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 作者：徐瑾

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 

作者：徐瑾 

內容簡介 

貨幣是一國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大轉輪。白銀作為貨幣的主要形態之一，在中國宋元以降直至近代、時間跨度近1000年的中國貨幣史中扮演了尤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紀40年代起，中國以白銀為媒介參與創建世界市場，開始向『白銀帝國』演變，並創造了繁榮盛世；而18—19世紀，西方過渡到金本位並逐漸孕育出現代金融系統時，中國仍然固守銀本位，『白銀帝國』逐漸走向末路。 

《白銀帝國》正是通過對這一段歷史的考察，分析中國社會興衰存亡背後那條連綿不絕的銀線。從白銀貨幣化到銀本位，從紙幣的失敗到中國對白銀的依賴，從中國參與創建世界市場到受制於西方經濟體系，本書梳理了白銀成為本位貨幣的艱難歷程。此外，作者將更多目光投向了中國早於西方幾百年開始的紙幣試驗，以及中國在全球金本位大勢之下對白銀的固守，探討中西大分流和中國銀本位對後世帶來的影響。所以，這既是一部中國貨幣史，也是對中國社會變遷的窺探。 

千年中國貨幣史，彰顯的不僅是白銀的循環和社會的更替，更是來自歷史深處的迴響，是人性的投射。每一個關注中國經濟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都能從中獲得啟發。 

 

序

中國貨幣史和『白銀糾纏』

 

源遠流長的中國貨幣史，是一種超級複雜的系統，包含著眾多子系統和因子。其中，白銀自始至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存在著一種與物理世界的『量子糾纏』類似的『白銀糾纏』。

 

這裡所說的『白銀糾纏』包含兩個含義：離開白銀貨幣，中國貨幣歷史根本無法書寫；而沒有對中國貨幣經濟歷史的整體性把握，白銀貨幣也絕無說清楚的可能。

 

本書作者-徐瑾女士所撰寫的《白銀帝國》，考察了從960年建立的宋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中華民國，時間跨度近1000年的細密經緯貨幣史，並描述和詮釋了其中那根『連綿不絕』、隱匿無比和充滿『糾纏』與『糾結』的銀線。

 

（1）『白銀糾纏』發端於何時？

中國自戰國到兩漢，大體以黃金為計算標準。究竟白銀貨幣在何時開始成為其中的重要子系統或者主要的因子，並沒定論。

 

據學者彭信威所著的《中國貨幣史》，『一直到元末，白銀還算不成十足的貨幣』。

 

彭信威先生這樣的結論，顯然是基於白銀在貨幣體系的比重或者權重。

 

宋代相較於之前的歷朝歷代，發生了人口革命、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手工業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至其被中外史學家認為是從古代歷史向近代歷史轉型的分水嶺。

 

相比唐代，宋代的貨幣需求發生了爆炸性增長。

 

所以，任何單一的貨幣形態都難以滿足，導致宋代貨幣經濟體系的高度繁雜性，以及各類金屬貨幣和各種紙幣交叉並存。

 

其中的金屬貨幣有銅錢、鐵錢和貴金屬的金與銀；紙幣至少有全國性範疇的『交子』、錢引、關子、『會子』，還有諸多「區域性的紙幣」和「地方性的紙幣」與國內不同區域的貨幣需要交換。

 

還要注意到，宋代屬開放經濟，勢必與周邊國家的貨幣經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

 

雖然北方的遼國、西夏和金國，南方的東南亞諸國，都有自己的錢幣，但是只宋代錢（主要是銅錢）可以成為周邊各國接受的『硬通貨』。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論是宋代疆域之內，還是宋與周邊國家之間，不同幣種之間需要『匯率』，而匯率則需要有基準貨幣或者本位貨幣。

 

例如:，『交子』曾經以鐵錢為本位，「『會子』」曾經以銅錢為本位。

 

但是，銅和鐵終究屬賤金屬，加之多次發生錢荒，所以，能夠作為基準貨幣的唯有貴金屬。

 

很可能因為黃金過度稀缺，在紙幣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相對豐裕的白銀脫穎而出，白銀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黃金，且成為國內外通行的通貨，這似乎是一種自然過程。

 

本書作者-徐瑾，注意到了錢穆先生所言的『宋、元兩代用鈔票，均有濫發之弊病』的觀點，捕捉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邏輯，『在白銀作為主角最終登上中國貨幣舞臺之前，從宋代開始曾經有一段並不算短的紙幣試驗。這一宏大的紙幣試驗構成了中國金融史的轉折點，甚至正是這一試驗，最終奠定了中國貨幣白銀化的基礎』，進而得出了宋代因為通貨膨脹引發白銀崛起的結論。

 

在宋代，社會上到底流通著多少白銀，已無從知道。但是，白銀不僅已經進入普通民眾生活，而且政府稅收中錢數減少，銀數增加，『用銀而廢錢』已是大勢所趨。

 

對此，當時的史書已有清楚的記載。白銀已經具備了貨幣職能。至於白銀的來源，無非是中國本土和國際貿易的流入，很可能國際貿易多過於中國本土。

 

伴隨宋代白銀經濟的崛起，『白銀糾纏』得以發端。

 

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權臣「賈似道」（1213—1275）。

 

面對戰爭頻繁，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卻無力籌集糧餉，「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減少楮幣的發行，平抑物價，解決軍糧匱乏，挽救軍事危機和統治危機。

 

但是，因為官僚和地主集團的反對與腐敗的吏治，公田法在執行過程中弊病叢生，百姓深受其害，最終以失敗告終。

 

自宋代以來，主流史學界將「賈似道」列入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之中。

 

本書作者-徐瑾在書中評價「賈似道」時，寫了這樣一段話：『「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充分商業環境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他並不能擁有更多的選項，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

 

說到底，「賈似道」只看到了淺層的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並試圖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而不知道深層原因來自金融危機及其背後的白銀力量，最終成為『白銀糾纏』的犧牲者。

 

（2）『白銀糾纏』和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

 

蒙古帝國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全球帝國，沒有一個基本統一的貨幣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像的。在其遼闊的疆域中，不乏貴金屬，特別是銀礦資源和白銀貨幣傳統。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今稱 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中亞地區就是代表。

 

蒙古帝國貨幣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以銀為代表的貴金屬貨幣替代了以銅和銅錢為代表的賤金屬貨幣，實現了東亞『賤金屬貨幣』與亞歐大陸中西段的『貴金屬貨幣』的融合，且在融合過程中，通過可以兌現的白銀與紙幣，完成了從以銅錢作為計價經濟向以白銀作為計價經濟的轉型。

 

包括元朝在內的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表面上統一的貨幣是紙幣是，實際上根據的是白銀本位。從此，喚起了世界性的白銀貨幣需求。世界經濟歷史與全球貨幣歷史中的這個轉變，長期被低估。

 

作為蒙古帝國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經濟，元代的貨幣經濟應該是蒙古帝國貨幣體系中的組成部分。

 

元代，唯有紙幣是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

 

但是，元代的紙幣是以白銀作為儲備貨幣的，即所謂的『銀錢相權』，准許民間紙幣和白銀互兌。

 

本書作者-徐瑾寫道：『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佔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

 

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制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定貨幣的前驅。』

 

這樣的貨幣制度，需要有足夠的白銀儲備。

 

元代，曾經有過白銀資源的黃金歲月。那時，不僅多數紙鈔以銀作為票面價值，貨幣本位也多與金銀掛鉤，民間用銀亦廣泛。

 

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中，就有提及紙鈔，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

 

只是到了元成宗時期（1295—1307），白銀準備金枯竭，紙幣方不可能再兌換為白銀。

 

此時，元代已經進入中後期，民眾為了保護自身財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將紙幣兌換為白銀，導致曾經作為儲備貨幣的白銀流失，大部分流回民間。

 

元朝覆滅的過程很快很短，統治集團對主權瓦解沒有多手準備，撤離中原和返回大漠於倉促之間，基本來不及搜掠民間白銀。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貨幣經濟在內的蒙古帝國貨幣體系，才可能解開明代白銀貨幣化初始來源之謎。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奠定與實施的「寶鈔」和禁用金銀這一貨幣制度，其『歷史壽命』很短，少則半個世紀，多則70年左右。

 

根據《明史》記載：明正統初年（1436年），『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標誌著明代開國確立的貨幣制度的終結。

 

宣德五年（1430年）以周忱為代表的『賦役折銀』改革，確實開啟了國家財政白銀化的歷史進程。

 

1530年，張居正創立『一條鞭法』，主要內容是賦役合併、田賦一律征銀、算賦役數額以縣為單位和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這不過是此前一系列國家財政白銀化的延伸與制度化。

 

毫無疑問，在這100年之中的白銀需求發生了巨大增長。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明正統年間『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銀』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如果說白銀來自本土銀礦開發，則其非常有限；如果說來自國際貿易，似乎也不合理，因為明代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國策。這個國策得以改變的時候已經是明隆慶元年（1567年）。

 

按照歷史邏輯，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明代正統年間的銀主要來自民間，而民間的白銀則與蒙古帝國及元代有著直接關係，所以，明初從朱元璋到朱棣都實行多次遷徙富戶的舉措。

 

簡而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國所留的白銀存量，支撐了中國從明正統初年（1436年）至16世紀40年代的白銀貨幣化，造成『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互動，這個時段接近一個世紀。

 

讀書心得:胡說八道，光是蒙古帝國所留的白銀存量，如何支撐明（1436~1640年代）白銀貨幣化?顯然至今仍是個謎...

 

（3）『白銀糾纏』和16—17世紀的全球經濟體系。

 

明代（1368—1644）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國祚276年，略長於清朝。

 

在明代的經濟史，特別是明代貨幣史中，1640年代是重要的拐點。中國從此開啟了奉行長達500年左右的實銀通貨或者『稱量貨幣』，即『自由銀』貨幣制度。

 

而這種『自由銀』貨幣制度強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銀需求，中國開始成為世界上對白銀需求最大和吸納全球白銀資源最多的國家；日本和南美洲成為向中國輸入白銀資源的主要地區，也因此成就了中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其實，相比清代，明代並沒有那麼糟糕。

 

清朝時期，有意毀滅大量明史資料，對明史頗有歪曲。

 

20世紀中後期以來，從吳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黃仁宇，『揚清抑明』思潮潛移默化。

 

前幾年出版的《明代那些事兒》，用通俗手法誤導了民眾對明代的認識。

 

在此期間，中國的白銀需求和『白銀糾纏』，不可避免地與地理大發現聯繫在一起，並攪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確立白銀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和世界主要貨幣的基礎；造成美洲白銀推動世界經濟體系，推動了包括日本、朝鮮和東南亞的貨幣體系的白銀化。

 

從此，以白銀為媒介和國際貿易網絡中心，中國通過海上貿易參與創建了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圍繞白銀運轉，而白銀圍繞中國運轉，形成了以白銀作為主要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體系。

 

所以，中國開始向『白銀帝國』的演變，開始於16世紀40年代。經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徹底解決長期困擾明代的貨幣供給嚴重短缺的問題，城市人口激增，農業商品化，工商業繁榮。

 

本書作者-徐瑾寫了如下的文字：

 

白銀不僅刺激了中國經濟，還催生了諸多的社會變革。白銀流入對於晚明意義重大，正是在那時形成了一個因商業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

 

作者還特別提到，『《金瓶梅》成書期間，剛好對應晚明經濟白銀化的歷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白銀成全了西門慶們。仔細閱讀對比，就可以注意到這是與以往古典小說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在明代胡我琨撰寫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錢通》中，卷一、卷二提供了眾多明代尋常百姓與白銀貨幣的故事。明代中後期的白銀貨幣化啟動了中國的雙轉型：從內向型農耕經濟向外向型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經濟的轉型，從古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向近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的轉型。

 

在西方史學界，不乏以16世紀70年代初作為世界大歷史（1571—1689）、近現代全球貿易和世界市場形成的歷史起點。中國明史專家萬明則主張以16世紀40年代作為起點，當時中國內部產生巨大白銀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備了滿足這種需求的資源和生產條件。從此，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開始發揮核心作用。

 

但是，中國因此也進入了對白銀的漫長路徑依賴。漢學家崔瑞德和牟復禮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代與新興世界經濟的關係，觀察到明代存在著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和對世界經濟的依賴兩個方面，『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以及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捲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捲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由於明代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聯性，明代貨幣經濟對世界性白銀需求和供給的高度依賴，一旦內部和外部發生迭加性危機，基於國家官僚體制的僵化，社會必然喪失應對能力和手段。

 

牟復禮特別提到：『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成的農業轉變的影響。』明代覆滅於1644年『甲申國變』，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崇禎末年發生的海外白銀供給的驟然短缺直接引發了白銀價格上漲和通貨緊縮，間接導致銅錢貶值和通貨膨脹，以及國家經濟基礎解體。『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同是1644年，英國爆發內戰，結果是代表新生資產階級的一方獲得勝利，英國完成了向近現代國家的政治轉型。

 

『白銀帝國』的歷史過程持續到明代覆滅的17世紀40年代，發生了短暫的中斷，之後的清王朝很快恢復了中國的『白銀帝國』地位。

 

（4）『白銀糾纏』和『銀銅雙本位制度』。

 

相比明代，清代（1644—1911）作為『白銀帝國』其實需要打個折扣。正如本書作者-徐瑾在文中所言，『清代貨幣制度基本延續明代‘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制度，前朝紙幣教訓也使得清朝基本遠離類似實驗』。用比較專業的語言，清朝自始至終所實施的是『銀銅雙本位制度』。這個『銀銅雙本位制度』是在一種貨幣體系下，兩種貨幣金屬同時充當貨幣材料，並按照國家規定的比價同時流通的制度，故並非是西方貨幣學所定義的『金銀雙本位制度』（Bimetallism）。

 

一般來說，清代的『銀銅雙本位制度』具有如下特徵：銀錢供給的數量以及銀錢比價，決定社會貨幣供給總量；國家完全放任白銀供給和流通，白銀償還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視制錢為整個貨幣制度的核心，關乎國計民生，故國家壟斷銅錢鑄造，政府控制銅的生產與貿易，銅錢並非輔幣，而是貨幣；白銀和銅錢兩種貨幣功能互補，大宗交易多用銀，零星買賣通常用錢；國家對銀錢比價沒有法律約束，因市場上的供需狀況而變動。

 

在『銀銅雙本位制度』之下，特別是19世紀中期後，清代貨幣體系日益複雜，除了金、銀兩、銀元和銅錢之類的金屬貨幣之外，還包括外幣、私票、各種銀行券，構成了多重的比價和匯率。其中，對清王朝困擾最大的是『銀錢比價』『金銀比價』『銀銀比價』和『雙重匯率』的交叉影響。

 

『銀錢比價』源於銀是貴金屬，銅是賤金屬，銀價波動，銅價自然跟進。只是銀錢的比價是反方向的：銀貴則錢賤，銀賤則錢貴，形成『銀貴錢賤』和『錢貴銀賤』的交替循環。

 

『金銀比價』源於金銀都是貴金屬，金的價格通過銀實現，銀的價格通過金實現。『金銀比價』是金融貨幣史中最基本的比價。

 

『金銀比價』的變化，主要取決於金銀供給數量的起伏或金銀的相對充裕程度。

 

清代的貨幣史，其實是白銀逐漸成為主體貨幣、需求不斷增長和白銀購買力不斷提高的歷史。在16世紀和17世紀，世界的金銀市場尚處於分散狀態，比價變動週期較長，幅度有限，頻率緩慢，對中國國民經濟的影響還不那麼強烈。

 

18世紀後，全球形成了若干主要的金銀交易中心，白銀價格呈現頻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價週期顯著縮短。

 

19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開始確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響了金銀比價結構和頻率。

 

從此，中國貨幣經濟越來越受制於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

 

『銀銀比價』源於18世紀的最後25年，銀元開始在中國成為一種廣泛流通的貨幣，甚至成為其他銀幣的價值尺度。這樣，在中國的生銀和銀元之間，就產生了『銀銀比價』關係。

 

由於『銀銀比價』並沒有法定比價，所以自發產生『洋厘』行市。

 

直到1933年『廢兩改元』（從銀兩改為銀元）成功和確立銀本位，外國銀元徹底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維繫80餘年的『洋厘』行市最終消亡。

 

至於『雙重匯率』，是指對外貿易以白銀結算，涉及金銀匯率，或者白銀與英鎊、美元等貨幣的匯率；對內則是銀錢匯率，由銀銅兩種金屬的相對供給決定。『雙重匯率』連接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

 

之所以清代還是『白銀帝國』，主要因為白銀自始至終是財富的基本形態：白銀是基準貨幣；白銀是國內跨地區貿易的交易貨幣；白銀流入的數量以及白銀價格的變化，直接影響貨幣供給規模；銀價是物價的主要機制；政府財政收入主要稅種與白銀密不可分；白銀是窖藏的貨幣財富；白銀是會計制度基礎。一言以蔽之，白銀支撐著國民經濟的運行，若是沒有白銀，整個貨幣體系必然陷入混亂，甚至倒塌。

 

（5）『白銀糾纏』與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廢兩改元』。

 

中國自15世紀開始白銀貨幣化，不等於就自然確立了銀本位。

19世紀70—90年代，世界主要國家普遍實施金本位，西方國家建立了金本位的遊戲規則，白銀地位全面跌落。

 

中國沒有成為金本位國家，不可能成為金本位的遊戲規則的受益者。從此，中國的『白銀帝國』光環開始暗淡無光。光緒年間中後期，尤其當看到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實行金本位，光緒皇帝和同代精英逐漸形成中國貨幣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識。所謂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選擇究竟實行金本位，還是通過『廢兩改元』實行銀本位。

 

本書作者-徐瑾在書中提及了這樣的歷史節點，美國貨幣專家『精琦』（1856—1929）在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金本位為目標，導入金匯兌本位制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點在於以相當於一兩白銀的黃金為單位貨幣，金銀幣間比價維持為1：32，由清政府在倫敦等地開立信用戶出售金匯票以維持比價，且啟用外國人擔任司泉官，即掌管貨幣金融部門。

 

『精琦方案-金本位』不僅符合歷史潮流，考慮到中國國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當時貨幣主權觀念已經在中國傳播，加之各種利益集團的反對，尤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反對最為有力，『精琦方案』遭到清政府拒絕。這是不可彌補的歷史遺憾。之後，清末的幣制改革走上了以『廢兩改元』為核心的軌道。為了推銷貨幣改革，光緒三十年（1904年）創立了戶部銀行，幾年後，戶部銀行更名為大清銀行。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先後頒佈《大清銀行則例》和《幣制則例》，從法律上確立銀元的合法性，保證銀本位制度的建立，並規定大清國幣單位定名為『元』，即『龍洋』。

 

清末中國鑄造的『龍洋』的數目無法精確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龍洋』進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鑄幣供給量，銀兩的存量減少，推動了中國貨幣制度從稱量到計數，由銀錢平行本位向銀本位的轉變。

 

1911年，發生武昌起義，清朝被推翻。民國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國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頒佈《國幣條例》和《國幣條例施行細則》，鑄造袁世凱頭像銀幣，實行銀本位制，其實是過渡性質的條例。

 

1915年，北洋政府擬定《修正國幣條例草案》，確認將來過渡到金本位制；

1917年，北洋政府頒佈《金券條例》，準備實施金本位改革。

但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反帝愛國熱潮，嚴重阻礙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後，中國徹底喪失了建立金本位的歷史機遇。

 

順便要說的是，梁啟超實屬為中國實現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後一人，他一定會為這個夙願未能實現而抱憾終生。

 

北洋政府繼續實施金銀自由流動制度，國際市場的金銀比價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供應量。

 

中國無法擺脫白銀的國內需求依賴國外進口的局面，世界銀價的變動自然對中國的幣制及其經濟影響甚鉅。

 

中國更無法改變對白銀市場定價權的被動處境。金銀波動成為世界貨幣金融體系對中國產生影響的最重要方式。中國貨幣供給屬『不可控外生變量』。『一戰』期間，銀價波動。進入20世紀20年代，英國主導回歸金本位制度。金銀比價大幅度震盪。白銀匯率漲落，對中國的國際貿易、貨幣供給、利率、償還外債和物價，甚至對國計民生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20世紀20年代末，英國回歸金本位的失敗，誘發了世界性經濟緊縮和經濟危機。

 

進入20世紀30年代，在世界範圍內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國家發行不兌換的紙幣，貨幣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壞，實施赤字財政，推行通貨膨脹政策。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全球金融市場完全處於失序狀態，股票暴跌，銀行倒閉，信用危機，企業也隨之大量破產。在這樣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時代有中央銀行，卻沒有形成系統的貨幣政策體系，但這不等於南京政府時代沒有貨幣政策意識和行為。

 

南京政府斷然選擇1933年完成『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希望倖免於這次世界性大蕭條。但是，畢竟『廢兩改元』是逆行於時代貨幣制度潮流的，並沒有能夠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國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6）『白銀糾纏』的極致和終結。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宣佈美國公民持有金幣、金塊或黃金證券為非法。

193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1934年購銀法》，立即刺激世界白銀價格上漲，導致中國多米諾骨牌效應：白銀大規模外流，為過去500餘年所未有，引爆了從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銀風潮』。

 

進入1935年，白銀存底繼續減少，通貨緊縮、利率上升、公債跌價、銀行倒閉、物價下跌、企業破產、失業增加，而且涉及貨幣經濟的主要環節，中國陷於全面經濟衰退，形勢壞到不容再拖的地步。

 

1934—1935年，一方面，中國這個昔日的『白銀帝國』已經是只紙老虎；另一方面，『白銀糾纏』造成的『剪不斷、理還亂』發展到歷史的極致。

 

南京國民政府終於清楚地認識到：從表面上看，中國是美國新白銀政策的犧牲者，根本原因其實在於中國的銀本位。只要繼續銀本位，中國貨幣經濟就會受制於國際白銀價格，非中國可以左右，白銀價格的上升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白銀價格下降則導致通貨膨脹。任何在銀本位框架內的改革，都沒有出路。唯有廢除銀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銀外流，結束以白銀為主要形態的貨幣供給完全失控的態勢。

 

1935年年初，中國秘密通知美國，計劃放棄銀本位，採取金銀雙本位，並將這種新貨幣與美元聯繫，以穩定中國的匯率。

 

1935年下半年，國民經濟已經惡化到崩潰邊緣。

1935年11月4日，時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部長的「孔祥熙」發表《關於發行法定貨幣的宣言》，宣佈廢除銀本位，並立即實施停止白銀合法出口、白銀國有化、統制銀行系統、壟斷貨幣發行權、嚴格外匯和黃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定貨幣改革的前提是：法定貨幣和外匯需要有穩定的匯率，法定貨幣是可兌換貨幣，主要是英鎊和美元。為此，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中國和美國經過『白銀談判』，於1936年簽訂《中美白銀協定》，該協議成為美國支持法定貨幣改革的法律保障，標誌美國和中國正式實行貨幣體系的合作。『貨幣制度中的相互聯繫背後，其實是對利益同盟的確認。』為了保證法定貨幣政策的實施，維繫法定貨幣的可兌換性和匯率穩定，需要外匯自由買賣制度，這意味著國家需要有足夠的外匯，持續實行白銀國有化，強化國家對金融部門的壟斷統制。

 

法定貨幣改革存在顯而易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法定貨幣改革意味著中國沒有經過金本位過渡階段，完成了貨幣現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這對國民經濟的效益明顯，有助於國民經濟走出蕭條。法定貨幣改革與中日戰爭的時間相當接近。對於中國來說，法定貨幣改革加快了中國形成民族國家的經濟共同體。另一方面，國家徹底壟斷貨幣鑄造權，國家全方位統制金融體系，開啟了政府超量發行之門。『法定貨幣卻如同歷史中的其他中國紙幣，從穩定到輕微通貨膨脹，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貨膨脹而不可自拔，最終導致了金圓券的推出。民間白銀和黃金外匯一起，再度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演繹了中國金融史上最為瘋狂的一幕。』

 

南京國民政府主導的法定貨幣改革已經過去了80多年。但是，關於如何評價法定貨幣改革的歷史地位，始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無論如何，由於法定貨幣的誕生，作為『白銀帝國』的那個中國壽終正寢，也因此徹底終結了『白銀糾纏』。

 

然而，如今建立在國家信用基礎之上的各種紙幣，呈現的是永無休止的貨幣擴張和財富貶值，以致人們不免懷念那個令人又愛又恨的『白銀糾纏』年代。

 

本書作者-徐瑾在本書的結尾如是說：

 

『以海外白銀流入開始，以收繳真金實銀結束，這就是中國白銀數百年的循環。其間有無數王朝的興起與隕落，也有不少人傑的努力與奔走，一切都在歷史之中迴響。歷史的循環之中，有無數天問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銀，也是人性的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敗。』

 

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空間感的結語。

 

在世界範圍內，研究貨幣經濟，特別是研究貨幣經濟歷史，其實是一個少有遐想和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對嚴酷史實和嚴密的歷史邏輯。如果用軍事語言來說，貨幣經濟研究始終處於冷兵器時代，那裡的每件武器都很笨鈍和沉重，鏽跡斑斑，而且顯然是以男性為主體，少有女性的領地。然而，前些年，台灣歷史學家林滿紅女士撰寫的《銀線》將19世紀中國經濟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峰。近年來，本書作者-徐瑾以她的《印鈔者》和《白銀帝國》，將史學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眾化書寫，為貨幣經濟歷史的疆域創造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著名經濟學家，台灣大學客座教授 朱嘉明

2016.09.27 台北陽明山

 

 

總論白銀的詛咒

 

白銀是價值僅次於金的貴金屬。對比西方人對於黃金的迷戀，國人對於白銀可謂念念不忘。從古至今，中國歷史上對於白銀的偏好幾乎隨著時間日益加深，而白銀成為中國本位貨幣的艱難歷程，恰恰也隱藏著中國歷史大變遷的隱秘緯線。

 

白銀在中國上古時代已有出沒，從考古來看殷商時期就用銀貝等物，『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這裡的『白』，也就是銀。

 

銀在春秋戰國已經具備貨幣部分職能，目前能夠找到當時的各類銀貝等貨幣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銀更多作為裝飾賞賜，在秦漢之間銀並不作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一

 

『白銀』的地位，從『不為幣』演變到最終的法定貨幣，白銀在中國的貨幣化歷程不無曲折。

 

中國戰國秦漢時期，更多用金與錢，進入六朝、隋、唐是錢帛並行，宋、金、元至明初是錢鈔流通。五代後白銀才開始逐漸用作支付，兩宋後白銀逐步進入民間，與錢並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銀正式完成在中國的貨幣化。從此之後直到19世紀30年代，這500多年間，中國經歷了大小戰爭，浩劫無數，始終固守白銀，其間銀兩和銀元通用。

 

對比中西貨幣史，從一開始中國與西方的貨幣制度就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

 

古代西方小國林立、國際貿易發達，雖然一國之內國王可以規定何為貨幣、價值幾何，這些規定卻無法在其他國家疆域內使用，真正能夠被國際市場接受的流通物，從很早開始就被鎖定為貴金屬鑄幣。

 

早在公元前7世紀，小亞細亞的希臘小國呂底亞就已經開始鑄造固定總量、標明價值的金銀合金鑄幣，從此塑造了西方貨幣史注重貴金屬鑄幣的路徑。

 

而中國遲至清朝末年才開始白銀鑄幣。

 

相比之下，在明代中期之前，大部分時間內各種賤金屬鑄幣（銅錢、鐵錢）構成中國貨幣的主要形態，中間間雜著貨幣史上的早熟傳奇，即北宋到明初400餘年最終失敗的紙幣試驗。

 

回顧貨幣史，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在中國歷史上交疊出現，政府不時地受到誘惑，以虛值大面額貨幣或者輕薄惡質濫鑄貨幣的方式，大肆搜刮民間物資，民間則以私鑄貨幣、拒絕使用惡幣等方式抵抗，雖嚴刑峻法亦難禁絕。

 

最終而言，其結果則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需接受市場檢驗，從半兩錢、五銖錢到開元錢再到宋代銅錢、鐵錢、紙幣，中國錢幣命運難以與王朝興衰相隔離。

 

即使白銀在明中期得以貨幣化之後，白銀在中國大部分情況之下作為稱量貨幣使用，而非西方早已習慣的鑄幣方式。從古代銀兩形態來看，隋唐以前稱銀兩為銀鋌、銀餅或銀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

 

古代『鋌』通『錠』，從宋代開始一般稱呼銀鋌為銀錠，而把銀錠叫作『元寶』始自元朝，據說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準庫的白銀熔鑄成『錠』，重量達50兩者叫元寶，即『元朝之寶』的意思。

 

剛開始元寶不單用於銀錠，也出現在銅錢上，但後來成為銀錠的通稱。大體而言，從漢朝到明清，銀錠開始由圓餅形逐漸向長條形發展，隨後是束腰形，最後發展成元寶形。

 

這種發展，有錢幣學家認為更美觀，也有人認為不方便，是一種倒退。至於銀元，中國自製銀元之前，銀元基本源自海外銀元，所謂『洋銀』。

 

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不僅成色和品質需考察，而且各地換算方法林立，使用並不方便，直到民國『廢兩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銀元取代銀兩，白銀得以以制幣形態流通。

 

此外，中國貨幣歷史上雖然有各類當鋪、銀鋪、錢莊等金融機構，但是長期沒能發展出現代銀行體系，對於中國信貸體系的深化乃至現代國家轉型拖累甚深。

 

細究中國貨幣史，可以發現其形態變遷與制度發展均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變化，而貨幣的變遷背後對應著帝國的進退。歷史細密經緯之中，白銀始終是一根連綿不絕又隱匿無比的線。要重新認知中國貨幣史，把握白銀在中國貨幣化的關鍵進展，就必須結合經濟史、政治史、財政史、軍事史等研究，從更大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換言之，理解貨幣必須在貨幣之外，其前提是重新認清中國歷史的關鍵脈絡。

 

對於傳統中原王朝而言，為維護王朝統治，必須應對內外兩方面的挑戰。外部挑戰在傳統敘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實上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中並非短暫過客，千百年來北方草原遊牧民族隨時虎視眈眈，長城內外枕戈待旦之卒動輒以百萬計。和平要嘛是贏來的，要嘛是暫時的，無論哪種，都對中原王朝的軍事能力及其資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緊要的是，以龐大物資支持的軍隊，天然地更容易效忠於帶領他們的將軍，而不是遠在天邊的朝廷，在軍隊忠誠度與軍隊戰鬥力之間，皇帝們往往陷入兩難。這構成了棘手的內部挑戰。

權力醉人，可如何保護權力？帝國內部的權力紛爭背後，也隱含著制度變遷的動力。西周選擇的是相信血緣宗族力量，封土建國以統領萬方，卻最終以兼併戰爭與秦漢大統一為結束。從秦漢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試驗各種方式，以對抗幽靈不散的地方豪族與割據軍閥的潛在反叛勢力，試圖將軍事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敗在安史之亂中達到高潮。相應地，軍制也在徵兵制（如府兵制）與募兵制之間反覆搖擺，徵兵制方式簡單、效力驚人，但要嘛依賴於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嘛難以持久，而募兵制不僅耗用浩大，維持軍隊忠誠亦不易。

內外衝擊之下，王朝的資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斷經受考驗。王朝興起之初，無主土地眾多，各類均田制度可以順利實施，以實物稅為主的各類財稅措施也容易落實。時間一久，由於土地兼併與大戶蒙蔭，朝廷財力難得保障，各類貨幣化稅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實施，楊炎、「王安石」、張居正、雍正的改革時隔近千年而前後相繼，其本質都是為支撐王朝政府對財稅收入的欲求。

 

進入近代，在白銀全球流入流出的牽引沖刷之下，中國經濟乃至國事都受到諸多影響，從明代滅亡到『鴉片』戰爭，以及隨後多次政治戰亂與經濟危機，莫不如此。諷刺的是，民國在艱難告別白銀、邁入紙幣時代後，卻緊接著進入惡性通貨膨脹之中，幾乎重覆了多年前南宋紙幣故事，中國貨幣的千年躍進近乎一筆抹殺。

 

昔日的天朝上國，隨著白銀化進程，也經歷了帝國輝煌的褪色，不僅從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第一跌落至落後於西方，甚至也落後於亞洲近鄰日本。

 

早在白銀貨幣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啟蒙思想家就力陳白銀的弊端，視之為大害，黃宗羲說『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為天下之大害』，王夫之也表示『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

 

白銀導致華夏易主、帝國落伍，這一說法不僅限於明，清末康有為也認為『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國，四萬萬之眾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過是銀落金漲之故，豈不大可駭笑哉！』這種思路演繹至今，被涵蓋在反思中國落伍的大辯論中。

 

白銀與落後，是無意巧合還是因果關係，白銀是否是中國落後的根源？

 

梳理數百年白銀歷史，我們看到白銀的命運伴隨著一個古老帝國的掙扎與糾結，白銀嬗變背後，不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興衰。借助白銀之眼，我們可以一窺中國現代化之路。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為總論，偏於理論，敘述本書的立論脈絡以及觀察框架。第二部分為全書主體，強調史實，分為五章。第一章綜述東西方白銀的不同命運，第二章詳細討論宋元兩朝的紙幣試驗，第三章分析明代的銀本位與全球化互動，第四章則探討名存實亡的銀本位如何在晚清陷入混亂與崩塌，最後一章則是民國的貨幣歷史，即從白銀開始，以法定貨幣結束。第三部分是後記、附錄『東西貨幣金融大事記』等。

 

二

 

在廣泛運用白銀之前，中國人曾經廣泛運用紙幣，這原本是超越時代的創新。

古希臘哲學中曾有『金銀銅鐵』理論：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開始為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分為三種人，第一種人身上加入了黃金，因而是最寶貴的，是統治者，其次則加了白銀，這是輔助者或者軍人，最後則是銅鐵，往往是農民及其他技工。

 

神話是現實的隱喻，對應著西方神話中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的說法，中國古代也有金銀銅三品的說法（『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東西方貨幣歷史發展分為不同階段，西方大致是從商品本位、金銀雙本位到金本位，然後到紙幣本位（或許應該加上一個新的階段，即我們正在迎來的數字時代），其中貨幣形態變遷也是為了適應經濟的不斷貨幣化。文明誕生之初，貨幣很可能是起源於饋贈，隨後進入商品時代，從貝殼到胡椒，很多物品都曾經作為貨幣存在，而金銀在其中佔據重要地位，東西方都曾經經歷金銀以及各類金屬輔幣並用的時代。到了18—19世紀，歐洲逐漸從金銀雙本位過渡到金本位，隨著現代銀行系統的發育，債券市場的繁茂發展，最終西方在20世紀過渡到紙幣本位。

可以說，紙幣是人類貨幣發展的高級階段，與金屬貨幣並不在一個維度。成功的紙幣，尤其是法定貨幣，其實依賴於市場與國家的信用協定。對比之下，中國早在宋元明三朝時期就展開了規模宏大的紙幣試驗，而也正是這一階段的失敗，構成白銀在中國最終勝出的重要一環。

銀在中國五代之前更多作為裝飾工藝使用，金在漢代之後作為支付也不多見，唐代貨幣制度更是錢帛並用。到了宋代，銀的使用從上流社會走向民間，逐步開始有了一定的支付地位，各類筆記小說以及物價記錄中關於銀的記錄也比以前多了很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在西方中世紀金銀雙本位的同期，中國紙幣試驗從北宋開始就頗具規模。

 

北宋『交子』最早發行於11世紀初，也就是北宋天聖元年（1023年），流通近80年，比起西方國家最早的紙幣提前了六七百年。

 

回看宋代，的確堪稱特異。

 

紙幣誕生在北宋，一方面體現了宋代經濟的繁盛，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全面超過西方的歷史頂點，另一方面也源自當時帝國征戰的戰爭開支與財政壓力，為紙幣的擴大使用創造了歷史條件。

 

宋太祖趙匡胤崛起於五代十國戰亂之間，確立以文制武策略，在立朝之初即行募兵制，傭兵數量高達120萬。宋代一代，邊患不斷，遼、金、蒙古都軍威赫赫，宋代與之對峙數百年。為支持龐大的軍資，宋代一反常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不僅經濟實力在中國古代王朝中高居第一，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也突飛猛進，其財政收入中貨幣形態占比高達80%（相比之下，盛唐最繁榮之時也不過20%）。

但在浩大軍費之下，宋代一代一直處在龐大的財政壓力之下，這也造成紙幣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由於紙幣首先是服務於朝廷的戰爭財政需要，隨著軍事吃緊，宋代的紙幣也在無約束濫發之下崩潰。

 

當時，不僅宋代『交子』、『會子』等金融創新領先了全球潮流，與宋對峙多時的金朝，其交鈔也獲得了不菲成功，一直持續到從大漠崛起的蒙古鐵騎席捲而來。然而紙幣的故事並沒有終結，隨後的元明兩朝也步其後塵，將紙幣之弊放大於無限，濫發行了各類鈔票，這些鈔票逐漸走向不可兌換，部分具有法定貨幣性質。和宋代一樣，這些邯鄲學步之作，最終走上濫發之路，也沒有更好的結局。

 

隨著紙幣的興起，白銀的地位最開始並不具備合法性，元代曾經抑制用銀，而明代初期也曾經禁止白銀。明代禁銀而民間用銀不止(讀書心得:政府無法任意操控白銀的產量及定價)，隨著白銀的逐步貨幣化，在無可奈何之下，明代終於在中後期對白銀解除禁令，隆慶元年（1567年）規定，『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白銀的貨幣地位獲得法律認可，嘉靖年間官方正式規定了白銀同錢的比價。從此，白銀地位達到最高，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仍舊如此。

 

紙幣敗北，白銀登場，白銀在明代煥發其通貨『光芒』。時間流逝之下，明代初期洪武體制的嚴酷最終輸給經濟發展的活力，恰好此時，地理大發現之後大量美洲白銀流入中國，將明代經濟從死水微瀾改造為喧聲四起。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形象生動地描述了明代後期商品經濟的發達，這其中，海外白銀流入及其貨幣化正是幕後最重要的推手。

 

紙幣的三朝失敗試驗，成就了白銀在中國的終極勝利。

(讀書心得:百姓再也不信任政府印製的紙鈔了，唯有黃金、白銀可信，黃金很少，於是採用白銀)

 

對於古代帝王來說，金屬貨幣難以控制，鈔票可以自己印，是最為便利的貨幣形式；此外，古典時代因為貴金屬不足導致的經濟問題屢見不鮮。以此而論，如果紙幣發行得當，數量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不僅有益於政府財力，對於經濟其實也是極大的紅利與躍升。換言之，紙幣本身可謂金屬貨幣到信用貨幣的一次『升維』，運用得當的話對於經濟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鎊對於英國崛起的決定意義。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戰爭邏輯與皇權思維主導之下，紙幣創新帶來的結果往往不是繁榮，而是濫印濫發，在宋元明三朝，中國試圖跳過銀本位直接進入紙幣本位。但這一過早誕生的紙幣最終卻因為缺乏約束遭遇了挫敗。在與紙幣的競爭中，白銀作為一種替代物，對於民眾來說有保值和儲存的便利，最為關鍵的是，白銀具有免於被權力輕易掠奪的貨幣本性，朝廷至少無法『印』出白銀來。因此，白銀天然是市場的選擇。在市場選擇這一隱性卻強大的力量之下，紙幣試驗從宋代的『會子』悲劇開始，到明代『大明寶鈔』的失敗，最後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

 

讀書心得:

『交子』:宋代發行，專用於四川的紙幣，真的是貨幣，宋代為了掠奪四川的資源，故意不准銅幣流入四川，規定四川只能使用鐵幣及『交子』進行交易

『會子』:宋代在國內發行的紙幣，仿照四川的『交子』，真的是貨幣。

鹽鈔:古代的時期，鹽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尤其是用來食物保存，相當於戰略物資，商人必須先用錢購買鹽鈔(取鹽憑證)，然後去政府開設的地方，憑證領取鹽，價值可靠百姓逐漸當作有價貨幣使用。

 

中國紙幣的命運，是成熟的古老帝國又一次過早開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聰明與機心，在缺乏約束與邊界之際，最終都會自我毀滅。回看白銀近千年的故事，其競爭對手紙幣的作用如此巨大，從『交子』開始，堪稱白銀貨幣化的開篇，以法定貨幣結束，也是白銀貨幣化的歸宿。

 

三

 

一個產銀不多的國家，如何在近500年中維持銀本位？答案是來自於海外進口的白銀。

 

中國是貧銀國，其產銀數量究竟多少，可以從《明實錄》銀課收入（也就是對白銀賦稅）中一窺究竟。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共75070兩，洪武二十六年到成化二十二年共9786462兩，立朝之初的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共1510032兩。

 

從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合計共1510032兩，此後每年銀課收入大約為10萬兩。

 

明代銀課在銀礦產額中所占的比例比宋代和元代高，也高於當時的西班牙（一般認為西班牙金稅為1/20，而銀稅則為1/10），明代銀課一般被認為是銀礦產額的30%左右，如此可以推算明代白銀產量並不算多，平均每年30萬兩而已。

 

如此少的白銀產量，自然無法承擔龐大的明代經濟貨幣化的歷史重任。

事實上，這一重任主要是由大規模流入的海外白銀來承擔。

 

海外白銀有兩個主要來源：傳統上是日本白銀，在唐代遣唐使的貢品中往往可以看到白銀的出現，而其帶回日本的物品中各類錢幣也是屢見不鮮；更具有意義的則是美洲白銀，其通過各種貿易渠道進入中國。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進程，不可避免地與肇始於地理大發現的第一次全球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6世紀是一個分水嶺。1492年，冒險家克裡斯托弗·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1545年，一個叫瓜爾巴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高地發現巨大銀礦山，這座銀山被喜出望外的西班牙人取名為『富山』（TheRichHill），成為美洲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隨著1563年在秘魯發現提煉銀子所用的水銀，美洲白銀開採全面發力，金融史學家金德爾伯格估算美洲白銀最高年產量為300噸。

 

地理大發現中的銀礦滿足了歐洲人的貴金屬狂想。

 

歐洲人最早為金子而去往新世界，恩格斯曾經說，『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

 

隨著波托西銀礦的發現，銀子在1560年後比黃金更受到西方關注，在東方又恰逢明代對於白銀渴求難耐之時，美洲白銀隨之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成為東西歷史脈動的新角色。

 

在白銀的跨大陸流動大潮中，中國和歐洲的金銀比價差距是一個主要動力。

 

中國金銀比價一直高於歐洲，早年是1：3甚至更低，明初大概是1：6—1：5，隨後到1：8—1：7，直到清代仍舊高於歐洲，歐洲中世紀一般是1：14—1：10，甚至更高（按照美國經濟史學家漢密爾頓1934年的數據，1643—1650年金銀比價為1：15.45）。

 

美洲金銀礦是導致世界貴金屬價格變化的重要推手，16世紀的發現使歐洲金銀大跌至近原價的1/3，但是銀比金的名義價值下跌更大。

 

生活在18世紀的「亞當·史斯密」（AdamSmith）觀察到，在美洲金銀礦發現之前，歐洲造幣廠規定純金對純銀的比價為1：12—1：10，隨後在17世紀則變為1：15—1：14，原因在於美洲雖然幾乎同時發現了金銀礦，但銀礦比金礦更豐饒，對比之下中國則為1：10或1：12，日本則為1：8。美洲白銀的大規模出產，不僅導致東西金銀比價差距進一步拉大，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巨大的國際貴金屬套利空間。

 

讀書心得:歐美開採出來的銀礦很多，比較沒價值，要15塊銀才能換到1塊金。拿到中國卻比較有價值，10塊銀就可以換到1塊金，所以歐美大量的銀進入中國套利。

 

地理大發現引爆了全球化狂潮。

菲律賓群島是美洲白銀進入亞洲的中轉站，銜接一切的是貿易，正如中國經濟史學家嚴中平所說，『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

除了絲綢，中國紡織品也頗受歡迎，中國棉布在16世紀末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棉布。

學者全漢昇推算1565—1765年間，從美洲運到菲律賓的白銀共計2億比索（比索是前西班牙殖民地廣泛採用的一種貨幣單位，一般認為折合中國庫平銀七錢二分）。根據學者德科民（DeComyn）的計算，1571—1821年，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銀子共計4億比索，其中的1/4—1/2流入中國。全漢昇則認為比例高於1/2，加上歐洲各國經由貿易帶來廣州的4億元，他估算1700—1830年間輸入中國的美洲白銀約為6億元，折合約4.3億兩。

 

出生於德國的學者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GunderFrank）對白銀的研究曾經在公共領域引發不少關注。他的理論體系將當時東方的地位與吸納白銀的能力掛鉤，對白銀流入的統計高於全漢昇及其他專家，爭議頗大。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認為1493—1800年，世界白銀產量的85%和黃金產量的70%來自拉丁美洲，其中超過80%的白銀運抵歐洲，而歐洲又將其中40%運往亞洲，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運抵亞洲。其結論是全球白銀產量自1600年起為120000噸（自1545年起為137000噸），產量一半歸於亞洲，這期間共計輸入中國的白銀約6萬噸，約為19.2億兩。這一結果很可能過高，不過也顯示出明代吸納白銀之巨。

 

即使算上中國本土歷朝歷代的白銀存量，海外流入白銀仍遠高於同時期的國內存量。學者劉光臨認為，宋代白銀存量不超過1.5億兩，在元朝禁止白銀流通而流失中亞各國、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到明代的前代白銀不超過3000萬兩，加上明代產銀2000萬兩，16世紀初明代的白銀存量合計為5000萬—6000萬兩，而從16世紀中期開始，海外白銀流入量約為2億兩。其中，各家估算差異較大，美國學者萬志英（RichardvonGlahn）估算為1.92億—1.97億兩，中國學者吳承明估計為0.86億—1.11億兩，學者神木哲男和山村耕造等人估計為2.32億—2.89億兩，是本土存量的4倍左右。

 

雖然各家估算數據不一致，但中國在明清之後成為全世界白銀的『秘窖』，這是無可爭議的共識。

 

在此我強調一下，關於明清之際白銀的數據，各類研究很多，不少學者的目標都是給出自己的標桿，在這一領域留下參照系，不過我志不在此，不僅希望提供不同視角給讀者參考，而且期待通過梳理分析破碎史實以呈現更核心連貫的貨幣邏輯。白銀數據異同之外，應該看到更大的格局，即在數據之外的邏輯衍生與歷史脈絡。

 

古代經濟估算不容易，即使是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之類的經濟史巨擘，其對世界GDP的估算成為最權威來源之餘，估算本身也存在諸多爭議。具體到中國白銀，不僅涉及各種度量衡，而且資料來源零散且單一，因此讀者應相對冷靜地對待各類白銀流入與流出的數據，在數字之外更留意趨勢的變化。

 

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戴維·S.蘭德斯（DavidS.Landes）所言，在推測性的計算中，數字只有與歷史背景相符時，才是可信的，畢竟在長時段的計算中，任何參數的極小誤差最終都導致結果的極大偏移。

 

我一直認為，理想的經濟學是數據、邏輯與歷史的結合，而理想的經濟史研究則應該在理解數據背景的前提下始終抱有疑問。

 

白銀的流入，不僅使元朝之後歷朝帝王屢次禁銀的努力付諸東流，也使得中國經濟加速貨幣化，無意間進入全球化攪拌之中。不同的是，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為歐洲增加了動力，開始了工業革命，之後主要經濟體陸續進入金本位乃至紙幣時代。而東方帝國則靜靜地固守著白銀，最多不過糾結著白銀流出或者流入不足。

 

明代之後，中國進入清代，而白銀流入依舊。清代貨幣制度基本延續明代『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制度，前朝紙幣教訓也使得清朝基本遠離類似實驗。

 

明清之際，中國經濟通過白銀與世界有了更多連接。

 

當海外白銀全面介入中國經濟之際，其流動速度往往不再受中國政府控制，給中國帶來諸多影響，這一情況即使到了民國也是如此。

 

20世紀30年代就有人斷言，『銀價問題乃是中國近代金融經濟的中心問題』。

 

最為典型的是，『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鴉片』導致的『漏銀』成為不少股肱之臣對「道光」皇帝的主要諫言。

 

我在本書中特別介紹了台灣學者林滿紅的研究，指出白銀流出的速度並不是如同大家想的那樣在『鴉片』戰爭期間達到頂峰。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鴉片』戰爭的實質，重點不在於白銀戰爭，而在於貿易戰爭，背後是兩個文明難以避免的衝突與碰撞。

 

除政治之外，中國經濟也受到海外白銀的攪動。白銀流入增加時，中國經濟的貨幣化提速，《金瓶梅》中的人人皆商以及清代江南地區的富庶景觀就是其見證。

 

此時中國出口增加，白銀流入中國，居民安居樂業，白銀在市面上加快轉換，經濟進而繁榮。後來，出口減少，白銀流入中國減少，中國飽受白銀緊縮之苦，居民趨於保守，白銀開始退出流動領域，窖藏白銀增多，財政進一步萎靡，最終甚至引發了戰亂與起義。

 

這一情況在明末或者清末皆有發生。繁榮時刻的白銀是錦上添花，衰敗時代的白銀則是最後一根稻草。

 

正如貨幣金融學大家弗雷德裡克·S.米什金（FredericS.Mishkin）所言，金融系統是經濟的神經。而生生不息流動的白銀，則是中國經濟的白色血液，其動靜變化，牽動中國經濟的神經，造成一次次興奮與痙攣乃至紊亂。即使坐擁白銀，帝國斜陽依舊。換言之，白銀很重要，但是擁有白銀不等於擁有繁榮，甚至白銀流入更多可視為中國經濟貨幣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白銀流入、流出，牽引著中國經濟的週期痙攣，但是決定帝國命運成敗的核心，仍舊是帝國制度的固有缺失。究竟是白銀流入決定了帝國命運，抑或是帝國自身的走向影響了白銀流動？真實的歷史是無數個體互動的結果，白銀命運與帝國興衰之間也是如此。

 

『鴉片』戰爭催生了中國的近代化，姍姍而來的現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對手的競爭中艱難前進。即使白銀在市場的自發選擇中勝出，中國貨幣制度其實也一直處於被動狀態，多年以來帝國最重要的財稅大權旁落於海關控制之下，甚至到民國也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貨幣體制。

 

四

 

20世紀初，在日本留學熱中，一位26歲的中國學生在日本京都完成自己的經濟學教育，臨別之際，他和老師們一一告別。其中一位日本老師對他說：『中國（China）這個名字只能算是個地理名稱，不像個國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門，各省各地區群雄割據，各自為政，各自發鈔票鑄銅元。你現在準備回到哪個地區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無路可走。』

 

站在相同的時間點上，兩人經歷不同，視角各異，對於中國的判斷自然有所不同。這位學生聽了難免氣憤，後來回憶當時忍不住要發脾氣。他毫不猶豫地動身回國，日後成為中國銀行界泰斗。

 

這個人就是「資耀華」，他親自見證了白銀一步步退出民國貨幣舞臺的歷史。至於「資耀華」的那一位老師，也非等閒之輩，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即由他首先提出。

 

「內藤湖南」當時的觀察其實相當準確，貨幣的混亂解釋了中國政經的萎靡，而這一狀況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際，甚至更早。

 

中國在明清之後號稱銀本位，但是這種名義上的銀本位存在很多問題。白銀一直沒有作為鑄幣使用，現實之中多數情況是銀兩、碎銀、銀元並行，又因重量純度各有區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純度的『實銀兩』，換算中還有作為實銀價值衡量的『虛銀兩』並存，因地因用各有劃分，共上百種之多。

由於白銀各種度量單位不一，導致中國貨幣制度空前混亂，而混亂的幣制進一步造成經濟金融的萎靡落後，與國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牽引。用銀，也因此成為一種落後的象徵，甚至被看作一種白色的詛咒，成為帝國落後的鏡面投射與無奈注腳。直到今天，不少觀點仍舊強調正是中國用銀喪失貨幣主權，才導致中國在明清東西大分流時代的落伍。如果按照這派的觀點，大明帝國的滅亡根源之一在於李自成起義，而這與海外白銀流入減少有關，甚至晚清與民國幾次白銀流入變化，都觸發了經濟危機乃至戰爭。

 

不過，比起追究是否應該選擇用白銀，我們今天更應該反思，中國為何用白銀？白銀背後的制度為什麼一直沒有改變？同樣長期使用白銀的歐洲大陸為何沒有重蹈中國的覆轍，反而逐漸孕育出現代紙幣與銀行系統？

 

遲至民國，白銀依舊通行國內。北洋政府孱弱，除了袁世凱在幣制統一方面稍有建樹，餘者多不足道，甚至當時就有各類濫發紙幣事件，例如:『京鈔風潮』。北洋時代中央權力式微，但是民間力量勃發，中國新式銀行開始崛起，現代金融系統從無到有。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中央集權加大，中國終於有能力『廢兩改元』。國民政府原本計劃是從銀本位過渡到金本位，但由於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美國《白銀收購法案》，中國再次『升維』，跳過金本位，直接進入法定貨幣階段。法定貨幣原本是中國貨幣制度的全新升級，堪稱統一貨幣的一次成就，但在內憂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淪為政治的附庸，其結果也並不美妙。法定貨幣濫發無法遏止，而取代法定貨幣的金圓券的濫發更是史無前例。於是，紙幣在近代中國上演了最瘋狂的一幕，創出驚人的通貨膨脹紀錄，其慘烈程度超出多數人的預期。這一次的紙幣試驗仍舊以一個政府的隕滅為結果。而白銀在紙幣被遺棄之後，又在民間暗中復燃。

 

白銀與紙幣的博弈，其實也是保守與貪婪的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過權力制衡，其實也可以有不一樣的結果，以此而言，紙幣是中國未能把握的制度紅利。英格蘭銀行成立於1694年，之後才開始發行英鎊，比起『交子』晚了大概六七百年。英鎊最初只是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而已，而英格蘭銀行成立之初也不過是一家私人銀行。儘管如此，英鎊誕生之後，在200多年內維持了穩定的幣值，英鎊的堅挺為英國從一個歐洲邊陲國家躍居為日不落帝國奠定了偉大的基礎。

 

在《印鈔者》中，我探討了英鎊的成功，同時也在思考中國法定貨幣以及金圓券的失敗(濫印)，二者之間的對比，可以看作正反饋與負反饋的對比。中國的紙幣循環往往是王朝循環的前奏，軍事開支增加導致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導致印鈔無度，在超級惡性通貨膨脹之下，良幣繼續存在，而劣幣崩潰，甚至使得民國退回金屬貨幣乃至實物經濟。

 

在19世紀30年代的法定貨幣改革中，白銀被官方宣佈退出流通，但是隨著法定貨幣的失敗以及金圓券的潰敗，白銀其實並沒有真正離開民國經濟生活。

 

理論上，中央銀行應該是通貨膨脹的最重要也是最後的防衛者。古代沒有獨立的中央銀行，缺乏對政府的約束，所以紙幣試驗註定失敗；民國即使誕生了中央銀行，也實在不是現代意義上合格的中央銀行，只是受政府之手左右的帳房出納而已，難怪中國經濟史學家杜恂誠稱其為『天生的畸形兒』。

 

中國政治即人事，其短處在於糾纏中國千年的人治弊端。日裔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近年建構理論，他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要素結合，即國家（thestate）、法治（theruleoflaw）、負責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這看似簡單的『政治三明治』並不容易達到，國民政府在內部權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強敵的環伺之下，最終無法擺脫印鈔之路。

福山理論一言以蔽之，即中國一直不得不面對壞皇帝的問題。這也意味著中國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其實很難被有效約束，在金融領域亦然。金融系統往往是因國家財政需求而發展，也註定了金融系統的短板。貨幣更是如此，紙幣的試驗就是權力與市場的博弈。

 

金融本質是信用，正因如此，金屬貨幣在專制時代對於民眾來說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而紙幣試驗只有在能保證遏制政府的貪婪之手的政治體系之中才可能成功。這種方式往往出現在現代，而且還很不完美。

 

從11世紀紙幣被發明，到20世紀金圓券改革收繳真金實銀結束，在白銀與紙幣之間的千年戰爭之中，白銀之勝，是政府之敗，白銀之敗，也是政府之敗，是人性的貪婪，更是制度的大敗局。

 

五

 

一邊是貨幣，一邊是皇權，中間是財稅。

 

從古到今，稅收都是歷史變遷中的重要力量。強者有對弱者徵稅的權力，而弱者則以納稅作為對強者博弈的籌碼。換言之，稅收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主要博弈舞臺，對於稅收的態度以及互動，也構成國家與市場關係的主體內容，金融也在這種互動之中滋生。與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化對應，中國賦稅經歷了從實物到貨幣的轉換。以貨幣折合納稅糧食稱為『折色』，白銀作為賦稅，從唐開始出現，在明中期之後成為主流，幾乎與紙幣退出是一個此消彼長的歷程。

 

宋金元明，歷代帝國一次次借助紙幣濫發，其實源自其財政困境。財稅是帝國運轉的根基，而中華帝國的收入始終主要依賴農業。如此環境之下，對於商業的態度基本是壓抑，未能走出傳統財政的窠臼，人均收入也陷入低水平均衡，再加上稅收系統的低效，進一步固化了帝國的組織僵化。

 

對比之下，歐洲王室傳統收入原本是地產地租、司法收入等，隨著西歐各國在地理大發現前後日益走向重商主義，關稅和其他捐稅日益重要，在英國其已超過皇室收入的一半。國王依賴商人獲得財政收入同時讓渡政府權力，最終通過憲政財政帶來制度的飛躍。

 

中華帝國稅收的拮据，主要癥結為其徵稅能力有限。唐代之後，丞相權力收縮，明代之後，甚至不再設立丞相一職，以往皇帝需要和丞相商議的傳統蕩然無存，相權闕如意味著君權空前集中，但國家管理效率也隨之降低。

 

皇權集中之下意味著事無鉅細都依賴皇帝決斷，財政制度看似完備，其實效率低下。

 

財政領域缺乏專業機構代理，戶部尚書名義管理財政，其實只是會計功能，沒有皇帝支持很難有所作為。

 

如此一來，從元明清乃至民國，多數情況下政府財力只夠維持，一旦遭遇災害或者戰爭，往往陷入入不敷出狀態。政府萎靡之下，往往導致濫發貨幣，最終紙幣崩潰，而白銀始終在民間流轉，政府因此越發萎靡不振甚至消亡，這堪稱中國式印鈔循環。

 

以大分流時代的明清帝國為例，就制度的本質而言，兩個帝國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視為一個整體。明清之際，中國經歷了遊牧民族的洗禮，帝國開始走向內斂，而權力結構也變得更為獨裁，圍繞皇帝展開。隨著丞相職位的廢除，君臣關係變得更為上下有別，而文官集團也以抱團形式對抗皇權的上升。清帝國雖然是外來族群統治，但依靠幾代幹練的皇帝維持了明帝國的制度，使得清帝國更像明帝國的加強版。然而，正如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言，對比隋唐宋組成的第二帝國的開放性，明清組成的第三帝國則具有收斂性。帝國的制度內卷化（involution）導致了體制僵化，在世界風向改變之際並沒有隨之改變，當西方走向了工業革命，明清帝國除了安於享受美洲白銀持續流入之外，並沒有對帝國政體做出本質修正。

明清賦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嚴苛，稅率維持在1/10左右。中國政府被認為是傳統的『守夜人』政府，除了不與民爭利的傳統思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帝國能力束縛。中國傳統政府可謂『小政府』，以人口膨脹後的晚清為最，但是這樣的『小政府』更多源於弱勢財政。一方面財稅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其承擔的公共服務也有限。公共服務的有限以及權力獨佔性進一步使得財稅制度無法得以完善。如此即形成尾大不掉的制度，目的僅在於維持獨裁。財政實力微弱，這使得整個政府冗餘而低效，在治理水平上低於海外同儕，在萬國齊爭的時代，自然居於末流。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稅收制度的特殊性在於，其正式稅收往往以維持每個朝代之初財政總額的方式固定，這就導致其財政安排往往是正式稅收和隱形費用的結合。一方面，帝國政府徵稅能力低下，白銀充沛導致的白銀購買力下降，使得名義稅收購買力不斷縮水；另一方面，中國集權制度之下，一直未能解決山高皇帝遠的問題，由於地方財政虛弱，在官方正額財政無法滿足需求的時刻，各類攤派徵收就會出現。

財政強弱影響著帝國政制，隱形稅費成為名義財政的影子。隨著名義賦稅之外的各種苛捐雜費不斷滋長，帝國貪腐持續惡化，這變成一個新的循環。面對這種模式，中央試圖通過『一條鞭法』、養廉銀等方式將各種隱性財政納入正式財政，只不過是一次又一次開列新的稅費清單，而帝國始終也走不出『黃宗羲定律』狀態。

 

正因如此，日本學者岩井茂樹將明清財政的機制形容為『原額財政主義』，即在額定財政和隱形財政之間，一次又一次擴大額定財政範圍，卻無助於隱形財政的消失甚至減少，最終帝國不得不在財政危機中走向沒落。

 

財政失序導致政治治亂循環的根源在於，一方面缺乏下對上的有效監督，另一方面對於貪腐根源也沒有徹底解決，用經濟學的術語講，激勵不兼容。這事實上說明，皇帝或帝國體制代表表面上是在與腐敗官員做鬥爭，其實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鬥爭，即與強大的體制慣性抗爭。

 

對比之下，歐洲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現代財稅成敗路徑。近代英國起步較晚，無法獲取美洲白銀，但是英國通過出讓權益給商人，獲得商人支持，使得英國稅收比例長期高於明代，也高於當時歐陸諸國。

 

以往一種觀點認為，掠奪使得西方得以發展，但其實殖民帝國也有不同的譜系：西班牙因其龐大殖民地而坐擁金銀，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從殖民地中獲得的貴金屬礦山很少，但它們日後的發展卻好於西班牙。

 

這些國家，一開始也是寄望於殖民地發現金銀，還承諾獻出金銀的1/5給君主來換取許可，事實上，早在「亞當·史斯密」時代，他就注意到北美殖民地發展好於其他地方，他也注意到土地荒蕪或人口稀少且土人容易對新來的殖民者讓步的地方，往往比其他任何地方富強得更快，『此等殖民者，又隨身帶來了統治人的習慣，關於正常政府的觀念，維持政府的法制的觀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觀念』。

 

這些歷史觀察中的結論，在當下更為精緻的經濟學研究中得到驗證。

 

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與詹姆斯·A.羅賓遜（JamesA.Robinson）的系列研究指出，1688年後英國政府規模開始擴張，支出很快達到國民收入的10%左右，這種擴大源自稅收的支撐。

 

這一階段也是英國崛起的時代，原因正是在於設立國會控制國王徵稅權力，等到國會可以控制政府之後，國王不斷讓渡權力，英國政府也因此得以強大。英國政府可以承擔更多服務，使得國家在競爭之中更為有利，為其海外征途以及稱霸世界奠定了基礎。至於西班牙政府，即使擁有巨量白銀，因為未能建立如同英國那樣的國家體制，仍舊難免於經濟停滯甚至政府破產的命運。

 

金融對於歷史影響巨大而深遠，然而僅僅有金融是不夠的，貨幣僅僅是權力的一種，關鍵在於其他權力，如皇權與政府權力，如何被界定、如何被管理、如何被馴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曾經總結過英國的成功與金融密不可分，而這種成功具有制度制衡基礎，即由徵稅機構、中央銀行、國債市場、議會組成『四角關係』。《印鈔者》中，我借助弗格森與諾斯等人的研究框架，詳細闡述了英國崛起與英格蘭銀行的金融制度互相促進和制約的關係。

 

簡單對比中西金融制度，從表面觀察很容易找出中國金融史缺失的一環，即中國政府沒有舉債能力，所以沒法誕生債市及其相應的制度建設。但這種觀點不無局限，晚清之後，中國事實上嘗試了各種內債外債。清朝財政被公認為在「咸豐」之前維持收支相抵毫無問題，但是隨著太平天國等戰事爆發，財政壓力驟然增加，不得不借助厘金政策。隨著戰爭不斷惡化，海外勢力蜂擁而來，也帶來了新的融資工具即公債。

 

早在1867年，在『餉需繁急』理由之下，晚清權臣「左宗棠」西征軍費即依靠對外舉債，當時用海關稅票擔保，杭州商人胡雪巖從中斡旋，向上海洋商借銀120萬兩，開「左宗棠」本人6次對外借款先河，被認為是中國政府外債的起源之一（此外也有說法稱同治四年為中國外債起源之時）。

 

甲午之後，外債越發成為財政窘迫的大清帝國的主要造血機器，不少洋務運動資金也來自外債，庚子年後每年需要償還的外資數量也翻番，年償還額在4000萬兩之上。

 

中國發展出外債制度，這種新興債務關係，根源於財政與軍事的雙重潰敗，中國的大小財源甚至土地往往淪為抵押品，並沒有帶來中國金融制度根本性的變革。

 

對金融機構而言，利益最豐厚最穩定的部分主要被國外銀行分走，香港與上海外灘此起彼伏的外資銀行大樓堪稱這段歷史的結晶。

 

外資銀行在華勢力範圍往往由宗主國決定，典型如滙豐銀行，根據楊端六所著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記載，清政府在1895—1911年對外政治借款9次，滙豐銀行單獨承擔3次，與德華銀行合作2次，其餘也是多國銀行合作完成。

 

至於中國國內商業機構，無論是資金勢力還是進入門檻，最初根本無力與國外同行競爭，到後來國內銀行有機會參加公債發行之際，卻始終無法擺脫政府賴帳的可能，更不用說權力之手間接控制乃至直接勒索。這從「胡雪巖」最終潰敗，到民國公債走向崩塌均可一窺究竟，更不用說中國銀行日後被迫增加官股的故事。

 

本質上，國家債務是資本主義邏輯下的衍生金融品（馬克思說公債是原始積累最有力的杠桿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為了維持公共權力需要公民捐稅，『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而商業文明下借貸雙方也需要有對應的約束。對比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提及的『四角關係』，其實中國不缺乏舉債動機，甚至不缺乏舉債能力，而是一直缺乏約束皇帝的議會，即使在近代金融市場已經起步之後亦是如此。

英國誕生這種機制有其獨特性，就算不是獨一無二，也是為數罕見。這種機制隨後推廣到全世界，英國政治制度也隨之傳播。中華帝國既沒有精幹的徵稅體制，也沒有強大的議會約束皇權，只有尾大不掉的政府與怯弱成長的民間，不少公債探索淪為變相攤派。

 

由此可見，技術性的改變在中國並非沒有發生，無論北宋的紙幣還是晚清之後的金融公債，其最終失敗的命運昭示，在社會系統沒有完成現代性轉化之前，在舊有權力規則之下，金融服務於政治的命運，難以有本質改變，最終的自我潰敗也難以避免。

 

任何對於社會有益的創新，本質上依賴於良性的整體制度構建，而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金融創新或者所謂晚明資本主義萌芽，不過是局部地區或部門的優先突破，無法打破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所謂的『歷史的鐘罩』。這種政商模式慣性，即使到了民國甚至今天仍舊強大，資本與企業家才能局限於方寸一隅之地，制度尋租的收益往往超過技術創新的收益，私人資本在國家面前始終弱勢，無法彙聚成強大力量，形成時代的洪流。

 

對比中西歷史發展路徑，正是源於缺乏對於集中權力的束縛，不少原本動機良好的制度設計走向反面。關於中西財政制度，不少學者強調中國傳統財稅很早有內外之別，即王室財政與國家財政的分別。這曾經被視為中國的優點之一，但是實際狀況恐怕並非那麼理想。

東西方皇家內府(內庫)財政之別，不亞於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別。中國先秦時代原本也有諸侯，秦漢之後諸侯喪失治國權力，中國逐漸從『既封且建』（有爵位、有土地、有世襲）到『封而不建』（不分封、不世襲），土地和附屬權力逐漸分離，財政權力也逐漸集中於中央來管理。這也使得財政制度需要認清來源和用途。在中國歷史上，內外財政區分十分清晰的時代是秦漢，尤其是漢時，大司農管理國家財政，主要收入為田賦、徭役等，少府管理皇室財政，主要收入為山澤稅、貢納等。但是這種區分在漢之後就日益模糊，唐宋之際已經有了區別不明的情況，不過也有皇家內府(內庫)補充國府的情況，宋太祖就曾表示皇家內府(內庫)是為了應急而不是個人享受：『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庫。』後宋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皇家內府(內庫)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不過，宋代皇家內府(內庫)雖然有補充國庫的傳統，但是其存在本來就是對於國庫的一種隱性分配，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財政集中程度。

 

宋代皇家內府(內庫)日益成為內廷主導，原本有權掌握內庫情況的三司逐漸失去知情權，結果導致皇帝對於財權的支配與滲透更為直接。

 

內外之別到了明代更是徒具形式，不僅戶部無權過問，甚至不少帝王借助太倉府（國家財政）豐足皇家內府(內庫)。清代內務府和戶部之間的關係更是彼此摻和，皇權的擴大使得內帑日益龐大，上行下效帶來官僚集團的集體混亂，各級官員在法定財政之外的『羨餘』之類的隱性財政也急劇膨脹。

 

如此一來，內帑與原額財政之類的制度表面上有利於國家財政管理，但是由於缺乏制度約束，最終背離初衷甚至走向反面，成為帝國大潰敗的一個環節。

 

對比西方，其國王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地主，財政收入多來自君主自身的土地收入或特權收入，所謂君主『多數依賴自己過活』。稅收多數是為應對戰爭需要，導致公共財政的出現，才有了之後英國議會決定財政的歷史緣由。

 

由於缺乏整體制度的變革，中華帝國財政雖經不少幹吏能臣改革，卻始終無法突破其局限，這也使得中華帝國在明清後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環。即使到了現代的國民黨政權，按照托馬斯·羅斯基（ThomasRawski）的估算，其1931年的財政支出水平尚且低於1880年的明治政府。相應的組織動員能力，也始終未能深入中國內地尤其農村地區，而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為對城市進行割裂與包圍的根據地，最終城市在軍事和經濟上雙雙失去優勢，國民政府的潰敗由是可以視作其脆弱的財政體系一開始所註定的。

 

真正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人類合作秩序的拓展，在過去地大物博而又擁有勤勞人民的中國古代，之所以無法衍生出更廣闊的合作秩序，正是因為從封閉的經濟狀態走向開放的經濟狀態需要所有權等制度保證。正如秘魯經濟學家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DeSoto）所言，所有權的主要效應包括：確定資產中的經濟潛能、把分散的信息綜合融入一個制度、建立責任制度、使資產能夠互換、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保護交易等功能。

 

『大政府』或者『小政府』並不是政府好壞的標準，有強大財政支撐的政府才有可能在競爭時代獲得更多勝算。簡單化的自由主義總是鼓吹『小政府』，但實際上，比起政府規模，政府能否被問責更為重要。歷史案例舉不勝舉，對比西班牙和英國，西班牙擁有了白銀，英國擁有了制度，最終勝出。在『小政府』治理下，所有權制度缺位，市場經濟終究難以成型。

 

無論明代的沈萬三還是清代破產鹽商的命運都證明，皇權可以一時賦予商業特權，也會在瞬間褫奪這一特權。正因如此，中國雖然很早誕生了錢莊、票號等組織，縱然技術細節與西方銀行不無接近之處，但是產權始終難以得到終極保護，其規模也始終無法做大，整體上無法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貨幣體系與金融系統。

 

從貨幣制度也可對比中國與日本的不同歷史路徑。

 

不少日本經濟史著作都指出，到了7世紀日本才開始嘗試鑄幣，但基本上是有限流通，到了11世紀還曾經退回物物交換，直到12世紀通過與中國貿易，才從宋代引入大量錢幣。

 

宋代銅錢對於日本影響很大，宋代時期出口銅錢甚至可以有10倍利潤。

到了明代，日本仍舊依賴中國銅錢，同時對中國輸出白銀。隨著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日本白銀轉而主要在國內使用，幕府時代是黃金、白銀、銅錢三者並存。

 

1526年，日本石見銀山開始開採，引入朝鮮吹灰法冶銀，產銀量大增，江戶時代幕府更是對於銀礦直接管轄，也開始注意貴金屬的外流。

 

自產白銀使得日本被認為在貨幣政策上更為獨立，但即使擁有了以自有白銀為基礎的貨幣主權，幕府時代的日本仍舊落後於中國。直到17世紀，日本才開始自行鑄造錢幣，隨後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才逐漸取代中世紀以來不斷流入日本的中國錢幣。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卡爾布萊斯·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率艦隊駛入江戶灣海面，幕府無奈之下，於次年簽訂《日美和親條約》。黑船來航不僅改變了日本歷史，也間接改變了中國與世界敘事。隨著美國黑船的到來，日本在被動中選擇了改革，在明治維新中奮力改革金融，這對其在現代化競爭中脫穎而出大有幫助。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利用清政府賠款改成金本位，成為新的帝國強勢崛起，其中的故事耐人尋味。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正是制度變革，而不僅僅是貴金屬甚至貨幣主權，導致了日本的崛起。

 

反觀中國，作為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中國貨幣史長達數千年，戰國時候即有金屬鑄幣，在宋代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遺憾的是，傳統的金融制度無法誕生銀行體系，導致紙幣在發明之後運用不當，中國不得不退回白銀本位，甚至白銀長期作為稱量貨幣，而不是非稱量貨幣，以致金融制度在數百年間進步遲緩。

 

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看，財政銀行對於後發國家的工業化意義重大，日本與德國的發展都是這樣的案例，即唯有強大的財政體制，才能支持預算投向經濟發展，隨之形成經濟發展支持政府的正反饋。換言之，沒有財政實力，其實並無能力支撐一個行政體制的現代化轉型，而中國明清以來一直未能形成這一正循環，即使民國政府亦未能完成其財稅的現代化轉型，政府一直缺乏充分的稅收支持。

 

從宋元明清到民國，過去的財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在制度經濟學層面，財稅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租金，透過財稅關係即可審視制度關係，而貨幣正是二者之間的連接。正如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所言，強盜之所以變成坐寇而不是流寇，正是因為坐寇的收入比流寇更高更為穩定，而當坐寇進化成為政府，或善於培育向民間徵收稅收的政府，其效率也被證明高於只知道掠奪民間的政府。

 

六

 

美國經濟史學家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DeLong）曾經說20世紀的歷史就是經濟史。

其實所有時代的歷史都是經濟史，是隱匿在政治波瀾與軍事表皮之下的經濟血肉之軀，而金融就是其中永不停歇的血脈。

 

然而，金融史尤其是貨幣史往往面臨尷尬的境地，要嘛在坊間著作中被恣意誇大扭曲，要嘛多少有點處於被主流學界視而不見的境地，畢竟貨幣是否重要，在今天的宏觀經濟學中仍舊爭論不休。

 

金德爾伯格指出，經濟史常常重點不明，他引用一位同行的話，印證，金融貨幣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國家作為經濟史學家們所關注的重點，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組織其經濟活動……難道經濟史就不能圍繞著貨幣制度的演變而最有效地編寫出來嗎？』

 

為什麼東方在近代之後落後於西方，這可以視為有名的李約瑟之謎（Needham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說經濟史的聖杯，迄今仍舊引發無數回應。

歷史學家歸咎於工業革命之類的宏大事件，而經濟學家則歸咎於手工業方面的細節。

 

值得注意的是，貨幣金融的維度很少被提及。

 

實際上，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有了金融革命，而這種金融革命正是資本主義得以起飛的原因。

 

以此而言，中國歷史的死結未必歸咎於白銀本位，但是白銀的命運卻可以提供可能的解釋與答案。

 

鏡頭回到1262年，世界文明的兩個極點。西方的威尼斯與東方的南宋都面臨著來自戰爭的陰霾，而戰爭對應的融資需求更是千鈞一髮。幾乎同時，雙方的當權者都設計出了應急方案，都涉及當時最為前沿的金融創新。

 

南宋的「賈似道」不斷的濫印『會子』買公田，掠奪民間財富以此為軍資。

 

而威尼斯則走了不同的道路，通過議會授權政府以稅收作為抵押，當財政出現赤字的時候發行公債，付給5%的利息。

 

從事後來看，威尼斯的金融創新激發了政府債務作為資本的魔力，事實上它使歐洲進入一個金融革命的時代。

 

至於中國，濫發的『會子』並沒有因此重新獲得市場青睞，而民間的不滿與動亂甚至變相為蒙古人兵臨城下提供了方便之門。最終，中國在紙幣的崩潰中走向了白銀之路，東西方的金融大分流在13世紀已經註定，幾乎決定了兩者後來不同的命運。

歷史可否假設？如果『會子』不貶值，也許「賈似道」不會走到這一步，也許公田法就成功了，也許南宋就不會滅亡，也許當年輕的「馬可波羅」在12世紀末抵達杭州的時候，他大概還是會認為該城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但他可能不會按照元朝的定義和慣例，把斯文的江南叫作蠻子省。

 

回到已經發生的歷史中，我們見證了中國在金融貨幣層面的領先與歧路。

 

中國很早就有飛錢這樣的匯兌方式，也有當鋪、銀鋪等信用轉讓，宋代的紙幣最開始誕生在私人部門，明清的錢莊票號的壯大也讓人歎為觀止，那麼中國為何沒有誕生現代銀行業？這一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一直沒有演化成為銀行系統。無銀行，則無現代國家；反過來，如無現代國家，也很難誕生真正意義上的銀行系統。

 

更長遠地審視，這其實可以與東西經濟大分流結合起來看。

 

學界往往認為中國在16世紀甚至18世紀之後才明顯落後於西方，然而我認為經濟大分流之前，已經出現金融大分流，這一分流雖然隱蔽，卻是打開經濟發展鐘罩的密匙。

 

不少經濟史著作已經揭示，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17世紀之後的領跑者首先進行金融變革，即使是19世紀晚期剛剛學步西化的日本、俄羅斯等國家，在其國家現代化之際，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金融革命，新湧現的金融中介在經濟融資以及工業起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比之下，中國卻早早地從宋代突進失敗之後後退，貨幣與金融體系一直處於前現代狀態。

無論紙幣還是白銀，中國貨幣體系無法現代化的癥結之一，在於一直沒有實現銀行化。

 

中國貨幣無法銀行化，導致中國的紙幣化道路失敗，不得不走上白銀之路。

 

沒有銀行，沒有白銀鑄幣化，就談不上從銀行券路徑創造紙幣，貨幣只能以稱量貨幣的形式存在，導致各種混亂與落伍；沒有銀行，中國的儲蓄無法資本化，因為唯有貸款等業務才能解放資本的約束，創造更複雜的信貸交易；沒有銀行，中國的商業機構也無法公司化，既無法做大也無法走出人際關係限制；還是因為沒有銀行，貨幣發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無法衍生出中央銀行之類的銀行。

 

銀行成為中國經濟無法突破所面臨的封閉循環的關鍵缺失。對比之下，日本在19世紀數十年變革中，銀行體系對於工業襄助甚大。日本銀行在試錯中不斷進步，先參考美國模式，然後參考了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導致明治時期日本銀行呈現出三種主要形態：首先是為財閥融資的超級銀行，其次是政府設立的政策系銀行，再加上1000多家服務本地市場的小銀行。這樣實業家、銀行家與政府彼此結盟，帶來日本現代化狂飆突進的一幕。

銀行在中國難以生根的歷史，也對應著白銀在中國的掙扎歷程，二者構成中國經濟史的隱匿金融主線，也隱匿著國家權力與市場力量不斷博弈的歷史。

 

明清時代正好對應著外界的巨大變化，白銀是否是中國落後的原因呢？在某種意義上，白銀是中國金融落後的表徵。如果中國如同西歐那樣建立新式銀行系統，那麼白銀其實也會逐漸退出流通，變成一種準備金手段，但是中國的傳統金融體系並不能支撐工商業勃興乃至社會進步，所以白銀始終是主流選擇。從某種意義來說，享受著白銀之類的貴金屬浸潤的國家，一直在承受著某種『資源的賭咒』，不僅中國如此，即使擁有源源不斷美洲白銀的西班牙皇室，也在16世紀到17世紀末，破產十多次。

 

更進一步，中國傳統金融體系為何受限？金融業作為商業的附庸，可以說是上層建築的上層建築，然而就歷史處境而言，商業在中國一直作為政治附庸存在，金融業也就是附庸的附庸，這使得中國的金融縱然在技術層面有『交子』、錢莊、票號等零星創新，在系統以及制度層面卻缺乏建樹。

 

對比西方同儕，當中國明代還在進行皇家紙幣試驗之時，歐洲已經誕生了最成功的銀行家，如『美第奇家族』（Mèdicifamily）。這一家族在14世紀初的佛羅倫薩曾被看作流氓，卻掌握了佛羅倫薩三個世紀，其家族產生了三位教皇、兩位法國王后、多位王侯與大公，也資助了很多天才，如拉斐爾、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他們的最大客戶是君主與教皇，其影響力拓展到了政治領域，這是中國商人難以匹敵的高度。當產權保護與人身安全都無從談起時，權力對財富直接掠奪是最便利也最直接的方式，何必考慮更曲折的銀行模式呢？

 

春秋時代尚且有立主定國的呂不韋，而明清只有滿門抄斬的沈萬三。

 

直到晚清，目睹歐美乃至日本的強大，洋務派才逐漸意識到堅船利炮之外的金融力量。

 

光緒年間的鄭觀應曾經說：『夫洋務之興莫要於商務，商務之本莫切於銀行。泰西各國多設銀行以維持商務，長袖善舞為百業之總樞，以為財源而維大局。』

 

對於銀行的好處，鄭觀應已經有了確切的理解，他列舉了銀行的十大好處，『茲略舉其利民利國之大要言之：銀行之盛衰隱關國本，上下遠近聲氣相通，聚通國之財，收通國之利，呼應甚靈，不形支絀，其便一；國家有大興作，如造鐵路，設船廠種種工程，可以代籌，其便二；國家有軍務賑務緩急之需，隨時通融，咄嗟立辦，其便三；國家借款不須重息，銀行自有定章，無經手中飽之弊，其便四；國家借款重疊，即或支應不敷，可以他處匯通，無須關票作押，以全國體，其便五；國中各殷實行家銀號錢莊，或一時周轉不靈，諸多窒礙，銀行可力為轉移，不至販壞市面，商務藉可擴充，其便六；各省公寄存銀行，需用之時支應與存庫無異，而歲時入息仍歸公項，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盤算，其便七；官積清俸，民蓄辛貲，存款生息，斷無他慮，其便八；出洋華商可以匯兌，不致如肇興公司動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銀根短絀，可借本行匯票流通以資挹注，其便十』。

對比鄭觀應的認識，民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則將國家銀行的努力付諸行動。

 

「容閎」在1860年，在太平天國見故友洪仁軒的時候，他已經談及國家銀行，「容閎」隨後在1896年直接上書清政府請求開辦國家銀行，其擬寫的《請創辦銀行章程》《續擬銀行條程》等，強調銀行開辦、引發紙幣、擴充工行、監管逐筆等設想，強調銀行的業務模式必須西化，『銀行仿自泰西，英法諸國，屢經改革，愈變愈精，要以美國為最善。日本銀行，亦多採之。今擬參仿美國銀行章程，先設總部於京都，續設銀行於各省城，及通商口岸。總銀行資本以一千萬元為額，統由戶部籌撥』。

 

國家銀行在甲午戰爭之後的自強氣氛之下一度得到不少支持，戶部尚書翁同稱讚「容閎」久住美國，『談銀行頗得要』。

 

這一提議本來已經得到首肯，卻冒犯了不少既得利益者，最終因「盛宣懷」的猜忌與阻礙而難以落實。

 

「容閎」的碰撞與失落，不過是一個受過西方訓練的知識人在中國的常見命運，從中也可看出中國金融起步之難，最終拖延導致中國銀行業即使在民國奮力追趕，也難以在內憂外患中完成定位轉化。

 

對比之下，票號在晚清曾經一度鼎盛發展，隨後在20世紀初遭遇業務挑戰，曾經謀求轉型新式銀行，但是它們的規模很小，加起來還不如一家剛剛成立的戶部銀行，從管理、業務到規模其實與新式銀行完全不同，這使票號難以轉型成新式銀行，更不用說在政治層面謀求類似的認可。

 

對於中國古代的『交子』、錢莊、銀鋪、票號等金融實踐，即使其技術細節與海外同類有相近之處，卻一直沒有發展出完善而強大的金融系統，規模一直也不夠大，本質原因正在於信用拓展並沒有脫離人際關係太遠。更進一步而言，古代金融往往是政府財政的副手，而政府的落後也掣肘了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正因如此，中國商業的發達可以滋生出傳統銀錢行業，卻無法孕育出現代意義上的銀行系統。

 

回到本源，金融本質是信用，而社會信用反過來也決定了金融系統的能量與範圍，最大程度讓金錢加快流動速度正是金融體系的主要特徵。與此同時，這種信用必須依賴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共同護持。金融的發展，也意味著信用的跨期間、跨個體的交易轉讓，這種交易關係依賴對於個體權利的維護。

 

白銀勝出是市場的選擇，是帝王也不得不勉強接受的結果。另一方面，白銀的最終勝出，雖然是市場的選擇，也不過是勉強勝出，可謂慘勝，甚至是政府民眾的『雙輸』，中國一直無法擺脫既定制度慣性的束縛，白銀體系也一直未能進化為銀行體系，這使得貨幣與金融無法為經濟帶來更大的成長空間與第一推動力。在政治與資本之間，在人治與法治之間，中間力量總是弱勢甚至缺失，資本要嘛得不到政治保護而湮滅，要嘛就是汲汲尋求政治保護而自我窒息，商業的失敗與成功往往與政治休戚相關，金融尤其如此。

 

曾經，白銀被愛慕，被渴望，也被詛咒，被抱怨，而白銀流入的速度變化，牽引著中華帝國的命運之線。

 

直到今天，還有評論者抱怨正是中國使用白銀，導致了貨幣主權的喪失，但反過來看，白銀在中國的失敗，其實是帝國大失敗的一端而已，在系統性改造之前，金融難以有實質性突破。恰恰是帝國政經的走向，決定了中國金融史的面貌，以及白銀的持續流入甚至巨大需求，中國沉溺於白銀，安於白銀，也惑於白銀，在權力的限制之下，無法逃逸白銀給出的安全感，於是一次次與世界潮流失之交臂，也使得資本和企業家精神無法走出『布羅代爾鐘罩』。

 

歷史是不斷的回溯，而金融是不斷的創新，二者間的互動共同構成了創造性破壞的動態過程。金融不是一張白紙，金融史不僅是關於貨幣的秘密，更是一窺興衰起合的獨特視角與隱約主線。回顧白銀的歷史，我們除了看到白銀命運之驟然崛起與無可奈何，更多看到的是帝國的興衰。在路徑鎖定之下文明的必然出路，正在於逃逸歷史的慣性與制度的鉗制。一聲歎息之外，往昔成敗足以對照當下。

 

 

第一章

 

東西：白銀的不同命運

 

貨幣起源

 

貨幣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令人著迷不已，經濟學大師加爾佈雷斯曾經調侃說，所有對於這一問題的答案都『矛盾百出』。

 

貨幣不僅和富人有關，也關係窮人，不僅操縱個人命運，也主宰國家前途。

 

貨幣是人造的神跡，也是世界的隱形血脈，金融的實質在於貨幣的流轉，文明傳承甚至也依賴於與之共舞。人類學越來越多地揭示，最早的經濟都與宗教有關，市場經濟很可能孕育於宗教主導下的計劃經濟之中，『最早的市場是宗教的市場，最早的銀行是寺廟，最早發行貨幣的是祭司和祭司王（priest-king）』。

 

人類對於貨幣的偏愛，其實有一種原始的驅動以及集體無意識，其中尤其是以黃金、白銀等貴金屬為最。這種偏好到了現在社會，即使隱蔽，仍舊存在，例如:表現為對於金本位或實物貨幣的非理性狂熱。

 

《光自東方來》一書講述的不僅是宗教，更是文明，貨幣也是如此。在人類剛剛學習寫字的時候，兩河文明最早創造者蘇美爾人就用白銀作為記帳貨幣，花粉、香料、麥子也作為貨幣出現。中國古人很早認識到貨幣作為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漢書·食貨志》雲：『《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而『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厥初生民，食貨惟先』等說法在歷朝歷代文獻之中也屢見不鮮。

 

經過改革開放後30年的經濟發展與金融深化，金錢的野心與驅動成為中國故事的重要環節，中國民間對於經濟知識的空白與饑渴，也投射到對於貨幣的集體關注之上，各類著作近年不少，品質可謂泥沙混雜。其中一部名為《貨幣》的紀錄片，可謂國人創作的佳品，其開篇曾經如是不失文藝地陳述，『她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泥板，她是黃河遠古文明用於交易的貝殼，她是小亞細亞呂底亞王國的黃金，她是意大利佛羅倫薩古老銀行家族的徽章。她是欲望的載體，她是交換的工具，她是我們最熟悉的，卻也是最陌生的，她，就是貨幣』。

 

太平洋上的加羅林群島中有一個人口為5000人~6000人的雅浦島（Yap）。島上沒有金屬，唯一的資源就是石頭，在消費中他們支付石輪，一種當地人叫作費（fei）的媒介，其材料是來自離雅浦島400裡之外的另外一個島上的石灰石。島上的交易結束之後往往不移動笨重的費，而讓它留在原處，甚至也很少做標記。島上某家人曾經試圖運回一個壯觀的、比例和質量都非凡的費，但是卻在靠岸之時沉入海底。儘管如此，當地人還是覺得他們擁有那塊費，所以這家人還是被認為是島上最富有的人。

 

1899年，德國人買下雅浦島，美國探險家威廉·亨利·福內斯三世，隨後訪問了這個神奇的島嶼，待了兩個月後呈現了一份詳盡的記錄。

 

這個案例研究在1910年發表，本來默默無聞，最早注意這個案例的是，日後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15年他在英國財政部任職時，就挖掘並注意到了這個案例。

 

他感歎雅浦島居民的邏輯與智慧，認為現在人偏好儲存黃金的做法應該從中汲取經驗。

不過，雅浦島案例更為著名的引用來自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試圖借此說明什麼是貨幣。

 

大部分現代世界的人或許會認為雅浦島居民無厘頭、愚蠢落後，然而弗里德曼卻認為如果文明代表跋山涉水去挖掘發現貴金屬，經過長途運輸，然後再費盡心思放入地庫，很難說哪種文明更理性。

 

經濟觀點大相徑庭的凱恩斯與弗里德曼相隔了幾十年，各自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於雅浦島居民的貨幣概念進行了致敬，這是一種歷史的巧合，更在於雅浦島案例的特別之處，其揭示了貨幣的本質在於信用。

 

英國經濟學家大衛·休謨曾言，金銀因人類而賦予其想像的價值，更大範圍地說，貨幣價值基於心理評估，貨幣的本質就是大家基於信用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

 

在古代社會中類似的安排並不少見。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達米亞就用陶製品來記錄各類合約，一種叫『Bullae』的陶製品在考古中大量出現，類似拳頭大小，空心部分的標誌表示不同的數目和物品，涉及各類貸款合約與記帳。

 

不少研究認為這具體代表從棉布、蜂蜜、綿羊到工作日的各類物品與服務，有跡象表明這一貸款合約可以由債權人轉讓給別人。

 

這不僅揭示人類在5000年前就開始了金融安排，更揭示了貨幣價值正是基於共同體的信用認同。

 

共同體有大有小，某一社會的貨幣體系基礎很可能在另一種社會中看來無不虛妄。甲之重金，很可能就是乙眼中的廢物，而人們彼此都願意為相信的一切埋單付款。

 

瞭解貨幣的本質是信用之後，那麼關於貨幣起源的說法也應該對經典說法有所修訂。

 

史學大師錢穆談中國古代經濟的時候，曾經專門闢出一節談貨幣，強調貨幣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性，『城鄉如何聯絡，農商如何交流是一大問題，其中貨幣起了重要作用。中國早期的貨幣是黃金與錢幣，至清代一直盛行』。

 

其實黃金在市面流通並不多見，按照經濟學家千家駒的看法，現在統稱的貨幣在古代其實是兩種東西，《周禮》之中提到過九貢，其中的貨貢指珠貝，幣貢指皮帛，而這些物件在不同時期都曾作為貨幣流行過。從貨的古老寫法來看，應該是『貨』，是化和貝的組合，而貝在許多文明都曾被認為是早期貨幣的始祖，這一造字還是比較形象的。《說文解字》也說：『貨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

 

無論是中國古人的造字，還是後人的演繹，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一個普遍的認知，那就是貨幣起源於交換，這與經濟學鼻祖「亞當·史斯密」的見解不無類似，「亞當·史斯密」認為貨幣是以物易物的一種簡化，尤其是金、銀等貴金屬，『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屬，他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當分量的金屬，來購買價值相當的物品』。

 

在金屬之中，又以什麼區分呢？

 

「亞當·史斯密」進一步闡釋金屬與經濟水平的關係，『各國為此目的而使用的金屬，並不相同。古斯巴達人用鐵，古羅馬人用銅，而一切富裕商業國的國民卻使用金銀。最初用作交換媒介的金屬，似乎都是粗條，未加何種印記或鑄造』。

 

「亞當·史斯密」的論述中，還援引古代歷史學家蒂米阿斯的觀點，『直到瑟維阿斯·圖利阿斯時代為止，羅馬人還沒有鑄造的貨幣，他們購買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沒有刻印的銅條。換言之，這些粗條就是當時當作貨幣使用的東西』。

 

聰明如「亞當·史斯密」，其論斷未必全都準確，畢竟希臘羅馬人很早就開始使用金銀鑄幣。更值得注意的是，「亞當·史斯密」開啟了經濟學家的一個傳統，那就是認定貨幣起源於以物易物，不少經濟學家都言之鑿鑿，斷言交易行為發生之後，必然產生貨幣。

 

這一觀點看似正統，卻也引發一些爭議，問題在於，人類的交易行為如何起源？是否一開始就是以物易物的方式呢？

 

中國關於交換的記載很早，可見於神農氏時期，《周易》記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是這是一種交換還是一種饋贈呢？貨幣在其中起多少作用？經濟學著作對貨幣的功能往往有三種定義，分別為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和價值儲藏手段。不過從歷史來看，不少人類學證據揭示貨幣是一種近乎禮物的饋贈，劍橋大學人類學家卡羅琳·漢弗萊（CarolineHumphrey）的結論就是，『從來沒有人描述過純粹的以物易物經濟的例子，更不用說貨幣從中誕生的過程；所有可得的人種學的研究都表明，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的經濟模式』。

 

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Graeber）認同上述結論，他試圖重新定義貨幣以及債務的本質，認為經濟學關於交換源於自利的論點是幻想故事。

 

種種關於貨幣的討論，誰對誰錯可能難以斷言，這正是人類知識與智力探索的邊界，難怪大家感歎受戀愛愚弄的人還沒有因鑽研貨幣受愚弄的人多。

 

正如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他在《國富論》出版的1776年去世，「亞當·史斯密」可謂深受其影響）在《論商業》中所言，在政治、貿易、經濟以及任何人生大計等方面制訂計劃方案不可能那麼盡善盡美，但是否有啟發則構成分析的差異，『庸才與天才的分水嶺，主要就在於他們研究問題時所依據的這些原理究竟是膚淺的，還是深刻的』。

 

貨幣的問題更是如此，一個人的理解其實有限，但是其推理根據卻相當重要，這是我們力圖從貨幣一窺歷史的本意，持有開放的心態相當重要。

 

從人類學的角度，大衛·格雷伯的視野顯得更為開闊，顯然其受到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對於原始交換與饋贈研究的影響。這種研究的價值何在？那就是拓展了貨幣起源的另一種解釋，以往經濟學的狹隘定義顯得想像力不足。在這種人類學解釋中，人們並不易貨，而是互相饋贈，有時以進貢的形式，有時會在晚些時候得到回贈，有時則是純粹的禮物。在熟人環境中，互相饋贈的媒介是信用，貨幣正是在這種饋贈活動中誕生，其本質進一步也可以歸結於欠條。換言之，貨幣可以視為一種信用合約安排。

 

『貨幣起源於借條』這種說法聽起來天方夜譚，但這種暗示在現代文化之中也隱約閃現。美劇《鬼樓契約》有一個場景，每個人欠主人公的具體金額，有時候會以烙印的方式顯示在借貸者皮膚之上，熠熠生輝。這恰似一個古老循環與曖昧隱喻：貨幣之上的標誌，意味著欠別人幾何，揭示了人類貨幣體系建立在信用之上的本質。

 

 

白銀的東西命運

 

談論貨幣，不可不談金銀。作為一名革命理論家，馬克思對於貨幣理論也分外熱情，他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

 

這句話已經為金銀的自然屬性適於擔任貨幣的屬性而得到證明。由金融史可知，人們過去習慣將貴金屬鑄造成硬幣在交易中使用，因此今天的貨幣名稱往往也來自當年的遺跡，也就是這些貨幣含有多少貴金屬的重量，便士、磅、馬克甚至中國的銀兩都曾是重量度量衡單位。

 

至於白銀，它是如此重要，甚至在宗教與歷史中屢屢出現。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耶穌的名言眾所周知，而出處也與銀幣有關。

 

根據《聖經·新約》記載，耶穌傳道之際，法利賽人想引誘耶穌說錯話進而陷害他，就問耶穌：『我們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這裡的凱撒不是那位凱撒大帝，而是羅馬皇帝的代稱，耶穌看出他們居心不良，就讓他們拿出上稅的銀錢來看，等對方拿出一個denarius（羅馬銀幣，大概是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常作為與稅收相關的指代），上面有凱撒的像。耶穌機智地指著上面的人像問這是誰，對方說是凱撒，耶穌即回答：『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耶穌結合了現實情景，如此妙答讓對方啞口無言。

 

在這個故事中，凱撒所指即代表銀幣，也代表銀幣上頭像背後的世俗政權，可見銀幣與王權很早就被聯繫在一起，難怪英國國家博物館的管理員曾經如此解釋，『白銀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物質，象徵著王權、財富和權力』，直到今天仍有學者斷言『這個全球市場的輪子是用白銀的世界性流動來潤滑的』。中國古人也曾說，『銀，白金也』。黃金白銀在古代文獻中也每每連用，《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銀字的形態也可看出端倪，銀由金、艮構成，艮意為『邊界』，銀的本意據說就是『價值僅次於黃金的金屬』。

 

從歷史來看，白銀在西方的使用其實很早就開始，甚至起到過關鍵的歷史作用。眾所周知的叛徒猶大，在公元前就為了30個銀幣而出賣了耶穌。這自然引發人們的憤慨，姑且不論背叛的行為以及猶大被詛咒了2000年，大家憤憤不平的原因之一在於背叛的價格不高，銀幣畢竟不如金幣，30個銀幣到底價值幾何？由於具體是何種銀幣大家說法不一，價值也因此難以肯定，有人說是上文提到的denarius，也有人說是另一種銀幣，shekel（舍客勒）。後世記載說，猶大用這筆錢買了一塊田，但撲倒而死，那塊田因而稱作『血田』。

 

羅馬帝國晚期，各地蠻族崛起，法蘭克人屬日耳曼人一支，也是最成氣候的一支，其領袖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8世紀恢復了西羅馬帝國，一舉擴張了法蘭克王國，獨力統一了西歐。

 

查理曼大帝死後，其帝國分為德國、法國、意大利，迄今他仍有『歐洲之父』之稱，一說法國撲克上的紅桃K就是他。

 

在貨幣歷史上，查理大帝的地位同樣不容小覷，他在781年對其帝國貨幣進行改革，而這些新貨幣都是白銀鑄造的，因為其帝國擁有的貴金屬主要是白銀。正是源自他的規定，一磅白銀為240德尼厄爾（denier），每個德尼厄爾含銀2克左右，一磅白銀也等於昔日金幣20蘇（sou），因此黃金和白銀的比價核定為12倍。隨後上千年中西方金銀幣比價雖然有所起落，但基本圍繞這一刻度波動。

 

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莎士比亞寫成《威尼斯商人》，那時貿易與商業已然熱絡，銀幣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

 

後人考證《威尼斯商人》成書於1596年到1597年之間，對應著中國萬曆二十四年與萬曆二十五年之間，這部戲劇不僅關於友誼與愛情，也關於貨幣與資本主義的秘密，對於金銀關係的描述極多。

 

猶太高利貸商人夏洛克對『我的銀子』『銀錢』念茲在茲，他將金子銀子比作『像母羊生小羊一樣地快快生利息』，主角鮑西婭的父親就安排求婚者在金、銀、鉛三匣之中選擇，選對便可以跟她匹配成親，而實際上價值低微的鉛盒子才是正確的選擇。有人選了金匣子，理由就是金子價格高昂：『那麼她會藏在那價值只及純金十分之一的銀匣子裡面嗎？啊，罪惡的思想！這樣一顆珍貴的珠寶，絕不會裝在比金子低賤的匣子裡。英國有一種金子鑄成的錢幣，表面上刻著天使的形象；這兒的天使，拿金子做床，卻躲在黑暗裡。』

 

而鮑西婭的心上人則選擇鉛盒子，指斥黃金白銀尤其是白銀被使用過：『你炫目的黃金，米達斯王的堅硬的食物，我不要你；你慘白的銀子，在人們手裡來來去去的下賤的奴才，我也不要你。』

 

拋開對莎翁戲劇典型的文藝分析，從金融歷史的角度可見，黃金與白銀的比價當時並沒有後世那麼高，而明顯在當時的西方白銀的使用頻率高於黃金。無論東西方，由於價值相對低廉，白銀在大部分時間的使用比黃金來得廣泛。

 

白銀大概發現於5000多年前，歷史比黃金短，而其命運往往與黃金糾纏不休。

 

在西方二者的價值並非一成不變，白銀也曾一度貴過黃金。

 

馬克思曾經寫道：『銀的開採卻以礦山勞動和一般比較高度的技術發展為前提。因此，雖然銀不那麼絕對稀少，但是它最初的價值卻相對地大於金的價值。』隨後冶煉進步以及美洲銀礦的發現，使得新世紀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歐洲與亞洲，也導致東西世界的秩序傾覆。值得反覆強調的是，即使在號稱古典金本位的17世紀之後200年中，白銀也並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與日常交易。在西方黃金對於白銀的優勢其實是緩慢地、逐步地確立的，最終在19世紀尾聲得到確認。由此可見，同為貴金屬，黃金白銀的貨幣化進程直到18世紀才開始逐漸分道揚鑣。

 

在中國，最開始白銀使用得並不多。秦始皇統一幣制之際，將全國貨幣規定為三等，白銀並不在貨幣其列，『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即使到了司馬遷所在的漢代也如此，白銀在漢代多數是儲藏之用，例外也就只是漢武帝與王莽時期，不過漢武帝的『白金』是以白銀為主要成分的銀錫混合物，而王莽的所謂白銀則是實在的白銀。

 

王莽改制中，幣制是重要的一塊，又關係民生，因而影響很大。王莽四改幣制，所造『大泉五十』的重量只是西漢五銖錢的2.5倍，價值卻規定為後者的50倍，以此應對財政危機，其對民間私鑄錢幣十分嚴厲，甚至禁止民間持有銅、炭以防止私鑄，但即使定罪『私鑄錢幣者死』也不能完全禁止民間私鑄。

 

錢穆認為，複雜而紊亂的幣制使百姓憒亂，貨幣不能流通，為王莽最大之亂政。『因犯法者多，由郡國備檻車鐵鎖，送至長安鐘官（主鑄錢者）處，愁苦而死者達十分之六七，可知王莽幣制之擾民。』可見法律需要有人情基礎，打擊私鑄如此不得人心，實施效果不佳，擾民無數，『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王莽改制的失敗，導致了實物貨幣的流行，《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記載：『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這裡的『金』通常被認為金銀並行，金銀從此作為流通物算得上王莽幣制改革遺產之一。

 

魏晉以後，源自佛教文化等外來文化的影響，黃金白銀開始受到歡迎；除了鑄造佛像及佛寺飾物等宗教用途外，黃金也作為賞賜、飾品，當然也作為鑄造貨幣之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階段黃金的普及使用，導致了黃金的不足，白銀也作為補充使用，從此用銀逐漸增加。

 

金銀的普及，外來影響不可忽視，一是佛教建築多用黃金，二是國際貿易，『由於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國家如大月氏、安息、大秦、南天竺、扶南等國均重視使用金銀，同中國的交、廣地區全用金銀交易』。

 

唐代，金銀更多為上層使用，更多帶有商品性質，兩宋之後，黃金主要作為儲藏與大宗支付手段，而白銀則進入民間，與錢並行使用，金元之後更是如此。白銀在中國的作用日漸重大，最終將中國塑造成最大的白銀王國。

 

如前所言，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白銀後來成為中國的價值尺度，其實更多源自元代蒙古人的統治。學者彭信威考證這可能源於蒙古人受到鄰近民族的影響，例如:花剌子模。

 

儘管如此，蒙古人統治初期，還是以紙幣為主，也就是所謂的鈔，同時禁止金銀流通，卻最終難以杜絕民間使用。

 

明代建立之後，鈔退出歷史，最終確立了中國的銀本位制度。

 

西方世界過去的國際結算基礎是金幣、銀幣和銅幣的混合使用，對應幾乎同時代的中國明清，則是『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二者其實不無類似之處。

 

學界的普遍共識在於，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產物之一的國際貨幣制度，出現於19世紀後半期尤其是70年代之後，從此黃金才作為國際貨幣基礎而存在，而這又幾乎同時對應著中國清朝末年的幣制改革、白銀本位的確立。中國與西方在此明確各自走向了白銀本位與黃金本位的不同方向。

 

明清時白銀的廣泛使用，被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與世界市場關聯的『焦點』，白銀甚至成為一種象徵，象徵現代世界對於古老帝國的『溶蝕』或者『入侵』。白銀在西方式微的同時，它在東方的作用則得到加強。為何東西方白銀走向不同道路？這是否又決定了兩個世界不同的走勢？無論如何，白銀是一個隱秘的脈絡，順著這一線索，或許可以聆聽一些歷史深處的迴響與餘音。

 

金銀博弈

 

回溯往昔，黃金使用範圍的擴大，似乎總是和生產力水平提升聯繫在一起的。最早的金屬鑄幣一說來自公元前7世紀的呂底亞人，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將其歸為最初鑄造與使用金屬貨幣的人和最初經營零售商業的人。

 

呂底亞人的鑄幣以銀金礦為主，銀金礦也被稱為『白色的金子』，他們製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錢幣，其中比較有名的叫『獅幣』，大概含有五成多金、四成多銀，很快，金幣的總量被規定為14.15克，面值也被公佈。

 

其後，西方文明濫觴，希臘羅馬人開始使用金幣。

 

中世紀的標準貨幣在大部分情況下是銀，黃金恢復活躍始於當時領風氣之先的意大利，1252年在熱那亞塑造了中世紀第一枚基督教世界金幣，隨後14世紀歐洲大陸的大額交易開始使用黃金，但是日常交易仍舊是銀幣佔據主導。

 

早期黃金的使用不頻繁，似乎也與黃金本身度量衡的價值過高有關，『在整個中世紀和邁入現代時期，銀就是主導貨幣，其他金屬要嘛太重（如銅），要嘛太輕（如黃金）』。

 

而黃金本身產能的不足，也是白銀在歐洲大受歡迎的原因。歐洲白銀在地理大發現前主要來自中歐。

 

直到17世紀，隨著白銀不斷流入歐洲，金銀雙本位的麻煩越來越大，金本位的穩定性不斷凸顯，金本位在各種貨幣體系競爭之中開始嶄露頭角，湧現為主流選擇。這一時代往往被稱為古典金本位時期，事實上，金本位並沒那麼單一，各種林林總總的金本位分類和定義讓專家也頭疼不已。

 

隨後兩個世紀，即使在金本位最為強大的英國，在牛頓1717年核定英鎊比價之時，大部分英國人仍舊用銀，即使到了英國1816年確定金本位之後，白銀也沒有一步退出，而是逐步退出。

 

黃金在歐洲的地位直到19世紀末才得到確立，並且在20世紀初成為國際貨幣制度的基石，而幣值穩定掛鉤黃金的英鎊成為當時國際匯兌中最常見的貨幣。

 

金本位的勝出不無偶然因素，英國對於金本位的堅持與其國力的強大是主導動力之一。經濟史的數據顯示，19世紀中期之後，世界進入全球貿易加速的全球化時代，而英國成為19世紀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1870年其貿易總額佔據世界貿易總額的1/3。

 

這樣的情況之下，誰要和英國做生意，都難免受到英國的影響，跟隨英國在19世紀一度成為潮流，無論是其中央銀行制度還是貨幣本位都受到追捧。同時，英國的幣值穩定在歷次戰爭之中也經受住了考驗。德國在普法戰爭之後拋售白銀，使得不少國家遭受輸入型通貨膨脹，現代銀行與國際貿易也使得以往估值過高的黃金變得實用可靠，金本位成為曾經熱衷金銀雙本位的歐洲諸國競相效仿的對象。隨後金本位成為主要經濟體的選擇，當歐洲人回憶『一戰』之前的歲月，往往帶著一種懷舊的口吻談論彼時的『黃金時代』。

 

金本位在19世紀的普遍確立，本質是市場選擇。若將貨幣看作一種產品，其『網絡外部性』很強，按照經濟學家巴里·艾肯格林的解釋，即一國貨幣決策並不是獨立做出的，並非與其他國家無關。

 

簡單地說，這類似經濟學上的正外部性在交換領域的體現，就像大家都用微軟鍵盤，並非因為其字母位置安排效率最高，而是因為使用這一系統的人占多數，系統兼容性更高，所以激勵更多人選擇這一系統，進而使這一系統更有優勢，導致使用這一系統的人越來越多。

 

國際貨幣制度體系也是一樣，隨著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後領先，成為最大的貿易大國，如果想和英國做生意、發展貿易，那麼追隨英國的貨幣制度就成為一個務實而可行的選擇，就像德國和葡萄牙的做法。

 

 

金銀雙本位的失敗

 

金銀之間的歷史博弈，最終以金本位勝出，除了英國率先採用金本位這一看似偶然的因素，過去歐洲熱衷的金銀雙本位過於麻煩也是重要原因。

 

黃金和白銀如何確定比價是金銀雙本位的一個難題，該比例往往因為產量波動等外部因素而變化，這就造成了麻煩的開始。

 

金銀雙本位曾經是歐洲的主流選擇。雖然熱那亞在15世紀中期採用金本位，但直到19世紀初，主要大國之中英國完全實行金本位，而德國、奧匈帝國、俄國以及遠東國家等都實行銀本位，金銀雙本位制國家在『金幣和銀幣集團之間架起了聯繫的橋樑』。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偏愛金銀雙本位？很重要的原因是黃金產量少而幣值穩定，適合國際支付，但是黃金價值刻度過大其實又不符合日常支付需要，反對金本位的人曾經嘲笑『金幣被當作富人的零花錢』。歐洲各國歷史上往往是金銀雙本位制，甚至英國即使轉向金本位之後也維持了白銀的法償地位若干年，白銀的非貨幣化直到1774年才發生，到了1821年，白銀在小額交易中的法償地位才完全廢除。金銀雙本位的本質是保證金銀可以共同在市面上流通。

 

金銀雙本位看起來是兩條腿走路，過去多數歐洲人篤信其可以調節金銀比例。在理想的情況之下，市場會根據金銀比價自動調節，從而達到穩定狀態；實際上它更多時候隨著資本流動而波動，例如:巴西黃金在17世紀被運入英國，這樣的外生效應會誘使人們利用金銀之間不同比價套利，從而加大了比價之間的不對等，實質上導致了金銀雙本位制度的跛足情況，甚至不如一隻腿便利。表1–1顯示了各地金銀比價隨時間而波動的情況。

 

這一情況也誕生了著名的『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也就是所謂『劣幣驅逐良幣』法則。

 

這一法則在金銀雙本位之下最典型的表現是，當銀幣或金幣市場價值與法定價值不同時，良幣將逐漸減少(貨真價實的貨幣會被窖藏)，而劣幣將逐漸增加(偷工減料劣質貨幣會被拿去買東西)。

因此，不同國家官方定價的不同，往往引發國際資本流動。

 

例如:14世紀，法國將黃金與白銀的比價定為11.11，而英國則略高，為11.75，這意味著在英國白銀被低估，黃金被高估，最終的結果自然就是白銀流向法國，黃金流向英國，即使國王利用嚴刑峻法阻止貴金屬外流也無法解除市場的自由意志。

 

類似的案例在幾個世紀內數不勝數，這就是金銀雙本位，成為麻煩之源。金銀比價的波動，往往導致貨幣重鑄，又進一步引發價格失衡。

 

無奈之下，英國在18世紀從固定黃金白銀比價開始，逐漸轉向金本位。

 

這其中受到天才物理學家牛頓的影響。事實上，牛頓同時也擔任倫敦鑄幣廠廠長28年（1699—1727），時間跨度幾乎接近他作為物理學家的30年，甚至他被英王冊封為勳爵，也是因為在鑄幣廠工作得力。

 

儘管後世褒貶不一，但作為金融家的牛頓在歷史上確實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他的任期正好對應著英國轉向金本位的重大時刻。

 

在英國白銀外流、貨幣重鑄氾濫之際，牛頓在1717年將黃金價格定為每金衡盎司3英鎊17先令10.5便士，牛頓如何核定這一比價無從考證，但是他的這一舉措對於英國金融歷史的意義，幾乎等於那一枚不知為何砸中他腦袋的蘋果。

這一比價並不完美，甚至是一個錯誤，仍舊過高的金銀比價導致了一連串效應，卻也產生了出其不意的結果，故事的發展對英國是利好：正是源自牛頓的定價，白銀仍舊繼續流出英國，英國從此全面擁抱金本位制度。

 

一個世紀後，也就是在牛頓確定黃金價格99年後的1816年，英國開始從法律上宣佈成為金本位國家，而這一制度與比價奇跡般地維持到現代。

 

最為苛刻的金融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正是那一年牛頓或許源於無知無畏的舉措，導致金本位元年是1717年。無論如何，歷史如此記載，『1717年英鎊按黃金固定了價格，這個價格一直延續到1931年，其中從1797年至1819年之間和1914年至1925年之間中斷過』。

 

至於其他國家，無非是在19世紀模仿英國18世紀的步伐，錯亂的金銀雙本位被放棄，金本位最終勝出，以往因套利重鑄引發的貨幣紊亂也隨著銀行券的發明得以緩解，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英國模式成為20世紀初的主流模式。

 

即便如此，白銀仍舊在作為貨幣而使用，其非貨幣化直到19世紀末才在主要國家完成。

 

20世紀初，大部分國家都實行金本位，發行貨幣以黃金為『錨』，意味著各國法定貨幣幣值與一定重量的黃金掛鉤。而英鎊則當之無愧地繼續享受最早掛鉤黃金的先發者福利。

 

敘述到了這裡，與其問這些國家為何在19世紀末集體轉向金本位，不如問為何金銀雙本位能夠在這些國家支撐數個世紀？這一方面源於體制慣性，金銀雙本位之下，國家有權核定金銀比價，使徵收鑄幣稅多了一重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技術進步的影響，例如:隨著蒸汽機進入鑄幣廠，黃金的鑄造和切割就更加便利。

 

 

金銀雙本位不是烏托邦

 

中國人說有錢能使鬼推磨，西方人則更迷戀黃金。哥倫布之類的冒險家，更是禮讚黃金，不到100天中提到65次之多，他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一封信中寫道：『黃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能要什麼有什麼。黃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

 

馬克思一邊引用哥倫布，一邊又不無嘲諷地將16世紀至17世紀比作資產階級社會的童年時期，『一種普遍的求金欲驅使許多國家的人民和王公組織遠征重洋的十字軍去追求黃金的聖杯』。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歷史總是映照現實，黃金對於人類有種致命的吸引力。直到今天，黃金（或者金本位）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吸引力，為何從經濟學家到陰謀論販賣者都不遺餘力地鼓吹？

 

究其原因，關鍵還是在於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深深恐懼。誠然，20世紀數次惡性通貨膨脹的慘痛記憶，幾乎都與政府不受節制地濫發紙幣有關，這都是金本位潰敗之後的故事。黃金崇拜從原始記憶到歷史教訓中不斷加強，難怪金融史學家感歎，直到今天金本位仍然意味著貨幣實際價值的穩定性，勝過美元之類的主權紙幣。

 

這些惡性通貨膨脹災難往往由紙幣誕生，從德國威瑪共和國一瀉千里的馬克到不如紙張價格的民國金圓券，再到面額創下世界紀錄的津巴布韋鈔票，均是如此。如此對比之下，人們往往傾向於認為包括金銀在內的實實在在的商品貨幣會帶來穩定幣值的安全感，甚至認為可以擺脫政府的控制。『假使貨幣完全是由這一類有形商品組成，原則上就根本不需要政府來控制。社會的貨幣量將取決於生產貨幣商品的成本，而不是其他東西。貨幣量的變動將取決於生產貨幣商品技術條件的變化和對貨幣需求量的變化。這是一個理想的事物，它使許多信仰自動金本位的人受到鼓舞。』

 

昔日教訓歷歷在目，如今通貨膨脹擔憂重啟，國外數輪量化寬鬆與中國所謂的『貨幣超發』，導致今日的『黃金死多頭』仍舊比比皆是，人們試圖在紙幣時代重歸金本位的溫暖舊懷抱，而主婦買金的新聞也一度頻頻，回歸商品貨幣似乎成為一種呼聲。

 

理想美好，現實骨感。想像的美好並不足以抗衡真實的邏輯，黃金其實並不足以抗擊通貨膨脹；至於金本位，不僅回不去，而且也不是想像中的美好舊時光，金本位同樣也存在著我們不願意接受的通貨緊縮之苦。

 

有人曾抱怨：『金本位一詞包含的謬誤，是最廣泛欺騙了世界的謬誤之一。認為有一種特殊的金本位，只有一種，這就是謬誤。假像的喬裝與金本位之名下實則相差懸殊的貨幣本位是相同的，幾乎將世界推到了毀滅的邊緣。』

 

雖然金本位聽起來比較高端洋氣上檔次，但它本身也是商品本位的一種形式，商品本位的毛病，在金本位身上可以看出不少。宏觀經濟學家大師凱恩斯做出了一語中的的評價，他早早就將人們對於黃金的一場狂熱指斥為『野蠻的遺跡』，野蠻看似貶低，但也道出黃金對於世人的強大吸引力，畢竟野蠻背後是本能。黃金的非貨幣化進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算起，加起來不過幾十年，對於黃金的完整認知還是需要認清，也需要回到歷史。

 

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對於金本位也不感冒。

 

『儘管很多贊成金本位的人發表大量的言論，而今天幾乎沒有一個人實際上希望有一個真正完全的金本位。那些自以為要求金本位的人們所指的，幾乎總是當代的本位或在30年代維持的那種受到中央銀行或其他政府機構管理的金本位。』

 

他也認為回到包含金本位在內的商品本位不切實際，『對於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的貨幣的安排而論，自動調節的商品本位既行不通，又不是解決的辦法。它並不理想，因為它造成了生產貨幣商品所需的大量資源的費用。它行不通，因為使它能生效的神話和信念並不存在』。

 

甚至，弗里德曼總結道，真正的商品本位已經遠遠偏離了不需要政府干預的簡單方式，『歷史上，在表面上能按固定比例兌換成貨幣商品的某種形式的信用貨幣已經伴隨著商品本位，例如:金本位或銀本位，而發展出來。這種發展具有充分的理由』。

 

梳理之下，歷史上黃金的貨幣化是數百年的漸進過程，相應地，人們接受其退出貨幣角色也需要一段時間，至少心理上需要重構。其他商品本位也是如此，從大家比較熟悉的金本位到曾經流行的銀本位、金銀雙本位，加上原始的貝殼等，都屬『商品本位』。

 

商品本位在人類社會本來就普遍存在，正如貨幣主義學派大師弗里德曼所言，商品本位也是人類歷史的一種常態，『在歷史上，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和幾個世紀的過程中，最經常形成的一種辦法是商品本位，也就是說，使用譬如金、銀、銅或鐵、香煙、白蘭地酒或者各種其他貨物作為一些有形商品的貨幣』。

 

最近的新聞報導中，據說泡麵造成美國監獄伙食下降，泡麵取代香煙成為新的監獄流通貨幣，兩包價值0.59美元的泡麵，在監獄裡卻能換得超過11美元的衣物。

 

儘管人們常常追憶金本位，但它實際上是一種相對原始的貨幣形態，並不是很多人想像的抗通貨膨脹的利器，甚至也不一定能避免通貨膨脹，畢竟降低硬幣中貴金屬的含量就是統治者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而削邊、切割、磨損也是過去人們對待金屬貨幣常用的辦法。

 

經濟學家張五常承認貨幣的存在可以大幅節省交易費用，同時也強調背後的利益衝突，『發行或操控貨幣的人會有很大的權力，尤其是這機構是一個有專利或壟斷性的政府。權力可以濫用。因為節省交易費用會帶來巨大的利益，欺騙的行為容易出現』。

 

指望回歸到金本位甚至商品本位來躲避政府權力，這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也不符合歷史演變規律。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商品貨幣不經濟，商品本位本來就是一種原始而佔用資源的方式。『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看，商品本位的基本缺點是它需要使用真正的資源來增加貨幣存量。為了在諾克斯堡或一些類似存放黃金儲備的地方重埋黃金，人們必須在南非從事辛苦的勞動把黃金從地下挖掘出來。實施商品本位，需要使用實際資源的必要性構成一個強烈的動機，使人們想方設法不使用這些資源而達到同樣的結果。假使人們接受上面印有‘我答應支付若干單位的貨幣商品’的紙張作為貨幣，這些紙張就能起著和有形的黃金或白銀同樣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資源就少得多。』

 

此外，商品本位還有一些麻煩，例如:因為開採(生產)受限於自然資源，商品貨品往往會導致信用匱乏的錢荒。

商品本位雖然比『以物易物』進步很多，但本身並非通行無阻，商品貨幣本來就是各種規格、成分不一的混亂種類集合，即使金、銀等貴金屬也時常面臨偽造的可能，據說斯巴達人就曾被偽造金幣騙過，而中世紀煉金術的狂熱也令人印象深刻。

 

貨幣種類繁多、交易成本大，這在歐洲以及中國都不例外，後面在敘述清朝幣值混亂的時候會再詳細說明。

 

混亂必然帶來交易不便，這對國際商貿發達地區的影響更大，「亞當·史斯密」指出熱那亞、漢堡通貨很少全由本國鑄幣構成：『像這樣的國家，通過改鑄，只能改良其鑄幣，未必能改良其通貨。這種通貨，因其本身性質極不確定，一定數額的這種通貨，價值亦很不確定，故在外國，其評價必然低於其實際價值。

 

所以，如果這種國家以這種通貨兌付外國匯票，其匯兌就一定對它大為不利。這種不利的匯兌，必然使商人們吃虧。』

 

流動不便利顯然加大了交易成本，也使得各種自行鑄幣甚至偽造貨幣滋生，補充一下，古代鑄幣權流落在民間並非源於某些研究者認為的自由選擇，過去的官方貨幣往往也做得不好，無從剔除民間仿製貨幣，甚至良幣也會被劣幣驅逐，這種情況之下，即使重鑄也無法改變混亂局面。

 

例如: 『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廣大貿易，從歐洲各地帶回來的大量剪削磨損的外國鑄幣，使阿姆斯特丹通貨的價值比造幣廠新出良幣的價值約低9%。在這種情況下，新出的良幣，往往是一經鑄造出來，即被溶解，或被輸出。』

 

這種情況之下，如何判斷其成色甚至真偽是個問題，市場也會自動呼籲專業機構的出現，為了維持正常的市場秩序，應對劣幣與良幣的麻煩，這些地區發展了現代銀行的先驅。

 

1609年，阿姆斯特丹設立了一家銀行（衛斯爾銀行，它是17世紀最重要的銀行，後來幾經周折以荷蘭銀行之名存在），正是為了糾正上述的『不利情況』。其策略是兩種貨幣都接受，對於本國磨損貨幣也給予相應的價值地位。『既接受外國鑄幣，也接受本國輕量的磨損了的鑄幣，除了在價值中扣除必要的鼓鑄費和管理費，即按照國家的標準良幣，計算其內在價值。在扣除此小額費用以後，所餘的價值，即在銀行帳簿上，作為信用記入。這種信用叫作銀行貨幣，因其所代表的貨幣，恰好按照造幣廠標準，故常有同一的真實價值，而其內在價值又大於通用貨幣。』

 

這是歷史的一個因緣際會。世界首家公共銀行誕生於商業繁榮的阿姆斯特丹並非偶然，它一開始的目的就是甄別成百上千種貨幣的價值，確立貨幣的標準。這種制度設計終結了商品本位的麻煩，也使得交易逐步擺脫了金屬的束縛，歐洲也隨之演化進入了銀行體系誕生與革新時代。當然，對金本位的最終脫離，要等到20世紀大蕭條才最終完成。正是由於大蕭條的慘痛教訓，金融界認識到金本位制度與『流動性的最後貸款人』功能之間的矛盾。

 

至於中國，一場關於紙幣的金融革命過分早熟地展開，而這場皇權主導的革新的命運與歐洲截然不同。

 

 

第二章 宋元：紙幣試驗

 

唐宋變革中的紙幣試驗

 

回看宋代，國人頗多腹誹，『讀宋史長流淚』人人皆知，宋代甚至被視為中國積弱的朝代。即使錢穆這樣的平和大家，一方面表示認可宋代經濟是劃時代的近代經濟的開始，『中國在唐代以前可以稱為古代社會，自宋代起至現在可說是近代社會』，另一方面也認為漢唐宋明清五朝中，『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事實上，如果換個評價標準，宋有其地位與優勢，無論人均經濟水平還是文化生活，可謂中國歷代之中少見的斯文盛世，陳寅恪曾經表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的成就在海外評價甚高，其城市自由、商業生活與文教昌明彼此輝映，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拂曉時代』。

 

日本歷史學者「內藤湖南」首倡『唐宋變革論』，指出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代的開始。

 

從「內藤湖南」在1910年提出這一說法到現在，激起了廣泛的討論與深入的研究。

 

錢穆認為：『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春秋之際的中國，屬於典型的封建社會。所謂封建者，封土建國也。周朝取代商朝立國之後大量封建同姓與異姓諸侯，分散到廣闊區域。當時地廣人稀，『野人』廣布，周朝的封建其實為一種『武裝殖民』，天子不僅授土，也授民，即授土上的野人。所謂『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就是在一塊地方圈城，稱之為『國』，周族人（或異姓諸侯族人）居於國中，而不斷征服城外原住民土著（即『野人』）。被征服的『野人』按照井田制原則被組織起來，以實物租稅與勞役形式上貢，而『國人』分為士（軍人）、工（手工業者）、商等，從事戰爭、青銅器與其他製品製造、祭祀等活動。國人按照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由天子、諸侯而至大夫、士，層層封建之下全體社會得以組織。周天子類似西歐封建時代的國王，擁有最強軍力，但並不直接管理諸侯內部事務，也受到氏族、貴族的約束。

 

統治如中國這樣的大國，封建制度無疑有其優勢，可謂最簡單易行的組織方式。初時，血緣宗法力量強大，周天子軍事占優，封建制度尚可應付；時間流逝下，這兩項因素均遞減，西周封建漸漸演變為春秋爭霸與戰國兼併。

 

對諸侯而言，擴張具有動力學必然性，兼併戰一旦啟動即無可逆轉，而戰爭的殘酷邏輯則會不斷強化各諸侯國的改革競賽。因此，井田制必然被廢除以利於農業生產與資源組織，而鹽鐵、水利、漁木、運輸、手工業開始民間化，鐵器普及，隨後商鞅變法以科層官僚機構替代血統貴族治理，臣民地位與利益不再基於血統而依賴軍工，以理性而非傳統來提升戰爭組織動員能力，最終一統天下。

 

檢點之下，秦政成功並非完全歸於法家苛政之功。廢井田乃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私有化改革，農業生產力因之大漲。秦也重視工業，道路與水利都是得力的措施。軍事組織方面得到財政支持，義務兵制度與雇傭兵制度有很好的結合：當兵為義務，而獎賞豐厚，帶有雇傭兵特色，因而軍力強悍。除了官營工業之外，秦也鼓勵私人工商業。貨幣、文字、道路、度量衡的統一均是善政。其中，在秦統一天下之前，各國都有鑄造各自的貨幣，秦、齊、魏、楚等強國的貨幣各有特點，也有相應的流通範圍，主要服務於本國內及本地區的短途貿易，長途貿易則需要借助黃金或者鑄幣之間的轉換。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於賤金屬鑄幣的貨幣其流通需要得到政府權力的背書，特定的、可識別的形態在政府背書的基礎之上為民間接受，成為流通中介。在秦統一天下之後，政府更進一步壟斷了鑄幣特權。

 

秦之滅亡，確是勞役民眾太過之故。漢承秦制，接受教訓，與民休息，而其財政制度則有得有失。田租雖輕，徭役則重，以此支持西漢所行之郡縣徵兵制。

 

此制度下，中央軍與邊防軍軍力強大，依賴中央財政支持。在財政政策方面，大司農掌管國家財政，所得與農田與人口相關，而少府為皇帝私人財源，所得則與山澤鹽鐵等非農業相關。商品經濟發展之下，政府收入增量少，而少府收入劇增，漢武帝以之為私產而用之支持對匈奴征戰，自然對豪強不『自願』捐獻有憤憤之氣，轉而制定鹽鐵專賣、告緡、鑄錢專營、均輸等措施，與民爭利，民間工商業因而破產。這其中一個技術關鍵在於漢朝沒有發展出專業的徵收商業稅的能力與體系，而訴諸告緡，鼓勵民間告發豪強而不自願申報納稅者。

漢武帝贏得對匈奴的戰爭，社會經濟卻因之凋敝，晚年下『罪己詔』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到東漢建立，改行募兵制，漢武帝為削弱地方割據勢力而罷郡縣兵，但中央軍力不足，用軍之時不得不允許地方募軍，種下三國軍閥割據因緣。

 

實際上，兩漢政治結構一直苦於中央權威無法直達郡縣治理，漢之郡守約介於周之諸侯與清之總督之間，權力相當大，凡諸地方事務如軍事、財政、司法、地方官員選任等均在掌握，而郡守自然樂於與地方豪族結盟，以減少對中央的依賴，如此一來，豪門士族勢力大漲，一直到前唐時期，均可被稱為『士族社會』。兩晉南北朝固然是士族權勢熏天之時，晚至唐代，即使已經開始開科取士，政治權力仍舊掌握在豪族世家手中。不論是關中豪族還是關東世家，朝廷政治權勢無法離開他們的支持。

 

豪族在政治上的強勢地位，對應的是塢堡經濟的興起，部曲(佃農)與農戶難以承受政府壓榨而附身塢堡，塢堡實力日益壯大，而中央政府稅源日益萎縮，反過來又強化了中央政府不得不依賴豪族的格局。

 

後世皆謂唐太宗李世民虛心納諫，其實，這未嘗不是不得已而為之：李氏起身於關隴集團，始祖為西魏八大柱國將軍之一，其得天下仰仗於以關隴集團為代表的一大批軍事貴族與以山東豪族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即使貴為皇帝，也不得不看重豪族們的態度。與後來的清朝皇帝相比，這多少有些類似於西歐封建制之下國王的處境。

 

唐代已經開始試驗科舉制，日後證明這是建立中央管理體系必需的一步，但在有唐一代，科舉進士更多是名譽『加持』，而不是入仕正途，皇帝們仍舊處於豪族勢力的包圍之下。唐玄宗試圖更多地依靠胡人來獲得更大的權力，卻由此種下安史之亂的因緣。

 

安史之亂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分水嶺。安史之亂後，天下豪族泰半凋零，北方經濟中心地位喪失，政治上中國開始走向官僚制，社會上走向平民社會，經濟上塢堡模式破產，財稅上開始貨幣化稅收，兵制上開始走向募兵制。這樣的轉變最終導向宋代一代的宏大試驗，不僅創造出中國歷代王朝中最高的經濟成就，也塑造了紙幣試驗得以推行的經濟環境。這就是我們下一節將要講述的紙幣故事。

 

 

北宋『交子』與紙幣的誕生

 

宋元之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使用實物貨幣，其中中國依賴金屬鑄幣，西方依賴貴金屬鑄幣；宋元之後，隨著紙幣的登臺，東西方貨幣路徑出現了明顯的分岔。

 

白銀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唐代有所加強，無論官方記錄還是文人筆記，白銀出現的頻率其實有所增加，白銀在民間的使用可謂廣泛，不少記錄都有酒器為銀的記錄。日本學者加藤繁曾以貨幣機能為中心考究唐宋時代的金銀，他認為唐宋時代是中國金銀貨幣發展史上重要的時期。他的研究表明，唐宋之際，金銀已經具備貨幣職能，但主要是官方和上層使用，宋代卻比唐代更甚，無論是軍奉、邊糴、軍賞等官方支出，還是私人領域的賄賂、贈遺、佈施、謝禮等使用，白銀貨幣地位加強，普通民眾也加大對於白銀的使用。

然而，白銀在兩宋的使用仍舊有限，北宋年間白銀往往更多作為商品使用，北宋時期參加「王安石」變法的沈括就說過金銀為器具而不是貨幣，『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而南宋時期白銀確實具有不少計價功能，南宋筆記《雲麓漫鈔》中記載，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須招待飯食，亦可不吃折錢，『若折錢，使副折銀三兩三錢，都管九錢一分』。考察歷史，白銀的全面貨幣化發端於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輕，但是白銀更為普遍的使用仍舊需要契機，此刻的貨幣試驗的主角是紙幣。

 

在白銀作為主角最終登上中國貨幣舞臺之前，從宋代開始曾經有一段並不算短的紙幣試驗。這一宏大的紙幣試驗構成了中國金融史的轉折點，甚至正是這一試驗，最終奠定了中國貨幣白銀化的基礎。

 

不論是北宋『交子』還是元代「寶鈔」，這背後體現為紙幣與金屬貨幣尤其是白銀的競爭，更是皇權意志與民間市場的博弈。事實上，紙幣在中國歷史糾纏了數百年，延續了幾個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讀來宛然猶在眼前。關於宋、元、明三朝的紙幣試驗，其失敗最終反過來印證了白銀的價值；換個角度而言，紙幣在中國的出現以及隕滅，事實上恰恰為白銀的最終貨幣化鋪平了道路。

 

當西方在金銀之間徘徊甚至過渡到金本位之際，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仍舊離不開『錢』的作用，這往往被學界認為是一個國家工商業不發達的見證。這一現象已經足夠令人吃驚，畢竟中國唐宋時代的生產力對比世界並不低下。但更令人吃驚的是，中國同時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那就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網絡用語來說，這不科學。確實，這看起來並不符合一般的貨幣規律，因為一般紙幣被認為是貨幣發行的較高階段，是金銀雙本位之後出現的形態。

 

那麼紙幣在中國的故事到底是如何開始，又是如何結束的呢？為什麼數百年前紙幣會在中國誕生呢？

 

紙幣，也就是傳說中的『交子』的誕生，與經濟繁榮有莫大關係，可謂大時代與小地區的因緣巧合，這是一個貨幣自發演進、超越時代理論的故事。

 

中國『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這個古老帝國曾經的文明輝煌（紙幣最早確實在1000年就已經在中國出現，後代經濟學家曾調侃說中國人早對紙幣司空見慣，不會類似老外那樣『友邦驚詫』）；另一方面，也以案例形式解釋了貨幣的規律，當經濟環境與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撐紙幣這樣的形態之際，其會發生何等的悲劇。

 

宋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國，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構成了其輝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劇增加，宋徽宗時期人口即多達一億，是漢唐兩倍有餘。『北宋十萬戶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豐年間為四十多個，宋徽宗崇寧年間為五十多個，而唐代僅有十多個。』

 

宋代城市結構也逐步打破了商業和居住區的界限，從唐代的『坊市封閉』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導致了城市生活的急劇繁榮與空前自由。

 

宋代的經濟繁榮不僅超過慣常認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超過歐洲的稀少時間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發展出後世認為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這也意味著抑商政策開始向征商政策轉化，商稅的徵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佈商稅則例及其變動情況，各地州、縣、墟鎮廣置稅務機構，這些情況表明商稅徵收到宋代首次進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時期』。

 

宋代的繁榮程度或許是中華帝國曾經的頂點。北宋年間貿易繁榮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隨著造船等技術發展，開始於漢代從港口銜接中國與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公認在宋達到頂峰。

 

宋代與數十個國家開展貿易，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當年的貿易繁榮讓後人難以想像。

 

此外，更不用說宋、遼、金與西夏且戰且和數百年間連綿不絕的邊境貿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點設置的互市貿易（榷場）外，還有各類民間交易以及走私。這些交易規模驚人，僅僅以當時交易比較普遍的商品羊為例，宋代皇室禦廚用羊每年就高達數萬口，而宋代方面公私每年用於從河邊買入契丹羊的費用為40餘萬緡。

 

宋代財稅中與商業有關的稅種也空前豐富，宋之前對於商業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稅，唐朝雖也盡力徵收商業稅，但不成體系，而宋代則將各類商業稅收制度化，北宋時期的稅率保守估計已經達到10%，當時的人如此記載：『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

 

重視商業與文官體系發達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進化，在國家主義和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獲得平衡與發展，對外奉行防禦性政策，但在經濟領域中的商業方面則比較激進，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其中紙幣的誕生，可以被認為中國文明競賽中領先西方的頂峰的產物與象徵。

 

與此同時，宋代對於富人的態度也相當寬容，比起今天的『仇富論』，簡直堪稱『親富論』。北宋年間宋太宗即表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併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稅賦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兵卒安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閭。外之租稅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民。』

 

除了天子，當時士大夫對於富人也相當寬容與肯定，例如:北宋蘇轍即表示富人出現是情理之間，貧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

 

更進一步，南宋葉適已經認識到有產階層對於社會穩定的作用，指出富人是維繫社會上下階層的樞紐，甚至批評希望以打擊富人來救助貧人的想法雖然善良卻不應實行，『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歷史充滿文明隕落的悲劇，而史書總是難免成王敗寇的邏輯。

 

宋代最被詬病的是軍力，但其實如果宋代軍事真的那麼孱弱，為何能夠在五代十國亂局中崛起，為何能夠與遼、金與蒙古這樣的世界級軍事強國對峙數百年？宋代從開國到滅亡，數百年間不是處於戰爭狀態就是處於備戰狀態，不得不長期奉行『守內虛外』（即禁軍多數駐防在京城，少數駐防在邊境）的政策理念，為國內發展爭取時間。實際上，宋代軍事實力不容小覷，其常規軍數量最高達120萬人，超過很多朝代，軍事開支需求龐大。以後勤為例，宋代的倉場庫務在各地都有設置，不僅需要儲存糧食與器械等軍需，此外主管官員也需要費心經營以提供利潤，鹽、茶、酒等貿易及其徵稅均獲得充分發展。

 

能夠支撐這一龐大軍事開支的帝國，離不開其制度管理與經濟實力，經濟思維滲透到宋代的日常系統，紙幣也誕生於這種競爭之中。

 

最早的紙幣誕生在四川，除了宋本身的時代背景，也在於四川的特殊性。四川在宋是一個特別的案例。四川因為躲過隋唐戰亂，經濟相對獨立，貿易繁榮，因缺銅而依賴鐵錢，但攜帶不便的缺點日漸凸顯。對此，當時的史料有不少記載，往往主婦到集市買鹽也需要攜帶很多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一貫在宋代等於770文）、『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等記載比比皆是。鐵錢與銅錢的比價根據記載似乎在10：1，可以想見其攜帶不便，『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物價翔踴，民不便』，『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

 

最終，四川茶葉和馬匹等貿易的發達以及四川鐵錢的笨重，導致『交子』在相對獨立和特殊的四川誕生，『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

 

『交子』最開始來自16家富戶，其起點是作為私人票據，成為貴金屬、絲綢等貨幣的替代品，可以理解為一種早期匯票，《宋史·食貨志》即說『『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

 

關於紙幣的誕生，其實很有趣的一點在於金屬貨幣的物理屬性的『落後』，如何推動金融層面的創新，在四川是鐵，在西方則是銅。幾百年後，在16世紀的瑞典誕生了歐洲最早的紙幣試驗，原因之一就是瑞典是當時歐洲最大銅礦的擁有者，所以該國貨幣主要是銅，而銅的價值在當時是銀的1%。

 

隨後，民間『交子』開始步入官家視野，在得力地方官的幾番推動之下，最終官方『交子』應運而生。

 

從宋代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開始，宋代政府正式發行『交子』紙幣，數量為1880000貫，其式樣『一依自來百姓出給者闊狹大小』。偽造『交子』與私造『交子』紙幣都是重罪，此後兩年一次的發行額度都是1256340貫。在此後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動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為期，期滿則新舊交替更換。『交子』原本有穩定的發行準備，一般一界發行額度是150萬貫，而準備金是鐵錢36萬貫。『交子』的便利也帶動鐵錢流通量的下降，從北宋初年的50萬貫逐步下降；鐵錢數量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交子』受到歡迎。

 

伴隨著國家的介入，『交子』獲得更大成功，不僅解決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問題，也受到從事跨地區跨國貿易的四川茶葉商人的歡迎，導致『交子』在交易之中以溢價交易，常常以高於標價成交，蘇轍就曾記錄『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

 

『交子』在商業上取得的成功，也使得『交子』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宋代日益增加的軍事開支也在尋找解決思路，各種金融創新繼續發酵。為了為軍需提供保障，鼓勵商人運輸物品到邊疆，宋代當局還發明了一種期票，即『見錢交引』，以節省商人的運輸貨幣費用。當時流行的有『茶鹽交引』，後又有其他軍需品交引。這些票據進一步兌現成鐵錢或『交子』，運轉情況不錯，發行權後來也集中在首都開封。

 

伴隨著「王安石」的激進新政與邊疆戰事的浩大軍用，貨幣流通數量開始膨脹。「王安石」變法毀譽參半，但無可置疑的是，它大幅度地提升了北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對貨幣的需求因此大增。同時，西北邊疆與西夏的戰事延綿不絕，軍事開支動輒以千萬貫計。從銅錢鑄造來看，僅1073—1084年，宋代銅錢的產量翻了兩番，超過了每年500萬貫。據統計，北宋鑄造銅錢2.6億貫，比其他朝代鑄幣數量加起來還多，這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之發達，而紙幣之發明與流通曾經有效地彌補了銅錢之不足。

 

可惜，平靜並沒能持續多久，戰爭使得宋的經濟節奏被打亂，『交子』隨之步入濫印狀態，官方『交子』發行量與流通中『交子』數量不斷攀升，到了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7），陝西戰事使得『交子』的『界』以及發行都已經出現混亂，『界率贈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用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

 

此外，貨幣需要商業的支撐，同樣是為了應對財政壓力，宋代茶葉逐步從私人轉向國家壟斷經營，這也導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們對於『交子』的貶值預期又導致『交子』的進一步貶值，新舊『交子』貶值為『以一兌四』甚至『以一兌五』，價值只有票面的1/5，最終『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場放棄。

 

宋徽宗年間，西夏戰爭中，『交子』無奈改為錢引，『『交子』務』也改為『錢引務』，錢引也就是此前在陝西等地已經流行很久的票據。

 

錢引相對『交子』而言更是濫印無序，『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因為沒有資本金，所以貶值更是驚人，『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緡表示成串的銅錢，一般每串1000文，這已經低於1/10的貶值。值得一提的是，錢引到了南宋仍舊存在，高宗南宋後也以70萬貫銅錢準備發行3000多萬貫錢引。『紹興七年，通行三界，發行數達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貫。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而所有鐵錢僅及七十萬貫。』

 

 

南宋錢荒與瘋狂的『會子』

 

北宋『交子』的故事還沒完全結束，逃到南方建立南宋政權之後，仍有續集。

 

南宋大體繼承了北宋體制，但是南宋偏安一地，經濟重心進一步轉向南方，經濟制度比起北宋不得不有所拓展，也產生了不少的金融創新，甚至一度南宋的生存都曾依賴於鹽引制度。

 

所謂鹽引(另稱:鹽鈔)，是指在鹽業專賣之下，國家賣給商人的取鹽憑證，鹽引具有有價證券以及票據的不少性質。

 

南宋小朝廷草創之時，金軍不時南下，四處飄搖，宋高宗趙構甚至逃逸海外。從趙構在河南商丘即位到正式定都杭州，其間經歷了10多年，便於攜帶的鹽引在籌集軍費等方面曾經幫助不少，甚至有『南渡立國，專仰鹽鈔』之說。南渡說的是宋高宗趙構南下，而鹽鈔就是鹽引，高宗登基之前擔任兵馬大元帥，就以靖康之難的勤王口號，為籌集軍費發行鹽鈔，不久得錢50萬緡，甚至在高宗的逃亡立國路線圖上，一路也伴隨著商人們交錢買鹽引的影子。

 

其實鹽利進入財賦，從公元前7世紀的春秋時代即有記錄。管仲在齊國即借助臨海地理優勢『興鹽鐵之利』，可謂開鹽法之始，此後鹽就在官營和私營之間變換。

 

唐代從開元之後開設鹽鐵使，後來這一職位併入掌管國家財政的新部門三司，宋代三司地位一度與宰相均衡，鹽利更是發揮到極致，鹽法更為完善，開創了鹽引等制度創新。

 

宋徽宗時期權相蔡京的經濟改革中，鹽引使用範圍更頻繁廣泛，其制度在後代也延續下來。《宋史·食貨志》中記載，唐肅宗年間改革鹽法，理財名臣劉晏大力整頓，全國鹽利一年40萬緡，到了晚唐，鹽利已經占賦稅收入的一半；北宋哲宗年間，僅僅淮鹽和解鹽兩項一年收入就達到400萬緡，可占唐代賦稅的2/3；到南宋高宗年間，泰州海陵一個鹽監的收入就折合六七百萬緡，其一個州的收入就超過了唐朝舉國收入。

 

鹽引雖然廣泛使用，但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貨幣，更類似於債券。就紙幣而言，南宋除了『交子』，最著名的紙幣就是『會子』，甚至可以說直到南宋，紙幣才真正在中國廣泛流行起來，有了法定貨幣的意義。

 

『會子』最早在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官辦，次年置『會子』務，學習四川『交子』方式，並且設定面額以及準備金，『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

 

『會子』分別有東南『會子』、湖北『會子』、淮南『會子』等，在不同地域分別流通。與起源於四川，對應於區域性的四川鐵錢的『交子』不同，『會子』流傳區域很廣，其儲備主要是銅錢，甚至還有銀本位。

 

南宋將領吳玠在河池發行『銀會子』，這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銀本位制，這也可見白銀的貨幣職能擴大，當時『會子』和銀價之間往往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官會與銀價常相為消長，『會子』輕則銀價重，『會子』重則銀價輕』。

 

紙幣發生於北宋，極盛於元，中間銜接的南宋的作用不可抹殺。如果說北宋紙幣的流行只是局部現象，那麼南宋的紙幣則是一種全國情況。

 

紙幣出現於宋代，一方面是貨幣經濟繁榮的自然結果，另一方面則是軍事壓力之下的被迫創新。

 

『會子』的流行，首先源自南宋政府的財政匱乏。南宋控制範圍小於北宋，領土縮減一半，但坐擁南方富庶之地，廣開財源，除了拓展海外貿易之外，也繼續加收田賦之外的各類稅種，如經制錢、折帛錢、添酒錢等。按照北宋和以後帝國的標準比較，南宋地域雖小，人口也只有6000萬，主要集中在兩浙與四川等地，其收入反而高於北宋，這其實顯示了南宋經濟的繁榮與官員的理財有道。南宋孝宗末年政府收入高達6530多萬緡，而北宋哲宗年間不過接近5000萬緡。即使如此，各類軍事開支以及對外賠款壓力下，南宋財政雖然開源有方，最終還是被總結為『會計不明，用節無度』，費用預支要等數月甚至半年。

 

其次，則是錢荒的日益頻繁。錢荒從隋唐時代即有記錄，到了宋代更為頻繁。這首先源自銅的匱乏。在隋唐之前，商業不夠繁茂，官方政策以嚴禁民間私鑄銅錢為主，之後貿易漸起，而禁止私鑄之下，銅價上揚，導致鑄錢無利可圖，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均缺乏鑄幣動力。

銅價成本高的情況下，民間更傾向於將銅幣改鑄為銅器，利潤可以高達5倍甚至15倍。以民間鑄造銅器為例，唐代記錄銅錢1000文得銅6斤，每斤售600多文，所得已然4倍左右，到了宋代更是翻番，高宗時期即有記錄：『百姓以十文錢銷熔得銅一兩，鑄為器可得錢一百五十文。』如此厚利之下，自然屢禁不止，銅錢越發緊缺。

 

從唐開始，官方政策從嚴禁私鑄轉向嚴禁百姓挾錢出境、嚴禁百姓毀錢鑄器，可見錢荒現象已經很頻繁。

 

到了宋代，銅錢的匱乏使得銅錢外流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熱門程度類似於後來的白銀外流或者今天的人民幣外流。宋代當時用『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來形容銅錢流向邊界甚至海外。

 

宋代立朝之後繼承前制，對於銅錢流向鄰國與海外很是警覺，多次發佈各類禁令，與之相對，金、西夏等國則是用各種方式吸引銅錢，例如:走私、越界採銅、運用短陌等方式。

 

當時朝鮮、日本、東南亞等地對於銅錢更是趨之若鶩，往往把價值10倍的商品只賣一成，只為帶走銅錢。

 

在日本，雖然明代也有少量中國錢流入，但是宋錢數量遠多於明錢，影響甚為廣泛久遠。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啟動變法，「王安石」的政策之一是廢除錢禁，收斂民間財富，充實政府軍用。

 

禁令一除，宋錢加速流失國外，錢荒更加嚴重，這方面的記錄比比皆是，例如:神宗年間就有這樣的記錄：『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謂之錢荒。』錢荒之下，錢貴物賤，宋政府大舉鑄錢，加之以免疫法攫取民間銅錢，府庫很快滿盈，而民間則商貿凋敝，不乏交不起稅而變為流民之人。

 

銅的缺乏使得銅錢的鑄造相對前朝而言偷工減料。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鑄281萬貫銅錢，合計減料878000餘斤，而這些料能夠再鑄造169000貫銅錢，這也使得宋代人更欣賞前朝貨幣，例如:唐代的開元錢。

 

到了南宋，當時人更是感歎『物貴而錢少』。以『會子』誕生的紹興30年來看，其目標是鑄造50萬貫銅錢，結果只鑄造了10萬貫。

 

宋代是否真的缺錢？

 

以銅錢為例，其實宋代鑄造了不少，學者高聰明統計整個北宋時期的銅錢鑄造量達26200萬貫，這還不算舊錢，而彭信威估計當時全部貨幣流通量為24000萬—25000萬貫。

 

日本宋史研究者宮澤知之認為，流通中的銅錢大部分都以各類稅收的方式回流國庫，一年大約有7000萬貫之巨，因此流通中的銅錢沒有這麼多，但萬志英指出，這一說法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朝廷幾乎以與收入一樣的速度將國庫中的錢不斷花費出去，因此流通中的銅錢數量仍舊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高聰明估計11世紀末的商品流通總量為15000萬貫。如此來看，與商品流通總量相比，宋代銅錢並不算少。

 

然而，錢荒並不僅僅是銅錢的缺乏那麼簡單，正如學者朱嘉明所言，中國自漢朝以來錢荒不斷，其核心問題是『以銅錢為主體貨幣形態的貨幣需求大於供給，或者說，貨幣供給滯後於需求的反應，不能滿足市場經濟對貨幣的需求』。

 

這一矛盾在宋代情況十分明顯。一方面，大量銅錢被窖藏或者流出到國外，沒有有效流通；另一方面，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缺乏如現代銀行這樣的信用貨幣創造機制的情況下，銅錢數量難以精確對應商品交易需求，宋代錢荒本身也是經濟需求的表達。

 

日本學者斯波信義準確描述了宋商品貿易的發達，其區別於前代的特徵在於，地方性市場、地區性市場、長途貿易與國際貿易在宋代都得到了廣泛發展。

 

貿易繁榮決定了銅作為貨幣的獨木難支，各地隨即湧現了不同種類的貨幣，鐵錢、銅錢、紙幣、白銀都曾作為貨幣流通。

 

事實上，隨著民間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無論交易數額的增加還是交易半徑的增加，都需要更簡便更高面額的貨幣，無論是最初的紙幣還是隨後的白銀，其實都比銅錢更有優勢。我已經在前面討論過貨幣的約定性質，只要取得民間信任，各種形式的貨幣都可能流通，其信譽高者甚至可能溢價交易。這在北宋的貨幣實踐中有充分的反映。

 

在民間信任的基礎之上，如果政府以正確的方式介入貨幣管理，所謂法定貨幣即可能誕生。以北宋『交子』為例，國家一旦發行紙幣就帶有法定貨幣性質，其信用建立在國家承認其價值的基礎之上。金屬本位的紙幣意味著紙幣直接與實物貨幣等價掛鉤，維持了其信用：『會子』開始與銅錢直接兌換，並且可以用來和政府交易，可以購買鹽引、茶引等有效價值憑證，交納賦稅。宮澤知之認為，宋代的財政與貨幣制度對於紙幣在民間與政府之間的縱向流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塑造了貨幣在宋代經濟生活中被廣泛使用的環境，高聰明則認為，這一縱向流動之所以成立，也是基於範圍廣大的貨幣民間交易的橫向流通。從宋代紙幣的實踐情況看，可以認為宋政府在尊重民間規則的基礎上，順應經濟貨幣化趨勢，因勢利導地推進法定貨幣實踐，是成功的關鍵。

後來『會子』發展到不可兌換，官方期待俸祿、軍費等支出部分盡可能多地使用『會子』，在賦稅之類的收入部分盡可能少地收取『會子』，因此規定『九分現錢、一分『會子』，結果事與願違，『會子』的回籠速度反而加快。人們在和政府做交易的過程中，如購入茶引、鹽引等，更多使用『會子』而不是銅錢，這也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南宋版本。

 

發現這一情況之後，務實的南宋政府意識到只有給予『會子』和銅錢相同的待遇，才能真正使得『會子』被民間接受，因此取消了對於『會子』和銅錢的不同待遇，改用『錢會中半制度』，即在財政中銅錢與『會子』的數量各占一半，這意味著『會子』和銅錢的地位對等，發行『會子』的次年就規定錢會各半，『新造『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亭戶鹽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沿海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

 

錢會中半制度隨後有所反覆，但是其基本原則在南宋一朝貫穿，當『會子』發行減少時，甚至一度引發『會子』受到更多歡迎。

 

南宋孝宗期間值得一說。宋孝宗是南宋第二位君主，被認為頗有作為，岳飛案件的平反為他獲得不少政治加分。他的身份是宋太祖七世孫，他的登基其實也使得南宋帝位從宋太宗序列回到宋太祖序列。

 

南宋孝宗於1162—1189年在位，接近30年的執政時間使得南宋頗有起色，有『乾淳之治』之稱。在他治下的淳熙年間（1174—1189），『會子』基本與錢等同，出現『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等記錄，甚至有『楮幣重於黃金』的說法，所謂楮幣、楮券等，都表示紙幣，因為楮皮可以造紙，往往楮也表示紙，紙幣多用楮皮製成。

 

針對『會子』的情況，南宋詞人辛棄疾在淳熙年間也說『會子』和錢會中半制度的效用帶來『『會子』自貴』。『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江陰軍換錢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換錢七百一十足）。此無他，稍重之故也。』

 

『會子』的使用離不開商業的繁榮，商人競相選擇『會子』除了便利保值之外，還因為當時金銀需要繳納一定的稅收，宋孝宗本人也表示自己因『會子』『幾乎十年睡不著』，認為『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即已經意識到『會子』價格與數量之間的關係，由此也可見南宋的經濟微觀調控能力經過實踐的調試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

 

就貨幣理論而言，宋代更是發揚了中國傳統的『子母相權』理論，這一理論最早提出是在春秋時期，表示大錢和小錢之間的關係，東周魯國史學家左丘明於《國語·周語》言：『貨幣之重者、大者為母，輕者、小者為子。幣輕物貴，推行重幣以市貴物，稱母權子；幣重物輕，推行輕幣以市賤物，亦不廢重，稱之權母。』這句話的意思是:鑄幣輕重大小應該與商品流通、物價水平相適應，重幣用於貴物，輕幣用於賤物，子母幣相權而行。隨著宋代紙幣的出現與繁茂，『子母相權』逐漸變為銅錢和紙幣（尤其是『會子』）的關係，南宋楊萬里曾說，『蓋見錢之與『會子』，古者母子相權之遺意也。今之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鐵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今之新『會子』，鐵錢之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

 

這一理論日後也引申到白銀和銅錢的關係上，對於中國貨幣史影響頗深，總體而言體現了對於貨幣數量的控制與管理。

 

錢會中半制度確定了『會子』的法律地位，但是『會子』的運作也受到發行量的限制。『會子』和『交子』一樣，後來有了以界為發行期間的做法，原本是三年為一界，發行額規定為約1000萬貫，到期『會子』可以得到替換回收。

 

回顧『會子』的成功，其實秘密正是在於合理的準備金(也就是維持隨時可兌現的信用度)，同時控制『會子』數量，鼓勵『會子』與銅錢等價。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欣賞『會子』的成就，曾經如此評價『會子』：『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准，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

 

『會子』的好時光並沒有維持多久，即使有『母子相權』理論作為指導，『會子』最終仍舊毀滅於濫發。

 

因為戰爭，又一次的打亂了一切。

 

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鐵木真被推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同年南宋主戰派獲得暫時上風，宋寧宗下詔北伐金朝，即所謂『開禧北伐』。

 

在孝宗隆興年間的『會子』不過400萬貫左右，隨著財政吃緊，尤其1206年後，『會子』的發行量急劇增加，而且多界『會子』混用。

 

戰爭之前的開禧元年（1205年），第十三界『會子』是5548萬，期限為9年；開戰後嘉定二年（1209年），第十四界『會子』則發行了11263萬，期限變為22年。

 

如此，宋孝宗時代『會子』受到信任的黃金景象一去不復返。紙幣成為拯救國家命運的最後稻草，也是帝王將相醉心的理財之術，繼續大行其道，『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為生財之地；窮日之力，贈印楮幣，以為理財之術。楮日益多，價日益減』。所謂楮幣，也就是紙幣，因為當時多用楮樹作為紙幣契約用紙，而紙幣發行如果沒有相應的實物作為準備金，最終只是紙上富貴。

 

『會子』的加倍增發，也意味著貶值的加速進行。

 

根據學者漆俠的整理，以米價為代表，南宋物價一直步步增高，宋高宗年間（1141年）米價曾經一度是一斗米100文，其間從300文、500文漲價，最後激增到100年後宋理宗年間（1240年）的3400文。

 

這一趨勢隨著戰爭形勢不斷加劇，在1246年高達65000萬貫，第十八界『會子』200貫紙面價值為20萬文，卻還買不到一雙草鞋，『以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履，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饑寒窘用，難責死鬥』。

 

隨著『會子』日益貶值，『劣幣驅逐良幣』規律再次發揮作用，銅錢逐步退出流通市場，錢會中半制度從收入和支出都難以為繼，本來為緩解錢荒而引進的『會子』卻反過來導致錢荒惡化，錢荒日益成為常態，如是更導致經濟惡化。南宋後期時人感歎，『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宋的競爭力並不在軍事，支撐宋王朝的命脈一直是經濟，經濟的最終潰敗也決定了其命運的無可挽回。

 

景定四年（1263年），南宋『會子』增印15萬，到宋末甚至在元軍將至的時候，丞相「賈似道」繼續濫發貨幣，景定四年還曾發行新的貨幣關子，有取代『會子』的意思，卻導致『會子』更加貶值，幾乎不值一文。

 

之後，元大軍南下臨安，以1：50的比率兌換中統鈔與『會子』，『會子』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當時『會子』貶值劇烈，而中統鈔還算堅挺，南宋還沒有正式滅亡，這個價格未嘗沒有收買人心、穩定民意的意思。

 

從『交子』到『會子』，結果都是因為財政危機而遭遇貶值命運。

 

銅錢緊縮帶來的錢荒使得紙幣發行數量增加，而紙幣的增加與準備不足又導致紙幣貶值，其根源其實在於，作為抵押物的宋代財源不斷因戰爭備受侵蝕，步入濫發貶值之路。

 

不論『交子』還是『會子』，最開始時往往是私人發行，不可避免會造成局部的混亂，例如:最早私營『交子』的富商經營不善、遭遇擠兌，於是國家開始介入發行，增強民間對其信任，私人紙幣也因此被擠出市場。這意味著最開始國家發行的紙幣有著比私人紙幣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價使用。不過國家一旦過分濫用這樣的信用，濫發貨幣，最終必然遭遇貶值，被市場拋棄。最後，宋代隕滅也成為必然的命運，『變成了一個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遺棄』。

中國人往往以宋代紙幣為驕傲，然而戰爭使得一切都歸於虛空。我們見證了宋代民間社會的創造力以及官僚靈活的經濟治理水平，但戰爭失利導致財政失控，失控的財政政策必然導致失控的貨幣政策，『交子』最終敵不過財政貨幣化的悲劇。『交子』、『會子』等貨幣最終成為一個通貨膨脹的歷史悲劇故事，也是宋代統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紅利。宋代紙幣退出了舞臺，但是貪婪與愚蠢永遠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窮凶極惡地試圖通過紙幣掠奪民間財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倖免，明則完成紙幣在中國古代的最後一幕，都以濫印紙幣失去信用，讓貨幣最終回到以金銀本位(商品本位)，無法發展出銀行。

 

鈔票的沒落與「馬可波羅」的局限

 

宋代的錢荒不僅存在於南宋，也出現在其對手方。邊界各方都絞盡腦汁地阻止銅錢外流，同時用發鈔來補充銅錢的不足。作為南宋的對手，金朝發鈔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

 

金朝受宋影響，很早就設立交鈔局發行交鈔。交鈔以7年為流通期限，隨著戰亂，交鈔也走向濫發，即使金朝嘗試實行限價也無可奈何，到了金朝滅亡的1222年，『官定銀價上漲了四十幾萬倍，而市價則超過千萬倍，交鈔一百緡只能換到一碗麵，一萬貫才買得到一塊餅』。

 

這一貶值速度和限價措施之劇烈，令經濟學家也只能將其與後世的金圓券相比擬。

 

值得一提的是，金朝比起南宋更缺乏銅，因此更加鼓勵用鈔，民間也儲藏了過量銅錢，這一過程其實促進了銀的使用增加。及至金朝末年，很多文獻記錄已經記載以銀做米的計價，甚至出現民間貿易用銀過多，導致民間掘墓挖取白銀。

 

正因如此，日本學者加藤繁認為，銀作為貨幣從金朝就開始，而不是多數人認為的明代。無論如何，銀在宋元開始嶄露頭角，正是因為錢的短缺以及鈔的沒落。

 

滅亡金朝的蒙古貴族也採用金（其實也是南宋）的做法，發行以絲綢紗或白銀標明幣值的紙幣。

 

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佔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

 

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制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定貨幣的前驅。對比之下，作為英鎊前身的英格蘭銀行銀行券，則晚至17世紀才粉墨登場。

 

元朝統治南宋地區之後，就開始禁用銅錢，用元代中統鈔回購『會子』。

 

在南宋末年，第一位以歐洲語言寫下的討論中國人的專著中，紙幣已經被提到，『契丹人的貨幣是紙錢，長寬有如手掌，上面以印子打了線條』。作者就是聖方濟修會的修士威廉·魯布魯克，他曾到蒙古記載當地人的狀況。

 

大概是吸取南宋和金朝的教訓，元代發行最初有定額準備，中統鈔等也維持了多年的貨幣穩定，其鈔票制度曾在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有詳細記載。

 

雖然「馬可波羅」的書充滿傳奇，被認為『摻雜了待證實的事實、信手拈來的資料、誇大的說法、虛偽的言辭、口耳相傳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虛構』『憑著想像在寫作』，但他的書中很多生動的細節可以與正史印證，尤其是關於紙幣的部分。甚至從時間點來看，歐洲正是在「馬可波羅」的書之後才出現紙幣雛形，這是否是對中國的一種借鑒？

 

對於紙幣，「馬可波羅」從其製造到使用都有詳盡的描述，甚至估算對比了紙幣的價值，『在此汗八裡城中，有大汗之造幣局，觀其制設，得謂大汗專有方士之點金術，緣其製造如下所言之一種貨幣也。此幣用樹皮作之，樹即蠶食其葉作絲之桑樹。此樹甚眾，諸地皆滿。人取樹幹及外面粗皮間之白細皮，旋以此薄如紙之皮製成黑色，紙既造成，裁為下式』，『此薄樹皮用水浸之，然後搗之成泥，制以為紙，與棉紙無異，惟其色純黑。君主造紙既成，裁作長方形，其式大小不等』，這種紙幣根據面額等價於不同的銀錢甚至金幣。

 

除了對比價值，「馬可波羅」也記載了強行要求使用紙幣的過程：『既用上述之法製造此種紙幣以後，用之以作一切給付。凡州郡國土及君主所轄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雖高，不敢拒絕使用，蓋拒用者罪至死也。茲敢為君等言者，各人皆樂用此幣，蓋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費用，以購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價，竟與純金無別。其量甚輕，致使值十金錢者，其重不逾金錢一枚。』

 

紙幣依賴君主的權威，也為君主帶來了便利，君主成為最大的印鈔者，在不同領域推廣捍衛紙幣的法定價值。

 

『此種紙幣之上，鈐蓋君主印信，由是每年製造此種可能給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紙幣無數，而不費一錢。』

 

除此之外，元代紙幣不僅在軍需之上使用，也受到商業歡迎，而且頻繁使用之後，舊鈔票可以換新鈔票。

 

『此種貨幣雖可持久，然亦有敝壞者，持有者可以倒換新幣，僅納費用百分之三。諸臣民有需金銀、寶石、皮革用以製造首飾、器皿、衣服或其他貴重物品者，可赴造幣局購買，唯意所欲，即以此種紙幣給價』，『尚應知者，凡商人之攜金銀、寶石、皮革來自印度或他國而蒞此城者，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有賢明能識寶貨價值之男爵十二人專任此事。君主使之用此紙幣償其貨價，商人皆樂受之，蓋償價甚優，可立時得價，且得用此紙幣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種紙幣最輕便可以攜帶也』，『所有軍餉皆用此種貨幣給付，其價如同金銀』。

 

為強制推行使用，元代鈔票製造以及推廣著力頗多。

 

『此種紙幣製造之法極為嚴重，儼同純金純銀，蓋每張紙幣之上，有不少專任此事之官吏署名蓋章。此種程式完畢以後，諸宮之長覆蓋用朱色帝璽，至是紙幣始取得一種正式價值，偽造者處極刑。』

 

最大受益者顯然是君主，『由是君主每年購取貴重物品頗多，而其帑藏不竭，蓋其用此不費一錢之紙幣給付也。復次每年數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銀、寶石、珍珠、皮革者，須送至造幣局，將獲善價，其臣民亦樂售之。蓋他人給價不能有如是之優，售之者眾，竟至不可思議。大汗用此法據有所屬諸國之一切寶藏』，『大汗獲有超過全世界一切寶藏的財貨之方法，業已備述於前。君等聞之，必解其理。茲請言此城執行大權之諸大官吏』。

 

經濟繁榮，發行紙幣，經濟繼續繁榮，濫發紙幣，紙幣開始貶值，繼續濫發紙幣，經濟沒落，王朝滅亡，紙幣退出。

 

這幾乎是貨幣發行的中國式循環。「馬可波羅」筆下的繁華景象也不可避免成為明日黃花。

 

隨著海外擴張以及國內靡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曾經感歎元代賞賜金銀之數為歷代最多（其中白銀數量超過黃金）。

 

元朝鈔票好景不長，最開始幣值穩定，甚至在各地設立平準行用庫，貯備金、銀、絲等準備金作為鈔本，紙幣可以兌換。

 

隨著元代中後期時局混亂，鈔票準備金集中回收至京城，民間其實無法兌換，鈔票走向無本發行，也未能避免濫發局面。

 

紙幣濫發導致物價成倍上漲，出現鈔票面額10錠（當時一錠等於50貫，一貫等於一兩白銀）不能換一斗米，而且民間重回以物易物時代，最終通貨膨脹也使得國家稅收無法保障。

 

『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舳艫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鈔票是元代的主題，雖然賞賜不少是金銀，但俸祿則是鈔票與米，稅收折銀也極少，不過蒙古以及其征服的花剌子模等中亞地區一直有銀的傳統，隨著鈔票的貶值，銀開始在中國繁茂，不僅多數鈔票以銀作為票面價值，本位也多與金銀掛鉤，民間用銀亦廣泛。

 

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鈔票，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

 

元代紙幣經歷了中統鈔、至元鈔、至正鈔的不同階段，從準備金充足走向濫發，但是紙幣基本一直作為其法定貨幣，而且紙幣的不可兌換性在當時還是引領了世界潮流，甚至有種說法指出，元朝紙幣影響了歐洲紙幣的誕生。

 

經濟學家戈登·塔洛克被譽為尋租理論創始人，他同時也對中國貨幣著迷。在其研究中，他一邊連篇累牘地引述「馬可波羅」對元代紙幣的敘述，一邊也遺憾地指出「馬可波羅」的局限，就是他認定印紙幣是政府一種有效獲得收入的方式，而沒有認識到不斷增發貨幣帶來的紙幣貶值的後果。

 

實際上，鈔票的混亂局面不僅使得人們回歸實物經濟，同時也加強了對於白銀這樣的金屬貨幣的信心。為了鼓勵人們使用中統鈔、至大鈔等鈔票，元代從忽必烈大汗時期就禁止在市場交易中使用銅錢。這樣的做法也曾被後代模仿，卻註定以失敗而告終，最終市場的交易規則會戰勝皇帝的意志，元朝政府最終在14世紀宣佈，停止發行至大鈔和銅錢，並且取消了對黃金白銀的禁令。

 

 

 

通貨膨脹的教訓與白銀的崛起

 

從中國紙幣的歷史來看，可謂一部抖小聰明的錯亂史，錢穆一言以蔽之，『宋、元兩代用鈔票，均有濫發之弊病』。有趣的是，即使海外學者也承認，13世紀中國就提出了古代貨幣理論，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貨幣理論水平高出同時代歐洲人，那麼，紙幣的崩潰為何反覆發生，從中可以學習到什麼教訓？

 

關鍵在於，國家信用的邊界。

 

法定貨幣的流通意味著國家信用的放大，而在強勢政府之下，政府行為決定了貨幣政策走向與效率，正如一句老話所言，『統治者通過控制貨幣供給來管理經濟』。問題在於，誰來監管監管者？從歷史來看，政府接管私人紙幣的發行之後，初期往往能夠發揮紙幣的優點，緩解通貨緊縮而對經濟有所裨益，可惜的是，這樣的美好開局從來沒有被堅持到最後，濫發的誘惑在沒有約束之下往往隨之滋長。

普遍的觀點都承認，貨幣的重要性導致其不能假手他人，那麼政府是否必須對貨幣負責？而各類慘痛教訓也在於，如果賦予政府對貨幣過大的權力，如何監管與限制？

 

弗里德曼認為，列寧的名言『毀滅一個社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毀滅其貨幣』戲劇性地表現了貨幣的力量，可能的出路在於通過制度設計使得政府在履行職責的同時能夠被監督，『使政府能對貨幣履行職責，然而同時還限制給予政府的權力，並且防止政府以各種方式使用這個權力來削弱而不是鞏固自由社會』。

 

『交子』以及其後繼者的興起與沒落，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東西方對於貨幣的分歧。從古希臘開始，內在價值就是西方貨幣的一個必要條件，法律並不足以賦予貨幣（更不要說紙幣）價值，也就是『充當貨幣的商品價值起源於它們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甚至在大部分時間人們可以自由鑄幣，只要付出鑄幣稅，人人都可以去鑄幣廠以金銀換成貨幣。

 

進一步而言，這也得益於西方諸侯林立、分裂競爭的局面，沒有一個大一統政府壟斷貨幣之發行。與之相反，東方帝國在歷史上就主張貨幣為政治服務。無論貨幣理論還是貨幣政策都強調統治者對貨幣的創造作用，也就是『賦予貨幣價值的是統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貨幣的內在價值或者交易價值』。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貨幣政策施政重點往往在於如何使之更好地為國家或統治者服務，經濟考慮往往不是首要因素，政治因素成為第一關鍵。統治者好像對於自身管理宏觀經濟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所以有學者如是評價中國古代統治者對於貨幣的理念，『如何通過相關政策安排，使統治者能夠熨平時而匱乏、時而充足的經濟興衰週期，以滿足本國人的物質需要。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統治者可以通過調節貨幣供給量，來保證物價水平穩定和物品供給充足』。

 

在前現代社會，經濟運作規律和今日完全不同，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要求政府對貨幣負責、限制政府權力等制度安排對於古代中國來說過於奢侈。

 

由於金、銀等貴金屬數量稀少，統治者無法大量鑄發，但是數量稀少，無法隨機調節，經濟則往往遭受通貨緊縮之苦，即所謂的錢荒。

 

反過來說，相對於本位貨幣，在西方輔幣是最大的鑄幣稅來源，因為輔幣往往價值低廉、容易獲得、便於增發。

 

對於中國來說，作為輔幣的銅錢一直是民間主要流通手段，即使在銀本位確立之後也是如此，所以中國皇帝過去往往也為銅的短缺苦惱，常常用製造低劣輔幣、以嚴刑峻法限制銅出口等方式應對。

 

以唐朝為例，唐朝的經濟發展能力，其實已經受到貨幣發展的約束。唐沿襲隋制，錢帛為主，有時候也用黃金。

 

唐代的錢帛制度曾經引起很多討論，以絲綢布匹進行交易在今天看來似乎天方夜譚，不少人談起來都將帛的作用過分放大，其實沒那麼誇張，還是以錢為主，民間帛用得多點，官員俸祿大多是按照米之類的實物計算，小部分用的是錢。值得指出的是，通貨膨脹高漲往往才有錢帛制度流行。

 

其實錢貶值時實物經濟自然繁榮，非唐獨有，無非沿襲南北朝，而實物貨幣的缺點也很明顯，即無法標準化，如《晉書·張軌傳》言，『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唐代常常受到通貨緊縮影響，晚期曾經將佛像拿來融鑄銅錢(滅佛事件)，才使得情況有所好轉。

 

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能以一定數量的輔幣甚至紙幣作為一種補充，對於統治者和人民來說都不失為一件好事，所以貨幣學者彭信威評價，『如果不是紙幣發行太多，人民一定可以享受一種穩定的物價』。

 

如果濫發貶值的行為在一定幅度之內，尚且可視為權宜之計，但是財富畢竟不可以憑空造出，歷史經驗反覆說明，如果通貨膨脹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發貨幣系統、財政系統甚至國家的崩潰。至於民間為什麼會放棄紙幣，回歸以物易物，經濟學家認為以物易物極為低效，但紙幣貶值卻可以使得以物易物的選擇變得具有吸引力，歷史上也出現過各種貨幣替代品，『戰後的德國人把香煙作為貨幣，或者回到殖民地時期的弗吉尼亞，使用煙草作為幣』。最終來看，黃金或白銀是首要的商品貨幣。

 

古代紙幣的鬧劇，到明代基本結束了，清政府除了在太平天國時期短暫發行紙幣之外，一直對此謹慎，可見元明紙幣通貨膨脹的陰霾之深。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紙幣試驗失敗，並非只是國民性的問題，其仍舊服從經濟學的普適規律。

 

即使在今天，濫發貨幣導致的通貨膨脹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換個角度而言，是否私人發行紙幣是一個方向呢，其信用就一定會好於國家嗎？一方面，從中國的『交子』的早期經驗來看，私人發行貨幣也不可靠，但由於其市場自動出清以及規模限制，確實也不太可能出現類似國家濫用信用的極端情況；另一方面，從現代經濟的波動性來看，一個穩定的中央銀行作為信用坍塌之下的『最後貸款人』確實是必要的，這是人類在無數次金融危機後學到的血淋淋教訓。這並不是想像，而是歷史的逐步演進。

 

18世紀時英格蘭銀行還是一家私人銀行，也在探索並糾結是否應該承擔一定的中央銀行責任。

 

在西方，所謂紙幣其實就是一種特定的銀行券，當時有超過200家銀行發行銀行券，1797年暫緩兌付只是特例。

 

當時的經濟學家休謨就洞察到國家介入紙幣信用時利弊並存的狀況，他認為國家紙幣信用一般而言好過私人，但是必須保證不濫用這樣的優勢，『如果不設立國家銀行，私人銀行家就會乘機大肆活動，就像從前倫敦的金匠那樣，或像現在都柏林的銀行家那樣。所以不妨認為：應讓國有的公司享有那種紙幣信用的好處。這樣反倒好些。因為在每個富裕的國家裡，它總會佔有一席之地。不過要是人為地致力於擴大這樣一種信用，恐怕絕不會對任何貿易國家有利，而是使這些國家蒙受不利，因為超出同勞動和商品的正常比例來增加貨幣，只能使商人和製造業主要出更高的價格去購買這些東西』。

 

國家信用的介入意味著對於私人信用的擠出，如果運行得當，對於整體來說是件好事，能降低交易費用。但是權力也意味著責任，休謨承認國家銀行會大量切斷私人銀行家和貨幣經紀人的買賣，如此國家就得承擔相應責任，『國家手中掌握這麼大量的貨幣，在緊急危難之際，可以隨時動用，乃是一種極大的便利。至於所動用的部分，可以在國家恢復和平安定以後，慢慢歸還』。

 

因此，更深一層討論的要點在於，如何避免權力濫用或者說過度濫用紙幣？無論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紙幣都是一種信用安排，這個時候即使有一個強而獨立的中央銀行作為貨幣機構，可能都難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

 

正如弗里德曼所論證的，『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在最初系由私人所提供，要想避免政府對它們的控制是困難的。其理由基本上是防止偽造物或在經濟上的類似行為這一困難。信用貨幣是支付標準貨幣的一個契約。通常的情況是：在制訂這樣契約和實現這樣契約之間趨向於有一個長的間隔。這便增加了執行契約的困難，因此也增加了簽訂欺騙性的契約的誘惑性。此外，一旦引入信用因素，誘惑政府本身去發行信用貨幣幾乎是不可阻擋的。因此，商品本位實際上趨向於變成包含國家廣泛的干預的混合本位』。

人性的悲劇在於，貪婪往往勝過理性，紙幣的便利往往掉頭轉向災難。每當遭遇戰事之時，國家往往求助於印鈔或者降低幣值，這對於戰勝戰敗的雙方都有巨大代價。以南宋開禧年間（1205—1207）的戰爭為例，雖然金朝獲得了勝利，但是其國內的紙幣數量數十年間增加了10多倍。

 

古代戰爭考驗資源動員能力，中國古代帝王多求助於濫發紙幣而不是更現代的金融設計，這並不是偶然，而是各自制度慣性使然。這或許提示我們，在13世紀，中國和西歐的金融分別不僅在於紙幣，更在於應對戰爭引發的突發融資需要的時候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關係。

 

中西金融的分叉，可以在1262年東方的臨安與西方的威尼斯不同的戰爭融資舉措中得到最鮮明的說明。

 

在東方，南宋政府直接背書信用，以法定貨幣形式發行紙幣，最終往往走向濫發；而在西方，幾乎同時期的威尼斯、熱那亞等意大利城邦，在面對戰爭融資需求的時候，都發行了公共債券，甚至對債券的交易也隨之展開。這一對比顯示，當國家控制財政的時候，它既是強大的，其實也是脆弱的，因為這意味著它不需要市場力量，也意味著它最終將因為無約束而喪失民間支持。

 

不過，如果認為歷史只敲一次或者兩次門，那麼未必低估人性的頑固，印鈔的誘惑與抗爭貫穿紙幣的歷史。

 

對中國而言，隨著國民政府在20世紀30年代統一貨幣系統，紙幣重新回歸，現代法制的包裝並無法掩飾天生的經濟邏輯弊端，也帶來了後面惡性通貨膨脹的歷史循環。隨後1948年匆匆實施的金圓券，同樣是沒落政權試圖以紙張掠奪民間資產之舉，最終1949年的危急存亡也部分源於通貨膨脹帶來的人心盡失。歷史走了幾百年，當政者顢頇固執，輪回何其相似，仿佛看不到絲毫進步。

 

宋金元的紙幣嘗試，最終紛紛以通貨膨脹告終，不僅使得銅錢作為良幣日益退出市場，也使得白銀日益作為貨幣替代品使用。對於當時的人來說，當無法相信紙幣之際，官方即使明文禁止用銀，白銀仍舊步入尋常百姓家，作為貨幣的主流，日益興旺發達起來。

 

1262年：「賈似道」買公田與威尼斯賣債券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聯軍滅金，南宋成為蒙古在中國土地上唯一的對陣者。

 

1258年蒙古南侵，南宋損失巨大，財政虧空加大。

 

宋理宗後期，南宋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賴和糴，也就是以低價徵購民間糧食，當時已經到了『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的地步，然而為保證和糴繼續下去，朝廷只能繼續濫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繼續惡化，陷入惡性循環怪圈。

 

如此情況之下，公田法應運而出，也就是讓國家買回民間尤其官員手中超過限額的部分田地，以此緩解和糴之困。

 

1262年是宋理宗晚期，「賈似道」上書提出公田法，並且列舉了公田法可以達到平抑物價、抑制紙幣發行、抑制富室、免除和糴、可以餉軍共五大好處。

 

『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

 

聽起來很美的公田法，為什麼以前沒有實施？這主要涉及宋代土地制度的情況。在唐代，土地買賣不被官方允許，雖然均田制在唐後期已經名存實亡。對比唐代，宋代人口多、土地少，從開國起就『不立田制』『不抑兼併』。換言之，宋代土地制度採用自由放任方式，對於買賣雙方的身份都沒有太多要求，這源自市民文化的興起，也是私有產權的進步。在傳統觀念中，這種制度也被認為鼓勵兼併，宋代一直有批評兼併的各種意見，但事實上即使在均田制下，農民的權益也並沒有得到更好的保護，往往也只能依附豪門，土地集中亦難以避免。宋代的土地政策有利於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經濟生產，打破門第觀念，其本質是賦予普通人買賣田地的權力，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當時也有一些去工商業就業的機會，這其實和今天的農民工城市化不無相似之處。

 

不過，隨著時間積累，權勢階層除了借機兼併土地之外，更是借助官戶身份減少向國家繳納賦稅。從北宋就開始有各類限田令，規定不同等級官員擁有田地的限額，這不是打擊兼併，只是要求對於超出免征額度的土地繳納稅收而已。這些規定具備一定的經濟合理性，多少有點類似今天的個稅財產申報。

 

這一方法聽起來很美，但會觸及太多利益，宋理宗最開始很猶豫，「賈似道」『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公田法在1263年推出。「賈似道」的方案是，廢除和糴，同時買入1/3超出限額的田。也就是說，當時限定每戶200畝，對於超過限定的田，1/3賣給國家，富戶賣田之後可以免除以後的和糴。最開始實施是在江南比較富庶的六郡，從實施到下野共計12年，這對於中國歷史影響很大。

 

公田法雖然一直有人反對，但是初期效果並不差。「賈似道」先以他自己家產的一萬畝開始，半年之後已經購得300多萬畝，『中外支用粗足』。

 

公田法的思路並不算很差，但是操作上卻是以廉價的『會子』去購買民眾的良田。買田的價格本身已經低於市場價值不少，關鍵是買田的支付中有不少是貶值的『會子』，以及榮譽性質的告身和難以轉賣的度牒。『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白銀的比例如:此之少，這事實上是變相攤派掠奪。『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

 

「賈似道」當時表示，公田法是為了拯救『會子』，『救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逾限田』。換言之，其如意算盤是，以政府之力低價收購民田，田多則可不再依賴和糴，而無和糴用款則『會子』發行數量可減少。但從實施情況看，這個計劃本身會放大財政不足情況下的惡性通貨膨脹循環：『會子』不堅挺，無法買到足夠的糧米，所以就印刷更多『會子』去買富戶的田地，『會子』流通既多則更加貶值，財政實際購買力隨之下滑，問題並未解決。

 

如果價格公道，公田制並不算惡劣，但是在南宋財政困境之下，公田法制度要義是針對財政匱乏，可以說是從相對富有的民眾手中奪取財富的一種方法。

 

雖然這一方式看似有利財政，短期之內也積累大量田地，但是以國家力量侵犯私人產權，最終觸犯眾怒。本來買田已經是賤買，後來隨著「賈似道」的倒臺變得流於形式，難以拯救財政危機。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詔進攻南宋，次年「賈似道」率領13萬兵應戰，兵敗丁家洲後被貶黜，其政策也隨之而去。『黑鍋』也讓「賈似道」全背了，隨後一任皇帝即表示買公田不是前任皇帝的責任，並且承認還田，『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然而，一切都晚了。

 

1276年，南宋都城臨安淪陷，還田來不及，公田多數歸於元朝，流於各種賞賜。

 

宋理宗趙昀作為南宋第5位君主，在位時間為1225—1264年，接近40年，從登基之初與權臣史彌遠的鬥爭到晚年的消沉，其中『端平入洛』與公田法兩大舉措，非議最多。

 

『端平入洛』是因為，南宋聯合蒙古滅金後，在端平元年（1234年）欲收復原北宋領土，結果因為糧草不濟而慘敗，因此被蒙古指責『背盟』，導致宋蒙戰爭的全面爆發。

 

公田法，則是因為，南宋財政趨於全面崩潰，人心也因此四散，可謂南宋代廷潰敗的最後一根稻草。

 

《宋史》中如是評價，『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籲，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

 

宋理宗死後也不得安寧。

 

元朝至元年間，西夏人楊璉真伽擔任元朝江南釋教都總統，掌江南佛教事務，他與西僧嗣古妙高挖掘南宋皇陵，盜寶棄骨，在南宋帝后遺骨之上建白塔，就叫鎮南，即鎮壓南人的意思。

 

理宗的屍體本來以水銀浸泡期待保存不朽，其墳被盜時果然還沒腐敗，盜墓者為了取得水銀將屍體倒懸於樹林中，其頭顱更是被割下作為飲器，隨後屍體被焚毀。

 

據說明代立國後，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歎息良久，在元大都皇宮中找到已經輾轉幾處的理宗頭顱，下令安葬於紹興永穆陵舊址。

 

這件事往往被記錄為元朝統治者的野蠻證據，其實朱元璋的下屬也沒有好多少。

 

元朝之中年間，朱元璋大將胡大海攻打紹興，對宋陵盜墓辱屍，其暴行被記錄於《保越錄》之中，『敵軍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屍或貫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斬戮污辱者尤甚』。

 

看到這則筆記的周作人也感歎，這話雖出自敵方，但是『當非全無根據』『胡大海與楊璉真伽覺得沒有什麼區別』。

 

至於公田法的『始作俑者』「賈似道」，死後名列《宋史·奸臣傳》，而「賈似道」的政策因其本人的道德瑕疵以及誤國形象而遭受不少詬病。

 

拋開個人修為和私人品質，「賈似道」和「王安石」有點類似，都是將財政大權集為一身的丞相，也得到皇帝支持，如此權柄熏天，其實有違政制，在當時的看法中未嘗不是犯了忌諱，但是他們都嘗試有所作為。正因如此，雖然「賈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傳》，但元太祖忽必烈在宋亡之後對他評價並不低，曾經當眾稱許「賈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這倒未必是「賈似道」多能幹，而是國祚維繫於一人而已。

 

宋代財政問題之一就是開支浩大，如何理財成為各位位極人臣者所謀，「王安石」將茶葉、馬匹等權力從商人手中轉移到國家，而「賈似道」將民間糧田廉價變為公共財力，由於兩人的做法，民間離心離德，朝廷則分裂加劇。

 

現在重新檢視，歷史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幾乎與「賈似道」計劃買公田同時，歐洲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1262年3月，威尼斯面臨一次嚴重的軍事壓力，對方是強大的拜占庭皇帝及其熱那亞盟國。在財政壓力以及戰爭陰霾之下，當時威尼斯為了保護自己，其最高組織議會重新頒佈了一項法律，即允許政府的日常開支增加到每月3000里拉，若超過政府必須向其債權人支付5%的利息，授權政府以稅收作為定期利息來源發行國債。這個法律可以稱為13世紀最偉大的金融創新，也引領了意大利城邦蒙蒂債券體系的形成。

 

又一次，戰爭催生政府融資需求，而政府赤字不僅壓迫政府制度的更新，也帶來了交易需求，即政府債券作為一種資產，可以被交易轉讓。不要小看這一創舉，即使今天的各種美債以及歐洲債務，其實都是繞著債務轉讓以及清償在打轉。

 

若堅持不以道德評價人，更應該追問，為什麼在融資問題上，「賈似道」或者中國的斂財大臣總是採用各種各樣惡劣的方式來掠奪？「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充分商業環境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他並不能擁有更多的選項，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

 

對比之下，歐洲銀行誕生之初，最大的客戶其實是君主，而銀行家們為自己贏得了在談判桌前的地位。銀行家美第奇家族統治了佛羅倫薩三個世紀，而羅斯柴爾德家族（歐洲著名的金融家族）曾經以上帝的口吻和借錢的權貴打交道。

 

至於中國的皇帝們，雖然財政處於入不敷出或者勉強維持的狀態，他們卻從來無法得到來自民間銀行的幫助。

 

歷史上的中國商，民間商業和皇帝權力之間，不僅沒有對話渠道，也沒有交易渠道。

 

經濟學家關注人均所得，政治學家則關注政治體制差異。對比中國和歐洲的經濟脈絡，可以明顯感到雙方在金融路線的迥異，而貨幣銀行化可能是這一差異的最大動因。

 

現代經濟是信貸經濟，而信貸經濟的核心是信貸，這意味著貨幣不斷資產化，而貸款也日益貨幣化，二者互動深化構成今天的金融大圖景。

 

正因如此，我們回顧13世紀時，或許會發現一些差別，13世紀的中國發生了『會子』與交鈔的崩潰，繼而是金朝與宋代的滅亡，之後中國進入元朝的紙幣時代，隨後則進入明代的白銀時代。對於歐洲而言，從12世紀開始，意大利銀行家興盛，法國香檳地區的交易也進入歷史。到13世紀意大利進一步發生了諸多金融變化，1252年佛羅倫薩鑄造了西方基督教最初的金幣弗羅林（約3.5克），而當時的意大利諸城邦已經開始諸多金融創新。

 

中外歷史學家喜歡談論中西大分流，爭論無非是從15世紀還是18世紀出現大分流，其實更重要的是，在此前數百年，東西方已經在13世紀出現了金融大分流。在西方，正是金融革命及其深化引發了後來的工業革命；而東方在宋元紙幣試驗倉皇失敗之後，不得不退回到明初洪武體制下的停滯瑣碎，花費另外數百年時間補上貴金屬（白銀）貨幣化之課，現代金融業的發育則遲遲得不到機會，直至西夷挾堅船利炮叩門而來。

從20世紀中國奮力追趕，建立現代銀行，再到21世紀中國國有銀行位列全球前列，我們回顧歷史，在金融領域，國家和市場的關係是否已經認清呢？我們的銀行家能否為自己找到一個相對平等的椅子呢？

 

 

第三章 明代：銀本位與全球化

 

繼哥倫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險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動機，都是對於黃金的強烈欲望。當這班冒險家到達一個未曾被發現的海岸時，首先調查的就是那裡有沒有金礦可以發現。他們就依此決定他們的去留。

 

洪武體制的建立與突破

 

歷史學家們對明代具有矛盾的情感，有些人視之為中世紀政體，有些人則認為明後期已經跨入近代世界。加州學派中不少學者曾論證，明代中後期江南經濟的繁榮程度可以媲美當時的歐洲各國，而江南工商業的發達、貿易的繁榮、分工的精細，也足以讓人懷疑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若無清朝入侵，中國似乎有機會步入工業革命路徑。

這一看法無疑過分簡單。事實上，明代宛如經歷時空穿梭，在有限的時間之內，經歷了從中世紀性質的洪武體制向近代商品化經濟發展的歷程。明代一度可謂走出了中國歷史的數千年，其中的教訓以及成敗堪稱中國歷史的集合。

明代取代元朝，以恢復漢族正朔為號召，其制度設計既有傳承自元朝者，也有相當部分直接銜接宋代架構。歷史學者李新峰認為，『明初君權極端膨脹，源於宋金元傳統，中央政府權力由三大機構分割，形式與漢制相似，地方權力遭中央剝奪和徹底分割，形式與宋制相似，地方區劃是元制與宋制的結合，勳貴兵權遭剝奪、武將統兵受限制，則得唐宋遺意』。

 

朱元璋回歸徵兵制，而分割練兵、統兵、調兵權力，放棄了宋代以龐大財政開支支持募兵制體系的實踐。相應地，財稅回歸實物經濟，力推重農輕商政策，不惜摧毀江南工商業繁榮，實施海禁。社會控制方面，宋政府從基層管理層面不斷退卻，地方治理大致由地方精英承擔，人民獲得相當大的身份自由，明政府則反其道行之，建立起嚴密的里甲制度、黃冊制度，配戶當差，人戶分為軍、民、匠、灶四大類，身份世襲，人人服役，政府對社會控制力度空前擴張。如此建立的洪武體系籠罩明前期直至中期，社會安寧之餘，經濟回歸到小農經濟的靜態微瀾狀態。與宋代商品經濟發達、鑄幣量高達2.6億貫相比，明代合計鑄幣量不超過600萬貫，不到宋代的3%。考古學家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地區發現了大量的宋代瓷器，卻無明代瓷器，被稱為『明代空窗期』，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代國際貿易對比宋代的倒退。

洪武體制卻無法如朱元璋所願萬世安好。如同任何一個中原王朝一樣，明代邊事頻繁，客觀上要求常駐邊防軍，而不是如朱元璋設想的那樣兵將分離、戰時出征、平時散歸，因而不得不逐漸發展出總兵統制邊鎮軍與龐大京營常備軍結合的體制。更重要的是，如同前代府兵制一樣，府兵隨時間流逝必然凋敝，隨之府兵戰鬥力銳減，土木堡之變中明大軍覆滅，可謂軍力減退的大爆發。土木堡慘敗之後，從建立精幹團營到戚繼光練兵，明代軍制逐步回歸募兵制，這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戰鬥力。

 

在經濟方面，明初受倚重的屯田生產能力嚴重萎縮，而嚴重依賴基層治理能力的裡甲編戶授田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開支浩大之下，傳統徭役制度已經不堪重擔，實物稅制度早已暴露出效率低下、不敷使用的缺陷，實物稅折銀與用銀償付徭役逐漸變得越來越普遍。

 

和平時期人口繁衍，江南農業形態也不斷變遷，之前海禁被不斷突破，商業與手工業也不斷發展。到明代中期，洪武體制已經千瘡百孔，隨後在大量海外白銀流入、張居正『一條鞭法』之類政經改革舉措衝擊之下名存實亡。明代中後期的經濟勢態已經完全不同於明代前期，其區別之大，使不少歷史學者談論明代中期的變革，稱其與唐宋變革遙相呼應。

這一宏大的潮流轉換也決定了明代貨幣體系的轉變，從勉為其難的『大明寶鈔』最終走向銀本位的確立。

 

發鈔救不了明代

 

明代，堪稱古代中國印鈔史的最後一幕。

 

單就貨幣而言，明代初期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因循元代。從隋唐到南北朝，從金元到南宋，貨幣制度演進的連串性很強。激進改革不僅在民間阻力很大，在上層也面臨質疑，貨幣政策選擇在局部網絡之內具有強大的外部性，後代按照前代模式也是一種可以理解的路徑依賴。

 

明代建立之始，寄厚望於發鈔。

 

開國皇帝朱元璋發鈔，而且為不兌換制度之鈔，甚至禁止民間使用白銀，『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做法跟元代很類似。

 

「寶鈔」表面有『『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字樣，鈔票上寫明告發偽造者有賞，有趣的是元代和明代對於偽鈔製造者的賞賜都是銀，「寶鈔」核定『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由此可見，明代初金銀比價為1：4左右。

 

明代『大明寶鈔』不能兌換銅錢或其他任何金屬貨幣，這樣的規定幾乎成為法定貨幣的前身，但是沒有足額儲備金作為保證，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沒有兌換信用)。

 

在市場上，『大明寶鈔』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民眾拒絕使用，錢與白銀仍舊流行，而頑固的明太祖直到統治末年，仍舊重申禁銀命令。到了明英宗一代才開始放鬆用銀禁令，但對於拒絕使用鈔票仍舊有責，甚至有全家戍邊的可能，『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明代幣制本來堪稱齊備，有紙幣，有銅錢，也有銀錠。但從實際使用情況而言，明代從『用鈔不用錢』到『錢鈔兼用』，再到『一切以銀錢支付』，其背後原因並非統治者開明，實在是紙幣貶值太多，銀、銅重獲民間青睞。當時御史陳瑛也表示，『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1]。戶部也表示，『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結果是『物價翔貴，而鈔法益壞不行』。洪武年間（1368—1398）鈔票已經出現大幅貶值，即官方價格是一貫鈔等於1000文，但實際上民間160文換一貫鈔，到了憲宗時期（1465—1487），稅賦和官俸軍餉錢鈔並用，結果是一貫鈔不等於一文錢。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即使官方也承認鈔票大幅貶值的現實，銀鈔比價變為鈔一貫折銀三厘，結果是鈔票愈加難行，白銀大行其道，『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紙幣貶值對明有什麼影響？鑒於前朝的通貨膨脹後果，明代對於紙幣及時收手。和南宋、金朝、元等別的朝代因滅亡停止發行紙幣不同，明代幾乎在敗相未露的時刻就逐步停止發行紙幣。箇中原因，其實可以從公共政策的思路來分析。相關各方的激勵與利益都應該被考慮到，所有的重大政策，無論進步還是倒退的，都離不開官僚集體的激勵兼容，說白了就是有好處就幹，沒好處大家就不幹。

從官員俸祿情況來看，躋身利益階層的明代官員，薪水最開始也以鈔支付，隨後因通貨膨脹而縮水。根據當時歷史記載考證，官員薪水因為通貨膨脹而大打折扣，原因就在於發鈔支付薪水，俸祿的購買力一落千丈。

按照學者測算，一個從九品官在洪武初期每個月有八公石的米，正統中期減成兩石半，成化年間減成一石七鬥。明代正一品官常缺，為其最高官銜，『一個正一品官在洪武初每月約可得到一百一二十公石的米，那時全部發米。宣德八年，改搭一部分「寶鈔」，於是只合得四十六公石的米，正統中「寶鈔」占的成數增加，正一品每月所得只合得三十四五公石的米。成化七年減為二十公石上下，等於唐開元時的一個七品官』。

 

官不聊生的狀況自然導致政策需要修改。正德三年（1508年）後官員俸祿中九成用白銀支付，其餘一成用銅錢，嘉靖末年（1566年）則完全用白銀支付。

 

在明代的案例中，紙幣貶值，於是政府只能依賴行政力量，強迫大家使用，但是行政力量往往不會持久，因為行政力量代表的官僚集團首先就會抵制這種行為。官員的利益也受到鈔票貶值的影響，推廣鈔票的制度自然難以維持。無論這種行為是積極抵抗還是消極執行，都會導致行政手段難以執行。最終，皇帝會發現這成為自己一個人的戰爭，禁令流於紙面而難以執行，最後的結果必然不了了之。還有一點，正如塔洛克所強調的，從政府經濟學的角度考慮，當紙幣越來越不流行的時候，濫發紙幣帶來的收益也在變小，如果其低於成本，那麼政府更沒有動力去推行了。

 

不過，紙幣始終是帝王難以放棄的救命稻草。即使到明代末期，掌權者還期待通過紙幣來一改頹勢。根據明末清初政治家孫承澤所著《春明夢餘錄》的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末，也有大張旗鼓改用鈔票的做法。

 

崇禎帝為籌措軍費，已經山窮水盡，曾經採用書生蔣臣的建議，希望重新發行鈔票來吸納民間白銀，還以減免租賦作為優惠。當時有大臣評價『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崇禎以朱元璋發行鈔票為回答：『高皇帝如何偏行得？』和他先祖朱元璋一樣，崇禎迷信強權法制的力量，不顧『民困已極，且宜安靜』的建言，以為『只要法嚴』即可。可惜縱然日夜趕造，也沒有人買鈔票，商鋪關門，直到李自成進京，這一鬧劇才收場，後來的李自成和南明小朝廷倒是接著鑄錢。

 

紙幣熄火，白銀復燃。歷史的往復往往如此迷人又痛苦，紙幣的誘惑與危險在於，看似可以隨意濫發，最終必然玩火自焚，這一點歷代的掌權者往往會忘記。當紙幣鬧劇在中國告一段落，數百年後又從『出口轉內銷』，粉墨登場，引發了20世紀中期中國最為驚人的通貨膨脹歷史，甚至導致了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

 

 

禁不住的白銀

 

後人往往把銀本位確立歸功於明代，但明代官方對銀的態度分外矛盾，經歷了從最初抗拒到最後接受。他們剛開始沿襲元代做法，試圖用紙幣代替銅錢和白銀，在『大明寶鈔』的設計中，基本態度就是民間金銀只能賣給政府。

 

禁止白銀是為了推廣紙幣，不讓白銀與紙幣競爭，反過來說，紙幣的沒落與退出，則源於白銀的勝利與地位的確立。

 

根據經濟學家塔洛克的研究，明代紙幣的退出存在臨界點，也就是14世紀90年代早期。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銅錢流通被暫時禁止，但到1400年紙幣已經跌到了其面值的3%，即使明代官員自身也怨聲載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歷史發展往往不以帝王意志為唯一，貨幣更是如此。明初的白銀禁令其實一直沒有被嚴格遵守，尤其是所有濫發紙幣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貶值問題。到了明英宗1436年登基之後，不得不『弛用銀之禁』，《明史》記載『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此後對此也有反覆，甚至『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最終到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宣佈『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從此，白銀正式獲得應有地位，完全貨幣化，成為十足的貨幣。事實上後來俸祿也逐漸白銀化，明代最終邁入銀本位大門。

 

歷史的政治皮肉肌理之下，稅賦始終是歷史變動的主要動脈，而貨幣則是其中的綿密經緯。明代白銀禁而未止，首先在於白銀證明了自身適用性。帝國需要賦稅維持，而『一條鞭法』之類的改革使得田賦徵收更有效率。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施行『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

 

關於『一條鞭法』對於白銀的影響，學界很早就注意到。

 

例如:經濟學家梁方仲教授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一條鞭法』在田賦史上是一大樞紐，更可以說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從此田賦的繳納才以銀子為主體，打破3000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

 

清代思想家魏源則認為，宋明之前，白銀不是貨幣，稅收由錢糧改白銀導致了白銀的全面流行，『宋明之前，銀不為幣……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

 

銀本位表面與『一條鞭法』直接相關，事實上也與白銀流入存在隱秘聯繫。

 

『一條鞭法』的推行，意味著以往的徭役和其他雜役等折算成銀兩繳納，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政策最早從東南沿海省份開始推行，原因在於那是白銀浸潤之地，『那裡銀子充裕，同時由於大規模的貿易和商業，在商業事務中長期以來都願用銀兩』。隨著這一政策推廣到全國，銀本位逐漸得以確立。

 

帝國政權的經濟命脈在於金錢，潰敗總是先從財政開始，又以財政結束。無論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還是日後鄭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筆意味著需要經濟上的支撐，這些變化使得白銀在官方系統中有機可乘。

 

以遷都為例，明初百官俸祿原本是江南官田，不久後改為祿米，中期之後更是部分改為錢鈔。

 

永樂遷都，導致京師官員俸米支取不便，不僅要憑俸帖支取俸米，而且往往折價。宣德年間（1426—1435）江南一帶推行金花銀折納田賦，所謂金花銀本來是足色有金花的銀兩，後來成為全國折糧銀代稱。到了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更是推廣金花銀法，銀開始成為稅賦的主角，又過100多年後才經由張居正改革而完成田賦的白銀化。

 

15世紀初明代政府終於放棄『大明寶鈔』，承認白銀的地位，稅收也用白銀支付。白銀終於成為主角，日本、美洲白銀大量流入，萬曆年間明代也大開銀礦。學者強調，明代這一期間的『煉銀熱』趨勢與世界同步，日本、德國當時也是如此。

 

當時的明人筆記裡記載了對於鈔票和白銀截然不同的高下評價，『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浥鼠齧即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除了禁白銀，明代也鎖國，甚至禁耕沿海土地，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號令『寸板不許下海』。白銀禁不住，禁海也未必守得住。

 

15世紀明代宦官鄭和7次下西洋在歷史上耳熟能詳，民間更是風行走私，對外交流貿易的民間潛流一直存在。中國和歐洲、美洲的貿易關係也在16世紀締結，從此延續百年。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鄭和下西洋不僅中國人熟知，海外對於這一紀錄也大書特書。中國和歐洲在15世紀同時將眼光投向海洋，卻具有完全不同的動因。當時中國船隻與航海技術幾乎領先世界，鄭和的探索比起歐洲的探索早了接近一個世紀，不過其一切努力幾乎在歷史的巨大變遷中渺然無蹤。外交家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也強調鄭和原本具有領先優勢，對比多元化或者破碎的歐洲，中國的航海技術更為領先，但鄭和下西洋更注重與印度、南亞等當地權貴來往，贈予禮物，力圖招徠他們進入中國朝貢體系，帶回的只是一些當地風物奇珍。

 

鄭和之敗，不是技術，也不是資金。後人考證，鄭和船隊無論規模還是噸位，都10倍於哥倫布的艦隊，但是一個是炫耀國威，一個是探索未知，加上鄭和之後沒有持續的機制來保證出海，最終導致結果的不同。漢學家費正清就強調鄭和與哥倫布在推動力以及動機上的巨大區別，中國船隊不僅缺乏繞道非洲前往歐洲的推動力，甚至也沒有動力建立貿易據點，『中國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員能力相似，這使他們動機上的差異顯得更為突出。中國人完全缺乏歐洲人那種力求擴張的強烈欲望，這一事實就使兩者的成果大不一樣』。

 

從後代來看，太祖的禁令近乎空文，無論是針對白銀還是出海。這二者其實存在邏輯關係：白銀地位在明代得以鞏固，進而成為明清的價值標準，離不開海外白銀的巨量流入，而對外貿易也助長了這一趨勢。經濟學家全漢昇對古代白銀有很多研究，其研究也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他將白銀放在中國歷史中對比，唐末至北宋中期是錢幣使用最高潮，而到了明代中期，白銀逐步得到認可，尤其是從政府收入可以看出銀錢比例變遷，其結論是自宋至明，政府收入中錢數越來越少，銀數則越來越多，印證『用銀而廢錢』的趨勢

 

中國貧銀，產銀不多，明代白銀貨幣從何而來？一個公認的決定性原因就是16世紀以來的白銀流入，正如魏源所言，『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洋銀。洋銀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為幣』。

 

中國自產白銀集中在雲南，宋代《天工開物》就有記載，『凡銀中國說出……然合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

 

正因如此，有日本學者認為明代天順（1457—1464）之後的白銀主要是雲南白銀，隆萬（隆慶1567—1572，萬曆1573—1620）之後，多來自海外，呂宋（菲律賓島嶼）為主。

 

除了明代產銀之外，實際上明前數代尤其宋代產銀量也不小，遠多於明代。學者宋菱菱估計，南宋時期每年流入國庫的金銀量高達300萬兩，學者綜合各方估計，認為宋代末期白銀總量約為1億—1.5億兩。不過這些白銀並沒有都留在中國，元代用鈔，嚴禁用銀，而西域各國傳統用銀，其價格遠高於中國，因此中國白銀在元代大量經由絲綢之路外流至西域各國。據日本學者愛宕松男估計，元代中國流失白銀高達9000萬兩。若如此，宋末白銀留存到明代的數量恐怕只有3000萬兩。即便如此，這一數量也高於明代自身產銀量，後者估計為1500萬—2500萬兩。兩者合計，明代本土白銀約為5000萬兩。

 

相比之下，來自日本、南美與歐洲的白銀在明代白銀大潮之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化的觸角，始終因貿易而勾結。首先是葡萄牙人幾經努力之後，終於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而澳門的存在一直是明清連接世界的重要門戶之一，將中國與全球化齒輪加速下的世界聯繫在一起，而其中的『潤滑劑』自然就是白銀，而且是持續流入中國的白銀。這種貿易模式甚至被某些學者總結為另一種『納貢』：『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但是，中國依賴白銀的程度，其實遠遠重於西方依賴中國的絲茶，尤其在白銀成為日漸貨幣化的中國的重要經濟血液之際，無論當時的歐洲人還是中國人，對於這一重大歷史真相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中國從晚明開始的一連串悲劇，這將在後面詳細論述。

 

更加重要的是與菲律賓的貿易，這裡不得不談西班牙人。當然，這並非源於他們對於貿易的貢獻。『東方世界的發現者』葡萄牙人與中國交往之後，澳門在數百年裡成為各國貿易基地，此後『世界的發現者』西班牙人也來到了東方，據說種牛痘就是他們在19世紀初引入中國的。對菲律賓的貿易興旺背後是中國商人勢力的崛起，這些商人大多是福建人，來自廈門、泉州和福州。根據記載，西班牙人對此不安，又不得不在貿易方面倚重中國人，曾經在1603年、1639年屠殺中國商人，受害者數以萬計，而人數限制、人頭稅、驅逐都不能阻止中國商人的繼續增加。

 

西班牙人佔領南美大陸之後，獲得巨量白銀礦藏，從16世紀開始，來自南美的白銀從不同渠道流向全球，其中菲律賓成為白銀流入中國的重要中轉站，不僅彙集了來自西屬拉丁美洲的白銀，也包括從歐洲轉道南洋的白銀。

 

全漢昇估算明代從菲律賓輸入中國的白銀為7500萬比索，約為6000萬兩。而在1571—1821年，有人推算『拉美運抵馬尼拉的白銀共達4億比索之多，這些白銀主要用來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然後運往拉美出售，所以大部分白銀流往中國』。

 

另外根據中國學者錢江的測算，1570—1760年，中國與呂宋的實際貿易額達到3億比索，甚至當時西班牙人在1639年如此抱怨，『中國皇帝能夠用從秘魯運來的銀條建一座宮殿，這些白銀的運出都沒有登記，也未向西班牙國王繳稅』。不少學者認為，由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不少於2億比索，折算為7200噸。

 

除了菲律賓，不少白銀到了歐洲再繼續流向亞洲。沃德·巴特雷認為1493—1600年世界銀產量23000噸，美洲產量占74%，70%輸入了歐洲，而其中40%流到亞洲。

 

學者萬明估算1570—1644年美洲白銀總共約有12620噸流入了中國。

 

弗蘭克的估算比較誇張，他認為1500—1800年歐洲從美洲收到9.8萬噸白銀，其中3.9萬噸運往中國，5.9萬噸留在歐洲。[8]總體而言，除了日本白銀之外，共識是1/3—1/2的美洲白銀流入了中國，各種估算大體都在這一區間之內。根據各方研究，合計大約有2億兩白銀流入中國，極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國經濟的白銀化。

 

換言之，中國雖然最早發明了『交子』，但是隨後紙幣濫發而退回商品貨幣，混亂狀況中甚至不乏銅錢乃至米之類的實物交換，最終金屬貨幣獲得市場承認。此1000年內，前500年是紙幣的試錯與崩潰，後500年是白銀的確認及勝出，白銀在中國經濟中開始扮演主要角色，甚至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才最終放棄銀本位制。白銀的流動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至樂於反對『西方中心論』者從白銀流入中國來驗證中國曾經的地位，宣傳『全球市場的輪子是用白銀的世界性流動來潤滑的』。

然而，這些都是後話。白銀不請自來，也在帝國晚年催生了一個全新的末世景觀。

 

白銀貨幣化與西門慶們

 

白銀的使用，不僅是海外貿易繁茂的結果，也是從實物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需要，源自明代社會經濟發展成熟。這也使得明代經濟呈現與以往不同的形貌。

白銀不僅刺激了中國經濟，還催生了諸多的社會變革。白銀流入對於晚明意義重大，正是在那時形成了一個因商業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通過推進貨幣增長，提高商品交換效率，以及促使中國官員實行延誤已久的賦稅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銀元在成就中國晚明聲望的充滿活力的經濟膨脹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一經濟膨脹的影響施及明代各個地區，但對南方和東南地區的影響則尤為明顯，在此，城市人口激增，農業也更加商品化，工商業則一片繁榮』。

 

《金瓶梅》成書期間，剛好對應晚明經濟白銀化的歷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白銀成全了西門慶們。仔細閱讀對比，就可以注意到這是與以往古典小說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全書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300餘人，幾乎達到全民皆商的地步，即使不從事商業，也呈現商業氣質。

 

『除了妓女和西門慶的家族成員之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商人，一類是官員。有些官員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商業活動，如周守備就出資在臨清經營了‘謝家酒樓’；有些人雖不從商，但也將官場視為賺錢牟利之具。可以說，《金瓶梅》中幾乎所有的官員身上都散發著濃郁的商業氣息。』

 

商而優則仕，西門慶無疑是一個主要角色，是晚明社會的絕佳隱喻。拋開道德判斷，這個人從破落戶出身奮鬥到權傾一方，從生藥鋪起家到家產萬貫，算得上具備企業家精神。他也是一個典型的經濟人，其家庭生活與權力網絡都是圍繞著白銀而展開。

 

在白銀浸淫之下，清河縣西門一家的生活是怎樣的呢？除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色』，在『食』上也讓人記憶深刻，有人統計《金瓶梅》所提到的食品達200多種，酒24種，茶19種，大小飲食場面247起，而書中露骨的性描寫僅105處。且看應伯爵上門時候的招待，『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炸的燒骨，禿肥肥幹蒸的劈曬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即佐餐菜肴）：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炸豬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才是裡外青花白地磁盤，盛著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對一個幫閒的日常招待，也寫得活色生香。一個縣城暴發戶的奢侈在書中比比皆是，京城朝廷的風氣則可想而知。由此可見，白銀流入帶來的貨幣化引發生活品質的變化，炫耀性消費增加，在這點上明代、晚清和18世紀的歐洲很接近，只不過它還在歐洲帶來了社會的重大變革，正如休謨所言，金銀流入造就了歐洲各國生產興趣的高漲以及勤勉心，『自從美洲發現了金銀礦，不光礦主，連歐洲各國的生產情緒都普遍高漲；這種勁頭的形成，除了別的原因，把它歸之於金銀的增加，是不過分的』，『追溯貨幣在全體國民中流通的過程是很容易的，我們將看到：貨幣在提高勞動價格之前，必然首先刺激每個人的勤勉心』。

 

和大衛·休謨、馬克斯·韋伯等人對於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有所不同，同時期的社會學大師維爾納·桑巴特對於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更加活色生香，『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愛情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一切流行總是自上而下，奢侈與資本主義的流行也是如此，從宮廷尤其是法國宮廷開始流向不同階級，節日歡慶以及化裝遊行頻率都加大，『一切與時尚、奢侈、華麗、揮霍相關的怪念頭首先都是由情婦們在實踐中嘗試，使其在某些方面變得平和之後，它們才最終為受尊重的婦女接受』。

事實上，炫耀性消費有益於經濟的觀念在今天也能得到驗證，而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所著的《有閒階級論》很早就提出類似觀點。

 

不過像桑巴特這樣將驕奢淫逸之風界定為時代潮流甚至前進動力，並將其放在類似『第一推動力』的位置上似乎還是少見。

 

他認為正是這類超出必要的消費促使資本主義萌生，而資本主義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費型城市，『富人們很快就對新的快樂感到麻木。他們房中的陳設像舞臺設備一樣可以隨意改變；穿著成了真正的任務；吃飯則是為了炫耀。在我看來，奢侈對於他們就如同貧窮對於窮人一樣，是一種苦惱。啊！為奢侈而犧牲任何事物，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災難就是瘋狂的消費，他們總是花得比預計的要多。

 

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費形式出現，以致沒有哪份財產不被其逐漸消耗掉。從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現在這樣恣意揮霍！人們浪費自己的收入，揮霍盡財產；每個人都追求讓人吃驚的鋪張排場，試圖在鄰居中出人頭地』。

 

桑巴特的理論世界中，肉體與情愛的解放正是奢侈消費的動力之一，如『在合法配偶之外養一個文雅的情婦，或用情婦取代合法配偶已成一種時尚』、『勾引婦女對年輕男子來說成了一種勇敢行為，他必須這麼幹，不然就會被同伴譏笑』等描述見諸其書，他最終斷言，『沒有一件事情比從中世紀到18世紀兩性關係的改變那樣，對中古和近代社會的形成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回頭來看，這和《金瓶梅》中的世界何等平行，二者似乎是在同一個起點之上，而《金瓶梅》比起桑巴特的記載早了一兩百年。明代晚期確實是一個注重享樂與商業的時代，看似相同的奢侈，為何沒能演變出現代銀行制度以及更多金融創新，進而誕生資本主義呢？

 

 

李約瑟之謎在明代

 

白銀浸淫之下的中國明末，經濟高度商業化，全球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為何未能產生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天問，卻對後人充滿誘惑，相關研究層出不窮，其中最為著名的提問者有兩位。

 

首先是著名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他曾經提出疑問：工業革命為何沒有首先發生在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這也就是傳說中的韋伯疑問。隨後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在研究中國的科技發明之際，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中國發明在古代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但為何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

 

從韋伯疑問到李約瑟之謎，可能的答案是什麼？芝加哥學派信奉複雜的問題有簡單的答案，但是歷史的真相往往是，簡單問題往往有複雜的答案。李約瑟對中國的興趣或許源自其專業之外一時外溢的好奇心，但是他留給中國的則是數十年的困惑。這個巨大的理論黑洞，需要無數的解釋來填充，而白銀則是歷史經緯中的隱形一環。

 

白銀的流入，引發一系列經濟變化：伴隨著銀本位的確立，歐洲出現了銀行，而中國出現錢莊，明代話本小說多有銀鋪一說。威尼斯的銀行起源於兌換業，最早有中央銀行模樣的銀行在萬曆十三年（1585年）出現於威尼斯，萬曆十五年（1587年）威尼斯利雅圖銀行成立，負有盛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

 

白銀在明代逐漸成為主流，從貨幣以及商業層面改寫著明代社會，也滲透進入尋常百姓家，使得各個階層都日益捲入更為世俗以及市場化的生活之中。

 

白銀的流行首先帶來金融業的革新。

 

眾所周知，中國兌換業務歷史悠久，唐代就出現金銀鋪，以交易為主，兌換為輔，這和歐洲銀行家起源於金匠並無本質區別。

 

早期錢舖往往也被看作錢莊的前身，也作『錢肆』。

 

錢舖最早往往被認為出現在《金瓶梅》中，例如:書中人物馮金寶的一段話，『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著了驚慌，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舖，要見你一見。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

 

中國錢莊與世界上的銀行，看起來平行共生，但從一開始起點就不同，也註定將來命運不同。幾乎同時代的歐洲，布羅代爾對熱那亞銀行業大書特書，甚至認為與今天巴塞爾國際結算銀行的作用相差無幾，『在（約）3/4的世紀裡（1557—1627），熱那亞的商人兼銀行家通過操縱資金和信貸，得以主宰歐洲範圍內的支付和清帳。這段經歷本身值得大書特書，它肯定是歐洲經濟世界歷史上有關中心形成的最奇特的例子，因為經濟世界環繞的中心點這次幾乎是非物質的』。至於同時代的美第奇家族，已經是重要的權力玩家，更是統治了佛羅倫薩長達三個世紀，其家族誕生了三位教皇、兩位法國王后以及多位執政大公。對於歐洲一流銀行家，君主、教皇其實才是他們的最大主顧，至於位列清河縣首富的西門慶，好不容易攀上蔡太師管家的門路，費盡周折進了東京太師府，對方幾乎毫不回應，低三下四拜了幾拜，才獲得賜座的待遇。

 

由此可見，白銀流入似乎只是流入中國慣有制度的歷史黑洞之中，只有局部的改變，卻無制度性的飛躍。在某種程度上，西門慶屬白銀時代的企業家，卻無法走出清河縣的歷史慣性，源於中國缺乏培育現代企業家的土壤。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制度環境尤其法治環境以及契約精神的支撐，資本主義就無從談起。關於『資本主義』的定義或許不同，但是大多數研究都支持資本對市場拓展、制度塑造的作用，其中的重要一環恰好在於國家政府對它的支持，『環境、野心，甚至還有責任觀念，把很多舊政權的君主帶入了資本主義的活動中』。經濟史學家認為，企業家有兩類，運用政治權力的以及運用自身組織動員能力的，後一類企業家在新時代與前者逐漸融合，並且能夠通過前一類企業家或者政府來通行有利於自身經商活動的法律。

 

對比之下，中國制度並不鼓勵企業家或者企業家行為。人類商業久遠，中國也是如此，《春秋榖梁傳》中說過：『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可見，當時商民已經存在，而且排在農民與公民之前，但是隨後的秩序則發展為士、農、工、商，學者余英時認為:士、商、農、工是專業分類，『士和商則無疑是當時最活躍的兩大階層』，後世四民的次序為士、農、工、商，則是因『重農輕商』而修改。可見，自古以來中國工商業就比較發達，商人地位其實談不上多低（禁止商人『衣絲乘車』只是表像），但中國歷史傳統卻有著與商業邏輯不盡一致甚至背道而馳之處。

 

錢穆曾經說：『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因此之故，中國政府對經濟的理想水準主要在『平』，其最終標準是『天下太平』，而西方歷史主要在求『不平』。

 

說到底，企業家是社會的關鍵人群，正是在『不平』之中誕生。中西企業家面對著不同的制度環境，一種是抑制工商業，一種是致力於保護產權。舊時代的中國，雖然並不缺乏個體致富甚至富可敵國的可能性，但難以滋生群體性推動的制度變遷。正因如此，無論是韋伯所謂講求勤勉以及禁欲的『清教倫理』，還是桑巴特所謂企業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結合的『資本主義精神』，類似這些精神在中國或許有零星的火種，卻始終難成氣候，始終走不出『紅頂商人』的政商循環，只能產生靠制度漁利的企業家，而無法誕生推進制度變革的企業家。

 

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歷史的風向開始轉向，非物質的制度創新作用開始膨脹。彭信威認為，歐洲銀行由兌換發展出存放款和匯兌業務，導致其規模日漸變大，畢竟金融業是建立在信用之上，而信用的累積則會激勵正向的貨幣創造功能。

 

這條路並非一帆風順，威尼斯兌換店也有賴帳的時候，查理一世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對倫敦鑄幣廠下手，甚至約翰·勞在法國的紙幣遊戲，始終都是『消極』的掠奪，但頓挫之後，西方現代銀行體系終得以成型。而對比之下，中國由兌換發展為放款業務，存款業務卻沒有進展，公家私家都沒有存錢在外的習慣，甚至明代嚴世蕃之類的巨貪抄家，對待白銀也只是窖藏，統治者則一直『積極』地掠奪。

 

至於匯兌，其實中國領先一步，甚至自北宋之後已經平常化，不過後人卻評價為『沒人注意』，而明末崛起的票號錢莊可謂一大景觀，後面再詳細敘述。明代的匯兌是政府來操作，民間叫會票，也就是宋代所謂的錢引，這種傳統匯兌方式不但沒有隨著商業社會而演進，還少不了官商勾結慣例。歐洲則從類似的實踐出發，發展出更多信用業務，進而運營於國際貿易，最終在17世紀發展出支票帳戶、存款準備金、本票付款等金融創新，引發商業社會大變革。

 

中國錢莊領先於起點，卻最終落後，甚至湮滅於歷史塵埃之中，是什麼因素導致中西私人銀行業的迥異結果呢？

 

更進一步來說，白銀帶動西門慶之類的新商人崛起，可是他們的崛起往往都是加入舊階層或是當官，這樣的企業家對於社會以及經濟的市場拓展貢獻，似乎更多只是起到了分蛋糕而沒有做大蛋糕的作用。

 

對於中國經濟的特性，錢穆給出一種人文而不失溫情的解釋，『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惟遇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換方向，將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經濟之向上發展，雖同屬一種物質方面的，而西方則偏在科學機械方面，中國則偏在藝術陶冶方面。……可見中國傳統經濟觀，均是一種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經濟。經濟只以輔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於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

 

錢穆認為工商業發展節制是一種自覺意識，這種解釋見仁見智，但是無論錢穆本人的觀點還是其所指出的道德化思想，確實揭示了中國經濟政策觀，在這樣的思想中，一方面經濟往往安於低水平均衡，另一方面商人多數是沒有什麼地位的，他們也沒有能量與權力參與和政府的制度博弈，其結果則是產權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無從生長。從表現形態看，如果國家對資本與企業家加以妨礙，那麼精明如西門慶，也只能在清河縣翻雲覆雨而已。

 

更進一步審視，中國自古就有借貸，其中政府與民間借貸在古代分別有『賒』和『貸』，唐代就有所謂飛錢的匯兌業務，此後銀鋪、錢莊繁榮，可見白銀的流行與商業的發達。但這未必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或先聲，其中某些對明代的商業化有時候未免過於一廂情願。不少學者即質疑商業化不等於資本主義，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與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和地中海地區存在的早期商業體系不同，前者特別依賴精確的自然科學，而中國即使到了更晚的清代也缺乏類似實驗室。這種說法對應於管理層面，也類似黃仁宇所謂『數目字管理』的思路。

 

這只是原因的一面，事實上，除了文化、民族性等解釋之外，經濟制度仍舊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東西方對於貿易、航海等的不同態度使得各自經濟步入不同軌道，而其中產權保護制度仍舊是要點。這必須要依賴法治的保障，正如諾斯所言，『如果預期的淨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只有當這一條件得到滿足時，我們才可發現在一個社會內改變現有制度和產權結構的企圖』。

 

對比歐洲，美洲金銀湧入被視為西方世界興起的先聲。這些貴金屬首先造就了一批新貴，事實上據說尋找貴金屬所費幾乎等於貴金屬價值，這更多是一個財富再分配而不是財富再創造的過程，可是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財富的歸屬發生變化，新的階層在歐洲誕生。如桑巴特所言，『在中世紀，如果你有權有勢，其必然的推論是，你很富有。如今，如果你有財富，其必然的推論是你一定有權有勢。以前，權勢帶來財富；如今，財富帶來權勢』。

 

這些新貴和以往貴族的不同在於，其財富誕生與權力無關，於是更多中產階層由此催生，中產階層也在海外貿易之類的新經濟活動中找到機遇，因而塑造出新的企業家類型，其力量的積累最終成為改變歷史的一大推動力，資本主義也孕育於其中。

 

世界變化之際，中國商人們的點滴努力雖借助白銀生出別樣燦爛，卻仍舊如同涓涓細流，囿於清河縣一隅，無法衝破歷史鐘罩的層層束縛從而彙聚成資本的汪洋洪流。沒有法治與信用，就沒有企業家成長的空間與歷史環境，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也無從談起。

 

白銀流入與明代滅亡

 

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追溯明代在1644年的滅亡，應該回到更早。

 

明代是中國新舊世界的節點之一，明代一方面延續此前歷代的演變邏輯，另一方面也為明清時代的轉折埋下伏筆。

 

在時間坐標軸上，大明代帝國對應著歐洲石破天驚的變革，出於比較的慣性，史學家總喜歡從明代入手來剖析千年得失，一切無關緊要的年份亦被標注在案，賦予深遠意蘊，例如:黃仁宇的1587年，再例如:漢學家芮樂偉·韓森的1600年。

 

對於中國而言，1600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1600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

 

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1600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公元前3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1200多年；最後則是從10世紀到17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遊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代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1600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事？

 

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期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

 

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

 

『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推動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

 

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200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1：4、1：5到明末的1：10甚至1：13。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秘魯銀礦發現之後，歐洲銀礦大部分廢棄，日後聲名鵲起的經濟學家「亞當·史斯密」斷言，美洲銀礦不僅對歐洲銀的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的銀的價格也有影響。他目睹了17世紀貴金屬對於歐洲的影響，也注意到這種新舊大陸之間的交易對於彼此的影響，『以金運往印度，又不如以銀運往印度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亦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在前者方面，雖能以銀十盎司至多十二盎司購得金一盎司，在後者方面，則需銀十四盎司乃至十五盎司。因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亞卡普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係，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賣買為媒介』。

 

明代末期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21世紀初期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17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1644年明代的滅亡和清朝的興起，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17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盪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17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

 

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恆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對比之下，中國王朝更迭於傳統敘事之下，往往掩蓋了歷史的隱匿真相。值得指出的是，數千年中，與繁榮、多元聯繫在一起的更多是分裂而不是大一統。儘管中國秦朝大一統時間實際很短，『如果從秦始皇完成疆域的開拓算起，統一只保持了6年』，這6年卻從此開始埋下種子，正如老謀深算的外交家基辛格所言，『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過歐洲國與國之間那種政治與外交觀念，然而這些觀念只是在國家分裂時期作為一種反傳統的思想存在於中國。似乎冥冥之中，中國終將從分裂回歸天下一統，新的朝代將再次重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地位』。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盪也與世界脈動隱秘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17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週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大陸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啟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代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17世紀上半期，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湧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代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代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事後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卻彼此串聯的事件，為明帝國打上了棺材鐵釘。

 

1634—1636年，西班牙決定限制西屬拉丁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1639年冬天，在馬尼拉西班牙人與中國人長期的緊張關係最終爆發為暴力衝突，2萬多中國人被殺，隨後，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大量減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決定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也宣告關閉。一連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而隨著白銀流入量的銳減，銀錢比價崩潰，這些歷史的線索，靜靜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國脖子上的經濟繩索。

白銀的減少導致各種窖藏出現，出現了『人為的疾患』。由於許多捐稅要使用白銀支付，賦稅負擔變得不可忍受，許多人因此破產，曾經的富庶地區出現『人去屋塌』的現象，而朝廷榨取到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白銀枯竭之下，銀錢比價暴漲，對窮苦民眾而言，他們使用銅錢購買活命糧的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其時正逢小冰期（LittleIceAge），各地自然災難不斷，糧食減產之下，糧食價格暴漲，1640年河南災荒之後，米價每斗3000錢，小麥每斗2700錢，從北方到南方許多人餓死。因饑荒與時疫，人口也一時之間減少數千萬人，這導致民間暴力革命在所難免。

 

白銀是導火索，伴隨著白銀危機而來的經濟危機、自然危機、人口危機，疊加構成了明代歷史的大轉折。『流亡載道』『人相食』等記載見諸歷史，饑荒背後則是民變，各類起義揭竿而起。滅亡明代的李自成部隊出現在西北，對此後世歷史學家認為並非偶然，因為那是一塊遠離白銀浸淫而又飽受饑荒的土地。

 

通貨膨脹的破壞導致社會全面性潰敗，不僅導致饑荒、死亡、民眾受苦，引發各地反叛，也使得官僚集團的薪資縮水，進而又因腐敗動搖了明代政權的合法性。糧食價格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相對穩定，這意味著官員收入也面臨著通貨膨脹的侵蝕，『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4萬人）發放的俸祿，只有15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1%』。

顯然過低的官員俸祿並非好消息，因為這必然引發更為嚴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歷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為了印證明代的腐朽。像海瑞這樣的朝廷命官，依賴俸祿過活的結果是其畢生清苦，生前為母親祝壽買兩斤肉都可以成為新聞。他雖然最終官至御史，高達二品，死後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然而身後無子，只留下白銀20兩，甚至喪事也靠他人湊錢。《明史》記載：『白衣冠送者夾岸……天下稱剛峰先生。』可是，有多少人願意像海瑞那樣活著甚至悲切地死去呢？海瑞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天下聞名，但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並沒有被真正委以重任。

 

可想而知，海瑞的清廉不僅是少數，而且在那個時代顯得不合時宜。當謀求非法收入成為政治潛規則，甚至明代歷代皇帝也盡力充實皇家內府金庫，將天下視為私產，軍費緊張卻『不得請發內帑』，諷刺的是，到最後李自成佔領北京時，明代內外府庫僅剩下黃金17萬兩，白銀13萬兩。當腐敗成為一種制度性現象，上層對下層平民殘酷壓榨，那麼社會的潰敗不可避免，滅亡也為期不遠，『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

 

誠然，白銀對於中國經濟貨幣化以及制度變革帶來深遠影響，從銀本位的確立到明代覆滅，持續的入超也帶來了『鴉片』戰爭之類的後續問題，某種意義上，稱『鴉片』戰爭是為白銀而戰也不過分。白銀貨幣化和晚明商業化相互刺激，一方面使得中國部分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不得不在繁榮之後領會蕭條。正因如此，顧炎武、黃宗羲之類的思想家對於白銀大多抱以負面評價，典型如黃宗羲認為廢除白銀有七大好處：『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勝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

 

學者王夫之和當時不少啟蒙學者的結論類似，即認為白銀加大貧富差距，甚至白銀越多，差距越大，『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

 

寫下就是永恆，文字始終是歷史的根基。對比思想家們對白銀的憤怒控訴，從白銀中浸淫而出的西門慶們則無從發聲，他們是中國恒久沉默的工商階層。

 

黃仁宇在《大歷史不會萎縮》中有一個比喻，稱中國明清社會結構類似『潛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即文官集團或知識分子，下面一塊長麵包是清一色農民，至於中間結構，則一直孱弱而無關緊要，『工商業沒有本身存在的價值』，其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可想而知。

 

對比之下，中國明代啟蒙家一方面嗅到了時代轉折中的貨幣因素，另一方面，民間疾苦的現象也刺激他們提出了犀利的批判，這些言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判斷，即使這些判斷以更為現代、更為學術化的形式呈現。但是無論古代還是今天，多數人始終忽略了經濟的邏輯，白銀並非大明帝國的主動選擇，而是皇權與市場博弈之下的無奈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興亡歷史中，白銀流入減少固然重要，可以說白銀成就了明代的繁榮，也部分造就了其滅亡的命運，但是更大的背景在於中國無法走出殘破政府體制的約束，是制度的大失敗。

歷史並非單一原因可以解釋和推動的，國人對於大歷史的偏執往往罔顧現實的複雜性，探求歷史真相意味著接近可能的真相而不是尋求單一的推動力。白銀是歷史的血脈，但並非歷史的原因以及目的。白銀流入與國際貿易、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本來並存，對白銀的接納與否，其實並非官方的希望或推動一手造成。白銀的流行，仍舊由明代商品經濟繁榮決定。無論是何種貨幣，最終得到市場認可仍舊源自民眾的選擇，中國『交子』、歐洲貨幣甚至明代最後的紙幣鬧劇都證明，君主或許可以選擇某種貨幣，甚至將自己的頭像印在貨幣之上，卻無法強迫人們使用。而白銀流入啟動晚明商業經濟繁榮之際，其流入枯竭也成為套在明王朝脖子上眾多繩子中的一根。

 

 

中國錢與豐臣秀吉

 

世界是圍繞金錢運轉的，每個時代的新錢都會造就新的土豪，甚至新的時代。

 

影響近代歷史最大的當屬地理大發現帶來的美洲白銀，其流入歐洲不僅促成了西班牙的物價革命，也導致歐洲一連串的通貨膨脹。

 

16世紀安達盧西亞物價上漲了5倍，英國和法國也有類似情況，而工資上漲卻趕不上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在當時並非全是壞事，經濟學家指出，『高物價低工資意味著高利潤』，這鼓勵了海外貿易，溢出的財富則培養了一批雄心勃勃的商人。收入底層遭遇通貨膨脹打擊，而勞動力成本的下滑也促成許多制度層面的重新安排。這一次重新分配社會財富，連鎖反應可謂多多，對於歐洲資本主義的誕生也被認為是『推波助瀾』。

 

在東方，白銀同樣影響甚深，除了中國之外，也影響到日本。

 

史前的日本以獵狩採集為生，隨著稻米耕作在大約公元前3世紀傳入日本，其群落生態逐步進化，社會秩序也應運而生，散落成不少小國。7世紀，天皇取得了全國的政治統一，佛教也開始昌盛起來，這是日本歷史上天皇確實掌握實權的階段。天皇的統一並沒有持續很久，明代正是對應日本的戰國時代。

 

當時在中國白銀的來源之一正是日本。日本銀礦豐富，號稱銀島，有人記載『日本夷商唯以銀易貨，非若西蕃之載貨交易也』，這部分流入雖然比不上其他途徑，但測算下來也相當可觀。有日本學者指出德川幕府統治確立後，向中國出口白銀接近200萬公斤，約3000萬兩。

白銀流入中國，對應著中國錢幣流入日本。中國錢幣流入日本，在明之前就開始了。例如:幕府將軍足利尊氏計劃修建天龍寺，資金存在缺口，於是日本制訂了所謂『天龍寺船派遣計劃』，恢復與元朝貿易。無論盈利與否，每只船回歸之後都要出5000貫，作為興建天龍寺所需資金。

 

和美洲白銀在歐洲引發劇變類似，金錢的作用不僅僅在於物價變化，更在於通過物價變化達到財富再分配，進而影響社會結構。日本在豐臣秀吉時代之前，基本都用中國錢幣，往往以進貢、貿易、打劫等方式獲取中國錢幣，而中國錢幣的大量流入對日本產生巨大影響。

 

歷史學家艾維四引用了一位當時在日本的西方牧師的觀察，『法律、官府、風俗、文化、商業、財富以及輝煌重現於整個王國。由於商業發展、社會安定，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各式建築處處可見。儘管平民和農戶因繳納年貢而貧窮，但亦有家資富饒者。地主財力雄厚，腰纏萬貫。整個王國擁有大量的財富，新的礦藏被開採，一切物品王國應有盡有』。

 

他認為日本白銀通過中國澳門、台灣等地區最終流入內地，這也反過來刺激了日本本國市場的擴大，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的日本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快速發展的貨幣化經濟，這有力地推動了由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所發起的政治統一運動，同時不少領主將相當一大部分財產投資於對外貿易之中，導致16世紀末、17世紀初日本出口白銀劇增。

 

經濟往往是社會結構與文化心態的第一推動力，時代變化已經有些徵兆，朱元璋和豐臣秀吉都是古來少有的出身低賤的一代霸主。豐臣秀吉作為戰國三大戰神之一，可謂當時應運而生的日本『土豪』。他出生於1537年，往上承接織田信長，往下開啟德川家康。這位日本戰國時代梟雄出身低微，父親是一名下級武士（一說農戶），後來追隨織田信長，隨後取代其地位，位至太政大臣，豐臣是皇室賜姓。這個平民出身的武士，不僅統一日本，更曾試圖染指東亞，從朝鮮到中國。豐臣秀吉所建天守閣已經毀滅，現存天守閣原址是德川家康打敗豐臣秀吉之子秀賴後所建，處處可見豐臣的事蹟，德川家康幾乎淪為影子式的存在，得到天下，仍輸掉歷史。

 

豐臣秀吉的崛起離不開經濟力量，中國錢的大量流入與之有莫大關係。中國錢流入對應著日本對外貿易的繁榮，其結果則是商業資本家抬頭，幕府鐵腕統治開始瓦解，日本戰國時代因此誕生。同時，社會結構開始變化，平民地位上升，甚至有學者表示豐臣秀吉是被中國錢『豢養』出來的。有趣的是，日本從豐臣秀吉時代開始鑄錢，日後日本在晚清比中國更早採用機器鑄錢，甚至有日本銀元流入中國，世人稱之為『大日本』，因為其正面有此字樣。

日本應仁之亂的發生，對內開啟戰國時代，對外亦引發爭貢之役，導致明代一再拒絕與日本的貢品貿易，即使海禁名存實亡之後也是如此。這不僅導致明代走私愈加橫行以及倭寇之亂愈演愈烈，更使得葡萄牙人開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分得一杯羹，日本也因此開始放棄中國作為宗主國地位，尤其是戰國三雄之後。

 

豐臣秀吉有生之年，不僅完成日本室町幕府瓦解後的再度統一，更野心勃勃地在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發動兩次朝鮮戰爭（日本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甚至期待借此為跳板染指中國。

 

朝鮮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往往被忽略，其實它可能是推倒明代花團錦簇之下的第一團敗絮。學者們往往認為，明代經濟基礎在弘治正德後已經漸露破綻，萬曆年間開始動搖起來，《萬曆十五年》著力刻畫了這一東西方的分野時刻。作為一個象徵，最引人注意的是萬曆年間的三次戰爭，其中朝鮮戰爭最為特別，也是唯一在外國土地上作戰的戰役。根據記載，豐臣秀吉動員了大約300000人，明代則調集一支由100000人組成的遠征軍以奪回朝鮮，據說其中有來自暹羅和琉球群島的軍隊。豐臣秀吉對於中國的真實企圖，仍舊令歷史學家不解，尤其他對明代使臣的多次交涉，各方對於勝負也有不同評價，但是最後這場7年戰爭因豐臣秀吉的死而無疾而終。

 

據說豐臣秀吉曾要求分割朝鮮，以及一個朝鮮王子赴日本留作人質，同時與明代公主結婚，這顯然無法得到滿足。日本在明代的企圖看似偶然，其實源自日本發展與中國秩序的衝突，即日本不甘於自身的邊緣地位，然而中央之國的概念對於中國是合法性的象徵，不容放棄，在百年後清朝統治之下，中國的觀念仍舊如此，即使對外貿易也希望延續朝貢模式。

 

不過這場戰爭猶如一場後來歷史的小小預演。作為天朝眼中的附屬，日本的崛起無疑已經挑戰了明代想像的天朝秩序，暗示了天朝與外界的系列碰撞，令人聯想其與日後甲午戰爭或許存在隱約聯繫。《劍橋中國史》中評價朝鮮戰役是一次『奇怪的戰爭』，雙方的不善處理使得局面僵化，如果不是豐臣秀吉的死亡，真不知如何收場。

 

雖然最終明代從軍事上了結了朝鮮戰爭，但是經濟上卻受到重創，或者說，日本的進攻是大明盛世即將瓦解的象徵與前奏。隨後，明代朝政陷入困境，幣制亦開始惡化，萬曆以前的中國制錢購買力還很高，從此之後開始滑落。所謂明之亡，實始於萬曆，也少不了日本以及朝鮮戰爭的作用。反觀日本，隨著接替豐臣秀吉的德川家康於1603年建立江戶幕府，日本再次統一，是為江戶時代的開始，從此算得上欣欣向榮。就其貨幣而言，也從依賴追逐明代的『渡來錢』逐漸發展出自身的貨幣制度，德川家康不僅開創了江戶時代，也發展出獨立的貨幣制度，即以金、銀與銅幣並行的『三貨制度』。

 

明代末期對應著日本江戶時代的開啟。江戶時代是日本最後一個封建時期，從1603年到1867年，延續了265年，往往被視為形成日本集體意識以及國家認同的最重要時期，例如:日本往往自詡為稻米之國，其實廣泛使用稻米甚至和食主要是在江戶時代形成。

 

17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各國危機也表現出了共時性。不僅歐洲，中國和日本的處境也類似，天災與饑荒都曾發生。中國的故事已經敘述了很多，那就是明王朝的滅亡，而日本的應對則帶來一個自給自足堪稱平安的時代，原因何在？歷史學家艾維四認為，一部分原因是幕府實行的貿易和金融政策，例如:減少白銀出口以應對國內需求，另一部分在於銅的產量大大提高，日本相較中國更快地從『17世紀危機』中恢復過來。

 

隨後的18世紀兩國命運更加不同，兩國在白銀問題上更是越走越遠。艾維四指出，隨著日本的白銀礦產能力無法同步於經濟需求，幕府被迫實施出口限制措施，貴金屬產量下降刺激日本在一個多世紀裡不遺餘力地開展國際性的經濟活動。相對而言，此後日本沉浸於自給自足之中，這一點給其未來150年帶來了深遠的歷史影響。至於中國，仍舊依賴海外白銀，也因此更加深陷於『新興的世界經濟』之中。

 

『17世紀危機』成為一個熱門名詞，明代滅亡在海外研究中被歸為其中，包括小冰期帶來的惡劣影響。明王朝和德川幕府其實面臨著相似的挑戰，日本的第一次大規模饑荒發生在寬永時代（1624—1643），有學者由此將二者極具反差性的政治命運歸因於不同的應對方式，涉及經濟、政治和貨幣制度等。

 

對比只是一種想像，歷史無從復製，卻可以進行某種程度的重新檢視。相對獨立的白銀以及銅產量對日本應對『17世紀危機』大有裨益，但是，中日真正的區別很可能在19世紀才會體現。

 

第四章 晚清：混亂中崩塌，幣制混亂的清朝

 

如前所述，明代敗亡最直接的原因是軍事失敗。在明帝國最需要軍事力量的時候，其軍事機器卻已淪落到最低效的狀況，其有限的軍力若全力平復西北方向農民起義軍，或全力防守東北方向清朝鐵騎，或可取得局部成功，但卻沒有能力同時在兩面作戰。

 

1638年，當明軍看到撲滅起義軍的曙光之時，皇太極大規模入侵，迫使明軍增援東北，之前的戰果化為烏有，李自成與張獻忠得以席捲半個中國。

 

進一步追究，這實際上是傳統中原漢族帝國面臨的老大難問題，即如何應對來自草原的軍事威脅。代之而起的清朝，對這一問題提供了遠比明帝國更好的方案：清朝構建起南北兩院制的二元帝國體系，長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統領女真、蒙古各部落，長城之南以皇帝權威治理官僚體系及其下屬臣民；南方的稅賦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貴族分權企圖，而草原騎兵則為帝國提供了冷兵器時代最強大的軍力。因此，和平終於在血腥屠殺之後來臨，中國經濟也在清初『永不加賦』『與民休息』等政策護持之下快速恢復。

 

此後，白銀的故事繼續在中國上演。白銀從西方流向東方，一方面滋潤著大清帝國，另一方面使得中國的未來更加充滿不確定性。清代主要制度承接明代，白銀仍舊大行其道，所謂『大數用銀，小數用錢』，而且歷代的錢幣也可使用，銀錢混雜兩用，如兵餉之類的發放也是『銀八錢二』。

早在明代萬曆年間，時人謝肇淛就在《五雜俎》中洋洋灑灑地描述銀錢通用與混用的各地風俗，『用錢便於貧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下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二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抵，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即使到了清代，銀兩作為法定貨幣的地位已經確立，銀在中國仍舊沒有演變為鑄幣形式。千家駒認為銀兩從官方層面是一種本位幣，原因有三點：徵稅在一兩以上必須收銀，一兩以下則聽民自便；在銀兩與制錢的比價方面，法令規定制錢一千換銀一兩；規定紋銀為標準成色，而且政府會計都用銀兩計算，表面上白銀沒有無限法償，但大額交易不可能支付制錢。

 

但如果把清朝貨幣制度直接定義為銀本位，也容易忽略其複雜混亂之處。

 

關於清朝貨幣制度有很多定義與討論，但就其實際作用而言，白銀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而銅錢在特定區域場所仍舊佔據優勢。根據學者考證，政府開支幾乎都用銀，而且清代也獎勵民間用銀，乾隆十年諭『嗣後官發銀兩之處，除工部應發錢文者仍用錢外，其支用銀兩，俱即以銀給發。至民間日用，亦當以銀為重』。

 

清朝並沒有明代濫印紙鈔之弊，沒有大幅通貨膨脹之憂，但複雜之處則在於，其幣制的混亂令人髮指。姑且不論種類繁多的銅錢，就是白銀一種貨幣也令人頭疼。

我們曾經說過不少貨幣名稱起源於重量單位，例如:英鎊，不過這些單位最終都和這種貨幣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在中國，銀兩很長時間之內仍是一個貨幣單位，進化不大，可見其原始。諷刺的是，到了『鴉片』戰爭時期需要對外支付的時候，不得不支付600萬墨西哥銀元，原因也是與中國銀兩度量衡混亂有關。

 

美國人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從1874年起曾經在晚清中國海關服務多年，他被認為是赫德的親信。

 

馬士Mors他提供了很多一手資料，後世不少研究都繞不開他。

 

馬士Mors曾抱怨，『銀兩兌換也是可以把人弄糊塗的一個問題，它會使一個普通人無法瞭解中國稅制的奧妙。中國除銅‘錢’外，沒有鑄幣，目前10000銅錢約等於1英鎊，2000銅錢約等於1美元。中國白銀貨幣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全國不下有幾百種標準；就在一個地方也會有十幾種標準，彼此相差數額可以達到10%以上。甚至庫平銀，也僅在帝國國庫方面使用，它在國內其他各地只是一種會計上的貨幣』。

 

這種混亂事實上延續了數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塗帳。從晚清到民國，中國往往被視為銀本位，事實上，更確切的說法，中國是沒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國所大患者，無本位也』。其間，不僅銀兩、銀元不同種類混用，銅錢、洋幣也流行，鈔票有外國銀行和錢莊『私票』，就是銀兩也分為虛銀和實銀，實銀分為寶銀（元寶）、中錠、裸子、小鏍、散碎銀等，元寶又分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寶銀』和天津的『白寶』等。單單就稱量實銀的秤來說，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時期據說有上百種之多。各種虛銀更是形形色色，如庫平銀、廣平銀、海關銀、漕平銀等。

 

由於各地各行業的虛銀形形色色，其兌換划算也是金融業的重要業務。當時山西票號流行一個銀色歌，把各地的主要用銀單位『紋銀』『豆規』『公估紋銀』『化銀』等整合進順口溜。

天津化寶松江京，紋（番）銀出在廣朝城，

上海豆規誠別致，公估紋銀西安行；

票色重貴足紋厚，雲南票錠莫忘情，

川白錠出成都省，荊沙老銀沙市傾；

二四估寶屬武漢，桂梧化銀記分明，

常紋周在湘潭縣，長沙用項銀出名，

常德市紋銀為主，金陵項化是足色，

粗俗不堪人目視，誠恐難記隨口誦。

 

中國貨幣的混亂局面，首先是中央地方割據的結果，使得貨幣從鑄造到使用都具有地方性。其次，也在於各類私鑄的繁盛。

 

金融研究員石俊志曾經總結說:『西漢王朝在秦朝貨幣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予以完善，形成了三項重要的原則：（1）朝廷壟斷銅錢鑄造權，嚴禁百姓鑄造；（2）法律保護朝廷鑄造銅錢的流通，各級官府及百姓，對朝廷鑄造的優劣不同的銅錢，不得有所選擇，必須同樣接受；（3）禁止百姓銷毀流通中的銅錢。這三項原則，對於當時的貨幣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事實上，嚴禁民間鑄幣並不容易實現，宋代更是徹底放棄了禁止私鑄的政策。

 

從很早開始，私人鑄造就頗為熱門，歷朝歷代都有，私鑄甚至被自由主義者認為是民間自由鑄幣的傳統之一，又被國家主義者詬病為缺乏貨幣主權意識的證據補充。萬志英指出，早在15世紀，銀錠與私鑄銅錢聯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朝廷鑄行的官方貨幣，甚至明代一度放棄鑄幣。

 

私人鑄造流行，其實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法治悖論，禁令越多，往往表示情況越難以控制。歷史往往都禁止私鑄，但歷代的私鑄很少因此消停，反而有各種名目，當時也有不少相關的記載，『私鑄則有所謂沙殼、風皮、魚眼、老砂板、毛錢、灰板、鵝眼、水浮等名目，蓋皆薄而小，雜以土砂銅鉛錫而鑄造者也。人皆夾此小錢於制錢中以充用，而錢之市價、錢之名稱，亦因此私錢混雜之多少而大分別』。

 

私鑄不僅屢禁不止，甚至公然出現，公家和個人都有涉足。私鑄往往被認為不乏公家人參與。

 

經濟學家馬寅初就說過一個小案例，『銅元局逐日鼓鑄銅元，原有一定之鐘點，鑄數自不太濫』。但不少銅元局參與鑄錢的人可以公然將鑄錢時間延長一兩個小時，多鑄的餘利歸個人所有，堂而皇之叫『局私』。另一方面，當時國際勢力在華不受約束，國外銀行只要滿足本國規定的準備金要求，即可以在中國發行貨幣，其信用比起國內政府的貨幣信用不算差。

私鑄門檻低，也說明古代鑄幣的技術水準門檻不高。當時不僅流行洋銀，以往朝代的錢幣也在使用當中，官方鑄幣與私人鑄幣並行流通。

 

換個角度來看，或許成本因素可以幫助解釋上述現狀。在前工業時代，如果官方貨幣本身在技術上無法做到杜絕仿製，那麼私人鑄幣其實難以杜絕。事實上，英國金幣的成功有賴於蒸汽機發明之後的技術革新。而當時中國鑄造水平仍舊低下，鑄造成本很高，在乾隆時期據說平均成本占金屬價值的15%以上，這一水平導致官方鑄錢輔幣很多時候幾乎無利可圖，歷史上也不乏因此停止鑄造的案例，同時也使得民間鑄造繼續盛行。

 

如此混亂的幣值，可謂兌換者的天堂，不僅中國錢業的兌換業務大有可為，也為各種官員上下其手設置了不少空間，其中涉及各種利益，隨後幣制改革一直無法徹底推進的原因之一亦在於此。

 

另一個真實的案例，是關於清朝當時銀兩換算，何等大費周折：『從庫平銀折合銅錢的兌換率是每兩2600文，從銅錢再往回折合庫平銀的兌換率卻是1105文，因此，一筆70.66兩的稅款，經過折合就要交納166.29兩。但是我們這裡拿一個經常發生的事實來說吧，從江蘇省稅收裡撥解甘肅省的協餉，稅票原來是按庫平銀計算，但繳稅時卻按當地銀兩計算；當稅款匯解上海時又折成漕平銀，到上海後再折成上海銀，等到匯解甘肅時（假定是匯劃）卻又要再折回漕平銀，款子到了甘肅又按當地銀兩收進；甘肅所收銀款還要折成庫平銀來和江蘇結帳，再折成本地銀兩存進錢莊，又折成庫平銀來和帝國國庫結帳，然後再折成當地銀兩或銅錢準備開支。』

 

中國混亂的貨幣制度中，不僅銀錢混用，地方性也很強，不說各地的鑄幣，就是統一的銅錢比價也不同。《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早年以學生身份遊歷中國，他就記錄了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銅錢比價，在東部各省，一吊錢為100個銅錢，10吊錢相當於一塊墨西哥鷹洋。但當時中國有18個省，一吊錢對應的銅錢數各地不同，例如:太原是83個，直隸省則只有33個。日本人出於諜報，慣常更為仔細，在19世紀80年代各地錢價如下：北京（大錢稱當十錢），五個一百文，五十個一吊，一美元凡九吊五百文；天津（小錢稱京錢），五十個一百文，五百個一吊，一美元凡二吊四百文；通州（小錢稱京錢），五十個一百文，五百個一吊，一兩凡三吊四百文；上海（小錢稱老錢），一百個一百文，一千個一吊，一美元凡一吊二百五十文；煙臺（小錢稱老錢），一百個一百文，一千個一吊，一兩凡一吊七百三十文；蒙古（小錢稱老錢），一百個一百文，一千個一吊；山海關（小錢稱東錢），十六個一百文，一百六十個一吊；盛京（今瀋陽），三十三個二百文，一百六十個一吊，一兩凡九吊六百文。

 

這看起來是天方夜譚，卻是真實的故事，如此煩瑣的過程，也給不少人中飽私囊提供了方便之門。

 

官僚機構往往會謀取自身福利最大化，國外觀察家在晚清一邊無可奈何地目睹了在兌換中的各類『神奇事蹟』，一邊特別強調這並不是開玩笑，而是確鑿的實際敘述，『經手人在這一連串9次兌換裡，每次至少可從折解數額獲得0.5%的好處，至於款子在地點轉移時，從兌換率上所得的好處，以及向納稅人所進行的‘勒索’，都還沒有計算在內。並且，我們所敘述的是過去的情形多，現在的情形少，因此，我們就更不該忘記，過去解款照例是真正把銀子從江蘇運到甘肅去的，就是現在，也還常常這樣做，但是這種直接運款，並沒有把上述的反覆兌換的情形省略，採取直截了當的交割辦法』。

 

由此可見，清朝的腐敗幾乎是一種制度性腐敗，而幣制混亂能夠持續多年甚至也是腐敗的一種副產品，這樣的轉換手續也為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大開方便之門。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一種制度，無論其好壞，其實也有傳統，貨幣制度的混亂也是如此。

 

隨著明代中期之後的實物徵收稅收變為銀兩徵收，無論碎銀還是後來清朝的銀元，都需要重鑄成為分量更大的銀錠。而碎銀熔鑄過程的損耗往往就成為官員要求民眾額外繳納的部分，這一部分往往不歸國庫，而歸地方，所謂『火耗』『羨餘』之類，有時候甚至高達預定稅額的一半，往往層層攤派，有增無減。例如:《金瓶梅》一書中，場景應該是在北方，有一次西門慶和吳大舅就談到了屯田，稅收時都以銀作為單位，『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畝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才傾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總數也就是五百兩銀子稅收，其中所謂『羨餘之利』輕鬆可以達到兩成（『現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了清代雍正一朝，特別取消火耗而改成養廉銀，這算是古代的『高薪養廉』制度，養廉銀甚至十倍百倍於官員薪水，但是本質上也於事無補，沒有統一的貨幣度量其實給了官員上下倒手的機會。

系統潰敗的代價顯而易見。它徒然大量增加了交易成本，也使得錢莊『旅途中為轉運和護送所需的費用，而且由於長途跋涉，所費時間，不是以日計而是以月計的』。不僅天子無法徹底改變這一情況，官僚集團本身也越來越強大，甚至已經到了反腐亡國的地步，導致後來推行幣制統一遭遇很多阻力。

 

『黃宗羲定律』遭遇『馬爾薩斯陷阱』

 

金融財稅相生相伴，財稅被認為是普天之下財富的流通與再分配的源泉。談到與中國幣制混亂相對應之處，則不得不提中國租稅的混亂。在大部分時間裡，財稅的變革才是真正的歷史。《說文解字》裡面曾說『稅，租也』，聯繫經濟學裡面租金的概念，所謂稅收，其本質就是執政者收取的保護費。

 

財稅體制的落後，明清為最。不過與之對應的是，中國過去尤其是明清，稅收額度並非很高，『稅重民窮』的刻板印象以及因果邏輯其實存在誤讀。

 

以明代為例，黃仁宇指出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平均一般都在10%以下，對比之下，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而17世紀末的中國和英國，其人口相差30倍，但是稅收總額幾乎相當。

 

至於清的稅制，清朝入關之後定規（規定額度），這也使得後來隨著人口增加與物價變化，稅收負擔其實更低；尤其晚清稅為最，以近代標準來衡量仍舊較輕。根據美國農業經濟學家卜凱（JohnL.Buck）在中國的調查估算，20世紀初直接稅占中國農民收入約為5%，而經濟學者王業鍵的估算在2%—4%，高的地區如蘇州和上海也不過8%—10%。

 

王業鍵估算，晚清末期土地稅比前朝負擔更低，康乾盛世頂峰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稅收總額約7379萬兩，其中田賦為5421萬兩，占總額的73.5%；處於末世的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稅收總額為29200萬兩，其中田賦為10240萬兩，占稅收總額的35.1%。對比之下，1753—1908年，耕地面積增加了一半，土地產量增加了20%，物價增加了兩倍，稅收總額增加了近三倍，而土地稅只增加約一倍，相對負擔降低了1/3。

 

對此，有中國左派學者肯定中國歷代王朝穩定之餘，大談其基礎就在於實行消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並且認為所謂消極的財政政策，就是國家對於人民與產業取『少取少予』乃至『不取亦不予』的原則，財政支出主要用於養官僚，對民生與產業的發展則一概持消極態度，以『切勿多事』為原則。這種解釋無疑是事後想像與過度詮釋，王朝的類似消極財政政策屬註定的選擇，事實也是無奈的選擇。

 

首先，明清賦稅率不高，並不是一種目的，而是一種結果，其背後是腐敗的橫行以及稅收體系的低效。清代定額稅賦，表面上是作為底線來安定民心，事實上則是作為雙方博弈的最後標準：官家規定最少繳納額度，而民眾將這個額度視為最高繳納額度，爭取成為最低。換言之，統治者已經很努力地搜刮了，只是能力有限而已，而且受益者也並非農民。歷史學家也表示『民窮』的原因不在於賦稅過重，其根本還是在於制度，低稅率並沒有惠及普通農民，反而鼓勵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額外加征。

 

其次，稅收定額表面上看起來是好事，但是缺乏符合經濟學規律的制度支撐，即使動機良好往往也會走向反面。在清代，定規時誕生的附加稅收也成為『制度化』的一部分，其結果必然走向附加稅的累進，隨著清代中後期人口膨脹，靠政府謀生的人員增加，隨之而來的則是各類附加稅的增加。

額外加征可謂明清兩代一大特點。對於舊時代稅制改革的弊端，大家往往會引用明代大儒黃宗羲的一些思考。黃宗羲誕生於明清之際，大變革時代之下他跳出傳統儒家的窠臼，重新思考傳統制度，也提出一些當時可謂驚世駭俗的思想。他對於傳統財稅制度也不乏深刻思考，尤其是從唐代兩稅法到明代『一條鞭法』前後的並稅式改革的『積累莫返之害』，為後人一再激賞。前有民國梁方仲等人，近有學者秦暉，黃宗羲的觀點被總結為『黃宗羲定律』，即『為克服胡征亂派之弊、減少稅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層層貪污中飽，並稅—除費—簡化稅則就成為主流的改革思路』，類似的改革還有『征一法』『一串鈴』『地丁合一』『一條鞭法』等。

 

後世對『一條鞭法』爭議很多，錢穆的評價較為持中，這種賦役合一的制度通常被認為是簡單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其中的爭執和宋代看待免稅法一樣，是南方人贊成而北方人反對。

 

這種做法有效麼？短期有效，長期沒有。作為理性人，上有政策，往往下有對策，如果沒有制度的監督與管理，每一次改革只能是各屆官員趁機進行監管套利，上對下的監督如貓鼠遊戲一樣玩了幾千年，也沒有什麼進展。等到腐敗過於嚴重之際，往往又局部地除掉一些『老虎』乃至『蒼蠅』來平民憤。

 

日本學者岩井茂樹指出『一條鞭法』存在局限，一方面將徭役、費用、額外負擔統一納入財政正額而進入財政史，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財政彈性空間壓縮，這導致地方一旦開支增長（例如:軍事之類的突發事件），『一條鞭法』以外的各種徭役名目自然面臨一次又一次擴大。因此，岩井茂樹將明清財政體制形容為『原額財政主義』，帝國的沒落，也可以說原因在於財政危機以及改革危機之間的鐘擺軌跡與反覆循環。

 

總而言之，這些稅改做法都同樣重覆『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模式，本質亦如黃宗羲很早就提出的對『一條鞭法』的批判，其弊端是專制統治無法走出的治亂怪圈，學者秦暉亦據此總結：每搞一次『並稅』改制，總能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

 

之所以將明清財政體制總結為原額財政主義，是因為明清財政雖然存在不同之處（例如:明前期實行的是現物財政，而清代實行的則是銀錢財政），但財政結構之上有共同特點，那就是僵化的正額部分與具有很強伸縮性的額外部分形成互補關係。

 

更有甚者，從長歷史週期來看，國家財政的原額主義造成了地方官府財政經費不足，附加性或追加性徵收項目與數量日益膨脹，而不斷增加的額外負擔又不均衡地加之於社會各階層之上。

 

此外，各類額定之外的稅費增加，也對應清朝的人口景象，帝國的繁榮以及停滯都與此有關。承平日久，大清帝國日益遭遇另一個陷阱，即『馬爾薩斯陷阱』。

 

18世紀至19世紀可謂一次人口大爆炸。根據學者統計，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白蓮教叛亂時，中國人口翻了一倍多，從1.5億增加到了3億多，其中僅在1779—1850年人口就增長了56%。順治八年是1651萬，康熙五十年是1711萬，雍正四年是1726萬，乾隆五十九年則為31328萬，「道光」二年已經是37245萬，而12年後則是40100萬，超過4億。

 

在如此多的人口之下，如果沒有經濟與技術的突變，人均生產力無法提高，只能勉力維持，主要依賴於早熟稻以及玉米等高產作物的推廣。人口的增加抵消了技術進步以及耕地增加的作用，人均收入沒有顯著增加，或者說幾乎沒有變化。

 

這一趨勢其實在明清之際基本如此。根據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的研究，中國在1368—1968年糧食產量增加了10倍，人口也增加了10倍，耕地面積只增加了5倍，農業發展剛好趕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人均糧食擁有量則不變，這基本顯示為實際所得恒定。

 

雖然經歷了各類戰亂，中國農業仍舊表現出強大的穩定性以及一貫的低水平均衡性，人口在經歷戰亂以及饑荒後仍舊有所增加，但是過剩勞動力的收益不僅沒有提升，反而趨於降低。

過多人口對於社會最為典型的影響之一，就是科舉制度已經不能滿足日益擴大的讀書人群體的出頭夢想，結果就是行政機構的不斷膨脹以及人員冗餘。

 

『吏』這一階層日益擴大，很多無法步入『官』階層的人也開始追逐這一職務，各種食客、幕僚、書役的繁榮成為晚清一大景觀。

 

地方上的各種包稅以及包訟階層衍生，各種食利階層的龐大註定了帝國這一龐大機器無可避免地進入低效甚至停擺狀態。

 

稅收低效與各類額外徵收，暴露了帝國國家治理體制的弊端，典型表現如預算層面混亂。預算是一國的生計，預算法在今天也被稱為經濟憲法，目的在於管住不受約束的權力之手。西方和中國的預算制度從一開始就有分野，二者在收入支出管理上存在明顯區別。

 

西方預算收入以及支出都有明細款項，而中國並非如此，收入和支出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對等與隨機性。

 

還是美國人-馬士Morse，以一個外來者的好奇，說出東方與西方預算的區別。

 

西方制度是以行政區域作為預算的收入與開支單位，例如:美國預算分為國家、州和市三級，英國預算分為國家、郡、市三級，德國預算分為帝國、皇室和市三級，『就是從納稅人直接取得的每一文錢都要繳進公庫，行政開支的每一文錢也都要從公庫支付』。

 

對比之下，中國的預算制度由於沒有與稅收對應的權利，也沒有與預算對應的稅收，民眾也沒有意願繳納更多稅收去支撐行政體系，事實上中國的預算制度成為一筆糊塗帳。

 

原有制度惰性與日益增加的官僚集團彼此依賴，經濟的無效率與帝國官僚制度性潰敗形成惡性循環，導致人浮於事、機構臃腫等現象比比皆是，『中國司法行政並不由政府正式的收入來支應，而是用規費和罰款自行維持』，『中國的官吏，屬行政性質的少，屬稅吏性質的多』。

 

預算是稅收制度的基礎，稅收是立國之本，而稅收的使用與監管則體現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與國家治理水平。現代國家的誕生往往來自財稅制度的改革，對比中西的經驗，甚至可以說，落後的帝國制度醞釀出落後的財稅制度，而後者只能支撐帝國落後的行政體制。

 

中國這樣的財稅制度既是經濟無效率的原因，也是其無法脫離歷史鐘罩的結果。經濟無法脫離傳統農業模式，導致人口的增加無法如同工業時代一樣轉化為人口紅利，反而停滯在前工業時代的『馬爾薩斯陷阱』中，成為帝國不堪的重負。

 

當時的歐洲各國，與中國最為接近的類型應該是法國。

 

中國的財稅制度往往令西方人聯想起法國17—18世紀的『鄉長包稅自肥制度』，包稅制帶著封建的殘留，稅收承包商曾經在法國被抨擊為『應該打碎的怪物』中第一位，因為它們『掠奪而不受任何懲罰，它們所產生的麻煩幾乎摧毀了王國的整個商業和製造業』，最終法國大革命的怒火埋葬了這一制度以及法國舊時代。

 

對比之下，同時代的英國稅收比例高於法國，也遠遠高於明清。法國的納稅額度比英國低很多，但是並沒有防止法國大革命爆發，這一方面是其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是腐敗肆行。在英國的四角制度中，其優越性首先在於有效的徵稅體系，尤其對比法國的包稅人系統；此外也對權力做出有效約束，國王讓渡給議會部分權力，議會保證國王不會隨意濫用權力，加上強大的國債制度與相對獨立的英格蘭銀行彼此配合，英國成功解決稅收徵收與經濟波動問題。這一系列成就使得國家有了穩定豐厚的財政支撐，導致英國在航海時代即使錯過美洲金銀，也可以依賴現代金融力量崛起。

 

依賴白銀的大清帝國，在白銀外流與堅船利炮之前，已經遭遇潛在的危機。這一危機緩慢而致命，在帝國盛世已經埋下了腐爛的根基。在『黃宗羲定律』與『馬爾薩斯陷阱』的夾擊之下，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只是過眼繁華，在一系列因素下，中國白銀化程度依舊有增無減，當外來挑戰來臨的時候，剛好是中國治亂循環的一個低谷，一位歷史學家如此感歎，『不幸到了19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循環套的最低點。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們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地失去其維繫力』。

中西終於正面碰撞之時，兩相對比，實力差距不言而喻，何況這一切還有白銀作為衝突引線。

 

朝貢生意經與天朝心態

 

白銀多是從海上進來，那麼閉關鎖國制度之下，如何有白銀？

 

這要從大清帝國固有的朝貢體制與東亞貿易圈說起。閉關鎖國是人們對於清朝的印象，但封閉其實從明代就已經開始，明太祖禁海的祖訓雖然沒有完全遵守，但是仍舊影響甚深，外交的朝貢制度可以說也從那時候起得到固化。

 

《明會典》中關於『諸番國及四夷土官朝貢』事宜被歷史學家多次引用，『東南夷：朝鮮、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占城（越南）、爪哇、蘇門答剌（印度尼西亞）、瑣裡、蘇祿（菲律賓）、古裡（印度）、滿剌加（馬來西亞）、榜葛剌（孟加拉）、錫蘭山（斯裡蘭卡）、呂宋（菲律賓）、木骨都束（索馬裡）等；北狄：韃靼、瓦剌（蒙古）等；東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西戎：哈密、畏兀兒（維吾爾）、撒馬爾罕（中亞）、天方、默德那（阿拉伯）、烏思藏（吐蕃）等』[1]。清朝則加上了老撾、越南、緬甸、葡萄牙和荷蘭等國。

 

這些名字的排序與變化，往往代表中國與之關係的遠近親疏。事實上，華夏與四方之民的觀念在西周春秋即有，《禮記》中記載：『與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隨著夷、蠻、戎、狄等概念在後世演進，現代對於朝貢體制的評價也一直偏於負面，例如:歷史學家樊樹志認為朝貢制度與當時已經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貿易格格不入。

 

為人熟知的中國觀察家費正清就曾指出，『朝貢制度既像一個處理貿易、外交關係的機構在起作用，又像一種斷言儒教秩序之普遍性的宗教儀式在起作用。這個制度的最成功之處在於它與中華帝國的各種制度和社會生活融為一體，同時表明了它的既穩定又脆弱』。

 

的確，朝貢體系不僅僅是經濟的一部分，更是帝國政治和天朝秩序的一部分。清朝政體繼承了明代，朝貢體系也繼承了明代衣缽，其實滿人中的幾支在明代也曾經加入明代的朝貢體系。

 

然而朝貢體系之外，全球化的浪潮噴湧而來，只不過亞洲尤其中國似乎不為所動。正如費正清指出，中國的成熟與新世界的空白大為不同，『16世紀的葡萄牙人，以及17世紀的荷蘭與英國的冒險家和商人，開展了對華貿易，發現了前所未知的地區；正如他們的同時代人揭開了蒙在新世界上面的帷布那樣：最重要的不同之處是，東亞絕不是一塊未經開發的大陸，它早已有它自身組成的龐大而複雜的商務中心。早期西方的貿易事業，不過是在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商業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數額而已』。

 

在歷史大視野中，橫向比較往往更能揭示本質。漢學家費正清曾以中國和新英格蘭作為對比，1637年英國在廣州打開貿易，而1620年『五月花』號才到達新英格蘭馬薩諸塞的普利茅斯，但是隨後數百年間二者的發展則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直到19世紀，英國的對華貿易還未能擴展到廣州之外，而新英格蘭卻早已分開成為一種新國家，並且那個國家本身也正準備協助擴大廣州貿易了』。這一結果不能讓西方的商業野心得到滿足，當朝貢邏輯遭遇貿易邏輯，其結果如何？不同於朝貢國家，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顯然希望獲得更多。

 

於是，1793年發生了英國使節喬治·「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以慶賀乾隆八十壽辰為由的『歷史性出使』。蔣廷黻指出，當時歐洲把乾隆皇帝看作開明君主，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困難是因為地方官吏，「馬戛爾尼」使節的準備也很費一番心思，『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就是要讓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

隆重的對待之下，乾隆皇帝也很高興，但即使再隆重，自然也只把「馬戛爾尼」一行當作朝貢之一，關於跪拜的儀式引發了爭議。與此前荷蘭、葡萄牙、俄國等西方使節對於中國覲見儀式的滿足不同，英國人並不將其視為國際禮儀。

 

於是，無盡的勸說與拒絕往復了好幾周。「馬戛爾尼」也從最初不答應到有條件地答應，『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

 

面對「馬戛爾尼」的通商要求，乾隆做了一個著名的回應：『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使）日用有資，並沾餘潤。』

 

這一生動的歷史細節，日後往往被解讀為天朝的傲慢以及封閉，但是從經濟意義甚至政治上解讀，乾隆的回應未嘗沒有合理性。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於朝貢制度也有了新的解讀。

 

根據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亞洲很早就存在自身的貿易圈，朝貢制度正是其基礎，中國的處理不乏精明，相當靈活地將不同國家、宗教、社會、種族人群囊括其中，『朝貢關係並不是絕對地建立在控制關係之上，而是有很重要的貿易基礎；朝貢體制是多維的，包含了多重因素和多方位的需求』。

 

正因如此，中國坐擁內部的市場以及外部的朝貢貿易圈，外來商品對於中國來說並非必需品，貿易並非立國必備，朝貢系統的一個特徵正是以商業交易為基礎，『朝貢體系實際上是與商業貿易關係平行交織在一起的』。

 

一個事實在於，單純就經濟而言，中國似乎不需要世界也可以活得很好，而從政治來看，中國通過選擇性的通商也可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朝貢制度似乎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濱下武志指出，作為統治結構內的朝貢關係的基本性質可概括如下：『維持朝貢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地方統治者到北京覲見皇帝（天子）並接受冊封，確認朝貢的使命即俯首稱臣。這種關係的性質是宗主國和藩屬的關係，朝貢國家、地區、部族要定期向中國進行朝貢以示忠誠。作為交換，朝貢不僅得到了統治者的承認，而且還獲得了回饋的禮物和從事奢侈品貿易的機會。』

 

與之對應，朝貢制度包含三個內容：『雙邊正式的朝貢互換，朝貢使團的貢物和帝國回饋的禮物；北京會同館的特許貿易，以官方允許的隨同朝貢使團的商人規模為限；邊境貿易，隨同朝貢使團的商人和中國商人在中國的榷關和特許港口進行交換。』

正因如此，如果將清朝對於西方的應對簡單視為一無所知或者盲目自大，或許少了一份理解的同情。朝貢制度可以視為天朝姿態的一個注腳，也可以視為海外軍事實力不足情況之下的一種懷柔政策。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很早就注意到中國對廣大鄰近地區的控制，這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世界，『朝鮮、日本、南洋群島、越南、雲南、西藏、蒙古與中國休戚相依，如附庸一般簇擁在它周圍』。

 

與此同時，對於朝貢一方而言，其對中國的視角其實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在朝貢制度的延續中，以往的天朝上國已經今非昔比，中原衣冠已經變成了野蠻胡服，而繼續身著大明衣冠的朝鮮人頗感得意之餘，也把旅行記從『朝天』改成了『燕行』，名字之別背後，是與昔日仰望的告別。

 

「嘉慶」九年（1804年）朝鮮使者徐長輔就說，『天地盡腥穢，氣數方晦塞。玉璽元無主，女真敢為賊』。這種對清朝治下中國的微妙心態，其實可以視為日後日本將甲午戰爭宣傳為文明之爭的源頭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貢制度之中，白銀也成為一個焦點。白銀不僅在內部通行，也是國際貿易的媒介，隨著白銀流入漸漸形成所謂亞洲銀貨圈，這對於中國乃至亞洲影響甚大。它不僅加速中國的白銀化，而且將中國裹挾入世界貨幣系統之中，引發一系列的深刻變化。本來隨著16世紀之後西班牙銀元流入，白銀地位已經加強，而到了19世紀中期，『隨著金銀礦的相繼開發，在西歐向金本位逐漸過渡的同時，亞洲的銀本位圈作為通貨體制也納入到國際金銀比價體系內部之中』。

 

在中國的明清朝貢體系之中，中國處於中心地位，除了政治因素，也與中國的經濟地位有關。通過與朝貢貿易圈以及世界的聯繫，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具有微妙的地位，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在於中國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國是瓷器、絲、茶等產品的壟斷者；另一方面，中國也是全球白銀的終極『秘窖』。

 

這種重要性其實源自全球經濟的分工配合，中國裹挾其中，更多是出於被動。正因如此，直到19世紀為止，中國保持的長期順差意味著海外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然而當世界白銀流向出現變化的時候，中國的朝貢體系也就難以維繫了。

 

從朝貢到條約

 

中國朝貢體系的運行原本自有其邏輯，但是當這套邏輯遇到全球化或者說西方的邏輯，如同行星撞地球的場景就使得一切變得戲劇化了。從明清的朝貢系統可見，西方沒有單列進入『諸番國及四夷』之中，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還沒有形成西方的邏輯序列，另一方面在於中國很難區分或有興趣去查證西方人和這些番國四夷的差別。

 

在前面所提到的朝貢制度之中，也零星談到了西方諸國，對荷蘭規定8年一貢，必須取道虎門，葡萄牙、意大利和英國的使節也取道虎門，對其沒有規定定期，對於人員以及船隻都有嚴格規定，『每一個使團人員可以乘船三艘，人數都不得超過一百；前往北京的限定二十二人，其餘留在廣州』。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人拉斐爾·佩雷斯特雷洛（RafaelPerestrello）從麻六甲乘坐當地土著船隻來到中國，這也被認為是數百年來西方與中國外交較早的事件之一。葡萄牙人與中國交往或許是最為成功的，他們棲居在澳門，使之成為各國的貿易基地，19世紀當地僑民的數量（除了教士和軍人）就超過4000人。

 

除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都與中國有接觸。西班牙人因在麻六甲對中國商人的屠殺而被記入史冊。荷蘭人則希望可以與中國貿易，即使是以有些屈辱的朝貢模式，1655年就曾有使節前往北京，而且姿態頗為謙卑，『這兩位使節事事都順從中國人的要求。他們帶來貴重的禮物，並且聽憑這些禮物被人稱為貢物，自己也竟這樣稱呼它；他們也拜領了優厚的恩賜；他們俯伏在皇帝前面；他們在皇帝的聖諱、詔書和寶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節；他們情願以一個亞洲藩屬向宗主國來朝貢的使臣地位自居』。即使如此，荷蘭人也並沒有取得和日本一樣的貿易特權，他們獲得的恩典不過是被准許每8年遣使一次，每次隨帶商船4艘而已。

在中國的經營，荷蘭人似乎競爭不過葡萄牙人，特別是其在台灣被驅逐後，更顯得落後。在「馬戛爾尼」無功而返之後，1795年荷蘭再派遣使節鐵俊甫（IsaacTitsingh）與文譜蘭（A.E.vanBraam）前往北京，『他們怕蹈「馬戛爾尼」勳爵的覆轍，決心避免他所犯的錯誤；他曾拒絕磕頭行禮。他們甚至還想對以前各次荷蘭使節所行的方法再加改進，無論中國人要求怎樣去承認其宗主權，也都準備照辦』。

 

因此，荷蘭人像『罪犯』一樣被解送，在京城被當成『乞丐』一樣看待，隨後又像押送『騙子』一樣被送回廣州，並且隨時隨地都要準備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但這次外交也毫無結果。

 

英國以及荷蘭的外交努力，無論態度如何，其實不同程度上都使得西方認為外交這條路不通。荷蘭人是善於變通的『海上馬車夫』，但是這種做法以及其獲得的好處並不足以讓英國動心，最終貿易緊張局面難以避免。

 

應對外界不斷提出的通商要求，天朝曾經在廣州設立對外貿易特許商，即十三行。最早有幾處城市可以通商，後來都限於廣州一處。

 

朝廷原本並不看重海關收入，海關稅收官方定得很低，這反而導致廣州海關極其腐敗，巨大的自由裁量權讓每次索賄都沒定規，西方商人對此極其痛恨，其間遭遇可謂時間與金錢的雙重損失。

 

『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縣官不如現管。當時通商狀況並無透明管理與明確規則，一種說法是中國關稅不確定，時常要付出高於正常關稅10倍的價格。根據時人記載，一隻船到來先靠攏澳門，然後再獲得各類許可，隨後停泊時間往往是三個月，其間要不斷與各類官吏打交道，『要源源不絕把小惠送給通事和買辦、賣雜貨的小船商和其他小角色以及低級官吏們，從日費、月費直到各種規費，以求便利它的業務和快速離去』。

 

「馬戛爾尼」出訪的原因之一就是廣州海關腐敗，不排除其有『告御狀』的期待。中英雙方的規格也與眾不同，不是以往葡萄牙或荷蘭使節可比擬的，『唯一能做出的解釋就是由於「馬戛爾尼」勳爵本人以一位欽差大臣的身份所表現出的那種莊嚴的風範，和他竭力避免以一個區區商務代表的身份出現』。

 

「馬戛爾尼」對乾隆皇帝本人的評價不錯，『威嚴而和藹』『很好的老紳士』，甚至他的日記中對中國也有很多不錯的記憶，但是最終他的日記對西方世界產生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至中國作為理想國的形象開始隨之瓦解，這也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從理想的讚美到現實的輕視的開始。

 

儘管「馬戛爾尼」得到的待遇不錯，其商業的請求卻沒有得到回應。

 

「馬戛爾尼」的目的之一就是貿易，尤其是修正廣州海關對於正常貿易的各種阻礙以及加大通商口岸，最終結果卻還是廣州方面的大獲全勝。這一訴求在現代社會可謂正常，如果凡事都是生意，沒有什麼不可以談判，無非條件而已，大國外交更應如此，但是天朝並無意於看起來對雙方都可能有利的『生意』。

 

原因何在？除了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還有政治原因，即天朝秩序與世界序列的衝突。正如蔣廷黻所言，天朝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的，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從中大致可見，雖然與中國經商有利可圖，但是中國方面『隱蔽的，但是可恨的勒索』對於外商最大的刺激在於，沒有一個自由市場使得他們處於全然被掠奪的狀況，這一感受與其母國完全不同。以往荷蘭、葡萄牙等國都忍受中國定規，多少有點『屈辱換貿易』的意思，但是英國人則試圖做出實質性改變。

 

此時此刻，隨著英國的日漸強大以及其歐洲戰事完結，英國需要認清遠東市場來完善國內商業，而英國人在廣州的外國人中已經佔據領袖地位，而且中國海外貿易份額屬東印度公司，『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為最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了法國，印度半島落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這種情況之下，英國希望再次與清朝商榷。於是再次派出使節來華，也就是1816年阿美士德勳爵（WilliamPittAmherst）的出使，原因仍舊在於地方當局對於通商的阻礙，『消除一向受到的種種冤抑，免除將來這種或其他類似性質的情況繼續發生，並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建立在一種安穩、健全和公平的基礎之上，避免地方當局任意侵害，並受到中國皇帝及欽定章程的保護』。

 

當時的皇帝已經是「嘉慶」皇帝，阿美士德勳爵儘管懸掛著標明『貢使』字樣的旗幟，叩頭禮儀仍舊是問題，最終阿美士德勳爵無功而返。這次外交堪稱完敗，甚至待遇不如「馬戛爾尼」，雙方觀感尤其是英國大為不同。

 

如此格局之下，英國和清朝的選擇已經不多。傳教士衛三畏是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算是最早一批的中國通，他認為當時英國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條是以武力強迫中國根據合理的條件管理貿易，一條是絕對服從中國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規章，另一條就是根本放棄貿易。而即使是像蔣廷黻一樣的中國人也不得不承認，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已經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如何看待這一系列的斡旋仍舊是情感與主義的糾結問題，甚至導致後續一系列災難。

 

美國人-馬士Morse認為，雙方都有問題，『以20世紀的標準來評斷，從學理上來看，英國都是屬錯誤方面的；同時，就中國人對於處理問題所採取的一貫作風來看，也確實不是任何國家所能容忍的，尤其因為在事實上這些國家並不是帝國的藩屬，而它們也不情願像荷蘭人一樣，希望用藩屬的態度換取貿易上的特權』。

 

換言之，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所代表的貿易邏輯和以天朝自居的納貢邏輯，在『鴉片』戰爭開始之前數十年已經暗示了衝突的跡象。『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外國不肯給中國平等待遇。』

 

隨著西方的衝擊，朝貢體制逐漸向條約體制過渡。漢學家費正清對比了朝貢體制與中外條約，認為朝貢體制體現了『華夏中心主義』，甚至將朝貢體制與西方條約中的不平等聯繫起來，『西方列強強加於中華帝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果要瞭解其單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質，我們就必須回顧一下中國首先強加於西方來客的古老朝貢制度。這個古老的中國制度，也同取代的條約體系一樣，是不平等的』。這不無道理，但是對於中國人而言，自然滋味苦澀，尤其不平等條約構成民族救亡的一大動力，即使後來這種條約事實上也帶來管理、法律等制度的改進。

 

民族之上仍有人類，而站在中立者角度，以一種不平等換另一種不平等，是否符合正義？無論如何，歷史沒有假設。隨著條約體制代替了朝貢體制，而且是以武力的方式推行，條約不僅改變了中國與外界的關係，也改變了中國社會自身的運作，甚至是一個被迫現代化的開始。

 

 

入超、熱錢、世界失衡

 

全球化其實是歷史抑制不住的衝動，只是有時候洪流滔滔，有時候暗流滋滋，而在貿易與戰爭背後，仍舊是白銀的流動之聲。

 

即使在傳統敘述中閉關鎖國的明清時期，也仍舊與全球貿易密切聯繫。當時亞洲貿易圈雖然獨立，但是並不封閉，通過很多渠道與世界相連。歷史上中國就曾通過馬尼拉、澳門、日本等通道獲得白銀，西方也通過這些通道進入亞洲貿易網，在其中，亞洲尤其是中國流出茶和生絲，而白銀則不斷流入中國。濱下武志認為這導致白銀投機性地湧入中國，例如:美國的白銀一直在不斷地流入中國市場，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一種『熱錢』。

 

熱錢帶來了諸多行業的興旺發達，誕生了不少千萬富商，其中尤其以鹽商、行商為最，例如:十三行領袖伍秉鑒，據說他們的財產在1834年就達到了2600萬銀元。當時很多人羡慕中國白銀入超的狀態，俄國人如是描述中國與印度的狀況，『這兩個國家與葡萄牙人、法國人、英國人成交巨額貿易。外國人購買他們的各種製成品和多種原料，但是中國人和印度人不買歐洲的任何產品，除了鐘錶、五金和幾種武器』。

 

早在18世紀，斯密就已經注意到廣州和倫敦的白銀比價不同，暗示貿易導致銀價的變化，『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一切物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都成正比例……在中國廣州地方，半盎司白銀所可支配的勞動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倫敦一盎司白銀所可支配的也許還要大。所以，對於各該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在廣州以半盎司白銀出售，比在倫敦只一盎司白銀出售，實際上也許更有價值，更為重要。不過，如果倫敦商人能在廣州以半盎司白銀購買的某一商品，後來能在倫敦以一盎司白銀的價格出賣，他這趟買賣，就獲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像倫敦和廣州的銀價完全相同一樣。至於廣州半盎司白銀，比倫敦一盎司白銀，能夠支配更多勞動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對這個商人來說，是不重要的。在倫敦，一盎司白銀使他能夠支配的勞動量和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量，總是兩倍於半盎司白銀，而這正是他所希求的』。

 

和明代一樣，白銀流入清朝如同雙刃劍，帶來了帝國的繁榮，但是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子。而中國經濟進一步白銀化，其實也意味著貨幣的命脈並不在於官方甚至民間，而是被動與世界連接起來。一方面，日後白銀的流出或者減少會影響帝國命脈；另一方面，乾隆時代繁榮的基礎事實上是『附屬性』財富而不是『基本』財富，因而不穩定。而白銀流入的減少也意味著物價上揚。米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價，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就表示，『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今則必需五六錢』。這意味著從康熙到乾隆，糧價上漲了一倍。

 

帝國物價的變化，甚至外賓也感受到了。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根據傳教士帳目，斷言中國有些必需品的價格已經同英國差不多了，『在一個世紀中從歐洲流入中國的白銀，已經造成了一切消費品的價格的上漲，並且已經改變了某些政府官吏的固定薪俸與各該地的日常生活費用之間的比例關係。最初的傳教士在他們的帳簿中曾說明當時中國生活極端便宜，但是許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現在都不比倫敦低』。

 

白銀重要，但有了白銀並不等於擁有一切。大清帝國自恃白銀入超，卻不見全球化貿易的風已經吹到了跟前。依託在規模上幾乎等於當時歐洲市場的廣袤內地市場，中國明清經濟處於自給自足狀態，而飽受爭議的朝貢制度並非百無一用。朝貢制度在經濟上的本質是對於貿易的壟斷，而明代的倭寇不少是走私販子。帝國對於貿易的考慮更多出於政治而非經濟度量，朝貢制度甚至被視為對外軍事能力不足的一種補充制度，這一理念其實在今天的國際貿易中仍舊存在，正如一位東亞政治家所言，國際貿易從來不僅僅是貿易，這是一個關於『誰是你的朋友，誰是你的盟友』的選擇。

 

其實，貿易從來不僅僅關於統治與政治，也關於交流與自由。以大時代的眼光來看，中國錯過18世紀與19世紀，表面上得到白銀，其實損失巨大，損失的不僅僅是物品交易的貿易，更是通過貿易帶來的信息交流以及制度衝擊，最終只能在下半場被動地加入全球化的浩大攪拌。

 

大英帝國的崛起與大清王朝的沒落幾乎同時發生，如果說英國海軍為英國的全球貿易奠定了軍事基礎，那麼中國的故事走向另一個方向。

 

戲劇性的是，中英商業戰爭(『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不久，中國的貿易優勢也開始瓦解，不僅『鴉片』大量湧入中國，茶葉以及絲綢等商品也開始在國際市場中失去壟斷地位，『19世紀50年代後，日本茶和印度茶開始出現於國際市場，到了20世紀初，日本已經取代中國而基本壟斷美國的綠茶市場，而19世紀面向英國出口的印度紅茶已經淩駕於中國茶之上，茶葉不再是受到地理條件限制的特產品』。

 

在考察亞洲和西歐茶葉與白銀貿易的歷史過程之後，濱下武志的結論是，『鴉片』戰爭處於這兩者關係的延長線上，源自『鴉片』貿易合法化和擴大茶葉採購市場的企圖。

 

1840年：鴉片戰爭還是白銀戰爭？

 

從朝貢到條約的改變，並不是一朝一夕的變化，而歷史的戲劇性變化總需要一個扣動扳機的推動力，這一因素在中國看來是『鴉片』，在西方看來或許是貿易，而其中的連接在於白銀。

 

『鴉片』日後總是被加上不少道德批判，甚至被看作針對『東亞病夫』的陰謀，其實背後更多是對於利益的追求。

 

作為話題，『鴉片』曾經令人十分迷惑。『鴉片』在人類歷史中記錄久遠，『鴉片』一詞可以追溯到希臘。『鴉片』很早就引入中國，明代已有不少記錄，甚至有學者認為最遲於唐代，『鴉片』和罌粟已經傳入中國。

 

『鴉片』剛開始是作為藥品出現，甚至有一種說法指出1870年『鴉片』供應比1970年香煙的供應普遍。『鴉片』也是文人的靈感來源，英國散文家德·昆西就如此吟詠：『溫馨的、令一切為之傾倒的鴉片』、『從黑暗中心，想像世界的深處綻放的神聖花朵』。伴隨著過度運用，尤其是中國從福建、台灣興起了吸食這一方式之後，『鴉片』成癮開始劇增。之後不久，『鴉片』在19世紀的西方成為罪惡的象徵，而中國作為一個沉睡的東方帝國，從意象到現實，深陷其中。

 

歷史的驚奇轉折也往往蘊含於偶然細節。

 

『鴉片』在清代的流行甚至為患，與吸食方法的改變大有關係。

 

英國人將『鴉片』溶於水飲用（每年消耗10—20噸），這種食用方式的鎮靜作用頗為輕微，被認為不足為慮，對比之下，中國人的方式是吸食『鴉片』，這種方式據說最早來自爪哇，經過台灣（或福建）傳入中國，成癮更為劇烈。

 

二者差別多大呢？

 

歷史學家說就好比咀嚼古柯葉和將其在煙斗中點燃吸食的差異那樣，『英國毒販故意忽視其中的差別，可「道光」皇帝並沒有，於是1839年『鴉片』戰爭爆發了』。

 

『鴉片』戰爭不僅是中國歷史轉型的一個重要事件，更是不少國人強國情感的來源。然而，歷史並非由單一事件決定，對於『鴉片』戰爭或中英戰爭，我們的認知未必足夠，不同的立場往往導致不同的論斷，尤其是這無法不帶情感審視的歷史事件。

 

『鴉片』的魅惑和它自身的效應一樣令人迷惑不解，對於中國如此，對於世界也是。

 

『鴉片』是藥品還是毒品？

『鴉片』成癮源自東方還西方？

『鴉片』吸食是道德問題還是經濟問題？

這場戰爭是『鴉片』戰爭還是白銀戰爭？

……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導致另一個問題的產生。

 

『鴉片』是戰爭的引線，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道德焦慮與民族隱患的雙重隱喻：外來的『鴉片』帶走了中國的白銀，而中國留下了『東亞病夫』的世界印象，甚至吸食『鴉片』上癮也成為中國輸出的惡習。

 

『鴉片』進而成為身份的象徵，從晚清到民國，很多軍事政權都與『鴉片』有著重要的關係。

 

在『鴉片』名下，中國成為帶有道德瑕疵的被迫害者。

 

在這一點上，李鴻章的看法不無洞察力。他於1881年致信英國禁煙協會，如是表示：『中國從道德的立場看待這個問題，而英國是從財政的角度來看。』

 

這一看法或許並非其個人見地，一位曾國藩的幕僚也認為，『英夷志在貿易，原無窺竊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後求進城，即嚴拒之矣』。

 

『鴉片』戰爭起源於貿易，中國與英國之間的關係因為茶與『鴉片』而連接在一起，中間的渠道是白銀，人人都難以拒絕貴金屬的誘惑，不僅中國人不喜歡白銀流出，西方人也不喜歡。早在中國人抱怨『漏銀』之前，西歐對白銀的流出就持批評態度，『鴉片』作為一種走私貿易應運而生與此相關。

 

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英國人嗜好茶葉，從上層到中下層都是如此，到了18世紀中期英國人有了喝茶吃麵包的習慣，而且偏好也從綠茶變為紅茶。

 

茶葉的利潤有多大？

 

英國在1785年，減稅法將茶葉稅調降為12.5%，此前曾經是119%，高額稅收和巨大利潤導致了大量走私。

 

英國調降茶葉關稅刺激了中國茶葉出口到英國，其貿易量佔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80%—90%，該公司在18世紀90年代的茶葉貿易額高達2300萬英鎊。雖然茶葉利潤令人咂舌，但是東印度公司計劃推銷給中國的毛織品卻沒法進入中國，所以東印度公司對華出口額只為進口額的1/3，巨大的差額之下是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為了維持貿易，東印度公司感到籌措資金頗為困難。當商人們意識到，不管中國政府需要什麼，中國人民總會需要些別的東西時，他們感到欣喜若狂，那就是……『鴉片』。

 

正因如此，『鴉片』戰爭其實也是一場白銀戰爭，甚至『鴉片』戰爭也被稱為通商戰爭，可見經濟因素在這場戰爭中的意義。

 

最初貿易對於中國來說有利可圖，世界需要中國的絲、茶等物，中國人卻無意購買洋貨，茶葉貿易呈現『幾何級數』上揚，從1684年的5箱到1720年的40萬英鎊，1800年貿易額高達2300萬英鎊。英國則是中國茶葉的主要買家，據說茶葉有1/7進入英國，而茶葉進口稅占到英國稅收的1/10。

 

貿易背後則是貨幣的流轉，白銀隨著貿易的開展開始大量進入中國。據統計，流入中國的白銀從18世紀60年代的每年300萬兩增至18世紀80年代的每年1600萬兩。貿易戰自古有之，現在看起來唇槍舌劍很激烈，過去更加赤裸暴力。

 

英國的反擊來了，『鴉片』開始流入中國。

 

隨著孟加拉『鴉片』有組織地進入中國，中國和英國的貿易往來鏈條從此演變為中國、印度、英國之間的三角貿易。

 

除了東印度公司之外，英國及印度商人獲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之後也開始在亞洲進行貿易，他們作為『港腳貿易商』（港腳商人特指為大英帝國服務在東亞南亞從事經商的英國公民、印度人、中國廣州人）在『鴉片』貿易甚至對華貿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也為日後的紛爭埋下伏筆。

 

1800年進口到中國的『鴉片』是4500多箱，1838年則達到40000箱，而中國從1800年開始禁止『鴉片』的進口，按照學者考證，所謂一箱『鴉片』，其長1米、寬、高各為0.5米，內有棒球大小的『鴉片』球40個，大概是100個癮君子一年的消費量。禁令之下，『鴉片』仍舊流行，貿易平衡也開始變化，19世紀20年代，每年有200萬兩白銀流出中國，到了30年代，這個數字上升到了900萬兩。

 

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中國就曾發佈第一道禁吸『鴉片』的上諭，《興販『鴉片』及開設煙館之條例》中表示，『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物例，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若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訊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但早期禁煙並沒有日後那麼嚴肅，更多將『鴉片』看作廣東、福建等地方性問題甚至是風俗性問題，各類條文也沒有嚴格執行，甚至頒佈禁令之後一段時間內，『鴉片』還是在海關的課稅條目之上。「嘉慶」年間多次頒佈上諭禁止『鴉片』進口，在兩廣總督吉慶上奏重申禁煙時，「嘉慶」的評價更關心在對外貿易之中鐘錶、玻璃等物品使得『中國之銀因此虛耗者不少』，要求留心體察，『不使內地銀兩被夷人巧賺』。

 

轉機從「道光」年間開始，禁煙開始成為轟轟烈烈的口號與行動，因為「道光」時代的『鴉片』輸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輸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價值約一千八百萬元。

 

『鴉片』流入和白銀流出，引發各種危機感的討論，不過當時流行的主張是『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在日後看來不失為一個正常的貿易對策，但是所有領袖都希望更快的解決方案，「道光」皇帝的求快解決之法日後看來未必不是歷史的悲劇。

當時的官員其實私下也知道禁煙不易，但為了迎合「道光」皇帝，大多都在表面主張嚴謹。這一邏輯在中國歷史上並非第一次出現，正如中國歷史上主戰派無論是否正確，總是在當時獲得民間支持、死後獲得歷史青睞一樣。

 

正因如此，當主張禁煙的「林則徐」出場之際，「道光」皇帝非常滿意，委任從來沒有辦過『夷務』的「林則徐」為欽差大臣。

 

與此同時，英國方面也有了變化。

 

「道光」十一年（1831年），皇四子愛新覺羅·奕詝生於北京圓明園，他也就是日後的「咸豐」皇帝；同年，東印度公司壟斷權廢止，英國人奉諭指派一個大班（所謂大班，最早來自粵語，表示對於處理商務的經理的統稱）。以往中國海關通過與大班交涉而管理英國商人，而東印度公司壟斷權廢止後，不僅『港腳貿易商』在中英貿易中更為獨立且掌握話語權，而且英國指派的大班角色有了變化，即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商人，而是具有政府授權的官員，『總監督所奉的指示，是一方面要盡一切努力，去遵守中國的各項規章，和尊重中國的一切成見，同時又不許求助於英王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面，卻要大班同時採取步驟把他自己由一純商務監督，中國人心目中的大班身份，變成一個代表英王的使節身份，這又勢必要破壞中國的一切規章和觸犯中國的一切成見』。

 

英國政治情勢的變化，清朝政府並未覺察，對於中國來說，英國商務總督只是又一個大班或者蠻夷的頭目（所謂『夷目』），矛盾之下，衝突開始，尤其是強硬的雙方交涉頭目各自登臺，這邊是「林則徐」，那邊是「查理·義律」。

 

1839年年初，廣州宣佈禁吸『鴉片』，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他次日命令外國人交出『鴉片』，隨後禁止外國人離開廣州。3月27日，當時的商務總督「查理·義律」命令英商搬出所有『鴉片』，英國臣民離開廣州，禁止英商貿易。

 

拋開雙方針鋒相對的說辭，日後一個美國歷史學家描述這段歷史是一場稀奇古怪的戰爭。

 

當「查理·義律」一方面慫恿英國毒販向「林則徐」交出1700萬噸『鴉片』，另一方面則保證英國政府會賠償其損失，於是故事結尾最初似乎看起來很完滿：「林則徐」收繳了『鴉片』，「查理·義律」保全了面子，也維持了茶葉貿易，而毒販們則為毒品得到了最高的補償（加上利息和運費）。每個人都是贏家。

 

然而，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贏家並不包括英國首相墨爾本，他需要彌補毒販們的損失，就為了200萬英鎊，在遊說以及壓力之下，堂堂首相竟然『別無選擇』，先付清這筆錢，再派出遠征軍前往中國，追繳損失。

 

接下來的歷史演進或許大家都已經熟悉，但細節未必清晰。

從美國人-馬士Morse的大事記載來看具體發生了什麼？

 

1839年

7月7日，林維喜在香港鬥毆中被打死。

8月25日，英國人被驅出澳門。

8月31日，林欽差號召村民武裝起來。

9月12日，西班牙雙桅船‘米巴音奴’號在澳門被焚。

11月3日，穿鼻洋的海軍行動。戰爭開始。

11月26日，宣佈永遠禁止英商貿易。

 

1841年

1月7日，穿鼻洋海戰並佔領大角頭。遂即停戰。

1月20日，「查理·義律」與琦善簽立協定。割讓香港。

1月30日，中國政府不承認該協定。

2月23日，重啟敵對行動。

2月25日，佈告對於獲取英國人的首級懸出賞格。

2月26日，經過戰鬥佔領虎門。

3月20日，停止敵對行動，重新開放貿易。

4月30日，英國政府宣佈取消1月20日的協定。

5月21日，廣州戰事重起。

5月27日，協定簽字。贖取廣州城。

6月7日，香港宣佈為一自由口岸。

6月14日，香港初次出賣土地。

8月10日，唯一的全權公使璞鼎查爵士到來。

8月26日，攻取廈門並予佔領。

10月1日，攻取定海並予佔領。

10月10—13日，攻取鎮海和寧波並予佔領。

 

1842年

2月16日，宣佈香港為一自由口岸。定海也宣佈為自由口岸。

2月27日，英國政府機關移往香港。

5月18日，攻取乍浦；滿洲駐防軍隊損失嚴重。

6月16日，攻佔吳淞炮臺。

6月19日，佔領上海。

7月20日，攻佔鎮江，滿洲駐防軍隊被殲滅。

8月9日，全權公使到達南京。

8月29日，簽訂《南京條約》。

 

1843年

6月26日，交換條約批准書。宣佈割讓香港。

7月22日，公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10月8日，簽訂《虎門條約》。

11月17日，上海開放對外通商。

 

禁煙最為激烈的「林則徐」和「道光」皇帝，都是歷史的輸家，最後兩人鬱鬱而終。雖然兩人在生前身後都獲得不少國內認同，但不可否認，兩人受限於認知，雖然用意良好，但是歷史並不站在中國這邊。

 

從英國角度來看，除了『鴉片』的利潤，同時也保持了貿易通暢，二者都與白銀有關。蔣廷黻認為，就世界大勢而言，戰爭是不能避免的，無論被我們稱為『鴉片』戰爭還是被英國人稱為通商戰爭，兩方面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

 

回顧「馬戛爾尼」早年的和平外交努力，不禁令人感歎，清朝拒絕談判或許是戰爭不可避免的開始。

 

更為接近事實的看法或許正如蔣廷黻所言:『英國在華的目的全在通商，做買賣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時局的安定。英政府的行動就是我們所謂的‘將就了事，敷衍過去’』。

 

『鴉片』戰爭的開始，今天看來是必然，當時卻有偶然之處，其實也與英國人貿易不利、執意追回被焚毀的『鴉片』相關，這是兩種文化的衝突，也是兩種觀念的碰撞，或許從兩邊切入，才能更全面地瞭解。

 

現實，尤其是戰爭，可以驅散一切浪漫幻想。歐洲近代化過程中，曾經對於中國有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例如:法國作家伏爾泰曾經讚美中國是世界上開化最早的國家，但是隨著交流的增多，這種狂熱也逐漸散去，中國基本是以負面形象出現。

 

「亞當·史斯密」留意到此時的中國與「馬可波羅」描述的元朝時代相比，社會仍然停滯，民眾生活困苦，『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於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

對比文人哲士的想像，英國使節「馬戛爾尼」的報告事後被認為更具洞察力。

 

他認為中國人根本沒有準備與歐洲列強打仗，『因為它到處充斥著貧窮，文人對於物質進步興趣索然，士兵還在使用弓箭』。

 

「馬戛爾尼」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對於西方社會影響甚深:『我們對他們敬而遠之』、『清朝是又老又瘋的一流戰士』、『其領導者註定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碎片』等，在歷史也一語成讖。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心中的民族傷痕，日後英國人對此一直淡化處理，雙方的瞭解當時就充滿了無知與誤讀。

 

正如大清皇帝在打了兩年多戰爭，花費無數人命、白銀之後，才想起來問前線大臣，英國的地理位置到底在什麼地方？

 

直到今天，我們對於『鴉片』戰爭知道得還是太少，和所有的戰爭一樣，『鴉片』戰爭充滿不同角度的敘事以及扭曲和遺忘，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國因此被強行拽入一個陌生而急劇變化的全球化時代。

 

 

帝國銀荒因何而起？

 

近代史對於中國人是一場夢魘，『鴉片』戰爭成為中國人心中第一道傷痕，民族主義的情緒是這些傷痕的後遺症，主角仍是白銀。『銀貴錢賤』可謂晚清社會一個關鍵詞，在「嘉慶」「道光」年間更是見諸不少歷史記載。

 

古人對於貴金屬堪稱過分重視，在今天看來，仍舊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其中不乏經濟之外的心理動機，但就古典經濟觀點而言，貴金屬的流向逆轉的確很容易造就通貨緊縮之苦。即使在今天，貿易戰常常也是圍繞匯率而展開；在硬通貨時代，貴金屬的流向更是引發諸多討論。鴻臚寺正卿黃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著名奏報可謂典型心態，他強調『以洋銀之腐穢，潛耗內地銀兩』，『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我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設明禁，聽當時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於此極！』

 

當時歷史關於銀貴、漏銀的記載頗多：『尋奏、淮南淮北情形懸殊。未便輕為試行。至銀錢兼收。就近撥解南河。運錢水腳。較之解銀。所費奚啻十倍。且恐行之日久。應納之課。盡行交錢。』『惟是銀貴病民。所關匪細。必應力求通變。前降諭旨甚明。乃各該督撫之已……。於銀貴錢賤。殊未足以資補救。其尤甚者。河工人員。但知用銀甚便。總以搭錢為難。即謂歲修工程。及豫購秸料土方等項。責令以錢搭放。』

退後一步重新檢視，或許有更大全景。歷史的真相如何？或許只能通過逐步的『去魅』而逼近。

 

這場戰爭是東方和西方兩個帝國的相遇，不僅關乎『鴉片』，更關乎白銀。

 

大清初年白銀與錢的比價核定為1:1000，在「嘉慶」之前一直很穩定，有時候局部出現『銀賤錢貴』，不少人見有利可圖，私下鑄錢。隨著白銀的流出，『銀貴錢賤』成為問題。白銀的短缺，從銀與錢的比價可以得知，清代官方規定一兩白銀換1000文錢，但是這一比價在『鴉片』戰爭前一路上揚，最高達到一千五六百文錢。

 

《南京條約》之後，清政府賠償合計接近2800萬元，主要是焚燒『鴉片』、戰爭損失以及商人債務，『因大清欽差大臣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銀元償補原價』，『向例額設行商等內有累欠英商甚多無措清還者，今酌定洋銀三百萬銀元，作為商欠之數，准明由中國官為償還』，『因大清欽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強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銀元』。

 

這筆賠償，對於當時的帝國財政是一個重大打擊。封建王朝的徵稅能力一向薄弱，收入和支出相抵之後結餘並不多，以1843年為例，歲入為4226萬兩，歲出在4190萬兩，結餘35萬兩。上述賠償款中，廣東行商等民間出資1510萬元，超過一半，餘下才是官庫所出（按照當時的價格，1墨洋約等於白銀0.73兩）。

 

已經出現銀荒的清朝遭受了更嚴厲的緊縮危機。銀錢比價再次上揚，甚至最後每兩白銀2000文成為流行比價，『今銀價每兩二千，較昔平時錢價益倍之，較貴時幾及三倍』，『銀價之昂未有甚於今日者，京中紋銀每兩易制錢乃二千文，外省則每兩易制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南方銀一兩皆以二千為准，北方聞更甚於此』。這一趨勢在此後幾年更為激烈，學者彭澤益根據當時資料測算，銀與制錢的兌換額分別為：1847年2167.44文，1848年2299.34文，1849年2354.98文，1850年2230.32文。

 

錢銀比價的變化導致在官方比價之下賦稅收入縮水，此外，以生產實物為主的農民在交換之中受到打擊，民不聊生的結果自然是以死相爭，這對於陷入危機之中的政權來說結果可謂致命。按照「林則徐」的記載，當時一個中等人家的日均消費大概是一錢白銀，而白銀價格的上升對於一般人的生活構成困擾。

 

歸根到底，帝國銀荒緣何而起？一直以來，國內主流說法是白銀外流，尤其是因為『鴉片』戰爭引發的白銀外流。根據彭澤益的考據，僅僅1843—1846年，中國逆差為3900萬—4700萬銀元。對比之下，19世紀最初30年內，美國人-馬士Morse估算流入廣州的白銀總數為9000萬到1億鎊，年均折合308萬銀元。

除此說法之外，其實也存在另一面解釋。

 

『鴉片』戰爭前後，美洲白銀減產對於大清帝國也有重大影響，甚至可能超過『鴉片』戰爭。

 

林滿紅認為:拉丁美洲白銀的驟減幾乎顛覆了清王朝，之後的白銀回流幫助了清朝『中興』，但是也使得清朝對於外部白銀的依賴加大，相比獨立產銀的亞洲鄰邦更為脆弱。

 

中國白銀產能長期不足，因此海外白銀至關重要，魏源曾道出中國依賴海外白銀的狀況，『銀之出於開採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採者十之三四。其未開採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為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

 

最開始日本是銀的主要來源，18世紀晚期之後，拉丁美洲白銀則成為主流。這意味著這個龐大而虛弱的帝國無形之中將『最重要的7寸』暴露在喧囂的全球化混亂之中。

 

台灣學者林滿紅進一步認為:中國白銀減少存在兩個原因。首先是全球性白銀產量減少，其轉折點發生在1775年，隨著日本的白銀基本自用，中國開始完全依賴於美洲白銀。受到拿破崙戰爭與拉丁美洲獨立戰爭的影響，拉丁美洲白銀對外供應量在19世紀最初30年內下降了一半，直到1850年才恢復到1800年的水準。其次，在世界性的白銀短缺中，中國商品出口遭遇調整，19世紀前期世界市場對中國絲、茶需求減少，茶貿易僅維持以往水平，而英國『鴉片』輸入中國加大，導致出現白銀外流現象，持續了40年之久，中國經濟也因此大受打擊。如果沒有這兩種情況，中國就不會發生白銀短缺的問題。

 

如果知道白銀外流的原因不僅僅是『鴉片』，那麼我們是否能更進一步去探討，白銀外流是否真的導致清代的隕滅，如同大明帝國的邏輯一樣？

 

貨幣白銀化的晚清經濟，一旦遭遇白銀收緊，經濟就難以避免遭遇波動之苦。在租稅統一以銀作為繳納的情況之下，銀荒導致民間尤其下層的壓力頗大，從稅賦壓力到生活都苦不堪言，這又進而導致官方定額的銀錢比價之下，國庫收益受損，最終結果就是『國無加賦之名，民有加賦之實』，『每庫平紋銀一錢，兌換制錢二百文錢。每包需錢五百三十餘文、至五百六十文不等。前經部議減價。每包賣銀二錢九分有奇。今楚岸鹽價。雖尚不及此數。而民間猶苦價昂。……尋覆奏、教場田畝。連年租耔歉收。兼銀價昂貴。未能全數完租。委系實在情形。第銀錢一律折減。恐於旗營支放不敷。若照舊徵收。佃力又有未逮。』

 

不可否認，晚清時期社會的諸多變化都離不開銀錢比價的變化，『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很大程度就是白銀危機。有學者粗略估計，1814—1856年，中國白銀的外流量達到中國白銀總供給量的18%。如果沒有這一次白銀外流，或許也就沒有中國被迫加入的現代化之路。

 

無論是因為『鴉片』輸入還是白銀產量減少，19世紀初帝國進入了一場『銀貴錢賤』的局面，這一局面不僅導致貨幣制度危機，更導致統治危機，不少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其實是被它和墨西哥緊密牽連的銀線絆倒的。無論原因如何，後人應該思考更多。

 

『鴉片』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日本的命運，尤其對比日本的情況，其實也令人唏噓。

 

1840年之前的300年，中國未必那麼封閉，畢竟還有利瑪竇、徐光啟之類存在的空間；而當年日本幕府還曾頒佈『踐踏基督繪像令』，即使中國商船也無法倖免，目的在於查明基督徒、杜絕傳教士，來往中談到基督甚至教堂的圖書也被視為禁書。這種背景下，對比中日應對挑戰的區別，或許正是源於中國的巨大體量存在各種空間，同時也導致自身難以在衝擊面前全速掉頭？當白銀與『鴉片』的衝突開始之際，中國借白銀與貿易的紐帶，不得不與世界發生全面衝撞，日本則因為白銀相對自給自足而逃過1840年的一劫？這一僥倖是否又讓日本日後步入擴張通道，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不再回頭？

 

歷史沒有如果，但是我們仍舊在往昔記錄中尋找可能的線索。從『鴉片』戰爭開始，再到隨後的甲午戰爭，這是國人民族苦難敘事的開始，而隨後的救亡路線壓倒啟蒙路線，也因此埋下歷史伏線，所謂落後就要挨打也成為經典總結。不過，在追究歷史原因之際，迄今尚且有很多未能解答之謎。『鴉片』戰爭以『鴉片』流入爆發，以賠償白銀結束。白銀讓中國與世界被動直接面對，白銀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是原因之一也是結果之一，然而白銀並非全部的歷史。

 

如此之下，不得不再談『兩炮論』描述『近代』與『現代』兩個歷史開端：『一曰，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依仗堅船利炮，把封閉的中國打得門戶洞穿，迫使清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從此中國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二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人醒悟了，決心‘走俄國人的路’。前一炮將中國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後一炮卻把中國由‘近代’引向‘現代’，跟著蘇俄進入列寧、斯大林建構的社會主義的新世界。』歷史學家朱維錚自詡對『兩炮論』由篤信到懷疑，不再認同由此界定的中國近代史開端，可惜這樣的慣常敘述在國內還是比比皆是。

 

「道光」一朝，似乎在英國衝擊之下，驟然由盛轉衰，而隨後短暫的『中興』並沒有避免甲午戰爭的命運，歷史果真如此戲劇化麼？

 

重新檢視晚清格局，從經濟總量來看，當時的中國並不落後。根據經濟史權威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道光」皇帝繼位當年（1820年），中國的總產出仍占世界總份額的32.9%，可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當時西歐十二國（英、法、德、意、奧、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僅僅為20.9%，英國僅僅為5.2%，日本僅僅是3.0%。

 

就軍事而言，無論『鴉片』戰爭還是甲午戰爭，當時外界還是認為中國擁有龐大軍力，這點學界已經有很多敘述，在此不再累述。

 

問題在於，中國的趨勢向下，而西歐正處於上升趨勢。

 

到了1860年，中國下降到17.2%，日本也僅僅是2.3%，而西歐十二國則上升到30.7%，英國上升到9.1%。

 

西歐已經是工業革命的年代，中國仍舊延續低水平平衡。

 

最大的區別在於人均收入。

 

中國人口在18—19世紀一路增加，速度不讓經濟總量的速度，人均收入停步不前，而西歐人均收入卻在大幅提升中，正如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所言，『說到經濟增長，我們提出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

 

真正的經濟增長意味著社會總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長得更快。

 

另一方面，停滯狀態則導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續的增長，雖然平均收入在時間相當長的週期中可能有升有降。如果社會中的個人沒有受到刺激去從事能引起經濟增長的那些活動，便會導致停滯狀態。就算社會中的個人可能忽略這類實際刺激而進行選擇，就算全社會有一些人滿意他們現有的地位，然而，偶然經驗主義提出大多數人仍寧願選擇較多的物品而不選擇較少的物品，並依這一原則行事。經濟增長只需要一部分人對它懷有渴求』。

 

近些年加州學派關於東西大分流的研究引起很多討論，但是我們恐怕不得不直接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的制度慣性成就了中國，也拖垮了中國，中國在近代的敗相只是落後的必然結果。正因如此，中國的落後並不是從『鴉片』戰爭才開始，其落後可謂一貫，不僅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更早。

 

中國在近代的落後肇始於明代，甚至宋代之後已經開始展露出落後的現象。

 

根據經濟學者劉海影在其著作《中國巨債》中的描述，宋代創造了古代中國經濟的最高業績，宋代的經濟生活取得了極大進步：『人均收入方面，從宋初的385美元上升至北宋末年的464美元，進而繼續上升至南宋中後期的585美元，經濟規模遠超歐洲，雄踞世界之首。這一收入水平中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達到。』

 

無論明清的落後還是宋的輝煌，制度是關鍵一環。

 

明代君權的集中進一步扼殺了很多可能，洪武體制禁錮社會經濟活力200年之久，恰好是在這200年間，西方突飛猛進，中華帝國瞠乎其後。

 

本質上，帝國的危機最終來自制度危機，白銀只是引線。

 

在紊亂的貨幣制度以及外部風險之下，中國官方白銀流入流出、進退失據，而對於國內貨幣政策無力掌控以及缺乏中央銀行之類的機構調控，也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脆弱性。

 

具體而言，貨幣制度依附於社會制度，對比宋代『交子』繁榮以及明代、清代白銀窘迫，中國與世界的軌道交叉而過，由領風氣之先到追趕而不得，這種落後有其慣性，隨後又進一步導致清末幣制改革困境乃至民國通貨膨脹。

 

如果沒有18世紀中後期白銀的充沛供給，中國也許不會在銀本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世界已經走上了金本位的道路，包括中國的鄰邦日本也是如此。進入金本位，與世界更好地連接，這似乎成為文明歐化的一個必然法門，而中國與此擦肩而過。

 

 

外國銀洋在中國

 

所謂外國銀，大家也常常說『洋銀』，當時中國稱其為『洋錢』『洋鈿』，而廣東等地一般稱為『蕃銀』，文人們也有『番餅』『番佛一尊』等說法，足見禮遇。

 

洋銀在中國的流行，其實從明代就已經開始，主要途徑有澳門以及菲律賓等。

 

錢穆曾說，明代開始用銀元，到清末有較多數量的墨西哥銀元以及大清銀元，銀幣才有了標準重量，也就是七錢二分。

 

貨幣學家千家駒曾經將清朝用銀分為三階段：首先是入關到乾隆年間的100多年，普遍使用銀錠；其次是「嘉慶」以後的八九十年為第二階段，外國銀元成為中國的流通貨幣；最後是清末的宣統年間，自鑄銀元，銀元與銀兩並用，這種『兩元並用』的局面一直維持到1933年『廢兩改元』。

最初的中外貿易，基本都是外來者購買瓷器、絲綢、茶葉等中國物品，中國國人幾乎不買外國商品，而主要交易就以外商提供白銀完成，白銀主要就是銀元，即洋銀。伴隨著貿易繁榮，流入中國的洋銀也日漸增多。到了乾隆年間，除了貿易因素之外，中國的高利率也開始吸引洋銀，據說當時廣東年息一分八到兩分，且是複利，如此水平自然導致不少銀錢流入，例如:1799年和珅抄家之時，家中已經有洋錢五萬八千元。

 

外國銀洋最開始因為成色穩定而被當作銀塊使用，後來則憑個數流行。

 

1910年戶部調查顯示，當時中國流通的外國銀洋有1.1億枚，其中1/3是鷹洋。

鷹洋是1823年由墨西哥鑄造，因成色較好甚至比起最早使用的西班牙本洋有後來居上之勢。

 

《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文中說，『墨西哥的銀元（俗稱墨銀）流入中國，這是用機器鑄造的，分量更準確。外國人到中國來購買物品，都使用這種銀元』。

 

鷹洋不僅流行於城市，也流行於鄉村。美國旅行家蓋洛曾經記錄他在宜昌的一次經歷。為了製作一面美國國旗，他購買了三尺紅布、三尺白布、一塊藍布和一卷棉線，買布花費了532文銅錢，棉線則為100文，『我遞給店主一塊鷹洋，按宜昌的市價，值現錢820文。出於玩笑，我順手拿起他已經串好的1000錢，取了200文。他笑了笑，點頭表示認可。這樣，我購買這些東西，似乎只用了620文銅錢。在中國要弄清錢的真正價值實屬不易』。

 

正因如此，洋銀在當時的流行其實更多是一種經濟動機，即在混亂幣制中作為一種更為標準化的白銀貨幣，而不具備政治意義。

洋銀也沒有法定貨幣意義，當時錢莊或票號往往會在上面做各種印記，導致其面目全非，美國傳教士何天爵曾記載：『一位很有名氣的美國女士在廣東遊歷時，希望憑信用卡在當地的錢莊取500元的墨西哥鷹洋，以作購物之用。錢莊老闆按照要求，從一個麻袋中倒出顧客所需銀元的數目，讓對方核實一下。擺在面前的墨西哥銀元無異於一堆廢銅爛鐵：其中沒有一塊能夠稱得上完整，其價值也只能按照實際重量計算。』

 

關於洋銀的流行，彭威信認為:體現了兩個世界貨幣文化的發展差異：一個是希臘體系，在中世紀一度低落，文藝復興之後一路走高；一個則是中國體系，中國五銖錢也有其先進之處，後來流行的貳角大小、銀幣尺寸也與之接近，也與馬克與先令尺寸接近。

 

彭威信認為:貨幣文化從宋之後反而後退，由便於攜帶的銀塊退化到不實用的元寶也是一例，元寶形態其實並不實用，而漢代已經有更為合理的銀餅樣式，《三國志·魏志》即有『賜銀千餅，絹千匹』的說法，而南北朝時就將銀鑄造成鋌形（即長方形的板），『故後代稱白銀一鋌為一笏，當時也有將金銀鑄成餅形的，亦有鑄成鋌形的』。

 

從專業上說，中國的造幣方法一直是『範鑄』方法，即『模鑄法』，往往先以泥製模。這屬原始的手工業方法，產量受限，而且費用不低，這一方法被認為2000多年以來沒有進步。我曾經去上海博物館的錢幣館參觀，中國歷代的鑄錢確實在外觀上改進不大。相反的是，源於希臘錢幣文化的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隨著市場需要的變化，在18世紀就利用機器鑄錢，這一方法後來才傳到中國。

 

正因如此，洋銀流行可謂引導中國貨幣文化的『一次大革命』，帶動中國自製銀元的萌生，例如:『龍洋』『袁大頭』等。

儘管如此，直到民國，洋銀始終流通。

根據貨幣專家的考證，早期中國自製銀元與洋銀成色接近，大概都在27克左右，純度約在9成。

民間對於銀元的喜愛，到底還是因為其分量十足、製作精美，陳存仁的記載亦印證鷹洋在清朝時普遍流行，甚至與『龍洋』『袁大頭』等在同一時期等價使用，『銀元每一個，是用白銀七錢三分鑄成，庫秤是七錢二分，銀質最標準的是墨西哥鑄成的，上面有一隻‘鷹’，所以又稱為‘鷹洋’』。

 

陳存仁還解析了俗語『財不露白』，『白』字舊時指銀元寶或白銀，後來即指白銀製成的銀元。

 

根據陳存仁記載，銀元早期在上海叫作銀餅，他曾親眼見過。

這些銀餅多是「咸豐」六年（1857年）在上海經營『沙船』生意的富商私家所鑄造的。

這算是國產銀元，比起『龍洋』之類官方授權的銀元更早。

規定每一餅有白銀五錢，手工打成，目的是每月發工資時，免得稱量碎銀引起爭執。

當時這些銀餅中最流行的是上海富商王永盛所造，有貨幣史學家說其是銀模製作，後來由於仿鑄很盛且成色低劣，最後就停鑄了。後人所見的多是仿照品，不知陳存仁所見是否為真品。

 

從銀餅的曇花一現，也可看出洋銀勝出的根本原因。

貨幣是一種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換媒介，市場選擇洋銀勝出，根本原因還是前面所談清代幣制混亂帶來的結果。

 

混亂低劣的貨幣製作情況之下，洋銀以其製作精美以及標準化而大受歡迎，其種類有數十種之多，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銀餅鑄造的「咸豐」六年，上海本地市場還是流行西班牙銀元，也就是所謂的本洋。

 

洋銀的流行，除了帶來便利，也促進中國向白銀化又進一步，這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官方曾經有意禁止洋錢流通，「道光」九年（1629年）上諭，『聯聞外夷洋錢，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在內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換內地紋銀，計折耗二三分。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番舶以販貨為名，專帶洋錢至各省海口，收買紋銀，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近年銀價日昂，未必不由於此』。然而洋銀的便利性使其一直流行，實際上，大清帝國官方本身也不得不依賴洋銀，在稅收以及對外賠款中，洋銀經常出現。

 

諷刺的是，民間數百年間積累的洋銀，直到銀本位結束之時也仍舊存在，這些洋銀在金圓券風潮中不少進入政府囊中，一位外國記者如此記錄金圓券時期的政策，『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挾，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銀、墨西哥鷹洋和所有外幣全都交給中央銀行』。

 

 

用白銀喪失貨幣主權？

 

無論此前白銀還是後來的洋銀，對於中國來說，原因在於中國銀的產量總是跟不上使用需求，『中國之貨幣問題是有銅而無金銀，至清代用銀元為本位，始無問題』。

 

從明代白銀到隨後的洋銀，其流行時間之久堪稱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奇觀。對於這一狀況，一直有人認為這是貨幣主權外移，甚至認為這與明清國運不振不無關係。19世紀傳教士、漢學家衛三畏的一則觀察常常被引用，作為中國人缺乏貨幣主權的注腳，『在如此商業化的中國社會中，她的人民竟然缺乏自己國家所鑄造的貴金屬硬幣……這甚至在亞洲國家中也是唯一的例外』。

 

何為貨幣主權？網上詞條解釋為『國家貨幣主權是國家對本國貨幣行使的最高權力，是不容許外國干涉的排他性權力』。

 

這一概念聽來振振有詞，今天仍舊被不少人士用來討論人民幣問題，那麼套用在明清是否合適呢？沒有主權貨幣而談貨幣主權，是否有些過於為前人擔心？有人列舉晚清權臣張之洞的言論作為貨幣主權注腳，『錢幣為國家大政，一國有一國之權，即一國有一國之錢，從不准彼國之錢』。

 

事實上，張居正對於洋銀的抵制有因，關於其對洋銀乃至後來幣制改革的態度，與其說他是民族主義者，不如說是務實主義者。他也正因看到銀元有利可圖才開創中國銀元的先河：1889年清政府批准由廣東銀元局試鑄銀幣，中國最早的機制銀元就此誕生，這正是源自張之洞倡議鑄造的廣東『龍洋』。

 

洋銀刺激了中國機制銀元的誕生，二者並行不悖，也為民眾在動盪年代提供更多選擇。我反覆強調貨幣是競爭的遊戲，其實當時也有人這麼認為。

 

1890年寧波巡撫在工藝學院主辦了一次文章大賽。文章主題是：『東南省份皆有洋錢流通，國人以為有害貿易。吾國應自鑄金銀貨幣否？自鑄錢幣能否流通無礙？此舉於吾國利大於弊，抑或弊大於利？』巡撫親自閱卷，將桂冠授予廣東的一位舉人楊先生。這篇獲獎文章如此闡述，『洋錢流入，實難阻擋；百姓之用，亦難禁止。洋錢雖竭吾國財貨，百姓好之，奈何。予以為，惟一法可止吾國白銀外流，此乃自鑄銀幣也』，這似乎也代表當事人的共識。不過立德夫人對此不以為然：『現在每個省的總督似乎只顧著自己鑄幣，壓根兒不管別的省；建立一個統一鑄幣的中央政府的觀念從來就與中國人無緣。』

 

問題在於，洋銀即使帶動中國自製銀元，但是中國自製銀元始終未能驅逐洋銀，品質也不見得好過洋銀，張五常雖不是錢幣學家，但從常識中可知其中門道，『中國昔日的貨幣主要是以銀作為本位，算是本位制。怎麼樣賺錢呢？鑄造及發行銀幣的利潤不高：其幣值只是銀本身的市值加鑄造費用。不會高於這成本價，因為有無數的外來的銀幣進口，市場接受』。

 

對於因為白銀而喪失貨幣主權的批判，當代思潮之一是追溯到明代，認為明代不應該用銀。有學者如是批判重商主義：『明代對於商人、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商人之重視，乃是由於國家希望通過引進白銀來解決財政問題，它鼓勵了商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但是，這卻是以國家喪失貨幣主權，從而喪失社會整合能力為代價的。』這種對於洋銀乃至白銀的批判，甚至上升到國家興衰的高度。

 

台灣地區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沒有貨幣主權概念，雖然一度發展出紙幣與廣受各國偏好的銅錢，到了明代用白銀，卻又沒有製作印有國家圖騰或元首像的銀元，最終貨幣供給遂完全為國外所控制，『就現代的角度看，與部分總體政策不穩定且物價膨脹劇烈的國家，放棄自己的國幣而改采美元化或歐元化政策有些相似，但問題是中國是個大國，採行這樣的政策等於是去釘住不穩定的國家地區，造成自身的動盪』。

 

從貨幣主權到貨幣政策依附性評價，多數以今天的眼光看待過去的歷史。貨幣主權、貨幣政策附屬性等屬貨幣制度，這本來就是一國社會經濟的映射，瞭解這種『混亂』，事實上也就是瞭解當時中國的複雜。

 

按照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中的說法，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中國古代的貨幣沒有制度可言，但放寬尺度來說，『歷史上的各種措施，無論怎麼樣混亂與不合理，都可以說是一種制度』。

 

姑且不論歷史事實的認定不同（例如:明代對於海上貿易的態度以及消極財政政策的原因），所謂依附性的貨幣政策在古今含義大為不同。

 

貨幣主權真的如此重要？

白銀或者銀元，是否涉及貨幣主權外移甚至更大隱患？

 

理性地看，貨幣是競爭的遊戲，各國之間難免彼此影響，獨立的貨幣政策在現實世界很難存在，所謂獨立，更多意味著中央銀行對於政府機構的獨立。紙幣時代印鈔幾乎沒有成本，而貴金屬時代，金銀本來就是作為一種商品，其流行是貿易的結果。貴金屬的流入流出最終會有均衡點（如休謨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一切東西的價格取決於商品與貨幣之間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變化都能引起同樣的結果，價格的起伏。看來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

 

商品增加，價錢就便宜；貨幣增加，商品就漲價，反之，商品減少或貨幣減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傾向』。

 

不可否認，經濟發展本來就是一個經濟貨幣化的過程，白銀的出現無疑促進了中國明清經濟的活力，以致引發一系列經濟後果，表面上看白銀是引子，根源還是在於落後的政治體制。

 

另一個概念，所謂貨幣政策的依附性，在貴金屬時代本質上是白銀產量趕不上經濟需求的結果。如前所述，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本位時代不是很嚴重的問題，畢竟不少主權貨幣甚至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源自後來的理論建構。

 

首先，白銀或黃金縱然在不同國家的比價不同，但是其本身也是商品，不能憑空生出，白銀多寡或許涉及財富的分配，但其本質是一個貿易問題。

 

當然，中國經濟因為銀錢比價造成的動盪也是不得不承受的代價，但別國也遭遇同樣的困難。其次，主權意義上的國家貨幣也是近代歷史的產物，不是通過爭奪可以獲得的，這是我們在談論貨幣主權時必須銘記的一點。

 

最後，即使在紙幣時代，如果是小國選擇放棄貨幣政策選擇權而選擇他國（例如:美國）貨幣，其影響並非那麼容易判斷優劣。其代價也許是在面對危機的時候失去主動權，但是也杜絕了該國濫用主權信用的弊端，畢竟美國中央銀行的信用好於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

 

(讀書心得:美國已連續幾年大量印鈔，造成通貨膨脹，美元信用度也不可靠了)

 

因此，貨幣主權的意義，更多是伴隨著民主國家以及信用貨幣興起之後才具有現實意義，即使主權貨幣這一今天看來眾所周知的清晰概念，也是在20世紀才開始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受。

 

放在歷史場景之中，所謂中國貨幣主權的淡薄或缺失，一方面是貴金屬時代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是中國貨幣制度落後的特徵。中國往昔如此紊亂的貨幣體系，看起來是今天貨幣非國家化者們樂見的自由競爭天堂，對於商業卻不啻為一個煩瑣轉換的地獄，甚至到了民國也未見改善，一位國民政府的長期外國顧問阿瑟·恩·揚格如此評價中國的幣制，『任何一個重要國家裡所僅見的最壞制度』。揚格於20世紀20年代隨財政設計委員會來華，此後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直到1947年。

 

正因如此，洋銀流行的背後，實則是本土銀兩的競爭力不夠。洋銀為民眾提供更好的選擇，有何不妥呢？對比歐洲歷史上的鑄幣權的分散化，其造就了貨幣競爭以及金融創新，也限制了國內君主以不足值鑄幣收割民間財富的能力。動輒以國家金融安全作為口實阻礙民眾福利，倒是從古到今都不例外，這點更值得反思。

 

白銀與洋銀流行的根本原因，除了主權貨幣意識淡薄或者政府金融上的無心無力，也有中國鑄錢技術落後的因素（鑄幣成本高企本來就是私人鑄幣能夠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主權貨幣乃至主權國家意識都缺位的情況之下，談論主權貨幣未免奢侈，將中國明清發展的停滯以及落後歸結於此更是妄想。白銀是一根關鍵線索，白銀也導致明清社會諸多變化，但根本原因在於這個僵化的體制對於變化世界的遲鈍應對。主權貨幣並非沒有嘗試，從明清案例可以看出，缺乏信用的中央政府發行的信用貨幣，只能葬送帝國。

 

 

甲午戰爭：中日金本位的迥異命運

 

『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的一道傷痕，但是對於中國的最大打擊則是來自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之後，中日兩國命運的不同走向戲劇化終點。其結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國與之擦肩而過。

 

這場戰爭至今各有表述，其中很多歷史細節耐人尋味。有論者指出，這對於中國是一場局部戰爭，對於日本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全域戰爭，是舉國體制的日本對抗各行其是的中國，其結果也使得中國遭遇有史以來的巨大重創，尤其是這樣的打擊來自鄰邦。

 

西方如此評價甲午戰爭最後的力量對比，『中日戰爭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內疚』。

 

《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償白銀高達2億兩，當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不過7000多萬兩。對於日本而言，其財政收入不過8000萬日元，日本前外務卿井上馨不無驚喜地表示，『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8000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5億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

 

甲午賠款給予了日本極大的經營空間，其國家預算規模一下子變為戰前兩倍，高達15250萬日元，而地方政府支出占GN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擴大了兩倍。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極大滋養了崛起中的日本，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充當實行金本位的準備金，同時幫助以三井為代表的財閥集團崛起，為日本的資本主義鋪平道路。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金融對於後發國家的重要性，多次研究討論幣制。明治初年維新政府財政狀況不佳，官方貨幣『太政官劄』遭遇多次貶值，建立金本位制的企圖宣告失敗。

金本位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準備金不足，而隨著中國『賠償』日本白銀2億兩（後增加3000萬兩『贖遼費』），這筆費用折合下來為3.6486億日元，使得日本最終在1897年得以確立金本位。

 

為什麼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國沒有？

 

首先，正是因為中國倚重白銀，部分阻礙了中國轉向金本位。比起國人熱衷於單方面討論貨幣主權，其實更應該討論貨幣制度以及國家制度對比。

 

亞洲國家有貨幣主權並成功轉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貨幣主權，不僅體現在白銀自產，也體現在貨幣鑄造。

 

日本的情況和中國有一些不同。

 

根據《日本經濟史：1600—2000》一書中的記錄，日本在幕府時代是三貨制度，即黃金、白銀、銅錢通用，日本的地理差異也導致了黃金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慣例是西日本銀山多，因此在江戶時代關西人通用銀子，而東日本金山多，關東人通用金子。

 

白銀在日本最早作為稱量貨幣廣泛使用，但是在幕府時代陸續發行定額銀幣。

 

現在人人所知的東京銀座是繁華商業區，其實銀座得名最早源自江戶時代，這裡一度是銀幣鑄造廠所在地，對應的地名還有金座。當時日本甚至以金幣的單位『朱』作為貨幣單位來發行銀幣（日本金幣是用兩、分、朱來計算，一兩大概15克，一兩等於4分，一分等於4朱），這種定額貨幣因其便利性逐漸取代了原來的稱量貨幣，金銀幣一體化也導致都用相同的兩、分、朱計算。在幕府倒臺不久的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金銀稱量銀幣所占份額僅為2.7%。日後日本轉向金本位，這一初始狀況避免類似中國白銀換算問題，可以順利過渡到元錢厘的體系。

 

對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數世紀已經使用鑄幣，日本鑄幣比之晚了2000年，而中國直到晚清接近覆滅才開始發行鑄幣，比日本又再晚了數百年。

 

其次，日本金本位的重要轉機，都是在19世紀晚期才完成，其中不得不提出一位傑出人物的力排眾議與大力改革，這就是薩摩藩武士出身的首相「松方正義」，他從1881年起主導日本財政超過20年。在19世紀末，國際銀價大跌，間接帶動日本出口興盛與企業崛起，但是「松方正義」觀察到印度作為英國殖民地在1893年實行金本位，開始不顧分歧強行將貨幣體制引向基於金本位的現代貨幣制度。

 

隨之，日本進行系列改革，一是在1882年通過制定《日本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是唯一有權發行紙幣的機構，二是利用甲午戰爭的賠款在1897年實行金本位制。

 

金本位當時是世界潮流與標準體系，日本實行金本位一方面可以抑制當時日本民間的投資熱潮，另一方面使得日元獲得國際認可，也使得國際資本在日本投資更為便捷。更重要的是，金本位不僅使得日本可以實現甲午戰後經營，更可以使得日本加入以英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成為二者聯合起來進行日俄戰爭的前提。

 

最後，從政治角度審視中日貨幣，又有不一樣的景致。眾所周知，完善的貨幣金融制度對於後發國家的工業起飛意義重大，但對比貨幣制度差異，其實中國與日本的時間差也就是20年：1870年日本鑄造『龍洋』，1887年廣東也開始鑄『龍洋』。1871年日元誕生，日本試圖建立金本位，未成功。1882年日本銀行成立，同年中國開始用機器製作錢幣。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1905年大清戶部銀行成立。

 

20年的時間在歷史中不過轉眼一瞬，但在劇變時代則至關重要，落後20年已經足以錯失金本位的時間窗口，這也意味著錯失歷史機遇。

 

金本位乃至信用貨幣在全球成為主流，其實也就是19世紀晚期的事情。對於這股歷史潮流，中國也曾想加入，但國內爭議以及利益分配糾纏之下，始終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在系統性落後的情況之下，貨幣或者金融改革難以單邊突進，終究已無法挽救。

 

甲午戰爭是帝國夢魘的深化，觸發隨後一系列政治破敗，正如清末惲毓鼎所評價的那樣，『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

 

在經濟上，變動中的中國繼續依賴白銀，國際市場的白銀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更加劇烈而直接。白銀變化劇烈引發經濟政治的諸多痙攣，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重新梳理清晰。

 

反過來看，日本趕上了當時的時代快車，為日本隨後的產業革命以及經濟騰飛奠定了貨幣基礎。中國賠款的大部分費用作為日本軍費，讓日本軍部力量更不可抑制，舉國膨脹在追趕與超越的狂奔之中，為日後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伏筆。

 

20世紀50年代日本首相石橋湛山曾經如是寫道，『我們對發動甲午戰爭時沒有一個人主張反對戰爭至今都感到遺憾。同樣，在日俄戰爭前夕，也沒有就反對戰爭展開充分的議論，這太讓人遺憾了』。

 

石橋湛山被認為是『小日本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大日本主義』狂熱席捲一切的時候，自由主義思潮總是有些格格不入。

 

江戶時代中日的不同傳統

 

就貨幣與國運而言，在17世紀暫別之後，中日命運在19世紀再度交叉。從中國明清銅錢受東亞歡迎到中國擁抱白銀，再到日本自製銀元甚至日本銀元倒流中國，起點與終點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答案或許應該回到江戶時代，追溯中日不同傳統。

 

中國和日本僅僅相隔110海浬，這個距離足以讓彼此隔離，也讓彼此學習。兩國文化有巨大差異，民國人士如是描述，『中國和日本，地面的差異，人口的差異，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異，卻是差了幾千年』。

 

日本往往是世界眼中的東方，卻又是亞洲眼中的異者，他們自身亦惑於其中。從地理上，日本位於歐亞大陸東側，太平洋之西，全境在亞洲之內；日本環境封閉而又開放，除了1853年美國佩里將軍率領的美國海軍艦隊打開了其閉關鎖國大門之外，日本歷來抵禦了不少外來侵犯，包括蒙古的鐵騎以及後來的英國和俄國。

 

正因如此，在歷史上日本往往能夠一面接受外來文化，一面閉門獨立消化。

 

江戶時代日本通往外界的主要門戶是長崎，當時日本與中國以及荷蘭的貿易是主流。與荷蘭的貿易因後來的西化引起很多關注，事實上與中國的貿易也有獨到之處，甚至影響更為普遍，只是日益現代化的日本與中國拉開距離，昔日的中日貿易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

 

日本人常說長崎的異國情調實際是中國情調，而江戶時代諸多習俗深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明治初期的日本對於歐美著作的學習，也得益於漢學在知識階層中的深度普及，『如果沒有漢學普及的基礎，就不可能有歐美文化的傳入』。

 

歷史是一張吹彈欲破的紙，誤讀與遮蔽無處不在。

 

事實上，不僅當時中日貿易十分普遍，而且中國對於日本的現代化也有相當影響，儘管這種影響更多是以自身敗北作為無意識的『榜樣』效果。

 

當時的日本對中國密切關注，對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遭遇，日本一直抱有深刻的危機意識，這對日本現代化有『無意識的貢獻』。

 

『鴉片』戰爭前夕的1838年，德川幕府『御三家』之一，水戶藩藩主德川齊昭，曾經做過一個不無驚悚的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

 

在歷史上，日本對於中國的借鑒，從唐到清，從正到負，皆是並存，正如有種說法，『巧引中國無色線，織出日本斑斕錦』。

 

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震撼了幕府，當1853年美國馬修·佩里司令的4艘黑船出現之時，幕府屈服了，開放了下田與箱館的門戶。隨後，不平等條約引發的不滿導致幕府政治的破產與明治維新的到來。

 

『鴉片』戰爭發生在中國而不是日本，讓日本獲得了一段時間，甚至也使得幕府對於海外來客的態度在『黑船事件』之前已經有了轉變。中國則沒有這樣的時間窗口，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不僅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標誌性事件，也改變了亞洲的歷史。

 

當時日本幕府還是從荷蘭船長的情報中得到『鴉片』戰爭的消息。德川齊昭的預言沒有發生，不但沒有打消日本的危機感，反而引發更多討論，被視為即將而來的『警告』。

 

我們知道的很多中文現代詞匯來自日語，例如:『權威』『權益』『主義』『革命』等，不過中日間現代交流並非單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中國歷史書籍引述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外似乎就渺無聲息，但是在日本這本書卻引發諸多討論，例如:日本江戶末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一方面將魏源稱為『異地的同志』，另一方面則通過中國遭遇警示力量的東西轉移，立意日本要步入『世界第一等之強國』，『方今世界，僅以和漢學識，業已無能為力，如不總括五大洲，宏大經濟，則難以應付』，這與日後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的著作《脫亞論》不無關係。

 

根據日本學者大庭脩的研究，《海國圖志》首次傳入日本是在1851年，首批僅三本，由於涉及西洋內容初期還被視為禁書。船上的書籍底帳可以一窺當時的變化，首批被記載『此項內有御禁制文句』，後來需求則越來越大，『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隨後兩年之內，《海國圖志》被翻印了超過20個版本。

 

大庭脩認為，上述觀念的轉換反映了『決策者與下位者對時局認識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著的另一本書《聖武記》在1844年傳入日本，亦頗受好評，增田涉在遺著《西學東漸和中國事情》中表示，《聖武記》對日本人的精神『產生了很大影響』。

 

另外，一本描述『鴉片』戰爭期間乍浦人對抗英軍的書（《乍浦集詠》）原在中國已經失傳，在日本卻產生抄刻本。由此也可多少看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日本對於中國的關注，除了源於自身利益，也帶有同情色彩。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能持久，隨後中國人沉迷『鴉片』，日本的意識逐漸轉向為看不起，甚至開始期待從中分得一杯羹。

深陷白銀問題的同時，中國亦遭遇『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運動，日本則開始了明治維新，並全力追趕，其結果就是中日相對實力的變化，最終以甲午戰爭作為高潮。

 

對比《海國圖志》在中日命運的迥異，梁啟超曾經如此評價，『其術在今日之中國，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刺激，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魏源常常被視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這其實有些誇張，但是把魏源僅僅看作一介書生甚至幕僚又過於小瞧他了，從諸如《聖武記·軍儲篇》可以看出他對於貨幣的理解高於同儕。從魏源身上不僅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變革時代的努力掙扎，而且他的思潮流轉更可以作為中日變遷的一面鏡子。

 

如果說17世紀中日之間的戰爭尚且被解讀為邊緣文明對於中心文明的不滿，到了19世紀末，日本和中國之間已經是有了文明的高下之別。

 

光緒十一年（1885年），即明治十八年，啟蒙家福澤諭吉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最終，明治時期的日本精英定下『產業振興、引入憲政、抵禦外敵』三大目標，最終都得以達成，其中典型如棉紡織業的成功更是奠定了日本的工業基礎。

 

江戶時代的日本，本身是其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時代，過去往往被解讀為閉關鎖國，但當時的日本並非鐵幕一塊，在封閉中也在謀求發展各類貿易。

 

江戶時代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如同中世紀在歐洲的地位一樣，往往毀譽參半，是爭議的焦點，不過比較新的評價不把『鎖國』的江戶時代看作黑暗而無發展的時期，恰恰相反，是在政權穩定下充滿活力的發展年代。

 

整個江戶的糧食產量（『實際石數』）增加了2.4倍，民眾不僅人均衣物增加，而且質地改善，以往百姓衣服以麻布為主，逐漸過渡到17世紀末以棉布為主，再到絲織品並得以推廣。可以說，江戶時代農業生產的提高、貿易的增長、印刷業的發展，都為即將到來的工業化社會埋下伏筆。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江戶時代的過渡，何來明治維新呢？

更進一步，比起西方外來衝擊帶來的日本開港，一些解釋也認為日本在開港之前就處於『被打破的鎖國年代』。

 

例如:日本歷史學家「服部之總」就主張幕府末期日本已經處在『嚴密工場手工業階段』，甚至認為這是對解釋幕府末期內政外交『唯一的、統一而合理的把握方法』，這一方面是無法揚棄的封建社會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克服類似中國半殖民地危機的『契機』。

 

17世紀到19世紀的日本，在與大一統中國比較之後，其實也應該放在世界之中比較。事實上，19世紀日本憲法更多模仿普魯士，加上日後的歷史，因此在國際比較視野中，中國往往將日本與德國作為比較，但對日本自身而言，作為亞洲最早工業化的國家，其或多或少自詡為亞洲的英國。

 

的確，對比日本幕府時代的政治結構，其實與歐洲存在某種共性，歷史學家塞繆爾·E.芬納認為，日本在某種程度上最為接近歐洲。

 

表面上，江戶幕府佔有全國1/4的土地，近百個藩國的領袖都服從於幕府，但是各個藩國在政治以及經濟上都有很大的自由度。

 

例如:對馬藩（日本地方封建政權）在17世紀為了重建對朝鮮的貿易，甚至不惜偽造國書對豐臣秀吉出兵朝鮮表示歉意。

 

就貨幣而言，為了解決貨幣不足，各藩也陸續發佈藩券，最早記錄是1661年的福井藩，不同地區的貨幣發行引發貨幣競爭和創造信用，甚至為日後的貨幣信貸化改革提供了先行條件。

 

當時日本社會分為士農工商這四個階級，其中士說的是武士，農民在當時沒有移居的權利，被視為與土地聯繫在一起的財產，但是由於農業在封建國家的重要性，所以位列第二。當時的農業生產大多是小家族式的，在繳納足夠的年貢之下農民也享有部分自治權。天皇作為名義統治者，將軍或關白作為全國實際統治者，各個大名小名是其封臣，實際上也成為自家土地的領主。

如此看來，日本政治機構的確與歐洲封建領主制非常類似，當然，在表面相似之下，仍有本質不同，那就是日本統治中的非契約性。值得注意的是，幕府衰落時期的反叛情況只是少數，多數情況下，在日式封建關係中，只有垂直的關係而沒有平行的關係，地方領主在中央統治者面前並沒有權利可言，更不可能出現類似西歐可以解決國王與領主爭端的領主法庭之類的事物，任何越級行為都要付出極大成本。因此，這種日式統治之中，有類似『警察國家』的法制，卻沒有機會孕育法治；忠誠往往維繫於個人，整個體系其實非常脆弱。這導致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制度設計處處充滿不信任，結果自然並不會誕生真正的領先文明，當然這也為日本明治維新打下某種變革基礎，這些舊有因素很可能也使得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付出代價。

 

中日貿易曾經很繁榮，其模式多是中國貨物出口到日本，賺回日本的白銀。

 

從明代開始日本白銀就不斷流入中國，在豐臣秀吉1592年出兵朝鮮之前，兩國貿易已經出現中斷，而幕府在17世紀末之後因為擔心貴金屬外流，也逐漸進行貿易限制。

 

到了清初，清政府因抵禦鄭成功而在17世紀推行『遷海令』，強迫東南沿海市鎮和鄉村撤空，其目標在於『消滅鄭氏賴以建立一個從長崎綿延至東南亞、經濟上繁榮且至少對清朝來說軍事上危險的海上帝國的非法貿易』。

 

當時，鄭氏家族從與日本的貿易中獲得大量白銀，其中不少流入內地。這一政策的結果是迫使台灣最終屈服，但卻是以犧牲貿易為代價。

 

與中日國運類似，絲與白銀的故事在『鴉片』戰爭後又步入不同篇章，進退之間潮流已改。中國絲、茶等物一度在日本乃至世界市場飽受歡迎，但是這些物品多數並不具有獨一無二性與核心競爭力，在日本學習和趕超之下，優勢局面很容易發生逆轉。以最為典型的生絲為例，日本一方面可以在本土找到中國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也通過別的貿易途徑獲得替代品，例如:從荷蘭人、鄭氏家族那裡獲取。通過在貿易中學習，日本生絲開始在國際市場取代中國絲的地位。1880年中國絲出口量是日本的5倍，而到了1935年日本絲出口量則是中國的6倍。

 

根據台灣學者林滿紅的解釋，二者分野在『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1850—1880年更加明顯。在當時白銀回流的景氣之下，中國人因安於既有技術而不思進取，日本為了擠進市場則拼命提升技術，對比之下最後的結果則是日本絲要比中國絲『高檔』。

 

甲午戰爭似乎是中日國運的重大分叉，但是命運其實在更早前已經寫就。上帝並無惡意，但歷史的邏輯確實就是一環扣一環。或許正是江戶時代的暗流湧動，造成了中日命運在『17世紀危機』中暌違相遇，隨後卻在19世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果『17世紀危機』更多是自然朝代變化的常態危機，19世紀發生的危機則是現代性的決定時刻。中日在19世紀的分野不僅僅在於貨幣體系的不同，更在於現代化步伐的差異。伴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開始，中日難免一戰，甲午戰爭甚至被福澤諭吉稱為『文明對野蠻』的戰爭。

 

歷史總會敲兩次門，一次是喜劇，一次可能就是悲劇。中國和日本的對比始終耐人尋味，當曾經的天朝上國變為鄰國眼中的野蠻鄰邦之際，變化也不可避免地開始。現代化的進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中國也迎來另一個『自強』的時代。

 

 

從匯率損失到幣制改革

 

在紙幣時代，我們時刻警惕通貨膨脹，而在商品貨幣時代，貨幣緊縮則是常態。無紙幣的朝代往往遭遇錢荒，例如:曾有記載，『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

 

對於中國而言，白銀如此重要，可謂經濟的血脈。一方面，白銀長期依賴海外進口；另一方面，國內貨幣其實更多在民間而不是中央，可謂沒有貨幣政策。外來供給起伏，導致晚清之際諸多變化。正因如此，銀錢比價是理解晚清社會變化的重要脈絡，戰亂、『中興』甚至清末改革都與白銀關係莫大。

 

回看「道光」「咸豐」年間，中國社會因為銀錢比價劇烈變化而遭遇不穩定之苦，無論錢荒還是銀荒都在衝擊帝國政治的穩定性，可謂荒也苦，盈亦有難。當時有人記載，『出口之例禁者如銅錢、米谷、豆石之等，約內所載，悉寬其禁，以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敝』。

 

因此，晚清也萌生過幣制改革的想法，其思路是如何發端的呢？晚清幣制改革，有內因也有外因，但都離不開對外交涉。從外因來看，在於國外商業政治勢力出於自身方便與利益，期待中國有統一的幣值。譬如，1902年9月締結的《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馬凱條約》）中就特別提到國幣，還涉及整頓稅制、統一度量以及商標保護等具有進步色彩的內容。長期擔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以及中方顧問的羅伯特·赫德曾評價《馬凱條約》是一個好的條約，『如果列強全部接受、中國充分執行該約，其結果將會是改良』[3]。

 

內因之一確實是使用不便，譬如歷次賠款之中，磅虧（所謂磅虧，其實就是匯率損失）成為慣例，而國外銀元的存在，也影響了中國的鑄幣稅。最極端的例子是，1842年簽署《南京條約》之後，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因為國內銀元、銀兩成色問題，最終使用西班牙銀元來支付，折算下來大概是1470萬兩白銀。

 

伴隨著當時金貴銀賤的趨勢，在主要大國是金本位的基礎之下，當時的英鎊成為實際的國際結算貨幣，伴隨著金貴銀賤的確立，以銀結算的中國往往面臨英鎊匯率上漲所造成的損失。梁啟超對於磅虧深惡痛絕，覺得因為沒有使用金本位，『吾國以用銀國與用金國相交際，當吾受取債權款項時則銀價漲，當吾交付債務款時則銀價落，其間所謂磅虧者，腹吾膏血至於無藝』。

磅虧，不僅揭示金銀在19世紀的不同命運，事實上也折射了中國與世界的金融差距。17世紀和18世紀時新大陸的銀子湧入歐洲，雖然當時歐洲各國宣稱是金銀雙本位，但實際上金子受歡迎得多。到了19世紀中期，基本趨勢是銀價走低而金價走高，中國事實上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黃金出口國及白銀進口國，與時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馳。1889—1929年，這40年內，金出超27年，而銀出超14年，入超25年，金淨出超96760217兩，而銀洋入超627177427兩。

 

銀子在歐洲的命運，脫離不開『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

 

當時普遍存在的自由鑄幣狀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金銀固定兌換比率之下，當市場比價與法定比價不同時，市場比價比法定比價高的貨幣（良幣）將逐漸減少，而市場比價比法定比價低的貨幣（劣幣）將逐漸增加。譬如銀的市場價格比實際價值高，那麼意味著銀被高估，同時也表示金被低估，那麼人們就會融化金幣，同時將銀幣花出去，最終的結果就是市場的金幣越來越少，反之亦然。

 

大清帝國之外的世界，並不會因大清的停滯而裹足不前。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金融也隨之演進。隨著新世界銀礦的發現，金銀雙本位弊端日漸顯明，白銀越發貶值，兩種金屬的不同比價往往導致重新鑄造，從而進一步引發價格失衡。對歐洲各國而言，銀子往往是麻煩的開始，幣值不穩定引發的經濟波動也讓它們吃過不少苦頭。在這些國家，銀的比重逐漸降低，逐漸走上『非貨幣化』道路。

 

1717年，英鎊按黃金固定價值，差不多100年後英國在1816年頒佈了《鑄幣條例》發行金幣，規定銀幣仍舊是輔幣。隨著19世紀歐洲全面邁入工業革命，大多數國家開始步入金本位制度(最主要的差異是廢除銀本位制度)。

 

金本位並不意味著黃金交割。

當時的國際交易中，黃金雖然被作為價值核心，但最流行的並不是冷冰冰的黃金，而是匯率穩定的英鎊。

『一戰』之前，黃金已成為通用標準，以至人們回憶『一戰』前數十年的和平時代之時總有黃金時代的幻覺。

 

當時國際貨幣制度基本是以黃金作為國際儲備資產，而英鎊作為清算手段的體系。英鎊成為各國貨幣與黃金之間的連接，其使用更為頻繁，這與當時英國經濟地位以及英鎊幣值堅挺有關，也離不開英格蘭銀行的良好運作與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卓越運轉，因此這一體系被稱為英鎊匯兌本位制。

 

當時穩定的金本位成就了英國，而動盪的銀本位則使得中國飽受煎熬。無論中國如同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落後西歐，還是如同加州學派的學者彭慕蘭認為的那樣，從19世紀東西方的大分流才變得顯而易見，『原先很闊的』的中國在20世紀初的落後毋庸置疑，而且是從金融到經濟的全面落後，磅虧只是一個和世界貨幣格局脫軌的小注腳。

 

幣制改革大熱潮

 

如前所述，到了清代，政府開支幾乎主要用銀兩，即使兵餉派發銀兩的成本也占了8成，而且獎勵民間用銀，不過民間小數目交易還是以銅錢為主。

 

另一方面，銀在國內日漸重要，卻使清末形勢變得很被動。

 

從清同治年間開始，各國大多已開始實行金本位(國際間匯率須折算為金幣計算)，金貴銀賤的趨勢出現，對於中國這樣的貿易國家來說，貨幣不斷貶值而對內入超逐年增加，黃金外流，連連磅虧(匯率損失)，幣制混亂。雪上加霜的是，財政混亂引發了一連串危機，尤其是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後賠款要折算成金幣，穩定匯率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晚清在其最後幾年面臨大局變化之時也被迫做出幣制改革的努力。

 

按照此前敘述，不難看出晚清政府並沒有貨幣政策、貨幣主權等意識，民間幣制也是一團亂麻，按照民國經濟學家趙蘭坪的說法，『吾國歷來，僅有貨幣，而無幣制』。

 

不破不立，和眾多『中興』努力一樣，制度改革也是晚清精英的談話重點，幣制改革亦很熱鬧，成為一時風氣，並分為不同派別。那個年代最聰明的頭腦對此熱心不已，梁啟超之類的才俊也紛紛參與討論，「梁啟超」甚至多次呼籲『幣制一事為財政命脈所關』『幣制頒定之遲系國家之存亡』，他在日本的時候就非常關注幣制改革，甚至將改革上升到救亡的高度，這也為其日後在北洋政府擔任財經要職埋下伏筆，『自吾居東時，好扼腕論天下事，轍以為中國救亡圖強之第一義，莫先於整理貨幣、流通金融，謂財政樞機於茲焉麗，國民生計命脈於茲焉托也』。

 

「梁啟超」在近代的影響不可小覷，在很多重大討論中他都出現，其對於舉國關注的經濟金融問題也不甘人後，後來曾擔任民國天津幣制局總裁乃至財經高管，看來造幣廠西方有牛頓，東方有「梁啟超」，也算是雙璧。

 

於是，『圜法』成為熱門詞。所謂『圜』，也就是貨幣，《漢書·食貨志》中說，『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圍繞幣制的建立與改革，對應著世界的變化與衝擊，中國開始思考應該以何種貨幣制度與世界對接。

 

關於幣制改革的主張，可以分為幾類，多數人贊同『金本位制』，這符合世界趨勢，也可緩解白銀危機。

 

據彭信威考證，從「咸豐」年間開始就有人提議金本位。其中重要的代表是順天府尹胡燏棻，1895年的變法自強案中就有開鑄金銀銅錢、設立戶部銀行發行鈔票等建議。晚清士紳劉世珩1903年在《圜法芻議》中也主張金幣本位，銀銅為輔幣，並且設立國家銀行發鈔。

駐俄公使胡維德曾上疏表達這派人的基本想法：『中國若光緒二十九年自有國幣，則與各國事同一例，匯兌無慮外耗。國中金銀銅三品，銅幣若干當銀幣之一，銀幣若干當金幣之一，比例既定，推之大小而悉准，行之遠近而無殊，用之官民，無折扣，諸政劃一，易於勾稽，蠢吏奸商莫由抑勒，則民生國計內治尤裨。如此，內外微信，華洋貿易只須計物價漲落之常，不必計銀價漲落之害，則盈繪易知，貿易必盛，置本厚集，何事不宜……其為利固未可一二計也。』

 

其次則是主張『金匯兌本位制』，意圖在於用銀價來確立金價，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荷蘭經濟學衛斯林等人主張。

 

根據金國寶所著《中國幣制問題》中的記載，赫德的方案要求新幣標準參考庫平，銀價與金價永遠固定，『凡新幣八兩，常等英金一磅』，此外鑄幣權也要求統一，不但要求『中央政府自行設一造幣總廠』，而且模仿英國模式，人民可以在場內自由鑄造，對於各省之造幣廠則主張『一律關閉』，『宿幾成色重量，可以劃一』，『其實是一種金匯與銀幣的雙本位制』，這都是力圖先確立金幣的重量及金銀法定比價，以後再逐步過渡到金匯兌本位制。

 

值得一提的是，和赫德的方案類似，美國國際匯兌委員會委員精琦從1903年起陸續在《中國新圜法條議》《中國新圜法覺書》《中國新圜法說帖》中提出了其方案，基本要點在於以相當於一兩白銀的黃金為單位貨幣，『人民得自由請求鑄造這種金幣』，同時鑄造銀幣，金銀幣間比價維持為1：32，由清政府在倫敦等地開立信用戶出售金匯票以維持比價。最引起爭議的是，他甚至建議『應派一洋員為司泉官』，也就是應該由外國人擔任司泉官。

 

此外，錯錯雜雜的討論下，還有林林總總的方案，例如:主張實行金銀雙本位制或各種變體，或者銀本位以及金匯兌本位制並行。曾經出使英國的大臣汪大燮曾提出用金幣的幾種辦法，例如:提高銀元價值再規定金銀比價，或者發行金幣並吸收市面白銀，人民要求兌現時以白銀支付。這些方案的目標，大多數都將最終目標定為金本位，或者被稱為虛金本位制的金匯兌制度。

 

 

白銀為何再次勝出

 

1905年，白銀再次勝出，清政府決定暫時以銀兩為標準硬幣。

 

黃金是當時的世界主流，主要國家紛紛改行金本位，1897年日本確定金本位制，美國也在1900年實行金本位制。

 

為何在清朝幣制改革中，最終卻是銀本位勝出呢？

 

從日後來看，1904年春天的『精琦方案』不僅是近代幣制史首個系統性方案，或許也是中國距離金本位最近的一次大討論。

 

『精琦方案』的反對者中，最為厲害的當屬劉世衍以及張之洞。和多數理念之爭一樣，人們犯錯的原因一方面是官員無知，另一方面則涉及官員自身利益。

 

彭信威日後評價，當時朝野對於貨幣完全外行又不加以研究，各種方案的反對理由往往都不太成立，甚至方案提交者中除了外國專家之外都是外行，可是外國專家正是因為『外』的身份，遭遇了當時嚴厲的反駁，而且磅虧(匯率損失)的壓力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減輕。

 

正如當時外國人的觀察，清朝財政和貨幣極端混亂，看似統一之下，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擁有很多的自身利益權力。

 

迷信中國是大一統集權國家的人，往往會忽略各個地方政府的能量以及作用。這個遊戲規則直到今天還是這樣，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等必然使得地方自謀財路。

 

對於改革而言，為了壯大中央財政，集中財權不可避免，統一貨幣也成為題中之意，尤其在受到甲午戰爭的衝擊，銀價劇烈下跌之後必須用黃金償付，不堪磅虧重負的清政府內有幣制改革動力，外國出於自身利益也積極加入，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中所言，幣制改革沒有外國合作就難以進行，『清政府與還在實行銀本位制的墨西哥政府一起要求美國在友好的條件下合作，以便在採用金本位制國家和銀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之間建立穩定的關係』。如此一來，『精琦方案』背後少不了國家角力，各方基於自身利益做出不同的反應，德國和法國同意，英國和俄國反對。

 

張之洞是反對『精琦方案』的主力，也是當時的清朝實權人物，事實上他主宰了晚清幣制的改革。細看其反對的理由，他認為外國用金本位是因為物價貴，人民生活費用高，故以用金為便，而『中國則不然。民貧，物賤，工役獲利微，庶民食用賤，故日用率以錢計。……今計中國全國，仍是銀銅並用，而用銅之地十倍於用銀之地。大率中國之國用者皆以銀計，民用仍多以錢計，是中國雖外人名之為用銀之國，實則尚是用銅之國，非若外國物貴財多，利於用金之比也，論目前中國情形，若欲行用金幣，不但少金可鑄，即有金可鑄，亦非所宜』。

 

縱觀張之洞的反對理由，著重於兩個方面：首先曉之以理，覺得中國不適合金本位，因為中國用銅錢，金消費不多，銀價下跌有利於出口，1：32的比價也不合理；其次動之以情，用了民族主義的旗幟，國外方案免不了國外干政，『或外人餌我以重利，實圖攬我利權、絕我利源者，擬請敕下外務部、財政』。

 

此外，當時『金匯兌制度(金銀雙本位制)』大部分是殖民地採用。而『精琦方案』又主張由外國人管理貨幣改革，所以最終，也就冷淡收場。精琦的幣制改革方案雖然最終流產，卻可以一窺晚清甚至近代中國的幣制改革困境，從經濟學上說就是，改革如何激勵兼容，尤其需要考慮既得利益集團。

 

為什麼張之洞如此反對金本位，他列出的理由其實並不能成立，主要是其中涉及利益關聯。

 

前面已經說過，19世紀外國銀洋加速流入，因其機制銀幣精美、成色穩定而備受歡迎，從西班牙本洋到墨西哥鷹洋都曾各領一時風騷。

 

對比之下，1885年福建嘗試用機器試鑄制錢，而國內機制銀幣的大量鑄造正是源於張居正，這種機制銀幣叫『龍洋』，因為錢幣有蟠龍紋。

 

光緒十三年（1887年），當時擔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鑒於外國錢幣流行，於1889年在廣東銀元局首次試鑄銀幣。

 

由此可見，既得利益在張之洞這樣的革新官僚面前仍舊排行第一。

 

「梁啟超」一直對幣制改革高度關注，他評價各方方案『所爭者，改革之權在我與在人耳』，這可謂一語中的。對於張之洞的見地，「梁啟超」批判其是不專業的門外漢之語，『又頃見《上海時報》載有鄂督張氏駁斥精琦案一折。其論權限問題，吾固表同情，若其論原案之缺點，則未達生計學學理，一派門外漢語』。

 

這裡不得不說兩人的交往細節。

「梁啟超」和張之洞一直有來往，早年「梁啟超」拜見，張之洞『撇下諸客延見』，算得上對「梁啟超」青睞有加，「梁啟超」則評價張之洞『今世之大賢也』，甚至有意執弟子禮：『今海內大吏，求其通西學，深見本源者，則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尤莫吾師若。』

 

不過，後來兩人的道路到底漸行漸遠，尤其張之洞在戊戌變法中的首鼠兩端更為人批判。

 

「梁啟超」在批判之餘，還特別強調不是為了揭短，『非為揭文襄之短，但借其言以反示真理而已』，『蓋文襄之言，實代表國中大多數人之意見，至今猶然。而此等謬想不除，則良法恐無實行之日。吾非好辯，不得已也』。

 

政治利益博弈之下，銀本位方案最終勝出，而關於以『元』還是『兩』為單位的爭論也隨之開始，張之洞和袁世凱等各省督撫主張用銀兩，而支持銀元的主要是戶部以及中外商人。

 

歷史常常不以『應該如何』作為標準，形勢多數時候偏向實權人物，這一次張之洞又勝利了：1905年，清政府決定暫時以銀兩為標準硬幣，並且在天津開設造幣總廠，以一兩銀幣為主幣，同時也成立了戶部銀行。

 

風水輪流轉，4年後，伴隨著支持銀兩派的重要人物的離場，例如:張之洞在1909年去世，局面又變得有利於銀元派。

 

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頒佈《幣制則例》，諭令表示『暫就銀為本位』。這被認為是中國頒佈最早的銀本位制條例，鑄幣權收於中央，規定國幣單位定名為『元』，且以一元為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計純銀六錢四分八厘。

 

然而，在宣統二年1910年同時，康有為出版了《金主幣救國議》一書，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國，四萬萬之眾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過是銀落金漲之故，豈不大可駭笑哉！』

 

而《幣制則例》頒佈的次年，1911年，清朝外交官張蔭棠也表態堅持徹底的金本位，『蓋外顧列邦商戰之局，則萬不宜遲，而內察國民生計之途，則又不能速。斟酌兩者之間，惟有目前即宣佈幣制以趨向於金單本位為鵠，改鑄法定貨幣，策勵國民準備一切，二三年後，相察時機，實行金單本位，事易易耳』。

 

清朝時期，白銀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完滿解決，一次次討論最終化為歷史的扼腕歎息。

 

中國之所以在幣制問題上深陷泥淖，不得解脫，主要原因從上述過程中可見一斑，即使金本位是更符合歷史方向的政策，卻始終沒有有能力的政治權威推動，利益集團也無法撼動。

 

幣制改革作為一根救命稻草，貫穿了清政府的晚期，但是直到這個王朝在1911年正式覆滅，統一貨幣的期待仍舊沒有實現。因此，有人評價這場改革『僅僅是在舊體系上增加了新的銀元』，不僅加劇了貨幣混亂，而且混亂貫穿整個清朝直至結束，甚至導致『元』和『兩』的爭論延續了1/4世紀。

 

最終，晚清的幣制改革並沒有改變清朝與中國的道路，這或許一開始就是註定的命運，畢竟制度演變超過金融能力的範疇。然而這場改革畢竟邁出了現代化的一步，貨幣改革、貨幣主權等現代概念通過舉國討論已無形植根。社會局面所引發的金融改革往往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才能體現，從英國到中國，其路徑雖不同，但邏輯一致。

 

 

第五章 民國：告別白銀，迎接通貨膨脹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舖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甸甸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燈下漫筆》，魯迅（1881—1936）

 

 

洋銀行來到中國

 

清帝遜位之後，北洋時代開始。北洋政府在幣制改革中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13年公佈《國幣條例》，正式規定重量七錢二分、成色89%的銀元為貨幣單位，也就是所謂的『袁大頭』。雖然袁氏當國有很多爭論，但就貨幣史而言，袁大頭幾乎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自製貨幣了。

 

按照民國時代陳存仁的回憶，『銀元每一個，是用白銀七錢三分鑄成，庫秤是七錢二分』，而其中銀質最標準的是墨西哥鷹洋。

 

回首北洋初期的幣制改革。1912年2月，袁世凱繼孫中山後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後15年北洋軍系輪流執政，被稱為北洋時期。雖然北洋時期不過15年，也被批評為軍閥混戰，但事實上北洋算得上一個相對寬鬆的年代，不僅開放報禁，而且經濟也相對市場化，這個時期，中國經濟有所進展，現代金融也算是起步了。

 

清朝財政制度大致沿襲明代制度，皇室經費和國家財政分開，公款在京存國庫，各省存藩庫。隨著外來衝擊的加大，本來沒有銀行的中國開始有了舉債需求，一開始不得不仰仗外資銀行，隨後也促使了中國銀行業的蹣跚起步。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標誌第一家商辦銀行成立，結束了外國銀行和錢莊主宰的金融時代，其主創人「盛宣懷」的口號就是『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議者謂國家銀行，當全發帑本，簡畀大官，通行鈔票，由部造發，如英法等國財賦皆出入於銀行，是戶部之外府也』。

 

到清朝滅亡，華資銀行合計成立20家，多數沒有維持下去，而北洋十五年間，新設銀行有313家，資本總額2億多元。中國銀行業在北洋興起，最為出眾的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戶部銀行在北京西交民巷27號院成立，是中國最早的國家銀行，後改為大清銀行，其目標在於『以為財幣流轉總匯之所』。大清銀行繼而在1912年改組，得以設立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則是由清政府郵傳部於1907年創辦的一家官商合辦銀行。這兩家銀行均享有經營公債特權，也負擔國家財政管理。

金融機構話語權強，也在於政府財政薄弱。關稅鹽稅大頭充當對外還款基金，加上軍費開支龐大，北洋政府舉債頗多，對外依賴外資銀行，對內主要依賴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但是因為戰亂以及政府一再背棄信用，如下面談及的『京鈔風潮』，北洋時期破產的銀行也很多，促使不少國有銀行在北洋後期決心轉向商業。

 

1912—1923年，新設立銀行161家，不過倒閉的銀行也有115家。銀行中比較著名的有『南三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與『北四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

當時的情況是，外資銀行、華資銀行、錢莊三足鼎立，互為補充。外資銀行在國際匯兌方面有絕對優勢。外商銀行從清朝末年就進入中國，第一家在中國境內開設的外資銀行是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後來更多被稱作東方匯理銀行，這家銀行其實規模不大。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活動能量往往與母國在中國的影響力不可分割，首推英資銀行，其中尤其以滙豐銀行最有特點。

 

1865年，滙豐銀行在中國香港成立，即使在今天，滙豐銀行在香港地區仍舊被稱為『洋行』，而在內地更多被視為一家英國銀行。其實滙豐銀行不僅過去和香港地區淵源深厚，其成長乃至發展也拜香港地區機遇之賜。滙豐銀行的英文名『HSBC』代表『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這不僅標示著滙豐銀行與中國的淵源，更標示著昔時上海的顯赫。當時上海不僅是最大城市，也是通商口岸，對長三角以及華北的輻射能量巨大。1865年上海人口有65萬，而當時的香港人口只有11.5萬。滙豐銀行在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創立後一個月，就在上海的分行開始營業，其老地址就是今天的外灘標誌性建築，即今日的浦發銀行大廈。

 

上海當時正在逐漸成為遠東的金融中心，第一家外資銀行麗如銀行也是首先在上海設立分行，而滙豐銀行對於上海的重視自然不在話下。民國上海的金融地位如今幾乎被遺忘，但事實上當時不僅外資銀行，而且內資銀行（從中央銀行到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重要中資金融機構）也都選擇將總部設在上海。民國歷史如果少了『江浙銀行家』這一群體將失色不少。

中國近代化歷史與『鴉片』戰爭緊密聯繫，而海關、郵局、銀行等現代機構也隨著近代化大潮而誕生。《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的23年，正是1865年，當年美國總統簽署憲法修訂案給予黑奴自由，而同年滙豐銀行在中國香港成立，7年之後，滙豐銀行已經被認為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上市公司』。滙豐銀行成立次年，香港已經有11家外資銀行，而上海有10家。

清末的借款和《辛丑條約》中4.5億兩賠款是以關稅和部分鹽稅、厘金作為抵押。

 

《辛丑條約》中規定賠款的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辦理，最初負責收存的共有滙豐銀行、東方匯理銀行等9家外國銀行，隨後滙豐銀行、德華銀行、華俄道勝銀行為關稅的保管人，『一戰』後，全部都給滙豐銀行辦理。

 

當中國還是以錢莊為主之時，外資銀行已經看上了中國的機遇，滙豐銀行在清政府賠款事宜中與政府保持了良好合作，甚至直到1929年還是海關收入的報關銀行。

滙豐銀行在中國上海的網點，即使在1949年之後也一直存在，並勉力經營，它是中國1949年之後為數不多的幾家外資銀行，有所謂『老四家』之稱。當2007年隨著WTO（世界貿易組織）對銀行業的5年寬限期到期，中國放開外資銀行法人註冊限制之後，滙豐銀行成為首批獲得批准的4家外資銀行之一，註冊地同樣選擇上海。

 

 

錢莊在20世紀的興衰

 

《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1911年以前的中國銀行體系完全無法超出山西票號式的匯兌銀行和地方性錢莊的範圍，根本原因，仍舊在於中國財政的弊端。

 

由於中央財政的薄弱傳統與無為政治，外部面臨外債連連，內部面臨各種軍事開支，傳統的中央稅收又基本被固定額度，『中央政府能夠控制的全國潛在的財政資源部分，基本上無伸縮餘地。它沒有機會從發展的對外貿易中增加收入，因為關稅率未經條約列強的一致同意，不得變動，而且它控制鹽稅和各種次要稅收的能力也有限』。

 

這種新舊交替之中，錢莊一度興旺發達。首要原因自然在於中國幣制混亂，各種度量衡之間的轉換，沒有錢莊沒法想像。當時在各種貨幣兌換中存在市場空間，錢莊控制『洋厘』（銀元折合成規元的比例）、『銀拆』（錢莊互相拆借銀兩的利息）等傳統業務，這也是錢莊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初錢莊和外資銀行劃分天下，隨著新式華資銀行的介入，三者轉向三足鼎立。直到20世紀30年代『廢兩改元』，銀行才逐漸得以取代錢莊，這是後話。

 

從錢莊的本身業務定位來看，錢莊偏向商業，與當時工商業有很多聯繫，而這一階段中國經濟有所發展，錢莊與銀行、外資銀行也有合作，例如:代理存款、領取鈔票，而銀行也接受莊票，甚至一開始大錢莊的地位高於新式銀行。

 

大致而言，錢莊興旺是因為資金興旺，尤其是城市經濟的興旺。錢莊可謂幾起幾落，在晚清末年，錢莊曾經大批倒閉，主要是受1883年投機風潮的影響，隨後則重新恢復，1908年重新達到115家，而在1910年的『橡膠股票風潮』再度衝擊之下又逐漸減少，隨後經濟穩定，錢莊再度復興。

 

到了1920年代，錢莊一度到達復興頂峰。根據王業鍵的研究，1925年錢莊和華資銀行的總資產（包括資本、準備金、存款和紙幣發行額）分別為2.02億元和2.07億元，幾乎旗鼓相當。就利潤而言，可以看到20世紀的前25年，錢莊表現不錯，甚至在1912年利潤率達到59%，到了1926年，錢莊不僅在數量上回升為80多家，資本總額和平均資本額都比歷史增長近4倍，利潤率仍保持在25%。

 

隨著國民政府在南京穩定，20世紀30年代可謂錢莊衰落的開始，到1936年只剩48家。箇中原因，一方面在於『廢兩改元』以及『法定貨幣制度』改變了錢莊的業務基礎，另一方面這與國民政府扶持新式銀行也不無關係，政府融資越來越依賴於新式銀行而不是錢莊。

 

以1927—1935年為例，錢莊總共承擔政府借款2697.5萬元，而銀行借款數額竟達10億元以上。錢莊在中日戰爭末期曾經一度迴光返照，上海孤島狀態與投機茂盛導致錢莊畸形繁榮，最高時達到200多家，隨著中日戰爭結束，錢莊又歸於沉寂。

 

對比錢莊在20世紀前25年的興旺，這裡就不得不補充一下票號的故事。

 

錢莊業務很多，票號則集中於匯兌。

 

明末之後，山西票號崛起是金融史一大焦點。

 

晚清這一模式仍舊存在，《老殘遊記》中閒閒一筆寫匯兌，可見其便利之處，『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寓中，總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匯票莊，叫個日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回江南塗州老家裡去，自己卻留了一百多兩銀子』。

 

票莊就是票號，也叫匯兌莊，日昇昌更是當時規模令人側目的一家，曾有口號『一紙匯票，匯通天下』。

 

山西商人曾經富甲天下，原因之一就是票號，主要有三類：總號在祁縣的稱為祁縣幫、在平遙的稱為平遙幫、在太谷的稱為太谷幫。

 

民國孔家就是在太谷。據《清稗類鈔》記載，大的票號規模在六七百萬兩銀子，小也有五六十萬銀子。

 

由於清末貨幣變化、銀錢比價波動以及投機交易等因素，票號幾經周折，擠兌不時爆發，經營往往也因此大受影響，再加上官辦銀行以及外資銀行的崛起進入，讓票號原本有的官方存款業務大為縮水，最終『關閉十有二三』，而其發行之票『大半無從追討』。這種危機情緒又進一步導致民眾的恐慌情緒，『民恐錢票化為廢紙，必爭就錢莊取錢，旬日之間，遠近麇至，錢莊大者猶可挹注，其小者猝不能應』。

 

動盪的北洋時期，上海已經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不僅金融機構多，金融功能亦增多。學者杜恂誠認為中國近代經歷過自由市場型和壟斷型兩種金融制度模式，二者的基本功能特徵很不相同。他認為1927年以前，中國的金融制度屬自由市場型，雖然推進速度慢，但其市場定位精細，首創性強；對比之下壟斷型金融制度的推進速度快、力度大，但其變革僅具形式意義。在自由市場制度下，金融與經濟的關係是平行的；而在壟斷制度下，經濟依賴金融，金融則操諸於政府之手，金融市場不再具有自發的創造性。

從北洋到國民政府這一時期，正是一個從自由到壟斷不斷加深的過程。從政府角度來看，壟斷有利於集中力量，應對戰爭；就金融角度而言，統一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壟斷的問題就在於無法解決政府『閒不住手』的問題，因此從自由到壟斷，表面是結束混亂，其實也埋下了貨幣濫發、通貨膨脹等弊端。

 

 

『京鈔風潮』中的中國銀行

 

如同英國曾經走過的道路，鈔是中國邁向現代貨幣體系脫不開的一步。不過這一步卻邁得十分艱難。『京鈔風潮』是其中的第一個考驗。

 

所謂鈔，主要是銀行發行的兌換券，京鈔則主要是在北京流通的鈔票，尤其是指袁世凱時期『停兌令』之後的鈔票。當時的鈔票和世界多數紙幣的起源一樣，其實就是銀行兌換券，意味著銀行收了客戶銀元而發給客戶鈔票，而如果客戶拿出鈔票到銀行兌換，銀行需要換回銀元給客戶，如此大眾才願意持有鈔票，而銀行才有信用。北宋紙幣試驗之後，歷史經歷千年嬗變，紙幣終於再次回到中國，但這一次，運行機制與競爭環境都已經大為不同，結局與對比也讓人思考。

 

北洋政府危機爆發於袁世凱稱帝之前，而作為此後一直無法集中權力的弱勢政府，軍閥割據導致『各省每以自顧不暇，將向歸中央收入之款項，任意截留，自為風氣』，對內對外都力不從心。這也意味著財政收入微薄，『幾乎無一用款不仰給於借貸』。北洋政府的政令無法傳遞，也局限了其勢力範圍，政府財政一直處於破產邊緣。當時關稅和鹽稅由外國控制，關稅主要用於償還內債外債，而鹽稅被地方截留，北京財政狀況被稱為『中古式的』。

 

1925年預算是3.1億元，次年顧維鈞擔任財政總長之時曾表示每月收入只有100萬，而且一般是借款。財政匱乏導致中央權威繼續弱化，進而財政更加式微，可謂惡性循環。

 

如此態勢之下，身為國家銀行的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也因此被政客盤算。

 

民國初年，兩家銀行的信用還算良好，不僅有發鈔權，發行鈔票也受到歡迎。當時魯迅如此記載，『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方便，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2]。

如果認為白銀因為不便就此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那麼看官未必太低估政府的險惡了。這種銀行發行的鈔票並非國家貨幣，其生命力維繫於機構信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無論從定位還是實際功能來說，都堪稱當時的國家銀行。中國銀行前身是大清銀行，有代理國庫、募集和償還公債、發行鈔票、鑄造和發行國幣等權利，而交通銀行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由清政府郵傳部奏設成立，當時即有紙幣發行權，還有經理輪、路、電、郵收支、經付公債、發行鈔票等權力。這也導致他們承擔不少為北洋政府墊資的任務，埋下了日後的隱憂。

 

最開始北洋政府寄希望於公債，並在1914年成立了『內國公債局』，兩年三次募集公債。然而隨著市場對於袁世凱證券的信心低迷，籌款數額越來越少，於是財政只能依賴銀行墊資。根據統計，1916年中國銀行向北京政府貸款5200餘萬元，交通銀行墊款達3800餘萬元。如此巨大的墊資並不是無本之水，只能靠濫發鈔票填補，準備金不足的情況之下，市場難免偏好現金，白銀銅元重新獲得青睞，如此惡性循環之下，包括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在內的京鈔價值越發縮水，銀行也面臨擠兌風險。

 

1916年可謂波折之年，政治趨向亂局，先是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西南各省相繼宣佈獨立，脆弱的北洋政府面臨更大窘境。在沒有監督以及嚴格財政紀律之下，政府的帳最終往往都是銀行承擔。情勢逼迫之下，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陷入濫發紙幣深淵，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信用面臨考驗。袁世凱的謀士梁士詒長期控制交通銀行，面對無計可施的財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密謀發行不兌換紙幣。天下沒有不透風的橋樑，消息走漏反而導致市場擠兌爆發，從京津開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他們策劃的拒絕兌付原本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發的太多鈔票已經無法兌付，『內外債方面，業已經無法可想；如因軍政各費，繼續增發鈔票，必將引起提存擠兌風潮，銀行可能即將倒閉，局面將不可控制』。根據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估算，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鈔票7000萬餘元，其中交行發行額為3682萬元，庫存現金只有2000萬元，除了放出商貸約2000萬元外，貸給政府約有4000萬。這個發行數量與後來的法定貨幣金圓券自然不可比較。當時的鈔票並不是法定貨幣，白銀還是作為主要貨幣與準備金在使用，而處於金屬貨幣之下，通貨膨脹其實很難走高，這也是北洋政府密謀發行不兌換紙幣的原因。可惜在當時的格局之下，超發額度加上各種留言，足以讓市場中人心不穩。

帳面怎麼都無法做平，無可奈何之下，北洋政府未等新財政總長孫寶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國務院的名義下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停止鈔票兌現和存款付現。『停兌令』中如此表示，『查各國當金融緊迫之時，國家銀行紙幣有暫時停止兌現及禁止銀行提取現銀之法，以資維持，俾現款可以保存，各業鹹資周轉，法良利溥，亟宜仿照辦理，應由財政、交通兩部轉飭中國、交通兩銀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該兩行已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暫時一律不准兌段祺瑞現付現，一俟大局定後，即行頒佈院令定期兌付，所存之準備現款應責成兩行一律封存』。

『停兌令』一出，其實就是擺明瞭政府要賴帳，銀行已經無計可施，市場因此一片混亂，紙幣的價格越發走低。魯迅對此念念不忘，詳細記錄了前後經過，『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鄂(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支筆，一盒煙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裡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這一事件顯然嚴重影響了剛剛樹立的中國銀行業的銀行信用，從魯迅的記錄可見，外資銀行的獨立性其實保證了其鈔票的可靠。數日後京津兩地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完全停止兌付，日漸加劇貶值預期，導致大家紛紛拋售紙幣，搶購商品，於是市場混亂，人心惶惶。

 

這些鈔票擠兌風潮從北方開始，當時稱為京鈔，所以也叫『京鈔風潮』。魯迅最後只好打折出售自己手邊的鈔票，『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舖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這種近乎搶劫的行為令百姓惶恐，更令金融市場動盪不寧。1916年5月，就在當時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兌令』。

 

然而，上海當時有一個日後即將崛起的銀行巨星：「張公權」。

 

「張公權」曾經留學東京，從25歲開始加入中國銀行，其人生與中國金融史乃至大歷史都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袁世凱、孫中山到蔣介石等人，他們在現代中國諸多歷史舉措中有意無意促成了「張公權」人生的重大轉機。

 

時間重新回到1916年。「張公權」和上海分行總經理宋漢章接到命令之後，看到流言變為現實，第一反應是『驚恐萬分』，深感這無異於陪葬中國銀行信用。對於整個金融業而言，如果執行此令，中國的銀行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望，再也難以擺脫外資銀行『桎梏』。兩人合計之下，決定維護銀行獨立，核算現金與資產的情況，並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那就是拒不執行，期待借此獲得民眾諒解與支持，『而寄其希望於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銀行，足以維護中國金融之生命』。

 

最後，兩人復電北洋政府『為對持票人負責，無論處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中，願盡一切力量，將庫中現金兌至最後一元，始行停兌』。

 

拒不執行，並非代表沒有成本與一味頑抗。「張公權」與宋漢章首先的擔憂在於，因為抗命他們會被北京政府解除職務，而一旦被解除職務可能就會面臨無人頂上的困境，於是他們借助了租界法律，讓商股股東起訴張宋二人，這也意味著他們在起訴期間無法擅離職守，也無法被解職。

 

「張公權」回憶，這是為了抗擠兌成功，借助股東力量抵制袁氏政府，在當時大商人張謇幫助下，成立新的股東聯合會主持業務，「張公權」被推舉為會長，葉揆初為副會長，錢新之為秘書長，在報刊刊登公告表示上海分行營業照舊，並且對外宣佈，『環顧全國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系，故以為保全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證之辛亥大清銀行全體瓦解，幸滬上有股東會之設立，竭全力以維持滬行，滬行因賴以保全』。

 

保住管理架構之後，上海分行還必須從經濟上證明自己的實力可以應對即將而來的擠兌浪潮。擠兌是所有銀行家的噩夢，更可怕的是這噩夢常常變為現實，即使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老牌中央銀行也難以避免。「張公權」對此擠兌持續觀察幾天，多年後回憶起擠兌狂潮仍舊心有餘悸。

 

5月12日早晨8點，「張公權」從家裡去銀行，在離銀行還有三條馬路時，即見人已擠滿；他勉強擠到行門口，發現擠兌的人數不止2000人，『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這些升鬥小民人數雖然多，但是索取數目並不大，「張公權」注意到他們手中所持的不過一元或5元的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的存單一張。

 

5月13日繼續擠兌，人數與12日差不多。為了安定人心，本來星期六半天辦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長辦公時間，結果擠兌人數一下子減少了400人；此後周日本來休息，也照常營業半日，結果擠兌人數不到百人。「張公權」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氣，記下『風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沒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擠兌情況之下，上海分行行現金也開始減少，究竟能否支撐下去其實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聯繫外資銀行給予幫助。

 

在幾天的擠兌之下，上海分行雖全力應對但也幾乎面臨困境，畢竟擠兌就是一個信心比較的過程，在市場踐踏之中，誰也不知道擠兌什麼時候過去，甚至危機開始退散的時刻是壓力最大的時刻，『滬行庫存有200多萬元現銀準備，擠兌數日共兌出160餘萬元，同時商存款項被提取數亦達百萬元』。於是，外資銀行的幫助就顯得分外重要。5月15日，宋漢章經理往訪滙豐銀行和正金銀行兩家外資銀行尋求幫助，諸多外資銀行贊成協助上海分行『至必要限度』，由各外資銀行共同承擔對上海分行的200萬元透支借款。

 

當時外資銀行信用良好，所以鈔票得到更多認可，庫存現洋頗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幫助，而外資銀行也需要市場穩定。當時勢力最大的滙豐銀行隱性承擔了維護市場穩定的責任，滙豐銀行貸款額度佔據1/5，為40萬元。此外，當天還決定由華俄道勝銀行『出早倉』（資金一般是下午出庫，早倉表示提前提出）以幫助上海分行。其實上海分行並沒有動用這筆錢，但是市面得知這一消息之後，擠兌風潮旋即散去。

當然，據參與者回憶，雖然宋漢章在外資銀行中頗有聲望，但是交談之中並非單憑信用，提供了上海分行行址及蘇州河沿岸之堆棧、地產道契等為擔保。對比之下，雖然也有呼籲幫助交通銀行的聲音，但是因為交通銀行聲譽一向不如中國銀行，所以外資銀行對兩家中資銀行的態度也是兩樣。

 

到了5月19日，風潮總算徹底平息，「張公權」如此記錄戰果，『上海中國銀行之鈔票信用，從此日益昭著。南京、漢口兩分行鑒於上海分行措施之適當，並獲當地官廳之合作，對於發行之鈔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兌付現金。影響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對於中國銀行在當地發行之鈔票，十足使用』。

 

從經濟上來看，上海分行已經勝利，此刻可謂『家有千金，行止不驚』，在銀行加班加員應對擠兌的努力之下，擠兌風潮散去。不過，經濟只是一方面，此刻又傳來各方面的聲援。5月16日各國駐京公使團向領事館復電，贊同協助上海分行，但「張公權」當時表示擠兌風波已經平息，上海分行無須外援。

 

儘管此刻經濟上已經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義卻十分清晰，對於日後的追責贏得了空間。而且，上海分行的應對也感染了不少人，原本持中立曖昧態度的機構個人也明確支持上海分行，例如:上海總商會即在《申報》表示，『查中國銀行準備現金甚為充足，不特發行之鈔票照常兌現，即將來存款到期亦一律照付。該滬行內容之可靠、誠信而有證，惟鈔票為輔助現金，全賴市面流通，斯金融不致窒塞。該滬行既備足現金、兌付以保信用，而各業商號自應一律照收』。如此趨勢之下，等到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後，根據李思浩回憶，執政的段祺瑞對於上海分行停兌的態度改變為『非常和緩』，承認停兌是勉強應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內，『與外國商人關係較深，停兌不易辦到』。

 

袁世凱去世之後，大局已定，停兌風潮也意味著上海分行的完全勝利。至於『停兌令』的始作俑者梁士詒，在袁世凱去世之後被繼任總統黎元洪下令通緝，繼而逃亡海外，日後在一切風平浪靜之後鹹魚翻身，再度捲土重來，重新入主交通銀行，借助西園借款盤活交通銀行，這就是亂哄哄的民國政治。

 

這次京鈔擠兌事件之後，1921年又重演過一次。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從1916年到1923年整理京鈔，在戰亂中歷經幾個階段才算基本完成。中國銀行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銀行。1926年，中國銀行吸納的存款總額達到32848萬元，發行鈔票13742萬元，分別占25家重要華商銀行存款總額和發行總額的35.1%和60%。

 

這一次勝利雖然是在「張公權」等人運籌帷幄之下展開，但是其中的成功也依賴於當時的政治經濟大背景。

 

首先，不得不承認北洋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這反而意味著它不會擠兌得非常霸道，北洋政府時期其實也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時期。正因如此，『停兌令』的執行並不是十分嚴格，南方對北洋政府的做法也表示異議，『北京政府宣佈此舉，系欲使中交紙幣跌價，造成獨立各省經濟上的恐慌，北京則可席捲現金，以發軍餉』。如此氛圍也給予「張公權」等人抗命的空間。這其實是權力分散之下『東南自保』在金融領域的體現，即使秋後算帳，在各界的抗爭斡旋之中，最終也不了了之。

 

其次，這看起來是「張公權」的勝利，其實更是江浙財閥乃至工商界的勝利，也是市場力量的勝利。「張公權」最為倚重的其實是股東和工商界人士的力量。他依託於張謇、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抑卮、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等人，借助股東力量公告天下，『環顧全國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系，故以為保住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中國銀行滬行決定由股東會竭力維持，將來各業企業如有損失，均由股東聯合會負責向政府交涉』。

 

換言之，此役的勝利依賴於中國銀行商股身份的強大。這也是北洋時期的一大特點，因為北洋政府財力積弱，所以官股也少，稀釋之下銀行內商股的比重增大，而且話語權不少，參股人員也不再類似晚清更多是官商身份，而是以商業為主。對中國銀行而言，1915年大部分為官股，但是之後商股比重開始增加，1917年從17.01%升為59.29%，1921年為72.64%，1923年猛增到97.47%。根據曾擔任中國銀行總裁的馮耿光的回憶，中國銀行幾位首腦雖然性格不同，但都想把中國銀行辦好，也認識到要維持它的相對獨立性就要儘量擴大商股權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北洋政府財政部因為需款應用，經常將該部持有的中國銀行股票抵借款項，我們就慫恿他們陸續讓售給商業銀行，到北伐前夕，官股為數極少，只剩5萬元了』。

 

最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人員地位也不可不提。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總行都在北京，但是兩行在上海都設有分行，而且地位重要，其重要性不僅在於上海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更在於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半數準備金都屬兩家的上海分行。根據「張公權」回憶，『當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之兌換券計七千餘萬元，現金準備約兩千三百餘萬元。內中：中國銀行存有現銀三百五十萬兩，銀幣四百八十八萬；交通銀行存有現銀六百萬兩，銀幣五百四十萬元。此項現金準備之半數，屬上海中國、交通兩分行』。

對比之下，交通銀行的歷史本身與中國銀行不同。北洋政府對於交通銀行成為國家銀行頗有助力，而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在交通銀行地位不凡，從交通銀行幫辦到最終擔任交通銀行總理。交通銀行初創之時雖然獲得輪、路、郵、電四項存款往來，但是在歷年墊資與經營不善之下甚至虧損280萬兩以上，『行務停滯，幾有不能支持之勢』。梁士詒謀求袁世凱支持，擴大交通銀行權力，為交通銀行謀取到國家銀行權力之後，交通銀行一直在他控制之下，交通銀行的經營狀況卻不如中國銀行。當時上海《新聞報》刊登了一則『北京特別通訊』，據說：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總行在停止兌現、付現的院令發表前，曾致電向各地分行徵詢意見，交通銀行分行均無意見，而中國銀行各分行都不贊同，甚至有言『交通銀行自殺，系屬自取，中國銀行陪殺，於心難安。寧可刑戳及身，不忍苟且從命』。

從全國來看，因為地域風格有異，各地對『停兌令』的執行力度和步伐也不一樣。多數地區遵照實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堅決抵制也有其特殊性。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地位特殊，辛亥革命爆發後銀行停業清理，然而大清銀行中除了官方股份，也有商股。在商業股東出面斡旋之下，南京臨時政府同意中國銀行於1912年在上海（原大清銀行的舊址）開業，次年才設總行於北京，固定股本總額為銀元6000萬元，官商各半，由此可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在中國銀行內外都不低。至於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其主管是交通系官員，到任時間不長，更是與商人及銀行業務不熟，外資銀行對於他們的態度也不同，所以不得不對『擠兌令』遵照執行。而經過這一次，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的結局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更是不同，時隔一年之後才重新營業，其總行也差點遭遇撤銷。

 

經過這一次風波，「張公權」一戰成名，可謂在金融界揚名立萬，而且在政界與新聞界也獲得不少擁護，後來「梁啟超」邀請他擔任中國銀行副總裁，花費數年整頓京津地區的京鈔問題，這為他日後作為江浙財閥代表支持蔣介石奠定了基礎。

 

對抗擠兌成功不僅僅是「張公權」一人的功勞。據瞭解內情者評價，「張公權」交際活絡，與江浙銀行家、政界以及新聞界多有聯繫，從政經歷使得他對外處理事務得力。對內而言，宋漢章在行內有實權，對外資銀行有信用，而當時上海分行襄理胡氏在錢莊有地位，正是他疏通中國銀行到上海錢莊市場交易，使得錢莊給予中國銀行的地位是同業而不是普通客戶。由於三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長，相得益彰』，促成了中國銀行在這次風潮中屹立不倒。

 

至於宋漢章，雖然一直以來被談到的頻率低於「張公權」，其實他對於中國銀行的貢獻也很大，其服務時間更久，資歷更高。他經歷了清朝、北洋、國民政府等不同朝代的中國銀行。「張公權」說起宋漢章，評價是『靜默寡言，但是朝夕相處得益亦多，美德有自奉簡樸、操作勤勞、辦事認真、愛惜公物、公私分明』。

 

宋漢章日後擔任中國銀行總經理，1946年任四聯總處理事。在「孔祥熙」辭職的情況下，年近80歲的宋漢章還在1948年4月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目的也是為了保持中國銀行獨立。1949年他辭職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歲。宋漢章的一生，除了這次對抗北洋政府，還曾經對軍閥陳其美、蔣介石的借款要求強硬回應，有人甚至將他稱為中國銀行的精神領袖。至於胡氏，曾有上海錢莊經歷，「張公權」說他對於錢莊歷史業務尤其熟悉，與之談論市面情況增加知識不少。

 

在『抗兌令』中，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在致電國務院、財政部和中國銀行總行的電報中提到，『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兩行兌現付存，無異宣告政府破產，銀行倒閉，直接間接宰割天下同胞，喪盡國家元氣，自此之後，財政信用一劫不復。滬上中國銀行由股東決議，通知經理照舊兌鈔付存，不能遵照院令辦理，千萬合力主持，飭中行遵辦，為國家維持一分元氣，為人民留一線生機，幸甚』。日後發展也多少印證這些銀行家的當年期待，雖然政局變動，中國銀行仍舊得到長足發展，中國銀行存款總數1917年年底為1.4億元，1928年年底為3.8億元；鈔票發行額1917年年底為7000萬元，1928年年底為1.7億元。1928年年底，全國銀行發行總數為2.9億元，中國銀行發行總數約占一半；全國各銀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為9.8億元，中國銀行存款總數約占4成。中國銀行的地位不僅在全國卓越，在上海等地甚至高於官方的中央銀行，『1934年年底，全行存款總數達5億餘元，各項放款為4億餘元，均較中央銀行多一倍許，發行總數為2億餘元，較中央銀行多兩倍半』。

 

『京鈔風潮』與『抗兌令』背後，不僅折射出中國銀行業與銀行家轉瞬即逝的黃金時代，也暗示了一個教訓：政府無信用情況下，民眾往往更偏好白銀之類的金屬貨幣，金屬貨幣的存在其實天然對於紙幣的通貨膨脹是一個束縛，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發行紙幣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引發金融動盪。可惜這一教訓並不被後來的國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銀退出歷史舞臺之後，紙幣的效應被放大再放大，民國政府在通貨膨脹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滅亡。

 

 

天時地利的『廢兩改元』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軍事戰爭之外的貨幣戰爭其實也一直存在，畢竟金融是國家經濟的血脈。在民國動盪風潮中，白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傳統貨幣單位是『兩』。單單就稱量實銀的秤來說，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時期據說有上百種之多。各種虛銀更是形形色色，所謂紋銀是一個『假想標準銀』，成分為935.374‰，在紋銀基礎之上各種折算，例如:上海的九八規元，其九八就是紋銀成色的98%，天津則又是行化，成色是992‰。

 

混亂孕育機遇，清之後傳統經濟與現代轉型結合，在碰撞中孕育出現代金融制度。近代之後，中國名義上實行銀本位制度，其實一直是『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銀錢並用制，隨著海外銀元以及自製銀元流通，中國形成銀兩銀元局面，幣值極度複雜。上海財經大學燕紅忠教授認為，從晚清至民國的中國貨幣狀況最為混亂，甚至是『歷史上罕見的幣制混亂』，可以說中國是沒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國所大患者，無本位也』。同時這也是變化最大，改革最為徹底的時期。

 

雖然袁世凱頒佈《國幣條例》，但條文在中國並不真管用，隨後關於金本位也有過討論，然而市面依舊是銀元和銀兩並用，即使官方自身很多時候還是用兩。袁世凱死後，更沒有人有能力推行統一幣制，不統一的幣制造成諸多不便，但是戰亂和利益使得白銀仍舊以各種形式通行中國。學界對此早就期待改革，例如:經濟學家馬寅初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多次呼籲『惡幣』必須改變，『要中國強，非中國的實業發達不可；要中國的實業發達，非改良幣制不可。換言之，中國的幣制不改良，中國的實業新局面不會發達；中國的實業不發達，中國可也就沒有發達的希望了』。

此後北洋政府也計劃趁勢推出『廢兩改元』，但是因為中央勢力薄弱，各地軍閥割據，加上金融業對此也熱情不大，最終不了了之。金融業的反對，主要來自錢莊和外資銀行，二者都是因為利益相關。錢莊依賴銀錢兌換為主要業務，因為以往借款、鹽稅、關稅都是用銀兩，在銀兩與銀元之間的轉換，往往依賴銀行給出的折合率，各地規格不同導致計算複雜，因此也成為門檻，外資銀行和錢莊從中都有不少業務利益。銀行家「資耀華」回憶，當時外匯牌價都是由外資的滙豐銀行定價，以銀兩為本位作價，利用優勢可以獲得外匯牌價折算的利益。

 

國民政府推進幣制改革獲得天時地利。首先，政治具備統一的基礎，中央政府權力強化。國民政府1927年成立之後，名義上的統一尚未真正完成，就開始著手幣制改革。1928年7月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提出的《整理財政大綱案》中，強調幣制改革的重要性，並且進行了路線規劃，『幣制握財政之樞紐，與國民經濟最有關係。我國幣制之壞，由來已久，根本之計，宜遵總理錢幣革命計劃，並確定分步進行方法。

 

目前應計及者二端，

 

即一是推行紙幣集中主義，銷除舊幣，改發新幣，以發行新鈔之權，集中國家銀行；各地方由國家銀行，設立分行、分號及兌換所，以實行集中主義。

 

二是推行金匯兌本位，幣制之定本位用銀之說，既非世界潮流所許，而金又非我國富力所能擇。其最適用於今日情形者，第一步，廢兩改元，確定銀本位；第二步，推行金匯兌本位制度。而著手之初，當以創辦信用卓著之國際匯兌銀行為施行本位之飭』。

 

中國在抗日戰爭爆發前10年的歷史，其實是一個現代國家從無到有的過程，其中也伴隨著中央權力的加強，財政首當其衝。

 

1929年，「宋子文」表示: 政府能夠控制財政的省份只有江蘇、浙江、安徽與江西這4個省，而能夠交出多餘部分的只有江蘇和浙江。隨著國民政府權力穩固，對於金融統一的規劃也著手進行，第一步就是控制銀行。

 

當時信用最良好的兩家銀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首當其衝，在20世紀20年代末被迫改組加入官股。

中國銀行被迫在股本2500萬元中強行加入官股500萬股，交通銀行總行則遷入上海，資本1200萬中加入官股200萬。

 

就中國銀行而言，北洋政府末期商股勢力很大，官股發言權很少，而且不斷出售，北伐前夕只剩5萬元了。在「張公權」等人的治理下，中國銀行本來是一個走向一流商業化的企業，實力在國內銀行已屬前列。儘管如此，隨著中央政府實力增強，中國銀行因為金融制度變革不得不『國進民退』：1928年中國銀行總部從北京搬到上海，中國銀行的官股除原有5萬元外，增加495萬元，以公債撥充，合為500萬元，計占股份總數1/5，由財政部加派官股董事3人、監事1人。

 

就中國國內情況而言，1927—1937年也是一段難得的安定時期，事實上也孕育了經濟的『小陽春』。從國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遷都重慶，這一期間被認為是『黃金10年』。

 

對於中國瞭解甚深且批評不少的美國將軍魏德邁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會發言中，仍舊給予這10年甚高評價：『1927—1937年，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10年’。在這10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

 

其次，『廢兩改元』也得到時局的支持。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全球最重要的事件『大蕭條』可謂改變了世界形貌，而其對中國貨幣制度的影響可謂重大而隱蔽。

 

『一戰』之後，更多國家轉向金本位，白銀價格走低，1929年『大蕭條』之後，各國紛紛脫離金本位，這也使得黃金以及白銀價格都出現大跌。倫敦銀價從1920年的每盎司61.95便士跌到1928年的25便士，再到1931年2月的2.5便士。

 

『大蕭條』對於世界大部分地區是一場浩劫，對中國也有重要影響。

 

中國是當時世界唯一銀本位的重要大國，其時銀價大跌，中國深受影響，是正是負？其實都有。從償還債務和匯兌的角度，此變化對中國不利，改變銀本位的提議也因此開始。但從出口角度看，其實對於中國具有正面意義，例如: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認為，中國的銀本位實際可以視為浮動匯率制，使得中國在『大蕭條』之後的出口下降要小於進口下降，甚至在1930年和1931年實現了國際收支盈餘，當時中國政府經濟顧問揚格認為『大蕭條』在中國是在1932年才開始的。弗里德曼認為中國國際收支盈餘意味著金銀淨輸入，這一判斷也符合中國當時的情況，以上海為代表，1932年銀元源源不斷地流入上海，上海銀元甚至過剩，高達5466萬元。

 

到1933年，財政部估計流通銀元已高達14億元，加上用作準備金之銀元有2億元，共達16億元之多。對比之下，流通之銀錠據估計僅有1.53億上海兩（約2億元）。1928年，全國僅有6億銀元。

 

白銀價格下跌為『廢兩改元』創造了大好形勢。和當時多數人一樣，「資耀華」不僅經歷了使用銀元的時代，也目睹了白銀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資耀華」很早就關注金銀問題，感歎『而平日無人顧及之銀價問題，乃一躍而為全國最時髦之問題』。「資耀華」在1930年曾主編出版相關著作，他認為金貴銀賤關係國事民生，非通盤籌畫根本救濟不可，而欲通盤籌畫，則非整個研究、注意白銀在經濟上之地位，也就是白銀在經濟上具有兩種資格，一方面為商品，一方面為通貨。商品者『乃商業交易之目的物』，通貨者何『乃有流通力之交換媒介物』，『銀既兼備商品與通貨二者之資格。故吾人欲研究關於銀之種種問題，則非由斯二者為觀察之起點不可』。

 

關於銀價走低，根據當時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的回憶，『民國十七至二十年間，平均銀元價格為每百銀元值上海規元銀兩七十三兩，民國二十一年降為六十九兩九錢五分。銀元之購買力降低，即物價上漲，市民稱苦，各界盼望從速廢兩改元。……此刻廢兩改元，只有升值，而無貶值』。不過「張公權」也指出，當時外商銀行及一部分錢莊也有懷疑，一方面是引發紙幣濫發，另一方面是銀元供不應求。以中國銀行為首的銀行公開表態紙幣發行可以實行公開檢查，而且銀元儲存充足，交通銀行與中央銀行也是類似，如此使得『廢兩改元』得以順利進行。

 

最後，除了天時地利，人和也起了作用。原本『廢兩改元』只是新式銀行熱衷，外資銀行與舊式錢莊反對，到了20世紀30年代，態勢有了變化。『大蕭條』帶來了經濟恐慌，中國反而發展不錯，進入所謂『黃金10年』，因此，中國成為令人矚目的經濟亮點，如果外資銀行期待在中國獲得更多發展，那麼統一幣制也順理成章。正因如此，據「資耀華」回憶，外資銀行的態度有了轉變，對『廢兩改元』的態度由反對變為贊同。

 

經濟的變化為金融政策變化的基礎，討論多時的『廢兩改元』終於提上實施日程。1928年，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宋子文」就強調中國極為紊亂的貨幣制度必須加以整理，後陸續通過關於『廢兩改元』的提案，1933年國民政府頒佈『廢兩改元』訓令，從此中國幣制正式以銀元為基礎。

 

1933年3月8日，國民政府公佈《銀本位幣鑄造條例》規定，銀本位幣定名為『元』，總重26.6971克，發行全國統一的銀幣，新銀幣一面為孫中山半身頭像，另一面為帆船圖案，即『孫大頭』。

 

這一進步的意義總是被低估，比照日後法定貨幣從白銀到紙幣的跨越，『廢兩改元』好像改變不大。其實如果沒有『廢兩改元』，法定貨幣改革也無從談起，這是中國幣制的一小步，卻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步。在時隔小亞細亞呂底亞王國鑄造金銀幣2000多年之後，中國終於告別『兩』，以『元』為單位，開始了自己的鑄幣時代。『廢兩改元』意味著落後的銀兩制度終於退出歷史舞臺，這對於全國市場的統一大有裨益。隨後，曾經繁榮的中國錢莊隨著銀兩的退出而進一步衰落，後來逐步消亡了。

 

 

從《白銀收購法案》中走出的法定貨幣

 

『大蕭條』改變了世界的邏輯，但是對於中國來說，白銀使得中國的步調與世界主流有所不同。最開始主要國家都是金本位，中國是銀本位，這使中國享受了一段匯率貶值帶來的繁榮時期。

 

1928—1932年，白銀的國際價格下跌超過5成。隨著中國取代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用銀國，銀價持續高於世界，白銀開始加劇流入中國，這導致國際收支惡化、進口物價上漲、償付外債加大，同時也使得各類遊資進入上海，租界的房價也開始一路上漲，外資與內資都在大肆買入，銀行機構炒地皮忙得不亦樂乎。上海租界的房價達到一個歷史高峰，高房價下各類分租相當流行，『72家房客』現象也屢屢出現。

 

中國當時是債務國，白銀走低讓政府財政備受損失，中國政府多次對此提出抗議，1933年5月，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去美國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希望美國穩定銀價，隨後6月「宋子文」在倫敦國際貨幣經濟會議呼籲安定銀價，於7月22日簽署了一項國際性的白銀協定，限制各國出售白銀。

 

1933年，正值中國進行『廢兩改元』之際，世界也在經歷變化。

 

在『大蕭條』之後，曾經引領世界風氣之先的金本位卻反而成為名副其實的『黃金枷鎖』，誰先脫離金本位，誰的經濟就先復甦，而白銀價格走低更是加大這一趨勢。

 

美國從1933年4月開始脫離金本位，美元開始大幅貶值(開始大量亂印美鈔)。在美國脫離金本位之前，英國、日本等國於1931年脫離金本位。

 

美國脫離金本位之後，對於中國而言，一項影響更大的舉措跟隨而來，那就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簽署了《白銀收購法案》。在該法案推出之前，白銀價格連連下跌，從1928年每盎司58美分下跌到1932年年底的25美分，然而在法案推出後，白銀價格在1935年一路走高，甚至上漲到每盎司超過80美分，當年4月27日哄抬到每盎司0.81美元。

 

雖然美國白銀產業規模在1929年不足3000人，但是其政治影響巨大，涉及西部7個州。在美國白銀產業壓力之下，羅斯福授權美國財政部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直到白銀價格達到每盎司1.29美元為止，或財政部儲備的白銀價值達到了黃金儲備的1/3。這一法案實施完全是政治因素，目的在於提高白銀價格，其結果則是對美國國內白銀產業進行補貼，因此，白銀產量從1934年的3300萬盎司提升到1940年的7000萬盎司。

 

這一突如其來的政策，導致本來下跌的國際白銀價格再度急劇上升，其結果則是造成了依賴白銀的國家的困境，對於中國來說尤甚。白銀價格的上升，一方面引發國內通貨緊縮，而對於『大蕭條』之後的經濟體，通貨緊縮是致命的，不少工廠關門，上海的匯劃錢莊幾個月內倒閉了1/5；另一方面隨著國際銀價的上漲、海外白銀購買力的提高，原本流入中國的白銀開始陸續流出中國，即使中國海關在1934年對出口白銀徵收10%的出口稅也難改趨勢。《白銀收購法案》簽署後，按一般估算將白銀從上海運到倫敦可以獲得15%的利潤，這導致走私猖獗。即使不計入走私，白銀進出口也相當驚人，根據《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鄭友揆等，1984）的數據，1934年中國白銀淨出口量為2.57億元，這一數據比歷史最高出口年份高出5倍，其中絕大部分是在《白銀收購法案》通過後4個月內運出，這幾乎是當下資本外流的白銀版本。

 

此刻的中國，『廢兩改元』剛實施不久。銀價驟然大漲之下，中國再次出現了與晚清末年類似的白銀外流危機。作為全國經濟中心，曾經一度享受國民政府定都紅利、正處於黃金時期的上海也陷入萎靡，在白銀流出之下，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房價由往昔只漲不跌開始一路暴跌，『往昔上海實況繁榮，地價與房租隨之昂貴，其價之高，不特為全國各地冠，亦漸占世界之地位。今市況蕭條，工商業者對於巨額房租之負擔，夫豈能勝？影響所及，地價暴跌，市多虛宅，地產業者有同歸於盡之虞』。

 

從上海到全國，陸續出現工廠關門、錢莊倒閉以及銀行擠兌事件，1935年3月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錄，『財政困難，社會經濟日漸衰敗，可慮之至』。

 

《白銀收購法案》的經濟結果並非不可預計，中國銀行公會曾在法案討論之初表示反對，但是政治總是以政治的邏輯強勢推進，羅斯福如是回答，『這是中國自己的事，並非我們的事。他們如果願意，盡可制止白銀外流，而我們不能只因為中國人不能保護自己就改變我們的政策』。

 

歷史總是在重覆，美國白銀政策如同今天的美聯儲政策一樣，無論外界如何抱怨，美國政策只能立足其國內需求，而對於自身政策的溢出效應所造成的海外混亂則無暇顧及。

 

當時有人評價，當自由經濟未衰敗、國際金本位未崩潰時，中國政府對銀價採用放任態度無可厚非，但是隨著形勢變化，則應該有所作為，有人亦感歎中國對於貨幣疏於管理：『銀市之前途不操之中國，而為紐約之投機家與華盛頓之議員所挾持，四萬萬中國人之命運，一聽美國少數人之決定，馴至全國財產暨所得逐漸縮小，人民生活程度低下，至於不堪設想之境界。大多數均以衣食無著，營養不良，瀕於死亡，或流為盜匪。整個民族行將毀滅，政府尚安所辭其責乎？』

 

與此同時，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佔領東北，勢力也滲透到華北等地，策劃『華北自治』。亂世中的「資耀華」曾經遊歷華北，深感日本勢力之大，而他所在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多次想在東北設立分行，然而從20世紀30年代到抗日戰爭結束，一直都沒有機會。

在美國《白銀收購法案》的影響下，資本外逃，經濟恐慌，再加上通貨緊縮，日本又伺機而動，中國正在遭遇一次劇烈的經濟危機以及戰爭的威脅。在制度的慣性之下，『國進民退』再一次難以避免了。借此鞏固中央權力，幣制改革因而獲得極大動力，而剛剛誕生的中國新式銀行業，就這樣告別了其黃金時代。

 

當時國有的中央銀行雖然成立多時，但是實力明顯弱於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歷史悠久，當時市面對其信賴更甚於成立於1924年的中央銀行。

 

從資產總額看，1934年，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資產總額達18.79億元，其中中央銀行為4.78億元（占25.44%），中國銀行為9.76億元（占51.94%），交通銀行為4.25億元（占22.62%），從發行總額來看，中國銀行同樣佔據一半以上，而中央銀行不如交通銀行。

 

「張公權」感歎，1935年中國銀行存款總額占1/4，發行占1/3，『其為政府注目，遭中央銀行嫉妒，自不待言』。蔣介石的計劃是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謀求加大官股，強行入股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信用良好的商業銀行，另一方面掌握貨幣發行權與人事權，甚至一手締造中國銀行神話的「張公權」也不得不在1935年黯然離場，由政府要員「宋子文」接任董事長。

 

1935年3月中旬，蔣介石與「孔祥熙」、「宋子文」在武漢商討，已經決定增發公債1億元，撥出2000萬元充作官股給中國銀行，1000萬元給交通銀行，並且已經決議讓「宋子文」掌控中國銀行的業務。隨後不久，蔣介石再從四川致電「孔祥熙」，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改組上升到拯救經濟與國家的高度，也點出了其控制金融與貨幣的計劃，『國家社會皆頻（瀕）破產。致此之由，其結症乃在金融幣制與發行之不能統一……今日國家險象，無論為政府與社會計，只有使三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乃為國家民族唯一之生路』。

 

按照蔣介石的步驟，1935年3月底，財政部計劃在中國銀行原有資本2500萬元之外，再增官股2500萬。此舉一出就遭遇中國銀行董事會異議，最後雙方妥協，在原有官股500萬元的基礎上新增官股改為1500萬元。如此股份官商各半，「宋子文」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中國銀行由總經理負責制改為董事長負責制，此後宋漢章也常年擔任中國銀行總經理，至於服務中國銀行多年的「張公權」則在3月底被迫去職。

 

對比之下，和20年前『京鈔風潮』差不多，交通銀行對於改組反響平淡，其官股加入1200萬元，占資本總額的55%，領導層的觀念依舊。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改組之後，中央銀行則簡單得多，一切就按照其計劃進行。1935年4月，國民政府以間接救濟工商業為由，發行金融公債1億元充實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資金，其中3000萬元充實中央銀行的基金。

 

一切準備就緒後，幣制改革也呼之欲出。1935年夏，國民黨高層聚會廬山。在中國服務多年的美籍財政顧問揚格強調這次會議的目的在於決定貨幣改革方針，其正式實施是在『極端保密』中進行。中國金融的命運，就在1935年這樣被決定。原本『廢兩改元』之後曾經計劃金本位，但是隨著『大蕭條』，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中國也順應潮流，一步到位實行紙幣策略。

 

在《白銀收購法案》實施一年半後，財政部次長徐堪在1935年擬定法定貨幣政策條文，11月3日頒佈的《財政部改革幣制令》解釋了幣制改革的原因，『我國以銀為幣，白銀價格劇烈變動以來，遂致大受影響。國內通貨緊縮之現象，至為顯著。因之工商凋敝，百業不振，而又資金源源外流，國際收支大蒙不利，國民經濟日就萎敗，種種不良情況，紛然並起』。

除了確定法定貨幣之外，此前具有發鈔權的十餘家銀行的權力也被回收，發行權被收入官方控制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大銀行，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也因此被強行注入官股。『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定貨幣。……四、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定貨幣。……』

危機之中，法定貨幣誕生了，內外亂局之下，金融也成為時代博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不可否認，正是經濟危機甚至政治存亡給予中央政府在金融領域集權統制的可能。對外國而言，支持中國成為當時英、美等國的共同利益，而外國政府尤其是英、美政府的支持對於法定貨幣實施意義重大。法定貨幣在英國首席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的參與之下實施，法定貨幣改革公佈之後得到英國政府大力支持，嚴令在華企業、公司、銀行一律遵守。

 

11月4日，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幹響應中國政府頒佈之命令，發佈英國國王敕令，『凡個人或與其他英國人民，共同以現銀償還全部或一部之債務者，應以違法論，得處以三個月以內之監禁，或連帶苦工，或處以五十鎊以下之罰金或處以監禁及罰金……英商銀行，因此皆有權不付出任何白銀』。

 

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等英資銀行本來在外資銀行中勢力最大，如今則先後將庫存現金及白銀提交中國銀行，在滬外國銀行2600萬元的繳納額中，英資銀行繳納其中的多數。

 

至於美國，由於其已經在對華貿易中佔據首位，美國駐華公使隨後也暗中敦促美國銀行將白銀轉交中央銀行收兌，不再使用銀洋。然而，美國政府的態度也不無糾結。中國幣制改革方案為英國首席財政顧問與中國財經要人「孔祥熙」、「宋子文」所達成，而白銀風暴的源頭在美國，美國在中國改採法定貨幣制度後，難免會認為這是英國的勝利，於是在倫敦市場通過停止購買白銀施加壓力。

 

1936年3月，在銀行家陳光甫的斡旋下，國民政府終於與美國財政部部長小亨利·摩根索達成一致，而後者與羅斯福一直私交不錯。

 

美國政府最終認可中國貨幣改革與美國遠東利益的一致性，中美在1935年5月達成一項白銀協定，該協議要求美國政府向中國購買白銀5000萬盎司。因此，法定貨幣同英鎊和美元都有所聯繫，國際盟友於是有了更多利益糾纏。貨幣制度中的相互聯繫背後，其實是對利益同盟的確認。

 

關於法定貨幣的問題，其實也涉及貨幣主權與國際操控的話題，從日後不少材料可以看出，三國都希望中國貨幣與其貨幣掛鉤，中國力圖在美國、日本、英國之間斡旋，一方面期待尋找支持來源，另一方面希望獲取獨立話語權。其中的過程堪稱經濟話語權以及金融議價能力的博弈。

 

美國一開始不那麼願意幫助，而中國反對任何單一外國的主導，同時也努力利用當時的形勢，不得罪任何一方面。最終的結果對中國相對有利，英國和美國也各得其所。

 

國民政府借助英國財政顧問，其實主要為了爭取國際支持。李滋·羅斯在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主要方案其實源自當時的國民政府草案，揚格在其中也出力不少。這一說法得到銀行家陳光甫與耿愛德等人的證實，陳光甫是民國銀行頭面人物，與「孔祥熙」等人過從甚密，他和銀行同行以為『庸之沒辦法』（「孔祥熙」字庸之），結果「孔祥熙」『一面守口如瓶，一面博彩輿論』，其聽從揚格的建議在不透支情況下敲定改革方案。

 

對於法定貨幣，海外也有人不滿，其中最為失落者自然是日本。陳光甫直言日本對新幣制無好感，甚至有意破壞。日本一直期待西方承認自身在中國的特殊利益，而日本在華（尤其是在東北）投資的增長也頗為迅速，1930年達到14.12億美元。法定貨幣改革剛剛宣佈，日本軍部表示中國幣制改革是對日本的『公開挑戰』，甚至以此為藉口要求在華北收兌的5000多萬銀洋不許南運。日後的抗日戰爭也開闢了另一個戰爭，即『元』的戰爭，法定貨幣與日元在中國的廝殺剛剛開始。等到1937年，「孔祥熙」與摩根索在華盛頓敲定第二批購銀協議的前一天，盧溝橋事件發生了。

 

從『廢兩改元』到法定貨幣推出，這是一個曲折多變的新時代。作為專業人士，「資耀華」認為『廢兩改元』與法定貨幣改革存在差異，但也評價法定貨幣改革『相當成功』。『廢兩改元』雖然統一了貨幣單位，實現了獨佔銀幣鑄造權，但鈔票發行還是分散在私營銀行，市面也流行各類輔幣。隨著法定貨幣發行，國民政府則完全禁止銀元以及硬輔幣的使用，貨幣發行完全被壟斷，真正實現了貨幣的法定貨幣化。

 

通過金融史可以得知，鑄幣稅的最大收益來自輔幣，而紙幣更是接近無成本印鈔。統一紙幣實際上給予了國民政府無盡的支持，既為日後的抗日戰爭奠定貨幣基礎，也埋下了隨後的通貨膨脹隱患。當時內憂外患，非常時刻的貨幣統一開啟了中國金融歷史新篇章，尤其隨著後來日本入侵，法定貨幣的通貨膨脹為人詬病，其實也是因為其承擔了軍費開支的功能，功過只能任後人評說。

 

法定貨幣實施是一次金融洗牌的開始，統一貨幣也使得中國金融進入壟斷統制階段，甚至早在法定貨幣推行之前中國就開始為金融集中鋪平道路。借助強行參股，國民政府基本控制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家銀行，這三大銀行資本額超過全國銀行的4成，存款占接近6成，國家銀行和私營銀行的實力對比已經出現了變化。更進一步，對「資耀華」所在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類的商業銀行而言，法定貨幣實施就失去了發行貨幣的收益。「資耀華」指出，當時的銀行流行一種互通有無的『暗記券』發行，以往商業銀行即使沒有發行權，還是可以通過有發行權的銀行發行暗記券，也就是暗中做了標誌的鈔票，因此相當多商業銀行實際上可以獲得發行貨幣的收益。法定貨幣實施之後，全體銀行業獲利減少，銀根趨緊，經營則進入低潮。

 

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元』，法定貨幣。法定貨幣可謂中國貨幣制度的一個巨大躍升，不僅是從銀到紙的變化，更是從金屬貨幣變為信用貨幣，本質是傳統經濟到信用經濟的轉變先聲。而白銀與中國的諸多糾葛，從銀兩到銀元，從混亂兩制到銀錢並用，看起來似乎也終於到了落幕的一天。

 

 

通貨膨脹的尾聲與啟示

 

法定貨幣的誕生，讓中國金融史與白銀的數百年糾纏跌宕看似暫告一段落，中國金融也由相對自由進入逐步統一制定階段。但是歷史並非總是線性直行，而是充滿了反覆與倒退，白銀並沒有一步退出歷史舞臺，法定貨幣卻如同歷史中的其他中國紙幣，從穩定到輕微通貨膨脹，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貨膨脹而不可自拔，最終導致了金圓券的推出。民間白銀和黃金外匯一起，再度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演繹了中國金融史上最為瘋狂的一幕。

 

從銀本位轉向法定貨幣，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是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降低，結束了中國混亂而落後的貨幣格局，另一方面是國民政府的權力範圍在此期間擴展。幣制改革使得多家銀行的發行權被剝奪，其發行準備也被接收，錢莊也因運轉不良而被監督管理，並進一步被控制。

 

經濟學家馬寅初一方面評價法定貨幣『實開中國貨幣制度之新紀元』，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對通貨膨脹前景的擔憂，『此次新幣制，既不許兌現，故其本身即非通貨膨脹，但已造成通貨膨脹之基礎條件；今後政府是否以此基礎條件為根據而實行通貨膨脹，則需視今後事實之表現也』。誰知道呢？歷史就是這樣被一次又一次預言。

 

法定貨幣結束了此前銀錢並用的混亂局面，也使得中國統一的努力從疆域衍生到貨幣，為政府將手伸向經濟提供了最方便的方式。國民政府經過10年的建設使得財政體制有所完善，但是日本入侵改變了一切。一方面，法定貨幣實施，金融走向統制，曾經的金融市場走向了國家主導的金融體制；另一方面，戰爭的邏輯也一如既往地殘酷，華東地區的淪陷使得關稅、鹽稅、貨物稅三大稅收主體遭遇了巨大衝擊，國民政府剛剛恢復的財政旋即無法支撐。法定貨幣起初得到英美支持，在抗日戰爭初期相對穩定，但隨後入不敷出的國民政府不得不走向赤字財政壓力下的印鈔。財政赤字比例最高曾達86.9%，這使得印刷法定貨幣成為維持戰爭的生命線。然而印鈔的速度也無法追趕財政收入的下降，隨著軍費開支飆升，法定貨幣開始無可避免地滑向通貨膨脹深淵。法定貨幣失敗的根本原因和歷史案例不無相似，仍舊是戰爭失敗與財政危機的雙重疊加，國民政府企圖以貨幣的形式拖延時間，卻最終失去了時間。

 

法定貨幣改革成敗如何？不同人有不同的評價。

例如:弗里德曼直接表示《白銀收購法案》改變了中國歷史，這一政策將中國推向紙幣本位，導致後續惡性通貨膨脹以及顛覆變化，『即使沒有美國的《白銀收購法案》，抗日戰爭和內戰也會導致通貨膨脹政策。中國遲早會脫離銀本位制，而改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很可能在沒有《白銀收購法案》的情況下，所有的這些副作用會推遲一個相當時期。當然誰也不能預測它的最後結果。但《白銀收購法案》是促成蔣介石政權覆滅的一個重要因素，卻是顯而易見的』。

 

由於法定貨幣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國內歷史學家對它的評價不高。但對法定貨幣的評價，也存在另外的視角。

 

首先，能夠讓一個近乎前現代的大國從金屬本位過渡到信用貨幣，這本身從金融改革的角度就是一次極大進步。事實上，就中國貨幣制度的自身邏輯而言，推行紙幣只是時間問題，至少從1928年開始中國就大幅討論是否應該放棄銀本位，白銀法案只是加快其步伐。其次，法定貨幣的通貨膨脹內外皆有，癥結在於民國財政軍事，而不在於貨幣制度。正因如此，問題要害從來不在紙幣本位或者金屬本位，而在於政府經濟權力是否能夠得到有效約束，以及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程度是否超出人們的承受能力。

 

事實上，法定貨幣的誕生，不僅統一了中國成百上千的錢幣，被認為也同時凝聚了中國國力，也成為對偽幣以及日本的對抗。在抗日戰爭期間，法定貨幣實際上也起到重大作用，日本方面甚至有觀點認為如果中國不在1937年之前進行幣制改革，中國也許不會抵抗那麼久，可能會提早敗亡，甚至會忍辱求和，歷史也將會改寫。

 

其次，法定貨幣改革所遵循的道路，則是前文所述的中央集權式的金融統制。在其他領域的系列手段其實一直在蔣介石心中謀劃，而金融從頭到尾只不過是政治軍事措施的輔助之一。這表面看起來是個人風格，其實是政治規則所決定的。

 

北伐戰爭中，蔣介石得到不少上海銀行界的支持，特別是所謂的江浙財閥。『江浙財閥』一詞最早來自日本報紙，『革命軍北伐成功，得力於江浙財閥的支持』，日本學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此即有不少研究，其中首腦人物有出身江浙的銀行家以及實業家，如張靜江、虞洽卿、李銘、「張公權」、錢新之、陳光甫等人。蔣介石的軍費開支從江浙銀行家那裡得到不少助力，但是對於總是受制於人，蔣介石心有不甘，銀行家也對於當局『拿銀行當國庫』的做法難以予取予求，如此之下，兩個集團之間罅隙加大。

 

以銀行家「張公權」為例，他對於蔣介石北伐出力不少，從經濟到外交都頗為盡力，蔣介石最開始對他十分禮遇，甚至在1927年4月親自出席「張公權」母親的葬禮，但是到了1928年9月，「張公權」與蔣介石之間已經有了衝突。「張公權」因為擔心蔣介石要求他擔任財政部部長而沒去南京，蔣介石在大怒之下要求通緝「張公權」。這一衝突在黃郛、虞洽卿的調解下最終消解，但問題的癥結並沒有解決。為了避免中國銀行成為政府籌款機器或者自己參加政府籌款，「張公權」一度希望新成立中央銀行分擔中國銀行等機構的重負。但是在日後，他的設想並沒有隨著中央銀行的成立而實現，相反，「張公權」在政府高壓之下，最終不得不離開自己一手塑造的中國銀行。

 

個人恩怨之外其實更多是大形勢主導，在戰爭陰霾逼近的時刻，除了控制軍事，就是控制銀行。蔣介石的心思，其實在1935年致「孔祥熙」的一封著名密電可以得知：『國家社會皆頻（瀕）破產。致此之由，其癥結乃在金融幣制與發行之不能統一，其中關鍵全在中交兩行固執其歷來吸吮國脈民膏之反時代之傳統政策，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若不斷然矯正，則革命絕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斷送，此事實較軍閥割據破壞革命為尤甚也。今日國家險象，無論為政府與社會計，只有使三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乃為國家民族唯一之生路。務望轉達林主席、汪、孫、於、居、戴諸公，堅持主張，貫徹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國，聞中行總經理「張公權」君有意辭職，弟意應即出勸其決心完全脫離中國銀行關係，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調任其為中央銀行副總裁，俾其專心致力於中央銀行之發展，促成國家之統一，公私兩全，是為至幸。』

 

對於蔣介石而言，戰爭意味著需要金錢支撐，巧取還是豪奪，只是伺機而定，在需要的時候即使利用黑幫手段也在所不惜，綁架與暗殺在當年並不少見。有人如此評價南京政府與上海資本家的態度，『硬性強迫很少使用，但隨時都有可能，每當需要使用的時候，如1932年和1936年兩次改訂公債條例，杜月笙和張嘯林都站在蔣這一邊給其以支持。隨著時間的推移，南京政府控制了商業和銀行，掌握了銀行業務，篡奪了私營工商業的領導權。篡奪私營工商業領導權一事，沒有像1927年4月事變那樣有過廣泛的報道』。

 

在過去，很多都認為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是一條戰線，其實在1920年代末，兩者已經漸行漸遠，等到1940年代的民國末期，兩者已形同陌路。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中恐嚇逮捕銀行家李銘、周作民等，不過是兩者正式決裂的高潮而已，這也是國民政府排除一切異己卻將所有潛在同謀推向對立面的又一個案例。當中國資本遭遇專制權力，結果往往淒涼，有『中國的摩根』之稱的陳光甫在日記中對於江浙財閥這一說法表示厭惡，而「張公權」則表示江浙財閥其實與日本財閥不可比，『實則此數人者，並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擁有實力，號稱財閥可比。僅憑藉各人之地位，兼得民眾之信仰而已。且全國人民因久亂思治，故諸人者不難因勢利導也』。

國民政府與資本家之間關係微妙，時而是兄弟，時而是路人，時而是對手，在短暫的甜蜜合作之後，主從已定。

 

國民黨政權很難服務於任何階級或者任何集團，這或許源自其政權保留了前現代性的基因，同時又因為時代變化而無法徹底退回專制，學者易勞逸斷言國民黨只給它的組成者服務，其政權很少表現出有何統治能力，幾乎完全依賴於軍隊，也和社會脫節，『社會中的集團和個人，譬如一些資本家、地主、學生或愛國團體，偶爾也能夠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施加壓力。但是，並不存在常規的溝通渠道，可以對政府產生作用』。

 

國民黨對於中國的統治本質是殘缺而脫節的，這種缺乏中間基礎的政治制度，往往意味著內在不斷集權的中央與外在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據。各種政治團體的行動，無論江浙財閥還是學生、小商人的舉動甚至反抗，對於統治者都所有影響，又都無本質影響。其實從本質上說，任何官僚體制都是為了維持統治，如果一味擴張，不給任何體制外集團和社會以生存空間，最終也會自我膨脹、自我循環、自我毀滅：領袖吞噬了政黨，而政黨吞噬了社會。以此而論，國民政府既沒有開明到包容所有利益集團，也沒有獨裁到消滅一切利益集團，在自顧不暇之中，這個努力完成自身現代化的政權對於各類利益集團的態度充滿了前後矛盾與彼此利用，包括對金融界也不例外。

金融是經濟血脈，而經濟政策往往是政治意志的衍生。國家攫取一切的過程也意味著毀滅一切，將一切經濟命脈不顧一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必然走向不顧一切的犧牲，即使這種攫取是在民族生存內憂外困的名義之下。就金融而言，這意味著中國金融統制的開始，其成效依賴於『四行兩局一庫』的推進。所謂『四行』是指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兩局』是指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庫』是指合作金庫。

 

為了達到此目的，國民政府一方面設立中央銀行，1927年11月1日，中央銀行在上海正式開業，「宋子文」任總裁，總行設於上海；另一方面則是控制市場力量，官方隨後逐漸掌握了金融大局，而且進一步借用幣制改革、金融危機，蠶食民間銀行以及錢莊的份額和股份。以『四行』中的中國銀行以及交通銀行為例，兩家機構原本信譽良好而且獨立性強，但國民政府通過遷址上海、改組業務、收回特權、加注官股、人事變動等方式，實際控制了兩家機構。兩家商業銀行由此變成了國家銀行，「張公權」等人無奈出局，從此中國銀行直接聽命於蔣介石、「宋子文」等人。

 

於是，以往以市場為主導的北洋時代宣告落幕。

 

曾經被認為是蔣介石一系列政治運動中重要靠山的江浙財閥，本來是中國最有希望的銀行家，如陳光甫﹑錢新之﹑「張公權」等，卻逐漸成為政府附庸。

 

「張公權」等人不僅哀歎自身命運，也看出國家經濟政治前途的不測，只能無奈感歎，『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手裁的美麗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內。……所惋惜者，自民國成立後，希望以中行之力，輔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準備銀行，一面能永保通貨健全，一面能領導公私金融機關分業合作，創造一力能發展經濟之金融系統，庶幾內有資金充沛之金融市場，外具誘導外資之堅強信用，足以追蹤經濟發達後進之日德兩國。此志未遂，斯為憾事』。

 

金融市場變化的背後，其實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治亂循環。若政府太弱，國家難以建設，市場難以擴大；若政府過強，如果缺乏制度約束，最終也會扼殺市場。這種強弱並不等同於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權力邊界的界定，強勢政府在殺雞取卵的誘惑之下即使能夠出手扼殺市場，隨後也難以解決其本身問題，一如始終為經濟問題苦惱的國民政府在控制商業銀行之後，不僅沒有擺脫其財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淵。從白銀變局可以一窺中國歷代政經的得失，在政治與資本之間，中間力量總是弱勢甚至缺失，資本要嘛得不到政治保護而湮滅，要嘛就是汲汲尋求政治保護而自我窒息。商業的失敗與成功往往與政治休戚相關，金融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中間力量得不到發展，商業則過於壓抑，最終政治也會潰敗。

 

民國財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這是糾纏中國千年的人治弊端。美籍學者福山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要素結合，即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可惜的是，在亂世之中，這看似簡單的『政治三明治』在內部權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強敵環伺之下，不僅造成了民國晚期財政赤字纏身、貨幣貶值的悲劇，也最終走向了政治悲劇。

 

回到白銀的主線，中央銀行應該是通貨膨脹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護衛，可惜民國政府的中央銀行根本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事實上只是民國政府軍閥式的帳房出納而已，經濟史學家杜恂誠稱其為『天生的畸形兒』。

 

從1928年成立開始，民國中央銀行就有諸多劣勢，不僅最開始的地位沒有超出中國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貨幣調節手段也備受掣肘，獨立性之說更是無從談起。單單就總裁職務而言，也多由財政部部長兼任，「宋子文」兼任5年，隨後「孔祥熙」兼任12年，此後再是俞鴻鈞兼任數月，直到1946年6月，才第一次出現專職的中央銀行行長「貝祖貽」，貝祖貽來自中國銀行，是建築大師貝聿銘的父親。

 

貨幣具有外部性，法定貨幣早年的成功以及金圓券的失敗，都表明良幣能夠存在，而劣幣註定退出流通，甚至使得民眾轉向實物。金圓券使用後期，物價是天價，但是民眾其實已經拋棄了金圓券，使用金、銀、美元，或者退回以物易物。

 

金融很重要，但是只有社會穩定、秩序井然的情況之下才顯其功效。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歷史中，始終沒有在組織動員上深入中國尤其是農村地區，而這些巨大空白又成為對城市的割裂與包圍，最終當城市在軍事和經濟上失去優勢，國民政府的潰敗也不可避免地到來，這其實是其脆弱體系一開始就註定的命運。

 

以海外白銀流入開始，以收繳真金實銀結束，這就是中國白銀數百年的循環。其間有無數王朝的興起與隕落，也有不少人傑的努力與奔走，一切都在歷史之中迴響。歷史的循環之中，有無數天問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銀，也是人性的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敗。

 

 

-全書完-

 

後記

 

本書並非我一直想寫的書，甚至其最後形貌，也與我最初設想大為不同。

然而，本書又是我迄今為止最為吃力也最為用心的一本書，從動筆到完成有三四年的時間，中間也一度放棄，直到重新找到勇氣與信心繼續。

 

這本書的源起，某種程度是上一本《印鈔者》的延續，但是體系顯然更為複雜龐大。《印鈔者》的主題是中央銀行與金融危機的歷史，書中寫英格蘭銀行，在比較東西經濟制度的同時，我發現在東西經濟大分流之下，其實早就出現了貨幣與金融制度的大分流。簡而言之，歐洲中世紀金銀鑄幣並用，中國則在宋元明進行各類紙幣試驗，這已經是極大的不同。在地球另一端，地理大發現帶來美洲貴金屬，雖然歐洲人最初夢想找到的是『黃金國』，但結果是白銀的數量與影響都遠遠超過黃金。就這樣，白銀不僅流入歐洲，中國也通過貿易汲取了世界白銀，完成了自身的白銀貨幣化。隨後發展方向則近乎相反，白銀的大量發現使得歐洲發生了價格革命，過多的白銀也使金銀雙本位制度發生了傾斜，多數國家放棄雙本位採用了金本位，最終發展出現代銀行紙幣制度。至於中國，則從此陷入這種神秘的白色金屬中不可自拔。

上述錯綜複雜而又互為鏡像的歷史，令我非常著迷。歷史學家或許更關注王朝更迭，而經濟史學家更在意GDP之類的比較，對於貨幣，二者則明顯重視不夠。說來也不奇怪，即使到了現代，宏觀經濟學也多認為貨幣只是實體經濟的面紗。如此一來，金融史目前仍舊存在不少空白之地，我有時候難免覺得，不能簡單責怪貨幣戰爭或者跟風陰謀論（甚至簡單反對貨幣戰爭）之類的書籍佔據市場，原因委實是經濟學界與歷史學界對金融史都涉足甚少。

好奇一直是我的閱讀與寫作動力，也是我的天性。我對白銀與東西貨幣制度的話題很好奇，好奇彼此間的區別與變化，好奇表面現象之外的機理與動力學原理，也好奇其結果與潛在影響。於是這本書，從白銀的傳記開始，記錄其在中國的前世今生，從上古時代發展到20世紀，成為一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貨幣史。循著一層層往昔的化石最終探尋下去，這本書的篇幅和所耗費的時間也超出了我的預期，構成了對往昔帝國金融、經濟、政治轉折的歷史追問。

 

如何追溯白銀乃至中國貨幣史的歷史真相？我最初想通過不同材料的對比完成量化統計，例如:計算中國白銀流入數量。隨後，在實踐以及思考過程中，我發現已經存在一些類似的工作，有的可能具有突破性，有的只是可有可無的補充。或許，樹立一個數據標桿是切入某個領域的捷徑，但並不是我最欣賞的方式。在我看來，歷史研究的迷人之處，正在於探索複雜性與模糊性背後的邏輯。最終，我仍舊選擇自己擅長的方式，通過梳理歷史脈絡，尋求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整體邏輯以及更好的解釋。

經濟學更多是一種方法論，有一種簡潔的邏輯淩厲感，而歷史則不同，自有一種真實的壯美與尊嚴，無須太多演繹與附會。近些年批判國人信仰缺失的聲音每每響起，姑且不說這些批判是否正確或者偏頗，我總是隱隱覺得，歷史其實是中國人的集體宗教，今日諸多問題的求解，註定需要回溯到過去的時間之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方式，寫作對於我即是如此。我過去常常開玩笑說，不瞭解一件事，就去寫一本相關的書吧，所以本書也是我在金融史領域的一次跋涉。過去這些年，我保持每年一兩本書的出版速度，朋友見面往往感歎我的效率，其實這一方面源自職業訓練，要求快速對財經事件做出反應，另一方面，更關鍵的原因則是積累，過去的書不少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但是本書不同，金融史既是我近些年感興趣的新領域，又因話題之大與涉及之廣，促使我不得不付出額外努力，寫作過程難免緩慢甚至停滯。

正因如此，本書寫作過程之久及工作量之大，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涉足領域越多，時間越長，閱讀材料就以指數形態翻升。某一題材有太多的資料，對於專門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來說，是一種賜福同時也是一種重負，稍有野心，就會感到這種基於豐富與複雜要求的壓迫感。一位備受尊重的中國歷史學家感歎，自己在列舉參考資料時曾經如何努力顯得其不失過分寬泛。我讀這句話的時候心有戚戚，跨學科的金融史更是如此。由於本書涉及的年代久遠、範圍廣闊，太多資料需要補充，參考書目中所列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仍舊有太多未完成的閱讀在前方延展，構成未來的興趣延伸點。我有時候甚至會想，如果把想看與需要看的資料全部看完，是否會雙目泣血，而且，如果起初知道這本書需要投入如此之多，我是否還有勇氣開始。

經濟人在意機會成本，人生最大的成本在於時間，畢竟生命短暫，那麼就應該將時間浪費在美好的事上。每當念及投入三四年時間完成與現有學界論文和流行讀物有所區分的一部作品時，我難免反思這件事本身有多大意義，或者自己的工作究竟有沒有附加價值？中途甚至幾次懷疑自己能否完成，寫作也幾次停頓停擺，困難不僅僅在於工作或者生活的打斷，甚至有時單單想到這一主題的宏大，就足以讓我喪失一半信心。幸而，最終仍舊是主題自身的宏大與迷人，把我重新召喚到書桌邊。

金融史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甚至走在路上的人不少也是誤入歧路。但是如果有幸遇到有趣的主題，我也期待賦予其新理解。從長久來看，一切人世努力都不過是時間的遺跡，可以選擇懷疑或者相信其機制。最後，我還是選擇相信這些努力的價值，畢竟執念是人生前行的動力之一。

這本書以金融和經濟切入，其實涉及財政、軍事、政治、外交等諸多領域，我也因此涉足不少原本陌生的領域，對這些領域的研究者，我往往抱以敬意，我的路過，也許只是偶然，錯漏之處，還請讀者海涵。其間得到各位師友各種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例如:韋森老師和劉海影先生等，他們從寫作之初就給予不少支持，而且多次通讀全書並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而蔡孟翰、維舟、趙鵬、止庵等在出版之前的最後關頭仍舊不吝給予諸多寶貴意見。此外，蔣永軍、朱麗君、孫琦等中信出版社編輯在《白銀帝國》成稿之前就給予極大肯定，在出版過程中更是竭盡全力，查漏補缺。他們的努力，讓我避免了不少低級錯誤。我對此心存感激，難以一一道謝，在此一併感激。

寫到這裡，聽起來好像是略帶酸澀的訴苦，然而並不全然。這本書臨近結束的幾個月，我都在工作之餘的晚上修改。正如此刻在上海午夜的燈下敲字，窗外偶爾閃過一二車燈，遠處的江邊隱約傳來鳥鳴與輪渡聲，隱隱然有種雕塑快要成型、破繭而出的激動，也湧出一些幾乎不敢相信的感觸，而這感觸竟然是甜壓過苦。就像一個日本小說家談及自己做甜點與寫小說的辛苦時所言，『看過我的小說，吃過我的甜點的人，等於品嘗了我工作的辛苦和愉快』。

於是，事情就這樣成了。或許正如行為經濟學的規律一樣，我們對記憶中往昔幸福與否的判斷，往往不取決於過程，而更多取決於結束的方式。

下次，我應該嘗試寫一本小說，或者做一盒巧克力。

 

附錄一延伸閱讀

本書旨在以貨幣史為契機，從新角度重新審視中國經濟史，乃至中國歷史。正如印度裔英國作家奈保爾（V.S.Naipaul）所言，『人需要歷史，歷史幫助人瞭解自己。但歷史如同神聖，能駐於人心，只要有某些東西就足矣』。

這是一個跨學科的工作，我借助了不少一手文獻，如《唐史》《宋史》《元史》《明史》等典籍及前人筆記，《申報》《大公報》《銀行週報》《銀行月報》等民國報刊，此外在思考以及研究方面，也借助了不少二手文獻。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此我推薦一些不同角度的研究者，既希望讀者延展閱讀他們的研究，進一步理解我們的過去與未來，也對他們在我寫作中給予的啟發致敬，無論是資料提供還是思想源流。對於現代人來說，閱讀不僅是智識的提升，也是一種趣味的消費。我在大學時代和同仁辦了讀書雜誌《讀品》，今天又借助公眾號『本書作者-徐瑾經濟人』的平臺，做經濟人讀書會，定期提供閱讀分享及書單推薦。凡此種種，也是期待讀者在眾多選擇之中，找到最優秀與最有價值的讀物。讀書是一件不失寂寞的事，分享圖書則讓讀書變得更為美好。

這些研究者的著作，即使是面向學術，我覺得作為進階閱讀，也是非常有益的。追隨他們的名字，會有一連串閱讀之路，具體書名可以在『參考文獻』部分進一步查找。

歷史部分

美國人-馬士Morse、牟復禮、費正清、費爾南·布羅代爾、包弼德、濱下武志、大衛·格雷伯、宮澤知之、郭廷以、漆俠等。

經濟史部分

安格斯·麥迪森、戴維·S.蘭德斯、加藤繁、馬寅初、全漢昇、尼爾·弗格森、李伯重、王業鍵等。

金融史方面

「張公權」、彭信威、萬志英、讓·裡瓦爾、金德爾伯格、威廉·N.戈茲曼、K.哥特·羅文霍斯特、洪葭管、杜恂誠、黑田明伸、菲利克斯·馬汀等。

白銀領域

錢江、艾維四、賴建誠、林滿紅、萬明、石俊志、戴建兵等。

政治領域

馬克斯·韋伯、塞繆爾·E.芬納、弗朗西斯·福山、查爾斯·蒂利等。

經濟學領域

道格拉斯·諾斯、米爾頓·弗里德曼、德·索托、德隆·阿西莫格魯、詹姆斯·A.羅賓遜等。

財政史部分

周伯棣、黃仁宇、梁方仲、賈士毅、岩井茂樹、汪聖鐸等。

有一句諺語如是說，『養育一個孩子要舉全村之力』。在寫作中，同樣需要無數前任同輩幫助，在此無法一一表示，但尤其感謝韋森、朱嘉明、馬德斌、劉海影等師友不厭其煩地指正與幫助。諸多善意，無以言表，唯有希望在今後的寫作中能夠延續諸位師友的期待。

 

附錄二東西貨幣金融大事記

公元前11世紀：中國出現最早的錢幣。此前已經有貝作為支付手段，一說公元前14世紀即有鑄行銅貝。

公元前7世紀：地中海盆地出現最初的錢幣，首先由小亞細亞的呂底亞人鑄造。

公元前6世紀：希臘出現銀幣德拉克馬（Drachm），波斯出現金幣大流克（darique）。希臘出現首批私人銀行。

公元前524年：中國周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

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人統一了希臘與波斯貨幣，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創建最初貨幣理論，希臘第一批公共銀行出現。

公元前269年：第一座羅馬鑄幣工場於在卡皮托利山開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貨幣，分黃金和銅錢兩種，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銅錢為下幣，按枚使用，鑄有『半兩』字樣，史稱半兩錢。

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漢高祖頒令『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從此半兩錢減重，黃金以斤為單位，許民鑄錢，後世又收回。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發行白金和皮幣。《漢書·食貨志》中記載：『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值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養小，方之，其文馬，值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值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

公元前118年：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其形狀外圓內方，篆字鑄出『五銖』二字，銖是古代一種重量單位，代表一兩的二十五分之一，五銖錢為中國歷史流行最久的錢幣品種。

6年：西漢王莽代天子朝政，次年開始第一次貨幣改革，鑄錯刀、契刀和大泉，此後又有數次貨幣改革。

227年：波斯薩珊王朝鑄金銀幣。

3世紀：羅馬帝國硬幣荒引起經濟緊縮，物價上漲。

325年：尼撒主教會議禁止神職人員從事有息放款。

338年：東晉咸康四年，十六國時期李壽在成都稱帝，改國號為漢，以漢興為年號，鑄行漢興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錢。

301年：戴克裡先發佈『最高值法令』。

312年：君士坦丁進行貨幣改革，新鑄金幣（索利都斯奧萊土斯，重4.55克，其後成為比尚斯蘇，又稱貝桑）與銀幣（半西裡克，重1.30克，其後又復名為德尼厄爾）。

6世紀：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皇帝時期開始確定利率為3.6%—12%。

621年：中國唐高祖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從此鑄錢不再以重量為名稱。

7世紀：阿拉伯人著手鑄造蒂納爾（仿貝桑金幣）。

708年：日本和銅元年，元明天皇（女）在位，鑄和銅開寶銅幣。

755—768：法國鑄德涅銀幣，為歐洲中世紀鑄幣之始。

781年：查理大帝進行貨幣改革，制定銀本位制，1鎊相當於1斤白銀；1鎊等於20蘇或240德尼厄爾。

789年：查理大帝把禁止有息放款擴大到在俗教士範圍。

960年：宋太祖鑄宋元通寶。

968年：遼鑄保寧通寶。

980年：北宋太平興國五年，白銀取得納稅的資格。

995年：北宋鑄至道元寶。成都商民私以『交子』為市，開始出現紙幣。

970年：越南丁部鑄太平興寶。

996年：朝鮮鑄乾元重寶鐵錢和銅錢。

10世紀：諾曼底人早在軍事上征服英國人之前把查理大帝的貨幣制度引進英國。1英鎊下分為20先令或240便士。

1023年：中國四川設立『交子』務。

1024年：仁宗天聖元年，設置益州『交子』務。次年在益州發行第一界官『交子』，自一貫到10貫。

11世紀：阿拉伯人在西班牙鑄造馬拉微蒂斯，一種仿蒂納爾的備幣，其後成為銀幣，後又成為摻銀銅幣，最後轉為銅幣。

1105年：改『交子』為錢引。通行區域擴大到交廣、京西、淮南、京師等地。發行額增至天聖原額的20倍。鑄錫錢。

1107年：四川『交子』務改為錢引務。

1137年：南宋將領吳在河池發行銀『會子』，這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銀本位制。

1149年：西夏鑄天盛元寶。

1151年：金人發行交鈔。

1160年：東南『會子』由戶部發行。

1168年：南宋改革『會子』的發行制度，以千萬貫為限額。

1180年：南宋錢背加鑄年份。英國鑄銀便士。

1189年：金取消紙幣的分界制，交鈔永遠通行。

1227年：蒙古統治區內何寶實在博州印置『會子』。

1233年：金在蔡州發行『天興寶會』，『天興』是金朝最後一個年號，『天興寶會』也是金朝最後鑄造的一枚錢幣，不久金國遭遇蒙古南北夾擊，於1234年滅亡。

1236年：蒙古大汗窩闊台發行交鈔。

1240年：蒙古統治區內劉肅在邢州發行楮幣。

1251年：北方各地紙幣互不通用，元朝定銀鈔相權法。

1252年：佛羅倫薩鑄造了基督教西方最初的金幣，弗羅林（3.6克），最初1弗羅林相當1里拉。

1260年：南宋鑄景定元寶。元朝發行中統鈔，收回北方各地雜鈔。

1262年：威尼斯發行蒙蒂債券。

1263年：南宋「賈似道」提倡公田法，次年發行金銀銅錢關子。十七界『會子』作廢。

1266年：法國路易第九仿阿拉伯的迪爾亨姆鑄格羅銀幣。

1276年：南宋都城臨安被攻佔，元朝統治江南，用中統鈔收兌南宋紙幣。伯顏鑄銀元寶。

1279年：崖山海戰，陸秀夫背著宋末帝趙昺跳海而死，南宋滅亡。

1285年：盧世榮提出整治鈔法計劃。鑄至元通寶。威尼斯鑄杜卡特金幣。

1287年：元世祖發行至元鈔。

1292年：中國設公典廣惠庫，資本鈔5000錠。

1294年：波斯伊爾汗國仿行中國鈔法。

1295年：元朝鑄元貞通寶和元寶，日本行鈔。

1309年：元武宗實行幣制改革，發行至大銀鈔，並鑄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

1311年：元仁宗收回至大銀鈔，廢至大錢。

1350年：元順帝至正十年，元朝政府實行對紙幣制度的最後一次變革，發行至正交鈔，鈔面文字為『中統元寶交鈔』，鑄至正通寶。

1360年：法國鑄造了法郎，重3.88克金幣，開始時，1金法郎相當於1金圖爾鎊。

12—14世紀：意大利的商人和銀行家興盛。法國香檳地區交易會（定期的）名揚西歐，商界和銀行界活躍，聖殿騎士團騎士參與銀行界的競爭。

1361年：朱元璋稱吳王，鑄大中通寶。

1368年：洪武元年，鑄洪武通寶，頒佈洪武通寶錢制。

1375年：洪武八年，發行『大明寶鈔』。停止寶源局鑄錢。

1397年：再停寶源局鑄錢。禁用金銀。

1421年：永樂十九年，明代正式遷都北京。

1436年：明英宗正統年間，「寶鈔」貶值，放鬆用銀禁令，推廣金花銀銀法。

1465年：中國令商稅課程錢鈔各半兼收。

1472年：意大利錫耶那的帕斯奇銀行（典當）創立。

1497年：西班牙人初次使用新大陸輸入的白銀鑄幣，都羅，或價等8雷阿（25.9克）。

1519年：不萊梅約阿西姆斯達爾銀礦的所有人鑄造了一種重35克，名為約阿西姆斯達爾的銀幣，一般簡稱達勒。達勒與金幣弗羅林等值。

1518年：日耳曼帝國鑄塔勒大銀元。

1531年：世界第一個交易所，安特衛普交易所創立。

1535年：西班牙人初次在美洲鑄造銀幣皮阿斯特，即價值8雷阿的錢幣（24.4克），這種錢幣取名『美元』，因為與德國的達勒相類似。

1537年：西班牙人初次使用新大陸進口的黃金鑄造錢幣，即埃斯庫多（3.10克）及雙埃斯庫多，又名皮斯多爾（6.20克）。

1539年：意大利創建皮依特銀行（典當），它於1794年成為『雙西西里銀行』的組成部分。

1545年：波托西銀礦山發現，因而從1560年開始由美洲流往歐洲的硬幣從黃金轉為白銀。

1557年：葡萄牙人侵入澳門。

1570年：明代鑄隆慶通寶。西班牙人侵入呂宋，洋銀入中國。

1572年：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張居正擔任首輔主持政務，萬曆九年頒佈『一條鞭法』，白銀開始貨幣化，也出現一度『萬曆中興』局面，隨後萬曆出現採礦熱潮。

15—16世紀：出現私人大銀行（意大利的美第奇、斯特羅西、奇吉等家族銀行，德國的富格爾家族銀行，法國的雅克·科爾銀行，英國的

托馬斯·格雷沙母銀行）。文藝復興時期公共銀行的復興。銀行界集散場所形成（布魯日、安特衛普、裡恩）。典當興盛。

1601年：日本設置了金座、銀座、錢座，制定三貨制度，1606年發行錢幣慶長通寶，1608年禁止中國永樂錢。

1609年：荷蘭創立威瑟爾銀行（AmstcrdamscheWisselBank，又名阿姆斯特丹銀行），1814年改名為尼德蘭銀行，1819年停業。

1616年：滿人鑄天命錢。

1621年：明熹宗天啟元年，鑄泰昌通寶和天啟通寶大小錢。王象乾請鑄三等大錢。

1625年：日本開鑄寬永通寶，1636年大量鑄造，逐漸取代中國錢。

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初來中國。

1640年：阿姆斯特丹銀行發行可轉讓的存款證單。英國詹姆士一世扣留了存放在倫敦塔的金銀器。

1643年：明代鑄崇禎當十錢。蔣臣提行鈔計劃。

1644年：清世祖在北京鑄順治通寶。福王在南京鑄弘光通寶。李自成在西安鑄永昌通寶。張獻忠在成都鑄大順通寶。

1651年：順治八年，發行紙幣『鈔貫』。順治錢增重為一錢二分五。日本鑄永曆通寶助鄭成功。

1656年：約翰尼·帕姆斯丘奇在斯德哥爾摩成立了斯德哥爾摩銀行，1661年發行紙幣，1666年受清理，後被瑞典國家銀行（SverigesRiksbank）取代。

1666年：英國鑄幣自由和鑄幣稅終結。

1680年：在巴西的米納斯吉拉斯發現金礦。

1694年：英格蘭銀行在倫敦成立。

1706年：日本實行貨幣減重，寬永錢開始流入中國。

1715年：在法國，一個紀律檢查法庭成立，對非法爆發的銀行家、金融家課以重稅。

1717年：牛頓將黃金價格定為每金衡盎司（純度為0.9）3英鎊17先令10.5便士，從此英鎊始終固定在111克白銀，相當於7.32克黃金。

1717—1720：法國實行約翰·勞金融貨幣制度，1717年密西西比公司成立，1720年擠兌，1721年清算。

1717—1779：美國獨立戰爭於1775年爆發，美洲英屬殖民地大量發行紙幣。

1720年：廣州商人組織公行，外國銀元大量流入。

1724年：巴黎交易所成立。

1727年：蘇格蘭皇家銀行成立。

1737年：北京設立官錢局10所，以平物價。

1747年：比利時納熱爾邁克爾銀行成立。

1755年：瑞士Leu銀行成立，1990年被瑞士信貸收購。

1774年：英國停止銀子作為通貨。

1776年：「亞當·史斯密」發表《國富論》一書。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發行指券（Assignats，交付券），至1797年等於廢紙。

1791年：美國國家銀行創立。

1792年：美國確定美元重24.06克白銀或160.38毫克黃金。

1794年：美國開始鑄銀元。

1800年：法蘭西銀行開辦，後確定法郎重45克白銀或290.33毫克黃金。

1806年：加爾各答銀行創立。後來成為印度國家銀行的一部分。

1808年：巴西銀行創立。

1812年：美國紐約花旗銀行創立。

1814年：廣東設立粵海關官銀號。

1816年：英國建立金本位制：英鎊價值只許以黃金為定值標準，按照1717年確定的平價基礎。法國信託局（存款與信託金庫）成立。

1817年：加拿大蒙特利爾銀行成立，澳大利亞大利亞新南威爾士銀行成立。

1822年：阿根廷國家銀行成立。

1824年：荷蘭創立了荷蘭商業銀行。

1826年：一項英國法律准許通過股票方式創辦銀行（股份銀行）。

1830年：「道光」十年，奏定關於處理歇業錢舖辦法新章程，此後數十年中國被認為是銀荒。

1832年：墨西哥開鑄鷹洋。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發行勞動券。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經常稱第一次『鴉片』戰爭為通商戰爭，它通常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清政府戰敗，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銀元，割讓香港給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1856年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

1848年：英商麗如銀行在廣州設立分行。

1848—1850：法郎實行強迫流通市價。法蘭西銀行發行貨幣的專利擴大到鄰國範圍。法國創辦了60多家貼現銀行。法蘭西銀行獲得全國貨幣發行壟斷權。

1850年：舒爾茨在德國創辦第一批信用社（銀行）。

1852年：法國動產信貸銀行和法國地產信貸銀行創立。

1853年：太平天國革命於北京發生擠兌，鑄「咸豐」當十錢，北京設立官銀錢號三家。令各省設立官錢局。發行戶部官票和「咸豐」「寶鈔」。太平天國政府在南京等地鑄太平天國聖寶。

同年，美國雖未採納金本位制，但縮減了白銀的貨幣職能。

1854年：英國有利銀行和滙豐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

1854年：正月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後用「寶鈔」收回大錢。英國的有利銀行和滙豐銀行在上海設分行。

1855年：鑄鐵錢和鉛錢。

1856年：上海幾家銀號用鋼模鑄「咸豐」銀餅。小刀會在上海鑄太平通寶日月錢。

1857年：北京商人罷市，拒用大鐵錢。寶蘇局用鋼模鑄「咸豐」通寶銀錢。英國麥加利銀行（又稱渣打銀行）在上海設分行。

1861—1865：美國南北戰爭。紙幣大量發行（通貨膨脹一詞便是在這個時候進入美國的日常用語），實行美元強迫流通市價，一直持續到1879年。

1862年：官票停止流通。鑄同治通寶。

1863年：美國建立一批國民銀行，它們與州特許銀行開展競爭。

1864年：滙豐銀行成立。拉錫丁在新疆庫車鑄回文錢。

1865年：通過拉丁聯盟協定，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與瑞士確認它們忠於金銀雙本位制，同時縮減白銀的貨幣職能。

同年，比利時儲蓄與退休金總行創立，滙豐銀行在倫敦創立。

1866年：香港鑄造銀元。

1867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

同年，晚清權臣「左宗棠」西征軍費對外舉債，杭州商人「胡雪巖」斡旋其中，其被認為是中國政府外債的起源之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隨後發行紙幣太政官劄。

1870年：普法戰爭開始，次年《法蘭克福條約》要求法國向德國支付50億法郎作為賠款。法郎強迫流通市價，一直維持到1878年。

同年，日本鑄造『龍洋』。

1871年：日元誕生，日本試圖建立金本位，未成功。

1873年：德國採納金本位制。美國鑄造貿易銀元。

1878年：拉丁同盟各國採用『跛足雙本位制』，該制度接近金本位制。

1882年：吉林試鑄廠平銀幣，為中國機器鑄幣之始。

同年，日本銀行成立。

1887年：廣東鑄『龍洋』。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日本稱其為日清戰爭。

1895年：《馬關條約》簽字結束。

同年，華俄道勝銀行成立，發行鈔票和銀元寶。英國在遠東發行枚洋。

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發行鈔票。日本橫濱的正金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

1900年：美國採納金本位制。

1905年：戶部在天津設立銀錢總廠。大清戶部銀行成立。

1907年：新疆機器局鑄餉金。交通銀行成立。當局向各省督撫徵詢銀幣單位的意見。

1908年：大清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頒行《大清銀行則例》。

1909年：鑄宣統通寶。設立幣制調查局。

1910年：清頒佈《幣制則例》，開始實行銀本位。

1911年：中國票號有26家，在全國80個城市設立分支機搆459家。

同年，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

1912年：清帝退位，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南京造幣廠鑄孫中山半身側面像『開國紀念』幣。各地大清銀行均改為中國銀行，繼續作為國家銀行，發行兌換券。

1913年：美國建立聯邦儲備制度。

1914年：北洋政府頒佈《國幣條例》，鑄『袁頭』銀幣，作為國幣廣泛發行。殖邊銀行、財政部平市官錢局開業，分別發行銀元票和銅元票。

1914—1918：『一戰』。普遍實行黃金禁運及紙幣強迫流通市價。

1915年：北洋政府公佈《紙幣取締條例》，以此解決各省、各行濫發紙幣問題，收效甚小。

1916年：袁世凱恢復帝制，耗費巨大，造成國庫空虛，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京、津等地停止兌現，發生『京鈔風潮』，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拒絕執行。

1917—1923：俄國、奧地利及德國的物價無控制的上漲（通貨膨脹一詞早已在美國使用，此時進入歐洲流行用語之中）。

1919—1922：邊業銀行、大中銀行、農商銀行、中南銀行、蒙藏銀行、勸業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多家商業銀行相繼開業，發行銀行兌換券。

1921年：蘇聯成立俄羅斯中央銀行。

1922年：熱那亞會議主張回到新形式的金本位制。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發行銀元兌換券。奧地利、德國及蘇聯（理論上）恢復金本位制。

1925年：大不列顛基於大戰前的兌換平價恢復金本位制。

1928年：法國基於大戰前兌換平價的1/5恢復金本位制。

1927年：國民政府仿民國元年版，鑄孫中山半身側面像銀幣。

1928年：國民政府於11月在上海成立中央銀行，發行銀元和多種紙幣。

1929年：10月24日紐約交易所爆發『黑色星期四』。

1930年：在巴塞爾成立國際結算銀行。

1931年：世界上許多銀行股票暴跌，奧地利、德國、英國放棄金本位制。

1932年：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發行『關金券』；東北淪陷區政府組建滿洲中央銀行，發行紙幣。

1933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佈《廢兩改元令》，規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原定以銀兩收付者，在上海應以銀兩7錢1分5厘折合銀幣1元的標準以銀幣收付。上海以外應按4月5日申匯行市，先行折合規元，再以規元7錢1分5厘折合銀幣1元的標準收付。持有銀兩者，可由中央造幣廠代鑄銀幣，或在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家銀行兌換銀幣。開鑄正面為孫中山像，背面為雙帆船的銀幣。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在漢口成立，開始發行紙幣。

同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瑞金成立，當年7月發行紙幣。

同年，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嚴格區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美國實施黃金禁運，一直維持到1974年。

1934年：美元貶值。黃金價格上漲到1盎司35美元。美國建立進出口銀行。同年6月，美國通過《白銀收購法案》，授權美國財政部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直到白銀價格達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財政部儲備的白銀價值達到黃金儲備的1/3，這一方案對當時主要用銀大國（中國）影響極大。

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法定貨幣政策』，11月4日，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家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定貨幣，禁止白銀流通，發行國家信用法定貨幣，取代銀本位的銀元。

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法國放棄金本位。

1939—1945：『二戰』。全面控制匯兌。

1941年：南京汪精衛政府成立『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

1942年：國民政府決定將中國銀行、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的貨幣發行權集中到中央銀行。

1944年：簽訂《佈雷頓森林協議》，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復興開發銀行。

1948年：國民政府再次進行幣制改革，8月18日以金圓券取代法定貨幣，強制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為金圓券。

同年，聯邦德國貨幣改革，聯邦德國馬克誕生。

1949年：國民政府戰敗，在廣州、重慶等地發行『銀元券』，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成立歐洲支付同盟，作為西歐各國貨幣的補償機構。

1957年：德國建立德意志聯邦銀行。

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改章程，放棄固定匯率平價，不再以黃金作為章程。

東西貨幣金融大事記綜合讓·裡瓦爾、金德爾伯格、彭信威、楊端六的研究以及維基百科的相關資料整理編排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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