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中國是部金融史

中國是部金融史(一)

陳雨露；楊忠恕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3

恩惠能換來忠誠嗎

對權力沒有任何制約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統治者最後的底線。這種“王德”對天命的畏懼延續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後，無論春秋五霸如何強盛，都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再強的諸侯都必須獲得王室認可。

在歷史的長焦鏡頭中，金錢永遠可以代表利益，所謂“民心”不過是給大部分人一個公平賺錢的機會，這才是一個社會最大的“道德”；在絢麗多姿的歷史長卷中，金錢又永遠不可能成為主角，它只是財富的一個符號，對與錯，只在用錢的人。

好了，從西周說起吧。

西周是一個混沌世界，不要說金銀，就是青銅產量也不大。沒有金銀的世界，什麼才是錢呢?

既見君子，賜我百朋 -（詩經〉

這個＂朋”指的就是貝殼，與很多國家和民族一樣，貝殼是中國的第一代貨幣。

後來，用青銅鑄成的貝殼也被用作貨幣。對統治者來說，貝殼遠遠擔負不起駕馭天下的責任，那麼西周王朝要以什麼方式統治國家呢?

大部分人對西周的瞭解來自《封神榜》，也就是武王伐紂。

實際上，周武王姬發統治的時間很短（既克商，兩年，王崩），他根本來不及建立統治國家的框架。

姬發死後，其弟姬旦，也就是周公即位（篡位）。

孔子常常於夢裡神交的這位先賢，才是西周制度真正的奠基者，他解決了如何統治天下的問題。

姬旦選擇了當時最有效、最簡單的統治方式，封建：為確保對國家的統治，姬旦共封七十一國，其中姬姓五十三國，封國在地方替周王管理屬國。

封建封建，封而建之。周王給下屬或者子弟封地，讓這些人永遠效忠王室。在沒錢的時代這也是一種交易，我們姑且將之稱為＂恩惠換忠誠＇。

在封建制下，無數實力相近的封臣，任何一個都沒有動力背叛周王，更無法單獨對抗整個部族。這種情形頗類似于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假設：無數同質的生產者（邦國太小，而且很多），在一個資訊充分的市場（封建君主都是親戚，知根知底）上出售同一種產品（簡單的軍事和經濟支援），於是，價格可以在暫態達到均衡（穩定的統治）。

這種恩惠能換來封臣對君王的忠誠嗎?

答案是：不能。

同樣可以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進行解釋，王室對封臣的恩惠存在邊際遞減效應：王室封賞得越多，封臣對忠於王室會越來越不感興趣。

西周王室真正控制封臣的，是其締造的精神統治，即“王德”，這才是整個西周封建統治的根基。

武王伐紂，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自己的“王德”和商紂的“無德”。一有一無，才使得牧野決戰中殷商軍隊倒戈相向。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人不會被統治，一個沒有統治者的世界才真的可怕。重要的是，作為統治者的“王”，有著什麼樣的“德”。

西周初年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在這裡，“王”只是一個凡人，“王”之上還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須有所敬畏。在天命面前統治者必須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巳有天命，亦會被上天拋棄。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後，無論多麼輝煌的文化、多麼驍勇的鐵騎，一旦統治者失德嚕帝國最終都將淪喪。

王之貴，貴在有尊嚴、責任、勇氣和自律，歷代周王農耕稼穡必須親力親為；戰場上一馬當先的也不是命運悲慘的奴隸，而是頭頂桂冠的王，數代周王都在對異族犬戎的征戰中嗅血沙場。

王者必須去競爭，不爭何以為王?

競爭又必須有風度，寧可承擔養虎為患的後果也不能失去品行，與後世＂斬草要除根”的理念不同，

周武王滅商之後，紂的兒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國都朝歌為王，國號“郵＂。即使是商紂王這個亡國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禍根，照樣要依約放虎歸山。武王滅商與後來的秦滅六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秦滅六國，殺盡王子王孫；牧野之戰，紂王眼見兵敗，身著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軍事、經濟實力都還在，紂王自盡，只是以一種體面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現在，看著滿大街廣告，不管是什麼都敢自吹“帝王奢華、至尊享受＂，我真感覺可笑、可悲、可憐。

這些無知、無良廣告所謂的“王“如果單純指豪宅、香車、美女……那麼我只能說：這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膀想，與真正的“王＂毫不沾邊，字裡行間流露的只有膚淺、粗糙、低劣和惡俗。

封建王朝的每一個皇帝都可以自我標榜有“王德”，但是，我堅信只有西周統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為，在那個剛剛脫離蒙昧的時代，所有人都堅信自己的命運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運同樣如此。

對權力沒有任何制約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統治者最後的底線。這種“王德”對天命的畏懼延續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後，無論春秋五霸如何強盛，都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再強的諸侯都必須獲得王室認可。這一點，頗類似於西歐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絕不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強盜邏輯。

很遺憾，“王德”對人的約束不能用經濟學理論解釋，這一點頗類似於今天的行為經濟學，明明知道捐贈對自己不利，還是有人心系天下。

“王德”為一個社會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個人都從心底信服”王德”，那麼，就不會有人想去打破這個規則，每一個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後的底線。

凡是試圖打破這條底線的舉動，都是全社會所不允許的。

周公之後，西周終於到達了”成康之治”的巔峰，四十餘年沒有案件審理，人們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民和睦，頌聲興）。

丕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詩經，周頌，執競

誰毀掉了西周

周厲王推行”專利＂，就是任用榮夷公從封王手裡收繳山川林澤，或者讓佔用山川林澤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納稅。”專利”不過是周厲王為挽救日漸衰亡的王室而從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王權，最後被趕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厲王了。

西周王朝滅亡之後的兩千多年來，人們不斷思索：若誠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個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為何這樣的王朝也會在歷史長河中湮滅?

答：如果沒有外敵，那麼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為千年一系的中華帝王家族，中華的歷史可能會被完全改寫。

遺憾的是，歷史不容假設，周王朝的西部有一個強大的異族－犬戎，這個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維待統治的願望註定要落空。

西周與犬戎的邊界在今天“常武一彬縣”一線，距離西周王畿鎬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而西周王室軍事主力東八師（成周八師）卻駐紮在東都洛邑，用來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數百輛戰車與周人作戰，文明水準、經濟實力與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瞭解西周滅亡的原因又絕非易事，西周的大部分原始史料來自出土青銅器的銘文，青銅器的作用是祭祀祖先，讓古人在祭祀的時候刻上自己的雜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於《史記》，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資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譜了。

《史記》首先將西周滅亡歸咎於周厲王。

在《史記》的描述中，周厲王是一個貪婪的人，他驕奢淫逸，還不准別人說他壞話。人們在路上都不敢說話，只能互相對視以表達自己對周厲王的不滿（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章

此朝無錢勝有錢

周朝成康之治後，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厲七代周王，西周衰敗自昭王始。成康之治時，周朝面對犬戎還處於攻勢，但到周昭王時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於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鎬京的主力軍隊西六師也喪失殆盡。

周穆王時期，犬戎巳經從被動防守轉為主動進攻。

一旦西周對犬戎從攻勢變為守勢，王室也就難以維持在諸侯中的權威。

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開始不斷違背原則加強對西部諸侯的封賞。”恩惠換忠誠”本來就沒有確定標準，賜予西部諸侯的土地又只能從王室渭河流域的土地中分割，賞賜的土地越多，後續賞賜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經濟基礎也就越弱。

從青銅銘文來看，周穆王為取悅西部諸侯所採取的行為巳經超乎西周初年的想像：冊封之禮，祭祀所用牛羊大約是西周初年的十至十五倍；西部諸侯的王妃也遠遠超出了應有的數量。

我們同樣無法通過青銅銘文估計王室這種行為到底造成了多少惡果，不過我們可以進行一些比較。

周公或成康時代，王室的賞賜都是成片的土地，這時賞賜被稱為“土”；到了周穆王時期，青銅銘文中只記載王室賞賜小片土地，被稱為“田＂。

現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記載了厲王前期的一次賞賜，賞賜給諸侯七塊“田”，而且都在邊緣地帶。

可能是，周穆王時代王室已經一獗不振，王室已經拿不出像樣的封士了，周穆王只能提高對西部諸侯的特殊禮遇。在重禮的西周，這既是對其他封臣的不公平，也是王室自己在敗壞“王德”。

於是《詩經》記錄下另一個惡果：既然王室帶頭打破規矩，其他人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君臣無義（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父子不親（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夫妻無情（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兄弟無序（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朋友無信（朋友已譜，不胥以般）……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人最應該珍視的關係，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兄弟、朋友，甚至父母、伴侶都不放在眼裡，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每個人都如此，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如果一個社會裡人們只信金錢，如何能指望君王、諸侯甚至普通人可以“明德”、可以“保民”?

司馬遷之所以大罵周厲王，原因還在於周厲王推行了“專利”制度。

其實，西周銘文甚至後世典籍始終都沒說清楚究竟周厲王的”專利”是個什麼東西，只是說他“專山林川澤之利＂。

周厲王很可能把諸侯的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獵的都要向王室納稅。看起來，周厲王斂財是確定無疑的，所以，司馬遷認為此人是一個暴君。

不是周厲王貪婪，而是王室實在太窮了。

周厲王前期，封臣的勢力已經超越了王室，多次有封臣擊潰犬戎的記錄，而王室軍事主力成周八師卻在戰場上屢屢潰敗。

現存西周文物中著名的“多友鼎”，反復提到一位叫“武公”的諸侯力挽狂瀾，派出自己的戰車解救被圍困的王師。周厲王的命令只能下達給武公，武公再指揮部將作戰；勝利後，周厲王的賞賜也只能給武公。也就是說，周厲王自己不可能指揮軍隊擊潰犬戎。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於乘之家！

所以，周厲王要推行”專利”。在大罵周厲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專利”究竟盤剝了誰，究竟是誰在山林川澤裡砍柴、打獵。

據《禮制·王制》記載，西周山川林澤本來是公共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砍柴、打獵，後來，隨著封王勢力增強，他們封死了普通人進山的道路，把山川林澤視為自己的禁商。

周厲王推行”專利”，就是任用榮夷公從封王手裡收繳山川林澤，或者讓佔用山川林澤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納稅。”專利”不過是周厲王為挽救日漸衰亡的王室而從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王權，最後被趕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厲王了。

在異族入侵壓力的威逼下，西周王室被迫培育了強勢諸侯，一旦諸侯之間力最失去平衡，“王德”便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西周王室失去了財富、失去了王德，也很快會失去江山。

司馬遷提到的第二個西周亡國之君是周幽王，附帶給周幽王編派了一個＂烽火戲諸侯＂的罪名。

《史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周幽王經常無故點燃烽火，諸侯聞訊而來的時候，卻沒有發現王朝面臨軍事威脅。原來，周幽王有一個妃子叫褒姒，每當褒姒見到城下疲於奔命的諸侯，就會笑得很開心。後來，犬戎真的對周朝發動進攻，周幽王點燃烽火的時候，再也沒有諸侯趕來勤王。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大概由於破綻太多，以至於今天的正史研究將這個故事直接列為傳說）。

《史記》之前的《國語》和《呂氏春秋》對褒姒的故事都有記載，最初的原型則是《詩經》裡幾句無關緊要的詩詞。

《國語》的版本最不可信：褒姒是邪神轉世，與商紂王的妲己一樣，她來到世間就是為了懲罰西周王朝失德，她在人間的幫手叫作＂虢石父”，兩人狼狽為奸，敗壞西周政務。

至於《呂氏春秋》，情節與《國語》類似，只是故事更為簡單，而且提到一句：周幽王為了取悅褒姒，經常親自為她擊鼓（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

太史公-司馬遷，故意把《呂氏春秋》裡的＂擊鼓”改為＂烽火”。

這樣做，不是太史公粗心，而是古代史學家們必須為西周找到一個滅亡的理由。

否則，西周又怎麼可能成為頂禮膜拜的典範?

只有展示出“妖女禍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傳說，西周王朝在歷史上的聲望與其恥辱的結局才能調和，史學家才能繼續把西周供奉在神壇之上。周幽王不是滅亡西周的終極殺手，一個綿延數百年的王朝，不會因為某一個人振興，更不可能因為某一個人衰敗。指責＂妖女誤國”，不過是歷代史家標榜自己學說的一種障眼法。

《竹書紀年》《國語》和西周末年的青銅銘文確實提到了很多女人，一群漂亮的女人，她們或依附於權貴，或圍繞在諸侯周圍，也許其中有一個人就叫褒姒。對世界來說，年輕漂亮的女人也是一種稀缺資源，如果這種稀缺資源圍繞在封建統治者周圍，那麼，對一個社會來說就絕非幸事。她們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漂亮女人以年輕貌美作為資本躋身統治階層，而身居高位者從她們那裡獲得了愉悅。

這是怎樣的一種愉悅?

放棄了祖先，放棄了“王德”，甚至放棄了天下，一旦這種風氣成為時尚，亂世之相必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現在，我為大家還原這段歷史。

周幽王的王后叫“申后”，來自西部另一個強勢諸侯，申國。

按西周宗法制度，申后的兒子-宜臼是嫡長子，也是法定的王位繼承人。

《竹書紀年》還記載了周幽王的一個王妃，也許就是傳說中的褒姒，她的兒子叫“伯服”，按宗法制度，伯服沒有可能成為周王。

我的判斷是，一旦宜臼成為周王，周王室就可能完全落入西部諸侯的控制。周幽王不糊塗，他知道這件事的後果。

周幽王時代的銘文還記載了一位權傾天下的諸侯，這個人在周宣王時代就被冊封為“皇父”，周幽王時代被加封為“太師尹氏”，當權四十多年，能號令諸侯。

周幽王五年（西元前777年），犬戎再度入侵西周王畿鎬京，正是這位皇父率領諸侯擊潰了犬戎。

此時，周幽王卻已經窮得叮噹響，再沒有可能用“恩惠”來換皇父的“忠誠”。既然賞無可賞，乾脆就罰吧。

西元前777年，皇父被周幽王趕出王畿鎬京。

之後，周幽王獲得了暫時的勝利，廢黜了來自西部諸侯國的王后，並立褒姒之子伯服為王位繼承人。

這是一個短暫的勝利，卻是西周滅亡的開始。

周幽王之所以能驅逐皇父，不是因為實力，而是因為周王的位置，這個位置代表著道德制高點。一旦整個社會不再信奉道德，那麼道德制高點的號召力便降為零，剩餘的就要靠實力說話。

失去“王德＇的社會，人們只會臣服於強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的西周幾乎是一種叢林社會，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約這些諸侯了。對諸侯來說，周幽王不過就是一個名號，沒一起喝過酒、沒一起拼過命，憑什麼要聽你的?

毫無疑問的，周幽王也看到了這一點。

將皇父趕出鎬京的同年，周幽王在太室山與東部諸侯結盟，希望依靠東部諸侯對抗西部諸侯。東部諸侯以殷商移民為主，曾經是西周王室防範的主要敵人。此時，周王室很可能已經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周幽王只好放下周王的架子，把自己與東部諸侯擺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實力做主的時代，皇父、申后也不會忍受失敗，次年，申后的父親與皇父同時起兵討伐周幽王，要求立宜臼為王位繼承人，更可恨的是，這兩位諸侯請來了宿敵一犬戎作為幫襯，進攻周京畿。

周幽王根本沒有真正的實力，重建的成周八師在皇父、犬戎聯軍面前一觸即潰，只稍作抵抗鎬京便淪陷，東部諸侯並未出兵相救。西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鎬京附近的離宮被殺，西周亡。

管仲告訴我們，強國、弱國最大的區別是強國的錢都在黎民百姓手裡，弱國的錢卻在國王的錢箱子裡。這一點，頗類似於窮國和富國的區別，窮國只想搶老百姓的錢，富國卻在想著如何讓老百姓賺錢。

周幽王死後，周平王為了躲避犬戎，東遷至東都洛邑，中國開始了春秋時代。但無論春秋諸侯多麼強盛，都要舉起周王室大旗，所以，春秋在中國歷史上也被稱真正的強國，震懾敵國的不只是萬乘之師，還有無法超越的經濟實力。強國經濟之強，必然源自同內公平的經濟環境，能為國民提供一個自由創造的空間。即使弱同拒絕承認強國的地位，甚至試圖與強國平起平坐，也永遠無法拒絕強國對本土的經濟滲透。真正的強國，其貨幣體系同樣無法被超越。

無論弱國多麼不情願，強國貨幣都一定會流進他的地盤。

在古代，一種曾經廣泛流通的貨幣必然有大量文物存世，春秋貨幣則主要包括布幣、刀幣和蟻鼻錢三個體系。在中國史籍中經常提到“春秋五霸＂，不過“春秋五霸”有很多種版本。順著本書的邏輯，我們可以斷定，真正的春秋強國是齊國（刀幣）、晉國（布幣）和越國（蟻鼻錢），分別對應著齊桓公、晉文公和越王勾踐。

從時間順序來講，齊桓公是第一代春秋霸主。不過，從齊桓公的所作所為，我實在看不出這是一位中興之主，說他是一個花花公子倒是更可信。齊桓公這輩子就做對了一件事，任命管仲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出身貧寒，史籍給出的記載是“城陰之狗盜也”。關於管仲年輕時的事蹟，我只知道他做過小買賣、當過兵，還做過幾次小吏。管仲似乎又是真正的“狗盜"，做生意的時候是黑心商販、從軍的時候當逃兵、當小吏的時候被罷免……這個“狗盜”又與別的“狗盜”不同，當小販的時候，他認識了鮑叔牙、隔朋等一批志向高遠的朋友（實際上也是小商販），也深刻領會到一個普通百姓謀生的艱難。

管仲得到的第一個機會是輔佐公子糾，－位被質押在魯國的齊國公子；而他的朋友鮑叔牙則輔佐另一位齊國公子小白，也就是後來的齊桓公。齊襄公死後，公子小白在齊國境內，是主場；公子糾卻居住於齊國，是客場。

於是，公子小白變為齊國國君。公子糾當然氣不過，就向魯國借兵跟公子小白打了一仗。魯國看到公子小白已經即位，就殺了公子糾，並把管仲交給了齊國。此後，便是那些著名的故事：鮑叔牙舉薦管仲替代自己為相，齊桓公與管仲君臣相伴，締造了第一代春秋霸主。

真實的世界，遠比故事殘酷。沒有國君知臣子的佳話，只有一個超級強勢的宰相和一個自癡國君。

齊桓公在與管仲第一次對話時，就盡顯二百五本色。

齊桓公：要怎樣做，才能保住我現在滋潤的小日子呢（社稷可定乎）?

管仲：紛紛亂世，必須成為諸侯霸主才能保住自己（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齊桓公：我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只求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面對這樣的回答，管仲的反應很強烈，居然以死相逼：我沒有為公子糾殉節，是為了輔佐一代英主成就霸業，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寧願赴死，說完，管仲就甩手而去，快走到門口的時候才獲得了齊桓公的挽留（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不過，齊桓公的答覆依舊很勉強：你不要這樣，先幹著看看

接下來的對話，才是齊桓公最關心的內容。

齊桓公：我有三個壞毛病，還能執掌國政嗎?

第一個壞毛病，狩獵成癮，無論白天黑夜，想去的時候就去，只要去了就一定要得到很多獵物才肯回來。結果：耽誤公務（為了娛樂，不顧身體，也不顧國事）。

第二個壞毛病，酗酒，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連續喝，而且，一定要喝醉。結果：耽誤公務（別說國君，就是一個鄉鎮幹部天天爛醉如泥，也一定不稱職）。

第三個壞毛病，喜歡美女，只要這個女人漂亮，不分長輩、晚輩，遠近親疏，我都要拿來娛樂。結果：耽誤公務（他還真有臉說）。

齊桓公很誠實，後來他的所作所為也證明了這一切的真實性。僅女人一項，就弄了七百多名，天天在後宮娛樂。

管仲的回答很有自信：只要你今天任命了我，你自管取樂，我來替你治理天下！管仲拜相，面對的卻不是一個清平世界。齊桓公在高、國兩姓貴族的支援下登上國君之位，這兩姓是齊國的世襲貴族，也是周王室的上卿。兩姓貴族對國政的掣肘可想而知。不過，管仲最後還是統一了政令，一步步將齊桓公送上春秋霸主的位晉。

回顧管仲的治國策略，可以將之縮略為三步。

第一步，向國內貴族妥協，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威，獨秉乾坤。

如同當年的周王室，齊桓公主要靠貴族供奉，包括供養王室生活、軍需等。儘管地位很高，高、國兩姓也有自己的痛苦，要參與朝政就得為王室掏錢，很心痛。

管仲上台後的第一個策略，就是免除了高、國兩家對王室的供奉，王室支出源自全體國民。從占至今，很多史籍、很多人把高、國兩姓貴族作為反動勢力代表加以押擊，認為管仲的改革不徹底，沒有打倒舊貴族，是這位偉人事業的一大敗筆。

反動勢力之所以被稱為反動勢力，不是因為反動，而是因為有勢力。既然有勢力，又怎麼可能被你革掉?打倒舊勢力，想兵不血刃，那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真諦就在於對立雙方的妥協，妥協不是投降，而是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尋找前進的路徑。

只有支付給舊勢力一部分利益，雙方才有可能互相讓步。在管仲宣導的改革中，一方面，高、國兩姓確實得到了實惠，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公室支撐者的政治地位。

多年的底層生活，管仲在廟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因為，“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這句話，可以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勞動力才是價值的最終創造者！

所以，管仲告訴我們，強國、弱國最大的區別是強國的錢都在黎民百姓手裡，弱國的錢卻在國王的錢箱子裡（王者藏於民，霸者藏于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笸）。“富民”其實很簡單，只要不濫用權力，創造一個輕徭薄役的環境，讓人民自己去創造財富就足夠了。

齊國自耕農的主要負擔是徭役，徵發勞力耕種公室農田。管仲免除了自耕農的徭役，並將公田分給自耕農，這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均田”的性質。其他廢除的還有關稅、商品稅、人頭稅等。十年後，齊國“冠帶衣履天下”。

管仲斷了貴族供奉，又輕徭薄役，還要維持齊桓公奢華的生活、稱霸諸侯，哪裡來的錢?答案見第二步。

第二步，鑄幣，壟斷，調度天下財富。

齊國的鑄幣叫作“齊刀＂，原型是齊國的捕魚工具，齊桓公之前就有刀幣流通。管仲所造的刀幣叫作“造邦刀”，比當時民間刀幣重五分之一，故民間刀幣也稱“小刀”。造邦刀刀緣圓潤、文字整齊，是中國乃至世界貨幣史上的第一個標杆，它向世人昭示：官方貨幣代表著國家信譽，精美的足值貨幣不僅是國家蒸蒸日上的象徵，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

造邦刀替代市場上流通的小刀，頗有調控市場的慈思。為保證齊國農民不至於流向其他諸侯轄地，管仲在春荒、夏荒的時候向農民低價出售糧食，並規定可以用舊的小刀購買；至於造邦刀發放，則是在每年秋收的時候以高價購買農民手中的糧食。

管仲鑄幣還是沒撈到什麼汕水，齊桓公就財源之事詢間管仲。齊桓公：是否可以提高房地產稅?

管仲：如此，等於拆人家房子。

之後，齊桓公又列舉了山林稅、牲畜稅、人頭稅等，管仲的回答都是“不行”。只要是增加稅收就一定會帶來副作用，而且解決收入的辦法根本就不能是增加稅收。

 

齊桓公：那麼，我靠什麼發財呢?

管仲：官山海。

 “官山海”就是管仲撈錢的辦法，也是＂鹽鐵專賣＂的雛形，說白了，就是由王室壟斷鹽鐵之利。

管仲選擇了利潤最大的山（鐵礦）和海（食鹽）。當時，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糧食外，鹽、鐵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齊國靠海多山，鹽鐵自然是主要產業。經管仲測算，如果壟斷食鹽銷售，每斤食鹽價格增加一錢，就相當千人頭稅提高一倍。能行嗎?

這事以前周厲王也幹過，他不過讓個把上山砍樹的貴族繳稅就搞得雞飛狗跳，最後連自己也被趕出王畿鎬京。

行不行，看誰來辦，也要看怎麼辦。

管仲手腕很高明，做法也比較溫和，沒有和民眾直接對抗。官府只是壟斷食鹽和鐵器銷售，生產環節仍舊留給原有的鹽商和鐵商，沒有徹底斷掉這些人的財路。這種“官辦民營”的方式並未過多侵蝕私商利益，官府獲得的收入也遠高於稅收。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封建統治者給予人們利益的時候，一定要顯示出來；奪取人民利益的時候，千萬不能暴露，所謂“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鋒利的齊刀。

管仲的刀，砍向了諸侯國的糧食生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六計中的(衡山之

謀)。所謂(衡山之謀)，是指春秋時期齊國征服衡山國的貨幣戰爭。

衡山國盛產兵器，衡山利劍，天下無雙。管仲早就在謀劃征服衡山國，不過，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國，肯定要費一番工夫。

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十個月後，燕、代、秦等國都跟著到衡山國收購兵器，可謂天下爭購。看到這種情況，衡山國國君告訴宰相：“天下各國都爭購我國兵器，可使價錢提高二十倍以上。”於是衡山國百姓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

一年後，齊國派人到趙國購運糧食，趙國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在內的諸國都運糧賣給齊國，就在各國為發財歡呼的時候，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

在夏收前，齊國向衡山國出兵。

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得精光，只得奉國降齊。

＂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

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巨額利潤。這種利潤高得讓人炫目，除非這種利潤來自壟斷性技術，否則是一定會出事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沖進去，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幹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道理很簡單，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賺錢。

借著鋒利的齊刀，管仲最終擊潰了所有的對手。五年中，管仲先後用這種方法收拾了魯、代、呂等諸侯，屢試不爽。不是諸侯太愚蠢，而是在利潤驅使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已經瘋狂，國君就算看清楚了齊國的陰謀，又怎麼對抗得了?

齊桓公十五年（西元前671年），齊、魯、宋、陳、鄭“同盟於幽＂，周惠王＂賜齊侯命”，齊國春秋霸主地位正式確立。

然而，管仲的悲劇從上任第一天起就已經註定。

管仲是一個有遠見、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主宰下的齊國是典型的強人政治。強人政治，需要強人有政局操控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敏銳的洞察力，能以一人之力協調邦國運轉。強人確實可以改變一個邦國的命運，但缺點也很明顯：一旦失去這個強人，國家立刻就會陷入窘境。

強人一般會為自己尋找一個合適的繼承人，問題是，管仲不是國君。

管仲為齊國鞠躬盡瘁的時候，齊桓公在享受他的愛好。除了七百多個女人，順便還寵倖了一個著名的廚師，易牙。

易牙是一個優秀的廚師，魯菜的創始人，據說味覺系統相當發達，能品嘗出淄水和泄水的區別。

這位優秀的廚師還有著很高尚的理想，他想取代管仲成為相國。中國古代並不缺乏廚師、宦官、轎夫把持朝政的事例，一般來說，這些人都是奸臣的代表，例如易牙、魏忠賢、和珅。不是這些職業的問題，而是這些人不該選擇政治。他們接近最高權力核心，也看到了權力的巨大利益，卻絲毫不懂權力的危害。畢竟，危害是對百姓的，利益卻是自己的。這位廚師易牙最著名的事蹟就是：為了讓齊桓公品嘗人肉磁味，把自己的兒子殺掉做了下酒菜。

 

齊桓公詢問臥病在榻的管仲，誰能繼承相位?管仲卻沒有推薦任何人，只是答道：知臣莫若君。

管仲死後三年，易牙夥派修築圍牆將齊桓公困死（餓死）於宮闕。此後，齊桓公的六個兒子互相攻擊，先後都成為齊國國君，又被後來者擊潰。

在日復一日的爭鬥中，齊國最終一獗不振，再沒能恢復霸位。

三千越錢可吞吳

范蠡借助大量的蟻鼻錢搞活了對外貿易，生意範圍那是相當廣，業務項目更是幾乎囊括了一切賺錢的生意。唯獨對吳國，只做一種生意一以蟻鼻錢高價收 

購糧食。

間再無戰爭。

齊國之後的霸主是晉國，唯一有實力挑戰晉國的是楚國。晉、楚經歷了近百年的爭霸，兩國也各自發生了很多內亂。西元前579年，晉、楚約定彼此不再兵戎相見，而是要“同心憐諸侯＂。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挕兵之約”，此後四十多年，晉、楚儘管如此，晉國卻沒有停止小動作，暗中大力扶持楚的屬國吳國，送給吳國兵器和戰車（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最重要的是竣使吳國背叛楚國（教之叛楚）。西元前514年，吳國公子光派剌客剌殺了吳王僚，成為吳國封君，這位公子光還有一個名字，吳王闔閭。

據史書記載，闔閭是東周”主道”的光輝代表，他吃飯從不超過兩個菜，車馬沒有任何修飾，宮殿看起來頗像貧苦人家的茅廁……

真的是這樣嗎?

闔閭生平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主題是討論晉國六卿究競誰能取代晉國宗族。

《封神演義》裡確實有一句“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不過，這是後世作者不自覺流露出的齷齪想法，與真實的東周毫無關係。

當時，諸卿客取代宗族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為世人所接受的事情，也是極端有悖“王德”的事情。

闔閭確實非常節儉，他的目標卻不是體恤萬民，而是要萬民經歷比這更殘酷的人生。在《三國演義》裡經常有“發傾國之兵”之說，意思就是動員全國所有的兵力、物力去打一場戰爭（贏不贏不知道）。

闔閭發動的卻是“全國之民”，吳國之內，只要是個男人，十四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要全部從軍，更狠的是，作戰不力要罪及家屬。

一個小小的吳國，國人不過數十萬，居然有數萬軍隊，動輒“萬人以為方陣”、“為帶甲三萬”……

相信大家都知道，闔閭有一位著名的大將叫孫武，他有一個著名的治軍理念叫“賞善始戰”，從字面來看是說給前方勇士重賞。實際上，這只是後世兵家的闡釋，闔閭和孫武從來都沒這麼想，他們跟金庸《俠客行》裡的＂賞善罰惡使”一樣，向來只有＂罰惡＂，從來沒有＂賞善“。

據說，孫武把後宮三百位佳麗分為兩個縱隊，由闔閭的兩位寵姬領頭，嬌媚的宮女穿上鎧甲，拿起利劍和盾牌（被甲兜三、操劍盾而立）。然後，孫武要求兩撥宮女以刀劍互毆。

宮女的主要職責是侍奉國王起居，偶爾搞搞軍訓確實也能愉悅身心。果然，這些宮女在訓練場上嬉笑不止，把這當成了一場遊戲，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孫武很生氣，要處斬兩位宮女頭領，闔閭的寵姬。儘管闔閭也想陽止孫武這種無聊的做法，孫武卻說“治軍的決定權在將軍，即使國王的命令也可以不聽＂（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還是把兩個妃子處斬了。果然，廣大吳國人民在嚴格的軍事訓練（恐嚇）下，後宮弱女也可以成為＂赴水火猶無豫＂的戰士。

能把後宮弱女訓練成恐怖分子，這是一種怎樣的殘酷?

嚴峻的刑罰對吳國人有著極強的威懾力，一旦沒有戰功，甚至作戰不勇猛都會累及家人。那麼，不需要任何獎勵，所有人都被綁架到闔閭的戰車上，只能前進，不敢後退。在充滿恐懼與虛偽的吳國，闔閭死後，其子夫差成為國王，在打敗了盟國一越國後，夫差提出一條非常離譜的和談條件：若越國想保持諸侯封位，勾踐必須以國王之尊來吳國當奴隸，典型無知而又無恥的暴發戶！

為保家國不滅，越王勾踐還就真的來到吳國當奴隸。而且，他身邊始終陪伴著一個人一范蠡：白天，范蠡替勾踐做較重的活；夜晚，二人共宿石屋，商量如何見機行事。在范蠡的開導下，三年來無論夫差如何作踐勾踐，這位曾經的越王都毫無脾氣（三年無惺怒，面無恨色）。

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范蠡教勾踐在夫差生病期間去品嘗糞便，夫差的糞便。

＂勾踐嚐糞＂的壯舉終於感動了吳王，夫差認為勾踐非常忠信。於是，勾踐、范蠡終於得歸故國。

歸國後，范蠡毫無爭議地成為越國第一謀臣。吳國的經歷讓范蠡明白了一個道理：讓廣大越國人民餓著肚子去跟吳國交戰是不可能的，要想富國強民，必須“左道右術，去末取實＂。道與術，就是規律，富國強兵只能按規律一步一步來，認識規律、服從規律，絕不可急於求成（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所謂實，確實很實在，就是糧食；所謂末，確實很虛無，就是勾踐個人的享樂。

勾踐回國後，每天早晨起來都質間自己一句：你難道忘記在吳國的恥辱了嗎（汝忘會稽之恥邪）?然後，攜夫人及全體貴族下田耕作，所有百姓不吃肉、不穿彩衣，與黎庶同勞動、共甘苦(“百姓”與“群黎”相對，是王室貴族的統稱，所以，普通人千萬不要誤以為自己是“百姓”)。

關於這段歷史，很多人說越王勾踐勵精圖治，最後，三千越甲可吞吳！這事兒，不對。

越王勾踐回國之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鑄錢，後世把這種錢稱為＂蟻鼻錢”。蟻鼻錢呈橢圓形，也被稱為“鬼臉錢”，從考古證據來看，蟻鼻錢以晉國布幣為基準（當忻布），一枚布幣比十枚蟻鼻錢稍微輕一些。

范蠡借助大量的蟻鼻錢搞活了對外貿易，生意範圍那是相當廣（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業務項目更是幾乎載括了一切賺錢的生意。唯獨對吳國，只做一種生意，以蟻鼻錢高價收購糧食。

西元前472年，吳國正好趕上旱災，最後國人連稻田裡的野生大閘蟹都吃光了。這時候，越國仍舊表現出了“信誠守道”的精神一為吳國提供軍需糧食。

勾踐對此非常反感，對范蠡說：＂我和你一起謀劃反擊吳國，你總說時機不成熟。現在，又反過來資助吳國糧食，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出兵呢?”

范蠡答：“天災與人事必須相配合，我們的糧食並不能維持吳國的戰鬥力，倒是吳國自身的力量至今仍未消耗於淨，他們如果作垂死掙扎，我們未必能勝。”

上天沒有讓范蠡久等，就在為吳國提供糧食的當年九月，夫差再次不顧國內饑荒率兵奔赴黃池與楚國決戰。當時，吳國軍隊的糧食供應幾乎全靠越國。

沒有糧食、防備空虛，如何能抵抗越國三千兵馬?其實，真正進攻吳國的並不是三千越國勇士，而是范蠡前期如流水般花掉的蟻鼻錢。

這一次，范蠡率兵攻入吳國都城姑蘇，並在海上斷掉了夫差後路，夫差兵敗自刎。

最後，說一下范蠡的結局。

人們經常鄙夷“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現在，我告訴大家，共患難是因為窮哥們之間根本就沒有利益，也就談不上叛變；不可共富貴，實在是因為沒有什麼人不會選擇背叛，暫時沒有背叛是因為籌碼還不夠大。

這一點，范蠡和勾踐都心知肚明。滅吳當年，范蠡向勾踐遞上了自己的辭呈：臣子只要見到君王受辱就是死罪，能在吳國陪伴您受辱，是想能有機會為您報仇，今大仇巳報，懇請勾踐殺了自己。

勾踐的回應似乎很夠意思：你必須和我一起共坐江山，否則我就殺了你（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

一問一答，其實范蠡只有一個命運：被處死。

范蠡當然不希望自已被處死，在命令下達之前就從海上跑路了（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順便還總結了一下逃跑的原因：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更不幸的是，後世有很多人看不開，這句名言也就無數次得到了驗證。

出逃後的范蠡卻有了另一番天地，他幹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經商，也賺了很多錢。司馬遷在《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這樣記述了范蠡的結局：他成為家產數以十萬計的富翁（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最後老死于陶地。范蠡死後，被奉為“治生之祖”，並成為道教裡的財神（關羽是山寨版的財神）。

據說，十六兩秤的發明者就是范蠡，稱杆上有“福”、“壽”、"祿“三星，缺一兩損“福”，缺二兩損＂祿＂，缺三兩就損＂壽”了。對缺乏商業道德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詛咒。

小結：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極盛的時期。中國傳承數千年的“六書“全部出自西周，此後，歷朝歷代只能在西周的殘跡裡尋找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思索。與後世豐富多彩的金融貨幣現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現形式確實非常簡單，但最適宜詮釋金融的本質：誠信。

問：周王室重要嗎?

答：重要，相當、特別以及極其重要。

金庸先生在小說中安排了“華山論劍”，統領武林的少林、武當均與這場武林盛會無緣。我猜想，金庸先生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中華”之“華”就是“華山”之“華”。華山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江湖地位，完全是因為周朝的地理位置：西都在鎬京，東都在洛邑，西都、東都之間的中心點就是華山，“華山”之“華”也就成為後世千萬中國人的代名詞。

周王室最重要的歷史時期是西周，只有二百七十四年，輝煌與榮耀似乎轉瞬即逝，這一＂瞬間”卻始終照耀著整個中華民族。

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天下之利權亦當為人人所共有。分封諸侯，血親是一種自然的標準，是人類憎懂時最直接的標準，也是當時最公平的標誌。秉承這種最為原始的公平，不但周王室的天下分封給了諸侯，諸侯的天下也分封給了宗族。這是一種維繫人性與理性的統治模式，即使在周王室衰微後，任何背叛王室的行為也都被認為人神共憤。

當然，我必須告訴大家，這種方式有著致命的弱點：王室一旦孱弱，必然會有諸侯挑戰王室權威，周史巳經明確證明了這一點。

應該說，秦帝國是周王朝疆域的直接繼承者，嬴政也看到了周王室統治方式的弱點。秦帝國似乎汲取了周朝的教訓，用封建官僚替代了宗族分封。

大秦帝國最大的弱點就在於違背了周王朝的“王德“精神：試圖追求權力永久的統一，天下變成帝王一人之天下。在秦嬴政締造的這個剛性權力鏈條中，一旦源頭崩裂，就再無任何人能幫助帝國走出險境，因為，除了利益己沒有任何理由讓任何人再把自己和封建統治者聯繫在一起了。

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嬴政、商鞅等人將帝國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了咸陽，中心被毀滅之後，整個帝國體系便隨之砃塌。僅僅十五年，秦帝國就在一場內戰中瞬間砃塌，發動這場戰爭的既非外族也非官僚，而是被統治的對象，農民。

嬴政統一封建權力的做法失敗了，但巨大的利益又激勵了後來的封建統治者。此後，歷朝歷代都試圖尋求一種有效的統治方式、一種靈活的折中方案：既要形成嚴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權，又要實現封建統治者對子民的道德統治。

坦率地講，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只要追求封建集權，人性統治就必然是一個謊言。

當然，有人可以反駁：周王朝只是奴隸社會，一個奴隸制社會怎麼可能超越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周王朝生產力確實相當低下，但經濟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相對指標，以封建王朝的生產力評判幾千年前的西周簡直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極盛的時期。中國傳承數千年的“六書“全部出自西周，此後，歷朝歷代只能在西周的殘跡裡尋找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思索。與後世豐富多彩的金融貨幣現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現形式確實非常簡單，但最適宜詮釋金融的本質：誠信。

雖然王室衰落，但諸侯仍舊秉承“夏禹、商湯、周公”三代締造的社會夢想：無論是君對民，還是霸主對諸侯，都要有信義。這時候，天還是藍的，水還是清的，騙子是不可以當卿客的，無德無能的君主也是會被幹掉的……

此後，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覆滅，還是今天西方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都是因為遠離了“誠信”。

毋庸詈疑，孔子是整個周文明的集大成者。這位後世的“萬世師表”為我們完整闡釋了那個時代的財富精神：獲取財富的途徑必須是道德，義利井重才是財富的結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個時代經濟秩序的根基。

我記得看過一本書，其中簡要回顧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早年遊歷齊國，後在自已故鄉魯國成為相國，有感於國君魯定公好色荒政，西元前497年憤然離開魯國，開始了周遊列國的傳奇人生。十四年後，孔子終於結束了艱辛的遊說生涯，拖著六十八歲的孱弱之軀，回到了桑梓之地。漫長的流竄過程中，孔子有過成為王師的榮耀，也有過饑寒交迫的困頓，甚至有過拘禁受困的恥辱、險些被殺掉的風險。

 

我之所以記得這本書，不是因為它記述了孔子生平，而是因為它對孔子大加討伐，罵孔子鄙視財富，要求人們安貧樂道。這本書的謾駡曾經讓我對孔子著實很有意見，按照這本書的邏輯，似乎就是孔子搞得我們窮了好幾千年，只要沒有孔子，我們在戰國時代就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了。

真的是這樣嗎?

 

孔子曾大聲疾呼＂罕言利”，所謂“罕言利”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對缺德世人的指責。所謂“安貧樂道”是＂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奉勸世人尊重規律，絕不能急功近利。

今天，除了孔子，我們還可以瞻仰那個時代的商人，子貢、范蠡、弦高……哪一個不是“富而好仁＂，又有哪一個不是“見利思義”?他們對財富、金錢、名利，何嘗有暴發戶式的淺薄?

道德價值當然高於物質利益，一個社會，如果失去了道德價值，眼中只剩金錢，那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所有的掠奪都會沒有底線。這個時候，沒有人能擺脫利益的誘惑，因為整個社會除了錢，已經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有價值了。

孔子臨終慨歎：“天下無道久矣！“此中真味，今天，我們真的懂嗎?

商鞅功罪

以土地作為激勵，商鞅把全體秦國人都綁架到了戰車上。每戶能分到多少土地，是蝸居還是住別墅，完全看砍了多少腦袋。至於文化，那是一定要廢黜的。商鞅變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詩》《書》，殺無赦；有人敢以《詩》《書》裡的道理譏諷國政，滅族！

經過春秋諸霸數百年紛爭，戰國時代，中原大地僅剩下七家強勢諸侯：齊、楚、燕、韓、趙、魏、秦。這七家諸侯都是見過大世面的，大家都在積攢人品，拼命招攬居民。

戰國時代什麼最重要?答：人才！

土地有的是，有人就能在土地上耕種，就能產出糧食。

積攢人品、招攬居民的方法，就是變法。魏國的李悝、趙國的公仲連、楚國的吳起、韓國的申不害、齊國的鄒忌……七家諸侯都使出渾身解數鼓勵別國的國民遷徙到自己的土地上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產出更多糧食，才能在戰爭的時候保證有兵源。

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現在我們叫他商鞅。

商鞅（約西元前390～前338年），原名衛鞅，生於衛國，所以姓“衛＂，又稱公孫鞅。

後來，衛鞅在秦國被封於商地，才稱商鞅。

年輕時，衛鞅托身於魏國大臣公叔痊幕下，公叔痊知道其身負大才，當然，也知道他是一個無恥之徒。

 

公叔挫臨終前，魏惠主來探望他。

公叔座在病榻上對魏惠王說：“衛鞅雖然年輕，但此人身負奇才，懇請大王拜衛鞅為相，魏國霸業必成。”對魏惠王來說，雖然也認識衛鞅，但還是很陌生。而且，在魏惠王眼裡，衛鞅實在太年輕了，怎麼看都不像一個相才。

於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聲（嘿然），並未作答。見此，公叔痊又說：“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衛鞅，那麼，臣懇請大王一定要殺掉他，這個人絕不能為他國所用。”

魏惠王走後，公叔痊念及多年追隨之情，突然良心發現，他把衛鞅叫到床前，告訴衛鞅自己與魏惠王的談話。最後，公叔痊擺擺手，讓衛鞅趕緊逃走。

此時，衛鞅表現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沒有起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華；不知道我的才華，又怎麼可能真的殺掉我呢?”

公叔座看著面前的衛鞅，留下了自己最後的遺言：“如果有一天你帶兵打進魏國，希望你能念及我對你的收留之情，為魏國宗廟留下後嗣。”

送別闔然而逝的公叔座，衛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絕非公叔座一人，我註定是一個梟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麗業。

衛鞅選擇的目標是秦國。在這裡，衛鞅變成了商鞅。時值秦孝公當政，商鞅通過朋友先後三見秦孝公，論述了三個不同命題。

第一次見到秦孝公，商鞅大談應如何仿效堯、舜、禹，建立一個人間天堂，即所謂“帝道”，結果秦孝公睡著了。

第二次見到秦孝公，商鞅大談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輔佐周王室，即所謂“王道”，結果秦孝公雖然不悅，但仍舊認為可以跟商鞅繼續談下去。

第三次見到秦孝公，商鞅獨闢蹊徑開始談論如何在戰國獨自稱霸，就是所謂“霸道”，結果秦孝公不知不覺坐到了商鞅面前。

此後，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有人將之總結為四個字一”重農抑商'。

武俠小說裡有一種功夫，武林高手在決戰中會耗盡全身氣血，向對手發出致命一擊，代價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一般來說，這種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鑒於這種武功實在是損人不利己，所以即使是邪派教主也不敢輕易使用。

商鞅變法，就是這種邪派武功。

一般貪官也就是貪污很多錢，一般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賦稅提高到國人無法忍受的地步，而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歸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後，秦國爆發所有力量，不但消滅了六國，也耗盡了自己的錢財、錦帛、糧食，宗廟社稷終至不保……

我們先解釋“抑商'

戰國時期，國人巳經分為士、農、工、商四類。“商人”的本事在於身上有錢財，喜歡四處流竄、最不聽話。所以，必須抑商，所謂抑商也就三條。第一，秦國不能出現糧食貿易。糧食是戰國時代最重要的物資，禁絕了糧食貿易也就基本禁絕了商業。這麼做當然是有深意的，因為，如果秦人買不到糧食就只能自己去種地，種地的人最實在。第二，加重商稅，重到任何貿易品種都無利可圖。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戰國七雄，只有在秦國，商人才與贅婿並列為最低等的國人。一旦有徭役、戰爭，商人總是最先被徵發。秦國軍規明文規定，不必憐惜商人及其子孫的生命，無論什麼髒活、累活、危險活都要派商人去幹。例如，攻城的時候去城牆上拆磚頭。商鞅之前，秦國的都城是全國性商業中心，北通犬戎，東連三晉（北卻戎狄，東通三晉），與中原大樑、洛陽、淮陽、定陶等地齊名；商鞅之後，秦地幾無貿易。沒有貿易，當然也就沒有貨幣。

貨幣是一枚一枚的銅錢，分散在國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貪天下之利?只有禁絕貨幣，才能把所有利益都歸於國君，國君才能更有勢力（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否則，如果有一個人跟國王分錢，那國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財富；如果有十個人來跟國君分錢，那國君乾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國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國不守）。

然後，再來看“重農”。

這是一件相當不靠譜的事情，商鞅從來沒有“重農＂。他真實的想法是：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所以，要想做最有權勢的國君，就必須讓天下人窮困（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農、工、士、商四類人中，“農人“必須依附於田宅，最缺乏流動性，手裡也最沒錢，是最容易管理的物件，也是最好的＂弱民”。

所以，如果讓我解釋商鞅的”重衣”，就是“重視管理農人＂，而不是“重視農業”。據說，商鞅”重農”的功績在於給全國農人分配土地；據說，商鞅治下，每個男「可以分配到一百畝土地。“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是戰國時代孟子的理想，最早出於《周禮》，到了《漢書》中居然成為商鞅的土地分配標準。

就為這，商鞅被歌頌了幾千年。

 

這事兒是相當不靠譜的，要知道，商鞅活著的時代孟子還沒有出世。而且，關於商鞅均田，我也找到了另外一種答案，“富貴之家，必出於軍功。”

什麼才是軍功?

商鞅所謂的軍功，就是數一數敵人的腦袋(被砍下來的腦袋)。也就是說，能從商鞅手中拿到土地的人，必須在戰場上拼過命、流過血、砍死過人。

士兵砍一顆人頭可以換取五十畝土地；反之，如果一個五人小隊沒有砍掉一顆敵人的腦袋，隊長就得交出自己的腦袋。

《史記》《資治通鑒》記載了很多同樣的故事，秦兵為爭奪一個砍下來的腦袋自相殘殺，那可是五十畝耕地。

戰國時代，其他諸侯都信奉“社稷為重，民為本，君為輕”，國人聽到戰爭避猶不及，咐有秦人，聽到戰鼓就拊掌相慶。父親送兒上戰場、兄弟送哥哥上戰場、妻子送丈夫上戰場，最重要要囑咐一旬：不砍敵人的腦袋，就別回來（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

秦國崇水德，水尚黑色。兩千多年前，黑雲蔽日般的秦軍，曾號叫著，衝向山東六國，士兵腰上別著剛砍下來的人頭，滴著鮮血……

問題是，即使你抱著發財的夢想走向戰場，即使你真的肯拿起刀槍，也未必能取得別人的腦袋，不一定能換來士地。敵人不是稻草人，拼命的時候，秦人同樣也可能被敵人砍掉腦袋。

這種逆淘汰機制，只有刀頭舔血的暴徒才可能獲得軍功。體弱者、有道德者雖然也被趕上了戰場，但是，他們不但沒有得到軍功，反而被敵人砍了腦袋。最後，漢朝董仲舒準確描述了商鞅分配土地的結果：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就算陝北漢子真的很實在，儂也不能當秦人是癡線啊！秦人當然對這種滅絕人性的＂耕戰”政策不滿。何況，秦人也長了雙手雙腳，按照以往經驗，大不了跑路到其他諸侯那裡。

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敢跑路，商鞅有九種方法弄死你！

第一種方法，叫“戶籍"。

以前，諸侯通過宗族控制國人；現在，商鞅設立了郡縣統治農戶。縣郡長官由秦王親自任免，縣內民戶、土地由縣令掌握。

國人從商鞅手裡拿到的是自己原來宗族的土地：拿到了土地，廢黜了宗族。從此，中同農人第一次以“戶”為單位直接面對統治者。

順便說一旬，商鞅的稅收也按農戶收取。首先，根據對農戶進行的詳盡調查，計算出每畝土地的糧穀產量；然後，按一定稅率徵收田稅，至於稅率，高到了相當離譜的地步，一年田稅要足夠秦王十年用度。

商鞅之所以敢如此放心大膽地盤剝，是因為控制單一的農戶比控制強大的宗族容易許多。畢竟宗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抗王室，而被拆分為一個個家庭，就沒有任何能力對抗封建集權。

至於農人，毫無血緣關係的五家被編成一＂伍＂。誰敢反抗，五個農戶全體受罰，一般情況下會全被誅殺。即使有人跑出了家鄉，只要在秦國境內，沒有良民證的人也難免被抓獲。沒有良民證的結果就是被殺掉。

第二種方法，滅絕文化。

商鞅認為，愚笨的人比較容易管理（民愚則易治也）。《詩經》《尚書》是周朝文化的代表，如果同人以《詩》《書》中的道理去蠱惑人心，有一個人，就能讓上千人不再以耕戰求富貴；

如果信奉《詩》《書》的人當了縣官，就會有一個縣的人不再尊敬國君；如果天下人都信奉《詩》《書》的道理，勢必有人結黨於下、議論政令，秦孝公的國將不再是秦孝公的國，因人只需要懂得在戰爭中多殺幾個人、多分幾畝土地就行了，至於文化，那是一定要廢黜的。

商鞅變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詩》《書》，殺無赦；有人敢以《詩》《書》裡的道理譏諷國政、滅族！什麼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統統都是垃圾，都應該被扔進垃圾桶。

第三種方法，罰，不是罰錢，是罰命。

禁絕了《詩》《書》，商鞅拿出了自己的一套辦法，就是所謂的“法家”。首先，請注意，是“法家“絕不是“法治＂。商鞅是這樣解釋“法”的：君王嘴裡說出來的話就是法律，目的就是管住所有人（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

至於如何管住大家，商鞅提出了更不要臉的方法，任力不任德。

所謂“任力”說白了，就是重罰，罰款單位是一條人命。看一看商鞅制定的刑罰就知道有多變態：淩遲、湯鑊、剝皮、腰斬、五馬分屍……順便說一句，＂誅九族”這個罪名就是商鞅發明的。

商鞅冶下，不是錯誤的錯誤也會遭重刑，例如，拉著草木灰撒在地上的人都會被割掉鼻了（大家可以理解為亂扔垃圾，因為商鞅認為這種行為可能會引起路人不滿，進而雙方打架鬥毆，後面我們會介紹為何秦人如此剽悍）。

 

第二章 秦始皇統一了貨幣嗎

三皇五帝夏商周，混到商鞅這裡，徹底拋棄了“民惟邦本”的治國思相，撕下了所有偽善的面紗，開始用赤裸裸的非道德手段達到功利性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威嚇秦人；只有這樣，秦君才能貪天下之利！

”重農＂、＂抑商”、"戶籍＂、＂愚民”、"罰家＂……商鞅確實在統治期間禁絕了貨幣。遺憾的是，提升了軍隊戰鬥力、弱化了國人才智，商鞅卻沒有擋住糧價一飛千里。因為精壯的勞動力都跑到戰場上砍腦袋去了，當然，也有若干精壯的和不精壯的勞動力，被人家砍了腦袋。

無論是砍人腦袋還是腦袋被砍，都會最大程度減少國內勞動力，都會使糧食產量下降。本來商人還可以販運點糧食，現在，沒有商人，何來糧食?

斷絕了內外兩種途徑，秦國就斷絕了糧食來源，也就難怪糧價最終上漲了。

秦孝公死前，秦國的糧價巳經飛漲到一千六百錢一石，如果按秦半兩標準重量和魏國布幣的重量比例計算，秦國糧價巳經高出魏國幾乎六十倍。

這樣的糧價下，秦國不出事才怪。

為平息民憤，秦孝公的繼任者秦惠公找到了一個完美的替罪羊，商鞅，秦惠公上台後親自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出了秦朝都城，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這也是秦國最後一塊沒有實行郡縣制的土地。在這裡，商鞅起兵對抗秦惠公，最終，兵敗被處以車裂之刑。

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

 

呂不韋顯然意識到，在農耕時代振興服務業是不靠譜的。他看中的產業是農業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即“重農兼末＂，所有非農業都要為農人服務！

如果依著商鞅的性子折騰，估計等不到統一中原，秦國就得把自己折騰到亡國了。還好，秦國很快有了呂不韋。

呂不韋生於衛國一個商人世家，本來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這位很有前途的商人，通過一筆生意，華麗地轉身為政治明星，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秦滅六國，成於呂不韋）。

呂不韋不僅告訴我們世界上哪種生意最賺錢，還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高收益、高風險”的真諦，因為，這筆最賺錢的生意最終斷送了呂不韋的性命。

關於呂不韋，我們從這筆生意說起。

戰國時代諸侯經常結盟，不過，這種盟友關係相當不靠譜。所以，為了讓盟友變得靠譜，盟國之間要互派王子在對方國家居住，算是質押給對方一個人質。

秦國的王子，子楚，就是被質押在趙國的人質，不過，秦國似乎不太在乎子

楚的性命，經常派兵問候趙國的城池。鑒於秦國經常動武，還在長平坑殺過四十萬名趙國士兵，趙國對子楚當然不太恭敬，子楚混得也很不成樣，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呂不韋。

多年行商生涯給了呂不韋敏銳的眼光，遇到子楚後，呂不韋很興奮，回家後跟父親商議，主題是探討如何賺錢。

呂不韋：投資農業利潤如何?呂父：十倍吧。

呂不韋：那投資珠寶呢?呂父：一百倍。

呂不韋：如果培養一個王子登上王位，能賺多少倍?呂父：無數。

呂氏父子的對答出色地回答了“什麼生意最賺錢”這個問題，答案是：投資封建權力才是最賺錢的生意。貨暢其流，但利潤總有定數。權力就不一樣了，有了權力，封建官僚就可以披著合法的外衣去搶劫。但是顯然，投資現任權力的成本很高，國王富有天下，不會在乎你的投資；而且，如果他覺得你太有錢，沒準直接把你搶個精光。

結論：投資封建權力，就要投資潛力股，要從娃娃抓起。

呂不韋選中的潛力股，就是子楚。

對呂不韋來說，這確實也是一筆生意，從一開始呂不韋就將子楚看作“奇貨”並稱子楚為“異人”。

通過一系列艱難的運作，呂不韋買通了現任秦王的正室華陽夫人，成功地讓子楚拜華陽夫人為嫡母；在子楚逃離趙國的時候，呂不韋還附送子楚一位貌美如花的姬妾。最後，子楚成為秦莊襄王，呂不韋拜秦相、封文信侯，就連那位美姬也生下一個名字叫＂贏政”的男嬰。

呂不韋是幸運的，他在這樁生意上獲得了極大收益。

秦莊襄王（子楚）即位的時候已經六十歲了，只在王位上待了三年就死掉了，繼任者羸政只有十一歲，秦國真正的主人是呂不韋。

呂不韋又很不幸，秦莊襄王給他留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秦國。

商鞅窮兵贖武，山東八國已經鐵了心要擺平這個心腹大患，六國數次合縱攻秦；秦國之內，四年內連喪三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又發生了罕見的蝗災（蝗蟲從東方來，蔽天）。

能否扛過這一關就看呂不韋了！

呂不韋是商人，商人要收拾秦國這個爛攤子就需要錢，需要很多錢。

呂不韋拿出來的賺錢法子是＂賣官”：能為國家捐糧食一千石的人，賞爵位一級。為此後世不斷有人攻擊呂不韋＂買官賣官”，司馬遷所說“不韋釣奇”也充滿了諷刺和不屑。

 

“買官賣官“確實很可恥，但事情還是要分開來看。

在封建時代，封建統治者宣導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霍要。在此之前，秦國“富貴之家，必出軍功”，也就是說，所有的官職、土地、財富都是靠砍人腦袋換來的。說白了，“以斬首為勇”是赤裸裸的搶劫，如果所有的財竄都要依靠暴力獲得，整個社會的規則自然也就變為暴力。不管刑罰有多麼嚴峻，在財富的竣使下，暴力始終是處理所有事情的最終準則。

買賣爵位總比砍人腦袋文明很多（請注意，呂不韋是用錢換爵位，不是用錢換官位），這無疑打破了“軍功富貴＂的慣例，從根本上改變了秦人發財致富的途徑。呂不韋終於以一個商人的智慧把秦國的發展軌跡扳回到正常途徑，挽救了瀕於滅亡的秦國。

呂不韋通過“賣官“解除了燃眉之急，擺平了同內蝗災。此後，呂不韋開始實踐自己的偉大理想，在經濟上建設一個強大的秦國，強大到足以統一六國。

呂不韋顯然意識到，在農耕時代振興服務業是不靠譜的，他看中的產業是農業一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即“重農兼未＂，所有非農業都要為農人服務！

第一個為農民服務的＂末業”是金融。

商鞅禁絕了秦半兩（秦國原來的貨幣），因此呂不韋發行了自己的貨幣，這種貨幣叫“文信錢”。更為重要的是，呂不韋不僅自己鑄幣，也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只不過重星要比照“文信錢”。

呂不韋有了錢，就去三晉地區購買糧食，並設立了“太平倉＂。簡單地說，“太平倉”就是現在的“財政部＋中央銀行＋農業部”:“太平倉＂負責官方鑄幣，也監督民間鑄幣；在豐收之年，小農可以將自己的糧食賣給“太平倉＂，價格那是相當厚道；在歉收之年，小農又可以在“太平倉＂借到糧食，利息那是相當低。

第二個為農民服務的＂末業”是商業。

呂不韋自己就是商人，他知道，貿易是人們互通有無、維持生活的正常手段，禁絕糧食貿易、對貿易抽重稅是非常愚蠢的行為。

雖然呂不韋仍舊把商業列為末業，但是“本未”並不矛盾，士、農、工、商各有所長，不能偏廢。

在秦國，商人總算過上了好日子，沒有稅收（請注意，不是低稅收，是壓根就沒有稅收），沒有勞役，賺錢後還可以用錢買爵位。

第三個為農民服務的“末業”是文化業。

《呂氏春秋》講，粗鄙的國民是國君的恥辱（敗莫大於愚）。

呂不韋認為：愚民不用腦子思考，既然能盲從於國君，當然也很容易被征服。統一中原，除了有發達的經濟，還要有發達的文化；想要文化產業發達，第一要務就是廢棄本身就特別愚蠢的愚民政策。

振興文化，也要統一思想，畢竟諸子百家有優劣之分。與後世殺人放火的焚書坑儒不一樣，呂不韋統一思想的方法是渠百家之長，諸子百家可以在秦國都城咸陽公開辯論，他自己也經常及與人辯論。

最後，呂不韋成為＂雜家”的從大成者，通過“假人之長”來“補己之短＂。“雜家“繼承了儒家天下為公的思想，強調“民”的獨立性，“民“絕不是“王”的“群氓＂，治國必先“德政”、“仁義”、“愛民”；“雜家”又有黃老道家的沽淨，有道君王必須“虛靜以待＂，不能以個人的喜好左右臣下，更不能以個人標準斷定忠奸。一句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呂氏春秋-抄襲自姜子牙-六韜)

第四個為農民服務的＂末業”是“公務員”。

呂不韋提出了與商鞅截然不同的理論，官府不能與農人對立，農人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任統治者奴役的牛馬。大家不是嚇大的，商鞅那些“車裂＂、＂誅九族”的勞什子，總有一天會反噬國君（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

秦莊襄王即位後第一年，秦國就大赦天下，放掉了前朝因亂扔垃圾等小罪抓來的很多“罪人”。

呂不韋還下令編纂了中國農學史上的四篇開篇之作一《上農》《任地》《辯土》和《審時》，還完善了一部新曆法《月曆》，記載了每個月農民應該完成的農活。

各郡縣官長最主要的職責，就是向農人宣講耕田經驗，根據每個月氣候變化和農作物生長情況，提醒農民安排農業生產。

順便說一句，中國第一代大型農田水利工程，都江堰、鄭國渠，都是呂不韋主

持修建的。

都江堰將蜀地眠江分為內江、外江兩渠，內江之水用來灌溉，外江用來洩洪。內江之水灌溉及三百多萬畝農田，自此，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不再有水旱災之懼，直到今天我們仍在使用呂不韋的這些水利工程。

舉國郡縣官僚成為農人的“服務員”，在秦國，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有了金融、商業、文化和為農民服務的公務員，呂不韋開始了對六國的征伐。

與商鞅強盜般硬搶不一樣，開戰之前呂不韋總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忽悠國人，讓大家認為自己的戰爭是正義的。

呂不韋告訴國人，六國國君任意妄為、荼毒天下，所以，秦國要救六國於水火之中。

秦同之兵是“義兵＂，誅暴君、撫慰苦難中的六國，這感覺就不一樣了。

這樣，敵國國人見了秦國的“義兵”，就像孝子見親爹。秦兵所至之地，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焚房屋，據說這樣的軍紀能取信於敵國之人。

 

西元前249年，東周王室合縱山東六國滅秦，呂不韋率兵攻滅東周，建立秦國的“東郡＂。延續八百年的周王室“天下共主＂滅於秦人之手。

西元前248年，信陵君合縱韓、楚、趙、燕、魏五國攻秦。在呂不韋主持下，魏王中秦國反間計，信陵君被迫隱退，破五國合縱。

西元前242年，韓、魏、趙、衛、楚五國合縱攻秦，呂不韋率兵出函谷關，滅衛國、迫楚國遷都。自此，山東諸國中有實力對抗秦國之兵的只剩下最遠處的齊國，齊國恰恰又中了秦國的遠交近攻之計，統一六國只是時間間題。

呂不韋信奉的思想，不允許他自己篡位稱王；否則，在子楚去世、嬴政又未成年的時候，呂不韋有無數次機會廢黜這位未來的秦始皇。

贏政終究會長大，而且，贏政與子楚不一樣。子楚，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在趙國坐冷板凳，既無治國謀略，也無稱霸宇內的雄心；贏政是一個年僅弱冠的國王，一旦手裡有了平高無上的權力，凡人就會立刻變成神。

按秦國的風俗，男子二十二歲要行成人禮，即“加冠＂。如果成人男子是國王，“加冠”之後就要成為真正的統治者。現在，在贏政通向封建集權的路上，秦國的權相、自己的仲父，呂不韋，成了最大的絆腳石。

呂不韋意識到這一切，但在生死存亡的時候，他出了兩個昏招。

第一個昏招，為加強對王室的控制，呂不韋把“大陰人(嫪毐)＂獻給了嬴政的母親。趙姬這位當年呂不韋送給子楚的美女，一定屬於無腦型選手，不但與嫪毐私通生下兩個兒子，居然還想讓他們的私生子取代贏政成為秦王。

第二個昏招，在贏政二十一歲那一年，也就是親政前一年，呂不韋拋出了《呂氏春秋》，並在城門懸賞，說能改動一字者，賞於金。結果，沒人能改動《呂氏春秋》一個字。從內容和文字角度講，《呂氏春秋》遠沒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無人能增損一字，顯然是懾於呂不韋的權勢。

呂不韋懸賞於金求一字，當然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學術成就。呂不韋想藉機告訴贏政，自己的治國政策無可更改。

此情此景，贏政怎能不知道，又焉能不下定決心除掉呂不韋?

呂不韋以自己的權勢向秦王嬴政的權勢宣戰，他的敵人卻是天下權力欲最旺盛的人。這是一場註定的失敗，倡導仁義、分封、無為的雜家，怎麼可能在權勢上戰勝封建仗權的法家?

最不靠譜的事終於發生了，贏政親政後第一年，那位”大陰人＂嫪毐就不自量力發動叛亂，帶著幾千門客就去誅殺嬴政。叛亂當天就被剿滅，嫪毐被誅三族。

追究起來，嫪毐是呂不韋獻給太后的。結果，呂不韋罷相。

呂不韋罷相後，建議呂不韋復出的人絡繹不絕，去看望呂不韋的高官、貴戚、士人絡繹不絕，據說在呂府附近造成了嚴重的堵車（馬車）。

嫪毐只有幾千門客就敢拉桿子造反，呂不韋可是為相十三年，無論軍隊還是各個衙門都人熟、地熟，更何況呂不韋在洛陽還有十餘萬戶的封地。造起反來，聲勢顯然要比嫪毐強很多。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放逐呂不韋后一年，嬴政賜書呂不韋：你對秦國有什麼功勞，居然能在河南有十萬戶封地?你跟我有什麼親戚關係嗎，居然當了我的乾爹?還是把你發配去蜀地吧。（君何功於秦，而封盧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居蜀郡。）在流放的路上，呂不韋飲鳩自殺。呂不韋，揮金而起、飲鳩而亡，終於死在倒賣權力這門最賺錢的生意上。

即使大秦帝國的普通人承認布幣是一種貨幣，人們也沒有機會把這些布幣帶回家奉養妻兒老母，因為絕大多數勞力都死在了工地上。傳說中有一個孟姜女，現實中又何止千萬個萬杞梁。

呂不韋為秦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統一六國的條件，西元前230～前221年，嬴政以百萬秦國虎狼之師對六國發動了滅國之戰。

當然，這一定是邪派武功，秦兵又開始數人頭了。

西元前230年，秦將內史騰攻韓，俘韓王安。

西元前228年，秦將王翡破趙，俘趙王遷；

西元前226年，秦軍伐燕，燕王喜率殘部遠遁遼東；

西元前225年，秦軍攻魏，決黃河之水灌魏國都城大樑，城中百姓盡成魚鱉，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殺；

西元前223年，秦發傾國之兵六十萬攻楚，楚王呂平君被殺；

西元前221年，秦軍多走了兩倍路程，繞過了齊軍防線直抵齊國國都臨淄，齊王建以舉國之兵、完甲之師不戰而降。

嬴政終於統一了中國。自此，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封建集權國家，此後，無論割據還是異族入侵，總會有一個強人將中國扳回這種軌道。

這個結果，據說是拜我們的母親河，黃河所賜。

戰國時代，黃河的含沙量超過40%，唯有降服這條巨龍，我們的祖先才可能過上平安的日子。然而，這又是一條穿越列國的河流，無論實力多麼強大的諸侯都對“她＂束手無策。

要根治黃河，就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國家！

西元前651年，齊桓公在＂葵丘之盟”上就宣導諸侯在治理黃河的時候放棄國界之爭，在霸主領導下統一行動。只是春秋霸主經常易位，統一治理黃河也就始終是一個夢想。此後，戰國七雄互相征伐，平民替代貴族在戰場上衝殺。四百多年混戰，人心思治，就更盼望統一。

統一，是好事；由贏政統一，實在很難評價其中功過。

過去，六國的最高統治者叫作“王”，既然贏政可以滅掉六國，“王”當然不能顯出嬴政的尊榮。於是，贏政給自已改名叫“帝”，他的手下又加了一個字“皇”，合起來就是“皇帝”。

“皇”、“帝”兩個字並不是嬴政的發明，這兩個字自遠古時代就存在，意思是最高統治者。包括國王在內的凡人是不能自稱為“帝”的，因為“帝”不是人。贏政不但自稱“皇帝”，還認為自己是“始皇帝”，甚至希望自己的統治能”一世”、“二世.....對嬴政來說，現在巳富有天下，要如何實現自己的統治呢?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常提到一個詞一“國除為郡＂，也就是說，嬴政並未將征服的土地封賞給子孫或臣下，而是將被征服的諸侯國劃分為多個郡，再直接派遺封建官僚前去管理。

滅六國後，贏政共設立三十六郡，郡守都由他一個人任命。

這件事，今天看來很正常，當時卻實在是徹頭徹尾的奇談怪論。

商周兩朝傳承兩千年，都是君主將土地分封給子孫或下屬，由子孫或下屬代國王統治廣大國土，也就是我們曾經提到的＂恩惠換忠誠”。

西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國王宮正在為嬴政祝賀生日。酒過三巡，一名叫周青臣的大臣奉承贏政說：＂陛下統一六國，日月照耀的地方無不賓服，消弭了戰爭之患，從三皇五帝算起，沒有人能比得上您的功勞。

這番阿諛之辭卻引來另一位大臣淳于越的批評，“周青臣只知阿諛皇帝，這只能讓皇帝無法改正自己的錯誤。現在，誅滅六國巳經很長時間了，但是皇帝仍舊沒有將國土分封給子孫和有功之臣。將來一旦出現晉國六卿篡位的事情，又有誰能拯救國家?

前車之覆，確實殷殷可鑒。

最後，淳于越提醒這位躊躇滿志的始皇帝：“現在您廢棄了傳承千年的封建體制，這是一件根本不應該發生的事情，請陛下三思。”分封制確實是存在了千年的制度，只是，一旦有分封，就必然造就諸多獨立的諸侯，也就是一個個不必仰皇帝鼻息、獨立的人。這樣，現任皇帝手中又能剩下什麼呢?

不過，贏政還是下令討論淳于越的建議，結果群臣都認為這個建議有道理。

只有丞相李斯極力反對，他直斥淳于越為腐儒，“師古是非常愚蠢的想法，應該順應今天的郡縣制，諸侯混戰對天下無一利”。

這位秦始皇如果知道自己二十多個子女（還包括女兒）後來的下場，說不定會後悔到把棺材啃穿。

因為，他二十多個兒女全家都在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下，被非法繼任者贏胡亥拉到咸陽的大街上砍了腦袋。唯，個死得比較舒服的，是主動要求自殺殉葬贏政的小兒子，以自己一死保全了全家性命。

只是當時李斯在嬴政的支持下佔了上風。針對淳於越的建議，李斯代表秦嬴政

展開了反擊。李斯上＂焚書議”：凡非博士之職藏諸子百家著作者，殺無赦，大臣不得議論皇帝是非，子女不得議論父親之過，焚書令的目標，並不是只打擊儒家，而是要復活商鞅的愚民政策，消滅諸子百家。焚書令致使大批典籍失傳，後來，項羽又在秦宮一把火燒掉了官藏典籍，害得後世研究先秦歷史只能靠創死人棺材裡的竹簡。

第二年，有方士告訴嬴政，他剛愎自用、專任獄吏、刑殺為威，總之，他倒行逆施，已經惹怒了神仙，得不到長生不老藥。幾十年如一日追求長生不老的秦始皇，花了無數錢，費了無數心血，最終這些方士不是拿錢出海跑路，就是回來痛罵自己得不到神仙賞識。嬴政突然意識到自已被忽悠了，一怒之下坑殺了四百多個江湖騙子。在秦代，觀星占卜的騙子都是識文斷字的”專家”，其中就包括一批儒生。

誰也沒有想到周青臣與淳于越的辯論，居然惹出來一個＂焚書坑儒＂，羸政藉機最終確定了帝國體制：統一了六國，建立了絕對服從一人的封建官僚制度，毀了天下詩書，坑殺了方士，杜絕了所有言論。更重要的是，贏政從此不再相信長生不老，來世純淨的彼岸就此變成今生骯髒的此岸。既然沒有來世，今生就要抓緊享樂。一旦作惡沒了底線，嬴政就開始幻想主宰塵世的一切，當然也包括貨幣。

統一六國後，嬴政宣佈｀只有黃金、秦半兩（秦國貨幣）才是貨幣，敢用六國貨幣者，罰戍邊。所謂戍邊，大多是去長城背磚頭，幾乎等同於死罪。

貨幣統一本來是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如果把封建帝王的意志強加於其上，就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嬴政知道，只有統一貨幣才能形成強勢中央集權，否則，像呂不韋那樣，大家都能鑄幣，

堂堂始皇帝如何能擁有天下財富?

嬴政宣佈了兩種貨幣：黃金和銅。秦半兩貨幣的取材為銅，在貨幣理論中被稱為“本位＂，經濟總量增加，貨幣本位價值會中低到高，正常順序是：銅、銀、金。兩種幣材同時流通也不是沒有的事，但應該是貴金屬為主幣、賤金屬為輔幣。

金、銅並行，金屬於貴金屬，銅則屬於賤金屬，黃金應該是主幣，銅幣則是輔幣，理論上應該是“金本位”。

要知道，秦朝生產力絕無可能演進到金本位的地步，此時金、銅並行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而且，漢代之後，黃金馬上就退出流通領域，無論漢代貨幣如何演變，貨幣本位始終只是銅錢。

暫時放下銅錢，先來看一看，究竟誰在用黃金?

秦朝官方黃金單位是餅，分為大小兩種餅，大的二百五十克，小的也有十六克，純度那是相當的高。就是一塊小金餅的價值，放到今天也能將就著過年了，如果換算到秦朝時的購買力，絕對是價值連城。

既然是官定貨幣，就一定有發行途徑，秦朝金餅最主要的發行途徑是贏政對臣下的賞賜。對待自己的下屬，嬴政相當大方，所賞賜黃金動輒以車計算。

對皇帝來說，賞賜臣下黃金比分封更為合理。畢竟封臣土地每增長一分，君主土地就會減少一分，最終皇帝只能靠“王德”維繫”封君—封臣“平衡，絕不可能為所欲為。

賞賜臣下黃金，卻完全是另外一種邏輯。

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縣長官，或者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財富來源於俸祿、賞賜或者賄賂，只要不是獨立的封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財富也就不會再培養獨立的人格。

權力只對來源負責，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

嬴政追求的是絕對封建集權，也就容不得任何人有反對意見，無論他的決定多麼離譜、多麼荒唐、要耗費多少別人的生命和金錢。只有完全屈服於嬴政的人，才可能得到贏政的信任，才可能成為封建官僚，才可能得到這些黃金。

這明顯是一個逆淘汰機制，所有試圖保留獨立人格的人，都得不到黃金，被排除在這個體制之外。

 

秦國第一大猛將王翦，自知秦王嬴政絕不會容人掌握兵權，便在統一六國後歸隱。當門客問起的時候，王翦只能悲哀地告訴他們，這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秦國第一謀士尉繚，早就看出嬴政“長目、豹聲、少恩而虎狼心＂。嬴政確立了統一的局勢後，尉繚就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拿到這些金餅的，又是誰呢?

秦相李斯，著名的＂倉中老鼠＂，就是獲得金餅最多的人之一。

李斯年輕的時候看到兩種老鼠，廁所裡的老鼠渾身骯髒還吃不飽，糧倉裡的老鼠吃得腦滿腸肥還不，用住糞坑。於是，李斯感嘆，每個人的命運不同，完全是因為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

於是，李斯找到了秦相國這個能拿到贏政賞賜黃金的好位置。

秦朝三公九卿、三十六郡，又有哪一個不是圍繞在嬴政身畔的倉中老鼠?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是誰在用銅錢?

答：說秦始皇統一貨幣，只是錯誤的想法。

當代考古結論證明，秦半兩的出土區域只限於秦地，其他諸侯國從沒有過出土記錄。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在秦地，出土的秦半兩也幾乎每一枚都與其他的錢不一樣。嬴政明明頒布了秦半兩的統一標準：重十二銖（合八至十克）。彭信威先生在傳世之作《中國貨幣史》中對此有點睛之筆：“現存的秦半兩，按重量來說，超過標準量的有，沒達到標準量的也有，也不能斷定這些銖錢是官爐鑄造的。實際上，秦王朝還沒有完全掌握鑄造貨幣的大權。”

沒有秦半兩，大秦帝國又以何為貨幣呢?答：布幣。

所謂“布幣”不是三晉的空首布，而是布做的＂貨幣＂，就一塊小小的破布，不知哪天遇水就發臭了。

這種破布是怎麼到每一個普通人手中的呢?

答：統一六國之前，所有的秦人都被拉去戰場上砍人頭了，而統一六國後大秦帝國全國人民都在啃磚頭。布幣，就是秦人啃磚頭得到的薪酬。

嬴政的宮殿，不但空前，而且絕後。秦宮絕非今天北京紫禁城可比，也不止

一個宮殿，僅都城鹹陽附近贏政就修了兩百七十座皇宮，這還不包括＂矗不知幾千萬落”的阿房宮。嬴政不僅注重容貌，更注重素質，他把諸侯妻女全部拉進自己的皇宮，煞費苦心地將她們妝扮成“幼妙寵麗”，自己則＂縱酒後宮＂。清晨美人的梳妝鏡，如同天上瑩瑩的明星；渭水上的片片油漬，是從美人們臉上洗下來的脂粉；空中瀰漫的香霧，是美人們在衣服上熏蘭椒（明星熒熒，開妝鏡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

嬴政的皇陵，不但空前，而且絕後。以塚土推算，至少要動用五十萬人力，才能在嬴政死前把整個秦始皇陵修完。更可恨的是，嬴政死後，將所有工匠，連同沒有子嗣的美人全部坑殺，無數條生命都成了他的殉葬品。據說地下以水銀為江海，以夜明珠為星辰，以流沙圍住整個陵墓，內置弓弩，但凡敢偷窺這位始皇帝陵墓者，死無葬身之地。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皇帝，很多帝王的陵墓都被盜墓賊挖空了，唯獨這個名震江湖的秦始皇陵，無人敢拂其纓······

嬴政的萬里長城，不但空前，而且絕後。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甘肅曾經爬過一次野長城，從天水出發開車，兩個小時，然後徒步兩個小時，終於到達目的地。在沒有任何機械的時代，要在荒山野嶺修補一道綿延幾千里的高牆，這得是多大的工程?

即使大秦帝國的普通人承認布幣是一種貨幣，人們也沒有機會把這些布幣帶回家奉養妻兒老母，因為絕大多數勞力都死在了工地上。

贏政在位期間，每年服勞役的人都在兩百萬以上，有數年的勞役徵發超過了三百萬人。新中國史學泰斗范文瀾先生曾經作過估計，秦國統一中國後，有兩千萬人口，除去50％的女性，再除去十八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的男性和士兵，基本上每個適齡男性都被嬴政弄去啃磚頭了，連個外貿尾單都沒剩下。

何況老弱婦孺也未能倖免，這麼多工程，雖然勞力是免費的、材料是搶來的（強徵），但嬴政手下那幫封建官僚要吃喝拉撒，勞力也要吃飯的，這絕不是一個小數字。秦朝農人的田賦、人頭稅約是戰國時代六國的二十倍，徭役約為戰國時代六國的三十倍；六國貴族則更慘，被嬴政悉數遷徙到都城咸陽附近，天下富戶亡盡，於是，我們在史籍中看到了如下詞語：殭屍千里、流血傾畝、百姓力竭、百姓靡蔽、孤寡老幼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六國時代，國人尚可逃亡，只要愛勞動，到哪裡一樣有飯吃。現在，天下一統，逃離土地就是死罪。讓你走，你不走，或者走得慢了點，也是死罪：被徵發服勞役的人如果遲到一天，就會被處死。

嬴政處死你的法子很多一腰斬、梟首、棄市、戮屍、車裂、坑、石桀、戮死、鑿顛、抽肋、簽烹，死刑就有十二種，贏政喜歡奢華，天下人也都顧念自己的家庭。

天下之財，奈何取的時候連地攤上的稅收也不放過，用的時候又像泥沙一樣不知珍惜。結果卻是，宮殿裡的柱子多於田裡的農夫，宮殿裡的木樑多於織布機旁的女工，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鎬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掾，多於機上之工女。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小結：血族的衰亡

有錢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戰國之前，人們的社會關係是“封君一封臣”，大家一起耕種土地、一起娛樂、一起生活……除了成為奴隸的戰俘，世界上並沒有剝削。

戰國之前，我們祖先最主要的農具仍然是木棍和石器，耕牛也是在春秋戰國交接時才成為農業畜力。當然，春秋時代也有青銅，只不過青銅農具的作用是放在祭壇上供人頂禮膜拜，而不是真正用於田地裡耕作。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春秋時代，無論齊國的刀幣、晉國的布幣還是楚國的蟻鼻錢，幣材都是青銅。要知道，幾十錢就可以買到一石糧食，您這兒種糧食還想拿著青銅傢夥?

今天，有人見農民拿黃金做鋤頭的嗎?

木質和石質工具無法支撐一個家庭對抗自然，這種情況下以家族為單位生存是必然的選擇。在集體生存模式下，家族得以延續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海外學者的先秦史研究中，西周、春秋也被稱作“血族時代”。

血族時代，一宗、一姓、一族連生存都困難，包括國王在內，大家都不可能有

過多特殊待遇。王對百姓，要講“王德”、講“仁義”；百姓對國王，要講“信義”、講“忠恕"。

無錢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時代的幸福觀。

所謂“信”是對普通人而言，人們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詐，如果一個人可以欺騙他的同類，當然也可以欺騙上天。基於對上天懲罰的恐懼，“信”才成為最基本的行為準則，這種不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實是當時的常態。

至於“忠＂，不是大家要向誰效忠，而是家族之長要忠於家族、國家之君要忠於國人（上思利民，忠也）。

所以，周王室雖然孱弱、雖然經常被諸侯戲弄、雖然根本就沒有金錢，但除了粗鄙的野蠻人，秦人，沒有哪個諸侯敢對王室動武。

戰國是一個高山為谷、深谷為陵的時代，魏國率先發明了鼓風爐，鐵器成為製造農具的主要材料。鐵器的出現，使得人們以家庭為單位生存。正是這個原因才有各諸侯變法-變家族生產為家庭生產。

戰國未期，中國終於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史記》記載，長平之戰的主角趙括的父親趙奢曾去自己的農地上視察耕種，此後，便是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把公田分給敢於砍別人腦袋的人。

本來，人類生產單位從家族走向家庭是一個進步，離開家族的束縛，單一的人才能有更多作為，贏政的做法卻讓事情完全變了味道。

有錢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夭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統一六國後，贏政只活了十年（西元前22正前210年），十年五次出巡，平均每次出巡時間為一年。高興的時候，就賞賜沿途百姓一點“布幣”；不高興的時候，就殺人全家。巡幸到趙國故都邯鄲的時候，嬴政將幼年時代難為過他的人全部坑殺。每次出巡，贏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績，現所有石刻均已被毀，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於《史記》，無一不昭示這個獨夫民賊妄圖唯我獨尊。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東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戶，北過大夏。人跡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澤及牛馬。(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司馬遷對這些奉承到讓人肉麻的石刻給出了一個簡練而中肯的評價：自鳴得意！

無論哪個時代，都有人活得很光彩，有人活得很艱難。我相信，沒有人想生活得艱難，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大家才拼命賺錢。

＂想賺錢”這個理想很正常，這在西方經濟學中被稱為“理性人”。西方經濟學最大的特徵就是有一堆非常不靠譜的假設，“理性人”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設之一，意思是說，每個人都能精準地判斷自己的得失，然後根據能否賺錢作決定。

西方經濟學只是把“理性人”作為一種假設，這並不是現實。我們不是電腦，不可能每件事都斤斤計較，例如扶起跌倒老人之前不可能預見到自已被訛詐……這位贏政，愣是把兩千年後西方經濟學的假設變成了秦朝的現實。

嬴政締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幫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國人，不光彩。嬴政的光彩又是怎麼得來的呢?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結果：廣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

從商鞅開始，秦人就徹底拋棄了“王德”，凡事只要能獲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敬也要去做。

大家可能還記得，前文提過公叔痊臨終前曾求過商鞅；為秦相後，商鞅以“故國之情”為由，邀請魏國公子冇赴宴，結果在宴會上俘虜了公子冇。此後，

秦國幹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檯面：以王后之尊，色誘犬戎酋長，後詐殺之；嬴政囚禁生母，只要能取勝，什麼法子都用，諸侯名將能以金錢收買的就收買，收買不到的就離間，實在離間不了就派人暗殺……好歹呂不韋討伐六國還找個理由，贏政統一中國的追路上卻充滿了骯髒，不講絲毫道義，有的只是功利。

卑劣的手段，怎麼可能得到高尚的結果?

六國統一後，秦人＂告奸”成風，有時甚至會編造鄰里罪名，為賞金不惜讓鄰居全家送命。據《漢書》記載，按照秦朝的法令，兒子成人後必須與父母分家，否則全家受罰；於是，貧窮的父母會讓身體強壯的兒子先成家，讓體弱的兒子入贅寡婦之家，或者逼迫他們去行商。要知道，入贅、行商，在秦朝是要先被徵發服勞役的，那都是送命的活兒……

最終，貧窮的父母不認兒子，所有人都以有富貴親戚為榮（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

太史公司馬遷慨歎，秦人除了追求“人生在世，勢位富貴”，大概再也沒有別的想法了。

前人成功的路徑，人們往往會模仿；同樣，成功者的心態人們也會模仿，畢竟成功是每個人都期望的事情。

最成功的人，是贏政；秦朝人無論多麼恨嬴政，他們始終對嬴政的這種生活有著些許羨慕：贏政唯我獨尊，於是，每一個秦人也都這麼希望。

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天天在長城上搬磚、游離於生死之間，卻始終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奴役芸芸眾生。所以，秦人顯現出一種山東六國無法理解的暴戾，可以用一年甚至多年積攢的糧食向封建官僚行賄，卻無法容忍陌生人在路上擠一下。為別人車上落下草木灰，他們也能聚眾鬥毆。

現在大家可以理解為何秦人法令對亂丟垃圾者要割鼻了。

整個大秦帝國，人人不知自愛，更不知愛人，所有人都只為利益而奔波。一旦所有秦人都按功利作決策，都以奴役他人作為自己的幸福觀，那麼，優秀者就會迅速被虛偽兇殘卑劣者驅逐。事實上，秦人已不可能允許高尚和坦誠存在。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此時，秦帝國也就去日無多，因為，秦帝國中巳經沒有優秀的人，更沒有優秀的人能挽救秦帝國衰亡的命運。

本來，嬴政指定的繼承者扶蘇（秦始皇長子）是一個宅心仁厚的人，如果扶蘇即位，或許能延秦朝之命。畢竟贏政在位僅十年，扶蘇也許回天有力，能力挽狂瀾。

而嬴政身邊的人，都是李斯一類的＂倉中鼠”，又豈能讓扶蘇之流存在?

想擁立秦二世贏胡亥的宦官趙高只用了一句話就讓秦相李斯矯詔殺掉了公子扶蘇：定太子之位就在我和君侯，扶蘇必用蒙恬為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於鄉里。

繼位的贏胡亥，全盤繼承發揚了贏政的幸福觀，剛剛即位就向趙高宣示了自己的帝王信條：人生如白駒過隙，我做皇帝，就可以窮盡心智去享樂一生了……

 

在位三年，贏胡亥一直為自己的幸福奮鬥。為保住帝位，嬴胡亥殺掉了自己的十九個兄弟和姐妹（殺全家）；就連幫他登上帝位的李斯也遭受了具五刑，先割破臉部、削掉鼻子、剃去腳趾，抽打至死，最後攔腰斬為兩截；至於出巡、修陵墓乃至重修阿房宮，贏胡亥一樣都沒少於。

還有一件事，胡亥也沒忘：即位後，胡亥先後兩次要求山東六國必須使用秦半兩，即“複行錢”。

當然，贏胡亥也沒能統一貨幣，嬴政沒有做成的事嬴胡亥照樣做不成。兵戈可以消滅人的生命，卻永遠無法消滅生生不息的貨幣，只要人類還存在，經濟進程就不可能由權力決定。

秦朝，一面是足值的高純度黃金，一面是殘破不全的布幣；一面是嬴政一人占盡天下之利，一面是無數農人屍骨相枕……

羸胡亥即位當年，有著“鴻鵠之志”的陳勝揭竿而起，引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雖然後人給了陳勝莫大的榮譽，劉邦以諸侯之禮祭祀陳勝，司馬遷甚至以王侯之禮為陳勝立傳，但這位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農民領袖，最終不過是在贏政的幸福觀激勵下想做另一個羸政而巳。此後，農民起義再沒停止。

西元前207年，秦軍主力在鉅鹿(位於今河北省邢台市)向項羽投降，嬴胡亥在趙高威逼下自殺，以平民禮被葬於咸陽；西元前206年，劉邦率兵攻入咸陽，繼任者嬴子嬰向劉邦投降；一個月後，項羽入咸陽，殺子嬰，阿房宮也被付諸一炬。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漢初大通脹

劉邦大概沒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後兩千年的社會結構：皇帝是社會最高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錢，逐級管理小農；最底層是萬於小農，他們對帝國納稅，用自己的血汗錢養活帝王與封建官僚。

年輕時劉邦混得相當不怎麼樣，經常去酒館賒賬，留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期的不良信用記錄。至於後來這位皇帝有沒有還錢，史書卻沒有記載。

史書只告訴我們：在陳勝吳廣的激勵下，這位曾經賒酒賬的＂亭長”從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職業，造反。造反的成績很卓著，“楚漢之爭”以劉邦的勝利而告終。勝利後的劉邦一定很鬱悶，戰亂極大地損耗了社會財富，史書有記載的戰爭死亡人數就在百萬以上，項羽在攻入咸陽的時候又一把火燒掉了阿房宮。劉邦登基的時候，堂堂皇帝居然連區區四匹白馬都沒湊齊，丞相、大將都要坐牛車上朝，社會經濟之凋敝可見一斑。

環顧漢帝國的版圖，皇帝突然發現自己說話並不算數。

當時全國四十五郡，有三十個郡在齊王韓信、淮南王英布、韓王彭越等十七個異姓王手中。表面上這些異姓，對劉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繳納供奉，只不過把銅錢的含量縮水90%。古人給這種錢起了個很形象的名字，莢錢

所謂莢是一種豆科植物，與浮萍意思相近。

看著國庫裡這些破爛的莢錢，劉邦或許意識到自己距離至高無上的皇權還很遠，只要有異姓王存在，劉邦就不可能實現“大丈夫當如此＂的理想。

異姓王都是刀頭舔血的暴徒，斷然翦除，必天下大亂，於是，劉邦想到了一個法子：重申秦帝國的鑄幣標準，要求帝國臣民使用重十二銖的秦半兩。更重要的是，異姓王的三十個郡也必須向朝廷繳納這種足值的秦半兩。

劉邦所鑄秦半兩很快就被諸侯回爐，再次鑄成了莢錢，人們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兩也會藏在箱子底。這就是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如果良幣和劣幣同時流通，良幣會逐步減少，市面上流通的將都是劣幣。

諸侯依舊向劉邦繳莢錢，貨幣流通還是一團糟，至於糧食價格，則一飛沖天。漢初，每石糧食從五千錢暴漲到一萬五千錢，至於當時的奢侈品，馬匹，則上漲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劉邦實在撐不住了，宣佈官方貨幣減重為三銖，實際上承認了莢錢的合法地位。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詳細記載的大通脹，為爭奪財富，皇帝和諸侯競相對貨幣減重，誰的錢最破，誰在市場上就最有競爭力。

貨幣減重無疑會危及帝國經濟，但是重建貨幣信譽的基礎是帝國有良好的實體經濟。為重建帝國經濟，在實行貨幣減重的同時，劉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漢高祖二年（西元前205)，劉邦將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給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約能獲得一百畝土地。

自從鐵器成為普通農具，中國人始終未曾真正有過自己的士地。戰國七雄征戰不休，嬴政把勞動力都弄去啃磚頭，跟著就是楚漢爭而，是個男人都被拉出去當兵了。士兵是一柄雙刃劍，既然可以與項羽作戰，當然也可以吞噬剛剛建立的漢帝國。

其實，沒有誰天生就是暴力機器，只要有穩定的生活，誰也不願意靠舞刀弄槍吃飯。絕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們只想平靜地度過一生。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靜的一生寄要穩定的收入；在農耕社會，穩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數量的土地，即使劉邦這樣的流氓也嚮往舊園牛匯賜予士兵士地，士兵也就實現了這個夢想“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這是皇帝頒給帝國士兵的最高獎賞。

一旦獲得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士兵就成為漢帝國最忠心的捍衛者：誰想打破我的鐵飯碗，我是一定會和他拼命的。雖然劉邦弄出來一個大通脹，但莢錢畢竟是計重貨幣，到底值多少錢，大家可以用秤陀衡量貨幣，對農人的影響不是很大。

劉邦大概沒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後兩千年的社會結構：皇帝是社會最高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錢，逐級管理小農；最底層是萬於小農，他們對帝國納稅，用自己的血汗錢養活帝王與封建官僚。

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始終沒有擺脫“[皇權-封建官僚-小農]“這個三位一體的窠臼。劉邦經營數年，在自己的十五個郡，國人再無戰爭之苦、秦朝酷刑，小農歸於莊稼，儼然已經是四海昇平。

劉邦有了底氣，高祖八年（西元前199年）頒《盜鑄錢令》，明文禁止諸侯再以莢錢忽悠他。所謂《盜鑄錢令》，其實就一條：由皇帝統一全國鑄幣權，諸侯不得自行鑄幣。

遺憾的是，諸侯並未執行劉邦的命令。

在封國之內，諸侯擁有自己的軍隊、稅收權和官吏任免權，毫無懸念，劉邦的《盜鑄錢令》流產了，莢錢依舊風行各地，諸侯也照樣拿莢錢忽悠他。

世界原來遠未清靜。所有人都有可能爭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異姓王。

異姓王有獨立的封國，獨立的經濟來源，不用拿薪水，當然也就不用聽皇帝的話。楚漢爭霸的時候，韓信就要脅劉邦封他為齊王，現在諸王又拿莢錢忽悠劉邦。

一定要消滅異姓王！

皇權之下沒有任何競爭，也絕不允許有人挑戰皇權，所有的規則只有一條：服從。

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可能是經濟掠奪，也可能是肉體征服。既然經濟手段不能讓你交出財富，那就從肉體上消滅你！戰爭永遠是經濟鬥爭的繼續，韓信的命運把這個法則體現得淋漓盡致。

楚漢爭霸之時，謀士蒯通向韓信獻計：“以您的賢能和手中的兵力，又擁有燕、齊兩國的土地，而楚漢爭霸消耗了劉邦、項羽各自的實力，您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您要知道，天予弗取，反受其糾。”

然而，韓信沒有造反。果然，反受其糾。

在劉邦的默許下，韓信在漢高祖十年（西元前197年）被呂雉（漢皇后）和蕭何（漢丞相）謀殺。漢室史官為我們留下了審訊蒯通的記錄，對蒯通勸韓信造反的建議，韓信的回答卻是，大丈夫怎麼能因利益而放棄信義！

韓信死後，劉邦又擊殺了英布、彭越等異姓王，到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196年），除長沙王吳臣外，異姓王被全部消滅。

劉邦，這個出身流氓的皇帝，終於完成了中央集權的夢想。

既然消滅了異姓王，正常思維應該是仿效秦始皇強化郡縣制，但是這位平民皇帝選擇了一條誰也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為王，並與諸王約定，此後非我子孫稱王，天下人都可以殺了他（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劉邦親眼目睹了秦帝國的分崩離析，危急時刻無人願意支撐起破敗的帝國。畢竟，官僚靠薪水吃飯，就算貪污的本事很大，也沒有理由維護別人的一姓天下。

如果沒有血濃於水的同姓諸侯王，漢帝國將來同樣無法應對真正的危機。事實證明，分封劉氏諸王是對的，如果沒有劉邦留下來的同姓諸侯，恐怕漢朝早就得跟著皇后呂雉姓“呂”了。

無論對與不對，一切都與劉邦無緣了。西元前195年，劉邦在平定南詔國叛亂的過程中死去，把這個爛攤子留給了自己的皇后呂雉。

人們習慣於將劉邦的皇后呂雉稱呼為＂呂后”，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位臨朝稱制的太后，另外兩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書中出鏡，三位女強人都是中國貨幣史上濃墨重彩的人物。

劉邦剛剛死去，呂雉就收到北部鄰居匈奴的一封國書。在國書中，匈奴的單于冒頓輕蔑地向呂后求婚：＂我雖然是生長在牛馬群中的粗人，也曾數次遊歷（搶劫）中國。聽說你們的皇帝剛剛死去，你現在成了寡婦，恰好我也是單身，不如我們互通有無吧（嫁給我吧）。”

面對這封帶有羞辱意味的國書，呂雉這位漢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只能忍氣吞聲。她知道，帝國經濟根本不能支撐對匈奴的戰爭。然而，從呂雉開始，僅僅不到一個世紀，破敗的漢帝國就一躍變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直接把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匈奴騎兵趕到了西歐，讓羅馬帝國受盡了欺淩。

呂后晚年，西漢單個衣業勞動力的原糧產量巳經突破了三千四百斤，這不但是西歐一千五百年後的勞動生產率，也遠高於1978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二千二百四十斤）。應該說，中西文明爭霸就是從漢帝國驅趕匈奴開始的，在第一輪交鋒中，西歐完敗。

西漢帝國究竟是如何一舉從弱變強的呢?

究竟是什麼原因賦予了漢帝國擊潰匈奴的能力?

是什麼原因讓這片原本破敗的上地創造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勞動生產率?

遺憾的是，我們的史書記述的是帝王將相，至於經濟成因，塵封的故紙堆沒有告訴我們答案。所幸，除了這些隨著時間停滯的古文字，我們還有現代考古學。

1983年12月，湖北省荊州市出土了一份漢代竹簡《二年律令》，意思是呂后稱制二年（西元前186年）頒佈的法律。這些帶著腐土氣息的竹簡穿越了兩千多年的時空，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史書中從未記載的呂雉。

 

呂雉繼承發展了劉邦的土地政策，帝國中央政府把授田範圍擴大到全體臣民。各級政府先統計劉邦時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對未得到士地的人登記造冊，長期沒有上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後，縣令根據名冊給無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體國人被劃分為六等，最高一級的＂侯”可獲得田地九十頃，最低級的＂庶人”可以獲得田地一頃，就連犯有輕罪的犯人也能在釋放後獲得半頃田。

＂侯”與“庶人”，看起來貧富差距還是蠻大的。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侯”是戰爭時代的功臣，整個漢帝國只有一百一十三個“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級的“大夫”（正部級）也只能獲得二十五頃田。此後，任何一個王朝”大夫”級官員與普通人的貧宮差距都遠遠超過了25:1。

連接官員與庶民的紐帶，便是稅收。

呂雉堅決執行了一項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稅收政策一“十五而稅一＂，換算一下，呂雉時代庶人個人收入所得稅稅率為6.6%，而且，沒有累進稅率。

《二年律令》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秦人以軍功授田，劉邦以服兵役為代價授田，只有到了呂雉才真正實現了全國範圍的＂均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個最普通的庶人都獲得了土地，整個社會實現了孟子的“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理想。這是無數先賢追求的大同世界夢想“耕者有其田”，請注意，我沒有說這是“耕者有其田”的雛形，而是實實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後世，無數帝王都想模仿呂雉＂均田”，卻無一不鎩羽而歸。不是呂后比別人更聰明，更不是呂后有多麼靈活的手腕，而是因為，漢初之時，從六國貴族到劉邦分封的異姓於都被翦除，舊有的既得利益者巳經被消滅殆盡。剛剛建立起來的官僚體系還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對包括呂雉在內的所有人來說，未來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對公平的方案平均田地。這種混沌初生的情況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模糊面紗＂，在“模糊面紗"條件下，利益集團不可能剝奪普通人的財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團都可能被稱為剝奪者。

呂雉知道人民安居樂業才是大權一統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劉邦留下來的同姓王，就如同劉邦看到當年的異姓王一樣，這些人讓呂雉距離至高無上的皇權同樣很遙遠。

授田政策執行了十年後，帝國的財富開始增長，呂雉一定覺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劉邦一樣，她最初對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變幣制。

呂后二年，呂雉下令禁止民間鑄莢錢，朝廷統一鑄＂八銖錢”，八銖錢模仿秦半兩，在貨幣史上被稱為本秦錢。

呂后規定，莢錢此後在帝國境內不得流通，最要緊的足、諸侯向朝廷納貢時要繳納八銖錢。政策的目標是禁止諸侯用莢錢忽悠自己，這樣朝廷的收益比較實惠。

想法是好的，結果是差的。

廢莢錢、繳八銖錢，這是一筆很大的支出，諸侯自然很不情願。

呂雉VS同姓王＝八銖錢VS莢錢。

但是很遺憾，關鍵時刻，匈奴再次拜訪漢帝國邊境。平時，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來搶劫，呂后三年（西元前185年）卻“零售改批發”，直接派兵佔領了漢帝國的阿陽城。呂后可以隱忍匈奴單於對自己的侮辱，卻不能坐視帝國領土被侵蝕。因為一旦獲得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匈奴騎兵便會一步步縱深進入中原腹地。是年，漢帝國出兵雲中，後攻阿陽，一打就是一年，呂雉完全沒有餘力推行她的貨幣新政。

拒匈奴於國門之外，必須有強盛的經濟；建設強盛的經濟，必須不能有大的戰事，讓國人能夠休養生息。對呂雉來說，這完全是一個悖論。與我們在這裡紙上談兵不同，呂雉必須用實踐解決這個悖論。

呂雉給出的答案是：戰爭經費全部來源於貨幣減重。

呂后三年未，官方鑄幣從“八銖”改為“五分＂。所謂“五分”是“二銖四系”，相當於八銖錢的四分之一多一點，貨幣貶伯接近75%。

呂后五年（西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終於退回了大漠。呂雉喘了一口氣，第二次動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鑄偽錢”。

呂雉實在是一個很不幸的女主。

呂后五年，帝國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南部邊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擁立一個叫趙倫的地方官為“南越武帝”。可憐北部邊境尚未肅清，又要遠征南越，那可是一個璋氣滿山、氣候暑濕的地方，比對付匈奴一點都不少花錢。

呂后只好拿出老辦法，繼續讓貨幣減重。據史書記載，呂后五年，呂雉將銅、錫合鑄的“五分錢”改為銅、鉛、鐵合鑄。鉛和鐵要比錫重很多，鑄幣含銅量急劇下滑。這個時期出土的文物則證明，實際情況比史書記載還要差很多，鑄幣的重量已經從“三銖錢”變為＂一銖錢”，為官方鑄幣標準八銖錢的三十分之一。三年內貨幣貶值三十倍，如此鑄幣減重，錢還是錢嗎?

但是，漢帝國經濟沒有因為通脹而崩潰。

因為，呂雉堅守住了自己的底線：邊疆戰事最緊張的時候，仍舊維持對小農“十五稅一”的政策。所以，這位女強人才窮到不得不實行貨幣通脹。

對民生來說，“高稅收＂、“高通脹”是兩難選擇，帝國出現危機的時候只能擇其一。農耕時代，最主要的財富生產手段是種地，普通人對貨幣的需求量遠低於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脹給帝國經濟帶來的傷害，更多是對工商業和封建統治階級，對農人而言，如此低的稅收才是最重要的。

儘管中國第一位女主與民生息、輕徭薄賦，然而歷史並沒有給這位女強入以良機，甚至沒有給她足夠的時間。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還未能生產足夠的財富，建立一個強盛的帝國仍需要時間。

盛世鑄私錢

皇帝在自己地盤上大搞各種“減稅、勸農”運動，連劉恒自己都親自跑到地裡種莊稼，諸侯如果先落了下風，那皇帝乾脆也不用＂削藩”了。出於＂削藩"的危機感，更出於獲得優勢經濟的動機，諸侯對振興封國經濟的渴盼遠甚於皇帝劉恒，很多成績也是漢郡所無。

西元前180年，呂雉薨，南詔國隨即自去帝號。也是這一年，劉恒登基稱帝，是為漢文帝。自此，中國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現在，很多人如是說：漢文帝、漢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權，是地主階級先進生產力的象徵；同姓王搞獨立王國，是落後生產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後勢力；“文景之治”中，先進的漢景帝打倒了落後的同姓王吳王劉濞，是先進力量戰勝落後勢力，具有歷史必然性。

錯! 沒有這種必然性!

歷史上，從來沒有絕對的“先進”，也沒有絕對的“落後”，所有的“先進”、“落後”都是從今人口中折射出來的。如果劉恒不是當了皇帝，那麼他也是諸侯之一，怎麼可能因為當了皇帝就突然變得“先進”?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國也不是天然對立的，歷代帝王之所以要消滅封國，只有一個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諸侯才有能力對抗封建帝王，其他，無論是地方封建官僚還是富甲一方的豪門巨室都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用經濟學語言解釋會更為明晰：任何一個市場，一旦缺乏競爭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場中，無論買方還是賣方，一旦形成壟斷，日子就會過得非常舒服。帝王與諸侯，就是壟斷與競爭的關係，帝王要想“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就必須消滅所有競爭勢力。

皇帝一定要消滅諸侯，無論是同姓王還是異姓王。

劉恒成為皇帝時，情況更不樂觀，全國改設五十七個郡，四十二個郡在諸侯手中。和自己的父親劉邦一樣，他只有十五個郡；不同的是，劉恒這十五個郡的面積更小。

要想讓諸侯聽從命令，必須先有強勢的經濟，有了強勢的經濟才有可能征服諸侯。結果，在經濟建設上，漢文帝遇到了諸侯的強勢挑戰。

劉恒登基後兩年（西元前178年），帝國小農的租稅從劉邦、呂后時代的“十五稅一“降低到“三十稅一”，即個人所得稅降低為3.33%；十年之後，劉恒下令帝國十年之內免征“農業稅＂，“口賦＂（人頭稅）也從一百二十錢降低到四十錢。

有人估算，這個時代全體國人的整體稅負降低到2％以下。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低稅收環境。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同姓王的諸侯國。

很多人以為，“王爺”可以在自己地盤上收稅、無償徵發勞役、訓練軍隊，這些“王爺＂肯定是為所欲為、欺男霸女、魚肉鄉里、無惡不作……

世界永遠是有規則的，上述“王爺”的形象不過是某些人自己的幻想世界，純屬妄自伲測，跟漢代真實的同姓王沒有一點關係。

皇帝就差在臉上寫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會被治罪，要想對抗皇權，要想自己子孫繼續封王，必須有對抗皇權的經濟實力。

況且，皇帝在自己地盤上大搞各種“減稅、勸衣”運動，連劉恒都親自跑到地裡種莊稼，諸侯如果落了下風，那皇帝於脆也不用＂削藩”了，過幾年，諸侯自己投誠得了。出於＂削藩＂的危機感，更出於獲得優勢經濟的動機，諸侯對振興封國經濟的渴盼遠甚於皇帝劉恆，很多成績也是漢郡所無。

《漢書》這樣記載諸侯國當時的風氣：劉恆登基後，諸侯國信奉治國之道在於清淨無為，認為農人不被打擾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諸侯都不再對農人收取錢糧，以博得國人支持。

以吳國的劉濞為例，由於吳國境內沒有農業稅收，吳王劉濞才不得不靠煮鹽、鑄錢過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劉恆是在諸侯壓力下才取消了漢郡內的農業稅，此前，齊國、吳國、楚國均已無農業稅。

皇帝和諸侯都不對農人收稅，帝國財政靠什麼運轉，又靠什麼維持自身統治?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惑，也有很多人這樣解釋：文景時期漢帝國機構高度精簡，一個縣衙往往只有三至五個官吏，其餘大家平時在電視上見到的衙役都是臨時從富戶子弟家里拉來湊數的。加之劉恆確實是一個比較節儉的皇帝，在位期間皇室沒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捨不得花一百金修一個露台，因為這是十戶小農的所有家產。

這是對的，在中國歷史上，比劉恆更節儉的帝王大概只有馬上就要出場的王莽和此後的崇禎帝；但這又不完全對，因為錢絕對不是省出來的。劉恆時期，漢帝國的財政稅收一點也不少，只不過進項不一樣罷了。

為改變對諸侯國的經濟劣勢，劉恆想到了一個新的辦法：放開帝國的銅礦開採、冶鐵業、山林採伐、工商貿易、煮鹽業、畜牧業……民間可以進入一切可以進入的行業，只要你能賺錢！

就連人主之權的象徵一鑄幣權，劉恆也完全放開，包括普通農人在內，人人都可以自由鑄幣，只要你造的錢能花出去。

從嬴政開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識到鑄幣應該是皇帝獨有的權威，劉邦、呂后甚至想以壟斷鑄幣權打擊諸侯經濟。也是從贏政開始，中國的貨幣混亂不堪，漢初更是莢錢盛行，通脹不斷。劉恆治下的帝國政府，只給出了一個鑄幣標準：貨幣重鼠應達到四銖，貨幣形制應該是方孔圓錢；至於造成什麼樣子，那是鑄幣者自己的事情。

漢代錢模子

用今天的貨幣數量論來解釋劉恆的貨幣制度一定會遇到難題，因為惡錢（質料低劣的錢幣）增多是物價昂貴的原因，只有停止鑄造惡錢才能恢復幣值穩定。現在，劉恆放開私鑄，怎麼可能禁止惡錢流通?讓普通農人私鑄貨幣，物價還不飛上天?

經濟運行有自身的規律，貨幣只是經濟的表像，一旦有其他行當比貨幣減重賺錢更多，沒有人會幹這種受累不討好的活。

在絕大部分人還要辛苦農耕的時代，冶鐵、畜牧、貿易、手工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換句經濟學的話講，這些行業都是創新行業，想像一下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台VCD能賣幾千元，大家就明白為何無人再私鑄莢錢了。

鑄幣賺錢很是麻煩，有這麼多賺錢的行當，費這事幹啥?

有了山川林澤的稅收，劉恆再也沒有興趣關心吳王劉濞是不是私自鑄幣。無論民間鑄幣還是官方鑄幣，造出來的都是錢，民間鑄幣不但節約了官府費用，還能有一筆稅收，何樂而不為?

 

剛剛萌動的漢帝國，絕大多數人的目標巳經是＂耕作三年，剩餘足供一年用度”，這個所謂“耕三餘一”的目標只在漢唐兩代盛世曾經實現，除此之外皆為虛幻。《漢書》為我們這樣記述這個時代：農閒的時候每一個村落邊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賽馬，人們紛

紛把自己的馬匹牽出來向大家炫耀……

呂雉死的時候，漢文帝劉恆並非帝王的最佳人選。他是劉邦的兒子，跟漢惠帝平輩，理論上不能繼承大統，但是，皇室貴冑不願扶助一個強勢諸侯登上帝位。於是，這個在代國韜光養晦的”代王”劉恆被送上帝位。

從治理帝國經驗上看，劉恆絕對是見過大世面的。登位之初，劉恆誅殺呂后子弟，擺平漢初功臣殘餘勢力，就連扶助他登位的周勃等人都被弄回老家去種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訴劉恆，裁撤諸侯一定會給帝國帶來莫大的傷害，所以，他才把不斷忽悠削藩的賈誼放逐到長沙，把號稱＂才華橫溢＂的晁錯弄去研究《尚書》……

這位信奉黃老“無為而治”的皇帝，採用了一種比較溫和的手段對付同姓諸侯。他提出：諸侯死後不能由一個王子繼承，國土要平分給所有兒子；沒有子嗣的諸侯，在諸侯死後皇帝將收回封國。按照這個政策，對每一代諸侯來說，把土地平分給兒子並未直接減少土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劉恆雖然看不到皇權統一，但是幾代人下來，諸侯一定會像溫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勝利就在前方的時候，劉恆死掉了。

 

058

劉恆的繼任者是漢景帝劉啟，父子倆完全不是一回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並列，可是無論史籍對劉啟如何溢美，我始終覺得劉啟是一個愣頭青。

當太子的時候，劉啟就因為一輛馬車不給他讓路而殺掉了對方，被殺的人正好是吳王劉漲的王位繼承人。

劉啟成為漢景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劉恆時期的廢臣一晁錯（時賈誼已死）。晁錯的治國思路，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活脫脫就是一個商鞅的再版。保甲連坐、重農抑商，甚至把幾十萬名農人發配到北部邊境戍邊……

帝王追求絕對權力，是因為絕對權力有著絕對收益：消除了諸侯競爭，才能貪夭下之利。帝王一個人並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拋棄了諸侯而選擇了封建官僚。而與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個更可怕的利益群體。

皇帝與諸侯之間是一種“壓力雙向傳導機制”，如果皇帝政令對封國不利，諸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駁回命令，壓力傳導到最末端的小農就會逐步衰減。封建官僚是一種“壓力單向傳導機制”，壓力只能逐級向下傳導，封建官僚不但不會分散壓力，而且會為了自身利益擴大這種壓力。這樣，壓力傳導到最後的小農便會呈幾何級數擴張。無論是諸侯還是帝王，說到底對國家財富都是具有所有權的，一家一姓的地盤，民不聊生對他們也沒有好處。封建官僚卻完全不同，只要達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諸侯確實會危害帝王權力，廣設封建官僚卻會危及全體臣民，社會上下層之間會徹底喪失溝通機制。翦除韓信、英布等異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鋒。對消滅吳王劉潰的任務來說，也是如此。

呂后死的那一年，朝廷動亂，周勃、陳平等人廢掉了少帝，劉姓諸王與呂姓諸王鬥得天昏地暗。如果劉濞真的處心積慮想造反，這個時候不造反，反而選擇二十年後國泰民安的時候起事，除非是腦袋壞掉了。

晁錯是不會考慮這一點的，他只看到劉濞十多年不來朝拜皇帝，只看到劉濞的封

國富甲天下，而宮甲天下又沒有他晁錯的份兒。他沒有想想，正是帝位上的劉啟殺掉了劉潰最鍾愛的太子。

面對帝國的財富，晁錯只會眼紅。雖然他從政多年，卻一直被劉恒放在冷板凳上，

根本沒有處理複雜政治鬥爭的經驗。晁錯認為，所有權力都源自皇帝，只要他一聲令下，諸侯就該臣服，就該老老實實交出封地。

所以，晁錯選擇了一個毫無新意的方法對付諸侯：不准鑄幣。

 

我貨幣者，雖強必I漢誅武反帝高祖)-059

第三

章犯

在晁錯眼裡，銅錢之所以能成為貨幣，完全是因為諸侯私自鑄幣。至於貨幣，壓根就是沒用的東西，之所以貨幣能代表財富，完全是因為諸侯拿走了帝王的東西。除了帝王（當然，還有晁錯自己），包括諸侯在內的漢帝國的臣民都應該去田裡種地，至於糧食值多少錢，只需要皇帝一紙敕令。

晁錯不准劉濞鑄幣，把吳國國富民強的結果說成謀反的證據，擺明瞭是想搶劫劉潰多年積攢的財富，讓他徹底喪失與皇室談判的籌碼。

即使這樣，劉濞也什麼都沒有做，一直在忍。

漢景帝三年（西元前154年），晁錯再出昏招，直接削去吳國的兩個郡、楚國的一個郡、趙國的六個縣。因為，他認為封國只是帝國的腳趾頭，腳趾絕不能比腰粗，無論自己是否削去他的封地，劉濞這幫人都會造反，與其如此，不如先發制人。

誰告訴你諸侯就不能比皇帝富裕了?我什麼都沒做，你就說我造反，不就因為我有錢，又不讓你管嗎?

 

此令一出，諸侯譁然，既然你認定我要造反，那我就反了吧。吳王劉潰挑頭，糾集六個諸侯起兵，要求“清君側，誅晁錯＂，史稱“七國之亂”。

這裡不想記述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過程。我只想告訴大家，“七國之亂”的結局特別無厘頭：為平定“七國之亂”，劉啟派人暗殺了晁錯；晁錯死後劉濞造反也

就失去了合法性，此後劉濞被漢將周亞夫剿滅；至於周亞夫，最後也因“謀反”被殺，理由是：周亞夫平叛的目標是要追隨劉濞去陰間造反……

從爭奪鑄幣權到兵戎相見，目的只有一個：統一手中的權力，不再有人對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產生競爭，這樣，皇帝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平定“七國之亂”後，漢帝國同姓王不再擁有稅收權，也喪失了封國內的官吏任命權，留下的只是一個封號。當權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貨幣之上，皇權便開始主宰中國經濟的進程。剛剛統一的漢帝國，在帝王一個人的旨意下又將走向何方?

漢武之夢

為挽救瀕於崩潰的漢帝國的財政，漢帝國又一次推出了貨幣改革。在詔書中，劉徹毫不掩飾地說明了本次貨幣改革的目的：彌補日益浩繁的戰爭開支，借推行新幣禁商人之利。

從呂后到“文景之治”，四代統治者與民生息，漢家天下有了半個世紀的太平時光。

 

060

劉啟的繼任者是漢武帝劉徹。《漢書》記載，劉徹稱帝的時候天下一派太平氣象：農人家中糧食充盈，幾輩子也吃不完；郡縣府庫的糧食全是滿的，很多已經腐爛不能吃了；國庫中存了幾百億個銅錢，很多穿錢的繩子都巳經腐朽了，官員卻沒有時間清理…·?，

沒有人知道，漢家盛世潛伏著莫大的危機，根源就是這位誕生於盛世的帝王－劉徹。

危機的開始，是漢匈之戰。

贏政時代，匈奴曾經敗於秦將蒙恬，秦末漢初中原大亂，匈奴卻在冒頓單於的治理下破東胡、走月氏、臣服諸羌，國力空前強盛。對剛剛建立的漢帝國，匈奴自然不放在眼裡，經常騷擾帝國北部邊境，殺邊民、燒房舍、掠財物，劉邦險些被匈奴俘虜、呂后不停被冒頓羞辱，即使如此，劉邦、呂后、文景二帝也不得不以和親的方式安撫匈奴。

要知道，匈奴是一個遊牧民族，常年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流浪，隔三差五出來“打

牙祭＂；漢帝國卻是一個農業國家，居民常年定居在一個地方，根本經不起折騰。和親政策只能維持表面的和平，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只能靠武力。

充盈的國庫給了劉徹解決帝國外部危機的能力，一定要解決匈奴！

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竇太后剛剛過世，現在劉徹說話算數了，他馬上就發動了對匈奴的第一波攻擊。

戰爭歸戰爭，對這位富有天下的帝王來說，“不花錢、辦大事”也是最好的選擇。於是，劉徹構思了一盤大棋：馬邑之謀。他想以邊貿為名把匈奴單於騙到馬邑一舉生擒，然後讓事先埋伏在馬邑周圍的20萬漢軍擊潰匈奴主力。

遺憾的是，單於看破了劉徹的計謀，並未上鉤。既然撕破了臉皮，雙方就從小打小鬧改為大打出手。

對漢帝國來說，戰爭的代價也是極其慘重的。

，元朔二年（西元前127年），衛青收復朔方，費金數千萬，山東男丁悉被徵發。，元朔四年（西元前125年），衛青連年征戰，僅給將士的賞金就超過了二十萬金，

要知道當年漢文帝花一百金修個露台都沒捨得。

—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率四萬人歸降，劉徹想派三萬輛車馬去迎接。但此時，堂堂漢帝國已經連三萬車馬（民用）都湊不出來了。長安令向劉徹求情，希望能為長安郡留下馬種，劉徹卻覺得長安令讓他丟了面子，一怒之下斬殺長安令，順帶殺了長安市集上五百多個不肯掏錢買馬捐贈朝廷的商人。

 

第章

三銖

一元狩四年（西元前119年），漢匈決戰。是年，漢帝國共出動十萬騎兵，配合作戰的步兵、輔重兵有幾十萬人，此外，還有邊境協同出戰的十萬邊民。霍去病、衛青從兩個方向出擊匈奴，共斬殺匈奴兵九萬人。

在經歷了長達十一年的戰爭後，漢帝國終於迫使匈奴流竄到西歐去欺負羅馬帝國

了。不過，僅此一戰，漢帝國也損失了四萬多名戰士、十一萬匹戰馬。儘管霍去病、衛青是獲得了五十萬金的賞金，但是，出征的士兵沒有領到薪水，原來國庫裡糧食和銅錢堆積如山，現在早就變得空蕩蕩……

為挽救瀕於崩潰的漢帝國的財政，漢帝國又一次推出了貨幣改革。在詔書中，劉徹毫不掩飾地說明了本次貨幣改革的目的：彌補日益浩繁的戰爭開支，借推行新幣禁商人之利。

貨幣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了原來民間流通的四銖錢，推出三種新的貨幣

皮幣、自金幣和三銖錢。所謂皮幣，就是弄了塊鹿皮，告訴全國人民，這塊皮值四十萬錢；自金幣則分為龍幣、馬幣和龜幣，分別可以兌換三千錢、五百錢和三百錢。幹於三銖錢，望文生義，就是重為三銖的錢。

皮幣、白金幣都是虛值貨幣，根本就不值錢。白金幣是銀、錫合金，算是一種金屬貨幣，但也不會達到三千錢、五百錢或三百錢；至於皮幣，說好聽點是白鹿皮，說難聽點就是一塊擦桌布，這樣的東西居然值四十萬錢。

為保證三種貨幣能夠流通，劉徹規定凡朝廷的供奉、租稅都必須以皮幣、白金幣繳納，他不收零錢（三銖錢）。

皮幣面額實在是太高，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劉徹要求王公巨室必須以黃金向

"我貨幣雖強者必誅，(漢高祖|漢武帝

061

他兌換；

—白金幣針對殷實的小康家庭，必須用足值的四銖錢換取白金幣；

一三銖錢針對小農，小農要以“一比一”的比例用四銖錢兌換三銖錢……

 

062

除了向劉徹交錢，誰也不會真在

日常交易中用皮幣或白金幣，這兩種錢代表的價值太高。至於三銖錢，從“文景之治”算起，四銖錢已經流通了

五十年，誰也不願再用這種小錢。

一張上好的鹿皮最多也就兩千錢，一塊皮幣卻值四十萬錢，利潤何止300%。至於白金幣，同樣是利潤超過

300％的生意，如果不盜鑄，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年間，為懲罰盜鑄貨幣，朝廷處死了幾十萬人，民間因為盜鑄自相殘殺的人更不可勝數。

就這樣，仍然是＂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

這不是幣制改革，而是徹頭徹尾的搶劫！不得巳，一年後，皮幣、白金幣、三銖錢就被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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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銖錢制形

有人說廢除皮幣、白金幣後劉徹開始推行五銖錢。至此，天下風行官鑄五銖錢，劉徹第一次在中國貨幣史上統一了貨幣。劉徹確實廢除了皮幣、白金幣，此後，漢帝國也確實流行五銖錢，只不過首推者不是劉徹。

此時，民間開始按照交易的標準自行鑄造五銖錢。這批五銖錢被稱為＂郡國五銖＂，因為流通的地域集中在諸侯郡國（畢竟，在郡國之中皇室的權威會稍稍得到抑制）。有了民間自鑄五銖錢，三銖錢幾乎沒有任何市場，就算皇室去市集上買東西也要先兌換成五銖錢。

而且，我還要告訴大家，劉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馬上順應形勢，開始自己鑄造五銖錢。官鑄五銖錢幣材為紫銅，錢紋、形制都非常粕美，絕對是貨幣收藏中的極品。由於民間沒有掌握紫銅鑄造技術，因此不能盜鑄。

所以，說劉徹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統一了貨幣，也是沒有錯的。

劉徹的五銖錢被稱為“赤仄五銖＂，一枚赤仄五銖可以抵五枚郡國五銖，賦稅、官府供奉必須用赤仄五銖。但紫銅的品質再好，也不可能以一當五，即使劉徹殺掉了

 

－第三章

幾個以郡國五銖作為賦稅的郡守，赤仄五銖也仍舊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兩年後，赤仄五銖就支撐不下去了。

"我貨幣雖者強，必誅(I漢送武尚帝祖

在貨幣流通規律面前，不可一世的漢武帝低下了高昂的頭顱。元鼎四年（西元前113年），劉徹下令官府上收鑄幣權，開始鑄造發行現在人們所說的“三官錢”，即我

們今天見到的五銖錢。

馬克思對此作了最為精准的評價：“君主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兵器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還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

搶劫無極限

在“不告緡令”的引導下，有錢人很自然就發現了一個低風險、高收益的管道一土地！隨著商人手中大量的貨幣迅速轉向土地，漢帝國第一波土地兼併運動開始了。結果不言而喻，儒學大師董仲舒給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評價：“富者連肝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063

戰爭期間，很多事情一定給劉徹留下了很深的記憶，從骨子裡，劉徹痛恨有錢

人......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歸降，他沒錢擺譜的時候，長安的商人沒有給他錢。

—元狩三年（西元前120年），衛青、霍去病即將征伐匈奴，國庫卻不足以支撐這次大戰。劉徹再次要求天下富人捐出自己的財富，每家富人要捐出自己財產的3%~5%，這在歷史上被叫作“算緡令＂。然而，一年來只有一個叫＂樸適＂的牧羊人願意捐出二十萬錢。

劉徹收繳了這二十萬錢，封樸適為中郎，賜給他徭役四百人，將樸適的事蹟宣諭天下，希望天下富人能以此為榜樣。然而，直到元狩四年決戰結束，劉徹也只收到這一筆捐款。天下富人爭先恐後地隱匿財產，唯恐露富。

漢匈之戰劉徹勝利了，雖然帝國國庫空虛，但劉徹花錢也絲毫沒有收斂：

，－在宮內修昆明池、柏梁台，建章宮更是＂度為於門萬戶，輦道相屬焉”；

—為羽化登仙，做了一個銅質盛露水的盤子，居然高達二十丈、直徑七丈……

—征伐南越，設十五郡，征伐西北，設兩郡；

—最離譜的是，劉徹喜歡大宛寶馬，發二十萬士兵征大宛，得汗血寶馬數匹……

 

064

這些，都需要錢，需要很多錢。就是貴為漢武大帝，賺錢也很不容易。既然不能

靠貨幣減重賺錢，那麼就撕下所有偽裝，直接去搶吧。

西元前120年，劉徹想到了一個在今人看來簡直匪夷所思的辦法，為推行“算緡令”出台＂告緡令”：告發隱匿財產的人就可以獲得對方財產的一半，另一半則由帝國沒收。此令一出，帝國所有人都為之瘋狂，也徹底改變了財富獲得的軌跡，如果能靠欺詐獲得財富，誰義肯去創造財富呢?

＂告緡令“確實讓帝國“得民財以億計”，帝國的掠奪之手遍及每一個角落，富裕

的人家幾乎被一掃而空。

偶然剩下幾個富戶，是因為在“告緡令”之外還有一個“不告緡令”：只要向邊關捐贈一定數量馬匹，或者一定數量糧食，就可以不被“告緡令“追究，不被“告緡令”追究的前提是這家人沒有現錢，所有的財富都集中於土地。

從古至今，很多人批評＂告緡令”是赤裸裸的搶劫、敗壞社會風氣，卻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緡令”。

在我看來，兩者相比，“不告緡令”更為惡劣。

戰爭時期非比尋常，朝廷迫不得巳出台＂告緡令“情有可原。總有個把宮戶通過種種管道逃脫＂告緡令＂，而且，將來總還會有富人出現。間題是，“不告緡令“把所有的貨幣都引到了一個方向一土地。只有在捐贈後購買土地，才有機會躲過帝國的

＂告緡令”，才有機會從帝國得到低利率貸款。於是，大家寧可去購買土地，也不願意

捐款給劉徹。

既然你還是不願慈給，那我就直接搶吧。

在推行“三官錢”的同一年（西元前113年），朝廷宣佈：官方上收鑄幣權，民間不准鑄幣；收繳全國所有銅礦，上收煮鹽、鐵礦、貨物運輸權……

這在歷史上被稱為＂鹽鐵官營，均輸平准”。

文景之時沒有農業稅，煮鹽、鑄鐵、銅礦、運輸為帝國財政提供了所有經費，這些產業都是帝國的支柱。對帝國來說，這些產業不僅意味著稅收，還創造了很多富豪、很多財富，最重要的是，這些產業吸納了帝國的頑疾－�流民。

每個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漢最常見的謀生方式就是種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國歷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沒有土地、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戶籍，屬於“三無“人員。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們必然要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國沒有壟

第三章

犯我貨幣者，雖強必誅(這禹祖_漢武帝

斷所有營利行業的時候，他們可以去煮鹽、冶鐵、採礦，還可以搞運輸。《鹽鐵論》記載，當時的大鹽商雇傭人數在千人以上，一個勞動者的收入足以買到一個六口之家的糧食。一現在，帝國壟斷了賺錢的行業，從事煮鹽、冶鐵、鑄錢的普通人變得無所事事。

劉徹為了省錢，讓壟斷行業的勞動力都來自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說現在這些行當不再允許“三無“人員在此生存。

一現在，帝國壟斷了賺錢的行業，從事煮鹽、冶鐵、鑄錢的有錢人同樣無事可做。有錢人不用四處流浪，他們手中的金錢卻要尋找一個去處：貨幣的本性就是要尋找低風險、高收入的回報。

在“不告緡令”的引導下，有錢人很自然就發現了一個低風險、高收益的管道，

土地！隨著商人手中大量的貨幣迅速轉向土地，漢帝國第一波士地兼併運動開始了。結果不言而喻，儒學大師策仲舒給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評價：“富者連肝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對漢帝國來說，土地不僅僅是一種商品，還是維持萬於小農生存的基礎。從劉邦

到“文景之治”，漢帝國維持了五十年的興盛，一部分原因是工商業發達，更重要的、基礎的則是每個小農都有土地，能給工商業者提供穩定的市場和社會環境。

現在，帝國的土地集中到有錢人手裡，小農也就失去了謀生之路。

不過，這裡要說，這不是最壞的結果，畢竟商人買了土地也要請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耕種，人民還不至於變成流民。

可怕的是，讓商人無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場競爭者，而是“官商＂。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稱“官商”，官在前，商在後。為了壟斷鹽鐵、運輸、酒業，劉徹增設了很多機構，漢帝國的官僚機構空前膨脹。他們壟斷了各種賺錢的買賣，對膽敢入侵其領域的普通人處以極刑。

商人要生產、要經營、要扁利；官，不需要生產、不需要經營，嬴利很辛苦，過程也很漫長，搶劫才是發家致富的捷徑。官商已經完全具備了搶劫的能力，無論什麼破爛東西，我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這不是搶劫莫非是慈善?

史書記載，官營鋪造出來的鋤刀，據說割草都嫌鈍；現存文物中有一種大鐵犁，特點是個頭特別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為，這樣的東西價格可以賣很高。

這哪裡還是農具，簡直就是一堆廢鐵。這樣的破爛一樣要賣給國人，反正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在沒有任何競爭的情況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國官場習氣。自此，官與商一體、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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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利結合，所謂“成貪鄙之化”。當然，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塊地盤，完全把民間經濟消滅乾淨（諸官各自市，相與爭）。

更可怕的是，壟斷地位賦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錢，這些人同樣沖入那個致命的市

場一土地。《漢書》記載了各種各樣的帝國官僚購買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農、太僕，上至三公九卿，無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

據《漢書》記載，紅陽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強佔了南陽幾百頃土地，接著又將這些土地賣給了官衙，此投機倒把行為讓王立賺了一億個銅錢。有人曾經作過測算，一枚銅錢在當時可以買到一升小米，這筆生意的純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幣至少是二億六千萬元。如果考慮到漢代糧食的稀缺性，這筆生意的利潤又遠遠高於二億六千萬元。就算是二億六千萬元，放在今天是一個什麼概念?盤剝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會無家可歸?

漢武帝打擊了商人和工商業者，卻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為可怕的人。單純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錢人，很快被官商擠出去。

現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國真正的有錢人。此後，歷朝歷代都沒有擺脫官商的察臼，工商業永遠成了附屬於封建官僚集團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須先是官僚，然後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於一身。

與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對金錢的渴求根本沒有止境。畢竟單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規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價格也不能貴到離譜；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讓小農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樣了，此時整個社會的財富規律已經轉變，人

們不再熱衷於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如何去搶劫財富。

《漢書》這樣記載當時的漢帝國：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行雖犬貉，家勢富足，列田畜者彌郡國……

最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斷絕了人們正常的求利空間，一定會有另一種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現。在西漢歷史上，這批通過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個專屬名詞，

＂豪強”。

帝國最有勢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間精英一定會找到管道結交帝國高官，成本則是最底層小農的生命與鮮血。最初的豪強多來源於當年被官府擠出的富豪，這些人是帝國的精英，也是創造財富的先驅，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麼他們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結官府欺壓小農、強買強賣土地、使用暴力搶奪小農身上的最後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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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錢......

一

根遊絲。

所謂“豪強”，說白了就是中國第一代黑勢力，他們翦斷了維繫小農生命的最後

三犯我章貨幣者，雖強必誅(忍器幹漢武帝)＿

3

西元前106年，四十萬流民突然湧入了漢帝國的首都長安，全國無家可歸的人則超過了百萬。畢竟長安是帝都，這裡人多、事多、錢也多，或許帝國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這裡的每一個角落，或許這裡還有一點空間能養活自己……

 

 

第，，四章

正失一瞬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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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輪台罪己詔

酷吏作為封建官僚中的後起之秀，當然也希望掌握帝國財富，此時，民間已經沒有多少油水可撈，他們就把屠刀轉向了豪強和強勢官僚，最後，他們自己變成了官僚，也變成了豪強。從此，豪強有了一個新的專有稱謂“官家豪強”。

漢武帝連年對外征戰，流民如同蝗蟲一樣席捲了整個西漢帝國，一半以上的人口在這片土地上徹底消失了。面對鋪天蓋地的流民，劉徹迅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位鐵腕帝王試圖以更野蠻的方法制止豪強掠奪小農�戮。

晚年，劉徹任用了一批酷吏對付地方豪強。這些酷吏由劉徹親自從最底層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當然，這些人只對劉徹一個人負責。他們可以搏擊王侯、砍殺豪強、刑訊富商、屠戮貪官，因為，這批酷吏木身就是流民出身，沒有任何可以珍惜的東西，他們可以為了一時的歡愉毀掉整個世界。

漢代死刑的核准權在最高統治者漢武帝手裡，由於交通不便，死刑犯經常拖一兩年也不能被處死。唯獨這批酷吏審判的死刑，有專用的公文管道，保證能在最短時間內將判決檔（竹簡）送到漢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殺掉。

史籍為我們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甯成是南陽地區的大豪強，此人勾結官府的方法很別致：專門搜集全國高官的黑材料，然後以此要脅官員。

甯成強搶土地，則與金融欺詐有關。他經常借錢給瀕臨破產的小農，很長一段時

第四章

間不去追討本息，甚至小農想還錢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時間後，甯成及其爪牙會突然出現在債務人家中，要求連本帶利收回貸款，結果必然是搶佔債務人的土地。通過這種方式，甯成在南陽地區搶佔了幾千頃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帶上幾百個護衛，據說當地人寧可見到最兇猛的老虎，也不敢惹甯成（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

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義縱。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義縱本是搶劫犯出身，只是那張委任狀是劉徹親自簽發的。面對來勢洶洶的義縱，甯成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裡，義縱到來很久後，甯成也沒出面去看望這位地方官，只是在過節的時候派人送了一頂轎子。

此後，義縱要求甯成繳納剿匪費用；甯成繳納了剿匪費用，暗地裡卻想借剿匪之機殺掉新任太守義縱。

 

獲知消息後，義縱拿出了更狠的手段，沒有經過任何司法手續，甚至連調查取證都沒有，義縱就給甯成扣了一頂大帽子甯成的房子是一塊“有王氣”的土地，借這個罪名，殺掉了甯成全家及其團夥骨於，只有甯成孤身一人逃走。

在這個故事裡，甯成死沒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甯成的錢歸了漢武帝，義縱自己成為當地豪強。另外補充一旬，之所以用義縱作為例子，是因為義縱後來負責禁絕私鑄貨幣，為此，他殺掉了成於上萬的人。

殺戮豪強再次給劉徹帶來一筆財富，然而，這些錢根本不足以安撫數以百萬計的流民。何況，誅殺豪強也是有成本的，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聰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機成為豪強，同時還要清除朝堂之上的異己。

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漢帝國爆發“巫蠱之禍＂，劉徹相信了酷吏的誣告：太子和舉國官員正通過巫術將他置於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後，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內的一批皇族被誅殺。

＂巫蠱之禍＂背後的邏輯是：酷吏作為封建官僚中的後起之秀，當然也希望掌握帝國財富，此時，民間已經沒有多少油水可撈，他們就把屠刀轉向了豪強和強勢官僚，最後，他們自己變成了官僚，也變成了豪強。

從此，豪強有了一個新的專有稱謂“官家豪強”。

豪強一旦變成封建官吏，黑勢力也就轉成白勢力，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又遠遠大於土生土長的豪強黑勢力。面對風雨飄搖的政局，亡秦之跡昭昭在目，劉徹明白自己深深傷害了帝國經濟，帝國統治行將崩潰。

征和四年（西元前89年），劉徹寫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懺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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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生所為，立意停止對外征伐，希望帝國政策能重新回到輕徭薄役、與民生息的

莊常軌道。在詔書中，劉徹檢討了自己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國庫空虛，

他要求朝廷罷黜那些傷害百姓、靡費天下的政令，希望軍馬能回到土地、農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於權力的劉徹終於從皇權的黑洞中走了出來，盛世場景卻已是昨日落花。這位時日無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陣，力圖再憑一己之力扭轉乾坤，實現“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r只是，歷史沒有再給這位強人機會，《輪台罪己詔》頒佈後兩年（西元前87年）劉徹撒手西去，把問題留給了繼任者漢昭帝和他的顧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漢昭帝劉弗陵即位時剛剛八歲）。

而行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將霍去病的弟弟、首輔宰相（相當於內閣總理），他希栩堅持漢武帝晚年的《輪台罪己詔》，放開官營、輕徭薄役；桑弘羊出身於富豪之家，任大司農（相

當于財政部部長兼央行行長），他堅持鹽鐵專賣、平准均輸。

 

昭、宣兩朝，霍光才是帝國真正的統治者＇i.他甚至廢掉了漢昭帝的繼承者，從平民之中把漢宣帝劉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鹽商出身，鹽鐵官營後成為全國最大的官商，一旦放開鹽鐵專賣，他就會失去所有權柄。

如何讓西漢帝國走出亡秦之跡，霍光一定有過一番續密的思考。

漢家天下雖然破敗，卻與呂雉時代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呂雉時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內的漢家人都很窮，外有匈奴，內有諸侯，內憂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為強勢分利媒團，所以，呂雉能夠順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現在，封建官僚勢力已成，要想廢黜這些苛政，必須在輿論上作好準備，同時，

在光也必須找到新的同盟軍。

霍光用來對抗桑弘羊的人，在歷史上被稱為＂賢良文學”。賢良文學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們沒有官職，卻是各地推舉出來的道德楷模。在霍光的支持下，賢良文學與桑弘羊展開了一場為期半年的大辯論，鹽鐵論戰。

 

＠西漢昭帝、宣帝兩朝，帝國實際的統治者是大將軍霍光。漢昭帝時期，霍光不准漢昭帝結婚，漢昭帝也就沒有留下子嗣，其後，繼任者劉賀僅六個月就被霍光廢黜，霍光從劉徹廢掉的太子子嗣中選擇了漢宣帝劉詢，

 

－第四章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t桑弘羊像i霍光像

073

鹽鐵之辯

輩出。

在鹽鐵暴利的誘使下，全國官商無不“因權勢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無一不以權力來滿足一己私慾。最終，百姓愁苦怨恨，官場更是惡習

這場震爍古今的鹽鐵論戰，正方第一辯手桑弘羊是從討論行政級別開始的。

賢文學良是純粹的民間儒生，沒有任何官職。面對這些曾在自己腳下甸匐的草民，桑弘羊顯得很有自信，他氣勢詼弘地說：官職級別不夠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著蝸居、沒有糧食、穿衣破爛的人怎麼知道國家政治，怎麼知道縣官要做什麼?並且，桑弘羊在辯論中一點禮貌都沒有，給對手起了一個侮辱性的綽號＂鄙儒”。

跟眾多辯論一樣，雙方辯題從剖析社會時弊開始：究竟什麼原因導致流民眾多?對此，桑弘羊給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樣的，一個人的貧富完全取決於

個人的智力水準，聰明的人能夠擁有一百個人的財富，愚蠢的人連自己都養不活。天子聖明，鹽鐵官營的利潤可以周濟窮人。流民眾多怎麼可能是鹽鐵專營的過錯?先帝

（劉徹）憐百姓之愁苦，各地縣官就像百姓的親爹（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水旱災害時給他們衣食，為他們修水渠、勸農桑。

正方結論：流民都是因為自己太懶惰，不耕耘就播種，不播種就想收穫，總之，活該（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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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雖然承認了流民眾多的現實，卻又不肯承認朝廷施政存在失誤。這種說法當然激怒了賢良文學，＂鄙儒“用一個例證駁斥了桑弘羊：最聰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幾年之內富比王侯嗎?現在，富人一年內賺取的財富超過了普通人數代數百年的積累，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聰明人?

跟著，＂鄙儒“把矛頭指向了鹽鐵專營。所謂“鹽鐵官營”，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經營鹽鐵生意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位居高位，原有的鹽鐵商人迅速地銷聲匿跡，為這些高官留下了廣闊的扁利空間。此後，鹽鐵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錢為權力鋪平了道路。這些人的府邸能佔好幾條閭巷：幽暗之處曲徑通幽、開闊之地馳騁駿馬、亭台之上素女撫琴……如此富有、位居廟堂之高，卻與市井之人爭利！

百姓何嘗願意流離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邊，封建官僚卻藉機徵收苛捐雜稅，無休止徵發徭役、工商不得發展、農人不得安寧，百姓為了躲避人頭稅甚至會殺死自己剛出世的孩子。隨著官商勢力成長，百姓在高壓之下不斷陷於貧困、破產、失業，最終成為流民。

反方結論：朝廷壟斷鹽鐵，創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窮奢極侈導致流民四起。

雙方從現象入手找原因，鹽鐵專營既然已經進入了視線，第二個辯題順理成章就是：鹽鐵專營該不該廢黜。

在桑弘羊眼中，鹽鐵專營自然是不能廢黜的。桑弘羊為鹽鐵專賣找到了第一個非常好的辯護理由：匈奴是漢帝國的心腹大患，必須隨時保持對匈奴的武備，一旦武備鬆弛，匈奴隨時有可能捲土重來。鹽鐵專營確實很賺錢，但是，這些錢的用途是為帝國籌措軍費，用來征伐匈奴。鑒於此，罷黜鹽鐵官營，國家就會沒有軍費，等到匈奴真的殺入帝國心臟，縱然披堅執銳的勇士有與匈奴決戰的信心，也無力回天。

桑弘羊給出的第二個理由是：鹽鐵專賣賺取的利潤用來調劑物資、保證物價平穩，

尤其是糧價不能暴漲暴跌。西周之時天下承《鹽鐵論》書影

平，但是，國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礦產人們卻沒有鐵器，是先帝建立了官營鐵匠鋪，人們才有鐵器使用。國家統一生產鹽鐵，產品質扯有保證，有專門的技術指導，可以杜絕商賈趁機抬價。

＿第四迷失章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桑弘羊給出的第三個理由是：鹽鐵專營可以削弱豪強勢力，進而減少流民。民間富豪沒一個好東西，國家窮困的時候不肯捐錢（就連唯一捐款者樸適後來也被漢武帝發配邊疆）。鹽鐵之利留在民間，一定會助長豪強勢力，這些破壞分子靠著鹽鐵之利”賑贍窮乏＂，以小恩小惠招攬亡命之徒。有了經濟實力，豪強就會依靠暴力推進土地兼併，農人就會變成流民。

正方結論：帝國必須壟斷鹽鐵專營之利，才能保證百姓安居樂業（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

面對論述滔滔不絕的桑弘羊，賢良文學指責桑弘羊在論證一個偽命題：你說廣大

西周人民沒有鐵器，沒有鐵，哪裡來的鐵器?（這就像今天指責明朝沒有發展資訊產業）現在有了鐵器，官府生產的鐵器根本不能用，卻要求各家按人口數量購買鐵器，本來規定生產鐵器只能徵發囚徒，官府卻讓普通百姓為鹽鐵生產服徭役…...

接著，＂鄙儒“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鹽鐵官營目的是為帝國聚斂財富，各級官吏卻無不藉口帝國之利斂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處公卿之位，執掌天下財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勞就是自己先富起來，現在您巳經是“家累萬金”。在您的帶領下、在鹽鐵暴利的誘使下，全國官商無不“因權勢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無一不以權力來滿足一己私欲。最終，百姓愁苦怨恨，官場更是惡習輩出（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

文帝時期，沒有鹽鐵專營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幾十年的鹽鐵官營，天下人沒有見到鹽鐵的利益，卻看到了很多害處。現在，我們來告訴你這究竟是為什麼：天下之利都是一點一點生產出來的，沒有人能憑空創造財富，官家獲得利潤一分，民間就會損失百倍。靠鹽鐵專營聚斂財富，好比一個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愛惜裘皮的毛髮，卻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反方結論：一切的罪惡之源，都是鹽鐵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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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鹽鐵之利搞得國破民窮，那麼下一個辯題就是討論應否重視鹽鐵等非農產業，即是否應該“重農抑商”。所謂“重農抑商”，”重農”是雙方的共識，關鍵是＂抑商”。

 

與很多人想像的不一樣，在這個問三三三江>苟百忑--­

題上，桑弘羊主張放開商業，恰恰是賢良文學力主抑商。

桑弘羊指出，沒有手工業則缺乏農具，沒有商業則物品不流通，缺乏農具、物品不流通，農業也不會興旺。何況，有了官營鹽鐵，富

國何必非要靠農業，人民富饒又何

須依靠田地?所以，官營鹽鐵、運輸、冶鐵，一定要大力提倡。

古籍中所描繪的制鹽與煉鐵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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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道理聽起來是不錯的，不過桑弘羊提侶的並非民間工商業，他尤其看不慣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誰讓你無權無勢卻過上比我更為驕奢的生活?

正方結論：要重農，也要有區別地重商。

在漢朝之前侶導”重農抑商”的是法家，現在，儒家卻開始提倡打擊商人。賢良文學是儒家代表，所以，後世無數人指摘就是儒家這個“重農抑商＂的思想讓中國落後了兩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國經濟落後的罪魁禍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

原始自由經濟下的商業屬於創新行業，與封建官僚體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個概念。＂鄙儒“極力攻擊的是所謂官商，辯論一開始，他們就提出：鹽鐵、酒榷、均輸不是所謂商業，官商與民爭利，所賺取的錢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進入朝廷國庫e官商會找到種種藉口把錢撈入自己腰包，最終國困民窮，唯獨官商

是帝國最富有的人，他們藏錢滿室、享盡天下富貴，前院足以放置鐘鼓、後院金屋藏嬌、家中聲色犬馬…..

在賢良文學眼中，這些官商窮奢極侈，全國淳樸厚重的小農都會模仿他們，百姓相互爭耀，為博得一時歡愉甚至會做出賣兒賣女的極端行為。一旦社會形成驕奢淫逸的風氣，無論有錢沒錢都會一切向錢看，縱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夠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

反方結論：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國家富庶、政治穩定，要重農，更要抑官商！

第四個辯題就顯得頗有深度了：既然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那麼，國家富強的基

礎究竟是國富才能民強，還是民強才能國富?

在這個辯題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題深引到“人性本惡”上來討論。桑弘羊認為，人性充滿了醜惡，每個人出生的時候，父母都盡心盡力加以撫養，而兒女長大以後對父母

第四章

的奉養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惡，就一定不能讓百姓先宮起來。因為，百姓賣力種田是為了地主的錢財、為國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國家責罰，何曾看到民眾有一絲道德?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_新莽)

為了論證自己的命題，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弱民強國”之策，秦國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終蒙恬一舉擊潰犬戎。商鞅主張“利出一孔＂，國家

財富應該集中于皇帝手中，財富分散於民間就會幹弱枝強。再者，國家積蓄了足夠的糧食，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如果百姓比國家還富裕，功名利祿就無法打動百姓；如果百姓過於強大，國家刑法就難以制約。但凡能賺大錢的行業，例如鑄幣冶鐵，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強難以獲得這些利潤，當年的吳王劉濞就是靠若鹽鐵鑄幣之利對抗朝廷。如果將鑄幣、鹽鐵之利收於朝廷，無論價格貴賤，百姓都不會產生疑慮，只有這樣，一個五尺堂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沒有人敢欺瞞，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會。

正方結論：國富與民強，國富必須優於民強。民富就會產生豪強，人的貪心是無止境的，他們聚眾鬧事，最後社會上就會奸邪之徒眾多（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並兼之徒奸形成也）。

誰是國家?泭又是百姓?

當然是大司農桑弘羊代表國家，賢良文學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讓賢良文學“先富

起來”，這些人當然不會答應c

賢良文學提出了四個鈍銷有力、擲地有聲的問題c

＂鄙儒”一問桑公：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商鞅峭法長利，秦人民不聊生，於國於民有何益處?

＂鄙儒”二問桑公：鹽鐵、均輸、平準確實為國家積蓄了大量錢財，你可知上府下求之縣，縣又求之鄉.鄉安取哉?

＂鄙儒”三問桑公：漢文帝在位，國家何曾看重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過有了竊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強的漢帝國；今天帝國有了鹽鐵之利，何曾看到一絲國富

民強的跡象?

＂鄙儒“四問桑公：田地還是那些田地，礦產還是那些礦產，百姓還是那些百姓，怎麼可能礦產、土地歸朝廷官吏就能多生產百倍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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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不過是在自己家壘個牆頭藏住自己的財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財富的院落，民宮則國必強！

最後，＂鄙儒＂繼續對桑弘羊展開人身攻擊：桑公終日誇誇其談，就是你這些歪理在逼迫底層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無餘財、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終日歎

 

反方結論：民富國才強，皇帝不能以猜忌、懷疑甚至嫉妒的態度對待自己國民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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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論戰的最後，賢良文學把矛頭指向了辯論發起者、自己的後台－�霍光。＂鄙儒”認為霍光只推舉自己的關係當官：老爹一旦當了官，兒子就橫行街市；老公一旦當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飛揚跋扈。這些＂鄙儒”給了霍光一個相當到位的總結：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賢良文學的激烈言辭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將軍常仇之），鹽鐵論戰被叫停。

鹽鐵論戰發生在漢武帝頒佈《輪台罪己詔》之後八年，為了確定帝國施政方針，御史大夫和賢良文學展開了這場為期半年的＂鹽鐵論戰”。為記錄這場論戰，桓寬寫下《鹽鐵論》，全書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絲毫不遜于當代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裡德曼，足以批判當代西方經濟學奠基之作《就業、貨幣與利息通論》。

桓寬沒有就任何一個辯題作出判斷或者評價，也許他想說的內容都融匯在辯論中了；也許他相信，悠悠於載，洗盡鉛華，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也有人說，鹽鐵論戰不可能有如此詳細的記錄，全書都是作者杜撰，《鹽鐵論》更類似一本小說。

無論是史實還是小說，《鹽鐵論》都是中國封建王朝經濟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滋味，讀者當自有公論。

通貨緊縮是好事嗎

官家壟斷了煮鹽、採礦、冶鐵、運輸、釀酒等幾乎所有創新行業，投資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管道。相對而言，最簡單的產業創新都需要一點一滴地積累，吸納貨幣也就需要相對較長的時間；土地是高價值資產，吸納貨幣的速度、能力都遠高於創新產業。

 

第四章迷失的貨幣(漢昭帝_新莽

儘管賢良文學已經把桑弘羊駁斥得體無完膚，但是這些在野人士根本沒有可能撼動官家豪強。現在，具備掌控官僚集團能力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帝國的實際統治者，皇帝。面對如此沉痀，西漢未年的歷代皇帝也一定試圖挽救危亡，畢竟，帝國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魚死網破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漢武帝死後，漢昭帝、漢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們往往認為，封建皇權最黑暗、剝削最殘酷的時候，就會激化社會矛盾，引發反抗，最後，這個黑暗的封建王朝就會滅亡。我想告訴大家：封建皇權的滅亡，不可能從最壞開始，更不可能在最壞的時候發生。

恰恰相反，一個王朝的覆滅，往往是從試圖逐漸變好開始。

 

079

最壞的封建統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種子，相對寬鬆的統治環境才能讓種子發芽、開花、結果。例如，在漢武帝劉徹鼎盛時期，別說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為富人也絕無可能。此後，漢武帝未年以及昭、宣兩朝，又洽恰是統治者試圖變好的時期。尤其是漢宣帝劉詢，他甚至宣佈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漢武帝陵墓邊上選擇了一個宮人的陵寢作為墓地。

登基之前，劉詢只是一個被廢黜的皇族，在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強因為有錢才

能強搶農人土地，農人才變成流民。直覺告訴他，沒有貨幣，就不會有土地兼併。漢宣帝劉詢於是想到了一個新的方法：帝國將不再鑄造新的貨幣，任由原有貨幣在流通中逐漸消亡。

所以，劉詢的貨幣政策非常離譜。

漢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書沒有一次鑄幣記錄，在他對奏疏的批註中，卻不止一次出現類似的話：國家沒有貨幣，豪強也就失去了兼併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太平。國家不鑄錢、民間不准私鑄，二十五年間鑄幣沒有絲毫增加。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國家完全停止了貨幣供應。結果是必然的：物價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幾年，這就是傳說中的通貨緊縮。

宣帝元康年間，關東平原的糧價降至“谷石五錢＂、每畝土地價格不足三十錢；邊遠地區的糧價也不過是八錢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錢一畝。這是整個西漢歷史上最低的糧價和地價，甚至低於輝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於這些原因，有人將漢宣帝劉詢在位時期稱為＂宣帝中興”一－個沒有金錢的世界，將是一個清平的天下。

我要說，漢宣帝這種認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對的。只是，治療這個病症，

 

080

實在不應該使用通貨緊縮的藥方。貨幣的作用不僅僅代表生產剩餘，也代表其他資產。例如，在沒有創新的時代，貨幣也可以代表土地價值。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官家壟斷了煮鹽、採礦、冶鐵、運輸、釀酒等幾乎所有創新行業，投資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對而言，最簡單的產業創新都需要一點一滴地積累，吸納貨幣也就需要相對較長的時間；土地是高價值資產，吸納貨幣的速度、能力都遠高於創新產業。如果貨幣不能流向高利潤的創新產業，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轉換為財富（也許是泡沫），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貨幣投資於土地一土地成為吸納貨幣的重要管道一刺激貨幣進一步流向土地一土地兼井一貨幣再投資於土地……

無疑，在這個迴圈中誰擁有更多的貨幣，誰就可以擁有更多的土地。

通貨緊縮使得每一個人手中的貨幣都升值，貨幣越值錢，農人的境遇就越悲慘。通貨緊縮也進一步強化了官家豪強的貨幣優勢，這些人又非普通貨幣持有者，他們會連騙帶搶地剝奪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農耕時代是絕大多數人維持生計的唯一本錢。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會產生大規模流民，所以，無論漢宣帝多麼節儉，也無論他多麼努力，漢宣帝年間都是漢朝流民最多的時期之一。

當然，通貨緊縮還帶來了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小農的賦稅負擔陡然加重。

皇權的經濟基礎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從團，只有小農才能為皇帝提供賴以生存的稅賦資源。所以，從劉邦、呂后開始，漢家皇帝從來不承認超過秩級的官僚可以超扭佔有土地。

不承認官家豪強搶佔土地的另一層意思是：郡縣戶籍是給定的，稅收不可能減少；

豪強搶佔土地，法律卻不承認事實，豪強當然也就不用為這些士地繳納賦稅。問：這些賦稅從哪裡出?

答：殘存的自耕農要替流亡的農人納稅，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宜帝年間，官府強令小農以貨幣繳納賦稅，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銖錢。於是五銖錢經常被鑿出幾個缺口以盜鑄貨幣，兩枚破錢往往才能換得一枚完好的五銖錢。按《鹽鐵論》的估符，漢昭帝未年農人的賦稅就已經高達so%，如果加上宣帝年間的通貨緊縮，黎民百姓的賦稅應該占所有收入的7(）％以上。

結果：辛苦勞作，不能保住性命；祖反，只要把土地送給豪強，也就逃掉了國家的賦稅和徭役。

貨幣確實越來越少，反而加速了小農破產。面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和流民四起，漢宣帝劉詢開始以更為殘暴的方法剝奪豪強土地，即“遷徙豪強”。

漢宣帝地節元年（西元前69年），遷七十萬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兩個宰相之家、

一個博士之家、一個太守之家；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漢宣帝地節三年（西元前67年），再遷三十萬人進入平陵，這一次包括當朝丞相、將軍、列侯和一批兩千石的官吏。

＂遷徙豪強”的原意是官家豪強只能帶走動產，留下來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給小農。可是，官家豪強本就亦官亦商，他們既是政策的執行者又是政策的剝奪物件，怎麼可能自己剝奪自己?本來，流民流竄到人煙稀少的地方還有一絲活路，豪強的到來讓邊窮地區也出現了極為嚴重的土地兼併，流民終於無處可以流竄。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此時豪強已經與官吏完全合二為一了。儘管漢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強勢力不斷壯大，皇權和農民卻同時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縣一座西漢末年的古墓重現人間，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

馮君孺＂。當時，“大尹“不過是一個和郡守平級的官員，年俸在兩千石左右。然而，這座墓葬的豪華卻讓所有考古學家吃了一驚：墓形制仿照諸侯，實際面積又遠遠超過了文鼓時期的同姓王，當地人把這個漢幕群叫作“九塚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標”，在西漢可是滅族之罪，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個“馮君孺"受到了懲罰。此時，封拙大吏巳經控制了屬地的方方面面，他們甚至開始在自己屬地境內修築城池、修繕甲兵，理由很充分：防範流民作亂。

漢宣帝之後，《漢書》再無遷徙豪強的記錄，可能皇室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了。官僚虹空了帝國財富，也剝奪了皇帝權柄。

“七亡

“

亡

”

。

如下：

漢哀帝年間，御史大夫鮑宣曾經為末世王朝作了一個精闢的總結：民有“七死七

 

第四章

081

—水旱災害，百姓破亡；

—毫無顧忌的賦稅（以貨幣繳納），百姓破亡；

—所有公務都成為中飽私襄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級官吏貪得無厭，百姓破亡；

—徭役使農桑失時，百姓破亡；

—最底層的流民也經常把村民趕去幹活，百姓破亡；

-—盜賊劫掠，百姓破亡……

 

082

“七亡”之外還有“七死”：酷吏毆打死、徭役勞累死、冤獄惡搞死、盜賊殺死、

互相鬥毆死、餓死、瘟疫死。鮑宣感歎，百姓有十四種死法，卻沒有一條生路，國富民強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

漢宣帝之後，元、成、哀、平四朝僅五十三年間，《漢書》記載了十六次流民大爆發，動輒“百萬”的流民遊蕩於廣袤富饒的關東平原，卻得不到維持自己生命的一點財富。

-—漢元帝年間，丞相匡衡一人佔有良田達三十五萬畝之多；漢成帝年間，河南

地區發生水災，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

—漢哀帝年間，朝廷抄沒大司馬猜賢家產，現金竟高達四十三億個銅錢，折合今天的人民幣大約一百一十億元，而這位董賢入朝當值僅僅兩年。

結果就是：漢平帝年間，憤怒的長安市民燒掉了漢武帝劉徹的墳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宮。

此時，官僚集團的勢力超越了皇權，皇帝轉而要仰官家豪強鼻息。這種現象在秦漢之前的歷史中從來沒有發生過，帝國的崩潰，已經只是時間問題……

王莽古錢的奧秘

最終，王莽未能培養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強的力量，搶劫政策的推行者仍舊是官家豪強。土地仍在官家豪強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強，地方豪強就是封建官僚，怎麼可能依靠他們剝奪自己的土地?

在風雨飄搖的亂世，一位儒生以高尚的道德顯得卓爾不群，他感動了帝國全體臣民。這個人，就是今天京劇中的大白臉－�王莽。

—在官家豪強把炫耀財富視為人生樂事的西漢末年，王莽身為大司馬，妻子卻只穿布衣；後來，王莽被封安漢公，依然坐在一輛瘦馬駕馭的破車之中，從來沒有納妾。

—在官家豪強當道的西漢未年，王莽退還了朝廷封賞的兩萬五千六百頃土地；女兒成為漢平帝皇後，皇室送給王莽兩萬斤黃金、兩億個銅錢作為聘禮，而王莽僅僅拿了四千萬個銅錢，其餘都送給了災區的黎民百姓；因為，王莽認為自己是功臣之後，只有百姓豐衣足食，自己才有資格接受封田和財富。

—在官家豪強當道的西漢末年，王莽卻責令自己的親生兒子自殺，只是因為他殺死了一個奴婢，當時奴婢的一條命不值一頭耕牛；王莽的侄子也在殺人後被逼自殺，而這個侄子的母親-王莽的嫂子，曾經一手把王莽撫養成人。

 

－第

四章

無論後世如何評論王莽的上述事蹟，《資治通鑒·漢紀》已經為我們記錄下這樣一組數位：漢平帝元始五年（西元5年），朝廷一共收到四十八萬七於五百七十二份上書，無論王侯、列侯、宗室、庶民，大家都要求漢帝國禪讓皇位給這位當世道德楷模。考慮到當時識字以及有能力刻竹簡的人數，這個數字應該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人。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舉國擁戴之下，漢帝國初始元年（西元8年），王莽廢黜西漢末代皇帝孺子嬰，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

王朝更替沒有禍害百姓，甚至沒有人流血。

現在，道德楷模成為皇帝。官家豪強之所以強橫，不就是因為有錢嗎?王莽想到了一個絕妙的法子，試圖以貨幣改革剝奪豪強的所有財富。

漢帝國居攝二年（西元7年），王莽在攝政的時候就推出了笫一次貨幣改革：在五銖錢之外，增發“大泉”和“錯刀”兩種貨幣。每枚大泉重十二銖，可兌換五十枚五銖錢；兩枚錯刀可以兌換一斤黃金，為期一年，過期不候，所有黃金屆時不再流通，一律沒收。

王莽的算盤打得很精明，百姓手裡只有五銖錢，官家豪強手裡才有黃金。新的貨幣制度，既保證了普通百姓不至於受盤剝，又能掠奪豪強。名義上，還以錯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強手中的財富，反抗不會過於強烈。

一年後，王莽弄到了七十萬斤黃金，官家豪強手中的財富變成一堆無用的刀幣。而且，王莽還有後招。

從武帝元狩五年到漢平帝即位（西元前118～西元1年），約一百二十年間官府累計共鑄造了二百八十億枚五銖錢。如果按照

大司馬菹賢的撈錢速度計算，絕大部分五銖錢應該也留在了豪強手中。百姓都成為奴婢、流民了，手裡又怎麼可能有餘財?

王莽接著推出了第二次貨幣改革，新朝始建國元年（西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國幣制。

大泉五十銅範

在詔書中，王莽坦言當時的社會狀況：天地之性以人為貴，現在，豪強有千萬頃良田，

083

百姓無立錐之地，貧者父子終年勞作卻不足以保住頭顱，生活在牛馬欄中的百姓經常賣妻賣子，這種“悖人倫、逆天心”的情況已經讓人忍無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隱瞞自己的意圖：“劉”字的繁體（到）拆開看就是“金、卯、刀”三個字，劉姓王朝代表著貪婪；現在，漢朝已亡，新朝巳立，貨幣改革就是為了剝奪劉氏皇族的財富。

王莽下令，廢黜所有流通中的錯刀和五銖錢，改為發行“大泉”、“小泉”作為貨幣，一枚五銖錢可以兌換一枚小泉。同時，王莽宣佈，天下繳納賦稅都要以小泉計算。

我是天下最有錢的人，我就可以指點江山！

有了錢，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幣改當年，王莽在中國封建社會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廢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屬於國家，一律更名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買賣“王田”；不滿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過百畝，其餘田地要分配給鄰里鄉親；至於無田無地的流民，朝廷將按漢初呂雉時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畝。

 

這就是王莽新朝最著名的“王田制”。

084

—往好處說，

“王田制”

是為了遏制土地兼併。確如王莽所見，賤買、強買是

官家豪強兼併土地最常見的方式，根治土地兼併，不僅要弄走官家豪強手中所有的錢，還要從根本上徹底廢除土地私有制。

—往壞處說，“王田制”和漢武帝劉徹的＂算緡令”一樣，是赤裸裸的搶劫。＂算緡令“只是剝奪百姓，“王田制”卻是搶劫官家豪強；“算緡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財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卻是在搶錢之後又搶土地，要錢又要命。

王莽確實已經削弱了官家豪強的經濟實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貨幣儲備，勝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沒有看清楚誰是自己的敵人，更沒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農人對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於自己的幹部隊伍。王莽的“粉絲”可以是黎民，幹部隊伍卻絕不能是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強，也不至於混成流民。王莽的幹部隊伍，必須同樣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們才有實力對抗同樣有能力的官家豪強。

然而，王莽抓幹部建設的能力讓人實在難以恭維。

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數官吏的名稱換了一下，絕大多數官僚只是“新瓶裝舊酒＂。最離譜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級最高行政長官（牧）軍事指揮權，等於承認了官家豪強可以擁有軍隊。王莽確實也親自提拔了一批人，例如孔光、劉歆、哀章。這批人原

本都是提筆寫字的儒生，毫無從政經驗，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績就是編纂了諸多儒家典籍。焚書坑儒後多數儒家經典都是在主莽時代恢復的。

第四章迷失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或許是王莽改革之心過切，或許是王莽太迷戀儒家學說，或許是王莽開始迷信皇權的威力，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最終，王莽未能培養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強的力星，搶劫政策的推行者仍舊是官家豪強。土地仍在官家豪強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強，地方豪強就是封建官僚，跟遷徙豪強一樣，怎麼可能依靠他們剝奪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強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國體制的支撐者，當官只是借助帝國權力掠奪財富罷了。現在，王莽的朝廷詔令卻是剝奪他們自己的財富，這樣的命令當然要互相推嘍，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癱瘓。

按漢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號這樣的大事，都要釋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卻根本不告訴囚犯大赦消息，無罪之人也經常在監獄裡一關就是幾年。因為人命關天，這些權力都可以替代貨幣向黎民百姓訛詐土地……

 

 

085

看到改革政策難以實行，始建國二年（西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貨幣改革，“寶貨制”，試圖徹底摧毀官家豪強的經濟基礎。

“寶貨制”是世界貨幣史上絕無僅有的貨幣制度，包含一種金幣、兩種銀幣、四種龜殼、五種貝殼、六種銅錢、十種布幣，總計二十八種貨幣。在兌換比例上，一枚龜殼最高可以兌換兩千一百六十枚銅錢、一枚貝殼最多可以兌換兩百一十六枚銅錢。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貨幣制度，以龜殼、貝殼這些不值錢的東西再次打擊官家豪強。

16:

15，名義價值卻是2

:

貨幣的職能是價值尺度、財富貯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說二十八種貨幣同時流通，單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幣就有十種之多，其中，麼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實際為

1。

這樣的貨幣制度，不用說搶奪別人的財富，在實際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執行。

所有人都想賺錢，而以龜殼、貝殼換錢實在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嚴峻的刑罰也沒有擋住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現了嚴重的＂偽造貨幣”問題，如果龜殼、貝殼能稱為貨幣的話。

更糟糕的是，始建國三年（西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笫三次幣改的第三年，洶湧的苗河在魏郡潰決，氾濫清河郡以東數郡；同年，黃河沿岸各郡發生了嚴重的蝗災。

 

086

在物資本就極度匱乏的新朝，再次爆發了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以黑市五銖錢計算，關中平原的穀物價格已經上漲到萬錢一石，是漢宣帝年間的一百倍。

《漢書》這樣描述當時的年景：富貴之家還可以坐賣田宅應對災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饑餓和貧窮折磨，餓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任何時代，貨幣制度都是統治者權威的象徵，幣值穩定則統治穩定，反之則社會

動盪不安。“寶貨制＇巨大的缺陷給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王田制”又不能讓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們在一點一滴中漸漸喪失了對新朝的信心，沒有人知道，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國帶向何方。

搶佔官家豪強的財富，王莽徹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讓天下蒼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從此，改革再無朋友，只剩下敵人，民間開始流傳“黃牛白腹，五銖當複＂的民謠……

一“寶貨制”實行一年後，王莽終於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宣佈允許買賣“王田”，

再次承認了土地私有；

，天鳳元年（西元14年），廢除“寶貨制”，罷金、銀、龜、貝四種貨幣，朝廷只發行貨布和貨泉，貨布重二十五銖，貨泉重五銖，等於恢復了原來的漢朝五銖錢。如果到此為止，新朝或許還能像後來的東漢一樣苟延殘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

不幸……

王莽新政時期的古幣

從始建國三年黃河鬧水災開始，一直到王莽滅亡，黃河就再也沒有消停，有文字記載的大水災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後，黃河改變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為山東半島。

於是，我們才看到了今天的黃河。

第四章

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兇猛的水災，大家可以想像，黃河平地搬家是一種什麼樣的災難。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東、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東夾在新舊兩條河道中間，受災最為嚴重。在水利工程匱乏、道路並不暢通的古代，無論官家豪強還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斷絕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點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廢除“寶貨制”當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縣令誅殺了一個因小罪獲刑的呂氏豪強。此後，呂氏家族糾集幾千人殺掉了縣令，又集合源源不斷的流民，農民起義爆發了。後來，這些流民在自己前額抹上紅色，以區別同樣穿著破爛的官軍，他們就是“赤眉軍”。

疲敝的新莽帝國已根本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的戰爭，何況赤眉軍與王莽軍在昆陽決戰的時候，王莽的精銳部隊正在北部與南匈奴苦戰……

與大家想的不一樣，最後攻破未央宮的並不是赤眉軍，而是長安城內的一批地病流氓。“城中少年”(《漢書》給無業遊民的雅稱）朱弟、張魚等人在狂歡式的搶劫中引發了長安城騷亂，人群沖向了未央宮。

最後的時刻，王莽身著朝服在未央宮中平靜地等待死亡，他的身邊還有同樣盛裝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請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願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過去從來沒有，之後也再未發生。

最後，騷亂者以斧頭劈開了未央宮宮門，王莽被憤怒的人群亂刃分屍。王莽死後，這片土地陷入史無前例的混戰之中……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新莽

087

東漢年間，在班固所著的《漢書·王莽傳》中，王莽被貶成一個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國《劍橋中國通史》卻給王莽以最高榮譽，認為他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帝王；民國時期，胡適更是將王莽評價為“中國古代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不想在這裡爭論王莽身後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馬克思的話為王莽作出結論：“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井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

小結：財富的循環

皇權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統治整個帝國，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個強勢分利集團，他們會藉助手中的權力瘋狂掠奪帝國財富。皇權根本就無法徹底遏制這種掠奪，畢竟聯繫皇權和封建官僚的紐帶恰恰就是掠奪財富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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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來回顧西漢帝國由弱變強，再由盛轉衰的循環，一條清晰的財富生產、轉移軌跡呈現在我們面前。

劉邦消滅了強勢的異姓王，同時分封了弱勢的同姓王，實現了帝國管理制度創新。在呂雉和同姓王的競爭中，雙方都信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耕經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放開經濟管制，一批冶煉、商業、運輸、畜牧、漁業等新興行業崛起，帝國經濟前景充滿活力。

此時的漢帝同既有產業創新，又有製度創新，無論國家還是普通民眾，焉能不富?“文景之治”時期，漢帝國的工商業迅速發展。正是憑藉從商稅中獲得的實力，

漢景帝攫奪了同姓王的權力，徹底消滅了其對皇權的威脅。

漢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積蓄，便想通過鑄幣聚斂天下財富，超級通脹使得斂財手段失效，於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產業。管理天下產業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為一種勢力，帝國政府就會憑藉幾何級數式擴張的實力不斷蠶食社會財富、擠壓小農的生存空間。

然後，失去了正常發財手段的帝國精英成為豪強，也擠壓掉了小農身上殘存的最後一口氣息。

無論漢武大帝多麼貪心，也無論他多麼有權勢，在某一個時點上社會財富的總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須留出讓全社會人繼續生存的財富，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必要勞動時間”：社會最底層必須能維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參與掠奪的絕非漢武大帝一個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產就能獲得財富，而且還佔有了帝國絕大部分財富，此後所有賺錢的途徑都必須依附於這個強勢集團。強勢分利集團完全不遵守財富規則，最終，掠奪超出了帝國居民承受的極限，人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沒有能力組建家庭，最終成為流民。

整個循環的邏輯是：帝國搶占富人產業一富人把小農從土地上擠走一封建官商又從上地上擠出了宮人一富人中的強者成為黑勢力一小農成為流民……

最終結果：國弱、民貧，唯獨官富。

第四章

皇權一旦使所有社會資源都徹匐在自己腳下，封建官僚就會在瞬間吸乾帝國的經濟血液，無論皇帝、黑勢力還是黎民百姓，都沒有力量遏制這頭怪獸。武、昭、宣三朝，皇權同樣以各種殘酷的手段鎮壓官僚集團，但是，皇權始終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鎮壓另一批官僚。漢宣帝錯誤地執行了通貨緊縮政策，為官家豪強兼併土地提供了一把貨幣鑄造的利刃。最終，皇權喪失了與官家豪強博弈的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樣吞噬了帝國整個機體。

正是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王莽才終其一生銳意改革，晚年更是“常禦燈火至明”。他試圖以貨幣改革掠奪豪強財富，以皇權作為強大的後盾再次將帝國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軌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化解官僚利益與“天下大同“理想之間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無法挽狂瀾之既倒、扶大廈於將傾。

西漢帝國締造了一個“皇權—封建官僚一小農”的社會體系，這個社會體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來的“封君一封臣“體系。與“封君一封臣“體系一樣，這個統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皇權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統治整個帝國，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個強勢分利集團，他們會藉助手中的權力瘋狂掠奪帝國財富。皇權根本就無法徹底遏制這種掠奪，畢竟聯繫皇權和封建官僚的紐帶恰恰就是掠奪財富的權力。最終，封建官僚對財富的掠奪將成為帝國難以治癒的沉痀。

西漢帝國完整演繹了上述流程，流程的開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結束是普通人

變成流民。為瞭解決這個問題，西漢歷代帝王甚至使用了遷徙、殺戮等極端的方式打擊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終又都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為他們搶劫財富的利器。這是一個加諸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封印，無論多麼偉大的王朝都在這個封印之下灰飛煙滅！

 

 

迷失的貨幣(漢昭帝

—新莽二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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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家與土匪（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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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靈帝開始，朝廷中樞再次鑄造四出五銖應討日＄益i繁的軍事開支和地震救災9；四出五銖屬於足值貨幣，勺、了可能在短期內獲得巨量財富；無奈之下忙屍漢靈帝開始賣，

官撈錢心不僅為自己留下了氣潔駡名，眾也X讓軍閥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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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官的世界

東漢建武年間，劉秀裁撤了全國90％的官僚，全國三分之一的縣根本沒有縣令。至於鹽鐵官營、平准均輸、冶鐵鑄幣，劉秀確實沒有明確廢黜，這些衙門卻根本無人辦公。

赤眉軍在中原大地四處遊蕩的時候，官家豪強也在歡呼雀躍，誰能在紛紛亂世組織一支強有力的軍隊，誰就是帝國未來的主人。赤眉軍流竄到南陽地區，當地官家豪強立刻表示熱烈歡迎，並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一糧食（吃不飽，只能湊合活下去）。當然，官家豪強也毫無懸念地取得了起義軍領導權，自此，他們在史籍上有

了一個新名字，＂豪強軍閥＂。

優雅的中國古文這樣描述類似的場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譯只需要四個字：天下大亂。

豪強軍閥就是傳說中的土匪，從王莽被殺到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中原大地先後出現了十一個皇帝。很難分清這些人哪個是真的皇帝，哪個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當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斯曾經比較過國家與土匪。他認為，國家和土匪本質上是一樣的，大家都以暴力為基礎進行搶劫，土匪搶錢，有去無回；國家搶錢，有去有回。土匪也可變成國家，只要能保護黎民百姓不讓別的土匪搶劫……

要成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錢，有錢才能招兵買馬、鑄造刀槍、打敗其他

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讓自己更有錢。如果沒有錢，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後，南陽的劉伯升和蜀地的公孫述領導著最大的兩夥上匪，他們幾乎同時推出了自己的貨幣制度一“鐵錢”，這也是中國貨幣史上第一次出現鐵質貨幣。

 

第五章

鐵錢，顧名思義就是用鐵鑄造的錢。

國家與土匪(東漢)

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實際價值必須與面值相當，否則不但會引起物價暴漲，甚至有可能讓經濟退回到實物交換時代。

鐵錢，就起到了最壞的作用。

 

093

鐵錢根本就不是錢，鐵也根本不值錢。劉伯升、公孫述在自己的領地上以鐵錢向百姓換取各種戰略物資，不接受鐵錢的人將被處死。一般黎民拿到鐵錢之後並不能用於交換，南陽和蜀地偌大的地盤，能用鐵錢的只有他們兩個人。鑄造鐵錢，是典型的“有借無還＂的土匪行為，鬼知道你什麼時候被打跑，留下來的這些鐵錢能不能繼續使用。

劉伯升、公孫述都是有去無回的士匪，只拿錢，不辦事。東漢的創立者劉秀不一樣，他是那種“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沒有鑄造鐵錢。

至於劉秀沒有鑄造鐵錢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鑄錢，實在是沒有足夠的實力逼迫人們用鐵錢。

劉秀的地盤實在是太小，只局限於洛陽一隅，如果強行推行鐵錢，恐怕連這塊地方都守不住。劉伯升推出鐵錢之後，劉秀也想鑄造鐵質貨幣，手下謀臣鄧禹曾勸諫劉秀：“將軍想圖一時之利，還是圖萬世之利?鑄造鐵錢只能圖一時之利，您不能以一時之利壞了萬世之利。”

不能鑄造鐵錢，又造不起銅錢，劉秀只能放任民間私鑄貨幣。”

儘管私鑄貨幣重量可能輕些，但與土匪的鐵錢相比，還是私鑄更靠譜。因為，民間交易向來不承認鐵錢，要想讓錢花出去，起碼得是銅幣。在劉秀管轄的地方，誰有足夠的財富，誰就可以私鑄貨幣，絕對無人追究。

相對優秀的貨幣制度之下，洛陽一帶成為西漢未年商品和糧食集散地，劉秀也把轄地逐步擴充到了河北、山東。這裡要說，劉秀控制河北、山東，不是因為自己實力增強，而是因為這兩個地方受災最重、流民最多，誰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窮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強，滔天巨浪讓所有財富都化為烏有。當洪水退去，官家豪強巳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了大片無主土地，也留下了“重連”、

“鐵脛＂、“大槍”、“上江”、

“青犢”等五十多支赤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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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隊伍的名字聽起來還蠻威武，其實，他們只是無家可歸的流民。或者說，真實的赤眉軍根本不是軍隊，大多數情況下是全家扶老攜幼一起出動，官軍只需要幾百人就能打跑上於、上萬甚至是十幾萬的赤眉軍。王莽的軍隊之所以敗給赤眉軍，是因為赤眉軍的流竄目標不是作戰，而是吃飽肚子。

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殺盡天下黎民，當然也就消滅不了赤眉軍。

劉秀對付赤眉軍的方法頗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覺，他向這些流民隊伍宣佈：自已將把山東、河北的無主土地分配給赤眉軍戰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畝。對純粹的流民而言，劉秀的實力還是比較強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誰也不願意四處流竄作案。結果，劉秀不但獲得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

還從流民中選拔強壯男丁充實了自己的軍隊。

隨著實力不斷提升，西元25年劉秀稱帝，改元”建武”。

劉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強，自然知道官府盤剝小農的種種伎倆。正是因為看到封建官僚體系對西漢帝國的危害，劉秀才推出了史無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一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統治，就乾脆儘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漢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一司徒、司馬和御史大夫，劉秀雖然也設置了

“三公”，給“三公“年俸萬石的待遇，但是，東漢”三公“沒有任何實權，所有實權都交給皇宮內朝的“尚書台”。如果硬套級別，“尚書台“最高領導大概相當於正處級，年俸不過六百石。建武年間，“雲台二十八將“主之一的李挺擔任司徒，由於沒有事情做，李挺憤然請假一年。對此，劉秀非常高興，馬上准假，並賜給李挺黃金，讓他在家安心養病。

這種“高位虛權”、“實權低位”的制度讓所有官僚都非常難受，高位之官員沒有實權，實權官員品級又實在太低，大家撈錢的難度都大大提高。

東漢建武年間，劉秀裁撤了全國90％的官僚，全國三分之一的縣根本沒有縣令。至於鹽鐵官營、平准均輸、冶鐵鑄幣，劉秀確實沒有明確廢黜，這些衙門卻根本無人辦公。國家稅收方面，稱帝之前劉秀在自己的地盤上執行“什一之稅＂，稱帝之後則恢

 

＠劉秀打天下的過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著名的將領，劉秀稱帝后，人們稱他們為“雲台二十八將“，例如《東漢演義》中的馬武、岑鵬，

複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稅一＂。對劉秀來說，他沒有多少官僚需要養活，士兵都回老家種地了，他自己也厲行節儉，確實不需要多少錢。

彌留之際，劉秀留下了這樣的遺詔：我活著對天下百姓毫無益處，所做的一切也

不過是模仿漢文帝劉恒，我死之後一切務必從簡，正部級以下官員不得守喪（按以往慣例，通常是全國守喪），不得將我的死訊傳達至郡縣。

第五章

《後漢書》用了一個精准的詞描述了劉秀的政策一＂息民”。

國家與土匪(東漢

事實證明，一旦擺脫了封建官僚的束縛，中華民族的創新能力就是驚人的。建武年間，東漢以極快的速度恢復了生產，創造了令世人驚歎的“光武中興”。

種子與原糧產出比為60~80

:

《後漢書》這樣記述這個時代：天下再無征戰，朝廷也詼複了對西域的管轄；人們再無徭役，鄉間沒有盜賊，村落裡晚上也不用閉門；糧食連年豐收，家家殷富，牛馬在田野裡四處遊蕩，也不用擔心被人牽走。據《齊民要術》記載，東漢時代農作物

1，遠高於西歐中世紀的4~5:1。

遺憾的是，塵封的故紙堆沒有為“光武中興”提供更多的證據。非常幸運，今天，我們有了現代考古學。

與“文景之治”相比，東漢初年的墓葬數量更豐富，墓葬的主人也從大官僚變為民間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見天日，為我們揭開了那段塵封兩千年的歷史。

漢光武帝年間，人民生活逐步豐富起來。1973年，浙江海寧出土了一個東漢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畫為我們描繪了墓主人車馬出行、宴飲、炊廚和舞樂百戲的盛況。

漢光武帝年間，畜牧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55年，湖南長沙3號東漢古墓出土了一個養雞坊模型：這是一個狹長的雞舍模型，雞舍中又有幾十隻雞陶俏，有的雞站在室內，有的雞則把頭伸出窗外。這是養殖理論中典型的＂廂養＂，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動，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漢光武帝年間，會稽、江陵等長江沿岸城市成為舉世聞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西元33年），劉秀討伐蜀地公孫述，《後漢書》記載，劉秀派出了數千艘幾層樓高的戰艦，可見東漢初年造船業之發達。長沙203號東漢墓的陪葬品中有一個長達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裝有寬大的舵葉，船舵也可以自動提起進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龐大的艦船。

漢光武帝年間，陶瓷業在全國範圍內迅速發展。當代，江蘇、湖南、江西、湖北、廣西、貴州都曾有大量的東漢瓷器出土，這些瓷器胎質白嫩、細膩緻密，品質遠高千元、明兩代。現代科技已經證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攝氏度以上的高溫中才能燒制出這種瓷器，至於當時東漢陶瓷業究竟使用什麼技術達到如此高溫，現在已經不得而知。

令人無比困惑的是，東漢如此發達的商品生產，卻極少有官方鑄幣記錄；劉秀一生僅在建武四年（西元28年）鑄過一次五銖錢；此後，東漢十二帝前後一百九十六年，只記載了兩代帝王五次鑄幣，其中，四次是漢靈帝，另一次是

范卓鑄小錢。

官方鑄幣如此稀少，東漢又絕無銅錢匱乏之虞。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元46年），南陽郡發生地震，在這場慘烈的自然災害中很多家庭斷門絕煙。地震之後，東漢朝廷出面為無人送葬的罹難者辦理了喪事，並為每個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銅錢作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紹興南錢清公社在一個東漢墓葬中出土了三十三萬枚銅錢，總重為一噸。如此數量之貨幣作為隨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極為罕見，而南錢清漢墓絕非唯一以巨量貨幣作為隨葬品的東漢墓葬。

一般來說，隨葬品是人們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個世界繼續使用這些物品。既然貨幣成為日常隨葬品，那麼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經常使用貨幣。

官方沒有鑄造貨幣，這些銅錢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答：民間私鑄。據彭信威先生考證，東漢一朝民間私鑄貨幣總量應在三百億枚左右。出土的東漢貨幣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東漢初年的銅錢，形制雖然仍是“五銖錢”，質量也在四克左右，但是製造技術卻比“赤仄五銖”和“上林三官五銖＂差了很多，銅材也不再是紫銅，明顯不是官家鑄造。

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三代，前後六十四年，物價穩定，每石糧食的價格只有二十錢，已經低於西漢“文景之治”的水準。然而，貨幣最好的投向卻不再是土地，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人們有了更為賺錢的陶瓷業、造船業、畜牧業，此時，鑄幣權巳經重回民間。我們有了創新產業、有了悠游黃河的艦船、有了自由鑄造的貨幣，只要我們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會率先走進海洋、走向世界。

然而，歷史有時候讓人感到無比困惑。

為一勞永逸地解決西羌問題，漢安帝劉祜舉全國之力對西羌發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與漢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漢安帝無論是徵發士兵，還是屯兵邊境，都要依靠富可敵國的塢堡。

西漢末年，天下大亂。人們以血親為聯繫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對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權。人們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圍繞著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組織防禦。這種城堡叫作“塢堡”，是東漢最基礎的社會細胞單元。

某種意義上，正是有了宗族對人民的管理，東漢政府才不需要這麼多官僚。當代中國鄉村就起源於這個時代，現在絕大多數漢族村落仍舊以姓氏命名，例如，陳莊、楊莊，原型就是東漢時期的塢堡。

《後漢書》記載，西漢末年有一個叫田疇的書生，他在同姓中有著很高的威望。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人煙＂，田疇帶領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塊盆地，披荊斬棘、鑿井築屋，自此，田姓人家在這塊盆地中過起了與世無爭的農耕生活。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想到東晉陶淵明一篇著名的散文，那也是於百年來中國人的理想，《桃花源記》。

其實塢堡就是《桃花源記》的原型，只不過“桃花源“遠非與世無爭的人間仙境。<塢堡經濟>是一種典型的私有經濟，競爭和剝削的殘酷性絲毫不亞於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競爭時代。

為了理解這個時代，我們首先介紹當代經濟學的一條公理性假設：資源稀缺。強調一下，這個不是假設，而是血淋淋的事實。所謂資源稀缺，直白的解釋是：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錢不好賺。

東漢時代賺錢就更不容易，當時人類開發資源的手段極為有限，為了生存下去，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宗族乃至每個民族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紛爭。與小農家庭相比，塢堡無論在生產、分工還是對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高很多。

正因為能力強，競爭也更為殘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殘酷的競爭中，一些塢堡衰敗了，也有一些則更加強盛。東漢帝國社會財富總量已經遠遠高出西漢時期，塢堡的經濟實力也遠遠超過了西漢的官家豪強。西漢中期擁有超過萬頃土地的大豪強已經非常罕見，東漢中期塢堡卻往往佔據一兩個郡，其財富總額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漢簡》這樣記載當時的大塢堡主：他們的房屋連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縣，倉庫已經裝不下他們的奇珍異寶，山谷已經裝不下他們的牛羊，既然是競爭，就一定會有失敗者。換句話說，競爭一定會產生貧富差異。一旦勝負已分，接下來的競爭中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最後產生極度貧富分化。

漢章帝以後，塢堡之間的競爭已經經歷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許多新人，”部曲＂。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競爭中離散的其他塢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慘，以至於後世經濟史家認為東漢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奴隸制。

《東觀漢記》記述了一個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災害中死去，倪萌收養了哥哥的兒子；歲未的時候，為供養兄長的遺孤，倪萌自己的兒子反而被餓死了。本來，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殺富濟貧＂，通過剝奪富人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東漢朝廷卻是這樣一個政府，京兆、太尉這樣的高級官僚同樣要“食麥蔬＂。

所謂“食麥蔬＂，說白了就是糧食和野菜摻和著吃一不是為了健康，也不是因為飯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為真的吃不飽飯。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飽，如何會有能力管理強大的塢堡?帝國不能管理自己版圖上的塢堡，又如何能對抗異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勢力過弱，就無法抑制自由競爭產生的貧富分化，更無法有效集中資源。如果帝國無法建立有效的統治，一旦面臨強大的異族挑戰，國家同樣會生靈塗炭，甚至被滅族。

東漢中期，在並不遙遠的西部，異族對中原財富覬覦巳久……

漢代，青海地區生活著另一個古老的民族，西羌。與匈奴一樣，西羌也是一個遊牧民族，自己只能飼養牛羊、馬匹，糧食、布匹都要靠漢朝供應。

對西羌人來說，能換到糧食、布匹當然好，如果換不到，縱馬搶劫更省事。

西漢年間，漢武帝曾經收服諸羌，並在羌地設四了郡縣；漢宣帝、漢元帝先後對西羌發動過三次大的戰爭，諸羌從此一獗不振。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帝國無暇西顧，西羌由此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

東漢中期，西羌人口數抵巳經與匈奴鼎盛時期相近。

東漢舉國上下卻對此毫無警覺，醉心於發財的塢堡主當然不會關心軍事；西漢時期的軍馬飼養基地也變成了“科研機構＂，流傳後世的《相馬術》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統轄的禁軍（常備軍）也不足萬人。更可笑的是，帝國末年禁軍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職組成。

弱勢的政府、弱勢的軍力、強大的經濟，最容易引來外賊窺視。

 

漢安帝永初年間，西羌多次侵擾冀縣、平襄（今甘肅甘穀、通渭），經常一次就屠殺上萬名漢人；多名高官先後罹難，漢中太守鄭勤陣亡、涼州刺史皮揚陣亡、征西將軍司馬鈞兵敗自殺；最後，西羌甚至一度圍攻故都長安。

戰亂之中，人們追求財富的夢想被打破了。甘肅、陝西地區的漢人開始大規模內遷，人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國家與土匪(東漢)流民，再一次出現在帝國的版圖之上……

為一勞永逸地解決西羌間題，漢安帝劉祜舉全國之力對西羌發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與漢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漢安帝無論是徵發士兵，還是屯兵邊境，都要依靠富可敵國的塢堡。

 

在漢安帝的號召下，吃盡了西羌苦頭的塢堡也只能心廿情願地有人出人、有錢出錢。只不過，塢堡軍隊沒有統一的領導，在戰爭中當然不會分工合作，更多的情況是，一支塢堡軍隊遇到敵人，友軍龜縮不出，坐看友軍失敗。加之東漢塢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來扛鋤頭的農夫，這些人臨時拼湊起來組成軍隊，單兵作戰能力確實遠低於西羌，十個步兵也未必能打贏一個西羌騎兵，因此，東漢軍隊逐漸被各個擊破。

這場戰爭持續了十四年，東漢帝國全體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億枚銅錢，差

不多相當於西漢帝國二百年間鑄造的貨幣總和。然而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未能擊潰西羌，也沒有保護好內地黎民百姓，反而培養了一批強大的軍閥：張煥、皇甫規、段潁等，還包括後來禍亂漢家天下的董卓。

漢羌戰爭消耗的社會財富越多，東漢帝國解決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漢安帝死後，東漢帝國再沒有能力主動對西羌發起攻擊，在戰爭中幾乎完全處於守勢，西羌之禍愈演愈烈。漢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組織一次有效反擊。戰爭延續到朔方、雲中、雁門、代郡、琢郡、漁陽、遼東等內地諸郡，西羌士兵一度進攻都城洛陽。

連年征戰使得東漢人民無心耕種，帝國政府既然解決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會間題也就隨之激化。

桓帝永興元年（西元153年），全國近三分之一的郡縣遭受蝗災，帝國版圖內再

次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流民。這些人光著身子、吃著草根（裸行草食），在饑餓和病府的折磨下流浪於帝國阡陌之間

銅臭的由來

或許漢靈帝認為，帝國巳經出現了”三空＂（田野空、府庫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沒有實權，賣掉又有何妨?賣官不用盤剝百姓，又能增加國庫收入，這才是斂財的最佳手段。何樂而不為?

江山風雨飄搖之際，一位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漢靈帝劉宏，登上了舞台。

漢靈帝之所以臭名昭著，據說是因為賣官。後世史家認為，他在帝國統治行將崩潰之際仍舊賣官斂財，最終導致東漢帝同滅亡。

今天的電視劇中也經常有這樣的鏡頭，每當皇帝醉心於享樂的時候，總有忠臣站出來大罵皇帝（一般會義正詞嚴、聲色俱厲，甚至聲淚俱下）：你難道想學漢靈帝劉宏嗎?

其實，賣官不是漢靈帝首創，更不是後無來者，賣官者也不乏所謂“明君”，前有秦國的秦穆公、西漢的漢武帝，後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賣官的皇帝數不勝數。只不過，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場上叫賣，終究不是什麼光彩事。皇帝賣官就像鬼子進村，悄悄買、悄悄賣，不要聲張。

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公開頒行詔書賣官的皇帝只有漢靈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漢靈帝賣官還大鳴大放，生怕別人不知道，他為官職規定了種種價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縣令，幾乎無一不賣。

如此明目張膽地賣官，不僅僅是皇帝丟臉，連官僚的臉也被丟光了。所以，無論史學家還是平民百姓，都認為漢靈帝是一個昏君。漢靈帝，幾乎成了灰太狼和懶羊羊的合體。

真的是這樣嗎?

東漢本就是最窮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漢靈帝當政二十二年，全國居然發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

劉宏，真是窮到了極點。

按照一般思維，為挽救風雨飄搖的帝國，統治者一定會鑄大錢斂財。

漢靈帝的情況，屬於二般。

漢靈帝確實選擇了鑄幣斂財，只不過，他沒有選擇鑄大錢，反而鑄造了足值的五銖錢。中平初年，劉宏重鑄五銖錢，漢靈帝五銖背面有四道斜紋，所以漢靈帝五銖也被稱為“四出五銖＂。從出土文物來看，四出五銖重3.5克，僅比赤仄五銖輕0.5克。

靈帝一朝，先後三次鑄幣，都是這種四出五銖，始終沒有發行虛值貨幣。

 

漢靈帝初年（西元168年），帝國已經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每石糧食價格為萬錢，一匹馬的價格約為兩百萬錢，這個數字巳經和西漢末年戰亂時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銖並非虛值貨幣，在超級通脹中，這點錢對鞏固東漢統治根本就是杯水車薪。四出五銖剛剛面世，坊間就開始流傳，銅錢背後的四道斜紋代表四方邪氣沖天，四方必將大亂……笫一次讀這段歷史，我非常奇怪，漢靈帝這麼做究竟是出於什麼考慮?

後來我明白了，漢靈帝斂財的方法就是賣官。

光和元年（西元178年），漢靈帝頒佈詔書，公開買賣官職，上至公卿，下至縣令，所有官職無不需要以錢交換。現任官僚也高要補繳費用，官聲卓著者可以打五折、三折。例如，劉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萬錢把司徒的官位賣給了晉州州望族崔烈（晉州塢堡主）

在崔烈的受封典禮上，劉宏突然有點後誨，說：“司徒五百萬錢賣給你實在是便宜你了，這應該是一千萬錢的價格（悔不千萬）。”

事後，崔烈問兒子（崔鈞），自己現在位列”三公”，可曾聽到外界對此有何議論。兒子答：＂父親曾經歷任卿、太守之職，無論資歷還是官聲，您都應該得到三公之位。

今天，您卻通過買官獲得司徒的位性，實在讓天下人失望。因為，您這個司徒的位置，銅臭味道實在是太重……＂

這句＂悔不千萬”為劉宏留下了千古駡名，也給封建官爵留下了一個響亮的名字，銅臭。

或許漢靈帝認為，帝國已經出現了＂三空”（田野空、府庫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沒有實權，賣掉又有何妨?賣官不用盤剝百姓，又能增加國庫收入，這才是斂財的最佳手段。何樂而不為?

漢靈帝沒有想到的是，虛值貨幣，皇帝不發，有人替他發！

買官者本就是塢堡中的軍閥，現在，他們終於獲得了合法的官職。他們到任之後，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鑄貨幣＂鉛券”。

顧名思義，＂鉛券”就是鉛質的貨幣。遺憾的是，我沒有找到鉛券的出生地，史籍對此語焉不詳，可能是有一個地方官鑄造鉛券，之後大家紛紛模仿。在這裡，我只能為大家總結一下鉛券的特點：但凡流傳下來的鉛券，貨幣單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銅錢，而是可以在某地兌換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價值交換其他財富。

亂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覺得銅錢也不靠譜了。

鉛只是一種比鐵還重的金屬，雖然單位價值高於鐵，卻比黃金便宜很多。而土地可是農耕時代最大的財富，以鉛券換土地，這何止是搶劫！

可以說，鉛券是中國歷史上最惡劣的虛值貨幣。

經歷了羌人之亂，所謂官員面對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樣強勢的軍事塢堡。大家都是軍閥，憑什麼讓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義上的官府、實際上的強盜，那麼，也只有比一比誰的刀更快了。

結果：塢堡VS塢堡，也就是傳說中的軍閥混戰。本就巳經羸弱不堪的底層黎民再也不能承受軍閥混戰的壓力，在災害、異族戰爭的多重壓力下，史籍再次出現了“人相食”的記錄：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流民再次成為一股無法遏抑的洪流，當連活下去都成為奢望，一個道教的分支便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在信徒奉為神靈之語的《太平經》中，人們開始發洩對帝國無能的憤恨：皇帝不是隱士天下間的事情、天下間的追理，作為皇帝卻一無所知，這才是皇帝最大的錯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

這個道教分支的首領叫“張角”，他自封“大賢良師”。毫無生的希望，人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給了虛無，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並不能延續人們的性命。這些信徒認為，所有人都應該臣服於這位”大賢良師”，之所以有人沒有得救，是因為對“大賢良師”還不夠忠誠。

靈帝光和七年（西元184年），這些無比忠誠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同時起義。

無以為生的流民在頭上圍起了黃由，高喊著“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戰之中。

無字的小錢

董卓之錯，在於他明明是土匪，卻偏偏以國家名義發行無字小錢。與其說無字小錢打破了人們對貨幣的信任，毋寧說自此封建帝國的信譽完全崩潰。封建帝國已經完全成為強盜，再也沒有一個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有時候，歷史充滿了詭異。西漢帝國曾那麼強勢，卻無法遏制洶湧的流民，官軍終究不會為剿滅流民盡到最後一分力星；東漢帝國朝廷中樞沒有直接控制軍隊，卻以極高的效率消滅了農民起義，塢堡對防範流民不遺餘力，流民經常無處可以流竄。在不足半年的時間裡，各路軍閥把黃由軍消滅得乾乾淨淨。董卓，就是鎮壓黃由軍的軍閥之一。

一個人做一件壞事並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壞事。做壞事被人罵並不難，難的是被人一罵就是兩千年。西漢末年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檜……中華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壞人，絕大多數頂級的＂壞人”都毀譽參半，不會一邊倒罵聲一片。唯獨這位董卓，這麼多年、這麼多史書，無論正史野史，我從來都沒見任何人說過他一句好話。

據《三國志》記載，策卓年輕時勇武有力，經常身帶雙鞭，在馬上可以左右開弓。西羌禍亂中原的時候，堇卓憑著一身好武藝找到了一份工作一郡守派他率領鄉民抗擊西羌，大概相當於今天的民兵連長。

董卓非常熱愛這份工作，為抗擊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頭領喝酒，酒酣耳熱之際也常常縱聲放歌，據說這樣可以聯絡感情。當然，喝酒唱歌之際策卓順帶挑撥離間，挑動羌人內鬥。

挑撥離間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堇卓居然成為西羌幾個部族的首領，時而搶劫漢家，時而打擊羌人其他部族。

靠著這些家底，董卓參與了鎮壓黃由軍的戰爭，勢力逐漸強大起來。

這裡要說，漢靈帝是一位眼光敏銳的帝王，他意識到董卓的存在對帝國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西元189年，漢靈帝在彌留之際發出最後一道詔書，在沒有收錢的情況下免費任命董卓為並州刺史，希望以此穩住董卓，讓他不要來京城惹是生非。

漢靈帝死後，東漢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有能力統轄全域的帝王，朝廷由此變得一團糟。在宦官、外戚、朝臣的無數次鬥爭中，登卓找到了一個機會率兵進入洛陽，成為主宰東漢王朝的人。

說起來很可笑，董卓進京，帶了多少人馬呢?答：三千人。

沒錯，是三千名士兵，這已經是董卓的全部家底。三千軍隊就讓朝廷束手就擒。

堇卓當朝後甚至鳩殺了新皇劉辯，再立劉協為漢獻帝。堂堂帝國中樞，不能抵抗三千士兵，朝廷弱勢到何種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接著，董卓自封太尉，領前將軍，兼節傳、斧鉞、虎賁……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職，聽起來真是位高權重。但官職的權力並非來自一紙任命狀，而是來自官職背後的掠奪實力。朝廷中樞有權任命官員，基礎是國家是最大、最強的土匪，如果無法震懾其他土匪，國家也就無法創造、管理甚至搶劫財富。

大家甘心奉漢室為皇帝，是因為漢室是幾百年來的正統皇室，豎起來，這起碼是一面旗幟。

聽你董卓號令?說笑話呢！

董卓這些官職，其實只能自己騙自己，頗類似於小孩的“過家家”。連正宗皇帝漢靈帝都得靠賣官撈錢，何況董卓你這個冒牌貨?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職都戴在自己頭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銅錢！董卓終於明白，這個所謂朝廷，對他來說根本不是一筆財富，而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最為尖銳和現實的問題是：在洛陽這塊人生地不熟的地盤上，董卓如何養活自己的軍隊?軍閥混戰的年代，要軍隊聽從指揮，從來就不能靠什麼“士兵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沒有錢，誰又會真的服從你呢?

董卓的軍隊也很憤怒，這些人十之八九本是西羌盜匪，出來當兵，就圖錢財。以前涼州是窮鄉僻壤，也經常有酒喝、有肉吃；現在到了洛陽這樣的大城市，卻混得連酒肉都沒有了。

弄不到錢，誰肯為董卓賣命?

國家雖然有土匪的性質，但國家”講文明、講禮貌＂。此前，漢武帝的＂算緡令”、王莽的“寶貨制”、漢靈帝的＂賣官”都是搶劫，可誰也不會直接拔刀出鞘。

士匪雖然也有國家的性質，但土匪不講“文明禮貌＂，最大的規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土匪搶錢之前也有宣傳，一般是炫耀武力、殺人立威。國家一旦變成土匪，就會比土匪更可怕。所謂“匪來如梳、官來如笸、兵來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兒剃頭會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但又挾持著漢獻帝，就是國家變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縣繳納賦稅，洛陽滿城財富也只屬於私商。既然無人肯上繳，董卓就發明了他自己的搶劫方式一“搜牢＂：放縱士兵搶劫洛陽城，以此換來羌族士兵的效忠。洛陽可是東漢帝國經營兩百年的國都，董卓卻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實，借機在洛陽給民間財富剃頭！

據《後漢書》記載，董卓的士兵衝進洛陽人家，見錢搶錢、沒錢搶糧、沒糧殺人，然後燒毀房屋、劫掠婦女。董卓自己盡取皇宮財寶，每天晚上潛入宮中姦淫女性，上至公主，下至宮女，照單全收。凡有人提出異議，往往都會被虐殺，朝廷百官也不能倖免。洛陽之外，搶劫更為慘烈，營卓的士兵曾經沖入一個叫“陽城”的小鎮，人們正行走於街道之上，快馬而來的士兵逢人便殺，他們把財物、婦女裝在車上，車轅上掛滿了人頭，然後高唱凱歌回到洛陽城。

這哪裡還是國家，已經是人間地獄。無論黎民百姓還是其他土匪，沒有人希望搞到這步田地。漢獻帝初平元年（西元190年），董卓進京不足一年，後將軍袁紹、冀州太守韓酸、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包括當時無權無勢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紹為盟主，一定要拿下這個禍國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應對之術，無論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敵，他居然把洛陽附近公卿以上的墳墓盡數掘開，也包括東漢數代帝王陵寢，拿走殉葬珍寶。然後，一把火燒盡了洛陽的宮殿、王府、衙門、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軍逃向長安。

討伐堇卓的聯軍未到洛陽，洛陽方圓兩百里之內已成為一片焦士。東漢兩百年財富、兩百年人才、兩百年積蓄，毀於一旦！

當年六月，堇卓佔據了故都長安。畢竟這裡距離涼州較近，董卓在這裡的勢力較強，於是，董卓推出了中國歷史上一次史無前例（後有來者）的貨幣制，妄圖借此盡掠長安財富。

長安是秦朝曾經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鐵鑄十二銅人，每個銅人重二十四萬斤。此外，未央宮中還有數不盡的銅台、銅缸……董卓毀掉九個銅人和無數銅器，以此為基礎開始鑄行“無字小錢”。

晉代陳壽的《三國志》這樣描寫無字小錢：錢面沒有文字，錢內方孔也沒有明顯的輪廓。

唐代房玄齡的《晉書》這樣描寫無字小錢：這種錢沒有輪廓，錢緣太小，以

：至於無法刻字。

從出士文物來看，無字小錢沒有錢文，重量也不統一。我見過最重的無字小錢第0.8克，最輕的重0.3克，一般情況下重0.3~0.5克，約為西漢五銖錢的十分之一。

在這裡，我想打一個形象的比方：無字小錢如同大家玩過的呼啦圈。因為，無字小錢也屬於方孔圓錢，只不過錢緣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

這哪裡還是貨幣！

為確保無字小錢流通、讓別人屈服，董卓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殘忍。據說董卓經常在宴會上殺人助興，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殺了數百人，先斷舌頭，再斬手足、鑿穿眼睛，最後扔進開水裡烹煮。席間吃飯的眾人嚇得渾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獨董卓談笑自若，飲食如常。

如此貨幣制度下，長安城立即爆發了超級通脹，《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同時提到，董卓推行無字小錢後，長安城內一斛糧食的價格巳經暴漲到百萬錢（東漢末年一斛約等於今天的三十斤）。

很多人說，一百萬枚無字小錢少說也要有數千斤銅材，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跟一斛糧食根本不對等。所以，大家得出結論，一斛糧食價值百萬錢的記錄只是史書中一種誇張的寫法。

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衡量物價，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這樣的超級土匪，長安附近根本沒有人安心生產，也沒有人敢到這裡販賣糧食。我找到了當時長安城的一首民謠：“你雖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糧食，一斗糧食可延我性命，黃金萬兩又有何用?“

我還找到了同時代幽州的糧價，不過仍舊是百錢一斛。

如果”三十斤糧食百萬錢”的記錄為真，那麼，無字小錢就是中國古代最高通脹紀錄，此前此後，無論多麼離譜的統治者均未突破這個極限。

單純從貨幣價值來說，董卓的小錢好歹還是銅幣，不比東漢初年劉伯升的鐵錢、東漢中期軍閥的鉛券更惡劣。堇卓之錯，在於他明明是土匪，卻偏偏以國家名義發行無字小錢。與其說無字小錢打破了人們對貨幣的信任，毋寧說自此封建帝國的信譽完全崩潰。封建帝國已經完全成為強盜，再也沒有一個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後三百多年，漢家天下成為一個弱肉強食的霍布斯叢林。在這個殘局中，註定不會有人勝出，最強大的土匪都會葬身其中，只有徹底毀滅所有財富才能讓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線上。

當掠奪超過被掠奪者的極限，掠奪者就會成為所有人的敵人，包括他最忠誠的同夥。何況在紛紛亂世之中，董卓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強者，他不過是挾持了漢獻帝才在史籍中顯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開始以無字小錢支付軍款，他的軍隊調轉了刀口，董卓最後被他的義子呂布所殺，呂布戲貂蟬的故事就是從這段歷史中演繹出來的。

最無厘頭的是，漢獻帝居然在東漢王朝最大的敵人，黃由軍殘部的保護下逃回洛陽。黃由殘部被曹操收編，漢獻帝也落入曹操手中，自此中國開始了一個叫作“三國”的時代。

 

小結：盛衰小農一錢間，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東漢帝國消耗掉了二百四十億枚銅錢，損失一點不亞于漢武帝劉徹征伐匈奴時。更惡劣的結果是，不但未能消滅西羌，塢堡還借機掌控了軍事力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軍閥。

西漢未年，劉秀不過是眾多舉兵的豪強之一。由於力量太弱，劉秀不能像其他軍閥一樣鑄造鐵錢，只能尊重貨幣規律任由民間私鑄。在優秀的貨幣制度下，劉秀最終成為軍閥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漢帝國滅亡的原因，劉秀才故意保持了一個弱勢官僚渠陽，東漢帝國也始終依靠民間私鑄貨幣。

擺脫了封建官僚的羈絆，人們對金錢的渴望再次進發，社會生產力的發達程度更甚於西漢鼎盛時期，社會財富也再次呈幾何級增長。

“文景之冶＂的基礎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還有另外一個名字一“小農經濟”。“光武中興“雖然締造了華夏第一代創新產業一陶瓷業、造船業，但是，這些創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是塢堡，塢堡依靠宗族紐帶而存在，只不過是“小農經濟”的2.0版。

西方經濟學認為，小農家庭會精準地計算利潤，在“邊際投入“大於“邊際產出“的時候停止投入，進而實現利潤最大化。其實不是這樣的。

農業生產也可能遵循利潤最大化模式，這可以用來描述現代化生產的農場，但不適用於中國的小農和塢堡。中國的小農抵抗風險的能力極差，人們就像站在齊頸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細浪就可以將之淹沒。

直白地說，在封建社會，能夠生存下去就是絕大多數中國小農的理想。

所以，為了獲取生存資源，為了能夠抵抗未來的風險，小農會對土地無限度投入勞動，直到土地的邊際產量為零！這樣的社會組織結構基礎缺少契約精神，人們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風險，當然無論產業創新、管理創新還是組織創新就都變得舉步維艱。

只要家庭是抵抗風險的最終社會單位，那麼，絕大多數人對財富的渴望就都會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勞動就會絲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損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為代價。所以，小農家庭衡量剝削殘酷與否的標準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還剩餘多少。

東漢塢堡競爭的殘酷程度遠勝於單一小農家庭，毫無節制的私有經濟競爭同樣產生了嚴重的社會間題：東漢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塢堡主、大批無依無靠的部曲同時出現在帝國的版圖之上。更加嚴重的是，面對強勢塢堡，帝國朝廷政令不能行，朝廷的統治能力已經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計了。

恰恰在這個時候，西羌繼匈奴之後成為漢帝國又一個心腹大患。

面對西羌的劫掠，弱勢朝廷根本無法集中資源保護黎民百姓乃至整個帝國，一盤散沙的塢堡軍隊也無力抗衡倏忽而來的馬上民族。

在對抗異族的戰爭中，東漢帝國一敗塗地。並非塢堡不努力，而是塢堡必須保證自己的部曲不被齊頸深的水淹沒，所以，每次戰爭都不會畢其功於一役。

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東漢帝國消耗掉了二百四十億枚銅錢，損失一點不亞於漢武帝劉徹征伐匈奴時。更惡劣的結果是，不但未能消滅西羌，塢堡還借機掌控了軍事力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軍閥。

從漢靈帝開始，朝廷中樞再次鑄造四出五銖錢支付日益浩繁的軍事開支和地震救災。四出五銖屬於足值貨幣，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巨量財富，無奈之下，漢靈帝開始賣官撈錢，不僅為自己留下了千古駡名，也讓軍閥統治權變得名正言順。

董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控制朝廷中樞的軍閥，國家由此變為土匪。

土匪對財富的掠奪比國家更為貪婪和殘忍，他們眼中只有金錢，沒有道德，沒有規矩，甚至沒有人性。董卓發行的無字小錢巳經完全違反了貨幣規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內的人都捲入反對他的鬥爭中。

董卓死後，中原大地陷入軍閥混戰。

這是中華歷史上另一個無奈的悖論：經濟發展需要擺脫封建官僚的羈絆，也需要自由競爭激發活力，但是，弱勢封建官僚沒有能力解決自由競爭中產生的社會問題，帝國也無法建立一支強勢軍隊。“先安定，後發展”是經濟增長中優先順序的條件，在冷兵器時代，農耕民族如果無法有效集中資源，外族入侵和軍閥混戰也許就是難以擺脫的宿命。

東漢帝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顯然，這個時代沒能給出答案。不要說史家口中昏聵的漢靈帝，後世即便英明如唐宗、宋祖也未能將其中的玄機識破。

聰明人不止曹操一個，所有軍閥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過，店大欺客，多數軍閥並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產多少糧食，他們只在乎自己佔有多少土地。在他們眼裡，流民是部曲、是任人揉萌的奴隸，不要說分成，流民經常連自己都養不活。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陽發掘了一座古墓，據說是“曹操墓”。關於墓葬真假的辯論在國內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向來無人問津的考古學課題硬是被媒體炒作成了一個盡人皆知的娛樂話題，實在讓人大跌眼鏡。

既然是娛樂話題，對與錯、善與惡、美與醜，就都可以顛倒；因為，娛樂可以虛構、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說八道。歷史可不行。歷史曾經真實地存在，因為真實，所以殘酷。

真實的曹操，猶如今天安陽這座曹操墓，早就淹沒在毫無邊際的

想像當中，撲朔迷離、真假難辨，曹操出身於宦官集團（宦官義子），卻憤然反叛了自己的陣營，漢靈帝死後曹操協助袁紹盡誅宦官；董卓入朝後，曹操羞於為官，在第一時間化裝成百姓逃離了洛陽。

在開封軍閥衛茲的支持下，曹操散盡家財，聚眾五千人起兵討伐堇卓。

此後，曹操苦心孤詣、十年經營，建安元年（西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於洛陽，後定都於許都（河南省許昌市）。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權，最後的結果是：處處無主孤墳，滿眼淒涼。

據《三國志》記載，董卓死時，每郡人口仍在幾十萬戶以上。十年征戰，90％以上的人口在這片土地上徹底消失了，故都長安甚至成了無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數再次達到百萬的最級，人們帶著耕牛、農具舉家流亡，且耕且戰，經常以野穀、野菜、樹皮為生，沒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據《三國志》記載，漢獻帝回到洛陽後，人們像看猴戲一樣參觀這位未代皇帝，皇室威嚴蕩然無存。朝臣只能棲身在破壁殘垣中，正部級以下官員要靠採摘野穀充饑，很多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田野中，紛紛亂世，貨幣早就在戰亂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糧食才是最金貴的物品。即使手裡有貨幣，又怎麼會有人肯把賴以為生的糧食賣給你?

一個沒有貨幣的世界，天下英雄又當如何自處?

據說諸葛亮出山之前曾與劉備縱論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謂的＂隆中對＂。據說這場＂隆中對“最初的來源是《三國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學界巳經證明這段所謂諸葛亮的＂隆中對“是後人比照《三國演義》添加，並非《三國志》所寫，《三國志》只為我們記載了曹操和謀士毛玠的＂隆中對“。

興平二年（西元195年），在曹操和謀士毛玠的一次會談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國

內形勢，精確判斷了敵我優劣，也確定了曹操此後的立國方針。當時，最強大的軍閥首推北方的袁紹和南方的劉表。毛玠認為，袁紹為人多疑而少斷（我始終認為，《三國演義》把袁紹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沒有緊抓經濟建設，他的軍隊甚至靠野果充饑；劉表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會主動進攻別人。

結論：袁紹、劉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業”，只須“守位以財＂。這句話也是當代國際關係中永恆的真諦：要想成為世界霸主，必須有最強勢的經濟！曹操＂守位以財＂的方法，在歷史上叫作“屯田”。

所謂“屯田”，就是招募流民開墾無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為流民相信他能保護自己安心生產；曹操之所以能保護流民，是因為他身後有眾多流民。

雞生蛋，蛋生雞的道理大家都知道，關鍵是第一隻蛋，第一筆招募流民的錢究競要從哪裡來?亂世之中，無論增加稅收（財政政策）還是鑄造大錢（貨幣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餓死了，增加稅收肯定撈不到油水；至於鑄大錢，就算有人肯要，也沒有糧食可賣。

既然徵稅和鑄大錢都騙不到財富，那就無須遮遮掩掩，直接明火執仗地搶劫好了！定都許都之後，曹操收編的第一批黃巾軍，是青州流民，大約有一百萬人。為了安撫這批流民，曹操挑選了其中的精壯者，號“青州兵＂。然後，曹操親自帶著青州兵劫掠了從汝南、潁川來的黃巾軍，奪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著這些資財，建安元年（西元16年），曹操頒佈《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

為一屯，春夏耕種、冬秋操練。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搶來的），收成與官家四六分成；屯民如果自備耕牛，則收成與官家五五分成。

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好方法。僅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萬斛糧食。成績的背後是悲慘的屯民，他們要向曹操繳納50％甚至60％的收成。

 

這樣的稅率，很高嗎?

高不高，要看跟誰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稅一比，50％當然很高；跟其他軍閥比，巳經相當低了。

聰明人不止曹操一個，所有軍閥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過，店大欺客，多數軍閥並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產多少糧食，他們只在乎自己佔有多少土地。在他們眼裡，流民是部曲、是任人揉躇的奴隸，不要說分成，流民經常連自己都養不活。

按照“國家和土匪＂的邏輯，這些軍閥是典型的小土匪。要想徹底解決流民問題，必須有一個大土匪，也就是國家來制止小土匪的過火行為。東漢末年，但凡有點模樣的軍閥都要靠手下眾多塢堡支持，誰也不敢禁止軍閥圈禁流民，包括實力最強大的袁紹和劉表。畢竟大家要靠小軍閥支撐檯面，禁止搶佔流民和土地，見面怎麼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軍閥。曹操本出身寒門，跟塢堡沒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得去手。50％的開價確實黑了點，但比起要錢又要命的其他軍閥還是寬鬆了很多。何況，50-60％的稅率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只執行了一年。

官渡之戰後，立即改為“每畝每年四升穀，每戶每年兩匹絹、兩斤絲綿＂；遇災年，官府賑濟災民；遇豐年，稅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選擇，留下屯田或者離開。四升穀、兩匹絹、兩斤絲綿已經是屯民的所有負擔，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攤派雜稅、徭役、兵役。

把曹操跟王莽並列在一起，還是相當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併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國家對小農發放土地，小農直接向國家繳納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當然會得罪那幫封建官僚，而且這些人掌握著後世史筆。

看著曹操挾持漢獻帝，看著曹操的一百萬斛糧食，看著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紹馬上意識到不能由著曹操折騰下去了，否則，很快就輪到自己四處流竄了。建安四年（西元199年），僅在曹操開始屯田後的第三年，袁紹提兵十萬進犯許都，試圖一舉消滅曹操，並劫奪漢獻帝。

對這場戰爭，袁紹滿懷信心。

袁紹是征討董卓的主力，手下將士身經百戰，光鎧甲就有一萬多領。

曹操的青州兵總數只有三、四萬人，其實就是一群吃不飽、穿不暖的流民，連鎧甲也只有十幾領。雙方真在戰場上硬碰硬，不用一個回合青州兵就得潰敗。

袁紹確實猜到了故事的開頭，卻沒有猜對故事的結尾。

僵持一年後，建安五年（西元200年），雙方決戰於官渡，袁紹堂堂十萬大軍只落得八百輕騎逃奔北方的結局，官渡之戰以袁紹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我們無法為您解析戰爭中排兵佈陣的間題，不過，我們可以為您解析戰爭背後的經濟玄機。

決戰之前，袁紹的監軍沮授曾建議不要急於決戰，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剛剛開始，只要派兵駐紮在兗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際不斷派兵騷擾，不出三年兗州就會大亂；如果同時“外結英雄”，讓劉表、劉備等人同時騷擾兗州，不出兩年，曹操將不戰自潰；如果非要一戰解決曹操不可，萬一失敗，後果不堪設想。

玩過《帝國時代》的人一定知道，在從“黑暗時代“升級到“帝國時代”的過程中，只要不斷派兵騷擾對方生產，就一定會降低對方軍事實力。真實的戰爭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戰爭中事半功倍，就一定要先摧毀對方經濟。1990年，在美國“沙漠風暴”行動開始之前，伊拉克已經被“禁運”、“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紹謀士的點子相當中肯也相當陰損，可惜，袁紹果然是一個多疑少斷之人。他不但沒有採用沮授的建議，反而集中了冀、幽、並、青四州的全部存糧，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出兵之前，袁紹滿懷信心地向戰士宣佈，軍糧足夠支撐一年以上，希望戰士們安心作戰，一年內保證大家能吃上飽飯！

約一萬多車糧食，浩浩蕩蕩運往官渡前線－那可是曹操的地盤！

正是看到了袁紹的強大，曹操才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逃跑計畫，他一路從黃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黃河以南的陽武、滑縣，每次都是聞風而逃，絕不損失一兵一卒。從建安四年九月開始，整整一年時間，袁紹從來就沒有接觸過曹操主力。因為，曹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悶棍之類的小賊行為，偷襲敵軍糧道。

官渡決戰之前，曹軍的最高戰績是一次就燒掉了敵軍幾千車糧食。

袁紹要在兗州地盤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東漢軍隊當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騎兵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東漢經濟如此強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亂，何況不富裕的袁紹。

出兵作戰不是公費旅遊，十萬適齡男子，一年多時間光吃飯不幹活，糧草又不斷被襲擊，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日復一日的遊蕩中，袁軍的銳氣早就被消耗得一乾二淨。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終於找到了袁紹最大的屯糧之地一烏巢，並一把火將之燒了個乾淨。消息傳來，袁紹十萬大軍在前線向曹操投降，自此袁紹失去了爭霸天下的實力。

袁紹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勁刮地皮的時候，曹操在兗州幹什麼呢?答：鬥地主、減租減息、分田分地真紅火。

官渡決戰當年（建安五年），曹操宣佈緩徵屯田戶所有份糧，頒《抑兼併令》。明確禁止各地塢堡收容流民、搶佔無主土地，塢堡不能再奴役流民，舉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為曹操（國家）的屯民。無論是天皇貴胄的皇親國戚，還是位極人臣的宰相，都必須遵守這道《抑兼併令》。

例如，曹操的堂弟曹洪。

董卓之亂的時候，曹操被董卓軍隊襲擊，曹操的戰馬不幸死亡。危急時刻，曹洪把自己的戰馬讓給曹操，說：＂天下可以沒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沒有曹操（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戰亂之中，讓出戰馬，相當於讓出自己的生命啊！當時，曹氏兄弟抱頭而泣，曹操發誓定不辜負曹洪。勝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親戚，又有如此資歷，自然要把家業做大做強。面對曹操的《抑兼併令》，曹洪倒也不敢公開抗命，只是讓手下豪奴在長社縣私自招攬流民，隱匿土地不繳稅款。結果，長社縣令楊沛一點面子也沒給曹洪留，親自跑到曹洪家裡把人抓走，不但當街把豪奴的腿打折了，還終日把人放在大街上作為反面教材展覽 

曹洪是一個厚道人，看到僕人替自己受過，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撈出來。不用說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憑當年讓出戰馬的情分，曹操也應該給曹洪幾分面子。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沒下令放人，反而將那個替曹洪背黑鍋的僕人拉到大街上，＂昧嗦＂一刀給砍了。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損失了長社縣的土地和一個僕人。

讓人更沒有想到的是，事後，曹操居然派那個“抓人、打人、殺人＂的縣令楊沛到曹洪的老巢鄴城當縣令。

 

楊沛臨行前，曹操當著曹洪的面間楊沛：你想如何治理鄴城?楊沛答：臣當竭盡心力，依您的法度辦事。曹洪終於明臼，曹丞相的誓言是相當不靠譜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實，連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買田罰地的心思，親自督導鄴城的奴才們關門。

其實，歷史有時候很可笑。

曹操確實是一個土匪，一個很大的土匪。正因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國家”。曹操禁止其他軍閥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當時的流民間題。正是因為他解決了這個問題，才損害了塢堡集團的利益，在史書中留下了頂級駡名。

曹操跟王莽既是京劇裡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大白臉，也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大的奸臣。無論古代的演義小說還是今天的影視劇，總有一些滿臉正氣的忠臣痛斥一個奸臣為＂操莽＂，之後，這個忠臣往往被殺。可見，＂操莽”是一個相當有力度的罵人詞語。把曹操跟王莽並列在一起，還是相當有道理的。曹操的《晉屯田令》《抑兼併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國家對小農發放土地，小農直接向國家繳納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當然會得罪那幫子封建官僚，那些人掌握著後世史筆，憤怒之餘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畫成了大白臉。

只不過，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實在是太大，最後以失敗而告終，社會無法從大亂恢復到大治；曹操當政時天下無主、土地數不勝數，把這些土地分給流民，在全社會絕大多數人都獲益的情況下，個把軍閥只能保留意見，社會由大亂轉向大治。

曹操的士兵雖然少，但大家抱有同一個信念：如果要過好日子，必須擊潰袁紹。何況，作戰任務並不困難，只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找到別人的糧食，能帶走的就帶走、帶不走的燒掉。

袁紹的士兵雖多，也不過是來軍隊混飯吃的農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勝利，回去以後還不是要挨餓?

官渡之戰，其勝、其敗，早巳一目了然。

悠悠我心，不負五銖

曹操把鑄造貨幣的權力留給了民間，鑄造貨幣的人也許是商人，也許是塢堡，甚至可能是小軍閥。無論鑄造者是誰，只要所鑄貨幣能在流通中得到認可，就得到官方允許。

 

按照中國歷史的邏輯，一代梟雄如果獲得了經濟實力，就會馬上征討四方，最後統一中國。在三國歷史中，事實正好相反。有能力統一中國的曹操始終隱忍不發，更加篤定地堅信毛玠提出的信條“守位以財＂，堅信只有再現“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統一中國。沒有能力的蜀漢卻搞了一個“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國將不國。

赤壁之戰後十年，面對劉備、諸葛亮的不停騷擾，曹操甚至放棄了漢中，專心經營中國北方。至此，中國北方終於建立了較為安定的社會秩序，流民也終於為自己找到了一片棲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戰，而是帶著流民修運河，反正流民流竄的目標是吃飽飯、活下去，有了這份公差自然也就結束了流竄。

從建安七年（西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西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陽渠、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條運河。

《三國演義》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績不是對抗蜀國，而是在少為人知的史實中，主持修建了太壽渠和淮陽渠。

曹操修建的運河是京杭大運河的雛形，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此後，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陽為中心，貫穿黃河、淮河的扇形運河網，對後世政治、經濟乃至華北平原水系的變遷，產生了幾乎決定性的影響。

大家想像一下，隋煬帝只是把這些運河貫穿成一條京杭大運河，就搞得全國雞飛狗跳。在紛紛亂世，曹操啟動了這麼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對曹操修運河卻無腹誹之詞，這需要多麼強盛的經濟！

建安十三年（西元208年），曹操罷黜漢代三公，自稱＂丞相”。此時，距離許都屯田已經整整十二年。

《晉書》這樣記載當時的社會場景：曹操稱丞相之時，各州郡府庫糧食已經充盈，有的州郡糧食寄存甚至達到了數千萬斛；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務農，不用再四處流浪，運河中再次出現販運糧食、布匹的船隻，造船業再次開始興盛。

由於民間評話的影響，北宋以後史籍對曹操頗有微詞。現在，我們已經很難想像曹操時代的經濟到底有多發達。

我們只是知道，有了能養活人的糧食，有了再次興盛的造船業，有了貫通關中平原的航道，貨幣也再次出現在這塊土地上。

關於曹操時代的錢幣，史書實在沒有為我們提供多少有用的資料，我找到的唯一線索是《晉書·食貨志》上的一句“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至於曹魏五銖錢的版式、形制、前後的背景，根本沒有提及。

對《晉書》中的這句話，歷代錢幣收藏家展開了豐富的想像，最為著名的是清代劉體智在《小校經閣金文》中給出的一幅“曹魏五銖銅範”。1997年，錢幣學界根據這些零散的資料認定曹魏五銖錢最主要的特點是：徑二十三毫米、穿十一毫米、重三克，錢文為“五”、“金”二字，所以，曹魏五銖錢也被稱為＂壓金五銖”或“侵邊五銖＂旯劉體智生活在清代，距三國時期早已時代久遠，這枚憑空蹦出來的銅範拓片究竟從何而來，我實在沒有把握。

所以，我們只能確定地告訴您兩件事：

第一件事，曹操稱丞相後，貨幣經濟已經初具規模。曹操時期的洛陽墓葬，每每都有貨幣出士，只是錢幣數量較“光武中興”時代大為減少，大的墓葬幾百枚或者上千枚。您千萬不要將之理解為，曹操時代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不如東漢初年。曹操是一個極度節儉的人，他在自己的《遺令》中寫道：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得厚葬，我死之後，就穿平時的衣服入殮，不得有隨葬珍寶，墓葬要選擇在不能種莊稼的貧脊之地。要知道，曹操活著的時候，一件衣服可是要穿十幾年的，自己兒媳穿件繡花的衣服就被斬首。

連曹操自身都不得厚葬，其他人的墓葬裡能挖出幾百枚銅錢，足以證明當時貨幣流通巳經有了相當規模。

第二件事，曹操時代沒有官鑄貨幣，流通中的貨幣主要是東漢時期遺留下來的五銖錢，或者是商人私鑄新錢。

1997年江蘇蘇州市一工地出土了一批三國時期的銅錢窖藏，其中70％為完整無缺的普通東漢五銖，20％為翦鑿過的東漢五銖，另外10％是“錢體輕小”、"

 

”製造粗劣＂的“五金五銖"。1987年出土的陝西興平縣三國貨幣窖藏、1989年山東微山縣出土的三國貨幣窖藏均有類似的比例。

憑著這些文物，現在，讓我們來還原《晉書》中那旬話代表的史實。

曹操消滅了袁紹、呂布等北方軍閥，統一了中國北方，也為經濟發展奠定了較為良好的基礎。隨著小農經濟逐步恢復，曹操有能力在轄內修建運河。發達的水係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沃野良田和運輸便利，商業、手工業、製造業隨著農業再度繁榮，貨幣經濟也開始再度興盛。

經歷了董卓亂世，社會上流行的仍舊是無字小錢，曹操下令禁止無字小錢流通，也就是所謂的＂罷之”，以國家強制力再度恢復了五銖錢的鑄幣標準。

其後，曹操把鑄造貨幣的權力留給了民間，鑄造貨幣的人也許是商人，也許是塢堡，甚至可能是小軍閥。無論鑄造者是誰，只要所鑄貨幣能在流通中得到認可，就得到官方允許。今天，曹魏五銖往往和東漢五銖錢同時出土，史學界對曹魏五銖錢的斷代也就倍加著迷。

如同曹魏五銖，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三國錢幣窖藏中究竟哪一枚出自曹操時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曾經流通過的銅幣就埋藏在三國年間的墓葬之中。真實的曹操，就像他所推行的五銖錢，或許將永遠淹沒在虛幻的煙塵之中。隱約中，我聽到陳壽在為曹操吶喊：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祭壇上的蜀漢

劉備鑄造的貨幣叫作“直百五銖＂，最初重十克左右，約是原蜀地五銖的三倍，卻要當一百枚蜀地五銖用。這說白了就是鑄造大錢，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搶劫蜀地的糧食、布匹乃至所有財富。

《三國演義》用了一百二十分力氣美化劉備，把蜀漢尊為漢室的正統。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看出，劉備是一個流氓氣十足的人，早年先後投奔公孫瓚、袁紹、曹操、呂布……皆反；最後一任主子是劉表，劉表死後他就篡奪軍隊領導權，蜀地劉璋請他幫忙鎮壓張魯農民起義，劉備居然率軍攻破成都，逼走劉璋。

中國史書上吃人的案例並不鮮見，劉備就是其中之一。逃難中的劉備逃到了一位個樵夫家，據說樵夫知道劉備是＂賢人＂，就把自己妻子殺掉給劉備燉了一鍋肉。

蜀地與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沒受到中原戰爭影響。劉備入蜀之前，史籍這樣描寫蜀地經濟：水渠散佈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綢緞般艦麗，黍稷汕油，梗稻漠漠，村落中樓宇祖塑、桑梓相連，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

章銅錢三國志

劉備入蜀四十年後，史籍這樣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後勤運輸，耕地荒蕪殆盡；無論君子、小人都對蜀漢心懷怨恨，黎民百姓由於害怕懲罰而不敢逃離。

堂堂天府之國居然餓殍遍野，劉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這裡做了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相當困難。

魏、蜀、吳三國之中，唯獨蜀國沒有史官，根本沒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資料。大概是因為蜀漢經濟巳經破敗到了極點，無法再多拿出一份俸祿供養史官。現在，我只能從《三國志》《晉書》中找到只言片語，希墮能為您展示一個真實的蜀漢。

讓我們從建安十六年（西元211年）說起，這一年，四處流竄的劉備時來運轉。張魯在益州（今四川）搞了個“五斗米教”，順便起義。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感覺自己無力控制事態發展，只得向劉備求援，希望他派兵剿滅張魯。當時，有人勸告劉璋：“劉備雖然素有仁義之名，但其實是一個比曹操還壞的梟雄。劉備如果進入益州，您能給他什麼職位?如果讓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將何以自處?”

劉璋沒有聽從這個建議，堅持借兵對付張魯。結果，劉備剛進益州，就跟張魯眉來眼去，聯手惡搞劉璋，兩人約定事成之後奉張魯為“漢寧王＂。張魯當然沒有當上漢寧王，卻被劉備忽悠到打擊劉璋的第一線。

劉備進入蜀地的時候已經窮到家了，普通士兵連飯都吃不飽，至於軍餉是想都不用想的。那麼，劉備以什麼激勵自己的將士作戰呢?

答：搶劫！

兵臨成都的時候，為了給將士一點盼頭，劉備承諾攻下成都之後城內財富自己分文不取，寶物盡歸將士（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

好一個“孤無預焉”，好一個“競取寶物”，說白了，就是縱兵搶劫。此情此景，與董卓何異?

 

至於成都城內的劉璋，尚有三萬軍隊，城內糧草也足以支撐一年。生死存亡之際，劉璋卻認為“我統治益州二十多年，沒有給百姓帶來絲亳恩惠；劉備入蜀三年，生靈塗炭，黎民百姓的屍體橫臥於田野之中。繼續戰爭只能帶來更多死亡，我願以一身贖百姓於水火”。

當時，蜀地仍以漢代五銖錢作為貨幣，可以說，益州是亂世中唯一保留漢風的州郡。劉備入主益州之後，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搶劫方案一貨幣改革，這是三國時代最離譜的一次貨幣改革。

劉備鑄造的貨幣叫作“直百五銖＂，最初重十克左右，約是原蜀地五銖的三倍，卻要當一百枚蜀地五銖用。這說白了就是鑄造大錢，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搶劫蜀地的糧食、布匹乃至所有財富。

劉備的搶劫已經達到近乎瘋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庫裡所有的銅錢都改鑄直百五銖，還強行收兌民間銅材，甚至連掛蚊帳的銅鉤都被搜刮去鑄造這種虛值貨幣了。

不接受直百五銖者，殺無赦。

直百五銖為劉備帶來了巨額財富，《三國志》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況：“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撥連飯都吃不飽的流寇，數月之間居然兵強馬壯，這會是多麼慘烈的搶劫！

至於那位還在做著“漢寧王“夢的張魯，眼巴巴地看著劉備出兵搶佔成都，只得將自已經營三十多年的漢中獻給曹操，以完甲之師不戰降曹。漢中是益州的門戶，無漢中則無益州，司馬懿等人向曹操建議：我們已經拿下漢中，劉備入蜀不足一年，此時發兵益州，蜀地傳檄可定，否則後患無窮。

剛才我們說過，赤壁之戰後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戰爭泥潭，對他來說，漢中也就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於是，他反間司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嗎?今天我們已經取得了隴右之地，怎麼能還奢望蜀地，不能得隴望蜀（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曹操沒有主動進攻，相反，劉備卻對漢中發起了攻擊。漢中是蜀地門戶，據說，張魯投降曹操後，劉備很長一段時間一夜數驚，那是拼了命也要搶過去的。

當然，起兵之前劉備又鑄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銖。

與第一批比，這批直百五銖可以用“破、小、薄”三個字來形容，每枚八克左右，錢文也很不清晰。

對劉備的攻擊，曹操沒有接招，他只是把漢中黎民盡數遷往長安、三輔、洛陽、鄴城，然後就退出了漢中。

 

如果說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是生存需要，那還說得過去，畢竟漢中關係到蜀漢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

劉備死後，輔政大臣諸葛亮丞相的所作所為就實在顯得太不靠譜了。

古代，人口數量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直接的體現。全國十三州，魏國獨佔九州，人口五百七十萬，還包括洛陽和長安東西兩個最大的經濟中心；孫權有三州，人口二百三十萬，曹丕稱帝后，孫權在名義上接受了魏國“吳王”的封號；蜀國只有益州一地，人口九十萬，是名副其實的彈丸之地。

也就是說，蜀漢和曹魏的軍事實力是6:1，在經濟實力上蜀漢只能更差。

如果按規矩出牌，蜀漢應該避免主動出擊，憑藉蜀道天險被動防守。誰也沒有想到的是，諸葛亮居然敢先動手打人。

諸葛亮也知道＂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他還是將蜀漢全體人民綁架在這輛毫無希望的戰車之上。《三國志》記載，諸葛亮率十萬蜀中將士先後三次北伐，另外蜀國還有官吏四萬人（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十萬將士絕非蜀國全部軍中力星，每十個士兵至少需要三至四個人做後勤。蜀國只有九十四萬人口（全蜀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平均九人要負擔一個戰士，七家要負擔一個官吏，還不計算後勤保障，這就是真實的蜀漢、真實的諸葛亮。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揉欲度愁攀援＂，今天的動車、高鐵也不能穿越蜀地的崇山峻嶺，諸葛亮北伐基本靠走一十萬軍隊要走出巴蜀古棧道，諸葛丞相如何支撐?

答：繼續鑄錢。

1989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辦公樓。人們驚奇地發現，原來自己辦公樓的下面還埋藏著一批古代錢幣窖藏和一件銅錢母範。這批銅錢就是“太平百錢”，一枚太平百錢等於一百枚五銖錢。由於史籍對太平百錢語焉不詳，20世紀80年代，人們曾猜測太平百錢也許為漢中張魯、蜀地劉璋所鑄。

三國貨幣史中，曹魏推行五銖錢，孫吳則以“五百”和“千”作為進位元單位，唯獨蜀國以百為進位元單位。

三國墓葬中，太平百錢往往伴隨直百五銖，地點集中在今四川成都附近。現代科技巳經證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錢鑄造於西元221~227年之間，即劉備死後至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間，此時，蜀地能鑄錢的唯諸葛亮一人而已。

結論：太平百錢為諸葛亮所鑄。

太平百錢是一種極其離譜的貨幣，離譜到根本就不能稱其為錢。這種錢重0.1~1克，不但低於西漢未年的莢錢，甚至低於董卓的無字小錢，是中國歷史上品質最差的銅錢之一。也就是說，在“六出祁山”之前，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搶劫民間財富，慘烈程度就連董卓都望塵莫及。

非但如此，太平百錢和直百五銖屬於並用貨幣，只不過直百五銖發給官吏，而收購小民財富一律用太平百錢。後來，蜀地經濟凋敝，據《三國志》記載，蜀建興十二年、十三年（西元234、235年）蜀國再次鑄幣，直百五銖重量也降到兩克，跟太平百錢一樣成了地攤貨。

對這段歷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傳世的《中國貨幣史》中給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評語，思之讓人忍俊不禁：“那時諸葛亮也許還沒有死，他也許不贊成這種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為北定中原鞠躬盡瘁的時候，自然把這次改制放在建興十三年更為恰當。”

也許彭信威先生不願意相信，一個中國歷史上幾乎被傳為神的人會在貨幣上大做文章，斂財程度居然與董卓不相上下。還是陳壽在《三國志》中的評價中肯：諸葛亮身處孤絕之地，本應偏安一隅；卻連年空勞師旅，實在是一個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適合做太平宰相。

貨幣戰爭之三國演義

建安七年那場貨幣戰爭，孫吳就是因為試圖在曹魏地盤上推行自己的虛值貨幣才輸得一乾二淨。現在，蜀漢巳經露出了明顯的敗跡，陸遜居然又出此昏招。

西漢未年，江南還是蠻荒之地。赤眉軍禍亂天下的時候，累世為官的世家大族紛紛帶領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這裡找到一片沒有戰亂的土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揚州陸姓的祖先是春秋齊國大夫陸發，西漢末年遷入江南；一把火燒掉劉備八百里連營的陸遜就是揚州陸氏子孫；南北朝之後，陸氏子孫在唐朝還曾數次出任宰相。

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裝，軍隊控制權父子相承、兄終弟及，根本不受孫權控制。陸遜在夷陵擊潰了劉備，斷然拒絕了孫權進軍蜀漢的命令。對陸遜來說，他只要保住江南一隅即可，根本沒有雄心壯志統一全國。陸遜死後，其子陸抗繼承了兵權；陸抗死後，其子陸玄、陸景繼承了兵權。

對付江南豪族，無論孫策、孫堅還是孫權，歷代孫吳統治者都一點辦法也沒有。孫權沒有能力跟江南世家爭鋒，只能把矛頭轉向江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山越，最後，孫吳官家勢力幾乎消滅了江南所有的土著村落。

即便如此，孫吳經濟主體仍以江南豪門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貨幣是江南豪門私鑄的五銖錢。至於孫權鑄造的官方貨幣，大多流向了蜀漢和曹魏。孫吳朝廷先後三次鑄錢，是名副其實的三次“貨幣戰爭”。

第一次鑄幣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戰之前，這些錢被運往了曹魏。

赤壁之戰前，周瑜提醒孫權：“江南銅礦富甲天下，鑄錢數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們為何要怕曹操?”

既然我們有銅礦、有銅錢，那麼就從銅錢入手擊潰曹操的貨幣體系。於是，孫權開鑄“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四克，規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銖錢>。

孫權的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來交換汀南豪門的財富，甚至不是為了搶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裝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盤換取糧食和其他物資，試圖以五十倍的力度搶劫敵人財富。

孫權想得實在太簡單了，一枚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銖錢，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麼可能有人聽您的?

結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盤上與五銖錢的兌換比例約為1:1。

結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後反而經常到孫吳地盤上來花，一枚大泉五十要抵五十枚五銖錢，這可是孫權您自己的規定。

結果3：大泉五十鑄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鑄，孫權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須回爐重鑄。

孫權不但沒弄到財富，反而損害了自己。問：孫權為何不禁止糧食等物資出境?

答：這確實是貨幣戰爭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或許孫權也想這樣做，但禁止物資出境的第一個後果就會損害孫吳與北方的貿易往來。這些貿易控制在江南豪門手中，他們不可能允許孫權這樣胡作非為。

第一次貨幣戰爭，孫吳完敗。

第二次鑄幣是在建安二十四年（西元219年），吳蜀之戰後，這些錢被運往了蜀漢。中國有句俗語，叫作“劉備借荊州，有去無回＂。實際情況則是，呂蒙剛剛消滅了盤踞在荊州的關羽，孫權就給他運來了一億枚直百五銖，讓他弄到蜀地去交換物資。此時，蜀漢的直百五銖巳經減重到六至八克，孫權這批銅錢卻完全按照蜀漢初年的十克標準鑄造。兩者相比，這批銅錢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貨幣，給蜀漢統治造成了致命打擊。

理論上，一億枚直百五銖能換得一百億枚蜀地五銖錢，漢代兩朝官私總共才鑄造了五百億枚五銖錢，顯然，一億枚直百五銖已經足以取代蜀漢貨幣體系。這段時間，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間再以銅錢作為交換媒介，蜀漢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換時代，所謂“錢既太貴，徒有虛名”。

結果：蜀漢在丟掉荊州之後，又幾乎丟掉了所有財富。第二次貨幣戰爭，孫吳完勝。

第三次鑄幣是在孫吳赤烏九年（西元246年），這些錢被運往蜀漢。

諸葛亮死後，蜀漢大權落在蔣琬手中，蜀國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蔣琬執掌蜀國十二年，十二年間，蔣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孫吳騙吃騙喝。

當時，孫吳與蜀漢結成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曹操。蜀漢延熙元年（西元238年）開始、蔣琬不斷派士兵化裝成商人進入孫吳境內，這些人以直百五銖在孫吳境內購買糧食等物資。

一枚直百五銖重量約合兩枚五銖錢，由於蜀地朝廷高壓，一枚直百五銖要當一百枚五銖錢花，蜀國的國家信譽也為直百五銖謀到了一些市場，一枚直百五銖在吳國大約能當十枚左右的五銖錢用，蔣碗確實撈了點實惠。

結果1:得到直百五銖後，江南豪門、塢堡乃至小農，都紛紛帶著賺來的直百五銖流竄到蜀漢去購買糧食。

最後，蜀漢士兵居然也加入了這種投機倒把的生意。

至此，這場貨幣戰爭的結果巳經是毫無懸念了，在於百萬人追求財富的夢想中，蜀漢將完敗，孫吳將完勝。

此時，曾火燒連營八百里的陸遜站了出來，在陸遜的主導下，孫吳對蜀漢貨幣戰爭發動了反擊。

你不是一枚銅錢當一百枚五銖錢嗎?我就當一千枚、二千枚甚至五千枚五銖錢！嘉禾七年，孫吳開始鑄造“大泉五千＂、“大泉兩千＂、“大泉當千”幾種貨幣。以最值錢的大泉當千為例，為八至九克，比蜀漢直百五銖減重一至二克，這些錢全部用來運輸到蜀地換取物資！

陸遜的想法是好的，陸遜的做法是壞的。

建安七年那場貨幣戰爭，孫吳就是因為試圖在曹魏地盤上推行自己的虛值貨幣才輸得一乾二淨。現在，蜀漢已經露出了明顯的敗跡，陸遜居然又出此昏招。

不長記性啊！

孫吳與蜀漢比，蜀漢有著天然的優勢：蜀漢可以封鎖邊境，因為國內沒有士族高門和大商人掣肘；孫吳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大家從來都是把孫吳皇帝的命令當廢紙 

結果2：這些大泉五千、大泉兩千幾乎全部回流到孫吳國內，這可是孫吳的國家法定貨幣，最後蔣碗居然試圖以這些錢購買江南豪族鐵礦。

陸遜的貨幣制度在江南豪族間引起了強烈不滿，孫吳赤烏九年（西元246年），

陸遜只得下令取締大泉兩千和大泉五千、已經鑄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爐重鑄成大泉一千，在豪門大族一致反對下，陸遜也於赤烏九年被罷相，直到孫吳滅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鑄幣。

第三次貨幣戰爭，孫吳完敗。

在這裡，我還想告訴大家，由於絕大多數大泉五千都被回爐重鑄了，大泉五千成為今天極為罕見的一種銅錢。直到清代金石家劉喜海著《泉苑薔華》，人們才見到了大泉五千的拓片，至於原錢，早就不知去向。民國年間曾出土了兩枚大泉五千，江湖傳聞袁克文（袁世凱的兒子）曾花鉅資購買到一枚，後來，袁克文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原錢也就流失了（一說流到海外）。

至於另一枚民國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確實見過，在現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

小結：禮崩樂壞的時代

寒門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表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暴戾與殘忍：有人在街道上因小磕小碰，就將陌生人投入煙火中燒死；有人在母喪中聽聞起兵造反，立即脫掉孝服抄傢伙就去投奔；有百工百姓為接近士族高門盡獻妻女。

曹操任由民間私鑄五銖錢，劉備拼命造直百五銖、太平百錢，孫權造出了更離譜的大泉五千。

單純從幣制來看，三國應該統一千曹魏，然而，曹魏終亡於西晉司馬氏。

這是偶然嗎?

董卓之後，最大的兩個軍閥是北方的袁紹和南方的劉表，這兩人已經先後被曹操攻破。曹操當時是唯一有實力統一全國的軍閥，赤壁潰敗卻阻擋了曹軍前進的步伐。此後，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防禦上，他認為蜀漢和孫吳是＂蕞爾小國”，經過其田野，農民每每面帶菜色，這樣的土匪當不攻自破。

關於赤壁之戰，史學界還有另一種觀點：曹操到達赤壁的軍隊不足萬人，而且在長江遇到了瘟疫，曹操心痛士兵傷亡，於是一把火燒掉了荊州水軍。無論這種觀點是否正確，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二十萬軍隊肯定是曹操的所有老本，如果在赤壁之戰中被擊潰，劉備根本就不用去借荊州，孫吳早就揮軍”為漢家天下去污穢”了。

無論赤壁之戰勝敗如何，我可以確信的是：此後曹操在北方銳意改革，堅持不懈地推行“耕者有其田”。所以，趙翼才在《廿二史禮記校證》中這樣評價：人才莫盛於三國！

曹操的屯民不用承擔兵役，小農也可以自由離去。曹魏的武力支撐同樣來自北方的世家大族，跟江南世家大族一樣，這也是一批成長於西漢的官商、發跡於東漢的軍閥。曹操本是宦官家庭出身，世家大族又怎麼肯在這個＂贅閹遺醜“治下稱臣?

何況，曹操要做的不僅僅是當皇帝，還要以土地國有徹底斷掉世家大族的命脈。也許，曹操不願意在建立強盛的封建集權之前看到世家武裝進一步壯大，或許這才是他一生不願輕起邊釁（邊境爭端）的真正原因；也許，曹操出身低賤，知道輾轉呼號於生死邊緣的苦楚，所以，他不願意看到百姓再受戰亂之苦；也許，曹操確實也想統一中國，只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

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曹操一念之差，中國統一的進程戛然而止，也為後世埋下了更大的禍根。

建安二十五年（西元220年）一月二十三日，曹操薨。

 

曹操屍骨未寒，隴西大姓陳留就上書魏王曹丕，要求確立“九品中正制”，此後，選官要看“世、狀、品”。

也就是說，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世、族譜、世家大族的評判。自此，豪門大族在歷史上又多了一個專有名詞，士族。

曹丕為了獲得士族支持，同意在魏國實施“九品中正制”，也終於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只是，曹丕一旦向士族妥協，就必須借助他們的力量才能統一全國。如此，不但剛剛萌發的小農經濟將消弭於無形，士族門閥勢力還將歷久彌堅。

 

“九品中正制”名義上是官分九品，說白了就是將社會階層流動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階層，寒門素族再無寸尺晉身之路。當每一個普通人都失去了階層流動的正常途徑，人們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無論怎麼努力，明天依舊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孫後代都無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滿灰色?

何況，他們還看到“士族子弟有錯誤也不承認，官府對士族惡行不聞不問，封建官僚居然在亭台水彬中處理政務，看到普通人的善行卻不稱頌他們的德行，評判他們的功勞根本不據實奏報，胡說八道的人反而取得了莫大榮譽＂（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當絕大部分人輾轉於江湖之間，卻找不到正常的上升途徑，封建社會將就此墮落，而極少數聰明絕頂的人則會另謀出路。

這將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寒門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表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暴戾與殘忍：有人在街道上因小磕碰將陌生人投入煙火中燒死；有人在母喪中聽聞起兵造反，立即脫掉孝服抄傢伙就去投奔；有百工卑姓為接近士族高門盡獻妻女……

寒門素族在高門士族面前喪失了良知、尊嚴、希望，一切的一切都在高門士族權勢的壓迫下蕩然無存。

《三國演義》中有一段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兩軍陣前，諸葛亮痛斥魏國“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

據說，七十多歲的魏國司馬王朗聽後，被當場氣死。

羅貫中顯然對這段故事作了美化，如果一國司馬（宰相）能有如此血性，魏國何至於此?

最可怕的是，三公九卿對蠅營狗苟之事見慣不怪，甚至習以為常，那才是真正的哀莫大於心死！

我還想告訴大家，在真實的歷史中，王朗並不是被諸葛亮罵死的。

王朗進仕於漢靈帝光和六年（西元183年），是一代儒學宗師，曹丕對他的評價是“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王朗歷經漢靈帝、曹操、曹丕數朝，完整目睹了曹魏由弱變強，再由盛轉衰的全部歷程。

王朗晚年，皇帝在民間選上千美人入宮，建“總章觀“高十幾丈，其上又建銅鳳，宮女們甚至可以在銅鳳上起舞。面對亡秦之際，這位三朝元老在彌留之際上奏皇帝：天理迴圈，絕無一人飽享奢府、一人難保首領之理，希望皇帝能減免無益的費用，將財富留給飽受饑寒的天下黎民……

魏國皇帝當然沒有聽從王朗的勸諫。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高官把持朝政，魏國始終未能建立強勢封建集權，此後，司馬氏代魏，魏、蜀、吳三家歸晉。

石崇不過是五品散騎常侍，只是一個低級士族，他的財富甚至不是來自祖輩積累，而是來自在自己的地盤上（荊州）私建收費站，對過往行人收取過路費。最後，石崇被斬殺於洛陽東市，臨死的時候石崇感歎：這些人殺我，還不是為了我的錢?

對中國貨幣史來說，晉代是一個難以琢磨的時代，《晉書》中根本就沒有一次官府鑄幣的記載，歷代錢幣學家也對西晉貨幣語焉不詳，甚至連出土文物都雜亂無章，沒有一種主要貨幣。有人據此得出結論，兩晉之時貨幣經濟極度衰落，有竹林七賢等神仙般的隱逸之士，卻無打動凡夫俗子的塵世金錢，晉代巳經退化到奴隸社會。

西元265年，司馬懿之子司馬炎逼迫曹操的曾孫曹奐退位，建立了僅有五十三年壽命的西晉王朝。

司馬氏本就是士族高門，所以司馬炎自稱“本諸生家，傳禮來久＂。

司馬炎一旦成為皇帝，士族高門也就立刻成為他最大的敵人，士族不但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甚至還掌握著鑄幣權乃至軍權。

皇權的本質必然是封建專制，司馬炎連魏國皇帝都巳經滅掉，難道不想消滅士族?要想消滅士族，就必須比士族更有錢。

為了賺錢，司馬炎一直在努力，例如，賣官。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一般來說開國皇帝都會勵精圖治、奮發圖強，唯獨這位晉武帝司馬炎，從開國之日起就賣官賣爵位，甚至包括死刑在內的所有刑罰都可以拿錢抵消。

家裡有事，不怕，只要你有錢，又肯出錢，皇帝就親自出面為你擺平！

有一天，司馬炎問國子監祭酒劉毅：“你覺得漢朝哪個皇帝能跟我比?”

也許，司馬炎滿心希望劉毅回答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

結果，劉毅的回答是：漢桓帝、漢靈帝。

漢桓帝、漢靈帝可是東漢的亡國之君，說皇帝是＂桓靈”等於罵人是烏龜王八蛋。可劉毅似乎還不過癮，接著說：＂桓、靈賣官，收入歸國庫；司馬炎賣官，收入歸自己。我看你還不如桓靈二帝。”

面對如此羞辱，司馬炎只好自嘲道：＂桓靈之時，無人敢如此對皇帝講話，你敢這麼對我說話，足見我比桓靈二帝強多了。”

賣官這件事，劉毅還真是冤枉司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幹部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馬炎說了根本不算。收點錢不過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職位叫皇帝的人。

據《文獻通考》記載，西晉的選官方式分為“公府征辟＂、＂州郡察舉＂、“曹橡提升”和“任子四條”。無論多大的官，無論通過哪條途徑當官，都要通過集體推薦，推薦者有一個統一的名稱一郡姓。

所謂“郡姓＂，就是當時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錢的士族大家，按級別分為公認的“國家級“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爭議的“省部級”士族二十餘家。無論誰當官，都得經過這四十餘家集體討論後批准。至於皇帝，只是個橡皮圖章，實在是有損封建專制的威名。

士族高門組織的集體推薦，考察標準只有一個一家室，即考生的父親、爺爺、曾祖、曾曾祖究竟當過什麼官。考試的過程比較特殊，由考生拿著自己的家譜到“有關部門”（史稱“有司”)核實家世真偽。如果老爸不是官員、爺爺不是高官、祖先中沒有宰輔，寒門素族想在這些考官手底下混個一官半職，無異於癡人說夢了。

當時有位吏部尚書感歎：＂魏國設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為寒門素族留下了鄉里薦官的途徑。今天，所有官職選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門巳毫無晉身之可能，既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既然選來選去都是你們士族高門，既然選官皇帝說了不算數，再不從中撈點錢，司馬炎就是白癡！

中原士族，不是有錢嗎?

中原士族，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嗎?那麼，就先把錢拿出來買官吧！

何況，這些士族高門根本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沒事就出來炫富。一個小小的“地市級“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荊州士族石崇的家裡有個廁所，牆上掛若曼妙的輕紗，紗籠之下站立著身掛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廁，還以為進了內宅女眷的房間……

石崇曾與琅琊王氏鬥富，琅琊王愷用麥芽糖刷鍋，石崇就用蠟燭做飯；王愷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塗料；王愷府邸門口的一條路，四十里外仍有綢緞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門口五十里的道路圍成了錦繡長廊……

王愷請人吃飯，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聲稍微跑調，王愷就把女侍殺掉；石

崇請人吃飯，就讓美人勸酒，有人惡作劇連續三次沒有喝酒，石崇就連續殺掉了三個美人，沒喝酒的人還自我解嘲＂彼殺自家人，關我何事”……

石崇不過是五品散騎常侍，只是一個低級士族，他的財富甚至不是來自祖輩積累，而是來自在自己的地盤上（荊州）私建收費站，對過往行人收取過路費。最後，石崇被斬殺於洛陽東市，臨死的時候石崇感歎：這些人殺我，還不是為了我的錢（奴輩利吾家財）?

行刑者反問石崇：既然知道錢財的害處，為何不早早散去（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

對於炫富這個問題，我只想給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希望初窺財富真諦。

19世紀初期，俄國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爾斯泰，他的血管裡流淌著俄國貴族的血液，屬於那種富得有點離譜的“高富帥＂。這位“高富帥＂的日常起居卻與農奴一樣，頭戴草帽、穿著樹皮鞋和農奴一起在田野裡耕作。晚年，托爾斯泰把莊園分送農奴，並宣佈放棄所有作品的版權，人們可以自由出版他的著作，他自己則孤身出走。

1910年11月6H淩晨5點，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鎮的列夫·托爾斯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人們聞訊而來，有沙皇特使、省長、高級軍官，也有很多貧民，面對所有人，托爾斯泰最後的遺言是：世界上有這麼多受苦的人，為何你們只想到我?托爾斯泰長眠的地方環繞著古老的橡樹，墓上沒有任何文字。童年時，托爾斯泰常常隨大哥尼古拉來這裡玩，此地曾經有一個傳說：這片士地之下埋藏著一根神奇的魔杖，誰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類怎樣得到幸福。

現在，這根魔杖就埋藏在無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爾斯泰是一個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歷史會永遠銘記他；對歷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過是一場鬧劇；而今天的炫富者，他們很快就會被浮躁的媒體遺忘。也許，在炫宮者眼中所謂“富”就代表著名表、名車、豪宅，代表著揮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著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這不是“富＂，而是暴發戶的淺薄與無知，只有極度自卑的人才會試圖獲取那些更加無知人群的豔羨。其實，財富從來都沒有罪惡。這個世界上若沒有富人，又怎麼會有創造財富的動力?西晉社會最惡劣的邏輯是：在晉代士族高門的把持下，絕大部分人不但沒有財富，甚至無論如何辛勤勞動都不能獲得財富所以，炫富才會顯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書證明：在任何時代炫富都不會有好下場，無論古今。如果有人想繼續炫富或正在炫富，請參考石崇的遺言。

司馬炎的絕招

江南興起的小農經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相反，如果財富僅僅集中於士族高門，購買力也就必然集中於一小撮人，這樣的社會結構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場，普通行業能興盛才真的奇怪。

晉滅孫吳的時候，曹魏＂屯田制”已經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幾十年，財富日益集中於士族高門，屯田客再次淪為部曲。絕大部分人沒有購買力，曹操時代剛剛復蘇的造船業、手工業、商業也就失去了市場。失去產業創新的時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資管道，

西漢未年土地兼併的故事，馬上就要重演……

很幸運，司馬炎看到了問題的所在。

很不幸，司馬炎雖然貴為皇帝，卻束手無策。

在剛剛建立的晉朝，士族官位都來自門閥，他們從來不買皇帝的面子：他們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軍隊，還經常罵皇帝是＂桓靈”。

圓對這樣一群不靠譜的人，司馬炎肯定也認真思考過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錦繡江山。賣官遠遠消耗不掉士族的財富，只有徹底斷掉士族財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臨天下、乾綱獨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司馬炎終於使出了自己的絕招一“佔田制”。

＂佔田制”規定：如果有部曲願意脫離士族高門，每個部曲可以在皇帝那裡得到七十畝土地，士族不得阻攔；另外，士族高門要逐步把土地還給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佔田五十頃，佔田數量按品秩依次遞減。為吸引部曲離開士族，司馬炎恢復了三十稅一的稅收制度。作為代價，佔田的農民要為國家承擔兵役。

三十稅一的低稅率保證了足夠的農民從士族高門流向皇族，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280年）全國民戶只有二百四十五萬戶，太康三年（西元282年）已達到三百七十七萬戶。

復甦的小農經濟也再次展現了中華民族創造財富的能力，據干寶的《晉紀》記載：晉武帝時期，每個村落裡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糧食在田野中晚曬，出遠門的人們可以在存糧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也有人把司馬炎初政時期稱為“太康之治”。

干寶的《晉紀》或許有所誇大，《晉書》的人口記錄卻應該真實反映了太康年間農民的流向一大家無疑都是衝著土地、衝著三十稅一來的。當兵怕什麼，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權才能真正保衛自己的土地！

用讚美的話說，＂佔田制”是一把好算盤：以低稅率刺激農民流向國家，士族失去了農民，皇帝取悅了小農，同時，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卻獲得了強大的兵源。好一個一石二鳥之計！

＂佔田制”其實毫無新意，不過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樣，本質也是在國家土地所有權制度下再現“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解釋，這個制度還遠遠不夠盡善盡美。土地私有製必然優於土地國有製。理想的士地制度，不但應該承認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還應該允許土地自由流轉，而不是將士地所有權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經濟學所謂：只有“資源自由流動”才能實現社會收益最大化。

在一個純淨的經濟學世界裡，沒有交易成本、沒有資訊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沒有人能逼迫你買賣土地，當然所有交易就都有效率。

真實的世界永遠不會如此純淨，在一個所謂“自由＂的市場裡，士族亦官亦商，他們會以種種手段掠奪農民的土地，可能是強買強賣，可能是巧取豪奪，可能是暴力搶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經濟贖買。如果以公平的經濟贖買來交換農民的土地，這個官當著還有什麼意思? 

在士族高門把持朝政的西晉，除了強大的皇權，再無任何力僵可以保障農民真正獲得士地。西晉農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轉，那才真是一場災難。

皇族VS士族，鬥爭終於在司馬炎帝位繼承人的問題上爆發了：如果皇帝的繼任者繼續推行“佔田制”，士族高門就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權柄盡失；如果培養一個白癡登上帝位，那麼，士族也許還可以繼續一小撮人的輝煌。

士族推舉的皇位繼承人司馬衷由此閃亮登場。此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頂級的白癡，面對百姓挨餓的問題，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議，並因這句名言被中華歷史臭罵了兩千年。

司馬炎當然知道不能把萬里江山交給這個超級白癡，他中意的繼承人是另一個兒子司馬攸。推行“佔田制”時，衝在第一線的恰恰就是這個司馬攸，為了把士族搶占的荒地分給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門。

士族高門但凡還有點腦子，就不可能讓司馬攸登上皇位。

所謂皇族並非鐵板一塊，司馬炎的皇后楊氏也依託於士族高門，是司馬炎為了爭取士族高門支持才娶回家的。楊氏的遠近親戚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國家級“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楊氏之所以能成為皇后完全是因為這些遠近親戚。

也就是說，楊氏確實是皇后，可皇后的位晉來自士族門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楊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馬衷稱帝是最好的選擇，為了達到目的，楊氏給司馬衷娶了一個更狠的老婆，賈氏。

這位賈氏出自平陽賈姓，家中累世為官、能人輩出，尤其是賈氏的父親賈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結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賈充一刀給殺了；司馬昭臨死的時候就想直接立司馬攸為帝，在賈充堅持下才立司馬炎為帝。

司馬衷獲得這樣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後長起了一棵參天大樹，誰想廢掉司馬衷，就等於直接跟賈充叫板，這可是一個有能力直接挑戰皇帝的人。司馬炎只好收起立司馬攸的心思，把他遠遠打發到齊地做齊王。

司馬攸臨行前，常山、常廣兩位公主在司馬炎面前放聲痛哭，就連司馬衷的老師也藉酒裝醉向司馬炎諫言，他撫摸著皇帝寶座說：＂唉，可惜了這麼好的椅子啊·….."

可憐司馬攸，心胸還是太狹窄，在去齊地的路上憂憤而死。對這段歷史，明清交替之際的王夫之曾經感嘆：司馬攸死，晉朝並無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晉朝根本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可能。

司馬炎又何嘗不知道這個道理，只是，歷史沒有留給他足夠的時間。漢代，劉邦、呂后用了十年時間以武力討伐異姓王，而且劉邦還是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七十年時間才漸漸消滅了同姓王；司馬炎卻只有十年時間推行“佔田制”，寒門素族的勢力遠未成氣候。

司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孫子司馬通（不是司馬衷的兒子）身上，據說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司馬通五歲的時候皇宮曾經起火，司馬通拉著司馬炎的衣角說：“黑夜之間防備不周，皇帝不應該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後，司馬炎欽點這個孫子為皇太孫，並經常向大臣宣示，司馬通才是帝國未來真正的主人。

如果關於司馬通的記載是真的，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他確實是一個聰明的孩子，聰明而又膽小的孩子，只有這樣的孩子才能意識到危險。聰明加膽小當然不可能成為司馬通當選皇太孫的理中。真正的原因，是司馬通只是一個宮女所生，而且，這個宮女曾侍奉司馬炎多年，絕不會和士族高門有任何聯繫。

為了司馬通能夠順利稱帝，司馬炎這個當爺爺的可謂費盡心機：先是極力反對賈氏成為司馬衷的太子妃，結果被士族高門否決；分封庶出的司馬柬、司馬諱、司馬允分鎮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體的力量抗衡士族，結果幾位王爺先後做了刀下之鬼；臨終前又命汝南王司馬亮入朝輔政，結果皇后楊氏篡改司馬炎遺詔，改為由其父楊俊輔政。

白癡司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變得一團糟。士族不但掌握了財富，還掌握了晉惠帝司馬衷。失去了皇權的製約，掠奪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線：＂佔田制”馬上就被廢棄；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諱先後被誅殺，就連那位聰慧的皇孫司馬通也被“醜而短黑＂的賈後誣以謀反罪處死……

《晉書》這樣記載這個年代：朝政均出於士族高門，朝綱法紀蕩然無存，官場賄賂公行，舉國上下已經見不到一個忠臣和賢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個騙子的市場（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賄賂公行，忠賢路絕，天下謂之互市）。不知這些士族是否想過，一小撮人盡佔天下之利，包括皇族在內的其他人又將何以為生?連司馬炎定下來的皇位繼承人都可以殺掉，普通人豈不更是任人宰割?皇族也不是手無寸鐵的寒門素族，他們手裡也有兵、有權、有土地，看著自己的實力一天天被蠶食，焉能不反抗?

永康元年（西元300年），趙王司馬倫率先舉起了反抗的旗幟，終於引爆了長達

十六年的“八王之亂”。

寒門素族、奸邪小吏本來就一無所有，明天也沒有任何希望，在一場動亂中打破現有秩序是唯一的出路。皇族與寒門素族第一次找到了利益結合點，司馬倫手下的孫秀、司馬同手下的李含……無一不是來自田野之間的奸邪小吏。

灰暗的人生，連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

 

血與火的戰爭中，“牛馬遍野”、“天下無窮人”、“家給人足＂純屬曇花一現，“太康之治＂須臾間化為烏有，自曹魏開始慘淡經營一百多年的洛陽城再次成為一片焦土。更可怕的是，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強盛的兩股勢力，他們之間火併的結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強者，再無力量對抗異族入侵。

八王之亂中，南匈奴、翔、鮮卑、西羌、氐等遊牧民族紛紛湧進中原，在此後短短一百三十多年內建立了十六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亂！無論皇族、士族還是百姓，漢族、羌族還是翔族，所有人都生活得痛苦不堪，所有人都時刻面臨生命威脅。

南匈奴大單于劉淵自稱是王昭君的後代，國號“漢”，並俘晉懷帝、殺晉湣帝、殺西晉四十八王……

這個時代，中國北方漢族起義軍自稱＂乞活軍”乞求活命的軍隊，這是多麼悲慘的名字。

在五胡十六國及乞活軍時期也有一些貨幣存在，如後趙，曾鑄＂豐貨錢”等。但是，我們實在不願意記述這個“中原草木皆光，蔽野盡是白骨＂的淒慘時代。

我只能告訴大家，從晉惠帝永興二年（西元305年）到隋文帝開皇九年（西元

59年），在幾乎整整三個世紀裡中國北方都處於大動亂、大破壞、大分裂之中。中原大地幾乎無月不戰，可憐北方蒼蒼蒸民，在異族統治下被列為“漢狗”、“漢賊＂，或者”頭錢價漢”，一條漢人生命不如一頭牛羊！

晉惠帝死後，喪亂巳經六十餘年，北國人口“百不遺一”，河洛一帶盡成廢墟，洛陽城中常有豺狼出沒。

—錢殺二士

東晉初年，官府特准鑄幣權就是那個桃子，江南豪門則是爭搶桃子的勇士。最後，江南豪門勢力在鑄幣權爭奪戰中全部衰敗。

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成為遊牧民族最好的戰場，西晉根本無法抵擋倏忽而來的騎兵。然而，面對浩浩長江，遊牧民族沒有強大的水師，不可能旦夕之間攻過天塹。西元317年，出鎮江南的司馬睿在揚州稱帝，史稱“東晉＂，首尾一百零四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鵠立南望”的西晉遺民紛紛前往投奔，不僅包括皇族、士族，還包括每一個普通人：東晉初年，約九十萬戶漢人遷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戰亂地區人口總數的50%，這是漢族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遷徙，自此中國經濟重心南遷。

西晉滅亡前，江南絕大部分地區只有火耕水衙的原始農業；晉室南遷後，江南一地在百年間一躍成為中國經濟和文明的繼承者，最後，居然能以區區數萬人馬大破前秦百萬雄兵。

東晉又是如何從衰亡走向繁榮，直至足以對抗遊牧民族入侵的呢?

《晏子春秋》記載過一個“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間，齊國有三位著名的武將：公孫接、田開拙、古冶子。這三位武將都曾經為齊國立下赫赫戰功，而且三人意氣相投，結為異姓兄弟。為遏制三位武將的聲勢，齊景公賜給三位勇士兩個桃子，並讓他們評判自己的功勞，功勞最大的兩位才能吃到桃子。結果，三位勇士為了爭搶兩個桃子互毆，最後全部死掉了。

東晉初年，官府特准鑄幣權就是那個桃子，江南豪門則是爭搶桃子的勇士。最後，江南豪門勢力在鑄幣權爭奪戰中全部衰敗。

本來江南豪門各家都自己鑄行貨幣，只要鑄造的貨幣能用出去就行。司馬睿來了，汀南就不一樣了。為了穩固自己在江南的統治，司馬睿選中了吳興沈氏作為自己的代言人，並且宣佈：只有吳興沈氏才擁有合法的鑄幣權，其他人鑄造的貨幣都不合法。為了讓這個理念深入人心，東晉朝廷不遺餘力地在江南宣傳（沒有強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傳）：雇佣寫手編寫民謠，然後在民間（乞丐之間）傳唱；組織盛大的宣講會（實際上就是乞丐在唱蓮花落），讓所有人都認識到官方貨幣的重要性......

吳興沈氏最大的敵人是義興周氏，本來周氏家族並未把官府特准鑄幣權放在眼裡：就是私鑄貨幣，皇帝又能把我如何?

義興周氏沒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傳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貨幣說到底，只不過是一種交換媒介，能否用沈郎錢交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認。

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畢竟皇帝還是至高無上的，官方貨幣也有著更高的信譽，若幣材一樣、重量相類、形制相似，人們還是會首選官方貨幣的。

結果吳興沈氏所鑄行的貨幣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統治地位，即沈郎錢，在義興自己的地盤上，周氏家族的鑄幣也不太好使了。於是，我們有了＂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的詩句。

義興周氏的領頭人周劄不得不放下架子，低頭來找司馬睿要求朝廷也承認周氏家族的鑄幣權。周劄得到的答覆是，鑒於已經授予沈氏家族特許權，周氏家族應就此與沈氏家族進行親切友好的磋商。當然，沈氏家族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任何時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錢的東西，金融牌照雖然不能創造財富，通過它卻可以獲得財富的使用權。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價。

沈氏、周氏爭奪鑄幣特許權的結果，就是雙方在皇帝的挑撥下大打出手。

可憐這個“一門五侯＂的周氏家族，領頭人周劄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吝嗇鬼，兵臨城下的時候，周劄居然不肯把倉庫裡精良的刀槍分給農人，而是讓大家以木棍應對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槍。

在這場鬥爭中，周劄兵敗被殺，江南最大的豪門之一周氏從此一獗不振。

東晉有大、中、小三種貨幣，大的叫“比輪＂，中的叫“四文”，小的叫“沈郎錢＂，所謂“比輪”，名字很是形象，就是說錢如同車輪一般大小，實際上就是孫吳的大泉當千。

由於廣州一帶銅價偏高，東晉時代，絕大部分比輪都賣到南方去了。至於“四文”，歷代從來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究竟是何種錢幣。小貨幣則指沈郎錢。

遺憾的是，歷代錢幣大師也沒有告訴我們沈郎錢的形制，現代考古學對此也存在爭論。相傳，沈郎錢最初為吳興大族沈氏代表人物沈充所鑄，但沒有確切證據。東晉墓葬中確實有一種重0.1-0.9克的“五銖＂，如果這種五銖就是所謂的沈郎錢，那麼，沈郎錢應該是一種減重貨幣。

吳興沈氏滅義興周氏之後，吳興沈氏也被剿滅。

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是江南土著中最強大的勢力，隨著周劄和沈充敗亡，江南豪門逐漸成為歷史的陳跡。

吳興沈氏與義興周氏的戰爭，為司馬睿贏得了極為短暫的寶貴時光。江南豪門內耗的時候，東晉皇族又在做什麼呢?

答：開山澤之禁、土斷，即培養江南的小農經濟。司馬睿渡江的時候，大約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隨。紛紛亂世，無論士族還是部曲，說白了都是流民，單獨遷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於是，最大的流民頭子－東晉皇帝司馬睿，命令手下較大的流民頭子一北方士族，率領普通流民在長江下游建立了很多＂僑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兗州郡（僑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門勢力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趕到了今廣東、貴州一帶）。

在僑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習慣和名望維持了對部曲和流民的統治，當然，他們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納稅，朝廷有事也要臨時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晉就是這樣亡國的，殷鑒不遠，豈能重蹈覆轍?

況且，東晉初年，北方士族勢力遠較西晉衰微，司馬睿也看出了這個便宜。

司馬睿第一個打擊士族的方法，叫“開山澤之禁＂。

江南本是魚米之鄉，普通人靠撈魚也能維持一下生計。剛剛到達江南的時候，北方士族就搶佔了山川林澤，升斗小民不得下水，敢擅自撈魚者一定會被往死裡罰。

西元320年，司馬睿頒佈詔書：凡強佔山林、霸佔湖澤的人，收入達到一匹布的價值，殺無赦！

限一年是農曆壬辰年，這封詔書也稱＂壬辰之詔＂，目的是保證民間對自然資源的開採權，後世無數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劉宋元嘉十七年（西元440年）、元嘉三十年（西元453年）、大明七年（西元463年）都曾屢屢下令禁封山澤。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豈能由一兩個人獨佔?

司馬睿第二個打擊士族的方法，叫“土斷”。

土斷，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斷定戶籍，通過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門承認部曲對土地的所有權。朝廷宣佈：無論你是誰，你流竄到哪裡就是哪裡人，立馬給你戶口，納稅不滿五年也直接賜予土地，反正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從“山越”手裡搶來的！

土斷並不是司馬容的點子，早在西晉初年就有人向司馬炎建議以士斷替代九品中正制，徹底剝奪士族的治民權，廢除士族高門對官位的壟斷。只不過，當時司馬皇族只是個繡花枕頭，不敢這樣做而巳。

現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級流民，司馬睿也就有了機會。晉元帝大興四年（西元321年），司馬睿下詔在南兗州禁止土族高門收容流民。

詔書首先總結了漢文、景二帝以來的均田制經驗，回顧了西漢、東漢兩代的輝煌歷史；接著，詔書義給出西晉亡國的官方托詞：士族高門佔有眾多土地和農民，卻刻意逃避朝廷賦稅，焉有不亡國之理?

最後，詔書提出了解決辦法：為避免江南再現中州之難，必須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

詔書規定，所有士族高門都要如實稟報部曲數量，此後，一品大員占田不得超過二百八十畝，奴婢不得超過三人，其餘土地要分給原來的部曲。

為了吸引流民自動歸於朝廷，東晉政府不斷提高對小農的優惠條件，賜其田宅，先免租稅三年，後免租稅五年。優惠到期，小農每畝只需要向朝廷繳納三升糧食，當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樣要向朝廷繳納三升糧食。這種按土地面積徵稅的方式在歷史上被稱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將搶佔土地的稅收強加給自耕農。

史籍為我們精準地總結了東晉初年的治民政策，“鎮之以靜，群情自安”。也就是說，東晉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官吏的職能，恢復了西漢初年的無為而治。畢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讓這些人撈到錢，對皇族沒有一點好處。有了自耕農的支持，東晉兩代帝王司馬睿（晉元帝）、司馬紹（晉明帝）終於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

江南興起的小農經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相反，如果財富僅僅集中於士族高門，購買力也就必然集中於一小撮人，這樣的社會結構只能造就奢侈品市場，而無法興盛普通行業。

江南水系豐富，原比北方農耕條件優越，北方移民帶來了耕牛和鐵質農具，加之充足的勞動力保證了精耕細作，江南稻田畝產屋從孫吳時代的五六斛增長到三十斛，產量增長了五至六倍，麥田甚至出現了一年三熟的耕作條件。

冶鐵技術冠絕天下，號稱“中國絕手”的鑄劍師謝平創造了＂橫法鋼＂，用這種鋼練成的刀劍彈吹之間可以斷十五根頭髮。

所產瓷器胎質堅硬、形制美觀、釉色青翠，有的甚至與宋代官窯所差無幾，唐人這樣誇讚東晉瓷器，“九秋風露越窟開，奪得於峰翠色來”。造紙術真正得到應用，東晉人能根據不同用途把紙加工成青、赤、繚、綠、桃紅等顏色，就是這些紙張成就了一代書聖王羲之。

《南齊書》這樣記載這個時代：太武年間，江南百餘年未有兵鋒之災，家家都經常設宴款待客人，到處都是沃野良田，人們不辭辛勞地從事農耕，只要一郡糧食豐收，數郡就無饑餓之虞。荊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揚州則是吳地最富裕的地方，兩個城市的紡織業足以衣被天下！

錢，國之重器，不可輕廢

朝廷連鑄幣權都沒有，要廢棄貨幣談何容易?何況這本就是一個爛主意，貨幣制度承載了幾近千年的經濟運行，豈能因一道詔書自動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龜貝替代貨幣就搞得天下大亂，更不要說東晉皇權遠不如西漢。在舉朝反對之下，廢棄貨幣的建議最終未能推行。

中國史書好比今天的影視劇，歷史人物都具有鮮明的臉譜，好人長相威武，壞人長相狠瑣，單憑長相就能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桓溫在晉明帝年間登上歷史舞台，《晉書》對這位中興名臣卻亳無尊敬之意，把他描寫為“長著一雙三角眼，鬍鬚像刺猾一樣”，一副典型的奸臣模樣，也許是因為東晉終為桓溫的兒子桓玄所滅吧。

桓溫（西元312~373年），屬於中下層士族，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司馬睿的孫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傳說中的駙馬爺。從明帝開始，桓溫歷經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馬，統率內外諸軍，是東晉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統領全域的人物。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東晉桓溫是第一個有能力篡位，建立“大一統”的皇權的人，算是屬於曹操、王莽這一類的厲害人物，所以，他才成為京劇中又一個大白臉。

在中國貨幣史上，桓溫曾經提出了一個很離譜的想法，廢棄錢幣，改用谷帛作為交易媒介。

針對桓溫提的這個極其離譜的建議，當時的祠部尚書孔琳之就以無可辯駁的雄論駁斥了桓溫的建議：古代聖王把沒用的東西用來交換有用的東西，這樣有用的東西既不會損毀，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換運輸的麻煩。現在的銅錢正好起到古代龜貝的作用，歷代使用的銅錢今天絕不能廢棄（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從古至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桓溫的貨幣知識為零，還是孔琳之識大體、顧大局，認識到了貨幣運行規律的真諦。錢幣是國之重器，當然不可輕易廢黜。

真的是這樣嗎?

孔琳之當時還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在有意無意間被很多人忽略了：貧窮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寧；如果驟然廢棄貨幣，那麼士族高門就會喪失所有財富。孔琳之屬於士族高門，他知道桓溫廢棄貨幣的真正用慈：數十年土斷只是剝奪了北方士族的土地，以皇權的強制力遏制了土地兼併，但是士族高門手裡還是照舊留有大量貨幣，要消滅士族勢力，最重要的就是剝奪他們手中的所有財富，直接廢棄貨幣當然就是最好的選擇。剝奪士族高門財富、徹底斬斷他們侵佔土地的能力，這才是桓溫力主廢棄貨幣的真實意圖。

況且，桓溫被逼出此狠招，是因為士族高門不厚道在先。

東晉朝廷沒有鑄幣權，流通貨幣全靠私鑄（也就是沈郎錢）和前朝留下來的古錢（也就是一部分五銖錢），兩者重量差異實在是太大，相當一部分五銖錢被人減鑿。

所謂“減鑿＂，就是把完好的古錢去掉一塊，再染上銅銹，這樣的錢被稱為＂翦邊五銖＂。當然，被鑿下來的銅材或銅屑會被重新鑄造成沈郎錢，重新進入流通管道。最狠的做法是，把完好五銖古錢用利刃圓鑿切割，將之一分為二，成為一大一小兩枚錢幣，大錢大環被稱為＂艇環錢”，小錢小環被稱為“雞目錢”。

由於東晉一朝貨幣奇缺，被減鑿後的翦邊五銖購買力降低得非常有限。這樣減鑿貨幣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銅材，又保持了原來貨幣的購買力，實在是一筆穩賺不賠的好生意。

理論上，無論貨幣如何減鑿，只要能承擔貨幣職能就可以了，總比廢棄不用的好。如果減鑿集中於某一個階層，就一定會引起財富重新分配。

但凡減鑿古錢獲利者，手裡必定有相當數量的五銖古錢；僅僅減鑿一枚五銖錢，估計廢品收購站都不會要那點銅渣；偶有剛富裕起來的寒門素族，只能開山冶礦、鑄造新幣。手裡有巨額五銖古錢的人，恰恰就是桓溫最討厭的一個群體一士族高門。士族高門的購買力越來越強，黎民百姓乃至皇族可控制的資源就會越來越少，最後一定會打破原本脆弱的權力平衡。

桓溫看到了問題的所在，卻沒有給對藥方。

朝廷連鑄幣權都沒有，要廢棄貨幣談何容易?何況，這本就是一個饋主意，貨幣

制度承載了幾近千年的經濟運行，豈能因一道詔書自動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龜貝替代貨幣就搞得天下大亂，更不要說東晉時代皇族權柄遠不如西漢。

在舉朝反對之下，桓溫廢棄貨幣的建議最終未能推行（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在士族高門貨幣優勢的衝擊下，晉穆帝年間前期土斷成果幾乎喪失殆盡，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數量急劇下降。

現在，我們給出兩個案例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案例1：晉帝室彭城王司馬玄隱匿流民，查實後被桓溫送進了監獄。

案例2：會稽王氏隱匿民戶，查實後，被隱匿的流民盡得土地，從此歸朝廷統轄。這是兩個史書上最常見的例子，現在，我們稍微豐富一下這兩個案例的資料。彭城王司馬玄一共隱藏了五戶民戶，結果這位皇族王爺被抓進了監獄；會稽王氏隱匿了三萬戶口，僅僅是喝個酒、道個歉，別說監獄，就連城管的面都沒見。

結論：這個時候士族高門的勢力很可能巳經超越了皇族，長此以往，皇族又將淪落為舞台的配角。和平年代土地兼併最多引發流民潮，此時，前秦已經吞併了鮮卑燕國，就等揮軍飲馬長江了……

儘管桓溫不是一個合格的貨幣理論家，卻實在是一個鐵腕政治家，既然溫和的貨幣改革行不通，桓溫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東晉最著名的＂庚戌土斷＂。與晉元帝、晉明帝年間的土斷不同，庚戌土斷不但要斬斷士族高門與南遷流民的聯繫，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門隱匿的所有民戶。

庚戌土斷是東晉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脫離士族的農民從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溫徵召寒門子弟，在自已出鎮的兗州、徐州、揚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軍隊，這支軍隊後續的發展對中國歷史的走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我研究的領域是金融，我的職業卻是教育。所以，在這裡我必須強調桓溫的一份奏疏，《七項事宜疏》。在這封奏疏中，桓溫坦陳了當時官場的七大弊病，並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條是：讓東晉寒門素族接受教育，給他們晉身之階。在這篇傳世的奏疏中，桓溫以雄渾的文筆論證一個道理：土族高門把持教育會弊端叢生，要想富國強兵、光復中華，只有一個途徑，那就是興辦教育，實現社會階層流動。

當代，西方列強的歷史也證明，要想成為第一流的世界強國，首先要發展的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個社會的表像是財富，生產財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創新的是制度，決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變文明的力量則只有教育。

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財富。

這一切，就如同《天龍八部》裡的鳩摩智，先練少林七十二絕技，再練內功《易筋經》，少林寺藏經閣無名老僧對此的評價是：次序顛倒，大難便在旦夕之間。

要想擺脫歷史的宿命，必須有一個條件，讓教育普惠於國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們過得更好，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階層流動管道。在這種不停的流動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會更加富強。

當然，桓溫遠沒有如此偉大的理想，他不過是想打破士族壟斷，給寒門素族一個希望。借助這些機會，東晉寒門素族湧現出大量傑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學晉身的寒門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誠的支持者，他們一且離開皇權就會變得一無所有。中國古典讀物《三字經》裡有一句“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其中借螢火讀書的人就是被桓溫重用的素族車胤，最後，車胤也為皇室盡忠而亡。桓溫有了寒門的軍隊、寒門的官僚，終於把事業推上了巔峰：滅西蜀成漢、三次北伐，甚至一度光復故都洛陽。

桓溫的改革也使東晉獲得了重生，桓溫死後五年，正是寒門素族組成的北府兵，以八萬人擊潰了前秦一百萬南侵大軍，漢族在江南一地延續了民族血脈，晉祚得保。

劉宋王朝的開國皇帝劉裕曾對桓溫有一句中肯的評價：“大司馬桓溫當政之前，黎民百姓巳經沒有土地，國家敗亡之象已現；庚戌土斷之後，農人得以歸於土地，此後東晉能夠財富國豐，完全是桓溫的功勞（乃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富國豐，實由於此）。”

小結：胡馬過陰山，集權必然導致強勢封建集權，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國資源對抗遊牧民族，強勢帝王又怎麼可能容忍遊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盤上閒庭信步?只不過，強勢的封建集權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實現，借此，封建官僚壯大，小農經濟在短暫輝煌之後又會陷入長久的沉寂。

遊牧民族習慣於遷徙，他們必須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季。遊牧民族向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亞，向南是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只要頭腦還清醒，任何一個遊牧民族都會選擇向南。

向南本沒有任何錯誤，只不過，南部是我們的中國。

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木身就建立在民眾與畜牧的流動之上，一般情況下，為爭奪草場，各個部落之間也是征戰不休，很難對外形成合力。即使如此，也已經讓北方的漢族相當難受。這些人倏忽而來，官軍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投入數十倍於敵方的軍力堅守每一個據點。

只有極端強盛的經濟，才能保證堅守每一個據點，一般王朝根本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漢武帝才不得不舉全國之力驅趕匈奴。為了動員全國的力量，漢代建立並完善了史無前例的統治框架，以三公九卿為代表的封建官僚體系，但也是這個封建官僚體系徹底毀掉了強盛的西漢帝國。

漢光武帝吸取了西漢亡國的教訓，裁撤了近90％的官僚機構，放任民間經濟發展，終於出現了“光武中興＂。遺憾的是，東漢帝國失去了封建官僚，也失去了對國家的統治能力。一旦帝國失去了集中資源的能力，也就無法遏制邊境遊牧民族。西羌，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民族開始不斷進入東漢帝國版圖，甚至數度威脅都城長安。可憐堂堂東漢帝國，幾乎浪費掉全國的財富也未能克制西羌。

曹操統一北方後，曹操的實力也無法對抗遊牧民族，只不過他想出來一個相當陰損的點子。當時，最為強盛的遊牧民族是烏桓，曹操就在鮮卑等遊牧民族的地盤上做生意，專門收購烏桓人頭。烏桓勢力有所衰微的時候，曹操採用遊牧民族的戰術，以一支漢族輕騎兵遠途奔襲，重創烏桓主力，為漢族贏得了半個世紀的和平時間。

最不地道的是蜀漢的劉備和諸葛亮，他們不斷引遊牧民族入關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獲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實用途是對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連禍患東漢的西羌，蜀漢也歡迎之至，蜀漢大將馬超、姜維都是因為與西羌聯繫密切才得到重用。羅貫中居然能把引異族打擊漢族的事蹟列為諸葛亮的功績之一，頗有以文亂義、混淆是非之嫌。

從此，胡人入關一發不可收拾。

西晉年間，士族當政又給了遊牧民族以機會，既然無法建立天下一統的皇權，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國力量抗擊胡人入侵。西晉統治者對付外敵的辦法頗有曹操風範，不斷派殺手暗殺遊牧部落首領，遊牧民族各部落為爭奪首領位置內耗不斷，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為中原爭取了和平。

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給了遊牧民族以發展的時間，遠遁大漠的南匈奴單于劉淵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遊牧民族政權，後漢。

劉淵幼年時曾在西晉當人質，當政期間漢化程度很高。按照遊牧民族的傳統，部族首領要負責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給大家發糧、發錢、發奢侈品（瓷器和茶葉）。劉淵既然要仿效漢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權制，也就必然要拋棄原始的氏族制。最終，劉淵喪失了對南匈奴部落的統治能力。

遊牧民族統治者沒有統治定居人民的經驗，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實現征服，卻無法建立有效的統治；要想統治中原臣民就必須模仿漢制，漢制又無法控制本族這個強大的軍事集合體。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清朝曾經解決了統治結構”二元化”的問題，把曾經驍勇的八旗鐵騎變成了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

在歷史迴圈中，我看到了一條無比清晰的運動軌跡：封建集權一貨幣官鑄一擊潰異族一經濟衰退。集權必然導致強勢封建集權，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國資源對抗遊牧民族，強勢帝王又怎麼可能容忍遊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盤上閒庭信步?只不過，強勢的封建集權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實現，借此，封建官僚壯大，小農經濟在短暫輝煌之後又會陷入長久的沉寂。

桓溫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斷＂，但桓溫死後＂庚戌土斷”還是無疾而終。東晉謝安繼續起用寒門素族，打贏了淝水之戰，劉牢之、劉裕等一批出身貧寒的將領獲得了北府兵軍權，最終成為東晉王朝的掘墓人；桓溫之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奪了東晉帝位，大將劉裕又消滅了桓玄。

西元420年，北府兵將領劉裕稱帝，起自草莽的劉宋王朝誕生了。

劉裕既不是皇族，又不是士族，只是一個不太認字、以賣草席為生、喜歡賭博、從來就被人看不起的流氓（僅識文宇，以賣履為業，好桴蒲，為鄉閭所賤）。北府名將也無不是二百五出身，當兵之前從來沒有光輝的事蹟可以炫耀（並起自豎夫，出於皂隸芻牧之下）。這些人在刀劍鋒鎬中摸爬滾打，永遠不會對弱者妥協，一旦出鎮一方，無不掘地三尺（貪縱過甚），甚至直接從國庫裡拿錢。劉宋立國數年，依舊是府庫空虛（府庫為之空虛）。

這樣粗鄙的統治集團，士族高門當然無法接受。在他們眼裡，劉裕等人不僅是徹頭徹尾的鄉巴佬（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也永遠是一群刀頭舔血的暴徒。士族雖然被剝奪了軍權，卻依然對北府集團表現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琅琊王氏家中拜訪，主人面對客人一言不發，反而問自己的僕人：”這個人跟你什麼關係?”然後，當面把太后胞兄坐過的椅子燒掉。

現在，劉裕巳經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門如此放肆。在皇權眼裡，沒有朋友，也不會有敵人，只有”被統治的人”和“不被統治的人＂。士族高門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為有錢就不想被皇權統治嗎?

你不把你的錢給我，就讓你徹底沒錢！

歷史沒有留給劉裕足夠的時間，劉宋王朝剛剛建立兩年（西元422年），劉裕就死掉了，搶錢的任務落到太子劉義符身上。

劉義符主要靠興辦金融業撈錢，即放貸。

大家也許不會想到，在世界範圍內，旅館是最早經營銀行業務的行業之一，中國當然也包括在內。因為，旅館的作用不僅僅是為客人提供住宿，還為客人寄存財物，一般情況下旅館會留存一個貨幣餘額，也就可以用這個餘額對外放款(高利貸)。

劉義符在位僅六個月，這期間最大的施政亮點就是宣佈京城所有的邸店（旅館）都歸他所有。要知道，那時候經營邸店可是一個下九流的職業。現在皇帝居然親自操刀上陣，實在是因為太賺錢了，據說資本回報率達到1000%，絕對是一個最拉風的暴利行業。

 

 

南朝金粉(南朝)

京城皇家邸店有著固定的目標客戶一士族高門，放貸的目標不是獲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準了貸款人的抵押物一土地。皇帝會以各種手法逼迫士族高門借款，士族高門借款又必須以土地抵押。

又有哪個士族高門真的敢來還皇帝錢呢?

鑑於這實在太離譜，跟直接搶錢基本沒什麼區別，很快劉義符就被自己的兄弟劉義隆幹掉了。 

劉義隆便是劉宋歷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稱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劉義隆搶錢的手段比較文明，用錢來剝奪別人的錢。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卻更為殘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門的財富在瞬間全部貶值。

以錢搶錢的方法，說穿了就是貨幣改革。劉宋元嘉七年（西元430年），宋文帝設立錢署開爐鑄幣。對中國貨幣史來說，這次鑄幣有著特殊的意義，此時，官鑄貨幣在中國巳經消失了三四百年，數百年來貨幣來源始終靠舊錢和民間私鑄。

劉義隆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官鑄貨幣再次出現在中國大地上。

宋文帝推出的貨幣在歷史上被稱為“四銖錢”，形制與漢代五銖錢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銖錢與五銖錢最大的不同是，一枚四銖錢可以當兩枚五銖錢，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錢。反正包括劉義隆在內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沒多少錢，只有士族高門才有五銖錢和沈郎錢。

對擁有五銖錢和沈郎錢的士族高門來說，這絕對是一筆賠錢的買賣。與晉王朝相比，劉宋王朝更傾向於以暴力解決問題。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門對此幾乎無法反抗。貨幣改革後，皇權和士族高門的財富優劣態勢立刻扭轉。

這裡要說的是，劉義隆推行的四銖錢還不是劉宋朝最惡劣的貨幣制度。

四銖錢與西漢五銖錢重量相當，是一種“大錢”。文帝之後的幾代帝王不停執行貨幣減重，宋明帝劉或年間居然推出了一種“永光四銖＂，雖然錢幣上還鑄有“四銖"二字，但實際重量不足一克。就是這種永光四銖錢，居然要和四銖錢一樣換兩枚五銖錢或者八枚沈郎錢！

民間私鑄者無論如何也不能強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貨幣，也就沒有人能靠鑄幣搶劫別人的財富。封建官府鑄幣的基礎卻是皇權，是具有暴力性質的國家機器，無論如何減重都是法定的貨幣，也就成為最犀利的搶劫武器。

光怪陸離的未世王朝，當帝國統治者已經喪失了其他掠奪手段時，虛幻的貨幣財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級貨幣減重又無異於飲鳩止渴，如果封建帝國已經喪失了統治能力，誰會承認虛值貨幣，誰又會真的把財富讓渡給帝國統治者呢?

錢財斷手足

據《宋書》記載，當時的封建官僚那是相當有錢：寧州刺史蕭惠開家財數億錢，益州刺史劉郡以黃金鑄造浴盆。

《南史》中絕大部分劉宋官僚都有這樣的綽號：

剌史一級的經常被人稱為“孫億萬”、“劉千萬＂，縣令一級的則被人稱為“王新車”、＂庾大宅”.. 

 

最顯而易見的賺錢方式是創新，只有全新的技術、全新的產品、全新的運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壟斷，才可以由經營者定價，才能賺大錢。對中古時代的農耕民族來說，任何一種異地商品都是顯而易見的“創新”，商業也是利潤最豐厚的行業之一。

 

魏晉年間，江南揚州、建康、益州、荊州水路通暢，本來是天下貨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區。

劉宋年間，江南民間商業幾乎絕跡，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種，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經商也可以，只要上繳足夠多的稅收，足以讓任何一家富商破產的稅收：

劉宋時代商路關卡林立，每個關卡都要繳1％的關津稅，另外還要在販賣地和採購地繳4％的商稅。

蜀馬耐走長路，天府織錦更是冠絕天下，益州典簽劉道濟正好經營蜀馬和蜀錦。典簽不過是一個七品官銜，卻握有很大權力，因為典簽是皇帝派來監視刺史的。就是這個劉道濟，居然以官府名義出台這樣一個政策：在苛雜的稅收之外，普通商人販運絲、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過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馬出境，無論良莠，價格都不准低於兩萬錢－這是一個不可能交易的價格，當時一頭耕牛的價格不過三千錢。通過壟斷川馬和絲錦貿易，劉道濟短短數年間賺到了三億個銅錢，可以買到十萬頭耕牛。

任何一個時代，小康之家都有一個公認的非貨幣標準，例如今天的“有房有車”。劉宋年間小康之家的標準則是有一頭耕牛，也就是說，劉道濟一個人的財富至少抵得上十萬個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價格核算，十萬頭耕牛大概需要三億元，如果認為一頭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產，那麼劉道濟的身家已經是千億量級。

千億，一個多麼恐怖的財富單位！

財富積累自有規律，除非改變世界的創新，例如機械、電能、互聯網，否則，如此暴利的唯一來源就只能是存量財富的再分配。這種利益分割甚至是通過市場的名義進行的，一類名為商品的貨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過市場進行買賣，本質也只是以市場為手段重新分割財富存量，實現財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轉移。

劉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時代之一，據《宋書》記載，當時的封建官僚那是相當有錢：寧州刺史蕭惠開家財數億錢，益州刺史劉郡以黃金鑄造浴盆。

《南史》中絕大部分劉宋官僚都有這樣的綽號：刺史一級的經常被人稱為“孫億萬”、“劉千萬”，縣令一級的則被人稱為“王新車”、"庾大宅”·…..

如此規則之下，最賺錢的行業是“當官＂，最能撈錢的“官”是皇帝。而劉宋皇帝中最能撈錢的當數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搶劫的第一個物件，當然就是這些“有錢的官”，手段則是賭博。與今天的金融賭局相比，劉宋孝武帝時代領導與下屬的賭博規矩要殘酷許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賭博的，賭博是必須輸錢的，輸錢是必須輸到傾家蕩產的。這就是宋孝武帝發明的別出心裁的撈錢方式，賭博，專門對付有錢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未年，凡兩千石以上的官僚罷任返京，皇帝都要親自跟他玩幾把骰子，結果自然是皇帝有贏無輸，一直要把對方家產贏乾淨才肯甘休（孝武末年貪欲，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

對付沒錢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會為了幾個小錢親自動手，況且收稅的皂隸（差役）還不知要撈多少中飽私囊。宋孝武帝很聰明，他想到了另一個很好的方法一圍積居奇，只不過手法遠比一般奸商高明。

兩晉以來，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稱，歷代君王對江南紡織業始終輕徭薄賦，養蠶戶納絹不過三匹，而且只限於長江下游一帶。為了搶奪黎民百姓的錢，宋孝武帝以江南絹絲為題，佈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佈局。

大明四年（西元460年），宋孝武帝開始在全國高價收購絹絲（請注意，是高價收購，不是強行徵收）。結果，一年間，江南所有絹絲全部斷貨。

第二步，中盤。

大明五年（西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佈：養蠶稅稅基擴大到全國所有黎民百姓，每戶百姓要納絹四匹。這對黎民百姓而言是一個悖論：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繳如此多的絹絲，新產絹絲存量不足，原有的絹絲又早就被皇帝買走了；百姓又必須繳納絹絲，否則，對抗皇糧國稅是要坐牢的。

結論：手裡沒有絹絲的人也可以去市場上買，例如，皇家的直營店。全國絹絲價格立即暴漲，當年，一匹絹居然漲到兩千至三千錢，這可是當時一頭耕牛的價格，相當於今天讓每家一年內繳納一套房子作為稅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這個時候，宋孝武帝不失時機拋售了一批絹絲，雖然絹絲價格最後控制在

一千錢左右，但是百姓僅有的一點土地、僅存的一點銅錢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即使一千錢的價格，絕大多數人仍舊是繳納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傾家蕩產，｀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宋孝武帝當政最後一年（西元464年），富庶的浙東數郡發生旱災，朝廷不但無力賑災，反而照舊收租。結果，災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餓死者卻是古代的數倍（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師也是餓殍遍野……

西漢年間，皇權締造了“皇帝—封建官僚一小農”的社會框架：這是一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封建官僚掌控了絕大部分社會財富，其餘的人都處在低端，頂層和低端之間沒有任何緩衝帶。如果頂端的人選擇了掠奪，那麼所有人同樣會選擇虛偽和卑劣，因為這才是獲得財富最有效的渠道。這樣的社會框架不會也不可能提供創新空間，重大創新必須依靠帝國全體臣民在點滴試錯中積累。

劉宋時代，“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社會結構再次出現在江南。士族高門的勢力被迅速清洗，寒門素族以軍功起家，十幾年間佔據了所有朝廷要津，並迅速把觸角伸及社會每一個角落。從貨幣、土地到稅收，皇權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異化為搶劫的工具。

不同於西漢的是，劉宋本就是一個偏安江南的王朝，國家時刻面臨來自北方異族的挑戰，卻根本沒有前世的財富積累。皇權對財富的獲取即由掠奪變為搶劫，這不僅僅是對社會底層的搶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團之間的互相搶劫。

劉宋皇室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命運最為悲慘的皇室，開國皇帝劉裕共有男性後代一百五十八人，這一百五十八人中有一百一十四人死於非命：子殺父者一人、臣殺君者四人、兄弟相殘者一百零三人、為外人所殺者六人。皇室成員如此大規模地自相殘殺，此前從未有過，此後也再未發生。

在皇權的邏輯裡，權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錢就會滿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權開始搶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國就基本喪失了統治能力。強者在皇權之下都會淪喪財富，何況蒼蒼蒸民?

衣服破猶可補，手足斷不可續！

全民高利貸

劉宋、蕭齊是封建官僚長成的時代，蕭齊一如劉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貴幾乎壟斷了所有創新行業，所有真正賺錢的投資管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時代又沒有資產泡沫可以製造，剩餘貨幣也就只能投資高利貸了。

剛剛建立的劉宋王朝必須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讓封建官僚過分掠奪百姓。劉宋未年，宋明帝為了搞平衡、平民憤，經常對封建官僚施以殘酷的刑罰，不但將財富洗劫一空，還經常搞滿門抄斬、虐殺之類的娛樂活動。顯然，這不是平衡蹺蹺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者陸支搞得血本無歸、家破人亡。

無論是誰，要想徹底逃出這個迴圈，只有一個選擇，自已成為皇帝。

劉宋右軍將軍蕭道成曾為劉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見容於宋明帝，於是，蕭道成選擇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經營，西元479年，蕭道成終於廢黜了劉宋末代皇帝劉準，創立了又一個新王朝－蕭齊。

蕭道成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經發下宏願“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

與土同價＂。但蕭齊同樣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二十幾年，其興也忽焉，其亡也浮焉。

關於蕭齊王朝，我們同樣從貨幣說起。

成功的貨幣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會順應經濟發展需要；惡劣的貨幣制度卻各有各的卑劣，無論大錢、小錢，通脹、通縮，貨幣改革的同一個夢想都是搶劫財富。

蕭齊王朝僅有一次鑄幣記錄，即永明初年所鑄的“南齊五銖＂。從出土文物推斷，南齊五銖重量與劉宋四銖錢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樣重量的貨幣到了不同皇帝手裡，卻能發揮不同的作用：劉宋王朝的四銖錢是類似於大錢的虛值貨幣，造成了通貨膨脹；南齊五銖同樣是一種大錢，卻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通貨緊縮。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蕭齊王朝只有一次鑄幣記錄，南齊五銖鑄造量相當小，所以，也就出奇地值錢。蕭齊官價規定，一枚南齊五銖可以換三十枚左右完好的五銖錢，實際流通中，南齊五銖的搶劫能力又遠遠高出1:30的兌換比例。如果以南齊五銖計價，永明年間，一石米的價格僅為兒十錢，一匹絹的價格也僅為三百錢，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蕭道成“黃金與土同價＂的願望。

物價下跌雖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蕭齊王朝維持了劉宋年間的貨幣稅率。劉宋年間一畝地要繳五百錢作為稅款，蕭齊年間仍舊要繳納五百錢。此五百錢非彼五百錢，物價下跌一倍，稅款就多出一倍。劉宋永初年間一匹布的市價是六百錢，永明年間一匹布的價格卻只有一百錢，憑空多出了五倍稅款。

何況，蕭齊官府只收未經減鑿的錢幣，稅收又何止增加了五倍?

 

蕭齊王朝一直在有意維持通貨緊縮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貨緊縮，官府隨時可以鑄造大錢。因為，真正擁有南齊五銖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貨緊縮越嚴重，他們手中的財富就越值錢，靠貨幣掠奪財富的能力就越強。

黎民百姓確實沒錢，稅款繳不上怎麼辦?答：高利貸。

在南朝墓葬中經常可以看到借貸契約，令人驚訝的是，除了王公貴族的大墓，相當一部分小康之家的墓葬中也可以見到借貸契約。這些契約記載了借貸事由、時限、利率，借債者多是自耕農，一般數額不會超過三十文，以半年為限，年化利率平均為200%，是貨真價實的高利貸。

如果債務人到期無力償還貸款，還可以延長歸還期限（就是今天所說的＂展期”)。如果延期幾次之後仍無力償還，作為抵押的田宅就會被債務入收走，應該是家中僅有的田宅。最後的結果是，債務人以自身作為抵押再次舉債，自己淪為奴婢或者部曲。很遺憾，墓葬中的契約無一例外，在債主生前都沒有得到償還，也許這些債務巳經永遠不可能被償還。之所以這些借據被放入墳墓，是因為債務人在債權人入殆之前要繼續簽字畫押，人們相信在另一個世界裡，已經死掉的人仍舊可以向陽世索債。

按貨幣經濟發展程度推斷，南朝貨幣總量當遠遜於漢代；按商品化程度推斷，南朝商品化程度又遠不如後來的宋代。漢代、宋代當然也有高利貸存在，只不過，漢代高利貸者”子錢家”僅限於大商人，借錢的人一般也是王侯甚至皇帝；至於普通人，你就是想借高利貸，人家還嫌麻煩。宋朝小農高利貸最為普遍，但放高利貸者是官府。

唯獨亂世偏安的南朝，高利貸規模居然如此之廣，實在令今天的經濟學家膛目結舌。

《南史》這樣記載當時的情況，高利貸“子息滋長，督責無窮＂，雖然“財物布在人間”，卻”為患遍天下”。當然，通常情況下高利貸會以土地作為抵押，一旦債務到期不能歸還，債主就會奪其田宅，債務人則淪為佃農（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

這裡要說明的，不是高利貸利率有多惡劣，也不是失去田宅、淪為奴婢部曲的百姓有多麼悲慘，而是全民高利貸的背後一個更為可怕的邏輯。

 

貨幣的本質就是尋找高收益、高回報，獲得收益的管道有很多種，為何大家都選擇“以錢生錢”的高利貸?

劉宋、蕭齊是封建官僚長成的時代，蕭齊一如劉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貴幾乎壟斷了所有創新行業，所有真正賺錢的投資管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中古時代又沒有資產泡沫可以製造，剩餘貨幣也就只能投資高利貸了。

這是怎樣一種殘酷的邏輯?只要有了貨幣先發優勢，搶先一步比別人佔有更多的金錢，就一定可以把別人踩在腳下。擁有貨幣先發優勢的人，一般來說是有進取心的人，所以，他們搶先適應了那個時代的規則，獲得了財富。一旦這些人把獲取財富的軌跡定位為放高利貸，也就不會有人再從實體領域謀求財富了。

貧窮的人只能被貨幣役使，死去的人不可能有人埋葬，鰥居的人不願意再娶，生了孩子只能偷偷殺死。

貨幣只是財富的一種符號，並不是真正的財富，高利貸所有的作用只是轉移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如果所有人都不去創造財富，蕭齊王朝的前途又在哪裡呢?

西漢末年的流民魔咒很快應驗，可怕的流民再次出現在江南水鄉：一縣之中經常有數千流民，上萬人的流民隊伍又開始在阡陌間遊蕩。

問題是，南朝一共才有多少臣民?這些人聚集於深山，以天險對抗官軍，平日則以搶劫為己任。可憐江南魚米之鄉、三吳之地，居然成為＂倉廩既虛”、“草竊充斥＂、＂饑寒尤甚＂、“流冗者多”……

蕭齊永明三年（西元485年），就是在王朝開始鑄幣的當年，富陽人唐氏聚集數萬名流民，一路攻破桐廬（今江西桐廬西）、錢塘、鹽官、諸暨，最後在錢塘稱帝，國號“吳＂。儘管蕭齊王朝派出的“台軍”（皇宮禁衛軍）最後攻破了這支流民軍隊，但是，台軍所到之處搶劫之風更甚於流民。

蕭齊立國二十幾年，幾乎年年都有流民暴動，連年通縮加上全民高利貸，剛剛建立的蕭齊王朝，僅歷一帝就變得風雨飄搖……

在這裡，我們還要提及另外一種高利貸債主一寺廟。寺廟也是世界範圍內最早從事信貸活動的主體之一，希臘神殿就經常把人們送來的供奉借給自由民中的赤貧者，然後將之變為自己的奴隸。

 

中國佛教最早見於斷代史《後漢書》，其實，所有宗教的教義都是導人向善的，佛教蓮花的寓意也是此岸淤泥中的純淨，象徵著人類可以站在蓮花上走向彼岸。蕭齊時代，在冊寺廟共有二千五百座，僧尼八萬二千人。在生產剩餘本就十分稀少的中古時代供養如此龐大數量的僧尼，絕對是一個令人膛目結舌的現象。

我沒聽說這些南朝僧侶有孫悟空的法力，我卻知道他們有著比齊天大聖更為幸福的生活，在塵世此岸就已經到達了彼岸的天堂一物質的天堂。

南朝寺廟發明了一種新的業務—僧邸粟，寺廟還有經營僧邸粟的常設機構一長生庫。因為，《大藏經》曾說過：“以佛塔物出息，佛言，聽之。”

僧邸粟，說白了也是高利貸。其市場定位頗合佛祖普度眾生的教義，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來寺廟借錢度日，主要區別是貸款本金及期限，有長期也有短期。

長期貸款本金通常是貨幣，一般以十年為期，利息”不些倍徙＂，即高於官

府給定的年利率100%。如此高的利率，如此長的借貸時限，又在一個通貨緊縮時代，借錢的人也就只能是封建官僚。只有封建官僚才可能還得起這筆利息，也只有這些人能確保在十年內連續獲得100％以上的年收益。

短期借貸以糧食、雜物為本金，一般以一季為限，是＂咱南朝老百姓自己的

銀行＂。就是利率實在高得離譜，以“一日一夜”計算，隔夜拆借利率高達三分七厘(3.7%），貸款逾期罰款則利上生利，遲還兩天就要做牛馬償還（按通行價格，做耕牛一天償還八文錢，做馬一天償還七文錢）。一般情況下，僧邸粟利滾利會讓債務人當一輩子牛馬了。

寺院還往往借助佛祖的威力恫嚇債務人，欠債潛逃來生就會真的變牛變馬，只有死亡才能逃脫這種厄運。所以，債務人只有兩個結果，要麼＂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要麼“自縊而亡”。

高利貸業務為寺廟贏得了豐厚的利潤，高級僧尼不但有役徒、婢女，而且“出則必車”、“歸則必浴"、“居必方城”，京城三分之一的地產居然都是寺廟的廟產，絕對比今天任何一家公司的CEO都拉風。

在神性面前，人性永遠只能求得寬恕，蕭齊僧徒卻向神求官、求財、求子、求平安，總之，塵世所有得不到的東西都向神求。作為報答，人們建大佛像、建大寺廟，似乎只有這樣，佛祖才會施恩於信徒。當人們頂禮膜拜這些偶像的時候，不知有否想過，如果金錢才是通往神性的康莊大道，神性和人性又有什麼分別?

人性的罪孽，豈可用金錢償還?用錢可以買通的神，真的是神嗎?

蕭齊禍福

 

梁武帝絲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遲早會生出擎天巨孽。不是這些民賊貪婪、狡詐、陰險，而是黎民百姓巳經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王朝了。很快，蕭梁王朝的懲罰者就出現了—侯景。

蕭齊之後是蕭梁，蕭梁享國五十五年，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一人獨佔四十七年，這也是一個讓歷代史家頭疼的皇帝：

蕭衍自幼好學，耄耋之年仍手不釋卷；蕭衍稱帝之前就已經文名滿天下，稱帝后崇儒重道、信仰佛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融匯儒、道、佛三教的皇帝；蕭衍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之一，以上種種，都無關緊要。對中國歷史而言，蕭衍最重要的身份永遠是皇帝，梁武帝，他所締造的蕭梁是又一代起自寒門素族的封建王朝。

與蕭齊對貨幣的謹慎態度相反，蕭梁王朝自立朝之初就開始鑄造貨幣，而且沒有禁止民間私鑄。蕭梁之前，中國鑄造技術還不能實現在一枚銅錢的兩面都鍛造出花紋，所以錢幣都只有一面有錢紋；蕭梁時，官府掌握了雙面壓製技術，只有官鑄貨幣才是雙面壓製，民間私鑄只有單面錢紋。雖然官鑄和私鑄貨幣同時流通，但普通人一眼就可以判斷出哪枚是民間私鑄，哪枚是官鑄。

這是最好的防偽標識，靠著這項技術，蕭梁王朝也發明了一種惡劣的掠奪制度。

 

蕭梁官鑄的銅錢叫作“天監五銖＂，這種錢今已無流傳。按《隋書》記載，天監五銖有內外兩個輪廓，應該是一種精美的足值貨幣。

蕭梁還有另一種銅錢叫作“公式女錢”，為民間私鑄。女錢的意思，就是說這是一種又輕又薄的小錢，其重量與太平百錢、女錢相仿，大約為一克。

蕭梁朝廷規定，一枚天監五銖可以換十枚公式女錢。事情的結果卻是，天監五銖鑄造新的天監五銖和公式女錢同時流通，時間不到一年，梁武帝卻發現自己的錢越來越少，似乎所有的天監五銖都人間蒸發了，官衙卻不得不耗費銅材。為了對抗＂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梁武帝想到了一種新的方法，讓自己鑄的貨幣成為劣幣，民間又不能模仿。

一年後，梁武帝新鑄造了一批雙面帶花紋的貨幣，這些貨幣使用的是鐵錢，又大又圓：大富五銖、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名字都很好聽，其實不過是一堆鐵錢。

在此之前，只有末世王朝窮凶極惡的封建軍閥才鑄行鐵錢。西漢鑄鐵錢、蜀漢鑄鐵錢，廣大人民無畏嚴峻刑罰積極私鑄，當權者也就無法真的依靠鐵錢聚斂財富；蕭梁鑄鐵錢，既然可以在銅錢上實現雙面壓製，也就可以在鐵錢上雙面壓製，民間確實無此技術，也就無法模仿官鑄鐵錢。梁武帝並不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他也有理想，希望帝祚永延。所以，梁武帝撈到錢後，便開始以鐵錢贖買士族高門的土地，並把這些土地分給遊蕩阡陌之間的流民。在“[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框架中，封建官僚不但會放大皇權對小農的壓力，而且也會遮罩皇權鞏固統治根基的政策。

安置流民本是一項鞏固蕭梁王朝根基的政策，但廣大蕭梁封建官僚還是很快就從中找到了發財機會。畢竟黎民百姓距離皇權最為遙遠，只能“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我曾經說過，皇權處理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在“培養封建官僚”與“打擊封建官僚"之間找平衡。

劉宋王朝末年對官僚的打擊十分殘酷，最終導致喪失了統治基礎；蕭梁王朝卻把這個邏輯翻轉過來，對封建官僚過於仁慈。面對封建官僚瘋狂的掠奪，梁武帝不但無動於衷，還經常以佛教教義教訓子孫，對人要寬容、對人要仁慈、對人要有善心。

梁武帝所謂的“人”僅包含封建官僚，他梁武帝的六弟叫[蕭宏]，官居南兗州、北兗州、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是一個權傾朝野的人物。此人曾率軍北征，大軍夜遇風雨，[蕭宏]對敵情保持著十二分的警惕，那真叫“風聲、雨聲，聲聲入耳”一他居然以為風雨聲是敵軍來襲，於是隻身逃竄，蕭梁數十萬大軍不戰自潰……這樣一根廢柴，家中居然有無數房間常年鎖閉不開。

關於[蕭宏]家中緊鎖的房間，梁武帝也得到了線報，他得到的消息是：那些都是秘密倉庫，藏滿了兵器，就等著皇帝打盹的時候，起兵篡位了。

寒夜，[蕭宏]在家獨坐，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造訪，為首的是梁武帝。飲酒半醉之後，梁武帝突然提出要查看[蕭宏]的庫房，然後不等[蕭宏]答應，就命令衛兵砸開了後院的三十多間倉庫，沒有見到兵器，卻見到滿庫金銀珠寶和銅錢一天監五銖。

看起來，[蕭宏]這根廢柴對貨幣還是有一定判斷力的，知道鐵錢不值錢，要存就存天監五銖。倉庫裡很有秩序，每十萬錢裝一個箱子，每百萬錢放到一起再貼上一道黃紙，每千萬錢再放到一起貼上一道紫色的緞子……除了天監五銖，還有很多庫房堆滿了絹、絲、棉、朱砂、蠟燭、漆器，面對目瞪口呆的皇帝，[蕭宏]心中一涼，覺得末日到了。看到滿室財寶後，梁武帝心中也很輕鬆。錢幣財寶又不是刀槍兵器，有這麼多錢財，說明這位手握兵權的弟弟並無意染指皇權。最後，皇帝只是說了一句：“阿六，還是你會打點生活。”

兄弟二人繼續喝酒，是夜，盡歡而散。

在歷代文學作品和今天的影視劇中，皇帝打擊貪官無疑是一個永恆的看點。皇帝真在乎手下這幫封建官僚貪污嗎?

分析這個問題，我們要借用西方經濟學裡的兩個基本假設條件：經濟理性和交換對等。封建官僚是理性的，所以他們要賺錢。賺錢，就是皇帝給封建官僚的交換條件，價格起碼要高於一個普通人的財富總額。開創盛世的條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蒼生之間合理分割社會剩餘財富，既保證黎民蒼生不被齊頸深的水淹沒，又要保證封建官僚有維持王朝統治的積極性。

劉宋王朝皇室對封建官僚進行了超量掠奪，結果，蕭道成反叛；蕭梁王朝則對封建官僚過於仁慈，梁武帝當政四十七年，對封建官僚百般容忍，對黎民百姓又極盡剝削，＂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

在實實在在的利益面前，縱有一兩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治世能臣，一兩點燭光又怎能照亮黑夜?

皇權對封建官僚有多少容忍，對黎民百姓就有多少罪惡。

一方面，國家的池苑、王公的宅邸、僧尼的寶塔佈滿了帝國，在位官僚妻妾滿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而錦衣玉食。這些財富，不耕不織，不奪百姓，從何得之（梁自近歲以來，權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

南朝，另一方面，蕭梁王朝對百姓又如此殘酷，蕭梁編戶不過五百萬人口，每年判處兩年以上徒刑的卻有五千人之多。

蕭梁王朝從第一天起就始終面臨流民的威脅：天監四年（西元505年）、天監十年（西元511年）益州地區爆發十萬人的流民起義，中大通元年（西元529年）北兗州流民起義，中大通二年（西元530年）會稽流民起義、中大通五年（西元533年）益州流民居然攻破成都。

梁武帝絲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景，封建官僚中遲早會生出擎天巨擘。不是這些民賊貪婪、狡詐、陰險，而是黎民百姓已經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王朝了。很快，蕭梁王朝的懲罰者就出現了，侯景。

在這場史稱＂侯景之亂＂的鬧劇中，封建官僚演繹了最為醜陋的一幕。太清二年（西元548年），東魏降將侯景以[蕭宏]（前面所謂的“阿六”）之子蕭正德為內應，起兵反叛梁武帝。大名鼎鼎的侯景，其實只有馬匹數百，士兵更是不足萬人，以這樣的軍力居然在數十日內勢如破竹，直逼京城建康。

蕭梁又有多少軍隊呢?

不計算台城軍隊，僅集結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師就達二十多萬。危亡之際，梁武帝一直引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觀：邵陵王蕭綸、東揚州刺史蕭大連、南兗州刺史蕭會理、司州刺史柳仲禮、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遷仕等，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發戰爭財。

侯景總計包圍建康一百三十多天，當地百姓早被屠戮殆盡，叛軍在無法獲得給養的情況下，居然靠勤王之師接濟糧草！

勤王之師對侯景開出了天價：一斛糧食要幾十萬錢，據說當時交易已經不再數錢，而是數一數有多少裝錢的車（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至於建康城內，被圍時間既長，城中糧食耗盡，人們吃光了城裡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糧食價格高達八十萬錢，一條狗也要二十萬錢。

侯景本是一個頑劣不堪的鄉里流氓，軍事上的成功絲毫不能掩飾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這群暴徒不但焚燒了文德殿珍藏的歷代典籍，還想到許多變態的方法屠殺士族：驅趕高門子弟服勞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牆；破城後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軍馬踐踏上半身，死者兩千余人；將士族高門妻女發配給奴隸為妻，或盡入軍營……逃出建康城的士族＂填委溝壑，不可勝紀＂；沒有逃出來的人，只能關上家門、穿好衣服、兜裡揣著珍寶金錢，聽天由命（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

經此一難，江南士族幾乎被屠戮殆盡：謝安是曾經指揮淝水之戰的人物，子孫謝貞死在乞討的路上；吳興沈氏曾經＂沈郎青錢滿鹿城”，侯景之亂後，一名男嬰要靠父輩所有人供養才得以延續香火……數百年長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終於徹底走向了衰亡。

大寶二年（西元551年），侯景兵敗被殺，荊州刺史蕭繹在江陵稱帝，即梁元帝。稱帝當年，梁元帝就開爐鑄造新幣，史稱“當十大錢”，一枚大錢可以當十枚鐵錢用，等於公開承認貨幣貶值十倍。

大通脹再現江南，蕭梁王朝終於走到了盡頭。

小結：逝去的貴族鑒於自己巳經有權、有勢、有財，有權、有勢、有財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門能自覺地將文化價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國活動，社會也由此獲得了穩定的根基。權力制衡的本質就在於各種竟爭勢力之間形成妥協，不讓一個人獨佔天下之利。

東漢至劉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間再無官方鑄幣記載，這並不奇怪。四百年間，士族高門大鳴大放地私鑄貨幣，搞出了一批又一批偽劣殘次品：沈郎錢、女錢、青錢……儘管這些私鑄貨幣又輕又破，但這是戰國之後中國貨幣制度的又一次內生演進。士族高門之間的競爭保證了貨幣多元化，根本就沒有人能靠鑄幣聚斂天下財富。所以，董卓的無字小錢被人痛駡了幾千年，卻從無人指摘士族私鑄。

皇帝並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門私鑄，只是士族高門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盤，在朝堂之上靠祖蔭為官，甚至有自己的軍隊，根本就不會仰皇權鼻息。

在歷代史籍中，士族高門看起來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譜的人：喜歡酒後裸奔的劉伶、想念妒魚美味就掛冠而去的陸生、連公文都不認識卻官至極品的嘯父……

故紙堆之外，我還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滅巳久的士族高門，也許他們才代表士族高門真正的精神。

西晉未年，五胡亂華，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考慮，投降、保存經濟實力並與異族政權合作無疑是最優選擇。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門選擇了堅守塢堡，當繁華已成焦土，這些人孤軍抗敵，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長安一洛陽”一線延續漢族血脈，最後，身陷虜廷卻杖節不屈。

東晉有一批對中華文明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封建權力無法浪滅他們的功勳，畫家顧愷之，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門。很遺憾，歷代史籍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這個背景。

也許，塵封的故紙堆從來就沒有士族高門的容身之處，因為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可以稱為貴族的人。貴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權最為討厭的東西，超越經濟利益，追求獨立、責任和文明。真實的士族高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回答這個間題，我們先要解決另一個問題：什麼才是士族高門?

遞了兩個信息一”權”和“錢”。有權又有錢，就一定是士族高門嗎?

在中國史籍中，士族高門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勢族、冠族、大族、右族、舊族、甲族、望族、茂族、華族、高門、著姓、華閥、閥閱、門閥……這些名字只傳“當官的有錢人”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另有一個專有稱謂，叫“士族”。"士族”之“士”傳承於東周，是列國貴族門下的客卿，戰國則專指知識份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稱。

秦滅六國後，貴族從未風流雲散，十幾年後他們重出江湖成為抗秦戰爭的中堅，例如西楚霸王項羽。西漢年間，這群人是為數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當然成為帝國的官僚，畢竟在中國古代，讀書和做官從來就是不可分的。這批人既不同於西漢帝國創建時期的軍功地主，又不同於漢武帝之後在民間橫行霸道的地方豪強。

所謂“士族”，必自戰國起就累世為官，以儒術傳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襲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稱得上“士族高門”。當然，以“九品中正制”為基礎的士族體制斷絕了社會階層流動，令士族佔據了絕大多數社會財富，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寄生性群體。

士族，就一定是壞人嗎?

不同時代、不同情況，關於一個事物、一個現象、一個群體的判斷標準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確實非常反動，但它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曾經真正制約皇權的群體。鑒於自己已經有權、有勢、有財，有權、有勢、有財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門能自覺地將義化價值的理性孕育於治國活動，社會由此也獲得了穩定的根基。權力制衡的本質就在於各種競爭勢力之間形成妥協，不讓一個人獨佔天下之利。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士族高門之間的鬥爭比較理性，不會出現社會財富大規模毀滅，東漢、三國、魏晉歷代亡國之君也都得以保命。東晉更是歷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權最為曆弱的時代，卻又是皇位最穩定的王朝之一。

東晉從來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運的士族高門，沈充、周劄、王導、庚亮、邢鑒、謝安、謝玄乃至桓溫這些人雖然都手握重兵，卻沒有一個可能取而代之成為新的皇帝。

因為，所有士族高門都不希望出現一個威脅群體利益的強勢皇權。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卻不可能得到王導的支持。

歷史選擇的方向有時令人無比困惑。上述道理也可以反過來說，皇帝對士族高門都無能為力，士族高門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絕對權威，一旦面對驍勇的遊牧民族就會束手無策。

東漢年間西羌搞得天下大亂，晉代卻要同時面對匈奴、鮮卑、翔、羌、氐五胡。西晉耍陽謀、搞暗殺那一套只能遏制異族一時，最後還是被趕到了江南；

東晉不是沒有能征善戰的驍將，桓溫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門卻在後方斷其糧草，正如前燕謀臣申胤說：＂桓溫看似聲勢浩大，卻必定無功而返，東晉的朝臣根本沒有人希望他得勝。這些人一定會在後方掣肘，讓他功敗垂成（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既然士族高門無法整合力量對抗外敵，在危亡之際選擇一個強勢人物統一權力就具備了相當的合理性。前涼、前秦等不過幾群土匪，就已經把東晉折騰得雞飛狗跳；東晉末年，北魏則巳經統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漢化，儼然以華夏正統自居，更絕非一般殺人放火的士匪可比。

面對如此強大的外敵，桓溫被迫起用由流民組成的北府兵。對付外敵之餘，北府兵也要當個官、發點財，這是很正常的想法。就是這個看似正常的想法拉開了士族高門衰亡的序幕：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蕭齊開國皇帝依靠三齊流民才得以稱帝；蕭梁開國皇帝蕭衍則以秦雍流民為根基起兵滅齊；陳朝開國足帝陳霸先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草莽英雄確實有可能在軍事上消滅所有對手，不過，要想成為真正的皇帝還必須建立控制帝國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齊、梁、陳四代皇帝確實只是士匪，不是皇帝。在他們眼裡，土族高門不但不讓出財富，還經常與皇帝叫板，致使東晉“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迴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既然如此，就要選出一批新人一同樣出身於草莽的寒門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寒門素族，就一定是好人嗎?

雖然大家都有錢、有權，封建官僚卻有著與士族高門截然不同的財富獲取邏輯。塢堡歷經數百年風面，士族高門雖然沒有直接創造財富，但確保門閥的歷程同樣要面對強者的競爭，必須不停創造、積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獲得財富，當然不會選擇創造，既然有這麼多社會財富存鼠，搶來就是了。劉宋一朝，無論官家鑄幣還是信貸，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奪財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壟斷了南朝所有賺錢的行業，民間經濟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封建官僚必須徹底打破現有社會財富分配格局才能達到目的，他們不需要妥協，對毀滅社會財富也毫無顧忌。靠當官發財的本質從來都是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存量，只要搶劫財富的成本低於創造財富，封建官僚就一定會選擇搶劫。

《廿二史劄記》這樣評價南朝皇帝：“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于大臣。”疑天下而欲專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結果，劉宋皇帝搶紅了眼，連自己的父親、叔父、兄弟、子侄都一併殺掉，順帶搶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間財富之後，皇族再次洗劫整個統治集團。

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權的根基，南朝皇帝不按規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統治的根基。於是，劉宋、蕭齊、蕭梁、陳朝交替命短。魏晉南北朝，中國曾在封建集權和封建分權之間猶疑。

 

很遺憾，至高無上的皇權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門，西漢年間“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社會框架終於在南朝定型。

究竟應該怎樣評判這種變化，很遺憾，我無法回答。

侯景之亂後，江南士族高門衰微，北方士族的中堅，關隴士族元氣仍在。

從血統上講，關隴士族並非累世為官，也不以儒術傳家，他們屬於起自西漢末年的豪強，五胡亂華後依附北方異族。

西元581年，關隴士族出身的楊堅廢黜了北周皇帝，自立為帝，國號“隋＂；西元589年，隋帝國攻破南陳王朝京城建康，生俘南陳皇帝陳叔寶及滿朝文武。東晉以降，中國經歷了兩百六十多年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統一，僅此一項，隋文帝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就亳不遜于唐宗宋祖。不僅如此，隋文帝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超人＂，中國歷史如果缺少了隋文帝，後來的路徑或許會完全改變。

西漢帝國用了整整一百年時間才實現“文景之治”，晉代還經歷了禍亂天下的“八王之亂＂。隋朝立國前，北方”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江南也是“千里無煙，人跡罕至”；隋朝立國時，北方突厥已經興起，這是一個毫不遜於匈奴的遊牧民族，後來曾逼得唐太宗獻舉國之寶求和。

隋朝立國後，短短十幾年就從大亂轉向大治，不但平定突厥，社會財富也開始呈幾何級數增加，所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

唐朝著《隋書》，對隋朝極盡攻擊之事。即使如此，《隋書》仍然這樣記載隋朝開皇年間的景象：人們喜歡節儉的生活，民間徭役並不是很多，官府和百姓的倉庫裡都堆滿了糧食，朝廷法令得到執行，富裕人家享受著自在的生活，小康之家也各安其業，見不到強者淩辱弱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天下一派承平景象（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淩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

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奇蹟中的奇蹟。

從秦朝到宋、齊、梁、陳，歷代王朝已經把財富生產和毀滅的軌跡表露得很清楚：天下人生產財富的動力是獲得財富，一個成功的財富生產分配制度，必須平衡所有集團利益，必須遏制掠奪之手，不能讓一個人、一小撮人獨佔天下之利，更不能讓人們勞而無獲。

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江山誰主，自然是英雄人物最為關心的話題。“打江山、坐江山”說到底不過是為了掌握、分配天下財富，不為天下之利誰又會顛沛流離半生?封建官僚又怎麼可能不熱火朝天地去搞土地兼併呢?

然而，隋文帝堅定地選擇了對封建官僚說不！

與此前的所有王朝不同，隋文帝建立了“科舉”制度，給封建官僚用上了緊篩咒。隋朝以降，以科舉為基礎的文官制度始終是中國封建社會賴以為生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凱仿效西歐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只是從近代＂戊戌變法”開始，廢科舉的呼聲才不絕於耳，似乎就是這個制度牢籠了中國人才。在痛駡科舉之前我們還是應該想想，如果科舉制真的一無是處，怎麼可能流傳千年?

要回答這個間題，我們先要明白什麼是“科舉＂。簡單點說，科舉就是“高考（秀才）＋考研（舉人）＋考博（進士）＋公務員考試（中央國家機關）＋領導職位公開競聘（副處級以上領導職務）”，只有一路過關斬將的人才能進入帝國中樞。

從隋朝開始，歷朝歷代科舉舞弊都是一個難度和風險極高的活兒，偶有作弊者並不影響制度本身的公平性。這是最接近現代國家“考試權”的一種制度，把選官機制建立在社會階層流動之上，因此一定會得到全社會支持。既得利益者無法對抗整個社會，何況，科舉制從關隴士族自身開始。

公共經濟學認為，權力只對來源負責；簡單點說，誰給你官當，當官的就對誰負責。只有到了隋朝，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要由皇帝任命，無論誰要想當官都得走科舉這套程式。所有封建官員都必須從心底裡聽命於皇帝，皇帝不希望封建官僚拼命撈錢， 封建官僚在必要的時候必須有所收斂。

我從事教學工作多年，不得不承認人的學習能力確實存在差異，依此類推，商業敏感性、吃苦耐勞精神、風險承受能力自然也存在差異。任何時代試圖打破、能夠打破現行利益格局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這些人既然能搞得天翻地覆，就一定能從科舉遴選途徑中勝出。

科舉為皇帝選拔了天下最聰明的人，隋文帝還設計了一個在當時看來近乎完美的權力制衡制度，極大地提高了封建官僚的撈錢難度。

中央設內史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分別負責決策、監察和執行，三省獨立對皇帝負責。文官制度是一種類似於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制衡機制，在這個體系內，任何位高權重的人都不可能肆無忌憚地靠權力撈錢。此後每到王朝末世，文官制度被破壞殆盡，神奸巨蠹才會登上歷史舞台。

北周末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已經遍地都是公務員。隋文帝提出了一條簡單易行的辦法一裁撤，州、郡、縣被裁撤為郡、縣兩級，一半以上官員失業，反正這些人是前朝官僚，隋文帝沒有任何心理負擔。

隋文帝還主持制定了《開皇律》，這是中國封建時代一部極其奇怪的法律，五百條開皇律令，絕大多數是衝著封建官僚來的。

皇帝對官員一年一小考，考核不合格，罷免；“父老“若公認地方官不合格，罷免；即使連續三年合格，也必須輪換崗位。

 

最陰損的在下面，門下省經常雇傭百姓向本地官員行賄，甚至雇傭小吏向封疆大吏送禮。一旦官員收受禮物錢財並被查證為事實，結果就是很不幸的一死罪，無論收禮多少。

隋文帝的大兒子秦王楊俊因為生活奢侈、生活作風有點問題被幽閉（歸第）。事後，很多大臣為楊俊求情：秦王不過犯了點小事，不應遭此嚴懲，希望陛下再行斟酌（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個兒子的父親，難道不是天下子民的父親?如果按照你們的意思，何不單獨制定一部｀皇帝兒子的法律＇?我歷盡艱辛才創立隋帝國，自已尚且努力成為臣民的道德榜樣，他是我的兒子，卻來敗壞我的江山，斷不容赦（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

 

隋文帝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創立的辦法叫＂輸籍法”。"輸籍法”其實毫無新意，還是按照“百畝之田”的規則，授予大隋帝國每一個成年男丁一百畝土地。

在這裡，我們忽略過程，直接給出結果。

開皇初年（西元581年），全國僅有納稅農戶四百一十萬（士族無需納稅）；到大業元年（西元605年），全國納稅農戶在不到二十年內增加至八百九十萬戶，共開墾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頃農田，在中州大地再現了呂后年間的＂耕者有其田”!

大唐貞觀十一年（西元637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李世民說：＂隋朝洛陽義倉的糧食，瓦崗軍李密用了很多；揚州義倉的絲綢，王世充用了很多；長安義倉的糧食、布匹、絲絹，都是我們在用，雖然你送給了突厥人很多，不過，現在還沒用完(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也就是說，大唐帝國在中國版圖上存在了幾十年後，仍然在使用隋朝積攢下來的財富。

中國史籍如果讚美一個朝代，經常會誇大其詞，大家對“如山”、“萬萬”之類的形容詞大可一笑視之，這些內容大部分都是著史者夢癡般的意淫。《貞觀政要》裡這段話卻不太可能是傳說，唐朝沒有必要為隋朝皇帝表功。

更為重要的是，出土文物證明了這一切。

隋朝是第一個於民間大規模設立儲備糧倉（義倉）的朝代，據史籍記載，當時每郡義倉存糧都在百萬石以上。遺憾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大隋帝國的這種繁榮只能停留在塵封的史籍中。

1969年，洛陽市郊發掘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這座糧倉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而又偉大的大隋帝國。

1969~1972年，人們用了整整四年時間才完成這座古糧倉的發掘，結果震驚了當世考古學家，糧倉建築面積四十五萬平方米，有二百五十九個糧窖，窖口一般為十至十六米（最大直徑為十八米）、深七至九米。如此規模，在世界考古界也是最為輝煌的古糧倉之一。人們甚至驚異地發現，其中一個糧窖中居然還留存著五十萬斤已經炭化的穀子，顆粒仍舊清晰可辨。

如此盛世，隋文帝的生活卻非常慘澹。

隋朝國都面積為八十二平方公里（明清之際的北京也只有六十平方公里），最破的地方就是大興宮，皇帝的房子。在這所破房子裡，有一次隋文帝染上了風寒，配藥需要一兩胡椒粉，居然沒有找到。最離譜的是，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糧食，開皇四年關中大早，隋文帝宮殿中的糧食居然不夠吃，只得率領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陽（一說出關中就食），後世也有人將隋文帝譏諷為＂逐糧天子”。

明未清初王夫之說：＂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

隋五銖的奇蹟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貨幣的人其實是隋文帝楊堅，不是秦始皇。秦始皇試圖以秦半兩統一六國貨幣，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沒有能力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西漢年間，漢武帝以鐵腕統治整個帝國，以殺頭威嚇不准私鑄貨幣，仍然無法統一全國貨幣發行。白金幣、皮幣改革期間，盜鑄更是成風。

東漢、魏晉南北朝，皇權孱弱，歷代皇帝根本不曾想過要統一貨幣。

隋文帝也要同時面對南陳五銖、六銖、鵝眼錢，北朝常平五銖、永通萬國、五行大布，隋朝楊堅統一貨幣的方式非常特別，隋朝貨幣沒有統一的重量甚至形制，但是，所有貨幣基本都出自隋五銖

開皇元年（西元581年），隋帝國消滅了南陳王朝，隋文帝並沒有立即下令禁止私鑄貨幣，只是要求各地統一按照西漢五銖錢樣式鑄造新幣，畢竟在大多數人心中西漢五銖是傳承千年的貨幣，象徵著帝國的統一和富強。

一年之後，隋文帝很生氣。沒有人按照五銖錢的樣式鑄造，歷代的舊錢也依舊在市場上流通。隋文帝把五銖錢標本掛在全國各地的市集之上，並拿出了殺手鐧，罰沒。敢用舊錢或者不合格貨幣者”盡沒於官”，忠於皇帝的各級官僚派出差役在路口截、在市場罰，甚至跑到商人家裡搜查，無所不用其極，兩年之後，隋文帝更生氣了。

舊錢確實在市場上銷聲匿跡了，但民間私鑄的鵝眼錢又開始盛行。私鑄鵝眼錢的重量遠小於五銖錢，只要有利益就會有人鑄小錢。誰又會真的用那麼多銅材鑄造與鵝眼錢面值相等的五銖錢呢?

此後，隋朝的貨幣制度就顯得頗離經叛道了。

開皇三年（西元583年），隋文帝推出了自己的貨幣改革，宣佈禁止民間私鑄貨幣，並同時推出了官方鑄幣，"隋五銖＂。

隋五銖是一種中國歷史上最奇怪、最有意義的貨幣，並非朝廷統一鑄造，而是要求各郡縣官府自行鑄幣，至於鑄幣標準，由各縣”父老“自行議定。結果讓所有人膛目結舌，隋朝一千二百五十五個縣，所有的郡縣無一例外選擇了同一個貨幣標準一2.42克。

我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經濟自然演進中最合理的單一貨幣重量既不是西漢官定的五銖錢，也不是民間私鑄的鵝眼錢，而是隋五銖。

這個標準的確立有賴於隋文帝放開了市場，廢黜了鹽鐵專營，對民間放開了所有工商業管道。天下只有一種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

大將張威在平定北周貴族叛亂時曾經孤身破連營三十里，是大隋帝國的英雄。隋文帝稱帝后，張威官拜青州總管，業餘時間做了點生意一買賣蘆服（蘿蔔）。關於蘆服，《後漢書》曾記載漢朝宮女無聊時喜歡“幽庭掘蘆服”，後世也有詩詞誇讚“食指忽然動，籬落見蘆服”

蘆服還有一個很通俗的名字，大蘿蔔，張威所在的青州就盛產大蘿蔔。

張威本是關隴士族，家中財力雄厚，到任第一年，張威在青州哄抬蘿蔔收購價，忽悠全郡百姓都開始種蘿蔔；第二年，青州蘿蔔大豐收，張威卻不再在市場上收購蘿蔔，直到把蘿蔔價格壓到跳樓價才肯出手。

張威這局棋布了兩年，終於以極低的價格在本郡收購了蘿蔔，又在外郡賣了個好價錢，確實撈了一票。觀張威所作所為，充其量也就是個奸商。這件事情被門下省的御史上奏給隋文帝，經門下省合議，判定張威有罪，硬是因此將張威一個堂堂”省部級幹部“削職為民。

隋文帝在詔書中責備張威：“我將一州之地交付給你，等於跟你赤心相見，你卻不珍惜名聲，不檢視自己的行為，只會唯利是圖。你是執笏大臣，官人怎可爭百姓之利?官家多一分利，百姓失一家血，如此，天下人當如何看我?”

倒賣蘿蔔，還為此丟官，讓倒賣馬匹、絲綢的前輩情何以堪啊！

對官員來說，自己不能做生意，家人也不能做生意，更不能鑄造偽劣貨幣，門下省盯得實在太緊。何況，每個郡縣都面對其他郡縣的挑戰，一旦鑄行小錢，就等於葬送了百姓發財的機會。當務之急是要找到一種合適的貨幣重量成為價值尺度，讓大家都能從中賺錢。

 

2.42克的隋五銖應運而生！

對關隴士族，隋文帝也授予其貨幣特許鑄造權，這種貨幣叫“闊邊直筆五銖錢”。”闊邊＂顧名思義就是錢廓非常寬，錢廓是古代銅錢中最厚的一部分，結果就是這種錢非常重。隋文帝時代，闊邊直筆五銖錢只有一個用途一關隴士族向皇帝繳納供奉。遺憾的是，隋文帝拿到闊邊直筆五銖錢後便會將之回爐重鑄，這種錢目前已經沒有實物存世，我們無法一睹其真容。

隋文帝楊堅在位二十四年，締造了一個富饒而強大的帝國。開皇二十年，統一的隋帝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時日，國庫中積累的財富已經足供五六十年所用（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國勢達到了巔峰，大量精美的隋五銖在市面上交易，江都城內各家的糧食堆滿了院落（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邊境最大的威脅一突厥也被楊堅折騰得奄奄一息。

在新時代來臨之前，大隋帝國出了一位偏心眼的皇帝，隋煬帝。

但凡諡號為＂煬＂的皇帝，基本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據說，隋煬帝就是一個＂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的昏君。這種論斷最初來自《隋書》，在《隋煬帝本紀》裡，楊廣被描寫成一個弑父淫母的昏君，他濫用民力開鑿大運河、修建東都洛陽、三征高麗、經略西域，甚至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當縴夫拉著龍舟前進。以上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也相信，很少有人知道絕大部分隋朝第一手的史料都在隋末農民戰爭中被毀掉，而《隋書》的作者是魏徵等唐朝官僚，寫作素材基本來自這幫人豐富的想像力。

《隋煬帝本紀》讀起來絲絲入扣，更像是一篇驚悚小說。我始終很奇怪，作者怎麼可能連晉王楊廣與隋文帝侍妾陳夫人幽會、通姦都言之鑿鑿，莫非他們親眼所見?隋煬帝楊廣在位的十四年，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楊廣在稱帝之前就已經展示了自己的文治武功：蕩平南陳王朝，攻克建康後卻秋毫無犯；在江都做了十七年晉王，學江南話、娶江南人為妻、重用江南學子，最終南人歸心於隋。即使唐太宗也不得不佩服楊廣的文治武功，稱他“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

西元605年，楊廣成為大隋帝國第二任皇帝。這位年僅三十五歲的年輕皇帝親自起草了自己的即位詔書。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一篇政論文，在短短幾千字之內說明了帝國的政體、施政綱領等重大問題，也留下了諸多名言警句。

首先，這篇詔書開宗明義地闡明了“君權神授＂的根基，“君權神授＂的基礎是皇帝要承擔天下的責任，不是為所欲為。皇帝是上天在人間的代表（天生煮民，為之置君），皇帝的使命是治理和養育天下，不是盤剝天下，皇帝必須“每以子民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正是因為君權神授，皇帝的職責才在於以天下為己任，有利益要分給天下人，有黑鍋要自己一個人背（萬方有罪，責在朕躬），皇帝一定要每天反省自己、警惕自己，權力絕不可亂用（所以寤寐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

然後，隋煬帝說明，自己要大力發展工商業，尤其是商業。只有商業才能甄別人才優劣，實現人盡其才。只有每一個最普通的人都賺到應賺的每一枚銅錢，天下才能真正富足（爭朝夕之利，遊手為事，競錐力之末）。

很遺憾，塵封的故紙堆只知暴戾的隋煬帝，卻極少為後人提及文采飛揚的文人楊廣。這封詔書之外，我確實也不能再告訴大家隋煬帝究竟做了什麼。因為，大業初年，隋煬帝其實什麼都沒做。在即位詔書中隋煬帝巳經言明，帝國經濟大廈應該建立在每一個普通人追求財富的基礎上，封建統治者與其惶惶奔命管理經濟，還不如放任自流。因為，衙門怎麼可能比每一個人更瞭解自己，又如何會看重＂錐力之末”?

朝廷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一個官人會扼殺一批人發財的夢想，一個衙門會卡住一個行業。無數次市場交易就是無數次買賣雙方博弈，市場一定會選擇出質優價廉的商品，而創新則在其中點滴積累，最後形成質的突破。“無為而治＂的情況下，隋帝國的科技水準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隋朝三十八年間，共出版了八百六十九部自然科技圖書，是唐朝三百年出版的所有科技圖書數量的一倍！修建於大業年間的趙州橋是世界上第一座敞肩拱橋，一千四百年來

歷經無數次災難卻依然聳立，美國土木工程學會稱其為“國際土木工程歷史上的里程碑”。此外，還有鐵鑲、瓷器、水轉渾天儀、水混器、活動城市與防禦體系。

非常遺憾，隋煬帝也要面對來自遊牧民族的邊患。隋朝的時候，邊患已經從北部轉移到西域。所謂“西域＂，就是青海以西，生活在這裡的遊牧民族面對廣闊的大草原，強項是放牧騎馬，提高生活水準全靠外出搶劫。隋文帝平定了東突厥，此後一直對西域採取守勢。

隋煬帝登基時，西突厥巳經統一了＂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吐谷渾則兼併了氐、羌諸族，並“分領羌胡之國”。大業初年，西突厥和吐谷渾儼然已經具備了與帝國分庭抗禮的實力。

西漢以來，中原與遊牧民族已經混戰了幾個世紀，戰爭是雙方最常見的交流方式，誰的力星更強，誰就能撈到便宜。除了個把頭腦清醒的，基本上中原皇室對待遊牧民族的態度一律是：你是野蠻人，堂堂上國之邦絕不會和你合。

遊牧民族的態度則更堅決：既然換不到糧食和錦帛，我就派人去搶！

隋煬帝屬於為數不多頭腦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方法對付西突厥和吐谷渾。遊牧民族並非鐵板一塊，只要能離間各個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統一的力量，遊牧民族就無法禍亂中原。

隋煬帝的具體措施就是國際貿易。

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有一個基本概念叫“比較優勢＂。意思是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有不同優勢，各國可以只生產自己的優勢產品，然後以自己的優勢產品交換別人的優勢產品如此，所有國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準都會因此提高。

這個道理聽起來是沒錯的，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例如，某大國認為，發展中國家有勞動力優勢，適合賣苦力；它有科技優勢，適合製造計算機晶片。然後，這個超級大國就忽悠落後國家對它放開了市場，卻對落後國家封鎖所有先進科技。

這不是“比較優勢”，是換了馬甲的土匪。

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大隋帝國就是那個換了馬甲的土匪。

按照當代國際貿易理論，大隋帝國的比較優勢在於生產瓷器、漆器、絲綢和糧食；遊牧民族似乎沒有什麼優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養了幾頭牛、幾匹馬、幾隻羊，不遠萬里送到中原，卻發現換回的糧食還是不夠吃。

 

遊牧民族很生氣，於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種比較優勢，搶劫。隋煬帝要遊牧民族放棄這種具有暴力性質的比較優勢，也就只能別出心裁。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渾，隋煬帝有選擇地對西域二十一國放開貿易。

如果單靠市場，任何一個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這種國際貿易中撈到實惠，大隋帝國祇能對來做貿易的胡商給予補貼，甚至以低於成本價的價格對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將之理解為，遊牧民族來中原做生意的時候，享受了大隋帝國的超國民待遇。例如，西域客商來到都城長安的時候，無論在哪個客棧、酒肆都不需要花錢，也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在官府拿到貨物。

在這種有損大隋帝國經濟利益的國際貿易中，獲得貿易特許權的西域諸國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隋朝的好處。既然巳經獲得了好處，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斷了和西突厥、吐谷渾的往來。

遊牧民族化整為零，也就失去了挑戰大隋帝國的實力，正如當時朝廷重臣裴矩所言：“諸蕃既從，渾、厥可滅。”

大業五年（西元609年）秋，隋軍攻破吐谷渾，生俘王公貴族兩百餘人，建立河源四郡。

問題是，隋煬帝經略西域貿易的方式已經違反了市場規則，大隋帝國同時存在一個市場化的國內生產體系和官僚控制的國際貿易體系，這就為敗亡埋下了嚴重的隱患。

從當時的進口商品來講，西域的商品集中於香料、珠寶、犀角等奢侈品，對普通人的福利亳無效用；從出口產品來看，又集中於糧食、絲綢、布匹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從事生產，貨源當然是沒本錢的買賣，稅收，結果不僅不能刺激民間生產，反而會破壞國內市場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負擔。

最離譜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許經商，在利益驅使下這些人便會迅速把手伸向社會的每一個產業，甚至自行創造贏利機會擠壓民間商業。在利益驅使下，封建官僚同樣也會拿出自己的＂聰明才智＂，不斷創新賺錢方法，這批人可是科舉考試中被選拔出來的人中之龍！

據《隋書·食貨志》記載，隋煬帝有時別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華富足，例如野雞尾巴上的毛。接到這個命令，各郡不但沒有公佈隋煬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藉機悄悄收購彩色鳥羽，市場上的鳥毛早就被買空了。在限定時限僅剩一個月的時候，各郡幾乎同時突然宣佈這道徵收鳥毛的命令，幾乎全國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雞、抓白鷺（自己動手，這樣比較省錢）《貞觀政要》記載，隋帝國在西京長安徵集向西域河源郡運輸糧食的驢子，封建官僚用同樣的手段愣是把五百錢一頭的驢子炒到一萬錢一頭。

江南商人從這條運河上獲益更多。一條讓江南獲益更為巨大的運河，隋煬帝卻選擇完全在江北沿岸徵調民夫和糧食，也就是說，這條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壓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如果說封建官僚僅僅是業餘時間炒作一下鳥毛和毛驢，大隋帝國並無必亡之理。錯就錯在大隋是一個強盛的帝國，隋煬帝有動機、有能力，更有財力幹一些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例如，貫通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我國歷史上最具影響的巨型水利建設工程，是一條連通中國經濟血脈的河流，為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以上種種，僅對後世而言。實際上，京杭大運河”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卻“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

在手挖肩扛的時代，貫通京杭大運河這樣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還需要相當數量的封建官僚從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勢力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帝國蒸蒸日上的經濟進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種歷史資料告訴我們，為修建京杭大運河，隋煬帝毫無節制地徵發勞役，最終引爆了流民暴動，把大隋帝國引向了不歸路。據《隋書》記載，大業四年（西元608年）開鑿永濟渠，沿線七郡七十九縣，隋煬帝一共徵調了三百六十萬名民夫，加上後勤補給共計五百四十餘萬人，共有二百五十七萬三千人永遠消失在河道之中。

永濟渠總計長三百里，從今天京杭大運河的規模推算，應該只有一億五千萬土方，用三百六十萬名民夫來挖，平均每人不過四十土方！這樣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時間，莫非三百六十萬名民夫天天在開茶話會?

實際上，京杭大運河並非隋煬帝一人修造，他只不過在現有運河和自然河流之間修建了三條小運河，即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開鑿的通濟渠、大業四年開鑿的永濟渠、大業六年（西元610年沂鑿的江南河。這三條新運河全長八百里，貫穿了中國南北水系，為唐宋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強，斷不至於為此亡國。大隋亡國，又確實與京杭大運河有關，只不過另有一種邏輯。修建運河並不必然導致國家敗亡，也可以激發財富創造力。一千二百年後，美國第一條運河伊利運河通航，當時聯邦政府窮得要命，根本拿不出修運河的錢。於是，美國政府成立了運河公司，向公眾放開了投資管道，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購買運河公司的股票。結果，不但沒有鬧出任何亂子，還激發了美國歷史上新一輪股票市場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選擇了由帝國政府修築運河。由誰來修建京杭大運河好，商人還是帝國政府?無論誰來修建京杭大運河都要挖出同樣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樣的人力，都要花費同樣的錢財，這兩者有區別嗎?

答：有。

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伎倆，我們來作一個假設。假設京杭大運河純粹由商人修建，帝國授予一定時限的特許權，在特許期限內商人可以收過路費，過期後則改為免費。請不要擔心商人不能籌集到足夠的錢，只要有足夠的利潤，投資從來就沒有不足的時候。如果民間確實無法積聚足夠的資本，那答案要麼是投資利潤太小，要麼是早就知道有人會在建成後跑來搶錢。

走水路的客商會因此節約一些時間，創造一些利潤，當然，也會為此掏上一筆過路費。過路客商會將運費加價到商品上，等商品運到地方，只要願意買、有錢買，最後修建運河的費用就都由眾多消費者承擔。運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會成員各自的需求分配，至於勞役，修建運河的民工自然會按照市場規則得到回報，不會引起任何不公，也不會引起任何暴亂。所有參與修建運河的人都會因此賺錢，也都會很歡樂。

現在回到現實，由帝國政府親自操刀上陣修築運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支撐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國皇權，勞役是無償的，稅收是無償的，最弱勢的群體將承擔絕大部分成本，不但會降低社會生產效率，社會財富總額在特定的時點上也會下降。況且，隋煬帝在修建京杭大運河的事情上確實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關隴士族，統治重心原本是“長安一洛陽”一線，北方漢人歷來視江南為＂蠻夷之地”，看不起江南這些“亡國之民＂。偏偏隋煬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汀南煙雨，很少與關隴士族一起喝酒，也沒怎麼跟這些人聯絡感情。在爭奪儲君位胃的歲月中，楊廣甚至曾作了割據梁陳舊地的準備，江南才是他的龍興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統一全國的時候，中國經濟重心巳經轉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開闢更大的市場，必須修通這條大運河。大運河通航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判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潛商旅，來往不絕”。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從這條運河上獲益更多。

一條讓江南獲益更為巨大的運河，隋煬帝卻選擇完全在江北沿岸徵調民夫和糧食，也就是說，這條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壓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江北商人勢力弱於江南，封建官僚勢力卻頗為強大。按道理來說，如此損害地域利益的決定，一定會遭到反對。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徵發眾多民夫、收繳更多糧食，要牽動各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毀村寨、挖毀墳墓，早就等著這一天了！

《開河記》是成書於唐末的一部小說，講述了大業四年隋煬帝開鑿永濟渠的故事，其中有個叫“麻叔謀”的人任開河都護（總監工）。運河河道要經過寧陵縣人陶桏兒的祖墳，陶桏兒聽說麻叔謀喜歡吃嫩煞羊肉，就送給麻叔謀一碗肉。麻叔謀吃完，覺得這碗肉特別鮮美，十分滿意。

吃人家嘴軟，麻叔謀就下令讓河道繞開陶家墳地。

看起來，麻叔謀還是—個作譜的人，一碗肉就可以買通，也不是拿了好處不辦事的人。其實，這碗肉是用三歲男孩的肉做出來的人肉羹，稱得上頗為稀有！其他人聽說陶椰兒的所作所為，不但沒有憤慨，反而紛紛仿效。甯陵縣接連丟失了數百名三四歲的兒童，到處可以聽見母親的哭聲。

 

故由的結局是麻叔謀被人告發，隋煬帝派大將來護兒把他逮捕，以“食人之子、受人之全、遣賊盜寶、擅易河道”等罪名將其腰斬。

故事的情節可能有些誇張，有人利用封建權力搜刮民脂民膏卻是一定的。為了接近有權力的封建官僚並從這些人身上得利，有人非但可能道德淪喪，甚至犧牲他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謂“食人之子”，也許不是一種誇張的寫法。

隨若工程推進，大批流民再次出現在江北諸郡，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封建官僚終於再次過上了“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樑柱以明鏡”的好日子。

對隋王朝來說，北方經濟不如南國，這本不是一個問題，經濟不好，慢慢建設就是了。封建官僚雖然聚斂無度，卻是支持帝國統治北方的中堅，失去了關隴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國的氣數也就盡了。

在《隋書》以及歷代評話中，隋煬帝被醜化為一個暴君，似乎他這輩子就沒幹過一件好事。在真實的世界，隋煬帝年間曾經出現過一種貨幣，叫“白錢”。白錢是中國貨幣史上最精美的貨幣之一，按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中的說法就是“這種錢異常精好，而且只略有厚薄輕重，大小一樣，絕不是亂世所鑄＂。隨著大運河漸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種價值較高的貨幣執行價值尺度，江都周邊郡縣公議，開十爐開始鑄造白錢。白錢以銅、錫、鐵合金鑄成，是一種貨幣信用極高的貨幣，因為在當時，錫可是一種比黃金還要貴重的金屬。很快，白錢就擴散到全國，成為一種流通量很大的貨幣（隋五銖仍然是最主要的貨幣）。江南出現白錢的時候，北方部分郡縣隋五銖巳經減重50%~60%。也就是說，在北方諸郡，很多隋五銖已經變成重約一克的莢錢了。

如果隋煬帝只是一個守成之主，有前朝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富，江南一地蒸蒸日上，斷不至於弄到國破家亡。很遺憾，隋煬帝是一個有為之主，他深知，如果由著封建官僚折騰，不但北方經濟會很快凋敝，關隴士族勢力也會逐步坐大。

白錢隋文帝時代，各地貨幣並無兌換比例，畢竟重量都差不多，基本為1:1。白錢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平衡，江南白錢在北國獲得了極高的購買力，與正常隋五銖的兌換比例為1:5，又可以換到七八枚減重後的隋五銖。隋煬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國統一以白錢繳納賦稅，不再徵收隋五銖，至於數暈，原來繳納多少隋五銖現在就繳多少白錢。問題是，江南一帶向來都是以貨幣補償稅款，江北卻從來都是繳納實物。這個要求放到隋文帝時期

也許並不過分，當年闊邊直筆五銖錢也是這麼做的。現在，不一樣了。

一隋文帝起自關隴士族，是關隴士族領袖，在剝奪他們財富的同時給這些人留

下了科舉考試的出路，屬於“交錢不殺”的政策。

隋煬帝起自江南，歷來”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蘊等南陳前朝高官開始主持朝廷中樞，陳宣帝（陳叔寶）的女兒宣華夫人也獨佔帝寵，南人甚至開始滲入軍方勢力，江南將領來護兒、麥鐵杖成為朝廷禁軍最高領導。這擺明了是想撇開關隴士族單練，屬於“要錢又要命”。

況且，隋煬帝同時還推出了一個類似西漢＂告緡令＂的詔令。西漢＂告緡令“要求百姓告發富人所匿藏財富，而隋煬帝要求江北鄉民揭發長官的惡劣行徑，“有能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收到告狀信後，隋煬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將被告者”皆斬”或＂籍沒其家”一本來就想擺你一道，這只不過是個藉口。

結果，告密者往往是無賴之徒，後來這條政策本身甚至成為北方官人翦滅異己的重要手段，“大抵被陷者甚眾”。對隋王朝來說，北方經濟不如南國，這本不是一個問題，經濟不好，慢慢建設就是了。封建官僚雖然聚斂無度，卻是支持帝國統治北方的中堅，失去了關隴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國的氣數也就盡了。

隋煬帝要對付的不是手無寸鐵的富人，而是武裝到牙齒的封建官僚。隋朝雖然建立了科舉制，卻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分權社會，每個郡縣都有＂鑄錢爐＂，朝廷糧倉分散於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權調動軍隊。因為，隋文帝為節約錢財，根本就沒有維持常備軍，士兵來自臨時徵召的農民（＂寓兵於農＂的府兵制），地方官一聲令下就可以集結農民作戰。

恰恰在此時，煬帝遇到了另一件必須決斷的事情。

大業九年（西元13年），隋煬帝北巡突厥的時候，居然親自在突厥營帳中發現

了高麗國派來的使者。用腳趾頭都能猜到，這些人不可能是特意趕來朝拜他大隋朝皇帝的，而是要跟突厥共謀對付大隋帝國。此後，便是隋煬帝三征高麗了。

在修築京杭大運河的時候，隋煬帝就已經讓廣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犧牲，這一次，征討高麗也主要在江北調集兵力，說白了又是＂損北補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這種壓力，徵發民伕卻不給任何補償。士兵本來就是農人，隋朝北方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為主，一個家庭失去了勞動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至於三征高麗，隋煬帝實在不應該下一道極為愚蠢的命令：為展示我大隋帝國道德風範，但凡投降的高麗將領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繳械，仍讓其維持原有編制。結果，高麗兵將一到打敗的時候就投降，隋朝軍隊主力剛一離開就接著開戰。

一來二去，高麗戰局漸成膠著之勢，長年累月的戰爭也耗盡了北方財富。人們既然活不下去，殺心自起，起義再次爆發了。

說好聽點，流民起義是大家仗著人多一起去官府討個說法，答覆不滿意就砸爛官衙。說難聽點，這種拖家帶口的隊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戰場作戰，幾萬人的起義軍經常被幾百個官兵追著打。

這次不一樣，造反的人除了流民，還有北方關隴士族。隋煬帝以北方民力建設各項偉大的工程，雖然給了封建官僚撈錢的機會，但也給這些人造成了極高的機會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滅門。

與其每時每刻生活在恐懼之中，不如乾脆反了吧！

大業九年，隋煬帝親征高麗，家中兩代宰輔的楊玄感起兵謀反，這是隋朝第一次大規模內戰。起兵的時候楊玄感的職責是河都運糧使，他利用手中的糧食在山東招買流民，首先發難。

朝廷迅速撲滅了叛軍，楊玄感的首級也被傳遞到各郡警示諸官。單純從這次戰爭看，隋煬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勢的。

很遺憾，隋煬帝並未從中吸取教訓，大業十年（西元614年），再次起兵征伐高麗，照樣盡發北國之兵（成年男子）。對大隋帝國來說，大業十年又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年景：山東諸郡遭遇旱災，郡縣府庫中的糧食雖然堆積如山，但官吏就是不肯開倉放糧。更有甚者，諸如負責賑濟災民的於仲文等官僚，居然將賑災用的糧食拿到集市上賣了一個好價錢！

流民開始還能剝樹皮為食，然後開始吃樹葉，等到皮葉皆盡就只能吃觀音土，最後就是“人相食”（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充，吏莫肯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搗嵩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

天下大亂，不可遏止地發生了。

隋煬帝三征高麗的同時，李淵、劉武周、羅藝、薛舉、李軌、梁師所統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築大運河和三征高麗中受損最多的郡縣，紛紛在自己官長的帶領下起兵反隋。關隴士族利用流民的仇恨點燃了農民戰爭之火，擁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則成為主導，隋未農民大起義也出現了一種從來沒有、也再未產生的特徵：叛軍全部集中在長江以北，他們各自為戰，不同的領袖卻有統一的名稱一＂豪帥＂，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級的刺史或封疆大吏。

生死存亡之際，隋煬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業十一年（西元615年），隋煬帝第三次北征高麗兵敗。從雁門突圍後，隋煬帝再也不願意回到關隴士族的老巢，長安，而是選擇了自己的龍興之地江都。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在兵敗遼東、身圍雁門、烽煙遍地的情況下，隋煬帝不可能寄希望於沒有勢力基礎、自己在位時僅有過數月盤桓的西京長安。無論是狐死首丘，還是圖東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會促使他選擇江都。

很遺憾，現在看來，這是錯的。

隋煬帝是大隋帝國的正統，叛軍領袖絕大多數只不過是低級官僚，起兵反隋的人不是關隴士族的骨幹。即使隋煬帝失敗很多次，他也始終是正統皇帝；叛軍只需要一次失敗，就可能出現全域性崩潰。更重要的是，江南雖然商人勢力發達，卻不可能為陪煬帝提供強有力的軍事力量支撐帝國平叛，隋煬帝手下最強勢的＂驍果軍”本是為討伐高麗建立的軍隊，無論士兵還是將領都來自長江以北。

階煬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陽，仿效東晉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圖東山再起。來自北方的將領和士兵可不這麼想：江南雖然花好月圓，士兵的願望卻是回故鄉與老母妻兒團聚，將領的理想則是殺回長安為自己拼得功名。

為籠絡這些來自北國的士兵和將領，隋煬帝的謀臣為他出了一個餿主意：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也就是說，強令軍中某個級別以上的軍官娶江南女人為妻，這擺明瞭是想割據江南，永不再回長安。”汀北士兵，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也就在所難免了。

西元618年，左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對＂驍果軍”造謠：皇帝聽說你們想叛亂或者逃回江北，已經給你們準備了鴆酒，鳩殺大家後，陛下將與江南人共用此地。隨後，隋煬帝被叛軍絞殺，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屯護兒、許善心盡皆罹難。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戰之中。

小結：隋煬帝推出了一系列相當不公平的區域政策，無論修建京杭大運河還是征伐高麗，都使江南獲益而江北受損。江南商人是關隴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種勢力，他們擁有土地、技術、金錢，不但人數眾多而且靠創新吃飯，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中不過滄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過這麼一個問題：一個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為何與三百年盛唐並稱為＂隋唐”?

因為，大隋帝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帝國之一，科舉制締造了相對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國在全境範圍內再次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國家的統一也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隋文帝、隋煬帝堅持執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後幾年，隋代國家富強、民眾富裕，之前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與之比肩。

隋煬帝這個成長於江南的才子，試圖在江南培育商人勢力，以此對抗盤踞在“長安一洛陽”一帶的關隴士族。

由此，隋煬帝推出了一系列相當不公平的區域政策，無論修建京杭大運河還是征伐高麗，都使江南獲益而江北受損。

江南商人是關隴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種勢力，他們擁有土地、技術、金錢，不但人數眾多而且靠創新吃飯，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奪江北利益補貼江南之時，隋煬帝卻又必須依靠江北的關隴士族，隋文帝辛苦壓制的封建官僚勢力再次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關隴士族放大了隋煬帝政策的負面影響，三征高麗之後，“長安—洛陽”一帶的江北百姓出現赤貧化。

隋煬帝對這種情況頗為瞥覺，試圖以白錢破壞關隴士族的財富基礎，進而開始使用“告緡令”一類的極端政策打擊關隴士族。關隴士族本是隋朝統治的基礎，隋煬帝把整個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大隋帝國的園子終於爛盡了。

對黎民百姓來說，苦難是具體的，父子攜手共入江湖，艱辛歷歷在目；對黎民百姓來說，仇恨又是抽象的，他們甚至不知道其實關隴士族才是罪惡之手。關隴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義點燃了隋末農民戰爭之火。當貧窮變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會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國危亡之際，隋煬帝錯誤地退守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已成長的土地上東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創造財富和掠奪財富之間，往往是掠奪財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備擊潰關隴士族的基礎。中國歷史上經濟最強盛的王朝，大隋帝國，立國三十八年而亡。

在篡改歷史方面，中國歷史上無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後來的明成祖朱棣雖然也對老爹的實錄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實在太沒技術含量，以至於根本就沒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唐朝是中國人最引以為豪的一段歷史，也是中國最為輝煌的時代之一。盛唐開元年間，人均勞動力原糧產量巳經高達四千五百二十四斤，後世所謂“康乾盛世”也不過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斤。

唐朝是中同古代歷史上的偉大盛世，巔峰是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唐朝的開端是＂貞觀之治”，之所以歷代史籍將貞觀朝奉為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開元年間的史官吳兢所賜。

吳兢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叫作《貞觀政要》，這是歷代史家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開元初年，史官吳兢因與宰相姚崇意見不合憤然辭職，回到老家後就把自己的理想社會編簇成了一部故事書，《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基本以開元初年帝國的施政措施為基礎，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對皇帝品德的幻想，並把這些品德、言行統統都放到唐太宗頭上，希望藉祖先的偉大形象影響玄宗。與其說《貞觀政要》是後世烏托邦式的範本，毋寧說這冊書是開元初年唐玄宗點點滴滴的為政記錄。

記述貞觀朝，首先要告訴大家一件事：唐朝是第一個編纂帝王實錄的朝代，也是第一個公開篡改歷史的朝代。

春秋時代，史官記載的史料都是公開的；後來，史官為了不受皇權威脅，記錄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只有史官一人知道，皇帝死後才能公之於世。對至高無上的皇權來說，史官之筆是一種巨大的威懾，千載之下洗盡鉛華，史書當自有公論。這是一種所有人都認可的規矩，在唐太宗以前，暴戾如秦始皇、聰明如晉武帝，所有皇帝對史官都只能恐嚇、賄賂，就是不能篡改原始史料。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叫板史官，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他不但看到了其父的《高祖實錄》，還看到了自己的《今上實錄》，然後，史料就變成了港台影視劇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寫作的版本（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刪高祖）。在篡改歷史方面，中國歷史上無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

後來的明成祖朱棣雖然也對老爹的實錄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實在太沒技術含量，以至於根本就沒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無論如何更改歷史，出土的貨幣卻從來不會欺騙我們。從這裡也許可以看到貞觀朝的另一面。

唐朝最著名的貨幣當然非“開元通寶“莫屬，為武德四年（西元621年）唐高袒李淵所鑄。對中國貨幣史來說，開元通寶具有劃時代意義，這倒不是說開元通寶有多別緻，而是從此中國貨幣不再以重量命名，皇帝將個人的意志加於貨幣名稱之上。

最初的時候，開元通寶並不叫“開元通寶”。

高祖年間，文書的讀法是先上下，後左右，所以，這種貨幣最初的名稱應該是“開通元寶”。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將這種貨幣改名為“開元通寶”，開元、開元，開創新的紀元，借用彭信威先生對此的解釋就是：“李世民要人民相信，以前的都不算，或都是壞的，只有這一朝代才是好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起點呢?

《舊唐書》這樣記載貞觀初年（西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之初，旱災、霜災遍佈全國，餓殍遍野，米價昂貴，一匹絹只能換一斗米（即位之初，霜旱為災，米穀踴貴，是時自京師至河東、河南、隴右，飢忮尤甚，一匹絹得一斗米）。

《舊唐書》這樣記載貞觀三年（西元629年），大唐帝國商旅遍佈各地，天下巳經沒有盜賊，監獄基本是空的，牛馬遍佈山野，人們夜不閉戶，一斗米才僅賣三四錢（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圖固常空，馬牛布野，外不閉戶，斗米三四錢）。

西漢年間，從呂后到文景二帝，漢帝國用了近百年的時間才實現了天下大治；隋文帝也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實現天下大治；唐太宗真是神人，剛當上皇帝短短兩年時間就締造了一個歌舞昇平的天下！

真的是這樣嗎?

《舊唐書》關於貞觀三年的這段歷史記載，與《漢書》的“文景之治“非常類似，如果檢測＂抄襲＂的軟件能夠意譯，那麼兩段文字的雷同度肯定相當高。如果說史書對“文景之治”的記載確有溢美之詞，那麼，唐初＂貞觀之治”的記載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了。

第一，終唐太宗一朝，所有官員的朝廷俸祿居然全部為糧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武則天時代。任何時代，商品流通都是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達的標誌。唐朝初年，封建官僚是最有權勢的社會集團，這些人居然連錢都沒有，商品經濟之凋敝可見一斑。第二，貞觀年間，物價記錄根本不可信。按照《舊唐書》的記載，貞觀年間一斗米的價格平均在五錢左右，遠低於五代蕭齊大通縮時期，即使今天的轉基因玉米也不會這麼便宜。我們仍舊借用彭信威先生的解釋：“唐初的米價記錄，大概都是個別地區大豐收時的記載。”

第三，貞觀年間，民戶總數遠低於隋朝。在中國古代，民戶數量是衡量一個帝國是否強盛的最有效的標誌。民戶數量多，證明人們有能力生兒育女並撫養兒女成人，也為帝國增加了剝削對象。

隋煬帝大業二年（西元606年），《隋書》記載的民戶數為八百萬，貞觀初年民戶數僅為三百萬，而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唐朝民戶數不過也就三百八十萬。

第四，按貞觀年間奏本，大唐帝國的天災幾乎連年不斷。唐太宗即位後，黃河連續三年發大水，貞觀四年（西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朝見唐太宗，這樣描寫沿路的景象：洛陽之東，諸州郡俱為沼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根本就沒有道路可行（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雀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肖條，進退艱阻）。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飢，人相食”，貞觀十八年（西元644年）“穀、襄、豫、荊、徐、梓、忠、綿、宋、亳、易十一州大水，廬、潦、巴、普、梆五州疾疫。

第五，按敕令記載，貞觀鼎盛時期，堂堂大唐帝國居然有很多人＂揮刀自宮”。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七月，唐太宗發布敕令，禁止國人自斷手足。當時，自斷手足的行為被稱為“福手”、“福足”，因為，按照隋未舊制，肢體不全的人可以免服徭役，很多人想藉老辦法逃避徭役。唐太宗李世民用事實告訴大家“揮刀自宮，未必成功”就是自斷手足，也要繼續服役（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

這就是傳說中的＂貞觀之治”?

李世民當政二十三年，究竟幹了些什麼?

第一件事：試圖仿效呂后、文景二帝分配土地，不過，分配的主要對像是封建官僚。土地代表著財富，在農耕時代就更是如此，＂均田制”意味著打破現有利益格局，會得罪所有既得利益者。只有雄才偉略的帝王才有魄力推行土地改革，也只有前朝末年強勢階層在社會動盪中損失殆盡，新的統治者才有可能對天下財富重新洗牌。

隋未戰爭中，大唐帝國的締造者李淵本就是關隴士族，他和他的繼任者都無法也不可能剝奪自己依靠的對象。所以，西漢、南朝、隋朝授田都是“每丁百畝＂，唯獨到了唐太宗這裡，改為按官職授田：從五品至正一品依官銜分別分配五頃至六十頃土地，六品以下按爵位可佔有五頃至一百頃。至於庶民，二十一歲以上“壯男＂授田一百畝；至於寡婦、中男、老男、篤疾和廢疾，對不起，不在授田之列。更為重要的是，但凡接受授田的庶民，都要從“狹鄉”遷往＂寬鄉”。所謂“寬鄉”，就是富庶地區，是長安京城一環以內，是城裡；＂狹鄉”就是土地貧簾、無人耕種的地方，遷往＂狹鄉”的人還要把戶籍遷出京城長安！即使在“寬鄉”，朝廷對“壯男＂授田實際上也只是每戶六十畝，較隋朝及前朝各代公認的標準少了40%。

＂狹鄉”幾畝土地本來就可以在“寬鄉”換到幾十畝土地，這哪裡還是＂授田”，說是搶劫都不為過！

第二件事：帝國是要有點規矩的，最大的規矩就是服從皇帝，包括所謂“敢於直言犯諫＂的魏徵！

為了確立皇族的統治地位，唐太宗命高士廉修訂《氏族志》，名義上是為魏晉以

來的士族高門確定門閥。高士廉是一個很懂事理的人，他在收集全國士族家譜、考證世系的基礎上弄出來一份《氏族志》。在最初的《氏族志》中，天下士族高門被分為九等，李姓皇族位列第三。

這已經是高抬李姓皇族了，在士族高門中，關隴士族根本就排不上號，不過是些漢代“豪強”而已，何況李唐皇室在關隴士族中也不應該名列第一。對於這個很炫的馬屁，李世民還是非常氣憤。

看完初稿後，他指責高士廉：世俗相沿，江南崔、盧、王、謝是源自山東的一

等大姓（看來李世民也知道自己門第不夠）。現在，你必須知道，是我李家平定四海，難道你看不起我賞賜的官爵（赤裸裸的威脅）?所以，絕不可以以前世祖先功業論士族高低修訂《氏族志》，皇族李姓必須排第一！

有這樣的《氏族志》，連老爹都坑、親兄弟都殺、歷史都敢篡改的貞觀朝，怎麼可能真的存在直言敢諫的大臣?

讓我們來看看魏徵。

魏徵本是瓦崗軍李密的謀士，瓦崗軍敗亡後魏徵降唐，居然自告奮勇去招降瓦崗寨殘部；勸降未果，魏徵再為竇建德所俘，結果，投降；

竇建德在武牢為李建成所破，魏徵為李建成所俘，結果，投降；李建成為李世民所殺，魏徵被俘，結果，投降（李世民如果敗亡，估計魏徵一樣能找到一個新主子）。魏徵根本也不是什麼宰相（僕射），貞觀朝共任用二十三名宰相，二十三人之中馬周、張亮、褚遂良、許敬宗都是魏徵的晚輩，輪了多少圈，就是沒有輪到這個號稱直犯龍顏的魏徵。

所謂魏徵直言敢諫，除了不許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饒的哀鳴，李世民你如果敢殺我，你就是歷史上的昏君（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所以，李世民才說：“你們都覺得魏徵說話難聽，我倒是覺得很中聽，很好聽（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撫媚，適為此耳）！”

最離譜的是，魏徵每次冒犯唐太宗後，居然都要記錄下自己的言行，並編寫了一本＂魏徵語錄”，專門收焦他所謂的“直言＂。魏徵死後，褚遂良把“魏徵語錄＂獻給了李世民，李世民一怒之下毀掉了魏徵的墓誌銘。

可有這樣的直臣?

說白了，魏徵不過是換了個花樣拍馬屁而已。

第三件事：鑄行開元通寶，用於放高利貸，官府放高利貸。唐太宗鑄行的開元通寶確實成色很好，一千錢成本在九百錢左右。只不過，貞觀朝開元通寶最主要的用途是用這種錢放貸款，即臭名昭著的“公懈錢”。

所謂“公懈錢”，就是官營高利貸，官府將錢借給黎民百姓，然後收取本息。公懈錢始於隋文帝楊堅，楊堅對公懈錢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只能用於為貧困的農人購買種子和度過荒年。

唐朝的公懈錢，就算承貸者死亡、逃亡，本息也要由子孫償還；如果沒有子孫，就要由親族旁系代償；如果旁系親屬死亡殆盡，就由支族償還；如果族人也沒有，一定要當地的人代償。用彭信威先生的評價，公懈錢就是“一人借債，全體人民有責”。反正最後要還錢！百姓之利，以權奪之，形同猛火；以商奪之，摧之無形！

非但如此，李世民及其手下還對公懈錢進行了金融創新，官府不但可以對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對小官放款—一擺明瞭就是直接索賄！

李世民親自修訂了《今上實錄》，《舊唐書》、《新唐書》當然不會對公懈錢造成的慘狀過多描述。沒有關係，北宋年間這個慧劇會重演，到時候我們再詳細說。

第四件事：三征高麗。

貞觀年間，一小撮高麗好戰分子越來越倡狂，不但扣住新羅、百濟對唐朝的納貢，不允許唐太宗收葬隋朝將士屍骨，還窩裡反殺掉了親唐的建武帝（高麗王）。

以隋朝經濟之鼎盛，隋煬帝三征高麗尚且無功而返，何況疲敝的唐朝初年。果然，唐太宗三征高麗，結果：全敗！唐軍所失，千條萬條，其實就一條，糧食不夠（遼東倉儲無幾，士族寒冬，乃詔班師）。

唐太宗三征高麗，前後耗費了十幾年時間，也耗盡了大唐帝國血脈。貞觀末年，開元通寶已經在市面上消失了。貞觀二十三年（西元649年），這位在史書上最偉大的帝王最後一次頒行討伐高麗詔書，未及出師就磕然長逝。

貞觀未年，皇九子李治在爭奪儲位的鬥爭中成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行徑非常荒唐的太子)被判充軍，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處死。能在如此殘酷的搏殺中勝出的人，絕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這同樣是一位工於心計的帝王，他創造性地把貨幣改革與削弱關隴士族結合在一起。

高宗即位之初，全國範圍內惡錢盛行，物價更是一飛沖天。當然，鑄造惡錢的人不可能是無權無勢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著朝廷要害的關隴士族。對皇權來說，關隴士族巳經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擋皇帝唯我獨尊的絆腳石。

高宗登基六年，辦了兩件大事：貨幣改革、廢黜出身關隴士族的王皇后。廢黜王皇后與推行貨幣改革在同一年發生，並非偶然。

先說第一件事，貨幣改革。

永徽六年（西元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鑄行開元通寶，各地官府必須以開元通寶收繳舊錢，比例為1:5。開元通寶的重量實際上與隋五銖錢相仿，為三克；唐初惡錢在一克左右。這樣的兌換比例，關隴士族會吃大虧的，不過是皇權以貨幣改革之名掠奪財富的伎倆。

再說第二件事，廢黜王皇后，扶持武曌登上后位。武曌即武則天，與她卑賤的出身相比，皇后王氏家族可是自高袒起就與李唐皇室聯姻的士族高門。所以，徐敬業才在《討武氏檄文》中說“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

是不是武則天在幕後策劃廢黜王皇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王皇后被廢，關隴士族在中樞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一連皇后這樣根深蒂固的位置都保不住，何況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這些出身關隴士族的臣子?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沒收財富只能削弱關隴士族的實力，只有將他們徹底趕出朝堂中樞，才能徹底斬斷關隴士族掠奪財富之手。遺憾的是，歷史並沒有給唐高宗展露才華的機會，推行貨幣改革當年，他經常頭暈目眩、目不能視，後來終於發展到不能親自處理朝政，大權落入武則天手中。

關於武則天，幾代史學家對她的評價大相逕庭：

20世紀50年代岑仲勉先生著《隋唐史》言稱武氏當政二十年，毫無建樹；

60年代，郭沫若編撰歷史劇《武則天》，斷言“武后當政時代是唐朝的極盛時代”；

70年代末，關於武則天的評價又完全翻轉過來，說她“一貫用兩面派手法搞陰謀＂；

從80年代馮寶寶版《武則天》到今天的《一代女皇》、《無字碑歌》……人們對武則天的藝術描寫更多出於一種對女性的尊敬，畢竟她是中國歷史上數三數四的女皇（武則天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僅武則天本人的密友陳碩真就於永徽四年在揚州起事，並於同年稱帝）。

真實的武則天，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簡要回顧漢武帝年間的盛衰迴圈，因為武則天當政期間的政策，完全是漢武帝政策的2.0版。

漢武帝2.0版的歷程是這樣的……

第一步，貨幣改革，類似於漢武帝年間的白金幣。

乾封元年（西元666年），也就是武則天成為皇后當年，她下令鑄行“乾封通寶”。乾封通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年號命名的貨幣，這種貨幣重僅7克，武則天卻下令要求當10枚開元通寶使用。

至於乾封通寶的用途，是專門用來兌換關隴士族手中的惡錢，持有惡錢者限期到朝廷指定地點兌換。乾封通寶本是典型的虛值貨幣，即使皇權再強大，又怎麼可能強迫每一個人自動捐獻自己的所有財物?乾封通寶鑄行一年後，市面上只留下最輕、最破的惡錢，物價在一年間暴漲10數餘倍。這一措施的最大成績就是“商賈不通”，到了上元年間（西元674-676年），六部官員甚至經常半年領不到任何糧食，也就是說，此時大唐帝國巳經無力支付朝廷官員的俸祿了。

這位女強人得到了這樣的奏章：數年以來，農人年年歉收，青州、徐州、兗州，山東山西、河南河北，要麼遭受著饑荒，要麼遭到水旱災害即將進入饑荒，要麼巳經在瘟疫折磨下死亡，要麼家人流散，餓殍遍野，天下莫不失望，第二步，既然不能通過貨幣改革掠奪財富，那就乾脆明搶，類似於漢武帝年間的“告緡令”。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則天下詔令李唐皇室貴胄、封建官僚向朝廷捐獻，地方官也可以將當年轄區產量的一半上繳朝廷。堂堂大唐帝國，傾全國之官僅得錢三千，更是無官願意使勁為女皇刮地皮。想當年，漢武帝要求全國富人捐獻財富，也僅有一個樸射捐出了二十萬錢。

封建官僚如何富有，武則天何嘗不知?武則天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向皇帝本人告發李唐皇族和當地官僚的“不法”行為。但凡有告密者，各地官署不但不能過間，還要為告密者提供馬匹，沿途驛站按五品官招待標準供應。即使是農夫、樵夫，她也親自召見。如果告密者所言不屬實，告密者無罪。

詔令還有最重要的一句，“實者，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當年，漢武帝也是這樣頒發了＂告緡令”。

據說，當時有十幾個人在長安坊間聚會，有一人借酒吹噓自己如何有權勢、如何富有，其中一人一言未發突然離席而去；酒席未散，禁軍飛奔而來，那個胡說八道的人被沒收家產並處斬，其餘人皆因為未告密被絞殺，後來，大概告密的人實在太多了，武則天不得不下令告密者不必親自赴京，各地官署之前造一大缸，專門收集各地告密者的信函。

告密行為極大地傷害了李唐官僚的感情，當然，也極大地傷害了李唐官僚的財富。李唐皇族和地方官不會引頸就戮，他們只能先下手為強，讓自己的對頭或者地痞流氓閉嘴。至於真正的平民百姓，只能選擇背井離鄉，再次走上逃亡之路。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現在大唐帝國的疆域之內！

這種要錢又要命的法子誰也受不了，天授年間（西元690~692年）已經是“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繼徐敬業之後，在恢復李唐王朝的號召下，一批流民先後在嶺南、山東、河北舉事。第三步，武則天使出了鐵腕對付李唐宗親和官僚，與漢武帝一樣，任用了一批類似於義縱的酷吏。

來俊臣本是長安城內的一個潑皮無賴，犯事後逃竄到和州，並在和州被捕，論罪當斬。恰在此時，武則天下詔要求天下臣民告密，來俊臣也聽說了這件事情。臨刑之前，來俊臣在獄中高呼：“我有密事要啟奏皇上。”和州刺史東平王李續（李唐皇室）怕這事成為把柄，給武則天以誅殺他的口實，就允許來俊臣返回長安。

武則天自己也知道所謂“告密”大多都是無稽之談，重要的是被告發的人是誰，只有牽涉到李唐皇室的告密者才能得到重視。臨行之前，東平王李續憂心忡忡地告訴來俊臣“公勿言和州事”，來俊臣也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已將揭發長安一件謀逆案，與和州無關。

應該說，來俊臣是一個聰明人。臨行前李續的恐懼表情告訴他，李續一定害怕他提起和州，來俊臣也猜到這位女皇可能喜歡胡亂給李唐皇室加一些罪名。

來俊臣對押解他的差役和召見他的使臣說，自己將揭發長安一起謀逆案，必須皇帝親自審間；加之他是死囚告密，武則天便親自接見了來俊臣。

為求得活命，來俊臣對武則天”揭發”的，恰恰就是和州東平王李續私藏兵器、蓄養死士、圖謀不軌……結果，原來是王爺的東平王李續被處斬，本是死囚的來俊臣居然得到了一個司刑評事（相當於皇家監獄典獄長）的職位。

來俊臣的成功激勵了無數地痞、流氓以及二混子，大家紛紛投書告發李唐宗室和封建官僚（受封於李唐王室的官僚）謀逆。借著這些機會，這批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封建官僚在帝國的位置。除了來俊臣，較為著名的還有索元禮、萬國俊、周興。這批酷吏本是一群流氓（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群，吏部喧喧，多於蟻聚），也只有這樣的人才無畏，無畏才無所不用其極，至於《唐律疏議》、審判、公正，統統可以不要。天授年間，武則天稱帝后兩年就殺掉了八位宰輔、流放了四位宰輔，其後在位十五年，居然任用了二百二十八位宰相，堪稱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對這些酷吏來說，此前，他們的生命從未被人尊重；此後，他們當然也不會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什麼禮義廉恥、仁義道德全都可以不顧。既然當年沒有人照顧自己一絲一毫私利，現在，我不但要毀掉富人的財富，還要毀掉富人的生命！

來俊臣最大的嗜好就是搶佔人家妻妾，自任宰相開始，他列了一張官員名單，實際目標則是這些人的妻妾。

這幫酷吏發明了聞所未聞的刑罰方式，“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目的只有一個，無論是誰，只要落到這幫酷吏手裡，就再也別想重見天日了（人是獄者，非死不出）。

滿朝文武和長安百姓，沒有人知道災難什麼時候會降臨到自己頭上。據說當時的官員上朝都要先拜別家人，沒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回來……

封建官僚本是社會中調動資源能力最強的一個群體，面對這群無知、無畏、無恥的人，就連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財富，何況普通庶民?

李唐宗室、關隴士族、封建官僚敗亡後，他們的財富和佃戶確實有了新的主人。不過，這些人並不懂得如何運用財富、生產財富，他們對財富所有的理解只停留在紙醉金迷的層面。剝奪從此變得毫無規矩，人們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會在什麼時候進門打秋風，又以什麼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禁屠捕而殺人如對草管，何以人而不如物乎）。

很快，武周王朝失去了所有的社會規範，武則天稱帝后數年，大唐帝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直到了神功年間（西元695~697年），天下富人幾乎全都破亡，不知有多少普通人不堪忍受虐待，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關東、蜀地、江淮地區本是自南朝以來最富庶的地區，此時全部變為饑饉之地；山東之地，阡陌之間已經遍地是流民，良田巳經數年不再有產出；河西之地，變為赤地，大地上遍地雜草叢生，父兄轉徙、妻子流離。

氣、渠、果、合、遂等州，人們憑藉山川之險，如果官府稍有懈怠，這些人就以火光為號攻擊州縣；如果官府派兵攻打，這些人又穴居於山中。劍南道爆發人數以十萬計的農民起義。西域的碎葉、庭州及遼西十二州已被突厥和契丹貴族佔領，全國統一的局面被破壞，隴右及河北人民慘遭掠奪和屠殺。

載初二年，陳子昂上書武則天：百姓逃亡實因官吏貪暴，普通人就像湖裡的魚兒一樣任人捕撈；人們失去謀生之路，自然也就成為盜賊；亡國之跡巳經斑斑在目，如果酷政繼續下去，不出兩年，天下將無可用之人、天下將無可用之糧、天下將再無財可斂……

這裡要說明的不是武則天如何授田，即使我們找到更多資料，也不過是證明

她在步呂后的後塵。武則天最大的功績並不在農業，而在振興商業。她的父親本是一個倒賣木材的商人，也是在這種家庭中，武則天瞭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關津。

在帝國即將分崩離析的時候，漢武帝曾經下《輪台罪己詔》。現在，武則天也走到了這一步，慶幸的是，歷史留給了武則天一定的時間。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莊鄉農民在亂石堆裡發現了一塊非銅非鐵的金屬板，上面刻著奇怪的字。這些人並不知道，他們手中這塊金屬就是中國歷史上唯，份以黃金鑄造的＂罪己詔＂。詔書的發佈者是唐代女皇武則天，詔書的執行者是“三官九府”諸位神仙，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諸位神仙免去她對天下犯下的罪過，讓帝國恢復昔日強隋的強盛與繁榮。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武瞾除罪金簡＂，武則天以一種隱晦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懺悔，希望餘生能力挽狂瀾，讓百姓休養生息，讓帝國財富生產回到正常軌道。武則天可能是羞於情面，未公開頒行這份＂罪己詔＂，而是讓自己的貼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巔，扔下這塊金簡。

此後，武則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變。大亂之後，往往會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亂世才能徹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財富重新洗牌， 部分人也能獲得一個相對公平的起點，這也是歷代初年容易出現所謂“盛世”的最主要原因。當然，這種重新分配過程是以絕大多數財富毀滅為代價的，武則天手下的酷吏徹底摧毀了關隴士族的統治基礎，而酷吏最後又為皇權所消滅。

亂世之中，所有財富、所有規則、所有人才都毀於一旦，而社會進步最終必須以財富積累為基礎，“亂世—盛世＂迴圈只能在大亂之後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亂世是盛世之源。

聖曆元年（西元698年）開始，來俊臣、周興、索元禮等酷吏先後被武則天誅殺。來俊臣被斬首後，人們紛紛衝上去“食其肉”，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人頃刻間變為齏粉。

聖曆二年（西元699年），武則天大赦自己臨朝以來所有的“得罪者”，與李唐皇室關係較為疏遠的一批官僚被釋放並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幾年來活躍在影視螢幕上的狄仁傑。

在聖曆元年的詔書中，武則天開始強調“建國之本，必在於農”：三公九卿有了一個新的使命一各自認領洛陽附近的州縣，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陽附近就地安家，自願安家的賜給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我確實沒有找到武則天”均田”的記錄，歷代武則天的反對者也借此說所謂武則天晚年”重農”不過是一個謊言。

在來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審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這批酷吏在殘酷打擊李唐皇室勢力的同時，也為自己置辦了豐厚的家業。來俊臣被抄家的時候，僅在冊的土地就有三萬餘頃，而這些土地只有一個去處一罰沒入官，部曲、奴婢按百畝各安其業！

也許，開革（開除）了這些酷吏，女皇巳經毋需大規模授田了。

長安元年（西元701年），全國民戶從高宗年間的三百八十萬戶增加到六百多萬戶，很多田地被開墾，人們家中開始有了餘糧（田疇墾辟，家有餘糧）。

這裡要說明的不是武則天如何授田，即使我們找到更多資料，也不過是證明她在步呂后的後塵。武則天最大的功績並不在農業，而在振興商業。她的父親本是一個倒賣木材的商人，也是在這種家庭中，武則天瞭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關津。

關津，就是商稅。漢隋相傳商稅為“三十稅一＂，販運貨物的商人在一地繳納商稅之後，在全國各地的其他關津可以不再繳納商稅。自隋煬帝開始，全國共設六十六座關津，到武則天時為一百零六座。雖然隋煬帝也下詔執行“三十稅一”的政策，但是，從那個時候起，各地封建官僚並不服從這個詔令，基本各自為政，關津都要雁過拔毛。例如，從江南販賣來洛陽的糧食稅率在總價的20％左右。

武則天下詔，明確提出關津最大的作用是為官府養了很多懶人，不致力於勸課農桑（氓俗澆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須禁絕關津稅，讓大雁翱翔時不再被迫停留，小鳥在自己的蝸居裡不再被侵擾（解其襟帶，欲使雁行靡拾，鴉居不擾）。長安三年（西元703年），武則天批准了鳳閣舍人崔融的《請不稅關市疏》，廢掉了內地關津稅，僅留下了潼關等對外關津，關津基本定位為徵收對外貿易關稅。在這篇辭藻華麗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說明了商業的用處：商業讓人們去追求最後一分之利，所以，市場上才會有琳琅滿目的商品。

其次，崔融列舉了關津之弊：關津原為收繳商稅，現在很多卻已開始對過路的行人徵收買路錢（不限工商，行人盡稅），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為官家所獨佔（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

然後，崔融對武則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來，所謂“關”是抵禦外敵所用，絕不是搶劫國人的利器！關津只是雁過拔毛、羈押行商船隻（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我悠悠天朝，居然淪落斂財至此，悠悠於載，後人讀史論事，我們還有何顏面（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濟濟盛朝，自取嗤笑）?如果繼續任由關津常年收取商稅，那就是因為小利而放棄“無為而治”的聖王之道，最終必然因小失大（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市場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徵稅才能給無業遊民以牟利之機，對市場徵稅會令人無處覓財，人們無處牟利必將引致天下大亂（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

崔融是對的，沒有了關稅、市稅，黎民百姓開始為自己尋找每一枚銅錢。武周長安年間，洛陽、長安兩市出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們從事著一些非常奇怪的產業，例如，掏糞。

羅會本來是京城一個無業遊民，後來開始為有錢人家掏廁所。羅會用自身行動證明，只要勤勞，掏糞工人也能致富發家！長安三年武則天免除所有商品關稅，所有物品都可以買賣，當然也包括大糞（此前，大糞是不能買賣的）！

自此，羅會得以販運大糞出城，將之賣給周邊的農人。數年後，羅會從個人掏糞發展到幾乎壟斷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廁所！

朋友問他：“你現在已經如此富有，何必再幹這惡臭之事?”

羅會笑著回答：＂我只懂得掏糞，也只懂得如何儲藏、運送大糞才不至於散發惡臭，所以，人們才讓我掏糞。如果我不去掏糞，再過一兩年，我又將淪為窮人，那我不是更臭。

連大糞都可以自由販賣，武瞾末年終於又有了這樣的記載：關津本是天下商品流散之地，現在所有關津聚集的商船遮天蔽日，日夜川流不息（天下諸津，舟航所聚，弘炯巨艦，於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

神龍元年（西元705年）正月，已經八十二歲的武則天淕然長逝，臨終前她自去帝號，承認自己的身份僅是李唐王朝的兒媳婦（皇后）。武則天死後，這位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女皇為後人留下了歷代皇陵中唯一的無字碑……

是非功過留與後人評說！

官無事，民自富

在唐史中，裁撤官營手工業是繼武后減稅後的又一決定性舉措，為大唐強盛的手工業締造了堅實的基礎。此後兩三年，大唐帝國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進入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巔峰時期。

從武則天死後到景雲二年（西元711年），六年時間，李唐王朝出現了七次政變、四位皇帝，朝堂之上甚至沒有一個人能真正統御局勢。唐中宗、唐睿宗、韋皇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承嗣……除了笑柄，這些人沒在史書上留下任何功勳。愚蠢的封建統治者使用了最為直接的斂財方式，賣官，韋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經公開賣官斂財，無論是誰，只要肯出錢就有官當，這些官員在唐史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封斜官”。

可笑的是，“封斜官”只是一個名號，根本沒有實際權力。六年間最高統治者變化得實在太快，根本沒有機會任命高級官僚，“科舉幫”出身的官員都巳經無處容身，何況這些名不正、言不順的“封斜官”。也正是由於這些統治者無能，大唐帝國才延續了“無為而治”的政策，韋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但凡有點能力，就不會像走馬燈一樣被人幹掉了。

先天元年（西元712年），李隆基成為大唐帝國新的主人，唐玄宗。與歷代帝王一樣，這位年僅二十八歲的皇帝必須作出一個選擇：國富、民強，哪一個優先?

對這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李隆基在一系列詔書中進行了回答：當然是民強優先！

所有善政，必須讓天下黎民先實現溫飽；國家富強，必須讓所有人都有賺錢的機會；治國之道，先要滿足庶民的需求！高明的封建統治者，一定會先培養民間財富，然後再享受。培養財富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只要培育富裕的黎民，只要讓黎民百姓有謀生之道，聖人在不乾涸的泉水中飲水，聖王治國必須緊緊閉上嘴巴，什麼都不做就算是積德了（古之善政，貴於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利人；為國之道，莫不家給人足；聖人積不涸之泉，王者用無窮之府；清淨之政，同歸清淨，共守玄默）。

帝王無為、無事、好靜、無欲，庶民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樸，我無事而民自富。治國之術必須遵循財富之道，財富之道貴在清淨，封建官員清淨則不會打擾黎民，黎民才能真正安心生產，黎民安心生產才會沒人鬧事，如此，太平盛世自現（曹參相齊，貴于清淨。清淨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

天下財富都屬於帝王，皇帝又何必貪戀手臂範圍內能觸及的錢財?

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員，千萬不要自以為是，沒事就發佈什麼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單就某事對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個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稅收的公文，都必須經過皇帝御批，否則誰也不准對州縣行文！非公務地方官一律不得接待六部官員，有六部官員膽敢沒事就溜達到地方連吃帶拿，一經查實，立即撤差！

根據上述理論，皇帝不再發佈最高指示，官員自然也就無事可做。既然官員無事可做，那就都撤了吧！

第一批倒楣的是中宗、睿宗年間的＂封斜官”，開元二年（西元714年）一萬多名“封斜官”中至少有八千多位被取消了候選資格，你的錢給韋后、安樂公主了，跟當今皇帝沒有一枚銅錢的關係。

中國封建社會，一個朝堂中樞官員代表一片地方勢力，一個地方封疆大吏又牽涉到朝堂中樞某部某官，一個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還不知要牽扯到多少人的利益，朝廷的富民政策往往就在這些人的利益博弈中走樣。所以，雖然歷代史籍往往對李隆基裁撒官僚的舉動大書特書，認為這是他勵精圖治的表現，但實際上，李隆基最狠的殺手鐧並不是搞掉這些無職、無權、無實力的土財主，而是裁撤了大部分負責中樞朝廷工程的司、監、署等機構，一千多名實權位置上的同正、試、攝、檢、校、判、知被裁撤了（大革奸濫，十去其九）。這些人原來的職責是負責內廷、皇室和官家供奉，也就是說，唐玄宗裁撤了皇家直屬企業。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如果一個企業可以獲得財政的無償撥款，那麼這個企業就不會關心生產，從堂官到胥吏，大家只關心自己如何撈錢。久而久之，這樣的企業必將損害社會利益。

公共選擇理論還認為，如果一個企業依靠政府的強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業，那麼，這個企業就會把掠奪的觸角伸向社會每一個角落，這個企業不但會損害社會財富，還會侵蝕社會財富。如果一個企業存在的基礎是強制性公權力，那麼這個企業就是公權力伸向社會財富的觸角。

唐玄宗裁撤的這些皇家直屬企業就屬於公共選擇理論極端敵視的企業一官營手工業。唐朝初年，唐太宗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官營手工業體系。不但長安、洛陽朝廷有大星這樣的官家作坊，就連各級府縣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手工業工廠一官營手工業。一是普通手工業，為皇室宗族和地方官製造日用品；二是冶鐵業，負責制造兵器和鑄錢；三是建築業，負責皇室和地方府縣工程。

反正，只要有賺錢的機會，這些封建官僚就絕不放過。

問題是，官營手工業以賦稅的方式徵集民間財富作為原材料，又以徭役的方式徵調民間藝人進行生產。不但如此，官營手工業一旦出現就會壟斷某個行業，民間匠人再進行生產就是犯法，就要砍頭，例如，冶鐵、陶瓷、煮鹽、山川水澤之利。

正常情況下，如果一個行業有利潤，就會有無數人湧入其中，大家可以靠一門手藝謀生，手藝創新也可以獨佔一方之利。在市場的互相拼殺中，弱者會被淘汰，最後行業技術會逐步更新，生產財富的能力會越來越強。

現在，只有官營手工業可以經營這種產品，無論定價如何離譜，無論品質多麼差，庶民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說白了，官營手工業作坊更類似於一個無賴，自己不作任何努力，全靠硬搶！

這種財富剝奪方式確實不像稅收那麼刺目，卻同樣會斷掉很多人的生路。民間一個作坊就能養活數名甚至數十、數百名工匠，這些工匠又能養活多少家人?

唐玄宗明白，少府、軍器監、將作監這些人從來不幹正經事，卻一個個撈錢撈得腦滿腸肥。皇室每得到一批物品，就有一批人發家致富，當然，有更多的人失去了謀生手段。武周年間宰相狄仁傑曾就此評論：財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最後都要加在靠手藝吃飯的匠人身上，他們本是貧困之人，皇家生產的一釘一錘還不知讓多少人家吃不上飯（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

睿宗年間，太平公主親自負責內廷供奉，抓著官營手工業的少府、將作等機構。太平公主被賜死後，《舊唐書》這樣描述抄家的場景：太平公主的財貨和寶物連皇帝的御府也不能相比，僅僅清點馬牧、羊牧、田園、質庫的名冊居然就花費了數年時間！

與太平公主相比，西漢董卓兩年撈一億枚銅錢又能算什麼?

既然如此，留你何用?

開元二年，唐玄宗宣佈皇家放棄所有的山川林澤獨佔之權，放開鹽、鐵、茶、酒專營，解散了絕大部分特供皇室的官營手工業作坊。留存的內廷珠玉、錦繡等“服玩＂，一律當若百官之面在朝堂上焚毀，乘輿服飾、金銀器玩由兵部作價在市場上出售，得錢留作軍用。此後，內廷裡誰敢再採購象徵富貴與地位的織錦等奢侈品，廷杖一百，基本等於死刑（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

在唐史中，裁撤官營手工業是繼武后減稅後的又一決定性舉措，為大唐強盛的手工業締造了堅實的基礎。此後兩三年，大唐帝國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進入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巔峰時期。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三《何明遠》記載，名義上，何明遠只是驛站的一個小吏，其實，此人還是當地一個巨富，他家中居然有綾織機五百台，按照賁書業先生的考證，這是南宋鼎盛時期綾錦院的規模。

三安柳氏是一個天性聰慧的女子，她發明了絲綢彩染技術。此後數年，多色織錦成為絲綢之路上最搶手的貨物，柳家也借此成為巨富之家。今天，在甘肅、新疆一帶的唐朝墓葬中，經常可以出土鴛鴦花束紋紗，就是柳氏家族的代表作。

蜀地盛產一種叫做“輕容＇的織紗，李賀曾在詩中描述“蜀煙飛重錦，峽雨側輕容＇，可見當時蜀地紡織業之盛。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開元初年的記述中，我們暫時沒有提到其他行業，單純強調了紡織業。並不是我不去尋找其他行業的資料，而是開元初年最鼎盛的行業確實只有紡織業，這不是偶然。

在人類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只有巨大的市場才能刺激重大創新，也只有重大創新才能在人類本就低下的生產能力中創造市場。“溫飽“只是一個詞，卻包含兩層意思一吃飽、穿暖，這是人類最基本的兩項生存需求。吃飽飯要靠農業，穿暖衣就一定要靠紡織業－這是人類從衣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最大契機。一千多年後，英國工業革命恰恰就是發紉於紡織業；開元初年，中國紡織業巳現此中端倪。

開元初年，大唐帝國的商業繁榮幾追盛隋。最明顯的例證是朝廷廢除了實物俸祿，從此，當官的不必在朝廷領取俸米，而是直接領薪水了。

關於開元通寶的月紋，最具有傳奇色彩的說法是，錢範蠟樣剛剛做好的時候，唐玄宗將之帶回後宮，皇后不小心在蠟樣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紋開元上留下了“U"的痕跡。楊貴妃受寵期間也獲此殊榮，但是貴妃並非皇后，為與皇后有所區別，就將“u"變為"^"。

唐玄宗廢除了官營手工業，順便把負責鑄幣的少府也給廢除了，只留下了幾個鑄錢的官爐。皇室再一次對天下人正式開放貨幣鑄造一只要你鑄造的錢能花出去！放開私鑄提供了大量貨幣，極大刺激了當時的商業，開元初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來自民間充足的貨幣供給。當然，放任貨幣私鑄也有弊端，那就是惡錢氾濫、物價暴漲。

當時，民間私鑄貨幣只有鵝眼錢、鐵錢、錢環等，錢幣重量約為開元通寶的三分之一。同樣是斗米的價格，以惡錢衡量當然比用官錢衡量要貴很多一官錢本來就比惡錢重。所以，大家大可不必為玄宗初年的通脹感到驚訝。

玄宗的第一任宰相叫姚崇，這位“救時宰相”採取了務實的貨幣政策，對惡錢的態度也很寬容。開元元年（西元713年），姚崇下令規定重二銖以上的私鑄貨幣才准許流通，低於二銖的惡錢，官府按實際重量在長安、洛陽市面上以官錢收兌。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開元五年（西元717年）之前，民間所鑄之錢形制也相當工整，絕不是亂世官家搶劫財富用的小錢。民間交易往往是官鑄、私鑄混雜，比例約為3:7。

既然對天下人開放，私鑄貨幣就不是誰的獨家買賣，沒有人能強迫交易者使用自己的私鑄貨幣。大家又不是很熟，都是西方經濟學所謂的“理性人＂，誰也不會自願當傻瓜。

實際情況是，交易者在接受惡錢的時候，會在價格上打上一個折扣。一般情況下，一千文惡錢如果能重達六斤以上，就可以當三百文官鑄開元通寶（百姓情願出惡錢一千文，計桿滿六斤，即官以好錢三百文博取）。開元年間惡錢一直存在，也基本是這個兌換比例。

開元六年（西元718年），姚崇去世，繼任者是一位嫉惡如仇的宰相，宋琨。

 

中宗年間，權傾天下的武三思讓宋瑛巡視並州，督促收取租賦。巡視過程中，宋瑛看到并州遭遇水災，於是當面頂撞武三思，然後拒不執行命令。結果，從吏部侍郎變成了并州長史。

睿宗年間，宋瑛當面譏諷太平公主干政，那可是一個連皇帝都敢殺的女人。結果，宋瑛從吏部尚書混成了楚州刺史。

由此，《舊唐書》這樣評價這位宰相，＂耿介有大節”。這句話，我來翻譯一下：

宋瑛為人，凡事非黑即白，善就是善，惡就是惡，所以，他做事絲毫不留餘地。說白了，這人就是一個有正義感的愣頭青。

開元初年，諫議大夫楊虛受就上疏要求＂罷惡錢”，他指出，市井所用之錢質量實在太差，鑄造者在錢裡加鐵鉛，這有損朝廷威名，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這道奏疏被姚崇擱置不報。

對宋瑛這個愣頭青來說，私鑄就是鑄造惡錢，惡錢就會造成“物價飛漲＂。這種情況根本就是無需再忍的，廢了私鑄貨幣就是。在宋瑛主持下，朝廷開始對私鑄惡錢進行強力收繳。

開元六年，宋瑛下令禁止私鑄貨幣，現存惡錢一律上繳；再有鑄造惡錢者，斬首；如果繼續持有惡錢，甚至以惡錢交易，立即逮捕。最狠的是，但凡因待有惡錢被逮捕的人，官府一律不得接受當事人的訴狀與上訪，直到家人交出所有惡錢才予以釋放！

蕭隱之是宋瑛手下的一個御史，開元六年被派往江淮地區查辦私鑄的商人、包庇私鑄的官僚。關於蕭隱之，《舊唐書》、《新唐書》的記載很少，他最大的事蹟就是在淮河流域採取暴力手段沒收商人手中的私鑄貨幣，每到一地都先統計當地富戶、商人，然後派人直接衝入其家中搜查、沒收。最可恨的是，搶錢之後這位蕭御史還要把人抓起來，強迫犯人舉報私鑄惡錢、藏匿惡錢的地點。當然，搞一些刑訊逼供、＂撞牆死”、＂喝水死”之類的把戲可能也是存在的。

蕭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見影地陷入了蕭條。《冊府元龜》記載，無論官民都對這位朝廷特派員罵不絕口，蕭御史所到之處，官員紛紛掛冠而去，普通人紛紛舉家逃亡，當地物價一飛沖天，所有商人都停止了交易，監獄裡更是人滿為患。

開元七年、開元八年（西元719年、720年），大唐帝國北方再次遇到了大旱災。由於缺少私商販運糧食，長安和東都洛陽同時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李隆基即使想學隋文帝東遷＂逐糧”也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所有商人都因為缺乏貨幣而罷工了。

中國古代但凡遇到旱災，民間和皇宮都會舉行“打旱魅＂的儀式，向上天祈求降下甘霖。所謂“旱魅＂，據說就是旱災中作怪的妖精，一般來說是從地獄裡偷偷跑出來的冤魂。人們在儀式上把旱魅的扮演者趕走，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開元八年的某一天，唐玄宗在皇宮中看戲，正劇間歇中兩個演員走上舞台，一個扮演神仙，一個扮演旱魅。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祈福儀式，通常情況下，神仙會義正詞嚴地斥責旱魅，然後命令馬仔把旱魁重新打入地獄。其實，這種演出就為討個彩頭，讓皇帝看著高興。可是這一次，兩位演員的演出有點離譜了。

神仙間：你為什麼要從地獄裡跑出來害人?旱魅答：是宋相公讓我出來的。

神仙間：胡說，宋相公怎麼會讓你出來禍害人間?

旱魁答：現在人間的監獄已經人滿為患，卻都是冤屈的人，宋相公不讓這些被冤枉的人上訪，也不讓人向官府申訴冤屈，連地獄裡都巳經冤氣沖天。所以，我必須出來警示世人、警示皇帝。

這個“宋相公”指的就是宋瑛，宋瑛和蕭隱之等一干人在各地“禁惡錢＂，搞得雞飛狗跳，＂抓人、不准官府接訴狀＂的詔令還是他親手下發的。現在，惡錢沒能禁止，卻搞得北方大旱、旱魁橫行……

當年，宋瑛罷相（唐玄宗為宋瑛保留了最高品秩）。

包括《資治通鑑》在內的很多史書都確信，開元初年惡錢氾濫，宰相宋瑛以大無畏的精神收繳惡錢。結果，剛直不阿的宰相得罪了當朝權貴，那些鑄造私錢的人，在某些權奸安排下，開元八年的這次旱魅表演讓唐玄宗下決心罷免宋瑛，這位士林領袖終為奸人所害，此生再也沒能回到相位。

不是這樣的。

惡錢，說白了就是假幣，現在就是在市場最自由發達的英、美也不可能由著人們甩開膀子印刷美元。這樣看起來，禁絕惡錢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

所謂貨幣，也就是一種價值的符號。在交換過程中，人們最初覺得貝殼、金、銀、銅這些玩意價值高、易於分割，這些東西也就成為貨幣。

所謂“貨幣天生是金銀”，是因為金銀礦產儲藏量小、價值高，在沒有電解技術的時代，西方世界一樣把鋁作為更貴重的一種貨幣。

可以說，貨幣的出現，完全是商業自然演進的結果，從來就沒有什麼官府意志。國家出現以後，貨幣鑄造成為一種權力的象徵，也成為斂財的工具。在西方，羅馬帝國經常鑄行不足值貨幣，克勞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滅亡。羅馬帝國衰亡後，脫離貴族莊園的商人開始在城鎮中鑄造銀條，這是西歐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金屬貨幣，完全屬於私鑄。在中國，自春秋時期起，刀幣、貝幣、布幣也是由商人自己鑄造，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漢武帝才號稱要統一全國貨幣，實際上這個目標也從未實現。

至於當時的大唐帝國，從武德四年鑄行開元通寶開始計算，到玄宗統治的三十年，就算每年都能鑄行十五萬貫新錢，官府鑄幣也早就不能適應帝國龐大的商業需要了。

據統計，開元年間私鑄貨幣已經占到貨幣流通量的70%。現在，宋瑛要禁絕私鑄，禁絕私鑄就等於斷絕貨幣供給，斷絕貨幣供給就等於天下都沒錢了。天下都沒錢了，咱這買賣還幹不幹了?

所以，禁絕私鑄貨幣的想法基本等於異想天開。禁止私鑄這事，就是秦始皇當年都沒辦成，何況你宋瑛。

宋瑛之後，開元、天寶年間，玄宗及歷任宰相始終對私鑄採取寬容態度，並極力增加官鑄。大約從開元十年（西元722年）起，唐玄宗新設了七十多個官家鑄錢爐，開元十五年（西元727年）恢復少府並設置＂鑄錢使”。

由此，開元通寶的鑄造就分為兩個時期，宋瑾罷相是劃分這兩個時期的標誌。

在此之前，開元通寶的特徵是背面光滑，也被稱為“光背開元＂。光背開元厚薄不一，甚至相當一部分光背開元達不到隋五銖的標準。

在此之後，開元通寶背面出現了一輪仰月“U”形痕跡，也有的是俯月形痕跡”^”，被稱為“月紋開元＂。官鑄貨幣製造精良與否是衡量一個朝代經濟是否發達最直接的標誌，無論史書如何吹噓，只有朝廷財力雄厚才能鑄造精良的貨幣。安史之亂前的月紋開元精整厚重，是最為典型的盛世貨幣。

關於開元通寶的月紋，最具有傳奇色彩的說法是，錢範蠟樣剛剛做好的時候，唐玄宗將之帶回後宮，皇后不小心在蠟樣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紋開元上留下了“U"的痕跡。此後，唐玄宗當政期間每次鑄行新錢都要請皇后掐上甲痕。楊貴妃受寵期間也獲此殊榮，但是貴妃並非皇后，為與皇后有所區別，就將“u"變為"^”。所以，也有人說開元錢月痕從皇后抬出來的上弦月“u"變為楊貴妃抬出來的下弦月＂＾＂，昭示著開元盛世從極盛走向衰敗。

 “錢上美人痕＂的說法當然只是一則茶餘飯後的談資，新月卻是古希臘貨幣中常見的一種標誌，人類最早的銀幣之一“斯塔托銀幣”上就有新月紋；此外，羅馬帝國銀幣也有“新月孕星”的說法。與大唐帝國同時存在的阿拉伯世界，自然就更是“星月”的國度。自貞觀年間起，大唐帝國與西域恢復了商業往來。

開元初年，大唐帝國與波斯、大食、突厥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波斯、大食貨幣大量流入中土。

新疆烏恰縣曾經出土一批波斯帝國柯斯魯王朝的貨幣，月痕宛如開元新月。因此，更為可信的說法是，月紋痕跡是受外國貨幣影響。新月在中國以外的世界裡具有特殊的含義，仰月將一天天走向明亮，代表著進步與成功。

錢味甘，大熱有毒

開元初年，在以張說為首的封建官僚輪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國的土地價格開始了一輪螺旋式飆升，即使貧脊土地的價格也是武后年間沃壤價格的數倍。一批封建官僚卻獲得了“多田翁＂、“地痞＂一類的綽號……

宋瑛罷相之後，唐玄宗任用張說為相。張說，出身卑微，由科舉進入仕途，為玄宗帝師，是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

在中國貨幣學說史中，能完美結合金融學、倫理學與政治學的文章當屬南朝《錢神論》，但《錢神論》的作者存在爭議，很多人認為這篇文章是幾代人集體智慧的結晶。能與《錢神論》相媲美的古文金融學論著只有《錢本草》，而《錢本草》的作者亳無爭議，是張說。

在這篇同樣傳神的《錢本草》中，張說這樣描寫金錢：錢的味道甘甜，性熱，有毒，既能有利於邦國，也能讓賢達墮落；如果天下人錢財平均則為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錢財不均則是亂世之源（錢，味甘，大熱，有毒；能利邦國，虧賢達，畏清廉；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

估計張說寫這篇文章的原意是警示世人，結果，他自己“以身試法”成了警示後人的生動案例。

名義上，張說提拔幹部的標準是文采，但凡有文采的官員，即使惡行昭著（向他行賄）也不深究。實際上，有文采只是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標準是，誰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弟子（這樣一起幹壞事更方便）。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就是文采蓋世，也一律不予考慮。

張說絕對是體面人，體面人搶奪財富不一定靠暴力，甚至不一定是貪污受賄。除了這些，還有市場……

開元四年（西元716年），一個名叫盧從願的寒門子弟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這位青年才俊拜張說為師後，幾年間就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級）。有了這樣的關鍵位置，盧從願經常借河工之名授意下官徵調農人去服徭役，因為農人手中有盧從願看中的土地。我們說過，封建時代的農人本就“站在齊頸深的水中，一陣細小的波浪就能將其淹沒＂，當時的徭役一去就是幾年，又沒有任何報酬。在這幾年間，一旦有農人遇到“一陣細小的波浪＂，盧從願便會從天而降，要求購買破落農人的土地，幫助農人渡過劫難。於是，盧從願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有了一個可以望文生義的綽號，“多田翁”。

開元初年，在以張說為首的封建官僚輪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國的土地價格開始了一輪螺旋式飆升，即使貧痔土地的價格也是武后年間沃壤價格的數倍。一批封建官僚卻獲得了“多田翁＂、“地痞＂一類的綽號……

大家應該還記得，大唐帝國立國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經按官職分配土地。在這個制度下，封建官僚本來就較普通人佔有更多土地，現在土地價格飆升，有能力購買士地的人只剩下強勢階層，普通人已經買不起土地。這段話的另外一個意思是，隨著土地價格飄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積攢的財富瞬間化為烏有，終年辛苦勞作卻始終不能得到安定，眼睜睜看著財富與自已無緣，最後只得或舉家逃亡，或淪為部曲。所謂西方經濟學如此解釋這個過程：在市場中，價格判定優劣，沒有能力購買的人自然會被淘汰。

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是合理的。因為，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開價格，才能實現資源最優配置，才能讓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所以，地價飄升是合理的，是市場選擇的結果。這種解釋其實也可以換一種說法：輸家買不起房子只能怨自己沒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為“高富帥”!真的是這樣嗎?

現在，我告訴大家：不是所有的競爭都一定提高生產效率，不是所有的競爭都一定會提高社會公眾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場選擇的結果都一定是好的！在這個世界上，除了＂競爭”(compete)還有＂競次“(racetothebottom)，“競爭”是比誰更優秀，“競次“是比誰更下賤、誰臉皮更厚、誰心更黑！

“競爭”和＂競次”也是有相同點的，那就是，兩者都把市場作為工具，都通過市場實現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會都存在市場，市場也都有＂競次“特徵，只不過封建社會時的表現更為突出。馬克思在描述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提出，資本家對勞動力的剝削是有底線的：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工人工資要足以維持自身和家庭生存。封建社會不存在這條底線，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壓低自身勞動力的價格，甚至被迫損害生命，結果還是不能獲得維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資源。人們競相出賣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後一定會突破馬克思所謂的＂剝削底線”，不要說購買土地，就連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都難以為繼。最後，人們只能賣身為奴，讓自已從封建社會直接倒退回奴隸社會。所以，我們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見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的描寫。

故曰“競次“!

自漢武帝起，＂競次”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無為而治“放開市場，強者就會掠奪弱者的生存資源。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元嘉之治無不是“無為而治”，也都遇到了這個死結。財富一旦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農人也就只能成為流民。一且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亂世之源……

現在輪到唐玄宗，土地價格飄升，強勢群體的財富呈幾何級數增長，弱勢群體徹底喪失積累財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現在封建官僚瘋狂掠奪土地，天下貧人層出不窮，流民年復一年增加（滑吏侵漁，權豪並奪，故貧宴日遭，通逃歲增），如果不能解決土地兼併問題，流民將再次衝擊中原大地，開元盛世的局面將不復存在。

《劍橋中國隋唐史》這樣評價這段歷史：“大地產的數量大量增加，其中許多為出身較低的官員所有，他們需要地產以穩定他們的經濟地位。”

這項土地限購政策在唐史中被稱為＂檢田括戶＂，是一劑完全違反玄宗“無為而治“治國精神的猛藥，唐玄宗希望以皇權鐵腕確保帝國在＂耕者有其田”的軌道上運行。如此生猛的限購政策，是一定會往死裡得罪封建官僚的。

關鍵時刻，終於有人對張說放任土地兼併說不。

 

說起來可笑，這個看不慣當朝宰相作為的人居然只是一個正八品的監察御史，也就是說，這個人只是一個主任科員。他就是被《舊唐書》列入奸臣行列的，宇文融。

開元九年（西元721年）正月，面對天下黎民”既窮乃詐，犯禁相仍＂的危局，宇文融上書玄宗要求改革。這封奏疏上奏之後，在玄宗的支持下，宇文融力排眾議，開始推行史上最為嚴厲、最為徹底的限購令：自此之後，禁止一切土地買賣，無論有無戶籍均不得再買賣土地！

對已經“頂風作案”買了農人土地的，無論什麼價格，只要占田超出朝廷標準（太宗按官授田的標準），立即無條件沒收！

與限購令配合，宇文融宣佈赦免天下農人逃亡之罪。允許逃亡人口就地入籍，按唐初＂均田令”重新向當地官衙領取土地，每丁授田五十畝、宅田五畝。逃亡的農人只要主動向官府自首，以六年為限免除所有稅收、徭役。

 

至於分配土地的來源，則是從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樞出來的＂籍外佔田”。自此，封建官員不得佔用任何“官職田“外的土地。

這項土地限購政策在唐史中被稱為＂檢田括戶＂，是一劑完全違反玄宗“無為而治”治國精神的猛藥，唐玄宗希望以皇權鐵腕確保帝國在＂耕者有其田”的軌道上運行。如此生猛的限購政策，是一定會往死裡得罪封建官僚的。

不過，這裡要說的是，宇文融確實是一個很圓融的人，在這場規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堅定的同盟軍：皇族、關隴士族和農民。

 皇族和世家大族原有土地不在改革範圍之內，皇族和關隴士族沒有理由會反對這場名正言順的改革。

宇文融撇開了朝廷六部和地方府縣的封建官僚，自行拉起了一個“勸農使”

的隊伍。宇文融出身北周皇室貴冑，他手下的＂勸農使”也清一色出自皇族和世家大族，這些人世代富貴，是科舉新貴的死敵。

獲得土地的農人，既是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改革最堅定的支待者。原本飆升的地價使生活完全變成灰色，辛勞一生也無望獲得一小片賴以養家糊口的土地，終其一生始終都是居無定所。現在，宇文融重新授予了他們上地，生活終於可以繼續下去仁《冊府元龜》記載，宇文融所到之處必定召集父老宣佈皇上的敕令，人們非常感動，有人甚至稱宇文融為再生父母（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

有了皇族、關隴士族和農人的支持，封建官僚的反抗便顯得相當軟弱無力了。

開元十年（西元722年），御史台（宇文融編制所在部門）給了宇文融”上下”的年終考核結果，“上下”說白了也就是優秀中的下等。那一年，吏部正好是“多田翁＂盧從願主持年終考核，宇文融這個“上下”的考核結果遭到了吏部堅決反對，盧從願以堂堂朝廷二品大員之尊居然親自粉墨登場為難一個主任科員，愣是扣住“上下”的評語不肯下發（抑不與之）。

 

開元十二年（西元724年），＂檢田括戶“基本結束，大唐帝國在四年間重新授

予了八十多萬戶流民以土地，也為朝廷增收“百萬緡＂。對這場歷時四年“檢田括戶”的改革來說，宇文融得不到一個“上下”的考評結果又能怎樣?

開元十三年（西元725年），盛世達到了前期的巔峰，唐玄宗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這是中國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標誌意義的大典。

最後，說一下宰相張說和宇文融的結局。

對張說這樣的封建官僚來說，失去了土地兼併，封禪大典居然成為絕好的撈錢機會。在開元十三年那場流芳千古的封禪大典中，張說任命了數以千計的新官員，也就必然得罪了數以萬計未被任命的官員。封禪大典後，宇文融利用封建官僚集團對張說的憤恨，指使自己的學生李林甫攻擊張說受賄、濫用職權以及靠邪術謀求官位。

開元十四年（西元726年），張說罷相。

同是開元十四年，宇文融試圖對皇族推行“檢田括戶”，結果，宇文融立刻就在唐太宗曾孫李諱的攻擊下被外放為汝州刺史。

雖然離開了玄宗身邊、朝廷中樞，但對一個主任科員來說，汝州刺史的位置也算是給了個級別、安排了。

宇文融離京後，玄宗試圖再次推行＂檢田括戶＂，滿朝官員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頭。在一次朝會上，玄宗無限感溉地說：“你們非常討厭宇文融，現在我已經把他打發走了，誰能為我分憂呢?”（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言下之意，唐玄宗想讓宇文融復出。

這句話引起了皇族和封建官僚的高度警惕，一旦宇文融復出，他們又將淪入萬劫不復之地。

開元十五年（西元727年），宇文融被流放嶺南，病死在發配途中。此時，宇文融的學生李林甫巳因門蔭入仕，張說的學生張九齡也已經進入朝堂中樞，鬥爭遠遠尚未結束

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先後任命了二十六位宰相，其中，李林甫一人就在相位上待了十九年。這十九年是大唐帝國的全盛時期，杜甫在一首《憶昔》的詩中有這樣的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倉原俱豐實。九州道路無材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編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開元初年，大唐帝國已經進入全盛時期。然而，就是這位盛世宰相李林甫，居然跟他的老師宇文融一樣，被治史者看成一個奸臣。

《資治通鑑》對李林甫有這樣的描述：他善於迎合皇帝，也能很好地與宦官、宮女相處；他嫉賢妒能、閉塞言路，他屢興大獄、逮捕親貴，甚至連太子都敢誣陷（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

總之，李林甫是一個壞得掉渣兒的壞人，張九齡、楊慎矜等一批廉潔的官員在李林甫的陷害下一個個丟掉了相位，最後，李林甫培植出了一個叛徒安祿山，養擁為患，毀掉了“開元盛世”……真的是這樣嗎?

開元限購令實實在在減緩了封建官僚蠶食農人土地的速度，十年來隨著社會財富增加，“錢重物輕＂的問題出現了。“錢重物輕”還有一個學名，叫“通貨緊縮"。“檢田括戶”之後，大唐帝國物價持續下跌，到開元二十年（西元732年），一斗米的價格僅為十三個銅錢（所以，我們才說“貞觀之治”所謂“斗米三錢“絕不可信），一匹絹的價格也僅為二百錢。

通俗地講，通貨膨脹、通貨緊縮都是財富再分配的手段。通貨膨脹，富人手裡的債務會越來越不值錢，窮人手裡的錢只能買到更少的東西。

所以，通貨膨脹對富人有利。

看到這些，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通貨緊縮就一定對窮人有利，窮人手中的貨幣確實增值了，實際上，富人控制的貨幣更多。而且，通貨緊縮會提高所有人的賺錢難度，直接降低所有人的生產積極性，畢竟現在賺錢少了一雖然只是名義上的。

所以，無論通脹、通縮，都有利於富人，不利於窮人一規則永遠是強者的規則。

關於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以後我們會詳細談，現在先說通貨緊縮。

現代財政學有個名詞叫作“轉移支付＂，就是國家把徵收上來的稅款重新分配給社會各個階層，是現代國家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增發貨幣也是一種調節貧富差距的方法，力度遠比“轉移支付＂狠：“轉移支付”還得先收稅，然後才能轉移，增發貨幣卻可以直接改變一個階層的貧富狀態。

現代增發貨幣的方法很多，有＂央行再貸款”、“發行央行專項票據”、“降低存款準備金”、“放鬆信貸"、“降息＂……跟封建社會比，這些名稱雖然令人眼花繚亂，其實本質從來沒有變，增加流通中的貨幣。

所有的貨幣手段都是中性的，關鍵是，增加的貨幣究竟給誰?

第一個方法，把新增貨幣集中發放給強勢階層，也就是封建官僚。無論是把新鑄造的銅錢直接撥給封建官僚，還是以朝廷的名義借錢給這些人，其實結果都是一樣的。很遺憾對這些人增發貨幣並不能刺激經濟，反而會造成經濟停滯、物價上漲。原因很簡單，貨幣不掌握在創造財富的人手裡。

第二個方法，把新增貨幣集中發放給弱勢階層，就是原本窮困的黎民百姓。也許沒有理由直接給現錢，也許編造一個名頭然後再給錢，也許拿錢隨便買點窮人的什麼東西，只有這樣的貨幣增發才能真正刺激內需，啟動經濟復甦之源。因為，普通人需要購買的東西太多了！

所謂貨幣增發，其實萬變不離其宗。

面對“錢重物輕＂的局面，一品大員、宰相張九齡提出了一個聽起來非常好的方法一廢除官鑄貨幣，徹底放開私鑄。

張九齡，一代文壇領袖，被史籍譽為＂匡國濟民”、“忠貞廉潔”、"犯顏直諫＂……現在，我來揭一下張九齡的老底，此人是張說的嫡傳弟子，小吏之家出身，是標準的“科舉幫＇，在開元十一年（西元723年）的＂檢田括戶”中曾因占田超秩被罷官。開元二十一年（西元733年），張九齡因文采出眾、長相俊美被玄宗任命為宰相。半年來，這位新任宰相對關隴士族出身的官僚極盡攻擊之能事，李林甫、張守娃、牛仙客等人都因張九齡的攻擊推遲入相。

就是這樣一位宰相，在開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向唐玄宗上書，要求徹底廢除官鑄貨幣。

在本書中，我們一直對官鑄貨幣頗有微詞，畢竟官鑄貨幣是把封建統治者的意志強加於貨幣之上，只有民間私鑄貨幣才是貨幣的自然演進歷程，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商品流通。但是，張九齡提出的私鑄貨幣建議，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

張九齡上疏禁絕官鑄後，唐玄宗讓朝廷大臣對這個建議進行公開辯論，這就是中國貨幣學說史上著名的《敕議放私鑄錢》。

關於這個命題，張九齡提出：廢止官鑄，僅存私鑄，貨幣鑄造量就一定會增加。為此，張九齡還提出了四點理由：一是古往今來，貨幣都是天然形成的，不是某一個帝王賜予天下臣民的，所以應該徹底放棄官鑄貨幣（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夫實生）；二是官鑄貨幣耗費銅材，沒有多少收入，所以應該徹底放棄官鑄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三是錢幣本是用銅磨出來的物品，實際沒有任何用處，卻要以此來交換耕織品，所以官家應該徹底放棄鑄幣（磨鑄之物，卻以少而致貴）；四是如果不放開貨幣私鑄，就不能充分供給貨幣，所以應該徹底放開私鑄（公私之間，給用不贍）。

平心而論，張九齡這四條理由條條站得住腳，也確實符合現代貨幣流通理論。但是，反對張九齡只需要一條理由：張九齡採用了上述第一個法子，將增發貨幣集中於強勢階層。所謂“禁止官鑄，放開私鑄＂，其實只有皇族和封建官僚才有能力私鑄貨幣，一旦這些人手中的貨幣增加……

對《敕議放私鑄錢》，最堅定的反對者就是當時的御史中丞李林甫。李林甫沒有給他老師宇文融丟人，當時他只是正五品，一個司局級幹部卻敢於公開對抗當朝宰相。這位在“檢田括戶”中摸爬滾打出來的皇族後裔對利益分配有著極其敏銳的嗅覺，他知道，一旦廢棄官方鑄幣，把鑄幣權完全交到封建官僚手中，事情只會變得更糟。

朝堂之上李林甫亳不客氣地指出：鑄幣是國之權柄，歷代以來禁絕私鑄是為了確立貨幣信譽；現在一旦放開私鑄、廢棄官鑄，就等於為“小人“打開了逐利之門，濫錢惡錢便會充斥門庭，到時欲禁不能，會更損害農人利益（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奸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

解決“錢重物輕“當然必須增發貨幣，為此，李林甫建議官爐增加鑄幣，貨幣發放途徑主要有三條。這三條路徑，條條都能把錢直接交到黎民百姓手中。也就是說，李林甫選擇了第二種方法，定向對社會底層增發貨幣。

第一條途徑，和餘。朝廷每年以高於市價的價格收購農人手中的糧食，當然，會按農戶土地面積給農戶一個比例一占地越少的農戶得到的和來份額越高。說白了，這是對貧困農戶的直接補貼。《陳宣公渠》卷十八記載：這道敕令極大取悅了農人，農人競相向官家出售糧食以謀取厚利，而不怕生產運輸途中的勞苦（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

第二條途徑，和雇，也就是廢除徭役。按唐朝稅制，男丁每年要為朝廷服二十天的徭役，包括河工、官糧運輸等，當然，這些徭役是免費的。現在，李林甫提出廢除祖當一部分徭役專案，此後，河工、官糧運輸等都要按市價付農人工資。

第三條途徑最為重要，廢除“府兵制”，改行＂募兵制”。這一條對玄宗年間的政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後世史官也是為此對李林甫極盡攻擊之能事。

天寶之前，大唐帝國沒有常備軍，所有農人均有“放下鋤頭拿起刀槍”的義務，但是，服兵役是沒有任何報酬的，這種寓兵於農的方法被稱為＂府兵制”。

＂募兵制”之下同樣還是窮人當兵，只不過當兵就有錢賺。所謂“募兵制”，就是軍隊職業化，給軍隊士兵定期發糧、發餉，成本確實較＂府兵制“高很多，而當兵的卻都是窮人，不是窮人誰會去當兵?

這裡要說的是，大唐帝國實在是一個很幸運的王朝，立朝百年來邊境最強大的遊牧民族始終是突厥。突厥沒有明確的汗位繼承制度，一任可汗死後，不但他的子孫後代，就連他的兄弟都要參與汗位角逐。如此一來，突厥不但不能對大唐帝國形成威脅，民族人口數量也在日復一日的內耗中急劇下降。＂府兵制”下的農民兵戰鬥力雖然不強，但對付這些窩裡鬥的突厥分子還算綽綽有餘。

天寶之後，回紇、契丹、吐蕃等民族巳經逐漸興起，甚至“其地萬餘里”的大食也經常陳兵邊境。＂府兵制”在對付回紇、契丹這些新興遊牧民族的時候屢戰屢敗，因為，等集結完軍隊，人家早就搶完分光、溜之大吉了。只有職業軍人才有可能抵抗這些強悍的遊牧民族。＂募兵制＇確實在節度使兵權方面造成了隱患，但如果沒有＂募兵制”，大唐帝國可能早就不復存在了。＂募兵制”推行後，內地州郡有了一個安定的局面，人們不再有徵發兵役之苦，不必擔心自己要放下鋤頭拿起刀槍到邊境拼命了（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矣）。

為配合＂募兵制”，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大唐帝國對封建官僚開始了一項更為激進的改革，《長行旨》。

開元年間，大唐帝國是典型的封建中央集權制，中樞朝廷也對各地支配的錢財進行了嚴格控制。每年戶部都要重新估算各地花費，細化到勞役、工程、徵兵等各個細項，只有如此，出身寒門的各位封建官僚才能＂倍兒有面子”……

這種財政方式對地方州縣尤其邊境產生了極大的干擾，坐在長安宮殿裡的一幫刀筆吏怎麼可能預見一年後的邊事?而且，這項工作本身就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僅紙張一項戶部度支司每年就要用掉五十萬張，何況各道、府、縣來長安溝通、運作讓朝堂胥吏們＂倍兒有面子"的成本。

開元二十四年（西元736年），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大唐帝國頒佈了著名的《長行旨》。自此，每年帝國中樞朝廷只對道、府、縣核定一個稅收總數、上繳總數，具體徵稅方法和地方留存的使用細節，中央朝廷不再過問。用《劍橋中國隋唐史俯］評價：“這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因為政府悄悄地放棄了要求稅率和勞役以及財政管理實施細則全國統一的總原則。”

除了穩定貨幣，我們還要提到李林甫的一項不朽功勳，那就是整理、制定了完備的大唐法令。開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李林甫終於入主中樞為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亡著手整理、增補大唐帝國的法律一把封建官僚的權力關進籠子。三年後，李林甫共增補了七於零二十六條法律，修訂了二千一百八十條法律，刪除了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法律。這是中國辛亥革命前最重要的一次法律修訂（請注意，沒有之一），主要法律條文一直沿用到清末，《大明律》、《大清律》都直接抄襲了本次修訂的法律條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是長達三十卷的《唐六典》。所謂“六典”，專門針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也就是說，《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管理法”。李林甫想讓封建官僚知道，辦事情是要有點規矩的。

問題是，封建官僚辦事，從來是不講規矩的。

張九齡反對李林甫，更反對這些所謂的“法律”，雙方的矛盾終於在“楊萬頃謀殺案”上爆發了，張九齡藉此對李林甫發起了總攻。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楊萬頃謀殺案”的案悄。

楊萬頃是李林甫手下的一個監察御史，這是一個鐵腕檢察官，在他的主持下，嵌州都督張審素因貪汙被處斬。這個案子其實是個鐵案，張審素不但貪汙腐敗，事發後還僱傭黑社會威脅楊萬頃，確實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

案子的結果卻頗為離奇，張審素被處斬後，張審素的兩個兒子又把楊萬頃給殺了，還揚言自己是為父報仇。

現在，已經無法考證張九齡和張審素的關係，我們只知道，張九齡為力保張審素兩個兒子不死，曾經在唐玄宗面前呴哮。他提出了一條匪夷所思的理由：根據儒家“孝”的定義，張審素的兒子殺掉楊萬頃是為父盡孝，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這兩個孩子無罪。

一起再平常不過的反貪汙案，由此成為張九齡和李林甫角力的爆發點一都按《唐六典》來辦事，哪還來的＂倍兒有面子”?對這個案件，唐玄宗親自作出了判決：國家設立法律的本意是製止殺戮，孝子之情誠然可敬，但無故殺人絕不可赦。最後，在唐玄宗親自督辦下，河南府才對殺人犯行杖殺之刑，張九齡的相位開始發發可危。

《唐六典》成書當年，也就是開元二十五年（西元737年），張九齡的學生嚴挺之貪汙案發，把自己的恩師也牽連其中，張九齡很不光彩地丟掉了相位。

《通鑑》記載，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大唐帝國共有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戶農人，其中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戶巳經喪失了土地，淪為＂莊客”，也就是說，全國40%以上的人巳經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篇，就是寫於天寶十四年。

聖曆元年（西元698年），偉大的女皇武則天在泰山之巔悄悄扔下除罪金簡。自此，大唐帝國有了一個甲子的太平歲月，數代人積累終於締造了“開元盛世”。西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寶”，取“綠波清浪，物華天寶，駕重洛陽”之義。“天寶”年號共計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間大唐帝國從大治轉向大亂。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在邊境起兵，“開元盛世＂毀於一旦。

真的是這樣嗎?

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時；危不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開元盛世”當然不是毀於安史之亂的兵災，一個強盛的帝國根本就不可能被一個異族野心家突發奇想式的叛亂毀滅。

《唐鑑》不太精確地總結了天寶年間唐玄宗的所作所為：好諛、好兵、好色，無所不至！之所以說不太精確，是因為所謂“好兵”、“好諛"、“好色”都不過是催化劑，玄宗登基以來，宇文融從來不曾觸碰皇權，李林甫編纂的那些《唐六典》也是給封建官僚看的。中國封建社會，相權只是枝葉，皇權才是根本，既然樹根已經朽壞了，縱然枝葉茂盛，樹倒枝存，又有何用?

天寶之禍，最大的禍根在於唐玄宗自己喪失了道德操守，再也無力維持“開元限購令”，天寶年間，土地兼併的規模甚至已經超過了漢成帝、漢哀帝年間，亡秦之跡巳然昭昭在目！

我們還是從《唐鑑》的總結說起。

先說好諛。天寶年間，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為大唐帝國的“千秋節”。每年這一天，全國臣民都要盡情慶祝。為了彰顯自己的千秋功業，為了讓自己有別於包括他的祖宗在內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後六次給自己加官進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再說好兵。玄宗早就不把自己當人了，他認為自己是神，所以要“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天寶年間，玄宗一改漢族挨打受氣的局面，不停對遊牧民族用兵，為贏得勝利甚至更改了＂邊鎮不久任＂的規矩，這為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為取悅這位志得意滿的皇帝，邊鎮將領往往是損失萬人卻只報一人，斬敵一人卻報萬人（將欲盪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我者獲一而言萬）！

最後，好色，《唐鑑》所謂“好色”，當指楊玉環。天寶四年（西元745年），唐玄宗即納自己的兒媳婦楊玉環為妃，自此，三千寵愛在一身，也演繹了大唐帝國的一幕幕醜劇。據說，玄宗與貴妃每次進餐都有多達數千盤菜餚，一盤能值十數中等人家家產；楊貴妃去華清池洗浴，隨從以金、玉、翡翠裝飾座車，裝飾品價值不下數十萬錢，車上的黃金如此之重，以至於牛巳經拉不動了……

說白了，所謂“好諛、好兵、好色”，都是好錢。

“開元盛世”之所以被銘記史冊，是因為這是一個“財富在民”的時代，所以，對玄宗來說，要安享晚年、要有錢享受、要有錢炫耀邊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錢”。

第一個為唐玄宗斂財的人，叫楊慎矜。

楊慎矜，隋煬帝的三世嫡孫，家族累世為官。開元未年，楊慎矜任太府寺卿，也就是為朝廷驗收各地上繳的稅收。唐玄宗覺得，楊慎矜似乎在理財方面有著特殊的才能，自從此人開始為帝國掌管財富，玄宗的手頭似乎寬裕了很多。

，開元、天寶年間的賦稅還是＂租、庸”制。所謂“租＂，就是要老百姓向朝廷納糧；所謂“庸＂，就是老百姓要向朝廷繳納一些錦帛。據說各道、府、縣上繳的＂租、庸"，楊慎矜大人只要看一眼就能大概估出糧食成色、錦帛是否有水漬傷破等。但凡敢以偽劣殘次來充數的，楊慎矜一律退回，或者要求以官鑄貨幣補足差額。

天寶年間，楊慎矜轉任諸道鑄錢使，管理天下鑄錢爐。為滿足當時玄宗日益

浩繁的邊用和宮廷用度，楊慎矜下令各道在鑄幣中摻入更多的鉛，這樣既可以增加官鑄貨幣的數量，也可將多出來的鑄幣單獨列出一部分作為皇帝用度。

據《舊唐書》解釋，楊慎矜正是因為這兩項本領才深得玄宗的賞識與厚愛。

從常識來吞，錦帛有無水漬、糧食是否陳腐，只要驗貨的人稍微用心，肯定一眼就能看出來。楊慎矜之所以深得玄宗賞識，是因為履行了自己的本職，不允許各道、府、縣以次充好，隨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間，太府每年能多出幾百萬緡錢的收入。在封建社會，當履行職責成為功績，當最基本的道德成為美德，當所有人都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判斷，這個社會距離崩潰也就不遠了。

至於官鑄貨幣摻鉛這種行為，在鑄幣史上並不少見，何況，當時官私貨幣混雜，官鑄貨幣所含銅材遠高於私鑄貨幣，楊慎矜鑄幣摻鉛不但沒有引發通脹，反而使得官鑄貨幣更易流行一人們不再以官鑄貨幣作為財富窖藏。

然而，楊慎矜的發跡卻引發了李林甫的嫉恨。天朝的權力結構已經與開元年間迥然相異，以張說、張九齡為首的文官集團雖然自已經常貪污受賄，卻自以為掌握著道德制高點，對玄宗經常指手畫腳，所以，玄宗並不能為所欲為。張九齡罷相後，牛仙客為右木甘（在李林甫之下）。牛仙客雖然目不識丁，卻至死身兼隴右、河西兩鎮節度使之職，始終掌握著帝國久歷沙場的軍隊，總管大唐帝國總軍力的60%。

牛仙客死後，相權再不可能對玄宗構成任何威脅，李林甫完全淪為唐玄宗的附庸。《唐鑒》上說“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一旦玄宗“好諛、好兵、好色”，“荒念政事，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所謂宰輔之才的李林甫，要想保住自己的位暨，就不但要去適應皇帝，還必須消滅一切自己的競爭者。

在皇帝面前，楊慎矜就是李林甫最大的競爭者。

天寶六年（西元747年），李林甫密告楊慎矜與術士往來，圖謀恢復隋朝帝業（慎矜乃隋煬帝之玄孫也，與凶人往來，家有誡書，謀複祖業）。最後，楊慎矜在牢獄中死於酷刑，楊氏家族被滅族。

接替楊慎矜的人叫王，是李林甫一手栽培起來的副相，他成為第二個為唐玄宗斂財的人。

楊慎矜冶下，雖然也能為玄宗提供一些錢，但皇帝的用度終究要從太府（國庫）支取，也要履行相應手續，唐玄宗絕無可能由著性子亂花錢，更不可能任意給楊貴妃及其家族賞賜。

當然，唐玄宗認為這樣很麻煩。新任理財專家王很是明白事理，辦事也很乾脆。他直接從各地上繳的稅收中截留了一部分，建立了“大盈庫”，專供唐玄宗揮霍之用。每當唐玄宗追問“大盈庫”錢財來源時，王釱都對玄宗說：“請陛下放心使用，這些都不是來自國家賦稅！”

“大盈庫”收入確實沒有減少太府收入，太府收入早就另有進項。太府就是國庫，王扣住了國庫收入，當然要對國庫有所交代。從此，李林甫一手創立的”和來”、“和雇”就變成害民於水火的惡政，也成為後世攻擊李林甫的靶子。

”和來”原本是帝國政府以高於市價的價格收購黎民百姓的糧食，王居然將收購價格壓到低於市價的三分之一，強行收購農戶存糧。

至於＂和雇”就更是離譜，本來”和雇”制度廢除了徭役，但凡為朝廷修建工程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資。天寶年間，朝廷開始向普通農人徵收＂腳錢”，用途是確保支付”和雇＂的銀子，等於從貧苦人手中拿錢再分給貧苦人。至於這筆錢是不是真的能回到窮人手中，就只有天知道了。，不僅如此，還要求各地補償運輸過程中因受潮等原因遭到損壞的糧食和錦帛，由當地官衙向屬地百姓徵收。”大盈庫”還有一些非正常斂財管道，例如罰沒。當時，帝國首都所在地是長安縣和萬年縣，兩縣縣尉（賈季鄰和薛榮光）都是王釱任用的人。在王釱指使下，兩位縣尉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替富裕商人清點財產，有錢的商人會被扣上“謀反”的罪名，最後實施抄家一罰沒所得全部歸屬“大盈庫”。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逃離長安，逃跑之前楊國忠曾建議毀掉“大盈庫”中的數百億銅錢，“大盈庫”之豐可見一斑。

王的下場倒是跟他的前任楊慎矜一樣。在李林甫與楊國忠的鬥爭中，楊國忠成功地把王牽入一場”謀逆＂案，王氏家族同樣被滅族。有關部門（“有司”)在抄查家產的時候，發現這位“聚斂之臣”在全國廣置田宅，僅清點土地名冊就用去了幾天時間；在王家中有一口金玉砌成的水井，只要有人聲傳來，連通水井的噴泉就會自動噴出雨霧。

跟楊慎矜相比，王的斂財手段已經拿不上檯面，幾乎相當於大白天當街搶劫。不過，跟他的後任相比，這些斂財手段實在還是在理性範圍之內……

天寶十一年（西元752年），李林甫這位“朝野側目“二十年的宰相病死，大唐帝國也失去了最後一位能總攬全域的鐵腕人物。楊國忠成為第三個為唐玄宗斂財的人，此後的局面便徹底失控。

楊國忠，自幼不學無術，但是相貌俊美，楊貴妃進宮後，其與楊玉環二姐通姦，由此攀龍附鳳。不過，此人也有一手絕技，就是計算錢財能絲毫不出錯，據說在“大盈庫”盤點中能按市價以＂枚“為單位報出每個庫房存貨的折價。李林甫死後，楊國忠成為宰相，並兼領度支郎中等四十餘個差事。

這位寒門宰相很有抱負：我出身寒微，只不過因為攀上了女人的關係才飛黃騰達，畢竟不是有功於帝國的名臣宿將，所以，我有生之年不會去求取一個好名聲，只求富貴、奢華，只要及時行樂（看起來，楊國忠還有幾分自知之明）！

如此“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的宰相，根本沒有統攝百官的強霸氣度，專以聚斂為己任。楊國忠利用手中的權力，把手伸向了帝國每一個角落，甚至對外貿易（安祿山就是這麼被逼反的，後文詳述）。

楊玉環入宮後兩年，楊國忠自稱家產三千萬匹錦緞。

楊國忠作為一個封建官僚的後起之秀，要維持現有地位、擴充自己的財富，放開土地買賣是一種最符合個人理性的選擇。在楊國忠主持下，天寶十一年，也就是李林甫剛剛去世那年，大唐帝國就下發了一道詔令一《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田詔》。這道詔書的本質是承認土地私有買賣，即放棄“開元限購令”。

 

在這封詔書中朝廷首先承認，天寶以來“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使在限購政策下仍舊於方百計兼併土地、違法買賣百姓賴以為生的口分田，目前的狀況巳經是百姓“無處安置”。其後，詔令筆鋒一轉，提出了解決措施：貧富分化情有可原，所有巳經完成的土地買賣，只要是用現錢來購買土地就是市場化行為，就應該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以現錢購買的土地可以不遵守“開元限購令”，不需要罰沒入官，只需要“更從寬典，務使弘通”；至於不是用現錢買來的土地，如果有人來索要，官家為其贖回“永業田”，如果沒有人來索要就算了，說到底，封建王朝所有的財富聚斂手段都是為了與黎民百姓爭奪財富控制權。通常情況下，封建當權者搶劫財富有增加稅收、銅錢減重等若干手段。如果讓我來評價，那麼，增加稅收是最蠢的政策，誰都知道自己兜裡的錢少了，最多也就是個“手中有招，心中無招＂的境界；增發貨幣雖然是狠招，大家一時不會覺得錢少，但時間一長也就很難再糊弄人，不過也就是“手中無招，心中有招＂的境界。唯獨楊國忠這個不學無術的無賴，一手搞出來的《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田詔》達到了搶劫的最高境界，－土地兼併，頗有“手中無招，心中也無招＂的風範。

在農耕社會，土地是每一個人賴以為生的生產資料，而這種生產資料價格暴漲，會迅速掃盡社會底層幾代人的財富積累。顯然，玄宗在開元初年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元限購令”才否認所有土地買賣的合法性，以極其強硬的方式穩定了小農從政府手中獲得的土地。

現在，財富分配規則變了，一切也就都變了。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現在大唐帝國的疆域之內。

有賴於“開元盛世”的基礎，天寶年間流民沒有立即淪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人們往往會選擇給皇族、封建官僚或大地主做“莊客”（佃農和雇農）。《太平廣記》中有大量這樣的記載，某人為某官”莊客”，不過，＂莊客”是一群沒有固定財產的人。

《通鑒》記載，天寶十四年，大唐帝國共有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戶農人，其中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戶已經喪失了土地，淪為＂莊客”。也就是說，全國40％以上的人巳經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篇，就是寫於天寶十四年。天寶十四年，一次社會大動亂的一切條件都巳經齊備了，我似乎看見一場悲劇正在上演。

《李娃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盛世必備的重要特徵：貧賤者

可因奮鬥而富貴，富貴者亦可因浪蕩而貧賤，整個社會階層上下之間是可以自由流動的。

每個時代的文學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寫照，也只有小說才會詳細描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我也只能借助小說描寫為您還原當時普通人的金融生活。唐代有一部傳奇小說叫《李娃傳》，作者白行簡，是白居易的弟弟。

這部書取材於民間詞話”一枝花話”，記述了玄宗年間一對男女的愛情故事。

《李娃傳》的女主人公李娃是一位淪落風塵的妓女，男主角則是出身刺史之家的書生鄭元和。故事的大意是鄭公子在進京趕考途中巧遇妓女李娃，終於為李娃的美色所惑，放棄了曾經熱衷的科舉事業。此後，鄭公子搬進了李娃的住所長達一年，於金散盡之後鄭公子流落街頭。

這位貴公子的麻煩從此開始，他不得不開始典當自己的隨身貴重之物，最後身染重病，被放置於凶肆(殯儀館)等死。所謂“凶肆＂，是專為人辦喪事的地方，鄭公子在凶肆之中得到了很好的照顧，病清逐漸好轉起來。於是，鄭公子開始為凶肆裡的人寫葬禮上的哀歌。這裡要說，參加科舉練出來的本領真是非比尋常，當年的長安城哀歌大賽上，這位官宦之後憑一曲獨唱讓所有對手動容，最後所有選手都自動放棄比賽，鄭公子一舉成為長安城（京都）最著名的哀歌寫手，也獲得了大筆錢財。

鄭公子的名聲驚動了長安城的人，也驚動了他的父親常州刺史。當時，這位父親正在京城公幹，目睹自己兒子高唱哀歌之後氣憤之極，把鄭公子打成重傷後揚長而去。

就在鄭公子即將傷重不治的時刻，李娃再次出現在鄭公子面前，她自己向鴉母贖身，以自身存款奉養鄭公子。數年後鄭公子重回科場，並金榜題名。故事的結局是鄭公子與父親和解，並娶李娃為妻，李娃也被封為＂沂國夫人＂，並生了四個子女。

借助這個開元年間的故事，我為您梳理與普通人有關的金融業務。

第一，玄宗年間，大唐帝國已經有了當鋪。《李娃傳》中的鄭公子落難的時候就以自身攜帶物品在當鋪裡典當，求得賴以生存的銅錢。

第二，玄宗年間，大唐帝國已經有了第一代存款機構一相坊，也就是旅店。鄭公子進京趕考，父親為他準備了足供兩年的錢財，以大車運進京城，這些財物均保存在相坊之內。唐朝以前，商人做生意必然帶著現錢，通常這些現錢會鎖在客棧房間或者寄存於親友家。不過，在客棧中或者親友家，總有丟錢的時候。最初，可能是相坊向商人提供箱子，商人自備鎖頭。逐漸地，商人把錢直接放在相坊，相坊出具書貼，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場，憑書貼即可。

第三，玄宗年間，大唐帝國已經有了中國第一代匯兌業務－便換，也就是後來

的“飛錢”。來自各道的商人在京城賺錢之後，就把錢交給本道在京的”進奏院”（駐京辦），進奏院會給商人一張憑證，商人拿著這張憑證就可以回到本道支取現金。之所以”便換”後來更名為“飛錢”，是因為在唐憲宗年間朝廷下令戶部經營”便換”，並將之定名為“飛錢＂。鄭公子的父親進京公幹，也許就帶著這種”便換”。

第四，玄宗年間，大唐帝國有人在使用黃金。至於用途，從金銀在史籍中出現的次數來看，從多到少依次應該是賄賂、納稅、賭博和懸賞。加騰繁所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禮品饋贈也被列為第一主要用途。至於金銀用來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則全部出現在戰亂年代，例如唐末揚州戰亂中曾有記錄，一斤金子只能換得五升米。

最後，我來解釋一下《李娃傳》不朽的真正原因。所謂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青年男子落難，為一位富家小姐所救，兩人一見鍾情；然而，愛情總是有波折的，關鍵時刻富家小姐的父親總會挺身而出、棒打鴛鴦；青年男子憤然赴京趕考，狀元及第，回來迎娶（或者拋棄）那位富家小姐。

現在我來告訴大家，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說均屬腐儒的夢想。中國自唐朝科舉開始“點狀元”以來，一千三百多年中只產生了504名狀元，很多狀元是年過花甲的老人，正做青春夢的富家小姐無論如何不可能對這種人一見鍾情。更重要的是，這504名狀元絕大部分出身於巨富之家，富家小姐根本不可能有機會“美救英雄”。

《李娃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盛世必備的重要特徵：貧賤者可因奮鬥而富貴，富貴者亦可因浪蕩而貧賤，整個社會階層上下之間是可以自由流動的。

《李娃傳》不過只是記述了一個“高富帥”因品德淪喪變成“吊絲”，＂吊絲”又因個人奮鬥變回“高富帥”，一個“女吊絲”因品行卓爾不群也變成“白富美”的故事，意思就是－只要努力，社會終究會承認你！

鄭公子第一次落難就是因為流連燈紅酒綠之地一年，最終為鴇母所害，從一個“高富帥“變成“吊絲＂。貧病交加中的鄭公子，卻因為一手寫哀歌的本領在凶肆中拿到“錢兩萬”的年薪，這絕對是當時頂級的年薪，再度變回“高富帥”!

鄭公子第二次落難之後為李娃所救，當時他巳經與自己的父親斷絕了關係，卻仍然能憑著苦讀詩書成為“成部府參軍”，甚至“三公以下都是他的朋友”（三世以降皆其友也），再次完成了從“吊絲”到“高富帥＂的嬉變。

至於女主人公李娃，只是一個妓女，正牌“女吊絲＂。故事中，李娃卻因為甘心奉養落難的鄭公子，其義舉和德行感動了鄭公子那位食古不化的刺史老爹，他親自挽留自己這位兒媳，並”命媒氏通兩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最後，李娃的事蹟被唐玄宗耳聞，加封她為＂沂國夫人＂，正牌”女吊絲”從此變為正牌“白富美”。

也許，《李娃傳》將永遠是一個傳奇，正因為是傳奇，所以“開元盛世”才將永遠不朽。

貨幣戰爭之安史之亂

財富的力量是無窮的，即使只是名義上的財富，持有這種貨幣的人也會在瞬間覺得自己成了富人，這在經濟學上叫作“貨幣幻覺＂。雖然幻覺終究是要破滅的，但在幻覺沒破滅之前，感覺還是很好的。

歷代史籍對安祿山極盡辱罵之事，說此人不過是一個肥胖、矮小、目不識丁的野蠻人（胡人），通過小丑伎倆取得了楊貴妃的信任，又通過楊貴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後掌握軍權。結果，野心勃勃的安祿山騙過了無能的楊國忠，於天寶十四年謀反，一舉擊潰了大唐帝國。

以上說法，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史籍杜撰！

安祿山確實肥胖，卻能以極快的速度跳出優美的舞姿，據說當時整個長安城在安祿山的影響下人人都在跳“胡舞”，謂之“胡潮＂（類似於今天的“韓流”)；安祿山確實矮小，卻能準確把握唐玄宗、楊貴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據說玄宗、李林甫在最悶悶不樂的時候只要見安祿山一面就能笑逐顏開；安祿山確實目不識丁，卻能以地道的口音說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紇、漢語（陝北話）六種語言，安祿山從來就沒壓制過楊國忠，相反，他曾經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樣侍奉楊國忠，無論春夏秋冬，但凡行賄都以上百車計算，那是相當殷勤。

楊國忠的底子實在不夠光彩，既無治國才能，又無過人的資歷，甚至沒有“科舉幫”口頭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來自“拉人一起分贓＂，根本沒有駕馭群臣的能力，更無控制邊鎮的本事。

楊國忠要繼續享受這種生活，唯一的選擇就是打擊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滿朝文武，安祿山是第一號有資格”出將入相”的人，也是楊國忠最大的敵人。所以，無論安祿山如何行賄，都是不好使的。

李林甫活著的時候，楊國忠不能為所欲為；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無能而又貪婪的本性暴露無遺，他不斷採用愚蠢之極的方式刺激安祿山，試圖以此堵死安祿山”出將入相”的路子。

天寶十二年（西元753年），安祿山推薦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溫來京擔任兵部侍郎，在楊國忠的栽贓陷害下，吉溫被成功捲入一起貪汙案。儘管安祿山百般斡旋，甚至親自向唐玄宗求情，楊國忠還是將吉溫處死。

天寶十三年（西元754年），楊國忠為了取得所謂安祿山”謀反＂的證據，強迫京兆尹出兵襲擊安祿山在長安的府邸，然後對捕獲人員嚴刑逼供，獲得證詞之後又將他們立即處死。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安祿山仍然抱著一線希望來到長安給唐玄宗拜年，當然，目的是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楊國忠信誓旦旦地說安祿山反跡已露，絕不會再入長安朝見唐玄宗。

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楊國忠又以貪汙罪處死了安祿山在朝為官的兒子。

對大唐帝國來說，天寶十四年真是一個不幸的年份。

那一年，安祿山在范陽鎮起兵造反，率三十萬鐵騎南下；那一年，唐玄宗倉皇逃出長安，京師文武百官星散；那一年，追隨唐玄宗的軍隊在馬鬼坡譁變，處死了萬死不辭其咎的楊國忠還有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楊玉環；那一年，留守關中的太子李亨未經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為太上皇，在關中自稱皇帝，史稱唐肅宗；那一年，大唐帝國在唐肅宗帶領下開始了艱難的平叛歷程，

平叛是要錢的！

在開戰的一瞬，只有財富才能換來強盛的軍力！

以開元、天寶年間強盛的國力，大唐帝國並非沒有能力對抗安祿山。只不過，渾蛋透頂的楊國忠，在長安即將陷落的時候還派人去太原籌集糧餉，既不肯使用也不轉移長安、洛陽兩京錢物，結果”兩京陷落，民物耗弊，天下蕭然”。

唐肅宗登基稱帝的時候，大唐帝國已經丟掉了長安、洛陽以及河北、山東各地的糧倉和府庫，這個曾經輝煌的帝國巳經窮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

安史之亂初年，關輔、朔方、河隴等四十餘郡的勤王之師約有百萬之眾，很快，唐肅宗能控制的錢糧告罄，到了“無輕貨人散矣”的地步。

危亡之際，一個胥吏出身的官員挺身而出，為唐肅宗謀劃錢糧，這個人有個很奇怪的名字叫“第五琦＂。笫五琦，後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個被《新唐書》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斂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個方法，是鑄行“大錢”，即封建統治者慣用的貨幣伎倆，貨幣減重。

肅宗乾元元年（西元758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國開始鑄造了一批“乾元重寶”，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形制類似，重量也類似，只不過一枚乾元重寶要當十枚開元通寶來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鑄造了一批新的”重輪乾元重寶”，即這種銅錢有兩道錢輪，故稱“重輪＂，也稱“重輪錢”，只不過重輪錢要當五十枚開元通寶

財富的力量是無窮的，即使只是名義上的財富，持有這種貨幣的人也會在瞬間覺得自已成了富人，這在經濟學上叫作“貨幣幻覺＂。

雖然幻覺終究是要破滅的，但在幻覺沒破滅之前，感覺還是很好的。據說，大唐將士們得到了乾元重寶、重輪錢後非常高興，經常有什麼＂斬首叛軍十萬級”、“橫屍三十里”的記錄。

拿不值錢的錢來騙人，還騙得我大敗而歸，安祿山、史思明非常憤怒，憤怒之下就開始動歪腦筋。

你不是以一當十、以一當五十嗎?我就以一當百、以一當三百！看誰狠！

為應對唐肅宗的貨幣減重，安祿山開始在東都洛陽發行一種更狠的虛值貨幣“得一元寶”：在安祿山的轄區，一枚得一元寶可以當一百枚當年的開元通寶、三枚乾元重寶、二枚重輪錢。

史籍沒有記載這場貨幣戰爭的勝負，卻明確記載了這場貨幣戰爭的結果：物價暴漲、惡錢盛行。

自武后年間起，大唐帝國就始終對私鑄貨幣持開放態度，官鑄開元通寶和私鑄貨幣始終同時存在。之所以沒出大亂子，是因為開元通寶始終沒有減重，官鑄貨幣和私鑄貨幣的比價始終由民間交易自發形成一既然是在無數次博弈中形成的價格，當然剝削就無從談起。

乾元重寶、重輪錢和得一元寶卻不是這個樣子，這三種錢的重量都與開元通寶類似，卻要當十枚、五十枚、一百枚開元通寶用，是典型的虛值貨幣，也是典型的搶劫。無論叛軍還是大唐帝同，這三種貨幣最初的獲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職業軍人，三種貨幣都有著異常的強制執行力。

更離譜的是，大唐帝國長期以來巳經有了私鑄貨幣的傳統。既然鑄行虛值貨幣有幾十、上百倍的利潤，私鑄者當然不甘示弱，三種貨幣剛剛鑄行，假幣就充斥了全國各地。人們紛紛毀開元錢改鑄大錢，甚至連寺廟中的銅像、鐘磐等也被熔毀鑄錢。

至於物價，當然是一飛沖天，詩人杜甫氣憤地寫下了＂豈聞一絹直萬錢”的詩句！至德二年（西元757年），南陽被圍的時候米價也只是斗米四五百錢，到了乾元二年（西元759年）鄴城被圍的時候，斗米七千錢。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刻，一位叫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億銅錢，當然是以重輪錢計價的。

後來，這種貨幣實在流通不下去，唐肅宗只得承認開元通寶與乾元重寶等值，重輪錢可當十枚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唐代宗寶應元年（西元762年）四月，又下詔重輪錢改為一當三；而後，又改為各種大小錢等價流通。至此，雙方鑄幣斂財術全部完敗。

鹽鐵專營的輪迴

＂鹽鐵專賣”是一種非正常的斂財途徑，會刺痛所有人的眼睛，這些人也包括無法無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鹽鐵專營，說到底是靠國家機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樣可以，刀頭舔血的暴徒還不都是為了錢?

第五琦斂財的第二個方法，是重行鹽鐵專賣。

《新唐書，第五琦傳》記載，第五琦在拜見唐肅宗時闡述了一個真理：兵事強弱、戰場勝負，其實只在錢多錢少。對此，第五琦也提出瞭解決方法：只要給臣一個職務，洛陽、長安指日可定，我能讓糧餉即刻飛往戰場（若假臣一職，……飛餉函、洛）；而且，這是一種百利而無一害的稅收，不用盤剝百姓也能國富民強（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

這個職位，叫“鹽鐵使”。

至於具體方法，不過是把桑弘羊的鹽鐵專賣重新拿了出來，徹底結束了大唐帝國對鹽鐵“皇家不賦百三十栽＂的美好生活。

應該說，第五琦還是看到了鹽鐵官營的弊端，也盡最大努力想消除這些弊端。在第五琦的鹽鐵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私人鹽鐵的生產體系，只是將收購、運輸、銷售收歸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說，鹽鐵由私人生產，但收購、出售價格完全由官府制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潤。

僅僅一個購銷差價，麻煩已經很多了。

因為，這個購銷差價實在是太離譜了，天寶、至德年間鹽每斗十錢，實行鹽鐵專賣之後，每斗為三百七十錢（斗為錢三百七十）。如果考慮當時通貨膨脹的因素，以下記載則更符合實際：“以穀一斗易鹽一升。”

食鹽、鐵器不是什麼奢侈品，是每一個家庭乃至每一個人生活的必需品一朝廷直接控制社會的生活必需品，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惡化了廣大唐朝人民的物質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麼，所有人就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剝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財富，結果是“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

對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終於找到了一個發財的好機會。歷朝歷代，所謂“官營鹽鐵”，朝廷得利不過十之其一，更多的利還是為執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

第五琦開始推行鹽法時，為減少封建官吏中飽私囊和舞弊的現象發生，管理朝廷鹽政的衙門叫“晉巡院”，只是戶部下面一個處級單位。後來，第五琦被貶官，＂暨巡院”被分設併升格為兩個副部級單位，並在所有州、道、府、縣都設控了朝廷直屬的垂直管理機構，這些機構壟斷了鹽鐵生產、銷售的所有環節。

只要能混進“四巡院”，即使是一個胥吏，一年也能“資累巨萬”，也可以買豪宅、開名車，過上王侯一般的生活（且凡為度支胥吏，不一歲，資累巨萬，僮馬第宅越於王公）。鹽鐵專賣是個很有前途的職業，從業者有的是錢賺，可以穿金戴銀，可以錦衣玉食，可以珠環翠繞……大把的銅錢、迷人的珠寶、花不完的金銀，多麼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車，不僅封建官僚喜歡，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都很喜歡。

＂鹽鐵專賣＂是一種非正常的斂財途徑，會刺痛所有人的眼睛，這些人也包括無法無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鹽鐵專營，說到底是靠國家機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樣可以，刀頭舔血的暴徒還不都是為了錢?

自此，販賣私鹽成了晚唐年間一道無法抹去的傷痕。私鹽販子或放火燒鹽倉，或搶劫運鹽商隊，然後藉助壕溝、籬笆、山林、黑暗（壕籬外面，山林掩映，村柵相次）對抗官軍，再把搶劫來的私鹽販賣到全國各地。在利益驅使下，私鹽販賣者不但搶劫官府鹽隊，甚至對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鋪或普通人因懼怕而不敢買私鹽的時候，也會被屠殺、滅門（是時江、吳郡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

私鹽買賣是一種“暴力”與“暴利”相結合的犯罪活動，對帝國正常秩序的破壞性遠高於普通流民。無形的利潤之手無處不在，每一個苦難的黎民百姓都會成為潛在的反叛者，一旦有星星之火，必成撩原之勢，最終發動唐末農民大起義的首領黃巢就是靠販賣私鹽起家的 

唐肅宗終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統，繼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經喪失了禁軍的指揮權，只得依靠一批節度使打倒另一批節度使。當然，只要節度使軍隊離開自己境內，帝國政府就必須為之支付”出境錢”。此時，帝國已經不能直接控制土地，當然也就無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創鹽稅成為帝國最大的進項，占到帝國收入的80％以上。

然而，鹽稅的弊端實在是太大，天下府縣佈滿了朝廷的直屬機構＂鹽鐵使”，沒有人知道這些人究竟在幹什麼，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人究競把多少錢撈進了自己的腰包。

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際，大唐帝國終於又出現了一位治世能臣，劉晏。

劉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領租庸事，是玄、肅、代、德四朝老臣，先後執掌大唐帝國財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斂之臣”。劉晏的刀，砍向了鹽稅，這是一次有限的市場化改革。

其實，改革措施並不復雜，只是對民間放開了鹽鐵的運輸和二級銷售管道，把鹽鐵專賣的範圍縮小到當初第五琦的設計。也就是說，官家除了在批發環節以定價確保帝國稅收以外，裁撒了鹽鐵的運輸和銷售衙門，把這些就業、賺錢機會讓渡給了真正的商人。

官府給定一個批發價，至於批發之後賣多少錢，商人自己看著辦。而且，劉晏並未提高鹽鐵批發價，以鹽價為例，劉晏官定為每斗一百一十錢，遠低於改革之前。

在這裡，我們給出一個數字，足以讓人驚訝這項改革成果之豐：廣德二年（西元764年），劉晏剛剛上任時太府每年收入不過四十萬緡；廣德三年（西元765年），朝廷鹽稅收入居然高達八百多萬緡。

大歷十四年（西元779年），劉晏主持財政十五年後，朝廷的歲入從四十萬緡上升到一千二百萬緡。然而，一千二百萬緡錢對朝廷而言是遠遠不夠的，為討伐＂父業子承＂的節度使，大歷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巳經上升到三千萬緡

向富人徵稅

 

整個大唐帝國，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擁有者。他們只知盤剝不懂付出，更不知社會責任為何物；恰恰又是這些守財奴負貴著整個帝國的稅收，他們怎麼可能有動力維護社會公平，又怎麼可能向自己徵稅?

西漢以來歷代帝王都不遺餘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亂後，經過以楊國忠為首的封建官僚的瘋狂掠奪，天下土地巳盡在其骰中，難怪乎杜甫仰天長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在“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社會框架中，皇權需要向於千萬萬小農收稅才能生存。現在，土地不再屬於每一個黎民百姓，而是屬於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就在中樞朝廷捉襟見肘之際，又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力圖挽救危亡，這個人就是楊炎。

楊炎，生於“開元盛世”，完整經歷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歷程。雖然楊炎早年的仕途並不順利，但他的文采卻早就享譽整個朝堂。彌留之際，唐代宗任命楊炎為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這位帝國的才子能力挽狂瀾。

大歷十四年八月，剛剛上任的楊炎就上疏病入膏盲的唐代宗，以一封極為簡單的奏疏闡述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經絕無可能，那麼就應當徹底免除所有窮人的一切稅收、徭役（租庸調），帝國稅收就該“唯以資產為宗”、”按財計稅”一誰擁有更多土地，就向誰收取更多稅！

由於楊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稅，這次改革也被稱為“兩稅法”。

兩稅法所謂“唯以資產為宗”、”按財計稅＂，說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稅。

從當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富人有能力承擔更多社會運行成本，“向富人徵稅”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徵收重稅，才有可能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使貧者不喪失公平的起點。畢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窮人實在太窮了，富人的遊戲也是玩不下去的。

所以，我們當代有社會責任的富豪才能從內心深處發出這樣的呐喊：請向我徵稅！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大唐帝國向富人收稅都已經迫在眉睫了：帝國政府要想繼續存在，就必須有固定的進項；封建官僚要想繼續盤剝百姓，也總要先有帝國的統治框架；百姓要想結束這種軍閥混戰的日子，也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朝廷，所有這些，都是要錢的！

建中元年（西元780年）正月，剛剛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兩稅法：無論你的土地來自朝廷授田、開墾荒地還是貪污受賄，也無論戶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佔有土地，就要按佔有數量向朝廷納稅，除了土地稅，朝廷中樞和地方官對民戶”概不再取“。

“向富人徵稅“本是一件好事，但是，這件好事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財富來路必須光明正大，富人要通過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賺錢。換句話說或許更明白，財富不能來自封建官僚壟斷的鹽鐵行業，更不能來自封建官僚的權位。否則，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場獲得財富，他們才不會管自己是否太富、極端的貧富差異是否破壞帝國的統治根基。

 

很不幸，楊炎面對的恰恰就是這樣一幫富人、這樣一幫封建官僚。整個大唐帝國，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擁有者。他們只知盤剝不懂付出，更不知社會責任為何物；恰恰又是這些守財奴負責整個帝國的稅收，他們怎麼可能有動力維護社會公平，又怎麼可能向自己徵稅?

兩稅法剛剛實施，宰相陸贊就上疏唐德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錢人必定是坐在府縣衙門裡的人，他們的錢財來路不明，也就會把錢藏在自己的懷裡、箱囊之中，雖然非常有錢，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曉；資產和土地是一件很難說清楚的事清，從土地名冊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沒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士地放在了誰的名下；鄉間勤勞者靠數代積蓄添了幾頃地，就被縣官說成是有錢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稅，只能使得民間財貨一空，使得貧困的人更加貧困、小康之家也沒有了餘糧。

在成書於德宗年間的筆記小說中，我們找到了一個故事，完整詮釋了宰相陸贊的判斷，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應該不是個案。

長安有一個叫索相女的商人，酒後不慎讓馬匹脫韁而去，撞死了一個朋友，論罪當斬（酒後駕車自古貽害無窮）。索家的人以十幾頃地買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個胥吏，在這個胥吏的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

五年後，索相女回到了故鄉長安，發現衙門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為這十幾頃地索要稅收。因為，在這宗行賄案中，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受賄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沒有到衙門辦理”過戶手續"。

索相女是一個商人，在他眼裡，也許行賄買命根本就是一單生意：我用十幾頃土地換回自己的性命，此後錢貨兩清、概不相欠。現在，我巳經把土地送給了你，你怎麼能讓我承擔這十幾頃地的稅收?

於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門遞交訴狀，要求衙門為他辦理”過戶手續＂，承認這十幾頃土地已經不姓“索”了。當然，這出賣了那個曾經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獲罪，後被流放。

儘管筆記小說沒有記載那個胥吏的下場，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十幾頃地依然在索祖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開承認這種灰色交易。

索相女不過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更多則是封建官僚把稅收直接加在境內自耕農、佃農甚至部曲身上。最後，所有的稅錢都是來自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廣具廬舍的封建官僚，雖然手中地價以億錢計算，卻絲毫不用承擔國家用度（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

豈能指望這樣一批封建官僚真的為朝廷盡心盡力?這樣的兩稅法又豈能真的為朝廷增加財富?

本來，兩稅法規定，除了正稅，任何人不得再徵收其他雜稅。僅到建中三年（西元782年），淮南道節度使就奏請在本道兩稅之外，每千錢加收兩百錢，朝廷不但批准，還命其他各道照此辦理；此後，劍南道觀察使再請加征20%，朝廷照準。至於州縣小吏，也都粉墨登場，稅收花樣不斷翻新：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稅＇，買賣成交要交“除陌錢”、住房要交＂間架稅＂，甚至連出門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稅。

最後，提一下楊炎的下場。兩稅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稅收，方法則是剝奪封建官僚階層部分財富，所謂“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這麼幹，楊炎得罪的是封建官僚，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劉晏。為打擊反對勢力劉晏，建中元年（西元780年），楊炎親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證，將劉晏牽涉進一樁謀逆案，指責劉晏＂搖動社稷，凶謀果矣＂，最終劉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賜死、籍沒家產、家屬流放嶺南。

楊炎是一個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質卻明顯不過硬。劉晏被處死後，天下人都認為這是一樁冤案，為給自已開脫，楊炎居然把責任推卸給唐德宗，逢人便說：“劉晏今天的下場，是因為皇帝早就討厭他了，不是我的過錯。”

很快，楊炎的話就傳到了德宗耳朵裡，德宗憤怒地說：“楊炎這是把殺劉晏的責任推給我，一定要找機會誅殺這個奸臣。”

 

劉晏死後僅一年多，楊炎自不量力跟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涇原節度使段秀實叫板，他們和劉晏可不同，劉晏不過是一個刀筆吏，李希烈、段秀實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實力派。

李希烈、段秀實開始搜羅楊炎的罪狀，這就實在怨不得別人了，楊炎的底子太不乾淨了：開元年間，楊炎剛在江南為官，就強佔了一塊很好的風水寶地；建元年間，楊炎又以宰相之威，強令京兆尹購買了他家的土地，當然，價格那是高得實在離譜（抑吏市私第，貴取其值）。

在李希烈、段秀實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盧杞以這兩條罪狀彈劾楊炎。最終，楊炎被貶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賜死。唐德宗在賜死的詔書中歷數了楊炎之罪：不思為國盡忠，但知朋黨為奸，敗壞法度、罔上行私、縱恣詐欺、貪污受賄。

兩稅法對大唐帝國貨幣的演進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兩稅法規定，此後收稅不收禮（糧食、錦帛），只收現金。此後，從唐德宗貞元年間（西元785~804年）開始，大唐帝國經歷了一場足以與蕭齊年間媲美的大通縮，前後時間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續到唐武宗年間。當時的人就將這場通貨緊縮稱為“錢荒＂（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

史籍記載，數十年間每匹絹從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糧食則從兩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後甚至跌到了幾文。

兩稅法實施後，這場通貨緊縮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認為貞元大通縮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楊炎推行的兩稅法：兩稅法實施以後，帝國政府稅收只收貨幣，這極大減少了流通中的鑄幣數量，於是中晚唐出現了這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錢荒。

真的是這樣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貞元錢荒發生的歷史背景。

就在錢荒發生前一年，大唐帝國發生了一件不亞於“安史之亂”的叛變，涇原兵變。

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反叛，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結果，士兵到達長安的時候唐德宗居然不給士兵吃飽飯。士兵當然很憤怒，大家揚言：＂我們即將戰死沙場，現在仍舊不能吃飽飯，怎麼能以這樣的羸弱之軀抗拒叛將白刃?皇帝的大盈庫財寶堆積如山，既然皇帝不給，不如我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吧！”

兵變在即，唐德宗也確實得到了線報。只是應急方案卻非常愚蠢：賞賜中層以上將領每人兩匹粗布，讓姚令言率領這些將領，空口白牙去遊說士兵不要造反！

士兵造反就是為了錢，這些中層將領也一樣，人家在地方上隨便撈點怕也比兩匹粗布多吧?

結果，唯一真心勸說士兵的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無法約束手下，涇原勤王之師在長安兵變，殺朝廷撫慰使，士兵首領朱泄率軍攻入長安並自立為帝。次年，倉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詔，即《奉天罪己詔》，唐德宗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位公開頒佈罪己詔的皇帝。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如果一個領袖能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改過自新，不但不會貶損自己的聲譽，反而會增加領袖魅力。例證就是中國漢武大帝的《輪台罪己詔》，儘管劉徹一生出過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為力挽狂瀾，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仍不失大節。

與《輪台罪己詔》一樣，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詔》中承認現在社會秩序巳經完全崩潰（萬品失序，九廟震驚），自己上對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負天下黎庶（上辱於祖宗，下負于黎庶），由於自己的錯誤激起了兵變。所以，叛亂者只要放下刀槍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將“從我做起＂，停用高級車馬，停建奢華的宮殿，不再無故靡費臣民財力（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與韋伯的預見一樣，《奉天罪己詔》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叛軍見到詔書後，“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大部分將領自去偽號，首領朱泄逃亡吐蕃後被殺。

 

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涇原兵變”，但是，重新進入長安的唐德宗卻未能像《奉天罪己詔》中說的那樣勵精圖治，所作所為也沒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這場史無前例的“錢荒＂。

所謂“貞元錢荒＂，並不是所有人手裡都沒錢，而是絕大多數人手裡沒錢，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貨幣又多得不可勝數。

中晚唐年間，長安、洛陽各地大商人、高利貸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專門為大官僚放債，這種新業務有個專有名詞叫“京債＂。

這些人專門對在京新選任的官吏放貸，作為朝廷新貴買官的運作費用，待他們到任後再還錢。齊州有一個叫劉十郎的人，他獲得了一整個州，販賣醋的專賣權（德宗年間，醋、糖也均被列為專營的榷品），經過短短數年，劉十郎家財就已經積攢到十萬緡一相當於當時帝國一年的鑄幣量。以此為基礎，劉十郎在京專門貸款給即將上任擔任節度使的人，等他們上任後，再收取歸還貸款。

放高利貸給人運作方鎮節度使，無論本金還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錢數豈能是小數字（皆以倍息貸給富室，動輒億萬，然後得之）?在某一個固定的時點，貨幣總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積蓄多達帝國一年的鑄幣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為一文錢游離於生死之間。

貸款買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後，所得到的利益又豈僅是幾千、幾萬緡銅錢?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兵敗後，所積銅錢都達到數百萬緡，相當於國家十幾年的鑄幣量！甚至有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來裝飾自己的府邸，在這座府邸輝耀山谷的背後，究竟毀掉了多少枚銅錢呢?

永貞元年（西元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唐順宗的能力如何，還真無法評價；唐順宗身體如何，我卻知道一點，此人剛剛登基就中風了，此後一直躺在病床上，從來就沒有真正處理過國事。比較奇怪，接替唐順宗處理朝政的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讀書的兩個書童：王懷、王叔文。

王懷、王叔文均是寒門出身，既無科舉功名，也非豪門大族，在唐順宗登基之前二人甚至沒有過多機會接觸政務。唐德宗是一個猜忌心很強的人，在李誦朝不保夕的太子歲月中，王懷、王叔文與這位未來的皇帝結下了良好的情誼。唐順宗即位後，馬上身患重病，不能接見百官，所有奏疏由王懷、王叔文代為傳遞，實際上也是由二人作出決斷，二人甚至一度掌握了任免宰相的權力。

關於王懷、王叔文秉政，史籍上賦予一個專有名詞，”二王八司馬”。“二王”當然指代王懷、王叔文，“八司馬”則是文官集團中與“二王”走得最近的八位高官，其中一位就是寫出《黔之驢》的柳宗元，其他七位分別是劉禹錫、韓嘩、韓泰、陳諫、淩准、程異和韋執誼）。

在“二王八司馬”領導下，大唐帝國進行了一次治標不治本的革新，史稱“永貞革新”。“永貞革新”雖然只有八個月，卻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為華麗的一筆。

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書僮，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兩個小人物成為帝國中樞的決策者。如此人生際遇，對“沒吃過、沒見過＂的人來說，更有可能的是在驟然出現的利益面前喪失自我，在眾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終成為遺臭萬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楊國忠、此後明朝王振。然而，“二王”卻沒有這麼做，他們試圖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撐起這個破敗的帝國，雖然這已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果”二王八司馬”是黔之驢的話，他們的第一聲嘶鳴是拿皇室開刀，反正皇帝已經病入膏盲，不能享受了。唐德宗當了二十五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庫，大盈庫，早就經不起毫無節制的靡費了，於是唐德宗發明瞭很多小兒科式的撈錢新方法。

第一種方法，宮市。白居易曾經寫過一首敘事詩《賣炭翁》，故事大意是兩個宦官（黃衣使者白衫兒）拿著皇帝的敕令，強行以半匹紅綾換走了賣炭翁的一車炭。

《賣炭翁》的故事，記述的就是典型的宮市。為了滿足日益浩繁的宮中用度，經常有宮裡的內侍拿著一些不值錢的東西在京城市場上跟商人強行做交易，有時拿走數千錢的東西卻只給人幾百錢。

開始的時候，每隔一段時間皇宮就會發布一份採購物品名單，要求商人參與宮市，並規定宮市價格必須足以償付商人的本錢。

後來，皇宮的採購名單不見了，償付本金也成為不可能的事情。至於那些所謂的＂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

白居易的《賣炭翁》中那些“黃衣使者白衫兒”已經很仁慈了，起碼是給了賣炭翁一點補償，也沒直接把賣炭翁的牛牽走。而在現實中，“黃衣使者白衫兒”更加野蠻。

我們以當時一個著名的治安案件說明。

這是一起以少勝多的群毆，打人者是一個與賣炭翁類似的賣柴翁，被打者是一群“黃衣使者白衫兒＂。賣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黃衣使者白衫兒”，不但沒給他那可憐的“半匹紅緒一丈綾"，反而要把賣柴翁的驢車也拉走（需得爾驢）。

賣柴翁對“黃衣使者白衫兒＂哭訴：＂我有父母妻兒，一大家子人都靠著這頭驢吃飯。現在我已經把自己辛苦砍來的柴薪白白送給你，你還執意要斷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拚了。

拼命的人一定是有力氣的，拼了命的賣柴翁居然一個人打好幾十個，把來搶錢的宦官都給打了。事後，負責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這位賣柴翁，還從內侍身上搜出十幾匹絹賞賜給了這位賣柴翁。

這件事引起軒然大波，朝廷對賣柴翁和街吏的處理意見一直很不統一。最後，這起治安案件居然鬧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說唐德宗不知道宮市的壞處，因為他最終沒有懲罰賣柴翁，也沒有責罰那個小吏，反而貶黜了那幾個宦官，畢竟為小囉囉犯眾怒是不划算的。

處理結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幾個賣柴翁能得到德宗特別對待?終德宗一朝，宮市都沒有被廢除，結果，開元年間輝煌的長安市場，變成門可羅雀，人們只要聽說有“黃衣使者白衫兒”，就連賣雞蛋灌餅的都趕緊收攤走人（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

第二種方法，五坊小兒。所謂“五坊＂，就是給唐德宗養寵物的地方，雕坊、鵲坊、鶴坊、鷹坊、狗坊，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沒有真正的權力可言，但是絕對不能低估皂隸的無恥與創造力。

有權力，我們要用權力去搶奪；沒有權力，我們就創造權力去搶奪！對大唐帝國來說，如果一個微未小吏都把手中的權力運用到無所不至的話，那老百姓真的會沒法活了。當時的情況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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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經常把一張大網罩在人家門口，不允許人出入，因為我這張網是為皇帝捕鳥用的，你敢驚嚇皇帝的鳥嗎?

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張大網，不讓全村人來汲水，因為，這張網也是為皇帝捕鳥用的，你敢驚嚇皇帝的鳥嗎?

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後不給錢，臨走時還給人放下一個雞蛋，說這是一個“皇帝的鳥蛋”，現在必須在酒肆裡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這批人在這裡白吃白喝，皇帝的鳥蛋可是不能隨便碰的……

德宗年間，宮市、五坊小兒，諸如此類的事情還很多。“二王八司馬＂秉政後，以最快的速度廢除了宮市、五坊小兒，遣散大批宮女。當然，在“二王八司馬”第一聲嘶啞的＂黔之驢的驢鳴”中受損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團中的最底層。只有這些沒有權的皂隸才會把掠奪之手伸向赤貧的農人。

“二王八司馬”“黔之驢的踢”踢到的對象則是封建官制。結果，暴露了黔之驢的本來面目，“二王”敗亡，“八司馬”均被流放。

封建官僚之所以能為所欲為，說白了不過是靠封建帝國掌握著的財政資源，能以此豢養一批為自己賣命的人。王叔文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沒白混，唐順宗剛剛登基，他就把鹽鐵、度支使換成了自己的人，並親自兼任戶部侍郎，鹽鐵、度支副使（起點實在是太低，沒法任正職、實職）。

公平地說，“二王八司馬“確實找到了正確的切入點，他們動手的第一個對像是京兆尹李實。

當時，京兆尹（相當於今日首都市長）是最沒勢力的地方大員，總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訓練軍隊。而且，李實是一個罪惡罄竹難書的人。

唐德宗年間，李實任鹽鐵轉運使，居然將告發他貪汙受賄的江南鹽商崔善貞

活埋！任京兆尹期間，為了討好唐德宗，李實在貞元二十年（西元804年）的大旱災中依然要所有農人納稅，不少小戶人家為此拆房子賣地，當然，李實在這一年以極便宜的價格弄到了不少田地。

長安有個叫成輔端的說書先生，他編了幾個段子譏諷李實巧取豪奪，說：“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碩伍米，三間堂屋二千錢。”事後，李實把成輔端抓了起來亂棍打殺。實際上，唐德宗對這件事的批示是：這人不過是以調侃的口吻說了點建議，算了吧（言者以為托詼諧諷諫，不可加罪）。

 

收拾這樣一個既沒真正實力又人神共憤的京兆尹，“二王八司馬”當然不會有太大阻力。在“二王八司馬＂彈劾下，李實被貶為通州（四川達縣）長吏，京師內外人人相賀

此後的事情，“二王八司馬”卻露出了＂黔之驢＂的本性。

“二王八司馬”的勢力範圍只在長安附近，地方節度使是否買他們的賬，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後結果。遺憾的是，這幾位理想主義的書生，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就輕易對軍權下手了。

放逐京兆尹李實後，“二王八司馬”任用老將範希朝總領神策軍。神策軍早就成為高級宦官的禁商，各人在神策軍中都有不同的勢力範圍，大家都在神策軍中派駐低級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統領神策軍。“二王”此舉等於把所有高級宦官和整個神策軍都推到對立面。於是，高級宦官指示神策軍中的中尉不要服從範希朝調度。

範希朝本是退休的邊鎮將領，個人影響力完全在邊陲，至於神策軍，沒一起喝過酒、沒給士兵發過錢、沒給將領提過官，怎麼可能有人聽從這位老將軍指揮?

恰在此時，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馬”的窘境，便派親信劉脯與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併劍南三川。

剛見面，劉問就開門見山地說：“皇上身體不好，若有一天駕崩，您危矣；不過，若您能提出讓我家主人當上三川節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劍南三川當以死相助；如果您不願意，那麼韋皋自當也有所報答（太尉使闊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

這是赤裸裸的威脅！

韋皋圖謀劍南三川已經很長時間了，他需要的其實只是一個來自朝廷的藉口。無論王叔文是否答應，韋皋都想要併吞劍南三川。現在只不過是讓王叔文為韋皋來背這個罵名，王叔文卻可能因此換得外藩強援。

按照西方經濟學所謂的“經濟理性”，這確實是一票划算的交易！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經濟理性，我巍巍大唐還有氣節，要知道很多事是不能用來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氣，他當面斥責韋皋的使者劉翩：＂韋皋手握強藩，本就有圖謀不軌之跡，我王叔文豈能以江山社稷與這樣的人做交易！”

當然，這把西川節度使韋皋得罪到家了。韋皋很快就給“二王八司馬”送來了回報：永貞元年（西元805年）八月，韋皋逼唐順宗退位稱太上皇，擁太子李淳稱帝，是為唐憲宗。

唐憲宗稱帝當年，王懷被貶為開州司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次年被賜死；柳宗元、劉禹錫等八司馬先後被貶，開始了“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永貞革新”雖然僅歷時“十四月又六日”，卻給寒冬中的大唐帝國帶來一絲回春之意。此後十五年，唐憲宗為宦官毒殺，帝國中樞徹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國的崩潰只是遲早的事情。

小結：魔道相爭勝者誰。從漢代的呂雉到唐朝的李隆基，歷代帝王的夢想都是實現“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國終究還是未能破解西漢帝國留下的魔咒，東籬南山的田園夢想在封建官僚毫無節制的掠奪下不斷幻滅。

與西漢帝國一樣，大唐帝國也採用了“[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社會組織框架。在這個框架中，皇權是小農最後的庇護，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堅定的推動者，只有出現萬於＂耕織結合”的小農家庭，帝國才能擁有最堅實的統治基礎。間題就在於“皇權”與“小農”的中間環節。西漢以來的所有王朝都證明瞭一個道理：一旦皇權放鬆對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會尋找一切機會兼併土地，瞬間吸乾帝國財富。盜亦有道，封建官僚搶錢必然有一定之規。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權勢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故搶奪別人的財富。要想搶奪財富，封建官僚就必須找到一種合法的方式。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澄清一個認知上的誤區：人們往往認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生產狀態，老死不相往來，“你耕田來我織布，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生產生活，能締造一個魯濱遜式的世外桃源嗎?

答：絕無可能。

衡量一個經濟體能否自給自足最關鍵的標誌，是經濟體內生產和消費的產品數量是否一致。只要經濟體內有貨幣存在，就絕無可能出現真正自我封閉的經濟循環，真正的小農經濟體根本無法孕育如此豐富的貨幣制度，更不要說西漢的＂子錢家”、唐朝的高利貸。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土地，甚至遠比中世紀的西歐更發達。然而，市場有很多種，有“好的市場”，也有“壞的市場”。在“好的市場”中，所有市場參與者都受到統一規則的制約，因而人們對市場交易結果有穩定的預期，市場運行沒有什麼隱性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參與者不再依靠個人聲譽進行交易(impersonaltransaction)，經濟運行中的最強勢者（通常是國家）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後的執行保障，買賣雙方甚至不一定認識對方。例如，今天你把一大筆錢存入銀行，可能轉眼間就會忘記剛才銀行員工的長相，這在農耕社會是根本不可想像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諾斯和奧爾森都把英國崛起的成因歸結於此。英法戰爭之前，光榮革命使得英國王室逐漸退出商業領域，在金融市場上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同時代的法國王室卻沒有做到這點。在後來的英法戰爭中，英法王室通過發行國債徵收大量軍費，投資者卻根本不相信法國王室，因為它的權力無遠弗界，可以忽視一切許諾。

在“壞的市場”中，必然存在一個強勢群體，這個群體有可能掌握絕大多數社會資源，也有可能具備調動絕大多數社會資源的潛能，正因為如此，強勢群體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規則，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諾。既然其他社會成員無法避免與強勢群體交易（資源大多在強勢群體手中），就一定會在交易中被剝奪，從而整個市場變得缺乏效率。

例如，19世紀托拉斯就掌握了美國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12％的人擁有全美財富的90%，當時的一本暢銷書《城市之羞》為我們記述了這樣一個時代：

一面是輝煌的大工廠，一面是骯髒的貧民窟；一面是光鮮的托拉斯總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種族歧視、婦女歧視、對工人殘酷的壓榨、肆無忌憚地在藥品中作假。

據《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說，書中內容都是經過親自實地考察且“往往是歷經生命危險”才寫成。

當然，中國封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備“壞的市場”的特徵。與周朝、晉朝、三國、南北朝相比，西漢、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封建社會，帝國調動資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無可比擬的。正是利用這種調度資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獲得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支配權。在這種權力之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奪之財。

在農耕社會，土地無疑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最有效的財富象徵。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唐玄宗才頒布了史上最為嚴厲的土地買賣禁令，“開元限購令”：無論何種原因，任何人都不准買賣天下土地！只有禁絕了土地交易，才能徹底斬斷封建官僚蠶食農人財富的根基。

這道土地買賣禁令奠定了帝國未來幾十年的繁榮基礎，在強勢皇權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勢力，也無法明目張膽地通過土地兼併蠶食民間財富。然而，在“皇權—封建官僚一小農”的社會框架下，監督之制是一條單行線，皇帝一人又怎麼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天縱英才的唐玄宗陶醉於自己締造的盛世，也逐漸放鬆了對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鐵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給了唐玄宗一種幻覺，實際上，並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樣出身於貴族世家，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樣能在所有政治勢力之間縱橫裨闔。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這個寒門出身的宰相終於找到了機會，他毫不猶豫地放開了“開元限購令＂，在土地市場上重新拿到了財富分配的利刃。從放開“開元限購令”的那一刻開始，情況便失控了：在不足十年的時間裡，全帝國境內40％以上的人都變成了毫無土地的流民。數代大唐帝王的積累毀於一旦！

楊國忠聚斂了財富，卻無法收斂自己的貪婪之心，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斷以弱智的手法打擊、挑釁、誣陷邊鎮節度使，尤其是安祿山。最終，安祿山率領帝國最精銳的部隊反叛，說到底，安史之亂不過是封建官僚間的財富之爭變成兵戎相見。

安史之亂使唐帝國徹底喪失了權威，＂均田制”的皇權基礎也就隨之崩潰了。

為挽救帝國於危亡之際，楊炎開始推行兩稅法，試圖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稅，進而實現均貧富的夢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們的財富本就不是來自公平競爭的市場，又怎麼可能依靠這些人自己剝奪自己的財富?楊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備最基本的社會條件。

封建官僚的瘋狂掠奪最終使唐朝社會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元875年），王仙芝、黃巢發動了唐未農民大起義，西元904年唐昭宗為宣武節度使朱溫所殺，907年唐哀帝禪位給朱全忠（朱溫後被賜名“全忠＂，真是一個天大的諷刺）。大唐帝國，一個歷時三百年的王朝崩潰了。

大唐帝國撤銷了羈絆商旅的“關津＂，通過“檢田括戶”對土地兼併進行了嚴苛的限制，終於締造了“開元之治”，巍巍而立。然而，唐朝官府對鑄幣缺乏必要的經濟激勵、也未能有效管理私鑄貨幣，貨幣流通始終受到“錢荒＂困擾，唐朝一代經濟運行始終未能走出東籬南山的小農田園，難以達到華夏歷史的巔峰。

從漢代的呂雉到唐朝的李隆基，歷代帝王的夢想都是實現“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國終究還是未能破解西漢帝國留下的魔咒，東籬南山的田園夢想在封建官僚毫無節制的掠奪下幻滅。

為了破解這個纏繞千年的魔咒，大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棄了＂均田制”，中國古代經濟終於也在宋代達到了巔峰。

新的盛衰嬉變中，得失幾何?我巍巍中華又會遇到怎樣的挑戰呢?敬請期待《中國是部金融史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