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眾神之車

眾神之車（一）

2013/09/14 13:33    作者：王吉舟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神呢？如果有，他是一個，還是一群？

神又是誰創造的呢？如果沒有，那麼我們是如何而來的？

如果我們真的是由一灘粘綢綢的有機物質運動產生的結果，並最終隨著這灘有機物質的崩壞而煙消雲散，宛如一次單向的人生旅程，那麼，我們的生命意義何在呢？正義與忠誠的價值又有幾何？

沒有神，就沒有審判，殺人狂與變態們將活得心安理得，因為最終他們和善人的歸宿完全一樣，而且，他們比善人活得精彩，因為他們踏足了善人從未敢思考的境界，他們經歷了更多的旅程。

這些問題，指向哲學與宗教起源，說到底，人無非是對死與生的關係迷茫，人們想知道死亡之後的生命，是否還有意義，是否以另一種方式仍然存在。

而此問題之所以引發無窮盡的思辨和最終引燃宗教之火，其有趣的地方又在於，關於死亡以後的一切，你可以胡說八道，只要自成嚴密的邏輯體系，無人可以質疑你。因為，死，是世界上唯一一件對每個人絕對公平的事，無論你是誰，它都是你必須獨自前往的終點，無論你是帝王，還是殉情的男女，誰也無法與你分享死亡的感受，死亡會無情的分開人們，讓每一個人自己的靈魂，走在自己的黃泉路上。但它又是個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謎，任何人一旦走過去，就無法回來告訴其他人死後的經歷。

在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看看，地球上，其他地方，其他時空的人類都是怎麼思考這些問題的，你會發現，不同人群，對死亡的問題描繪，居然驚人地相似，而這種相似，也指向共同的起源，這絕非偶然：

    （1）初具文明的遠古人類，例如:中國的山頂洞人、歐洲原始人和歐洲尼安德塔人，死者身邊，有花朵的痕跡，有灑滿鐵礦石粉末的痕跡，有貝殼，還有死者生前喜歡的首飾和武器，鐵礦石是紅色的，它象徵生命和血液，這些人類，顯然相信死後的親人，依然有著意識，他們相信鐵礦石的紅色粉末，可以為乾枯的血管補血，雖然相隔千山萬水，各地原始人類對死亡的認識，大致相似。

    （2）沒有人比古埃及人更重視死亡了，他們認為 : 眾神是存在的，因此，人是有靈魂的，而且人的靈魂還不止一個，各個靈魂各司其職，有管影子的，有管名字的，有管復活的，管夢的，這點跟後來中國的『三魂七魄』觀念有點類似。人死之後，他的靈魂啟程前往埃及西方的冥王歐西里斯(Osiris)之地，路途上有惡魔、大蛇、邪神賽特獵食亡靈，因此，這是一條崎嶇艱險的旅程，必須靠親人不停的念誦咒語，幫助亡靈打怪認路過關。這個咒語，就是《死亡之書》。後來，親人怕死者記不清楚，乾脆把這部死亡之書，寫在莎草紙上，放進棺材裏，或者乾脆就刻畫在墓室裏。

最後，度過類似中國奈何橋的冥河，到達目的地歐西里斯(Osiris)的廣場，等候諸神審判。死者一生的功過，檢視一遍，該罰該獎，這個過程有點像中國的閻王殿，最後，進入正義之秤環節，天平一邊是正義羽毛，另一邊就是亡魂，只有平衡的人，才能過關，天平傾斜的亡靈，墜落入下邊的無邊黑暗。過關的好人，在奧利西斯之地繼續生活，這裏比埃及更大，更繁榮，更富庶，亡靈在這裏漁獵，一如生前，等待自己的復活日。因為要復活，所以，埃及人把屍體做成木乃伊保存起來。

    （3）古代波斯人，信奉拜火教，主神是阿胡拉•瑪茲達，他創造了萬物，造物過程與上帝的七日類似，不同是拜火教宣揚世界是以12000年為一週期的，週期內均分四代，第一代3,000年是精靈時代，第二代3,000年是邪神阿利曼叛亂的時代，第三代3,000年是阿利曼降臨地球禍害人類的時代，第四個3,000年，人類救世主出世，帶領人類戰勝阿利曼，回歸阿胡拉•瑪茲達的天國。人死後，首先經過個別審判，如行三惡（惡思，惡行，惡語）就落入黑暗地獄，行三善（善思、善行、善語）就進天國，12,000年世界善惡大決戰後，進行末日審判，所有惡人，全下地獄，永世不得翻身，全部善人，永遠不死，永遠活在天國。個別審判的地點，是一座橋，善靈過去，橋不會變化，惡靈過去，橋越來越窄，最後消失，惡靈掉下去，下邊是無邊地獄。末日審判，是由宇宙天體中的高熱物質包裹住地球，燃燒大地，徹底殺死一切，殺光燒光後，善星降臨，所有善人全部復活。而波斯人的遺體並不做保存，經過沐浴，聖歌之後，由狗來觀察是否真的死亡，稱為狗的凝視環節，他們認為狗可以看見靈魂，如果真死了，狗會沒有反應，真死的人，屍體抬到無蓋之塔裡，由鳥吃掉，鳥象徵阿胡拉神，它們替神收回肉體。

（4）古希臘的生死之書：

古代希臘是西方文化之祖庭，因此，這一時空中人類群體的歷史與人文為我們所熟知，與今天的世界同樣的，這個樣本時空人群的文化，具有相當豐富的多元性。

簡單來說，古代希臘並不是一個集權的王朝，有一點類似現代的世界，是由眾多相對獨立的城邦國家構成，這些城邦國家彼此之間的宗教和哲學觀點，並不相同，而且，希臘盛產思想家，即便在同一個城邦，思想家彼此之間對於世界與生死的觀點，也幾乎不同，這和中國古代春秋時期，非常相似，我們歸納希臘的生死之書，只能以最有後世影響力的門派來代表。

一般而言，古代希臘的人們，普遍相信人死後，靈魂離開肉體，前往另一個世界。

在那裏，居住著古往今來所有死亡的靈魂，這些靈魂沒有實體，如同夢裏的人，飄忽不定，這些亡靈，不會復活，死後的存在是無盡頭的，一般的人死後，居住在環境糟糕的冥界，英雄們死後，居住在天堂一樣快樂的境界裏。

因為，希臘人認為死無法作為人類的經驗，加以學習和進化，死亡是與生存完全對立的。因此，他們不願意系統的研究和談論死亡，一句話，古希臘的生者，同樣避諱這個命題。

荷馬史詩寫道：“人之有命，其命必死，且無經驗可談。無人可躲開生命耗盡時痛苦的痙攣，那橫穿眼瞼中的暗紫色光芒，轉瞬即逝，如同解脫的靈魂，飛離軀體。”

《奧德賽》第11章寫道，奧德修斯來到大洋彼岸的黃泉冥界，在大地上挖洞灌入犧牲的血，吸引亡靈們前來吸血，並與奧德修斯交談。

這些匆匆而過的文字，勾畫了古希臘人心目中，死亡世界的大致造型，但是，他們沒有系統的描述和分析彼岸世界的構成和我們生者的關係。他們避諱研究這個。

（5）古基督教與古猶太教的生死之書：
 基督教在西元後分離於古猶太教，其《舊約》與猶太教相通，《新約》是其創新特有的。耶穌，以神的兒子與特使的名義，向世人佈教。其教義的核心就是，人類有罪，而神愛世人，世人只有信基督才可以復活。

基督教認為，人由於先天有罪，因此，必須面對死亡的懲罰。而基督代替人類承受死難，為的是拯救全人類，將永生賜福於人類。

聖保羅在《致羅馬人的信》中寫道：“由於亞當的罪孽，死亡波及全人類。通過見證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神必將永生作為恩惠，賜予人類。”

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將人生視為一場見證和信奉基督的旅行，通過這場以生命為代價的旅行，證明自己的信仰，並為全人類贖罪，最終使神的國，降臨地上，順從和信奉神的人類洗脫罪惡，獲得永生。

二戰納粹猶太集中營中，有一個馬迪神父，他自願替一個越獄者受罰，被投入饑餓室，活活餓死，而他所替下的越獄者，並沒有被納粹放過，而是投入毒氣室。看似馬狄的死，毫無意義，但是，在那種極端絕望下的人群中，馬狄的義舉，使人類看到了比死亡更偉大的高尚，人們呼喊“上帝，世界為什麼如此美好！”而獲得了堅持下去的勇氣。

馬迪成為義人和基督教徒慈悲贖罪救世的典範。

而古猶太教，從來沒有復活的創新，人生和死，是神的恩賜和收回恩賜，因此，死了就要永入冥界，這個和希臘古代極其類似。

（6）古伊斯蘭教的生死之書：
伊斯蘭教是一神教，信奉《阿拉》是宇宙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因此，生與死，都是《阿拉》的恩賜，人類要坦然感恩。

《古蘭經》是唯一的經典。     根據《古蘭經》記載，古代伊斯蘭教徒認為善者死後，待在一個有些像綠洲的地方，等待世界末日審判後的大復活，惡者也待在另一個有些像沙漠監獄的地方，等待同樣的事情。

地球末日時分，賤民把持政權，麥加聖地被搗毀，太陽從西邊出來，這時審判天使伊斯坦布爾吹響滅亡之號角，人和動物都立即死亡。40年後，大審判開始，萬物，包括人和一切動物，都聚集在《阿拉》的廣場上，從天使手中接過自己的善惡冊，接受《阿拉》的審判，《阿拉》的審判工具是天平，他把善惡放在天平兩邊衡量，穆罕默德在《阿拉》身邊，替所有伊斯蘭教徒說好話。而伊斯蘭教徒的臉色是白色的，異教徒的臉色是黑色的。

審判之後，大家過橋，橋比頭髮絲還窄，比刀刃還細，善者一飛而過進入天堂，惡者墜入下邊的無盡深淵。

伊斯蘭教這些有關天平和橋的內容，顯然，參考了古代埃及和波斯的說法，而且，加入了穆罕默德的作用，使信徒因害怕被懲罰而信奉皈依。復活的過程，也比基督教來的更加原始。

（7）印度教的生死之書：
古印度教源於婆羅門教，是人類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印度人超級旺盛的想像力，幻化出無數神靈。其中最厲害的，就是印度教三主神，他們是創造宇宙的『梵天』，毀滅宇宙的『濕婆』，和維持宇宙的『毘濕奴』。尤其重要的是宇宙的終極本質之神，梵天，他幻化出一切，包括眾多神。有鑒於各種神都是梵天的化身和幻影，看似神靈無數的多神教印度教的本質，其實是一神論。

對於生死之觀點，印度與西方諸國迥然不同，自成體系，並深深影響了整個東方，堪稱東方生死觀的祖庭。

那就是，人死後靈魂不滅，繼續投生，生死是無限輪迴的，唯受業力牽引。直到業力消失，才能從輪迴中解脫。業力(梵語Karma)，是行為，行動的意思。業力，受一種叫做咒(梵語Maya)的東西牽引，maya是咒，是梵天幻化宇宙舞臺的咒語，也是這個宇宙自然的規律。而這個宇宙自然，其實並不存在，它只是梵天幻化出來的咒，虛幻出來的。

印度教歷史悠久，門派眾多，代表性的『生死輪迴理論』和『業力理論』，有五火二道說和夜摩天說。

五火，說的是人死後，歷經五道如婆羅門祭祀之火的考驗，方可輪迴轉世。即魂飛到月亮上，為一火；化成雨水，為二火；落地為植物為第三火；被動物吃掉化為精液為第四火；動物交配成為胚胎開始新生為第五火。

二道，說的是修行人，死後，走的是神道，從此解脫業力，不入輪迴，躍入梵天的永恆境界。普通人，死後，走的是輪迴之道，稱為祖道。入祖道，需五火，善人落入婆羅門等貴族種姓人的胎中，惡人落入動物胎或賤民胎中。

夜摩天界，說的是人死後，先在家中盤桓13天，接受家人的供奉，第13天，苦行12個月，前往夜魔天界，如同一大城池，眾亡魂在此接受審判，惡者入地獄受罰，善者入天堂享福，賞罰結束之後，重新輪迴。

可以看出，印度教的夜摩天界，五火二道，亡魂家中13天盤桓的說法，對中國後世的天庭、地獄，及7天守靈，49天輪迴有重大的影響。

（8）佛教的生死之書：
誕生於印度的佛教，深受印度教的影響，悉達多創造佛教時，只是向大眾宣傳修行的思想和知識、辦法，並未建立宗教，與耶穌和穆罕默德不同，他沒有建立宗教的企圖心。

事實上，他是無神論者，他認為人類充滿生死病痛愛恨情仇等苦難，是因為沒有智慧，宣揚和鼓勵人類通過自身的努力，去尋找智慧和擺脫苦難，反對等級觀念，主張人人可以成佛，甚至動物、鬼神也可以成佛。他認為不存在拯救人類的神，反對向神乞討永生，而主張人的自我超越，自我進化達到永恆。他死後500年，佛教僧團歷經多次大會，才集結了佛教的經典，並逐步形成大乘和小乘兩大宗派。因此，所謂佛經，其實大部分是悉達多死後500年，眾多印度僧侶的集大成之作品，類似《論語》和《管子》，其真偽虛實，因此一直倍受質疑。

根據悉達多的說法，佛教擺脫了作為絕對第三方的梵天的槪念束縛，創立了物我一體、萬物相聯的全新宇宙觀，宇宙的一切智慧都印在宇宙萬物的本性中，只不過，業力與宇宙的繽紛現象，迷惑了人類本身具備的智慧，使人類陷入痛苦，人類一旦領悟和找回這種智慧，均可得以解脫苦難，達到究竟涅槃的境界。

佛教關於生死，比較主流的說法，是三世果報，業力牽引，六道輪迴說，即把宇宙蒼生，分為天、人、阿修羅三善界與餓鬼，畜生，地獄三惡界。人在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的一切善惡行為，均成為業力，牽引入宇宙的業力大網，織出未來輪迴的前途，如此，生命不息，靈魂不滅。

人類在普遍具備智慧之前，需要等級，而有神論是人類一切等級觀念的基礎，與神的距離，構成人類的金字塔，夯實剝削和奴役的道德基礎。

因此，無神論者釋迦牟尼本人，被雕塑成如來佛，成為佛教的宇宙主神，實在不堪。

眾神之車（三）

2013/09-21 12:29    作者：王吉舟   

第二部分：人類中最聰明的人對於生死的看法

   上兩篇把人類各個主要文明和宗教的生死觀，羅列在一起，看個究竟。

下面，我們從人類歷史中，找出智慧最強的人，也把他們羅列一下，看看他們，對於生死和宇宙的看法。

（1）柏拉圖的生死觀：

作為希臘最偉大的智者，柏拉圖並不避諱生死的問題，甚至十分重視死亡。
作為哲學家，他意識到了探索死亡的意義，探尋死亡之旅，如同旅行，可以開拓眼界，增長智慧，檢驗知識真偽。因此，他說：哲學是死的練習。

他進一步指出，真正的哲學家，必須超脫生死，只有脫離肉體的牽絆，成為純粹的靈魂後，他得出的真理才可能是宇宙的真相。他強調，平日生活中，哲學家應該不斷的進入死亡的假想中，以此逐步脫離肉體對大腦和感覺器官的干擾，探索自己靈魂對世界的純粹感受，這樣哲學家所見到的才是真實世界。等真的死亡來臨時，哲學家那已經習慣了脫離肉體單獨存在的靈魂，將不會沒來由的痛苦和彷徨，而是可以脫離肉體，順利的實現永生的飛躍。

我們可以發現，柏拉圖在古希臘，居然想到了模擬死亡，脫離肉體感覺干擾，認識世界，這種獨特的靈魂練習方法，注意！這些話，點破了靈修的本質！靈修，是使用各種方式，擺脫肉體的干擾，實現意識獨立運作的藝術，其目的，是達到肉體意識所無法獲得的精神世界的知識和經驗。

柏拉圖的思想，與悉達多的禪定學說，十分類似，毫無疑問，他對於靈魂的獨立性和通過死亡模擬加以靈魂練習的思考，超越了他的國家與時代。如果他的國家，具有禪定的知識，他一定可以達到人類最高智者的境界，因為，後世東方的禪定，其實就是靈魂脫離肉體羈絆，單獨認識真實世界的最高練習方式，但是，後世東方瑜伽、禪定的修行者，絕大部分遠遠沒有柏拉圖的智慧，因此，修習禪定者眾，能成功的實現智慧，獲得靈魂解脫和自由的，卻不多。

柏拉圖的智慧，已經超越了東西方文化的藩籬，實現了大道合一。

（2）孔子的生死觀：
　　孔子畢生致力於構建和諧社會，他先是將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進行了系統性的歸類和整理。修訂了《詩》、《書》、《禮》、《樂》、《春秋》，形成自己“仁”的理念，鼓吹最終構建一個“明君+順民”的王權社會，就類似今天北朝鮮那種社會結構。

孔子老年後，他發現了《易經》的秘密，因此，迷戀於對宇宙本源與玄暗科學的探索，並以此成果，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他自己的“仁”與“入世”的理論，形成了對《易》進行注釋的《十翼》。從而奠定了《易》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轉化，為易經日後分裂為象術派和義理派打下了基礎。

什麼叫做自然科學轉化為社會科學呢？又如何轉化呢?

  舉個例子，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說，一根尺的長度對於觀測者來說，基於其運動速度而結果不同，然後，吧啦~吧啦~的寫了三篇公式，論述為什麼一根尺的長度可以是變來變去的。大部分人看不懂啊，也理解不了。然後，老王來了，說：其實啊，這就是告訴我們，衡量事物的標準，是隨著觀測者的立場而變化的，通俗說，屁股決定腦袋。相對論真理告訴我們，沒有絕對的長，也沒有絕對的短，要善於換位思考啊！於是，大家都懂了，都覺得自己懂得相對論了。這就是社會科學化了，哲學化了物理學。

老王把孔子晚年專注的這種對《易》的《十翼》注釋和解讀，稱之為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化。

孔子這麼做，就像比爾蓋茨在電腦領域實現BIOS命令向WINDOWS作業系統的飛躍，這就有好壞兩個意思，說向上飛躍，是他的注釋使後世人，得以方便的理解《易》所揭示的宇宙真理，漢朝王弼等天才，20歲不到就得以徹底擺脫需要幾十年數學和運籌學功底的《易》的象術難關束縛，直接開創了《易》的義理哲學流派，自此易經研究象義分流，義理派獨霸天下，象術派蟄伏於野，從王弼開始，到宋朝二程、朱熹，義理派易學達到高峰，他們把象術派，斥為巫術。

易的這種社會哲學化，也為後世的易經文化普及，奠定了基礎，換句話說，通過孔子開發的《易經》WINDOWS，後世眾腦殘人們終於找到了與《易經》BIOS命令之間的共同語言，於是，周易的腦殘粉迷們得以快速彙集，《易經》成為大V，沒有失傳之憂了。

但是，說他向下飛躍，是因為經過他的一番注解後，以方便犧牲效率，以至於喧賓奪主，就像比爾蓋茨發明Windows，使每一個文科生都可以快速方便的使用電腦，但是，方便之餘，也使文科生永遠不明白BOIS指令暗示的電腦內部的運轉秘密。孔子的注釋和易經在後世的哲學化，使易經對於宇宙運行真理的秘密的揭示作用順利失傳。

而且，孔子，是個專門研究“生”的藝術的學者，他對“死”並非沒有思考，而是想不出結果，因此，乾脆迴避。他認為與其浪費時間於無法驗證的死後世界上，不如腳踏實地的把生的意義先搞清楚。《論語》記載，當他的門徒問他鬼神知識的時候，他很迴避，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怪力亂神，敬而遠之。”。

你看，人家問他人死了有沒有靈魂，世界上有沒有鬼啊？孔子在這時反問，你小學沒畢業呢，看什麼大學論文？

我們可以把孔子這類學者，稱之為亞智者，是因為，顯然，他們還沒有探究清楚世界運轉的真諦，因此，他們把死亡當作研究的禁區，以活著的秘密還沒有搞清呢，哪有功夫浪費在死亡這麼遙遠的事情上。這句話，來應付無知的恐懼。

這是愚蠢的，自欺的，就像一個蠢人，你邀請他去國外旅遊，他卻說，我中國的好地方還沒轉完呢，去什麼外國？

其實，宇宙之大，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你一生都走不完中國，甚至你都走不完你城市的每一處地方，但是，這並不妨礙你見識更大的世界，你沒走完縣城，不妨礙你來到北京，你沒轉完中國，不妨礙你周遊世界，這不是浪費時間，而是開拓眼界，是在精進自己的見識與智慧。

死亡與生命，亦是這種關係，他們不是對立相反的，而是合二為一的，生死一體，只有相互參照，才能開拓視野，看清宇宙，實現智慧。

遺憾的是，如果你認真歸納，學貫中外，你很快就能發現，孔子這種把生死完全對立起來，站在生的一端，如同鴕鳥把頭埋進沙裡。事實上歷史上很多一代大哲也都類似如此，不去面對死亡，比如伯特蘭·羅素（B.Russel 1872-1970）、伊比鳩魯（Epikuros 前341-270）、笛卡兒、康德、伯格森（H. Bergson 1859-1941），他們都是亞智者，智慧限於生，不談論死亡，未入生死一體的自由境界。

    （補充一句，紙條不要提馬克思，有辱這個話題，就像一群廚子在琢磨湯底的原料選擇時，一位旁觀者插話：聽說鼻屎是鹹的。）

眾神之車（四）

2013/09-22 15:52    作者：王吉舟   

   談到老子，就難免談到神仙，這就使老王有了神棍的更大嫌疑，如果，你還沒有超越物質及物欲的束縛，還沒有意識到，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追求“自由”，而不是追求別的任何東西。那麼，你完全可以不看下面的文章，因為，從這一篇文章開始，將系統的描述，神仙與亡魂的世界，這個不適合所有的人，就像A片，不適合給18歲以下的孩子看，是一個道理。

（1）老子與莊子的生死觀：
　　老子、莊子一脈相承，相信宇宙是從無中生有的，以道作為普遍規律運行的，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宇宙之間，不存在造物主，宇宙萬事萬物，是自然發展出來的，世界雖然繽紛，但是支配世界的規律，卻寥寥無幾，簡單極了。

宇宙在空靈中生出了一，就是太極，一中生出了二，就是陰陽，有了陰陽，宇宙就開始運轉不休，生出萬事萬物，萬事萬物都按照同樣的規律，從根層向枝葉層滋長。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作為無造物主論，但有靈魂論的智者，老莊認為不必拘泥於生死的纏縛，你不把死當一回事，什麼也不想的時候，就順應了自然，當你過上了順其自然的快樂生活，那麼死亡，也只是你命運中一個快樂的休息環節，就像一個快樂的浪花，它消逝後，會形成新的浪花，不要為它的消逝傷懷，它不消逝，如何再生。

這就是：“夫失其所者久，死而亡者壽。”

因此，他們不怕死亡，也不迴避死亡。莊子妻子死了，他很悲哀，他不哭，卻放聲唱歌。周遭的人聽不下去了，說，你這樣唱歌，是不是太殘酷了啊。莊子說，你不懂啊，生命就像歌的旋律，按著拍子進行啊，節奏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就像春夏秋冬，沒有起止，你聽明白了嗎？

後來莊子自己要死了，弟子要做三重豪華大棺材厚葬他，他道，我不要棺材，我就躺在野地裏挺好，天地就是我的棺材，日月星辰就是我的玉器，萬物都是葬禮道具，哪有大棺材的必要呢？

弟子說，那您不就叫老鷹吃了？莊子說，把我放大棺材裏，不是也被蟲吃？既然你們願意把我喂蟲，憑什麼不願意把我喂老鷹呢？這對老鷹不公平！

   作為中國人，我們對有莊子這樣的祖先，感到自豪。

與孔子相反，他們不諱言死亡，並對死亡有深入的瞭解，雖然不相信世界有造物主，但是，他們相信世界有靈氣，正是靈氣催動，造化了宇宙。他們所說的靈氣，就是後世所談的能量和資訊，即品質之外、物質之外的東西。

現代人很容易理解能量這一概念，因為你知道電磁波，光波，國中物理就學過。但是，古代人，可不知道能量的具體概念，能量在他們眼裏很神秘，他們為此起了各種命名，氣，是最貼切的一個。同樣的，『資訊』，古代人叫它，靈，對於現代人，資訊也不陌生，但是就沒有能量那麼熟悉了，比方說 : 你從來沒有思考過，書寫有明確意思文字的一張紙，和書寫有同樣文字，但雜亂排列文字的一張紙，有區別嗎？ 當然有區別。

紙上的明確文字資訊，就是一種靈，一種意念，是書寫者的心理意識的凝結，而雜亂了文字的紙張，沒有這種明確資訊，沒有意念，沒有靈。

當你將這張記錄資訊的紙，燃燒掉，或者放置在特殊地點時，資訊，會產生對能量世界的輻射影響，進而影響物質世界。即，靈氣在動。

這就是符籙的大致原理。

當然，載體不必一定是紙，紙最簡單易得而已，任何承載資訊的東西，都可以，甚至一塊石頭，一碗水，一個娃娃也行，只要產生意念的人，能量夠強，漢族人，把對資訊載體輸入意念資訊的過程，叫下咒。

人們雖然科學原理上，無法理解這種似乎是無稽之談的能量和意識對物質世界的影響，但是，本能的對其認可，比如，一張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普通白紙，在文革中的中國變成了絕對不能撕掉的物體，而那個時代的人，都認為自己是無神論的辯證唯物主義者。一張印有佛像的白紙，更是被佛教徒神聖化。人類的這種所謂的集體潛意識，一直都在產生巨大的能量，能動著人類的真實世界。

人類、意識、亡魂與鬼神所處的能量世界，三者的關係，就像蠟燭、燭芯和火苗。生存和死亡的人類通過意識，聯繫在一起。不同的人種，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鬼神崇拜，這些鬼神，在本地都是好使的，但是對於不相信的外國人，卻是不好使的，就是這個道理。一張佛像，中國沒有人敢去撕扯，因為撕了他就真的會遭到厄運，比如文革中砸毀神像的紅衛兵，後來沒有誰有好下場。但是穆斯林，他敢用炮去轟巴米揚佛像，他不會遭到任何惡報，《阿拉》神保護著他，其實，《阿拉》神並不存在，穆斯林都相信他存在，他就真的有了影響，如果，沒有人再相信《阿拉》神，《阿拉》神就像沒有蠟燭的火苗，轉瞬即逝。中國人如果都不相信佛，那麼佛像也會變成普通的雕塑。

先有人類和亡魂，再由人類和亡魂自己集體幻想出了鬼神世界和天堂、地獄，然後，鬼神、天堂、地獄真的就出現了，反過來影響人類，相信它的亡魂，真的會去困守在這個烏有之境界，多麼有趣的世界。

話歸正題，老子、莊子相信，能量運行的過程可以形成資訊，在機緣巧合的狀態下，這種資訊可以具有自身的意識，而含有了意識的能量，可以按照自然的規律，轉化為物質，即生出物質，影響物質世界。同樣的，物質的人類將自身的意識，輸送往能量世界，也可以影響能量世界。氣功的原理，大致就是這樣。

老子認為，物質，是能量和其最高精華的部分，意識，所共同催生的結晶。也就是說，能量在意識的聯繫下，可以憑空產生和影響物質。

3,000年後的愛因斯坦說，物質可以產生能量，能量的大小E=MC²，但是，老子說，能量也可以反過來生成物質，這個過程是可逆的，雙向的。是的，如果能量不能轉變成物質，那麼宇宙大爆炸後，恐怕就沒有基本粒子，更沒有星球。

量子世界中，量子糾纏和薛丁格的貓理論(小哥哥註:指薛丁格實驗中，關在箱子裡的貓可能是生也可能是死，連續實驗無限次，不管你挑哪一次打開箱子，貓或生或死的機率永遠一半一半，可以說生死狀態永遠同時存在，糾纏相續)，似乎在印證著老子的說法，能量世界，是通過意識，產生和影響物質世界的。

老子也解釋了靈魂追求自由即成仙的問題。

   他認為，強大而智慧的，符合宇宙規律，即道的靈魂，是能動於物質，並可以脫離物質的，死亡後，這種靈魂具有自由，甚至可以再造出屬於它自己的世界，它可以繼續在這個自己的世界裏存在和思考，與其他這個世界的靈能體交流，也可以選擇，回到真實物質世界，再次輪迴。

據說，老子成功的找到了超越生死的靈修辦法，他的境界與智慧，使他達到了靈魂不滅的境界，就是他可以脫離肉體，待在自由境界裏，只不過到了那個境界，就看透了人類社會，因此他沒有系統發表成仙指南類的文章，通過其散落的隻言片語的資訊，我們可以推測，老子的靈修方法，除了大量包含類似氣功和禪定的自身能量意識修行，可能還使用了來自大自然的能量，補充自身，這是他獨創的法門，即所謂的吸食天地日月精華。他找到了地球自然世界裏，能量最易集中的地點，在那裏進行了長時期的修行。而這種地點的尋找辦法，和所謂天地靈氣的導引方式，老子慷慨的留給了我們，這也是崑崙山、峨眉山、終南山等眾多大山中，修行者眾多的緣故。當然，青藏的修行者，他們學習和使用的是另一個國家同樣級別的智者探索的，殊途同歸的技術。有趣的是，老子甚至告訴我們，性交加以訓練(房中術)，也可以收集異性體內的靈魂能量，但是，似乎這種辦法，有違當今的法律和道德。

    老子是真正的第一層的智者，比孔子高的多，只有同一時代的印度的悉達多可以和他比肩。之後，再沒有人達到過他們的高度。

眾神之車（五）

2013/09-23 10:12    作者：王吉舟   

  此文之後，老王要暫停一段，塵緣來襲啊，你看，老王放不下塵緣糾葛，不是真正的高人，人在世界上，就是這樣，你有無限的牽絆和糾纏，就像蜘蛛網裏的角色，是為塵緣，善緣惡緣，全看一念之間，留誰剪誰啊，既然不能斷緣，唯有盡可能去惡留善吧。

  本文，講一講密宗的奧秘，佛咒的來歷，高僧的神通秘密，佛經的讀法，解釋一下，為什麼大部分，甚至是全部佛經裡面，都有讓你看不下去的蠢文，掩飾著璀璨的智慧，愚蠢與智慧交疊，令人心生迷惘，產生懷疑。有緣者得之，定能使自己學習佛法的速度倍增。是為老王的善緣！種善緣待善果，多美好！

(4)悉達多的生死觀:

悉達多年輕時是個王子，出城看見老弱病殘，心裏生出對人生苦難的恐懼，立志放棄一切世俗糾葛，專心研究宇宙與生命的智慧，尋求解脫自由之法。

他搞了無數種辦法，印度本來就在這個領域什麼人都有，他一一學習，均不得其門而入，要知道，比較流行的印度靈修方法，有群交狂歡的，有吸毒嗨起來找梵天說話的，還有把自己往死裏折磨，即苦行的，有一種最牛逼的苦行，就是自己不呼吸，直到憋暈死過去，痛徹心肺，以此領悟人生的真諦。毫無疑問，這麼胡來，是領悟不到人生真諦的，折騰瘋了倒是肯定的。

七年後，在印度眾多的瘋子群中，悉達多脫穎而出，領悟到兩個真諦：

　　（1）身體健康，是革命的本錢。因此，沒必要折騰自己，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要勤換內褲勤洗澡。
　　（2）禪定和止息（止息不是憋死自己）是靈修的最佳途徑，禪定時要讓靈魂離開軀殼學習和尋找世界的真理，這是獲得智慧最便捷的辦法，他稱之為“觀照”。

不要小看這兩條，第一條，保證了肉體的健康，肉體是靈魂的充電器，肉體好了，靈魂才能受到滋養茁壯，靈魂充飽了電，才能順利的遠離肉體，周遊全息真實的宇宙，學習智慧。第二條，聽起來簡單，不就是一坐嗎？那是枯坐。悉達多講求的是排除一切肉體感染，無一切感官輸入，完全寂滅，然後，使本身的靈魂自我啟動的打坐呼吸之法。這是凡人根本做不到的，不信你可以試一下，1分鐘腦子裏沒有任何念頭，你看看做不做的到，10秒鐘你都做不到。你的各種念頭像大海的潮水，洶湧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分毫不得停息，這就是悉達多說的三惡八苦的根源啊。

　　科學的講，我們的大腦一刻不停的處理來自眼耳鼻舌身的信號，形成各種反射和意識，這是長期自然進化的保命本錢，甚至連睡覺時，我們的大腦都不停的工作著，以至於，大腦變成了一個神經質的東西，它停不下來了。大腦的妄念此起彼伏，我們的命是保住了，但是，我們的智慧，被淹沒了，宇宙的靈氣藏在我們心裏的那個種子，就被這些妄念，遮蔽層層，不見天日。

悉達多因此告訴我們，只有寂滅所有的念頭，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耳鼻舌身意，就這樣安靜的保持存在，時間將會停止，品質和能量的轉換，將在你的身邊，自然而然發生起來。

悉達多可以做到這樣不吃不喝，放慢呼吸，如同死屍，安靜的寂滅入定2個月，尋常人連10秒鐘都挺不住。他是馬拉松冠軍，我們是學步的嬰兒，靈修的功力就差這麼多。

在這樣的修為下，悉達多成為了人類繼老子之後，第二個達到究竟涅槃的智慧者。在這種狀態下，他看到了基本粒子的運動，星辰的形成與毀滅，外星生物的多樣化，也接收到了進化為能量生命的宇宙遠古智者們留下的知識，看到了自己此生之前之後的經歷和自己與宇宙眾生的息息相關。他把這個寶貴的宇宙能量資訊之資料庫，稱之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他的時代，畢竟科學不發達，人們無法理解悉達多的意思，他也無法用古代印度的語言說清楚，比如，你穿越到宋代，你去試著說清楚電腦，用宋代人能理解的語言，你不得不開始胡說八道吧，把電腦說成是小小隨身算盤妖也說不定。

他把這種經過印度語本地化的，那個時代中人所能理解的，搞成了“顯宗”；他把宇宙原汁原味的資訊，搞成了“密宗”，接入和調取宇宙資訊庫的原話，就是“密咒”，密咒一念，配合持咒者的靈修功夫，能量與物質，即現實世界與靈魂世界，無縫銜接，那可就玄到家了，要是用現在的話講，叫觀眾會立即三觀盡毀(指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全毀，很崩潰的意思)。

   顯宗大家都熟悉，密宗唐後就在中國失傳了，空海帶到了日本，開創了日本的唐密宗分舵。

　　唐密宗的大師，得神通者眾多，包括空海，那比王林可不是一個層次的，與中土的“妖道”們，並稱“妖僧”，呼風喚雨，駕龍騰雲，呼神使鬼，是真的做的出來的，法海水漫金山寺的故事，並非文學家空穴來風。

與老子不同，悉達多對這個世界有一份眷戀，因此，他留下來，將自己的修行辦法，傳授給世人，受到IQ和EQ的限制，他的弟子們成就者不多，但追隨者眾多，比例大概就跟射出來的精子和鑽進卵子的精子數比例差不多，所以，修行者稱修行為“精進”，其難度和成功的概率，可想而知。

廣大試圖精進的修行者，就像聚集在卵子周圍的小精子們一樣，聚集在一起500年，切磋技術，回味悉達多的隻言片語，尋找精進的辦法，形成了浩若繁星的《佛經》，因此，佛經基本上都不是悉達多的原話，大都是大家憑藉自己的智慧，替悉達多之口總結的私貨，而且和尚們還有門派之爭，傾軋不休。智慧高的，比較接近悉達多的原意，智慧低的，比較扯，但是，大家又怕別人不信，於是，印度佛經第一句一定是：如是我聞。我聽說悉達多如何如何說，你看看，都不是悉達多自己說的，悉達多也沒有自己寫，都是弟子們和子弟的弟子們，500年，相當於從明朝到今天那麼久遠的年月裏，這麼多代弟子們分無數派系，聞來聞去的，搞出來的。大家小時候都玩過傳悄悄話遊戲吧，從第一個小朋友傳到最後一個，差距多大，眾多佛經和悉達多的本意，差距就多大。

傳播到中土，就更加離譜，偽經比率無法統計啊! 越是提倡你不念不信，你就怎麼怎麼倒楣，你就怎麼怎麼要完蛋的，有明確市場行銷和傳銷口吻的，越是說我這本一定是真的，誰說我假誰那本就是假的，是偽經的可能性越大。遇到這些字句太多的經書，挑著看，跳著看，有益無害，經書看多了，字句都信，就像你出門坐公車，見車就亂上，見站就亂下，結果，一定是瞎轉。

看佛經，要知道上述的佛經500年來歷，略過和尚們夾帶私藏的傳銷情節，你定可從繁星般的眾多佛經中，找到悉達多隻言片語的智慧啟發，悟證菩提。

悉達多的偉大，在於他擺脫了印度教的階級宿命觀，告訴我們人類是自己的主人，不必跪倒在梵天、上帝周圍祈求憐憫和拯救。人類自強不息，自己通過修行，學習，去獲得智慧，才是唯一可以實現的自我拯救。梵天、上帝的存在無關個人，宇宙各個時空中存在的，只是各種段位元、各種層次、各種形式的浩瀚生命，人類與其相比，即不是最低級的，也遠遠不是最高級的，我們要善於學習，虛心向宇宙先哲請教，把宇宙先哲的智慧與我們自己的靈性聯網（他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自己就是更高層次的生命了，就是神（他叫“成佛”）了。

低級的生命，往往把高級的生命，看成神，因此，無神論的悉達多，終於被包裝成了神界的天皇巨星——如來佛祖。

~ END ~

閱讀心得:這是一篇屬於宗教學及比較宗教學的探討，會對這方面有興趣深入探討的人，對生命的意義和宇宙的真理，比較有興趣，作者老王，能歸結出自己的觀點，並且用比較口語化的方式表達出來，讓一般普羅大眾簡易理解，實在蠻不錯的，我想特別保留下來!

[網路神文] 齊桓公的貨幣戰爭

齊桓公的貨幣戰爭

來源： http://www.mycaixun.com/article/detail/68289

作者：王吉舟  2010/6/23 21:00

  

2700年前，齊桓公姜小白有個好宰相，叫管仲。這倆人交情那叫一個鐵呀，一個大權在握，一個比猶太人還精，他倆合起夥來兢兢業業的工作，結果搞定了全天下。

管仲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這說起來好像挺牛逼的一個事情，但是事實上，作為當時其他地區的中國人，那可是倒了楣，因為除非你是齊國人，否則，全被這哥倆算計了，即使你是齊國人，除非你是這哥倆認可的精英，否則，你也就是個牲口，也被這哥倆算計，整天牧來牧去的，還給人家哥倆拼命數錢呢。

姜小白和管仲這倆人是“中國經濟夢幻二人組”，他倆的經濟理論那叫一個多啊，整個一部《管子》倆人一問一答跟說相聲似的，各種經濟學包袱都在那裏記錄著呢，這些理論，是很牛逼的，甚至完全超越時代的，比後世的《國富論》一點不含糊。

大家可能不信，說中國有如此偉大的經濟學家？

您把那個問號去掉，後面加上——管仲，就是答案。

管仲在經濟學領域的境界，相當於同時代的孫子在軍事領域的境界，不過，不難想像，管仲和姜小白哥倆白天合夥收拾天下男人，晚上肯定也忙著收拾成群的女人，那叫一個忙啊，白天日理萬機，夜裏多姿多彩。

所以，管仲沒時間寫書，這點跟亞當斯密不一樣。

管仲自己不寫，也沒想起來找槍手寫，結果，死了很多年後，齊國才整理他的著作，弄了個半截子文集叫《管子》，大家搞經濟的一定要讀，跟《國富論》對比著讀，讀完，你一定說：我FUCK！中國老祖宗怎麼這麼牛逼呢？跟管子比，猶太人算個小JB。猶太人這些花花腸子，感情老祖宗早都知道啊。
沒錯！治理通貨膨脹、貨幣戰爭、價格與市場、稅收與財政、國家宏觀調控、社會分工，管仲都整的特明白，比亞當斯密早明白了2000年。

別不信，這一套，管仲稱其為“輕重論”，他還挺謙虛，說不是自己發明的，是學習先賢的，OMG！還有更先的賢？？！！是誰啊？管仲說他們是“燧人氏、孫叔敖、單旗、泰奢、伯高......”

中國古代真的很神奇！（或許，我們民族的一出悲劇，是把半部《管子》治天下，錯弄成了半部《論語》治天下。）

管仲跟姜小白實際上軍事上不太行，齊軍有點今天美軍的味道，遇到弱的就攆出人家的屎來，遇到強的，經常被人家攆出屎（曹劊就攆的他倆褲子都跑丟了）。他倆打仗不行，玩陰的，搞貨幣戰爭可是不一般的行！今天美國用石油收拾全世界，日本用鐵礦石、稀土收拾中國，這些個陰損的貨幣戰爭的影子，姜小白和管仲那是祖師爺。這哥倆仗著自己有錢，有IQ，一箭不放，收拾了好多國家。

不信的話，聽我講個故事吧，大家權當樂一樂，借古思今吧。

第一次貨幣戰爭：衡山之謀

衡山國夾在齊魯之間，國民擅長製造戰爭機器，齊桓公想搞定他們又怕幹不過人家，就讓管仲想辦法。

管仲說：衡山國的工廠，造一台戰爭機器要一年半以上時間，我們去衡山國不計價格，以高價進口戰爭機器，燕國和代國聽說後，必然害怕我們買機器是要攻打他們，他們要防備就肯定也來訂購，他們一買，秦國趙國也害怕，也會來爭著訂購，衡山國的產量就那麼一點，天下都來訂購，機器肯定漲價十倍，到時候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肯定搞定。

於是，齊桓公去衡山國高價定購戰爭機器，結果十個月後果然燕代趙秦先後來爭購，衡山國君高興壞了，把自己的機器漲價了十倍預定給了天下各國，等著發大財。衡山國大街小巷的人都去兵工廠製造機器，沒有人種地了。十二個月之後，齊桓公又派外交通商事務大臣隰朋去趙國收購糧食，趙國糧食賣一石十五錢，隰朋給人家一石五十錢，全天下的商人都把糧食往齊國運輸，再五個月後，全天下的糧食都到了齊國，全天下的糧食價格被齊國抬高了三倍。

訂購戰爭機器十七個月後，高價炒作糧食五個月後，齊國忽然不要衡山國的機器了，還跟衡山國斷交了。齊國一不要，其他國家也都不要了，衡山國君手裏沒糧食，也沒賺到錢，傻逼了。衡山國只好去齊國進口糧食，很快財政破產，齊國攻打衡山國北部，魯國攻打衡山國南部，衡山國君想了想，啥也不說了，帶著全體貴族搬到齊國做齊國公民去了。

小哥哥贊曰:
齊國的錢並沒有多到可以大量搜購全天下的糧食(糧食產量大，替補快速，難以買斷)，與其用還遠高於市價的收購方式，不如直接切斷道路比較可能實現目標!

大家看過《管子》原著的，難免失望，這正是管仲有生之年沒有親手梳理自己的治國原理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杯具。《管子》雖然可以提供大量的佐證，但是沒有系統的理論，寫得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因此，閱讀《管子》要有明確的目的，比如我今天要搞清楚春秋時代是否存在民間貸款與貸款利息，如存在，那麼春秋時代的民間貸款利率是多少，抱著這樣的問題去找，就能取得鮮活的資料豐富自己的知識，如此這般方才可讀《管子》。

姜小白和管仲的夢幻組合，發明了很多的搜刮天下錢財的劇本。雖則是2700年前的舊事，但是，後世只是換了演員和道具，他倆的劇本仍然在被使用。

比如：戴比爾斯和英美集團壟斷世界鑽石礦，通過拉抬鑽石的價格，搞全世界男人的錢。美國攻打中東，壟斷石油價格，搜刮世界財富。這些伎倆，管仲和姜小白有專利。

壟斷天下奇貨，拉抬價格，搜刮天下財富的典型代表作是《菁茅之謀》和《陰裏之謀》。

大家知道姜小白在管仲的策劃下，用了二十年，終於取得了會盟天下諸侯的成功，就是成了霸主，但他這個霸主有些歷史問題。

因為，宋國是公爵，齊國是侯爵。公侯伯子男，所以，作為盟主的齊桓公心裏邊有些虛，他得讓大傢伙兒承認，他這個侯爵，已經不是侯爵，而是超~~~級~~~侯爵，他得證明自己行。

如何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呢？

一天，姜小白對管仲說：“我TMD想明白了，我要搞運動！我必須帶頭掀起一場尊重周天子的運動，周天子窮的都快要飯了，我這麼一尊重他，他能不感激我嗎，我這招兒叫尊天子以令諸侯！我真TMD是天才！”管仲說：“天才個屌，你以為宋國想不到啊，關鍵是搞運動需要經費，誰出錢？”姜小白一聽就萎了，原來就差錢。管仲說；“我有一陰招兒，不差錢，你這麼這麼，就成了”。

管仲讓姜小白去“陰裏”這個地方鑄城，那裏獨家出產一種美石（類似玉），這種美石是古代周天子製造王室祭祀專用璧的材料，姜小白修了三層城牆、九個城門，把陰裏城防工事整的跟鐵桶一樣。姜小白讓玉工在裏邊製作好石璧存著，石璧做了五種，一尺大小的標注面值一萬泉。八寸的標注8000泉。七寸的標注7000。珪中標注4000。瑗中標注500。

為什麼做這麼多種類呢？因為天下諸侯繁衍了幾百年，越來越多，阿貓阿狗都自稱是諸侯後裔，都惦著粘粘封號的光，周天子家族蕭條，他們可是繁榮的不行。管仲做這麼多石璧，就是要把他們一網打盡。

玉工做好了，管仲就去見周天子，說我家國君想搞尊周運動，號召天下諸侯齊來拜祭太廟，但是按照傳統禮儀，必須帶著彤弓和石璧覲見，否則不能進廟去，您可以批准麼？周天子說：這次活動經費誰出？管仲說：我們齊國出。周天子說：快~~~去~~~~辦！！！還愣著幹什麼！！！


小哥哥贊曰: 這一段真是笑死我了!

天下諸侯都沒有石璧，強搶又打不下陰裏城，只好去買，結果天下諸侯的黃金被齊國搜刮無數，陰裏的石璧倒是流通到了天下。這一次，齊國賺的錢多得八年都不用收稅。

這就是陰裏之謀。

小哥哥贊曰:
光靠石璧所賺來的錢能夠抵得上[陰裏城] 鐵桶防城工事的軍費 ? 齊國賺的錢多得八年都不用收稅?我不信....

齊桓公賺足了錢，很同情周天子，對管仲說：周天子也沒經費，天子沒錢也是孫子，咱也得給天子弄錢啊。管仲說：這簡單，天下江淮之間有一小塊特殊的土地，獨家出產一種茅草，這種茅草品種獨特，每只都從根上長出三個分叉，這叫“菁茅”。這種茅是古代諸侯參與天子封禪大會必須的進門證，請周天子派人先把這塊地圈起來，然後號令天下諸侯：周天子要帶著大家去封禪泰山，梁父山，老規矩：不抱著一束菁茅的，不許進門。

周天子如此去辦，結果，天下的黃金就開始象流水一樣流入周天子的口袋，菁茅一束就被諸侯炒到了一百斤黃金。周天子太有錢了，七年都沒有再要求諸侯進貢。

是為菁茅之謀。


小哥哥贊曰: 菁茅一束如果真的叫價一百斤黃金的話，保全可能會被當場海扁到叫不趕吧?隔壁可能就會出現地攤貨囉，這段說法唬爛灌水的成分比較多...

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十分富強，漢族在齊國的帶領下，諸侯團結，取得了對西狄和北戎戰爭的全面勝利（老馬識途就是這場大戰的事情），使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的威脅得到全面抑制。否則，蒙古滅中華的事情，可能在2700年前就已經成為現實了，大家如果不信，可以聽聽孔丘說的：

一天，孔子跟子貢說：管仲輔齊桓公，國富民強，天下太平。我們中原人民直到今天還在享受著他倆留下的福祉。如果沒有管子，我們今天早被蠻夷滅了，咱們都得學習野蠻人的醜陋髮型，穿蠻族的醜陋衣服啊。（2000多年後的清朝，孔子的噩夢成真）

管子這樣的人出生在中國，而不是外國，實在是我中國人的福分，中國如再有此類大才，何愁不國富民強。

宋代大詩人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一次路過臨淄遺址，寫下了《過臨淄》：

擊鼓吹竽七百年，

臨淄城闕尚依然。

如今只有耕耘者，

曾得當時九府錢。

這首詩成于管子死後1700年，齊國都城城闕依然存在，農夫經常能夠挖到姜子牙發行的九府環錢，齊國之盛，可見一斑。

話說：齊桓公和姜小白的時代，是AVANTAR的時代，那時候中國很少地震，也很少水災，更沒有沙塵爆和重污染，天氣與地氣溫和，皆因為人類有廉恥，社會的統治者，還有一顆人的心。

言歸正傳：這一篇我主要寫姜小白和管仲以發動經濟戰爭為手段，征服其他國家的過程。過程雖然殘酷，但是，你會發現，齊桓公追求的最終結果，無非是樹立齊國的權威，他們二人是從來沒有幻想過篡改朝代的，鼓吹邪教殺人築觀的事情，更是沒有幹過。即使最後經濟手段不靈了，去打打殺殺，也是點到為止，很有喜劇精神，對方一服軟，這倆人馬上就收兵，絕不革命。說的直白一點，他倆打仗都是帶著女人去的，當然，不是女特種部隊，而是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美女。炮房就建在馬車上，仗打到哪里，炮就打到哪里。

最為過分的是有一次，他倆去征服一個大國（好象是宋國記不清了），管打前站，姜殿后，管走了一個多禮拜還在齊國邊境附近磨蹭呢（看這效率）。路邊一農夫荷鋤而歌，歌詞管大才子居然聽不懂！結果他被窩兒裏的美女給他解釋了。妞兒還鼓勵管子啟用這個農民，結果農民不負妞望，僅憑一隻舌頭，就把宋國君給弄服了（看人這口活！），咱能看出，管子泡的妞兒，那是什麼學問，那是什麼素質。也不難想像，管子打仗的獻身精神（事實上，他打仗經常第一個閃人，為此鮑叔牙記了他一輩子）。

小哥哥贊曰: 農夫?我看這是刻意安排好的橋段吧..

老姜和老管自己泡妞爽了，還不忘記父老兄弟，特意為齊國官兵設立了隨軍妓院，齊軍待遇如此人性化，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的軍隊。(妓院\桑拿\洗頭房應該供的祖師爺是管子，怎麼供關公呢?)

扯遠了，再扯就成黃色野史了，趕緊收回來。

齊國收服魯國、萊莒、楚、代、衡山，均是以輕重之策催垮對手的經濟。

其中心思想，就是利用“天下低我高，天下輕我重”的陰謀原則，即將外國特產之國內價格抬高到比正常水準高的多的水準，使其變成單一經濟，生產力配比畸形成長，然後突然改變國際貿易規則，全面破壞外國的財政收入，最終迫使其完全成為經濟殖民地。

魯國是齊國的第一個障礙物，兩國近鄰，熱戰各有勝負，從經濟上打垮魯國，成為必殺的絕招，讓我們看看這個過程。

桓公說：我TMD看魯國不順眼很久了，很想搞定魯國，可怎麼辦呢？管仲說：好辦，你用魯國特產的綈(一種絲綢)做衣服，你是齊國的天皇巨星啊，全國都追你，你下令齊國人不許自己織綈，必須買綈就行了。於是桓公就穿著綈做的衣服到處晃。全國人民都爭相買魯綈效仿。管仲讓魯國的商人把綈出口到齊國，一千匹價格三百斤黃金，一萬匹三千斤。魯國靠出口創匯賺了大錢，國家都不用對老百姓收稅了，財政十分富裕。十三個月後，管派特務去魯國偵察，發現魯國的人民太忙了，國家太繁榮了，城市裏交通堵車，人都得慢慢挪著走。管仲說：哼，魯國完了。桓公問：我操，他們這麼繁榮，怎麼就完了？管子說：請您以後不要再穿綈，也不要讓老百姓穿了，咱跟魯國斷交，你看看結果吧。十個月以後，管仲再次派特務去偵察，發現魯國人餓死的很多，魯國政府命令老百姓趕緊去把綈廠破產了改種糧食，但是，糧食三兩個月根本長不成熟，魯國糧食價格漲到了齊國的十倍。兩年後，魯國的老百姓60%都移民到齊國了，三年以後，魯國投降了。

小哥哥贊曰: 
紡織業有其技術性喔，不是想幹就可以幹得來的啊(當時的男人就不太可能做得來)，況且農業時代人力結構不可能顛倒的，魯國又不是弱國，齊國想要單靠壟斷糧食交易就想餓倒魯國，實在太唬爛了!糧食禁運頂多只能算得上是一種阻力而已，魯國不會因此就投降的。

收拾萊國，用的是把萊國特產的柴抬高價格大肆進口，結果萊國為了出口創匯，荒廢了農業，結果是兩年後，萊國糧食價格是齊國的三十七倍，70%的萊國老百姓都移民到了齊國，萊國只有投降。


收拾楚國，是進口楚國的鹿，過程一模一樣，楚國糧食因此貴了四十倍，楚國老百姓移民的40%，楚國也只有降了。

收拾代國，是進口代國特產的傳說中的白色變異狐狸，代國最慘，一隻都沒出口，國家就破產了，據說管仲給進口這屌狐狸制定的價格，高的令代國國君都不上班，親自出馬進山逮狐狸去了，結果，黃的有的是，白的兩年一隻都沒逮著，國家沒糧食沒軍隊（都進山當獵戶去了），被速滅。

小哥哥贊曰:
從本文推斷，萊國跟代國的經濟規模簡直等同於一個鄉市鎮而已吧!不過楚國是大國，經濟基礎非常強大，單靠買賣鹿就能讓楚國放棄農作而造成全國缺糧，這種說法不對，錯誤歸因喔!

出口創匯，在春秋時代，很容易被姜小白和管仲忽悠成國家財政吸毒。

在今天，我們必須深思身邊是不是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只不過，表現形式更加複雜，表現過程更加漫長，國家間“天下低我高，天下輕我重”輕重之術的本質，確是亙古不變的真理，2500年後的GDP到底是不是2500年前的那只白狐狸，又有誰知道。


小哥哥贊曰:
這篇神作的重點在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經濟制裁]的手段了，相同的手段至今還在國際上不斷的上演著，美國時常會聯合歐洲一起霸凌第三世界國家，瓜分因制裁而產生的利益，真的非常壞啊，想要反制的話，國家就必須提高警覺，保持某種程度自給自足的能量，不要將國家產業結構完全建立在國際分工上，並且保留進出口的備援通道，才不會一夜之間就被逼投降。例如台灣目前幾乎完全依賴對大陸進出口，這種貿易結構就非常危險，如果不儘快改變現況，一旦中國態度丕變，關閉市場，台灣經濟就會在一夜之間全垮，的確堪憂啊。

 -END-

讀書報告 : 當貨幣死亡

小哥哥心得報告:

1.這是一篇紀錄德國曾經嚴重貨幣通膨造成貨幣失去信用的故事。
   原來德國早就走過放棄金本位制度而亂印鈔票的歷史道路了，不愧為西方先發國家。
2.歐美各國後來紛紛放棄金本位貨幣制度，改採浮動匯率，其實也是不得已的，不過可以參考
   德國失敗學習，而不必重蹈覆輒實在也是幸運，由此可知，國際已不太可能回到金本位制度
   了。
3.台灣經濟規模比較小，如果匯率要穩定，學習德國經驗，管制外匯的確非常重要。
4.德國一戰失敗被各國懲罰鉅額賠償金又必須按期歸還，這無法達成的要求，才會造成德國的
   貨幣死亡，導致希特勒崛起。
5.當時掌握德國金融交易的那一群人都是猶太人，在舉國餓死邊緣，還在過著優渥的享受生
   活，難過會被德國人憎恨，導致族群被集體大屠殺，只能說悲歎啊。
6.德國當時有立法禁止暴飲暴食，犯禁要坐牢兼罰款1.5萬金馬克，這個觀念一直延續至今。
    果然民族共同經歷的苦難，發展出脈絡可循的共識，一代傳一代，代代相傳至今。
7.法國人一直以來都在欺負德國人，難怪二戰時德國人先對法國開槍。
8.各國貨幣制度雖然一直在發展，但是二戰後至今已演變成全球都以美元為價值標準的現況，
    其實非常可怖，一旦美國經濟成長或信用出現危機，全世界都會跟著挫塞，各國又只能降
    尊紆貴的貨幣競貶，調整浮動匯率，如此平白造成經濟損失，實在很不公平啊。
9. 總歸一句: 可惡的美國佬~~   可敬的德國佬~~  可憐的台灣佬!!

原文:

當貨幣死亡-兄弟，能借我一百萬馬克嗎？

When Money Dies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million marks?

作者：亞當·弗格斯福爾斯    Adam Fergusson

無論是聰明的朋友，還是名不見經傳的網站，都告訴我們這本書是存在的。但是，要追蹤《貨幣的消亡》（關於1975年魏瑪德國時期惡性通貨膨脹的權威文本），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亞馬遜上的版本要2500美元。美國國會圖書館宣稱這本書永久為“內部借閱。”出版商已經停業。但是我們最終在倫敦找到了亞當·弗格森，他很大方地允許《美國保守派》雜誌出版其經典傑作的縮編版。即使經過縮略，這本書優美的文字和歷史洞察力仍顯而易見，並于現代密切相關。

THE AGONY OF INFLATION is similar to acute pain—demanding complete attention while it lasts; forgotten or ignorable when it has gone, whatever scars it may leave behind. Some such explanation may apply to the strange way in which the remarkable episode of the Weimar inflation has been divorced from contemporary incident. 

通貨膨脹引發的劇痛，與急性病頗為相似：發病時需要悉心照料；儘管可能留下各種後遺症，但疼痛一過，往往被人遺忘或忽略。這樣的闡述也許可以解釋著名的魏瑪通脹與當代事件的迥異之處。

This is not an economic study. This is a morality tale. It goes far to prove the revolutionary axiom that if you wish to destroy a nation you must first corrupt its currency. Thus must sound money be the first bastion of a society’s defense.

這不是一堂經濟課，而是一篇道德故事。它成功地證明了一條公理：如果你想破壞一個國家，必須首先摧毀它的貨幣。因此，健全的貨幣體系成為社會防禦的第一道屏障。

In 1913, the German mark, British shilling, French franc, and Italian lira were all worth about a dollar. By 1923, i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to exchange a shilling, a franc, or a lira for up to 1,000,000,000,000 marks, although no one was willing to take marks for anything.

 1913年，德國馬克、英國先令、法郎和義大利里拉的面值都與美元大體相當。到了1923年，已經可能用1先令、1法郎，或1里拉兌換到1萬億馬克，沒有人願意持有馬克。

The inflation was so preposterous that the story has tended to be passed off more as a historical curiosity than the culmin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 of permanent significance. It matters little that the causes of the Weimar inflation are unrepeatable, that political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that it is almost inconceivable that financial chaos would again be allowed to develop so far. The  danger to be recognized is how inflation, however caused, affects a nation: its government, its people, its society.

通貨膨脹太荒謬可笑，人們閱讀這個故事，更多地是為了滿足對歷史的好奇心，而不是將其看做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高潮點。 魏瑪通脹的不可複製性、政治條件的差異性，以及金融混亂再次發生的不可思議性，卻幾乎被人們完全忽視。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原因引起的通貨膨脹都會對一個國家（包括政府、人民和社會）造成影響。

If what happened to the defeated  Central Powers in the early 1920s is anything to go by, then the process of collapse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 the currency by which all  values are measured, by which social status is guaranteed, upon which security depends, and in which the fruits of labor are stored, unleashes such greed, violence, and hatred, largely bred from  fear, as no society can survive uncrippled.

如果上世紀二十年代發生在軸心國的事件再次重演，那麼，隨著可信賴的交換媒介的崩潰，作為價值衡量工具、社會地位保證、社會安全保障和勞動成果儲存形式的貨幣，將在人們的恐懼之中，開啟貪婪、暴力和仇恨的大門，所有社會均無法倖免。

  

Certainly 1922 and 1923 brought  catastrophe to the German bourgeoisie, as well as hunger, disease, destitution, and sometimes death to an even wider public. Yet any people might have ridden out those years had  they represented one frightful storm in an otherwise calm passage. What most damaged the morale was that they were the climax of unreality to years of unimagined strain.

毫無疑問，1922年和1923年使德國中產階級受到了災難性打擊，也給更廣泛的民眾帶來了饑餓、疾病、窮困，甚至死亡。 即使安全渡過的人們也無法以平靜的語氣描述那場可怕的風暴。對士氣打擊最大的是，他們曾處於現實破滅的頂點，承受了難以想像的壓力。

     

To ascribe the despair entirely to inflation would be misleading. Undoubtedly, though, inflation aggravated every evil, ruined every chance of national revival or individual success, and produced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extremists could raise the mob against the state. It undermined national resolution when simple want might have bolstered it. Partly because of its unfairly discriminatory nature, it brought out the worst in everybody. It caused fear and insecurity among those who had already known too much of both. It fostered xenophobia. It promoted contempt of government and the subversion of law and order. It corrupted where corruption had been unknown, and often where it sh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如果把絕望完全歸咎於對通貨膨脹，不免有些以偏蓋全。但毫無疑義，通貨膨脹助紂為虐，毀掉了國家復蘇或個人成功的任何機會，成為滋生極端分子聚眾謀反的土壤。在個人欲望的慫恿下，通貨膨脹削弱了國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其自身不公正的歧視特性，通貨膨脹使人人受害。使處於恐懼和不安狀態中的人們更為驚恐不安。它鼓動排外情緒， 使人蔑視政府，顛覆法律準則。在不為人知的地方，或者本不應該發生之處，貪腐受賄往往大行其道。

Before 1914, the credit policy of the Reichsbank had been governed by the Bank Law of 1875, whereby not less than one-third of the note issue had to be covered by gold and the remainder by three-month discount bills adequately guaranteed. In August 1914, action was taken both to pay for the war and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gold reserves. The latter objective was achieved by the simple device of suspending the redemption of Reichsbank notes in gold. The former was contrived by setting up loan banks whose funds were to be provided simply by printing them. The loan banks would give credits to business, to the Federal states, to the municipalities, and to the new war corporations.

1914年以前，德國央行的信貸政策仍參照1875年的銀行法。按規定，與黃金掛鈎的票據發行額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三個月的貼現票據的催款單可得到充分擔保。1914年8月，德國採取措施支付軍費和保護黃金儲備。為完成第二個目標，政府使用了簡單的方法，即暫停贖回德國央行的黃金票據。通過建立貸款銀行來完成第一個目標，而這些銀行僅靠引發紙幣作為資金來源。貸款銀行可以為企業、聯邦政府、市政府和新成立的戰爭公司提供信貸。

Thus were the government’s plans drawn up for flnancing the war—not by taxation but by borrowing, wi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the well to supply both the needs of government and the credit demand for private business. Only when the war was over, with the veil of censorship lifted, did it become clear that Germany had met an economic disaster nearly as shattering as her military one. Within a few months of the Armistice, the elements were present for the most devastating monetary collapse that any industrialized nation has ever known. Her industri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heavily reduced, and hopelessly burdened with the insupportable weight of reparation payments, Germany was required to regain her feet in quicksands of her own making.

這就是德國政府為戰爭籌措資金的計畫，不是通過稅收，而是通過借貸，把印發紙幣作為滿足政府和私人商務信貸需求的源泉。直到戰爭結束，督察制度的的面紗被揭開，德國的經濟災難才與被摧毀的軍事力量一樣，逐漸明晰起來。停戰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內，出現了最具毀滅性的貨幣崩潰，在工業國家前所未聞。德國的工業和人力資源遭受重挫，絕望地肩負著難以承受的戰爭賠款重擔。德國不得不將雙腳踏入自己製造的經濟流沙。

The state of the mark became the barometer both of international confldence in Germany and national despair. Before the war, it had stood at 20 to the pound sterling. At the end of the war, it stood at 43. Before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were accepted in June 1919, a pound would buy 60 marks. But when December came around again, it would buy 185. 

馬克的現狀，成為國際上對德國的信心和民族絕望的晴雨錶。一戰前，1英鎊相當於20馬克。一戰後，相當於43馬克。在1919年6月凡爾賽條約簽署前，1英鎊可以兌換60馬克。但到了12月，可以兌換到185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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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lirium of milliards [i.e., billions]” was a phrase of Foreign Minister Walter Rathenau’s coining. “The majority of statesmen and flnanciers think in terms of paper,” he wrote.   “They sit in their offlces and look at papers … and on those papers are written flgures which again represent papers. … A milliard comes easily and trippingly to the tongue, but no one can imagine a milliard. … Does a wood contain a milliard leavesfl Are there a  milliard blades of grass in a meadow?”

“譫妄的十億”是德國外交部長沃爾特·拉特瑙杜撰的詞語。“大多數政客和財閥的思考都是基於故紙堆。”他寫道，“他們坐在辦公室，死盯住報表……報表上的數位意味著更多的報表……十億可以輕鬆地脫口而出，但是，沒人能想像出十億有多大……一片樹林包含十億片樹葉？一個牧場有十億根草葉？” 

Rathenau diagnosed that delirium as an affliction not of the people in general—that was to come—but of those who were supposedly in control of the country’s flnances, who had raised the note circul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from 73 milliard marks to 80 milliard. The mark, at 310 to the pound in mid-August, had sped downwards to over 400 by mid-September, and was still going down.

拉特瑙診斷的譫妄症受害者，不是指普通人（儘管他們也將變得譫妄），而是指人們心目中那些控制國家金融的人，那些自新年伊始，將貨幣流通量從730億馬克升至800億的人。8月中旬，310馬克可以兌換1英鎊，但到了9月中旬，匯率急劇下降到400馬克，而且一直在下滑。

The disease, the German flnancial world seemed to agree, was not containable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odwill and a significant relaxation of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peace treaties. But Germany’s politicians set about relieving the symptoms wherever possible. The prime minister of Bavaria submitted a bill to make gluttony a penal offense. A glutton was deflned as “one who habitually devotes himself to the pleasures of the table to such a degree that he might arouse discontent in view of the distressful condition of the population.” It  was proposed that such a one “may be arrested on suspicion, and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and/or a flne of up to 100,000 marks for a flrst offense.” The bill—reminiscent of an Austrian move to tax anyone who gave a luncheon or a tea party—was never enacted. It was indicative, nonetheless, of the offense caused by German profiteers and by the foreigners swarm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change rates, and the desperate lengths to which respectable politicians were being pushed. 

德國金融界似乎同意，若沒有國際親善政策，以及和平協約中對賠償責任的重大放鬆，這場疾病將無法緩解。但是，德國的政客們也在著手通過各種途徑減輕疾病則症狀，巴伐利亞州的總理提交了一份法案，將暴飲暴食定為刑事犯罪。暴食者被定義為“慣於享受宴酣之樂的人，可能引起痛苦人群的不滿。”  有人提出，這種人“應該涉嫌被捕，加以拘禁，首犯將被處以最高10萬馬克罰款。”這條法案（使人回想起在奧地利國內，曾以午餐和茶會招待納稅人）從未實施。儘管這只是象徵性的，但德國奸商和蜂擁而至的外國人利用匯率違法謀取私利，將備受尊敬的政治家推到絕望的邊緣。

     

Politics were becoming irrelevant: at Christmas 1921, the cost of living had become people’s only concern. Since 1913, the price of rye bread had risen by 13 times; beef by 17. Sugar, milk, pork, and potatoes had risen between 23 and 28 times; butter had gone up by 33 times.

政策變得無關緊要：在1921年的聖誕，生活成本成為人們唯一考慮的因素。自1913年以來，黑麥麵包的價格漲了13倍，牛肉漲了17倍。糖、牛奶、豬肉和馬鈴薯的價格漲幅均在23~28倍之間，黃油上漲高達33倍。

It was natural that people in the grip of raging inflation should look for someone to blame. In blaming the greed of tourists or the wage demands of labor or the selflshness of industrialists or the sharpness of the Jews, they were in large measure still blaming not the disease but the symptoms. A few of the flnancially sophisticated could be heard blaming the government, but a typical view was that prices went up because the foreign exchange went up, that the exchange rate went up because of speculation on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at this was obviously the fault of the Jews.

深受通貨膨脹之苦的人們自然而然要尋找始作俑者。責備旅遊者的貪婪、勞動者對工資的需求、企業家的自私，以及咄咄逼人的猶太人的同時，他們很大程度上並未看到頑疾的根源，而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症狀上。一小部分資深財經學者把原因歸咎於政府的無能，但普遍的觀點認為，價格上揚源于匯率的升高，而匯率的升高則是因為股票交易中的投機行為。由此，顯而易見是猶太人的錯。

By the spring of 1922, Germany was evincing many signs of national despair. The country’s self-confldence ebbed away along with its prosperity, and as it did so, the moral degeneration of the n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s set in. Pessimism and restlessness grew as security, community spirit, and patriotism dwindled. Neither hatred of French militarism in the abstract and France in general nor a desire for revenge were enough to hold together what had been the most law-abiding people in Europe when the fabric of the nation was crumbling along with its ethical values, and the moral, material, and social ravages of inflation were immeasurably worsening the conditions of both.

到1922年春，德國表現出許多民族絕望的跡象。國家的自信心隨財富消逝，與過去一樣，民族道德淪喪，惡俗泛起。安全保障、集體精神和愛國主義沒落，悲觀和不安情緒滋生。當國家組織與倫理價值觀一同搖搖欲墜，通貨膨脹對士氣、物質和社會造成的破壞無可估量，使上訴兩種情形更為惡化，無論是對法國軍國主義和法國本身的抽象憎恨，還是復仇欲望，都不足以使這些歐洲最守法的國民團結一心。

Among some, the rebirth of the German soul, battered by war, hardship, and humiliation, was becoming something of an obsession. Not just the militarists of Frontkflmpfertag and the academics of Kflnigsberg but many of all classes began to long for a great leader: not a ruler of the type of the Kaiser, but one possessed of the attributes and Spartan values of the legendary flgures of early Teutonic history. It was a longing Hitler fully understood. When a nation is falling apart, its old values challenged by new conditions, there are always elements who will seize on any means of cohesion.

一些人沉迷於德國靈魂的重生，它曾被戰爭、苦難和屈辱擊得粉碎。不光是前線戰鬥的軍事家和柯尼斯堡的學者們，每個階層的德國人都開始尋找偉大的領袖：不是德國皇帝式的統治者，而是早期日爾曼歷史中出現過的、具有斯巴達價值觀的傳奇人物。希特勒充分理解了這種渴求。當一個國家分崩離析、舊有價值觀面臨著新環境的挑戰之時，總有一些因素會借機對各種形式的凝聚力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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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in prices intensifled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both by the state and other employers. Private banks could not meet the demand and had to ration the cashing of checks, so that uncashed checks remained frozen while their purchasing power drained away.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persuade anyone to accept any description of check, and business came to a standstill. The panic sprea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when they realized that their wages were simply not available.

 

價格上漲加大了國家和雇主對貨幣的需求。私人銀行無法滿足需求，不得不限制支票兌現的額度，無法變現的支票仍被凍結，喪失了自身的購買力。不可能說服人們接受任何形式的支票，商業陷於停滯。當工人階層意識到無法領取工資時，金融領域的恐慌在工人中蔓延開來。

Because the Reichsbank’s printing presses and note-distribution arrangements were insufflcient for the situation, a law was passed permitting, under license and against the deposit of appropriate assets, the issue of emergency money tokens, or Notgeld, by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and industrial concerns when the Reichsbank could not satisfy needs for wage payment.                 

由於德國央行印製貨幣和票據發行體制不足以應對當時的形勢，聯邦和地方政府及工業組織擔心央行不能滿足工資支付的需要，於是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擁有許可的機構依據適量的資產儲備發行緊急代幣券，或稱緊急狀態幣。

Before long, the tide of emergency money entering local circulation, with or without the bank’s approval, contrived enormously to raise the level of  the sea of paper. As the ability to print money privately in a time of accelerating inflation made possible private proflts only limited by people’s willingness to accept it, the process merely banked up the inflationary flre to ensure a bigger blaze later on. 

  

不久以後，緊急貨幣大量湧入地方流通市場。無論是否得到銀行允許，印鈔機構都處心積慮地提高紙幣的供應量。正如私印鈔票的能力一度使通脹程度進一步加深，只有限制人們接受紙幣的願望，才能阻止有人從中牟利，這一過程只會讓通脹之火燒得更旺，此後必然引起熊熊烈焰。

The mark continued to plummet, but the chancellor would accept no connection between printing money and its depreciation. Indeed, it remained largely unrecognized in the cabinet, bank, parliament, or press. The Vossische Zeitung declared:  

馬克仍在暴跌，但總理並不認為印製鈔票和貨幣貶值之間存在聯繫。實際上，內閣、銀行、議會和印鈔機構大都尚未認識到這一點。《福斯報》聲稱：

The opinion that the flood of paper is the real origin of the depreciation is not only wrong but dangerously wrong. …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tatistics have long shown that for the last two years the interior depreciation of the mark is due to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rate of exchange. …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oday that our paper circulation, although it shows a terrifying array of milliards, is really not excessively high…

  

有人認為紙幣氾濫是貨幣貶值的真正根源，這種看法不但錯了，而且錯得離譜……一直以來，無論是公共機構還是私人機構的統計資料都顯示，最近兩年來，馬克的內部貶值是由於匯率下降……如今我們不應該忘記，雖然市面流通的紙幣已有數十億，但並沒有大量過剩……

 

British ambassador Lord D’Abernon described these remarkable views as “far from exceptionally retrograde,” and in fact typical of enlightened Berlin opinion.  

 

英國大使達伯農認為這些言論“絕不僅僅是極大的倒退”，值得注意，它實際上代表了柏林政府的觀點。

A liter of milk, which cost 7 marks in April 1922, by mid-September cost 26 marks. A Hesse professor lamented that month that teachers and men of science were no longer given the right to live, and many would probably die in the coming winter for lack of food and warmth. He feared that their sons,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ir fathers’ careers, would by force of circumstances turn to manual labor: “Brains no longer have a marketable value. The result can only be a catastrophe for Germany and the downfall of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f not, indeed, the whole world…”             

 

1922年4月，1升牛奶的價格是7馬克，到9月中旬其標價為26馬克。赫斯省的一位教授悲歎說，那個月，教師和科學工作者的生存都成了問題，很多人會因為缺衣少食在即將到來的嚴冬喪命。他擔心自己的兒子不能子承父業，將迫於環境轉而從事體力勞動。這位教授說：“智力不再有市場價值。這是德國的災難，中歐文明的倒退，實際上，整個世界將大禍臨頭……”

The suffering was acute, although worse was to come. Figures issued by the chief burgomaster of Pankow for 1922 showed that nearly 25 percent of the children leaving school were below the normal spread of weights and heights, and 30 percent were unflt to work for reasons of health. “Want,” said the burgomaster’s report, “is gradually strangling every feeling for neatness, cleanness, and decency, leaving room only for thoughts of the flght with hunger and cold.”       

   

痛苦來得如此之快，不過最糟糕的狀況才剛剛開始。龐科市市長1922年發佈的資料顯示，近25%的輟學兒童的體重與身高低於正常標準，30%的兒童由於身體原因不適合工作。市長在報告中寫道：“人們對整潔有序、大方得體的追求逐漸被生存的需要所取代，只剩下與饑寒交迫殊死搏鬥的念頭。”

  

The gold value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equivalent to nearly ￡300 million before the war, had by November fallen to ￡20 million. The more notes were printed, the lower the value fell. How the business of the country could be carried on with so small an amount of real currency mystifled observers and accounted for mounting pressures on the bank to go on printing. Notes were held for as short a time as possible. Private-accounts checks were hardly  accepted. Anyone receiving money for goods quickly converted it back into other goods, and the money never  stopped moving, doing the work of ten times the amount moving a tenth as fast.

戰前，市面流通的黃金價值接近3億英鎊，而11月以前已跌至2000萬英鎊。紙幣印得越多，金價就跌得越狠。讓觀察家們迷惑的是，一個國家的商業怎樣能以如此少量的現實貨幣運轉，而這也給銀行施加了巨大壓力，促使它們繼續印鈔。人們盡可能縮短持有貨幣的時間。市場很難接受私人帳戶支票。為自身利益著想，每個人都儘快地用鈔票換取其他商品。這樣一來，貨幣就永遠不會停止流動，而且流通速度是此前的十倍。

The Reichsbank had proclaimed, and was now carrying out, a program of unlimited printing. More and more presses were employed, and by December the amount issued was limited only by the capacity of the presses and the physical fatigue of the printers. Lord D’Abernon reported to London: “The exchange market and the Reichsbank are like a runaway horse with an incompetent rider—each aggravates the folly of the other.”

德國央行已宣佈將實行無限制的印鈔計畫。越來越多的印鈔機構正在開工。到12月以前，貨幣發行量僅僅受限於印鈔機構的產能和印鈔機使用極限的疲勞。達伯農向英國彙報：“德國的匯率市場和央行就像一匹失控的馬和一個無能的騎手，兩者彼此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By the end of the year,” said Erna von Pustau, “my allowance and all the money I earned were not worth one cup of coffee. You could go to the baker in the morning and buy two rolls for 20 marks; but go there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 same two rolls were 25 marks. … It had somehow to do with the dollar, somehow to do with the stock exchange—and somehow, maybe, to do with the Jews.”

  

愛爾納·馮·普斯達說：“到那年年底，我的補貼和薪酬收入加在一起還不夠買一杯咖啡。早上去麵包店裏還能用20馬克買兩個麵包卷，下午去買同樣的麵包時，兩個要花25馬克了……這種現象和美元有點關係，和股市有些關係，也許，還和猶太人有關。”

Bit by bit, the star of Hitler began to outshine the medals of Ludendorff. Economic salvation had become for most people the most pressing need. They were being turned from politics by the cost of living and low salaries.

慢慢地，希特勒開始成為魯登道夫影響下躥起的一顆新星。對大多數德國人而言，經濟救助已成為最迫切的需求。由於生活成本高、薪水低，他們逐步對政治產生厭倦。

Hitler alone was capable of trimming his ship to every wind. The middle class was going Nazi.

希特勒獨自駕駛的航船就能將戰勝所有海上的狂風。德國中產階級正演變為納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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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 is like a drug in more ways than one,” remarked Lord D’Abernon. “It is fatal in the end, but it gets its votaries over many difflcult moments.” Hopelessly addicted, the Reichsbank ploughed on. By 1923, massive unemployment had come and inflation was pursued more rigorously than ever. Petty crime, the crime of desperation, was flourishing. Metal plaques on monuments had to be removed for safekeeping. Lead was beginning to disappear overnight from roofs, and petrol was siphoned from the tanks of motor cars. A cinema seat cost a lump of coal. With a bottle of paraffln, one might buy a shirt; with that shirt, the potatoes needed by one’s family.   

 

達伯農勳爵評論道：“通貨膨脹在很多方面看都像是毒品，雖然結局是悲慘的，但卻能幫助癮君子度過艱難時刻。”德國央行無可救藥地繼續著通貨膨脹的毒癮。直到1923年，大量失業情況出現，通脹情況比任何時期都更為囂張。因絕望導致的輕微罪行層出不窮。為安全起見，紀念碑上的金屬瓷片被迫轉移地點。屋頂的導線一夜之間不翼而飛，汽車油箱中的汽油被吸走。一塊煤可以換得影院的一個座位，一瓶石蠟換取一條裙子，而這條裙子又可為另一個家庭換來些土豆。

There were also stories of shoppers who found that thieves had stolen the suitcases in which they carried their money, leaving the money behind; and of life supported by selling every day a single link from a gold crucifix chain. A 5,000-mark cup of coffee would cost 8,000 by the time it was drunk.

        

購物時，購物者時常發現裝有錢財的手提箱被偷，而錢卻留在原地。靠一環一環地出售黃金十字鏈環過活，一杯標價5000馬克的咖啡在售出時，已經上漲到8000馬克。

In July 1923, Germany was introduced to a new range of banknotes: 10, 20, and 50 million marks. The political crisis had come to a head. When a printers’ strike broke out, crowds with   wheelbarrows surrounded the Reichsbank calling for banknotes. All that could be said about the currency was that it was still current, nothing having replaced it: but there was no measure of value and hardly a medium of exchange. On Sept. 1, the Reichsbank issued a note with a face value of 500 million marks.

1923年7月，德國推行一套新的紙幣，包括1000萬馬克，2000萬馬克和5000萬馬克。政治危機已到危急關頭。一家印刷廠員工罷工，用小推車圍住德國央行，討要貨幣。可以說，貨幣還是貨幣，並沒有被取代，但貨幣的價值已經無法衡量，也幾乎不能起到交換媒介的作用。9月1日德國央行發行了面值50億的紙幣。

      

The pervading uncertainty that had smothered the old national spirit was now the food of extremism. The most moderate persons declared that flrmness—a strong hand—was required. Thus on Sept. 2, 1923, 100,000 demonstrators gathered for the Nazi rally at Nuremburg. Within the week, speaking flve or six times a day, Hitler was calling for national dictatorship.    

  

彌漫全國的不確定性已開始侵蝕古老的國魂，成為低端分子的食糧。最溫和的人們在要求強硬、鐵腕。因此，1923年9月2日，10萬罷工人員在紐倫堡聚會，支持納粹聯軍。一周之內，希特勒連續五六次號召執行獨裁專政。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he political, let alon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was strained to the breaking point. So were the ministers: according to the Czech foreign minister they were so exhausted tha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real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s, “the decision of which depends on which minister had the most sleep the night before.” The proclamation of Sept. 19 threatening a month in jail and unlimited fines to anyone who hoarded food or money, or prevented the paying of taxes, or impeded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was a useless act of desperation: everyone, ministers included, was hoarding everything; no one made any effort to pay taxes; and the only impediment to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was the lack of currency to pay for it.  

在當年9月底，政府對政治（更遑論財經）的掌控已經幾近破裂。部長們的情況也大體相同：據捷克外交部長說，他們心力交瘁，對現存問題無能為力，“決策由前一晚睡眠最充足的部長做出。”9月19日的公告規定，囤積居奇、妨礙納稅、干擾糧食發放的人，要監禁一個月，並受到巨額罰款，這些做法只是絕望中的徒勞之舉。現實是每個人（包括部長們）都有聚斂錢財，沒有人願意納稅，貨幣短缺阻礙著食物的發放。

On Sept. 26, Chancellor Stresemann  suspended seven articles of the Weimar constitution,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gave executive powers to  defense minister. The country was divided into seven military districts, with a local military dictator over each. 

9月26日，施特雷澤曼總理廢除了魏瑪憲法的七條法律，聲稱國家正處於危難之際，並給予國防部長執行權。國家被劃分為七大軍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一名地方軍事獨裁者。

Here, perhaps, was the strong hand that Germans wanted. There could now be restrictions on personal liberty. The army and police might interfere at will with postal, phone services, indulge in house searches, and conflscate property. Incitement to disobedience could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or a flne of up to 15,000 gold marks. If lives were endangered, the punishment could be penal servitude.    

        

這或許就是德國人想要的鐵腕。現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軍隊和警方隨意對郵政和電話加以騷擾、搜查民房、沒收他人財物。煽動別人不服從命令會遭到監禁，或處以高達1.5萬黃金馬克。如果殺人，將被處以勞役拘禁。

    

Inflation is the ally of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antithesis of order. At other times—in post-revolutionary Russia, in Kadar’s Hungary—it may have been engendered to destroy the social order, for chaos is the stuff of revolution. In Germany at this time, however, the inflationary policy was the consequence of financial ignorance, of industrial greed, and, to some extent, of political cowardice. Hitler set his hopes in 1923 on “the revolt of starving billionaires.”

  

通貨膨脹助長了政治極端主義者，他們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在歷史的其他時期（大革命後的俄國和卡達爾主政時期的匈牙利），社會秩序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混亂是革命的產物。然而在此時的德國，通貨膨脹政策是金融無知、行業貪婪和政治懦弱的結果。1923年，希特勒將希望寄託於“饑腸轆轆的億萬富翁造反”。

When Schacht was appointed commissioner for national currency on Nov. 13, he faced incredible disorder.  During the previous ten days, expenditure had exceeded revenue by 1,000 times. The floating debt had increased 15 times. The budgetary estimates included on every page the outrageous reminder that all flgures were in quadrillions.

11月13日，沙赫特被任命為央行總裁後，面臨著難以想像的社會混亂。在上任最初的10天內，財政支出已超過年收入1000倍。短期債務增長了15倍，財政預算表的每一頁上，催款的數字大得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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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mediate basis of stabilization was not the closing down of the printing presses so much as the rigorous disciplining of state expenditure by the refusal of further credit to the government and by a return from a floating mark to a flxed parity against gold and the dollar. The government, having put the screws to the nation and made Schacht president of the Reichsbank for life, could do little but hope the cure would work.

 

最迫切的穩定基礎不是關掉印鈔機，而是應該通過拒絕進一步向政府提供貸款，以及恢復馬克與黃金和美元之間的浮動匯率制度，嚴格政府的開支管理。政府無計可施，只能向國家施壓，任命沙赫特為德國央行終身總裁，但此舉收效甚微。

Food began to appear again in the towns halfway through December. On Christmas Day 1923, Lord D’Abernon wrote of the “magical wand of currency stability.” Sanity had returned to Germany’s flnances, and no doubt 1924, a period of extreme monetary stringency, consolidated the flnancial recovery. But it was too much to hope that years of reckless profligacy could be so easily paid for, or that what the country had passed through would have no lasting effects on the people’s mind. The economic reckoning was still to come. “After a long devaluation,” Schacht held on Jan. 24, 1924, “stability can only be regained at the cost of a severe crisis.”

12月中旬，城鎮中又開始出現食品。1923年耶誕節那一天，達伯農勳爵寫下了《貨幣穩定的魔杖》。德國的金融已經回歸理智，毫無疑問，1924年是貨幣緊縮、鞏固金融恢復的極端時期。但是，不能奢望無情揮霍的日子輕易過去，或者國家經歷的風風雨雨不在人們心頭留下創傷。經濟清算即將到來。1924年1月24日沙赫特堅稱，“在長期的貶值之後，必須付出沉重的危機代價，貨幣才能重新穩定。”

 

Germany’s trouble was that the inflation boom had never been liquidated. The country that had undergone every conceivable form of collapse during the previous six years now crashed downwards just as she was beginning to rise from her knees. Confldence was  shattered. The flow of foreign money slackened. The Reichsbank policy of credit restriction was maintained as firmly as ever to counteract a net outflow of gold and foreign exchange. There was such an alarming rise in the cost of living that to prevent agitation the index had to be cooked. Much though public works were instituted to try to mop up labor, the unemployed flgure passed 1,300,000 by December 1925, presenting the politicians’ nightmare of 1922: unhidden mass unemployment that the policy of inflation had so largely been designed to avoid.

     

德國的問題是，從未對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實行清算。在之前的六年，德國遭受了各種可以想像的崩潰方式，就像長跪不起的人開始站立一樣，現在她又垮下去了。信心被粉碎。國外資金匱乏。央行緊縮的信貸政策仍像以往一樣堅定，阻礙了黃金和外匯的淨流出。生活成本上升到令人驚恐的程度，為防止民眾怨聲載道，不得不捏造各項指數。儘管政府開建了很多公共工程，儘量雇傭勞工，但是，1925年失業人數仍超過了130萬人，標誌著政治家們1922年的噩夢重現了：無法掩蓋的大量失業。而原本花大力氣設計的通貨膨脹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大量失業。

  

The scourge of inflation, it must be emphasized, followed the scourge of defeat in war, so that one must hesitate to affirm that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the early 1920s would have been absent but for the insecurity that endless 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 brought.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and social upheavals unconnected with the money supply, after all, are enough to promote ethical degeneration and contempt for old standards of behavior in any community. It remains the case that those who lived with or observed the  process attributed what they saw flrst and foremost to inflation: fear, greed,  immorality, demoralization, dishonor.

  

必須要強調的是，通貨膨脹的災難是緊隨戰敗國的身份而來的。所以有一點不得不聲明，儘管20世紀20年代初的心理創傷已經不存在了，但是，貨幣貶值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卻一直存在。雖然國家解體和社會巨變與貨幣供應量無關，但在任何社會中，這畢竟足以導致道德的淪喪，以及對傳統行為標準的蔑視。讓經歷或看到整個過程的人們將自己首先看到的都歸咎於通貨膨脹：恐懼、貪婪、不道德、墮落、不名譽。

   

As the old virtues of thrift, honesty,  and hard work lost their appeal, everybody was out to get rich quickly, especially as speculation could yield far greater rewards than labor. While the anonymous, mindless Reichsbank was prepared to be the dupe of borrowers, no merchant would have wished to let the opportunities for enrichment slip by while others were making hay. For the less astute, it was incentive enough,  and arguably morally defensible, to take every advantage of the unworkable fiscal system merely to maintain financial and social position.    

  

節儉、誠實和努力工作等傳統美德失去了吸引力，尤其當投機的收益遠高於勞動時，每個人都想迅速致富。當人們準備把無名無姓、粗心大意的德國央行當成冤大頭時，沒有商人會在別人未雨綢繆之時，讓致富機會擦身而過。只要有一點點狡詐，就足以獲得豐厚回報。儘管在道德上站不住腳，但他們仍會鑽失靈的財政制度的空子，只為保住自己的金融和社會地位。

    

As that position slid away, patriotism, social obligations, and morals slid  with it. The air of corruption was general. Democracy may have survived inflation, but there was little evidence  of universal gratitude for that deliverance. Monarchism was the more popular creed, and it may be that the exposure of Germany’s moral wounds—the flnancial scandals of the inflationary  years—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disciplinarian side of the nation’s character.

  

隨著這些的地位的丟失，愛國主義、社會責任感和道德一併溜走了。腐敗的空氣四處彌漫。民主或許在通貨膨脹中倖存下來，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民眾對此心存感激。君主制成了更流行的信條，而且它可能揭開了德國的道德創傷（發生通貨膨脹年份裏的金融醜聞），更有助於加強德國民族性格中嚴格遵守紀律的特性。

                            

Where did the story end? More than any other thread that links the two world wars, the history of the inflation is a reminder that the second was an extension of the first. Inflation for Germany was an unwitting part of the process of stoking the emotional boilers for a resumption of hostilities when the power to wage war returned. Not only did the loss of former affluen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moral ethic humiliate the human pillars of society: in German minds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ism had become so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order as to render any alternatives preferable when disorder threatened again.                                  

故事在哪里結束？與連接兩次世界大戰的所有線索相比，通貨膨脹的歷史更能提醒人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伸。當發動戰爭的實力恢復時，無意之間，德國的通貨膨脹起到了煽動敵對情緒的作用。不僅以前的富裕生活沒有了，而且，傳統道德倫理受到破壞，使社會的人權支柱蒙羞：在德國人心中，民主與共和已經與金融、社會和政治混亂密切相關，因此，當再次受到混亂威脅時，德國人就尋找最好的替代品。

 

With inflation alone, noted Günter Schmolders, can a government extinguish debt without repayment or wage war and engage in other nonproductive activities on a large scale: it is not recognized as a tax. Thus did Hitler resume deflcit spending to finance armaments in 1938, and the experience begin again.       

  

君特·施米爾德斯指出，不用還債，或發動戰爭，以及其他大規模的非生產性活動，單靠通貨膨脹，政府就能夠抹去債務：這不被認定為稅收。因此，希特勒在1938年重新恢復赤字支出，為軍備撥款，以往的經歷再次重演。

 

To say that inflation caused Hitler, or them,  that inflation elsewhere could produce other dictatorships, is to wander into quagmires of irrelevant analogy. Comparable, coincidental circumstances in Austria and Hungary do not support such a no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st unemployment of the early 1930s gave Hitler the votes he needed, and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in the inflationary years, Hitler first tried his fingers for size on the throat of German democracy. Inflation did not conjure up Hitler, but it made Hitler possible.

  

那種認為通貨膨脹造就了希特勒（或他們），別國的通貨膨脹會產生其他獨裁政權的說法，是陷入到了毫不相關的類比困境。如果要比較的話，與德國境況類似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卻沒有出現同樣的思潮。另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初龐大的失業人數給了希特勒所需要的選票，而且在通貨膨脹的年份裏，希特勒首先試圖出手扼住德國民主的咽喉，這一點毋庸置疑。通貨膨脹沒有用魔法一樣變出希特勒，但卻成就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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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is no more than a medium of exchange. Only when it has a value acknowledged by more than one  person can it be used. Once no one  acknowledged it, the Germans learnt, their paper had no value. The discovery that shattered their society was that the traditional repository of purchasing power had disappeared and that there was no means left of measuring the worth of anything. For most, degree of necessity became the sole criterion of value, the basis of everything. Man’s values became animal values.

金錢只是交易的媒介。只有在得到不止一個人的認可時，它才有價值。德國人懂得，一旦無人認可了，他們的紙（幣）就失去了價值。撼動了德國社會的發現是，傳統的購買力寶庫消失了，而且沒有方法衡量任何東西的價值。大多數情況下，需要的程度成為了價值的唯一標準，成為每件東西的基礎。人的價值變無異於動物的價值。

When life is secure, society acknowledges the value of luxuries, those enjoyments without which life can proceed but which make it much pleasanter. When life is insecure, values change. Without warmth, a roof, or adequate clothes, it may be difflcult to sustain life for more than a few weeks. Without food, life can be shorter still. At the top of the scale, the  most valuable commodities are water and air. For the destitute in Germany,whose money had no exchange value, existence came very near these metaphysical conceptions. It had been so in the war. In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Müller died “and bequeathed me his boots—the same that he once inherited from Kemmerick. I wear them, for they flt me quite well. After me, Tjaden will get them: I have promised them to him.”

當生命安全時，社會認可奢侈品的價值，它們對生存無益，卻會使生命更加愉快。當生命不安全時，價值觀改變了。沒有溫暖、房屋，或充足的衣服，將生命維持幾周都會很困難。沒有食物，生命會更為短暫。在生命等級的頂端，最有價值的商品是水和空氣。對於貧窮的德國人來說，錢沒有交換的價值，生存與抽象概念極為接近，就像在戰爭中一樣。在《西線無戰事》中，穆勒死後“將他的靴子遺留給了我，同樣地，他也是從克姆裏克那裏繼承來的。我穿著靴子，很合腳，我死了之後，查登會得到靴子：我已經說好要把靴子留給他。”

In war, boots; in flight, a place in a boat may be the most vital thing in the world, more desirable than untold millions. In hyperinflation, a kilo of potatoes was worth more than the family silver. A prostitute in the family was better than an infant corpse; theft was preferable to starvation; warmth was flner than honor; clothing more essential than democracy; food more needed than freedom.

    

在戰爭中，是靴子；在航行中，是船上的一個座位，相比無人認領的百萬英鎊，它們是世界上更重要、更令人渴望的。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1公斤土豆好過整個家族的銀器。家裏的妓女好過嬰兒屍體；寧願做賊也不願挨餓；溫暖好過誠實；比起民主，衣服更必不可少；人們需要食物，更甚于自由。

Adam Fergusson is the author of flve books, has been a Member (for Scotland)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was European Adviser to the British Foreign Offlce. He is currently a consultant on European affairs.

亞當·弗格森著有5本書，是歐洲議會成員（代表蘇格蘭），是英國外交部的歐洲顧問。他目前擔任歐洲事務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