國財政方面的一個巨大死穴：稅收彈性不足。對於帝國而言，每年的財政收入幾乎都是固定的。農民的稅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數量的變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總稅額。而這些財政收入大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如養官、建築宮殿、興修水利、維持治安，等等。

儘管社會經濟繁榮，可一旦出現了持續的異常情況，需要動用預算外的大額開支，就會立即出現財政緊張的情況，而財政的緊張最終會通過政權的力量破壞繁榮，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盛世都無法持續的原因之一。 

戰爭就屬最典型的異常情況。 

戰爭：名將之福，財政之災

與前幾位皇帝保持樸素生活、竭力避免戰爭不同，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漢武帝愛好奢華和大場面，時時刻刻都試圖表現出漢家的威儀。他喜歡美酒婦人、建設宮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禮儀四處鋪張。對後世影響更大的是，他拋棄了前幾位皇帝謹慎的態度，追求戰爭帶來的征服感。

 

在大行令「王恢」發動針對匈奴的馬邑之戰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經採取了軍事行動。 

例如，在嚴助和朱買臣對南越和閩越發動戰爭期間，政府徵召了許多東甌(今浙江溫州)的士兵，又從江淮一帶獲得物資供應，造成了這一帶的蕭條；唐蒙和司馬相如從巴蜀向雲南、貴州開闢道路，使得巴蜀的老百姓疲憊不堪；彭吾出兵朝鮮，讓現在北京、山東一帶的老百姓承受了過重的負擔。 

群臣發現漢武帝喜歡戰爭，紛紛投其所好，鼓勵他放棄前任的安撫政策，在帝國的各方邊境都採取更加激烈的對抗行為。所以，馬邑之戰並非偶然發生，而是漢武帝個人喜好造成的自然結果。 

只是，之前的戰爭都還沒有進入不可逆轉的狀態，如果及時收手，還能夠維持大致的和平。而自馬邑一戰起，匈奴和漢朝廷互相猜忌，雙方的對抗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愈演愈烈。

最初，匈奴在戰爭中占了上風。

公元前129年，馬邑之戰五年後的秋天，漢武帝曾派遣四位將軍攻打匈奴。但戰爭的結果卻與漢武帝的初衷大相徑庭：四位將軍中，公孫賀一無所獲；公孫敖被匈奴擊敗，損失了七千人馬；李廣被擊敗後，本人也被匈奴俘虜，他在押解的路上抓到機會，好不容易才逃了出來；只有衛青小有收穫，斬首七百人。

第二年，匈奴殺了漢朝的遼西太守，俘虜兩千人，又在漁陽圍困了韓安國，漢軍損失千人。匈奴離開後在雁門又殺掠了千餘人。

雙方的交戰持續了十年，隨後，漢代迎來了一個名將迭出的時期，最著名的是兩位年輕的外戚，漢武帝衛夫人的娘家人，衛青和霍去病。這兩人的成就在整個中國戰爭史中都極為突出。

然而，就在漢軍屢屢獲勝時，真正的問題卻來了。如果換個角度，從財政角度去觀察，就會發現戰爭有巨大的破壞性，所謂『名將之福，財政之災』。

公元前124年，車騎將軍衛青率領騎將軍公孫賀，遊擊將軍蘇建和輕車將軍、強弩將軍李沮，兵分四路進攻匈奴右賢王，出塞六七百里，斬獲一萬五千人。

公元前123年，大將軍衛青率領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後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駑將軍李沮，從定襄出發，北進數百里，殲敵一萬九千人。這兩次戰役是衛青揚名立萬的標誌性事件，軍事學家則稱之為長程奔襲的楷模，是中外戰役史上的名局，為漢政府出了一口積壓了幾十年的惡氣。

但如果從財政的角度看，就會發現，當年御史大夫韓安國所說的話一點都沒有錯：即便是打了大勝仗，也是得不償失。

在這兩場戰役中，漢軍共損失兵馬十餘萬；而為了安撫活著的士兵，漢政府又拿出了二十餘萬斤黃金進行賞賜。漢代一斤黃金折合一萬錢，二十餘萬斤黃金就是二十餘億錢。之前供養中央官吏每年只需要三千萬錢，而一次戰爭的賞賜就是中央官吏年俸祿的幾十倍，可見消耗之大。 

但這還不是全部。被俘的數萬名匈奴人也受到了優待，吃飯穿衣都由漢政府供給。再加上正常的戰爭物資和糧食的消耗，漢代財政吃不消了。

為了應付這巨大的開支，主管財政的大司農拿出了庫裡所有的積蓄。當年文景時期積累的豐厚家底已經耗空了，可還是不夠支付戰爭費用。 

最後，漢武帝只好下詔賣爵，因為賣爵可以獲得三十餘萬斤黃金的收入。買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頭稅，還可以當吏，甚至當官。 

公元前121年，年輕的驃騎將軍霍去病連續兩次進攻匈奴，令匈奴的渾邪王投降了漢朝。從軍事角度講，這又是傳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戰可謂出生入死，一萬兵馬最後只剩下三千。他轉戰河西走廊五國，殲敵九千，繳獲匈奴的祭天金人。不久，霍去病再一次孤軍深入，殺敵三萬。匈奴的渾邪王歸順了漢朝，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勝利。 

關於此時期西漢政府的財政狀況，司馬遷只告訴了我們一個簡單的數字：這一年漢政府的財政消耗是上百億。這個數字甚至超出了前幾次戰爭的總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財政收入的數倍。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戰爭費用大增、政府疲於應付之時，漢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導致了額外的花銷：為了運送糧食和戰略物資，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運輸系統，政府於是興修水利，開鑿運河。開河的效果並不明顯，卻徒然耗費了鉅款。

作為戰略物資的馬匹一直是漢政府的心病。

在古代，一個國家的馬匹數量在十萬到幾十萬之間，一場戰役的馬匹消耗就接近這個數字。為了彌補馬匹的消耗，漢武帝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去養馬。他將數十萬中原百姓遷往關西，但這些百姓一時之間還不能養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給予補貼。 

就在大司農還在戰戰兢兢地考慮如何應對如此之多的財政問題時，漢王朝在漠北取得了更大的勝利。

公元前119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聯軍直搗漠北，完成了對匈奴的重大一擊。霍去病更是深入位於今蒙古國境內的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舉行祭天封禮。兩位將軍斬殺的匈奴合計達八、九萬人。 

在這一大捷背後，財政卻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戰死的馬匹達十多萬，不管採取什麼政策鼓勵養馬，無論花多少錢，政府財政都禁不起戰爭的消耗了。而為了獎賞出生入死的戰士，皇帝的賞賜高達黃金五十萬斤(折合五十億錢)，超過了政府一年的常規財政收入。面對空空如也的國庫，皇帝又如何滿足將士們對於金錢的渴望呢?

從冷冰冰的數字和空蕩蕩的國庫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國一旦統一，就要承擔高昂的統一成本，幾次邊境戰爭就足以拖垮漢代曾經健康的財政。 

那麼，漢武帝又將如何應對? 

瘋狂地賣爵，亂套的貨幣

當戰爭這枚多米諾骨牌倒下時，漢武帝就已經失去了退路。為了應付巨額的開支，漢武帝啟動了他的特別籌款之法。對於依靠農業稅和人口稅的大一統王朝而言，這兩項的常規稅收是有限的。在漢初，帝國主要依靠土地稅和人頭稅這兩種稅收。土地稅的稅率是三十分之一，土地的規模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稅的總額也可以計算出來。人頭稅(成年人稱為算賦，一年一百二十錢，未成年人稱為口賦，一年二十錢)針對人口徵收，也可以相應計算。兩項收入相加，折算成錢，一年大約在四十億錢。 

一旦戰爭出現，土地和人口的數量不能迅速增加，稅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人力被從農業抽調進入軍隊，生產力還會受到影響。綜合起來，稅收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減少。 

漢武帝之前的漢代政府是一個消極型政府，除了收稅和最基本的養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負責與具體經濟有關的職責。政府由於過於簡潔，在稅收上更顯無力。所以，一旦政府開支膨脹，固定的收稅項目，根本沒有辦法滿足資金的需要。

在漢匈關係還沒有完全惡化時，漢武帝就已經考慮過徵收商業稅來滿足戰爭需求。但由於商業稅的徵收需要建立一套嚴密的財政班子，在這套班子沒建立起來之前，徵收商業稅並不容易，而當前稅收的額度也滿足不了政府的戰爭需求。

讀書心得:原來西漢時期，從來沒有規劃過，要如何徵收商業稅。

漢武帝也嘗試過出賣爵位甚至官位，但漢代賣爵的開端並不是漢武帝。漢文帝時期的漢代雖然與匈奴維持著和平，但在與匈奴接壤的邊界上卻建立了防禦陣地。為了保住陣地，需要向邊關輸送糧食，漢文帝採納「晁錯」的建議，沿用了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邊關輸送六百石糧食(合計大約六戶人家一年的產量)，就給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萬二千石，爵位為大庶長。

不過，漢初的功爵位與當官並不是一回事。爵位制度來自於秦國的商鞅變法。為了鼓勵百姓征戰，秦國法令規定，對享有戰功的人封爵，相當於榮譽稱號，一共設有二十個等級。在漢初，擁有高等爵位的人具有免賦免役的特權，不需要再出人頭稅和服役了，但是仍然需要繳納土地稅。 

漢景帝時期，上郡以西遭遇災荒時，也曾有短暫的賣爵令，罪行較輕的犯人還可以交糧食抵罪。漢武帝時，為了大規模賣爵，政府模仿秦代的爵級制度，另起爐灶，共設十一級武功爵，每一級武功爵的售價是十七萬錢。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戰役之後，政府的一次賣爵收入就高達三十餘萬斤黃金。

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賦免役之外，還可以免罪。輕罪可以減免，重罪可以減輕懲罰。另外，武功爵的擁有者還可以擔任吏。

在古代，官和吏是分開的，吏的地位比官低，不讓武功爵當官而只讓當吏，也算是對官僚體系的一種保護。但是，到了最需要錢的時候，皇帝將這個隔離層也去掉了，許多人先購買爵位，之後進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當郎官。武功爵實施後，西漢政府雖然暫時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從長期來看，是喪失了帝國的常規稅收。而當吏的人太雜，又導致帝國的財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後，隨著這些人進入官場，帝國的官僚系統也敗壞了。這是殺雞取卵的辦法。

讀書心得:漢朝皇帝賣官收錢的作法，簡直就是為了贏錢吃病菌，最後終於病死的道理一樣。

當賣爵還是不能帶來足夠的財政收入時，漢武帝將目光瞄準了另一端：貨幣。

在漢武帝之前，漢代的貨幣主要是漢文帝時期推出的四銖錢，錢幣六枚重一兩，它的面值和所含銅的價值相近。漢政府甚至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只要鑄幣達到政府規定的規格，都可以進入市場流通。

漢武帝採納了酷吏張湯的意見，依靠政權的力量創造了兩種新型的貨幣：皮幣和白金。這兩種貨幣的面值與真實價值嚴重不符，皇帝借助它們從民間抽取了大量的『鑄幣稅』。 

所謂皮幣，基本材料就是一塊白鹿皮革，一方尺的白鹿皮革飾上紫色的花紋，可以充當四十萬錢，也就是四十斤黃金。

由於兌換率不合理，近乎明目張膽的搶劫，市場拒絕接納皮幣。要推行皮幣，必須依靠政權的強制性力量。依照漢代的禮儀，諸侯朝覲、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漢武帝就看上了這塊市場，他規定諸侯在貢獻玉璧的場合，都必須用皮幣作墊子，襯在玉璧下面。一個玉璧有時只值幾千錢，而它的墊子卻要四十萬錢，等於讓諸侯花大價錢購買一塊不值錢的皮子。

如果說皮幣是為了搜刮諸侯的錢，那麼白金則是為了直接從民間搜錢。所謂白金是銀錫合金。漢代的法定貨幣是黃金和銅幣，銀並不屬法定貨幣。漢武帝決定把它利用起來。 

漢武帝製作的白金貨幣有三種：一種重八兩，圓形，上面有龍形圖案，叫作白選，一枚價值三千錢；另一種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馬的圖案，價值五百錢；第三種更小，橢圓形，龜形圖案，價值三百錢。由於民間本來不使用銀和錫做貨幣，加上白金的價格被嚴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三分之二，出現了巨大的暴利空間。民間社會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這類貨幣，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鑄假幣，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幾年，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偷鑄錢幣、使用假幣的行列。

為了應對上述問題，一方面，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監管市場，官僚階層也因此變得更加龐大。這件事導致日後政府深度介入金融業，將整個金融業收歸國有。

另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機器也開動了。按照法律規定，那些偷鑄貨幣的人會被判處死刑。但由於這個行業可以牟取暴利，在嚴刑重法之下人們仍然趨之若鶩。當所有的人都參與犯罪，法律就好像是概率決定的射擊遊戲，誰被打中了誰就自認倒楣，沒有被打中的繼續犯罪。但是，沒有被打中的總是大多數。 

對於白金持有異議的官員也遭到了排擠甚至殺害。歷史上有名的『腹誹之罪』就出現在這個時候。這位倒楣的官員是掌管財政的大司農，名叫顏異。漢武帝聽從張湯的意見創造皮幣時，派人徵求顏異的看法，主管財政的顏異表示不贊同，說道：『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幾千錢，而現在規定玉璧必須墊上皮幣，這個皮幣的價值卻值四十萬錢，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漢武帝聽了不高興。張湯乘機找人告發顏異，說他有意見不好好提，心懷不滿，肚子裡瞎嘀咕，犯了腹誹之罪，應當將其處死。 

顏異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他們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點點的不贊成。漢武帝開始變本加厲地用張湯的標準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在官員的推波助瀾下，漢武帝的政策已經被執行到荒謬的程度。在高峰時期，西漢每一百個人中，就有五個人因偷鑄貨幣而犯死罪。在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約五分之一的偷鑄犯被抓，剩下的繼續逍遙法外。 

五年後，漢武帝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政府不能靠滅絕人民來推行政策。他推行挽救措施，簽署赦免令，赦免了幾十萬偷鑄犯的死刑。由於政府保證犯人自首就可以獲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萬人自首，而沒有自首的人至少還有一半。

到最後，白金幣終於支撐不下去，被廢止了。 

這次貨幣改革不僅沒有滿足皇帝的胃口，反而造成了市場的混亂。如果要解決財政危機，必須從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這時，國家壟斷制度已經呼之欲出。

漢武帝最終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獲得無限制的收入，就必須把政府變成一家龐大的企業，這家企業唯一的任務就是為政府創造利潤，政府想要多少，就供應多少。這就是官營壟斷之源。這個辦法也終於影響了未來兩千多年中國的經濟和財政的走勢。 

解決財政危機，求助鹽鐵官營

在敘述漢代的政府壟斷如何建立起來之前，需要先談一談漢代政府的『理財專家』。 

在任何一個朝代，只要政府出現了財政困難，就會出現一大堆吹鼓手，幫助政府鼓吹增加財政收入的好處；而財政收入的增加，意味著社會承擔更重的負擔，反過來又會造成經濟的衰敗。

除了這些吹鼓手之外，還會出現許多所謂的理財專家，幫助政府設計規則，來徵收更多的稅，或者通過其他渠道來獲得財政收入。這些理財專家往往受到整個社會的頂禮膜拜，認為他們是最賢明的大臣，有著點石成金的妙手。 

漢代的幾個理財專家也受到大部分人的推崇，甚至到現在，人們還把這些人當作能臣的樣板；而另一些人則意識到，這些理財專家所做的實際上是從民間抽血來供給政府，他們斂走的每一筆錢，最終都會通過另一種方式轉嫁到人民的頭上，形成更高的稅收，並最終讓人民無法承受。於是人們又給這些人起了一個名字，叫『聚斂之臣』。 

雖然中國的政治傳統一直排斥商人，但漢代的幾個聚斂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

漢武帝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擠壓商人階層，令民間的商業受損。也正是在這時，幾位在商業中發過大財的商人摸準了風向，棄商從政，適時地進入官僚系統，成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們熟練的商業技巧，幫助皇帝斂財。在任何一個政治侵蝕民間經濟的時代，總會有一批原本成長於民間的商人把準了脈，跳出來要求被政府收編，希望用財產換取政府的保護，並在保護傘下謀取更大的發展。 

漢代著名的幾個聚斂之臣是：主管製鹽的大農丞「東郭咸陽」、主管冶鐵的大農丞「孔僅」，以及掌管帝國財政的侍中「桑弘羊」(商人子弟出身)。其中，「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時間最長，知名度也遠高於前兩位，被認為是古今第一能臣。

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麼來幫助皇帝獲得軍費呢?

他們和現代非洲的軍事獨裁者們所做的一樣：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壟斷自然資源，進而壟斷最能影響國計民生的工業部門來獲得收入。

在漢代，人們把自然資源的營利統稱為「山海收入」。 

在封建制時代的周代，天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看成是天子的。但到了戰國時期，封建制和井田制逐漸解體，所有開墾的土地漸漸歸私人所有。除了耕地之外，國土資源中還包括山澤和海岸等非農地資源。在周代，非農地資源也曾經是天子的財產。隨著土地私有化的發展，農地歸了個人，可是山海資源理論上的所有權仍然在統治者手中。但實際上，山海資源也已經被私人利用了。為了礦石、木材、野獸、魚類和海鹽等資源，人們紛紛到山中、海邊去謀生。

統治者默許了人民去開發自然資源，但也在山海地帶設立了關卡，讓私人按照比例繳納稅收，這筆稅被稱為山澤稅。 

漢代的財政分為「國家財政」和「皇室財政」兩部分。國家財政由大司農掌握，主要收入來源是全國的土地稅，用於國家治理方面的花費，如軍費、官員俸祿等。而皇室財政主要由少府掌握，主要來源就是山澤稅，用於皇家的生活開支。由於山海在理論上是皇家的，所以山澤稅收入歸皇室所有。

 

通過稅收制度的安排，山海資源事實上已經歸私人使用，而皇室通過稅收也可以獲得收入，這就出現了一種兩全其美的局面。但是，這種趨勢到漢武帝時期出現了逆轉，山海資源並沒有完成私有化的最後階段，反而又被國有化了。 

漢武帝時期，由於戰爭消耗太大，皇帝首先作出了犧牲，主動將山澤稅中的鹽鐵稅收從少府劃歸給大司農管理，也就是皇帝把體己錢拿出來補貼國家財政。但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政府財政進一步枯竭，皇帝發現還需要對鹽鐵制度作一系列的『改革』。 

由於鹽鐵是當時最主要的兩個工業部門(支柱產業)，民間參與鹽鐵業的人，有的已經成了巨富。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中，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鹽鐵業出身。 

當國家財政接近崩潰的邊緣，民間卻還有巨富存在時，這些巨富自然成為國家的目標。漢武帝先是提高商業稅，希望富人們出錢幫助政府渡過難關。但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商業稅已經無法滿足皇帝的胃口。要實現財富從私人向政府的轉移，必須有一個全盤性的安排。這時，「東郭咸陽」和「孔僅」扮演了財政專家的角色。 

他們都是鹽鐵商人出身，成了官吏後，更加知道商業的法門在哪裡，如何替皇帝賺快錢。經過研究，他們提議將鹽鐵工業，也就是漢代最先進的兩個工業部門，立即全部收歸國有，不准私人經營。

為了這次國有化，他們鋪墊了一系列的理論。他們並不承認這麼做是為皇帝打仗籌集資金，而是以民生的名義來進行改革。他們認為，鹽鐵工業在以前是私營的，許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這些富人有了錢，也就更有能力奴役普通民眾了。為了公平起見，必須將鹽鐵收歸國有，再由政府來保護普通人民的利益。 

理論工作完成後，這項政策立即付諸實施。後世之所以關注這項改革，除了鹽鐵收歸國有這個事實之外，更是因為漢武帝為此建立了一整套國有機構，而這套機構是日後歷朝歷代的重要藍本。 

在這幾位聚斂之臣的幫助下，政府首先制定了嚴厲的手段，懲罰私自鑄鐵、採鹽者。之後，招募工人，由政府供應採鹽採鐵的工具，組織他們工作，再把採出的鹽和鐵礦石專賣給政府。在產鹽鐵的地方，政府壟斷，低價採購，再運到外地高價售出，其中的差價就是政府的利潤。 

為了防止鹽鐵工人偷出鹽鐵，私自販賣，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並在各地設置了管理鹽鐵的官吏。在產地，這些官吏負責收購；在其他地方，官吏則負責銷售鹽鐵產品。 

漢代的鹽鐵官吏遍佈全國，據《漢書·地理志》統計，全國至少有四十四個地方設置了鐵官，至少有三十二個地方設置了鹽官。這些設置鹽鐵官的地方基本上囊括了當時已知的所有產鹽產鐵的地區。這些官吏的設置，讓原本功能簡單的政府機構複雜化了。原來政府只管收稅和花錢，在經濟方面，只扮演仲裁的角色；而自此以後，政府成為市場的積極參與者，而且是擁有壓倒性權力的參與者。這一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民間經濟的繁榮。 

關於鹽鐵工業官營化的弊端，可以從一些史料裡獲得證實，其中之一是漢代「桓寬」編纂的《鹽鐵論》。這部書提到，由於鐵器只能由公家鑄造，老百姓如果要用鐵，必須向專營的經銷商購買，經銷商從政府控制的製造企業批發。但製造企業並不關心民間的需求，只是為了滿足政府的指令，生產的鐵器往往是劣質的，也不會根據市場作出調整。結果，老百姓要嘛買不到合用的工具，要嘛只能買到劣質的工具，而且價格還很貴。 

鹽業壟斷的弊端，在西漢沒有具體的數字可供參考，但我們可以從後世的效仿中找到一些痕跡。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唐代。 

由於唐代前期沒有實行食鹽專賣，到了後期才建立了專賣制度，所以，比較兩個時期的鹽價，就可以知道政府從中獲利多少。 

從唐玄宗天寶年間到肅宗至德年間(公元742年至756年)，由於沒有實行食鹽專賣，所以每斗鹽只值十錢。到了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實行鹽業專賣，每斗鹽立刻漲到一百一十錢，上漲了十一倍。到唐德宗貞元四年(公元798年)，淮南鹽已經漲到三百一十錢，後來又漲到三百七十錢。而江淮那些經過政府認證的大鹽商為了追求利潤，還要再將鹽價提高一倍出售。由於鹽價高昂，許多百姓甚至不吃鹽了。

從十錢漲到三百七十錢，其中的差價就是政府實行官營之後，從民間抽取的壟斷稅。正因為這樣，許多朝代的鹽稅曾經占政府總收入的一半。 

干預經濟，必用酷吏

當鹽鐵官營制度建立之後，漢代財政制度為之一變，從以土地稅為主，變成了土地稅、鹽鐵收入並重，政府從民間經濟抽血養戰的體系已經建立，但這還不能完全滿足財政的需求。於是，漢武帝將目光再次投向了商業稅重組的問題。

在馬邑之戰後不久(約公元前129年)，漢武帝已經引入了商業稅。

這種稅的徵收方式是：由於商人在運輸過程中需要使用載貨車輛，政府就設立關卡對車輛徵稅，叫作算軺車。在此以前，稅收大部分都是依照土地和戶籍而徵收的，土地和戶籍都是固定的，容易徵收，而商人和貨物卻是流動的。所以，雖然規定了商業稅，但徵收難度很大。直到皇帝更加缺錢的時候，才想起要採取更為嚴厲的徵收辦法。 

首先，政府逐漸細化有關商業稅的規定。政府規定，商人每擁有價值兩千錢的資產，就要繳稅一算(一百二十錢)，稅率是百分之六。手工業稅率為百分之三。對於不好計價的貨物就按車算，平民有一輛軺車要繳納一算的稅，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繳納一算的稅。商人的稅收還要加倍。

雖然稅制很詳細，但由於規定過於苛刻，沒有人主動繳納。因而，皇帝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措施：雇傭大批的幫手，酷吏去徵稅。漢武帝時期成為西漢王朝酷吏最多的時代。 

即便在漢武帝時代，大部分有尊嚴的士大夫對於政府的橫徵暴斂也是有看法的。漢武帝要徵稅，只能依靠那些『大無畏』的酷吏。

一時之間，著名的『刀斧手』雲集：御史大夫張湯，御史中丞減宣、杜周，以及推崇嚴刑峻法官至九卿的義縱、尹齊、王溫舒等人相繼而出。

其次，為了配合商業稅的強制徵收，漢武帝頒佈了《告緡令》，這是一項鼓勵互相揭發別人財產的法令。民間社會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熱潮。許多人熱衷於打探鄰居的財產，告發他們，獲得分成。在這股吃大戶的風氣下，全國中等資產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發過。

《告緡令》由一個叫楊可的人推行，而主持審判工作的則是著名的酷吏杜周。

在《漢書》中，班固為杜周刻畫了一個入木三分的形象。杜周當廷尉時，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貪腐行動，逮捕的郡守及九卿以上的官吏俸祿二千石以上，和現在做個對比，可以理解為省部級以上不下百餘人，每年由地方上交審訊的案件不下千份。一個大案所牽連的人動輒數百人，而小案牽連的也有幾十人。為了查證案件，辦案人員來來回回折騰數百里甚至千里。遇有不服審判者，獄吏則採取嚴刑逼供的辦法來定案。到最後，人們一聽說惹上官司了，就立即逃亡，免得落在杜周的手裡。有的案件拖延十幾年還未結案，監獄裡關押著十餘萬人。 

就是這個杜周，當官前只有一匹馬的財產，當官後成為巨富，並安然善終。

在杜周的主持下，沒收的民間財物以億計算，奴婢以千、萬計算，沒收的田地大縣有幾百頃，小縣也有上百頃，中等商人大都破產，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告緡錢上繳後，大都交到了上林苑，於是漢武帝專門派遣一個新增加的官職，水衡都尉來管理上林事務。由於錢多了，上林苑需要擴建，漢武帝就在這裡大修亭台樓閣，還以征討南越為名修建巨大的戰船。這些錢如果留在民間，本可以作為發展經濟之用；而收歸政府後，卻成為戰爭和高檔館所的浪費之源。

漢武帝最後兩項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叫作均輸、平準。這兩項政策所引起的爭論也是最大的。特別是平準政策，從初衷來看，人們認為它是一項好政策；但從執行來看，不僅沒有預想的好處，反而帶來無數的惡果。後世的書生往往根據初衷來相信平準的好處，而不去檢查一下實際的執行效果。

這兩項法令由著名的斂財能手「桑弘羊」提出，其目的仍然是增強政府的財力和對經濟的控制力。 

所謂均輸，是一種讓政府插手商品運輸和銷售的做法。漢代的土地稅主要以糧食的形式上繳，但把糧食從地方運到京城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輸政策規定，地方政府可以靈活處理這些糧食，在當地賣掉，換成錢，或者購買當地的土特產品，把土特產品運輸到外地高價出售。糧食價格低又笨重，換成土特產品價高量輕，而且土特產品往往在產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貴。這樣，政府就可以在減少運輸成本的同時，吃買賣的差價。 

從理論上看，均輸是一種市場調節機制，如果實行得當，各地的產品分配會更加均衡。但執行的實際效果是：政府參與市場之後，不僅沒有平抑物價，反而會利用權力壓低採購價，抬高出售價，形成剪刀差，賺取額外的利潤。因為政府擁有著權力資源，能夠通過公權力形成壟斷，將其他玩家踢出去；而它奇高無比的管理成本又會抬高商品的價格。

讀書心得:所謂剪刀差(price scissors)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因為用圖表呈現的時候，出現有如剪刀張開形態而得名。

 

所謂平準，是指在地方上興建平準倉，當本地豐收時，政府就收購糧食放入平準倉庫；到了本地出現災害缺糧時，政府再把倉裡的糧食拿出來接濟社會。但接濟不是免費的，而是採取一個低於市價、高於收購價的中間價，這個價格既可以保證政府盈利，又保證民間獲得較為平價的糧食。這就像水庫對水位的調節一樣，豐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由於歷代政府都強調民以食為天，平準的原理吸引了大部分的執政者，他們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都設立平準倉來平抑糧價，有的時期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歷朝歷代的實際運作中，平準倉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

首先，政府一旦缺少了收入，就會打平準倉裡糧食的主意，盤算著怎麼賣掉，把錢拿去充當養官成本。災難真的來了，人們往往發現平準倉空空如也，不知道糧食什麼時候已經不見了。其次，倉庫裡的糧食也有保質期的問題。政府的倉庫往往管理不善，許多糧食發黴、變質，被平白浪費掉了。

再次，政府一旦逐利，會變得比私人更加兇狠。斂財的官員們很快學會如何坐莊哄抬價格，不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糧食市場上最大的玩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擠兌出局。加上還有一些關係戶和官員相勾結，依靠政府資源大發橫財，平準倉成了少數人的工具。 

在歷史上，人們往往根據理論和教條得出某些結論，卻沒有實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實施，必然變味。至於統治者推出上述政策的實際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謂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們盈利的能力。

消失的小政府

比較漢武帝統治前後，就會發現漢代的宮廷已經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氣象。在漢武帝統治初期，漢代幾乎是小政府的典範：土地實行私有制，人們只需繳納很輕的土地稅。政府開支不大，人頭稅時常減免。其他自然資源也由私人開採，皇室抽取一定的稅。整個官僚階層規模不大，養官成本很低。同時，官員的職責主要在於收稅和維持地方治安，不參與具體的經濟運行。

到了漢武帝統治末期，中央政府機構已經變得臃腫不堪了：首先，政府的官員構成發生了變化，掌權的人裡塞進了大量『有商業頭腦』的『能臣』，這些能臣將中央政府變成了一家混業經營的龐大公司，這家公司既負責生產鹽鐵等當時最急需和最先進的工業產品，還控制了很大一塊的流通行業，特別是長途運輸業。同時，這家公司還介入了最有利可圖的糧食和土特產買賣。 

對於這些能臣的所作所為，其他大臣們也怨聲載道。例如:太子太傅卜式就抱怨說：『當官的職責本來是收稅，可「桑弘羊」卻下令叫官員們坐在街上的店裡做買賣賺錢，太不像話了。』 

從官職來看，最初負責財政的是大農，當時財政的主要來源是農業稅。後來漢武帝將鹽鐵和貨幣管理權也交給了大農。大農管理不過來這麼多事情，又設置了水衡都尉負責管理鹽鐵事務。《告緡令》頒佈之後，從民間來的罰款源源不斷地輸送進了上林苑，於是漢武帝就叫水衡都尉管理上林事務。漢武帝大修亭台樓閣，錢都出自上林苑，水衡都尉的權力愈加擴張，但還是管不過來了。

漢武帝只好把權力分散到水衡都尉、少府、大農、太僕等各個官員手中，又讓他們安排了一系列的官員，負責管理沒收來的土地。至於沒收來的奴婢，也由政府出錢養著，讓他們照看宮殿、馬匹、飛禽走獸。

到後來，各種官吏、奴婢的數量大增，都要靠政府供養。在漢武帝統治初期，每年只需要幾十萬石糧食就可以養活整個官僚系統。經過無休止的改革後，政府每年通過黃河運入的四百萬石糧食仍然不夠官僚系統的揮霍。單單養官一項的財政負擔已經翻了好幾倍。這些錢都轉化為民間的經濟負擔。政府控制全國經濟的結果是物價飛漲，各種官吏霸佔市場，成為經濟的大玩家。 

漢武帝時期的財政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之前是以農業等常規稅收為主，之後則越來越依靠官營壟斷產生的利潤；同時，政府壟斷了鑄幣權，抽取了鑄幣稅；另外，政府還利用流通領域的買賣差價獲得了大量的收入。

到了漢元帝年間，民間的經濟負擔雖比漢武帝時期輕了很多，然而，正規稅收之外的項目仍然占總財政的一半以上。 

對於農民來說，農業稅和人頭稅雖然沒有明顯增加，但他們所受到的盤剝卻十分嚴重。首先，他們購買的工業產品價格更高，用以支付政府的壟斷稅。其次，實行鹽鐵官營政策後，商人成為一個特權階層，這個階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社會的貧富差距大幅度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階層到農村收購了大量的土地，成為大地主。西漢的豪強大族、東漢的世家大族，以至魏晉的士族問題就是在這時候萌發的。

讀書心得:漢武帝首創官商勾結，鹽鐵專賣制度，製造出一批身兼官員與商人的特權階層，不斷收購農地成為大地主，禍害中國2千年，真是始作俑者啊!

由於漢武帝時期充斥著各種各樣享有特權的階層，這些階層不繳納農業稅，又擁有著龐大的土地資源。所以，農業稅被不平等地強加在弱勢的農民頭上，他們擁有更少的土地，卻承擔更高的稅負。到這時，中國歷代社會中的弊病都一一顯現。

在此之後的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只有東漢和唐代前期的政府沒有採取國家壟斷的做法，其餘歷代統治者大都沒有擺脫漢武帝的統治模式。國家壟斷成為中央帝國的財政秘訣，逐漸成為唐代以後各個王朝的標配。

漢武帝對於財政收入的渴求還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副產品』：在制度上，中央政府的行政機構受到了永久性的損害。為了擁有足夠的權力去改革，漢武帝破壞了漢初形成的官僚體制的平衡，建立了一套圍繞皇帝的內廷系統，從此以後，制度失衡問題一直困擾著漢代的統治者們。 

在西漢初年建立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中，三公之首(也是百官之首)是丞相。皇帝負責定調子和把握方向，丞相則負責整個國家的吏治和日常行政工作。 

然而，在漢武帝進行了一系列的複雜改革之後，由於政府承擔了太多的職責，從開辦國有企業到徵收商業稅，再加上官吏隊伍變得龐大、難以管理，皇帝感覺丞相已經無法領會他的意圖，做這麼多的事情了。因此，皇帝從幕後跳到了前台，建立了一個類似於委員會的機構，這個委員會依託於少府下面的一個小機構：尚書台。

丞相的衙門對外治理國家事務，而少府則屬伺候皇帝的內廷機構。

所謂少府，本來是服侍皇帝起居的，少府下屬的尚書台在秦代就已經存在。到了漢武帝時，為了應付龐大的官僚體系，需要一個隨時都能領會皇帝意圖的部門，所以皇帝削弱了丞相的權力，加強了尚書台，形成了一個圍繞皇帝的決策機構。這個設在宮內的小機構(內廷)讓皇帝可以不用公開辦公，在私人場合找幾個人一商量，就把政策定下了。 

不過，雖然尚書台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尚書台的官員，例如: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的級別都很低。所以，這些官員一旦離開了尚書台，權力立刻喪失殆盡。為了保住權勢，他們勢必將自己的命運與皇帝綁在一起。

另外，漢武帝喜歡征戰，對於武將也更加倚重，分封了許多將軍，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將軍衛青。衛青之後，大將軍成為一種封號，漢武帝死後，接受託孤重任的霍光(霍去病的異母兄弟)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進行統治。大司馬是三公之一的太尉的改稱，也就是掌管武裝部隊的最高官員。通過制度變更，丞相的權力就轉移到了掌管尚書台的大司馬大將軍手中。

到了東漢時期，尚書台已經成為最核心的權力機構。 

在日後的歷史中，我們還會看到無數次權力的內廷化。當皇帝覺得現有的機構不能領會他的意圖，對他形成羈絆時，就會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機構來掌管權力。這種對原來官僚架構的破壞，令政權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餘官員。政權的不穩定，以及官僚機構的煩冗，甚至成為整個王朝的絕症。

 

統一的代價?

 

關於漢武帝的改革，人們的爭論仍在繼續。本書只利用現代財政工具，分析並描述了漢武帝建立新財政體系的經過，並將國家壟斷型財政體系對民間經濟的破壞擺在了讀者面前。然而，許多人卻把焦點放在另一個問題上：國家壟斷和政府干預到底是可以避免的惡，還是必要的惡?許多人認為：政府壟斷確實拖累了民間經濟，但這是中國建立大一統社會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根本沒有辦法避免。 

當漢高祖在如此龐大的疆域內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時，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為了維持它的統一，帝國必須拿出相當一部分資源來發展軍備，防範外部的敵人，又要加強政府官僚體系的控制力，來鎮壓內部的反抗；而軍備資源和養官成本最終肯定會超出政府的財政負擔能力，逼迫政府想盡一切辦法去斂財。漢武帝採取的辦法，是統治者能夠想到的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為什麼古代中國歷代統治者一方面宣稱要放權於民，一方面卻捨不得放棄壟斷的『蛋糕』的原因。

在大一統帝國下，人民享有無數的好處：遷徙的便利，市場的龐大，和平帶來的飛速發展……為了獲得這一切，我們必須承擔一部分集權之惡，養活一個日益龐大的官僚體系。為了養活這個體系，又必須忍受政府壟斷資源的存在。這就是『必要的惡』理論。但是，這種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巨大的困惑：即便保留政府壟斷資源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惡』，可一個王朝仍然沒有辦法永駐。 

雖然每個王朝面臨的問題不盡相同，但它們都被財政制度本身拖垮。或者說，最終不管如何努力，不斷擴張的政府財政還是要拖垮經濟，將整個社會變得脆弱不堪，這時候，一個小錯就會導致全盤的解體。這就好像癌症一樣，到後期，當肌體被癌細胞侵蝕，任何的小毛病都將導致健康的崩潰。

本書的目的不在於否定或者肯定這種『必要的惡』，只是想將它從紛繁複雜的歷史線條中剝離出來，展現給讀者，請讀者自己分析、判斷。 於是，我們必須回到統一的源頭，去看一看這個制度如何建立，又如何在千年軌道中一次次掙扎和重歸往復……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權帝國(秦代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國的誕生

秦代滅亡的原因跟『仁義』毫無關係，而是亡於戰爭財政所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

秦為了統一六國，圍繞著戰爭建設了一套高效的財政機器，從民間經濟抽血養戰。但六國滅亡後，制度慣性讓秦政府無法重構財政，導致財政機器沿著慣性繼續抽血，民間經濟無法重建，最終崩塌。

秦代滅亡後，社會的普遍思潮是：建立這樣一個龐大的集權帝國註定會失敗，誰也無法以合理的財政成本來維持帝國的統一。在這種思潮下，人們更傾向於回到戰國時代，建立眾多的國家，來分散統一帝國的風險。但是劉邦沒有順從這種思潮，而是逆勢而動，重建統一的集權帝國。劉邦死時，這個國家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在財政上離心力過大，不可持續。 

文景時期，是集權帝國的二次構建時期，不僅要解決經濟發展問題，還要通過財政制度的建設，來壓制地方的離心力。漢文帝採取了拖延戰略，先發展經濟，至於地方諸侯問題，則留給了未來。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給中央政府留了機會，完成了官僚和財政的集權，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到這時，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才趨於穩定。 

楚漢相爭：一道岔路口的選擇題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嬰被丞相趙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已經存在了十五年。子嬰登基時，並沒有像他之前兩任君主那樣稱『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稱號。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接手時疆域已經大大縮水，當不起『皇帝』的稱號了。 

秦始皇時期，秦的疆域從西方的臨洮、羌中直到東方的大海，從北方的長城直達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嬰繼位時，原來的六國都已經叛亂，名義上屬子嬰的，其實只有關中一帶屬原來秦國的部分。可是這一部分也瀕臨失控，起義軍已經來到家門口，只等著入關了。

子嬰繼位四十六天後，劉邦兵臨城下，子嬰出城投降。秦代滅亡。隨後，起義軍中最強大的一支軍隊在項羽的率領下也到來了。

項羽殺掉了子嬰。起義軍將領在項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稱王。秦代統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個諸侯國。其中，先入關的劉邦被封為漢王，接收了巴蜀和漢中之地，定都南鄭；而項羽自稱西楚霸王，佔據了梁、楚地的九個郡，定都彭城。這就是楚漢相爭的起點。四年後，漢王劉邦滅西楚霸王，建立了漢帝國。

人們常常把楚漢相爭當作一場普通的爭霸戰。在漢代以後的爭霸戰中，爭戰雙方懷著同樣的目的，都想獲得整個帝國，稱帝登基。因而，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如果項羽獲勝，也會像劉邦一樣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西楚帝國』。但這只是一種誤解。事實上，中國大一統的觀念是在漢武帝時期才正式形成的。

在秦代滅亡之後，項羽以及大部分的軍事將領並沒有想要建立統一的集權國家，楚漢相爭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爭鋒。

在劉邦要建立大一統帝國的同時，大部分人的理想卻是：廢除皇帝，回到諸侯時代，由各個諸侯管理自己的國家。對於他們而言，項羽本人則是一個齊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對於各個諸侯國只維持有限的監督權。 

楚漢相爭並非是誰當皇帝的爭鬥，而是兩種選擇的岔路口：一種選擇類似於戰國時期的諸侯模式，另一種選擇則是獨特的大一統帝國。 

但這兩種選擇的力量對比從一開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變一爆發，諸侯力量就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反抗的群眾紛紛殺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參與到復國運動中去。 

雖然首義的陳勝自稱陳王，建號『張楚』，希望將反秦的力量都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諸侯力量很快就占了上風。民變不久，六國紛紛稱王復國。其中，齊、楚、魏、韓四王都是原來四國的王室後裔，而首先佔據趙國土地稱王的是陳勝的大將武臣，武臣死後，趙國貴族後裔趙歇也恢復了對趙國的控制。唯一由外人佔據王位的是燕國，但燕王韓廣、臧荼相繼稱王之後，也都不讓外人插手，以維持燕國的獨立地位。 

在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之外，還有另一股勢力也不容小覷，他們是掌握了軍權的各將領，包括項羽、劉邦、張耳、陳餘、彭越、英布等人，這些人不屬六國宗室後裔，實力卻比復國的六國還要強大。但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沒有統一的理念，他們受到六國的影響，也憧憬著割據一片土地，獨立稱王。 

在這種局面下，作為反秦勢力中實力最強的項羽，順應了流行的想法，在滅亡秦朝之後，將原來的七國土地分割成了十九塊，建立了十九個諸侯國。其基本做法是把七國每一國的土地分成若干塊，除了保留一塊給六國的後裔之外，其餘的分封給各個功臣。只有秦國是個例外，由於暴秦是大家共同的敵人，不可能讓秦王的後裔保留統治權，就由投降了項羽的三個秦朝將領瓜分了原來秦國的國土。 

另外，項羽、劉邦原都是楚王的將領，楚王曾說過，誰先攻克關中(函谷關和武關以西，即統一之前秦國的土地)，就讓他當關中的王。為了兌現這個許諾，項羽還把秦國的漢中和四川(關中地的一部分)兩地分出來，交給了劉邦；而項羽本人的封地則分割自楚國。

分封後，各王並沒有隸屬關係，各自統治自己的諸侯國，從內部徵稅，組織軍隊，維持內部秩序。 

在項羽的政治藍圖中，他所建立的新秩序是另一個諸侯時代，而大部分獲得分封的諸侯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這個藍圖中存在一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當年戰國時期，主要國家只有七個，還相互攻伐，戰爭不斷。如今有十九個國家，又如何保證他們能夠和平相處?就算國與國之間不存在爭鬥，國家內部的爭鬥有時候也需要一個外部的裁判員，到底誰能做裁判?

項羽認為這個裁判就是他本人。

與其他的王不同，項羽號稱『霸王』。現在人們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蠻橫、不講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詞是一種令人羡慕的稱號。項羽懷念的是春秋時期的五位霸主。以最早稱霸的齊桓公為例，齊國強大以後，齊桓公在中原負有更高的責任，他要調停諸侯國之間的關係，防止他們逾矩，主持正義，扮演著類似當今世界『國際警察』的角色。

當一個國家的國君承擔起維持國與國之間秩序的角色時，人們尊他為『霸』。項羽自稱霸王，就是希望與其他王區別開來，表明他擔負著維持國與國之間秩序的責任。當然，這個霸王與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霸王在平常不干預各國內政，只是在特殊時期維持一下秩序，大部分時間裡只滿足於統治自己的國家；而皇帝卻要做所有領土的主人，讓所有的人都聽命於己。 

那麼，為什麼當時的人們不想建立統一的帝國，反而紛紛盼著回到從前的諸侯國模式呢?

答案可能出乎現代人的意料：在當時的人看來，組織一個疆域廣闊的超級帝國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現在的世界作比方，人們已經習慣了世界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各國等眾多國家和地區，如果有人宣稱要在地球上建立統一的帝國，大部分人都會嗤之以鼻。

 

原因很簡單：這種國家以前沒有出現過，在人們的印象中，組織這麼大的國家，其複雜度已經超出了人類的組織能力。 

在秦代以前，整個華夏地區就是一個小型的地球，人們早已習慣了各國的存在。對於他們而言，這種分立的狀態只不過被秦始皇中斷了十五年而已，而這十五年又是不成功的。因為即便是秦始皇，也無法長期維持它的穩定，還讓人們的生活越過越糟糕，大家都在盼著它分崩離析。與後世認定秦代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的起點不同，秦亡的幾年內，人們反思的卻是秦的建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狂妄嘗試，它的失敗是註定的。不僅在中國要註定失敗，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難找到一個如此龐大的中央集權制帝國。

人們往往被古代埃及輝煌燦爛的文明所迷惑，以為那是一個古代的大帝國。其實，在大部分時間裡，古埃及法老的統治只局限在尼羅河兩側幾公里到十幾公里寬的河岸上。以現代埃及為例，埃及的總國土面積達101萬平方公里，可是居住面積卻只占全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三多，還不到4萬平方公里，不到中國陝西省(二十萬五千八百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遠小於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古國，也只局限在兩河流域的狹小平原裡(現今伊朗、伊拉克)，在沙漠和沼澤之間，面積只有一萬五千平方公里，小於古埃及。

公元前15世紀到公元前10世紀，是古埃及的新王朝和西臺人(Hitties，位於今土耳其)爭霸的時代。在此期間，埃及領土大大擴張，終於超出了狹小的尼羅河河谷。但不管是埃及還是西臺，都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權帝國。埃及在尼羅河河谷之外、位於中東地區的領地大都是靠間接統治來維持的，這些地區有自己的國王，只是名義上服從於埃及。這與真正的中央集權制，由皇帝派遣官員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讀書心得:農業時代，人類很難建立大規模管理制度，所以分開統治比較實際，中國如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也是如此，以人類的頭腦演算法，根本無法同時處理這麼多數據及條件，誰來當皇帝都一樣，腦子會當機。

秦代之前，西方世界曾經有兩次嘗試建立龐大帝國。

第一次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也稱波斯第一帝國。這也是人類第一次嘗試建立橫跨亞非歐三洲的統一政權。第二次嘗試則是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建立的帝國。 

波斯帝國是最接近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遺憾的是，雖然波斯本部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制，但是，當波斯王的征服帶來更多的土地時，他們仍然很難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同樣的集權官僚制度，只能因地制宜，派遣總督，或者聽任當地統治者繼續管理。 

這仍然是一種集權制和封建制的混合制度，一個強大的核心帶著眾多鬆散的外圍區域。政權的興衰取決於本部的國王的能力，甚至取決於一場戰爭的勝負，當本部軍隊被消滅，外圍區域立刻脫離核心。 

當亞歷山大大帝的步兵方陣橫掃波斯時，帝國無力抵抗，走向滅亡。但取代波斯的亞歷山大帝國表現得更加不穩定。它是一種軍事征服的產物，甚至在還沒有建立固定的制度時，就垮台消失了。 

從西方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秦代之前，整個世界範圍內沒有人能夠建立穩定的、制度統一的集權官僚制國家，經過幾次嘗試，要嘛很快失敗，要嘛仍然是鬆散的拼圖模式。

 

那麼，為什麼這幾個大帝國在創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時失敗了呢?

答案是：要建立統一的國家，需要經歷兩個步驟。第一步，用軍隊進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進行政治征服，建立統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國還是亞歷山大帝國，都完成了軍事征服，卻無法完成政治征服。

讀書心得:用現代的觀念來說，就是人類演化至今，人類生化演算法，無法處理這麼大量的數據及條件，必須依靠非常簡單的公式(法律)，進行決策。當時人類社會還只能建立粗糙雜亂的公式(法律)，就算到了西元2022年的現在也差不多啦!未來必須倚靠Ai智慧人工演算法，才有可能逐漸完善大規模管理制度。

在軍事征服的過程中，獲勝者往往是那些能夠調動一切財政資源為戰爭服務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時，卻又要調動主要資源服務於政治和民生，建立制度，發展經濟，使人們在新的框架下安居樂業，不再想著回到過去的制度。但是，如何將軍事征服轉向政治征服，人們很難把握。當軍事征服剛結束，由於慣性，大量的軍隊仍然存在於四方，他們的利益不容忽視，如果迅速把財政權從他們手中移開，會造成軍隊的不穩定；如果繼續讓軍隊掌握過多的資源，又無法建立起後續的政治結構，最終會產生資源分配上的嚴重不平衡。於是，依靠軍事打下來的帝國，又在軍人的紛爭或者財政危機中分崩離析。

在秦代，這個問題同樣是它迅速崩潰的主要原因。

讀書心得:原來贏得戰爭結束之後，軍隊在獨佔既得利益的情形下，根本不願意被取消特權，難怪會有軍閥養寇自重的故事，如果皇帝拿不出辦理管理軍隊，那麼國家養軍隊跟養土匪，沒什麼不同。

 

秦代的財政革命和崩潰從春秋進入戰國，大量的諸侯國消失，只剩下幾個強大的國家。戰爭也早已從純粹的武力炫耀變成了財政的比拼。哪個國家能夠建立起更高效的財政系統用於戰爭，它就可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於是，各國進入了一個競相變法的時期。所謂變法，本質是改變經濟資源的配置，提高國家財政效率的做法。

讀書心得:沒錯啊，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找理由壓榨人民的血汗，用更狠的方式割韭菜而已。

早期的變法起自魯國的初稅畝。所謂初稅畝，就是丈量土地，摸清楚全國土地數量，再根據土地面積徵稅。在實行初稅畝之前，中國實行的是一種封君所有制，或者說土地封建制。

名義上，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周王的權力卻極其有限。當他把魯國的土地分封給魯國的國君時，就不再掌握魯國的土地收益了。每年魯國國君只需向周王象徵性地進貢，就獲得了魯國的統治權和財政權。

但是，魯國的國君也無法完全控制他的土地。當他把某一個邑分封給某個貴族(例如:孟伯，即孟孫氏的伯爵)時，那麼這個邑的農民就向孟伯繳納糧食，而不再向魯國國君繳納。每個國家內部的下級封君(貴族)對國君承擔的義務是：當國君需要打仗時，貴族有義務按照封地的大小，贊助一定的軍士和裝備，而供養這些軍士和裝備的錢由貴族承擔。所以，每一個國家的軍隊，其實是許多下級封君共同拼湊的，戰鬥力並不強。而國君由於不控制貴族土地上的稅收，也沒有足夠的財政規模來組織更加龐大的軍隊。

到了春秋後期，隨著幾個大國的崛起，國君感到這種雜湊的軍隊已經不能滿足軍事需要了。他開始組織屬自己的軍隊，這時，財政問題就更加突出。

與此同時，在每個國家的貴族鬥爭中，也出現了分化，大量的低級小封君消失了。每個國家內部要嘛國君變得強大，將下級封君都壓制住了；要嘛國君衰落，而次一級的幾個大封君掌握政治優勢。例如:在晉國，國君逐漸被邊緣化，四個次一級的封君卻崛起了，分別是韓、趙、魏三個子爵，以及智氏一個伯爵。韓、趙、魏滅了智伯，並取代了晉國的國君，在原來晉國的土地上成立了三個獨立的國家。在齊國，一個田氏(陳完的子孫，也稱作田完)的子爵，最終取代了姜氏(姜子牙的子孫)，當上了齊國的國君(姜氏重稅，田氏後來發動政變成功)。

 

三家分晉之後，變成韓、趙、魏三個國君，新君取代舊君之後，就派出只向國君負責的『令』和『守』去管理這些直屬於國君的土地，不再分封給小貴族，農民繳納的糧食直接歸國君所有。也就是說三家分晉之後，改變分封的觀念，

轉變為國君直接派官管理，這就是直屬於中央的縣的雛形。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土地仍然屬沒有完全消失的各級封君。

讀書心得:原來東周自從三家分晉之後(進入戰國時期)，由韓、趙、魏開始創始直接派官治理郡縣，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完全採用郡縣制度，廢除分封制度(例如:甘龍、白氏等這些老世族不再享有特權)，所以秦始皇本來就是沿用郡縣制，吞併全國而已，並非自己創建帝國。

另外，隨著戰國時期人口增多，許多新增人口分不到成熟的土地，但還有大量的荒地沒有利用，新增人口都跑去開荒。這些開荒的土地由於沒有登記，沒有具體的歸屬，所以不需要向任何封君繳納糧食。時間長了，各級封君發現無主的土地已經吸引了太多的人，而封君們自己的土地、房地產出卻越來越少，影響了稅收，而稅收的減少又影響了他們的軍事實力。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勢必實行一次土地改革，對土地進行重新統計，重新分派稅收，增加財政收入。為了讓耕種者配合土地改革，封君們也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原本土地在名義上都是屬各級封君的，耕種者只有使用權，而改革要實現土地私有化，承認耕種者就是土地的主人。耕種者為了獲得土地，付出的代價就是按畝繳稅，土地越多，繳稅越多。通過利益交換，封君和耕種者實現雙贏。耕種者獲得了土地，而封君增加了稅收。

土地改革最早從魯國開始。主持改革的是魯國的次級封君季文子。在魯國，國君權力並不強，幾個次級封君壟斷了政權，分別是孟孫氏(伯爵)、叔孫氏(子爵)、季孫氏(子爵)，以及東門氏。

在改革前，魯國的次級封君以東門氏實力最強，而且也把持了朝政。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在東門氏的公孫歸父掌權時，來自季孫氏的季文子為了對付公孫歸父，建議在全國實行土地改革，清丈全國的土地，進行土地權確認，並按照統一的稅率收稅。這種做法使得魯國的稅收大為好轉，並且由於承認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權，季文子在政治上贏得了民心，擊敗了東門氏。與此同時，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也利用這個機會發展壯大。

 

季文子的改革引起了列國普遍的關注。其他國家的統治者發現，魯國的改革可以讓財政收入驟然增加，使政府有能力組織更強大的軍隊。於是，這項改革迅速被各國效仿，向整個華夏鋪開。 

特別是那些已經解決了下級封君干政問題的國家，一旦進行初稅畝改革，國君手中的財政力量會大大增強，有可能組織更強大的軍隊，形成更大規模的政權，土地改革使中國進入了一個高速兼併的時代。 

在這項土地改革浪潮中，地處西北的秦國卻遲遲落後，沒有跟上改革浪潮。

直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才『為田開阡陌』；兩年後，才『初為賦』，開始徵稅。這時距離魯國最早的初稅畝(公元前594年)已經過去了近二百五十年。秦國土地改革之所以這麼晚，源於秦國落後的制度。它在諸侯國中資歷淺薄，又地處六國的西部，孤零零地在關中平原，與中原地區隔絕，與北方和西方的蠻族接壤。

然而，在所有不利因素之外，秦國的隔絕和落後卻又變成了它最大的優勢：由於六國發展過早，國家內部已經有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即便經過了艱難的兼併和整合，國君仍然無法將所有的資源集中起來投入到統一戰爭中。秦國由於發展較晚，國內的利益關係簡單，更容易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將每一份資源都用到戰爭上。

在財政問題上，齊國和秦國是可以進行對比的兩個案例。 

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和齊湣王做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他們分別加了尊號，稱為『西帝』和『東帝』。 

在古代的禮儀中，『帝』是一個比『王』更高的稱號，自五帝以後，就沒有人再使用了。秦王和齊王的舉動，是想告訴世人，他們已經強大到超乎其他諸侯王之上，不滿足於只稱王了。

雖然兩國君主很快就去掉了帝號，但這也反映出當時齊國是足以與秦國抗衡的大國。另外，齊國的商業遠比秦國發達得多。自齊國的開國國君姜太公起，齊國就確立了以手工業和商業立國的方針(齊國靠海，農業條件不如中原，主要稅收來自製造業和商業，不是農業)，長期在經濟上處於領先地位。

 

齊國和秦國的爭霸，可以視為商業文明對決農業文明的競爭。那麼，為什麼齊國最終卻在與秦國的競爭中失敗了?主要原因就在於齊國國內複雜的利益團體阻礙了齊王掌控更多的資源。

其實，齊國發展商業也帶著很大的無奈，因為國內耕地面積本來就狹小，而土地貴族又過於發達，國君很難通過土地獲得足夠的稅收，只能通過發展商業來獲得財政收入。 

相比而言，秦國建立時，它的國土面積並不大，卻很單純。後來秦國的歷代國君向西逐漸擴大土地，建立起龐大的國家。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還沒有形成利益集團，也沒有分封，都歸國君直接管轄。

秦國國君最初就派遣直屬官員來統治這些土地，制定統一的政策。秦國的結構一開始就是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其優勢遠大於其他國家。它的郡縣制也比其他國家更發達。而集權制度的發展，也讓秦國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強的擴張衝動，因為新得來的土地大都歸國君所有，只有小部分作為賞賜分封給功臣，和其餘六國比起來，小規模的土地賞賜無法改變秦王的優勢地位。 

通過兩場內容迥異的改革(變法)也可以看出秦與六國的區別。

在戰國初期，魏國的魏文侯曾經任用李悝在魏國進行變法。李悝去世的那年(公元前396年)，另一個變法家恰好誕生，他就是商鞅。這兩個人都是法家和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分別主導了魏國和秦國的變法。然而，由於政治環境的不同，兩人變法的內容和效果有著巨大的差距。

李悝所在的魏國利益關係複雜，他無法打破利益集團的阻撓，只能採取溫和的方法進行變革。進行調查之後，他提出了幾個觀察結果： 

第一:方圓百里的土地大約有九百萬畝，不能耕種的土地加上人們的宅基地共占了三分之一，剩下六百萬畝土地就是可以耕種的。如果能刺激農民的積極意願，每畝能增加三斗糧食；如果農民沒有意願，就要減產三斗。一進一出，方圓百里就有一百八十萬石糧食的差異。李悝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擠出這一百八十萬石糧食。 

第二:如果糧食太貴，人們就會吃不起；如果糧食太賤，就要傷害農民的積極意願。唯有價格適中才是最好的。而經過李悝一系列複雜的計算，按照現有的價格體系，魏國一戶農民生產一年的糧食，還不夠這戶農民一年的開銷。這說明，提高農民意願，穩定價格是最要緊的。於是李悝就為改革找到了突破點：穩定價格，提高農民意願。 

他採取的措施是『盡地力』和『善平糴』，前者是鼓勵農民在土地上增產，提高他們的意願，後者是利用類似平準的制度平衡糧食的價格。政府在豐年時多收購一些糧食儲備起來，讓豐年的糧食不要太便宜，以免打擊了農民的意願。到了荒年，就減免一部分稅收，並低價把糧食賣給農民，用這種辦法平抑價格。 

可以看出，李悝是在儘量不破壞原有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通過外科手術式的改革刺激農民的意願，獲得一定的增產。可以說，他的變法是溫和的，適應魏國複雜的政治體系，但不具有革命性。魏文侯可以通過李悝的改革使魏國成為強國，卻不足以用來進行統一戰爭。到最後，由於改革成果無法持續，魏國也隨之衰落。 

商鞅變法則採取了最為激進的做法。由於秦國的政治更為簡單，國君的支配力更強，集權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了最根本的變革，將秦國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戰爭機器，將每一個人都納入到國家體系之中，讓每一個人都為戰爭出力。

 

商鞅的變法措施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權制度。各縣由中央直接管轄，官員由中央統一指派。並在民間建立什保制度，五戶為一保，互相監督，加強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郡縣制度徹底破壞了商周以來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級上完成了集權化。秦國所建立的這套制度也成了未來兩千多年中央集權制度的藍本，雖然地方管理的層級越變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沒有變化過。

第二，控制糧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動。雖然土地屬農民，但農民不得擅自離開土地。這樣，每一個農民就都被『標準化』了，他們活著的意義就是生產糧食。政府通過控制流通渠道將農民生產的糧食輸送到秦國的戰爭機器中。

第三，實行軍爵制，將整個社會生活同軍事掛鉤。一個人只有在軍事上有所貢獻，才能得到爵位。爵級共二十個級別，一個人先受封低級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積，直到最高級。就像現代的公務員用一輩子從科員熬到正部級一樣，秦國人也用漫長的一生去盼望著軍爵，從低級走向高級，爵位越高，他的社會地位也越高。整個社會組織高度軍事化，是秦國戰爭機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漢代的董仲舒曾經評價秦國商鞅變法之後的情況，認為變法前後，百姓的徭役負擔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賦稅收入增加了二十倍。雖然這其中有誇大的成分，但從側面顯示出秦國財政機器在壓榨民間資本上做得多麼完美。

第四，秦國由於發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東六國人口眾多，土地不夠。於是，商鞅就鼓勵六國向秦國移民。一旦這些人移居到秦國，就分給他們土地，並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讓他們專心種田。這些人就轉化成了秦國的生產機器，而打仗參軍則由原來的秦人承擔。新秦人獲得了安全，老秦人通過打仗立功獲得了爵位，各得其所。 

如果說，在古希臘有斯巴達式的軍國主義城邦，那麼與之相應的則是東方的秦國。斯巴達只是一個城邦的軍國主義，而秦國卻是一個國家的軍國主義。這個國家採用中央集權制，政令直達每一個人，這樣的戰爭機器產生出了強大的力量，將各國一一摧毀。 

在與六國的戰爭中，地處偏遠的秦國可以組織起六十萬人的大軍，並調動足夠的資源供養他們，把軍隊送到數千里之外去打仗，可見當年商鞅建立的制度是多麼高效。然而，當戰爭結束後，這套高效的制度卻只維持了十五年，就徹底瓦解了。 

強大的秦國為什麼能夠應付六國的正規軍，卻無法抗衡起義者的雜牌軍呢?

問題仍然出在與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同樣的困局上：為武力征服而建立的財政制度無法及時地轉換成政治征服的工具。表面上看，秦代在全國建立了郡縣制的中央集權統治，但郡縣官員沒有足夠的經驗，也沒有獲得足夠的資源來安撫地方人民，建立起讓人民內心認同的統治基礎。 

當秦征服六國之後，秦始皇曾經考慮過以何種模式進行統治的問題，放在他面前的選項有兩個：第一，學習周代，分封一批王室子弟做諸侯，來取代那些老諸侯；第二，徹底建立中央集權的模式，將秦國的模式向六國推行。

許多人贊成第一種模式，因為這是大家已經熟悉的套路，優點是各個諸侯都會立即擔負起統治責任，全國可以迅速平靜下去；而缺點則是再經過幾代人之後，各諸侯國一定會再次廝殺，將周代的形勢重演一遍。丞相李斯則堅持第二種，將郡縣制推向全國，整個龐大的帝國都由皇帝本人來控制。

丞相李斯的堅持，讓始皇帝下定決心推行中央集權制，徹底消除六國內部殘留的分封制痕跡，將郡縣制度擴展到了整個中國。 

為了推行中央集權制，秦始皇需要在短短的幾年內向六國故地派遣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員，擔任郡縣長官。由於秦國不可能有這麼多人才儲備，不合格的官吏必定會在各地造成混亂；即便是合格的官吏，也會受到各地的抵制。為了強行將制度推行下去，秦始皇保持了高壓態勢：他沒收了天下的兵器，防止各地反抗，強迫六國的貴族遷往關內。秦始皇很注意用遷移民眾的做法來打破原來的社會結構。秦軍征服過後，許多地方的精英分子都被帶走安置到其他地方，而這些人離開時留下了大量的土地，秦始皇再靠赦免的罪犯，或者調其他地方的人來填充，重建社會結構。 

在《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中，許多富豪的家族都被迫遷到了外地，重新起家，繼續獲得財富。例如:蜀地的卓氏(司馬相如妻子卓文君的家族)就是從趙國遷來的，南陽的孔氏是從魏國遷來的。 

對於那些不聽話、不懂規矩的人，秦始皇用嚴刑酷法對待他們。在後來的民變中，許多人都是被秦法逼成了叛亂者。例如:最先起事的陳勝、吳廣，還有後來的劉邦，都是在押解犯人或者服役者的過程中，因為出現了人員逃亡或者誤期的情況，按照秦法要嚴格處理，所以才不得不造反的。 

但是，就算秦始皇採取了這麼多辦法推行中央集權制度，習慣了諸侯制的人們仍然不甘心被置於集權社會中一個零件的位置，對於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員也是陽奉陰違。許多人還在幻想著六國勢力重新崛起。如果秦代能夠維持更長久的和平，也許等這些六國餘孽都老死了，人們能夠適應新的模式，就真的完成了政治征服。但不幸的是，在整個社會的記憶仍然深刻時，秦代就維持不下去了。

統一後，巨大的戰爭財政消耗還在繼續，集權制官僚們還在按照戰時的模式從民間榨取利潤，民間無法重建社會經濟。更嚴酷的高壓態勢也迫使皇帝從民間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來保持統治階層的忠心。

更重要的是，本來六國的民間經濟要更加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強加給六國，給六國的經濟也戴上了緊箍，加入到戰時經濟之中。

而秦國龐大的人員組織能力也在繼續發揮著作用，將軍們失去了對手，只好將武力強加給異族，並修築長城，建造阿房宮。整個帝國在戰時經濟中消耗巨大，卻沒有人能夠將這架戰爭機器停下。最後，這架機器終於失控。龐大的帝國死於自己的制度。中國人第一次嘗到了中央帝國帶來的巨大的統一成本。 

西漢「賈誼」曾經感慨秦因『仁義不施』而亡國，我們不能只看到所謂『仁義與否』，而應該從背後的制度去尋找原因。 

漢高祖：帝國的重建

秦代轟然倒塌後，它的失敗讓當時的人們認為龐大的中國無法承載統一之重，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這個『怪獸』還沒有到出籠之時。在這種流行的思潮下，群雄起兵的目的不是重新恢復六國，就是尋求割據一方。至於重新統一，誰都不想也不敢去嘗試。項羽順應了這種思潮，按照戰國時代的模式重建了眾多的諸侯國。最具野心的劉邦雖然也被封王，但被放置在了西南方的死角裡，遠離中原地區。 

在秦代，劉邦的蜀地和漢中是距離中原最遙遠的地方。一個人如果要從中原去四川，必須首先走函谷關，到達秦所在關中地區，再從關中地區走一條架著棧道的山間小路(褒斜道)到達漢中，最後從漢中走另一條小道(金牛道)去往四川盆地。 

項羽又把秦地(今陝西境內)分封給了三位投降的秦國將領，由這三位將領守住關中平原，這就徹底斷絕了劉邦和中原的聯繫。

由於絕大多數受封的諸侯沒有兼併天下的野心，所以，這個分散的新體系似乎會長久地維持下去。然而，有一個人想嘗試與『項羽秩序』完全不同的模式，試圖繼承秦代的正朔，這個人就是劉邦。

秦末的起義者中，包括兩類最主要的參與者：六國的貴族和各種對強秦不滿的亡命之徒。項羽屬楚國的貴族後代，而劉邦則是一個典型的亡命者。在還沒爆發起義之前，劉邦曾經擔任過沛縣的亭長，在一次為縣裡押送犯人去驪山時，由於逃跑的人太多，他思量免不了被追究責任，也逃亡了。如果不是秦末起義的到來，劉邦就要做一輩子的亡命者。 

當別的諸侯都因為獲得了封地而感到滿足時，只有劉邦心中充斥著不滿。由於沒有歷史和身份的包袱，他眼中看到更多的是秦帝國的威儀，他不想作為一個諸侯統治漢中這個小地方，而是想作為皇帝君臨整個秦帝國的疆域。於是，所謂楚漢相爭，就意味著到底是項羽的『諸侯加霸王』模式，還是劉邦夢想中的『中央帝國』模式能夠勝出的鬥爭了。 

對劉邦有利的是，項羽所建立的新諸侯制度並不穩定。十九個諸侯中，大部分人雖然並不想兼併天下，卻都有著或多或少的野心。他們總想將領地擴張一點，從鄰國手中搶幾座城市。還有的諸侯國國內迅速發生了爭位。這些問題每一個都看似不大，但如果糾紛同時在四處爆發，新諸侯制度就會迅速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 

作為制度的建立者和一國霸主，項羽有責任保證制度的平靜，秩序一旦出現混亂，項羽就必須出馬來恢復平靜。於是，不需要劉邦反對項羽，其他的諸侯國就已經讓這位西楚霸王疲於奔命了。 

首先讓項羽感到憤怒的是齊國的形勢。齊國原本被項羽分成了三國，封給了原來齊國王室的後裔，這卻引起了另一位叫作田榮的將領的不滿，他起兵殺掉了三國的國君，合併了三齊。趙、代等國也隨即出現了國君更替的情況。

漢王劉邦在這時兼併了關中的三個秦降將獲封的諸侯國，將原本屬秦國的領土合併起來，並向關外擴張。 

項羽突然發現他從反秦的革命者變成了舊秩序的維持者，從革命黨變成了保守黨。為了維護他設計的秩序，必須出兵征戰。但每一次諸侯的叛亂，都是一次對新秩序的嘲諷。 

劉邦正是抓住了這個機會，採取了兼併、聯合、替換的方法，逐漸將諸侯國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曾經的西楚霸王。

 

在戰爭中，劉邦的將領韓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位能夠忍辱負重的將軍在北伐中滅掉了魏、代、趙、齊諸國，並降服了燕國，這些曾經最強大的諸侯國要嘛滅亡，要嘛結為同盟。

韓信對劉邦的態度也決定了漢王能否掌控全域，如果韓信在滅了舊諸侯之後，立即取而代之，不聽從號令，那麼他只不過是在舊秩序的牌局裡洗了一下牌而已。韓信雖然爭取到了齊王的位置，卻仍然對劉邦保持了忠心，如此一來，漢王才有了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 

戰爭結束時，項羽建立的體系隨著他的死亡而崩潰。但是，當初為了對付項羽，劉邦不得不分封了許多新的諸侯。這些諸侯並沒有意識到未來的秩序會有什麼變化。他們還是按照原來的思維來考慮問題，以為劉邦戰敗了項羽，只不過意味著劉邦代替項羽擔任『霸王』的角色，而每一個諸侯還都擁有著獨立的封地，行使獨立的權力。如果劉邦想要廢除諸侯，他們會用全力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項羽倒台之後的政治秩序仍然接近於諸侯國模式，劉邦充其量只是另一個霸主，而非一個皇帝。諸侯沒有想到的是，劉邦並沒有犯同樣的錯誤。他知道，哪怕有諸侯國存在，他仍必須首先確立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在謀臣的幫助下，劉邦在關外就迫不及待地導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戲。在這齣戲中，最想當皇帝的是劉邦本人，但他卻裝作不情願，由謀臣們勸說諸侯勸進三次，他才同意加皇帝尊號。在漢王加皇帝號時，諸侯們仍然沒有意識到秩序的改變。他們還以為回到了周代的秩序，所謂皇帝只是一個稱號而已。哪怕是皇帝，也無法干預每一個諸侯國內部的事務。但他們不知道，劉邦之所以封他們為諸侯，只是因為沒有辦法一下子掌控全國而已。如果在剿滅項羽後立即廢除諸侯制度，建立中央集權制，那麼新建立的漢帝國立即會和秦帝國一樣，遭到激烈的反抗而崩塌。劉邦不願冒這個風險，他更擅長於慢慢地剝奪諸侯的權力，讓項羽建立的新諸侯體制在溫水中煮死。 

劉邦加皇帝號之後，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種人：

第一種是仍然醉心於舊秩序的舊諸侯，這些人希望儘快回到諸侯國內，享受統治者的樂趣，並不尊重所謂皇帝的權威；

第二種是已經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員，以丞相蕭何、陳平等為代表；

第三種則是劉氏的宗室子弟。

劉邦的任務是消滅第一種人，將諸侯的領地一部分交給宗室子弟，一部分拆解為中央集權制下的郡縣，交給第二種人。

而此刻漢帝國最大的功臣韓信，由於被封為楚王，已經被漢高祖當作了第一種人，舊秩序的代表。

在後人的眼中，韓信是一個矛盾的角色。戰爭中，他手握重兵卻對劉邦忠心耿耿。項羽曾經勸說他反叛漢王，許諾天下三分，但韓信拒絕了項羽的美意。然而在攻克齊國之後，韓信卻向漢王申請做代理齊王，這令劉邦感到不滿。後世接受了大一統思維薰陶的人們因此認為，他申請代理齊王的舉動就是對劉邦不忠。但是實際上，韓信與項羽一樣，是一個舊秩序的信奉者。他認為戰爭結束之後，世界仍然會恢復到諸侯制的舊軌道上，劉邦代替了項羽成為霸主，負責維持諸侯國的秩序，但是並不剝奪其他諸侯的生存權。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擁護霸主的諸侯角色，幫助霸主維持國際秩序。『當上齊王』與『對漢王忠心耿耿』，這兩件事並不矛盾。

韓信沒有想到的是，劉邦要顛覆整個諸侯制度，建立一套新的集權制度來代替它。韓信也沒有看到，劉邦對他的防範有多深。 

《史記》中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劉邦對韓信的戒心：在消滅了項羽之後，劉邦在稱皇帝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是親自前往齊王韓信的軍中，奪走了他的軍權。只有這樣，漢王才敢於稱皇帝。

漢王稱帝後，作為皇帝制度的絆腳石，韓信先被從齊王貶為楚王，又被剝奪了王的封號，貶為淮陰侯。最後，劉邦仍然不放心，借助妻子呂后之手殺掉了韓信。除了韓信之外，異姓諸侯中的彭越、黥布、臧荼、盧綰等人也一一被剝奪封號或者被殺。

但是，在剝奪異姓諸侯的同時，劉邦卻無法完全廢除掉諸侯制。他意識到，他還不具備一下子建成全國鐵板一塊的中央集權制的能力。和秦始皇一樣，劉邦沒有足夠多的能理解皇帝真實意圖的幫手，也不可能一下子任命如此之多的中央集權官吏。更何況，能夠維持帝國穩定的財政制度更是一片空白，如果強行往下推行，必定遭到抵制和失敗。在異姓諸侯曾經統治過的地方，他必須再樹立一個諸侯來代替原來的角色。作為妥協，他將劉姓宗室子弟扶上了諸侯的位置，並立下了『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規矩，希望通過家族的力量來補充集權制的不足。 

劉邦登基後經過八年，還沒有完全剪除諸侯勢力，去世了。他留下了一個逐漸恢復穩定、帶著新秩序雛形的大帝國。但這個帝國的統治模式是否已經成功，仍然沒有人說得清楚。在人們看來，這個帝國太脆弱了。

漢高祖本人的死，就源於與淮南王黥布的交戰，他在戰鬥中被流矢所傷，身體再也沒有康復。漢高祖死時，燕王盧綰正準備逃往匈奴所在地。異姓王中，長沙王吳臣尚在。甚至皇帝的軍隊也對帝國構成了威脅。

漢高祖死去時，陳平、灌嬰在滎陽統帥著十萬人馬，樊噲、周勃在燕、代等地有二十萬大軍。漢高祖一死，皇后呂雉(後來的呂太后)甚至擔心這些將領造反，密謀將他們都殺掉。審食其勸說太后，若誅殺將領，必天下大亂。 

這件事從側面反映了漢帝國仍然風聲鶴唳，就連呂太后也處於失敗的恐懼之中。更重要的是，帝國雖然完成了武力征服，具有了表面的形式，但在更深層次上，卻沒有完成政治征服，尚有兩大問題急需解決：

第一，在經歷了如此眾多的動盪之後，如何保證社會的經濟發展，讓人們對帝國產生信心，不再想回到過去。

第二，如何建立一套符合帝國需要的財政制度，使這套制度能夠控制同姓諸侯王的野心，又能滿足帝國穩定的需要，同時不干擾民間的繁榮。

漢高祖死去時，帝國連統一的財政制度都沒有建立起來：各諸侯除了對諸侯國國內的土地徵稅之外，還對諸侯國國內的自然資源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幾乎喪失了諸侯國中的所有稅收，只能在直屬領地徵稅。諸侯王可以有獨立的軍隊，設置幾乎和中央政府一樣的官僚系統和財政系統。他們統治著真正的國中之國，只是依靠親屬關係維持著與中央政府的合作。在這樣的架構下，中央只不過是比諸侯國面積更大一些的諸侯國罷了，仍然是一個『霸主』，不是帝國。必須把諸侯國的財政權拿回來，在諸侯國國內為中央徵稅，才能解決最終的控制權問題。 

漢高祖本人對經濟並不精通。他仇視商人和商業，採取了許多抑制商業的措施。如果繼續採取抑商的做法，民間就感受不到統一帶來的好處而離心離德，中央政府也獲得不了足夠的財政收入，到了諸侯勢力覺醒時，就是漢帝國分崩離析的時刻。

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個由漢高祖的狂妄無知所建立起來的巨大怪胎，到底會走向何方，仍然是個未知數。它會像強秦一樣，由於政府抑制了民間發展而崩塌，還是像周代一樣，由於諸侯國的強大而逐漸解體?這個問題必須留給劉邦的後代去解決。

漢文帝：經濟優先，財政讓路

在任何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初期，當王朝創建者擦乾了劍上的血跡時，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先發展經濟還是先強調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

秦始皇更看重後者。他首先利用政府控制力解決財政問題，沒有考慮民間經濟的持續發展，導致了經濟的羸弱、人民的不滿和社會的動盪。 

而漢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強，這一點與秦始皇並無二致。如果他再多做一些年的皇帝，那麼漢代的經濟也許會進一步惡化。他適時的死，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了變革的空間。

漢高祖死後，人們對於漢帝國能否解決民生問題持有深深的疑慮。按照古人的觀念，如果沒有戰爭和災荒的侵擾，連年豐收，人們勞作三年，就能夠積攢下一年的餘糧。當豐收了九個年頭，積攢下三年餘糧，就稱為『登』，意味著五穀豐登；如果好年景維持了十八個年頭，有了六年的餘糧，就稱為『平』，意味著和平穩定；如果積攢了九年的餘糧，就稱為『泰平』。 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時光才能獲得。 

可是，漢高祖建立的帝國過於龐大，總是東邊不亂西邊亂，諸侯的反叛、外敵的入侵、底層的叛亂、對皇帝錯誤政策的反抗連綿不斷……一旦戰爭來臨，為了供養軍隊，搜刮式的財政政策就成了政府的優先考慮，民間很難獲得足夠的時間去休養。所以，人們總是擔心大一統帝國帶給他們的只有貧窮、束縛和失控。

從另一個角度看，漢帝國的疆域最遠到達了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如漢代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區設置了交阯郡、九真郡、日南郡)，從長安到越南北部的直線距離也有三千里，中間更是山阻水隔，路線難測。帝國派遣一個官吏去統治越北，上任都要走幾個月，更何況還要考慮當地人能不能聽他的話、願不願意繳稅等棘手的問題。 

即便在漢代統治的高峰時期，除了中原、山東、關中、川蜀之外的其他轄區，例如:西北、東南，包括越北，由於人口稀少，經濟成本高昂，最多只能自給自足，無法向中央繳納財稅。

更重要的是，如果越南北部發生了叛亂，就要從別的地方調兵去鎮壓，可是從傳遞消息到調兵，幾個月都過去了。花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去征服一個連徵稅都困難的地方，是否有必要? 

當時人們的思維還停留在諸侯國時期。由於每個諸侯國的面積都有限，一個地方發生了叛亂，國君調集軍隊去鎮壓，來回加打仗，往往十天半月就夠了。那時的軍人每年接受徵調的時間不用超過一個月，養兵成本很小。如今的軍隊調動卻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調兵的距離長達幾千里，其複雜程度已經超乎當時人們的想像。 在這麼複雜的條件下，帝國的統一成本實在是太大了。

另外，漢帝國內部還保留著大量的同姓諸侯，這讓問題更加複雜。這些諸侯在封地內徵稅，設置官員進行治理，又有自己的軍隊。如果諸侯勢力太大，中央政府的徵稅權就會變小，最終無法同眾多的諸侯相抗衡。當中央政府無法約束諸侯時，帝國就會最終走向解體。

呂太后執政時期(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0年)，漢帝國出現了第一次危機。呂太后出於強烈的不安全感，違背了漢高祖『非劉氏不王』的規矩，立了幾個娘家呂氏的諸侯王來鞏固她的權力。 

呂氏諸侯王們雖然在太后活著時能夠保衛太后的帝國，但他們只忠心於太后本人。一旦太后死去，呂氏諸王缺少了核心人物，就會生出反叛之心。

呂太后死後，劉邦的老臣們除掉了呂氏家族。但這一次的呂氏危機，卻給漢帝國的統治階層敲響了警鐘：目前的財政制度是一種無法維持的制度。只要諸侯國享有國內的財政全權，可以有自己的官僚系統和軍隊，未來必然還會出現無數次的反叛。如果要建立長久的帝國，就必須剝奪諸侯國的財政權，讓他們無法養兵。 

公元前180年，在漢高祖老臣的擁戴下，漢高祖的兒子劉恒登基為帝，是為漢文帝(漢朝第五位黃帝)。漢文帝繼位前是代國的諸侯王。令人驚訝的是，即便呂氏諸侯王的叛亂剛剛被平定，漢文帝也沒有急於去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經濟和民生。 

漢文帝時期，面對二個非常迫切問題:是打算先發展經濟，普遍實現人民富裕，還是打算先建立可靠的中央財政制度，約束諸侯財政，保證帝國不會解體，這兩個問題都已經非常迫切。

呂后時期雖然推崇黃老之術，讓民間經濟自由恢復，但是宮廷內鬥不斷，諸侯王搖擺不定，民間依舊處於擾動之中。人們仍然在觀望，看這個龐大的帝國走向何方。 

只有更加穩定的社會和更快的經濟發展，才能讓人們認同漢帝國的存在，並自覺地將自己當作帝國的子民。但穩定和經濟發展是有矛盾的：要穩定，就必須強調控制；要控制，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經濟的發展。

 

漢文帝決定，首先解決民生問題，把穩定問題先放下。

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政府從國民經濟領域完全撤出，讓人們自由發展工商業和農業。漢高祖時代，土地稅是十五分之一。之後，由於戰爭的需要，漢高祖提高了土地稅，但歷史並沒有告訴我們具體的稅率，大約不會超過十分之一。呂后執政時期，土地稅再次調整回十五分之一。

除了土地稅之外，漢代的人還必須繳納人頭稅(算賦)，一個人從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年必須繳納算賦一百二十錢。

漢文帝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對於上述稅率進行了調整。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將土地稅暫時減半，從十五分之一變成了三十分之一。之後，人頭稅也做了調整，減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繳納四十錢，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稅率降低之後，政府的財政問題更加突出。漢代的財政支出中，最大的兩項是養官和養兵。在漢文帝時代，由於北方蠻族的存在，加之諸侯勢力仍然強大，皇帝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的軍隊來做防範。 

但是，漢文帝仍然決定大力壓縮財政開支，將政府精簡到極致。他首先從個人做起，節衣縮食，不修宮室，壓縮皇室開支；其次，他壓縮軍隊和官員的開銷，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財政開支。 

漢文帝統治後期，財政問題更加突出。

由於壓縮財政開支，一個奇特的現象出現了：雖然社會正在慢慢變得富有，人們的生活越過越好，但政府無法依靠財政收入供養邊關的守軍。雖然皇帝極力避免戰爭，但邊關不可能沒有守軍，而這些守軍的糧食要由政府供應。可是政府正處於最無力的時候，財政不到位，運輸能力低下，糧食和軍餉無法按時運到。 

這時，大臣「晁錯」替皇帝想了一個辦法。他看到，通過休養生息，民間已經湧現出一批富人。於是，他建議漢文帝採取買賣爵位的辦法，允許富人通過捐獻，獲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過。只要富人想辦法把糧食運到邊關，交給守軍，就可以從皇帝這裡獲得爵位。 

在漢代，買賣爵位仍然被人們看作是一種合理的現象。

這個時期距離實行封建制的周代並不遠。在封建制時代，封君可以將爵位、土地隨意地賜予任何人，沒有人有資格質問封君，責怪他隨意支配公共資源。到了漢初，雖然已經漸漸地形成了公共資源(屬社會的資源)和皇家資源(屬皇帝私人的資源)的概念，但二者區分得不夠清晰。另外，治理人民的官員已經逐漸被當作公共資源，不能隨便買賣官爵了。但是，更具象徵意義的爵位更接近於皇家資源，相當於帶有一定特權的榮譽稱號。因此，皇帝買賣皇家資源，仍然被認為是合理的。只不過，這種榮譽稱號帶有免人頭稅、免役、減罪免罪的特權(但不減免土地稅，只減免與人身有直接關係的稅收)，有侵佔公共資源的嫌疑，這讓賣爵又帶有灰色地帶的性質。

「晁錯」的做法收到了驚人的效果。很快，在富人的幫助下，邊關軍隊的糧食有了保證，不僅不再匱乏，反而變得充足。「晁錯」又建議漢文帝讓富人把糧食上繳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倉庫。這樣，富人的捐獻就成為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漢初，由於和平時期養官成本很小，漢文帝很快發現，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稅收，已經足夠維持中央政府運轉了，根本不再需要徵收農業稅。

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宣佈全國稅收減免一半。到了第二年，他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乾脆宣佈不再收農業稅。

在以後的十三年間，西漢政府一直沒有徵收農業稅。直到漢景帝登基後的第二年，才恢復了稅收。不過，漢景帝把土地稅仍然定成三十分之一，並一直維持這個低稅率直到西漢末年。 

進入21世紀，中國政府也宣佈廢除農業稅。不過，這次廢除農業稅與漢文帝時期的廢除不可同日而語。漢文帝時期，農業占國民產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放棄農業稅，就等於放棄了最大的一筆收入；而在現代社會，農業的地位已經降低，工業和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所以，現在放棄農業稅要容易得多。 

雖然，漢文帝的免稅政策值得歡呼，但是，也應該看到，漢文帝的政策是一種妥協式的權宜之計。正規稅收收不上來，就乾脆放棄建設稅收制度，通過賣爵獲得收入。由於當時恰好處於財政緊縮時期與和平時期，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花費，所以這種做法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國家出現了動盪，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徵稅工具，勢必會遭受劇烈的打擊。 

漢文帝不建設正規的財政體系，還能夠保證政府的穩定，靠的是執政能力、運氣。漢文帝在位時，北方的匈奴和內部的諸侯王都處於蓄勢的時期，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這兩個地雷只要有一個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毀漢文帝脆弱的財政系統，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亂。特別是諸侯王問題。 

漢文帝時期，也是諸侯王，大幅發展的時代。此時的諸侯王和漢高祖、呂后時期相比更加富足。漢文帝時期，每個諸侯國內的礦產資源都交給諸侯王自行處理，中央政府並不插手，這導致那些境內礦產資源豐富的諸侯王成了巨富。

中央政府在長安，這裡人口密集，土地肥沃，但礦產資源並不豐富；而齊、楚、吳等地豐富的資源卻都控制在諸侯的手中。例如，漢高祖的哥哥的兒子「劉濞」被封為吳王，其轄境內產銅，依靠挖銅鑄幣，吳國富比中央。 

不過，幸運的是，漢文帝執政時期，正是社會的恢復期，人們不想打仗；而漢高祖的子孫們由於對漢高祖的記憶還沒有模糊，尚且沒有叛亂的決心。漢文帝仁慈地對待每一個諸侯，使得他們也沒有叛亂的必要。至於匈奴一方，漢文帝的和親政策和貿易政策也足夠明智，沒有像漢武帝那樣主動挑釁。漢文帝謙恭仁慈的性格和與世無爭的心態，有利於保持社會穩定。漢文帝時期，政府的財政支出達到最小。 

漢文帝的統治成為中央集權政治的一個神話。對於漢代的大臣們而言，在漢文帝之前，帝國一直沒有過真正的安定，甚至人們不知道這個帝國是否已經真的建立起來，還是又如同秦帝國那樣，最終會變成鏡花水月，在離心力的作用下分崩離析。漢文帝之後，已經沒有人再懷疑帝國模式的成功了。雖然最為關鍵的財政地雷還沒有拆除，但帝國已經存在了幾十年，而且逐漸繁榮起來，大部分人從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實惠。人們已經學會了站在帝國的本位上來考慮解決辦法，而不是試圖再次推倒重建。 

對於現代人而言，漢文帝的統治簡直是一個小政府的模範。「亞當史密斯」曾經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證最基本的財政支出，如國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餘一切都應該交由社會去做。漢文帝時期，由於維持了一定時期的和平，國防開支很少，養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錢都可以留在民間，促進經濟發展。

歷史上，中央帝國最大的財政失控總是出現在軍事上，一旦控制住了軍事支出，的確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歷史上採用黃老之術的時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軍事行動的時期。由於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隨著和平，於是成就了漢初的盛世。但在這盛世之下，始終有一顆定時炸彈：財政失衡。到了漢文帝的兒子漢景帝時期，這顆炸彈終於爆炸了。

 

竇太后、「賈誼」和「晁錯」：儒道之爭的本質

1991年4月23日，在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主持下，蘇聯與九個加盟共和國達成協議，同意成立一個叫作『主權國家聯盟』(UnionofSovereignStates)的新聯盟，來取代原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新聯盟條約》規定，每一個加盟共和國擁有相當大的主權，聯盟政府只保留三方面的權力：統一的總統、統一的外交政策和統一的軍隊。 

戈巴契夫認為，只要軍隊和外交政策是統一的，就可以保證聯盟有一定的凝聚力，不會走向解體。為了讓加盟共和國同意簽字，他在一點上做出了妥協：獨立的財政。也就是說，聯盟必須經過加盟共和國的同意才能行使徵稅權。當戈巴契夫做出這個妥協後，他本人並沒有認為這是個大問題。但是，就連西方國家都意識到了這個條約的危險性，忍不住提醒他：喪失了獨立的財政權，就意味著聯盟的解體。因為不管是外交還是軍隊，如果沒有財政收入作為後盾，都將化為泡影。這個條約帶來的爭論，導致了保守派的八月政變，徹底葬送了蘇聯。人們如今回憶起蘇聯往事，無不將這個條約作為一個重要節點來討論。

與蘇聯受困於財政一樣，漢文帝死時的西漢帝國在財政上也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由於漢文帝治理帶來的長期和平讓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好處，故而，人們對西漢政權的態度由以前的漠不關心，變成了此刻的不希望它崩潰。人們擔心它會被巨大的離心力所分裂。人們害怕在未來還會有無數的問題等待著這個年輕的龐大怪物。 

漢文帝死後，他的休養生息政策仍在繼續實行。這時，黃老之術的代表人物是他的皇后，即後來的竇太后。這位已經失明的老太后把影響力一直延續到漢武帝六年。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才轉變政策，徹底拋棄了黃老之術。竇太后不像當年的呂太后那樣強勢，她對於政策的影響力是依靠教育獲得的：她要求宗室子弟和太子都必須學習與黃老之術相關的理論，並以此為基礎治國。

漢景帝雖然面臨著眾多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他主動去作調整，但他並不反對繼續施行黃老之術。可另一方面，在經濟繼續發展的同時，依靠漢文帝威望和仁慈來維持的帝國體系已經出現了危機。

由於漢景帝已經是漢高祖的孫子輩，與同姓王侯之間的血緣關係已經不那麼緊密，諸侯們不像尊敬漢文帝那樣尊敬他。漢景帝的性格也並不招人喜歡，他心胸狹小、優柔寡斷，又缺乏擔當。 

諸侯們已經在漢文帝時期積累下了巨大的財富。在皇帝放棄經營正規的財政系統時，諸侯們卻牢牢控制著封地。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地方逐漸佔據了優勢。與此同時，與匈奴的摩擦也逐漸增多。雖然漢帝國仍然保持著克制的態度，但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濟富裕後，已經抑制不住大國夢，有些躍躍欲試了。

 

如何抑制諸侯的發展?如何對付匈奴?如何建立健康的財政體系?這些問題依靠黃老之術是回答不了的。 

皇帝發現，在黃老之徒以外，另一撥人正在摩拳擦掌，儒家。 

與黃老之徒著重於解決經濟問題不同，儒家對經濟和財政都不感興趣，他們採取的是另一種思路：利用對皇權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強對社會的軟性控制。可以說，儒家只對政治和社會控制術感興趣。

讀書心得:作者認為儒家「只對政治和社會控制術感興趣」，真的是一針見血的見解。

在儒家看來，如果中央帝國的權力失控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帝國勢必在未來出現新的危局。如果要避免危機，必須在政治上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更大的權威，削弱地方上的諸侯勢力。 

贊同黃老之術的人更注重經濟發展，而贊同儒家的人則偏愛政治穩定，兩者看問題的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 

漢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賈誼」和「晁錯」，然而兩個人的觀點又有著明顯的區別。

「賈誼」希望通過嚴格的等級規則來限制地方勢力的發展，加強中央權威；「晁錯」則除了儒家外，還採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慮手段的正當性，只考慮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對諸侯採取行動。

漢文帝繼位不久，太中大夫「賈誼」就根據五行學說提出了一套禮儀制度，希望皇帝能定制度、興禮樂。 

在中國古代，禮樂和制度是相伴相生的，每個階層都擁有各自的禮儀，使用不同的音樂，甚至連穿著和配飾都有所不同。「賈誼」希望通過興禮樂的做法，使整個政治制度更加固化，並突出皇帝的地位，讓人們形成皇帝威嚴不可侵犯的思維定式，再輔之以煩瑣的規章制度，把諸侯和其他權勢階層都限制住。

「賈誼」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後，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採取的同樣是這個辦法：通過強調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級，將每個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賈誼」在經濟上則採取了完全不同於黃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預，重視發展農業，貶低其他行業(工商業)。這樣的做法對於經濟是有破壞作用的，很可能會使中國在未來兩千年內都圍著農業打轉。但在當時，這麼做是為了防止諸侯勢力借助工商業坐大，帶有很強的針對性。

由於漢文帝時期強調放鬆對民間的控制和發展經濟，因此，「賈誼」的學說無法得到皇帝的賞識。他最後鬱鬱而終。 

到了漢景帝時期，「晁錯」作為儒家和法家的代表，則搶得了先機。「晁錯」希望直接削藩，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他主張像漢高祖一樣，不惜利用陰謀密計，抓住一切機會，消滅諸侯王。

漢景帝一著手削藩，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就準備造反。

在中央必須考慮經濟的全盤政策時，每一個諸侯王卻像是一個獨立的公司，他們有土地收入、山海收入，又有效忠於己的高管團隊。每一個諸侯國的官員設置幾乎和中央一樣：諸侯王也有丞相、九卿，也有太傅輔佐；對應於皇帝掌管財政的大司農(最早叫治粟內史)，諸侯王有內史；掌管軍隊的叫中尉，對應於皇帝的太尉。在這些官員中，只有丞相一職是由皇帝指定的，其餘的職務都由諸侯王自己決定。 

諸侯藉口幫助漢景帝清理身邊的惡人「晁錯」，發動了七國之亂。漢景帝在面對諸侯王的叛亂時，顯出了投機本色。他首先殺掉「晁錯」，希望諸侯止兵。當看到諸侯無意退兵時，才堅決迎戰。

諸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叛亂卻成為皇帝解決最終問題的契機。 

漢景帝在鎮壓叛亂的同時，完成了驚人的一躍，粉碎了諸侯國對帝國財政的阻礙，實現了財政集權。在叛亂之前，皇帝始終無法插手諸侯國的財政。最明顯的問題來自於「山海收入」，由於諸侯國內部擁有大量的礦產資源，皇帝無法對這部分礦產資源徵稅，因而，皇室喪失了大筆的收入，而諸侯利用經營礦產積累的巨額財富來對抗中央。 

七國戰敗後，皇帝乘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諸侯國的財政基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七國之亂九年之後，漢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剝奪了諸侯治理國家的權力，而諸侯國的官員也都由皇帝任命。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改革是剝奪諸侯的財政權和司法權，將諸侯國內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職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別是礦產稅收的官員。少府被裁撤，意味著皇帝已經將諸侯國的礦產資源收歸中央。從此以後，諸侯國除了從規定的封地收取糧食之外，沒有了其他的收入，也就很難造反了。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增加了礦產收入，中央財政狀況得到了極大的緩解。

御史大夫、廷尉等監察、司法官員的裁撤，意味著諸侯王再也沒有能力控制國內的官員了。皇帝將中央政府的監察權的觸角伸進了諸侯國內。

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頒佈了《推恩令》。在這項法令之前，諸侯王死去後，他的繼承人將繼承完整的諸侯國，而其他子孫一無所有。但《推恩令》允許諸侯將封地分封給不同的子孫。大的諸侯國慢慢地分隔成小國，無力與中央抗衡。

隨著中央政府權威的擴大，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也趨近完善。皇帝的官員對地方的控制力加強，建立起更加正規的財政制度。

與漢文帝時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漢景帝做了許多完善財政系統的工作。與他的幾位前輩漢高祖、呂后和漢文帝，以及後來的漢武帝相比，漢景帝名聲最不響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對於政治、財政的理解，卻可能是幾位統治者中最透徹的。 

漢景帝並沒有像漢文帝那樣徹底減免人民的土地稅，而是將土地稅維持在非常低的水準，三十分之一，這個稅率成為兩漢的標準稅率，除了偶爾的中斷之外，直到東漢末年仍然在堅持實行。

如果說，漢文帝時期經濟發展的碩果還只集中於民間，而政府一直受困於財政問題的話，到了漢景帝時期，民間越來越富裕，通過稅收，政府已經將倉庫全部填滿。皇室財政收入也由於收回了諸侯國國內的自然資源稅，得到了極大的擴充。 

經過漢高祖、呂后、漢文帝、漢景帝的努力，人們終於確信新的帝國模式是成立的。在如此龐大的疆域內，的確可以建立統一的帝國。即便在世界範圍內，這也是一次重大的創新：數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們和平、富裕、安寧地生活在一個皇權之下，即便出現了天災，也只是短時間的困難；一旦風調雨順，生活立即回到正軌。

 

漢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於漢高祖和他的子孫們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時間想解決的問題用了數代、幾十年來慢慢地解決。 

他們一點一點地將中央集權的觀念灌輸給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勢的老人死去後，新成長起來的一代已經將這個中央帝國視作理所當然。當年的戰國和分封都已經成為過去，再也沒有人希望回到從前。在漢景帝時期，帝國的財政和經濟也達到了高峰，在呂太后、漢文帝、竇太后、漢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黃老之術讓民間嘗到了甜頭。但是誰也沒有意識到，中央集權的帝國一旦建立，就沒有人能夠控制它的最終走向，而集權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脹，並最終侵蝕著帝國的肌體。

在文景時期，這個死穴還顯得如此之小，沒有人能夠覺察。但隨著漢文帝和漢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團就悄然開始膨脹。為了養活他們的家族，以及滿足他們的野心，民間經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財政問題最終有可能會把整個社會拖垮。

漢武帝六年，最後一位支持黃老之術的人，竇太后駕崩，中央帝國驟然轉向。 

[備註]漢武帝在經濟上進行集權的同時，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並採納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的主張，梳理了以《春秋公羊傳》為核心的儒家理論，著力推崇『大一統』『通三統』等理論體系。董仲舒又借此發展了『天人合一』的夾雜了陰陽家的儒家學說，將儒術從學派變成了宗教。此外，漢武帝將儒教與官僚體制相結合，使得大一統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理論之一。 

[備註]雖然後來劉邦一直指責項羽違背了當初『先入關中者王之』的許諾，只把關中的一部分(漢中和四川)交給了他，而不是把原屬秦國所有的土地都給他，但這種指責是空洞的。實際上，項羽為了把天下劃分成十九塊，對原本六國的領地也都進行了進一步的分割，不僅僅是針對原秦國的土地。

 

第二章 漢代：皇帝的財政僵局 

在一個集權社會中，財政擴張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夠做到小財政和小政府，但隨著官僚數量的膨脹、政府職能的擴張，對於財政收入的需求會越來越大，最終壓垮民間經濟。

 

漢武帝除了建立國有企業，還建立了中央壟斷的金融體系，特別是貨幣發行也為皇帝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壟斷金融成了歷代政府聚斂錢財的重要手段。漢武帝建立國有企業和金融壟斷體系後，引起了社會的普遍詬病，一場壟斷與反壟斷的鬥爭不可避免。 

在漢昭帝時期，就發生了一次關於『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大討論，討論的雙方是皇帝的『聚斂之臣』、官員、民間的『賢良』『文學』，這場爭論的主題延續了兩千年，一直持續到現在。爭論中，代表民間的賢良文學表面上獲勝，但實際上，爭論過後，國有企業和金融壟斷不僅沒有廢除，還不時得到加強。 事實證明，一旦國有壟斷體系建立，政府對於這種體系的財政依賴度已經太強，要想廢除這個體系已經不可能了。 

漢武帝：不可避免的財政擴張

 

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去世，十六歲的皇太子劉徹即位。新帝劉徹(漢武帝)即位時，漢室江山已經存在了六十餘年，隨著天下太平和經濟的發展，秦時的戰亂已經成為過去。在漢代，由於文字並不普及，人們的壽命也比現代人的更為短暫，當時的社會比現代的社會更容易遺忘歷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經過於遙遠，活著的人們早已習慣了在大一統時代的生活。他們悠然自得，工作、繳稅、享受，並認為自己處於最好的時代。

然而，事情在向著對民間經濟不利的方向發展。隨著人們對於貧窮狀態的遺忘和對漢家威儀的推崇，一個『大國崛起』的時代到來了。在這個時代，不需要謹小慎微的節儉，而需要集中精力辦大事的豪邁。這也是財政擴張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皇帝不懂得沒錢時的艱辛，只體會到了花錢的爽快。 

這也是《史記》作者司馬遷生活的時代。

在『二十四史』中，絕大部分朝代的歷史都是由後朝人撰寫，作者們不會因為寫出了前朝統治者的惡而受到迫害。只有《史記》是個例外，司馬遷將歷史一直寫到了他生活的年代，並且秉筆直書，絲毫不顧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然而，人們無法通過《史記》的《孝武本紀》來瞭解漢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過其他章節間接地瞭解。如果翻開《孝武本紀》，會發現這一卷只是拼湊出來的。也就是說，司馬遷的原始文本已經遺失了，如今我們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孫的人補寫的，大段大段地抄襲了《史記》的《封禪書》。

司馬遷的文本之所以遺失，其原因不言自明：這位態度嚴謹的史學家流露出對漢武帝政策的批評，尤其在直接描寫漢武帝的本紀中，其立場和態度絕對無法見容於漢武帝和後世的皇帝。如果要讓《史記》流傳，則必定不能保留這一卷。 

但我們可以猜測，司馬遷會在這一卷裡寫些什麼內容：在漢武帝一代，擴建的宮室、複雜的禮儀已經逐漸成為常態，董仲舒們開始神化皇帝，用現代人看起來，根本是胡言亂語的神學語言，將儒家變成了儒教，而戰爭更是使帝國的財政問題顯露無遺。 

在思想帶有自由色彩的司馬遷看來，漢帝國已經過於龐大了，從民間收了過多的稅，花了太多的錢，卻沒有帶來好的結果。 

當漢武帝政策帶來的破壞性顯露無遺時，人們感歎漢武帝與前幾位皇帝差別竟如此之大。在他們看來，如果不是漢武帝，而是換成另一個皇帝，或許會採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繼續文景時期的政策，讓漢初的盛世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久。

但如果仔細研究，其實漢武帝的做法並不奇怪。因為現代的人們已經逐漸明白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的死穴，就在於不可避免的「財政擴張」。 

在帝國建立之後，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個死穴逐漸地暴露出來：無論皇帝如何小心翼翼，帝國的財政擴張最終都會摧毀健康的民間經濟。不管帝國的前期經濟表現如何好，它的制度卻總是在慢慢地變壞，直到崩潰。無論何人想把時間停下，維持在帝國前期，都是辦不到的。之所以這樣，還是集權制度本身的問題。

漢高祖開創的帝國的確給中國帶來了無數的好處，將如此眾多的人口集中在一個政權下，創造了一個全國性的大市場，經濟規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人們享受這些優點時，卻沒有看到官僚集團在悄然膨脹，如同癌症一樣在擴大，直到經濟吃不消，養不起官僚集團。

從漢文帝始，皇帝由於缺乏收入，開始買賣爵位。漢景帝削藩後，更是將中央直屬官僚系統鋪向深層。當全國性的官僚網絡建立起來之後，由於整個官僚系統受到的監督是很有限的，這個階層就變得越來越臃腫。

雖然皇帝在官僚層面設立了嚴格的監察制度，防止官員濫權，但是官僚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卻沒有外部力量能夠監督它。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任何監督的能力，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實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級官僚所耗費的資源也越來越多，以位於官僚集團最頂層的皇室為例。漢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時期，宮女人數極少，後宮也極為簡單，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等少數等級。然而，到了漢武帝時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傛華、充依等級別。漢元帝時，又增加了昭儀等級別，形成了十四等的後宮制度。

後宮的俸祿等級已經相當於一個縮小版的官僚集團。昭儀的俸祿與丞相、諸侯王相同，婕妤的與上卿、列侯相同，娥與中二千石、關內侯相同。級別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級也都有百石的俸祿。當後宮的人數達到數千人時，養活這個後宮就要耗費大量的物資。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諸侯王、官員都要維持愈加龐大的排場，俸祿消耗呈幾何級數增長。

王朝初期，經濟處於快速恢復期，經濟增長的速度還能高於官僚集團的膨脹速度，這時，民間的收入就會增加，人們的日子更好過。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經濟增長速度慢慢減緩時，官僚的膨脹速度卻正處於高峰時期，悄然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

經濟減速時，官僚集團的膨脹速度卻無法降下來，甚至反而會加速膨脹。因為經濟不好，民間的日子不好過，吃空餉的人更不想離開官僚集團的庇護，更多的人想擠到龐大的官僚隊伍裡來。

這時的吏治也最敗壞，官員們不是想著政績，而是想著如何討好上級和皇帝。皇帝有什麼喜好，官僚們都會爭相滿足。皇帝喜歡打仗，大家立即發動戰爭；皇帝喜歡聲色犬馬，下面就會送上不計其數的女人。這些鋪張浪費進一步掏空了帝國的財政，並嫁禍於民間，導致民間經濟更快地陷入枯竭狀態。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財政支出暴漲、經濟突然失速的情況，社會問題頻頻發生。王朝迅速由盛轉衰。

所以，官僚集團引起的財政擴張，對於任何一個朝代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到最後，這個問題會越積越大，埋下滅亡的種子。王朝前期表現得再美好，到了後期還是要面對民生凋敝的無奈結局。

具體到漢武帝，則是官僚集團引發的戰爭問題導致財政失衡，財政失衡又逼迫皇帝開辦國有企業、壟斷資源。而政府具體參與經濟之後，又需要大量管理經濟的官員，官僚系統一下子膨脹了數倍，成為淩駕於民間經濟之上的巨大負擔。

在大一統國家，無論是漢，還是後來的唐、宋和明、清，戰爭成本都是歷代集權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擔。戰爭時期，政府的花費數倍、數十倍於和平時期，政府的財政驟然惡化。

在本書的『引子』裡，已經談到了戰爭帶來的巨大直接成本。但除了直接花費(養兵、撫恤金、養戰俘、收買敵人)之外，更加難以估算的是間接的戰爭成本，例如:戰爭時期的物資轉運和戰備消耗。

西漢時期的產糧區主要集中於華北、川蜀，以及長江—淮河地帶。在非戰爭時期，地方政府收了稅，把稅糧從地方運往首都長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由於古代缺乏道路系統和交通工具，運輸稅糧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帝國也感到很吃力。 

戰爭期間，皇帝除了調兵之外，還需要把軍糧再運往戰爭地帶；而戰爭地帶往往處於無法自給自足的邊境地區。王朝再強大，也無法單獨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 

除了物資轉運之外，戰備消耗是另一個死穴。

這裡僅舉漢匈開戰後，漢政府修築朔方城的例子，來說明戰備消耗有多大。朔方城位於河套地區，在西安的正北方，與匈奴直接對峙。漢武帝時期，由蘇武的父親蘇建率領十萬人建造。在前機械化時代，修築城池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為麻煩。為了修築朔方城這樣一座邊防城市，漢政府需要從內地調動十萬人到塞外邊關去勞動，為了供應這十萬人的口糧，又需要極強的物資運載能力。整體耗費高達數十億至上百億錢，相當於漢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更是遠遠超過了整個中央政府官員一年的俸祿。

朔方城只不過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東南、西南、朝鮮等地都有大規模的戰備調動，同樣消耗著大量的財政收入。最終，戰爭會把健康的財政徹底拖垮，帝國不得不依靠臨時性的舉措過日子。但是，戰爭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權國家經濟恢復，就會有人鼓吹戰爭，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人們只把這種鼓吹當作是瘋子的言論，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時候，這種言論就能夠打動執政者，又通過政權的力量傳播開來，整個社會變得狼性十足，從而開始了瘋狂的冒險。冒險過後能夠及時收手還好，如果過了能夠回頭的臨界點，就必然採取財政上的一系列集權措施，最終導致財政的崩塌。經過了一輩子的戰爭，漢武帝在晚年有了另一次反思。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又提議漢武帝繼續花錢，以輪台為中心建立軍事基地。然而這一次，漢武帝經過深思熟慮後拒絕了。他發了一道長長的詔書，詳細討論了之前發兵的得與失，得出結論：在輪台興軍務是一項划不來的舉動。他終於認識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在懺悔兩年之後，漢武帝去世。在他在位期間，帝國財政得以無限制地擴張，漢武帝也終於將中央帝國建設成為兩千年的樣板。

 

這個樣板具有如下特徵：

首先，帝國農業稅的稅率不高。漢代採取三十稅一的稅額，而其他朝代稅額最輕時是十稅一或者十五稅一。對農業採取低稅率，除了所謂的重農情結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古代的糧食產量長期維持在低水準，如果稅收過高，農民就無法留夠活命的糧食。除非是在戰爭的特殊時期，王朝為了穩定的需要，一般不會對農業加稅，甚至不時有減稅的措施實施。

其次，農業稅稅率低，並不意味著農民稅收負擔低。在降低農業稅的同時，政府卻採取了更靈活的方式，從其他方面獲得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包括：壟斷工業的國有企業收入、關市收入、壟斷流通領域的收入、壟斷鑄幣產生的鑄幣稅、財產收入，等等。這些收入最終都會轉嫁到農民頭上。

這些稅雖然沉重，卻是隱性的。雖然在大部分情況下，農民不需要直接繳稅，但是政府通過較高的工業品價格，或者利用鑄幣權神不知鬼不覺地從農民手中把財富抽走。這種做法隱蔽、高效、來錢快。這也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秘密所在。 

在西漢時期，百姓繳納的正規稅賦最高時達到四十億錢，而皇室的財政收入卻達八十三億錢。也就是說，在整個財政一籃子收入裡面(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財政)，2/3的比例是靠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的方式收入。漢帝國時期，農業占國民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工商業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卻承擔了總財政的三分之二的負擔。可見，皇帝藉由國有企業對經濟壓榨到了何種程度。 

這種壓榨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漢朝的工商業在負擔重稅之下，始終無法得到完全的發展。不僅是漢代，在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樣的稅負問題。這或許是中國無法擺脫農業社會的原因所在。

皇帝的鑄幣戰爭

漢武帝時期，還為未來千年的中國經濟和財政制度樹立了另一個樣板，貨幣制度。

漢武帝之前的漢代，中國的貨幣發行處於罕見的自由競爭狀態，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間和諸侯國也都可以發行貨幣。而漢武帝則把鑄幣權收歸國有，形成了我們熟悉的國營壟斷發行制度。歐洲和美國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壟斷，而中國的貨幣壟斷卻已經維持了兩千年。 

漢武帝建立的制度，使得宋代之前的中國一直處於貨幣壟斷-金融抑制狀態。直到北宋時期紙幣出現，才開啟了對這種貨幣壟斷-金融制度的反叛。

在人類歷史上，貨幣一直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它為了方便貿易而誕生，卻又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帶出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在紙幣發行之前，人類使用金屬鑄幣的時期，最古怪的問題是:貨幣面值和實際價值不一致。

在貨幣還沒有出現，人們利用金、銀、銅做交換的時代，人們會按照金屬的實際價值來估值。例如:一斤麥子價值一兩銅，一兩銀子價值一匹馬。 

由於金銀銅秤重很不方便，人們又發明了另一種做法，把一兩銅做成特殊的形狀，並在上面標明重量(面值)，標準化的貨幣從此誕生了。由於省略了秤重和切割金屬的麻煩，貨幣很快就成為貿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雖然貨幣上標明了重量，但有的人會把貨幣做得比標明的重量更輕，卻按照標明的重量去使用，賺取差價。也就是說，面值上標明是一兩，但實際重量只有八錢，面值和實際價值不符合。就算一開始貨幣都是足值鑄造的，但隨著貨幣使用一段時間後，足值的貨幣也磨損成不足值的了。

為了對付減重問題，解決的辦法有兩個：

一是，對貨幣進行秤重，按照實際重量估值。但這樣做除了不方便之外，還需要防止另一種造假手段，即往銅錢裡摻錫、鉛等不值錢的金屬，人為地給貨幣增重。這種秤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間採用，而政府更傾向於採用另一種辦法。

二是，政府規定，不管貨幣的實際價值是多少，市場只能按照面值來接受它。當加入了官方強制力後，貨幣也就從『自然貨幣』變成了『法定貨幣』。法定貨幣必須依靠政府立法強制流通，已經偏離了貨幣的實際價值，而後來出現的紙幣也是一種典型的法定貨幣。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貨幣和足值貨幣同樣的流通權，就會有人在鑄造貨幣時故意缺斤少兩。而人們持有貨幣時，也會先把貨幣的邊緣剪下來(假裝周邊被磨損的樣子)，再把剪邊貨幣當作足值貨幣使用，剪下來的邊就可以用來鑄造新的貨幣。時間長了，足值的貨幣反而不見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幣。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劣幣問題在所有使用鑄幣的人類文明中都會出現，只要由官方強行規定法定貨幣的流通權，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那麼，如何解決『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開放鑄幣權，允許所有人鑄造貨幣；與此同時，放開民間的選擇權。官方不去規定哪些貨幣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間根據各家貨幣的口碑自行決定接受與否。這是一種自由競爭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鑄幣沒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錢幣接受的人多，會成為競爭的勝利者。所以，如果開放鑄幣權，就可以通過市場選擇，達到一種平衡狀態。這就產生了另一種現象：良幣驅逐劣幣。

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幣』?

區別在於，政府是否強制規定某一種貨幣為法定貨幣，而禁止其他貨幣的流通。如此一來，就一定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如果政府規定所有貨幣都可以使用，經過一段時間的競爭，良幣最終會驅逐劣幣。

開放貨幣鑄造權和使用權，這種方法雖然是解決『劣幣驅逐良幣』的唯一方法，卻受到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抵制。各國政府之所以不接受這種做法，並不是因為這種做法沒有效率，而是因為這意味著政府徹底失去了掌管貨幣的話語權，從而喪失了掌管、干預市場的能力。因為掌管貨幣話語權，會給政府帶來無數隱藏的利益。政府缺錢時，只要統一往貨幣裡摻點兒假，就神不知鬼不覺地從民間收走了大量的財富。對於歷代政府，貨幣摻假始終是一個充滿誘惑的手段。 

結果，每個朝代的貨幣都會發生逐漸貶值，每個朝代初期貨幣個頭兒最大、材料最好；隨後，貨幣越來越小，材料越來越差；最後出現所謂的大面額貨幣，原本一個銅錢面額一文，到了後來面額卻鑄製成『當十』『當五十』的大錢，一個大錢的材料價值只是小錢的兩三倍，面值卻是小錢的數十倍。

如果說在鑄幣時期，中央帝國有貨幣密碼的話，壟斷鑄幣權就是最大的密碼。

然而，中國歷史上卻有一段罕見的時期，由於形勢所迫，政府採取貨幣自由競爭模式，促進了經濟的大繁榮。這段時期就是漢朝初期。

戰國時期，每一個國家發行各自的貨幣。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全國的貨幣統一起來，規定只有秦代的『半兩錢』可以流通。但是，秦代的錢幣並非統一鑄造，而是在規定了錢幣的重量和規格後，由各個地方分別鑄造，鑄造的錢幣只要符合規格，都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當漢高祖得到天下時，人們仍然在繼續使用秦代的半兩錢。只是這時的錢幣制度已經顯現出了許多弊端。 

第一:由於戰亂的影響，貨幣的數量嚴重不足。漢政府尚沒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鑄造，來滿足民間對於錢幣的需求。

第二:秦代的半兩錢太重了，不便於使用。

在古代的重量單位中，二十四銖為一兩，半兩等於十二銖，接近後來漢代五銖錢的兩倍半。按照這個重量，一串(一千枚)錢就有三十多斤重，攜帶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半兩錢的價值太大，不利於小額交易。 

在漢武帝之前的數百年間，中國農民的收入是很固定的，按照一家五口一百畝地計算，每畝地一年可以產一石到一石半糧食，除去五口人的口糧和繳稅，大約可以剩下四十五石糧食，一石糧食的價格是三十錢。也就是說，一個五口之家每年的貨幣收入只有一千三百五十文錢，平均每個人每天的貨幣收入不足一文錢。由於貨幣最小的單位是一文，如果購買一文以下的商品，就不好付帳，這就像現代社會如果沒有一元兩元的硬幣，卻處處是百元大鈔一樣。那麼小額交易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狀態了。 

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漢代前幾任皇帝都被迫採取了放任民間鑄幣的方法，由官方規定貨幣的重量，由民間來完成鑄幣。流通在市面上的錢幣更是五花八門，政府鑄錢、諸侯鑄錢、私人鑄錢並行於世。

這也是一個驗證貨幣競爭理論的恰當時機。最初，混亂產生了。民間鑄幣的質量良莠不齊，絕大部分都是不足值的。實際上，漢代官方已經將貨幣貶值，官方規定在錢幣上標明半兩錢，而重量卻降到了八銖、六銖，甚至四銖。民間在鑄錢時再次減重，加上做工粗糙，各種各樣的小錢、劣錢並出，最小的錢只有一銖左右，相當於秦代貨幣重量的十二分之一。

但經過一段時間後，自由市場的混亂消失了，更加優良的貨幣脫穎而出。這些貨幣的重量不如秦錢，但是方便小額交易。同時，這些錢也不能隨便作假，否則就會在競爭中落敗。

在這些貨幣競爭的勝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作「劉濞」的諸侯王，吳王。 

「劉濞」的封地吳國恰好是個產銅大國，「劉濞」借助銅山發展鑄幣業，因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另一位是漢朝廷的大夫「鄧通」。這兩家的鑄幣由於質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 

一種民間經濟的新秩序建立了起來。漢初的恢復，與金融業和工業的發達有很重要的關係。

但是，有關貨幣問題的爭論卻並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停止。皇帝們允許自由鑄造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因為中央政府還沒有來得及掌控全域，不得不放手讓民間去幹。 

漢文帝時期，貨幣問題已經成為群臣爭論的焦點之一。

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皇帝曾因為秦錢太大，更改了一次貨幣標準，規定民間鑄錢不再按照半兩的重量來鑄造(其實當時已經沒有人鑄這麼重的錢了，皇帝的詔書只是追加了它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銖的重量來鑄造。所有民間鑄造的符合四銖標準的錢，都可以自由流通。 

這時，「賈誼」乘機進諫，提出要廢止民間鑄造錢幣的行為，改由官方鑄造。他認為，民間私自鑄造錢幣，是一切劣幣的根源。「賈誼」甚至詳細討論了如何才能斷絕民間鑄幣。他認為僅僅下令禁止民間鑄錢，是沒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嚴苛，民間還是會偷偷鑄錢。如果想要徹底斷了民間鑄錢的路子，必須從源頭禁止，也就是禁止開採銅礦。這是漢代第一次系統地提出礦業國有化的理論。幸運的是，漢文帝聽不進去「賈誼」提出的礦業國有化理論，漢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數十年，推動了經濟的繁榮。

然而，「賈誼」代表的儒家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經濟的發達使漢初一直沒有解決的另一個問題突顯出來，如何抑制失控的諸侯來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穩定?

吳王「劉濞」有了錢，中央政府對他心懷猜忌，害怕他會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終於逼迫「劉濞」反叛。七國之亂的爆發，令這個中國少有的金融黃金時代進入了尾聲。隨著叛亂被鎮壓，皇帝也在考慮如何利用金融政策來抑制諸侯勢力，對民間鑄幣的政策開始收緊。 

這種逐漸收緊的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終於達到了頂峰。由於戰爭消耗和財政浪費，漢武帝需要更多的錢來填補財政缺額。於是，他看上了貨幣發行這塊肥肉，以發展民生為藉口整治貨幣。

 

漢武帝對幣制的收攏措施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是，出於斂財目的，發明了皮幣和白金，並發行了一種三銖錢。三銖錢重三銖，錢上的文字也寫著『三銖』，這是漢代第一種標明重量的錢幣。之前，雖然有過八銖錢、四銖錢，但這只是錢的重量，而錢上的文字仍然和秦代一樣寫著『半兩』。 

漢武帝的白金、皮幣大大地擾亂了市場，原本已經穩定的幣值重新變得紊亂不堪。貨幣市場出現了紊亂，漢武帝不僅沒有反思政策問題，反而以此為藉口，加緊干預貨幣發行。

第二是，在皮幣、白金、三銖錢名聲不佳之後，漢武帝規定了一種新的錢幣，五銖錢。這種錢幣重五銖，面值上寫的也是『五銖』。

漢武帝同時規定：不許私人鑄幣，只准官方發行。但這時的鑄幣權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壟斷的。由於中央政府還沒有鑄造這麼多貨幣的能力，於是，皇帝允許各個郡國(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頒佈的標準來鑄造。郡國鑄造的錢幣稱為『郡國五銖』。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個郡國鑄造的五銖錢立即出現了劣幣的特徵。王侯、郡守獲得權力後，並不遵循金融規則。他們發現在幣材中大量摻假可以製造更多的錢幣，造假比遵守規則更賺錢。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亂。

如果『郡國五銖』劣幣，只在民間流通，皇帝不會感到很難堪。但是，當郡國劣幣通過稅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時，漢武帝就感覺吃了虧。這就像現在地方政府濫發地方債，最後卻讓中央政府承擔是一個道理。

為了對付這些劣幣，漢武帝又發行了一種錢，這就是『赤側五銖』，簡稱『赤側』，就是錢幣有一個紅銅鑲邊。這些錢幣的發行權已經不再授予郡國，而是收歸中央政府，在京城鑄造。『赤側五銖』的質量是有保證的，但是，漢武帝規定，每一個『赤側五銖』要頂五個『郡國五銖』來使用。同時，上繳中央的稅收必須使用『赤側五銖』，不得用其他錢幣繳納。這種強制性的手段實質是使其他的錢幣都貶值了五倍。於是人們紛紛偽造『赤側五銖』，錢幣市場更加混亂。 

到了此時，貨幣市場已經混亂到了極致。皮幣、白金仍然在使用，『郡國五銖』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側五銖』更是讓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機分子在山上開爐鑄幣，監獄裡關滿了假幣犯。 

當一切都已經亂了套，漢武帝能夠想到的辦法只有一個：將鑄幣權徹底收歸中央政府。不僅不准民間鑄造五銖錢，也不准各個郡國鑄造，只准在上林苑鑄造，鑄出的錢稱為『上林三官五銖』。從此，中國的錢幣從自由競爭階段徹底過渡到了國有壟斷階段，並成為未來的樣本。短暫的自由鑄幣時期過去了。

漢武帝的改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種通行八百年的貨幣，五銖錢。五銖錢規定了未來中國的貨幣政策路線，即國家壟斷金融，打擊私人金融。這種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國的金融穩定，卻又讓每一個朝代都帶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徵，並為政府製造通貨膨脹留下了後門。 

對於漢武帝的貨幣政策，歷史的評價卻出人意料。漢代時，許多人的評價是負面的，他們看到政府壟斷鑄幣之後的金融抑制，以及漢武帝當初製造的金融混亂。即便官方壟斷鑄幣，到了西漢後期，也仍然有官吏偷工減料、摻假的情況，而且是借國家名義合法化的摻假。可是漢代之後，人們卻又頌揚他的功勞，並世世代代以他為榜樣來發行貨幣。 

從漢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間，一共鑄造錢幣二百八十多萬億。這個龐大的數字令人眩暈，於是後人原諒了國有化帶來的一切問題。當然，後世的皇帝們也充分地意識到，漢武帝給他們的統治帶來了多大的便利。當政府壟斷了鑄幣權之後，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種獲得財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簡潔、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鑄幣中摻一半的假，就可以鑄造出多一倍的貨幣，用這些貨幣可以換來多一倍的物資。等市場發現了皇帝的詭計時，一切都晚了。

最終的結果必然是貨幣貶值一半，相當於政府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通貨膨脹稅。但由於皇帝利用了時間差，沒有人能夠防範這種鑄幣稅。

在歷史上，貨幣的減重總是偷偷的、逐漸的發生。

一個月、兩個月還顯現不出來，但如果在更長時間段內，就會發現總是『劣幣驅逐良幣』，錢幣的銅含量越減越少，被其他雜質所代替。

於是，到了每個朝代末期，法定貨幣已經摻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摻假就鑄不出錢來的地步時，政府就乾脆不再鑄錢。而每個朝代的末期，經濟本來就脆弱，不鑄錢的做法讓民間經濟缺乏了潤滑劑，更趨於混亂，從而加速了王權的崩潰。

宋代以後，隨著紙幣的發明，政府找到了更是一本萬利的方法，通過印鈔票來掠奪民間的資本，而紙幣的老祖宗還師法了當年漢武帝的皮幣。不管是法國約翰·勞的密西西比騙局，還是德國威瑪政府、南京國民政府、辛巴威的超級通貨膨脹，都可以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找到一樣的故事。

讀書心得:簡單來說，剛開始，印製鈔票=等值黃金，但是濫印鈔票的結果，一旦市場要求兌現等值的黃金，證明沒有辦法兌現，鈔票的價值立刻失去信用。

漢昭帝：兩千年前的國企爭論

公元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共產中國再次迎來一個期盼改革的高峰時期。這次呼喚改革的運動與領導人的換屆同時發生。人們對新一任領導人習近平，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們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解決中國經濟的根本性問題。在人們期待的改革清單中，國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們希望國企退出所有壟斷性行業，將資源留給民營企業，提高經濟效益。

隨著換屆的完成，領導人習近平不負眾望。他們首先大力懲治腐敗，逼迫地方官吏束手服從。在整頓吏治的同時，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然而在所有的改革中，國企改革邁的步子卻是最小的。許多主張市場完全自由化的人認為，應該取消國企壟斷，讓政府從具體的經濟運營中徹底收手。但從現已啟動的國企改革來看，雖然政府提出了股權多元化的主張，但是一條底線卻橫亙在人們的眼前，那就是：政府不會失去對國企的控制權，也不會完全放棄資源壟斷。不僅沒有放棄，甚至出現了許多加強壟斷的跡象，在通信、鐵路等行業，都出現了政府加強干預、重新合併企業以獲得壟斷地位的現象。

讀書心得:2022年，習近平繼續連任為第三任，打著國進民退、共富的口號，沒收民間企業變成國有化，再次證明中國的經濟模式仍然維持在公有土地、公有企業、公有銀行，這三個公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那麼，為什麼政府的國企改革總達不到人們的期望?這項改革的底線何在?一場發生在兩千年前的國企爭論，或許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了線索。

當漢武帝的豐功偉績成為歷史之後，進入漢昭帝(劉弗陵)和漢宣帝(劉詢)時代，漢朝帝國進入了另一個穩定階段。歷史上把這個時期與『文景之治』並稱，史稱『昭宣之治』。

『昭宣之治』並沒有步入財政漩渦，而是獲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漢武帝晚年已經放棄了耗資巨大的戰爭遊戲，財政的額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戰爭和養官是政府最大的兩項財政支出，當戰爭停止後，政府的花費已經得到了控制。

第二，漢昭帝和漢宣帝時期，特別是出身貧苦的漢宣帝，重新提倡節儉，捨棄了奢華的宮室和大規模的禮儀活動，節省了皇室支出。

第三，對於民間經濟來說，幸運的是一次農業革命正在進行。漢武帝末年，一位叫「趙過」的人擔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廣代田法。在此之前，由於土地的肥力不足，人們往往需要採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塊土地，每年耕種其中的一塊，讓另外兩塊休耕補充土壤肥料(積攢地力)，三年輪一遍。而「趙過」則提出在一畝地裡挖三條壟溝，每年在其中一條裡種糧食，另兩條留著積攢地力。如果土地肥沃，還可以每年種兩條留一條。用這種方法種地，每一畝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糧食。 

另外，這一時期也是耕牛逐漸普及的時期，許多地方用牛力來代替人力，獲得了更高的收成。「趙過」本人通過改進犁的構造，一頭牛可以拉三個犁頭，大幅度提高了耕種的效率。 

「趙過」的農業革命進展很慢，最初只局限於關中地區，之後慢慢向外擴散，到東漢時，農業革命仍然在繼續。精耕細作提高了產量和效率，從而使農民的生活水準有了一定的改善。

不過，由於漢帝國的官僚體系已經膨脹了好幾倍，對於鹽鐵工業也一直維持著壟斷，經濟不可能完全恢復到文景時期的繁榮。 

在集權帝國內部，有兩條規律在交錯中起作用：

第一條規律是:一旦政府放鬆控制、削減財政開支，社會經濟會立即出現反彈。

第二條規律是:效益遞減。在制度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權、讓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後期，使用同樣的政策，效果卻要打一個折扣。

在朝代中後期，複雜的利益集團已經成型，特別是官僚人數的膨脹，即便中央選擇讓利，但這一部分利益不見得能夠進入老百姓口袋裡，而是被中間的利益集團截留了。

漢昭帝、漢宣帝兩位皇帝的改革必須在漢武帝已經設好的框架下進行。這時，政府的養官成本大大增加，由官員帶出的利益群體則呈幾何級數上漲。在漢初，官員不插手經濟運營。後來，官員以私人身份涉足商業。而自漢武帝賣官之後，官員和商人就徹底合流了。如果這時候再讓官員從商業中退出來，不僅不可能實現，還會引起激烈的反抗。

讀書心得:漢武帝豢養出龐大的官商勾結階層，一直影響著後來的歷史發展。

漢昭帝時期，由於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而霍光又是漢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所以政策還不能與漢武帝時期背道而馳，只能打著漢武帝的旗號來換上一些不同的內容。

正是在漢昭帝時期，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關於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大爭論。

隨著經濟的好轉和農業的進步，昭宣時期逐漸出現新氣象。崇尚自由經濟的人們在昭宣新氣象的鼓舞下，也指望更大的改變，期待皇帝能夠做出根本性的變革，徹底回歸文景時期，將漢武帝建立的國有經濟體系廢除掉。在人們的心中，仍然認為政府不應該參與具體的經濟運行，應該恢復到小政府的狀態中去。

這場國家和民間的大爭論發生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個叫「桓寬」的人將當時的辯論記錄整理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幸運地流傳到了今天，我們能夠通過它來瞭解爭論的許多細節。這本叫作《鹽鐵論》的書讓現代人也意識到，古代和現代的相似性比人們所能夠想像到的還要多，而現代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在兩千年前有了折射。 

當年，漢昭帝為了瞭解民間疾苦，讓各個郡國推薦了數十位賢良、文學，也就是民間的社會賢達，到朝廷來反映民間問題。這些人果然不負眾望，一到京城，就將民間的問題和盤托出，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罷黜鹽鐵專賣、還利於民的建議。

與此同時，漢武帝時期功勞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當賢良、文學們控訴他親手制定的政策時，「桑弘羊」自然堅決不同意，跳出來辯白。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辯論場如同戰場，講究刀刀致命。 

「桑弘羊」的基本觀點只有一個：財政需要。為了應付龐大的財政開支，政府必須從商業上獲得收入，否則政府就會破產。 

而與他辯論的文學、賢良們都來自民間，對於政府財政問題不甚了解，對於民間發生的事情卻更為瞭解。他們最能感受到漢武帝政策給民間帶來的困擾。但這些人在理論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說不過別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歸儒家傳統，不要與民爭利』，甚至強調要重本抑末，以為問題出在工商業上面，沒有看到工商業並沒有罪過，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業，才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所以，後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這些賢良、文學的迂腐。

讀書心得:我讀過《鹽鐵論》，書中記載的賢良、文學們的發言，毫無程度無法思考政府缺錢的問題，一直重復講自己編造出來的天道仁德的文字遊戲，不懂、也不討論「桑弘羊」提出來的財政問題。假如現代人能夠穿越時空，去現場旁聽，大概會想對於那些賢良、文學們，從頭給他巴下去。

 

包括明代，最具反叛精神的李贄，在普遍『滅人欲』的背景下，他大膽地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將焦點從空洞的說教轉回了民生。但由於他反對儒教過了頭，看到賢良、文學要回歸儒家傳統就來氣，故而他也認為「桑弘羊」的做法更加正確。 

而到了近代，相信『人定勝天』的歷史學家更是把賢良、文學們貶得一文不值，而把「桑弘羊」捧到了天上。

 

可是，人們沒有注意到，雖然賢良、文學們迂腐，看不到問題的真正原因，但是，他們卻揭示了集權社會的一個悖論：從理論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現實中就變了味兒。

 

例如:「桑弘羊」談到，政府把鑄鐵業收歸國有，不僅可以擴大財政收入，還可以通過政府的管理來提高鐵器的品質，保障人民的需求。因為政府的實力最強，它組織生產，自然能生產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間小規模生產的質量要高得多。這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實際上在基層的問題，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由於人們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種和規格的鐵器。而在以前，這些需求都可以通過遍佈市場的手工作坊來滿足。但鑄鐵業國有化之後，鐵器的種類反而大大減少，明顯不利於生產。另外，一旦政府把某個行業收歸國有，那麼，這個行業生產的產品就會立刻漲價，讓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認為，鹽鐵官營有利於提高商品質量，這是理論上佔優勢；而賢良、文學提出商品質量下降了，則是實際的經驗。但後世人看待這個問題時，已經沒有辦法擁有古人的親身體會，反被理論迷惑了。於是，國有企業能夠提高產品質量就變成了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神話，直到最近幾十年才被打破。

讀書心得:共產中國至今仍然堅持公有企業、公有土地、公有銀行這三條規則，其實真正目的當然並不是迷信公有的制度會給人民帶來好處，而是官員本身藉此貪污。

再例如:政府把鑄幣權收歸國有，在大部分人看來都是好事，認為政府可以防止劣幣出現，讓貨幣的品質更高。但從基層的經驗來看又是另一回事兒：鑄幣權國有化之後，政府的錢幣也在慢慢減重，偷工減料。

另外，皇帝也將什麼白鹿皮、白金當作貨幣，讓市場更加混亂。

所以，拋開道德上的說教，賢良、文學認為:漢朝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間財富，二是擾亂市場，三是官商勾結，這三點更增加了社會的不平等。 

按照「桓寬」的看法，賢良、文學在辯論中占了上風。但這個說法未必正確。從後來的事實來看，這次的討論本應該成為事情的轉折點，但結果卻是不了了之。漢昭帝只是象徵性地廢除了酒類專營，其餘國有企業、官方壟斷都持續著。 

盼望改革的人們都忽視了一點：一旦國有壟斷建立起來，政府的財政嚴重依賴這些國有企業時，就不可能放棄鹽鐵官營了。當時鹽鐵工商這種非農收入已經占了漢代總財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時，政府如何能夠放棄收益最大的鹽鐵收入?

西漢後期的皇帝也嘗試過一次廢除鹽鐵專賣。 

公元前48年，漢元帝繼位，當年全國出現了大水災。第二年，在曾經富裕的齊地出現了大饑荒。這時，中央政府終於下決心不再與民爭利，削減一系列的政府開支，同時取消鹽鐵官營，准許地方撤銷常平倉。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三年後，漢元帝又悄然恢復了鹽鐵官營。

漢元帝的措施，是西漢皇帝最後一次試圖恢復到以前的黃金時期，但隨後他也知道，這一切已經不可能改變了。因為官僚集團只會繼續膨脹，不會收縮，他們已經綁架了政府財政，由於財政收入不足，又必須建立國有壟斷體系來綁架民間經濟。 

國有企業之所以繼續存在，是因為它給了政府足夠的控制權，防止下層的反抗。而當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時，國有企業的作用就更明顯，那時，政府財政將依靠國有企業來渡過難關。

讀書心得:台灣至今仍堅持許多公營事業，菸酒專賣、中華電信、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中國石油、中鋼等等，道理是一樣的，如果放棄現前稅收，就必須另增其他稅收。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現在的改革，就會發現，它是一種理順式的改革。由於社會經濟運行了這麼多年，產生了許多問題，所以，就由領導者出面，將這些問題都理順。由於金融過於抑制，就做一些調整把民間資本引進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太龐大，就實施一些透明化的舉措，防止泡沫的堆積；由於司法透明度差，民怨太大，就改革司法系統，讓司法與地方政府離得遠一點。

一切都是在理順關係，但在結構上，不會有太大的調整。這和當年『昭宣之治』的思路是一樣的。漢昭帝時期採取了很多補救式的措施，包括儘量避免新的戰爭，不主動找麻煩，重新強調休養生息政策。 

漢宣帝時期繼承了這些基本政策。漢宣帝還特別注意吏治問題，採取嚴厲的手段整頓吏治。雖然兩位皇帝都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但最終，中央政府放出的權力都被下層的官僚撈去了，雖然也有惠及民間，但由於官僚階層的阻礙，效果要小得多。自漢武帝以來，隨著朝廷介入經濟的程度加深，出現了不少官商勾結現象。如果要向民間放權，必須擊破這些中間層的力量。

漢宣帝經過分析，認為是吏治出了問題，如果要進一步發展民間經濟，必須整頓官場。漢宣帝的吏治整頓也並非漢代所獨有，一般到了朝代中期之後都會出現一個設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試圖將皇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軌道。但所有試圖這麼做的措施都只能暫時奏效。一旦放鬆了警惕，情況就會立即惡化。

爭權的政治，結塊的社會

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後開始的反貪腐運動仍然在轟轟烈烈地繼續。執政者之所以如此大規模地反貪腐，是因為這是推進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步驟。

從漢代起，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結構，都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中央和地方爭權的雙重治理結構。除了中央政府這個層級之外，還有許多條條塊塊的諸侯。每一個郡、每一個縣、每一個卿，都是一個擁有獨斷權力的諸侯，他們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 

例如:上一屆中央政府調控了十年房價，卻以失敗告終，其原因就在於地方政府並不想調控房價。因為一旦調控，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會出現大幅度下滑(在台灣房屋稅、地價稅都歸地方政府)，而地方官員也沒有辦法從中漁利了。所以，每一個地方官員一邊跟著中央唱高調，一邊在私下裡挖牆腳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卻很難抓住具體的把柄，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所以，從名義上講，中央領導地方，並負責地方官員的任命。但實際上，地方官員只要能把中央政府欺瞞過去，不影響仕途，私下里幹事的空間大得超乎想像。除了地方政府，各個中央部委也從中謀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少越出紅牆之外。由於雙重爭權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進行實質性的改革，但改革條文到了地方這一層級，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選擇有利的條款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條款就會不執行。

備註:所謂紅牆，是指中南海的紅牆，中南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等重要機關辦公所在地，位於中國北京市，毗連紫禁城。

中央政府有心放權給社會，但它放出的權力卻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會一無所獲，如果中央政府試圖收走地方政府的權力，地方政府就會把損失轉嫁給民間。

新的執政者上台時，這種現象已經到了臨界點；再加上許多地方官員認為新執政者上台還沒有完全掌握權力，這是大肆擴張的好機會。但這一次，他們遭到了當頭一棒。執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須讓各級官僚俯首聽命，而反貪腐就是最好的辦法。每個官員都突然意識到：哪怕他再強勢，也只不過是趴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隨時會被捅下來。他們開始變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樣胡作非為。只有這時，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進。

讀書心得:雖然作者在書中刻意吹捧習近平反貪腐，不過我認為政客都一樣，換人貪汙而已。

漢宣帝也曾經做出過類似的努力，但漢宣帝死後，漢代卻並沒有走出中央和地方爭權的困局，甚至出現了新的失衡。而社會上，貧富分化問題也愈加嚴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當秦代結束了戰國的局面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重塑期。漢代建立時，已經沒有了傳統的富翁和貴族，而是進入了普遍的貧窮。加上秦漢王朝都特別注意防止舊勢力再起，將以前的豪門貴族都遷到首都去定居，從而進一步限制了富裕階層的力量。 

但隨著帝國的復興、財富的積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現了。

例如:四川地區依靠冶鐵發財的就有卓氏和鄭氏。

漢武帝的理財能手之一「孔僅」出自南陽孔氏，而南陽孔氏直到三國兩晉時期仍然發達。魯地曹縣的陃氏(冶鐵)，齊地的刀氏(煮鹽和貿易)，周地的師氏(貿易)，宣曲的任氏(糧食貿易)，邊塞的橋氏(馬匹貿易)，關中的無鹽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財勢都聞名於世。

這些商人有一個共同點：最初大都是依靠機遇和頭腦起家，當大家都處於同一起點時，他們更善於發現新的工業和貿易機會，並堅決地投身其中，成為社會的佼佼者。而他們所從事的行業也大都是最先進的工業部門，依靠資源的稀缺性和工業化規模優勢脫穎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漢的大商人也和後世的商人一樣，在他們富裕之後，立即和權力黏在了一起。他們從事的工商業成為皇帝覬覦的對象，漢武帝出於擴大財政收入的目的，將資源收歸國有。這些人要嘛被皇權所淘汰，要嘛投靠皇權，個人的選擇餘地並不大。

讀書心得:2020年中國共產政府習近平總理宣稱國進民退政策，開始將民間企業收歸國有，尤其是資訊業、網路服務業、數位金融等領域逐一收割，包括:馬雲的阿里巴巴、馬化騰的騰訊、螞蟻金服(合資)，道理都一樣。

而出於工業管理的需要，漢武帝也必須依靠一批有經驗的大商人幫助他建立國有企業體系。於是這些商人立即變成政府的座上賓客。當漢武帝把地方官的財政貢獻當作指標來考核時，這些人在地方官眼裡也變得不可或缺。在西漢政府建立時的限權設計中，只考慮了對軍隊、官員的限制，防止他們對皇權產生衝擊。但皇帝很少過問官員和商人的勾結，只要皇權是穩定的，這些勾結行為就是可以諒解的。

讀書心得:可見得漢朝中央對於商業金融這個知識領域實在沒有概念，皇權只懂得利用科層組織控制官員，面對商業人才的崛起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場參與者的話，那麼也許不用考慮這個問題。可是一旦政府成為參與者，缺乏限制的權力立即會借機大撈一票，這就是官商勾結得以產生的契機。 

如果說西漢前期的富翁，大部分還靠市場起家，那麼隨著後來官商渠道的打通，貧富分化的問題愈加嚴重。在任何有權力壟斷跡象的地方，就會產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權力壟斷最集中之處，就是土地。

例如漢武帝時期的丞相「田蚡」，他的住處比別人的都豪華，又佔據著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買的東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裡極盡奢華，後房裡塞著上百的女人。至於其他稀奇古怪、聲色犬馬的東西更是不計其數。

漢元帝、漢成帝時期的丞相「張禹」是另一個例子。

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將儒術當成治國術之後，西漢的儒者大多以通一兩本書著稱。「張禹」學過《易》和《論語》，官至丞相。但這位儒者卻對房地產抱有很大興趣，積攢了四百頃最上等的土地。 

到了西漢哀帝時期，大司馬「師丹」更是提到，現在富人官吏的財產已經達到數億錢，而窮人卻更加貧困。

為了扭轉這種趨勢，「師丹」和「王莽」在漢哀帝剛即位時推行了限田令，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佔有土地，其餘人的土地不得超過三十頃。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於一百人，關內侯、吏、民的奴隸限於三十人。詔令給人們留了三年時間進行整改，三年後調查，如果有超過規定的，就要懲罰。 

一時之間雞飛狗跳，土地、人口的價格大跌。但是隨後，漢哀帝因為寵倖他的娘家人，賜給董賢二千頃土地，早已超過了限田令的額度。由於皇帝首先破壞了規矩，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於是人們突然發現，中央的命令並不需要全部執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遺忘就行了。

漢代的巨富還有與另一社會狀況結合在一起，產生了更加危險的後果。

漢代的人才流通機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窮者恒窮，容易形成社會的結塊現象。這個結塊現象在三國兩晉時期達到高潮，而當時的所謂『世家大族』，其實大多數在西漢時期就開始形成了。皇帝為了加強人才的流通，避免階層的固化，採用察舉制來發現民間的人才。但是，一旦權力和利益結合之後，察舉制就逐漸失效了。負責察舉的官員選的都是有錢人的子弟或者關係戶。隨著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階層和富裕階層(這兩者往往是合一的)所壟斷，社會結塊、貧富分化就更加嚴重了。

貧富分化還造成了一系列的爭論：為了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到底是應該管制經濟，還是放鬆經濟?

這在《鹽鐵論》中也有著明顯的反映：爭論的雙方都看到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層嚴重的現象，也都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採取的方式卻是截然相反的。

支持政府控制經濟的「桑弘羊」認為，既然現在有著嚴重的貧富分化，那麼政府更應該毫不猶豫地介入，花大力氣整治這種現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戶擅自從事工商業，把工商業交給政府壟斷經營，同時加強流通領域的許可證制。這樣，政府控制了經濟和財政收入，就可以利用這些收入來調節民間的財富。這些收入既可以用於戰爭，也可以用來賑濟災民。

而反對「桑弘羊」的看法認為:如果要解決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應該讓政府退出工商業，讓民間自由地進入這個行業，達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帶來的不是民生，而是更嚴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社會主義』觀點看上去非常具有說服力，也有嚴密的邏輯性。但在實踐層面上，人類對於這個理想已經試驗了幾千年，每一次試驗都會發現：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執行，而政府的權力愈大，官僚可以變現的資本也就越大。最後發大財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員、官員的親戚朋友，以及其他類型的關係戶。另外，政府對於經濟的限制越多，民間經濟越凋敝，人們就越會發現要發財只能靠政府。

這些經驗是通過實踐總結的，很難從形而上的辯論中獲得。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幾千年前和現在爭論的問題都是類似的，幾乎沒有區別。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按照賢良、文學的觀點，政府減少管制，是否就能解決問題呢? 

答案:同樣也解決不了，原因仍然在於集權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爭權:當官僚集團複雜化之後，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權，也很難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準備放權時，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權力收到手中，而民間仍然一無所獲。中央政府為了政令通達，必須集權，但是一旦中央政府集權，地方政府又會把負擔轉嫁給民間。總之，在雙層政府的博弈下，吃虧的永遠是民間，而中央政府試圖放權的努力也總是敗於官僚階層的抵抗。這種問題在集權體制的歷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蹤跡。 

[備註]中國的金屬貨幣雖然以銅為主，但工藝上卻是領先的。西方早期的金屬貨幣不像中國那樣是鑄造的，而是在金銀餅上敲入徽章和印記。這樣的貨幣形狀不夠規則，更容易出現減值。同中國拿剪下來的邊鑄造新的貨幣的做法類似，常用的做法是把一批貨幣放入布袋，使勁搖晃，依靠金屬的碰撞和摩擦使貨幣磨損，再收集磨損下來的金屬屑。

[備註]漢宣帝原名劉病已，漢武帝原太子劉據的孫子。由於劉據受『巫蠱之禍』牽連而死，還不到一歲的劉病已就被收押在監。他的成長經歷使得他更加瞭解民情，故其政策較為清明，財政開支較為節儉。

[備註]西漢，當官致富的人多如牛毛，例如:杜周的杜氏、霍光的霍氏、「王莽」的王氏等。

 

第三章 一個幻想家的財政實驗

 

「王莽」取代漢王朝並沒有受到多少抵制，群臣和民間不僅不反對他當皇帝，甚至不斷地恭維和簇擁他完成改朝換代。但隨後「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卻導致了政權的垮台，而改革的核心則是金融和財政。 

「王莽」的改革帶有很嚴重的幻想色彩，試圖通過遵循儒家經典來完成新的制度設計，從而達到大同理想。可以說，「王莽」的改革是一次儒家原教旨的烏托邦實驗。 

「王莽」改革的核心包括三個方面：土地所有制改革、貨幣制度改革，以及加強政府壟斷。這些改革對民間經濟造成根本性的破壞作用，徹底粉碎了政權基礎，引起了一系列的叛亂。這些叛亂的發生，又讓「王莽」陷入了財政旋渦，最終倒台。 

「王莽」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複雜的貨幣制度，這個制度把金、銀、銅、龜、貝都納入到貨幣體系之中，創造了二十八種貨幣，並強行規定了二十八種貨幣的兌換比率。但政府權威最終敵不過市場，市場拒絕接受這麼多貨幣，使得「王莽」的幣制改革歸於失敗。

 

過於平靜的改朝換代 

公元前71年，就在西漢昭帝去世、西漢宣帝繼位三年後，一位叫作王政君的女孩出生了。她活了八十四歲，有八個兄弟和三個姐妹。她一直活到了西漢皇權的結束，這個朝代後期的大事件也多和這個女人的家族有關。 

公元前33年，西漢宣帝的兒子西漢元帝去世，西漢成帝即位。

西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成為帝國命運的主宰者。她先後任命四個兄弟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根去職後，她又在王家的孫輩裡找到了「王莽」來擔任大司馬大將軍一職。 

西漢成帝死後無子，侄子西漢哀帝即位，西漢哀帝不喜歡王氏一家，將「王莽」貶斥。但西漢哀帝只在位七年就死了，他死後，王政君太后繼續掌權，於是「王莽」又被召回，輔佐了兩代嬰幼兒皇帝：西漢平帝和孺子嬰。 

在王政君太后的時代，西漢帝國在經濟上的穩定一直持續到「王莽」取代西漢。然而，這個時代已經無法達到文景時期的高度，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大。在豐收的年份，人們的生活與文景時期毫無二致；可是一旦出現災荒，由於政府平時從民間抽走的利潤太多，民間的積累已經不足，就會有人陷入赤貧。不過，一等到災荒年過去，經過一兩個豐收年，人們的日子就會恢復正常。所以，這一段時期的史書裡充斥著對災荒的記載，但也承認人民整體生活是小康水準。

班固在《漢書》中這樣評價哀平時期：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 

西漢皇權的墜落並非因為經濟和財政上的吃緊，而是出現了另一種失衡：王政君太后的娘家人帶來的權力失衡。

 

在『家天下』的時代，外戚和宦官的專權一直是無解的難題。當皇帝過於孱弱，其權力就會被這兩種勢力的其中一個控制。

西漢元帝死後，控制政權的是外戚勢力。這時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宮廷事變，那些有雄心壯志的新皇帝總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繼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在經過幾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的統治者之後，就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讀書心得:日本電視大河劇場，有一部篤姬，就是描述江戶幕府時期，薩摩藩(現今九州西南部)籓主，收養篤姬為養女然後嫁給將軍，企圖暗中毒死將軍，改立幼兒繼任將軍，以利控制皇權，類似這種手法，不斷重復的發生。

西漢王朝的外戚專權問題又因漢武帝時期對官制的破壞而進一步加深。漢武帝為了統治的便利，將丞相等外朝官員的權力分走，分給「內廷」，這是一個圍繞著皇帝的小圈子集團。這個集團的首領被冠以大司馬大將軍的名號，在「內廷」做決策，反而使三公九卿的正規官員們被隔離在真正的權力之外。

在這種模式下，外戚只要控制了「內廷」集團，就等於控制了整個政府。

「王莽」就是用這種方法完成了改朝換代。這種改朝換代大都是以禪讓的形式來完成的。政權更替如果得當，對於民間經濟、財政結構的影響並不大。除了皇帝換了人，其他的生活照舊。 

「王莽」的新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禪讓大戲』。在這齣大戲裡，我們已經可以總結出以後每一出禪讓戲的基本模式。 

人們本以為官僚系統會對漢皇室表現出極大的忠誠，抵制「王莽」。但絕大部分官員尊重的是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他們並不排斥「王莽」的篡權，反而在整個過程中屢屢充當先鋒，幫助「王莽」完成他的使命。而「王莽」在早期也特別注意將自己的命運與官員綁在一起，扶持派系。 

「王莽」在剛開始『出道』的時候，表現得如同謙謙君子，生活節儉，提倡孝道，謙恭下士，在整個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譽。在漢哀帝執政的那幾年，由於漢哀帝也要扶持娘家人，「王莽」暫時失去了權勢。但正是因為他有好名聲並得到了官僚集團的擁護，「王莽」在漢哀帝死後很快重新執政，並廢除了漢哀帝的外戚集團。 

官員的行為藝術

公元元年「王莽」受封為安漢公，這個事件完美的展現出了官員的行為藝術。

這一年，塞外進獻了一種被認為是祥瑞的白雉(野雞)，群臣上奏，以「王莽」治理國家帶來了祥瑞為藉口，請求冊封「王莽」，把他提高到與蕭何、霍光這兩位漢代名臣並列的地位上。 

所謂『祥瑞』，也是漢武帝留下的遺產。

為了神化皇帝，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幫助下制定了天人合一理論，將皇帝比作天，同時大力推行祥瑞和讖緯，對於自然事件進行政治化的解讀，令漢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迷信的朝代。

「王莽」不僅借助了董仲舒的理論，還大力推廣為其所用，利用祥瑞來為上台做鋪墊。而白雉正是傳統的祥瑞之一。

王太后收到了請求，為了撇清關係，連忙請群臣澄清：他們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還是因為「王莽」是太后的親戚?群臣聽了王太后的話，誠惶誠恐，為了更表忠心，立刻再次加碼，將「王莽」比作和周公齊名的人，並乘機要求給「王莽」加封號『安漢公』。

這一次，王太后終於同意了。

然而這時輪到「王莽」出來表演，他立刻拒絕給自己加封，同時要求給他的幾個黨羽孔光、王舜、甄豐、甄邯等人加封，認為他們才夠資格。甄邯聽說「王莽」推薦自己，立刻跳出來推舉「王莽」。 

「王莽」再次推辭。

太后前後三次試圖召見「王莽」，給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為藉口，拒絕前往宮廷。三召三辭，甚至五召五辭，也成了此後的標準程序，在歷次權臣主持的禪讓活動中屢屢上演。 

最後，群臣沒有辦法了，只好請求太后先給「王莽」推薦的其他人加封，再加封「王莽」為安漢公。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後，「王莽」卻繼續推辭。此時，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們又提出請求，請太后考慮百官和庶民的普遍願望，不要讓他們失望。這時，太后勉為其難地發出了詔書，加封「王莽」為安漢公。但事情還沒有結束。「王莽」仍然誠惶誠恐，雖然接受了詔書和封號，卻推辭了封地和世襲權，表示待百姓都富足之後再接受。

雙方的推辭又持續了一輪，直到太后又答應給漢代的諸侯功臣的子孫都加賞，「王莽」的演出才告一段落。 

在這整個儀式中，太后、王莽、群臣的配合的天衣無縫，雖然大家都知道最後的結果，卻必須演好各自的角色。可以看出，群臣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排斥「王莽」，甚至與「王莽」勾結在一起。

當然這只是「王莽」代漢的起點。在成為安漢公之後，「王莽」的地位越來越高，又當上皇帝的岳父，加九錫(接受象徵官員最高榮譽的九種皇帝賞賜。「王莽」之後，加九錫也成了歷次禪讓的標準程序)，直到成為代理皇帝，但承諾等孺子嬰長大之後還政於他。最後，「王莽」變成了真皇帝，取代了劉氏政權。

備註:

九錫是中國漢朝、晉朝等朝代皇帝給臣子的九種最高賞賜。「錫」同「賜」。《禮記》中記載，九錫包括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三百人的護衛軍)，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台階)，六錫朱戶(朱漆大門)，七錫弓矢，八錫斧鉞，九錫秬鬯(炬倡，黑黍所釀的香酒)。這些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的，賞賜形式上的意義遠大於使用價值。

九錫之說始於周朝，齊桓公曾接受其中的二錫。其制度於後來漢代正式形成，歷史上第一位被授予九錫的大臣是王莽。因自王莽始，受九錫者之後大多篡位，故後世功臣多拒受九錫以避嫌。

這一幕幕大戲充斥著繁文縟節，如果要將它一一展開，能夠寫滿數十頁。人們為了完成這個儀式，制定了五花八門的禮儀，雖然大家都知道真實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並非整個官僚系統都樂於看到「王莽」得勢。

在「王莽」篡權的整個過程中，他兩次鬥敗了新外戚勢力的奪權。公元6年，當他成為假皇帝之後，安眾侯劉崇也起兵反叛過。而對「王莽」打擊最深的是公元7年的「翟義」起兵。 

「翟義」是漢丞相翟方進最小的兒子。不管是外戚還是屬劉氏家族的劉崇，他們的反抗都是天經地義的，因為「王莽」要篡奪的就是這些人的權力。「王莽」在和這些人的鬥爭中，早有心理準備。

 

而「翟義」代表的是官僚階層的反叛，這卻是「王莽」最為擔心的。即便這次起兵很快被鎮壓了下去，「王莽」在以後也經常會提到「翟義」這個人，將他看成是亂臣賊子的典型。這也表現出「翟義」起兵在「王莽」心中的份量有多重。 

但「王莽」多慮了。其實大部分官員是以一種局外人的眼光看待這場鬥爭，彷彿與己無關，他們只會選擇和勝利者在一起，連反抗的意思都沒有。

正是大部分官員的冷漠讓「王莽」代漢的大戲顯得波瀾不驚。漢代的老百姓表現得更加冷漠，人們似乎已經明白，皇帝換了人之後，生活的一切都會照舊。官僚繼續存在，稅賦照樣繳納，耕田、買賣、生活，這些主旋律都不會變化。發生在遙遠都城的事情，本不應該對遙遠鄉村的人們有影響。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既然官員不反對，社會也不反抗，那麼「王莽」取得皇位之後，應該大大地鬆一口氣，享受當皇帝的樂趣。至於政治，西漢留下的家底還過得去，本不應該做太多的變動，免得動出問題來。但奇怪的是，「王莽」渡過了最危險的政權交接期之後，卻突然啟動了一系列激進的經濟、財政、金融改革。而這些經濟改革不僅沒有取得效果，反而使整個社會疲憊不堪，走向解體。於是，一個好端端的局面被他親手葬送，到最後他也身敗名裂，死於非命。

那麼，他為什麼非要進行這些激進的改革呢?他到底是一個野心家，還是一個瘋子，抑或是一個幻想家?

答案:都不是。 

在大多數官員以冷靜和功利的眼光看待「王莽」代漢的同時，這位新皇帝卻有著一批狂熱的粉絲，這些粉絲的數量有限，卻掌握著一大半的輿論和話語權，正是他們將「王莽」捧上了天，也正是他們的狂熱誘導著「王莽」進行改革。這些狂熱分子，就是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 

回歸古代，西漢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之前，西漢元帝還在當太子的時候，曾經責怪父親西漢宣帝，不重視儒家學說。太子認為:漢代的許多弊端都是因為制度不好而造成的，作為皇帝，應當採納儒家推崇的周代理想，來構建一套新的制度，取代現有的規則。

太子的天真想法隨即遭到了漢宣帝的駁斥，駁斥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西漢宣帝與人們熟悉的清代雍正皇帝有幾分類似：大力整頓吏治，又有務實的性格，知道每一代必須以已有的制度為基礎進行演化。當漢高祖建立皇朝之後，制度一旦確定，就只能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變革。漢武帝擾亂了漢家制度，但後續接任的皇帝即便不喜歡他的政策，也必須先接受這個事實，在這個現實基礎上再做調整。想全盤推翻，回到理想中的模型，是辦不到的。

雖然太子的提議沒有成為現實，但太子和皇帝的對話，卻將西漢後期的一個基本問題呈現了出來。這個基本問題不僅影響了西漢元帝一代，還在其他皇帝統治時屢屢出現，成為大臣們爭論的焦點。這個基本問題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對現實不滿，希望重新設計一套制度來取代已經千瘡百孔的舊制度。 

西漢帝國後期，人們之所以對現實不滿，並非是因為吃不上飯，而是出於一種對現實的不認同。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隨著鹽鐵等最具前景的工業的國有化，人們除了種地之外，很難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整個鹽鐵產銷相關供應鏈都被政府壟斷了)。雖然隨著農耕技術的進步，養活自己沒有問題，但因為缺乏發展前景，人們心中的不滿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選任範圍更加窄小，挑選範圍集中於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勢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變得更加狹窄。與此同時，隨著政府控制經濟的程度加深，與商人的勾結越來越嚴重，社會結塊現象明顯，大家族出現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變得更加稀少

讀書心得:秦朝商鞅變法的時候，就將人民職業分工，除了農民、軍人之外，鹽鐵業也被國家包攬，西漢漢武帝，為了稅收，抄襲這個做法，直接設立官署專營，結果造成官員貪汙嚴重，形成名門大戶。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永遠存在，就算到了現在共產黨政府統治下的中國，還是一樣，用核發特許經營執照的規定貪汙。

 

這個結塊的社會還造成了一個新的問題：地方權力失控。地方上的大家族壟斷了地方官吏的職位，中央和地方出現了脫節，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對於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始終是中央最擔心的事情之一。在兩者的對抗中，中央不斷派出「刺史」去審查地方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第一次派出六位「刺史」前往地方巡查。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就設置了「十三部刺史」，將巡視制度固定了下來。監察制度只能抑制地方一時，但不管怎樣努力，都無法改變地方勢力失控的長期趨勢。

在對社會不滿的人眼中，整個社會都充滿了不公正，幹活的人忍受著貧窮，不幹活的人卻享受著奢侈。特別是在一些家族勢力的帶動下，人們競相穿戴綾羅綢緞、金銀珠玉，競相購買家奴，建設高級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選舉，飽學的儒生沒有辦法進入仕途。對現實不滿的帶頭人，大都是儒家知識分子，他們大聲呼喊著改變。『Change』，這個美國總統歐巴馬運用得滾瓜爛熟的詞匯，在中國歷史上也屢屢發生著作用，讓人們顯得無所適從。

實際上，隨著漢武帝將儒術定為官方學問，漢代的大學機構(太學)的確輸送了一批儒家學者進入官僚系統。漢代後期的丞相如蕭望之、翟方進等人，往往都是當世聞名的大儒。

另外，皇帝設立的五經博士也已經成為官方圈養的學術機構的代表，依靠出賣學問享受著皇家待遇。他們通過編撰課本和壟斷教育行業，將儒家理論灌輸給整個社會。

但是，與更多人想當官比起來，這個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無法通過儒術進入政權。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們尊崇儒學是為了給政權帶來穩定，而儒學的發展卻對社會穩定起到了負面作用。

首先，儒生掌握了強大的宣傳能力。作為官方學問，漢代的儒學彷彿同時控制了現在的中央宣傳部和教育部，擁有無限的開火權。但儒家學者們並不總是按照皇帝的意圖編造理論，他們還時不時讓皇帝難堪。

西漢時期，是儒家經典紛紛定型的時期。流傳下來的殘缺的五經文字，都經過了漢代人的篡改、偽造和闡釋，這使得許多漢代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進書中，謊稱是古代就有的思想。 

這就像清代康有為謊稱孔子是改革的典範來推動變法一樣，借古諷今，卻也讓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在漢武帝時期，儒者們還能根據皇帝的意圖來解釋經文，強調現代是從古代演進的結果，是一種必然趨勢，帶著社會進化論的色彩。但是在漢武帝之後，由於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失望，另一種復古主義的風潮逐漸佔據了上風。他們將周代描述成一個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滿禮教的社會。在那個時代，人們全都知書達理、安守本分。 

周代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為這種制度效率低下，但學者卻把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描寫成一種理想的制度，在那兒，人人有飯吃，無人不飽暖。不僅人人飽暖，而且人人反對奢侈。每一個人都有著相應的社會等級，每一個社會等級都有著符合該等級的著裝和消費標準，只要安守於標準之內，就不會奢侈。在那裡，沒有超級的富人，也沒有窮人。他們的位置是根據需要來分配的，賢人成為貴族和官員，而貴族一定是賢人。至於為什麼貴族一定是賢人，卻沒有人願意追究其原因。

這是古代社會的『共產主義』，一個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漢代後期，卻成為許多人探討政策、制定法規的模板。

漢代的社會思潮又由於今古文經的爭執變得更加複雜。 

在漢代圈養的知識分子中，有的人一旦當上了五經博士，立刻變成了學閥。他們拉幫結夥，只准徒弟背誦自己的理論，不准有任何偏差，更加優秀的人無法脫穎而出。但是，這些人使用的教科書卻是有問題的(編造、竄改出來的)。由於秦代焚書坑儒，大部分的儒家典籍都已經殘缺不全，依靠一些老人的記憶而得以流傳下來。當他們倖存到漢代後，憑藉記憶或者私藏的書簡，將儒經進行了恢復。但這樣的經文充滿了訛誤。後來，隨著一些在秦之前書寫的文本的發掘，人們發現市面上流傳的所謂經典有許多錯誤，也殘缺不全。這些後來發掘的經文被稱為古文經，而在太學裡流傳的是今文經。 

許多對當時學術現狀感到不滿的學者都聚集在了古文經學的旗下，開始了反叛。他們更加推崇古代，也更加批判現實。對於周代的烏托邦，在他們的描繪下熠熠生輝，吸引著人們前去投奔。

讀書心得:原來是西漢的古文經學派，將周朝描繪成烏托邦社會，造成後世一直沿襲著:堯舜禹湯三皇五帝等說法，難怪外國學者，對中國的歷史研究報告，也總是抱持存疑的看法。

「王莽」時期古文經學的大家是劉歆。劉歆是著名學者劉向的兒子，劉向也是西漢著名的編撰家，《戰國策》《說苑》《新序》等典籍都經由劉向編著，而劉歆則和父親共同編校了《山海經》。

讀書心得:原來山海經根本就是西漢末年、王莽時代，劉向、劉歆父子編造出來的，當時正是「王莽」篡位前，舉全國之力大量編造緯讖、神話，製造迷信的時代，中國、台灣至今還有一些靠說書的人，拿山海經當話題出書賺錢，貽禍至今，實在令人厭惡。

劉歆被認為是「王莽」的國師。除了劉歆之外，還包括孫陽、張邯、魯匡等人，無一不是當時飽學的大儒。當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在批判現實的旗幟下聚集時，還需要一個旗手帶領大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大司馬大將軍「王莽」恰好出現在這個時候。

「王莽」本人受過良好的儒學教育，也認同儒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不憚用權力去實現理想。為了對抗崇尚奢侈的社會風氣，「王莽」曾經希望帶頭提倡簡樸。作為皇家的最高官員，他帶頭『惡衣惡食，陋車駑馬』，一聽說各地有災荒，就連肉都不吃。他希望通過皇家的提倡來改變風氣。

「王莽」這樣做有他的理由，他需要樹立自己的威信。只有有了威信，才能掌握足夠的權柄，取代漢家王朝。

這些儒者本身並不在乎誰來當皇帝，他們只在乎誰能幫助他們實現理想社會。於是，在西漢末年，「王莽」和儒生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形成了聯合體。儒生利用他們龐大的宣傳能力幫助「王莽」上台，而「王莽」則推行儒生期望的政策來改變社會。 

關於西漢末年這一復古思潮，有許多例子可以印證。 

漢元帝時期，一個叫作「貢禹」的官員很得皇帝喜愛。他品格高尚，生活簡樸。他依照古代社會的標準，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例如:他認為漢武帝之後的宮廷中聲色犬馬、美人充斥，花費難以估算。而他理想中的古代社會是：皇帝的宮女不過九人，馬匹不過八匹，一切都是極節儉的。「貢禹」從這個角度出發，請漢元帝大幅度削減宮室開支。此舉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當一切都以古代為標準時，「貢禹」也會得到一些荒謬的結論。例如:在對待貨幣的問題上，「貢禹」看到了政府壟斷貨幣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他提出的建議卻是：廢除貨幣，回到以物易物的時期；或者用米和布來作為交易媒介，取代黃金、銅幣的作用。 

「貢禹」對於金融的質疑只是當時的一個代表，還有許多人都抱持有類似的觀點，希望改革貨幣制度，而這種改革貨幣制度的寄望，到了「王莽」時期，就成為「王莽」實施貨幣改革的主線之一。 

另一個例子則來自於以研究《詩經》而聞名的「師丹」。在古代，曾經使用龜殼和貝殼來當作貨幣，許多人希望把這些東西重新搬出來，「師丹」本人也贊同這種做法。這就距離「王莽」的貨幣改革更近了一步。 

而「師丹」更重要的思想，則反映在漢哀帝剛剛即位時，提出的觀點之中。

「師丹」認為:西漢後期日漸明顯的社會結塊現象，來自於土地私有制和自由買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富人?因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天子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恢復古代的井田制，或者限制土地佔有量，不准自由買賣。

「師丹」的提法後來成為「王莽」改革的另一條主線。

在「貢禹」和「師丹」等人的影響下，「王莽」上台後，希望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輿論的東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

當「王莽」改革失敗後，大儒們將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絕口不提這段書生亂政的歷史，繼續充當後世執政者的犬馬。後世的人們將社會的亂套都完全歸罪於「王莽」，反而忘記了當初社會輿論的推動作用。於是，「王莽」就作為著名的亂臣賊子，被釘在了恥辱柱上。

 

「王莽」：改革派的復古式集權

 

公元前6年，西漢哀帝登基。由於西漢哀帝繼位時已經成年，時任大將軍的「王莽」經過短暫留任後卸任，將權力交還給新皇帝。不過，「王莽」卸任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和繼任者大將軍「師丹」共同策劃了一次土地改革。

 

在西漢哀帝繼位兩個月後，發佈了限田限奴令，規定諸王、列侯不得在他們的封國之外購買田地，而關內侯和其餘人民的田地不得超過三十頃；諸侯王的奴婢不得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過一百人，關內侯、吏民不得超過三十人，但是六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的不算在奴婢數量中；商人不能占田，不能做官吏。 

但是這次改革並不符合新皇帝的胃口。因為剛剛登基的西漢哀帝有著太多的附庸等待冊封，他母親的家族也不富裕，需要皇帝賜予大塊的土地。皇帝將這項法令解讀為故意製造麻煩，一旦坐穩了位置，就將「師丹」罷免。

第一次改革不了了之。

這次改革卻給知識分子留下了巨大的影響。他們意識到，朝廷已經有人看重自己設計的理想制度了。從此以後，知識界更是把「王莽」、「師丹」這些最高層的官員樹立成改革的先鋒。 

公元前1年，僅當了六年皇帝的西漢哀帝去世了。漢哀帝去世之前，在知識階層的呼籲下，「王莽」已經被漢哀帝召回。皇帝死後，「王莽」更是重新執掌了軍政大權。 

這時的「王莽」由於擁有改革派的名聲，加上被貶黜的經歷，已經成為一個魅力型領袖。在人們的歡呼聲中，「王莽」建立了新王朝，以萬象更新的姿態，將他的改革理想繼續進行下去。另外，隨著他對劉崇、「翟義」等人的鎮壓，以及對匈奴不明智的挑釁，在軍事和軍備上的開支也讓皇帝有必要對財政做一系列的整理，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於是，公元9年，「王莽」稱帝的第二年，他終於推出了混合著理想和現實動機的改革法案。他宣稱，為了打破土地的分配不均和世家的蓄奴制度，讓社會更加公平和正義，決定解決長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問題。 

改革的措施從名義上結束了土地私人佔有制度，從此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而奴婢也不能再私自買賣。 

例如，政策規定，每戶人家，如果男丁不超過八人，而佔有的土地超過一井(九百畝)的話，就必須把自家的土地贈送給親戚、鄰里。

鑒於漢哀帝時期的改革無疾而終，「王莽」加強了對於違反規定者的懲罰力度，違反者甚至可以判死刑。他希望通過嚴厲的措施來彰顯王權，達到集中權力的目的。

「王莽」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尊重儒家先賢，按照儒家推崇的井田制來設計改革，但同時又有著強烈的個人目的。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歷史上可能並不存在一個實行井田制的時期。周代實行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也就是封君控制土地，再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收取一定的貢賦，或者讓農民給封君多種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即公田，其產出完全歸封君所有。

而到了孟子所處的時代，孟子根據周代的土地情況，在紙面上設計了一種他認為最理想的土地制度。他首先將土地分成一塊塊九百畝大小的正方形區塊，再在每個區塊中橫畫兩道，豎畫兩道，如同一個『井』字，將土地分成大小相等的九塊。周邊的八塊分給八戶人家，而中間的一塊是公田，由這八戶人家共同耕種，公田的收成則歸屬封君。孟子設計的制度只是出於理想，技術上卻不可能實現。例如:土地不見得都能分成九百畝的正方形區塊，當農民生老病死後，如何重新分配土地更是問題。 

到了漢代，這個只存在於孟子頭腦中的制度在一代代儒生的努力下，卻被渲染成周代實際實施的制度了。 

在《穀梁傳》《韓詩外傳》，以及《周禮》《漢書》等古代典籍中，都信誓旦旦地說周代實行過井田制。這些人在闡述井田制的同時，另一個潛在的觀點是：必須把土地從私人手中收歸國有，由天子統一進行分配。

「王莽」抓住的也恰好是這一點，希望通過重新丈量，將所有的土地都置於皇權的控制之下，而對土地的重新掌握，能夠從財政上解決地方失控的局面。他的改革是要徹底改變土地所有制，並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權。

「王莽」的改革推出後，立即引起了社會的動盪。在皇帝權威能夠觸及的地方，特別是關中平原一代，許多人被抓去關進監獄。但是，「王莽」沒有想到一點：不管是誰，在什麼時代，在執行全域性的改革過程中，僅僅依靠下達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廣大的疆土內，如果缺乏有條不紊的規劃，以及巨大的執行力，如此大規模的改革必然會引起極大的混亂。 

「王莽」的改革雖然能夠得到儒家狂熱分子的追捧，卻讓更多的普通人感到厭倦。對於地方勢力來講，他們當初默許「王莽」上台，就是以為與「王莽」做了一個交換，用他們的支持換取「王莽」對他們權力的默認。「王莽」的激進改革顯然打破了這種默契，地方勢力放棄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在匆匆推出改革的三年後，「王莽」意識到這一做法的莽撞：這是一項沒有配套措施，沒有實力保障的改革。這時，由於處理匈奴問題不當，漢帝國與匈奴的糾紛越來越大，政府正需要地方的幫助來渡過難關。作為妥協，他取消了這些激進但對於財政並沒有產生實質性作用的改革措施。 

公元17年，當邊地的騷亂已經影響到中央財政時，愈加缺錢的「王莽」下令徵收奴婢稅，規定每養一個奴婢，徵收三千六百錢。但與其將這項政策看作是改革的後續，不如視為斂財的手段。 

在土地和人口改革的同時，另一項重要的財政改革也推出了，這就是五均、賒貸和六筦之法。 

所謂『五均』，是政府對物價進行控制，對行業進行壟斷和專賣的做法。

公元10年，「王莽」下令在全國大城市的集市上設立五均官。這些官員負責監督民間市場，要求他們按照統一的價格來銷售穀、布、帛、絲、綿這五樣民生物品。這就像現在的限價令一樣，當政府的財政金融擴張造成了通貨膨脹時，政府則要求民間限價，來掩蓋通貨膨脹的事實。 

『賒貸』是指當民間經營者缺乏資本時，政府還可以以放貸的形式借給經營者一筆錢，按照月息三分收取利息，介入民間金融市場。這種做法的理論基礎還是出自儒家理想，即民生需要的東西必須由政府指定價格，不能由奸商來操控，從而把市場力量弱化。

另外，所謂『六筦』，則是鹽、鐵、酒、鑄錢、名山大澤的稅收，加上五均、賒貸的總稱。

根據儒家理論，人民應該去種田謀生，其餘的行業都是末業，不鼓勵人民去從事。但是既然人民還是需要一些末業的產品，就由政府勉為其難地代替人民從事這些罪惡的行業。 

六筦之中，有許多項其實已經由漢武帝實施了，但是「王莽」將其系統化和理論化，並置於統一的框架之中。而背後的動機與目的與漢武帝都一樣，為了稅收。

當五均六筦政策把社會上最重要的商品都納入政府的控制之中時，我們就看到了計劃經濟的影子。

然而，「王莽」政府面臨的問題與漢武帝時期一樣：為了實行這些法律，需要大量的商業人才來為政府服務。「王莽」本來的意圖是抑制商人，疏遠商業人才，但他很快就發現，如果離開了這些商業人才，就無法將政策推行下去。

公元17年，當政府更加缺錢時，「王莽」放棄了原則，任命商人擔任五均六筦之官，加強對民間違禁者的打擊。 

但到這時，此起彼伏的叛亂者已經使「王莽」無法把他的命令推行下去了。就在同一年，受水災的影響，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饑荒。在和平時期，饑荒並不足以擊潰社會，但是，由於「王莽」改革造成社會免疫力下降，人們在饑荒的威脅下揭竿而起。那一年，綠林起義爆發。公元22年，赤眉起義接踵而至。

起義軍的出現讓中央政府的稅基逐漸減小，也越來越沒有辦法應付龐大的財政開支。公元18年，「王莽」下令清查貪污行為，那些在近年涉及貪污的官員，將被沒收五分之四的財產。這些財產用於應付國家的軍事開支。為了讓這個政策執行得更加徹底，政府鼓勵相互告發。

走到這一步，「王莽」的改革已經造成一股巨大風暴，財政改革導致社會經濟紊亂，經濟紊亂導致社會動盪，社會動盪減少了政府財政收入，財政收入的減少讓政府更加致力於搜刮，到最後政府無力鎮壓動盪。他的失敗已經無法避免。在短短十幾年中，漢代留下的家底已經消失殆盡，社會開始分崩離析。「王莽」想利用復古式改革加強權力，卻由於改革措施不當，造就了一個短命的王朝。

 

夢想家的幣制幻想曲

 

在「王莽」的改制中，有一項改革對後世的人們充滿了吸引力：幣制改革。這項改革深刻地體現了『復古式改革』的魅力。利用古人創造的理想圖景，來設計一個全新的方案。這個方案失敗得如此徹底，卻又設計得如此精美，令人們既神往，又感到困惑。

即便到了現在，收藏者們仍然把「王莽」時期的錢幣當作是中國錢幣藝術的高峰。從工藝上講，「王莽」時期的每一枚貨幣都是最精美的創造。例如:在錢幣工藝中排第一的金錯刀(一種錯金的刀幣)，從材料到工藝無不是精心設計的。

 

由於幅員遼闊，中國歷代的錢幣首先需要的是快速生產。即便粗糙，但只要能夠在短時間內大量鑄造，滿足全國的需要，就是好貨幣。只有在生產效率提高之後，才會去考慮工藝的改進和美化。而「王莽」的貨幣似乎首先考慮的是工藝和其象徵意義，有不計成本的嫌疑。貨幣在「王莽」的哲學體系中不僅僅是簡單的流通工具，它還是通往古代理想財政模型的途徑。在這個模型中，貨幣不僅僅是一種商業行為，還代表著禮儀。

貨幣的價值是由天子規定的，不是由它的實際價值決定的。當然，天子的規定總是對自己有利，當他鑄造貨幣標示為高面值的時候，其實實際上就是一種使貨幣貶值的行為。

「王莽」在他最頂峰的改革中把背後的經濟利益掩藏得那麼深，以至於人們根本感覺不到。在他之後，有多少人利用粗製濫造的小錢糊弄民間，行偷盜之實。但人們卻總是相信「王莽」是在實現他的理想，只是不小心偷走了民間財富。 但是，不論「王莽」是故意還是無心的，民間經濟已經立即做出了回應，與他的其他一系列的改革一起，擊潰了本來良好的經濟環境，社會走向了崩潰。雖然隱藏得很深，但是，如果仔細分析，人們仍然能夠找到「王莽」貨幣改革的利益動機。

「王莽」的幣制改革分為四次，而第一次改革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公元7年，當「王莽」還是代理皇帝時，推出了一個貨幣政策上的『小手術』，來解決一個看似不那麼要命的小問題。但是，這次改革並沒有達到目的，卻引起了蝴蝶效應，逼迫著「王莽」做第二次改革、第三次改革……直到他的貨幣改革牽扯面越來越大，並最終走向失控。

這第一次改革要解決的小問題就是：貨幣貶值問題。

從漢武帝推出的五銖錢，至此來到「王莽」時期，五銖錢已經流通了一百多年，世人基本上已經適應了單一貨幣。

令政府感到煩惱的是，這五銖錢經過一百年的不斷貶值，鑄造五銖錢的成本已經顯得太高。特別是五銖錢對重量是有要求的，政府即便可以偷偷減重，但不能做得太過分。 

「王莽」希望通過一次改革來使貨幣貶值，但又不影響社會的穩定。他的辦法是發行大面額的錢幣，這是中國統一之後政府第一次系統地發行大面額貨幣的嘗試。 

這一年，「王莽」發行了三種新的貨幣，和五銖錢並行使用。

第一種是:大錢(大泉五十)。重十二銖，相當於兩枚半的五銖錢，但它的面值卻是五十個五銖錢。

第二種是:契刀。這是一種綜合型貨幣，它有個類似於錢幣的圓環，但圓環又掛了一把類似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刀幣的把兒。面值五百。

第三種是:錯刀，也就是俗稱的金錯刀。這種錢與契刀類似，但用錯金工藝組成了『一刀直五千』的文字。面值五千。

由於後兩種貨幣的面值太高，如果民間私人仿冒盜鑄會有很高的利益，故而，「王莽」在鑄造這兩種錢幣時採用了很多先進的防偽工藝，造得精美無比。這些錢幣成了後世的藝術精品。 

如果這項改革成功的話，政府的利潤是非常豐厚的。例如:大錢只用兩個半五銖錢的材料，卻當五十個五銖錢來用。而發行契刀和金錯刀更是一本萬利。 

但是，在政府看到利潤空間的同時，民間也同樣看到了。一枚大錢就意味著二十倍的通貨膨脹，也意味著偷鑄一枚大錢獲得二十倍的利潤。這是一項少有的暴利投機。

於是，民間立即熔化原來的五銖錢，再盜鑄成這些貶值的錢幣。民間造假蜂起，人們如同當今炒股票一樣瘋狂地紛紛仿冒盜鑄貨幣(契刀面值五百、錯刀面值五千)。

另一方面，在交易市場上，由於錢幣貶值得太厲害，人們紛紛轉用黃金交易，不敢再接受這些貨幣。為了對付這個問題，「王莽」禁止了黃金的流通，強迫人們使用這套新的錢幣系統。結果造成了全國性的市場混亂。

「王莽」以為他的改革可以解決財政問題，卻沒想到，這次鑄幣改革等於踹開了地獄之門，再也收不住了。

兩年後的公元9年，「王莽」已經登基稱帝。他開始著手修正第一次貨幣改革造成的問題。由於兩種刀幣面值太大，民間反彈太厲害，遂將其廢除。他尋找的藉口是，漢皇室的『劉』字就是由『卯金刀』三個字組成的，既然劉氏已經不再擔任皇帝，那麼刀幣也應該停止使用了。

而第一次貨幣改革之所以出問題，在於面值五十的大錢與五銖錢之間的比值懸殊。「王莽」認為鑄造五銖錢太不划算，政府應當直接廢除五銖錢。

於是在第二次改革中，他發行了一種重量只有一銖的小錢作為基本貨幣，取代五銖錢，同時將原本的五銖錢停用。實質是把最常用的貨幣也貶值了五倍。

通過第二次改革，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只剩下兩種，分別是重十二銖價值五十文的大錢，和重一銖價值一文的小錢。這時，人們熔化掉十二文(也是十二枚)小錢，就可以鑄造一枚大錢，來當五十文花，盜鑄仍然有四倍的利潤。

讀書心得:獨到這裡，看到王莽政府這群人，沒有人懂金融、貨幣、經濟，一直亂搞，實在很離譜。

隨著人們紛紛把小錢熔化掉，市面上將只剩下五十文的大錢。由於民間缺乏零錢，許多小額交易無法進行。第二次改革仍然以擾民為結局。

到了第二年，「王莽」意識到他的兩次改革並沒有解決貨幣問題，反而帶來了一系列的新麻煩，決定來一次一勞永逸的改革，按照古代的理想來重新設計貨幣。這就有了他的第三次改革，而這次改革被視為貨幣改革的巔峰。

在古代，有許多種物品曾經充當過貨幣的角色。比較典型的是龜甲、貝殼，以及金、銀、銅。「王莽」將上述所有的材料都納入一個複雜的體系中。

通過這五類材料，他發行了六類貨幣，分別是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和布貨。除了金、銀、龜、貝四種貨幣分別對應四種材料之外，錢貨和布貨這兩種貨幣都是以銅為材料的。所謂布貨，不是現在的布匹，而是一種鏟狀的銅錢，而錢貨(泉貨)是指圓形方孔的銅錢。這就是所謂『五物六名』。

這六類貨幣又分成了二十八品。就像現在的人民幣面值分為一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一樣，每一類貨幣都有若干種(品)。所有的貨幣形成了一個梯度差，從小錢的一錢，到金貨的一萬錢。 

這或許是歷史上一個國家內部出現的最複雜的貨幣系統，它代表了一個幻想家能夠達到的最高水準，也表明了儒家按照禮制設計的金融體系能夠達到的荒誕水準。 

「王莽」沒有想到的是，即便把如此眾多的錢幣投向市場，人們也很難記得住它們的換算關係，更難驗證貨幣的真偽。人們苦於貨幣的混亂，社會經濟已經接近停滯。在私下裡，人們拒絕其他貨幣，仍然使用當初的五銖錢。 

「王莽」為了強制推行他發行的貨幣，下詔凡是敢於攜帶五銖錢的人，都要發配邊關當戍卒。在此之後，五銖錢的確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整個商業系統已經徹底崩潰。不僅是普通百姓，就連那些公卿大夫因為被強迫使用高面值的貨幣，也出現了破產的情況。到最後，「王莽」不得不再次妥協，只使用大錢和小錢兩種貨幣，將龜、貝、布幣暫時停止使用。

對於一個社會而言，金融始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當漢武帝將貨幣發行權徹底收歸國有之後，就徹底將政權的命運和金融綁定在一起。因此，任何時候，金融的混亂都會讓人想起政府的失職。 

公元14年，「王莽」進行了最後一次貨幣改革。此時性價比最高的五銖錢已經絕跡，市面上只流通大小錢。「王莽」此次的改革廢除了大小錢，發行了貨布和貨泉兩種貨幣，其中貨泉重五銖，值一。一個貨布又等於二十五個貨泉。

這次改革是「王莽」承認失敗之後的回歸。通過變相的方式，重新回歸了五銖錢的重量，也畫上了幣制改革的句號。 

幣制改革極大地擾亂了社會和市場。直到宋代『交子』出現之前，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如此瘋狂的貨幣制度試驗。

這次改革足以和法國約翰·勞的貨幣試驗媲美(宣稱鈔票等值黃金，結果濫印無法兌現等值黃金，鈔票信用崩潰)。它演示了一個政權可以利用幣制帶來多大的災難，也顯示了當貨幣的面值嚴重脫離了其價值時，即便依靠一個龐大政權，也仍然無法戰勝市場的力量。如果不遵循這個規律，那麼歷史將把該政權扔出舞台。

公元23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混亂中被殺。與「王莽」撇清關係的儒生則繼續在復古的招牌下，兜售儒術於帝王將相之間，直至近代。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後，卻在經濟戰場上遭遇了最頑強的抵抗。他試圖對全國的土地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查，卻遭遇了普遍的抵制。甚至他統治的核心地區，也有人對抗清查。

民間與中央在財政上的對抗，貫穿整個東漢時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由於東漢的制度繼承自西漢，社會結構也早已固化，中央政府的統治成本更加高昂，這就決定了東漢是一個行政效率低下的朝代。任何繼承前朝制度的朝代都會有行政效率低下、政府開支大卻收不上稅的窘境。

東漢的財政能力不足以支撐對外戰爭，卻恰好遭遇了『羌族』入侵頻繁的年代，皇帝最終只能通過賣官、敲詐等各種手段獲得收入。這些非常規手段最終導致了政治敗壞，從而又引起了內部的叛亂。 

東漢末年，由於財政無法滿足維穩的需要，皇帝建立了一個新的官職：州牧。州牧是一個集軍政、民政、監察於一體的官職，州牧一誕生，就是一個獨立於中央政府，最終會瓦解中央政府的官職。東漢也是從這時，進入了解體的節奏。

 

當皇權受到抵制

公元40年，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登基的第十六年，發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讓他苦惱不已。

由於「王莽」的改革造成群雄並起，東漢光武帝劉秀在紛紜擾攘的大潮中成為勝利者。與大多數開國皇帝不同，劉秀生性寬宏，謙恭多士，不僅非常體恤民間，也不會猜忌幫助他打天下的功臣，這使得功臣群體大都得以善終。如果從兩千多年的皇帝中選擇幾個好皇帝的話，他的排名絕對在前十位。

劉秀在位時期，也恰好是中國科技大發展的時期，人們對水利的建設進一步發展，水運便利了經濟活動。南陽太守杜詩更是創制了水排，即利用水力鼓風，提高了冶鐵燒爐的溫度，中國冶鐵業出現了巨大的進步，並由此惠及其他行業，耕地技術也在慢慢普及，而東漢的人口分佈也在逐漸改變，與西漢時期相比，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帶的人口開始變得密集，長江流域的開荒工作有所進展。

由於政策寬宏，科技進步，東漢的經濟很快得以恢復。那麼，還有什麼事情令皇帝感到煩惱呢?

他的煩惱來自戶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

一年前的公元39年，東漢光武帝考慮到經過戰爭之後，天下的戶籍和土地數量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偏差，許多記錄已經被毀，加上戰爭中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土地侵佔現象，他下令做一次嚴格的土地和戶籍清理工作。

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這項工作卻遇到了極大的阻力。這些阻力主要來自於那些侵佔別人土地，或者隱匿了戶籍的人。他們大多是地方上的富人。有許多窮人為了避免納稅，投身於可以免稅的富人家中。而富人的免稅理由也有千千萬萬種，致使皇帝的稅收都漏走了。

更可惡的是，這些人還與官員勾結在一起，負責重新清理丈量的官員，故意把好地留給那些有勢力的人和關係戶，把壞地留給窮人，這一行為在地方上引起了更大的民憤。

起初，東漢光武帝還不知道這件事，直到有一次，東漢光武帝無意中發現陳留的一位辦事員書牘上寫著：潁川、弘農的情況可以查問，而河南、南陽的不能查問。東漢光武帝很好奇，連忙問這是怎麼回事。這位辦事員沒有想到皇帝看見了書牘，驚慌間不敢說實話，只說這份書牘是在街上撿到的。東漢光武帝的兒子、後來的漢明帝見狀，在旁邊回答：『這是郡裡官員給辦事員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這兒；南陽是帝鄉，都是陛下的近親。這兩個地方的土地肯定問題重重，也肯定不能查問。』 

東漢光武帝大怒，連忙派人嚴查，才發現清丈土地帶來了諸多問題。他開始對那些幫助富人、參與違法的官員進行懲處。這次被抓住的『大老虎』是河南尹「張伋」，相當於現在的北京市委書記。嚴打中，「張伋」和同級別的十餘官員都被下獄處死。

東漢光武帝本以為通過整治官吏，就可以讓工作順利進行。然而，就在這時，新的反抗力量出現了，許多郡的大姓人家因為利益受損，決定聯合抵制，大戶人家組織了武裝力量，殺害前去調查的官員。等皇帝派遣軍隊去鎮壓時，這些人已經把武裝力量解散了，根本找不到到底是誰幹的。可等皇帝的軍隊一走，他們又立刻集結起來。皇帝的官員和將領們卻因為找不到罪犯、害怕會受到懲罰而戰戰兢兢。「張伋」已經是前車之鑒，如果換成別的皇帝，在大怒之下一定會把不稱職的人都殺掉。 

這件事情如同燎原之火，在全國四散開來，而最嚴重的是位於太行山以東的幾個州：青州、徐州、幽州、冀州。

東漢光武帝突然發現，他可以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反抗者在用實際行動嘲笑他的武力。這些事情還不是發生在偏遠的山區，而是發生在帝國的腹心地帶。

東漢光武帝是個聰明人，震怒之餘，他並不想過分使用武力，也不想過多懲罰他的官員。他想了一個辦法：利用犯罪分子相互間的矛盾來擊破。皇帝下令赦免五分之四的作亂分子，只懲罰剩下的五分之一。 

但是怎麼決定誰屬那五分之一呢?由作亂分子自己決定。東漢光武帝命令：如果有五個人參加了作亂，只要其中四個人合夥殺掉第五個，這四個人就都既往不咎；否則，對五個人都嚴懲不貸。而那些原本在征討罪犯時有疏忽，或者出工不出力的官員也不用害怕，他們以前的所作所為都既往不咎，東漢光武帝只看以後他們查出了多少案子，逮捕了多少罪犯。 

東漢光武帝的辦法收到了武力都達不到的效果。作亂分子畢竟都心懷惴惴，既然有機會獲得既往不咎，就趕快利用機會。一旦有人開了頭，作亂分子內部就開始互相猜忌。於是，反抗停止了。皇帝也終於得到了他想要的結果。但是，他卻並不感到輕鬆。這件事恰好反映了東漢時期最嚴重的一個問題：行政效率低下。不管皇帝想做什麼事情，都無法順利推進。在地方，充滿了和他對著幹的人，這些人表面迎合，暗地裡卻只考慮自己的利益，想著怎麼利用皇帝的政策來發大財。

行政效率的低下，將東漢變成了相當於蘇聯時期-布里茲涅夫的時代。中央仍然保持著某種權威，但這種權威只是名義上的，而地方上的每一個勢力都行使著小小的特權，快活地利用體制來獲取利益。這個時候，中央需要做的，只是裝作什麼都不知道，而地方也給予中央足夠的尊重，兩不打擾。一旦中央想做事，就是將矛盾暴露出來的時刻。

繼東漢光武帝之後，兩位繼任的皇帝將東漢社會經濟推上了高峰。與西漢的文景之治一樣，人們把東漢明帝和東漢章帝統治的時期稱為『明章之治』。

但是，即便在明帝和章帝時期，皇帝的權威依舊不夠強大，行政效率仍然低下。

東漢章帝末年，由於又要準備面對匈奴的戰爭，政府財政又開始吃緊。皇帝突然想起了漢武帝曾經推出的鹽鐵專營制度，決定重新實行，以從鹽鐵專賣中獲得的財政來支持軍備。於是，東漢政府設立了一系列的鹽鐵機構。但是，在西漢武帝時期可以辦成的事情，到了東漢章帝時期卻成了悲劇，東漢章帝去世後，東漢和帝登基。東漢和帝推出的第一個政策，就是停止鹽鐵專賣。實際上，東漢章帝去世前就已經下了遺詔，要廢除親自設計的制度。 

鹽鐵制度雖然有許多弊端，但是東漢的鹽鐵制度之所以失敗，卻有它自己的特殊原因：這個政府的行政效率太低下了，已經沒有能力協調各方來組織起一套經濟制度了。 

在東漢時期，推行鹽鐵官營制度的結果必然是：東漢章帝一說要做鹽鐵專賣，人們立刻一窩蜂而上，打著鹽鐵專賣的旗號佔領資源，然而這些錢都沒有進入國庫，而是進了各種關係戶的腰包。最終的結果是，民間經濟受到了極大的損害，而中央政府也沒有得到一絲的好處。

東漢章帝臨死前意識到，在他所處的時代，一個皇帝能夠做成的事情已經很少了，所謂的皇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力，不如說是一種無用的福利。 

東漢光武帝和東漢章帝的遭遇說明，即便在東漢最好的時期，它的行政效率也驚人的低下，皇帝哪怕想做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代價。即便如此，還往往達不到效果。 

那麼，東漢為什麼無法建立起像西漢那樣高效的行政體系呢?

答案:這是制度的慣性帶來的必然結果。

制度的慣性之重

在「王莽」篡位中斷了西漢國祚十六年之後，公元25年，東漢光武帝劉秀登基，成為東漢的開創者。從各個方面看，東漢光武帝都是個務實的人。他知道皇權的價值，一上台就注意必須重塑被「王莽」打亂的權力中心。 

為了防止各種勢力不聽話，在他確立全國統治權不久之後，就想方設法加強中央集權。如同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那樣，他不會濫殺功臣，但戰爭一結束，他也採取了和宋太祖一樣的做法。一方面，他大宴功臣，給他們分封土地和爵位，讓他們成為受人尊敬的地方豪族；另一方面，他剝奪了這些人繼續參與政權的機會，只有少數的人繼續做官，剩下的都只能成為安樂終生的富家翁。 

在遣散功臣的同時，東漢光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修正了西漢的官僚體系。

漢武帝時期，已經逐漸形成了圍繞著皇帝的「內廷」圈子，尚書台，並逐漸剝奪了外廷官員，也就是三公九卿的權力。

東漢光武帝更是將這種制度加碼，徹底形成了尚書台議事的制度，三公的權力更加虛化了。龐大的官僚系統都成為冗餘，一個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的小圈子建立了起來。

東漢光武帝集權的另一個做法是，不再區分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

西漢時期，國家財政由大司農來掌握，而皇室財政由少府掌握。他們各有職責，以避免皇室開支過度侵佔公共財政。東漢光武帝為了加強控制，將國家財政和皇室財政合一，不再作區分，統一由司農掌握。雖然從長期來看這樣做會增加財政的不透明度，但是在短期內可以加強皇帝的控制力。然而東漢光武帝費盡心機加強集權，權力卻無聲地從他的手中溜走了。東漢皇帝始終都無法像西漢皇帝那樣，擁有那麼大的權力。 

「王莽」的執政已經讓人們看到了皇權的虛弱。在西漢時期，歷代皇帝經過了多少努力，儒生們經過了多少鼓吹，才創造了『天子』這個神話，使得人們相信皇帝是天命所歸。但「王莽」通過禪讓獲得了皇帝的名號，卻去除了它的神秘性。其後，「王莽」的施政威信更是在一次次失敗政令中，逐漸瓦解。

「王莽」末年的反叛也不僅僅是所謂的『農民起義』，更是充斥著各種勢力的角逐。例如:東漢光武帝劉秀和他的哥哥劉伯升都是漢代宗室子弟，他們的叛亂得到了南陽大族的支持。更加草根的赤眉軍勝利後，各大族勢力擔心赤眉軍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全力支持劉秀稱帝，並逐漸奪取了全國政權。即便是奪取全國的戰爭，劉秀也並不能隨心所欲。統一的過程充滿了武力之外的權衡和計謀，他通過說服和收編，並採取一種利益平衡的做法獲得了天下。劉秀的功臣之一、伏波將軍馬援曾經直言不諱：『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這句話將選擇皇帝的權力從天上直接降到了人間。皇帝不再是天命所歸，而是大臣選擇的結果。 

由於東漢光武帝稱帝本來就是權衡的產物，所以，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來滿足別人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更理解東漢與西漢的關係：東漢繼承了西漢時期的官僚架構，但這個架構已經更多地向地方的豪族傾斜了。從表面上看，東漢和西漢之間，只是隔著被「王莽」一不小心打斷的二十年。假設一個老農恰好在「王莽」篡位之前睡著了，三十年後在東漢光武帝時期醒過來，他會發現，除了人的生老病死因素之外，皇帝還是那樣的皇帝，制度還是類似的制度，甚至連民間的大家族都沒有更迭，窮人還是窮人，富人還是富人。但其實中央政府已經變得更加孱弱，向另一個集團妥協了。 

人們習慣上認為，每一個朝代的建立，就意味著制度的重建。但實際上，從秦始皇統一到公元1949年(共產中國)，中國只有三次重建制度的機會。每一次重建後的制度，都經過了許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漸完善，而它的解體則更加漫長。 

第一次的制度建立，由秦代開始嘗試，到漢高祖時，已建立了一種較為穩定的結構，漢武帝時期，在財政上解決了它的存續問題。這一次制度循環越過了東漢，從三國時代開始逐漸解體，卻又苟延殘喘到南朝才終於落幕，綿延超過八百年。東漢恰好位於這個制度循環週期的中間，東漢光武帝再優秀，也沒有能力重新建立制度。

 

東漢光武帝做出的妥協如下:

由於初期財政困難，東漢光武帝精簡官吏、合併財政的同時，卻過多地精簡了財政官員。在漢武帝之後，漢代財政由大司農、少府和水衡都尉三駕馬車共同執掌。大司農主管政府財政，包括農業稅、鹽鐵專賣等。少府負責皇室財政，主管山澤陂池的收入，這些收入叫禁錢，供皇室開銷。水衡都尉雖然名義上屬少府，但他單獨掌管上林苑的樓堂館所、沒收的土地財務以及鑄幣事務。 

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將山澤陂池的收入從少府的管轄權中剝離出去，交給了司農。少府成為一個專管皇帝起居、服裝和器物的機構，權力大大下降。而三駕馬車之一的水衡都尉乾脆被徹底裁掉了，權力合併到少府。由於東漢光武帝時期樓堂館所的規模比西漢武帝時期少得多，水衡都尉的權力本身已經不大。水衡都尉被撤銷後，它下屬的二十多個屬官也一併被裁撤。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原來大司農掌管鹽鐵專賣事務，由於戰爭時期，鹽鐵專賣制度已經崩潰，於是，東漢光武帝將鹽鐵事務從司農治下剝離出來，下放到了各個地方政府。 

當鹽鐵管理下放到地方政府之後，政府壟斷和專賣就逐漸消失了，變成由地方政府徵收鹽鐵稅，民間負責經營。只是這時的鹽鐵工業由於地方官僚的染指，已經變得非常不健康了。

鹽鐵大部分已經被地方豪族壟斷，他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東漢的鹽鐵資源如同現代山西的小煤窯一樣，是一種不上不下的狀態。它由少數與權力有合謀的人控制，而民間得不到好處。但是政府如果想將權力收歸中央，又會受到地方勢力的抵抗。東漢章帝想重新實行中央政府專賣，但在地方勢力的抵制中，大敗而歸。 

在地方治理上，東漢光武帝也顯得軟弱無力。他將功臣們都遣送回家，看上去是一種聰明的策略，但代價也非常明顯：他必須默許這些功臣在當地成為豪族，逍遙於中央政府的法律之外，同時，又擁有著極大的經濟特權。他們向東漢的皇室輸送大臣和皇親，幾乎壟斷了中央政府的上層結構，讓東漢比西漢更接近於分層社會(東漢比西漢更嚴重了，官商、平民更加M型化分層)。 

在社會的最上端，只是數個大家族而已，他們與皇室一起，控制了兩百年的朝政。在這些大家族中，最鼎盛的有兩個派別，分別是曾與東漢光武帝一起參加反「王莽」戰爭的南陽派，以及軍閥出身的西北派，其中西北派的典型代表是馬援和竇融，他們是東漢光武帝統一戰爭中歸順的大將，也是東漢光武帝必須容忍的對象。

漢代有外戚干政的傳統，一個女人當了皇后，他的家人必定封爵當官。在西漢時期，還屢屢有平民皇后出現。 

東漢光武帝之後，皇室默認皇后只能出自幾個大家族，這是權力機構圈子化的最明顯特徵。東漢光武帝的皇后陰麗華出自南陽派，陰皇后長相秀美，是當年劉秀暗戀的對象，他們倆可以說是東漢皇族中少有的靠感情結合的婚姻。之後的東漢明帝娶了馬氏的皇后，東漢章帝娶了竇氏的皇后，這兩位皇后都是西北派的。 

東漢和帝娶了南陽陰氏和鄧氏的皇后。安帝皇后閻氏依附於南陽鄧氏，所以成了皇后。東漢順帝皇后梁氏原本依附於西北竇氏，梁氏一族也曾經作為貴人生過和帝。 

東漢桓帝有過三個皇后，分別出自梁氏、鄧氏和竇氏。只有靈帝皇后何氏的背景差一些，但何氏外戚同樣把持了朝政。 

由於東漢光武帝對中央權力系統進行了改造，利用尚書台將權力圈子化了，尚書台又控制在幾個外戚大族手中，於是，中央政府慢慢地變成了幾個大族的戰利品。 

在最大的豪族控制中央時，地方權力則被地方級別的豪族壟斷。東漢的社會階層板結了。在一個階層板結的社會中，一個人的一生在他出生時就已經註定，不管他怎麼努力都很難獲得改變。特別在地方官吏這一個級別上，由於舉薦官員的權力被地方豪族把持，加之官商勾結行為的合法化，不管皇帝如何想打破這種制度，都沒有辦法。 

皇帝在和地方勢力的鬥爭中逐漸落於下風。

而同時，西漢武帝引起的官僚結構失衡問題經過東漢光武帝的加強，終於引發了巨大的問題，導致統一的帝國逐漸解體。但東漢解體的過程又很緩慢，社會生活顯得過於波瀾不驚，下層人民沒有改變命運的途徑，東漢社會從頭至尾彌漫著一種絕望感。

 

在摩擦中逐漸解體 

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即將上任的鉅鹿太守「司馬直」體會到了當官之難。在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當官是一件光榮而愉快的事情，意味著光宗耀祖和發財。但在漢靈帝後期卻是一個例外。

以「司馬直」為例，當他被皇帝選中、授予太守的職位之後，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園，找皇帝和太監諮詢『助軍修宮錢』。皇帝根據他職位的大小，給他規定一個數目，到任後，他的職責就是儘快從任所湊齊皇帝要求的數目，派人押往京城。只有交了錢之後，他的位置才能坐穩。

在「司馬直」時期，一個大郡太守的職位，官方通行的價格是兩三千萬錢左右。這筆鉅款不可能由官員個人出資，只能通過壓榨民間來獲得。這是一種中央和地方的分贓機制，中央默認地方官吏從民間取財，同時地方官吏必須讓中央分一杯羹，作為默認他們發財的代價。

但是，隨著皇帝賣官價碼的抬高，即便是要從民間榨取，也意味著官員必須放下心理包袱，把自己定位成全心全意賺錢的商人而不僅僅是父母官。 

許多人因為磨不開面子，或者擔心無法湊齊這麼多錢，請求不去上任。與歷史上大部分時期人們搶著做官不一樣，這時卻是皇帝強迫官員去上任。只要任命，就必須去，否則嚴懲不貸。 

「司馬直」接到任命時，皇帝根據他以前的履歷，認為他是個有清名的好官，給他打了個折，少交三百萬。「司馬直」聽說之後，認定即便打了折，數目還是太高了，他歎了口氣說：『我本來應該去做父母官，還沒有到任，先進行盤剝，又怎麼忍心?』 

他也請求辭職不去，但皇帝拒絕了。

「司馬直」只得從京城出發前往鉅鹿，在到達黃河邊的孟津關時，他給皇帝上書，極力申訴當時的弊端，並預言如果繼續這麼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災禍。隨後，他吞藥自殺。「司馬直」成為少有的被逼當官而自殺的人。 

「司馬直」至死不理解的是：皇帝為什麼變得這麼貪婪?對於這個問題，皇帝本人有著說不出的苦衷。

以助軍修宮錢為例。這筆費用指的是官員們資助皇帝組織軍隊、修理宮殿的錢。 

在「司馬直」被授官的兩年之前，東漢爆發了黃巾賊亂，中央政府應接不暇，花費無數。就在賊亂的第二年，皇帝的南宮恰好又遭遇了大火，為了修理宮殿，皇帝更是需要大量的現金。

但是，帝國的國庫裡已經空空如也，根本拿不出錢來支付這些費用了。為了節省成本，皇帝不得不強行派差，四處索要，但仍然滿足不了需求。至於正規的稅收，隨著行政效率的退化，已經無法指望了。皇帝只有在最無助的情況下，才會讓他的官員們與政府共同分擔苦難。他把官員們調來調去，每調動一次，就可以收一筆『助軍修宮錢』。

「司馬直」的自殺如同一道恥辱的疤痕，印證了東漢中央政府的財政窘境。由於財政機器不暢和吃公家飯階層過於龐大，這個政府苦苦掙扎了一百多年，越掙扎越疲憊。至靈帝時期，已經接近瓦解的邊緣。

那麼，東漢的中央財政又是怎樣逐漸瓦解的呢?

在『明章之治』的全盛時期，東漢已經出現了財政陰影。與表面的繁榮不同，『明章之治』是在皇權與豪族、官僚的不斷鬥爭中傴僂前行的。但兩位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又各有不同，魏文帝曹丕曾經評價兩人『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認為東漢明帝還有整治吏治的雄心，而東漢章帝對侍官僚則更加寬容和放任。 

東漢明帝有感於權力系統的失控，希望通過努力作為，改變『政令不出廟堂』的局面。東漢明帝採取的做法是：放開民間經濟，薄稅賦、減徭役、修水利、安撫平民，但與此同時，對官員進行嚴厲的懲治，緊縮官僚權力。 

據《後漢書·獨行列傳》記載，東漢明帝時，楚王試圖謀反，結交了一些天下善士。當事情被發覺後，許多人都遭到了嚴刑拷打。一次，五百人被押解到京城時，大半被拷打致死，個別人被打到皮開肉綻也不承認有罪。 

一個叫「陸續」的人被打得遍體鱗傷，卻依然辭色慷慨。但是，到了晚上，一位獄吏給他送了一份食物，他卻對著食物哭泣不已。審案者感到好奇，問他哭泣的原因。「陸續」回答，因為他母親來了，母子卻無法相見，所以哭泣。

按照規定，獄吏不能給犯人傳遞消息，審案官以為獄吏違反了規矩，要懲罰獄吏。「陸續」連忙解釋說，這跟獄吏沒有關係，他之所以知道母親來京城了，是因為給他的那份食物是母親做的。審案者更好奇了，又問他怎麼知道食物是母親做的?「陸續」回答，因為母親習慣把肉切得方方正正，把蔥切得整整齊齊，每段一寸長，他拿過吃的一看，裡面有蔥和肉，都很整齊，就知道母親來了。皇帝聽說了這件事，也很感動，就放了「陸續」和他的朋友。

這件事顯示了東漢明帝整頓吏治雖然非常嚴酷，但是卻無法消除整個制度的惰性。東漢明帝死後，繼位的東漢章帝知道過於嚴苛酷刑，已經引起了大家的不滿，作為長者的他立即採取了更加寬容的方式，刪減酷刑，實行仁政。東漢章帝的寬容使得東漢進入了全盛時期，卻埋下了行政效率繼續下降的隱患。

東漢明帝後期，北方的匈奴再次崛起，東漢政府不得不與匈奴發生戰爭。從東漢光武帝時期起，皇帝由於財政吃緊的原因，一直避免發生戰爭，以免造成新的財政負擔。

為了不打仗，東漢政府每年向匈奴的南單于提供一億零九十萬錢幣，再向西域提供七千四百八十萬錢幣。給北方蠻族的錢大約占了財政收入(約七十億)的百分之二點五。

不過這筆錢的支出仍然是值得的，由於沒有戰爭，政府能夠在行政效率極其低下的情況下，保持土地稅率為三十分之一，而且在沒有鹽鐵專營收入(由地方政府代收一定的鹽鐵稅)的情況下，也維持了政府的運轉。

從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開始，將軍「竇固」開始率領大軍在西域開戰。此次戰役並未持續很長時間，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到東漢章帝晚期，由於受到北匈奴的干擾，皇帝準備再次發兵，東漢政府財政出現了第一次的緊張。為了解決戰爭經費，東漢章帝試圖恢復鹽鐵專營制度，卻以失敗告終。

明、章兩位皇帝之後，東漢和帝時期，政府與匈奴的決戰逐漸升級。當時，東漢章帝竇皇后的哥哥「竇憲」為了逃避宮廷鬥爭，申請對北匈奴作戰。

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車騎將軍「竇憲」深入沙漠三千里，殺敵一萬多人，在燕然山刻石記功而返。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將軍「竇憲」出塞北擊匈奴，徹底擊潰了北匈奴。 

然而，「竇憲」的戰功並不能掩飾東漢政府的失控。作為外戚的「竇憲」專橫跋扈，在東漢章帝時期就強買強賣，甚至連東漢明帝女兒沁水公主的土地田園都不放過，當「竇憲」侵佔了公主的土地後，公主竟然畏懼得不敢和他計較。

自「竇憲」之後，外戚的權勢在東漢變得強大起來。到了東漢順帝時期，外戚「梁冀」所占的土地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梁冀」權力最盛時，四方送給皇帝的貢獻，必須先拿到「梁冀」面前先請他挑選。

由於他權力太大，到他家裡求官請罪的人絡繹不絕。他的下屬出去執行任務時也是四處索要女人，橫行霸道，侮辱良家，甚至毆打官吏。

「梁冀」的府邸更是極盡奢侈，雕樑畫棟，亭台樓閣，屋內裝飾著大量的金銀珠玉、奇珍異寶。他的園林採土築山，仿效東西崤山做成十里九池，其間充斥著奇禽馴獸。他的林苑規模和皇帝的規制相同，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到黃河、淇水，林苑裡有森林沼澤、丘陵曠野，占地面積幾乎達到千里。他的財富比諸侯王的都多得多。 

「竇憲」和「梁冀」只是兩個代表。

東漢後期，整個疆界之內已經充斥著這種大大小小的官僚豪強，超乎政府的控制。他們的存在對財政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戰爭。

此刻，繼匈奴之後的另一股蠻族勢力，羌，逐漸崛起，東漢就在蠻族-羌與豪強的打擊下，終於踏上了漫長的解體之路。

從東漢光武帝晚期，長安以西(今青海、川西、甘南一帶)的羌部落就逐漸崛起，與漢政權有了衝突。

 

公元107年，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前一年，東漢帝國相繼埋葬了兩位皇帝(和帝、殤帝)。新皇帝登基改元後，都會有例行的大赦天下，然而人們還沒有來得及高興，羌族叛亂的消息已經傳來。從這時起，東漢和羌族的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十年，直到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將軍段熲平定東羌，漢羌戰爭才暫時告一段落。

在這一個甲子的悲劇中，漢軍屢次出兵，甚至遭遇了五次全軍潰滅。

這場戰爭又有幾次高潮和間歇。東漢安帝永初年間隴右羌亂持續了十二年，中央政府的直接軍事花費就達二百四十餘億錢。

也正是在安帝時期，中央財政崩潰的信號終於傳來。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在西羌攻破臨洮的同時，首都所在的京畿地區出現了大饑荒，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面對空空如也的國庫，群臣束手無策。 

最後，三公站出來提議，請求准許官吏賣官。只要官吏繳納一定的錢穀，就可以得到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的職位，而更低級別的人只要出錢也可以獲得進入官府當吏，或者到軍隊擔任低級指揮官的機會。

這是東漢政府第一次不能依靠正規的稅收來渡過難關。此禁一開，隨著財政制度被進一步摧毀，吏治也越來越混亂，對民間的干擾也超過了界限，社會的動盪隨之而起。

東漢安帝死後，東漢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羌族的一支名叫『燒當羌』的部落襲擊金城(今蘭州)，引起了另一次的羌族大叛亂。這次的戰爭綿延十年，主要區域涉及涼州(今武威)、並州(今太原)和關中地區，消耗軍費八十餘億。

 

為了應付軍事開支，東漢順帝在帝國財政最大的一筆開支上做了文章。他降低了公卿大夫的工資，並從王侯手中借走田租。 

東漢順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順帝下令，由皇帝出面借走王侯一年的國租，用於戰爭開支。當年，皇帝還在有錢的老百姓中推行『國債』，每戶一千錢。漢安二年(公元143年)，順帝再次借走了王侯一年的國租，同時降低了百官的工資。當然，由於政府缺乏對於官員的約束和監察，官員們失去的工資和物資必然通過其他方式來補償，最終社會將承擔官員的掠奪成本。但是，對於一個已經在財政上山窮水盡的政府來說，任何能拿到的資金都是救命稻草。

到了東漢桓帝和東漢靈帝時期，東羌再次叛亂，這次戰爭又耗資達四十四億。直到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羌亂才告一段落。從東漢順帝永和年間到東羌叛亂結束，戰爭費用高達三百二十億。

在東漢歷史上，人們最不喜歡的是桓帝和靈帝時代(公元147年~公元189年)。由於這一時期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加之中央政府功能的退化和腐敗化，人們對之深惡痛絕。皇帝對周圍的人更加不信任，只寵倖宦官，而宦官更加腐敗的統治進一步削弱了皇帝的權威。但是，人們沒有意識到，桓帝、靈帝時期的局面實際在前朝就已經註定了。當正規的財政系統被破壞，政府就已經變得低效、無法運轉了，哪怕換成是東漢光武帝、東漢明帝或者東漢章帝，也沒有辦法挽回局面了。在糟糕的局面下，東漢桓帝做了不少他必須做的事情，來避免帝國的崩潰。他是位操勞的皇帝，卻只能起到延遲帝國崩潰的作用。

諡號 姓名 在位年數

西漢高祖 劉邦 7年

西漢惠帝 劉盈 8年

西漢文帝 劉恆 24年

西漢景帝 劉啟 16年

西漢武帝 劉徹 54年

西漢昭帝 劉弗陵 13年

西漢宣帝 劉詢 26年

西漢元帝 劉奭 16年

西漢成帝 劉驁 26年

西漢哀帝 劉欣 6年

西漢平帝 劉衎 6年

西漢孺子嬰(王莽) (王莽) 　

東漢光武帝 劉秀 32年

東漢明帝 劉莊 18年

東漢章帝 劉炟 13年

東漢和帝 劉肇 18年

東漢殤帝 劉隆 8月

東漢安帝 劉祜 19年

東漢順帝 劉保 19年

東漢衝帝 劉炳 5月

東漢質帝 劉纘 2年

東漢桓帝 劉志 22年

東漢靈帝 劉宏 22年

東漢獻帝 劉協 31年

東漢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由於羌亂的影響，桓帝繼續前朝的政策，降低公卿大夫的工資，並從王侯手中借走一半的田租，再次根據財政支出來售賣官職。第二年，又削減那些沒有參戰的武將的工資，並削減公卿的衣物供應。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漢桓帝在財政的壓力下，嘗試另一種做法。他下令全國按照畝數征斂額外的稅收，每畝徵收十錢。這一次，政府不再區分免稅田還是非免稅田，不管土地屬普通人還是豪族、官僚，都要繳稅。桓帝即位前，耕地大概在七億畝左右，如果全部徵收，可以獲得七十億錢的額外稅收。但是，有理由相信，以桓帝時期的行政效率，根本無法做到全面徵收。 

羌亂不僅摧毀了東漢政府的正規稅收，還在周圍地區掀起了叛亂的風潮。這段時期，也是南部、西南部蠻族叛亂的高發期，同時也是各地民變的高發期。分析其中的相關性，可以大致瞭解財政旋渦與社會瓦解之間的相互關係。只要有一次危機瓦解了帝國的財政，那麼政府就必須開闢無數的非正規渠道來斂財，從而造成社會上新的不穩定。當一個國家掉到這個旋渦裡時，就會越來越混亂，形成惡性循環。 

羌亂告一段落之後，東漢政府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可逆的崩潰階段。

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東漢靈帝由於缺乏資金，開始了最後的瘋狂舉動，賣官。從關內侯、虎賁、羽林，價格不等。就連三公九卿也都有價格，三公的價格是一千萬，九卿的價格是五百萬。

到後來，為了強迫百官交錢，東漢靈帝甚至要求不管是刺史還是太守，在任命或者調動時，都必須向皇帝繳納『助治宮室錢』，「司馬直」就是在這時以死諫皇帝的。

東漢靈帝賣官的方法靈活多樣，甚至還支持信用付款，可以先當官，再付款，不過到時候要付兩倍的價格。

當東漢靈帝數著他的收入時，帝國的官僚體系已經徹底被破壞了。以前的皇帝即便有賣官的，但在賣官之外，還必須留有正常晉升的渠道，給有才能的人留下空間。而靈帝的賣官已經到了不分青紅皂白的份上，一個人不管才能如何，如果想當官，都必須付款。 

司徒崔烈是東漢靈帝時期的名士之一，他當太守和廷尉時一直受人尊敬。後來，他花了五百萬從靈帝手中買了個司徒。在慶祝他升遷時，漢靈帝也在場，皇帝不僅不感到羞愧，反而認為賣便宜了，應該賣一千萬。而人們知道崔烈買官之後，他的聲名也隨之受損。但是，再清高的人士在靈帝時代也必須適應自汙的規則。 

更甚的是，東漢桓帝騰挪的錢財大部分是用於公事，而靈帝的斂財卻是為了滿足私欲。由於東漢的政府財政和皇室財政是合一的，皇帝斂來的錢財往往被用於公事。東漢靈帝為了防止政府用掉他賣官得來的錢，專門建了一個萬金堂，把錢放在萬金堂，只准用於他的私事。

漢靈帝登基後過了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大起義爆發，然而東漢靈帝更關心的卻是他的宮殿。第八年，由於宮殿失火，東漢靈帝下令，全國每畝地多收十錢來幫助他重修宮殿。當然，這時在叛亂區是不可能收錢上來了，而在政府控制區收這種苛捐雜稅，等於逼迫更多的人走上反抗的道路。

漢靈帝，第十年(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漢靈帝再賣關內侯，爵位可以傳給子孫，價格是五百萬。這時，東漢的徹底崩潰已經近在眼前了。

 

制度之變與王朝崩潰

 

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漢靈帝做了一次大膽的改革。這次改革涉及的對象是地方政府，卻最終徹底葬送了東漢皇朝。由於黃巾起義造成了地方混亂，中央政府意識到必須做出有效的調整，提高各地資源調撥的效率，才能防止下一次起義的爆發。

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人們發現這個政府不僅無能，而且很龐大。軍事官員、財政官員、行政官員、司法官員，層層疊疊，每一個官員都想著如何守住地盤，防止別人侵犯自己的領域。從政府調撥來的經費成了各個官員口中的肥肉，你爭我奪，卻忘了敵人就在眼前。

例如:後來作為改革樣板的四川地區，本來就地處偏遠，管理不易，官員的責任重疊尤其嚴重，對於權力你爭我奪，有了財政錢糧，誰也不想放手，所以，問題更加突出。 

皇帝和大臣都意識到，如果要節省開支，提高效率，必須進行一定的改革。他們認為，應該將所有的財政、軍政權力統一授予一個官員，由他來整合調撥。在皇帝過問地方事務時，只需拿這個官員是問，再由他確定其他官員的責任；而投入到該地的財政資源，也由這個官員統一分配。

這個統一負責的官員就是州牧。

州牧並非是一種新型的官職，其雛形叫刺史。西漢武帝時期，皇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監督地方官吏，將天下分為十三部，派遣刺史去刺探各部的官僚。這時的刺史只是一個監察官員。在西漢時期，刺史還不是常駐官員，必須每年回京師向皇帝彙報。到了東漢初年，為了加強刺史的監察效果，規定刺史不必每年都回京師，可以派下屬回京師彙報。於是，刺史就逐漸演變成了地方的常駐官員。由於他有監察郡縣官員的權力，地位反而超乎郡之上，成了郡守的上司。

刺史本來是為了幫助皇帝集權而設的，但碰到掌控力不強的皇帝，刺史反而可以擴張權力，使得地方官制更加複雜，不便管理。不過此時的刺史仍然不管財政，只針對官員進行糾察。

隨著東漢社會的逐漸解體，皇帝對於刺史的依賴反而更強。皇帝發現，為了鎮壓叛亂，就要將資源都集中起來形成合力。而集中資源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刺史的權力擴大，不僅讓他掌管官政，還要掌管財政和軍政，也就是將這個地方所有的資源都交給他去管理。 

這個辦法是由太常「劉焉」提出來的，他認為，現有的刺史由於權力不夠，而且普遍素質不高，徒增暴亂。所以，應該從有好名聲的重臣中選取一些官員，把刺史改為州牧，由這些重臣來擔任。

朝廷採納了「劉焉」的建議，而「劉焉」本人也當上了益州州牧。益州州牧在「劉焉」手中控制了六年，之後傳給了他的兒子劉璋。 

東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璋為了對抗曹操，引入劉備作為幫手。三年後，劉備取得了益州的控制權，以此為基礎建立了蜀漢政權。

與「劉焉」同時擔任州牧的還有太僕黃琬，任豫州州牧；宗正劉虞，任幽州州牧。 

東漢靈帝的改革很像後來唐玄宗的改革，東漢靈帝創造了州牧這個軍閥集團，玄宗則創造了節度使。他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因為行政效率低下、財政開支分散(或者不足)，無法滿足軍事需要，所以，必須在地方上安排一個掌管一切的官員，統一管理財政，形成合力。但是，官員雖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卻由於缺乏監督，很快就獨攬大權。這時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們沒有辦法了。

在州牧這個職位設立一年後，公元189年，東漢靈帝去世(在位21年)，內廷大將軍「何進」打算利用這個機會，聯合袁紹，欲除去宦官勢力，但在爭鬥中被宦官所殺。

備註: 袁紹並非擔任州牧，而是地方汝南當地豪強大戶，家族中四世居三公之位者多達五人，故號稱「四世三公」。

大將軍「何進」死前曾經邀請在北方帶兵的董卓前來洛陽，幫助他對付宦官勢力。何進死後，董卓仍然以這個名義進入洛陽，挾持了年幼的天子，殺死所有宦官，然後，董卓另立東漢獻帝，這就是漢代最後一個皇帝。 

當董卓擅權時，東漢靈帝創造的州牧顯出了巨大的活力：他們掌握著一個地方的全部資源，可以迅速調動資源用於戰爭。袁紹(冀州)、袁術(揚州)、曹操(兗州、冀州)、劉備(徐州、豫州、益州)、劉表(荊州)等，都從地方起家，他們或者親自擔任，或者派心腹代理，但最終的目的都是控制一個地方的所有資源，以用於戰爭。東漢政權終於在這巨大的離心力之下走向崩潰。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戰爭時期的財政競爭

在勢均力敵的戰爭中，獲勝的一方往往是財政組織最出色的一方。這個現代軍事的基本原理在三國時期就有著很好的反映。

東漢末年，最早發現戰爭財政秘密的是曹操。董卓囤積了大量錢幣，卻無法買到糧食，袁紹、袁術等人由於不重視後勤，軍士們甚至不得不吃野棗和貝殼，只有曹操組織了大規模的屯田，為軍隊提供了充足的糧食保障。 

在三國的競爭中，曹魏也是最重視糧食生產的一方，而蜀漢則在連年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的糧食，一直處於後勤劣勢之中。這種戰略性的差異造成了不同的結局。 

曹魏在攻打蜀漢和東吳時，司馬氏的謀臣們首先考慮的是屯田積累糧食，其次才是打仗。曹魏在統一過程中，屯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晉建立後，曾經試圖進行平均化的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但是，由於晉代繼承了從東漢到魏的龐大遺產，社會結構已經固化，改革很快就夭折了。

南朝時期，政府的頭等大事是清查稅源。由於大批的人都依附於豪族，變成了非納稅戶，而大量的土地都成了豪族的免稅田，南朝各代皇帝不斷清查戶籍和土地，卻從來沒有查清過豪族，稅收也不斷萎縮。因此，南朝被行政效率更高的北朝所超越、滅亡。

 

三國：財政為王

公元196年，東漢獻帝建安元年。東漢的末代皇帝東漢獻帝逃離了郭汜、李傕等西北將領的圍追堵截，從長安出發，一路輾轉，來到了洛陽。到達洛陽時，首都的宮殿已經全部毀於戰亂，跟隨皇帝的百官行走在荊棘之間，靠在殘垣和斷壁上休息。中原的軍閥們早就忽略了皇帝的存在，他們手握強兵，卻沒有人前來看望皇帝。群臣餓壞了，只能挖野菜吃，有的甚至餓死在東都的廢墟之中，有的被亂兵所殺。 

在這時，曹操前來收留了皇帝，把疲敝交加的東漢獻帝帶到了許昌(現今河南省許昌市)。這一年，整個中原都處於混亂之中：袁術、袁紹、呂布、公孫瓚等各霸一方，征戰不止。這也是東漢末年最殘酷的時期，每一個軍閥都拼命掙扎，圖謀吞併別家，成為最終的勝利者。

就在這種局面下，曹操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所有的人都關注軍事，他卻強調農事。這一年，羽林監「棗祗」給曹操出了一個主意：趕快進行屯田。曹操聽從了這項建議，以「棗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四下招募流民，把他們安置在許昌一帶的空田進行耕作，得到了百萬石的糧食。之後，又將這個經驗四處推廣，自此，屯田成為慣例。

曹操這一看似不經意的舉動，成為他統一北方的關鍵步驟。正是靠著屯田，他從強大的北方軍閥中脫穎而出。他也最早意識這條規律：戰亂時期，最擅長籌措軍費的人，就會成為最後的贏家。 

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屬典型的戰亂期，而整個三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屯田和增加財政收入的歷史。可以說，三國的競爭，首先是財政的競爭，其次才是軍事的鬥爭，誰能夠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財政體系，誰才能擊敗其他的競爭者。 

董卓之亂後，整個東漢帝國的財政體系徹底崩塌。各地的州牧和將軍們為了供養部隊，首先實行的是掠奪式財政政策。 

一切都是暫時的，以一次性搜刮為目的。他們誰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在必須拼命度過今天的時候，明天顯得過於遙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卓本人。作為滅亡東漢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奪式財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後，他的軍隊都會將城市的財富洗劫一空。 

與曹操看重糧草不同，董卓根據以往的經驗，更看重貨幣，董卓認為只要有了錢，就可以買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後，就廢除了五銖錢，鑄造另一種小錢來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數量的鑄錢。由於極端缺乏貨幣，董卓還將傳了數百年的秦始皇金人熔化掉了。秦始皇收繳了天下的兵器後，將它們鑄成了十二銅人(也稱十二金人)，董卓將其中的十座毀掉，鑄成了錢幣。

在和平時期，這種做法可以直接從民間抽取大量的財富。但在戰爭時期，由於民間已經拋棄了貨幣，董卓的做法最終失敗。不管是劫掠錢財，還是鑄造更多的銅錢，最終目的只有一個，軍糧。有了軍糧，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戰鬥力。但在戰亂時期，許多百姓都無法耕種田地，無法生產足夠的糧食。這時，不管出多高的價格，都無法買到軍糧，錢幣又有什麼用處呢?

讀書心得:董卓只是軍閥，只懂得帶領軍隊最需要的是錢，可以直接支付薪水、到處搶劫或買糧食，最方便，其實戰亂的時候，市場已經沒有糧食了。

董卓被呂布殺掉後，部將郭汜、李傕繼續作亂。當時的物價已經漲到了一石粟五十萬錢，一石豆麥二十萬錢，大約是和平時期物價的一萬倍。由於沒有足夠的糧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狀：白骨成堆，腐爛的人肉和殘缺的屍體處處可見。

當時還在長安的漢獻帝叫人把皇室儲存的米、豆拿出來給饑民煮粥，但是糧食被官員們直接盜走，饑民們每天大批地死去。皇帝只好親自去給饑民施粥。

獻帝東逃後，郭汜、李傕在後面追殺。皇帝、皇后也缺食少衣，皇后的幾匹細絹被人搶奪，連她身邊人的性命都賠了進去。到了後來，皇帝也只能用野草、青菜充饑。至於曾經繁華的長安城，更是一無所有，連人都看不到，整個關中平原成為一片荒地。 

備註:關中平原位於陝西省中部，又稱關中、渭河平原。周武王從關中起兵，建立周朝。戰國時期，秦居關中，而後東出，滅六國統一天下。

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奪西部，卻沒有想到，正是這種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們的敗亡。由於他們的大肆掠奪，農民無法種糧，隨著糧食的枯竭，軍隊也成了受害者，戰鬥力下降，最終西北軍閥被東部的軍閥所消滅。在東部的中原一帶，與曹操爭天下的袁紹和袁術，同樣不知道後勤的重要性。在爭霸戰爭進行期間，他們的軍費是臨時籌措的，也以掠奪為主。甚至，袁紹的軍隊要靠路邊的野棗糊口，而袁術的軍隊則尋找貝殼充饑。在東漢，中原一帶分佈著大面積的水域，有豐富的水產，可以暫時解決軍隊的食品供應。可一旦進入戰爭狀態，這些水產卻無法成為輜重。

在軍閥混戰時期，貨幣經濟也已經停止，中國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時代。當戰爭向著長期化發展時，誰第一個反應過來，從掠奪式財政政策走向可持續的生產式財政政策，誰就會成為受益者。

在中國歷史上，屯田制是一個充滿了爭議的制度。這種制度在和平時期總是表現得效率低下。以現代人在新疆地區的屯田制為例，這種帶著國有企業成分的屯田制度由於無法激勵人們生產的意願，成為產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會的普遍不滿。但是在戰爭時期，由於普通農戶無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只有軍隊能夠出面維持治安，屯田反而成為唯一能夠有效組織生產的方法。

在西漢時，由於西北戰爭的需要，漢武帝曾經試驗過屯田制。漢武帝設立了張掖、酒泉等郡，又在北方的上郡、朔方、西河等地設置了屯田官員，發動了六十萬士兵實行軍屯。在西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趙充國為了應付西北的軍事需要，又實行了短暫的屯田。 

東漢的明帝、和帝和順帝時期，也都在西北實行過屯田。

這些屯田大都附屬於北方的軍事行動，由於政府無法遠距離運送大批的糧草，只能利用士兵在當地生產。但由於生產效率低下，一旦軍事目的達到，屯田就變成私田或廢耕。 

歷史上真正大規模的、長期的屯田，發生在三國時代的曹魏

曹操在許昌屯田成功後，將經驗向全國推廣，每年糧食產量已經達到了幾千萬石。定都鄴城後，由於局勢的穩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將普通農田的稅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畝收租四升，每戶每年再繳納兩匹絹、二斤綿，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徵收。 

依靠嚴格的財政紀律，曹操統一了北方。在戰爭中，曹操也特別重視糧草、輜重問題。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兩次出擊袁紹的後勤部隊，這是擊垮袁紹的關鍵。 

曹魏統一北方後，曹氏的魏國已經到了人人談論發展經濟，討論如何獲得更多糧食的地步。在這個階段，精通各種經營的能臣輩出，經濟頭腦已經成為謀士必備的素質之一。 

例如:董卓之亂後，關中地帶幾無人煙。關中地帶在歷史上一直是京畿要地，這裡農業繁榮、物產富庶。戰亂時，關中一帶的老百姓四處流亡，有十多萬戶流落到荊州(武漢三鎮)，脫離了曹魏的國土。 

曹魏統一北方之後，侍中「衛覬」希望能恢復關中的經濟，決定將這些逃亡戶招納回來。「衛覬」發現，老百姓很想返回家園過正常的生活，但他們身無分文，就算回到家鄉，也根本沒有辦法組織生產。如果要讓他們回家，政府必須提供生活補貼，幫助他們渡過最初的難關。但是政府手中也沒有錢去幫助百姓。又該怎麼辦呢?

衛覬想出了辦法，上奏提出，西漢時，政府曾經利用鹽鐵專賣獲得財政收入，雖然東漢時期由於行政效率過低，無法恢復，但現在隨著政府對社會控制力的加強，可以恢復一部分鹽業控制權來幫助老百姓回歸。這相當於國家從鹽業中提取一筆特別稅，這筆稅款專項用於購買農具和牲畜，補貼返鄉的關中老百姓。 

衛覬的提議已經有了現代財政中定向徵稅的色彩。政府採取了他的提議，許多老百姓因此得以返鄉種田。關中經濟步入了恢復的軌道。

戰後，人們生產工具不足，京兆太守「顏斐」就鼓勵人們學習木工，多養豬，之後再賣掉豬去買牛。很快，老百姓家家戶戶都有了牛和車，耕種效率大幅度提高。由於耕田需要水利灌溉，曹魏時代也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興水利的時代。可以說，中國人對於水利的鍾愛，從東漢起步，到曹魏時代達到一個小高峰，之後延續到晉、南朝，到隋煬帝時代達到另一個高峰。 

曹魏的揚州刺史「劉馥興」修建芍陂、茹陂、七門、吳塘等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稻田。豫州刺史賈逵在汝水建造水壩、開挖運河。沛郡太守鄭渾興修水利工程鄭陂，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倍增。在西北方，涼州刺史徐邈興修鹽池、廣開水田，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廣耬犁、灌溉田地。

上述地區都實現了糧食的增產。慢慢地，魏國境內各地都實現了糧食的自給自足，不再需要中央調配物資。這一點使得魏國成為當時最強盛的國家。

與曹魏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相比，三國中另外兩個國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氣卻要小得多。由於曹魏所在的中原是漢末戰爭的主要戰場，原來的社會結構已經被戰爭破壞了大部分。中央政府在重建制度時，乘機將權力收緊，曹魏也是以武力打天下，彈壓了許多地方豪族。這兩個因素決定了曹魏的行政效率比東吳和蜀漢的都要高很多。 

在東吳，孫堅父子並非本地人，根基不深，而江東受戰爭的破壞最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東漢時期的豪族門閥結構。所以，孫吳政權更多地是利用門閥勢力來統治整個國家。戰爭對經濟的破壞小，意味著孫吳並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門閥勢力更強大，意味著皇帝的命令無法貫徹得那麼徹底，行政效率更低下。

但孫吳政權仍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屯田工作。

東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由於曹氏統一了北方，江淮一帶成了爭霸的主戰場，孫吳的財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陸遜上表請求屯田。孫權親自勞動，鼓勵農耕，也獲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國中，蜀漢的地盤最小。史書記載，三國時期，魏國在籍人口大約是四百四十萬，吳國不到二百四十萬，蜀國不足一百萬。這個數字雖然有爭議，但整體上可以反映蜀國的疲弱。

蜀漢時期，也有過短暫的屯田。丞相諸葛亮平南蠻，開拓了雲南市場；他在四川也大力務農；在陝西境內，也有計劃進行屯田，以供征伐。諸葛亮的計劃由姜維實現，姜維在甘肅境內進行了屯田。

然而，蜀國的糧食卻浪費在了連年的北伐戰爭之中，這些戰爭大都沒有結果，幾乎每一次撤軍，都受困於糧食的不足和運糧的困難。這一次次的浪費讓蜀國缺乏應對危機的物質基礎，最終成為最早滅亡的國家。

魏青龍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為了準備這次北伐，諸葛亮開闢了從四川前往陝西的水路，並囤積了大量的糧草，力圖不再受制於糧食的短缺。但可惜的是，由於諸葛亮在北伐過程中的去世和隨後而來的撤軍，大量的糧草資源都落入了對手司馬懿的手中。第二年，魏國的中原地區發生大災，司馬懿從陝西調五百萬石糧食救濟洛陽，其中的糧食，就可能包括當年諸葛亮辛辛苦苦從四川運去的糧食。

 

統一戰爭中看不見的戰場 魏齊王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馬氏逐漸掌握了曹魏的實權。司馬懿開始著手籌劃統一三國的大計。這時距離蜀漢滅亡還有整整二十年，距離東吳滅亡還有三十七年。 

司馬懿的謀臣中，有一位將軍叫作「鄧艾」，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戰將之一。二十年後，正是他率兵入蜀，滅亡了蜀漢政權。「鄧艾」除了敢冒險、能打仗之外，還是位有名的財政專家。 

在司馬懿籌劃統一時，「鄧艾」寫了一篇《濟河論》，向司馬懿(追諡宣帝)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戰爭到最後，一定是財政的比拼，誰能夠在財政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誰就能贏得最後的勝利。曹魏之所以能夠佔領半壁江山，就是因為實行屯田，積累了足夠的糧食。

現在，如果要將南方半壁收入囊中，必須首先考慮繼續發展農業、儲存糧食。根據「鄧艾」的計算，如果要征服南方，必須做好長期打仗的準備，十萬大軍，五年時間，或許是最低的估計。而要供應十萬大軍五年的糧食，意味著必須有三千萬石的糧食儲備。

但問題是：怎麼才能儲存三千萬石糧食呢?

「鄧艾」看上了許昌以東壽春(安徽的壽縣)地區的土地。

在魏國與蜀、吳對峙的過程中，共有三個地方起著戰略樞紐的作用，分別是：魏和蜀對峙的漢中地區，在陝西和四川交界處，這裡也是諸葛亮北伐的基地；位於今湖北的襄陽、荊州地區，魏佔領了襄陽，而荊州先是被蜀佔領，之後被吳佔領，與魏形成對峙；第三個地點就是壽春，即現在安徽的壽縣。

備註:

漢中:位於陝西省南部地區

關中:位於陝西省中部地區

當初劉邦的戰略就是從漢中進入關中地區，再從關中逐鹿中原，劉備的蜀漢也是因為失去了漢中作為屏障，以至於北方政權可以順利的打到成都。

在三國時代，魏國要進攻吳國，有兩條路幾乎必選其一：一條經襄陽，一條經壽春。當壽春被魏國佔領時，這裡還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土地，位於與吳國對峙的正前線。但是，這裡的土地非常肥沃，但是缺乏水利灌溉。當北方的土地都已經被開發得差不多了的時候，「鄧艾」發現，壽春正是一個天賜的糧食生產基地。

「鄧艾」認為，由於缺乏水利設施，這裡的土地雖然肥沃卻產量不高，如果合理地開鑿運河進行灌溉，土房地產量可以提升三倍。只要五萬士兵參與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繳五百萬石的稻穀作為軍糧。六七年後，就可以湊夠三千萬石的糧食，為戰爭做好準備。 

「鄧艾」的提議受到了司馬懿的大力稱讚，並立即實行。大修水利，興兵屯田，曹魏南方的氣象也為之一變，官田和民田交錯其間，一片繁忙景象。

「鄧艾」的計策為司馬氏的統一奠定了物資基礎。財政成為西晉統一戰爭中看不見的戰場，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鄧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夠被司馬懿接納，是因為司馬懿本人也是一位有名的財政專家。 

起初，作為曹操的手下，司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據他的計算，當時有二十多萬人因為戰亂而脫離了農業生產。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閒置勞力的存在，曹操才對屯田有了足夠的信心。

洛陽以南的中部地帶，也就是荊州以北，靠近吳、蜀的前線。當蜀將關羽入侵了這片地區之後，許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決定收攏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們遷往北方進行安置。司馬懿阻止了曹操的做法，他認為關羽的侵襲不會持久，日後，這些人還會返回家鄉進行耕種，如果把他們遷往別的地方，反而傷害了老百姓的意願，還讓前線變得更加空虛。

曹操再次採納了司馬懿的意見。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著繁榮，為日後進軍江南做好了鋪墊。 

司馬懿對財政和經濟的深刻理解，更體現為他能夠嚴格把握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界限。他認為，雖然要重視財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擾民過甚。隨著魏國的擴張，一些新的邊境地區加入了魏國。這些地區的人民大都沒有戶籍，政府想通過核查來落實戶籍制度，便於未來徵稅。 

司馬懿不贊同這麼早清查戶籍。司馬懿說:吳國和蜀國正是因為建立了嚴密的戶籍制度來防範百姓，徵收嚴苛的稅，所以百姓才拋棄了他們。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嚴密的戶籍網絡，也不要干擾人民的生活，讓他們安樂。只有人民安居樂業，政府才會富足，否則，登記戶籍也沒有用。這件事表明司馬懿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在與諸葛亮的對抗中，諸葛亮屢屢被糧草困擾，而司馬懿卻在陝西一帶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鼓勵人民種田，使曾經荒蕪的陝西再次成為糧倉。當中原地區發生災荒時，司馬懿竟然可以從陝西調糧食來支援中原。 

司馬懿一生在征戰的同時，走到哪兒都會發展經濟，保證政府可以獲得足夠的財政來支持戰爭。正是他高瞻遠矚的氣魄，才使他能夠採納「鄧艾」的提議。對於他來說，一場戰役的勝負，遠沒有完善的財政系統重要。

當「鄧艾」消滅蜀漢，司馬氏的晉國取代了魏國之後，晉武帝司馬炎為了統一全國，繼續了祖輩的政策。他親自參加耕種，並多次下詔鼓勵農業，獎勵那些善於發展農業的地方官員，並積極興修水利。更難得的是，晉滅吳的兩大功臣羊祜和杜預除了在軍事上出類拔萃之外，在財政上同樣頗有建樹。他們和滅蜀的「鄧艾」一樣，精於財政競爭。 

晉武帝時，作為尚書左僕射的羊祜被派到襄陽掌管軍事。羊祜到達襄陽後，發現那兒連百日的餘糧都沒有，他立刻發動士兵開墾土地，很快就積攢了十年的餘糧。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武帝發動針對東吳的統一戰爭時，羊祜已經死去，但正是依靠他留下的豐富遺產和戰略，晉朝才成功地統一了天下。羊祜也成為伐吳的第一功臣。

晉武帝時期，出現了另一個狀況。由於前期人們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過於單一，出現了副作用。之前，人們總是強調建壩攔水，開荒種地，而種的地以水田為主。可是，由於人們四處建壩，許多地方出現了水災，大水長期不退，造成了災難。當時的河南尹杜預認為，這時不應該再建這麼多水壩和水田，而是應該挖開一些水壩，將水放走，發展一些旱田。另外，為了應付戰爭，政府曾經留了很多種牛，現在應該把這些牛大批配發給老百姓，讓他們發展農業。

在滅吳戰爭中，杜預是晉軍的指揮官之一。除了死去的羊祜之外，杜預是最主要的功勳人物。長期以來，我們只把羊祜、杜預和「鄧艾」這三位平定了吳蜀之地的人看作是軍事家，但是，他們首先都是深刻理解財政問題的經濟專家，只有在軍備糧草上做到了極致，才有可能發動戰爭並取得勝利。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財政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才能在消滅吳、蜀之後，仍然保持著政權的穩定性，而不是隨著開支的擴大，增加新的不穩定。所以，晉武帝年間，西晉之所以能夠統一的問題，已經超越了軍事範疇，成為一個事關全域的財政問題。

 

西晉：道不盡的禪讓制

 

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滅亡了東吳，統一了中國。當中國經過近一百年的時光重新走向統一時，雄心勃勃的皇帝隨即展開了宏大的財政改革，要為帝國的長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礎。財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摸清帝國的人口數量，並把耕地平均分配給廣大的人口，讓他們安居樂業的同時，為政府提供可靠的財政收入。

經過清查，晉朝的人口為一千六百餘萬人。根據三國時期的統計，蜀國不到一百萬人，吳國二百四十萬人，三國加起來也只有不到七百七十萬人。統一後，晉朝人口數量已經比三國的總人口數量增加了一倍。之所以會出現增加，除了太平時期的人口自然增長之外，還由於流民重新回歸家鄉，被納入到戶籍之中。

查明戶籍之後，晉武帝實施了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改革。這份土改綱要規定：每一個男丁可以占田七十畝，女丁可以占田三十畝，一個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畝。

從晉武帝的分地意圖來看，是要實現『無人不飽暖』的大同社會。在收稅上，政府也考慮得非常周到。為了照顧老人和小孩，規定男女十六歲到六十歲是正丁，需要課稅；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十二歲以下的孩子都是免稅的。剩下的人(十三歲到十五歲，六十一歲到六十五歲)屬次丁，在稅收中享受優惠條件。

至於土地稅，也並非耕種的所有土地都繳稅。一個正丁男子最多按照五十畝土地繳稅，而次丁男子則按二十五畝土地繳稅。正丁女子只繳二十畝的稅，次丁女子免稅。除了土地稅之外，還有戶調稅，規定正丁男子每年上繳絹三匹，綿三斤，次丁男子和正丁女子減半。

上述稅收都是針對漢人的，遠方的夷狄也需要繳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晉武帝改革計劃之完善，令人敬畏。如果這個辦法順利推行下去，那麼，晉朝將成為一個持續數百年的強大王朝，不用等到唐代的出現，中國就將進入另一個太平盛世。 但事實卻是：晉的安定局面只維持了十一年，隨後就進入了著名的『八王之亂』時期。『八王之亂』造成的社會解體給各地的少數民族以機會，隨著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中國進入了『五胡亂華』的時代，而且晉武帝設想的財政改革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推行。隨後的兩百多年反而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財政混亂時期。 

那麼，為什麼司馬炎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會流於失敗?

為什麼西晉王朝如此短命?

也許，從司馬氏通過禪讓得到天下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經註定。在中國歷史上，禪讓是一件讓人既愛又恨的選擇。人們之所以喜歡禪讓制，是因為這意味著在朝代更迭時沒有發生新舊皇族之間的戰爭，政權是和平交接的，整個社會所受到的破壞不像武力奪權那麼大。

但人們之所以擔心禪讓制，是因為禪讓之後的朝廷往往都比較羸弱，政權內部結構盤根錯節，缺點不斷，這些問題伴隨政權的終身。而那些從徹底的亂局中以武力脫穎而出的王朝卻可能擁有更長的壽命。

禪讓得來的政權之所以短命，原因在於新政權雖然繼承了前朝的統治權，卻也繼承了前朝政權積累下的諸多毛病。

政權內部結構盤根錯節，形成了巨大的慣性，皇帝束手無策。這樣的政權不可能重新設計政治和經濟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礎上做些許的改變。政權只能是維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馬炎這樣有心改革的人，最終也會發現一切只是徒勞而已。

禪讓的弊病在晉代顯得更加突出。

當權力傳到晉皇室時，已經歷過了兩代禪讓，曹魏禪讓自東漢皇室，司馬氏在禪讓時又幾乎將曹魏時期的問題都接收了下來。而在東漢建立時，由於東漢光武帝無力解決西漢時期留下的社會問題，已經先天性地帶上了西漢的一系列問題。這就註定西晉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政權，非常容易發生新的失衡。

司馬炎推行土地改革立即遇到了新的問題。 

他的改革試圖覆蓋全國，但有可能推行的只局限在北方曹魏控制的區域。這個區域由於經歷的戰亂最多，大量的人口變成了流民，許多耕地變成了荒地，土地多次易主，已經不可能恢復漢代的土地權屬關係了。只有這樣，政府才能夠統一規劃，進行分配。

但是蜀漢和東吳，由於繼承了東漢時期的土地權屬關係，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主的。晉代雖然征服了這些土地，卻沒有能力改變土地權屬關係，更無法進行大規模的重新分配。所以，晉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東和四川等地都無法進行推廣。其實就算在北方，土地改革進行得也不順利。

北方在曹魏時代，為了快速生產糧食，政府實行了大面積的屯田制度。屯田時，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種土地，這些人稱為屯戶(租田耕種的農夫)。按照當時的規矩，如果屯戶自己有牛，種地的糧食就和政府對半分；如果屯戶沒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麼種出來的糧食由屯戶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給政府。而政府則保證這些屯戶不繳其他的稅，也不服兵役。屯戶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農民還要舒服。 

到了後來，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賞賜給了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戶也隨著土地一併轉移給了他們，這些屯戶就被稱為佃客。這時，佃客就從依附於國家變成了依附於官僚和世族。這些佃客沿續著原來得制度，在國家的戶籍上沒有登記，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們依附的世族繳納糧食。當佃客越來越多時，政府的稅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響。

晉武帝司馬炎的土地改革，本來就是針對這些佃客的，希望通過建立佃客戶籍，讓佃客們重新向政府繳稅並服兵役。可是那些世族並不想放棄特權，而佃客也並不想隸屬於國家(那意味著以後必須服兵役、多繳稅)。

晉武帝司馬炎的政權是禪讓得來的，所以，他不得不對官僚世族做出妥協，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綱領裡開了不少後門。於是，除了規定普通人按照男子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分配土地外，王公大臣的土地並不需要遵守這個數字。對於官僚，晉武帝有另一套規定：晉朝的官員按照職位和考核分為九品，第一品官員可以占田五十頃，也就是五千畝。以後每品官員遞減五頃，第九品可以占田十頃，也就是一千畝。

官員不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幾十倍的土地，他們的土地還都是免稅的。同時，官員的親屬的土地也都是免稅的，最多可以包括九族，最少也有三代。除了親屬之外，官員還可以庇護一定數量的佃客(農業)和衣食客(傭人)。例如:第一品官員可以擁有五十戶佃客、三戶衣食客。

在法律上，晉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個階層：一是不需要納稅的官僚世族階層；二是不需要納稅的『佃客、食衣客』階層；三是納稅的普通人。 

官僚世族階層的人數是有限的，但他們卻可以擁有眾多的『佃客、食衣客』階層。當『佃客、食衣客』階層人數一多，納稅的人就會大幅度減少。

晉武帝雖然向官僚世族做了讓步，讓他們可以擁有土地和『佃客、食衣客』，但只要數量不超過限制，政府還是擁有足夠數量的納稅人的。但是，由於晉朝政府權威不足，不能將法律貫徹實施，限田數量變成了虛設，國家的納稅人口就越來越少了。

由於禪讓得來的權威不足，晉武帝還採取了另一個措施：大肆分封司馬氏的諸侯王。希望通過家族勢力來鎮服各地的世族，維持晉祚。然而卻事與願違，這些諸侯王不僅沒有幫助皇帝維持帝國的秩序，反而利用中央政府的疲弱，捲入了明爭暗鬥。

西晉皇室的財政問題本來就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隨後的『八王之亂』更是直接擊垮了財政，中央政府不可能再組織起任何統一的軍事行動。『八王之亂』時，晉惠帝逃出京城，在路上只剩下兩塊布和三千文錢，想吃一隻雞都不可能。 

當北方和西方的胡人入侵時，各地諸侯只能自發組織抵抗行動，並自行解決財政問題。匈奴人「劉曜」圍困晉懷帝時，官員都挨餓，甚至有了人吃人的現象。在一片混亂中，這個始終沒有實現好財政統一的王朝轟然瓦解。晉武帝推行的貌似完美的土地改革法案也隨即被放棄，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美麗的幻象。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盡的戶籍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初十(公元322年1月3日)，東晉元帝「司馬睿」死在了宮中。「司馬睿」在死前已經心灰意冷。「司馬睿」建立了東晉，卻作為失敗者死去。在「司馬睿」死的這一年，這個世界已經到了無比混亂的地步。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將「王敦」剛剛發動了一次針對皇帝的戰爭，皇帝的軍隊完敗，奮威將軍「侯禮」戰死，尚書令「刁協」在逃跑途中被賊軍殺害，鎮北將軍「劉隗」乾脆投奔了北方的胡人石勒。

「王敦」佔領了首都後，晉元帝只好寫信給他：『如果你心裡還有晉，就息兵讓天下安定一會兒吧。如果你心裡已經沒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晉元帝當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讓賢。』

 「王敦」選擇了暫時息兵。他當上了丞相，掌管了晉的軍政大權，加封武昌郡公，封邑達到一萬戶。不過，不要以為他滿足了，從這時起，「王敦」大肆殺戮對晉室忠誠的將領，在晉元帝的眼皮底下為禪讓做準備。東晉的領土內，紛爭叛亂不斷。

在東晉外圍，蜀地的賊寇「張龍」入侵了巴東，北方的胡人石勒更是侵襲不斷，這一年他騷擾河南，攻陷太山、襄城，就連晉元帝的老根據地琅琊都叛逃歸了石勒。這一年，東晉還發生了大瘟疫，疫區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三十。就在這一片淒涼中，晉元帝離世，將不確定的未來留給了他的繼任者。幸運的是，「王敦」的篡位沒有成功，這個風雨飄搖的政權又存在了近百年。然而，東晉的現實卻已經在開創者的軟弱中定了型。之後，這個不幸的朝代又經歷了蘇峻和祖約的叛亂、「桓溫」的擅權、前秦的淝水之戰、孫恩的叛亂，以及桓玄的短暫稱帝。東晉政權如同一葉扁舟在風浪中顛簸，最終被劉裕的宋所取代。 

在東晉這個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經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皇帝這個角色之所以依然存在，只不過是因為世家大族們商量不出一個公認的領袖來取代他，不如讓司馬氏繼續幹著。至於皇帝的權威，則早就被剝奪得一乾二淨。 

然而東晉又是一個名士層出不窮的時代，這些名士語不驚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卻又滿腹經綸。這還是一個奢侈之風橫行的時代，各大族倚仗著巨額財富，揮霍、宴樂充滿了史書，使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戰亂和悲劇的時代。但戰亂就在身邊，不斷失敗的北伐，權臣當道，北方和西部的胡人侵擾，內部的紛爭充斥，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絕對感覺不到幸福。 

可以說，這是一個少數人的天堂時代，也是多數人的煉獄時代。一個有利於豪族，卻對皇權和普通人不利的時代。皇權之所以衰落，是因為東晉本身就是一個客居的政權。它是在原本東吳的地盤上建立起來的，甚至連東吳的社會結構都沒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戰亂，晉元帝倉皇南逃，東晉只不過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權。 

晉元帝倉皇南逃後，稱為南晉，檢視國庫，發現整個國庫只有四千多匹布。到後趙皇帝石勒向南晉進攻時，南晉元帝懸賞石勒的人頭，價格是一千匹布。

在這個政權中，一切都是臨時措施，北晉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計劃早已經被放棄，因為東吳本來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給每個人都分配法律規定的土地數量。在東晉時期，財政上有兩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土地、人。

所謂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詳細的土地數據，來作為課稅的依據。東晉建國時，由於原本南方的貴族佔據了太多免稅的土地，政府能夠課稅的資源本來就少。司馬氏南逃後，許多北方的貴族世家也跑到南方來購買和霸佔土地，土地更加成為稀缺資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務是查清能夠課稅的土地有多少。

所謂人，又牽扯到東晉時期一個特有的問題：僑民。由於蠻族佔領了北方，許多北方的漢人都逃到了南方，司、冀、青、並、雍、涼、兗、豫、幽、平這些州已經全部淪陷，徐州喪失了一半。這些州的人口大量南逃，擠在了揚、荊、江、梁、益、交、廣幾個原本就不發達的州。 

最初，這些南逃的人都盼著有一天能夠回到北方，認為只是暫時居住在這裡。他們沒有戶籍，後來，政府為了便於管理，給他們發了臨時身份證。南方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證用黃色木片登記，所以稱為『黃籍』，來自北方僑居的人，臨時身份證則用白色的紙登記，稱為『白籍』。 

在白籍聚集的地方，按照他們在北方的居住地，設立了許多僑郡和僑縣。這些僑郡僑縣和北方的郡縣同名，但地處南方，只管人，沒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僑郡僑縣只有其名，沒有其實。 

白籍的人除了世家和官員，大部分在南方都沒有土地，他們依靠打工為生，寄身於有土地的豪族門下，成為佃客。所以東晉政府的財政困境，不但無法解決，豪族占地、佃客失控現象都愈加嚴重了。 

不過，白籍比起黃籍來，並非完全處於劣勢：由於他們沒有土地，不用向政府繳納土地稅；而政府為了優待這些從北方逃難的人們，也免除了他們的勞役。於是這些人就徹底脫離了體制，與中央政府脫鉤了。 

東晉政府還曾經希望能夠收復中原，讓白籍人士回到北方，但當收復無望時，就必須考慮讓他們變成原住民，加入黃籍，為政府貢獻稅收和勞役。除了白籍之外，還有一些什麼戶籍都沒有的人，被稱為浮浪人。這些人口沒有固定工作，沒有戶籍，更難管理。 

清查土地和人口，就成為東晉政府必須去做的事務。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這兩項工作都鋪展開來。在丈量土地方面，政府取得了重要進展，雖然有許多免稅的土地，但政府仍然在大部分土地上推廣了土地稅。東晉的土地稅稅率為十分之一，攤入土地中，每畝地納稅三升米。 

對清查人口、建立戶籍，稱為『土斷』，這時，政府連白籍都還沒有建立，首要目標是登記有多少逃難者。但是，隨土地丈量一起進行的土斷卻並不徹底。由於東晉立國不久，許多人口還在遷移之中，所以，無法將他們納入到固定的戶籍體系中。

到了咸康七年(公元341年)，東晉政府再次進行土斷，這次的目的仍然是清查人口。也是在這時，政府發明了白籍，將僑居的人口註冊為白籍，而將南方原住民註冊為黃籍。白籍出現後，引起了南方原住民的極大不滿，在他們看來，這些外來人口不僅搶佔他們的生存空間，還享有免役的特權。

黃白籍制度成了東晉戶籍爭論的焦點內容。

 

為了對付白籍人口不納稅的問題，東晉政府讓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許多收稅方法，對工商業、土特產都進行徵稅，避免由戶籍和土地問題造成稅收流失，也為了安撫擁有土地的黃籍人士。 

晉哀帝繼位後，隆和元年(公元362年)，為了減輕土地稅問題帶來的不公，皇帝將土地稅從每畝三升減為每畝二升。兩年後的興寧二年(公元364年)，在權臣大司馬「桓溫」的主持下，政府對於戶籍的整理工作正式啟動。

 

這次清查人口、建立戶籍被稱為『庚戌土斷』，其核心是通過減少白籍人口，來擴大國家的稅基，並解決勞役、兵役人口不足的問題。同時，將世家大族庇蔭的佃客階層都釋放出來，編入國家戶籍。 

此時恰逢「桓溫」準備第三次北伐，土斷被認為是解決人口和財政問題的雙重武器，所以此次土斷的力度非常大，對於敢隱匿戶籍者，嚴懲不貸。東晉宗室彭城王，曾經因為隱匿了五戶，就被治罪。經過土斷，政府暫時獲得了戶籍和賦稅。然而，由「桓溫」強行推進的戶籍制度改革，卻在他死後，因為未落實而變得鬆弛。更麻煩的是，因為士族、豪族逐漸強大，東晉的稅收問題再次體現了出來。由於豪族占田太多，剩下的土地已經不足以養活整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和軍隊。 

與此同時，在東晉的北方，一個強大的蠻族政權正在興起。

「桓溫」北伐時，在長安城外的灞上曾經遇到過一位奇客，在大庭廣眾之下邊抓蝨子邊和這位權臣說話。這位奇客就是「王猛」。後來，「王猛」輔佐前秦王「苻堅」，把前秦從蠻族政權變成了一個半漢化、制度化的文明政權。中國北方經過了長期的混亂之後，終於進入了制度重建的軌道。

前秦的出現，給東晉施加了巨大壓力，皇帝和群臣必須更加注重財政和軍事，避免在與前秦的對抗中處於下風。

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政府宣佈不再按照土地收稅，改為按照人頭收稅，王公以下每人每年三石糧食，只有服役的人可以免稅。

這項不再按照土地收稅，改為按照人頭收稅的改革原因是，由於東晉政府永遠查不清土地，乾脆不查了，改換成更為簡潔的以人口徵稅的方式，便於管理。在後來的唐代、明代，又變成查不清人口的多少，只能把所有的稅收都攤入土地之中，而在東晉時代正好相反，人口可以查清(白籍、黃籍)，土地無法查清。

按照人頭收稅的改革，過了六年之後，淝水之戰爆發。

在這次戰役中，東晉以少勝多，粉碎了前秦的進攻。這次戰役也使得中國北方再次陷入了一片各小國大混戰(前秦符堅在7年後，被被羌族姚萇所殺，滅國)，東晉得到了暫時的喘息。

不過，淝水之戰也給東晉帶來了新的財政問題。為了對抗前秦，謝玄成立了以北方流人為主的北府軍，隨著軍事化的加強，中央財政再次吃緊。淝水之戰兩年後，東晉政府開始加稅，每人每年的稅負變成五石糧食。

隨著稅收依據從土地改為數人頭，戶籍的重要性再次凸顯了出來。此刻，當政府稅收不足時，清查土地已經沒有用了，只有把多餘的人口找出來，才能增加稅收。於是，到了東晉最後一個權臣時，土斷再次變得重要起來。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公元413年)，太尉劉裕實行了東晉歷史上最嚴格的一次土斷。

在這之前，東晉遭遇了桓玄的叛亂和短暫稱帝。「劉裕」擊敗桓玄後，掌握了軍政大權，並率軍南征北戰。土斷發生前，「劉裕」已經向北滅亡了慕容氏的南燕政權(現今山東省及江蘇省)，並平定了南方的盧循兵變，正準備給西方的西蜀譙縱以最後一擊。隨著疆域和財政開支的擴大，土斷啟動。

『義熙土斷』撤銷了大部分僑郡僑縣，將白籍的人口大量地併入黃籍。對於敢反抗的人，「劉裕」不惜執行死刑。這次土斷之前，會稽的士族「虞亮」就曾經因為藏匿了千餘逃亡戶，被「劉裕」處以死刑。然而，東晉時期的政策特點是，不管多嚴格的政策，都會留有一定的後門。「劉裕」在制定政策時，也留下了後門：由於「劉裕」背後的武裝是北府兵，而北府兵的來源大都是徐州、兗州、青州的流亡人士，所以，『義熙土斷』將三州人聚集的晉陵(今常州)一帶排除在外了。只是，這時距離東晉的滅亡已經很近。「劉裕」的改革與其說是幫助東晉，不如說是為篡位打下一個好的社會基礎。

『義熙土斷』過七年後，宋武帝「劉裕」廢除了東晉恭帝司馬德文，自己當上了皇帝。

由此開場的禪讓大戲在南朝越來越狹小的區域內一次次上演。

南朝：漫長的終曲 

公元485年，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由於南齊前後兩代君主提倡節約，與北方的北魏休戰維持和平，南齊武帝期間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繁榮時期。然而就在這一年，在浙江西北部的桐廬，一個叫「唐宇之」的人卻正準備造反。

「唐宇之」的造反理由在現代人看來有些奇怪。 

在那幾年，南齊武帝正在嚴格調查人民的戶籍問題。自東晉末年以來，歷經南朝宋，中國的戶籍再次出現了大混亂。東晉時期，只有顯貴的大家族(士族)才能擁有免稅、免役的特權，而士族的身份都是世襲的。可是，到了南朝宋以後，許多原本沒有地位的人也依靠做官、經商發了大財，他們甚至比士族更富有，卻沒有身份。這些人趁著政治混亂的時機，買通地方官員，或者買通士族由他們認親，將身份從普通人(庶族)改為士族，這種做法叫作『冒籍』。

當這些庶族成為士族，獲得了免稅、免役特權之後，更多的窮人投靠了他們，在他們的庇蔭下，也取得了免稅、免役權。

隨著作弊的人日漸增多，政府的稅收變得更加困難。

從南齊的開國皇帝高帝開始，對於戶籍的混亂就非常關注。南齊高帝在休養生息的同時，決心下大力氣整頓戶籍。

公元480年，南齊高帝下詔徵求整理戶籍的意見。一位叫作「虞玩之」的官員上書提出了看法。他建議皇帝設立專門的戶口檢查官員(校籍官)，由官員通過檢視黃籍，抓出那些弄虛作假的分子。為了防止校籍官的懈怠，皇帝必須給他們制定數量指標，要求他們每天都必須查出數起弄虛作假的案子。

「虞玩之」是一位正直、負責的大臣。他個人生活簡樸，一雙鞋竟然可以穿二十年。在政治上也常常因為直言不諱而得罪人。他提出的建議在當時來說是最有效的。

南齊高帝採納了「虞玩之」建議，設立了校籍官。雖然校籍官也存在著收受賄賂的行為，可是由於有指標考核，還是有大量的虛假戶籍被抓了出來。這些被抓出來的人被稱為『卻籍戶』。

另一個叫「呂文度」的官員乘機又給皇帝出了一個主意：為了給人們以警示，皇帝應該將那些卻籍戶充軍，送到邊防去接受再教育。 

「呂文度」提出的這項古代版本的『上山下鄉』作法，迫使大量的卻籍戶紛紛逃亡。而豪族「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帶也有大量的卻籍戶，他們面臨著被抓走充軍的風險。「唐宇之」決定利用這些人發動叛亂。

公元485年，叛亂爆發。叛亂者最初只有四百多人，但是當「唐宇之」打出來抵抗戶籍審查的旗號之後，各地的卻籍戶紛紛趕來投靠，竟達到了三萬多人。

「唐宇之」率領部隊進攻桐廬、錢唐等地，第二年，在錢唐建立了吳國，自稱吳王。在南齊皇帝和他的官員看來，「唐宇之」的行為是荒誕的。那些弄虛作假的卻籍戶本來就是一群違法分子，而皇帝對於戶籍的整理更是無可厚非。然而，為什麼這些違法分子還會理直氣壯地進行反抗?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響應?

原因在於，卻籍戶認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項不合理的制度。在他們看來，所謂『士族』和『庶族』的區分，就是一種落後和野蠻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繳稅、享有特權，而普通人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進入那個特權圈子。那些冒籍的人雖然目的是為了獲得特權，卻也明顯帶著對這種制度的怨恨。而皇帝雖然通過檢籍找出了弄虛作假的人，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卻也間接地維護了早就不合時宜的士族制度。所以，「唐宇之」的叛亂，反叛的是不合理的戶籍制度。

「唐宇之」的叛亂，很快被鎮壓了下去。但這次叛亂也讓南齊武帝意識到，政府的行動不能太冒進。上書建議的「虞玩之」辭職了，而南齊武帝也不得不做出既往不咎的決定，在南朝宋的昇明(公元477年—公元479年)之前已經冒籍的，不再追究，而發配邊關的人也都遣返了回來。 

一場整理戶籍的改革，只好草草收場了。

「唐宇之」的叛亂也顯示出南朝制度的複雜性。與東晉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們大都成長於寒門，從武職晉升到高位，並通過禪讓獲得了政權。 

從出身來看，他們並不喜歡士族豪門，這些豪門把持著社會資源，卻不給政府納稅，處處以特權為榮。但是，他們又不可能完全離開士族，因為那是文化和教養的象徵。

於是，南朝就在『改朝換代，皇帝革新，經濟發展，皇帝變得奢靡，經濟衰退，改朝換代』這個圈子裡一次次地循環。

南朝宋的開國皇帝「劉裕」被認為是一代明主，他打擊地方豪族勢力，試圖使皇朝的財政正規化，從寒門中選拔官員，整理全國戶籍，這一切使社會經濟進入了一個上升期，也使得劉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較為寬裕的財政狀況下執政。 

「劉裕」死後，王朝的財政在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時期還能支撐起王朝大規模的北伐活動，這是在整個東晉南朝期間少有的新氣象。但南朝宋文帝的北伐由於連年征戰不斷，到了下一位皇帝南朝宋孝武帝時期又缺錢了，於是又有了新一輪的整頓吏治和整理財政。不過，這時劉宋的皇帝已經迅速墮落了，他們變得荒淫無度，貪圖享受，劉宋一朝迅速進入了衰退期。 

南齊高帝蕭道成篡權建立南齊王朝之後，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財政。他的財政措施從節約開始，提倡將宮廷裡的金銀銅玉全部都取消，換成鐵器，希望用這種方法來節省開支。之後，又大規模整理戶籍。他的措施被兒子南齊武帝所繼承，形成了另一個繁榮期。 

前兩任皇帝的節儉帶來的繁榮，到了南齊的後幾位皇帝那兒，又成為他們享樂的基礎，很快，皇帝的揮霍讓剛剛豐盈的國庫再次扁了下去。

南梁武帝蕭衍篡位之後，又開始新一輪的厲行節約。但南梁武帝的厲行節約又浪費在佛教上，由於在佛教上花了太多的錢，南梁的財政一直不健康。加上南梁武帝任人不當，發生了影響巨大的『侯景之亂』。這次叛亂也標誌著南朝的好時光過去了。 南梁後期，失去了四川和江陵一帶最富庶的地區，實力大打折扣。

到了南陳陳霸先建立陳朝之後，南朝在實力上已經遠遠落後於北朝，縮小成為一個地方政權。它的士族始終活得那麼優雅，但它的財政和政治制度已經過於僵化，無法與北朝對抗了。 

從秦代到南朝，帝國的財政系統一直保持著延續性。

秦代和漢代初期是試驗期，幾位皇帝在試著建立一種新式的龐大帝國。在以前，人們甚至不敢想像能在這麼大的疆域內維持統一和繁榮。但經過幾代人的嘗試，到西漢景帝時期，帝國不僅存在，而且繁榮。

然而西漢武帝卻發現了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巨大缺陷：當產生戰爭等大的開支項目時，帝國的財政無法支持如此龐大的開銷。他試圖引入一套國有壟斷商業體系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辦法奏效了，卻給帝國帶來了更致命的新問題。由於國家壟斷商業體系的約束，社會永遠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而官僚體系參與商業利益後，國家經濟就被這群官僚貪汙掉了，當權力與經濟勾結時，嚴重的虧損帝國的財政。 

「王莽」試圖解決社會的結塊問題，他想利用皇家權力，強行擊碎社會結塊，卻只擊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腦袋。東漢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認現實，採取修修補補的做法。然而由於社會的板結，東漢一直無法有效組織財政，經過官僚的侵蝕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財政超支，政權最終分崩離析。

進入三國時期，各個地方政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想盡一切辦法發展財政，試圖成為最終的勝利者。而作為勝利者，西晉武帝卻發現，他仍然敵不過慣性這個隱形的殺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藍圖，卻永遠沒有結果。

在更加板結的社會中，東晉和南朝繼續騰挪著最後的資源，他們在財政的緊箍咒下掙扎著，每一次都指望著放鬆一點。到最後，八百年的試驗終於結束。

東晉南朝之所以能夠維持長久，並不是因為它們的強大，而是因為北方的虛弱。對於北方來說，這是一個蠻荒的時代，從遊牧蠻族的部落興起，他們一點一點地學習和改造，在前秦時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統的漢化，在北魏時期，鞏固了漢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時期，才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制度，並傳給了隋唐。

這是一個從懷胎到分娩的過程，時間持續了兩百多年，漫長得令人絕望，但是，由於這套制度是全新的，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衝突，也沒有無法化解的社會結塊，立刻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最終，北方的颶風席捲了南方，將自秦漢以來積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掃入了風中卷走，中國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會重建。

 

 

第二部 財政失控的繁榮帝國(從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

 

第六章 唐德宗：吝嗇皇帝的感慨悲歌

 

當中央王朝從和平走向戰亂時，首先亂套的是財政系統。一旦財政系統亂套，即便是皇帝也會變成可憐蟲。唐代末期安史之亂發生後，由於戰亂的原因，中央財政收入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一，能否收到足夠的稅收，以及能否把各地的稅收送到皇帝的軍隊手中，成為中央政府能否存亡的關鍵。 

唐肅宗起用財經大臣「第五琦」(長安人)，打通運輸道路，將鹽改為官營專賣，發行虛價大錢，進行貨幣貶值，從而籌集到了與「安祿山」、史思明作戰的經費。

唐代宗繼續重用「第五琦」與「劉晏」，加強專賣制度，加強對土地稅開發。到了唐德宗時期，進行了稅制改革，從複雜的租庸調制改為簡單的兩稅法，使得唐代的中央收入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借助財政的恢復，唐德宗決定鎮壓藩鎮勢力，恢復大唐盛世。但叛亂引起的財政崩潰再次襲來，唐德宗不僅無法恢復盛世，反而被趕出了首都。他最終意識到，當失去了財政的支持，一個皇帝會變得多麼窘迫，他已經不可能恢復當年的盛世，只能接受藩鎮割據的事實。

唐德宗的後半生迫於財政壓力，變成了守財奴，但他積累的財富卻足夠唐憲宗完成一次中興。

當皇帝出逃時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兵變擾亂了首都長安。唐德宗執政時，已經是『安史之亂』的藩鎮割據時期，中國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藩鎮(節度使)，他們手握兵權，爭奪地盤，中央政府處於半失控狀態。

一年前，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唐德宗任命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畿汝州節度使，率軍前往鎮壓。但「哥舒曜」在敗仗之後，退守襄城，遭到了李希烈的圍攻。 

唐德宗連忙召集新的人馬去救助「哥舒曜」。

 

公元783年冬天，位於長安西面的涇原節度使姚令言接受皇帝命令，率領涇原的軍隊向東前進，援救「哥舒曜」。第二天，涇原軍離開京城，到了距離長安東面不遠的滻水，一場兵變在此爆發。

涇原軍之所以兵變，與德宗時期的軍費制度有關。在藩鎮割據時期，由於皇帝手中的兵馬不足，要借助藩鎮的軍隊來打仗，每次調動藩鎮的軍隊，皇帝都必須給予豐厚的補償。 

在皇帝與藩鎮間，軍費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鎮只是在自己的統治區裡調動軍隊，那麼軍費由藩鎮負擔；如果藩鎮的軍隊接受了皇帝的命令，離開其統治區，那麼從離開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須支付給藩鎮一筆豐厚的軍事補貼，叫『出界糧』，每個士兵的花費相當於平常的三倍。 

許多藩鎮為了拿補貼，故意派出軍隊，不打仗，專門拿津貼。中央政府的任何軍事行動都花費高昂，卻效果有限。 

這一次，皇帝動用涇原軍，本應該按照規矩，給軍隊以高額的補貼。當士兵們經過首都長安時，心裡也充滿了對美妙賞賜的憧憬。然而，令這些饑腸轆轆的士兵感到不滿的是，中央政府派來犒勞的官員京兆尹王翔只提供粗茶淡飯，一分錢都沒有拿出來。 

士兵們離開長安時，大失所望，感到被皇帝欺騙了。軍隊中傳播著謠言，說長安城裡有數不盡的金銀珠寶，皇帝一個人享受著榮華，卻置士兵的死亡於不顧。上戰場的士兵越想越冤，決定停下不走了。

士兵的『罷工』讓唐德宗大驚失色。此時的長安城已經沒有軍隊守衛，在山東地區(今河北、山東一帶)有四大藩鎮正在擁兵對抗中央，而在淮西則是李希烈作亂，為了應付他們，幾乎所有的軍隊都被派了出去。 

德宗趕快下令安撫涇原軍，派人前去犒軍。這次的賞賜是每人兩匹帛，當賞賜下發時，士兵們更加憤怒了：皇帝如此吝嗇，不僅不值得替他賣命，還應該把他推翻，換一個大方的。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已經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懷著對財寶和劫掠的渴望，衝向了帝國的首都長安。

 

涇原兵變爆發。

亂兵攻入了長安，在皇宮外紮營，形勢已經非常危險，唐德宗匆忙調動他的禁衛軍神策營進行抵抗，可令他感到洩氣的是，禁衛軍竟然沒有抵抗，他們也不願為皇帝賣命。 

唐德宗只好帶著太子、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幾個願意跟隨他的宦官，從皇宮的花園北門出逃。這時他遇到了四百多弓箭手，由右龍武軍使令狐建率領，這些弓箭手成了皇帝僅剩的護衛，與他一同逃難。 

當天晚上，皇帝一行人從長安逃難到了咸陽，匆匆吃了幾口飯，繼續起程。第二天，皇帝到達了奉天(今陝西乾縣)。皇帝本來還嫌奉天太小，希望繼續西逃，到鳳翔避難，誰知鳳翔隨即發生了叛亂，唐德宗被叛軍團團圍住，困守在奉天小城。

這是公元8世紀下半葉，唐朝皇帝第三次逃出長安。第一次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亂』，第二次是唐代宗避『吐蕃之兵』，第三次則是唐德宗避『涇原之禍』。

唐德宗在奉天孤苦無助， 攻入長安的叛軍已迅速控制了局勢。叛軍攻入長安後，不知誰想到的主意，叛軍走在街上喊著：『都別怕，不用擔心，我們免除你們貨櫃稅、間架稅！』

叛軍的喊話立即受到了長安市民的歡迎，這些市民沒有表現出任何對於大唐政權的忠誠，毫不猶豫就投入了叛軍的懷抱。

貨櫃稅和間架稅是唐德宗發明的新稅種。

所謂貨櫃稅，就是向長安的錢莊借錢，向糧商借糧。錢莊裡的錢都是儲戶的，但皇帝決定讓錢莊拿出四分之一來救濟，糧商也面臨著同樣的政策。命令下達後，整個長安的市場一片譁然，商人們紛紛罷市抗議。而間架稅則是向所有的房產收錢，每間房最高要繳納二千文錢。

皇帝的稅法徹底激怒了百姓，他們寧肯支持叛亂的士兵，只求廢除這些苛捐雜稅。但是，市民和士兵不知道的是，皇帝這麼做也純屬無奈。此刻帝國的財政已經是捉襟見肘、拆東牆補西牆，即便搜刮聚斂，仍然滿足不了戰爭開支。皇帝之所以沒有賞賜士兵，也是因為國庫已經空了。

 

叛亂的士兵最後找到了一位叫「朱泚」的人來做皇帝。「朱泚」擔任過盧龍節度使、太尉，由於弟弟「朱滔」參加了北方四鎮的叛亂，他在長安附近被免職賦閑。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親率大軍進攻奉天。而在奉天的唐德宗部隊在圍困中缺衣少食。士兵們向皇帝請求發一些禦寒的衣服，德宗拿不出來，只能把親王腰帶上的金飾拿下來賣掉，再給士兵補貼。

在困境中，唐德宗發出了著名的罪己詔，不惜痛斥自己長在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將整個國家帶往了災難之中。『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這是中國歷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責。大多數時候，皇帝總是將錯誤推給別人，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臨死還認為是別人辜負了他。唐德宗的詔書卻不惜把皇帝的威嚴全部打掉，只怪自己。 

他甚至赦免了大部分發動叛亂的人。不管是北方四鎮還是淮西李希烈，一概既往不咎。只有稱帝的「朱泚」不在赦免之列。不過，「朱泚」的弟弟「朱滔」是北方四鎮的叛亂者之一，皇帝怕他擔心受到「朱泚」的連坐，宣佈「朱滔」也會得到赦免。 

皇帝還宣佈廢除苛捐雜稅，發誓要做一個好皇帝。

在奉天被困數月後，唐德宗才有機會逃往漢中地區。在漢中幾個月後，「朱泚」叛亂被平息，他得以回到物是人非的長安。

既然德宗在詔書中如此痛斥自我，那麼回到長安後，人們是否看到了一個痛改前非的皇帝呢?

答案是：唐德宗的確變了，他的變化卻令人心碎。

在這幾次叛亂之前的唐德宗是一個雄心勃勃、勵精圖治，試圖恢復大唐昔日榮耀的君主，他罷黜了專權的宦官，提倡節儉，摒棄不正規的稅收，試圖為中央政府建立起健康的財政，並以此為突破口，將藩鎮的權力收回，置於中央政府的監督之下。

可是經過這場叛亂過後，唐德宗卻向著另一個極端靠攏。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賴宦官掌權。

唐德宗逃離長安的歷史已經證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會為了一丁點兒利益拋棄整個皇朝。唐德宗也不再指望正規的稅收，變得貪婪無比，四處找錢，如果想打動皇帝，只有一個辦法：向他進貢比別人更多的錢財。 

唐德宗在叛亂中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即便是皇帝，有著無數的美好計劃，如果你沒有錢，還是什麼都做不成。他所謂痛改前非，就是變成守財奴。

這個老守財奴的雄心都已經被錢給消磨掉了，他終生為財政問題焦頭爛額，攫取著任何可以撈到的收入。他的形象顯得如此卑微，以後歷代的皇帝都把他當作笑柄，提醒後代不要變成受困於財政的守財奴。

唐德宗去世時，唐代的財政制度已經千瘡百孔，誰都無法糾正了。但他給後代留下了大量的財富，使得唐憲宗能夠利用這些錢重新實現中央集權。也許，唐憲宗燒錢打仗時，有一個老守財奴的靈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著世間的風雲，欣慰感慨一輩子的忍辱負重是值得的。

『安史之亂』後，各任皇帝為財政付出的努力，如同一部血淚史，向人們訴說著一個中央帝國財政崩潰的心酸……

 

戰爭時期的加稅經濟學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以唐玄宗為代表的盛唐時期正式結束。在叛亂爆發之前，唐代的財政失衡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只是掩蓋在表面的繁榮之下。而叛亂爆發之後，政府的財政問題迅速以一種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暴露出來。

在叛亂前的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唐代中央政府統計的總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萬戶，近五千三百萬人。但是叛亂之後，中央政府能夠控制的人口數量迅速下滑，幾年後的上元元年(760年)，只剩下一百九十三萬戶、一千三百萬人。戶數不到幾年前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更麻煩的是，在這一百九十三萬戶、一千七百萬人中，有一百一十七萬戶、一千四百六十二萬人(老弱病殘和特權階層)是不需要繳納租庸調稅的，只有七十六萬戶、二百三十七萬人來承擔整個唐帝國龐大的租庸調稅。

由於每個人承擔的稅率不可能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銳減為玄宗時代的三分之一左右。之所以叛亂前後人口差別那麼大，並不是戰亂中死了這麼多人，而是因為中央政府已經失去了控制力，許多人游離於政府的戶籍統計之外了。

『安史之亂』對唐帝國的打擊不僅僅是軍事上的，更大的打擊在於切斷了唐帝國的行政中心和經濟中心。

唐朝一代，行政中心仍然是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陝西省-西安市)，而經濟中心則變成了東南方以揚州為中心的江淮地區。揚州是唐代運河的南方起點，南方的糧食都彙集到這裡，再通過運河轉運到汴州(今開封)，從汴州沿黃河、渭河到達長安，或者走黃河、洛河到達洛陽。

「安祿山」從范陽(今北京附近)起兵南下，佔據了中原地區，逐漸切斷了首都長安(行政中心)與東南地區(經濟中心)的聯繫，東南的糧食無法到達長安了。所以，戰爭爆發後，首先破壞的是中央政府的財政動員能力，讓它無法利用帝國的物資來供養軍隊，對抗叛軍。

在「安祿山」的逼迫下，唐玄宗倉皇逃往四川，他的皇太子李亨北上靈武稱帝，決心平叛，是為唐肅宗。

在唐肅宗的領導下，唐朝帝國進行了一場財政上的生死時速。隨著中央財政收入減少為原來的三分之一，而軍費開支卻比之前還要龐大，唐肅宗必須拋開所有的顧慮，想盡一切辦法從能夠控制的區域內搜刮財政。 

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公元756年唐肅宗即位後，首先想到的是從商業上尋找補貼。在此之前，唐代的稅收主要針對農業，叫租庸調制，也就是對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稅)，再對農戶收取『調稅』(農產品稅，以麻布和絲綢為主)，並徵發每年二十天的『庸』(勞役)。

對商業，唐政府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商業稅的稅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稅種。正因為此，唐代的商業一直比較發達。為了支付軍費，唐肅宗派遣御使「鄭叔清」前往還效忠於中央政府的江淮、四川地區，一次性向富商徵收百分之二十的資產稅，即率貸。除了這兩個地區，效忠於中央政府的其他區域也在集市和關卡向商人徵收貿易稅，凡是一千錢以上的貨物都必須繳納。

對商人徵收重稅，是唐代稅制變化的初步嘗試。但是對商人的臨時性徵稅仍然無法滿足龐大的軍事開支，皇帝必須另想辦法。這時，一位叫作「第五琦」的官員出現了，他建議設立一個新的職務：租庸使。 

租庸使坐鎮經濟上最富庶的江淮地區，責任就是尋找一切稅源，例如:吳地的鹽、蜀地的麻和銅。租庸使徵收完畢，並不直接將鹽、麻和銅運送到朝廷，而是就地賣掉，換成土特產運輸到其他地方賣高價。 

由於「史思明」已經佔領了運河樞紐，中央政府的物資已經沒有辦法通過運河和黃河運來了。於是，中央政府開闢了另外一條道路，從長江走漢水到襄陽，再從襄陽繼續走水路到漢中，從漢中走陝西的鳳翔。這條水路難度大，運力小，所以換成土特產可以降低重量，既減少了運輸成本，又多賣了錢。

租庸使的出現又導致了另一個現象：原本唐代的正式官制以三省六部制為主，各位官員各司其職，但皇帝由於臨時性的需要，利用租庸使繞過了正式官員直接辦事，就破壞了政治制度。從這以後，各種各樣的『使』職大批出現，這都是皇帝為了避開三省六部而設立的事務性官員。到最後，政府的權力反而轉移到了這些人手中，將正式官員晾在了一邊，造成了龐大的冗員和辦公效率的低下，從而加劇了財政的困難。

唐肅宗之後，唐代掌管經濟的使職官員林林總總，蔚為大觀。《舊唐書》列出的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等等。每一個使職都擁有著或大或小的權力，由皇帝直接授權，超乎正規的官僚體系之上。 

但僅僅依靠商業稅仍然無法滿足政府的需求。第二年，在「鄭叔清」和宰相「裴冕」的提議下，唐肅宗開始賣爵。人們只要向政府交錢，就可以得到皇帝頒發的證書，被授予一定的官勳稱號。除了賣爵之外，朝廷還販賣一切有變現價值的證書。 

例如:唐代已經實行了科舉制度，考生考取後就有了相應的出身，在未來可以做官或者獲得社會地位，到了唐肅宗時代，人們只要交錢就可以獲得明經科出身。 

唐代對和尚、尼姑和道士的數量都有嚴格的限制，因為他們都是免稅的，每個僧人都要持有經過中央政府認可的度牒。唐肅宗出賣度牒，憑空增加了許多僧道。對於商人階層，肅宗則向他們販賣免役權，免除他們的徭役。

這些做法都是短期行為，會導致長期的問題。不僅會讓許多不合格的人擠入官僚隊伍，同時，免稅、免役權還會讓政府喪失更加長遠的財政收入。

唐肅宗借助回紇人收復了兩京。然而，皇帝發現財政支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他不僅要養活唐代的軍隊，還要補貼回紇人。

 

此刻，全國各地的人都跑到朝廷來要錢。唐肅宗並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從小養在十王宅中，每天都為躲過宮廷的各種陰謀詭計而戰戰兢兢，沒有機會接觸政治的實務層面。戰爭時期的混亂已經令他精疲力竭，他發現賣僧牒的收入剛剛入庫，各種將領紛紜而至，一下子把錢搶得一乾二淨，不管如何拼命地尋找財源，都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 

唐朝廷的財政儲備一般是放在一個叫左藏庫的倉庫裡，財政支出和監督有著嚴格的規定。平常由太府掌管，由尚書的比部審核。皇帝只是過一段時間接到一次彙報，卻無法控制具體的每一筆開支。 

「第五琦」看出了皇帝的恐慌，建議將帝國的財政庫藏從左藏庫移走，送進皇家的大盈庫。大盈庫一般是作為皇室生活開支的，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皇帝將國庫『私有化』，這進一步破壞了唐代的財政系統。

與政府財政私有化同時進行的，還有「第五琦」推出的兩項影響深遠的改革措施：實行貨幣貶值和建立國有企業。這兩項措施終於破壞了唐代初期寬鬆的經濟氛圍，回歸到漢武帝時期的傳統。然而，這兩項改革又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當唐代政府損失了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之後，不能僅靠賣爵、搜刮等短期手段來解決長期的財政問題，必須系統地尋找到大規模的財源，來彌補土地和戶籍稅的不足。

在唐肅宗之前，除了唐高宗時期短暫打過貨幣的念頭，大部分的唐代帝王都儘量保證官鑄貨幣的足值，維持價格體系的穩定。唐肅宗之前，社會上唯一流通的官方貨幣叫『開元通寶』，每一千枚重六斤四兩。

為了獲得額外的財政收入，唐肅宗新發行了一種貨幣，名稱是『乾元重寶』，這種錢的重量是千枚十斤，面值卻是開元通寶的十倍。也就是說，通過發行新幣，將貨幣貶值了六點二五倍。 

第二年，肅宗再次出手，發行了千枚重二十斤的『重輪乾元錢』。這種錢有兩道邊，每枚價值開元通寶五十枚，在乾元重寶的基礎上，再次將貨幣貶值了二點五倍。 

貨幣的貶值造成了物價飛漲，開元通寶錢也在市面上迅速消失，一部分被藏在家裡捨不得用，另一部分被人拿去熔化掉，再偷偷私鑄成重輪錢和乾元錢。

社會價格體系的混亂，迫使唐肅宗不得不屢次調整貨幣的幣值。由於開元通寶的價值被低估，唐肅宗第一次調整了幣值，規定一枚開元通寶價值十文，而一枚乾元重寶價值三十文，一枚重輪錢價值五十文。

這時候，『文』這個貨幣單位第一次被虛擬化了。

以前，每一枚貨幣就是一文，可是現在流通的三種錢，最小的開元通寶也價值十文，卻沒有代表一文的貨幣。人們第一次有了文是貨幣單位，不是貨幣本身含銅重量的概念。 

這次幣值調整引起了進一步的通貨膨脹。各地的銅器都被人們拿去偷偷鑄錢了。京城更是達到了人人偷鑄的程度。為了防止私鑄，官府四處抓人。鄭叔清當京兆尹時，曾經一個月內殺了八百人，都無法止住這股風潮。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肅宗皇帝再次做出穩定幣值的努力，將三種錢的幣值分別改為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但混亂依舊。

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唐肅宗死去，他的兒子唐代宗繼位。唐代宗繼位後，首先將改革的矛頭對準了父親定下的貨幣體系。他下令將開元錢和乾元錢等值流通，並廢除了重輪錢。代宗的改革得到了民間的配合，很快，乾元錢和重輪錢都退出了流通領域，只剩下開元通寶繼續流通。民間經濟暫時從金融混亂中走了出來。 

初唐和盛唐時期是少有的商業開明時期，中央政府不設立國有企業，不參與鹽鐵的經營，只收取一定的稅額。

到了唐肅宗時期，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將財政增收的目標定在了鹽業上。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新鹽法推出，政府下令壟斷產區，招收遊民開採鹽業。開採的鹽由政府統一收購，不准私賣。後來，隨著『安史之亂』的平定，「第五琦」擔任了各州的榷鹽鐵使，在全國範圍內(中央政府還能夠管轄到的區域內)實行鹽的專賣。

鹽鐵專賣是肅宗財政聚斂中最成功的改革。在專賣之前，每斗鹽只值十文錢，專賣之後漲到一百一十文，整整上漲了十一倍，其中的差價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更為誇張的是，隨著對私鹽打擊的加強和各種官僚機構的不斷龐雜，鹽的價格還將進一步上升。到了唐代宗時期「劉晏」掌管鹽鐵事務時，鹽的批發價最高已經達到三百七十文，而零售價格還要高一倍。結果，隨著鹽業專賣、緝私等制度的常態化，鹽業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消耗在了制度上，並沒有作為中央財政收入用到實處。否則，鹽業在國家財政中的占比還會更誇張。 

讀書心得:食鹽價格由公營壟斷專賣後，居然漲價37倍，而且獲利都被消耗在經營成本上，公家根本沒有收入，可見得公營企業的弊害百害無利，可考慮放任私營，完善稽查制度，抽以重稅，應能更有效率。

與漢代相比，唐代的冶鐵業過於發達。從技術上，政府已經沒有辦法再壟斷經營，基於這個原因，這個行業沒有出現壟斷。

唐肅宗死後，『安史之亂』已經進入尾聲。唐代宗繼位後，開始考慮帝國財政的正規化問題。 

唐代宗所面臨的局面仍然複雜，由於在鎮壓『安史之亂』中大量使用回紇兵(原居住在內蒙古、甘肅、新疆，現今新疆維吾爾人)，政府必須對回紇人進行安撫，每年送馬十萬匹、錦帛百萬匹。在他的任上，吐蕃人(現今西藏)也乘機從西藏進入了青海、新疆、甘肅一帶，甚至在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佔領長安長達十五日。加上皇帝無法掌控領土內所有的土地資源，政府的開支仍然緊張。

唐代宗與他的父親唐肅宗不同，唐代宗更注重財政的可持續性，除了吐蕃入侵京城的短暫時期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實行劫掠式的財政措施。 

唐代宗放棄父親所有失敗的改革措施的同時，把當年成功的改革措施保留了下來，甚至推行到了極致。父親唐肅宗發掘的兩位理財天才，「第五琦」和「劉晏」，也是唐代宗理財的左膀右臂。 

唐代宗的改革重點落在兩個方面：加強專賣制度，加強對土地稅的開發。

唐代宗在專賣制度方面，任用了「劉晏」來管理鹽業壟斷。「劉晏」借助民間資本，建立了一條官僚資本的產業鏈，由政府壟斷源頭，再由官商資本販運到全國各地，政府則為這些大資本提供免稅待遇。兩者的勾結使得政府把對鹽業的控制權延伸到了全國各個角落。在「劉晏」任上，政府的鹽利從一年四十萬緡漲到了六百餘萬緡，增長了十五倍，占了政府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從宮廷開支到軍餉、百官俸祿，都要依靠「劉晏」的鹽業。除了鹽之外，代宗還逐漸建立了酒業專賣，唐代的專賣制度進一步複雜化。

唐代宗在土地稅上的開發上，在『安史之亂』前，唐代的稅制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著名的租庸調制，另一部分人們瞭解很少，叫地稅和戶稅。

租庸調制是依據人民的戶口來徵稅的制度。唐代有著嚴格的戶籍系統，一個人一生要享受一次政府分配土地的待遇，而他的戶口就落在分配土地的地方。原則上來說，一個人不能離開戶籍所在地，每年都要在這裡納稅。但隨著戰爭爆發，許多人都流亡到了其他地方，而一個人就算到其他地方住下，由於戶籍還在原地，也不需要繳納租庸調稅。由於戶籍混亂，唐代宗更看重以居住地和土地來納稅，加強了地稅和戶稅系統的管理。 

在唐代宗時期，地稅的稅率比『安史之亂』前增加了五倍。在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期，地稅的稅率是每畝二升，但是到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政府試圖在關中推行每畝收成十分之一的新稅率，四年後，又確定為好地每畝一斗(十升)，壞地每畝六升。過了一年，每畝又在這個基礎上加了一升。

除了地稅，戶稅系統也增加了至少一倍。

除地稅和戶稅之外，還有許多苛捐雜稅，最典型的是青苗稅。每年莊稼還只是青苗時，政府最初每畝收十文，到後來變成每畝收十五文、三十文。

通過對土地和戶口加稅，以及政府壟斷經營，代宗逐漸恢復了脆弱的財政平衡。然而，這種平衡是如此脆弱，禁不起折騰，而它面對的，卻是強大的藩鎮勢力和複雜的國內環境。

讀書心得:唐朝政府徵稅都針對人民基本生活項目徵收重稅，沒有依照收入比例徵收富人稅，可見得人類進入農業時期之後，建立出來的封建制度，一直都是活在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狀態下。

藩鎮割據時期的財政死穴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繼位。此時的大唐帝國已經變成了一具陌生的軀體。這個軀體曾經屬一個中央皇朝，而現在則四分五裂，缺乏統一的指揮。『安史之亂』前，(藩鎮)節度使只存在於邊境地區，是為防範外族入侵而設的。但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皇帝為了防止叛軍佔領更多的地盤，在內地也建立藩鎮，授予節度使軍政全權。內地的節度使最多時接近五十個，每個節度使都是一個不受節制的土皇帝。

『安史之亂』前，唐代的地方行政結構是這樣的：地方分成州、縣兩個級別，州有刺史，縣有縣令，他們是負責地方行政工作的主要官員。而州縣的下屬官員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在漢代是由郡縣長官任命下屬官吏，這是唐代和漢代的區別，也向進一步集權邁出了一步)，以防止州縣長官擁有過大的權力。後來，政府又設立了十到十五個「道」，每個道設置一個觀察使，但這個觀察使並非行政官員，也不負責地方行政工作，而是監視州縣官員有沒有違法亂紀。

讀書心得:原來「道」這個官職，是唐朝開始創立的，負責監察的功能。這個官職一直沿用到清朝，所謂的「道台」就是這個官職。現在台灣公立機關設立政風室就是沿襲這個觀念。

政府在各地還有一定的駐軍，歸都督府管轄(相當於現在的軍區)，都督府可以協調周圍的州縣資源，但不得干涉地方事務。 

而藩鎮節度使就相當於兼有觀察使的監察職能、都督府的軍事職能，同時還有管轄幾個州的行政權。有的節度使還擁有任命下屬州縣官吏的權力。當軍事、行政和監察權都集中於一人，這個人還擁有任命官吏的權力時，他就等同於一個小規模的皇帝了。 

這些藩鎮節度使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度各有不同。東北地區(今河北、北京一帶)的幾個藩鎮的節度使都曾經是「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將領，唐軍將領僕固懷恩在撲滅史思明叛亂的過程中，允許他們投降朝廷。但事後，給他們保留了節度使的職務。 

這幾個節度使由此獲得了東北地區的軍事行政大權，幾乎完全獨立於朝廷，只有名義上的隸屬關係。而江南地區的藩鎮節度使則更加擁護中央，但前提是：中央必須默許他們有很大的財政自由度，可以截留大筆稅收。 

另外，各個藩鎮招募了大量的軍隊，軍費開支成為藩鎮和中央政府財政的重頭戲。 

唐代中央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區域是：從西北的甘肅，到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平原，再到河南南部，結束於江南、嶺南一帶，呈一個長條形。而河北、山東、北京的大片地區，以及淮西地區則游離於中央之外，甚至形成了節度使的世襲制。

這種結構對中央政府最大的打擊在於財政方面。雖然皇帝規定了更加高昂的稅額，但這些稅大都到不了中央政府的手中。當時的稅收一部分需要留在州政府，也就是州刺史收稅後，提留下來用於本州的行政花費；一部分則交給節度使，供他養兵之用；最後一部分才上繳中央。經過層層盤剝之後，中央政府所能利用的資金就很有限了。

除了經費不足之外，中央政府手中的軍隊也不足，除了有一支比較精良的神策軍之外，其餘的部隊幾乎都不能打仗。如果有征伐，必須依靠其他藩鎮貢獻軍隊。如果中央政府徵調了藩鎮的軍隊，還必須提供軍事補貼(出界糧)，每個士兵的花費相當於平常的三倍，代價高昂。為了節省財政，皇帝甚至連好衣服都捨不得穿，一件衣服要洗染好幾次。即便如此，皇帝的財政收入仍然無法滿足一次大規模的軍事需要。

總結起來，唐代宗留給兒子的財政遺產是：

第一，管理財政的官僚系統出現了更迭。以前的財政機構主要歸屬於戶部，而現在戶部已經靠邊站了，整個中央財政控制在兩個名稱古怪的使職手中。東都洛陽以及整個帝國的東南部地區歸轉運使管轄，而西京長安以及整個帝國的西部地區由節度使掌管。擔任這兩個使職的就是「劉晏」和「第五琦」。兩個人通過發現任何賺錢的機會，幫助中央政府創造收入。

而財政系統中，唐初的租庸調稅已經萎縮，戰爭中形成的鹽業、酒業專賣正在擴大，加上唐代宗逐漸摸索的地稅和戶稅，構成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

第二，中央政府雖然收不到錢，但人民繳的稅並不低。由於藩鎮割據，加上地方的州縣吏治惡化，這些機構截留了太多的稅收，民間被壓榨得很厲害，但中央政府並不瞭解民間經濟的苦楚。

第三，藩鎮雖然不願將正規的稅收交給中央，卻又樂意為中央政府提供額外的『上貢』。這就像老闆不願意給職工漲薪水，卻喜歡時不時發獎金一樣。各種名目的月供、年供源源不斷地送往長安。『上貢』對於藩鎮是有好處的，因為每上一筆貢，藩鎮都會以此為藉口向民間進行一次額外的攤派，多一個名目收錢，最終民間要承受幾倍的代價。雖然皇帝知道財政走到這一步，既無法維持，也代價龐大，卻又因為離不了地方的貢品，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不知道。

通過這種弊病叢生的稅收系統，在代宗離世時，中央政府達到了暫時的稅收平衡。但是，每個人都清楚，這種狀況不會維持長久，勢必改變，不是向好，就是向壞。

公元780年，新皇帝登基時，大家迫不及待地等待著。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他的祖父唐肅宗保住了唐王朝的國祚，而父親唐代宗則完成了平叛，並初步恢復了穩定，到了唐德宗，會將這種趨勢繼續下去，貫徹中央集權，達到永久的平衡，恢復大唐的穩定和繁榮。但是，唐德宗皇帝能否實現這個目標呢?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憐的財政

唐德宗上台後，立刻馬不停蹄地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廢除了皇室一系列的奢侈消費。因為唐代宗雖然生性節儉，但因為相信佛教，在宗教支出上從來不知節省，他又貪圖人們上供，許多人借著上供的名義來討好他。

唐德宗在太極殿繼位後的一個月內，下了至少七道聖旨，禁止了一系列的進貢。這些貢品五花八門，包括東北(新羅、渤海)的鷹鷂、山南的琵琶、江南的柑橘、劍南的春酒，以及各地的奴婢、其他的珍禽異獸，等等。他還撤銷了皇宮裡管理戲子的機構，戲子被解散，一百多名宮女被送回家，就連皇宮裡的三十二隻大象也送歸了山林。 

在父親唐代宗的任上時候，宦官已經逐漸居於重要地位。唐德宗對待宦官也毫不手軟。

唐德宗繼位不久，宦官「邵光超」藉由去淮西出差的機會，收了淮西節度使留後(即代理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的七百匹綢緞。德宗發現後，打了「邵光超」六十杖，並發配充軍。從此以後，宦官再也不敢胡作非為。之後，唐德宗撤銷了不必要的朝廷食客機構，削減宮廷開支，嚴令中央官僚不准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廢除酒類專賣。

此時，一個雄才大略的帝王形象已經浮現，如果這種勢頭繼續下去，那麼，人們可以期待又一次的中興。畢竟，德宗時代距離玄宗盛世不過只有三四十年而已，人們太渴望社會的復興了。

德宗皇帝並沒有讓人們失望，接下來的改革更加關鍵，也更加顯示出皇帝的雄心。

唐德宗上台的第二年，採納了宰相楊炎的提議，推出了影響深刻的兩稅法，對唐初的租庸調制進行了徹底改革。兩稅法，是指每年的稅分夏天和秋天兩次繳納。 

後世往往誇大了兩稅法的意義，認為這是政府稅收從『對人收稅』轉變到『對土地收稅』，也就是按人頭收稅變成按照土地額來收稅。這個說法並不準確，兩稅法仍然要同時統計人口和土地。

兩稅法的實施，主要是因為先前的租庸調制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實施，已經積累了太多的問題，無法清理了。

租庸調制包括三部分：地租(租)、勞役(庸)和家庭手工業品(調)。在繳納時，是根據家庭來繳納的。每年，地方政府都會組織調查，給新生人口分一塊土地，把已亡故之人的土地收回，統計一個家庭有多少畝需要納稅的土地，有幾個可以服勞役的年輕人，要繳納多少布或者帛。這些統計數據就成了納稅的依據。但是，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政府已經沒有新的土地可供分配，而那些該繳回土地的家庭也不願意上繳土地，土地數據失真。由於人們不願服役，人口數據也出現了混亂。 

唐代的戶籍分為主戶和客戶，主戶就是百姓分配土地的地方，如果此人移居別地，需要登記為客戶。按照規定，主戶需繳納租庸調稅，而客戶不需要繳納。於是，許多人把手裡的土地賣掉，搬到了其他地區，就不需要再繳稅，而購買土地的人也將土地隱藏起來，沒有登記。這就造成了稅收的大量流失。 

在楊炎的兩稅法中，不再區分主戶和客戶，也不再區分土地的性質。政府只確定人們現在的居住地和擁有的土地數量，以此作為納稅的依據。當然，政府以後也不再承擔分配土地的責任。 

稅種則分為戶稅和地稅。所謂地稅，就是按照每戶擁有的土地數量繳稅。所謂戶稅，是一種財產稅，統計每戶的財產多少，按照一定比例納稅。在制定財政計劃時，政府是以公元779年(也就是兩稅法前一年)的稅收額度為參考基準的。中央政府根據這個額度制定財政計劃，分攤給各個地方。

這就類似於包稅制：地方負責徵稅交給中央。中央要求的額度是一定的，地方政府可以超徵，把剩下的留給自己，只要中央額度得到了滿足，皇帝就不管地方的行為。這種做法保障了中央政府每年的歲入。按照分配，中央政府每年可以得到錢九百五十萬緡、米一千六百萬斛，地方政府可以得到錢二千零五十萬緡、米四百萬斛。 

兩稅法的實施並沒有讓民間經濟有根本性的好轉。由於一系列折算的問題，加上地方層面的徵稅失控，農民被徵稅的負擔，已經超過了初唐的十幾倍。

但兩稅法的意義在於，中央政府由此得到了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中央政府的話語權大大加強。如果按照這種趨勢走下去的話，那麼唐德宗距離恢復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夢想，又更近一步了。 

但就在這時，情況出現了逆轉。過於心急的唐德宗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削藩。 

唐德宗本應該等中央政府的財政更加鞏固時，再著手對付地方的藩鎮勢力。要削藩，必須做好武力準備。而政府要發動戰爭，必須給人民留下足夠的休養生息時間，也必須等大家都適應了新的稅收體制，讓糧食和金錢塞滿倉庫。在曹魏和西晉決定南征時，首先考慮的都是糧食儲備問題。但在唐德宗時代，事情的發展速度超出了皇帝的控制。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兩稅法實施的第二年，成德(位於今河北和山東境內)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在河北一帶，一共有四大節度使擁兵自重，都是『安史之亂』時期投降中央的叛亂將領，也是中央政府的大患，他們掌管的藩鎮是成德、魏博、淄青和盧龍。德宗如果要削藩，首先就要對這四家下手。 

按照唐代宗時期留下的慣例，對於這些地位顯赫的節度使必須給予安撫，默認他們的世襲權力，當老節度使死去後，朝廷就任命他指定的接班人(一般是兒子)來擔任新節度使。

但這一次，德宗決定採取強硬的態度，拒絕任命。

德宗的拒絕迫使成德與附近的魏博、淄青聯合起來，向朝廷宣戰，參加叛亂的還有遠處的山南東道，一共四鎮。

為了對付四鎮叛亂，唐德宗動用的武力除了朝廷控制的神策軍，還包括周邊數個藩鎮的軍隊。神策軍需要軍費，而藩鎮武裝等著補貼，不管是哪種方式，都得花錢，這就變成了一場財政的消耗戰。

然而，掌管財政支出的度支杜佑卻給出了悲觀的估計，認為當時朝廷的財政儲備只夠幾個月的軍費。如果德宗能夠等幾年，等朝廷的府庫更加充足，也許削藩的過程將更加順利。可現在，一旦缺乏軍費，皇帝必須重開斂財的門路。

杜佑認為，為了再多支撐半年，必須向長安的商人借五百萬緡錢。於是朝廷命令戶部侍郎趙贊籌措借錢，雖然約定戰後歸還借款，可是沒有人相信。在朝廷官吏的巨大壓力下，有的人受不了壓榨而自殺。但就算這樣，整個長安也只湊了八十萬緡，距離目標數額還差很多。為了繼續搜刮，唐德宗開徵貨櫃稅以及糧食貿易稅，最高稅率達到四分之一，整個長安抗稅罷市。市民們出動守住路口，攔住宰相哭訴。可政府仍然徵收了二百萬緡。

當首都宣佈徵稅時，地方也行動了。最先加稅的是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加稅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德宗下詔全國推廣。除了直接從市場上搶錢之外，德宗又打起了常平倉的主意。

常平倉就是官府調節糧價的倉庫，豐年時低價收購糧食，歉年時加一點價平倉賣出，相當於賑濟百姓。但這類的平準制度看上去很美好，實行起來卻總是出現大量的糧耗子把常平倉偷盜一空，而最大的糧耗子不是別人，正是皇帝和政府。 

在唐德宗之前，全國的常平倉已經被政府偷空過幾次，到了唐德宗時要徵收一些特別稅來重建常平倉。現在由於打仗缺錢，正好把裡面的糧食拿走吃掉。

再後來，趙贊又想出了新辦法：除陌錢和間架稅。除陌錢的稅率，以前是每發生一千錢的交易額，就繳二十錢的稅，而現在增加到了五十錢。所謂間架稅，就是房屋稅，官員挨家挨戶去數房間，每個房間都要交稅，上等間兩千錢，中等間一千錢，下等間五百錢，隱匿一間打六十杖。 

唐代的城市裡有許多破落戶，祖上發達時購買過許多房子，家境衰落後，所有的動產和現金已經沒有了，但房子還在。政府徵收間架稅時，這些破落戶首當其衝，成了受害者，他們其實已經很窮，但因為房屋眾多，成了繳稅大戶。許多人為了完稅被逼得自殺。

在社會被財稅壓垮的同時，皇帝的削藩過程卻一波三折，越拖越長。最初，皇帝的部隊占了先機，幾乎降服了叛亂的藩鎮。然而皇帝錯估了形勢，沒有及時收手。他沒有意識到財政的脆弱，一旦和平無法維持，不僅社會受不了，中央也無處再徵收更多的錢了。

皇帝的強硬讓本來與中央政府聯合的幽州節度使「朱滔」也擔心了，他害怕皇帝勝利後會對付自己。於是幽州反轉矛頭，加入了叛亂的一方。幽州是東北方最強大的藩鎮，它的轉變不僅改變了實力對比，還讓唐政府的財政狀況急劇惡化。

更使形勢雪上加霜的是淮西藩鎮。淮西地處運河要道，是中央政府獲得南方糧食的樞紐。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曾經幫助中央政府打敗了反叛的襄陽，卻沒有得到足夠的好處，這時終於也參加了叛亂。淮西的叛變讓中央政府的江南糧食供應徹底中斷。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圍攻襄陽，唐德宗的兵馬還在北方，只好命令涇原節度使率兵前去救援。由於中央政府已經沒有錢進行補貼，涇原士兵發生了叛亂，攻克長安。唐德宗倉皇出逃。 

直到公元786年，整個叛亂才歸於平靜。

在戰爭中，除了皇帝感到精疲力竭之外，各個藩鎮也已經力不從心了。

當叛亂的藩鎮離開了自己的地盤時，突然也發現財政問題難以解決。在自己的地盤上，籌措糧食都是現成的，可一旦進軍長安，就等於是實行遠距離打擊，後勤工作必須跟上，否則就會進入衰退期，直至被消滅。

中央政府無法消滅藩鎮，而藩鎮也無法消滅中央政府。兩者是一種共存關係，剩下的只是如何認清形勢，尋找一個平衡點。

讀書心得:原來藩鎮割據與唐朝政府，彼此都沒有能力無法消滅對方。

當唐德宗認清形勢，遞出了赦免的橄欖枝時，藩鎮經過一段時間的鬥爭，也發現要嘛接受這個台階，要嘛慢慢地消耗直至滅亡。兩相妥協，局勢再次恢復了平靜。只是，這次戰爭的代價實在太大。叛亂後中原遍地士兵，養兵費用失控，大量的人口逃籍，戶口減少了三分之二，財政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隨著戶口的減少，兩稅法帶來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這個稅法的成立，需要足夠數量的人數來支撐。由於帝國徵收的總稅額是不變的，如果一個人逃走了，那麼他的稅額要由其他人平均承擔。全國戶口少掉三分之二，意味著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稅負要增加三倍。

稅負的加重讓更多的人逃亡，而逃亡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稅負就更加沉重。這個惡性循環抑制著經濟的發展。關於這些問題，中央政府一清二楚。這些事也曾作為議題被多次討論，但都因為財政的原因被束之高閣。政府講道理時只在它缺乏稅收時，而講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稅。 

當戰爭結束時，唐德宗淪為守財奴，一生的悲劇已經註定。他曾經想重振帝國，重新建立可靠的財政制度，成為中興的明君。但剛剛開了個好頭，就被現實擊得慘敗。 

叛亂結束之，唐德宗回到長安，感慨著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唐德宗曾經試圖信任大臣，卻發現他們在關鍵時刻都離他而去。唐德宗曾經試圖清除宦官，卻發現落難時只有竇文場、霍仙鳴等幾個宦官緊緊相隨。唐德宗曾經試圖讓皇室府庫充盈，可在逃難時卻連給士兵買衣服的錢都沒有。唐德宗意識到，真正的錯誤在於，他沒有做好財政準備就貿然發動了攻勢。於是，唐德宗用整個後半生去彌補這個錯誤，他不再管什麼正規財政手段還是非正規財政手段，只要能給他帶來金錢的都是好的。 

唐德宗曾經拒絕各地藩鎮的貢獻，因為他知道，藩鎮每貢獻一分，就會從民間壓榨三倍到五倍的財富。但現在，他對任何貢獻都敞開大門。各個地方給皇帝的貢品絡繹不絕，節度使們有的日進，有的月進，還有的故意把正稅算作給唐德宗的私人進貢。唐德宗都當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人們給他帶來了多少錢。有的人假託唐德宗密令增加課稅，或者苛扣官餉，加收關稅、喪葬稅、蔬果稅。但只要能夠分得一杯羹，唐德宗都欣然接受。

為了增加收入，唐德宗還派宦官作為宮使(皇帝的使者)，以幾乎白拿的價格來買東西，還要向人們索取各種好處。只要這些宦官出動，就會嚇得街上的商戶紛紛逃走、關門。

白居易的新樂府詩《賣炭翁》所寫的就是德宗時代的宮使，在詩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紅綃一丈綾』的價格，拿走了賣炭翁的千餘斤炭。 

唐德宗曾經取消過酒類的專賣，可是到了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卻下令對茶葉徵稅，只是因為每年茶稅能夠給政府帶來四十萬貫的收入。他後面的皇帝則借鑒他的方法，乾脆對茶葉實行了專賣。 

也正是在德宗時期，宦官進一步得勢。唐德宗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裡唯一的軍隊(神策軍)交給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讓他們指揮軍隊。同時，唐德宗還派出宦官當監軍使，去監督地方的軍事力量。即便是各個藩鎮，也要給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們大發橫財。

唐代後期，宦官問題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無法駕馭整個官僚體系，只能倚重身邊人進行統治。唐德宗對於官僚體系和財政體系的放縱留下了無數的隱患，但即便換一個人也很難做得比他更好。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貪財吝嗇的皇帝竟然積攢下了龐大的家底，唐代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改善。當這個家底傳到他的孫子唐憲宗時，憲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興，將主要的藩鎮勢力一一降服。 

歷史將掌聲送給了唐憲宗，卻沒有人意識到他將唐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終衰落。歷史嘲諷唐德宗，卻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有了唐德宗的吝嗇和摳門，才有了唐憲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這一層，我們才會對這個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無奈和苦心。 

有人認為，唐德宗之所以這麼窩囊，並不怪他本人，而應該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玄宗皇帝時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導致了『安史之亂』。戰亂之後，無論誰都無法控制局勢了。 

在唐玄宗時期，帝國的財政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唐玄宗不止一次受困於財政的不足，想出了種種方法去化解。而設立藩鎮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這種方法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帶來了災難。但人們在責怪唐玄宗時，也應該看到，唐玄宗時期財政問題的根源在於更早時種下的禍根，甚至唐代一誕生，就已經註定了後來的結局。

唐初，統治者繼承了北魏、隋代的傳統，設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過於複雜的財政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套制度變得千瘡百孔，讓每一個皇帝都頭疼不已。

北魏最早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傳統，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這個財政失控的中央帝國。一次『公有制』實驗，將它的影響傳到了數百年之後……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中國歷史上影響唐宋的一次著名改革，發生在北魏時代。北魏在馮太后與北魏孝文帝的主持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起土地公有制。這種制度通過北魏傳承給了西魏、北周，之後被隋繼承，並最終成了唐代的制度樣板。 

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每個人從出生開始，就由政府分配一塊土地，到他死後，由政府回收土地。這實際上是一種公有制，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繼承權。

土地公有制是一種極易退化的制度，因為農民們並不樂於在死後將土地還給政府，他們的子女往往對父母的死亡隱瞞不報，私藏了土地。北魏的直接繼承者北齊就由於無法查清土地數量，出現了財政不足，而北魏的旁支繼承者北周由於建立制度較晚，土地清查更徹底，獲得了更多的財政收入，這一點決定了雙方的成敗。

隋代速亡之謎，實際上是一場『大躍進』運動。隋文帝取代北周後，建立了一套嚴苛的土地和戶籍制度，要求對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都查清楚。隋文帝的喜好導致了官員們虛報土地數目，虛報數字最高時比實際數字高出了十倍以上。由於徵稅機器太高效，加上官員的浮誇風，隋煬帝時，利用強大的徵稅能力開展了規模巨大的工程和戰爭，最終拖垮了民間經濟。

北魏太后的政策與愛情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是著名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豐收的一年。她不僅找到了推行改革的方法，還找到了一個美妙的情人。太皇太后姓馮，出生於漢人家庭。中國古代對后妃的要求是貞淑沉靜，這和馮太后完全不沾邊。馮太后的情欲旺盛，權力欲極強。

馮太后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在世時，夫妻恩愛，伉儷和諧。文成帝死時，皇后差一點自殺殉葬，幸虧人們將她救了下來。但馮太后不甘心做一個傳統的寡婦，在輔佐養子獻文帝拓跋弘的同時，在政治上，她幹淨利落地除去了權臣乙渾，臨朝聽政；而在感情上，她更是頻頻招納情人入宮私會，絲毫不顧忌人們的閒言碎語。獻文帝實在看不下去了，藉故誅殺了太后的情人李弈。馮太后大怒，逼迫十八歲的小皇帝讓位給他虛歲五歲的皇太子拓跋宏，是為北魏孝文帝。於是馮太后變成了太皇太后，獻文帝變成了太上皇。五年後，馮太后乾脆殺死了獻文帝(養子)，取得了對帝國的完全控制權。

北魏孝文帝時期，馮太后的風流韻事仍然層出不窮，皇帝對此不僅不反對，還與太后的情人們和平相處，即便太后死後，也仍然善待他們。北魏孝文帝時期，馮太后進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實行了整頓吏治的班祿制改革。在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員都沒有俸祿，官僚階層依靠許多不正規的手段，如戰爭劫掠和霸佔土地獲得收入。隨著戰爭的遠去，官僚階層沒有了戰利品，更多地依靠騷擾民間來獲得收入。太后決定給官員發薪水，而發薪水的錢則來自民間徵收的一筆特別稅。 

為了從民間徵稅，太后在第二年啟動了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百姓去耕種，才能獲得足夠的稅收。可是，分地進行得並不順利。要給百姓分田地，必須掌握戶籍資料。可是北魏的統治者還不知道怎麼去統計和管理戶籍，土地改革也就無法順利推進，稅收不能如期收繳，官員的俸祿無法落實。如果繼續依靠劫掠式財政，那麼北魏就稱不上是一個文明的王朝，只是遊牧部落的變種而已。一位名為「李沖」的官員時任內秘書令、南部給事中，上表提出了建議：如果要順利推進一系列的改革，那麼首先要建立起社會基層組織，在縣以下設立三級村民機構，由這些機構負責基層的戶籍和稅收管理。 

「李沖」容貌俊美，又滿腹文采，讓馮太后眼前一亮，她明白自己不僅多了個好幫手，還有了個好情人。此後，「李沖」在太后的寵愛之下迅速上升為政治明星，他的建議也成了太和改制的有力收筆。這次改制代表著北方文明的重建，也是北方壓倒南方的起始。

公元4世紀初，當南方的東晉和南朝政權苦苦掙扎於舊秩序之中時，北方的中原、關中、河北地區卻處於五胡亂華之後的混亂時期。胡人們只熟悉草原的規則，建立的國家與其說是政權，不如說是部落，原來社會中成熟的結構一一被打破、消滅，而新的結構只能從無到有地逐漸建立。

備註:北魏原本是鮮卑族，現今山西北部和內蒙古的游牧民族，拓跋氏。因為協助西晉征戰有功封王建國而進入中原。

如同歐洲從中世紀逐漸向文藝復興過渡一樣，重建需要漫長的時間，但也帶來了新的機會：北方擺脫了漢代之後長達八百年的制度累贅，可以不背歷史包袱地重新設計一套新制度，輕裝上陣。北方的重建在前秦的「苻堅」時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苻堅」任命了漢人「王猛」，引入了漢人的朝廷模式。然而「王猛」死後，「苻堅」在淝水之戰中失敗，前秦就此分崩離析，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鞏固制度化的成果。 

北方的第二次重建屬北魏孝文帝所在的北魏。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公元386年)，淝水之戰三年後，鮮卑人重新建立代國。在此之前，這群鮮卑人曾經被前秦吞併，借著前秦崩塌的機會，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再次崛起。

在北魏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制度是一種混合著遊牧色彩和農耕文化的特殊模式。很多時候，統治者們仍然對牛馬、乳製品有著特殊的偏愛，他們的官僚階層與其說是官員，不如說是部落首領。但是，隨著與漢人接觸日久，北魏的統治者們已經意識到，作為馬背上的少數民族政權，要想站穩腳跟，必須放棄草原思維，學會新的農業精神。與北方的其他許多少數民族政權不同，早期北魏的統治者雖然也以血統為傲，但他們很早就學習漢族人的經濟發展方式，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試圖建立穩定的戶籍制度和耕作制度。 

北魏太祖道武帝在建國之初就在北方採取了屯田措施，生產糧食，保證軍隊的後勤供給。為了鼓勵農耕，他一方面做表率親自耕田，另一方面將戰亂中空置的農田重新分配，並設立行政區劃，儘快地發展農業。太祖之後的歷代皇帝也特別重視農業和戶籍。北魏世祖太武帝時期開始整理戶籍，北魏高宗時期有了中央官員巡查地方的制度，北魏顯祖時期則廢除了除農業稅之外的雜稅，減輕了民間的負擔。這一步步的措施反映出北魏統治下的北方社會從戰時狀態恢復到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

延興元年(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時，他的父親北魏獻文帝已經是位虔誠的佛教徒，而雲岡石窟也已經在首都平城(今大同)開鑿了十一個年頭。北魏的官僚系統進一步成熟。這時，作為漢人代表的馮太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成了鞏固制度建設成果的關鍵因素。 

北魏孝文帝活到了公元499年，他統治期間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統稱為『北魏孝文帝改革』。改革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公元490年之前，馮太后在世時主持的，以經濟和政治制度改革為主；另一階段是馮太后去世後北魏孝文帝獨自主持的，以漢化為主要特徵的改革。 

歷史上對北魏孝文帝的評價不一，因為這兩階段的改革是有分裂的。雖然馮太后本人是漢人，她的措施卻並不激進，都是切合實際、以解決問題為主的。當馮太后死後，北魏孝文帝親自主持的改革大都帶有很濃的意識形態特徵，例如:改漢姓、穿漢服、禁胡語等。這些改革(除了遷都)雖然看上去很激進，卻沒有太大的必要性，還很容易造成北魏皇室的分裂。果然，在北魏孝文帝之後，北魏的保守和改革兩派分歧更加明顯，最終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分裂局面。結果，北魏無力統一整個中國，將機會留給了繼承者隋唐。而隋唐最核心的經濟制度，在北魏一代就由馮太后設計好了。 

北魏延興五年(公元475年)，在太上皇北魏獻文帝還沒有駕崩時，馮太后先導性的改革拉開了帷幕。由於北魏的地方官僚制度不夠完善，各級政府都以搜刮的方式向民間攤派稅收。縣一級的政府負責收稅，但是州和郡的政府也不時跳出來直接向人民徵稅。政出多頭，意味著中央政府沒有形成一個合理的財稅體系。北魏馮太后下令，未來的稅收只能由縣政府徵收，由其他級的政府監督調運中央，再由中央政府統一調撥財政，供給各級政府使用。

這次改革使得皇帝逐漸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的財政規則。然而它引起的新問題是，當各級政府沒有權力擅自徵稅，財政由中央統一調撥時，中央就必須把各級政府的辦公經費、官員薪水都承擔起來。

到這時為止，北魏的官員仍然沒有固定的薪水。與後來的元代一樣，朝廷的官員依靠戰爭和劫掠獲得第一桶金，佔領大量的土地，再把土地租出去獲利，或者放貸實現財產增值。北魏馮太后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做法是無法長久維持的。官員們每天都在操心自己的財富，就無心為國家付出全力。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馮太后推行了官員俸祿的改革。這次改革首先叫停官商勾結現象，『罷諸商人，以簡民事』。讓官員從掠奪和資產經營中退出來，由政府提供俸祿，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懲處那些劫掠、貪污的官員。

不過，俸祿改革又引出了新的問題：政府必須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才有錢去發薪水。為此又要實行稅收改革，政府向每戶多增收三匹帛、二斛九斗粟的稅，充作官俸。 

北魏原來每戶的稅收為：帛二匹，綿二斤，絲一斤，粟二十斛，外加帛一匹二丈存在州郡庫內，作為政府的戶調外收入。政府收官俸稅之後，調外費也加到了兩匹。

馮太后的做法，相當於要民間付出一定的代價，來換取官員不再隨便掠奪經濟，從而穩定社會環境。按照現代的說法，政府正式從『流寇』轉化為『坐寇』。

由於俸祿改革牽扯到增稅問題，如何擴大稅基就成了太后接下來要考慮的問題。北魏時期，由於北方經濟剛剛從戰亂中恢復，許多土地都沒有人耕種，而許多流亡的人們卻沒有土地可以耕種。「王莽」、司馬氏都曾經盼望著進行一次徹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私有制廢除，改為公有制和均田制。但可惜的是，在他們的年代，由於土地關係錯綜複雜，改革根本不可能進行下去。而北魏的統治者最初並沒有想到要進行改革，只是，北方特殊的狀況，反而給了他們進行徹底改革的舞台。

讀書心得:從西漢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政府被學閥掌握，地方被劉氏諸王掌握，土地逐漸集中，被權貴及商人霸佔，形成為豪門大戶。歷經王莽、曹魏、西晉這些都是豪門大戶彼此之間爭奪權利的戰爭，能當上皇帝的豪門，也必須與其他豪門之間妥協，一旦登上皇位都想藉由將土地收歸公有的方式，來打破豪門大戶的勢力。

北魏時期，由於遊牧民族剛剛在中原定居不久，對於漢文化充滿了憧憬和敬畏，而漢代所整理的儒家典籍更是被他們奉為圭臬。所以，漢儒們理想中的土地公有制和均田制歪打正著地在遊牧民族手中復活了。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大臣李安世建議，由政府主導土地改革，將天下的土地分配給人民。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來保證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

政府規定：男子年滿十五歲，就可以從政府那裡得到四十畝的露田，女子減半，另外，每戶凡擁有一頭耕牛可以得到三十畝土地，但每戶的上限是四頭耕牛，超過此數，再多的牛也不增加授田了。另外，考慮到土地輪作制，可以多授一倍的田用於土地輪休。受田人去世後，政府將露田收回，授予其他人。而耕牛如果死去，政府也會相應把因牛而分的土地收回。

備註: 

1.露田：露田是公家分配，種植穀物，老死歸還，農民只有使用權。

2.桑田：桑田是私人田產，老死不用歸還。

除了露田之外，還有桑田。當時，家家戶戶都需要養蠶，桑樹成了一種重要的資源。但是，桑樹是一種長效的經濟作物，桑田不適宜流轉，所以桑田的受田人死後，政府並不收回，而是傳給受田人的子孫。最初時，桑田授予每人二十畝，要求種桑樹五十棵、棗樹五棵、榆樹三棵。不適合種桑的地區，每人只授田一畝來種棗樹和榆樹。

另外，生產麻布的地區還有麻田十畝，女子減半。除了這些田，還有每三口一畝的宅基地，三口人六百平方米的住宅，比現代人都寬鬆得多。另外，地方官員也有公田，刺史授予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都是八頃，縣令、郡丞六頃。官員離任時，必須將全部公田交付給他的繼任者。 

這些規定總的來說像一個計劃經濟的大盤子，類似於1978年之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可以想見，在配田之初，人們耕種土地的意願大漲，因而產量大大提高。 

不過，隨著全國開始推行配田，新的問題接踵而至。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發現自己根本摸不清楚經濟的底。北魏孝文帝初期剛剛取消了州、郡、縣胡亂徵稅的局面，規定由縣統一徵稅。但是縣這個行政單位仍然太大了，政府很難對每家每戶進行細緻的管理。而統計田地和人口、分配田地、征繳稅收都需要巨大的人力才能做到準確無誤。可以說，均田制如果要實行得好，政府必須有一個實時更新的數據庫，其中有人口、戶籍和土地的詳細數據。北魏粗糙的政府機構無力建設這個數據庫。

到了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後來成為太后情人的「李沖」提出了最後一項改革：三長制改革。所謂三長制，就是在縣以下設立半自治機構，來負責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時也可以實現民間經濟的自我管理。在任何一個穩定的時代，雖然皇權不下縣，但是，縣以下都存在類似的半自治機構。

北魏的三長制是：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三長要求挑選當地有威望的人擔任，並享有一定的免徭役優惠。三長負責厘清土地和人口狀況，徵收土地稅和戶調。所謂戶調，就是除了糧食產出之外，以戶為單位來徵收的農產品，主要是布匹。

「李沖」的提議得到了太后的肯定，卻遭到了其他官員的激烈反對。中書令鄭羲說：『你可以不聽我的，去嘗試你那一套，但是失敗之後一定會明白我說的才是對的。』官員們之所以反對，在於官員其實是霸佔土地、隱匿戶籍的大頭，如果政府通過立三長來統計數據，那麼受到損失最大的是官僚階層。在官員的帶動鼓噪下，整個社會也充滿了不安。

其實，任何變革的時刻，人們都更傾向於保守的選擇。

馮太后看到了問題的癥結，堅決把改革推行了下去。結果證明，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改革前，由於是按戶納稅的，許多人為了逃避稅收，一個家庭往往聚集了幾十口人。由於戶數太少，平均下來，每戶達到二十多斛。沒有那麼多人口的貧困小家庭根本繳不上稅。改革後，大家庭拆成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每一對夫婦納稅帛一匹、粟二石，綿、絲等雜物也一併取消。這樣的改革對於窮人非常有利。三長制的執行讓政府的土地改革順利推行了下去，獲得了土地的人民瞬間享受到了好處，對於政策也不再質疑。

隨著三長制的確立，北魏得以查清了統治範圍內的人口和土地資源，政府有了廣闊的稅基。

查明稅基是一個政權走向正規的標誌，但同時，查明稅基在集權時代又是一把雙刃劍，政府收稅過於容易，就容易收過頭。 

例如:隋代將人口數字落實得清清楚楚，收稅很容易，結果隋煬帝就花費無度。唐太宗和隋煬帝一樣東征高麗，對民間經濟破壞很大，但由於唐代查不清人口，徵稅難度大，反而對民間形成了一定的保護。 

北魏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馮太后去世。北魏孝文帝對馮太后十分依賴，他屢次下詔悼念這位把他親手帶大的老太后，並守孝三年表達哀思。然而在政策上，對太后的依戀卻讓北魏孝文帝顯得更加偏激。取漢名、遷都、穿漢服、禁胡語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導致了北魏朝廷內部的對立。 

北魏孝文帝死後，北魏政權又維繫了二十五年，然後捲入了六鎮叛亂的大旋渦。結果依靠鎮壓六鎮叛亂而崛起的「爾朱榮」控制了北魏政權，然後，「高歡」擅權，結果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又分別被北周和北齊所取代。

北魏雖然亡國，北魏馮太后的經濟改革卻跨越了朝代的界限，被北齊和北周繼承。

在土地分配問題上，北齊和北周大致採取了北魏的做法，只是偶爾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而隋代又繼承自北周，接納了北周的財政制度，再將整個制度傳給了唐代。北魏馮太后的改革通過一系列的傳承，影響了中國最偉大的皇朝。從制度意義上看，北魏馮太后的功勞遠遠超過唐太宗，是從北朝到南宋這一千年裡，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第一人。

 

六世紀的『大躍進』

 

自從漢代漢文帝曾下令免稅，在此之後，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歷史再次迎來了普天下的免稅。 

根據《隋書》記載，這一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除去所有的花費之外，京城的府庫還放滿了錢幣，多餘的儲藏甚至堆積到了走廊上。由於沒有地方容納新的賦稅，隋文帝下令停止徵收這一年的正賦。歷史上將這次事件當成是隋代鼎盛的標誌之一。 

許多人將功勞推給了隋文帝。這位皇帝厲行節儉，不僅本人省吃儉用，對待大臣也非常摳門。宮廷裡一切花費能省則省，因而積攢了大量的財物。隋文帝在登基三年後，隋文帝免除了酒坊稅和鹽井稅，將帝國的財政重心放在了農業上。隋代的農業稅也比北周時期降低了很多。 

從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農業稅為最重，為每戶五石，到了隋代降為每戶三石，唐代則降為每戶二石。這一切措施令民間的日子更加好過，經濟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成就了一番盛世。

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

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經驗，一個亂世中誕生的王朝，從開創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

漢代由於一直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復最快的，從漢高祖建國(公元前202年)到漢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經過了四十年的時間。 

唐代建國(公元618年)之後，雖然很快進入了所謂的『貞觀之治』，但『貞觀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調整，經濟仍然蕭條，直到唐高宗時期，社會才顯出了富裕的勢頭，而進入盛世則是在建國百年之後了。 

宋代從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公元960年)到宋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時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 

明代從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於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 

清代從統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後期社會繁榮時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時期則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個例外。以隋文帝免稅的公元597年為例，這時距離北周滅北齊只有二十一年，距離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離隋滅西梁(南朝梁的殘餘，北周的附屬國)只有十一年，距離隋滅南朝陳，統一全國只有九年。在這些年裡，整個中國一直處於戰亂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斷侵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休養生息。

戰爭結束的九年之後，隋代就到達了繁榮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隋文帝時期剛達到盛世，經過他的兒子隋煬帝的統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離析。如何將隋文帝的盛世與隋煬帝的衰亡聯繫起來?這讓上千年來的歷史學家撓頭不已。 

原來，如果從帝國的財政角度去抽絲剝繭，就會發現，隋代的『鼎盛』是一種人為製造的泡沫。

所謂『繁榮』，不是民間經濟的繁榮，而是帝國財政收入的繁榮。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極端高效的抽稅系統，在民間還沒有真正恢復時，就將資源源源不斷地從民間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滿了政府的倉庫。所以，本節開頭所描述的繁榮是虛假的，只是政府財政的豐裕，卻並不意味著民間的富足。

由於這個抽稅系統過於強大，到了他的兒子隋煬帝時期，終於抑制不住花錢的衝動，以為府庫充足，於是四處征戰。但他的活動將民間徹底抽乾，導致了政府的垮台。人們都已經吃不上飯了，各地紛紛叛亂，但當叛亂的首領們打開政府倉庫時，還可以看到堆積如山的糧食……

在三國時代的魏文帝時期，有不少郡縣新歸附了魏國，這些郡縣老百姓的戶籍殘缺不全，逃戶現象嚴重，皇帝希望對他們的戶籍進行一次嚴格整理。這時，司馬懿上奏說，不能這麼幹。正是由於敵國採取了嚴密的控制網絡，郡縣的老百姓離心離德，歸附了魏國。魏國不僅不應該嚴查戶籍，反而應該寬容，允許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一定的模糊區域。 

司馬懿作為當時最聰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權時代的一個本質：為了財政，政府必須建立戶籍制度讓老百姓納稅。可是，為了不過度壓榨老百姓，戶籍制度又必須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這樣，老百姓能夠逃避一部分苛捐雜稅。

歷代帝王也都面臨著這個難題：既不能讓戶籍和土地統計過於混亂，以致於無法徵稅，導致政府的失敗；又不能讓統計過於明白，否則徵稅必然過度，造成民間經濟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齊和北周的爭鬥中，北齊，屬統計過於混亂的一類，導致了國家的滅亡。由於直接繼承自北魏政權，北齊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加低下，土地、戶籍問題上弄虛作假的成分太大，導致稅收出現了困難。按照戶口繳納的租調最多時竟然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於政府規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數來納稅，於是，許多人為了逃避稅收，結了婚卻不登記。在陽翟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記的是光棍。北齊的皇帝也知道問題嚴重，但由於控制力弱，想不出辦法，在財政困難時，甚至不得不削減百官俸祿，裁減人員編制。 

北周，則將土地和戶籍政策執行得更加徹底，並實行了戰鬥力更強的府兵制，北周最終吞併了北齊，再次完成了中國北方的統一。

北周的政權傳到隋文帝時，這位節儉的皇帝建立了比北周更嚴格的制度，民間經濟活動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無所遁形，走上了另一個極端。

隋文帝(楊堅)對於財政的用心，在他沒有當皇帝之前就已經顯現。楊堅在北周政權擔任相國的時候，北周的大臣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知道楊堅遲早要篡權，所以一一起兵發難。楊堅在鎮壓的過程中，僅賞賜士兵的錢就上億，也就是說隋文帝(楊堅)早就知道財政的重要性。 

隋文帝(楊堅)取得天下之後，由於要興修新的首都大興城，於是從山東地區(崤山以東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調了大量民工。這個地區原屬北齊，戶籍制度本來就不夠清晰，許多人逃避了政府的徵調，於是，漢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戶籍的念頭。 

正好在這時，北方的突厥人與隋朝的戰爭也逐漸升級。突厥人在一位著名的首領沙缽略號召下，團結成了一個整體，擁有四十萬大軍。由於隋文帝對突厥人很傲慢，而沙缽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出自北周的皇室，於是，沙缽略頻繁入侵隋代境內。

備註:突厥的源流並未有定論。西方史學界共識是原始突厥族活躍在中亞至西伯利亞之間的地區，且歷史上他們大多生活在當今蒙古地區之內。廣義的「突厥人」是一個文化認同概念，並非血緣群體，是經過歷史上的長期遷徙，並融合、同化了大量其他民族後形成的，應該是黃種人，並非現今土耳其的主體白種人。

為了對付突厥人，隋文帝徵調了大量的士兵、糧草和運輸人員，中國的社會經濟尚未恢復，同時政府的財政也開始吃緊。基於以上原因，隋文帝決心改善政府的財政收入狀況，而要改善財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國的戶籍和土地。

原本山東(崤山以東)地區，統一之前屬北齊。由於北齊的政治結構直接繼承自北魏，留下了太多的弊端，稅收更加不合理，這裡的人們為了逃避稅役，常常投機倒把，更改年齡，以求獲得政府的免稅權。

隋文帝決定以這個地區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員進行一次運動式的大檢查，把人們全都叫到官府，逐個當面核實年齡，發現有作假的，不僅本人受懲罰，就連所在地的里正和黨長(相當於街道辦事處主任，或者村委書記)都要發配邊關。 

由於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的，在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口人，這些人共同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乘機將大家庭打散，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大檢查，政府從民間獲得了四十四萬三千戶新勞力，人口也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 

對於山東地區的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滿意。群臣立即摸準了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熲乘機建議，要求把整理戶籍的經驗向全國推廣，同時，要把運動的成果變成制度固定下來。 

在高熲的建議下，一套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建立了起來。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政府幾乎掌控了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政府的稅收和勞役。 

可惜的是，皇帝的重視必然會引起官員的迎合與浮誇風，在隋文帝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數據都被誇大了，而且誇大得很嚴重。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數據。

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據政府的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了十九億四千萬畝。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覺得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這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為什麼震驚?

隋代的一畝是二百四十平方步，每步六尺，每尺大約三十釐米，換算下來，當時的一畝略高於現代的一畝一。十九億四千萬畝也可以換算成現代的二十一億三千萬畝土地。而根據2013年的統計數據，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二十億三千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現在的都大！

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數量已經超過了現代，這怎麼可能?

答案只能是：因為官員的浮誇。

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五億畝(現代畝)左右，明代之後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數據已經偏離了實際數據四倍。當皇帝重視農業，希望農業取得大發展時，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誇大統計數據，而誇大之後的數據必然意味著更高的稅收，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隋文帝建立的嚴格制度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財政收入。隋代初期，各地的災荒頻發。關中地區人口眾多，土地不夠，還經常遭遇旱災，而在中原地區則經常有水澇災害。例如: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關中地區的大旱就導致農民顆粒無收，政府只能從山東地區運米來救濟，就連皇帝也跑到洛陽避災。此後更是連年災害：關中大旱，山東大水。 

隋文帝雖然生活節儉，卻常常大興土木。他當皇帝之後，修建了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壽宮，開挖了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隋煬帝之所以也熱衷於建設更加宏偉的工程，靈感就來自於他父親的三大工程。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勞工死去，被扔到坑裡，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後，隋文帝來視察新建的宮殿時，路的兩旁就堆滿了死屍，由於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命人將屍體燒掉。 

但即使全國有這麼多的災難，在徵稅機構的高效運作下，隋文帝的倉庫仍然是滿滿當當，從來沒有空虛過。隋文帝彷彿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陳朝的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開始，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發放的布帛達到三百多萬段。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財政官員報告各個府庫都已經裝滿了，再收稅就沒有地方可以放了。連隋文帝都感到驚訝，問他的官員：『我已經發了這麼多賞賜，為什麼倉庫還是滿滿的?』

真實的回答是：由於制度過於高效，皇帝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從民間抽取了過高的稅收。但是沒有人這麼回答，大家只是敷衍了事。隋文帝沒有辦法，只好開闢左藏院，建立新庫房來繼續堆積物資。 

在全國各地，隋文帝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大型倉庫，用於稅收的轉運或者儲存，如衛州的黎陽倉、洛陽的河陽倉、陝州的常平倉、華州的廣通倉，等等。這些大型倉庫無不被填滿，即便在各地災難頻發的時期也都沒有空虛過。 

隋文帝雖然也發佈了一系列的詔書來降低民間的稅賦，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稅，但隋代民窮官富的現象一直沒有解決，一邊是時常發生的災害，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另一邊則是堆積如山的政府財政收入。 

然而，由於財政的錯誤信號，隋代的統治者始終沒有意識到民間的困境，只是從增加財政收入出發考慮問題，從而導致了災難的發生。 

隋文帝最後一項導致災難的政策是『義倉』。所謂義倉，是指人民將豐收年的糧食儲存下來，到了災難年用於救災的倉庫。 

開皇五年(公元585年)，由於各地災難頻發，政府為了增強抗災能力，鼓勵民間開展自救，在豐年建立義倉，這種組織稱為『當社』。當人民向當社繳納糧食後，由專門委任的社司來檢查出入數字。由於隋代初年的運動風潮，各地很快都設立了『當社』，倉庫裡的糧食堆積如山。 

然而，這期間建立的機構往往是低效和浪費的。經過十年的運轉，『當社』已經顯示出了巨大的弊病，各地當社的糧食都出現了被盜用、浪費的情況。到了出現災荒，需要用到糧食時，雖然倉庫的帳簿顯示糧食充裕，但打開倉門一看，並沒有多少庫存。 

當看到這樣的景象時，隋文帝不僅不反思政策，反而得出結論：義倉之所以失敗，是由於老百姓缺乏長遠考慮，隨意損耗糧食。義倉雖然是皇帝推行的，卻由民間社會負責運營，皇帝對民間社會不放心，決定將義倉『公有化』。

他下令，所有民間義倉的糧食都上繳到各個州政府統一設置的社倉來保管。同時，繳納義倉糧也變成了一種強制的稅收，百姓被分成了上、中、下三個等級，上戶每年繳納一石糧食，中戶七斗，下戶四斗。

義倉制度從一種自願的社保變成了強制的稅收，而使用義倉的權力則收歸政府。不管各地出現什麼樣的災荒，只要政府不想發放糧食，那麼為救災設計的義倉就無權發放。到了隋代後期，常常出現政府的官員在大災時不敢打開義倉放糧的局面。義倉徹底變成了百姓的負擔，卻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當社會在雄心中崩潰

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率領軍隊從大興(就是長安、西安)出發，進行了一次著名的遠征。這可能是中國統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親自出征進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嶺之中。 

隋煬帝為了征伐吐谷渾(吐谷渾地處青海高原，以畜牧業為主)，率軍從首都大興城(唐朝改稱長安)向西出發，進入甘肅南，再向西北進入如今的青海西寧一帶，從西寧北上經過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肅間的扁都口)。大斗拔谷位於青藏高原北沿的祁連山脈之中，是古代一條連接西寧與河西走廊的險峻小路。這裡風雪彌漫，天昏地暗，煬帝與他的隨從失去聯繫，士兵也凍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連山到達張掖後，隋煬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見，高昌王向隋煬帝獻出了位於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兒設置了四個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時期。這一年，也是中國人口達到高峰的一年。當年統計的人口數據是：戶數八百九十萬戶，人口四千六百零二萬人。 

日後，人們總是津津樂道於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但是，如果從官方統計看，唐太宗貞觀年間，人口不過三百萬戶而已，相當於煬帝時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期，人口和戶籍才重新接近煬帝時期的數據。

隋煬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當皇子時，就曾經擔任過滅陳戰爭的行軍元帥。他的軍隊紀律嚴明，滅陳之後，陳朝府庫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當皇帝之後，對人民也非常體諒，大業二年(公元606年)，曾經下令免天下租稅。 

在他執政的前五年裡，兩條大運河已經開工。隋代的三大運河工程中，一條廣通河連接首都大興與黃河，由隋文帝開鑿。剩下兩大運河都由煬帝開鑿，分別是：連接黃河、淮河與長江的通濟渠，這條運河是隋唐時期的主幹道；從黃河北達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濟渠。這兩條大運河，特別是通濟渠，成為帝國的生命線，將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首都。到了唐代，通濟渠更是成為中央政府財政的命脈。

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還是那麼金光閃閃，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華的兩京，無不訴說著這個新型帝國的繁華。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在帝國深處，有什麼東西正在被壓碎。

執政前五年，煬帝之所以能夠取得眾多成就，在於他的父親隋文帝留下了一個高效的財政系統。他需要多少稅收，就可以獲得多少。即便他曾經推出了減稅措施，這個系統仍然一絲不苟地從民間壓榨出一點一滴的物資，送進官方的各個倉庫。特別是，煬帝為了興建東都，又在東都附近修建了大量倉庫，為了裝滿倉庫，官員們已經將民間壓榨殆盡了。只是這個高速的徵稅機器根本停不下來，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會發出警報聲。 

同樣是公元609年，一個統計數據令人心驚：天下的田地達到了五十五億八千五百萬畝。 

在漢文帝時期，十九億四千萬畝的數據已經誇大了至少四倍，而煬帝時期的數據距離實際情況已經有了十倍的差距。統計數據上的失誤必然加大人民的稅負，在短期內卻給皇帝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

第二年，隋煬帝決定親征高麗。由於此前一年，大部分軍馬都在西征中損耗殆盡，煬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徵集兵馬，抵充賦稅。龐大的軍隊集合後，向高麗進發。在軍隊的背後，帝國腹心地區的河南一帶正經歷著嚴重的水災。這時，帝國財政崩潰的聲音終於傳了出來。隨著隋煬帝遠征的失敗，災難造成的減產、軍事行動造成的加稅都湊在了一起，漢文帝高效的徵稅系統在民變面前顯得不堪一擊。隋帝國進入了混亂時期。只是人們都還不明白，帝國如何從幾年前的歌舞昇平迅速進入了混亂和蕭條。一切數據都顯得那麼完美，所有畫面都透露著繁榮…… 

唐太宗曾經對黃門侍郎「王珪」評價隋代的制度說：

『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至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旦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唐太宗算是看到了些許的本質。 

直到隋代滅亡，帝國的倉庫裡仍然堆滿了帛匹和糧食。與府庫堆積對應的是遍地餓殍。叛亂者每佔領一個地方就開倉放糧，糧庫裡都滿滿當當的。在堆積帛匹的倉庫裡，人們甚至把帛當柴燒。

隨著隋代的統一，社會的生產效率的確在迅速提高，只是，社會上的物資都被一台高效的徵稅機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閣，或者浪費掉了。無論人們生產多少東西，都無法滿足政府的浪費行為。資源的錯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卻餓著肚子。

這提醒人們，在集權帝國時代，高效的徵稅機構貌似實現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著普遍的貧窮，因為當稅都被政府拿走之後，留給老百姓的，只剩下勞苦和饑餓。可惜，隋代的『大躍進』，並沒有引起後世的任何警惕。

 

第八章 唐代：最簡單的財政，最複雜的問題

 

唐代同樣採取了土地公有制，並受公有制效率低下的困擾，一直稅收不足。唐代雖然擁有繁榮的民間經濟，卻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財政收入。由於財政收入不足，唐代採取一種奇特的養官制度：自我經營模式。

皇帝撥給各個政府機關一定的土地和貨幣，要求各個政府將土地出租，將貨幣放貸，把收上來的地租和貸款利息作為辦公經費使用。這些土地和貨幣分別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錢。

由於政府機關不懂經濟，公廨錢貸出去卻往往收不回來，唐太宗只好設立一個叫捉錢令史的新職位，這些人專門負責替政府放貸。捉錢令史出現後，引起了大臣們的集體反對，令唐太宗陷入了朝令夕改的困境。 

武則天時期，由於政府無法把足夠的稅糧送到長安，又由於陝西的關中平原已經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長安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遷往洛陽居住，以減輕長安的缺糧壓力。 

唐玄宗時期，皇帝的財政更加緊張，圍繞著皇帝的周圍，形成了兩個集團：賢相集團和聚斂集團。賢相集團強調減少政府開支、不增加農民稅負；而聚斂集團則迎合皇帝的財政需要，想方設法增加收入。隨著財政壓力的增加，皇帝最終倒向了聚斂集團。 

隨著北方的邊事緊張，唐玄宗的財政已經養不起足夠多的士兵，只好設立節度使的職位，將行政、司法、財稅、軍事權合一，授予節度使。這種做法導致節度使權力過大，並引起了安史之亂。

中唐以後，帝國的財政事實上已經從財政集權制變成了財政聯邦制，唐代中央政府的稅收孱弱不堪，無力鎮壓藩鎮。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唐武宗發起了滅佛運動，沒收寺院財產，強迫僧人還俗，增加財政收入和納稅人口。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唐朝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終於步隋煬帝的後塵，決定對高麗(北韓)開戰。

唐太宗一生戎馬倥傯，從秦國公、秦王的時候，就推動父親叛亂，推翻隋朝，統一各地勢力。他親自率軍平定隴西的薛仁杲，擊敗並州、汾州的宋金剛、劉武周，殲滅河南王世充、河北竇建德，戰功赫赫，威名遠播。成為皇帝之後，唐太宗派兵消滅東突厥、擊退吐谷渾(青海)、併吞高昌(高昌國位於現今新疆吐魯番市高昌區東南)，繼續了擴張勢頭。但整體而言，太宗有意限制了戰爭的規模，避免軍事開支的失控，以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可是到了統治的後期，雄心勃勃的唐太宗終於抑制不住心中的衝動，準備完成隋煬帝未竟的事業，征服高麗，結果唐軍的三次出征與隋煬帝的結局也類似，只是勞民傷財，卻突破不大。

公元645年的第一次出征，十萬大軍在太宗的率領下向東北進軍。唐軍奮勇向前，取得了局部的勝利，然而，對方採取了緊縮防守的策略，依靠冬天的天氣擊退了唐太宗。這一次戰役，唐軍的人員損失不大，但軍馬損失了百分之八十，在冬天的大雪和泥濘中狼狽撤回。

兩年後，唐軍再次水陸並進，攻擊高麗，仍然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兩征高麗都無功而返，唐太宗卻更加固執。到了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他決定再派三十萬大軍前往征討。為了做準備，他在黃河上的陝州和山東半島一帶大量儲存軍糧，又在南方聚集了龐大的艦隊。

一部分征高麗的艦船要在四川境內製造，再順長江駛入東海，前往高麗；另一部分則先從四川境內採集木料，順江而下，運到浙江一帶製造，造船的錢由四川出，每艘船的成本大約為一千二百匹縑。

對於四川的加稅終於引起了當地的騷動，邛州、眉州、雅州的原住民開始造反。為了鎮壓這次造反，唐太宗又從現在的甘肅、陝西、重慶、湖北一帶調兵。於是，東征高麗已經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調兵，稍有不慎，就會引發帝國的全面危機。 

然而，唐太宗這時卻死了，他的征服計劃也隨之擱淺。繼承皇位的唐高宗性格軟弱，不想打仗。將近二十年後，高麗內部衰落，才在總章三年(公元668年)被唐朝征服。 

在征高麗的過程中，一個真實的李世民顯現了出來。拋開被神化的納諫形象，晚年的唐太宗已經變得奢侈傲慢，軍事行動也愈加失控，本質上與隋煬帝並沒有太大區別，歷史上對唐太宗的英名過份推崇，其實只是表現了百姓對聖君的渴望而已。特別是到了中晚唐之後，由於人們對現實政治不滿，就誇大了初唐時期的政治清明。當吳兢的《貞觀政要》問世後，更是沒有人懷疑太宗的治國能力了。 

但實際上，使唐太宗免於落入隋煬帝結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態的納諫，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這一點，從唐代的人口統計數據上就可以看出來。

隋煬帝時期，人口數據最高接近九百萬戶，人口則達到了四千六百萬。由於隋文帝嚴格的制度，政府的人口統計準確，沒有人游離於戶籍之外。 

隋煬帝統計人口十年後，唐高祖武德年間(公元618年—公元625年)，人口統計數據下降到只有二百萬戶。也就是說，十年時間內，中國人口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多。這個數據肯定是有問題的，其原因在於唐代的統計粗疏，許多人成了逃籍戶，不出現在政府的名冊上。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時期，全國的統計數據也只有三百萬戶，距離隋代的高峰仍然相差甚遠。 

到了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由於前一年的戶籍增加了十五萬戶，唐高宗志得意滿，覺得很了不起，隨口問他的戶部尚書高履行：『隋代有多少人，現在有多少人?』 

高履行回答：『隋朝大業年間，戶口有八百七十萬，今年我們有三百八十萬。』

唐高宗驚訝於高履行的回答時，他也許不知道，幸虧自己的皇朝查不清戶籍，否則，高效的徵稅機器必然對民間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作用。

唐代每戶徵稅二石，而隋代每戶三石，也就是說，唐代的稅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統計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社會的整體稅負只有隋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說因為有大量的財富留在民間，所以才能促成所謂的貞觀之治。即便唐太宗在晚年也有了大把花錢的習慣，但是，由於戶籍管理不完善，政府即便想多徵稅也找不到人頭，這種模糊性間接保護了百姓。

那麼，為什麼唐代的戶口總是查不清楚?

為什麼唐太宗無法建立一套高效的財政體系?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這和唐代繼承了隋代的土地制度有關係。

唐高祖在稱帝前，只是隋代太原一代的地方官僚，奪取天下後，政府機構、財政制度、土地制度，都沒有創新，而是直接繼承自隋代。在討論土地制度前，不妨先看一看唐代的行政、軍事制度，以及制度如何在財政的影響下，出現進一步的流變。 

漢代的官制以三公九卿制為主，之後，三公的權力逐漸被從「內廷」分化出來的「尚書台」所取代。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尚書台」權力外化，皇帝認為「尚書台」不好管理後，又倚重「中書省」。到「中書省」過於龐大時，皇帝又扶持「門下省」。 

隋代時，隋文帝整改了整個官僚系統，徹底拋棄了三公九卿制，將尚書、內史(中書)和門下三省並置。唐代繼承了這個制度，改為尚書、中書、門下，這三省構成中央官制的核心。

讀書心得:漢朝三公九卿→尚書台→中書省→門下省，隋朝將三個官制並置。

其中，「中書省」(內史)是幫助皇帝起草詔令的機構，詔令起草好由皇帝簽字之後，還要送到「門下省」去討論，如果「門下省」認為詔令有問題，可以將詔令封還，即「門下省」有封駁之權。詔令傳達下去之後，「尚書省」負責執行。 

在一個決策過程中，如果「中書省」先起草，「門下省」又封駁，如是折騰上幾個回合，就要耽誤不少時間。所以，皇帝在起草詔令之前，在政事堂舉行「中書省」和「門下省」的聯席會議。皇帝的政策可以在聯席會議上先進行討論，然後再進入起草階段。參加聯席會議的包括尚書、中書、門下這三省的長官，三省各有正副長官一名，一共六名。隋代時，這六人均為宰相。也就是說，隋唐實行的是委員會制，由一個小小的常委集團共同承擔宰相的職責。

 

到了唐代，由於「尚書省」只是執行機關，地位下降，「尚書省」的長官逐漸退出了聯席會議。當皇帝想讓「尚書省」的長官參加會議時，會授予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類的加銜，獲得加銜才有資格參加聯席會議。 

「尚書省」(執行機關)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又設四個司，共二十四個司。六部相當於現在的各個部委，而下轄的司則類似於現代部委下屬的司。另外，還有處理專門事務的九寺五監，它們分別隸屬於六部，卻又獨立運作，地位很像現在的一些負責專門事務的局級機構。在三省六部之外，設立御史台，它是最高的監察機構，負責監察百官，並向皇帝進諫。

隋唐時期地方官僚體制與漢代不同。漢代採取以郡縣為主的二級體制，而隋唐是以州縣為主的二級體度。

漢代的郡縣下屬官吏，可以由郡縣長官來任命。隋唐時期不僅州縣長官是中央吏部任命的，下屬的官吏任命權也收歸吏部，地方政治更加依賴於中央。唐代更是設置了兩倍於隋代的州，每個州刺史的權力都更小。除了州縣之外，唐太宗將全國分為十個道，並派出觀察使進行不定期的巡查。

唐王朝還實行了府兵制，全國各地設有總管府(都督府)，這些府本來只管軍事，不負責民事，地位卻在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駐紮在一個州內，同時節制周邊的數個州，形成了一種複雜的結構。這種結構在初唐時對於民事幾乎沒有影響，但其實帶著某種藩鎮制的苗頭。中唐之所以採用藩鎮制，除了安史之亂的因素之外，另一個因素就是唐代的州面積太小，數量太多，不便於中央政府直管。

對唐代政治影響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這些制度繼承自隋代，卻貫穿唐代始終，造成了諸多問題。唐代實行的是授田制，這是一種土地公有制。所謂授田制，是指一個人出生之後從政府處獲得份地，畢生從事農耕，並上繳稅收，人死後，份地由政府收回再分配。 

稅收制度則取租庸調制。根據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時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調制的規定如下：

1.租：成年的男丁可以從政府處得到一百畝土地，傷殘人士得田四十畝，寡妻寡妾得田三十畝。如果是一家之主，還可以另外得到二十畝土地。在這些田裡，十分之二是世業田，其餘十分之八是口分田。當受田人死後，他的世業田由戶主繼承，而口分田則要交還官府，重新分配給別人。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納粟二石的標準，向政府繳稅。 

2.調：即家庭手工業稅。各地根據產出的不同，向政府繳納不同的手工業產品。養蠶的地方每年每戶上繳綾絹二丈，加上二兩純絲；不養蠶的地方繳納布匹代替絲絹，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時再繳麻三斤。

3.庸：即力役稅。所有丁男每年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則可以繳納代役錢，每天絲絹三尺。如果多服役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戶調負擔，多服役三十天則租和調都可免除。每年服役不得超過五十天。

 

4.雜項規定：嶺南各州不繳粟而繳米，上等戶每年一石二斗，次等戶八斗，下等戶六斗。少數民族減半繳納。北方少數民族則繳納錢和羊。遭遇天災的地方，如果損失達到四成就免除租稅，損失六成則免除租和調，損失七成則租庸調全免。

按照唐代的規定，土地每年都要進行重新分配，而每戶的財產也需要三年釐定一次。 

從理論上講，由於政府把土地和戶籍掛鉤，稅負由分得土地的人承擔。然而，在現實中，理想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分配制度卻立刻出現了扭曲。早在隋文帝時期，土地數據就出現了巨大的浮誇，這種浮誇必然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一旦政治鬆弛，立即出現了嚴重的逃戶事件。

唐代建國時的混戰恰好是人民佔有土地、逃避戶籍的高峰期。由於唐高祖採取了寬簡政策，政府沒有再恢復隋代高效的行政機器。隋代分配土地時，許多流民第一次獲得了土地，即便受田人去世，其家人也不願意向政府交還土地。而到了唐代初年，政府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分配制度就慢慢執行不下去了。越來越多的人脫離戶籍，越來越多的土地不是被政府回收，而是被私人偷偷在市場上買賣，形成了一個地下市場。人們尋找一切可能的免稅免役機會，逃避戶籍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有的人托關係拿到僧道的度牒，有的人佔用軍籍，或者依靠豪族，充當色役。

備註: 色役盛行於唐代，即由官府指派戶口人頭擔任官府僕役的一種差役。 

許多有權勢的家族開始囤積土地，遠超規定的額度。到了唐高宗時期，皇帝決定向土地地下市場開刀，下令禁止買賣口分田，回到由政府回收土地重新分配的軌道上。但皇帝的命令比不上利益的誘惑，人們照樣買賣不誤。

 

唐代玄宗之前的皇帝們都為土地問題頭疼不已，屢屢下禁令不准買賣，試圖回收土地，但總是沒有效果。唐玄宗則乾脆默認了既成事實，徹底放鬆了對戶籍和土地的管理。到這時，唐代的土地國有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經名存實亡，由於政府無法獲得準確的土地和戶籍數據，稅收出現了混亂，造成了唐代的財政一直不健康。

由於無法從正規渠道收到足夠的稅款，皇帝只好另闢蹊徑。正是從唐玄宗開始，各種臨時性的財務官員層出不窮，肅宗、代宗時期開始重新建立國有企業。為了節省開支，玄宗皇帝推出的節度使改革葬送了盛唐。

總結起來，從北魏到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之所以失敗，源於它本身固有的巨大缺陷。在任何朝代，如此大規模的土地公有制，都無法長期維持下去，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農民將土地占為己有，或者土地進入地下市場，流入權貴的手中，政府無法收回土地。

政府雖然在某些時間可以強迫人們退回土地，但隨著官僚貪污的滋長，以及人情世故的變化，退回給政府的土地會越來越少，到最後，政府不得不認可土地的私有化進程。而唐初，就是這一進程的起點。

中國共產政府從1978年改革以來，也在經歷同樣的變化。中國農村最初實行類似於唐代的土地回收和流轉制度，每當本村有孩子出生(有的地方要求是男孩)，村裡就給孩子分配土地。但實行不久之後，這個制度就已經名存實亡，無地可分，回收制度成為畫餅，實際實行的是變相的繼承制。

元代的馬端臨感慨地說，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是唐代的盛世，可是根據統計數據，天寶十四年的人口不過八百九十一萬戶，與隋代相當，而其中不需要繳納稅收的就有三百五十六萬戶，占了總戶數的三分之一還多。根據唐代規定，不需要繳稅的只有鰥寡、殘廢、疾病、奴婢、帶有餘蔭權的品官後代，這些人竟然能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強，只能說明作假的人太多了。更滑稽的是，安史之亂爆發後，人口逃散得只剩下天寶年間的三分之一，而免稅戶已經達到了總戶數的三分之二，納稅戶儼然成了少數派，到這時，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就連表面上的形式都維持不下去了。

 

奇特的自我經營式財政

 

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的一場爭論，讓後人得以看到唐代財政的一次特殊危機。

這場危機的主角是一批特殊的公務員，這些公務員遍佈於京城七十多個衙門，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集團。與其他的官員需要科舉取仕不同，這些人只有一個考核指標：放高利貸。這些公務員的出現，令那些科舉出身的大臣感到恐慌，其中諫議大夫褚遂良就直言不諱地說：『從太學和各州送來的人才都要淘汰一半，還有不少不合格的，可是這群傢伙一年卻有六百多個等著授官，朝廷又怎麼能接收得下來?更何況他們都是些粗俗的商人，會壞了官場的風氣！』

而唐太宗本人也不知道如何處理，他翻來覆去改變主意。

制度調整之頻繁，體現了中央政府的無奈。這時候，人們看到的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而是一個六神無主的可憐蟲。

什麼危機能將唐太宗折磨得那麼可憐呢?

這要從隋唐時期的一個財政政策說起。 

在北魏孝文帝之前，朝廷的官員沒有俸祿，只能依靠劫掠財物、土地，再將財物放貸、土地出租來賺錢。北魏孝文帝實行俸祿制改革之後，官員們有了固定收入。但是，放貸錢財和出租土地的現象並沒有完全終止。

當隋朝取代了北周之後，官家的放貸和出租已經變成了一種特殊的制度，公廨田和公廨錢。

所謂『公廨田』和『公廨錢』，是指中央政府給每一個衙門都配備一些土地和貨幣，由官員去經營，賺的錢充作辦公經費。後來，隋代由於財政充足，廢除了公廨錢制度，官員不再搞經營。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一直不健康，無法清查土地和戶籍，皇帝對於正規的財政一直不信任。唐高祖從建國開始，就決心建立一套更加獨立於稅收的自我經營式財政體系。所謂『自我經營式財政』，是一種一勞永逸的模式：各個部門不需要政府每年撥給的辦公經費，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筆財產，再利用這筆財產去盈利，獲得的利潤就足以維持部門的運轉了。

唐高祖理想中的政府部門就是一個個的企業，每個企業用經營獲利來維持行政運轉，這很類似於現代中國採取的政企合一模式，政府就是企業，每一級政府都負有賺錢的使命。 

在唐代，政府負責的經營項目是土地和貨幣。中央政府給每一個部門配發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的銅錢，安排專門的人手去放貸和收租。

除了政府的公廨錢和公廨田之外，就連給官員發放俸祿也帶有自我經營的色彩：唐朝政府會根據官員地位的高低授予他們一部分永業田，再根據職位授予他們一部分職分田。官員調任時，需要把職分田交回去，到下一個崗位再重新分配，永業田則可以一直保留並傳給子孫。官員的職分田和永業田數量都遠遠超過普通百姓的分田，如此一來，官員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發給俸祿。 

中央政府最大的開支除了養官，就是養兵。在養兵上，唐高祖沿襲西魏北周時期形成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種亦兵亦農的制度。由中央政府給每一支軍隊授予一定的土地，士兵們戰時為兵，平常務農。生產的糧食充當軍費，只有戰爭時期，士兵的生產跟不上軍費所需，才會使用中央政府的財政稅收來填補。 

當唐高祖設立了『公廨田(錢)+職田+府兵制』的制度模式後，他認為政府所有大的開支都已經實現了『自我經營』，不再需要中央政府投入，政府也就不需要完善財政職能了。人民是否願意登記戶籍，政府能否把稅足額收上來，都已經不重要了。 

唐高祖(李淵)當皇帝沒幾年，全國還沒有完全平定，就被兒子(李世民)趕下了台。唐太宗繼承基業後，卻發現父親設計的這套『自我經營』模式並不好用。最早爆發的問題出在官員的俸祿上。

早在唐高祖時期，官員就發現，職分田和永業田不足以滿足他們的開支。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消費太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營土地並不簡單，從出租到收租，再到糧食的運輸、儲藏和加工，其中任何一環出了問題，官員的收入就要大打折扣。最後，皇帝除了分給官員土地之外，還是要發一部分俸祿。 

接著出現問題的是官員的職分田。隨著官員的職分田增多，侵佔百姓土地的現象屢屢發生。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下令不再按照規定給官員分配足額的職分田，如果官員少分了田，政府就從公廨錢的放貸收入裡撥出一部分，按照每畝地兩升粟的價格給予補貼，算作他們的職分田地租。 

可這時，公廨錢的問題又冒了出來。在唐代初年，金融業並不發達，大部分人務農，借錢的只是少數的商人。由於市場小，借錢成本也很高。在唐初，借款年利率在百分之百左右。由於利率太高，人們借錢大都是短期使用。唐代中央政府設立的公廨錢分散在每一個部門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個部門除了有一定的官員編制之外，還有若干辦事員，稱為『令史』，相當於現在的科員。例如:門下和中書省各有帶令史頭銜的辦事員八十多人，而尚書省中，僅戶部一部就有令史一百七十餘人。 

這些令史大都負責打雜和文書工作，唐高祖讓這些人掌管公廨錢，負責放貸和收取利息。放貸本是一個專業工作，由非專業人士掌管時，不僅賺不到利息，連本金都賠了。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放貸，市面上沒有這麼多需要貸款的人，掌管放貸的人不稱職，也無法控制貸款的風險。如果僅僅依靠公廨錢來籌措辦公經費和補貼官員，各個衙門會慢慢倒閉，官員都吃不上飯了。 

到了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時，皇帝決定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他首先想到的辦法是撤銷公廨錢。但撤銷公廨錢之後，政府部門的辦公經費和官員的職分田補貼誰來出? 

唐太宗想了另一個辦法：從全國找了七千戶最有錢的上等戶，逼這些富戶每年交錢供養官府和官員，『定向資助』政府的辦公經費和官員的職分田補貼。這種新的定向資助辦法實行了三年，由於擾民過度，受到了太多的批評。唐太宗只得再次下令廢棄這個做法，回到老路上去。中央政府再次給各個部門發公廨錢，讓他們去經營。這次，為了解決管理人員不專業的問題，唐太宗直接設置了一個新的崗位，叫作『捉錢令史』，即專門管理公廨錢的辦事員。每個單位設置九人，每人掌管五萬錢(五十貫)，通過向市場放貸來獲得利息。 

為了防止資金再次流失，唐太宗下令捉錢令史必須實現盈利。他參考了市場利率，認為每年獲得百分之百的回報是可能的，因此規定每個令史每個月必須提供四千錢的利息(一年四萬八千錢，折合年利率百分之九十六)。完不成任務的就要受到懲罰，完成任務的給予獎賞。如果捉錢令史連續十二個月都完成了任務，就可以升官。

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出現了開頭爭論的一幕。褚遂良更是揚言這會讓整個官場都庸俗化，導致政治的敗壞。

在唐太宗一朝，整個三省六部的官員定額只有七百三十員，雖然太宗時期已經出現了許多編外官，但是捉錢令史的編制還是太龐大了，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個部門，每個部門都有九個捉錢令史。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官僚系統又怎能受得了?

在群臣的抗議下，唐太宗再次廢除了公廨錢，由政府財政接管辦公經費，並逐步恢復發給官員職分田的做法，讓他們自己養活自己。但是，問題並沒有消失。財政不平衡仍然折磨著這一代明君。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在經歷了兩次失敗後，還是毅然決定再設置公廨本錢。這一次設置的原因，還是因為政府的財政收支無法平衡。唐高祖已經設立了自我經營式財政制度，要想擺脫對公廨錢的依賴，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重新設計制度。唐太宗在財政上的智慧並不出眾，只能一次次地嘗試老方法，試圖通過改進來獲得成功。 

但是，這個制度設計的缺陷實在太明顯。社會上哪需要這麼多的貸款，而且總有一時之間貸不出去的情況。如果貸不出去，捉錢令史的辦法只有兩種，一種是拿本金充作利息，期待下一次提高貸款利息補回本金；另一種則是強迫商人們貸款，並強迫他們付出利息。不管哪一種方法，到最後都是不可持續的。 

唐太宗死後，他的兒子唐高宗隨即廢除了公廨錢。這已經是唐代第三次廢除公廨錢。

令人驚訝的是，唐高宗隨後第四次重建了公廨錢制度。不過這一次有了一些區別。唐高宗通過多收一定的特別稅來獲得本金。政府把這筆本金直接交給外面的高等戶(富裕人家)。至於高等戶怎麼使用這些錢，是去放貸，還是扔在櫃子裡，皇帝不管，但是高等戶每個月必須按時把利息交給皇帝。這就將政府的經營變成了明目張膽的訛詐。高等戶只能自認倒楣，把它當作每年必須繳納的特別稅處理。公廨錢制度在政府屢次的興廢中經歷了唐代的始終。隨著唐代經濟的發展，公廨錢的利率也逐漸降低，從唐太宗時期的百分之百，降到了開元初的百分之七十、開元末的百分之五十，到了晚唐時期，只有百分之四十。 

公廨錢制度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唐代的財政制度始終問題重重，效率低下，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日益龐大的官僚系統。雖然中央政府的財政不健康，但是，由於政府對民間缺乏控制力，民間經濟出現了極大的繁榮。只是，不健康的財政最終迫使政府用各種歪門邪道來獲得收入。在唐代初年，問題看上去還不大，越往後推，財政紊亂引起的問題就越明顯。隨著官僚系統的膨脹和軍事開支的增加，政府的財用出現不足。稅收制度不能滿足所需，政府就更有動力去繞開正規的稅收制度，採取其他方法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到了玄宗朝的早期，皇帝和大臣們已經想方設法開拓其他的方便渠道來籌措資金。而這些做法又進一步造成了制度性的失衡。

例如:當政府需要更多士兵時，不是通盤考慮財政狀況，而是出於慣性直接設立了若干節度使，讓他們自己籌措軍隊，並自己解決糧草的問題。節度使包攬軍政大權，造成了制度失衡，從而開啟了安史之亂的閘門。到了後期，各種各樣方便之門大開，唐代的財政官僚制度也進入了崩壞階段。戶部逐漸被邊緣化，新設的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等，取代了戶部的職能，在正規財政機構之外斂財。

正規財政是政府的一道緊箍咒，因為從民間要錢總是困難的。政府採取正規財政之外的其他做法都是為了方便，帶著偷偷摸摸的成分。有的政府給貨幣減重造成通貨膨脹，有的政府搞經營壟斷資源，等等。唐代的財政制度既促進了初期的經濟發展，又造成了最後的失衡。

 

財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公元701年冬天，天冊金輪聖神皇帝武曌(武則天)，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京師長安。為了紀念，她將年號改成『長安』。她這次在長安待了兩年，就回到了神都洛陽。此時，已經到了她政治生涯的晚期。回洛陽兩年後，她就被迫退位，離開了政治舞台。 

公元701年回到長安，對於年老的女皇帝，更像是一場一生的回憶，讓她找回記憶中的那個舊舞台。女皇一生的故事可以說是一部在京師長安和東都洛陽之間的雙城記。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昭儀在京師長安被唐高宗立為皇后。

唐代的京師東西長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長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南北十四條街，東西十一條街，這些街道縱橫，將城區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城市共有兩個大市場。皇城在城市的西北角，稱為西內。皇城的東北方向則是著名的大明宮，稱為東內，唐高宗在位時已經把大明宮當作了主要的居住場所。後來，唐玄宗在位時又在大明宮的南面設立興慶宮，稱為南內。京師城外的北面是禁苑。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至灞水，西連漢代的長安城，南靠京師，北枕渭水。

武則天(昭儀)被冊立為皇后兩年後，她陪伴皇帝第一次前往東都洛陽。唐高宗在有生之年裡，七次從京師(長安)到東都(洛陽)居住，每一次都由皇后陪伴。到了後來，由於身體不佳，皇后開始幫他處理政事，上朝時坐在簾子後面聽政，與皇帝並稱『二聖』。 

唐高宗時期，東都(洛陽)的地位已經與京師(長安)不相上下，東都(洛陽)北據邙山，南對伊闕，洛水穿城而過。整個城市規模比長安稍小，南北長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長十五里七十步。城中各縱橫十條大街，將城市分成一百零三坊，也有兩個大市場。 

與長安一樣，洛陽的宮城也在城市的西北角。宮城的西南有上陽宮，上陽宮西面又有西上陽宮。禁苑在都城的西面，呈不規則形狀，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

從長安到洛陽的大道先是沿著渭水一路前行，當渭水併入黃河之後，又沿著黃河伸展，最後一段則翻山進入了洛水谷地。路程在十天到十六天之間，但是，由於大道上佈滿了皇帝的行宮，皇室走這條路時遊山玩水，最短也需要二十天，有時甚至長達一個多月。 

唐高宗第七次離開京師(長安)後，再也沒有活著回到京師。他的遺體裝在棺材裡運回長安，葬在乾陵。在他的靈柩被運往墓地時，武則天皇后卻沒有陪伴在左右。武則天皇太后決定留在東都洛陽執政，鞏固自己的地位。她也厭惡頻繁地在兩京之間來回遷徙，想找一個不需要折騰的地方。於是，武則天將東都(洛陽)改名為神都(洛陽)，取代了京師(長安)，在這位太后兼女皇執政期間，成為唐代的政治中心。 

唐高宗與武則天皇后執政時，他們的遷徙並非完全出於自願，很多時候都是被迫的：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生產的糧食，已經無法養活整個龐大的中央官僚體系了。 

在西漢，由於官制相對簡單，養官成本小，政府在關中地區仍然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源。但到了唐代，事情發生了變化。唐太宗時期，內外官員的定額是七百三十人，唐太宗曾經說：我按照這些名額來招納天下的賢才已經足夠了。但隨後，由於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許多編外的官員，稱為『員外』『特置』，以及許多加上『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的官員，之後又有各種使職，官制更加混亂，官僚人數已經遠超了七百三十人。 

在唐太宗一代，養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員俸祿是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錢。即便加上辦公費用，也不會過於龐大。由於關中地區自產糧食，每年只需要從中原地區調運二十萬石糧食，就足以供應整個京師的消耗。 

然而唐高宗、武后上台，是唐代官僚系統膨脹最厲害的時期，直到玄宗皇帝上台才逐漸稍減。(西元650年~712年，期間約62年，另外玄宗在位44年，共計100年，難怪會累積膨脹成這麼誇張)

備註: 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中宗李顯→唐睿宗李旦→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唐肅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適→唐順宗李誦 →唐憲宗李純→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曄→唐哀帝李柷

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數已經從最初的數百人擴張到了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經增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進入官僚隊伍。

這還不算誇張，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數並不龐大，到了唐中宗神龍年間(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數已經達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時期，僅宮女就達到了四萬人，帶品的宦官已達三千人，更高級別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員數量達到了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務員(吏)更是多達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人，還有許多有了官員資格，但還沒有授官的人。這些人加上皇族、官員子弟，以及各式各樣的僕人、供養人，等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脫離農業且需要供養的集團。隨著官僚人數以及都市規模的膨脹，長安的糧食日漸供應不上了。 

唐代之前，隋煬帝已經發現了中國經濟的變化趨勢，長安和關中平原這個西漢時期最富裕的地區已經變得貧窮，曾經被視為蠻荒之地的江南地區已經彙聚了大量的財富。煬帝建立運河系統的初衷，就是要將江南富庶地區與首都連接起來。一旦首都資源緊張，可以便利地從江南調運物資。然而，在唐代初期，人們發現煬帝當初的設計有一個瓶頸：南方的糧食經過運河北上到達黃河後，經黃河運輸到長安卻困難重重。 

當時的運輸路線是這樣的：每年二月份開船從揚州出發，四月之後才能通過淮河進入汴河(屬大運河河道)，由於這時候運河水淺，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達運河與黃河交接的河口。可是六七月份恰逢黃河的豐水期，無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黃河水位降低之後，才能繼續航行進入洛河(洛水)。也就是說，把糧食從揚州運往洛陽，需要耗費多半年的時間。從運河轉黃河時，江南的水手由於不熟悉黃河水性，必須雇傭當地人，這也加大了運輸成本。

把糧食運到洛陽，整個運輸工程只完成了一半。從洛陽轉運到長安還有更大的麻煩。首先，要從洛陽用車輛或者牲口把糧食馱運到陝州(今三門峽市陝縣)，通過陸路繞過三門峽，再重新入黃河，入渭河，將糧食運往長安。 

為什麼糧食從運河進入黃河之後，不直接沿著黃河一直西進直達渭河和長安，而非要經過如此麻煩的陸路轉運呢?因為黃河有天塹，三門峽。

在古代，位於河南、陝西交界的三門峽是造成黃河運輸困難的最主要原因。三門峽這個峽口位於崤山的懷抱之中，河中立有砥柱，水流湍急。當時坐船過三門峽，十艘有七八艘會出事故。走水路必須做好折損百分之八十資產的準備。而走陸路的成本又很貴，從洛陽到陝州的三百里，每運送兩石糧食就要花費一千錢，運輸成本遠超糧食的價值。由於運輸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無法大規模運輸漕糧到長安。皇帝只能採取另一個做法：不定期地將政府從長安遷移到洛陽。政府遷移到洛陽時，所有相關人員也都跟過去，長安的糧食需求迅猛下跌。隋文帝也採取過類似的方法，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關中地區大旱，隋文帝就只好跑到洛陽。唐高宗、武后也屢屢採用這個策略。

讀書心得:長安地理位置太過於內陸，關中地區的糧食產量也不夠，還會遇到大旱災，只好從江南轉運，但是河運、陸路都很遙遠，運輸困難成本又高，可見得長安不適合設計成首都，衰落已是必然。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十多個州出現災情，其中關中最嚴重，第二年正月受災最重之時，新的收成沒有下來，老的收成已經吃完。皇帝立即決定打包走人，遷徙到東都，避免與民爭糧。皇后跟著高宗皇帝七次遷徙，高宗一死，她立即決定永久性地解決這個問題：在洛陽建立神都，不再回長安了。 

武后的選擇也顯示了長安的窘迫地位：從西周時期，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就是最繁華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長安已經變成了西北一隅，在經濟上喪失了重要性。但是，由於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長安輸血，這給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武后時代，也是唐代財政問題逐漸積累的時代。武后依靠遷都避免了漕運問題，但其他財政問題都還在繼續惡化。

在官僚系統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經營式財政政策已經失效了，而官僚的膨脹速度超過了預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財政經費來維持運轉。 

土地國有制和分配制度也執行不下去了。隨著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併問題表現得愈加明顯。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頭疼的是逃稅戶問題，一旦稅收加重，超過了人民承受的極限點，人民立即逃走不再繳納稅收，而他們的土地也被更強勢的人兼併。 

唐高宗時期的名將劉仁軌曾經在白江擊敗日本和百濟的聯軍，他在上奏時卻說，自從開戰以來，政府大肆徵兵，稍微有一點錢的人都靠賄賂逃避兵役，沒錢的人，哪怕是老弱之人也被充軍。

武后時期的陳子昂更是屢次談到民間的困苦，如四川的官吏橫徵暴斂，導致大量人口拋棄土地，逃入山林。狄仁傑談到，由於軍事徵召，河北地區出現大量人口逃離的現象。『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

武后時期也是府兵制逐漸衰落的時期。這種農戰結合的兵役模式在建立之初極有效果，但是，隨著機構的老化，軍隊越來越腐化，府兵制必然如同國有企業一樣低效，整個系統變得臃腫，士兵既不能耕地，也不會打仗，軍事體系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武后看到了問題所在。她一上台，就準備整理財政。她試圖查清稅基，避免偷稅漏稅。

普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武后將帝位傳給兒子唐中宗的那一年，唐代的戶籍已經達到了六百一十萬戶以上，比唐高宗初年增加了二百三十萬戶。

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稅收也相應增長，但仍然比不上官僚隊伍膨脹的速度。

為了防止忠於唐皇室的官員起兵反對她，也為了整治貪污成風的現象，武后進行了又一輪的集權。她撇開了正規的官僚體系，借助親手提拔的酷吏，加大監察力度，並採用舉報加酷刑的方式，來讓官員俯首帖耳，減少貪污，從而解決更加惡化的財政狀況。

但這些酷吏一旦掌了權，就和武則天想懲治的官員一樣，變得不受約束、為所欲為，武則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來對付前面的一批，這樣的循環直至她下台才結束。她死去時，唐代原本的官僚系統正在解體，宰相權力削弱，圍繞著皇帝形成了新的小圈子。宮廷揮霍成風、養官成本增加、軍費開支擴大、官員行為缺乏約束，這是唐高宗和武后時代遺留的問題。

 

 

賢相集團與聚斂集團

 

天空初年(公元742年)，水陸轉運使韋堅導演了一出『百船來朝』的精彩好戲，讓長安人大開眼界。在長安城外滻水旁的長樂坡，修有皇帝的宮苑望春樓，這裡突然開挖了一個水潭直通滻水，過了些時候，從渭水開來三百艘船，停在了水潭外，長長地排開，首尾相接，綿延數十里。船上的人頭戴斗笠，腳穿草鞋，衣袖寬大，與長安一帶的著裝絕不相同，反而像是從南方來的。就在人們議論紛紛、互相猜測時，皇帝已經到達瞭望春樓，與他同行的還有許多文武大臣。皇帝到達後，突然一聲令下，歌聲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著隊挨個兒從水潭經過。每一艘小船上都寫著州郡的名稱，彷彿它們是從全國四面八方彙集來的。在船上，還擺放著各地的土特產品：廣陵的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的羅吳綾、絳紗，南海的玳瑁、象牙、珠串、沉香，豫章的瓷器、茶具和鍋，宣城的空青顏料、孔雀石綠，始安的蕉葛布、蟒蛇膽、翠鳥羽毛，吳郡的方文綾，等等，應有盡有。

就在人們被船上豐富的貢品吸引時，突然有人發現這支船隊的領頭人有些怪異。這個人站在第一艘船的船頭，穿著短袖的衣衫，紅抹額，歡快地領著大家唱歌。兩側則是從京城招呼來的一百多個婦女，她們妝飾鮮豔，鳴鼓吹笛。有人發現領頭人是陝縣縣尉崔成甫，而他所唱的歌叫《得寶歌》，歌詞也是為了這次表演創作的，分成十段，風格喜慶。

當船隊來到望春樓下時，水陸轉運使韋堅走過來，將船上代表的貢品拿過來，獻給樓上的皇帝用來分賜眾人，又送上了百餘種食品。船隊邊奏樂邊表演，儼然一副軍民同樂的聯歡場面。聯歡結束後，皇帝大肆賞賜，將新開鑿的水潭命名為廣運潭。

這是唐玄宗時期典型的熱鬧場景之一，表現出了盛唐時期的奢侈與繁華。然而，這個場景還有著另外的意義。對於玄宗皇帝而言，廣運潭和之前一系列的水陸工程，表明首都長安的糧食運輸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通過幾位大臣共同的努力，黃河天險成通途，增強了帝國的運輸能力，關中地區不再缺糧。困擾了高宗和武后幾十年的問題在他的手上得以解決，而他也不用再定期到東都洛陽了。任何看到這一幕繁華景象的人都沒有想到，這已經是盛世王朝的晚期，再過十幾年，唐帝國就會在『安史之亂』的災難中步入殘年。即便是後世的人們，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開元年間尚是盛世，天寶年間就一派蕭條了。 

在傳統的歷史書中，開元和天寶之間如同有一個鴻溝，開元時期的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寶時期卻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變。但事實上，唐玄宗的統治是一貫的，他與前代帝王的統治也是連續的，帝國的隱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漸積累、失衡，終於在玄宗末年爆發了。

天寶變局為什麼會發生?

答案仍然是：財政。

公元713年，唐玄宗粉碎了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團，鞏固了帝位，改年號為開元，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盛世。然而，新皇帝執政一開始就面臨著諸多的問題。 

在唐玄宗之前，韋后和太平公主相繼擅權，這兩個女人治理經驗不如武后，將之前遺留的問題擴大化了：她們提拔了大批不稱職的親信，進一步破壞了官僚體制，並給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而府兵制的進一步衰落已經威脅到了邊疆的安全，特別是在吐蕃崛起之後，軍隊能否禁得起戰爭的考驗已經成疑。土地制度的破壞，令戶籍管理也逐漸混亂，影響了帝國的財政收入。另外，困擾帝國的漕運問題仍然存在，關中的糧食不足以養活龐大的帝國，但從中原運輸，又受到自然條件的阻礙。

如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唐帝國隨時有可能面臨一場危機。

唐玄宗登基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減少皇室開支。在找到有效的軍事改革辦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軍事原則：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進行戰爭。為了解決關中糧食不足的問題，皇帝學習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遷往東都洛陽。在天寶之前，唐玄宗在洛陽居住的時間合計不下十年。

從開元初年始，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賢相治理國家，姚崇、宋璟、蘇頲、張嘉貞、「張說」、張九齡等人先後拜相，他們或者為官清廉，或者政寬刑息，或者滿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氣象。

然而，這些宰相有一個共同的弱點：他們可以幫助皇帝節省財政開支，卻不會幫助皇帝增加財政收入。所謂節省開支，指的是精減官僚機構，減少軍事行動。政府可以少花錢，但是隨著官僚機構的擴大，政府能節省的開支也有一定限度。政府除了節流之外，還有著強烈的開源的要求。 

玄宗時期，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是：租錢二百餘萬緡，粟一千九百八十餘萬斛，絹七百四十萬匹，綿一百八十餘萬屯，布一千零三十五餘萬端。

同時，玄宗時期的花費卻非常驚人。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孫院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宮人，百孫院每院也有幾十人，這個龐大的群體都必須由政府來養活。官員和吏有七萬多人，宮人四萬多人，軍費也在連年上漲。

但是，所有的宰相都不會幫助皇帝去增加財政收入，他們的心裡還認為，增加財政收入就表示著盤剝民間。所以皇帝需要另外一類人來幫助他增加財政收入，也就是聚斂之臣。他們更懂得商業，更知道如何來幫助皇帝賺錢。於是，在正規的官僚系統之外，皇帝設置了一系列的使職，來幫助他獲得更多的收入。

在開元賢相們各領風騷的同時，唐玄宗的周圍也形成了一個不下於漢武帝時期的聚斂團隊，主要人物包括：宰相裴耀卿、監察御史「宇文融」、太府卿「楊崇禮」，以及他的兩個兒子楊慎矜和楊慎名、戶口色役使王、水陸轉運使韋堅，還有後來著名的宰相「李林甫」和「楊國忠」。除了裴耀卿之外，其餘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範。

這樣，唐玄宗的身邊就圍繞著兩個集團：賢相集團與聚斂集團。皇帝需要前者幫助他治理國家、撫慰人民，又需要後一種人幫助他尋找財源。這兩個集團從皇帝上台之始就並存著。

最初，唐玄宗還能在賢相群體與聚斂之臣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讓他們各自發揮所長。但隨著財政壓力越來越大，聚斂之臣才能夠給皇帝帶來更多利益時，皇帝最終倒向了聚斂之臣。

 

正是靠著聚斂之臣這個群體，唐玄宗解決了從東方支援京師長安的重大工程。這項工程始於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由當時的京兆尹(長安市市長)裴耀卿主持。

當年由於京師長安(關中地區)出現了旱災災情，玄宗從長安前往東都(洛陽)，而裴耀卿適時地提出了解決運糧問題的方法。

他認為，之前運糧最大的問題，在於從江南來的船在路上要等待很久，由於運河水淺，從淮河經過運河到達黃河口要等兩三個月時間才能通過，而從黃河口進入黃河，又要等兩個月才能過去。他希望在每一個等待的地方設立糧倉，船直接把糧食卸在倉庫裡就調頭，分級轉運，效率會更高。

另外，由於黃河三門峽一段很險，難以通船，裴耀卿在三門峽口的兩側都設了倉庫，運糧時先走水運到東庫，從東庫走陸運，經由十八里山路到西庫，再走水運從西庫到京師長安。整個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陸運，其餘都走水運，降低了運輸的成本。

裴耀卿還開闢了一條北路，將糧食先運送到太原，再走水路進入黃河和渭河，這條北路也保證了河東地區的糧食得以彙聚京師長安。

通過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時期的稅糧運輸能力從每年幾十萬石增加到二百三十萬石，足以供應關東地區。唐玄宗在後期，已經沒有必要不定期遷往東都了。天寶年間，玄宗回到了京師長安與楊貴妃纏綿，東都洛陽恢復了陪都的地位。

裴耀卿功成身退，卻沒有想到他帶來的示範作用給一批鑽營之人指明了道路。

在裴耀卿榜樣的作用下，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陝郡太守李齊物決定開鑿三門峽，將峽谷河道中間的砥柱山鑿開一條船道，再在兩邊開鑿棧道用來拉船。他的目的是糧食運輸不用再轉陸路，全部走水運。但不幸的是，由於開鑿過程中大量的石頭崩塌進入河道，反而使河道更加險峻，只能等漲水時再拉船通過。這個方法勞民傷財，並不實用，但是李齊物仍然上報表功。唐玄宗有些懷疑，派宦官下去調查，李齊物居然用賄賂，成功封住了宦官的口。

而開頭提到的韋堅，在取代李齊物任轉運使之後，更是把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變成了僅供皇帝觀賞的遊戲，整個漕運系統不停地運轉，每年的運量已經達到了四百萬石，遠遠超出了實際的需要。 

除了稅糧運輸系統之外，皇帝最頭疼的是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混亂。避稅逃戶的人太多，如何把這些人找到，逼迫他們繳稅，成了政府的當務之急。這個工作交給了監察御史「宇文融」。「宇文融」請求清查全國的戶口和土地，統一納入徵稅範圍，來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皇帝允許後，「宇文融」立刻任命了二十九個勸農官到各地去巡查。由於他的性格嚴苛，各地的官員出於畏懼，不惜報假數字來討好他，結果又造成了新的逃亡戶。不過，報給皇帝的數字卻非常漂亮：當年就增加了八十萬戶人，以及同比例的無主土地。新增人口達到了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政府隨即按照數字派稅，當年稅收增加了幾百萬貫。

「宇文融」的巨大成功讓他升了官，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質疑。有人認為，他的做法過於侵擾百姓，會讓百姓變得更加貧困，讓更多的人逃亡。但皇帝認為「宇文融」能帶來新的財源，不容許質疑，並將皇甫憬、楊瑒等反對人士都加以貶斥。 

「宇文融」的升官終於引發了賢相集團與聚斂集團的正面衝突，宰相「張說」看不起「宇文融」，不斷地壓制他，「宇文融」則大肆詆毀「張說」。在這場兩個集團的鬥爭中，玄宗皇帝最終選擇了「宇文融」。賢相集團主導的政治歷程已經接近了尾聲。「宇文融」對於政治氣氛的破壞極其嚴重，除了以聚斂之臣的身份官拜宰相之外，他還設立了一大批臨時官員(使職)，穿梭於全國，滿足皇帝對於財政收入的需要。

後來，皇帝在其他官員的堅持下，貶斥了「宇文融」，但隨即就問宰相裴光庭：『在你們的要求下，我已經把「宇文融」治罪了，但是，他一走，國家財政就不夠用，你們誰能幫我呢?』

宰相默然。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變得如此尖銳。 

「宇文融」下台後，由於他對於正規財政系統和民間經濟的破壞，財政收入勢必下降得更快，但是皇帝不認為問題是「宇文融」造成的，反而認為正是缺了他，才有了問題。「宇文融」死後，皇帝還在懷念著他的好處。但皇帝不用等太久，太府卿「楊崇禮」接替了「宇文融」，開始從地方壓榨財稅。「楊崇禮」是一個清廉的官員，但正因為他清廉，反而給地方經濟造成了更大的傷害。除了「楊崇禮」，他的兩個兒子楊慎矜和楊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財官員。 

聚斂更甚的是一個叫作「王鉷」的人，他善於搜刮財產，每年獻給皇帝的錢就達上百億，上貢的其他財寶也差不多值這麼多錢，更重要的是，「王鉷」宣稱這些錢都不是正式的稅收，不用存入國庫，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庫，百寶大盈庫，供唐玄宗私人支配。這就徹底破壞了唐代的財政基礎。

當這些聚斂之臣得勢，控制了唐玄宗的宮廷之後，他們之間的內鬥也越來越激烈。韋堅、楊氏兄弟、「王鉷」互相傾軋、互相告狀，而皇帝利用完他們之後，一一將其誅殺。

最終的勝利者，屬玄宗時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到此刻，政府已經陷入財政饑渴症不能自拔。賢相集團退位後，聚斂集團帶領著唐玄宗，為了財政目的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項政策直接導致了天寶變亂，將盛世王朝徹底葬送。

 

天寶變亂的財政之謎

 

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問當時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誰，會有人告訴你，是宰相「楊國忠」。「楊國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餘個使職，還擔任著帝國的右相，兼任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使。他掌管著帝國的財政、行政、軍政大權，並負責官吏的考核與任命，同時，還監管著四川地區的軍政、民政各方面事務。

「楊國忠」的辦事效率奇高無比，在他以前，吏部對官員的選拔有複雜的程序，經過三道唱選，評比從春天持續到夏季，才能將官員選出。但是「楊國忠」卻做得輕輕鬆鬆，他在私宅裡進行選拔，再召集官員在尚書省的辦公室裡唱一次票，一天之內就選定完畢。 

對於帝國的國庫，他也維護得井井有條，不讓國庫出現短缺，哪怕一時的短缺。直到「安祿山」兵起，各地的物資仍然在源源不斷地送到京師長安，將府庫填滿。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庫視察，看到倉庫堆得滿滿的，對「楊國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財政之外，「楊國忠」對於軍事也『有所涉獵』。在他的組織下，唐政府對西南方的小國南詔連續發動了兩次大的戰役，都是全軍覆沒。不僅如此，戰爭過後，原本臣屬唐朝的南詔國全面倒向當時最大的威脅，吐蕃。

但是，在「楊國忠」的彙報中，這兩次戰役都是唐朝大捷。為了扭轉人們私下裡對他的非議，他決定在軍事上再立功勳，將「安祿山」拿下。

人們很難想像，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楊國忠」兩人怎麼能夠獲得如此之大的權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溫柔鄉這個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這兩人能夠滿足帝國的財政需求。這時，中央政府已經離不開這些斂財能手的幫助了，否則帝國的財政就要虧空。 

如果一切以財政為目標來考核政績，政治權力就會被這些財政專家所把持。更致命的是，同樣是基於財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項軍事改革，讓中央政府徹底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再也無法回轉。

在唐玄宗時期的國際關係中，突厥(內蒙古)已經成了明日黃花，不再構成威脅；回紇人(青海)還在遙遠的北方，沒有進入中央政府的視野。然而此時，在西方崛起的吐蕃(西藏)卻成為帝國最大的威脅。

統治中心位於今西藏的吐蕃人幾乎與唐朝同時崛起，又同時崩潰。

唐玄宗時期，吐蕃恰好也處於鼎盛時期，不僅佔領了今天的西藏，還向西進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帶；在東面進入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肅一帶；在北面，則進攻了新疆的部分地區。

吐蕃人全面擴張，與唐朝在從巴基斯坦經過新疆延伸到四川、雲南的巨大弧形區域都存在著軍事對抗。 

在與吐蕃對抗時，唐玄宗發現，帝國建立的府兵制已經腐敗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於招不夠兵，許多人都已經白髮蒼蒼了，還在駐守邊防。唐代實行邊防輪換制度，內地的府兵過一段時間就輪換到邊防去，但隨著制度越來越腐敗，輪換也成了虛設。 

唐玄宗登基後，進行了軍事制度的改革。在宰相「張說」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萬人的騎衛隊來守備京師。募兵制建立後，府兵制更成為累贅。到了天寶年間，就連當初精銳的騎衛隊也退化了。以守衛京城的部隊為例，他們本來是最有戰鬥力的軍隊，但是在『安史之亂』爆發前，這支號稱侍衛皇帝的侍官隊伍，卻早已經變成了京城的恥辱，人們罵人時就罵對方是侍官。隊伍裡的人也是五花八門，富裕的變成了商人，忙著做買賣，身強體壯的就靠玩雜耍、拔河來糊口，他們已經徹底脫離了軍事訓練，到『安史之亂』爆發時，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麼穿軍裝，更別提打仗了。 

面對邊境蠻族的挑釁，唐玄宗不得不開始另外組織部隊。他倚重於一項源自唐高宗時期的改革，節度使。唐高宗時期，由於在軍事行動中需要協調各方面的關係，高宗給一些軍事官員(都督)授予了節度使的稱號。他們由中央派出，帶著皇帝的令符，負責節制當地的軍事。但當時的節度使並不是一個正式官職，只是臨時性的稱號。 

到了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由於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涼州(今武威)都督賀拔延嗣一個新的名號，河西節度使。節度使成了正式官職。

所謂節度使，不同於之前的都督，因為都督只負責軍事，不參與民事；也不同於地方的州刺史，因為刺史不管軍事，只負責民事；他還不同於觀察使，因為觀察使只有監察權，沒有軍事權和民事權。節度使將所有這些權力都合而為一了，不僅負責招兵買馬，還負責民事和稅收，同時還可以選擇下屬官員，擁有任命權和監察權。節度使的兵員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從民間募兵，這樣，士兵就會和直接長官結成非常強烈的忠誠關係，反而將皇帝邊緣化了。 

到了唐玄宗時代，府兵制已經無法應付西方和北方的軍事需要。於是，唐玄宗在邊境採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發給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們種地。

但是，中央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能養活這些士兵。根據統計，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養兵費用只需要二百萬貫錢。隨著邊境戰事的擴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養兵成本已經高達一千萬貫，之後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萬貫。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錢只包括士兵的口糧、衣服以及零花錢，如果將運輸成本考慮在內，再將打仗時的軍事開支、賞賜計入，那麼，軍事開支要比統計數字高得多。

隨著軍事開支出現了幾倍，甚至十倍的增長，中央政府不可能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應付龐大的花費。唐玄宗決定進一步削減內地的府兵，由此，邊境的士兵占了全國士兵總數的大半。

為了解決軍費問題，玄宗又設立了幾個節度使，授予他們行政權，讓他們在統治區域內自行搜刮。這些節度使是：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前兩個節度使位於今新疆)、河西節度使(位於今甘肅)、朔方節度使(位於今黃河北部大拐彎內外)、河東節度使(位於今山西北部)、范陽節度使(位於今北京、河北一帶)、平盧節度使(位於今北京以東的東北地區)、隴右節度使(位於今陝西甘南、青海一帶)、劍南節度使(位於今四川西部和雲南)。

這些節度使並不能幫助皇帝減少財政開支，卻可以把財政『隱形化』。這些節度使的許多開支自行籌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為了保證節度使的忠誠，皇帝特別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員，例如:請一些在職或退休的宰相擔任或兼任節度使，因為這些宰相對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執行使命。

但是，隨著賢相集團的崩潰，帝國的宰相職位被聚斂集團把持。聚斂集團有著嚴酷的內鬥傳統，獲勝的人不會把節度使的職責交給那些失敗者。

「李林甫」成為宰相後，決定再進一步，將節度使授予歸順的胡人。於是，唐朝帝國邊境的軍政大權落入了蠻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個合格的宰相。他能夠通過高效的行政系統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別是財政需求。另外，他還親自主持彙編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例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間完成的。

但是唐玄宗時期的宰相已經不同於唐太宗時期。唐太宗時期的宰相有四個，是集團領導制，而唐玄宗時期是以一個人為主。能幹的「李林甫」享有過多的權力，承擔過多的事務，能制約他的力量也越來越小。只要他還在任，他親手並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個政府就不會出亂子。他一旦離任，這種平衡立即被打破，整個政府機構變得千瘡百孔，不可收拾。在「李林甫」的新方法下，「安祿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將掌管起了龐大的唐朝軍隊。 

在「李林甫」的機制中，外族的將軍雖然掌握大權，但對「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著尊敬。「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相，外族將軍不聽從他的指揮，與宰相出現了嚴重的對抗。

「楊國忠」試圖從最大的節度使「安祿山」下手，整治藩鎮。「安祿山」也意識到，在「楊國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 

於是，一場悲劇發生了。

在天寶變亂發生後，「楊國忠」依然保持著高效的財政工作。當各地的勤王士兵們紛紛趕到時，他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證軍隊的戰鬥力，而是為軍隊花掉太多的錢感到惋惜。他決定儘量不動國庫，而是另外找錢來幫助皇帝打仗。他派侍御史崔眾到太原出賣僧尼道士的度牒，用這種方式籌錢上百萬緡。但此刻的搜刮已經無助於維持唐帝國的穩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財官與寵妃一起，拋棄在了馬嵬坡……

 

 

盛世王朝的終結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

唐武宗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從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趙歸真的道士，向他學習法術。此外，衡山道士劉玄靖、羅浮道士鄧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內當官，傳授長生不老之術。

在道士們的影響下，唐武宗一直打壓佛教，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動都是偶發性的，直到這一年，唐武宗決定發動一次全面的滅佛運動。

這年四月，唐武宗請管理僧道的祠部先進行了一次調查，查出全國已經有寺廟四千六百座，僧舍(蘭若)四萬處，和尚、尼姑共二十六萬零五百人，全國人口占比約百分之零點五以上。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達了滅佛的法令。中書門下上奏，請求在每一個大州留一座寺廟，有的寺廟裡有先皇、先賢的塑像，可以移入到這座保留的寺廟內。至於小州，則不需保留佛寺。東西兩都各保留十座寺廟，每座寺廟十個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廟，可以考慮保留一座，如果沒有也不用保留。兩都可以考慮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長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莊嚴寺。除了皇帝允許保留的幾十所寺廟之外，其餘的寺廟都予以毀棄，僧尼全部還俗。 

在唐代一直繁榮的佛教突然間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除了佛教之外，全國當時還有從中東傳來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祅教。這兩個教派約有三千名僧人。武宗決定連這兩個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轉業。然而，三個月後，新的麻煩又來了。佛教除了是一種信仰，還是一套慈善機構。在唐代，佛寺負責贍養老弱病殘人士，佛寺關了門之後，這些人沒有著落，大部分貧病交加，瀕臨死亡。滅佛成了人們批評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撥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來贍養這些人，將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機構變成公辦。當然，這個機構效率不會高，卻可以堵住批評者的嘴巴。

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個短名單，歷史給這個短名單起了個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國歷史上，大規模滅佛的皇帝一共四個，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漢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時期的後周世宗。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報應』：他崇信的道士們讓他不停地吃丹藥，這些丹藥的毒性太大，最終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隨即廢除了武宗的滅佛措施。那時，由於老皇帝死去，許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經成為廢墟的寺廟之中。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從教義和因果報應的角度去看問題，從來沒有想到，給他們惹禍的其實不是信仰，而是財富。因為『三武一宗』滅佛的理由只有一個：財政。

他們在意的不是佛經對錯，而是三樣東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資源。每個寺廟都充斥著年輕力壯的和尚，但他們不僅不勞動，還不納稅和服勞役，政府早就想打他們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據傳統，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稅的。當政府的徵稅過於嚴苛時，人們甚至把土地先送給寺廟，再變成寺廟土地的租戶，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擁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卻因此少了許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銅像。在唐代後期，由於政府壟斷經營鑄幣，既缺乏銅也缺乏錢，而佛寺裡有大量的銅像可以用來鑄錢。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經考慮過採取限制寺廟的做法。例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納稅，而寺院必須用土、石、木頭來做塑像，只准在鈕扣、飾物上用一點銅來裝飾。但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無法推行。

 

唐武宗的滅佛徹底解決了問題，可謂碩果累累。根據他的總結報告，中央政府獲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萬僧尼還俗，變成了兩稅戶；同時，佛寺雇佣的十五萬奴婢也變成了兩稅戶；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數千萬頃，都是最優質的土地。至於佛像，沒有辦法給出具體的估計。但是，當皇帝下令把佛像鑄成銅幣，政府的鑄幣機關竟然沒有辦法把這麼多銅像熔化。當大量的銅幣湧入市場之後，全國的物價立即出現混亂。到了宣宗時期，政府把一部分錢幣重新鑄成銅像，減少貨幣投放量。 

唐宣宗恢復佛教後，並沒有將相關的土地資源重新劃給佛寺，他享用了唐武宗滅佛帶來的好處，卻避免了滅佛的惡名，可謂一舉兩得。 

唐武宗的滅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國家逐漸瓦解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安史之亂』後，唐代雖然已經孱弱，卻仍掙扎著，一時之間恢復，一時之間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後才最終解體。唐德宗用一生聚斂財富。雖然制度性的敗壞已經深入骨髓，但從表面上看，唐德宗積累的財富又足以讓他的孫子唐憲宗進行再一次集權的努力。唐憲宗也因此被稱為『中興皇帝』。

唐憲宗對唐代藩鎮制度進行了兩次重大改革，並在其統治的十五年間，讓大部分藩鎮重新聽命於中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憲宗針對地方財政制度進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繳財稅，州政府徵稅後，留一部分給自己，剩下的交給節度使，節度使留夠了自己的，剩下的才會上繳(或者進貢)給中央。 

唐憲宗試圖限制藩鎮的徵稅權。由於每一個藩鎮都下轄幾個州，而節度使選擇其中的一個州作為駐紮地(直轄州)。皇帝規定，直轄州的徵稅權完全交給節度使，但是對於其他的非直轄州，其財政收入則完全上繳中央，不再經過節度使。 

中央政府這種自斷一臂，保全身體的做法，其實減少了節度使的權限。之前的節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轄的幾個州的財政，現在只能管轄一個州，相當於將節度使的財政權降到了和州同樣的級別，這自然引起了節度使的不滿。但是由於唐憲宗時期的財政狀況比唐德宗時期有所好轉，他堅持不懈，依靠著靈活的合縱連橫的策略，加上武力脅迫，將這項政策逐漸貫徹下去，讓大部分藩鎮遵從了這個新的規則。

十年後，到了唐憲宗執政的末期，當財政重整規則見效、藩鎮的財政權受到遏制後，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項改革：針對藩鎮的軍事制度，採用與財政制度類似的規則。節度使直轄州的軍事完全歸節度使統轄，而非直轄州的軍事權則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轄軍隊也不再聽從節度使的調遣。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將軍事權交給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強了地方分權，但由於削弱了節度使的軍事權力，藩鎮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這兩次改革中間，唐憲宗也逐漸利用軍事行動，將當年侮辱他祖父的東北諸侯一一納入控制之中。而對中央政府威脅最大的，除了東北諸藩鎮，還有淮西。這個藩鎮地處運河要道，威脅著唐朝中央政府的漕運安全。在唐憲宗的支持下，名將李愬率領中央軍，雪夜奔襲，拿下淮西藩鎮的中心蔡州，拔掉了這枚釘子。 

根據統計，憲宗初期，每年都上繳賦稅的有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個道，一共有一百四十四萬戶，只有天寶年間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財政需要養活的士兵卻達八十三萬，比天寶年間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兩戶就要養一個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區由於軍隊太多，將賦稅全部減免。而到憲宗統治結束時，全國戶數已經達到三百三十五萬，士兵人數九十九萬，大約三戶養一兵，比起當年已經有了好轉。 

唐憲宗的削藩和集權措施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人們將他視為中唐以後最強大的君主。但人們忽視了其中一點，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憲宗時期的財政雖然經過重整，但遠遠稱不上財政健康。而當憲宗訴諸武力時，那條左右了德宗的財政規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統治時期，東北藩鎮又不服從中央的領導了，而帝國的財政狀況已經不允許再採取一次憲宗時代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了。 

經過幾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專權之後，皇位傳到了唐武宗，財政收入再次出現困難。武宗必須依靠武力來平定澤潞節度使的反叛，這次平叛雖然成功，卻留下了巨大的財政窟窿，皇帝必須依靠滅佛來籌錢。稅務整頓促成了唐代最後一個安定時期。唐武宗與唐宣宗時代，唐代戶口恢復到了四百九十五萬戶。只是，這時的所謂『安定』，與財政匱乏始終是相伴而行的。

唐宣宗時期，全國兩稅、鹽酒茶的專賣收入每年有九百二十二萬緡，但每年的開支卻要多出三百多萬緡，而其中的財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糧、提前收稅來解決。末世的氣象初現，民間的反抗已經不可避免。

唐宣宗還在世時，浙東的裘甫叛亂已經爆發。政府為了鎮壓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軍費。而更多的稅收意味著對民間更大的壓迫，這又會帶來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財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會陷入這個惡性循環之中，再也掙脫不出來。 

各地反抗頻發時，唐憲宗改革的另一個弊端也顯現了出來。唐憲宗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個政府的行政效率。例如:在藩鎮統兵時期，藩鎮為了自身的生存，會加強士兵的訓練。但唐憲宗削弱了藩鎮的力量，將兵權分散在各個州刺史的手中，不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沒有動力維持軍隊的訓練，當財政不足時，首先考慮的是苛扣軍餉，減少軍事開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現叛亂時，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鎮壓，可軍事開支的縮減再次造成了龐勳兵變，政府進一步失控。隨著藩鎮制度的衰落，唐代統治者已經沒有力量來防範全國性的反抗了。

最後的一擊來自於唐代的重臣「高駢」。

黃巢叛亂時，身處江淮最富裕地帶的「高駢」按兵不動，放走了黃巢。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這塊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財政來源。此時距離唐朝的滅亡僅僅是一步之遙。當官制無法保證統一，財政也無法養活這個龐大的官僚結構時，帝國分崩離析。

中國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讀書心得:耕地公有化制度本身就存在很多無法落實的漏洞，由於皇帝只看數字，但是地方政府拿不出土地來分給農民，只好在帳面上作假，應付皇帝，結果浮誇虛報的土地數據，造成政府對於達成稅收目標的壓迫。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殤

宋代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變法，但最令人惋惜的改革卻是「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

「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一樣，目的都是解決政府財政不足的問題，說具體一點，就是『三冗問題』：冗員、冗兵、冗費。

「范仲淹」的出發點是：既然財政收入無法增加，就減少財政開支。通過整頓官僚制度，減少官員和士兵數量，提升士兵戰鬥力，從而達到節省財政的目的。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整個官僚階層的抵制，因為官僚當然不願意被裁減，結果改革最終不了了之。

當人們意識到，削減開支的改革不能成功時，就有另一幫人開始呼籲進行增加財政收入的改革，「王安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讀書心得:原來王安石的出線，也是有過程，有原因的，既然「范仲淹」撙節開支失敗，那就增稅吧!

宋代三冗問題的出現，源於宋代是一個繼承性的朝代，繼承了從唐代到五代形成的龐大官僚階層和士兵隊伍，加上皇帝為了贖買權力，允許官員們享受過量的福利，使得宋代的開支一直非常龐大。 

宋代也是官營專賣制度發展最嚴重的朝代，鹽、茶、酒、香、礬，加上其他奢侈品，都被納入了官營體系，收取高昂的稅收，甚至將這些物資信用化成票據流通，成了中國金融最複雜的朝代。

讀書心得:這跟中國共產政府實施的糧票配給的做法一樣，其實官員權貴富商根本不用繳稅，都是升斗小民被剝削，宋朝的官員真是壞透了。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並以此為出發點設計政策。他試圖使皇帝相信，改革既可以讓民間富足，也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但改革的結果卻擾亂了民間經濟，遭到了幾乎整個社會的抵制。

「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扶持自己的勢力，刻意拉拔許多小人升官，排擠大部分台上官員，導致宋代的朝堂鬥爭失控。派系鬥爭成了北宋晚期的主旋律之一。

 

岳陽樓上歎革新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接待了一位重要的朝臣。這位大臣剛從邊境的戰場回來，在諫官「歐陽修」的推薦下擔任了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職務。皇帝之所以要見他，是向他請教富國強兵之道。這位大臣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被後世推舉為宋代官吏的楷模，甚至有人認為他的地位還在「蘇軾」、「歐陽修」之上。他的《岳陽樓記》傳誦千年，膾炙人口，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他的《靈烏賦》中『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足以反映出中國文人的氣節。而在曾經因為不肯隨波逐流，秉筆直言，得罪了皇帝和權貴而遭到數次貶官，又憑著政績數次崛起。 

宋仁宗在接見「范仲淹」之前，剛剛經歷過一次危機。 

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人的領袖「李元昊」稱帝。由於宋仁宗不承認「李元昊」的帝位，雙方立刻發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在衝突中，「李元昊」幾乎一年一次大捷，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滅宋軍幾萬人。宋軍表現得極端無能，連吃敗仗。最後，在前線擔任守備的「范仲淹」、「韓琦」、文彥博等人建立起了一道較為牢固的防線，控制住了西夏人的擴張。而「李元昊」由於消耗太大，也決定與宋和談。這次和談斷斷續續，到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才達成協議：宋朝每年輸送給西夏銀七萬二千萬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 

就在宋仁宗與西夏發生戰爭的同時，原本與宋朝維持和平的遼國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歲幣。四十年前，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宋朝每年向遼納貢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到這時，遼國趁機威脅宋仁宗在戰爭、割地和增加歲貢之間做出選擇。

雖然知道這是遼國的無理要求，但宋仁宗還是屈服了，他派富弼與遼國簽訂了新的合約：給遼國的歲貢增加十萬兩，絹增加十萬匹。

與西夏和遼的擴張相比，更讓人頭疼的是北宋政府自己的問題。政府內部已經是冗官充斥，軍隊規模龐大但是戰力疲弱。財政吃緊，戰爭的爆發使朝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稅收，民間經濟也受到了影響。

根據掌管財政的三司使統計，戰爭爆發之前的公元1038年，陝西、河北、河東三路的財政收入分別為一千九百七十八萬、二千零一十四萬和一千零三十八萬，而財政支出分別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三萬和八百五十九萬，整體上還略有結餘。

宋代財政收入的計算單位很特別。在收稅時，主要收的是金、銀、錢、帛、粟等，金、銀以兩為單位，銅錢以貫(一千錢)為單位，帛以匹為單位，粟以石為單位。在統計時，政府不是把所有貢品折算成貨幣，而只是將各種物品的數量簡單相加，算出一個總數。各省的財政數字中包含了所有的稅收，但人們無法折算，只能進行大體的比較。

對西夏開戰之後，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三路的財政立刻出現了大幅度變動。其中陝西路由於是宋夏戰爭的主戰場，花費更大，稅負極其沉重，政府收入猛漲到三千三百九十萬，而支出也達到了三千三百六十三萬。京師汴州(開封)的財政收入從公元1038年的一千九百五十萬漲到了公元1042年的二千九百二十九萬，支出從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漲到了二千六百一十七萬。

面對西夏和遼的逼迫、內部的重重問題，皇帝痛改前非，發憤圖強。而在這時，從前線回來的「范仲淹」成為皇帝信任的對象。他詢問這位立了戰功的大臣，如何才能解決財政問題，加強軍事戰備，防止下一次危機。 

「范仲淹」面聖時回答，退下後，對人說：『陛下的確想用我了。但是，朝廷已經積弊太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 

皇帝隨即再次向「范仲淹」請教富國強兵的良策。這次，「范仲淹」做了書面答覆，這就是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他提出了十項改革建議，分別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十項改革主要針對當時的四種現象：冗兵、冗官、冗費、行政效率低下。

關於冗兵，新政針對性地提出恢復府兵制。宋代實行募兵制，兵員數額龐大，達一百多萬人，成為財政的巨大負擔。但由於戰爭頻仍，淘汰冗兵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所以「范仲淹」更強調從機制上尋找解決方法，減少養兵的花費，而府兵制寓兵於農，士兵自己種地養活自己，可以減少軍費開支。

在『修武備』一項中，他認為，由於當前京畿衛士抽調邊關，首都兵力空虛，可以考慮先在京畿地區實行府兵制，再推廣到其他地方。皇帝應該招募五萬京畿衛士，這些兵三時務農，一時訓練，既可以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又可以保持強盛的戰鬥力。

關於府兵制的提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中國歷史上，既有實行府兵制的時期，也有實行募兵制的時期。實行府兵制時期，人們就想改革成募兵制；而實行募兵制時期，又想改革成府兵制。 

例如:隋唐時期人們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費太高，所以用府兵制解決花費問題，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樣的。但唐代中期以後，人們發現府兵制雖然節約軍費，但士兵的戰鬥力不強，為了打仗，還是得用募兵制。募兵制持續到宋代，由於花費控制不住，「范仲淹」又提出要改為府兵制。 

這種循環說明，軍隊的戰鬥力與軍費開支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長期無解的難題，要嘛戰鬥力低，要嘛軍費高，即便暫時能找到一個平衡點，也無法長期保持。

「范仲淹」想從募兵制往府兵制調整，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尋找再平衡的嘗試，在北宋軍費太高的情況下，找到一個降低花費的方法。

針對冗官問題，「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其核心是減少不合格官員的數量，削減因為家庭背景而當官的人數，同時改革官員選拔和考核體系，選拔出合格的官員。

所謂『明黜陟』，指的是改革官員的選拔機制。由於官僚制度的慣性，宋仁宗時代形成了官員定期『磨勘』的制度：官員按照資歷，文官三年升遷一次，武官五年升遷一次。「范仲淹」認為，這個制度使官員們根本沒有動力去追求政績，只需熬資歷即可。必須改革磨勘法，根據官員實際的能力和成績來提拔，將那些熬資歷的不稱職者淘汰掉，形成良性的競爭局面。

所謂『抑僥倖』，指的是官員的恩蔭制度。

宋真宗以來，皇帝為了要向大臣顯示恩惠，便大量地分封官員子弟當官，由此形成了龐大的冗官體系。「范仲淹」算了一筆帳：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在朝任職二十年以上，竟然能幫助兄弟、子弟二十人在京做官。如果不做出改變，官僚集團的膨脹速度會迅速吃空政府財政。

讀書心得:宋朝皇家與官員勾結在一起共享奢淫享樂，對軍隊蔑視戒防，只防作亂，壓榨一般人民承擔所有稅賦，根本就是重蹈覆轍。

 

所謂『精貢舉』，是改革貢舉制度。由於朝廷的考試注重詩詞歌賦，所以招來的人才大多以辭章文採見長，而缺乏真正的治理能力。「范仲淹」試圖改革貢舉制度，並在學校教育中加強實務訓練。 

『擇官長』『均公田』兩項，則是希望謹慎地選擇合格的地方官，避免不合格官員為禍民間。發給官員職分田，讓他們無後顧之憂，不偏不倚地工作，避免貪贓枉法。

總之，「范仲淹」希望利用制度將老化的官僚體系重新潤滑，精簡官員數目，提高官僚素質，將有限的財政用到這些合格的官員身上。

針對行政效率低下，事情拖而不決，「范仲淹」提出了『推恩信』『重命令』兩項措施，要求朝廷不要總是變動命令，一旦發佈了命令，就要執行到底。

針對冗費，「范仲淹」提出『厚農桑』『減徭役』。政府通過興修水利、政策鼓勵、減少稅收的措施來鼓勵農民，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同時，又通過減少不必要的徵召，合併政府機構，節省用人，減輕百姓負擔，讓他們安心從事生產勞動。 

「范仲淹」提出改革綱領之後，宋仁宗經過考慮，除了府兵制不予恢復之外，其餘的都下詔辦理。

在「范仲淹」的領導下，北宋政府終於走上了變革之路，史稱「慶曆新政」。「范仲淹」是一個務實的人，他不提過於宏大的目標，不像後來的「王安石」那樣，想一次性地變革朝廷的體系。他只想在現有制度框架之下，將原來制度中已經亂套的地方重新調整好。可以說，這是一次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改革。「范仲淹」的改革暗含著這幾條原則：

第一、政府雖然要收稅，但不是越多越好，財政應該量入為出，而不是量出為入。政府的職責是發展經濟而不是加強稅收。

第二、政府不應該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來獲利，而應該只依靠稅收來解決財政問題。

第三、政府的主要問題不是財政收入不足，而是規模快速膨脹，政府的規模降下來，花費自然減少。

總之，改革的核心不是加強政府權力和干預民間經濟運行，而是針對政府自身，要從自己身上割肉，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讀書心得:為什麼唐朝、宋朝政府都一直在膨脹官員的人數，明明知道財政不足，卻一直停不下來，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在中國的歷史上，絕大部分改革都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只有少數改革是為了縮小政府規模而推行的。

「慶曆新政」算是極少數能夠為了縮小政府規模、減少開支而推行的。如果它成功了，那麼北宋可能會統治得更長久；而如果它失敗了，人們將會從另外的角度考慮問題：既然無法限制政府的規模，那麼就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到了這時，就又該輪到聚斂之臣上台了。 

「慶曆新政」的命運到底如何呢?

宋仁宗的詔書下達後，立刻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對於「范仲淹」的才華，人人佩服不已。此前，宰相呂夷簡在任時，壓迫、驅逐了一批良臣。「范仲淹」受重用後，富弼、「韓琦」等較為正直的官員隨即被啟用，與「范仲淹」共同籌劃改革方案。這時，人們對他們的政策報以極大的期待。然而，政策下達之後，真正重要的是有人依據政策去執行。這時，事情卻亂了套。為了將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將那些依靠恩蔭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須實行嚴格的考績制度，但「范仲淹」沒有足夠的人手來推行政策，下層機構也不願意配合。人們議論紛紛，認為改革涉及的面太廣，內容太多，於是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書皇帝，提出政出多門，每個衙門自己不做事，還不讓別人做事，要想推進改革，必須把更多權力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為輔政大臣，監管兵事和財政，而將其他的權力交給中書和樞密院這兩府，與輔政大臣共同推進改革。

「范仲淹」的建議牽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在經過討論之後，群臣建議皇帝否決「范仲淹」的提議，只授予他刑法的司法權。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棄，既然他有了刑法的司法權，就決定借此繼續推進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出巡各地，督促官員執行改革，同時打擊那些不為民辦事的官員。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被揭露出來，「范仲淹」的改革終於激起整個官僚階層的反抗。

官僚階層發現，如果改革成功，首先是他們的權力被限制。改革恩蔭制度之後，官員的後代當官沒有那麼容易了，貪污撈錢的機會也少了，而磨勘制度變得嚴密之後，當官混日子也不方便了。

當整個官僚階層開始反抗時，「范仲淹」知道，改革已經進行不下去了。他瞭解仁宗皇帝的弱點：性格仁慈，能受委屈，卻對付不了會哭鬧的官員。隨著與西夏維持和平的希望增大，財政改革的需求也不那麼急迫了，一切都在向著舊軌道滑去。

「慶曆新政」實行了一年多之後，「范仲淹」已經無力將改革再推行下去了。恰好這時，邊境傳來警報，「范仲淹」和改革派大臣、樞密副使富弼一同申請戍邊。皇帝也已經厭煩了改革，任命「范仲淹」擔任河東、陝西宣撫使，賜予他黃金百兩，將他打發走了。到了邊關之後，「范仲淹」將這百兩黃金分給了將士。

對於改革的失敗，「范仲淹」是什麼心情，歷史沒有過多記載，他的名作《岳陽樓記》中，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或許恰好反映了他的內心。這時的他已經將成敗看淡了，只求問心無愧。

北宋的第一次也是最靠譜的一次改革失敗了，讓人扼腕不已。如果這次改革成功，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王安石」改革了。

「慶曆新政」也留下了一定的成果：皇帝偶爾想起來「范仲淹」的建議，就會清理一批冗官。但不久後，總會有新一批冗官，帝國財政仍舊在惡化。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這是一個經濟發達的時代，也是一個財政混亂的時代。宋朝擁有最複雜的官僚體系、最龐大且無用的軍隊、最全面的專賣制度、最先進也是最無賴的金融工具。

宋朝的命運在它建立之初就已經註定。人們雖然反抗過，改革過，但最終都無法對抗龐大的財政慣性，政府在不斷找錢中消耗著力量，最終瓦解。而北方虎視眈眈的敵人利用這個機會，吞併了中國歷史上最獨特的王朝。

錯綜複雜的財政集權

 

後周恭帝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趙匡胤帶領一支後周的軍隊從京師汴州北上，抗擊北漢契丹聯軍。這一天晚上，他們駐紮在京師北面、黃河北岸上的陳橋驛，當晚，陰謀的主角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趙匡胤先喝酒將自己灌醉，回到帳中呼呼大睡。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和掌書記趙普則在外策劃軍隊造反。到了五更時分，有組織的軍人們在一種狂熱情緒的支配下來到陳橋驛的驛門，鼓噪著要求趙匡胤當皇帝，他們隨後向趙匡胤的寢帳進發。趙光義和趙普乘機走進趙匡胤的寢帳，將醉眼蒙矓的趙匡胤叫醒。等趙匡胤從屋裡出來，有人立即給他套上一件黃袍，眾人山呼萬歲，簇擁著他回頭走向京師，朝京師汴州的方向前進(汴州就是汴京，河南省開封市)。 

到了京師，士兵們把宰相范質帶到趙匡胤的面前，范質一看大事不好，只得承認了既成事實。趙匡胤控制了京師，逼迫未成年的後周恭帝將皇位禪讓給自己。另一位後周權臣韓通聽說此事，立即往家跑，他跑到家還沒有來得及關門，趙匡胤的手下王彥生就進屋殺了他的全家。

趙匡胤登基後，後周太尉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也相繼跟著叛亂，最後由趙匡胤鎮壓勝利。

趙匡胤顯得憂心忡忡。

從中晚唐至五代十國的一兩百年的時間裡，由於中央政府缺乏控制力，各地的節度使成為地方事實上的統治者。他們擁有軍隊，從地方收稅來養兵，還有自己的官僚系統，已經完全獨立於中央。趙匡胤雖然得到了天下，但是，如果這樣的結構不改變，下一次改朝換代很快又會發生。如何坐穩江山，成了他必須解決的問題。更棘手的是，趙匡胤已經沒有機會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因為趙匡胤是藉由和平禪讓獲得權力(與各勢力交換條件)，所以趙匡胤必須安撫那些推舉他上台，或者默認他當皇帝的人。禪讓的王朝總是帶著前朝的所有問題，要想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穩固的架構更是難上加難。

幫助趙匡胤黃袍加身的趙普心領神會。他向趙匡胤提出了計策，加強中央集權，總結起來，有三個方面：在政治上，分散授權(另設副宰相)；在軍事上，收回精兵(另設樞密院)；在財政上，控制錢糧(另設三司使)。 

雖然繼承了唐、五代時期的基本政治架構，但是皇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另外加上了許多的監管措施，來防止官員擅權。

在唐代，宰相的權力很大，但是在宋代，將宰相的權力分散掉。

為了分散宰相的權力，還設置了副宰相(參知政事)，兵權分出去，歸樞密院，財權也分出去，設置了三司使，號稱計相。 

在地方官制上，財權、軍權、行政權力也各自分離，官員皆由中央任命，並且互相牽制。除了設州縣之外，宋代在州之上還有一個叫作路的機構。路不算是一級政府，只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但又承擔了政府的許多職能。

就這樣，宋代成了中國歷史上官僚制度最複雜的朝代，各級政府機構盤根錯節，任何人即便想要反叛，也無法獲得足夠的權力。

軍事上，為了對抗節度使的權力，五代時期已經形成了樞密院領兵制度。樞密使這個發端於唐代宦官，從五代時期起，改由非宦官擔任的職務，到了宋代已經成了類似當今的總參謀部部長，掌管軍事大權。

為了限制權力，除了樞密使之外，宋代還設置了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組成的三衙。這三衙統領全國的禁軍和廂軍，負責軍事訓練。三衙負責練兵，樞密院負責調兵，而打仗時還要另設將帥領兵。路、州、縣各個地方政府也設有各種各樣的軍事職務，負責當地駐軍的監管、協調和後勤工作。

宋代與唐初軍事體制最大的不同，是初唐採取府兵制，而宋代採用募兵制。募兵制與府兵制的區別，在於兵都是招募而來的職業兵，只負責打仗，不負責生產和屯田，他們是由中央政府發工資的。募兵制相對於府兵制的優點是兵士的軍事素質更高，而缺點則是養兵必須全靠政府撥款，費用高昂。要想達到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集權，就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該如何控制百姓，讓他們樂意幫助政府建立集權制度呢?

趙普的提議之中，最核心的內容是『制其錢穀』，從財政上剝奪其獨立能力，使其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這樣才能解決財政問題。『剝奪其權』和『收其精兵』都是外在的動作，就像綁住一個人的手腳一樣，雖然能夠制服他，卻也剝奪了他為皇帝效力的能力。只有『制其錢穀』，才能在不損害一個人的戰鬥力的前提下，又讓他服服帖帖。

宋太祖為了剝奪各個地方的獨立財權，派遣了大量的使職官僚下去。他規定，地方財政事務都由中央政府設立的轉運使掌控，而地方長官(節度使、防御使、觀察使、留後、刺史等)均不管理財政事宜。 

回想一下唐代後期，一份稅收要分成留州、送史(節度使)、上貢(朝廷)三個部分，而上貢的比例有時甚至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的財政都被地方苛扣了。甚至有的藩鎮乾脆不向中央繳稅，只是不定時地送一些貢品。

唐德宗當年的窘況彷彿是長鳴的警鐘，隨時提醒著宋代帝王。宋太宗趙光義更是直言不諱地說，整頓財政就要以唐為鑒。財政官員直屬於中央，地方官就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來插手帝國的財政了。 

1992年，中國共產政府啟動新一輪分稅制改革。為了加強中央權力，在財政分配上偏向中央，地方需要花費，就由中央進行轉移支付。而一千年前的宋代，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規定稅收必須都解繳到京師，即使由於交通不便無法送到，也必須在當地封存，不允許地方官員動用。

備註:解繳=解送繳納，解送是保護運送。是指財政或稅務機關，將「代徵、代扣納稅人須繳納的金額」，用保護運送的方式，繳納到國庫簽收，這個過程，稱為解送繳納。

中央財政比例的加大形成了幹強枝弱的局面，這是整個宋代財政狀況的一條主線。在中央，皇帝設立了三司使，專管財務。財政官員的地位提升，並獨立於原有的行政系統之外，皇帝對於財政的控制權更加強了。宋太祖設立的控制制度非常成功，直到宋代末年，地方官僚都無法與中央政府對抗。

但是，由於宋代在前代官制的基礎上設置了太多的權宜性的職位，官僚隊伍膨脹的速度甚至超過了之前的任何朝代。由於軍權分得過散，沒有人為軍隊的實力負責，人們從軍只為養家糊口，戰鬥力糟糕得一塌糊塗。

冗官和冗兵，是宋代財政最大的兩個包袱，怎麼甩都甩不掉。

讀書心得:不能說甩吧，根本就是皇室故意形成如此內耗的模式，才能避免叛變

在宋真宗時期，宋代的士兵大約為九十一萬二千人，接受俸祿的宗室、官僚大約為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到了宋仁宗寶元時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數已經達到了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而接受俸祿的宗室、官僚為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人。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於天下太平，士兵人數終於降至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人，接受俸祿的人卻立刻擴充了十分之三。 

宋仁宗時期的名臣「蔡襄」曾經統計過皇祐年間(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稅賦收入和軍事開支。稅賦分為錢、絹帛、糧、草四項，其中軍事開支分別占了總收入的比例: 錢30%、絹帛102%、糧76%、草84%。

由於養兵養官的包袱，宋代不得不大大增加財政收入。

與唐代相比，宋代的農業稅和勞役都更加沉重。

農業稅仍然以兩稅為主，但對兩稅再次做出了簡化：夏稅納錢，秋稅繳米。除了兩稅之外，又有無數的苛捐雜稅：農器稅、牛革筋角稅、義倉稅、進際稅、蠶鹽稅、曲引錢、納醋息錢、頭子錢，等等，名目繁多。繳稅又有不同的方式，一會兒繳錢，一會兒又折算成米，算來算去，政府就吃足了其中的差價。

由於經濟的發展，宋代的墾田數量超過了前代，然而，與墾田數量大增並行的，是逃亡戶的增加。在群臣的討論中，逃亡戶一直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由於不繳稅的『形勢戶』太多，大量的稅收負擔都壓在百姓的普通戶的頭上，百姓們突然發現，依靠農業致富已經成了一種空想。如果一戶人家想多種幾棵樹，他會發現樹還沒有長大，地方政府已經調高了他的戶等和稅賦，算算帳，還不如把樹砍掉划算。

任何財產的變動都可能成為政府加稅的理由，最終，人們發現當一個遊民反而最省心。許多人不再從事農業生產，這也間接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

除了田稅之外，勞役問題也十分嚴重。在宋代，最令人頭疼的勞役是替官府出差的衙前，以及治理民間的里正。特別是衙前，本來是一個替官府出差的職位，按照現代人的理解，替官府做事是可以賺錢的。但在宋代，由於這種差沒有俸祿，還要受官僚的欺負，充當差役是要倒貼錢的，成了典型的苦差。為了找人充差，政府只能強迫富裕的人家出人，但就算是富裕人家，出衙前差也可以讓人傾家蕩產。 

即便這樣搜刮，隨著官僚隊伍和軍事開支的繼續膨脹，僅僅依靠農業稅，仍然無法滿足需要。北宋時期的財政總收入在12000萬~15000萬之間，其中農業財政收入大約在5000萬~7000萬之間，不足之處，則要靠組織最嚴密的國營壟斷事業來填補，於是宋代發展出了最複雜的官買官賣制度。

   

官買官賣遍天下

 

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一位叫作「范祥」的太常博士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建議，試圖解決困擾中央政府的軍事財政問題。

由於與西夏戰爭造成的財政緊張，加上「范仲淹」改革失敗，中央政府已經沒有力量支援陝西邊境的財政。此刻，各地的稅收已經加無可加，而各種專賣制度已經很嚴密，政府建立了鹽、茶、香藥、奢侈品等專賣機構。這些特殊的國有企業控制著從生產到銷售的每一個環節，最大限度地將利潤壓榨出來供給中央政府養官和打仗。但政府仍然入不敷出，宋仁宗的滿朝名臣都束手無策。

這時，樞密副使「韓琦」向皇帝推薦了名不見經傳的「范祥」，他又能想出什麼辦法? 

「范祥」的辦法是：用鹽來養兵。

在「范祥」之前，宋代的食鹽專賣制度是這樣安排的：全國劃分成若干區域，每個區域內有一個食鹽產區，而這個產區的鹽只能在本區域銷售，否則就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例如:四川地區的井鹽只能在四川和三峽地區銷售；浙江沿海的鹽只能供應兩浙地區；福建長清場的鹽主要供應福建；而解州(位於今山西運城)的解鹽，供應了北方的廣大地區。

在每一個產地，或由政府組織生產，或者由鹽農生產，但鹽農只能以極低的價格賣給政府，不得銷售給他人。政府再組織運輸，將鹽運往各地進行銷售。不過，在銷售店鋪方面，規則卻有一定的鬆動。例如:解鹽，在首都等核心地區都是政府直接建立零售機構，別人不得經營。但是，還有一些偏遠的地區，政府的機構覆蓋不到，就准許商人從政府批量購入再自行銷售。但是，批發商人也只能在指定地區銷售，如果越界，就要受到嚴懲。

宋代的這種做法一直流傳到現在(指中國人民共和國)，即便鹽稅在現在的政府收入中已經占比很小。直到2014年，政府才取消了鹽業專賣。

雖然宋代政府已經通過食鹽專賣獲得了大量的收益，但是到了宋仁宗初期，食鹽專賣的收益卻因為另一項臨時措施的出現而打了折扣，這項臨時措施和政府的運輸能力不足有關。當時，在與西夏接壤的西北地區，需要外部運進大量的物資和糧食，可是運輸是要花錢的，而政府沒有那麼多錢，無法把糧食運送到邊疆地區。為了應付運輸問題，政府想出了一個主意：鼓勵商人往邊疆運輸糧食。

原來早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由於邊關糧草吃緊，宋太宗請求大商人幫助政府，先把糧食運送到邊防，當邊關守將接收了商人運來的糧草之後，就開一張證明，載明捐贈物資價值多少錢，由商人將這張證明帶回京師，政府把錢款劃撥給商人。商人之所以願意接受政府的條件，是因為邊關守將會把糧食的價格儘量高估，留給商人一定的利潤空間。另外，政府為了激發商人的意願，還規定商人結款時可以不要現錢，而要一些政府壟斷的商品，最初主要是茶葉。壟斷商品的價值更高，也更受歡迎。 

宋太宗死後，宋真宗繼位，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三司使王嗣宗進一步細化了規則：政府付款給商人的是百分之四十的香藥、百分之三十的犀牛角和象牙，以及百分之三十的茶葉券，商人可以用茶葉券去換茶。後來改為百分之六十的犀牛角和象牙，以及百分之四十的茶葉券。 

宋真宗死後，宋仁宗繼位，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宋仁宗規定商人可以向政府要現錢，也可以要求政府支付茶葉、香藥、象牙或者鹽、白礬等緊俏物資。

從此，鹽進入了商人們的換購清單，政府只好允許商人參與鹽業的壟斷經營。

然而，這種辦法卻讓商人鑽了空子。由於糧食的價格被高估，商人可以用較少的糧食換得較多的專賣品，更有甚時，商人往邊關運送一束草，就可以獲得十二斤十一兩的高質量顆鹽。並且，商人運輸的貨物質量並沒有保證，常常是劣質的。更嚴重的是，隨著商人手中的專賣品越來越多，政府無法任意抬高專賣品的價格了。隨著專賣品價格的降低，中央財政收入減少了。官員們紛紛檢討，認為這個臨時性的做法對政府財政的影響弊大於利。 

結果，宋代的軍費還沒有解決，財政收入又出現了問題，可謂顧此失彼。恰好在這時，「范祥」推出了他的鹽票改革。

「范祥」認為，目前的食鹽專賣體系和邊關運輸方式都太低效了，如果將食鹽票券化，就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益，同時可以幫助政府解決向邊關運輸的問題。 

「范祥」發行了一種叫作『鹽鈔』的證券，同時不再讓商人向邊關運輸糧食物資，而是讓商人直接向邊關運輸現錢，按照當地市價購買物資。這樣一來，成本竟然比讓商人們運輸物資要便宜得多。簡單地說，以前邊關糧草是政府安排統購統銷，價格高昂，質量低劣，後來改為公開招標，價格反而便宜下來了。

站在商人的立場，向邊關輸送錢幣，又能獲得什麼樣的利益呢?

守將收到錢款後，會將相應數量的『鹽鈔』交給商人。商人拿到『鹽鈔』直接到鹽產地(鹽池)去提鹽，再到指定地區賣鹽。政府不再負責鹽的運輸，而交由商人自己負責。商人不需要再跑到京師，而是直接去鹽產地，也不能再要求犀牛角、象牙等東西，只能換鹽，政府的負擔減輕了。這並不表示商人會虧本，因為鹽在宋代是搶手貨，商人都樂於收購。

「范祥」想通過改革造成雙贏的局面。

到後來，商人們甚至可以把『鹽鈔』當作貨幣使用。

在宋代北方的大宗貿易中，『鹽鈔』就是一種通用的交換媒介，商品可以用『鹽鈔』計價，用『鹽鈔』可以直接購買糧食、茶葉等物品。當『鹽鈔』成為商品交換中介之後，政府就可以加量發行，獲得更大的利益，將『鹽鈔』逐漸貨幣化。最後，『鹽鈔』的數量超過人們對食鹽的實際需求，只有到這一步，政府才算利用鹽業將利潤最大化。

讀書心得:以現代來說，鈔票價值= 可兌換黃金、白銀來保證鈔票價值。北宋時候，鹽鈔的價值= 可兌換食鹽來保證鹽鈔的價值。

「范祥」的設計雖然很好，卻並沒有馬上得到皇帝的認可。又拖了四年，皇帝才終於下決心實行。

一開始，『鹽鈔』制度就遭到了抵制。抵制「范祥」的大部分都是大商人。在此之前，他們把糧食運到邊關，可以高估糧食價格，投機倒把，以次充好。但現在，價格已經被鎖死了，他們雖然還能賺錢，但暴利已經不存在了。許多官員對「范祥」也不滿意，因為在以前的制度下，他們能夠和商人勾結，吃回扣，鑽空子，現在這樣的機會少了。 

在商人和官員的聯合抵制下，宋仁宗讓時任三司戶部副使的「包拯」前往調查。鐵面無私的包青天經過研究，得出結論：商人和官員反對，是因為他們鑽空子的機會少了，但是實行『鹽鈔』制度，政府的財政浪費會大大減少，而利潤相應增加，這項政策對政府是有利的。包拯的報告讓『鹽鈔』得以繼續。

讀書心得:原來包青天真實的身分是負責財政方面的調查員喔，有夠好笑

事實證明，『鹽鈔』的實行的確給政府帶來了更多的收入。到了皇祐初年(公元1049年)，『鹽鈔』收入已經達到了二百二十一萬，四年後穩定在二百一十五萬，這四年的總收入比之前六年的總收入還多六十八萬。

更重要的是，以前政府還要支出一部分錢給商人，感謝他們把物資送到了邊關。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這筆支出就達到了六百四十七萬，宋仁宗慶曆六年也有四百八十萬，由於商人不需要再到首都來領錢，這些錢都省下了。 根據記載，僅僅鹽法一項，就已經滿足了政府百分之八十的邊疆軍事開支。

「范祥」的改革讓皇帝嘗到了甜頭，也看到了官賣制度可以帶來很大的收益。宋代對鹽業源頭的壟斷，就好像中國共產黨政府對於土地的壟斷一樣，會產生令人瞠目結舌的收益。中國共產黨地方政府僅僅依靠賣地就能獲得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六七十，如果把土地抵押帶來的金融效益計算在內，有的地方甚至能達到百分之八九十。而宋代將鹽業票券化之後，也有著類似的效果。 

但這種效果卻是有代價的，因為『鹽鈔』的整個流程都只建立在百姓對鹽的需求上，而這個需求畢竟是有限的，如果超額發行『鹽鈔』，就會形成巨大的泡沫，直到坍塌。

讀書心得:濫印鹽鈔，如果人人手中都有多張鹽鈔，當然變得不值錢囉

在實行『鹽鈔』制度之前，宋代政府甚至依靠強行攤派，規定每個人必須每年買多少鹽。後來，政府不再強迫人民買鹽了，但是又發行了太多的『鹽鈔』。只要商人給邊關送去糧食和錢，政府就發『鹽鈔』，根本不在意是否超額。

讀書心得:宋朝政府根本不懂金融，反正先濫印鹽鈔再說，等到鹽鈔的信用破產，再丟給別人去收拾爛攤子。

宋仁宗(在位41年)→宋英宗(在位4年)→宋神宗。到了宋神宗熙寧六年，民間實際的用鹽量只有428601席鹽(每席為116.5斤)，而陝西邊關發出的『鹽鈔』達902716席，已經超過實際用量的一倍。濫印的『鹽鈔』越來越不值錢。 

除了「范祥」改革之外，宋代的鹽業還經過了多次改革，但整體的指導思想從來沒有變化：都是政府想辦法撈取民間的財產。

宋代的專賣制度大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中國歷史上政府壟斷經營和專賣的高峰就出現在宋代，到了最後，政府已經將所有適合壟斷經營的項目都收了過來。這些專賣大都繼承自五代時期，那時各個小朝廷為了應付軍費開支，不斷地尋找新的財源，開闢了各種專賣制度。到了宋代，這些專賣制度大都沒有廢除，甚至更加發達了。 

從宋太宗(趙匡義)時期，實行鹽、酒等專賣。

侍御史「田錫」就對財政，特別是專賣制度表達了自己的憂慮：『筦榷貸貨，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肯稍頻。臣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必責虧欠之過。遞年比撲，只管增加，遞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殖貨之源，未聞適變。』 

宋太宗去世時，「王禹偁」等人再次直言：『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謂盡矣。』 

人們以為宋太宗已經窮盡了專賣的能事，但這只是個開端。

到了宋真宗時期，由於財政窟窿太大，鹽酒的專賣已經不能滿足需求，於是朝廷瞄準了茶、礬、香等一切可能產生壟斷收益的商品，而專賣產生的利潤也更加豐厚。

高峰時期，宋代的正規稅收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幾的財政收入，而更多收入則來自於這些官僚經營機構。

讀書心得:宋朝實施的官營專賣制度，其實仍然是重複漢武帝官營的老路，問題還是一樣，品質低劣，利潤都被官員貪污掉了。

由於許多壟斷的物資出自海外，例如:犀牛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等等，皇帝甚至將專賣制度延伸到了海外，為此制定了嚴格的海關制度。 

根據規定，一艘海外的帆船來到中國的港口，首先必須進行登記，繳納十分之一的物資作為稅收。納稅完畢之後，官員們再拿出兩個名單：第一個名單上寫著只准政府採購的商品，如果船上有這些物資，必須全部賣給政府；第二個名單上是政府優先採購的商品，先保證政府的所需，剩餘的才能賣給民間。

政府採購的物品統一進入官方的專賣系統，並以壟斷價格進行銷售。但是皇帝沒有想到的是，為了維持這種專賣制度，必須雇傭大量的人來運作，而這些人都需要財政養活。為了經營，官僚集團也變得更加龐大，這些官員在幫助政府盈利的同時，也在謀取私利。隨著宋代專賣制度的盛行，民間的負擔也更加沉重。到最後，宋代政府的官營專賣制度變成虧本買賣，而且營運效率低下，還產生巨大的冗員，財政問題更加嚴重了。

讀書心得:官營還能虧本，可見得貪污腐敗太嚴重

宋仁宗死後，他的養子宋英宗有心改革卻英年早逝(在位4年而已)，然後是宋神宗，終於下決心面對財政危機，進行了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改革。

 

『熙寧變法』和元豐改制

宋神宗一上任，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突然發生一場激烈辯論，辯論的雙方是兩個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 

這一年，京師汴州(開封)接連發生地震，冀州一帶出現了黃河決口，而河朔也發生了巨大的旱災。為了救災，政府花了不少錢，官員請求宋神宗在例行的南郊典禮中不要再頒發賞賜。按照規矩，典禮中皇帝應該給他的功臣們賞賜金帛財物。

宋神宗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請三位學士「王珪」、「王安石」和「司馬光」前來商量。 

三人中，學士承旨「王珪」資格最老，性格溫和，人們譏笑他平生只會做三件事：『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是『三旨相公』。面對皇帝時，「王珪」果然適時地保持了沉默。而翰林兼侍讀學士「司馬光」則贊同提議，認為為了救災，需要節省其他開支。 這時，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卻把話題引向另一個方向，於是這次討論變成了財政思想的大辯論。 

「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不是財政緊縮的理由，政府的正常開支不應該縮減。錢不夠用，政府就應該積極理財，增加財政收入。 

「司馬光」則嘲笑對手：所謂的善於理財，只不過是政府從民間搜刮的理由而已。 

「王安石」不同意，認為:善於理財並不是要從民間搜刮。其實，聰明的官員不需要增加民間稅率，也可以達到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做到國用充足。 

「司馬光」繼續反駁：天下哪有這種道理?就產出了這麼多的財物，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間。所謂不剝奪民間財物，依靠理財生錢，只不過是漢代「桑弘羊」使用過的花招罷了。

雙方你來我往，爭議不已。

讀書心得:原來「司馬光」早就研讀過漢武帝「桑弘羊」使用過的手段，果然是讀書人。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還原爭論的現場，如果單單從《宋史》保留下的材料看，「司馬光」的觀點似乎更有說服力，但是事實上，當時「王安石」的觀點更能打動人。

宋神宗最後打了圓場，宣佈作為個人，他贊成「司馬光」的意見，但是作為皇帝，姑且按照「王安石」的意見去做。宋神宗的態度已經預示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命運。 

其實在這次爭論之前、之後，「王安石」與宋神宗都有過密切的交流，「王安石」系統地向宋神宗講述了變法思想。

爭論過後的第二年，「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啟動了歷史上最有名的『熙寧變法』。 

早在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提出「慶曆新政」失敗後，人們就對於下一次改革將會如何進行，就一直議論紛紛。

「范仲淹」改革的突破口是整頓官僚隊伍。通過整頓裁減官僚和軍隊，減少財政開支，這種方法是保守的。自從「范仲淹」失敗之後，人們就意識到裁減官僚已經不可能了。

宋神宗繼位後，將理財放在了最為優先的位置上。最初，宋神宗仍然採取傳統想法，命令翰林學士「司馬光」制定政策，以宋仁宗慶曆二年(也就是「慶曆新政」的前一年)為財政標準來縮減朝廷開支。但是「司馬光」研究了幾天，承認這個工作不是短期能夠完成的。

「司馬光」對皇帝說：『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讀書心得:司馬光已經看得很清楚，政府收刮到的錢，任性浪費在賞賜、宗室、冗官、冗軍，全部都是亂花錢，這是問題的根本，除非裁減，不然我沒辦法。

當「司馬光」等堅守傳統的官員承認無法驟然完成使命時，恰好有另一個人跳出來，宣佈他有妙法能夠讓帝國財政起死回生，也就難怪宋神宗偏向於此人了。

當「王安石」掌權時，宋代的改革就進入了下一個階段：不節省財政開支，變本加厲，搜刮人民的財產。 

「王安石」並不是一個典型的理財專家，而是一個懷有夢想，又缺乏實務經驗的人。他自始至終相信，在幫助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可以發展民間經濟。

「王安石」曾經向宋仁宗遞交過萬言書，詳述了他的改革思想，然而宋仁宗並沒有重視他的提議。

到了宋神宗時期，年輕的皇帝急於扭轉財政的頹勢，「王安石」無所畏懼的性格恰好與皇帝的期望不謀而合。 

宋神宗上任後，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變法條文。主線只有一個：加強中央集權，利用政府的力量來指導和參與經濟運營，搞活經濟，從而獲得更大的財政收入。

這個主線的唯一問題是：只要政府參與了具體的經濟運營，整個市場的效率必然降低，從而造成經濟的衰退。至於政府的財政增收，這的確可以做到，但這是以民間的損失為代價的。

在「王安石」看來，這是一個把餅做大的變革，但實際上卻是一場分餅大戰，政府分得多了，民間必然分得少。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從更深層次上理解『熙寧變法』的失敗。 

這場變法之所以對未來影響深遠，還在於「王安石」在集權過程中對於官制的破壞。

在宋神宗決定『熙寧變法』之前，宋仁宗、宋神宗時期，朝廷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大臣，例如:「歐陽修」、「韓琦」、「富弼」、「司馬光」、『三蘇』等人，但這些人大都不認同「王安石」的變法。 

「司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對新法最甚。雖然他提不出立即見效的方法，但他極力反對新法，認為精簡政府機構、減稅才是王道。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爭鬥中都表現得很極端，為了讓對方下台，不惜把反對者徹底打趴下。

宋神宗上任後，朝廷的官鬥愈演愈烈，已經不再以是非為標準，變成了純粹的拉幫結派。

而「蘇軾」等人的想法更為現實。「蘇軾」一方面看到了「王安石」的大部分主張不可行，另一方面看到了有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是不錯的，同時，他不贊成激烈的官鬥。在所有朝廷官僚中，「蘇軾」的見解和姿態一直高人一籌。但「王安石」不分青紅皂白地將這一派的人士也一併打倒了。 

在打倒了這兩派之後，「王安石」必須另外選擇一批官員來執行他的改革，但是，隨著正直大臣的紛紛離職，他能選擇的只有一批無賴之徒。這些人雖缺乏成熟的政治主張，卻不缺乏自我意識，很快就學會利用新法為自己牟利，這就更加敗壞了新法，加速了變法的失敗。另外，「王安石」的集權主張讓這些人更加容易利用手中的權力，使得權力缺乏制約。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北宋終了。從具體的條文上來講，變法的大部分內容都在以前的歷史中出現過，並非他的原創。

「王安石」制定的『均輸法』，是為了節省政府的運輸能力，允許主管官員(發運使)更靈活地處置稅收，例如:將大米賣掉換成土特產，土特產的重量更輕，也就節省了運輸能力。這個做法出現在漢武帝時期，由著名的理財大臣「桑弘羊」提出。在漢代，這一做法就已經出現了問題：由於發運使權力太大，攪亂了市場，因此產生了囤積居奇、強買強賣等各種不法行為。

讀書心得:我覺得王安石根本不懂經濟，只是抄襲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的做法而已。

 

『青苗法』也是一項前人的制度(讀書心得:魏晉就有做過了，一直到南晉、隋朝、唐朝、五代十國都有)，「王安石」只不過將它的規模擴大了。所謂『青苗法』，是政府給農民發放青苗貸款的法律。當地裡還是青苗時，可能是農民最缺錢的時刻，因為這時候他們可能已經把去年的存糧都吃完了，可是今年的糧食還沒有下來，青苗還沒有熟。有的農民甚至把留種子的那點糧食都吃掉了，連地都種不下去。這時官府如果出面，拿出錢來將錢貸給農民，等糧食熟了再讓農民還回來，這樣，官府可以獲得一部分利息，而農民也不至於餓死。這個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錯的。可是，很不錯的想法在執行的時候卻必然失敗。為什麼?因為官僚效率的低下和粗暴。

從理論上分析，這個做法的確可行，但實行起來，如果中央政府不強行推動，各地政府就懶得理睬，不了了之。中央政府要想推動，就必須下達指標強行推進，如果官員完不成指標，就要受到懲罰。可是，一旦下達了額度指標，每年必須貸出去多少，收入利息多少，這個額度就必然被濫用。本來可能一百戶農民只有五戶需要貸款，但官僚系統的低效率卻無法找到真正需要的這五戶，反而抓到了另外的人，強行把錢貸給不需要的人，好趕快完成指標。到最後，地方政府執行『青苗法』就變成了強制貸款、強行收租，把額度指標完成了事。

這就像現在的GDP比賽，或者財政比賽一樣，最終的成本都轉嫁到了民間，而借貸的效率反而愈加低下。這也可以看出，變法的本質不是發展經濟，而是增加財政收入。 

同樣的問題還出現在『市易法』上。

政府想建立一個叫作市易務的機構，利用這個官方的交易平台來平抑物價，這樣的做法在理論上是完善的。只有到了現代，人們進行過社會主義實踐，才意識到其中的漏洞：官方主導的流通市場必定是一個『剪刀差』橫生、低買高拋的好地方，最終會成為官僚企業和關係戶大賺其錢的地方，不僅不會降低市場的波動性，反而會增加不確定性。

為了降低軍事開支，「王安石」還訂立了保甲、保馬和將兵之法。這些法律要求裁撤不合格的軍隊，同時在民間建立保甲組織，相當於是民兵資源，定期進行軍事訓練。由於民兵是不花政府錢的，可以降低財政壓力。另外，軍馬以前是官方養殖，也要把軍馬放到農戶家裡去養，減少官方成本。但是，北宋時期由於職業分工的發展，農民搞軍事訓練不僅不會有效果，反而耽誤了種田，可謂勞民傷財。

讀書心得:朝廷進一步把軍事費用丟給農民自己負擔，養馬(保馬)、當軍人(保甲)，這個王安石，壓榨農民太超過，真的壞透了。

開封府有人為了逃避保甲，不惜斷指自殘。知府韓維上奏談到這事，「王安石」卻認為，這是士大夫針對他的陰謀，就算有這種事情，也說明有愚民被士大夫們挑動了，政府不應該因為有一兩件這種事就放棄變法。

「王安石」的觀點跨越了千年，到了現代還被中國共產黨政府官員們繼續採用，中國共產黨的官員面對民眾對抗拆遷時，也認為這是少數人不懂得發展的道理而做出的愚蠢舉動。 

「王安石」制定的政策，並非毫無可取之處，若干法律如果慢慢地實行，而不是一下子打包推出，是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的。

例如:農田水利法，政府的確應該承擔一定的公共工程，解決灌溉等農業發展的基本需要。中國歷史上，治水的名臣輩出，經驗豐富，但是這項法律必須在地方層面上落實，各個地方有水利需求，才會有效果。如果以運動的方式來做的話，必然會因徵調了太多的勞力，而對民間形成干擾。

讀書心得:全民大躍進、土法大煉鋼、超英趕美、文化大革命、新冠病毒清零封控...這些都是失敗的做法，想不到錯誤的觀念，一直重覆至今。難怪專家說智人進化的程度，原本是靠採集狩獵的，從8千年前進入農耕時代後，至今，智人的大腦演化的速度，仍然沒有跟上人類所需要的生化演算法。

另一個可能有好處的法律叫『方田均稅法』。如果執行得當，對於政府和民間也都有好處。由於宋代的土地佔有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加之許多本該納稅的人逃避了納稅義務，讓稅收負擔向著窮人集中。通過重新丈量和登記土地，可以讓稅收更加平均。

但是，除非像北魏那樣存在大片荒地進行重新規劃，如果像宋代這樣，所有的土地都已經被人占了，那麼不管怎麼調查，總會有遺漏的土地。所以，執政者一定要清楚，完全調查清楚是不可能的，必須考慮調查成本和民間承受程度，適可而止。而「王安石」希望進行一次全面的丈量，還設計了一個新的單位叫作方(一百萬平方步)，將土地重新劃為五等，重新釐定稅收，有著明顯的加稅意圖。 

這項規模浩大的工程執行時，民間的敵意終於越來越深，百姓們都了解，清查過土地之後，稅收會加重，隨著各地的抵制和惡評，這項法律最終被擱置。經過清查的土地已經達到了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九頃，約占當時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 

在「王安石」的改革中，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法律是『免役法』。在所有的法律中，『免役法』是最可能成功的一項。由於宋代有著繁重的勞役，已經給人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衙前和里正這兩個差事，可以使人傾家蕩產。 

「王安石」制定這項法律，是想讓人們繳納一定的錢，獲得免役，再用免役錢去雇傭勞役。這符合當時的需求，進行職業的分工和細化。從執行的情況來看，由於把戶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財富輸錢，也將主要的出錢方鎖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窮的人不需要納稅，而中間戶也獲得了足夠的利益。 

根據杭州知府「蘇軾」的觀察，杭州的三等戶人家一般八年一個輪回，出差役兩年，再休息六年。如果按照『免役法』的規定出錢免役，那麼每年需要出三四千，八年合計約三萬錢左右。如果不免役，必須服役的話，那麼兩年的服役費用約為七萬多。即便不算時間成本，僅僅從金錢上衡量，『免役法』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但隨著兩派爭鬥的升級，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派，還是「司馬光」的保守派，都已經不單單站在政策本身的角度看問題。變法之爭演變成了黨爭。

「王安石」下台後，新上台的「司馬光」不顧大量的反對聲，將『免役法』廢除。變法留下的僅有的正面成果也消失了。

宋神宗「王安石」拜相之後，宋仁宗時期積累下來的一群名臣被一一拿下。

呂公著、韓維、「歐陽修」、文彥博、「富弼」、「韓琦」、「司馬光」、范鎮，都被不遺餘力地排擠，御史劉述、劉琦、錢、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和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也都因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而離任。而「王安石」的黨人卻只有呂惠卿、「蔡確」、章惇等少數人，這些人都經過了黨爭的訓練。

從宋神宗「王安石」拜相開始，朝廷規矩也出現了極大的變化，人們在朝堂上鬥個你死我活，拋棄了一切原則。

宋神宗熙寧七年，在兩位太后的要挾下，宋神宗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但熙寧九年，又重新啟任他擔任宰相，直到一年後，再次罷免。

讀書心得:宋神宗這個皇帝，真的亂七八糟

即便「王安石」離開朝堂，他的政策也沒有被廢除，此時朝廷已經沒有人能夠主持撥亂反正，也沒有人能夠將他的新法堅持到底。更重要的是，他的新法雖然給民間帶來了混亂，卻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財政收入。 

根據記載，宋神宗熙寧六年，官方通過『青苗法』一項的收入大約為二百九十二萬貫利息。免役錢也是一個能夠帶來實實在在收入的項目，熙寧九年的數據顯示，該年免役收入為一千零四十一萬貫，買役支出僅為六百四十九萬貫，兩者的差額就是政府的收入，約為三百九十三萬貫。市易法的收入每年不到百萬貫。

除了這三項法令之外，其餘的政策對財政的貢獻微不足道。但這些錢大體上可以緩解一部分的財政壓力。

熙寧十年「王安石」終於下台，但是宋神宗搜刮人民的的政策並沒有停止。

「王安石」主持的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理財改革，但神宗卻探索了另一條路：節省資金、提高行政效率的官僚改革。 

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啟用「王安石」的黨徒「蔡確」，推出了著名的『元豐改制』，對於冗官問題做出調整。

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吏治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中央的法令在地方執行時總是失效或者變味；而官僚機構的重疊、牽制增多，皇帝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

宋神宗的『元豐改制』，目的就是裁撤冗餘機構，合併事權，提高效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皇帝整理了唐代的行政文件《唐六典》，對官制重新進行頂層設計，試圖重建三省六部制的結構，將多餘的官僚機構去掉，將政府管轄的事務重新裝入六部的框架裡。中央的權力又回歸到宰相的手裡。 

宋代初期，宋太祖為了將官員分權，而另設財政機關「三司使」，被宋神宗廢除，財政權力重新回歸戶部，由戶部統一領導，而且許多省、台、寺、監的臨時性官員要嘛被裁撤，要嘛歸併到正規的系統之中。為了避免官員任用過濫，中央還將官員納入到一個二十五等的官階，便於升遷和發放俸祿。

宋神宗的這次改革，是宋朝中期的皇帝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官僚干擾的一次嘗試，但是宋神宗實施初期，就帶了極大的混亂。結果時間一長，各種冗官重新出現，依附在改革後的官場上。到了宋徽宗時代，已經看不到改革帶來的任何效果了。

讀書心得:可見得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誰當皇帝都一樣啦，嘴巴講要精簡官僚體系，結果遇到不管來自宗室、冗官、冗員的討索，皇室就只會拿錢解決，權貴花錢如流水，人民為芻狗。

 

第十章 紙幣：溫水煮青蛙的遊戲

 

宋代為世界金融史貢獻了最早的紙幣：『交子』，但是宋代也為世界金融史貢獻了另一大奇觀：惡性通貨膨脹。紙幣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宋代，一直到現代仍然是各國政府斂財的主要手段之一。

宋代紙幣之所以發展，是民間抵禦政府不當政策的結果。當時的四川，是宋朝政府規定的鐵錢區，在這個區域內沒有銅錢流通，只有笨重廉價的鐵錢。除了四川之外，陝西則屬銅錢和鐵錢混合使用區域，而剩餘的地方才是銅錢使用區域。在四川，由於鐵錢太重，而且價值太低，有商號發明了不記名的『交子』。人們可以把鐵錢拿來存在商號，由商號開給『交子』作為存款證明。人們可以用『交子』做交易，不管誰持『交子』到商號，都可以按照票額領取鐵錢。

『交子』最初是在四川由民間商號開始發行，隨後由於有的發行『交子』的商號出現了倒閉的情況，引起了信用糾紛，政府開始限制民間發行，並最終改為政府發行。 

宋朝官方剛開始發行『交子』的時候，有搭配足夠的準備金保證兌現，但隨後，政府又開始濫印『交子』，當然會造成準備金不足，無法保證兌現，一旦換不回錢，『交子』失去信用，成為不可兌換的紙幣，造成『交子』鈔票失敗。

宋朝政府一旦掌握了利用濫印『交子』來籌款的秘密，『交子』這種紙鈔，就成了最隱秘的斂財術，讓政府神不知鬼不覺地從民間將財富吸走。

 

紙幣猛於虎

 

舉例來說:

1948年8月19日，國共內戰已經進行到了後半場，國民政府為了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發行了一種紙幣，上面寫著金圓券，宣布使用金圓券，廢除已經嚴重貶值的舊幣。

國民政府規定，金圓券的發行總額為二十億元，並且有黃金儲備作為後盾，每一兩黃金兌換二百元金圓券，每一兩白銀兌換三元，銀幣一枚兌換二元，美金一元兌換四元。

由於舊幣已經嚴重貶值，政府規定民間必須用三百萬元舊幣兌換一元金圓券，事實上政府的黃金根本沒那麼多，唬弄人民不到三個月，就開始濫印金圓券，印鈔機『嗡嗡』開動濫印，一刻不停。到了1949年1月，發行超過了二百億元，三月份達到二千億元，到了5月，竟然發行了六十八萬億，超過了限額的三點四萬倍。濫印的金圓券發行過量，當然引起的巨大恐慌，金圓券加速貶值，一石大米的價格居然漲到了數億元金圓券。這次超級通貨膨脹是國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

然而，這卻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大通貨膨脹，從古至今，中國最不缺乏的就是紙幣泡沫。

其實1949年之後，共產中國也曾發生過大規模通貨膨脹，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一共出現了四次通貨膨脹，糧食、金銀、面紗、工業原材料等價格輪流上漲，其原因就是財政收支的不平衡。根據統計，1949年的財政收入相當於糧食三百零三億斤，而財政支出卻達五百六十七億斤，赤字達到二百六十四億斤。為了平衡會計帳目上的收支，共產政府決定濫印紙幣，自從1948年12月人民幣發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內通貨增加了一百六十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二百七十倍。結果物價橫飛，人們紛紛囤積糧食，金銀價格暴漲，中國共產黨趁機搜刮民間金銀，宣布禁止私藏銀圓，大肆貪污。

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幣取代第一套人民幣，規定第二套的一元兌換第一套的一萬元。這次通貨膨脹雖然沒有國民政府發行的金圓券的通貨膨脹猛烈，但在幾年內貶值一萬倍，也可以稱之為一次巨型通貨膨脹。 

而國民黨進入台灣之後，台灣也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國民黨當局發行另一種貨幣『新台幣』來取代『台幣』，用一元新台幣換四萬台幣。

當我們以為紙幣的通貨膨脹只是現代人的產物時，歷史卻告訴我們，從宋代紙幣誕生之初，紙幣就一直扮演著政府製造通貨膨脹、從中漁利的角色。大大小小的通貨膨脹也是花樣百出，一次比一次熱鬧。 

由於北宋使用了『交子』、『鹽鈔』、『鹽引』等多種信用工具，濫印這種信用工具(紙鈔)，結果物價橫飛。從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到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物價漲了五倍，到了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漲了十二倍。物價之後進入了崩潰的節奏，紙幣貶值率達到了幾十倍，政府無法兌現，居然耍賴，突然直接宣佈將部分批次的『交子』、『鹽鈔』、『鹽引』等紙幣作廢，使得持有這些紙幣的人們傾家蕩產。 

到了南宋，更加依賴紙幣來解決財政問題，濫印更嚴重，紙幣出現了更嚴重的貶值，原本一貫的紙幣只值銅錢五六十文，貶值了大約二十倍。 

與宋朝同時存在位於北方的金國，紙幣貶值更為嚴重，這個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紙幣這一點上也不甘落後。於是金國的紙幣不停的連續替代，當一種紙幣失敗了，立即用另一種紙幣頂上，當新紙幣不行了，再換一種更新的紙幣，整個金國的通貨膨脹率，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計，也達到了數千萬倍，比國民政府時期的金圓券有過之而無不及。

金國的紙幣最初叫交鈔，出現於海陵王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到了貞祐二年(公元1214年)時，每貫紙幣只值一文銅錢，貶值了一千倍。於是，政府決定禁止錢幣流通，全部用鈔，市場出現了巨大的紊亂。

第二年，金國決定為交鈔改個名字，叫『貞祐寶券』，但僅僅改名字，並無法提振人們的信心。兩年後(興定元年，公元1217年)，隨著貞祐寶券成為垃圾票券，政府決定發行一種『貞祐通寶』來替代『貞祐寶券』，兩者的兌換比是一比一千，將鈔票貶值了一千倍。

為了保證『貞祐通寶』的價格，政府規定，四貫『貞祐通寶』與一兩銀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於政府紙幣發行量太大，『貞祐通寶』也出現了大幅度貶值，一兩銀子可以兌換八百貫紙幣了。

四年後(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政府再次發行新紙幣，稱為『興定寶泉』，與『貞祐通寶』的兌換率是一比四百，規定每一兩銀子值兩貫『興定寶泉』。

隨後，『興定寶泉』又出現了大貶值，政府只好在兩年後(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再次發行了『元光重寶』和『元光珍貨』。到了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又發行了『天興寶會』，此時距離金國被遼國消滅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金國到了末期，由於財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紙幣貶值速度也呈現加速狀態，經濟出現巨大的通貨膨脹，更無力抵抗社會和軍事危機。

南宋、金國、遼國被蒙古人消滅後，進入元代。

元代、明代也都有過惡性的通貨膨脹，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現在，紙幣仍然是政府最隱蔽的財政工具。縱觀中國紙幣發展史，可謂是『紙幣猛於虎』也。 

只要存在紙幣的壟斷發行，政府利用紙幣補貼財政就是一種天然的行為，不管人們如何防範都沒有辦法制止。當財政收支出現不平衡時，只要開動印鈔機就可以解決問題，這種誘惑誰也無法抵擋。 

隨著20世紀世界各國都進入了紙幣時代，原本屬中國專利的超級通貨膨脹也奔向了全球。這時回到源頭去看一看，瞭解紙幣的緣由和發展，更有助於瞭解未來世界的走向。

 

金融詐騙案引出的貨幣由來

大約是在宋仁宗天聖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數起金融詐騙報案。這些金融詐騙的手段非同尋常，在此之前還沒有出現過。詐騙是通過一種存款憑證完成的。

當時，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錢莊聯合發行了一種存款憑證，每當有人將錢幣存入他們的店鋪時，就發給儲戶一張紙作為存款憑證，這張紙叫『交子』。

『交子』是統一印製的，上面印著風景人物，以及各個店鋪特殊的印記、押字，避免偽造。當人們拿錢過來，店鋪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數額，交給儲戶。儲戶隨時可以用『交子』來提取現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續費。

敘述到這裡，『交子』貌似和現代普通的存款憑證沒有什麼區別。但是這種紙卻有著另一番魔力。由於市場已經認可了『交子』，人們可以把它當錢花，拿著『交子』就可以去市場買東西。賣家收了『交子』之後，可以去錢莊取現錢。甚至賣家也不願意去取錢，他們覺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現錢更方便，金屬錢幣太沉，一張紙卻既不占地方，也沒有重量。但是，當市場認可了『交子』之後，問題卻來了。發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幾家由於經營不善，把存款人的錢花掉了，他們發行的『交子』已經無法完全兌現。當人們發現了這一點之後，拿著『交子』上門要求兌錢，這幾家富商開始四處躲避，人們找不到他們。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追回百分之七八十而已，不給全額了。

 

「寇瑊」到任後，接到了數次報案，決定清理『交子』亂象。他發現，這十六家富商來歷不小，持有政府頒發的特許經營權，也就是說，政府特許經營他們發行『交子』，給了他們詐騙的機會。

讀書心得:

讀到這裡，我才讀懂，政府濫印鈔票如何形成鈔票貶值?

政府本身(中央銀行)，先以權勢指定特定商家經營銀行，宣稱取得特許經營執照，其實就是中央銀行的下線。

下線銀行，任務就是負責賺錢。

首先要逼迫、誘騙民眾將金錢存入下線銀行，但是存款利息很低。

接下來下線銀行就將金錢拿去購買資產，甚至掏空整個金庫購買資產，那麼銀行金庫內都沒錢了怎麼辦，變成虧空了怎麼辦?

中央銀行就濫印鈔票，拿給下線銀行，搶時間買入資產，等到市場發現鈔票突然爆量變多了，就會調漲資產售價(通貨膨脹、貨幣貶值)。

這個時候，下線銀行再出售資產，就會賺到錢，拿來填補金庫的虧空，並且宣稱下線銀行經營很賺錢。

簡單來說，其實銀行都是靠濫印鈔票來賺錢的。

那麼，如果不濫印鈔票，如果堅持鈔票的數量固定不變可不可呢?

答案是不可以，因為經濟本身會成長，也就是說，勞動成果本身會累積，實際成果就是鈔票累積，但是黃金、白銀數量本身就很少，無法變多，同樣一顆黃金、白銀仍然是同樣只有這麼一顆黃金、白銀，無法變成2顆，也就是說勞動價值無法累積成2顆。這個時候，黃金、白銀因為數量不足，就漲價了，我同樣的勞動價值，變成只能換到半顆黃金、白銀，所以這種貨幣方式是錯誤的。

所以全世界都走向同樣的方式，用紙鈔當作貨幣，才能呈現出勞動價值累積的成果。

其實用紙鈔定義勞動價值是正確的，問題在於政府掌控中央銀行濫印鈔票的機器，很容易發生濫印的事情(宣稱總體經濟、宏觀經濟調控、中央負債..云云，謊言一大堆)

問題一:為什麼人類要發明貨幣?

原始時代，智人倚靠採集狩獵方式生存，勞動價值無法累積，如果有手工藝作品，常常用以物換物的方式，交換勞動累積價值。

進入農耕時代之後，生存方式固定下來，勞動累積成果也越來越多，必須想辦法交換，勞動累積價值越來越無法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必須改用一種方式，只要大家都承認即可，由於金銀銅具有耐久耐磨，堅固不易損耗的特性，就算融化重鑄也相當可靠，於是世界各地的智人，不約而同，紛紛採用金、銀、銅這類重金屬，依照重量，當作交換貨物的計算單位(幣)，所以簡稱「貨幣」。

問題二:既然選擇金銀銅都能夠當貨幣，為什麼金銀銅價值差這麼多?

這是因為金的耐久耐磨，堅固不易損耗的特性最好，尤其是重鑄後仍能完美保持，其次銀、銅。鐵因為非常容易生鏽，所以才會有金銀銅鐵價值差別。

問題三:現在全世界各國，都放棄將金銀銅定義為貨幣，改用紙鈔，難道不會造成各國貨幣價值交換混亂嗎?

這要從一個國家本身建立貨幣價值開始理解，一開始，政府要定義本國發鈔數量及兌換黃金數量，然後就開始印製鈔票流入市場，隨後自由市場依照鈔票價值進行交易。

因為政府經營銀行，必須想辦法讓資金以借貸、歸還的模式，進行經濟循環，所以要設定借貸利率，所以政府印製鈔票的發行量，至少要等於基本印鈔量+利率，才能符合市場對於鈔票的需求，簡單來說，政府設定的基本借款利率，已經幾乎可以視為通貨膨脹率了。

所以貨幣本身不管是金銀銅鐵還是用紙製造的，隨著借款→還款+利息，這樣的經濟循環，就已經註定了貨幣數量必須增加的命運，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本來就必須加印鈔票，一旦發生甚麼緊急狀況需要用錢購買物品(例如原物料、期貨)，但是國庫的鈔票不足，當然就會決定濫印鈔票來應付過去，用一大筆鈔票買走一大筆物品(原物料、期貨)，馬上就會造成物品(原物料期貨)的售價大漲，逐一購買物品(原物料、期貨)，就會造成逐一售價大漲，整個市場售價都大漲，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通貨膨脹了，也就是鈔票貶值的意思。

其實如果國庫鈔票不夠，必須濫印鈔票，可以用舉債的方式辦理即可，依照分期還款+利息，然後每年從稅收，提撥一部分，辦理還款沖帳(鈔票+債券同時抵銷)如此即可，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減少支出，如果一昧地濫印鈔票，借新債還舊債，這樣只能核銷會計舊帳，又製造新帳，那麼鈔票就會失去信用價值，一直貶值下去。

美國經濟動能領先全球，債券還款信用度100%，所以世界各國都願意拿美元購買大量的美國債券，尤其是日本、中國大陸、台灣，於是美國政府就一直沉溺於用舉債分期還款的方式過日子，直到2022年國債累積已高達31兆美元，實在不可思議。

「寇瑊」勸說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們再發行新的『交子』，把印刷的母版也給毀掉了。而舊的『交子』也在逐漸清盤，退出市場。「寇瑊」認為他的做法杜絕了類似的金融詐騙，作為政績，將此事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上呈皇帝。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並非所有的人都贊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責他干擾了市場。 

恰好這時，「薛田」取代了「寇瑊」擔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轉運使「張若谷」兩個人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交子』不能作廢，因為一旦作廢了『交子』，將在整個四川地區引起巨大的混亂。 

為什麼『交子』對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長遠一點，就會發現它是一千多年以來民間最大的金融創新，代表著民間社會對中央集權式的金融體系無可奈何的應變方法，也解決了從漢代以來一直困擾著民間的問題，錢荒(政府打造的銅幣數量不夠)。 

自從漢武帝將鑄幣權收歸國有之後，政府的鑄幣效率太低，一直讓民間缺乏錢幣，在中國古代，把這種現象叫作『錢荒』。

所謂錢荒，是指與經濟規模相比，鑄幣的數量總是不足，而鑄幣的質量也總是持續低劣。每個朝代之初，貨幣質量是最高的，但由於政府的造幣能力不足，鑄造的錢幣數量有限，人們無法找到足夠的貨幣進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謂的銅錢大部分都已經不是銅了，而是銅、錫、鐵和各種材料的合金，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讀書心得:民間只好私鑄銅幣流通，私製銅幣含銅品質良莠不一，壞幣會被市場自然淘汰，其實沒有什麼不好，後來漢武帝規定統一官鑄，而且禁止民間鑄造，但是官鑄的品質居然是最爛的，所以民間都保留私鑄錢幣(含銅質量高，真正能保值)，唾棄官鑄銅幣，拿出去流通吧，結果是市場上充斥著劣幣，也就是劣幣逐良幣的意思。 

政府藉由鑄幣，在幣面上亂寫幣值，用公權力向民間購買物資，壓榨民間財貨，撈取了過多的資源，卻總是生產不出足夠的貨幣數量。

以唐代為例，唐代已經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的時代，但是唐代的貨幣數量卻一直不足，政府沒有能力鑄這麼多錢，卻又禁止民間鑄造。於是，民間只能自行私鑄錢幣用來交易。 

唐代的錢幣是唐高祖(李淵)發行的『開元通寶錢幣』，每一千枚錢幣重六斤四兩，『開元通寶』幣值太大，而且數量太少、小額幣值的錢幣更缺，民間只好私鑄小額幣值的錢幣。

唐高宗時期，民間的私鑄行為已經非常嚴重，他下令不准惡錢流通，但屢禁不止，只能聽之任之。 

唐玄宗時代，宰相張九齡曾經提議放開民間鑄幣權，政府只關心錢幣的質量，只要質量合格，不管誰鑄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辦法得到採納，那麼民間鑄幣的質量會提高，錢荒也會緩解。但是唐玄宗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隨著唐代商業的發展，即便把民間鑄的不合格錢幣都算上，仍然滿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間社會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能使用帛(蠶絲布)來進行交易。 

在唐代，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蠶和織帛。帛是一種最常見卻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種納稅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種民間接受的貨幣，在沒有銅錢的地方，人們就用帛來代替銅錢。只是，帛並不是一種良性的貨幣，它的保質期是有限的，時間太長就會變脆和損壞。它也不具有無限可分性，分割過小就失去了使用價值。 

『安史之亂』後，到了唐憲宗時期，市場上更加缺乏銅幣了，人們手頭有了銅錢也捨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們不得私自將銅錢貯藏起來，除了留夠手頭花的錢，其餘的錢都要上繳，用這種辦法逼迫人們將銅錢留在流通領域，而不是藏在家裡的地板下。 

民間為了對付銅錢短缺，發明了將一吊錢扣除八十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現款，一吊錢只用付九百二十枚，打九二折。

由於銅錢過於難得，唐代後期的各個地方政府還都採取了限制貨幣流通的方法，規定商人不得攜帶錢幣離開轄區。

商人的天性就是使財富流動，當他們無法把錢在全國進行轉移時，商業就受到了抑制。這時，民間就發明了一種規避的方法：飛錢。所謂飛錢，是一種匯兌方式。人們在成都把錢交給當地的匯兌商，由匯兌商頒發一張憑證，拿著這張憑證，就可以到長安的匯兌所取錢。人們不用再帶現金離開，避免了路上關卡的阻攔。

讀書心得: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就等於是先到銀行的甲分行存款，拿到證明單，然後走去乙分行領款，不用背著銅幣走，這樣真方便。

飛錢的出現，是民間利用技術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嘗試。飛錢最需要的技術是雕版印刷術。 

唐代後期，正是印刷技術取得突破的時候，商人們恰好利用了這一點。後來，宋代在四川發行的『交子』紙鈔，就是借鑒了飛錢的技術，來解決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問題。

 

宋代七巧板式的幣制

 

在宋仁宗時代早期，如果想要在全國做生意經商的話，會由於政府設置的種種障礙，面臨許多現代人無法想像的新鮮事。例如:如果一個住在成都的鹽商想去陝西賣鹽，再把收入帶到京師汴州去購買房產。那麼他應該怎麼做?按照現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從成都批發鹽，送到陝西賣掉，再把錢帶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卻要經歷無數的折騰。

為了做這個貌似簡單的生意，他必須耐心地完成如下幾步：

第一，宋代政府規定，食鹽不得跨界銷售，雖然四川也產鹽，但是四川的鹽嚴禁進入陝西地區。這位商人只能帶上錢，到陝西所在的鹽區去批發鹽。

第二，宋代不同的區域使用不同的錢幣。四川是鐵錢使用區，只准使用鐵錢。鐵錢相對於銅錢要沉重得多，四川鐵錢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帶上錢出發，而是必須持巨量的鐵錢到成都的錢商鋪子，換取錢商的匯款憑證。再拿著憑證前往長安，從當地錢商手中拿到陝西的錢。

第三，即便拿到了陝西的錢，他還是無法直接去批發鹽，因為鹽是由官方壟斷銷售的。由於宋仁宗早期還沒有推行「范祥」的鹽業改革，所以，這個商人必須拿著錢先去購買糧食等軍需物資，再把糧食送到邊關，讓邊關守將給他開一張憑證，證明他對帝國國防的貢獻。

北宋政府之所以要這麼折騰鹽商，是因為政府運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愛國精神，幫助政府把糧草送到邊關。所幸北宋的疆域是有限的，邊關地區距離長安也不遠，只需走幾百里。

第四，離開邊關後，商人得到了這張憑證，但這只是生意的開始，他還得越過陝西，前往偉大的帝國首都(京師汴州)，把憑證兌換成鹽票，這些鹽票相當於計劃經濟的配額指標，註明他能夠購買多少鹽。

第五，商人帶著鹽票，去往鹽產地提鹽。北方的鹽產地主要在山西解州，這裡生產的鹽叫解鹽。於是商人離開首都後，又馬不停蹄趕往山西去領鹽。

第六，當商人從解州領了鹽之後，還只能在指定地區銷售。陝西屬指定地區之一，他帶著鹽從山西再回到陝西。

第七，假設他這次足夠幸運，順利地賣掉了手中的鹽。當他賣掉了鹽，拿到了陝西的貨幣之後，會發現錢幣裡既有銅錢，也有鐵錢。陝西是鐵錢和銅錢混用的地區，但是，京師汴州卻只使用銅錢。如果他把陝西的鐵錢帶到了汴州，不僅毫無用處，還可能違法。他只好再找一次匯錢商，把手裡的銅錢和鐵錢都交給匯錢商，領取憑證，到汴州取錢。

第八，當商人帶著匯兌憑證，從陝西再次到達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個過程是三過長安(陝西)，兩到京師汴州，一進山西，一到邊關，才完成了這貌似簡單的生意。當他取了錢，買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裡時，回想起一路的艱辛，其中的感慨或許能讓他『詞興大發』，填幾首詞出來。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繪出北宋圍繞著金融、國防、鹽業等壟斷行業所產生的複雜的貿易體系。 

北宋是中國金融體系最複雜的朝代之一，在北宋之前，一個統一的帝國只有一種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卻是七巧板式的，每個地區都有著不同的特點。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細節，北宋可以劃分成三大區域，在四川地區是鐵錢使用區，而陝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區，剩下的地區是銅錢使用區。

宋代為什麼會將金融劃成三塊，而不使用統一的金融制度呢?

這要從歷史和政治繼承性說起，因為唐朝滅亡之後，國家散裂成為五代十國的各個地方政權。這些地方政權都發行了自己的貨幣。由於戰爭不斷，它們大都財政窘迫，銅錢不足，為了應付局面，有的地區發行了鐵錢。

其實中國發行鐵錢的歷史也很悠久了，自從東漢開國時，四川地區曾經被一個叫作公孫述的軍閥佔領，他就發行了大量的鐵錢來解決金融問題。到了南朝梁武帝時期，再次大規模發行鐵錢，貨幣堆積如山，物價騰貴，人們拉著整車的錢去買東西，有時候甚至連具體的數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由於鐵不是稀缺金屬，與銅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樣購買力的情況下，鐵幣的重量要大得多。對於任何一個發行鐵錢的統治者，這都只是窮於應付，不得不採取的辦法罷了。 

到了五代十國時期，位於四川的後蜀由於貨幣不足，也發行了鐵錢。後蜀的孟氏在四川發行鐵錢後，規定民間須將鐵錢和銅錢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錢中必須有銅幣若干，鐵幣若干，試圖用這種方式來補充銅幣的不足。

當北宋併吞後蜀之後，中央政府乘機對四川地區進行了金融劫掠。地方官為了上貢，將大部分的銅錢都運出了四川，四川這個原本的銅鐵幣混合使用區只剩下了鐵幣。

由於北宋初年，全國還沒有統一，而銅礦大多位於境外的其他國家，銅幣鑄造量不足。北宋政府乾脆決定，乘勢將四川變成一個鐵幣使用區域，只在這裡發行鐵幣，不准銅幣流入，也不准四川鐵幣流出。這項特殊的政策製造了全世界罕見的鐵幣區。 

陝西的情況又與四川不同。

在北宋初年，陝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領土一樣，都使用銅幣。但隨著西夏崛起，宋夏間的戰爭連綿不絕，而陝西則是戰爭的主要後方。到了宋仁宗時期，為了應付經費的不足，朝廷考慮採用四川的方法，鑄造一批鐵錢投向市場，將陝西從銅錢區變成銅鐵錢混合使用區域。 

除了鐵錢的問題之外，陝西還有大小錢問題。在鑄幣過程中，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不僅鑄造和銅幣一比一兌換的鐵幣，還鑄造了所謂的大錢。大錢也分銅和鐵兩種，每一枚大錢可以兌換十枚正常的錢幣(稱為小錢)。這時，陝西就有銅錢大錢、銅錢小錢、鐵錢大錢和鐵錢小錢，一共四種貨幣。後來，河東路(山西中南部和陝西部分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通行銅鐵大小錢。

陝西(和河東)地區變成了銅鐵錢混合區之後，立即引起了民間金融秩序的混亂。在這四種錢幣中，最不值錢的是當十大鐵錢，所以民間競相私鑄這種鐵錢。後來，官府意識到比值是不合理的，改為一枚大錢當三枚小錢，後來改為當兩枚小錢，民間才慢慢把大錢接受下來，雖然接受了大錢，對於鐵錢還是很排斥，逐漸地，兩枚鐵錢只能當作一枚銅錢用，甚至三枚鐵錢換一枚銅錢。

 

幣制也是朝廷大臣們交鋒的主要論題之一。

 

著名大臣「歐陽修」曾經去河東路考察過當地的幣制，回來寫了封劄子(《乞罷鐵錢劄子》)向朝廷彙報。他的結論如下：

1.河東有兩個鑄造鐵錢的錢監，分別位於晉州和澤州。兩監共鑄了大鐵錢四萬四千八百餘貫(折合小鐵錢四十四萬八千餘貫)，小鐵錢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

2.晉州鑄造大鐵錢的利潤(用銅錢購買鐵，再鑄造成鐵錢，鐵錢的面值與成本之比)有十五倍之餘，鑄造小鐵錢的利潤只有一倍有餘。澤州鑄造大鐵錢利潤超過23倍有餘，小錢利潤兩倍。

3.鑄造小鐵錢並不划算，雖然看上去有一兩倍的利潤，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鑄造的數量有限，實際盈利的總額是很少的，所以不值得鑄造小鐵錢。

4.鑄造大鐵錢的利潤很高，但由於利潤過高，人們鋌而走險偷偷私鑄，官府也屢禁不止，最終反而擾亂了市場。

「歐陽修」上劄子之後，請求廢除河東地區的鐵錢。「歐陽修」的結論是經過細緻考察後得出的。但這個結論可以引起人們的稱讚，卻不會引來皇帝的實際行動。當財政吃緊時，政府幾乎不可能放棄任何一筆收入。

讀書心得:可見得宋代官員利用官府權勢撈錢貪汙已經理所當然，其實不只宋代如此，至今中國、台灣也一樣，官員貪污的本手段都類似，利用權勢貪汙公家及人民的資產。貪汙就貪汙，反正當皇帝的有錢撈就好，大家一起撈。

除了這兩個特殊區域之外，其餘地方主要使用銅幣。北宋的銅幣發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達到漢唐的幾倍至十倍。宋神宗元豐三年，曾經最高達到五百零六萬貫，也就是五十億枚錢幣，表明北宋經濟的發達。

但即便是這麼大的發行量，政府都沒有試圖去減少鐵錢，回歸銅錢。發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夠用。花費巨大的戰爭、貪食的冗官，讓北宋的財政左支右絀，無力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到這時，四川的民間力量開始甦醒，創造性地發明了紙幣，來解決鐵錢難題。

 

『交子』：民間播種，政府收穫

 

宋太宗(趙匡義)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四川發生了王小波、李順之亂。叛亂期間，位於四川的各個鑄造鐵錢的錢監都只好停工。原本四川每年都鑄造數十萬貫的鐵錢，停工後，民間立即出現了錢荒。在叛亂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於鐵錢的不方便，探索著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經濟規模僅次於江南。可是，四川鑄造的鐵錢大錢每貫重達十二斤，小錢每貫也重達六點五斤。而鐵幣的購買力卻小得可憐，一匹絹的價格大約是二十貫鐵幣，也就是一百三十斤重。一個女人如果出門買一匹絹，需要額外帶一個壯漢當背夫，這人不是為了拿貨，而是為了拿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錢莊發行了一種特殊的存款憑證。

由於鐵錢太重，人們直接拿這種憑據參與日常交易，把它變成了事實上的紙幣。這種存款憑證與唐代的飛錢類似，卻又有著本質的不同。飛錢只是一種匯款工具，需要匯款人本人到異地領取。而這種新的憑據卻是在本地使用，並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經接近於現代鈔票了。 

到了叛亂發生之後，由於錢荒，百姓只好使用這種存款憑證，這種存款憑證變得更加流行，所以越來越多錢莊都開始發行這種存款憑證。 

私人錢莊在發行存款憑證時，突然發現，可以偷偷地多發行幾張，供自己使用，這些多發行的憑證，並沒有人存錢，是虛發行的，沒有準備金。只要民眾不要同時都來錢莊要求兌換現金，就不會有露餡的風險。

讀書心得:這根本就是中央銀行濫印鈔票，也不會有人知道，相同的道理。

但是，當所有的錢莊都偷偷增加發行量，風險就出現了，因為很可能有某一家錢莊偷偷發行過多存款憑證，結果無法兌現。只要有一張存款憑證，無法兌現，風聲一傳出去，其他持有票據的人聽說了，就會趕快前來兌錢，這時就會發生擠兌行為，讓市場出現混亂。

到了宋真宗時期，一位叫作「張詠」的官員擔任了益州知府，錢莊偷偷多發存款憑證引起市場不穩定的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張詠」的主持之下，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改革，指定有資格發行存款憑證的錢莊，限定在最有財力的十六家，並形成一定的聯保機制，增強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此時，這種紙質的憑證已經有了名字：『交子』。不過由於是私人發行的，後來人們稱之為『私交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交子』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人們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辮一樣攜帶鐵錢的時代。但是，十六家發行商由於財力的不同，也出現了分化。錢莊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放貸，當人們把錢存進了錢莊，錢莊就會把這部分錢貸出去收利息，人們存入的錢並不隨時都放在錢莊裡。可是，有的錢莊管理得好，能夠隨時滿足人們的提現要求，有的錢莊管理不善，就會出現金庫缺現金的情形。加上發行『交子』帶來的更加複雜的管理問題，十六家發行商中有的漸漸經營不善，有的成為優勝者。

經營不善的錢莊，由於無法拿出足夠的現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來付現，一個人帶一貫的『交子』來，錢莊只能付給七百到八百現款。甚至，有的錢莊在提款人到來時，乾脆閉門不出，讓他們無法得到現款。

錢莊被告的事件，越來越多的時候，政府開始第二次審視起『交子』這一問題。

此時已經是宋仁宗初年，擔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決定廢除『交子』。

他勸說錢商王昌懿等人關閉了『交子』鋪，並逐漸把錢退給了存款人。然而，當他將這個問題上報給皇帝時，朝內卻引起了一場關於『交子』存廢的大討論。

「寇瑊」代表的是廢除『交子』的一派，但是「寇瑊」上奏之後，就被調走，離開益州，被調往別處，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薛田」的官員，與「薛田」搭檔的是轉運使「張若谷」。這兩位調查後，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薛田」認為:由於『交子』便於使用，要想廢除『交子』已經不現實了。如果政府明文廢除，只會將『交子』逼入地下，更難管理。 

與兩人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後來的『交子務』，負責人「孫甫」。「孫甫」認為：『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

可是，「薛田」和「張若谷」雖然不贊成廢除『交子』，但也並不贊成讓私人發行『交子』。兩人提出，與其讓私人賺錢，不如將『交子』收歸官營，由政府來賺取利潤，補貼財政的同時，又讓民間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於是，在民間發明了『交子』之後，官方跳出來收割利益，將『交子』業務收割為國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業務』，負責發行紙幣。此時的紙幣與民間自行辦理時又有了變化。民辦時期，每張紙的金額是不同的，需要現填；而官辦時期，『交子』更加標準化了，政府事先印好一貫到十貫的數字，這就和現代的紙幣完全一樣了。 

另外，關於『交子』還有幾個特點： 

首先，『交子』並非憑空發行的。每發行一貫的『交子』，必須有一定的準備金。最初時，一界『交子』印行的數量是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而官方為此準備了三十六萬貫的準備金。雖然保證金不是足額的，但考慮到人們不會同時提現，三十六萬貫已經足夠安全，保證了金融穩定。 

其次，『交子』有界(使用年限)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年頭則發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時將舊『交子』換回並銷毀，保證市面上總共只有一百二十五萬貫的流通量，避免產生通貨膨脹。

再次，『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為鈔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廢紙。

最後，『交子』實行鐵幣本位的，它標明的面值都用鐵幣來衡量。 

宋代是金融創新的朝代，除了『交子』之外，在北方，特別是陝西使用的『鹽鈔』也是一種信用票據，即用鹽來計算財富。可以說，『鹽鈔』就是一種用鹽作為準備金的貨幣。 

「薛田」和「張若谷」將『交子』發行權收歸政府，結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時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時代，雖然存在著一定的風險，但是，隨著市場的優勝劣汰，不合格的參與者逐漸被淘汰，那些優勝者將有非常高的信譽和足夠強的實力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市場競爭雖然殘酷，卻又高效無比，能夠產生最優質的產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總是認為只有國營才能保證質量，但是，官方壟斷了發行之後，『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夠避免貶值問題?其實政府的確想保證質量，但大部分時候，政府不僅做不到，還在偷偷地利用紙幣斂財呢。

 

最隱蔽的斂財術，紙幣為什麼會貶值? 

如果暫時把中國放一邊，來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況，會發現紙幣的發行可以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與某種硬通貨掛鉤(貴重金屬)。在20世紀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紙幣的國家，都會將紙幣和金、銀或者銅錢掛鉤。一元鈔票相當於多少硬通貨(貴重金屬)都有定數，人們隨時可以拿紙幣去兌換。 

只有在少數戰爭時期，政府管制金銀，才臨時性地限制紙幣兌換，但是戰爭結束之後，政府總是想方設法恢復與金銀的兌換比率，實行自由兌換。在這個時期，紙幣與硬通貨掛鉤，是不會貶值的。

備註:與硬通貨掛鉤的意思就是，紙幣價值=設定為金本位、銀本位、銅本位、鐵本位這種貴重金屬計價。

只是到了20世紀，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才發明了一種不與硬通貨掛鉤的紙幣系統。

備註: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結論是:各國都同意放棄本國貨幣自行掛鉤金本位，改為將本國貨幣掛鉤美元(變成美元本位)，並且設定為固定匯率，美元因此成為全世界所有貨幣的全球儲備貨幣，而美國自己將美元與黃金掛鉤，從此只剩下美元維持金本位，所以美元也被稱為美金。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不足，引發各國政府疑慮，紛紛要求美國兌換黃金，更加造成黃金儲備不足，既然不足，乾脆賴皮不兌現了。1971年8月15日，美國尼克森總統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美國不再向任何國家兌換黃金。

到了現在，各國發行的紙幣都已經改為浮動匯率，不再與任何硬通貨掛鉤。但是這樣的紙幣體系只不過實行了幾十年，卻已經造成了普遍的通貨膨脹，即便是被人們奉為楷模的美國，其平均通貨膨脹率也是使用紙幣之前的數十倍。而不管是威瑪德國、國民政府、俄羅斯，還是辛巴威，都出現過更加令人瞠目結舌的超級通貨膨脹。 

根據經驗，只要紙幣與硬通貨掛鉤，就必然產生通貨膨脹，許多政府就依靠印鈔票製造通貨膨脹，從社會的手中奪取財富。這個規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經驗，而在中國，卻已經是老智慧。

『交子』出現之後，宋代政府就已經有了利用紙幣來籌錢的實驗。這個實驗在北宋時期還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則加速並失控。而與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國，則更是效仿南宋過於離譜，如同脫韁野馬一般，直接進入了超級通貨膨脹狀態。

最初，四川官方的確想把『交子』作為一個有信譽的金融工具。在很長時間裡，官方都遵守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的限額，沒有加印或偷印鈔票，『交子』被整個社會普遍接受了。由於鐵錢過於笨重，許多人甚至寧肯多出點溢價，也要持有『交子』，放棄鐵錢。

北宋真宗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雖然每年向遼貢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但由於和平的實現，經濟的發展，政府沒有破壞金融穩定的動機。 

北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稱帝，事情出現了變化。由於宋仁宗不承認西夏人當皇帝，雙方進入了交戰狀態。這次戰爭使得宋代政府立刻入不敷出。在四處搜刮民財的同時，一切審慎的金融政策就靠邊站了。

北宋仁宗慶歷年間，西夏邊關吃緊，朝廷要求商人運送物資到前線，卻拿不出現錢來支付商人的服務。

北宋仁宗中央政府讓四川多發行了六十餘萬貫的『交子』去支援陝西，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在陝西試行，這多印的『交子』沒有準備金作為支持(無法兌現)，結果嚴重破壞了金融信用。 

北宋仁宗慶歷年間也是鐵錢在陝西逐漸流行的年份。鐵錢的發行也讓陝西也陷入了與四川一樣的困境。由於鐵錢的購買力太低，過於笨重，運輸成了大問題。 

到了北宋神宗時代，由於西夏戰爭的消耗，財政更加困難，中央政府決定直接在陝西實行紙幣。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陝西，而是陝西設立獨立的辦公室『交子務』印發紙幣。但陝西發行的『交子』和四川發行的『交子』不同，四川的『交子』有較為充分的準備金做後盾，但是陝西的『交子』卻沒有準備金，所以發行並不成功。 

陝西此時已經有了另一種紙質憑證：『鹽鈔』。 結果中央政府發行陝西『交子』沒有信用，影響了人們對『鹽鈔』的使用，可謂得不償失。最後終於停止了在陝西發行『交子』。 

四川的『交子』發行規則是印發新的，收回舊的，每隔三年發行一次新紙幣(使用期限，稱為界)，規定人民必須拿舊紙幣按照原價兌換成新紙幣，但是需要繳納三十文的工本費。這種做法保證了市面上流通的『交子』數量始終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

北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為了應對財政危機，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濫印一界新的『交子』，卻並不按慣例把老一界的『交子』回收。

於是，市面上兩界『交子』並行，紙幣量一下子擴大了一倍，但準備金卻並沒有增加。結果，市面上的『交子』貶值，一貫的『交子』實際不值一千枚錢幣，只能按照大約九五折的價格進行兌換。轉眼之間，政府就將相當於十二億枚錢幣的財富從民間轉移到了自己手中。 

與此同時，隨著紙幣數量的增多，四川的『交子』逐漸向北方擴散，開始在陝西流通，更進一步影響了『鹽鈔』的生意。政府下令，在陝西禁止使用四川『交子』，將通貨膨脹的壓力留在了四川境內。

此時，政府對於紙幣的效果，已經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宋神宗意識到，雖然沒有準備金，但即便政府偷偷地超量投放了紙幣，人們一開始既不會發現，也沒有力量阻止，就像在酒裡摻水稀釋一樣，只要不摻太多水，沒有人會發現。

這對於政府來說，簡直是一條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動一動印鈔機，多印一點鈔票，就立馬可以緩解財政危機。既然印鈔票這個動作這麼簡單，又何必興師動眾去加強什麼正規稅收呢? 

執政者並沒有意識到，用紙幣斂財的確是短期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長期這麼做，經濟就會失控。 於是，宋代紙幣發行失控的時期終於到來了。

北宋神宗在位18年，死後，北宋哲宗繼位，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政府又多發了十五萬貫『交子』。北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又多發了四十八萬貫。這些紙幣主要用來應付陝西邊境的開支，禁止陝西使用『交子』的法律也已經鬆動，不再有效。 

從這時起，政府印刷的紙幣已經不再受數量的約束，在四川和陝西，『交子』越來越氾濫。到了北宋徽宗時期，在宰相「蔡京」的主持下，紙幣『交子』和『鹽鈔』這二項宋代的新發明，展現出了驚人的破壞力，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場新技術條件下的金融大泡沫。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潰

 

北宋徽宗繼任後，來到北宋末年，中央政府的財政幾乎年年赤字，甚至財政收入只夠滿足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三。當群臣束手無策時，只有一位大臣可以解救皇帝於水火，這個大救星就是「蔡京」。 

「蔡京」的斂財手段包括：第一，將紙幣從四川引向全國，發明一種叫作『錢引』的貨幣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推行；第二，加大食鹽的票據化，把鹽票當作第二貨幣使用。

通過這些做法，「蔡京」實現了中國政府第一次利用現代金融工具從民間抽取巨額利潤，大量的紙片從政府飛到民間，將民間的真金白銀和糧食掠走。「蔡京」的做法造成了民間金融系統的崩潰，當金兵入侵時，政府再也籌集不上新的財富來抵禦外辱，北宋終於滅亡。 

南宋末年，當政府不得不靠印鈔票度日時，再次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南宋紙幣『會子』出現八十幾年後，印刷數量已經擴張了六十多倍，到了崩潰時期，更加瘋狂的印鈔行為讓紙幣徹底失去了信譽。

為了挽救紙幣信譽，並為政府籌措財政，「賈似道」在南宋末年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政府從富戶手中購買多餘的土地，把土地作為公田。之後，再把公田出租，獲得租金收入，這些租金就可以養活軍隊和用於戰爭。但由於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購買土地，只好印製鈔票。而政府也經營不好公田，反而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經濟。這一次回買公田以及之後引起的巨大混亂，剝奪了南宋最後的生存機會，它再也無力抵禦北方的入侵。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機

 

北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幾個工匠進入宮城。在宮城的南門內，是一組叫作大慶殿的宮殿群，這裡是皇帝平日上朝、大宴群臣的所在。這組宮殿群的正衙殿叫文德殿，文德殿的南門叫端禮門。

幾個石匠帶著一塊刻好的碑，立在了端禮門外。由於這裡是朝臣們上朝必經之地，顯得非常醒目，官員們每天從此路過，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宋徽宗親筆書寫的，上面有一百二十個人名，分為幾大類：一類是宰相，以文彥博為首；一類是官小一些的侍從，以「蘇軾」為首；一類是更小的餘官，以秦觀為首；一類是內臣，以張士良為首；一類是武臣，以王獻可為首。 

這些人是宋徽宗認定的『元祐奸人黨』的成員，把他們的名字公之於眾，是為了表明北宋徽宗的決心：凡是活著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奪封號，殃及子孫。宋徽宗之所以動這麼大肝火，是由於「王安石」變法之後派系鬥爭帶來的惡果。 

支持變法的北宋神宗在位18年，死後，九歲的北宋哲宗當上了皇帝，此時由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執政，「司馬光」、范純仁等反對變法的舊黨重新上台，廢除了新法。北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死去，北宋哲宗親政後，召回了新黨的章惇等人，恢復了新政，打擊舊黨。

北宋哲宗在位14年，死後，北宋徽宗繼位，此時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黨徒貶斥的舊黨成員。

但是向太后只有執政幾個月，就死去了，北宋徽宗得到了親政的機會。他立即著手制定政策，大肆打擊舊黨。就連新黨的章惇、曾布也因為曾經反對北宋徽宗繼位而受到了打壓。執政第二年，北宋徽宗已經羽翼豐滿，隨即推出了黨籍碑，禁止元祐黨人以及其後代在京城任職，徹底與舊黨決裂。

北宋徽宗設立『元祐奸人黨』石碑，只是開頭，隨後北宋徽宗對於舊黨的打擊一直持續不斷。立碑兩個月之後，他進一步禁止了元祐黨人的學術著作。 

次年(公元1103年)四月，宋徽宗將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等人在宮廷裡的畫像全部毀掉，同時下令銷毀『三蘇』、秦觀、黃庭堅等人的文集。到了九月份，皇帝仍然感到不過癮，命令全國各地都要刻《元祐奸黨碑》，並時時刻刻注意不要讓他們的學說得以傳播，否則嚴懲不貸。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宋徽宗的措施再次升級，他把元祐奸黨的花名冊重新進行了整理，從一百二十人調整到了三百零九人，新黨的章惇等人也列入了名單。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書寫，發往全國進行摹刻，以儆效尤。這也預示著，未來二十年的北宋政權將進入「蔡京」時代。

 

宋代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兩位，分別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檜」。

「蔡京」本身是一個偏重於財政的『能臣』，與「秦檜」不同。

「蔡京」在任上進行了複雜的財政改革，目的只有一個：幫助宋徽宗獲得收入。在當時，由於其餘大臣對於帝國的財政已經無能為力，所以，宋徽宗才不得不倚重「蔡京」，將髒活、累活一併丟給了他，讓他主宰政壇二十年，事實上與其說「蔡京」是奸臣誤國，不如說是宋徽宗的財政揮霍讓「蔡京」不得不進行改革，而財政改革的失敗最終葬送了北宋王朝。 

北宋徽宗上台時，經過幾代人累積下來的積弊，冗官、冗費問題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

雖然北宋神宗試圖對官制進行改革(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限制官員人數，落實事權。但是在北宋神宗死後的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到公元1094年)，人們就又開始抱怨官員人數太多，不僅比改制後幾年有所增加，比改制前也增加了。而到了北宋徽宗時期，官員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二十年裡，比起元祐時期，用當時官員自己的話說，又增加了數倍。

北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員人數已經達到了四萬六千多人，比北宋仁宗時期擴大了三倍。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戶部的財政收入根本沒有辦法滿足支出，幾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現，甚至收入只能滿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但就在戶部仰仗宋徽宗解決問題的時候，宋徽宗花錢的能力卻更加強大。宋徽宗本人的花錢能力也位居宋代皇帝之首。他愛好廣泛，品味高雅，建了不少亭台樓閣，又因為喜歡藝術，讓各地進獻花石綱。賢臣們都已經被貶斥，沒有人告訴宋徽宗，他的愛好已經對國家財政構成了巨大的負擔。

在皇帝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享樂圈子，他們以搜刮民間，滿足皇帝為首要目的，卻從來沒有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而替政府籌措資金的責任，就壓在了宰相「蔡京」的頭上。

「蔡京」上台時，帝國的一切形勢都對他有利，除了官場內鬥造成的青黃不接外，就連北宋神宗時期的官制改革(元豐改制)也對他有利。北宋神宗之前，由於官職過於分散，政出多門，沒有人能夠做事。官制改革雖然成果有限，卻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在了宋徽宗和宰相手中，更便於「蔡京」弄權。 

另外，『交子』、『鹽鈔』等金融工具的發展，也讓「蔡京」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王安石」時期的變法仍然是一次傳統的改革，以整理農業稅、發展傳統產業為主。而隨著金融工具的進一步豐富，「蔡京」利用金融措施更加便捷地操縱社會經濟，獲得財政收入，手段更加多樣化了。

北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組織的全國性財政改革拉開了帷幕。

這一年，北宋中央政府決定利用紙幣來籌資，擴大『交子』的使用範圍，將原本不使用紙幣的區域納入紙幣區。最先被納入紙幣區的是位於京城西邊的京西北路(今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仿效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設立印鈔機構，發行『交子』。此時發行『交子』不是為了方便貿易，而是為了財政需要，印刷的紙幣也沒有準備金在背後支撐。

到了第二年，「蔡京」決定把紙幣經驗繼續向更廣闊的地區推廣，下令發行一種叫作『錢引』的紙幣。舊版的『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區使用，而『錢引』則在除了閩、浙、湖、廣之外的其他地區通行，其中福建(閩)由於是「蔡京」的故鄉，才免於遭殃。

※蔡京的故鄉是福建省莆田市(閩北，不是閩南)

由於『錢引』是一種沒有準備金的紙幣，故而在各地受到了抵制，加之這些地區正在推行另一種紙質憑證，『鹽引』，政府最後不得不暫停了紙幣的發放，任其自生自滅。

而對民間影響最大的通貨膨脹掠奪，仍然發生在四川地區。四川地區紙幣發行得最成熟，人們早已經習慣了使用紙幣。 

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開始了濫印『交子』。

「蔡京」命令在四川地區濫印『交子』三百萬貫，允許陝西使用四川『交子』。這次的發行有準備金，政府計劃撥付一百萬貫錢幣作為準備金(是否落實不知道)。但是，隨著陝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隨即下令再印一千一百四十三萬貫『交子』，第四年又印了五百七十萬貫，到了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了五百五十四萬貫。這幾次濫印都沒有準備金，結果四川及陝西出現了通貨膨脹。 

在政府發行『交子』之初，總發行量也只有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僅僅這幾年的發行量已經超過了原發行量的二十倍，而且大部分都沒有硬通貨做後盾。在市面上，『交子』的價格已經跌到了一貫只值十幾文錢，出現了金融崩潰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勢出現了失控，連忙規定新發行的『交子』與舊『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兌換，而是四貫舊『交子』只能兌換一貫新『交子』。由於『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們必須把手中的舊『交子』換成新的。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將『交子』一下貶值了四倍，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損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財產。 

朝廷的這種掠奪做法，讓『交子』失去信用，紛紛拒收『交子』，「蔡京」決定換個稱呼繼續掠奪，在四川發行『錢引』。『錢引』與『交子』根本一模一樣，只是名稱不同而已，「蔡京」以為這樣就能騙過市場，繼續掠奪人民的財產。

市場看到『錢引』這種東西，當然知道，這是沒有信用的紙幣而已，直接大規模貶值。另外，全國其他地區的『交子』和『錢引』都已經不能兌換，只有四川可以兌換，於是，全國的紙幣都越界進入了四川地區，更增加了貶值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最後下令，以前發行的紙幣(對應於四十一界到四十三界)，不管是『錢引』還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兌換，讓它們自生自滅。政府重新發行一界新的『錢引』，按照舊的額度發行。 

朝廷這種明目張膽的違約行為，所有持舊『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們因為紙幣方便才使用它，將所有的財富都換成紙，到最後，朝廷開一下印鈔機，就將所有的財富裹挾而去，留下傾家蕩產的人民，民間的經濟徹底被掏空，再也不相信朝廷了。

除了先後濫印的『交子』、『錢引』之外，『鹽鈔』也濫印。

「蔡京」執政時期，中央政府的鹽業收入(也是財政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恰好經歷了一次危機：中國最重要的產鹽區，山西的解池，由於水災，產鹽量下降。由於『鹽鈔』要求商人們都到解州的鹽池去兌換鹽，這件事就不僅影響了政府的鹽業專賣收入，還讓那些持有解鹽『鹽鈔』的商人們也無處換鹽，形成了一次小危機。

「蔡京」及時地找到東北和東南地區出產的末鹽(解鹽為顆鹽，即顆粒狀的鹽，而其他地區大都為粉末狀的末鹽)來代替解鹽，幫助政府獲得了收入。同時，他規定商人持有的解鹽『鹽鈔』可以拿到東南兌換末鹽。另外，『鹽鈔』還可以兌換乳香、茶葉、度牒等物品，擴大了使用範圍。經過這些措施，『鹽鈔』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處理了這次危機。

 

然而，處理危機時，「蔡京」看到了『鹽鈔』的潛力。在改革的當年，商人們向中央政府繳納了一百六十四萬貫，而中央政府產鹽的成本卻只有十四萬貫，淨賺了一百五十萬貫。 

「蔡京」意識到，只要把『鹽鈔』槓桿化，就可以從民間汲取大量的財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鹽使用區才實行『鹽鈔』制度，這種制度是由朝廷壟斷食鹽生產，大商人從政府批發食鹽後，賣給民間。而在南方則實行完全由朝廷專賣，從食鹽的生產到運輸到零售，都被朝廷掌握。

「蔡京」廢除了東南末鹽的專賣衙門，在全國都實行『鹽鈔』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實行的食鹽票據化運動，就遍及了全國。

在北宋時代，只要朝廷把持了鹽業供給，鹽商就會幫助政府把鹽價炒高。而鹽價的高昂更激發了鹽商的熱情，政府也可以發行更多的『鹽鈔』。當然，人們對食鹽的需求是有限的，當『鹽鈔』發多了，人們遲早會發現，儲存的鹽已經吃不完，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時刻。此時「蔡京」想出一個辦法，避免『鹽鈔』價值泡沫破裂，他的辦法是：讓『鹽鈔』不斷地貶值，增加鹽商用『鹽鈔』換鹽的難度。例如:本來鹽商把錢交給政府，就可以獲得『鹽鈔』去換鹽。但有些早年的『鹽鈔』沒有使用，就又已經發了新『鹽鈔』。對於舊『鹽鈔』，政府規定必須折價，去買鹽時，最多只能使用百分之三十的舊鈔，其餘都必須是新鈔，或者還要搭配一部分現錢。政府利用不斷對舊鈔折價的方法，就控制了『鹽鈔』的數量。 

為了增加收益，「蔡京」還設置各種各樣的出貨障礙和苛捐雜稅，將利潤做大。到了高峰時期，每年收入達到了兩千萬貫以上。而在政府收入之外，則是食鹽質量的大幅度下降。由於食鹽價格高昂，許多山區能夠吃得起鹽的人家十戶不過三戶。鹽商的手中則積攢了大量的『鹽鈔』，卻因政府設置的各種規矩和障礙兌換不了。就算是大批發商家，也有可能突然破產。 

除了鹽業之外，「蔡京」在茶葉專賣方面也發行了一種紙質憑證，『茶引』(又分為長引和短引)，利用金融槓桿，將大量的財富收於政府手中。

「蔡京」的做法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利用現代金融工具從民間抽取巨額利潤的嘗試。

『交子』、『錢引』、『鹽鈔』、『茶引』，層出不窮的紙片將社會財富從民間送到了政府手中。

這些紙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們都反應不過來，沒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終被政府剝奪乾淨。

不僅僅是宋代，在任何時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著濫印這些紙片的工具，就必然會製造通貨膨脹和財富再分配，在攫取巨額財政收入的同時，製造著一個又一個誘人的官商泡沫。 

從「王安石」開始的政府理財實驗，到「蔡京」時期終於達到了高峰，只是，整個社會的金融系統已經在實驗中分崩離析。當北方的戰事興起時，政府已經無力再為戰爭籌集經費了。

北宋雖然亡於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無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於外界，而在於內部的資源已經被剝奪到了極致，不管面臨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經無力作出響應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北宋徽宗讓位於兒子北宋欽宗，「蔡京」也同時被貶離京，途中餓死於湖南長沙。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了北宋開封，俘獲了徽、欽二帝，北宋滅亡了。 

 

南宋的金融崩潰

南宋首都是杭州，人們稱呼杭州為『行在所』，為了表示簡樸和非正式，皇帝的宮殿也比北宋的京師汴州簡單很多。這裡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例如: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這六個名字其實指向的都是同一個大殿，只是根據不同的事情換一下名稱而已。

南宋寧宗(趙擴)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宰相的「韓侂胄」發動了對金國戰爭(開禧北伐)，想收復失地、恢復疆土。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來，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時刻。支持宰相的「韓侂胄」的人，不乏赫赫有名之人，例如著名的詞人陸游、辛棄疾，以及大思想家葉適等人。 

可是，北伐開始後出現的情況卻出乎宰相的意料。宋軍準備不足，金軍早有綢繆，宋軍吃了幾場敗仗之後，內部的主和派開始大肆鬥爭，攻擊宰相的「韓侂胄」輕舉妄動，「韓侂胄」決定反擊，他與右丞相陳自強策劃，讓林行可擔任諫議大夫，彈劾政敵禮部侍郎「史彌遠」、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等人。

南宋寧宗(趙擴)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十一月，這一天，宰相「韓侂胄」正準備上殿奏事，一邊思考著問題，一邊向上朝的大殿走去。還沒走到大殿之前，自己的黨羽陳自強和林行可已經在殿外等候了，但是政敵「錢象祖」也出現在了門口，就在「韓侂胄」接近大殿時，突然從旁邊出來一個人把他拉住，這人是負責宮城保衛的官員，名叫「夏震」。

「韓侂胄」還沒有明白怎麼回事，周圍又冒出來三百名士兵，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領下，將「韓侂胄」擁入了宮殿旁的玉津園。「夏震」拿出聖旨宣讀了「韓侂胄」的罪狀，隨後命令士兵將他斬殺於皇帝的花園之中。

宋代是古代少有的對官員寬容的朝代。南宋宰相「韓侂胄」之死，和當年岳飛之死一樣，非常例外，也表明了當時形勢之複雜。斬殺「韓侂胄」是他的政敵「史彌遠」一手策劃。事前，「史彌遠」已經在楊皇后的支持下，得到了皇帝罷免「韓侂胄」的詔書，但是「史彌遠」居然只憑著罷免的詔書，就直接砍死「韓侂胄」。

第二年，南宋寧宗與金國議和，南宋寧宗命令將「韓侂胄」的棺木撬開，將他的人頭砍下來送給金國，完成了議和。南宋同意每年上貢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兩給金國，同時支付戰爭賠款三百萬貫。 

轟轟烈烈的開禧北伐以失敗告終。開禧北伐不僅僅是一次軍事失敗，它更對南宋的經濟和財政造成了不可恢復的持久性影響。

北伐前，南宋借著隆興和議(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簽訂)已經獲得了四十年的和平時光。南宋北伐始於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但是只經過半年(當年十月)，南宋軍就兵敗如山倒。 

十二月，四川地區又發生了叛亂，平叛期間，四川地區遭到了嚴重破壞。在此之前，四川地區是北宋朝廷的主要財源之一，南宋之後，四川進入了動盪時期，不僅無法向中央輸出財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維持秩序。這一系列的事件讓南宋朝廷徹底跌入了財政崩潰的旋渦，無法掙扎出來。

由於財政收入的巨大漏洞無法彌補，於是，政府大量濫印紙鈔，南宋好不容易維持住的金融系統再次陷入了紊亂。

與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對金融系統的破壞更大，這是因為紙幣的使用範圍在南宋社會更加廣泛。北宋時期，雖然四川地區發行紙幣，但全國大部分地區仍然是金屬貨幣區。而到了南宋，借著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開始在全國發行紙幣，並大幅度減少了銅幣的鑄造量，紙幣成了南宋貨幣最主要的形式。 

導致銅幣鑄造量減少的因素很多：

一是銅開採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混亂，無法組織起更大規模的鑄幣機構，由於生產量的縮小和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發行銅幣本身就是一種虧本行為，三是朝廷故意不想鑄造銅幣。北宋銅幣最多時一年發行五百萬貫，但南宋的銅幣發行量長期在每年十五萬貫左右而已，由於缺乏銅幣，朝廷故意大量發行紙幣來進行金融買賣要。宋代朝廷喜歡在區域之間設立各種貿易障礙，南宋紙幣的發行也變得支離破碎，在全國出現了幾種不能互相流通的紙幣。

 

關於『會子』的紙幣 

宋代朝廷在東南地區發行了一種叫『會子』的紙幣。『會子』的發行也是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試圖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帶發行『交子』，但是沒有成功。後來，政府突然發現，民間已經在自發使用一種叫作『會子』的東西，於是，政府禁止民間發行『會子』，改由官府經營。

『會子』與四川『交子』的不同之處在於，『會子』是一種以銅幣為儲備的紙幣(『交子』是以鐵幣為儲備)，理論上講，『會子』與東南地區盛行的銅幣有著一對一的兌換關係。『會子』的發行也僅限於東南地區，也就是南宋最主要的經濟區。由於區域的限制，就算有人把東南地區的『會子』帶到四川去，也沒有辦法使用，更沒有辦法兌換當地的鐵錢。 

而在四川地區，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種紙幣，其中一種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錢引』，這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除了『錢引』之外，還有一種叫作鐵錢『會子』的紙幣，但流行的地區很小，影響也不大。另外，四川還有一種以銀為儲備的銀『會子』，理論上用這種紙幣可以與銀兌換。 

南宋時期，還有兩個特殊的區域，分別是兩淮地區和湖北一帶。這兩個地區原來也是使用銅錢，但由於靠近這兩個區域的金國同樣需要貨幣潤滑經濟，並且從這些邊境地區大量地走私銅錢到北方，所以，為了防止金國把銅都運走，南宋政府規定這兩個地區不再使用銅錢，而改為使用鐵錢。

兩淮和湖北使用鐵錢之後，也對應著發行了兩種紙幣，分別是淮交和湖會。這兩種貨幣都以鐵錢為儲備。但是，淮交和湖會都不能越界發行。雖然都是鐵錢儲備的紙幣，但淮交不能拿到四川使用，四川的『錢引』也無法拿到兩淮使用。 

通過這種方法，南宋就將全國劃分成了四個金融區，分別是最大的東南區、次大的四川區域，以及兩個較小的兩淮和湖北區域。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鐵錢和銅錢，並發行各自的紙幣。其中東南『會子』和四川『錢引』的影響力最大，而尤以東南『會子』為最。

東南『會子』最早發行於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這一年，北宋高宗命令戶部侍郎錢端禮根據以前的紙幣流通經驗，設計了『會子』。第二年設立了『會子』辦公室(會子務)。第三年通過了《偽造會子法》，對於偽造行為嚴厲鎮壓，處以死刑。由於發行紙幣的經驗不足，在發行之初沒有控制額度，於是，『會子』出現了第一次貶值。

到了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開始用現錢回購一部分超發的『會子』。兩年後，『會子』正式採用了和當年『交子』類似的方法，設定使用期限，分界發行。從這時起，『會子』正式成為南宋的主幣。

按照規定，『會子』每一界的發行量為一千萬貫，以三年為一界，到期後以舊換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會子』始終是一千萬貫。 

但南宋的貨幣發行制度始終不如北宋的四川地區，常常朝令夕改，一切以財政狀況為依據。最初時，朝廷規定一界的發行量為一千萬貫。但是這個額度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政府規定每界『會子』的展期為三年。每三年發行一界，每界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時運行兩界『會子』。鈔票的發行量擴大了一倍。 

到了南宋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再次規定『會子』回收展期為三年。每三年發行一界，每界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會子』同時運行。鈔票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最初的三倍。此時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但是失控馬上就要到來了。

到了南宋寧宗(公元1206年)，宰相「韓侂胄」的開禧北伐，慘淡收場，而北伐也對南宋的經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由於財政出現了巨大的漏洞無法彌補，朝廷自己不願意減少浪費，只好繼續擴大濫印紙幣規模。

 

『會子』最初發行時只有一千萬貫，開禧北伐時期，『會子』的發行總量已經達到了一億四千萬貫，比當初擴大了十四倍。加上在四川發行的八千萬貫的『錢引』，兩者加起來達到了二億二千萬貫。 

隨著濫印紙幣，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朝廷意識到了通貨膨脹的危險性，於是考慮減少紙幣的流通量。這就牽扯到了另一個秘密：政府發行紙幣非常容易，但回收紙幣卻困難重重。 

如果要回收鈔票，當時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庫存的硬通貨，將紙幣買回來銷毀掉。所謂硬通貨，主要是金銀。但是，政府在發行鈔票的過程中，的確換回了不少物資，可這些物資隨即被花光了，在空空如也的國庫內，並沒有多少硬通貨儲備。 

政府檢視家底之後，發現國庫裡還剩下一點金銀。另外，政府還可以賣一部分僧侶的度牒。中國古代的僧侶一直享有免稅權，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稅待遇。按照每兩黃金兌換六十貫紙幣，每兩銀子兌換六點二貫，每道度牒價值一千二百貫計算，政府手中的資產一共可以兌換回一千三百萬貫紙幣，約占全國流通量的百分之五強。如果把這些金銀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則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錢引』(四川有三界『錢引』並行，一共八千萬貫)。

但這次回收工作卻引起了民間的恐慌，人們聽說朝廷要回收紙幣，立刻想到朝廷接下來一定會將紙幣作廢，結果紙幣的價格從每貫價值四百個鐵錢一下子跌到了價值一百個鐵錢，這引起了極大的混亂。但不管怎樣，回收紙幣這件事說明宋代政府還是一個想負責任的政府，並非道德敗壞的剝削階級，只是無法對如此龐大的帝國進行有效的管理。

在更惡劣的情況下，朝廷會選擇更為極端的做法，例如:發行新鈔，廢除舊鈔。也就是說發行『新會子』，然後規定用兩貫『舊會子』才能兌換一貫『新會子』。當所有『舊會子』都按照這個比例兌換『新會子』時，市面上的鈔票數量就減少了一半，從帳面上做到了減少流通量。 

雖然政府暫時回收了一部分『會子』，但由於財政系統已經遭到破壞，於是，政府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鈔來解決財政問題。印鈔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宋理宗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前後，僅僅『會子』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三億二千九百萬貫，這還不算四川『錢引』。 

到了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會子』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六點五億貫。 

朝廷就在『財政困難，瘋狂印鈔，惡性通貨膨脹，朝廷感到害怕，想辦法回收紙幣，發行新紙幣，強行以折價收兌舊紙幣』的套路中不斷循環。到了用第十八界新『會子』取代第十六界舊『會子』時(這時是兩界『會子』並行)，朝廷規定十六界『會子』不再使用，而十八界『會子』一貫相當於十七界『會子』五貫，直接將貨幣貶值了五倍。

到了公元1247年，政府又決定要跳出這個循環，規定當時在市面上流行的兩界『會子』(第十七界和十八界)不再回收，永遠使用。這等於宣佈朝廷無力維持『會子』的回收工作，只顧繼續印鈔票，任其貶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糴政策(也就是拿紙幣從民間強買強賣糧食)又把更多的紙幣注入民間經濟中，結果人人談紙幣色變，紙幣已經喪失了信譽。 

「賈似道」當權後，為了挽救南宋政府的財政和金融狀況，做了最後一次努力。他除了回買公田之外，還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關子』，取代了已經喪失名義的『會子』。

在用舊紙幣『會子』兌換新紙幣『關子』時，規定第十七界『會子』直接廢棄，第十八界『會子』三貫只能兌換『關子』一貫。 

「賈似道」本來是為了重新樹立政府權威，但是強制作廢、強制兌換的措施直接讓政府徹底喪失了民意，人們再也不會相信任何紙幣的魔術了。

 

南宋金融體系的徹底崩潰

南宋的金融崩潰發生在蒙古人入侵叩關的時候，當朝廷最需要財政收入來組織軍隊打仗時，卻由於金融的崩潰，沒有錢養兵。並且金融破產影響到了每家每戶，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朝廷，當然也不願為朝廷賣命。從這個角度說，南宋的滅亡，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財政上的崩潰讓這個中央王朝已經無力維持了。

 

「賈似道」：滅亡前的土地改革

 

大約是在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由宰相「賈似道」組織的南宋最後一次大型改革正在悄悄展開。在此幾年前，南宋與北方蒙古族的戰爭已經進入到白熱化階段。在元憲宗大汗蒙哥的進攻下，南宋節節敗退，無法議和。

公元1259年，蒙哥死去，蒙古陷入了大汗之位的內爭之中，南宋獲得了最後一次喘息的機會，緊鑼密鼓地做著戰備。

宰相「賈似道」查看政府剩餘資源時，發現南宋的國庫已經空了。在任何一個即將崩潰的朝代，如果揭開它的財政膏藥，就會發現下面已經潰爛成蛆。此時，南宋的金融體制已經形同虛設，政府發行了太多的紙幣，無力控制物價。稅收也同樣空虛，大量的農民破產，政府收入銳減。更糟糕的是，隨著蒙古威脅的增大，政府卻需要更多的糧食為打仗做準備。既沒有錢，又想多收購糧食，南宋政府不得不依靠古代版的『收購公糧』政策，即『和糴』。

所謂和糴，是指政府強行向民間攤派購買糧食。本來購買糧食是需要花錢的，但是，由於是政權行為，政府以極低的價格，強迫農民大量出售。最初購買時還是用錢幣，後來則改成紙幣，再後來連紙幣都沒有，根本是用搶的，『和糴』已成為農民的一大負擔。 

以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為例，這一年『和糴』糧食達到了五百六十萬石，全部用紙幣購買，甚至超過了全國正規的糧吃公家飯收。

南宋時期，人們對於『和糴』的批評不絕於耳，紛紛譴責這個可以讓人傾家蕩產的政策。同樣是在南宋理宗時期，大臣劉克莊也曾抱怨說，以前全國一年『和糴』只有一百五十萬石，現在，僅僅吳門一個郡就被迫交出一百萬石，全國更是不知已經增加了幾倍。浙江中部本來屬富裕的地區，可是現在就連巨富，十家也有九家變成了窮光蛋。

大臣吳潛則說起了兩淮地區的情況。在兩淮，一家人有二百四十畝土地，已經算是富裕人家，但是政府除了收稅之外，給這家人編排的『和糴』額度竟然達到了一百四十四石，這還不算，在徵收時還要把兩石算成一石，數額上立刻又翻倍。除了數額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名目，呈樣、罰籌、堆尖、腳剩，每一種名目又斂去若干，到最後竟然要上繳三四百石，家裡的人幾乎顆粒無剩。 

朝廷大量使用紙幣與民間交易，糧食緊缺的同時，紙幣卻充塞市場，出現了惡性的通貨膨脹。

「賈似道」看到，在官家逼迫之下，隨著農民的破產，政府的財源將會很快枯竭，到時元兵襲來，軍隊由於缺乏供給，根本無法抵擋敵人的進攻。如果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做一次全面改革。南宋最後一次拯救財政的努力，回買公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 

所謂回買公田，指的是政府從富戶手中購買多餘的土地，把土地作為公田。之後，再把公田出租，獲得租金收入，這些租金就可以養活軍隊，支持戰爭。當政府有了公田之後，只需要經營好公田，就不用再把過重的稅收與『和糴』負擔強加給民間了。 

吊詭的是，南宋政府剛建立的時候，手中是有大量的皇莊和公田的，但是，隨著政府不斷缺錢，慢慢把這些公田都賣給了私人，賣地的收入補貼了財政。到「賈似道」時期，早就沒有公田可賣了。「賈似道」決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公田再買回來，所以叫回買公田。 

為什麼要回買公田?

「賈似道」認為這樣的做法對政府和民間都有好處，吃虧的只有特權階層。

目前大量的土地都被特權階層把持了，官商勾結之下，很少納稅。「賈似道」試圖利用回買公田政策，逼迫這些特權階層放棄一部分土地，交給朝廷。按照中國古代的傳統，一個人最多只能種完一百畝土地，再多就超過了限制。但宋代整體的政策是不抑兼併，加上制度鬆弛，使得土地向官僚手中集中。以前政府採取強行攤牌購買糧食的做法，倒楣的是老百姓，並且由於窮人最沒有權力，於是，最終由窮人承擔了大部分的損失。如果能夠從富豪和官僚手中購買公田，保證財政收入，就可以少干擾貧困的下層人民，也不用再搞糧食攤派強購。

而由於和糴購買糧食都用紙幣，只要不再搞糧食強行採購，政府也就不用發行這麼多的紙幣，這對於控制通貨膨脹也是有好處的。 

既能籌措軍糧，又能避免通貨膨脹，這就是「賈似道」一舉兩得的憧憬。他的良方很快獲得了皇帝的認可，並在宰相的主持下，迅速實行。最初只是在廣西一帶小規模推行，嘗試屯田，以獲得財政收入。由於皇帝重視，廣西的屯田進行得很成功，於是，「賈似道」開始在全國推行。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浙西路，這裡是「賈似道」的根據地，最容易控制。他帶頭捐獻出一部分土地。第二年，根據政府的統計，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經購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皇帝大喜過望。回買公田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然而，如果從民間的角度觀察，則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規定，在自願的原則下，回買公田政策只購買大土地主多餘的土地，不涉及中小土地主，儘量減少對民間的強迫。但由於政府從財政角度考慮問題，勢必有指標的要求。官員們為了完成指標，只能向民間攤派，結果到最後，變成每家每戶除了二百畝豁免之外，其餘的土地都要賣三分之一給政府，其做法和攤派購買糧食時是一樣的。

到了後來，當指標催得緊時，乾脆連百畝之家都被逼賣地了。政府原本想通過富戶籌款，卻變成了一次不幸的全民運動，整個社會根基受到了動搖。 更嚴重的是，政府並沒有足夠的錢款來購買土地。所出價格都是壓低了再壓低，上好的土地被以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價格被強行買走。 

在「賈似道」的逼迫下，各地的官員紛紛『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想盡一切辦法從民間搜刮土地，有的甚至用肉刑(斷手斷腳)對付那些膽敢抵抗的人們。

即便這樣，政府還是沒有錢支付所有的公田。一開始是想以銅錢來支付，但由於銅錢緊缺，乾脆改成了紙幣支付。如果賣的田多，那麼政府還給百分之五的銀子，剩下的用紙幣、度牒等東西湊數；如果賣的田少，那麼就全都給紙片了。這種做法讓少地的窮人更加無助。 

除了紙幣之外，政府的支付方式還五花八門，例如:和尚的度牒也被拿來當鈔票發給田主，再加上一些虛官和各種各樣的頭銜，等等，所有稍微有一點價值的東西都被拿了出來。這些東西還不准轉賣，有時就等於廢紙一張。紙幣和各種奇怪的紙片源源不斷地流入民間，原本為了整治濫發紙幣，最終卻注入了更多的紙幣。

在民間大亂套和巨大的抱怨聲中，官員們紛紛上書，譴責「賈似道」的做法。「賈似道」一看大事不好，連忙請求辭官。然而，令人們感到錯愕的是，宋理宗不僅不反對「賈似道」的做法，還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來。他說：『從你當初提建議開始，就有人說不能這麼做，我那時候就已經阻止他們的抱怨了。現在，實行了公田之後，不管是公家還是私家都富足了，我們這一年的軍餉全靠你的辦法才有了著落。如果因為別人的抱怨就放棄，雖然滿足了他們的一時之快，可是誰來幫我籌措國家財政?』

皇帝貶斥了那些批評「賈似道」政策的人。事後，人們常常以『皇帝沒罪，奸臣誤國』的觀念來責駡「賈似道」誤國，卻不知道這個國家已經掉進了財政陷阱而無力自拔，只求下一刻平安，管不了更多了。皇帝對於這樣的局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對於造成的惡果心知肚明，只是他已經考慮不了這麼長遠，只能全力支持宰相斂財。至於民不聊生，皇帝已經不管了。 

但是，就算「賈似道」再努力，仍然無法徹底改變宋代的財政狀況。接下來的問題出現在了公田上。 

當政府購買了公田之後，就要組織人員進行屯田生產，來獲得糧食。最初政府設立了一些屯田機構進行管理，但由於官僚的惰性，根本沒辦法有效組織，浪費嚴重，最後只好將這些土地出租給佃戶耕種。隨著對佃戶壓榨的加深，許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本的良田現在拋了荒，社會的總財富減少，從而影響到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當皇帝發現無法解決財政問題時，又有人商議把土地還給原來的主人耕種，於是群臣在蒙古兵叩關時，紛紛在討論怎樣把土地還給私人。但蒙古人已經不再給皇帝留下繼續折騰的時間了，他們『幫助』宋代政府徹底結束了窘迫的財政難題。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趙宋三百年來的財政騰挪和如此複雜的財政制度，都迅速化為雲煙，但它們的斂財經驗，特別是金融方面的新經驗，卻成為寶貴的財富，流傳給了後世的皇朝。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權機器(遼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財政危機

 

這是一個元代版本『四萬億投資計畫』的故事。蒙古人早期的財政以掠奪和放貸為主，蒙古將領們靠打仗掠奪了財富，再交給中東的色目人幫助打理，利用放貸獲得收入。為了將戰時的掠奪財政變成和平時期的正規稅收，「耶律楚材」幫助蒙古人建立了土地稅制度。但這種制度常常遭到破壞，與「耶律楚材」針鋒相對，色目人介紹了包稅制給蒙古人，即將一個地方的稅收包給一個負責人，收取一個定額，由負責人想盡一切辦法敲詐該地，除了將定額交給蒙古人外，多出來的部分則歸包稅人自己。 

讓「馬可波羅」驚歎的紙幣也成了蒙古人掠奪的工具，元代的紙幣一直持續不斷地處於貶值當中，並不斷發行新幣來取代舊幣，將舊幣貶值。在掠奪財政、包稅制、紙幣斂財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成為最孱弱的朝代之一，一直缺乏真正的經濟恢復和盛世時期。

元代末年，雄心勃勃的丞相「脫脫」為了振興大元王朝，開始了規模巨大的改革。他的改革核心是：利用政府的權威，通過政府花錢的方式，來帶動經濟發展。這是元代版本的『四萬億投資計畫』。

然而，政府主導花錢必須有錢可花，當政府手中沒錢時，就只好偷偷開動印鈔機，依靠印製鈔票來籌措財政。

「脫脫」的做法導致了民間經濟的紊亂和金融上的大崩潰，隨著各地反元起義的興起，「脫脫」的改革沒有拯救元朝，反而葬送了元朝。

備註:200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受到雷曼兄弟銀行連動債倒閉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大量中小出口企業關閉，沿海地區失業潮出現，溫家寶總理宣布QE量化人民幣四兆元，簡稱『四萬億投資計畫』。

 

宰相「脫脫」：蒙古人的「凱因斯」

 

元順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一場針對權臣「伯顏」的陰謀正在展開。在元代後期，曾經出現了幾次爭奪皇位的鬥爭。這些參與爭奪的人都有一個源頭，他們都屬太子真金(元世祖「忽必烈」的兒子)三個兒子的後代。在最後一次爭奪中，「伯顏」幫助元武宗(真金次子的長子)的兒子元文宗圖帖睦爾登上了皇位。從此，元代的皇位留在了元武宗的後代手中，直到元代滅亡。

到了元武宗孫子元順帝統治時，「伯顏」更是通過殺害其他大臣獨攬大權，天下人只知有「伯顏」，不知有皇帝。「伯顏」推行非漢化政策，重用蒙古人和色目人，甚至提出要將漢族的大戶滅絕，防止他們的反抗。為了鞏固地位，「伯顏」提拔侄子「脫脫」擔任御史大夫一職。他沒想到，就是侄子「脫脫」將他趕下了台。 

「脫脫」的作法與「伯顏」的擅權相反，「脫脫」從一開始就預感到權臣的下場，所以故意與伯父保持距離。

「脫脫」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後，開始設計將權臣貶斥。

公元1340年，「脫脫」與皇帝合謀，趁「伯顏」出獵的機會，先控制了京城的衛戍部隊和城防系統，然後頒發詔書，將「伯顏」貶職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這一次宮廷政變在「脫脫」的圓滿策劃下，以不流血的方式結束。 

這次政變顯示出「脫脫」為人的幹練與堅決。在經過了元代混亂的宮廷和政治鬥爭之後，人們對於和平發展充滿了渴望。 

第二年年初，「脫脫」成為帝國的中書右丞相。這個二十幾歲年輕人的一舉一動，都寄託著時人的期待。

「脫脫」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如果要選擇一位最能代表元代氣象的人物，這個人也許既不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耶律楚材」、「關漢卿」和「趙孟頫」，也不是什麼蒙古帝王，而是「脫脫」，在歷史上，成吉思汗的武功不容置疑，「趙孟頫」的文采也值得推崇，但能兼備所有能力的全能選手，則非「脫脫」莫屬。

「脫脫」在擔任丞相期間，他徹底扭轉前任「伯顏」的蒙古化政策。 

「伯顏」希望元朝回歸蒙古傳統，重新回到蠻荒性格，但是「脫脫」知道，要統治這麼大的帝國，非得有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不可，像「伯顏」那樣為了回歸野性，對正規官僚制度進行破壞的政策是沒有出路的。

「脫脫」尊重漢人的權利，恢復了科舉考試，為「伯顏」迫害的宗室親王和大臣平反，採用儒術治國。一時之間元代的政壇出現了一片新氣象。同時，「脫脫」興修過水利，制定過農業發展計劃，這些顯示出他對於經濟發展擁有純熟的理解力。

更難得的是，「脫脫」並不僅僅是一個官僚型的人物，還是一個頗有文學造詣的大家。

中國的二十五史中有三部是在元代編撰的，分別是《遼史》、《金史》和《宋史》，之前只有唐、宋兩代大規模的史書編修可以與元代相比，而主持這三部史書編撰的，正是「脫脫」。 

不管是制定政策，還是編修史書，都能展現出「脫脫」作為文官的素質。實際上，他還是一個很有能耐的將軍。

元代末年，各地叛亂，「脫脫」組織軍隊圍攻「張士誠」(江蘇、浙江地區，首都為蘇州市），並協調天下的兵馬，頗有章法，屢屢得勝。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人們還是認為，如果不是恰好於此時被罷相，他是有機會將各地的騷亂鎮壓下去，延長元朝的壽祚，讓「朱元璋」暫時靠邊站的。 

相比於其他的競爭者，「脫脫」才是最能代表元代才氣的人物，也是歷史上少有的全能型選手。可是，令人驚訝的是：恰好是在他的任上，全國上下的小騷亂變成了大暴動。

在「脫脫」之前，元代雖然進入了不穩定時期，卻還沒有出現失控，而他擔任丞相之後，各地的紅巾軍、強人紛紛揭竿，元政府進入疲於奔命的鎮壓時期。

那麼，又該如何看待「脫脫」這個人呢?

一方面他能力超強，但另一方面，又是他的政策導致了元朝的傾頹。

我們如何將這兩方面協調起來?

這就不得不說說他的經濟刺激計劃。

 

簡單地說，「脫脫」信奉由政府主導經濟，簡直是一位出現在幾百年前的「凱因斯主義者」。

「脫脫」認為，利用政府主導項目、大力花錢的方法能夠將帝國疲弱的經濟刺激起來，走向繁榮的軌道。為了刺激經濟，必須有足夠的資金，但元朝廷手中沒有錢，「脫脫」就只好依靠印刷紙幣的方式來籌集資金。結果，一不小心發過了量，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次通貨膨脹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社會經濟失控，各地騷亂隨之擴大了。 

這個元代「凱因斯」主義的故事，顯示出集權式政府的困境：為了籌措建設資金，僅僅依靠普通的稅收不能滿足需要，還要依靠金融手段。但最終毀掉社會經濟的，往往是政府過於野心勃勃的金融擴張。

這個在元代發生過的『四萬億計畫』的故事，從元代初期就已經註定了結局……

 

 

大蒙古時期的財政

 

公元1260年，「忽必烈」稱帝。這一年也是蒙古帝國消失的一年。

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自行宣佈繼承蒙哥大汗，成為大蒙古國的新一任大汗。「忽必烈」自行宣布僭位，立刻在蒙古人的世界裡引起了軒然大波。蒙古帝國一共擁有窩闊台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這四大汗國，都由成吉思汗的子孫統治。 

在「忽必烈」之前，四大汗國與各個親王家族共同選舉大汗。大汗這個職位，擁有整個蒙古帝國的最高權威。「忽必烈」自行宣佈繼承大位，除了他自己能控制的窩闊台汗國之外，其他三大汗國均不承認他的權威，蒙古帝國分裂成了四個地區性的國家，元朝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雖然是類似於中國各個朝代的集權式帝國，卻由於曾經是世界帝國的一部分，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記。

首先，元代與中國的其他朝代不同，元代政府的選官範圍是世界性的。在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時代，蒙古人最信任的理財專家大都有景教、伊斯蘭教的背景，他們組成了一個色目人集團，為蒙古人管理著龐大的財產。 

蒙古的王公在當時沒有固定的薪俸，他們依靠打仗從各處劫掠了不少財產，這些財產大都是黃金和白銀，王公們讓色目人為他們打理財產，使其增值。

在元代以前，歷代貨幣都以銅幣為主，而在西方則以銀為主。蒙古人在這點上繼承了西方的理念，為中國境內開啟了以白銀為貨幣的時代。

讀書心得:原來從蒙古建立元朝之後，利用色目人管理財產，結果將西方以白銀為貨幣的觀念，導入中國。中國是從元朝後才開始將貨幣由銅幣改為白銀，變成白銀、銅幣雙軌制度，甚至黃金、白銀、銅幣三軌制。

蒙古帝國分裂之前，「忽必烈」等人任命的官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東、東歐。

蒙古帝國分裂後，中國歷史進入了元代，統治的疆域大致上局限於現在的中國、朝鮮和蒙古國，由於蒙古人有理財和文字(備註:蒙古人以回鶻式蒙古字母為正宗)的需求，所以，中東的回民們一直處於上等階層的地位。對中東人的寵信，甚至影響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更加穩固的財政基礎。 

最初，蒙古的財政是掠奪式的，走到哪兒搶到哪兒，搶來的東西就是帝國的財政基礎。

到了第二任大汗窩闊台時代，契丹人「耶律楚材」任中書令，為蒙古人制定財政計劃和政治結構。 

「耶律楚材」建立了一套類似於中原的財政體系，依靠向農民徵稅來獲得收入，當時的稅收主要包括農業稅和財產稅。這件事情讓蒙古人喜出望外，他們意識到除了掠奪之外，還可以從佔領地獲得更加持久的稅收。 

但是，隨著蒙古軍事行動的擴大，大汗需要更多的錢，各個王公們更是需要立刻拿到現錢。這時，中東的理財專家們再次登場，把契丹人「耶律楚材」給邊緣化了。色目人向大汗提供了一種更加便捷的選項：蒙古人不需要操心所謂的稅制結構，只需要將徵稅權包給他們即可。

所謂包稅制，就是帝國將稅權包給某些人(包稅商)，包稅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從地方上榨取稅收，然後每年向帝國貢獻固定的數額，剩下的收入都歸包稅商。包稅制帶給了帝國便利，大汗和皇帝們不用費心就有了固定的財政收入，卻讓包稅商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從地方上榨取財富。這種殺雞取卵的方法，短期收到的效益很大，卻破壞了帝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徵稅能力。 

大蒙古帝國時期的財政就在正規稅制和包稅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間搖擺著。可見得，一個遊牧民族要建立完整的社會架構、維持長期的統治有多艱難。但不管多艱難，到了大汗蒙哥時代，蒙古帝國的稅收結構已經逐漸建立起來。當時的稅收項目包括人頭稅、農業稅、商業稅，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徵稅以農業稅為主，農業稅的徵收類似於宋金時期的兩稅法，一年收兩次，這說明蒙古人學習的能力並不弱。

大汗窩闊台時期，也是蒙古的官僚制度逐漸成形的時期。蒙古人的人口非常稀少，卻控制了如此廣闊的疆土。被當地人稀釋後，蒙古人在所有被征服地區(除了蒙古本部之外)都是少數民族。

在最初征服時，蒙古人對每一個地方只派出很少的代表，行使宗主權，這個代表叫作達魯花赤。公元1231年，大汗終於在中原地區借鑒遼國和金國的經驗，建立了一種類似於漢人政權的政治結構。 

遼國在還沒有被消滅之前，創立了一種叫作兩面官的制度。所謂兩面官制，指的是皇帝在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制度。在遊牧區實行遊牧民族的法制，而在農耕區，則採用宋代的農耕社會制度；其官僚系統也分成了主管遊牧民族的北面官和主管農耕社會的南面官；而在軍事上則以北面官為主，南面官主要負責民政。

金國消滅遼國之後，金國繼承了遼國的兩面官制。但金國在繼承的同時，又加強了漢化制度的正規性，仿照唐代設立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

不過，由於三省制結構過於複雜，金代統治者掌握不好，所以，三省制結構就逐漸被一省制取代了。

金國海陵王時期，將中書、門下兩省廢除，只保留尚書省。金代的做法影響了後續的元、明、清三個朝代。 

另外，為了便於地方治理，金代還建立了行台尚書省，即行省。所謂行省，指的是按照中央政府(尚書省)的模式，在各地建立複製機構，完成對地方的統治。行省的官員設置與中央類似，構成單獨一級政府。通過行省的設立，這些由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就能夠更牢固地控制漢人，施行異族統治。

蒙古消滅金國之後，繼承了金國已經探索出來的方法，只是將尚書省改為中書省，在名稱上做了改變，但實質並沒有變。行台中書省則與蒙古人的達魯花赤制度天然契合。蒙古新征服一個地方，會選擇暫時保留這個地方的行政結構，同時派出幾個代表在當地組建一個新的機關，代表中央的中書省來指導當地部門的工作，這個機關就叫行中書省。 

在元世祖「忽必烈」自行宣佈繼承蒙哥大汗之前，蒙古人已經通過摸索，在中國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政治結構：中央為中書省和下轄的六部，地方為行台中書省。後來，除了中書省之外，又設立了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台負責監察，這一省一院一台構成了蒙古時期的權力制衡結構。

但不幸的是，雖然政治制度逐漸成形，但元代脆弱的財政卻貫穿始終，皇帝始終無法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支持他的戰爭和浪費。

「忽必烈」的孱弱遺產與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終缺乏一個與『漢-文景之治』、『唐-開元盛世』、『宋-仁宗盛治』類似的盛世時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經驗、政治架構過於簡單、財政結構過於粗暴之外，財政的問題，與「忽必烈」有直接關係。

任何一個朝代想要發展出盛世，都要有一個較長的休養生息時期，但元代是個例外。建國者「忽必烈」從僭位上台起就一直窮兵黷武、揮霍無度，破壞了元代經濟的可持續性，這些破壞主要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戰爭。

「忽必烈」僭位自稱繼任，因為沒有經過兄弟同意推舉，所有兄弟不服，結果與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場爭奪大汗王位的內戰。

「忽必烈」對「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進行經濟封鎖，讓他無法與外界交換物資，最終孤立並打敗了他，但是蒙古帝國也因此解體了，從此「忽必烈」雖然贏得大汗的稱號，卻再也不可能從其他汗國獲得必要的支援。

之後，「忽必烈」征服了朝鮮和中國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現代中國的版圖。但這些戰爭，特別是和南宋的戰爭曠日持久，元代的財政一直處於危機狀態，根本沒有時間整理財政和發展經濟。 

除了這些以勝利告終的戰爭之外，「忽必烈」到處征戰期間，還打了許多徒勞無功的敗仗，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在各個方向被遏制。 

在日本，蒙古人的戰船被颱風襲擊，致使兩次遠征都慘淡收場，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話，也讓本來就不寬裕的財政徹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試圖征服越南南部的占婆，最初是想從海上進攻，但占婆人退入山裡和蒙古人打遊擊。後來為了運送更多的兵力和後勤物資，要從越南北部的安南國借道，被拒絕後與安南進行了三次戰爭。蒙古人三次被擊敗，損兵折將，越南的民族主義獲得了重大進展。 

在緬甸，蒙古人佔領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們沒有實力進行長期佔領，只能撤退將機會留給撣人。這次表面上的軍事勝利無法掩飾事實上的虧損。 

在爪哇，遠征軍也遭到了慘敗。

總之，在「忽必烈」時代，蒙古人的擴張已經到了極限，四處失敗增加了它的財政負擔。由於無法建立起穩定的財政結構，崩潰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結構不完整，導致很難從中國南部徵收稅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後，蒙古人卻一直沒有控制好這個中國最富庶的地區。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後應該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個社會的行政架構，並利用這個架構獲取常規的稅收，並保證民間經濟的繁榮。但「忽必烈」只會打仗，對於經濟和政治不懂，也不想管，不在乎稅收的觀念。

整個元朝國祚共88年，一開始政府始終沒有掌握好南方的經濟，正規稅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種各樣的臨時措施獲得收入。但政策的隨意性又破壞了民間正常的經濟活動，導致人民的反抗，到了元代後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斷地冒出來，而政府很難找到有效的鎮壓手段。軍事征服又加重了財政負擔，掉入了財政和社會崩潰的旋渦。

再次，紙幣的發行，根本沒有準備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願意致力於建設長久有效的稅收結構，還在於元政府找到了從民間抽稅更加快速的方式，印鈔票。

 

元代和宋代一樣，有著發達的紙幣系統。紙幣曾經讓「馬可波羅」驚歎不已，把這一切都寫進書裡。但這種方式卻帶著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錢時總是控制不住印鈔票的衝動，造成普遍的通貨膨脹，相當於徵收了額外的通貨膨脹稅。 

「忽必烈」時期，元代發行了兩種鈔票。元世祖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發行了叫作『中統鈔』的紙幣。

『中統鈔』又分為兩類：一類是『中統元寶鈔』，這種鈔票以銀為儲備，理論上可以用紙幣兌換銀；另一類是『中統交鈔』，以紗為儲備，理論上可以用紙幣兌換紗。 

宋代的紙鈔是以鐵幣和銅幣為儲備，而元代以銀和紗為儲備，表現了元代銀的地位上升和銅的地位下降。另外，宋代的鈔票往往帶有地點限制，例如:北宋的『交子』只在四川使用，南宋『會子』只在江南使用，而元代的鈔票不再有地點限制，是全國通用的。元代的鈔票也不像宋代那樣有界的劃分，而是發行完就不再回收，並且沒有規定發行量。 

兩類貨幣發行後，以銀為儲備的『中統元寶鈔』成為主角，並在全國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於財政的緊張，就開始濫發『中統鈔』，所謂的儲備也成了空談。 

公元1260年，『中統鈔』發行了    73,352錠。

公元1265年，『中統鈔』達到了   116,208錠。

公元1276年，『中統鈔』達到了 1,419,665錠(元朝同時向南宋、日本交戰，濫印中統鈔)

公元1287年，「忽必烈」任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薩迦八思巴的弟子)印製了大面額的鈔票，命名為所謂的『至元寶鈔』，啟動了新的斂財之旅。 

這種『至元寶鈔』1張可兌換5張『中統鈔』，也就是說，拿五錠『中統鈔』只能兌換1錠『至元寶鈔』。

這一下子就將『中統鈔』貶值了五倍，不僅引起了幣制的混亂，還讓紙鈔逐漸失去了信譽。

另外，政府為了搜刮錢財不得不求助於專賣和其他斂財制度。「桑哥」提高專賣價格和商稅，這種作法，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間貿易系統。

「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侶楊鏈真伽為了尋找財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眾的極大憤恨。 

除了「桑哥」，還有回族人阿合馬、中書右丞盧世榮等，也是有名的理財專家，以加稅、專賣和斂財著稱。 

在元代，甚至連竹子都實行專賣，藉口是防止敵方得到竹子製造弓箭。

最後，除了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運河系統和郵遞系統也耗費了大量的物資。

由於首都北京的地理位置，處一個不能自給自足的區域，皇帝和宮廷的消耗不得不從南方運輸過來。元代最初是利用海運將南方的糧食運送到北方，後來在公元1289年開通了運河，改走運河運輸。但是，運河的維護成本非常高昂，維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盡元王朝的全力。

讓「馬可波羅」感到吃驚的驛站系統也要靠當地人提供馬匹，而元代的王公貴族總是在濫用這些郵遞系統。驛道上的大部分業務都是和政府無關的私人業務，這些業務佔據了太多的資源，又轉嫁到了維護驛站的當地人頭上。

當「忽必烈」於去世時(公元1294年)，整個元王朝已經千瘡百孔，財政更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正是因為開國的皇帝繼承了蒙古人開疆拓土、好大喜功的傳統，他們在獲得了整個帝國之後，沒有恢復經濟和整理財政，於是帝國進入了中年階段。

搖擺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元代的另一個問題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後一位皇帝之外，其餘的皇帝統治時間都不長，他們如同匆匆過客，雖然制定著不同的計劃，但這些計劃又在死後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計劃，這些政策根本沒有時間得以落實。 

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漢化派，但在他死後，子孫們卻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傳統，還是擁抱先進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還是實行漢人的官僚制? 

在這個問題上，蒙古人總是朝三暮四，基本上這個皇帝願意採納中原統治方式，下一個皇帝立即決定恢復蒙古文化。後期皇帝在位時間都不長，這一點決定了政策具有搖擺性。

在搖擺當中，帝國的財政問題被擱置了。元代政府不僅沒有一個長期的規劃，還隨時實施各種臨時性的措施來破壞財政。 

「忽必烈」死後，元成宗鐵穆耳統治了十四個年頭，算是中期統治最長的皇帝。元成宗在位時期，元代經濟有所恢復，但隨後就進入了徹底的失控期。

即便是元成宗鐵穆耳時代，也只是把問題掩蓋了下來而已。官僚數量膨脹、賞賜無度成為這個時代的通病。在「忽必烈」死去那年，元成宗鐵穆耳就開始了他的賞賜之旅。根據有據可查的數據，為了穩固人心，他一年內共送出了金四千兩、銀十六萬七千九百兩、鈔票二十三萬三千一百錠。 

一邊是大幅賞賜，一邊是虧空的國庫元成宗。為了要錢，皇帝將目光轉向了『鈔本銀』。 

所謂『鈔本銀』，就是準備金。政府如果發行紙鈔，就必須有真金白銀做後盾，當人民手中拿著紙鈔，必須有一定的銀子做保證。 

元代初期，『鈔本銀』雖然不足，但畢竟政府還設立了一定的儲備。而「忽必烈」時期為了戰爭曾挪用過準備金。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是財政困難的時期。元成宗鐵穆耳下令，將存放在全國各地的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準備金只留下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兩，剩下的全部運往首都供他使用，之後準備金有所恢復，到了元成宗鐵穆耳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元成宗鐵穆耳下令再借二十萬錠。到了元成宗鐵穆耳大德三年(1299年)，元政府已經有一半的財政是出自『鈔本銀』。 

另外，元成宗鐵穆耳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朝發兵攻打位於泰國的八百媳婦國，又造成了失控的軍事負擔。第二年，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紙幣，至元鈔發行量達到了創紀錄的二百萬錠。這種揮霍無度的使用方法立即造成了通貨膨脹，但元成宗鐵穆耳皇帝並沒有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到了元武宗(海山)統治時期，他不僅想恢復蒙古人的榮耀，還要養活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而四處花錢的做法令財政危機更加明顯。元武宗(海山)開始進行所謂的改革，目的是通過裁減官僚數目來節省開支，並加強政府的理財能力。但實際上，不僅沒有把機構減下去，皇帝一不小心又增加了新的機構。 

由於中書省機構僵化，辦事效率變得更加低下，元武宗(海山)希望恢復尚書省，由尚書省專門負責理財，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在保留了中書省的同時，又平白多出來一個尚書省，反而讓官僚階層越來越龐大。 

元武宗(海山)也仿襲元世祖「忽必烈」，發行新式鈔票的辦法。 

元武宗(海山)發行的鈔票叫作『至大銀鈔』，同樣仿襲「忽必烈」的老規矩，又將舊鈔票貶值了五倍，規定『至大銀鈔』和『至元寶鈔』的比值也是1:5，和『中統鈔』的比值是1:25。 

『中統鈔』雖然叫做銀鈔，準備金其實已經不足，於是，元武宗(海山)乾脆下令，以後不准紙幣兌換金銀，民間也徹底禁用金銀。 

元武宗(海山)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至大鈔的發行總量達到了一百四十五萬錠，折合『中統鈔』三千六百三十萬錠，印鈔量比前三年翻了七倍。再加上一定的增稅措施，從這時起，元代就已經出現了末期的症候。

元武宗(海山)死後，元仁宗雖然廢除了他的所有改革措施，但元武宗改革的影響已經深入社會的骨髓，即便廢除也於事無補了。

到了元文宗時期，由於皇位爭奪戰，元代的政治結構更加脆弱，接近於解體，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力也失去了。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上台時，元代經濟已經近於失控，人們都意識到再不改革就要完蛋。 

「伯顏」作為右丞相時，採取了降低鹽稅和普通稅的方法，讓民間經濟少受騷擾，減緩民間的反抗。但是「伯顏」在民族政策上是個守舊派，他贊成加強民族區隔，取消科考，避免蒙古人的進一步漢化。這使得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結果經濟措施也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這時，隨著元順帝地位的鞏固和「脫脫」的執政，他們開始對帝國財政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丞相「脫脫」更希望通過雄心勃勃的改造，利用政府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將帝國帶出政治和財政危機。 

雄心勃勃的經濟刺激計劃「脫脫」擔任宰相時，面臨的是一個急需恢復、經不起折騰，卻又四處都是叛亂小火苗的帝國。面對這些問題，很多人都會顧此失彼，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但「脫脫」有著巨大的信心來改變孱弱的局面，他試圖通過加強政府權力來實現一次中興。 

「脫脫」擔任過兩次右丞相。 

第一次在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到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

在此期間，「脫脫」的主要工作是扭轉「伯顏」前期的政策，重開科舉考試，重新向漢人開放官制。同時為了表明元代的正統和持續性，他主持編修了遼、金、宋三代的史書。 

在他第一次任期中，他還試圖解決南方的糧食運往首都的問題。由於元代重新開鑿的京杭大運河在投入運營後不久就出現了嚴重的淤塞問題，不得不重新使用海上航線。在鼎盛時期，元代南糧北運的規模在每年三百萬石以上。但在「脫脫」執政時，已經下滑到二百六十萬石到二百八十萬石之間。

「脫脫」為了保證朝廷大都(北京)的糧食供應，避免帝國的基礎失衡，試圖開鑿一條從大海到北京的水運系統，讓海上糧食能夠不間斷地直達北京。但這次開鑿以失敗告終。

雖然失敗，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眼光獨到。如果不解決糧食問題，朝廷大都是無法長久維持的。後來在黃河氾濫和武裝割據的時期，元朝的漕運和海運都中斷了，大都的經濟也就死了。 

這一條從大海到北京的水運系統，開鑿雖然失敗，但是仍然反映出「脫脫」的經濟發展思路：利用一定的大工程來解決帝國的根本問題，扭轉經濟頹勢。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脫脫」下台，繼任的宰相們在幾年內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惡化了。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黃河又發生了決口，運河系統更加不堪一擊，北方的糧食短缺加劇。同時，各地的反抗力量也愈演愈烈。所有這一切，促使皇帝再次想起了帝國最有才華的大臣「脫脫」，於是，在至正九年(1349年)第二次任命「脫脫」擔任宰相。 

此時，面對比第一任時更糟糕的情況，「脫脫」又如何應對?

「脫脫」仍然滿懷信心，試圖用更大規模的政府行動來實現中興。這次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手段也已經純熟，他的措施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通過整頓吏治減輕人民的負擔，發展經濟。這是歷代政府的常規動作。特別是到了帝國後期，吏治已經比較混亂，這是任何一個強勢的宰相都會動用的手段。

第二，大規模地興建水利工程。由於黃河的氾濫，如果要解決北方的糧食問題和運輸問題，必須首先治理黃河。「脫脫」高效地組織了數十萬勞工治理黃河，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由於北方的糧食問題很嚴重，「脫脫」提出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在北方種植產量更高的稻米。他採用了政府指導的方式，專門從南方請來了熟練的稻農，由政府出資來教北方的農民如何種植稻米。在整個國家都處於非常狀態時，「脫脫」仍然投入大力去做這些基礎性、長效性的措施，說明他認為帝國是可以治理好的。

第四，為了維穩，「脫脫」建立了龐大的軍事系統。由於黃河氾濫、災荒加重，帝國的財政已經處於非常狀態，各地官吏爭相採取非常規方法獲得收入，反抗也層出不窮，並且規模在不斷增大。為了對付這些反抗，「脫脫」竭盡全力建立起一整套高效的制度，來保證調兵的需要。

總之，「脫脫」的思路很明確，利用政府的一切資源，一方面加強維穩力度，鎮壓一切敢於反抗的力量，讓社會暫時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加快改革進度，加強基礎建設和經濟指導。這兩方面都需要政府龐大的財政投入。

當時政府是否有明確的理論基礎，即通過政府花錢的方式，來帶動經濟發展，我們還不敢確定，但他們肯定是相信一旦政府出手進行刺激、控制和指導，就可以讓問題馬上好轉。然而，好想法沒有帶來好結果。這些政策不僅沒有起到作用，反而加速了元朝的滅亡。原因在於這個理論雖然嚴密，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方面：錢從哪兒來?

 

飛轉的印鈔機和社會崩潰

「脫脫」的所有措施都有一個核心問題：需要花錢。對於元代入不敷出的國庫來說，又如何承擔得起這些工程?如果這個問題發生在漢代或者唐代，那是真的沒有辦法解決。在漢唐時期，由於貨幣是金屬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皇帝，如果國庫沒有錢，也無法增加開支，更無法實行野心勃勃的計劃。這就是為什麼在「脫脫」以前的各個王朝缺乏大規模經濟刺激的原因：政府不是不想，是沒有能力。但到了元代，現代社會的金融秘訣，紙鈔，已經出現。

從宋代到金代，甚至元代前期，紙鈔都展現了巨大的魔力，可以從無中創造出有。當然也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某一天政府醒來，會發現發行的紙鈔已經沒有人接受了，這就會造成整體性的崩潰。 

南宋末年，朝廷在討論金國崩潰的原因時，認為除了金國的軍事上不敵蒙古人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濫發紙幣，導致社會在蒙古人還沒攻打金國之前，金國的財政就已經崩潰了，但是就算是南宋政府已經能夠看到金國的致命傷，南宋朝廷仍然跟著重蹈覆轍。

那麼，「脫脫」又能否利用好手中的工具，發揮它的長處，同時避免它的害處呢? 

「脫脫」籌錢有兩個途徑： 

第一，傳統途徑：加強公營專賣，也就是鹽、茶的專賣，以及增加農業稅和商業稅。但這些項目大部分已經被前面的政府榨幹了，所以沒什麼特別之處。

第二，當傳統途徑提供不了這麼多發展資金時，「脫脫」打開印鈔機，濫印鈔票。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為了籌措資金，「脫脫」以貨幣改革的名義開始濫印鈔票的計畫，這是一個整體性的改革方案，在這之前，元代幾乎沒有銅幣，只使用紙鈔。

「脫脫」認為正常情況應該是錢幣和紙鈔同時流通，大額的用紙幣，小額的用銅錢，為此，他發行了一種叫作『至正通寶』的錢幣，進入流通市場。

乍看之下，這種金融思想帶有明顯的進步性，有紙幣，有硬幣，已經很類似於現代的貨幣制度了。

但是，仔細一看，就會發現他的真實目的。原來發行錢幣只是一個幌子，而真正的目的是印紙幣來解決財政問題，這才是貨幣改革的本質。 

除了錢幣之外，「脫脫」還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叫作『至正交鈔』。

「脫脫」規定，『至正交鈔』和『至元寶鈔』的兌換比是一比二，將原來的紙幣貶值了一倍。相對來說，「脫脫」沒有像前人那麼心急，將貨幣貶值那麼多。

貨幣改革後，第一次就印了二百萬錠，用紙鈔支付工人、士兵的工資，以及用紙幣進行採購。同時，這些紙鈔都是沒有準備金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把鈔票都拿去兌換金屬貨幣，會發現根本沒有那麼多金屬貨幣可以兌換。

但很快，鈔票的發行就出現了失控，一旦開動了印鈔機，就會形成慣性依賴，停不下來。

例如: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銀行的次級房貸金融風暴，美國聯邦儲備局就決定大幅度救助金融系統，QE鈔票，敞開印鈔票時，人們擔心的同樣是只要開動了就收不住。對於現代人來說，這種依賴性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更何況生活在七百年前的人呢? 

當「脫脫」在北方發展農業時，政府再次需要鈔票，於是，馬上就又加印了五百萬錠。這下子，不僅沒有幫助經濟，反而產生了更加重大的問題。 

「脫脫」的經濟政策導致了兩個結果： 

第一:不管他最初如何小心，惡性通貨膨脹還是如期而至。物價上漲超過十倍，在價格失控的情況下，政府為了解決採購和發薪問題，只好濫印鈔票。最後鈔票要用車船裝運，運往四方。由於購買力太小，紙幣散落得到處都是，也沒有人去撿，如同廢紙一般。金融秩序亂套，是導致人們對政權喪失信心的最關鍵因素。 

第二:大量的政府工程佔用了太多的勞動力。去修黃河、運河的人很多，而參加維穩的人也脫離了勞動，不再創造產品，於是種地的人少了，糧食減產，造成了經濟結構的扭曲。同時由於天災，村莊的人手不足，抵禦能力也下降了。 

宣判「脫脫」依靠政府發鈔，花錢刺激經濟的措施走到盡頭的，是無情的軍事動亂。由於經濟秩序紊亂帶來的民不聊生，山東、浙江、江蘇、湖北等地先後叛亂。

「脫脫」組織人馬進行征討。 

元政府最後自掘墳墓的舉措是：在「脫脫」征討南方的叛軍「張士誠」即將取得突破時，元順帝突然將他罷免了。這次罷相反而讓人們忘記了「脫脫」此前的作為，紛紛同情起他來，認為如果不罷免他，也許元朝能夠拖延得更久一些。這種說法或許有道理，卻很難掩飾他之前的作為對元朝社會造成的傷害，更無法推脫他的責任。

「脫脫」被元順帝罷免後，元朝就已經瓦解了。這個社會不是被敵人征服的，而是從內部自動瓦解的。中央政府已經無法控制全部疆域，南方各個小政權紛紛獨立，不再聽話。元順帝的政令無法到達長江以南，在北方，也僅僅被限制在京城近郊地區。在這樣的狀況下，遲早會有人起來取代這個癱瘓的政府。當「朱元璋」成了群雄爭霸的勝利者時，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接手了全國。

當然，不能完全責怪「脫脫」導致了元朝的滅亡。不管對誰來說，元晚期已經註定是個悲劇，滅亡不可避免，但「脫脫」的經濟刺激計劃(濫印鈔票)卻起到了加速滅亡的作用。

 

「脫脫」的例子提供的教訓是：

一個富有進取心的政府往往會大手大腳花錢，大手大腳花錢導致它必須盡可能地撈錢，撈錢最簡單的方法是加稅和濫印紙鈔，這些最終導致經濟衰退甚至崩潰。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朝代中期，導致的是經濟抑制和社會衰落，而如果發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潰。這與個人的人格和人品無關。

 

第十三章   明代：最嚴密的集權皇朝

 

明代擁有著最嚴密的集權手段，也擁有著最笨拙的財政工具。前代的許多財政經驗，到了明代卻都成了累贅。

明代皇帝由於對金融無知，發行的紙幣沒有準備金的概念，成了空頭紙幣，紙幣在明代初期就已經崩潰，變得一文不值。

民間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不接受政府發行的紙幣，而是自覺採用白銀作為貨幣。白銀的採用是民間自發抵制政府掠奪的行為，紙幣被拋棄後，由於政府缺乏製造通貨膨脹的能力(沒了紙幣，政府不知道如何製造通貨膨脹)，結果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穩定的朝代之一。

宋元時期發達的對外貿易，到了明代也被做成了虧本買賣。明太祖注重農業，敵視貿易，禁止中外普通貿易，只准外人以進貢的名義前來，而又給予進貢人士過高的獎勵，導致各國紛紛朝貢。當政府無力支付賞賜時，又開始禁止朝貢，導致日本人只好鋌而走險，進行私下貿易，被稱為倭寇。明英宗被俘虜的土木堡之變，也是由於貿易問題引發。

明代財政嚴重依賴於土地，使得政府收入不具有擴張性。

明代規定了嚴格的戶籍與土地清查制度，卻由於行政效率的低下，變成了形式主義，到了明代中期之後，戶籍與土地已經無法查清。

明代後期，大學士「張居正」為了整頓財政，試圖改革稅法，增加財政收入。他的整頓將加稅的工具賦予了政府。明神宗萬曆年間後期，隨著戰爭的開啟，這些工具逐漸被濫用，使得明末在一片加稅聲中滅亡。

玩不轉鈔票的皇帝

 

在非洲東非之角落的索馬利亞，有一處人造奇觀。當人們到達索馬利亞後，首先會被滿街堆放的鈔票吸引住。在街道旁，幾乎每一個做生意的小販除了擺出貨物之外，還有一個專門的鐵皮手推車櫃，車櫃外面是一層鐵絲網，透過鐵絲網可以看到櫃裡一捆捆的鈔票。

這些鈔票的面值分為五百、一千和五千先令三種(2014年狀況)，其中五千先令的鈔票還很少，流通市場上以一千的為主，五百次之。每一千先令價值不到人民幣一元，一百張鈔票比不上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

人們到市場上去買東西往往需要帶上厚厚的幾大捆鈔票，哪怕只是去吃一頓飯，也需要花費好多張鈔票，如果想坐一趟車到其他城市，就要支付半捆鈔票付帳。

在市場裡還有許多換錢商，他們把鈔票擺在地上，形成了巨大的鈔票堆，最大的長寬高各有一米左右，重量超過一噸。在市場裡，換錢商們都聚在一起，他們的面前全都是龐大的鈔票堆，誰的財富多，望一望誰的堆更大，就一目了然。但如果把一噸重的鈔票換成美元，放在手掌心裡就可以拿走。 

來到索馬利亞的人們看到當地巨大的鈔票堆，都會帶上疑問：為什麼政府不多印刷一些大面值的鈔票來方便人們攜帶?例如:從比值上來說，越南的越盾比索馬利亞先令更不值錢，三越盾才能兌換一索馬利亞先令，但由於越南政府發行了許多大額鈔票，民間並不會出現鈔票太重不好拿的問題。那麼，索馬利亞為什麼不能借鑒越南經驗呢? 

原因在於：索馬利亞缺乏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對通貨膨脹做出反應。當一種新鈔票第一次發行時，政府一下子印刷了太多的鈔票存放起來，準備未來分批投入市場。在新鈔票大量投入時，也觸發了市場上新一波貶值，結果，新印刷的鈔票還沒有投放完，就已經貶值成了毛票。政府必須硬著頭皮將已經印刷出來的毛票繼續投入市場，消化完畢後，才有可能印刷更大面值的鈔票。鈔票貶值的速度已經超過了政府做出反應的速度。

在索馬利亞，市面上許多一千先令鈔票都是全新的，一捆一百張的鈔票全是連號，人們使用時也是按捆算，不用拆開。如果按照正常的磨損速度，在十年內，這批鈔票仍然不需要退出流通。瞭解原因後，許多人都會啞然失笑，彷彿在看電影。 

當其他國家還沒有聽說過紙幣，宋、金、元時期就已經發生過巨大的鈔票貶值。不過，到了鈔票如同廢紙的時候，這三個朝代都已經進入了皇朝的滅亡期。而在明代則更進了一步：在朝代中前期，鈔票就成了巨大的廢紙堆，出現了與索馬利亞類似的景觀。甚至比索馬利亞還不如，鈔票堆積在市場，人們連看都不看。 

宋元時期，人們對於紙鈔的原理有著清晰的認識，政府發行紙鈔，都知道紙鈔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背後有準備金，紙鈔可以隨時兌換錢幣或者銀子，人們不是看重這張紙，而是看重它對應的實際財富。 

不管宋代還是元代都有著較為嚴密的準備金制度，只是到了後來，由於財政的壓力，才偷偷地將準備金挪用了。但由於政府操作還有一定的規則可言，故而能夠保證紙鈔在崩潰前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的正常流通。

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只會權力鬥爭，對經濟根本無知，包括金融、財政、貿易完全一竅不通。加上他強調後代必須完全遵從他設計的制度，明代的財政制度從他建立時起，就是最保守、最落後的。 

由於對紙鈔的原理一無所知，明代的準備金制度也是最差的，這導致明代建立不久之後，紙幣制度就已經崩塌。民間由於不信任政府，所以退回到了硬通貨之中，使用白銀作為貨幣，不再理睬政府的紙幣了。

在明代開國之後，統一全國之前，明太祖朱元璋就開始著手建立新的金融體系。最初，他效仿唐宋，鑄造了一批銅錢進行流通。但由於戰亂，銅礦開採陷入停滯，政府只能強迫民間把銅器銷毀，上繳用來鑄幣。這種做法引起了民間的不滿。 

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太祖想起了元代紙鈔的便捷，便效仿元代發行紙幣。明代發行的紙幣叫『大明寶鈔』，幣值分為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共六種等級。

明代的紙幣經過了精心設計，在幣面上，除了書寫『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書省(後來改為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等文字之外，還考慮到有許多人不識字，用圖畫的形式表明面值，在鈔票上畫上錢串的圖樣，每畫一串，代表一百文。在一貫的鈔票上畫十串，五百文畫五串。

根據皇帝的設計，一百文以上的交易使用紙幣，一百文以下的使用銅錢。他規定了幾種中介物的比值，每一貫鈔票，對應於一千文錢、銀一兩；每四貫鈔票對應於黃金一兩。不僅將紙幣與銅錢掛鉤，還將黃金、白銀、銅錢的比值也都掛鉤，強行鎖死了幾種物品之間的匯率。

明太祖認為，只要利用皇帝的權威規定了紙幣的價值，並用嚴刑酷法來強迫民間接受，就可以保證它的流通。但他對貨幣流通背後的機制一竅不通，他不知道，人們之所以接受紙幣，是因為紙幣背後準備金的支撐。

與宋元時期的紙鈔比起來，『大明寶鈔』完全沒有準備金兌現，非常嚴重的缺陷。

第一:寶鈔完全沒有準備金制度，所有的紙幣都是不可兌換的。雖然朝廷公佈了紙幣與黃金、白銀、銅錢的兌換比率，但是，這個比率只在民間拿真金白銀換紙幣時有效。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持有一兩黃金，到政府就可以按照官方比率換回四貫的紙幣。但是，他如果不想要紙幣了，想拿回黃金，政府卻將兌換的窗口關上，不予理睬。僅僅這一點，紙幣就成了政府從民間榨取真金白銀的工具。 

但是，如果民間決定保留黃金白銀，不兌換成紙幣呢?皇帝也在考慮這個難題。最終明太祖想出了辦法：發佈禁令，民間不得以金銀進行交易，也不准以物易物，必須使用紙幣和銅錢，違反的就是犯罪。皇帝的想法就是，反正禁止了金銀交易，而銅錢的數量又很稀少，民間只有使用紙幣這一個選擇了。 

第二:寶鈔的發行不限量，政府想印多少印多少，一旦財政匱乏，立刻打開印鈔機。寶鈔也不再分界。最初，寶鈔也沒有以新換舊一說，人們把鈔票用舊用爛了就失效了。後來才規定可以以舊換新。 

第三:紙幣之所以通行，最重要的保證是政府允許民間用紙幣納稅。然而明太祖卻在財政上做手腳，政府花錢時儘量多使用紙幣，而政府收錢卻少收紙幣，而且在收稅時，政府卻要求人民不能都使用紙幣。例如:民間繳納商稅時，只能百分之七十用鈔票，剩下百分之三十用銅錢或者金銀。民間為了湊齊繳稅用的硬通貨，必須花高價去購買，結果紙幣立刻出現了大貶值。 

隨著鈔票的持續貶值，皇帝在稅收中也更加偏好硬通貨，有記載說，即便到了一貫紙幣只值一文錢的時候，皇帝還強迫民間按照一貫紙幣兌換銀子二分五厘的標準(這個標準高估了紙幣一千倍)，上繳銀子作為稅款。 

皇帝向市場投入了過多的紙幣，政府源源不斷地濫印紙幣，只用了二十年時間，明代寶鈔制度就崩潰了。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每貫寶鈔只能兌換一百六十枚銅幣，貶值已經超過六倍。又過了五十年，寶鈔已經成了廢品，堆在街上都沒有人要了。 

當紙幣制度已經徹底崩潰後，民間不再顧及皇帝的禁令，轉而使用白銀作為交易媒介。 

明代的金融制度陷入了混亂。在明宣宗時期(公元1426年~公元1435年)，皇帝仍然堅持祖宗的法度，認為用銀買賣是一種犯罪行為，下令禁止民間用銀。交易用銀一錢，罰鈔千貫，官吏貪贓一兩銀子，要追繳紙幣一萬貫，之外還要繳納免罪鈔。 

但是明宣宗時期的用銀禁令已經是一個時代的尾聲，到了明英宗正統時期(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終於放鬆了用銀的禁令。朝野都可以名正言順地使用銀子，此後雖有反覆，但實際已進入銀本位時期。 

奇怪的是，明代寶鈔制度雖然很快崩潰，可是寶鈔卻如同細小的尾巴一樣一直存在。由於明代是個對祖宗之制無限尊崇的朝代，一旦「朱元璋」建立了制度，沒有人敢於廢除。

到了後來，寶鈔就成了一種禮儀性的東西。逢年過節，皇帝就會裝模作樣地向大臣發放寶鈔作為賞賜。大臣明明知道寶鈔已經形同廢紙，沒有了市場，也要感激涕零地接受下來。由於這種禮儀作用，『大明寶鈔』一直保留著。 

對於明代人來說，皇帝發行紙幣唯一的公平之處是：它不僅僅坑奪老百姓的財產，坑奪官員也毫不手軟。實際上，官員是明代紙幣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

由於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對於官員也一直實行低俸政策。

明代初年，一品官月俸大約只有一百石糧食。但明初的官員在俸祿上還算幸運。隨後，明太祖決定把一部分俸祿折算成鈔票，官員的收入就走向了漫漫的縮水旅程。

鈔票發行後五年(洪武十三年)，皇帝規定一品官的俸祿為每年一千石，同時給鈔票三百貫。剛發行鈔票時，一貫鈔票合米一石，相當於年俸為一千三百石糧食。

十二年後(洪武二十五年)，一品官改為月俸，每月八十七石糧食。由於鈔票的貶值，此時的俸祿只發糧食，但數量已經有所縮水。 

到了明成祖(造反奪位成功的朱棣)時期，官員俸祿開始大量混入紙鈔，高官給四分米六分鈔票，小官給六分米四分鈔票。隨著鈔票貶值的加劇，官員俸祿大打折扣，到了明宣宗時期，一品官的月俸只有四十六石米，隨後的明英宗時期只有不到三十五石，明憲宗時期只有二十石米，不如一個唐代的七品官。

由於官員俸祿太少，他們只能想其他的辦法來補貼家用，這是造成明代官場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逼官員貪污)，到了後期，官員也忍受不了鈔票的盤剝，呼籲皇帝加速銀本位的普及。

明代走向銀本位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民間自發對抗中央政府錯誤金融政策的結果。由於政府無法保證紙幣的信譽，民間只好尋找最方便的中介物來代替紙幣，完成交易活動。 

中國的銀本位還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歐洲和中東都再次進入了鑄幣時期，而在歷史上鑄幣發展最完善的中國卻正好相反，民間用銀並非是以錢幣的形式使用，而是夾成碎塊使用，以秤重的方式計算價值，沒有鑄成銀幣。雖然銀為交易中介，卻缺乏統一的形制，貨幣形式變得更加落後。

不過，雖然有著種種不方便，當全國普遍採用銀本位之後，民間經濟卻因此受到了保護。 

漢代政府學會用鑄幣造假的方法(銅幣含銅不足)從民間抽取鑄幣稅，而宋代以後的政府屢次使用紙幣來籌集財政資金，不管是鑄幣還是紙幣，都會淪為政府的財政工具，破壞民間經濟的繁榮。明代政府把紙幣玩崩潰之後，不得不把貨幣職能交給了天然的貴金屬銀，銀子的供應量只和儲量、開掘能力有關，政府不能控制。 

結果，明代政府雖然失去了一張財政王牌，卻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穫：由於民間金融系統脫離了政府擺佈，變得更加健壯，反而使明代經濟更加經得起政府的折騰。不管是外敵的入侵，還是內政的敗壞，二者對於民間經濟的破壞力都大大下降。銀本位制保護了民間的繁榮，無意之間，讓這個原始、僵化的帝國存活了近三百年時光。這或許是「朱元璋」當初也沒有想到的。

 

虧本的對外貿易

 

明代是一個笨拙的朝代，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赤貧人民，對於經濟、金融、商業均一竅不通。他建立的制度滲透在整個王朝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許多啼笑皆非的現象，除了在金融上的無知之外，對外貿易這個讓之前所有朝代受益匪淺的領域，到了明代皇帝手中卻如同噩夢，令人無所適從。 

從唐代以來，對外貿易就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學會了利用對外貿易來發財，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關稅制度和專賣制度，將政府的收入最大化。然而，明代雖然試圖繼承宋元時期的對外貿易政策，卻由於無知，政府不僅無法通過貿易賺錢，還做一件賠一件，對外貿易成了巨大的財政包袱，最後只能選擇閉關鎖國了事。 

在宋代，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官員，都對海外船隻的到來充滿了期待。在沿海各省，一旦發現有外國船隻到來，地方官員立刻蠢蠢欲動，他們向上級申請開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請船長、船員參加政府組織的聚餐，對其表示歡迎。地方官員與海外商人也稱兄道弟，儼然一派祥和的景象。 

為了歡迎海外商人，政府甚至實施了法規，保護那些出事的船隻。當有船遭遇颶風漂到了海灘，如果船主不在時，地方政府負責保護船隻的財貨。甚至船主死了，他的親人來認領，政府也要幫助他們完成交接。 

在中央政府層面上，皇帝甚至親自下空白詔書，讓他的使者們帶著詔書到南海諸國，根據情況填寫，招攬生意到中國來。當然，在一片重商的氛圍下，政府有著不小的財政收入。

在宋代，海外關稅的稅率是十分之一，一艘船停靠海岸，經過官府登記後，將十分之一的貨物繳納給政府，剩下的再展開貿易。 

除了正常的稅收之外，宋代還實行官賣制度，許多海外商品不允許民間買賣，只能由政府收購，例如: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物品，都是專賣品。即便必須專賣，但由於價格較為合理，形成了政府與外商雙贏的局面。在專賣之外的其餘物品，如果政府不打算收購，則由外商和中國商人進行交易。這種貿易制度雖然不是完全的自由貿易，卻由於受到各級官員的鼓勵，運轉良好。

但是到了宋代後期，隨著政府斂財傾向的加強，另一種趨勢已經顯露。這種趨勢是，為了便於管理，將外貿向廣州、泉州等幾個重要港口集中，並禁止其他地區接待外國商船。為了避免本國商人的走私行為，限制本國船隻前往海外。這種傾向的出現，為中國海外貿易投下了一絲陰影。

但在宋元時期，皇帝仍然能夠從貿易中獲得大量的財政收入，雖然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但實際上卻仍然是鼓勵貿易的。官員們深刻地領會了中央的精神，因此，上述限制並沒有對貿易造成太大的損害。

到了明代，事情卻發生了逆轉。這個笨拙的朝代繼承了宋元時期的制度基礎，卻沒有繼承宋元時期的貿易精神。由於明太祖強調農業，輕視商業，因此，明代各個邊境的官吏不僅不鼓勵貿易，反而限制貿易。他們認為，海外諸國與中國的貿易不是互利行為，而是皇帝的一種恩賜。在這種思想之下，他們並未發展出一套海外貿易規則，也沒有想過從海外獲利。 

在宋代，每艘船隻的到來都意味著一筆豐富的財政收入，但是在明代，不對海外船隻徵稅，也不准海外船隻自由貿易。他們認為，外國人到中國來，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國的文化，所以才前來朝貢的。他們把所有海外的商團都當作外交使團而不是貿易商人。 

即便一個人是來做生意的，也必須偽裝成外交使者，才能獲准將貨物輸入中國。輸入中國後，還不能自由買賣，只能統一交給政府，當作貢品押往北京。而皇帝則賞賜給這些使者大量的錢財，這些錢財不僅足以償還貨物的價值，還比通過自由市場買賣賺得更多。

 

在明代，皇帝認為，外商到來只是進貢，並領取賞賜；但在外商看來，這是中國特有的貿易方式，這種貿易方式雖然古怪，卻可以獲利更豐厚。至於私下的海外貿易，則是完全禁止的。這就使得官方壟斷了海外貿易，成為現代貿易壟斷的一個先例。

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在面向中東內陸的西北地區，一套類似的規則也建立了起來。從西域來的商人帶著貨物到達邊境後，必須在嘉峪關外等待。當一位外國政府的使節經過時，商人們會要求加入使節的隊伍，冒充使節的隨從，然後才能入關。 

由於有名額限制，跟隨使節的商人又分成兩個層次：那些最大的商人被允許和使節一起到北京，將貨物獻給皇帝，皇帝會回禮給他數倍的賞賜；而小一些的商人則被允許在邊貿市場或更靠內地一點的城市裡把商品賣掉，他們賺得少一些，但也滿足。 

外貿對於明政府來說，不僅不再賺錢，還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

由於賞賜價值總是超過貨物本身，買賣做得越多，中央政府反而賠錢越多。此外，當商人跟隨使節進入內地後，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由各地的官府負責，照顧這些使節(商人)團也需要耗費大量的地方經費。在這種制度下，不管是海外的國王還是商人都很喜歡到中國來朝貢，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明朝政府有多麼尊重，只是因為買賣很划算。 

許多國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來牟利。最會利用朝貢漏洞的是日本人。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型國家，能夠拿得出來的商品只有工藝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代最歡迎的卻是東南亞的奢侈品，對於日本的商品不感興趣。

同時，日本還是一個擅長貿易的國家，明代限制港口數量和貿易次數，根本滿足不了日本商人的需要。在貿易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的朝貢團絡繹不絕，並且大量夾帶走私物品，一份貢品之外，會有十倍的走私品藏在船中。而貢品的價格也被虛報，他們希望獲得高額的賞賜。

當明代政府發現了其中的問題之後，便開始想辦法彌補。一方面對日本的貢品大幅度壓價，甚至只給到日本人希望價格的六分之一；同時規定日本人不得頻繁地進貢，每十年進貢一次，每次只允許兩艘船、兩百人。對於其他的國家，明政府往往規定兩到三年一貢，對日本人的單獨規定顯然是一種嚴厲的懲罰。

由於正常的貿易被中央政府的粗暴規定打斷，日本人隨即對中國的沿海地區展開了貿易和海盜攻勢，中國進入了倭寇頻發的時期。倭寇的發生進一步刺激了政府，皇帝下達禁海令，禁止人民下海貿易，並正式斷絕除進貢之外的其他貿易形式。

在西北方向，明代的這套進貢把戲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發生於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就與貿易有關。

這一年，皇帝在大太監「王振」的慫恿之下，御駕親征，與屬蒙古人遠支的瓦剌人作戰。二十萬明軍在太原附近與瓦剌人接觸後，向北京撤退。

在北京的西方和北方，自古以來有兩條主要道路：一條經過紫荊關到達河北易縣，另一條經過居庸關到達北京昌平。這兩條路屬古代有名的『太行八陘』的最後兩條。在選擇從哪條路撤回北京時，「王振」猶豫不決，喪失了最後逃跑的機會。皇帝的大軍撤退到土木堡時，被瓦剌人團團圍住。此時，明軍距離居庸關還有百里之遙。 

土木堡處於高地之上，水資源缺乏，皇帝的大軍饑渴難忍，掘地兩丈都找不到水。瓦剌人的首領也先佯裝撤退，皇帝立刻中計。在明軍準備向南撤退時，瓦剌人先殺了個回馬槍，將二十萬明軍徹底擊潰，大太監「王振」、英國公張輔等大臣都戰死了。皇帝在太監喜寧的陪同下，向瓦剌首領也先投降。人們感慨土木堡之變讓漢人政權蒙塵，卻不知道其實這場衝突，也是由明代奇葩的外貿政策引起的。 

在東南方，日本人鑽朝貢漏洞的做法讓明政府感到頭疼。而在西北方，則是瓦剌人。由於瓦剌人喜歡中原地區的奢侈品，對於綾羅綢緞、茶葉等物品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他們能提供給中原的只不過是些皮毛製品和牲口。如果雙方有正常的自由貿易，那麼瓦剌人的需求一定無法滿足。但他們善於利用明代的朝貢空子。如同一陣風一樣，瓦剌的王公貴族們爭先恐後地向明朝納貢，用不值錢的東西換取皇帝的賞賜，並逐漸發展成一種類似於勒索的形式。 

瓦剌人的朝貢隊伍也越來越龐大，最初一次的朝貢團只有幾十人，後來則達到幾百人，最後，則有數千人之多。以前一年一次，後來則一年兩次。每次來人，一路上各個地方衙門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馬匹車輛、樓堂館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 

朝廷在賞賜上的花費越來越高。皇帝受不了了，就變相地允許瓦剌人在邊境處做一部分貿易，不用把所有的貢品都帶往北京。即便這樣，還是有大量的瓦剌人擁入。

在土木堡之變的前一年，瓦剌人的首領也先又派了一個號稱三千人的大型朝貢團前來，明英宗終於忍無可忍了。他嚴格核對人數，發現貢團的規模只有宣稱的五分之一，於是叫人按照實際情況付帳。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龐大的騎兵。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決定親征，這才有了土木堡之變。 

縱觀明代的外貿史，是一場加強控制卻越來越扭曲的貿易史。

最初政府想控制貿易，又想安撫外國人，將宋元時期的制度弄成一種古怪的朝貢制度，這種制度再次畸形化，造成了更多的問題，不僅無助於政府財政，反而成了財政的漏洞，變得越來越滑稽。 

由於財政失控，明朝政府對於商業和貿易的態度愈加敵視，並最終把中國送入了閉關鎖國的軌道。當鎖國政策固化到人的腦子裡時，整個社會對海外世界都充滿了偏見和敵視，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全消除。 

蒙人的戶籍和土地清查

公元1367年(元朝滅亡的前一年)，割據吳越一帶的吳王「張士誠」在平江(蘇州)被「朱元璋」打敗。在被押解到應天府(南京)時，上吊自殺，不想受辱。「張士誠」死後，「朱元璋」統一了江淮，為北伐元朝打下了基礎。然而，對於長江下游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地區的百姓來說，苦日子卻到來了。

當元代末年全國各地頻發叛亂時，「張士誠」維持了蘇松嘉湖地區的和平安定，輕徭役、薄賦斂，很受人民的愛戴。在他死後，「朱元璋」對待這個地區卻是另一種做法。他怨恨這裡的百姓愛戴「張士誠」，不願意儘早歸順大明朝廷，於是下令對這個地區施加重稅。

在明代，官田的稅率平均為一畝繳糧五點三五升，民田的是三點三五升，重租田的是八點五五升，而罰沒充公的土地(沒官田)的租稅最重，是十二升。但即便是最重的沒官田，也和蘇松嘉湖地區的稅率無法比。 

在這個地區，明代政府將富人豪族的土地盡數罰沒，算作官方土地(官田)，並按照田租的方式來收稅。

在中國古代，租和稅是兩個概念，稅是農地私有，國家收稅的意思，一般占產量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之間。而租則是沒有土地的農人，向有土地的人租地繳納的租金，一般租金是產出的一半左右(有夠離譜)。

明代政府忌妒仇恨的沒收江淮的土地，將原本向國家繳納的稅改成租國家的土地繳納的租金，是將繳納數額上漲了至少五倍。

隨後，司農卿「楊憲」仍然認為，考慮到浙西土地的肥沃程度，錢還是收少了，再次奏請皇帝將租稅加倍。三番五次加稅之後，蘇松地區的租稅額最嚴重的甚至達到了一畝繳納二百到三百升(二三石)的地步，是普通農田稅率的四十到六十倍。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全國進行減稅，蘇松嘉湖地區也受益。按照新的規定，原來稅率在每畝四十四升到七十五升的減稅五分之一，每畝三十六升到四十四升的，一概減到三十五升。 

但即便按照這個稅率，當地百姓仍然無法承受。根據統計，蘇州一府的秋糧產出在二百七十四萬六千石左右，來自民田的糧食只有十五萬石，其餘的都成了官田。而蘇州一府繳納的稅收，有時甚至比一個省的稅收都高。 

但「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他以為把土地都收歸官田、抬高農業稅是對蘇松嘉湖地區的懲罰，卻於無意中造成了另一種現象：當人們在土地上被盤剝過度之後，許多人乾脆放棄了土地，去經商，變成了城內人。這些人有充足的商業頭腦，又有著較高的文化修養，結果，江浙一帶不僅變得更加富裕，也成了皇朝文化的主宰。 

在明清兩代，江浙一共出了202位狀元，僅僅蘇州一府就獨佔三十五名，彷彿嘲笑著明太祖的詛咒。 「朱元璋」即便在天有靈，也一定不會明白，為什麼當初的懲罰反而成了蘇州人的機會。因為「朱元璋」的腦子裡只有農業，並把主要的稅收建築在農業之上。 

明代是一個農民意識最強的朝代，「朱元璋」試圖建立最嚴密的戶籍和土地制度，用這種方式來約束整個社會。但不幸的是，這套制度過於嚴密，除了「朱元璋」，沒有人能夠駕馭。「朱元璋」死後，這套煩瑣的制度反而成為繼承人的枷鎖，令後代子孫疲於奔命卻徒勞無功。 

明代的財政制度主要依靠兩種資料來收稅：針對戶籍的『黃冊』和針對土地的『魚鱗冊』。前者相當於現在的戶口簿，後者相當於土地簿。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下令，天下的府縣進行一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的結果要編訂成黃冊，作為征派賦役的標準。 

他把農村分成許多叫作『里』的單位，每一里有一百一十戶人家，其中十戶稅額最高的擔任里長，剩下的一百戶，每十戶為一甲。城市中的裡又稱『坊』，在城邊則稱『廂』。 

根據規定，每一里編一本黃冊，黃冊裡不僅登記人口信息，還登記每一戶的財產和土地信息，作為征派賦役的依據。然而，僅僅有黃冊還是不夠的，因為黃冊上雖然記載了每戶有多少土地，但是許多人在登記時不會說實話，隱瞞了大量的土地。為了清查全國的土地狀況，政府必須派官員到每一塊土地去，丈量土地的大小，並落實土地歸誰所有，再把這些信息統計起來，計算出每家每戶有多少土地。 

在編訂黃冊六年後，明太祖下令，丈量全國土地，編訂魚鱗冊。魚鱗冊指的是一種帶有圖示的土地登記冊，畫出了土地的形狀、分隔和歸屬。這種圖示看上去如同魚鱗，所以叫魚鱗冊。 

建立黃冊和魚鱗冊是兩項雄心勃勃的工程。在當時，要依靠人力去一一統計全國的土地和戶籍，需要耗費皇朝幾年的時光。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由於明初仍然保持著較高的行政效率，明太祖順利地完成了這項浩大的工程。全國戶籍共計一千零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積則達到了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

這次清查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別是土地，通過清查，全國在冊的土地面積增加了一倍，皇帝的稅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更是規定，黃冊和魚鱗冊每隔十年就要徹底清查一次，以便政府掌握真實的數據。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十年一次的普查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實施。以第一次清查為例，從洪武十四年開始搞人口普查，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土地數據統計完畢，期間花了十二年的時光。 

明初，由於太祖的苛刻和嚴謹，官員們戰戰兢兢、盡職盡責，還用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統計。隨著行政效率的降低，後來的皇帝又怎麼可能完成十年一次的浩大工程呢? 

明太祖人口普查經過了三十年之後，明宣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朝廷政府再次普查人口和土地數據，結果這次得出的數據卻讓人大吃一驚。

人口在經過了明成祖時期的高峰之後，已經回落到了只有九百九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九戶，五千一百九十六萬一百一十九人。如果說人口下降的幅度卻還不大的話，那麼土地數據就出現了劇烈的下滑。此時，明政府普查的土地只剩下了四百一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六頃，還不到明太祖時期普查的一半。

從明宣帝宣德元年到一百多年後的明神宗萬曆年間，土地數據一直在四百多萬頃左右，直到「張居正」清查土地，狀況才有所改觀。土地數據下滑嚴重，意味著政府財政收入也出現了困難。

為什麼人口會出現下降?

為什麼土地數據，更是出現如此大幅度的下滑呢? 

明代人對這個問題已經討論過多次:

例如:關於人口問題，成祖和宣宗時期的大臣周忱就認為，戶口的下降是由於人們或者投靠豪門，成為佃戶；或者冒充匠戶，去兩京謀生；或者四處做生意；或者四處流浪，甚至居住在船上，沒有固定的住所，無法調查。 

關於土地數據下滑，嘉靖八年時的大臣霍韞認為，從洪武元年到弘治十八年大約是一百四十年，大部分都是太平時代，按說土地數量應當增加，可是天下的土地反而減少了一多半，其中湖廣、河南、廣東減少得最多。這些失去的土地不是撥給了王府貴族，就是被狡猾的刁民偷偷隱藏了，因為廣東這個地方沒有諸侯王府，如果不是刻意隱瞞，就是被賊寇佔據了。 

簡單地說，由於土地直接和稅收相關，比起隱藏戶籍來，人們更加有動力將土地隱藏。另外，隨著一部分人的流動，土地也進入了市場，但在市場上交易的土地往往會做手腳，使其避免進入黃冊。而記錄土地狀況的魚鱗冊則更加混亂，由於魚鱗冊繪製麻煩，技術含量更高，政府官員們更有理由擱置這項工作，導致魚鱗冊的統計數據嚴重失真。

如果用現在的觀點來看，明代的數據退化更是必然的，因為任何的全國性系統都需要執行層面嚴格的配合和複雜的計算，在一個依靠人力和畜力來維持經濟運營的時代，其複雜程度已經超出了官僚們能力所及。 

與漢唐時期不同，明代是一個經濟加速發展的時期，人口的流動程度超過了漢唐，政府也不限制土地兼併，數據統計的複雜度比起前朝更是高出了很多倍。而明太祖為了鞏固政權，避免子孫後代亂改法令，又制定了中國歷代最僵化的行政體制。 

當明太祖還活著時，這套行政體制因為是為他量身打造的，因此，在他的擺佈下，顯得得心應手。但等他死後，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駕馭這套制度。行政退化從明太祖死後就已經非常嚴重，誰也無法再維持系統的高效運轉了。 

到了後來，戶籍和土地普查已經完全失真，有的人死去幾十年，名字照樣出現在黃冊裡，至於魚鱗冊則更是亂七八糟。 

由於明太祖規定，十年必須查一次戶籍和土地，後來的皇帝和官僚必須遵守老祖宗的規矩，但是又實在犯懶，所以就把上次的數據抄一遍。在明代的土地調查數據中，出現了幾次令人瞠目結舌的雷同。 

例如:明武宗時期一共進行了兩次普查，一次發生在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第二次發生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這兩次全國的土地數據都是四億六千九百七十二萬三千三百畝，一分不差。這樣的雷同說明，皇帝根本就沒有去統計。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前兩次調查中，以及明代末年天啟和崇禎年間的兩次調查中。由於數據的不準確，官員們征派賦役已經不可能再按照黃冊進行。有的人就另造一本戶籍，叫作白冊，白冊上登記的數據要比黃冊上的更加準確。 

黃冊是拿給上級看的，上面登記的戶籍和土地數量都較小，計算出來的總稅額也較輕，而白冊是用於實際征派賦役的，戶籍和土地都更準確。通過這種方式，上級給地方官員的壓力沒有那麼大，而地方官員仍然可以獲得較為準確的信息。

土地信息的失靈還產生了『大小畝』的說法。所謂大小畝，是指黃冊登記的畝數和實際土地的畝數有差別。一塊地可能有十畝，但是在黃冊上只登記五畝。在黃冊上登記的數字叫大畝，是用來向上級報稅的，而實際上的數字叫小畝，是用來徵稅的。朝廷只知道大畝的數據，卻摸不清小畝的數據。在民間、官吏的共同努力下，明代的財政如同一團亂麻，隱藏在迷霧之中。

農民意識和財政死結

明代是一個無法變化的朝代，從開國者「朱元璋」死後，這個朝代就已經僵化到容納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即便再銳意改革的皇帝，也會發現祖宗的制度已經限制了變革的可能性，只能順著慣性隨波逐流，等待最後的清盤。 

即使是人們常常談到的「張居正」，也沒有能力進行一次完整的改革，他只是在隨波逐流的過程中做了一次小小的掙扎，將社會從失控中向回拽了一小把，卻又引起了另外的失控。 

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制度天才，他設計的制度成熟耐久，讓所有人都感覺動彈不得，連反抗的餘地都沒有。他的稅收結構雖然很原始，卻又由於太原始，為工商業的發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間。這是一個無法進化的政權，與進步和創新無緣，卻又由於穩定而長期存在。

整個官僚架構保證了行政工作的剛性。這是一架自動運行的機器，雖然隨著年久失修，越來越耗油，越來越吃力，但如果一個人指望這台機器會很快壞掉，那就大錯特錯了。沒有人喜歡這個制度，但每個人又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無奈地巴望著它倒掉。可是制度冷冷一笑，稍微伸個懶腰，就把人給熬死了。

「朱元璋」設計的制度之所以穩定，得自於他吸取了元代的經驗和教訓，保留了那些利於穩定的因素。 

明代制度對於元代最大的繼承是它的行省制度(省州縣)。

中國古代實行地方兩級政府制(郡縣制)，到了宋代逐漸過渡到兩級半(路州縣)，元、明時期正式變成了三級政府(省州縣)。三級政府比兩級政府更有利於集權。

在兩級政府時代，僅次於中央級的州(郡)的數目越來越多，發展到後來有數百個，這麼多的機構需要中央直接管理，根本管不過來。而三級制則在州(府)之上設立了省一級的機構，由於省的數目只有十幾個，中央政府的政策傳達更有效率，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管理結構，對地方的掌控力更強。

明代的三級政府還包含一系列更加銳利的武器。雖然人們將明代的次一級政府叫作行省，但這只是個約定俗成的稱謂。它由好幾個衙門組成：主管行政的衙門叫作承宣佈政使司，主管軍政的叫都指揮使司，主管監察和刑罰的叫提刑按察使司。承宣佈政使、都指揮使、提刑按察使三個官員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他們都是由中央直接調遣，以避免三人互相勾結，在地方坐大，於集權不利。 

與三級政府結構對應的還有三級考試制度。一個讀書人如果想中進士，他必須過好幾關，只有通關了才能獲得最高學銜。首先，他要在縣裡參加縣試，通過後再去府裡參加府試，這兩次考試都通過了，他就被人稱為童生。 

擁有童生資格的人才可以參加由各省學道組織的院試，院試合格的人被稱為秀才。只有中了秀才的人，才被國家正式認可為讀書人，享受一定的稅收和禮儀優待。中國的讀書人中，許多人終生通不過秀才這一關，白髮蒼蒼仍然是個老童生。 

有了秀才資格後，他可以去省裡參加鄉試，鄉試通過之後稱為舉人。

有了舉人的資格，才能去京城參加會試。會試通過，還要再參加殿試，分三甲放榜，有了進士的身份，而進士第一名叫作狀元。

這一套考試制度玩下來，甚至比現在小學、中學、大學還要複雜，考生折騰於縣、府、省會和首都之間，交通成本也非常可觀。 

人們常對科舉產生巨大的偏見，認為考試制度是一種『毀人不倦』的制度。但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科舉，而在於集權社會裡沒有第二條可以光宗耀祖的途徑。所有的人都擠進了這座獨木橋，才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單一化。

明代科舉制的完善，也徹底重塑了中國的社會結構。

從漢代開始一直到魏晉，往往會產生許多傳承數百年的大家族，而官員名額大部分被這些家族壟斷，在唐宋時期，雖然科舉制已經在起作用，但社會上有經濟優勢的大家族還是長期存在，當官靠家族和祖輩的這一官場習俗也沒有完全扭轉。只有到了明清時代，由於科舉制已經可以源源不斷地將地方的人才輸送到中央，只有科舉一條路可以當官致富，所以使得地方上的大家族萎縮了，反而形成了另一個傳統：富不過三代。 

通過科舉，明代徹底打碎了社會結構的結塊現象，民間分散成了一個個原子，互不隸屬，中央的權威不會受到任何挑戰，形成了徹徹底底的集權模式。 

在繼承元代制度的基礎上，明太祖又吸取了若干教訓，將元代的開放型社會變成了保守和封閉的社會。為了避免元代後期的官僚失控現象，繼續加強皇帝的權威，明太祖將百官的權力盡可能回收，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都必須由皇帝來定奪。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藉口中書省丞相胡惟庸造反，大肆迫害開國功臣，並乘機取消了中書省這一機構。由皇帝直接領導六部，六部長官都要向皇帝直接報告，所有事務都由他親自定奪。這就產生了一個超強的集權體制。這樣的做法如果放到現在，相當於取消了英國首相，讓英國女王直接領導各個部的大臣。與中書省一起廢除的還有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它們是軍事和監察的首腦機構。

皇帝集所有的權力於一身，不再信任任何人。加上明代初期就開始大肆屠戮功臣，明代初年彌漫著一種肅殺的氣息。君權獨斷，鑄就了整個明代的政治氛圍。 

但是，當明太祖廢除了大都督府、中書省和御史台後，他一個人又如何能夠制定這麼多的國家管理政策呢?

集權國家的管理事務多如牛毛，這些機構本來都是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的專業機構，而今只剩下皇帝一個人，就算一天到晚一刻不停，也無法將所有的事情做完。於是，明太祖引入了一系列地位更加低賤、更容易控制的機構和人，來替他做事情。 

在民政方面，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設立了若干大學士，由這些大學士幫助皇帝起草詔書，商談國事。 

軍事方面，大都督府廢除後，由中、左、右、前、後等五軍都督府主管統兵，統轄全國各地的軍事衛所，五軍都督再向皇帝負責。而如果需要調兵，五軍都督也沒有權限，調兵權是歸屬兵部的，以防軍事部門聯合在一起與皇帝抗衡。 

監察方面，同樣在這一年，明太祖建立了都察院，負責監察工作，以取代被廢黜的御史台；並建立錦衣衛，負責監察官員，形成了特殊的特務統治模式。錦衣衛與東廠構成了明代最臭名昭著的廠衛組織，這些組織也成為後來特務組織的榜樣。 

當明太祖把精力投入到加強皇權上面時，對於財政和經濟方面考慮得卻過於簡單。他曾經想學習元代的紙鈔制度，卻由於不懂得背後的基本原理，讓紙鈔很快貶值。由於對外貿的無知，他也無法建立一套有效的外貿體系。他理想中的制度就是一個人人務農、人人繳納農業稅的社會。 

在這個框架下，農業人口主要承擔的稅收包括田賦和丁賦兩種。其中田賦實行兩稅法，分夏稅和秋稅兩次繳納，而丁賦則是農村人口的勞役稅。明代的農業稅簡化到極致，在「張居正」之前，政府甚至連運糧都不負責，糧食由從民間選擇的糧長運到朝廷的倉庫。

當田賦和丁賦不足以滿足財政收入時，政府利用食鹽專賣獲得了另一部分的收入。除了鹽，茶葉也實行專賣。在西北和西南地區，茶葉貿易可以換取一定的馬匹資源。剩下還有一小部分依靠傳統的商稅來作為補充，這部分包括在全國設立關卡收稅，以及市場上需要繳納的買賣稅、營業稅等。 

整體上看，明代的財政制度已經退回到了中央集權帝國最原始的模式，能夠徵收的都是最簡單易行的稅項。而從唐代以來發展的革新，卻都被一一摒棄。

在這個原始的財政體系下，政府的財政收入幾乎是固定的。由於土地數量、人口數量、人們對鹽的消費量變化都不大，所以，在兩百多年裡，稅收也不可能出現大的變化。 

在明代，真正體現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隨著貿易的活躍，江南的許多地方已經進入了商業社會，特別是在蘇州等農業重稅區，人們已經放棄了對土地的依賴，轉身變成了城市人口，依靠服務業、加工業生存。

工商業雖然也被列入了政府稅收範圍，但政府對於商稅的徵收並不成功。由於商人做買賣每年盈虧不一，繳稅差別很大，政府很難正確估算出每年的商業稅額。這是一個動態的稅，對於中央王朝來說已經過於複雜了。

在逐漸動態化的社會裡，這架笨重的行政機器卻在用最靜態的方法來管理財政，這就是明代財政收入的死結所在。 

在財政收入被固化的同時，明代的財政開支卻日益變得龐大。 

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時，官員的數量並不多，政府不大，皇帝本人也是節儉的人，很會摳著錢過日子。他認為，只要政府保持這個規模，現在的稅額已經綽綽有餘。但沒有想到的是，在朱元璋死後，政府規模立即膨脹。他的孫子建文帝希望削藩，延續了控制政府規模的思路。可是，建文帝隨即被叔叔燕王朱棣造反打敗，明成祖(朱棣)立即遷都北京，同時在南京也留下了一套領導班子，一下子將中央官僚的數量擴大了一倍。

明成祖(朱棣)還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北征蒙古、南攻安南(今越南)，還派出了大型的船隊到印度洋耀武揚威，花費巨大。財政狀況也開始吃緊。

明成祖之後，明朝不再對外擴張，但這時官僚系統卻更加膨脹起來。明太祖朱元璋洪武時期，全國的官員加起來只有兩萬四千人，到了一百年後的明憲宗時期(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武職已經超過了八萬人，文武官員總計有十多萬人。 

除了官員之外，朱姓的各種宗室封王也佔據了大量的資源，嘉靖年間(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宗王的祿米達八百五十三萬石，超過了全國供應北京糧食(四百萬石)一倍。 

「朱元璋」按照小農思想建立的財政制度徹底無法執行了，朝廷的財政狀況變得緊緊巴巴。皇帝不斷地掙扎著，又受制於祖宗制度，無法進行變革，只能將就著。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間起，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勢力又開始活躍，明朝政府不得不動用軍隊對付他們，軍費開支陡增，已經被官僚系統耗空了國庫的明朝政府就更應付不過來了。 

「張居正」的掙扎和妥協

公元1522年，明神宗萬曆登基，也造就了一個屬內閣首輔「張居正」的時代。明代進入了人們認為的『改革』時期。不過，在瞭解「張居正」的『改革』之前，不妨放眼全球，去看一下世界都發生了什麼。

在萬曆登基前後，西方世界正處在迅速變化的過程中。

在歐洲，1570年，俄國沙皇伊凡雷帝摧毀了諾夫哥羅德(Novgorod)。這座城市在中世紀一直是北歐的中心，隨著它被摧毀，莫斯科的崛起已經成為必然。

1571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聯合義大利各國的艦隊，在希臘勒班陀(Lepanto)擊敗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海軍。勒班陀戰役是一個轉折點，意味著穆斯林失去了地中海的控制權，基督徒成為海洋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同樣是1571年，倫敦的皇家交易所也正式開張。交易所的成立，意味著世界正在從農業立國轉向商業擴張，複雜的金融工具和商業理論正在取代所謂的道德和禮儀，成為決定政權命運的主要因素。 

在歐洲之外，更深刻的變化也在發生，同樣是1571年，西班牙人佔領了菲律賓的馬尼拉，新的殖民帝國逐漸成形。菲律賓是一個位於中國不遠處的堡壘，但中國人卻對此無動於衷。 

1572年，在美洲地區，南美印加帝國最後的君主圖帕克·阿瑪魯(TupacAmaru)被西班牙人捕獲殺害，遺存的美洲帝國徹底消失。與此同時，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銀礦開採正呈現加速狀態。 

1573年，西班牙船隊從美洲地區運送白銀，經過菲律賓馬尼拉，第一次前往中國，換取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在未來，波托西(Potosi)的白銀將更大批量地從新世界運往舊世界和中國，刺激中國民間金融業的發展。 

1569年，葡萄牙多明我會的修士加斯帕·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以他的見聞為基礎出版了《中國志》，敘述中國的官僚系統、社會生活，為歐洲人提供了關於明代的新消息，但是此時，中國人對於歐洲仍然近乎無知。 

這就是「張居正」改革時期的世界背景。在這個背景下去觀察「張居正」的努力，就會發現，他的做法根本稱不上一次改革，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了些許的更動，幫助這個衰老的王朝更方便地收稅罷了。 

但是，誰也不能低估在這個最嚴密的世界裡做事的難度。任何人，不管他有多大的雄心，在一個盤根錯節、處處受限制的社會裡，能夠做的都太有限了，而「張居正」已經做到了極致，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從性格上來看，「張居正」並不是享有清譽的變革者，而是隨波逐流的現實派。在擔任首輔前，他和權臣的關係都很不錯，誰也不得罪。擔任重臣後，他也並不掩飾以權謀私的行為，他的兒子在科舉中分別中了狀元、榜眼，引起了普遍的質疑，而他卻毫不在意。 

明朝的官吏還有一種制度性的腐敗行為。明太祖時期提倡廉政，給官員們定的俸祿都很低。這些俸祿還總是被朝廷盤剝，一會兒用紙幣，一會兒折算成銀兩。官員們的錢一直不夠花，必須開闢新的財源，於是出現了各種官場陋(規賄賂貪汙舞弊等等)。「張居正」對於這些陋規也同樣不予拒絕，習以為常，他沒有治理這些根本問題的雄心壯志。 

明朝是一個太監治國的朝代，在對待太監統治上，「張居正」也絲毫不考慮其危害，只要對自己有利就行。作為大學士首輔，他和太監們打成一片，保證太監們支持他的政策，不設絆子。至於制度本身，與他無關。 

所以，「張居正」首先是一個在現實中明哲保身、隨波逐流的人。他只是瞅準了機會，做了一些理順式的變革。所謂『理順式』，指的是由於皇朝已經運行了兩百年，許多問題已經纏成了一團亂麻，「張居正」並不是要將這一團亂麻徹底燒掉，而是在保留這些線團的基礎上，解開一部分疙瘩，讓制度運行得流暢一些。這是一種姑息療法，不是從根上解決問題。

他的改革思路也和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類似，不是為了重建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對於期盼深層制度改革的人，這樣做的確令人失望，但理順式的改革又的確能夠解決一部分問題，使皇朝的統治得以延續。 

在「張居正」的時代，最大的問題莫過於財政的收支。在財政開支方面，冗官問題已經非常嚴重，行政效率也越來越低。而在財政收入方面，明太祖制定的戶籍和土地規則都已經亂了套，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被隱藏了起來，並未記錄在冊。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貫」曾經向皇帝談道：明朝初年的兩稅收入就能達到大麥四百七十多萬石，稻米二千四百七十多萬石；而一百多年後，稅收反而減少，大麥少了九萬石，稻米則少了二百五十多萬石。在兩稅收入減少的同時，『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眾，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 

由於老是查不清戶籍和土地，老的稅收規矩已經過於複雜，不利於徵收，必須想出新的辦法。「張居正」的變革也從裁汰冗員和清查人口、土地這兩方面入手。

「張居正」試圖利用官員的考核淘汰一批冗官，採取了一種叫作考成法的措施，就是給每一個官吏事先做一份帳簿，上面列出要處理的事情，並上繳一份到上級部門備案，當官吏們按照帳簿把事情處理完，再到上級部門把帳簿核銷。如果一個官吏本來需要處理的事情沒有完成，就無法到上級部門核銷，那麼上級部門到時候拿出單子一看，就知道這是個不稱職的官員。通過這種辦法，加上一定的淘汰機制，「張居正」一方面裁減了冗員，另一方面又強迫官員更賣力地幹活。

由於行政效率的低下，任何提振官員士氣的做法只能在短期內有效，但至少在一段時期，改革能夠保證官員們多花些精力在政事上。

當官員們的行政效率被「張居正」逼迫著提高時，「張居正」開始了另一步基礎性的工作：除了節省開支之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替政府增加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就要整理稅基，清查人口和土地。

明神宗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人口戶數達到了一千零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戶，共六千零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這兩個數字接近明太祖朱元章時期的水準，也和前幾年的調查沒有太大區別。這裡的口數只是納稅人口的數量，不是實際的人口數。根據後人的估算，明代的人口應該突破了一億人。

雖然人口與清查前區別不大，但是對於土地的調查數據卻出現了大幅增加。 

「張居正」下令，全國分三年丈量土地。此前，人們想盡辦法隱藏土地面積，例如:針對面積不規則的土地，通過計算方法的化簡，就可以縮小實際面積。「張居正」下令引入最科學的方法，『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務必得到真實的數據。 

這次測量得到的土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明孝宗時期的測量數據多了三百萬頃。測量讓政府有了稅法改革的堅實依據，卻由於地方官僚涸澤而漁的作風，讓民間失去了抵禦政府加稅的能力，埋下了隱患。

在真實數據(甚至誇大的數據)的基礎上，明代最重要的稅法變化，一條鞭法，得到了貫徹。

其實一條鞭法並非「張居正」的首創。

在「張居正」之前，明代官員已經想過許多辦法來解決徵稅問題，比較著名的有『鼠尾冊法』『一串鈴法』『十段錦法』等，其目的都是為了找到有納稅能力的人，讓他們納稅。 

一條鞭法也曾出現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年間。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史傅漢臣就提到了這種方法，之後浙江巡撫龐尚鵬也上奏請求實行。 

明神宗萬曆九年，「張居正」已經查清了土地，在全國鋪開了一條鞭法，成為全國的定法。

所謂『一條鞭』，應該寫為『一條編』，即在編目冊上，每一家的稅應該交多少，只寫一條。 

明前期的稅賦雖然簡陋，但是明太祖制定的統計方法卻十分麻煩。為了確定一家的稅率，必須首先清查他的土地做魚鱗冊，又要清查他的戶籍做黃冊，而繳稅也要分別計算，土地稅、人頭稅、食鹽攤派，再加上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一條一條繁複難行。而納稅物品也是多種多樣，有的繳糧食，有的繳紙幣，有的繳銅錢，有的繳銀子，還有其他物品，七折算八苛扣，令民間痛苦不已。稅賦繳納上去，政府還要民間自己負責運輸，這又是一層麻煩。

一條鞭法則把一個地方的所有這些稅額都加起來，把所有勞役也都折算成銀兩併入稅賦，再根據每家土地的大小攤派下去。對於老百姓來說，政府只騷擾一次，告訴他們一個總數，按照銀子繳納，就不再有其他的麻煩。政府需要勞役就花錢去雇傭。這種納稅方法減少了擾民，也簡化了手續，更加便於徵收稅賦。

 

一條鞭法在財政史上的地位表現在三方面： 

第一:它大大簡化了徵收手續。歷代的財政問題都有一個無法克服的麻煩。每個朝代的初期都會制定複雜而嚴密的稅收法則，但是沒過多久，隨著行政效率的退化，就無法完全貫徹執行，稅收也大受影響。一條鞭法把複雜的設計形式都拋棄掉，直接簡化成政府的財政渴求，只要能徵稅，形式能簡化就簡化。

第二:為了簡化形式，它牢牢地把握住一個根本：土地。只要土地在，就有稅收，把所有的其他稅種都折算入土地。中國歷史上的人頭稅距離退出舞台不遠了。

如果完全執行一條鞭法，就沒有所謂的人頭稅了，只是各地在執行時不能完全貫徹執行，因而還保留了一定的勞役稅。到了清代『攤丁入畝』時，人頭稅徹底廢除。

第三:從徵收實物變成了徵收銀兩，確定了以貨幣為稅的原則。從漢代以徵收實物為主，到明清逐漸過渡到以貨幣為主，表明中國的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政府減少徵收實物，是因為利用貨幣已經可以從市場上購買實物了；而政府徵收銀兩也反過來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張居正」的財政措施讓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他死時，北京的糧倉裝滿了夠吃九年的糧食，府庫裡也堆滿了銀子。 

但這是明朝政府最後一次過好日子了。如果究其根本，他的稅制整理是通過將明代社會的稅基完全榨乾，來獲得一時的財政收入。他沒有做過任何發展經濟的嘗試，也沒有為民間經濟鬆綁的意圖。他只是一個理財專家，對於此外的領域則無能為力。漫長的萬曆朝，將「張居正」積累的這些財富花光之後，迎接明朝的就只剩下衰落了。

 

加稅直到滅亡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寧夏致仕副總兵哱拜叛亂(主要叛亂的因素是貧窮的士兵自主產生的叛亂)。為了對付叛亂，皇帝除了使用北方遼東、山西等地的軍隊，還從浙江、苗地調集軍隊進行鎮壓。這次軍事行動共花費了一百八十萬兩白銀。就在寧夏之役爆發的同一年，日本國-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宣稱已取代中國成為朝鮮的宗主國，明政府接獲求救，發兵相助，展開了兩次戰役。明代朝廷出兵朝鮮的花費大約在七百八十萬兩。朝鮮戰爭剛剛平息，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苗疆土司楊應龍叛亂，政府再次出兵鎮壓。此次花費白銀二百萬兩。

備註:豐臣秀吉(1537年~1598年)日本戰國時代末期至安土桃山時代的大名 

 

這三次戰爭統稱為『萬曆三大征』。除此之外，皇室的花費也接近於這個數字。這幾項巨大的花費讓政府財政再次緊張。據戶部右侍郎褚鐵計算，財政赤字已經達到了一百萬兩，而且年年赤字。長此以往，政府的正常運轉將無法維持。

但是，畢竟有「張居正」留下的底子，皇帝和政府仍然可以渡過難關。

就在皇帝感到慶倖時，一件最終決定明朝命運的事情正在發生：在遼東地區，滿洲的崛起給中原皇朝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滿洲部落首領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稱汗。兩年後，努爾哈赤在盛京誓師南征，宣稱與明朝有『七大恨』。 

滿洲的崛起讓東北的局勢瞬間惡化，在加派軍隊的同時，僅僅遼東邊境的軍餉就增加了三百萬兩。此時，帝國的國庫已經沒有這麼多積蓄了。

 

戶部唯一能夠想到的辦法，就是利用「張居正」的稅務系統進行加稅。在此之前，由於查不清稅基，皇帝要加派稅賦非常麻煩。經過「張居正」整理之後，土地信息已經清晰，皇帝只需要規定每畝土地增加多少稅率，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任務派下去。依靠著稅制簡化之後的高效執行，政府發現徵稅原來也不是難事。 

戶部尚書李汝華根據『三大征』時期的經驗，請求除了貴州和北京周邊的八個府之外，對其他地區的土地每畝增加三厘五毫銀子，可以獲得二百多萬的收入。

第二年，戶部再次加稅，每畝增加三厘五毫。

第三年，兵部以招兵買馬的名義，工部以製造軍械的名義，聯合請求加稅，每畝增加二厘。

三年之中三次增稅，每畝增加稅額九厘，每年增加稅收五百二十萬兩，成為定額。

明神宗萬曆年間的戶部每年進帳大約在四百五十萬兩，三次增稅相當於增加了一倍的收入。

歷次的加稅終於打垮了民間經濟的臨界點。每一次出現饑荒，人們都認為是天災的結果。但天災年年有，只要民間經濟完好無損，人們就可以拿出存糧或運輸來救急。但是明神宗朝廷不斷的加稅，已經刮盡民間資源，導致民間已無存糧，才會出現真正的大饑荒。

最終影響明朝興亡的不是後金王朝的連綿進攻，也不是薩爾滸戰役的慘敗，而是軍事行動帶來的財政失衡。財政失衡又導致民間經濟崩潰，終於帶來了造反潮。 

公元1627年，明朝第17任皇帝(朱由檢)崇禎繼位。這位有理想的崇禎帝上台後，迅速剷除了閹黨魏忠賢，令人耳目一新。但就在他上台的第二年，隨著又一次旱災的來臨，陝西人民終於無法渡過危機，起而造反。 

這時明政府已經處於造反者和滿洲人兩方的壓迫之下。為了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反叛，政府必須動用更多的軍隊，而動用軍隊需要更多的財政。隨著造反者對地方經濟的破壞，中央政府的稅基也逐漸失去，形成了惡性循環。 

就在兩方軍隊肆虐時，兵部尚書梁廷棟仍然在請求加稅，再次給每畝增加了三厘的額外稅收。五年後，總督盧象升又請求向官宦人家徵收十分之一的田賦，普通民眾的糧食產量如果在十兩銀子以上，也一併徵收。最後確定，所有收入都徵收十分之一的稅，號稱助餉。

之後，隨著軍事的失利，加稅的聲音更加頻繁，明代朝廷在越來越小的收稅區域內不斷的加稅，直到滅亡。

 

第十四章 清代：掙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如果僅僅在所有集權社會中作比較，清代已經達到了中央集權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穩定和繁榮兩個特點，在康乾盛世的百年之後，經過了多次戰爭的消耗，仍然能夠保持財政盈餘。不過，此時的西方世界已經發展出代議制度、制定憲法的政治模式，將這個穩定的集權帝國拋在了身後。

清代前期，繼承了明代的『一條鞭法』，做到了稅制簡單，徵收方便，加上清代進行的三大改革：新增人口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火耗歸公，使得政府的財政長期保持盈餘，民間經濟保持了百年的穩定繁榮。

1840年，國外勢力成了影響中國政治經濟的最重要因素，其實中英戰爭對於清朝廷的財政影響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賠償的金額也並未超出政府的承受極限，甚至由於海外技術和商品的使用，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對財政更為有利。

太平天國之後，清代財政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從農業為主向工商業稅收轉型，並利用信用工具來籌措臨時性開支，這種做法同樣增強了政府的財政靈活性，並加大了稅基。

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之亂(庚子之亂)後，清代的財政狀況才出現了持續的惡化，收入不能滿足支出的需要，進入了帝國的尾聲。清朝的滅亡，也讓中國喪失了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並為下一個千年循環打開了通道。

 

探花不值一文錢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翰林院編修「葉方靄」嘗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兩年前，「葉方靄」在科舉中，剛剛高中探花，處於人生的高峰期。那時他才年過三十，已經憑藉文章和才氣名滿天下，在中科舉之前，皇帝就已經聽說過他的大名。然而，「葉方靄」隨後卻經歷了啼笑皆非的一幕。中探花兩年後，欣賞「葉方靄」的伯樂-順治皇帝死去，年幼的康熙皇帝在索尼、鼇拜等四大臣的輔弼下登基。 

在順治帝駕崩之前，江寧巡撫朱國治上了一本。他的奏章附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單，上面列著他的轄區內(蘇松常鎮四府)所有積欠政府稅款的鄉紳士人的名字，共一萬多人。「葉方靄」雖然已經中探花離開了家鄉，但名單上卻顯示之前他曾經欠下了價值一厘銀子的稅糧。所謂一厘，就是一兩銀子的千分之一，按照一兩銀子一貫錢(一千文)的比例，一厘銀子價值一個銅板。 

順治帝死後，輔政四大臣處理各地官員的上報，看到了奏章，他們下令江寧巡撫朱國治按照規矩辦事，積欠稅款的革除功名，甚至還要有更嚴厲的懲罰。

朝廷的旨意也嚇了朱國治一大跳。他的本意是表現自己的盡職盡責，卻沒有想到朝廷竟然要求他對所有的人治罪。他建議，所有補上稅糧繳了罰款的人就下不為例，不再追究，但朝廷沒有採納他的意見。於是，這次事件變成一場運動，一萬多人受到牽連，獲得功名的被剝奪，已經當官的降級任用，參與的衙役追究刑責。 

「葉方靄」已經在京城當官，卻突然收到了降職命令。他大呼意外，連忙上奏申辯。如果欠稅很多，那麼說明欠稅人是故意對抗朝廷，但如果只欠一文錢，當事人又沒有做行為藝術的必要，必定是疏忽或者誤會。但朝廷的意見很堅決，「葉方靄」被貶官，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錢』的千古奇景。

「葉方靄」之所以不幸，是因為他碰上了政府的嚴打；而政府之所以嚴打，與開國初期的財政狀況有關。

屬遊牧文明的滿洲人進入中原後，要想控制如此廣大的疆域，必須建立一套持久性的制度。順治帝經歷了入關、平定中原等一系列的戰爭，需要迅速地建立起可靠的財政系統。他任用漢官，繼承明代的體系，並鼓勵人民開荒種糧，減免開荒土地的稅賦。民間經濟得以迅速恢復。 

但是，在江淮等富庶地區，士紳階層還並不情願接受這個外來的政權。江淮地區的富人本來就有避稅的傳統，通過與衙門勾結，減輕賦稅額度。這時，他們還是用老一套的辦法對付新政權，甚至把這看成是一種漢人的『非暴力不抵抗』運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決定樹立榜樣，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葉方靄」和蘇、松、常、鎮地方的士紳，就不幸成了榜樣。 

「葉方靄」的經歷只反映了清代重建財政的一個小側面。但人們不得不承認，清代的財政制度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財政體系裡做得最平衡、最簡潔，也是最高效的。它拋棄了一切華而不實的形式，只抓土地稅，建立最方便的制度對土地徵稅，其餘的稅種都是輔助性的。

它也遵循適度原則，輔助性的稅種(包括工商業稅)由於沒有得到重視，收得很輕。作為主要稅的農業稅，稅率也不高，民間的負擔並不重，農業得到了保護。加上美洲新作物的引種、傳播與農業生產技術進步帶來的糧食增產，中國人口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 

在中國歷史上，漢代人口就已經達到五千萬人，而明代最高可能已經超過一億人，有的人認為甚至達到一億五千萬人。清代的人口最高峰卻達到四億以上。這個成就連皇帝都感到不可思議，甚至產生了恐慌。

由於乾隆時期的人口比康熙時期增長了十倍，因此，乾隆皇帝曾經憂鬱地對他的內閣大臣說，天下太平時間太久，人口繁衍太多，而田地無法增加，會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這個想法很類似馬爾薩斯(人口論)。幸虧當時沒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技術，否則皇帝一定會加以利用。如果走上了那一條軌道，中國的人口資源不用等到現代摧殘就會大打折扣，進入衰落期。

為了應付人口的激增，皇帝只能從其他方面入手，鼓勵各地開荒。清代對於墾荒的重視超過了歷代。特別在清前期，官方記載裡到處都是鼓勵墾荒和屯田的命令。在明代，廣西、貴州、湖南等地的山林地區還沒有被開發出來，那兒叢林密佈，人跡罕至，雖然名義上已經歸屬於中央政府，但社會經濟結構卻還保留著蠻荒化外的特徵。到了清代，這些地方紛紛被開墾出來，人口也逐漸稠密了起來。甚至在遙遠的蒙古國，清兵駐紮的科布多地區(屬高緯度寒冷地區)也有著屯田的記載，至今仍然能夠在當年的軍隊駐紮地遺址看到屯田的痕跡。

除了屯田之外，皇帝鼓勵各地官員，勸諭百姓務必節儉，珍惜物產，試圖通過節約的方式來維持人口的生存。 

清朝政府始終沒有意識到，當人口過剩時，就是發展工商業的最佳時機，人口過剩雖然會產生糧食不足的隱患，卻又是巨大的財富。朝廷也沒有意識到，其實工商業可以提供比農業生產提供更豐厚的財政收入。

朝廷依然把財政建立在農業稅之上。

清代前期的土地稅之所以比明代更健康，一方面是因為繼承了明代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得益於皇帝進行的三大改革。 

明代的一條鞭法將針對農民的大部分稅賦都攤入了田地，只有一部分人頭稅還沒有來得及併入，一家人有多少土地，就可以計算出要繳多少銀子。

在明代以前，稅賦要分成好幾個部分，以家庭為單位收一部分，再根據土地佔有情況收一部分，還要針對個人收一部分，除了收錢，還要收糧食，更要收絲、收棉、收各種農產品。清代基本上只針對土地收銀子，比起以前已經簡單很多，政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怎樣設計更加公平有效的稅率上，不用在其他事情上分心。 

清代完全繼承了這一套制度。有一個例外是在運河區仍然徵收漕糧，大約四百萬石，以保障京師的糧食供應。除了漕糧之外，其餘大都已經逐漸貨幣化了。 與明代相比，清代在財政上還做了幾項重大的改變，使稅收更加合理。 

第一項改變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皇帝對剩餘的人頭稅進行了改革，宣佈『新增人丁永不加賦』。這裡的『賦』不是指土地稅，而是指丁銀(人頭稅)。一條鞭法的實施已經弱化了人頭稅，並在有條件的地方把丁銀攤入了土地。但是，從理論上講，丁銀還是要根據人口的多少來計算的，一個家庭多一個人，就多一份丁銀。皇帝為了知道有多少人，必須不斷地進行統計，這也造成了許多人逃避戶籍制度。 

康熙帝根據前一年的人口數(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宣佈以後不管人口怎麼增加，政府只徵收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份丁銀，未來多生的人口不再繳納丁銀。如果老的丁銀戶死了，他的稅額傳遞給他的兒子，或者在他的親戚裡平攤，但最終的額度始終保持只有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份。 

到後來，隨著人口的增加，政府發現也沒有必要講究什麼丁稅的繼承，丁稅還可以繼續簡化。當丁銀的數量已經固定之後，可以方便地攤入全國的土地之中，與地稅合併起來徵收。

於是就有了第二項重大改變：攤丁入畝。 

雍正初年前後，皇帝根據各地的先期實驗，宣佈全國將丁賦攤入田畝之中進行徵收。

這項改革是在康熙末年由廣東和四川等省份摸索出來的，到了雍正時期在全國推廣。由於每個省的丁銀人口不同，土地也不相同，每個省攤丁入畝之後，增加的稅額也是不同的。例如:直隸省在每畝土地原來稅額的基礎上，增加了22%，山東增加了11.5%，其餘各省也都有攤派。 

從此以後，除了邊境地區之外，全國的土地稅都只有一種，徵收起來大大簡化。更重要的是，攤丁入畝之後，戶籍對於政府財政已經不再重要。政府只要摸清了土地就可以徵稅，而對人口的限制大大放鬆，促進了人口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了更大的繁榮。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皇帝趁熱打鐵，推出了清代財政上第三個重大改變：火耗歸公。

火耗歸公與另一個問題，官僚薪資，捆綁在了一起。明代以來，養官問題就一直讓皇帝頭疼。由於官僚系統龐大，中央政府發的工資往往不夠官員體面地生活，官員只能通過各種方式從民間尋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皇帝雖然有心整頓吏治，卻又明白官員們的確收入太低，必須保留一定的灰色地帶。 

而火耗就是灰色地帶之一。所謂火耗，是由於政府徵稅主要用銀，而人民繳上來的大都是碎銀子，徵收後要統一鑄成五十兩的銀塊，再上繳中央。在鑄銀時會發生一定的損耗。地方官員在徵稅時，會要求人們多繳一點來填補損耗，稱為火耗。由於官員俸祿不足，火耗問題就更加嚴重，各地紛紛以徵收火耗的名義斂財，供養官員的日常消費。 

雍正帝認為這個灰色地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如將它公開化，由政府統一徵收火耗銀，再統一以養廉銀的形式發給官員，同時禁止他們的灰色收入。 

由火耗銀充養廉銀，也帶上了財政專款專用的色彩，是財政制度方面的一大進步。此後，官員的養廉銀超過了俸祿，成為百官的主要收入之一。 

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為例，這一年徵收的火耗銀有三百多萬兩，而文職養廉銀有三百四十七餘萬兩，武職養廉銀八十餘萬兩。雖然火耗無法完全覆蓋養廉銀，卻占了養廉銀的大部分。

這一年，王公百官的俸祿只有九十多萬兩，加上十二萬的外藩王公俸，也只有一百零二萬兩，與四百二十七萬兩的養廉銀相比，已經只有四分之一了。

這次改革之所以成功，還在於清代實行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明代初期採用紙幣作為貨幣，官員發薪也部分使用紙幣，隨著紙幣的貶值，官僚的俸祿也出現了大幅度的縮水。清代的銀本位卻非常穩定，不會出現過大的通貨膨脹，官員的俸祿一旦確定，在一兩百年之內，都不用做大的變動，這種金融穩定性也讓財政制度變得更加可靠。 

其實理想樣本，也是落後樣本。

清代初期財政的三大改革讓清代的財政制度保持了一貫的高效和節制，並保證了政府的財政充裕。

清代前期，政府獲得的財政收入每年在四千萬兩白銀上下。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為例，這一年的財政收入為四千八百五十四餘萬兩白銀，財政支出為三千四百五十一餘萬兩白銀。由於乾隆時期的統計制度還不完善，這次統計也並不完全，各有一些項目沒有統計，但整體上的大數都應該包括在內了。

在財政收入方面，最主要的項目是地丁銀，為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兩，占了總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為給官員發養廉銀而收的耗羨也達三百萬兩。清廷按照規矩，每年會向社會的富裕人家出賣一定的功名，獲得三百餘萬兩。

鹽曾經是許多王朝的收入大項，清代仍然實行一定的專賣。但是，和漢、唐、宋的鹽稅占了總財政的一半相比，清代的鹽稅收入是適度的，只有五百七十四萬兩，占了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二不到。

除了鹽之外，另一個收入是關稅。這裡的關稅不是對外的，而是在國內的各個關卡收稅，相當於一種商業稅，這種稅有五百四十餘萬兩。關稅所代表的商稅在總財政中占比只有百分之十一，也可以看出清前期的財政重心仍然放在了農業上。 

在財政支出上，滿漢軍隊的軍餉占去了財政開支的一半，達一千七百餘萬兩。王公百官俸九十餘萬兩，外藩王公俸十二萬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兩，武職養廉八十萬兩，合計約達五百二十九萬兩。

另外，朝廷的辦公經費中，各省留支驛站、祭祀、儀憲、官俸役食、科場廩膳等銀也是一個大項，達六百餘萬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備用銀達五十六萬兩。水利費用、運河運輸費用也不低，東河、南河歲修銀三百八十餘萬兩，更定漕船一百二十萬兩。由於每年的費用都比較固定，而每年的收入都高於開支，到最後，政府的府庫裡就會堆積越來越多的財富。 

清代前期的府庫盈餘已經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常態。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國庫存銀五千萬兩，大約相當於當時兩年的財政支出。雍正即位之初，隨著攤丁入畝改革的進行，國庫再次豐盈，存銀六千萬兩。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國庫存銀更是達到七千八百萬兩。 

由於財政豐盈，政府還推行了幾次全國性的免稅措施。康熙五十年，由於國庫豐盈，皇帝宣佈免天下錢糧，在未來的三年裡，分地區輪替著將農業稅完全免除。第二年又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也是一種減稅措施。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五次採取康熙五十年的政策，免天下錢糧。 

除了西漢文帝時代，能夠多次減免天下錢糧的只有清代做到了。而其餘大大小小的免稅措施，更是不勝枚舉，反映了政府對農業的重視和對農民的優待。更難得的是，清代前期需要面對的戰事並不算少，大量的軍費用於戰爭，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大量的財政盈餘。 

清代前期的戰爭，有經費可查的是乾隆時期。乾隆十二年的第一次金川戰爭耗費了二千多萬兩白銀；乾隆二十年開始的針對準噶爾人的一系列戰爭，花費了三千三百多萬兩；乾隆三十一年，清廷曾經因為邊界糾紛，與緬甸開戰，耗費了九百多萬兩；乾隆二十五年開始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更是耗費了七千多萬兩；乾隆五十六年，為了保衛西藏，與尼泊爾廓爾喀人進行了一場戰爭，花費一千零五十二萬兩；乾隆五十二年，台灣發生變亂，政府投入了八百多萬兩用於鎮壓。 

乾隆時期的戰爭花費，總計達到了一億五千零五十二萬兩以上，大約相當於不到五年的日常財政開支，再加上五年的天下錢糧普免，耗去了政府一共十年的財政開支。即便這樣，仍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即便到了乾隆帝死時，財政仍然足夠強壯。與財政相伴的是人口的大量繁衍和經濟的活躍。如果沒有1840年的西方列強叩關的話，這個皇朝仍然可以維持較長的時間。 

從縱向看，清代已經是集權制的高峰，經濟的繁榮程度已經超過漢唐，社會也擁有著更加良好的穩定性。但是歷史彷彿和中國人開了個玩笑。就在偉大的康乾盛世時期，另一項更偉大的運動正在歐洲發生，將康乾盛世從人們頂禮膜拜的紀念碑變成了笑柄。 

在清兵入關、正式建立全國性政權的那一年(公元1644年)，如果放眼歐洲，會發現整個歐洲處於一片烏煙瘴氣之中。英國人正在打內戰，此刻距離國王查理一世被判處死刑還有五年。歐洲大陸也還處於三十年戰爭的凋敝之中，這場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戰爭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就和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一樣破壞力巨大，令人震驚。 

西班牙人只能在美洲逞威風，歐洲人在亞洲雖然已經佔據了不少島嶼，但仍然不夠強大。哪怕他們在東南亞，也是以小偷小摸的低姿態出現，為了商業利益，不惜低三下四地祈求於南亞、東南亞的君主們。 

清軍佔領了中原之後，繼續向西部擴張，建立起了龐大的帝國圈，將東南亞、朝鮮、中東的一些國家都納入到朝貢體系，又在西藏、新疆和蒙古國建立起更加嚴密的控制。這時候，中國的實力仍然較強。隨後，中國進入康乾盛世，經濟步入了快車道，一百多年結束後，是否能將歐洲人甩得更遠呢?恰恰相反，當皇帝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之後，回頭卻發現，當年慘不忍睹的西歐國家已經彎道超車，將中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在這一百多年裡，世界的政治風頭已經徹底轉變，流行了兩千年、佔據壓倒優勢的集權帝國體系被另一種新興的制度超越了。這種制度在保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更能夠促進經濟和技術的發展。 

當然，如果深入研究，會發現實力變化並非如此突兀。

公元17世紀前期，歐洲雖然進入了亂世，但制度、商業因素已經具備，而清朝卻仍然沿著老路前進，雖然清朝政府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可是在歐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

清朝政府的財政仍然圍繞著農業來安排，但歐洲的工業、金融、商業帶來的綜合實力，卻已經逐漸過渡到了強調資本、強調工業的軌道中，工業比重加大，全球性的開發也讓歐洲人擺脫了糧食短缺的威脅。政府依靠工業、金融槓桿獲得更多的稅收。

清代政府的第一次財政危機是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出現的。 

乾隆死後，嘉慶帝繼任一開始，就遇到了一個大麻煩，白蓮教。

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陝西一帶發生了一次規模巨大的白蓮教叛亂。 

在中國歷史上，會、道、門這類的地下社團組織，往往是一個不能僅僅用經濟學來解釋的現象。例如:東漢的黃巾軍、元代的紅巾軍時期，都是因為經濟原因，政府財政崩潰、大肆搜刮的時刻，但是清代的兩次叛亂，白蓮教和太平天國，卻不是因為經濟原因，它們更多是一種『地下社會』的抱團行為。

讀書心得:原來白蓮教和太平天國都不是因為經濟因素，而是地下社團假藉宗教聚集信徒越來越多，最後決定叛變，我認為利用宗教組織進行思想催眠，是這裡面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在中國，所有的會、道、門和地下社會都有著一個清晰的『天子夢』，當信徒大增時，他們首先會組織起類似於集權政府的政治組織和法律系統，並以組織和法律的名義實施內部統治，內部統治最終又會通過家庭、親戚關係擴散到外部，引起政府的注意。

而在中央集權模式下，一個社會只能有一個權力核心，當會、道、門試圖建立另一套權力機構時，政府必然會對這種爭權行為進行打擊。雙方的摩擦如果激化，就會造成一次會、道、門式的叛亂。 

清代嘉慶年間的白蓮教之亂，很像太平天國的先聲，拖了九年，政府耗費了兩億兩白銀對其進行鎮壓。在乾隆末年，國庫還有存銀七千多萬兩，這次戰爭將國庫耗空，政府不得不徵收特別稅，通過捐納制度等獲得了三千萬兩的收入。 

由於政府財政出現危機，乾隆時期積累的問題也一一出現。雖然清代的賦稅制度相對簡單，但經過多年的運行，也會出現拖欠賦稅的情況。而此刻，政府已經沒有魄力像當年辦理奏銷案一樣，下令將所有人革籍降職了。 

乾隆時期，這樣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多。由於政府不缺錢，清廷雖然不斷地討論欠稅問題，卻沒有辦法整治。到了嘉慶時期，隨著財政日益緊張，欠稅問題被更加頻繁地討論。嘉慶十七年，僅安徽、山東兩省，就各自欠稅四百餘萬。江寧、江蘇的欠款也達到了二百餘萬。為了清理稅收，皇帝威脅將欠糧太多的地區的地方官員直接斬首，但依然無效。不過，清代的財政隨後又得以恢復。隨著和平的到來，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維持在四千萬兩左右，財政收入仍然大於財政開支，回到了穩定的軌道上。一次戰爭可以給政府造成暫時的困難，卻無法永久地使其失衡。

 

賠款與借債

公元1840年，大清帝國終於迎來了與西方的首次衝突。這次衝突結果，大清朝廷割地賠款，也結束了中國社會與世界之間的隔絕與孤立狀態。

作者與主流看法不同，作者認為中英戰爭對中國的經濟和財政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甚至還是有利的。

中英戰爭的直接花費是一千多萬兩白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此外廣東省還請求核銷了三百萬兩經費，總數約在四千萬兩白銀，約等於中央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 

在中英戰爭之前，清廷兩次出兵鎮壓新疆大小和卓的叛亂。兩次費用合計一千八百三十萬兩，也接近中英戰爭的一半。乾隆時期征服大小金川花費的一億兩，咸豐時期鎮壓白蓮教的二億兩，都遠多於中英戰爭的費用。 

由於嘉慶、道光時期事情不斷，雖然大部分時期有財政盈餘，但國庫存銀也不算豐厚，要湊夠四千萬兩白銀有困難，但並非是大麻煩。 

中英戰爭給清政府帶來賠款壓力的同時，卻又帶來了巨大的機會。隨著海關的打開，中國和外國的貿易額呈直線上升，中國從此由閉關鎖國走向了開放。

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帶來了兩個好處，對於政府財政最直接的好處是關稅的大幅度增長。在通商之前，中國根本沒有對外的海關(洋關)，而在財政收入上也沒有洋稅這一項，即便是廣州的那麼一點點關稅收入，也是與內地的關卡收入合併在一起的。 

洋關的設置是在中英戰爭之後，隨著洋關的出現，海關關稅(洋稅)穩步增長，並成為財政收入的大宗，到了清末甚至超過了土地稅的收入。咸豐末年，海關關稅還只有四百九十餘萬；到了同治末年，就已經增至一千一百四十餘萬；光緒十三年，增長為兩千零五十餘萬；光緒三十四年為三千二百九十餘萬；宣統末年已經達到了三千六百一十七萬。也就是說，事實上，海關收入的增長一項就足以彌補戰爭賠款的四千萬兩白銀。

讀書心得:原來清代海關收入這麼多，能支付中英戰爭賠償費用。

而更大的好處還不僅僅是海關關稅，由於海外貿易的刺激，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也破繭而出，中國的社會轉型由此展開。工商業的活躍也讓政府徵收商業稅成為可能，使政府能夠獲得更大的收入。 

真正讓清政府受到重創的是公元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叛亂。 

太平天國叛亂席捲了中國最富庶地區，將清政府的糧倉擊垮，並迫使清政府四處調兵遣將，花了十四年時間才將其鎮壓。

與太平天國同時發生是北方的捻軍叛亂。捻軍叛亂這場從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叛亂，破壞力雖然不如太平天國，卻將混亂的局面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範圍。 

除了捻軍之外，陝西、甘肅、寧夏的回民也於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爆發起義。這場起義一直持續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這三場內亂的起因並非經濟層面上的，而是會、道、門、宗教和民族偏見的混合物，加上外來思想和商業發展帶來的衝擊，共同造成了反對清朝統治的運動。

讀書心得: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朝廷只好放棄鎖國政策，打開海關，開始大量進口之後，人民看到外國人呈現出各式各樣先進的新奇發明、思想觀念，應該會感覺好像是在看外星世界，對比自己樣樣都落後，朝廷根本就是笨蛋，難怪會想造反。 

這三場內亂，對於清政府財政破壞之劇烈，已經超過了原始農業型財政能夠承受的極限。 

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之後，清朝政府為了絞殺起義，投入了二千七百萬兩銀子，結局卻是讓太平天國軍隊北上佔領了南京。在圍攻南京期間，江南大營每月需要五十萬兩，徽寧防營每月需三十萬兩，合計每年需要一千萬兩費用。從公元1853年太平天國攻陷南京到1864年太平天國滅亡，共十二個年頭，在此期間兩營總費用約為1.2億兩白銀。 

除了兩營的費用之外，湖北每年出四百多萬籌軍，湖南的數量也類似。北路和西南的軍費還沒有計算在內。若按十二年計算，又是一億。 

到了同治中期，曾國藩根據湘軍在剿滅太平軍和撚軍時的花費，請求核銷三千多萬兩。李鴻章請求核銷一千七百多萬兩。左宗棠西征，請求核銷四千八百二十多萬兩。 

此外，福建援助浙江，加上省內和台灣地區，也超過了六百萬兩。四川、湖南援助貴州軍需每年四百萬兩，五年合計二千萬兩。雲南核銷軍需一千四百六十多萬兩。甘肅官紳商民集資捐贈也達到了五千多萬兩。 

這些在冊的數據相加，已經達到了四億三千二百八十萬兩，相當於清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這樣的規模放在以前的歷代王朝，必定會引起全面崩潰，對於清政府而言，也絕對是傷筋動骨。 

但是，清政府再一次經受住了動盪的考驗。

不僅經受住了考驗，在危機中，中央政府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它的財政能力比人們預料中的要強大。一系列與西方接軌的財政制度正在摸索中被採納，危機反而成了中國財政近代化的起點。 

在古代，戰爭進行之時，也是政府花費最大的時候。中央政府想方設法逼迫每家每戶繳糧繳款，往往造成人們家破人亡。

古代政府與現代政府的區別在於，現代政府可以利用信用籌集資金，當戰爭進行時，通過發行國債，或者對外尋求借款，可以籌措相當的資金，待戰爭結束後慢慢攤還。這種方式可以避免政府在某一個時段負擔過大，導致政治和社會的崩潰。 

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時，終於邁出了借債這一步，使得其財政能力比前朝大有提高。

最早的借款發生在上海。由清政府的蘇(州)、松(江)、太(倉)道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萬七千七百兩(含本息)，用於鎮壓本地的小刀會。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兩廣總督黃宗漢在與英法聯軍作戰時缺乏經費，於是向外尋求貸款，最後美國的旗昌洋行向廣東政府提供了三十二萬兩白銀，月息六厘。 

從公元1853年到公元1865年，廣東，福建，江蘇，上海的蘇、松、太道各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多次向外國尋求貸款，總額達三百萬兩。

由於清政府不熟悉規則，以及一部分中間人的欺詐，有一部分借貸產生了糾紛，但大部分都起到了緩解財政、加強實力的作用，令清政府能夠將叛亂鎮壓，重新獲得穩定的時機。 

公元19世紀，外債在全球都有著雙面的效果。許多落後的國家剛剛走向開放，由於統治者缺錢，都會向外借款。如果運用得當，外債能夠起到潤滑經濟、緩解資金緊缺的作用。但是，許多統治者由於缺乏金融經驗，國內的財政又混亂不堪，外債越欠越多，到最後無法償還，因而出現違約。 

與現代的國際規則不同，在19世紀，如果弱國出現了債務違約，債權人所在的國家往往會採取軍事行動逼迫弱國簽署還款協議，並以一定的關稅或者國內稅收作抵押，甚至干預債務國的國內事務。 

例如:19世紀的埃及本來是一個獨立於西方的國家，但它的統治者伊斯梅爾帕夏卻揮霍無度，借了大量的外債。他借債時，所有的海外銀行為了賺利息，都願意借錢，而且趨之若鶩，沒有控制風險。當埃及宣佈無法償還時，債權國立刻乘機接管了埃及的財政，逼迫他逐漸攤還，並把埃及慢慢地變成了保護國。 

有的人會用陰謀論的眼光看待這個事件，但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統治者借債必須學會控制外債規模，避免失控。 

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在外債上保持了足夠的謹慎，外債成了財政的一種有效工具。 

例如:從公元1867年到公元1881年，左宗棠為了對付陝甘地區的回民起義，以及此後的新疆阿古柏的叛亂，曾經嘗試大規模舉債。左宗棠向上海的洋商，怡和、東方、滙豐等機構借債總共六次，金額總計達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白銀。六次借款，有的是為了籌集軍費，有的是為了將原來的借款延期(借新款還舊款)，運用金融手段來滿足軍事財政已經相當熟練。可以說，左宗棠收復新疆，是在現代金融的支持下做到的。 

在中法戰爭期間，清政府花費軍費三千萬兩，由於出現支付困難，政府從公元1883年到公元1885年，先後向英國的銀行借債七筆，總數達一千二百六十萬兩，利用英國的資金來與法國作戰。 

這些借款都是應急性的，借債總金額控制在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並沒有造成系統性風險，反而增加了軍事和財政的靈活性。

除了外債的使用之外，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在向著近代化轉變。由於戰爭的破壞作用，農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農業稅不僅無法維持原來的規模，有時還出現了大規模的縮水。在極端的年份，農業稅甚至消失了。例如:光緒繼位之初，戶部上了一個條陳，指出以前每年的地稅收入為三千四百餘萬兩，但當年實際收上來的錢卻只有一百四十五萬兩，相差了二十多倍。

即便正常的年份，農業稅的稅額也不及當年。與此同時，政府的開支卻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僅軍費支出一項就達到了四千萬兩之數。 

為了應付財政開支，清政府的財政稅收開始與西方同步，向工商業傾斜。

除了關稅之外，清政府開徵一種叫作厘金的商業稅。所謂厘金，指的是按照商人的財產收取1%(即一厘)的稅。這是近代中國探索新型商業稅的起點。 

清政府的財政轉向也有許多不好的方面。例如:加重鹽稅，重新發行缺乏保證金的紙幣，發行大面額的錢幣。但事實證明，這些在中國歷代已經被無數次使用的方法帶來的混亂遠大於收穫，到最後，真正能夠幫助清政府籌集財政資金的還是「關稅」和「商業稅」這些更加現代化的稅種。 

在1870~1890年代上半期，中國恢復了穩定，重新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在海外衝擊帶來的商業繁榮之下，財政狀況得到了連續的改善。 

公元1891年，中央政府的財政轉化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果。這一年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八千九百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兩，財政開支七千九百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一兩，實現了財政平衡。傳統的土地收入不再一支獨大，已經降到了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兩，而洋關稅收入則達到了一千八百二十萬六千七百七十七兩。國內的商業稅厘金也有一千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這兩駕馬車的崛起，讓清代的財政已經帶上了現代的影子。

在財政開支中，軍費開支為三千八百六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二兩(餉銀二千零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勇餉一千八百二十六萬八千三百一十三兩)，為所有開支中最大的一項。這表明了清政府發展現代軍事的決心。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財政收入中並沒有將洋務運動建立的一系列軍事工廠的收入計算在內，如果將這一部分計入，軍費開支的比例將進一步增加。在開支中，與洋人債務和賠償相關的洋款只有三百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一兩，占比不到百分之五，表明雖然經過了幾次戰爭，但戰爭的傷疤已經逐漸癒合，沒有帶來致命的影響。 如果清政府能夠得到更長時間的恢復，建立一套良好的財政體系和經濟體系，並增強軍事實力，是有希望完成近代化轉型，並維持局勢穩定的。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一切。

重歸往復的歎息與無奈

 

公元1906年，大清朝廷實行新政，將原來的戶部取消，改為度支部，並根據與世界接軌的精神，建立了一套新的預算法則。公元1910年，度支部按照改革之後的規矩，制定第二年的財政預算。

在新法則中，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支出都包含了經常項、臨時項和附列三部分。在過去的會計制度下，許多隱形的收入或者辦公經費都沒有列出，而在新財政制度下都載明在冊。

例如:舊制度只載明關稅的數額，這個數額是扣除了海關(以及內部關卡)辦公經費之後的數據，由於海關的經費混入了收入之中，變得很不透明，官員也容易做手腳，中飽私囊。在新法則下，海關的收入和開支是分開的，都要分別登記。為了確保數字的準確性，中央政府還派出了財政監理去往各省調查數字的準確性，形成了財務監察制度。 

海關的收入和開支帳目分開、細化之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兩億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三千零十六兩，財政支出也有兩億九千八百二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兩。 

這份財政預算比人們預料的要健康得多，帶有多樣化的特徵。稅收的最大項仍然是田賦，但是田賦只占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十六點二(常規為四千六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零九兩，臨時為一百九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兩)，鹽茶課稅(常規為四千六百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五兩)仍然是大項，與田賦收入相當。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有這兩項是與農業相關的舊稅種，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幾，而且還把不算農業收入的鹽業也列入其中了。其餘大項為：洋關稅(常規為三千五百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七兩)、正雜各稅(常規為二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二兩)、厘捐(常規為四千三百一十八萬七千九百零七兩)。

除了這些比例，還有一項與洋務運動時期的官辦企業相關的收入，官業收入(常規為四千六百六十萬八百九十九兩)，占了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七，比例已經接近農業稅。

有的人認為，這樣的財政報表帶著很強的搜刮性質，但從另一方面講，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正在脫離原始的農業模式，向著工商業模式過渡。農業雖然仍很重要，卻已不是唯一，支撐了歷代王朝的鹽業專賣的重要程度也在下降。 

在財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是軍政(常規為八千三百四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一兩，臨時一千四百萬五百四十六兩)和交通(常規為四千七百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兩，臨時為七百八十萬四千九百零八兩)。 

令人扼腕的是，另一項重要的支出顯得格外刺眼：對外賠償款。清政府的對外賠償款分為三部分，分別由各省、洋海關、內地關卡按年攤還，這三部分開支相加，達到了五千一百六十四萬九百五十九兩。也就是說，如果按照康熙、乾隆時期的財政狀況，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經不夠償還賠款之用。 

即便到了公元1910年，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三億，但是，大部分的項目都在經濟體內運轉，甚至不見現金，只有資源流動。而賠款的五千萬兩則是現金流和淨流出，對中國經濟的損害可想而知。 

即便壓力巨大，晚清的政府仍然試圖維持著脆弱的財政平衡。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隨即爆發，在袁世凱的壓力下，皇帝退位，中國由此進入了共和時代。 

這份財政報表也成了集權時代遺留的紀念品，讓人們看到了從漢到清這兩千多年來財政高峰時期最後的幻影。

其實，清代社會學習西方的速度並不慢。從1840年起，在西方的衝擊下，除了戰亂時期之外，中國經濟一直處於飛速發展中。雖然大量外國貨的湧入帶來了貿易的不平衡，出現了巨額的貿易逆差，但隨後海外投資的大量增加，填補了巨大的貿易赤字。 

與中國北方的小農經濟相比，中國南方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商業社會，也樂於接受新的商業規則，民間社會的自發轉向就是中國商業的收穫期。它們必須在全球化的野蠻背景下打拼出一條路。 

與民間社會的自發成長相比，另一場運動(洋務運動)卻有著更大的爭議。人們常常認為洋務運動是一場官商運動，直接壓倒了民間資本主義的發展，讓中國在進入近代化時無法發展出更健康的經濟。但是，任何一個後進國家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轉化時，都不能避免官商經濟的發展。

當國門打開後，有兩種人總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與海外接觸的東南部沿海地區的人們，以及一部分上層官員。這兩種人分別代表了民間和政府開始效仿海外模式發展經濟。

代表政府的開明官員眼界最寬，且擁有充足的資金，他們導演了第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只有在積累了更豐富的資本和知識之後，才能引領第二波，取得發展並逐漸超過官員主導企業。在日本、土耳其等轉型國家也都出現了類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導，隨後民間完成接棒，進入更加自由的經濟時代。 

中國社會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這些洋務企業，而在於第二波的民間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完成接棒，而它們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由於洋務運動，而是大部分集權制官僚仍然無法按照新商業模式轉換頭腦，因而抑制了民間經濟的發展。

中國近代的社會轉型沒有得到充分的時間，這也是問題之一。如果整個轉型能夠持續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舊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輕人主導了政治進程，隨後的轉型會更加順利。

如果要持續更久，就必須保證政治上的穩定性。同治時期，中國財政的穩定已經有助於王朝的持續，然而，新到來的中日甲午戰爭打碎了可持續的穩定。

甲午戰爭巨額的賠款，以及高昂的軍費，終於讓中國財政徹底失控。甲午戰爭之後的群情激奮，也已經讓政府無法安撫民間。戊戌變法失敗後，西化派與保守派都向更極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許的義和團運動更是再次重創了財政平衡，清政府再也無法從巨大的失衡中脫身。

清朝的滅亡讓中國喪失了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隨後的三十多年裡，人們再也沒有獲得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

後記

 

掐指一算，離開北京開始遊學生涯已經七年，本書的籌備也已經有七年了。

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當時我還是一名經濟類報紙的記者，對環境做出判斷：

第一:未來在國內，是一個新聞報導空間逐漸被壓縮的時代，如果繼續做下去，可能只會消耗個人生命；第二，未來也是一個浮躁的時代，熱心於工作本身的人逐漸被善於變現的人所取代，而如果只關注於變現，又會分散精力無法潛心做研究。

正是有感於這兩點判斷，我辭去在報社的工作，決心過一種遊學式的生活，不依賴於任何單位和組織，行走在路上，用自己的眼睛去客觀地觀察，系統地研究自己感興趣的領域。

七年後，通過這種遊學的方式，我已經出版了七部作品，加上這部《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還有幾部創作完成，但未能出版的作品。但不管是哪一部，讀者都不會看到任何陳詞濫調，全都是我用眼睛去做客觀的觀察，試圖向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圖景。

總結起來，我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維度。所謂一個中心，就是我的最終目標是研究中國現代問題，我真正關心的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以及中國未來的走向。但是，要研究中國現代問題，必須有一個寬廣的視角，必須瞭解現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現代中國在歷史上的定位。所謂兩個維度，就是一個橫向的世界維度和一個縱向的歷史維度。當對兩個維度都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之後，我會回過頭來，集中研究最艱難的領域：現代中國問題。

針對這兩個維度，我的非虛構作品分成了兩個系列：

第一個系列是文化遊記。我帶著問題和好奇心前往世界的每一個地區，瞭解它們的歷史、經濟、文化、社會，並關注它們和中國的聯繫。目前這個系列已經出版了印度、東南亞、蒙古和中東這幾個地區，我的目標是，不泛泛而談，而是希望讀者讀完一部書，就對一個地區有較為透徹的瞭解。對於中國人而言，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不瞭解世界，不瞭解歷史，只能根據宣傳的木偶化的影像去對世界做不靠譜的猜測。市面上也缺乏既好看又客觀、及時，有深度的、合格的書籍，這就是我試圖去做的事情。

第二個系列是歷史研究。如果要瞭解現代，必須瞭解歷史。但自古及今，中國歷史已經被污染太久，淹沒在層層迷霧之中，而市場上流行的說書人式的歷史書中，又只會寫王侯將相鉤心鬥角，卻對於背後推動歷史的真實力量一無所知。這種無知恰好給我留下了足夠的研究空間。

根據規劃，歷史系列會包括三本書，分別從財政、軍事和統治哲學三個角度來研究中國歷史。關於中國歷史上最深層的脈動，我也認為可以分成這三個方面，即和平時期看財政，戰亂時期看軍事，維穩必須靠思想控制。

在和平時代，對歷史演化影響最大的是財政和經濟。一個朝代建立後，最深層的需求是建立官僚體系來維持社會穩定，並建立財政體系來維持官僚制度，而金融壟斷、國有企業、土地公有制必然是政權所有者首先想到的幾大手段。只有瞭解政權所有者的財政衝動，才能真正瞭解歷史的走向。財政就是本書所選擇的主題。

到了戰亂時期，對於歷史演化影響最大的是軍事，而對排兵佈陣影響最大的是地理因素，所以，本系列第二本書《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會對軍事地理進行全面考察。為此我已經數次跑遍了全國所有的軍事戰略要地，去瞭解它們為什麼重要。在考察這些地方時，我曾經親眼見到了秦趙長平之戰、宋夏好水川之戰、東西魏玉壁大戰的將士枯骨，借此尋找當年戰鬥的蛛絲馬跡。當然，最終，我是想看看中華文明如何在一次次暴力戰爭中渡盡劫波、浴血重生，每一次戰爭劫難的邏輯何在，勝利者勝在何種戰略，失敗者敗在何種戰略。

不管是和平還是戰亂，樹立一種穩定的統治哲學是制度維穩的必要條件。而『維穩』這個詞，是中國兩千多年集權社會最重要的目標之一，要想做好維穩，不能僅僅靠安檢和武裝，而必須把人從思想上進行格式化。所以，我的第三本書《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會對這個主題做出解讀，讓人們看到一個統治哲學如何建立，又如何通過政權的力量深入到每一個人的潛意識之中，讓每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成了政權的附庸，建立起穩固統治。同時，這個哲學又如何變質、退化，並被取代的全過程。

由於這個系列牽扯到大量的史料，我在寫作時也是慎之又慎。關於《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一書，已經拖了七年。每次回到北京見到我的好友洪波和張蕊，他們都會問：你關於中國古代財政經濟的書什麼時候能出來?我只能支吾著回答『還需要時間』。

2013年底，我認為自己的積累已經夠了，開始撰寫本書的第一稿。但完成後隨即意識到還不成熟，將稿件徹底廢掉。

2014年下半年，我從中東和非洲回來後，好友文學鋒讓我到廣州常住一段時間，生活較為穩定。利用這個空檔，除了撰寫中東報告之外，我開始寫作本書的二稿。

2015年，二稿成型後，在好友秦旭東、黃一琨等人的幫助下，交給了相關人員審閱，他們又提出了很專業的修改意見，於是我進行第三稿的修訂，最後形成了本稿。

在這本書上花的力氣，達到以前諸本書的兩三倍。但寫完後回顧一下，卻發現所花的時間是值得的，因為這本書記錄了非常長的時段(兩千年)，試圖利用現代財經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古代的政治和經濟，找到驅動中國集權社會政策變化的真實原因。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我有意把書稿截至清代。即便是清代，也比寫唐宋時期更簡化。主要原因是：現代人研究清代問題的書籍已經很多，而由於這個時代資料很多，哪怕稍微展開一點，都足以寫一本書，為此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清代之前的中國歷史，將清代、民國和現代中國問題留待以後進行系統研究。另外，由於尺度問題，我不想把民國和現代放在書中。但相信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自然會對後續時代的問題做出自己的判斷。

本書的第一稿完成於大理游心樓，二稿完成於廣州鋒子居。

本書的部分章節曾經在微信公號『劍客會』，以及王小明教授的公號『江湖煙雨夜讀書』上連載，因此我要感謝公號的所有者和運營人張賦宇、王小明、王力、姚文輝。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之外，我還要感謝屈波、貝為任、董曦陽，在你們的幫助下，本書的出版才成為可能。感謝周杭君、文學鋒、谷重慶，我的整個寫作生涯都離不開你們的鼓勵和幫助。最後，感謝夢舞君，這本書在你的鼓勵和陪伴下完成。

作者：郭建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