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統治
作者：陳雨露、楊棟
第1節：危機方程式(1)
金融，誰主沉浮
華爾街破產、匯率跌宕、股市沉浮，金融危機中如何守住財富？大國金融博弈，如何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
危機方程式
2001年9月11日，美國世貿中心大廈在恐怖襲擊中轟然倒塌，為新世紀投下一瞥不祥的陰影。然而，美國經濟似乎並未受此影響，新經濟仍然一片欣欣向榮，羨煞世人……
據說道上有句話，出來混，早晚要還的。
2001年—2003年，美聯儲13次下調聯邦基準利率，由此刺激了本就虛火旺盛的地產市場。據說西方人睿智理性，在瘋漲的房價面前，最大的理性就是購房獲利：全美地產價格不斷爬升，地產升值足以抵消銀行本息；貸款者可以零首付獲得住房，甚至可以通過抵押不斷再融資，滿足生活消費需求。
這，就是傳說中的“次級貸款”，也就是美國低等級信用公民的住房貸款。
2006年中期，次級房貸已經占到美國地產貸款45％，更有一批機構推出了“零首付”、“零檔”的概念，可以不用任何手續購買住房。
同是2006年，美聯儲開始上調利率。
任何國家，房地產都與金融息息相關，畢竟在售樓處拍現金的人在全球都極為罕見，同樣，美國公民不等於都是富豪，利率上調給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帶來了很大損失，終於波及華爾街。
利率提升、次貸損失其實也算不上什麼，華爾街如果連利率上調、房價下跌都扛不住，就不再是華爾街了。但是，次貸違約引發了全球投資者對經濟預期的悲觀預期，於是下列歷程出現了：
……投資產品被拋售→金融市場價格迴圈下跌→要求追加保證金→銀行收縮信貸→流動性緊縮→金融機構倒閉……
2007年，貝爾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一批曾經名震寰宇的公司倒下了。2008年，人們已經開始習慣將這場衰退稱為“全球金融海嘯”。
至此，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再度閃亮登場。
從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海嘯，一個看似單純的次貸摧毀了世界經濟體系。人們開始驚歎，原來金融威力有如斯之強，不但能讓東南亞諸國在旦夕之間喪失十幾、幾十年的經濟建設成果，也能讓世界經濟最強的國家，美國，匍匐在腳下。
有人拋出陰謀論，2007年以來的金融海嘯是某些個人、集團、國家的陰謀。既然是陰謀，就是為了謀求利益。比如，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強國掠奪新興市場國家財富；比如，某些金融家搞垮了自己的投行，只為順帶剝奪包括美國窮人在內的世界人民。
鬧這麼大的動靜，就是為了讓自己破產，順帶剝奪別人？搞垮自己，只為剝奪別人？
大概只有為吸引眼球才提出這種思維，這是古龍《絕代雙驕》裡一個白癡型人物的綽號：損人不利己，白開心。
世界經濟舞臺不是武俠世界，不可能有這樣的白癡。
說次貸危機是場陰謀，太高抬陰謀者了。如果危機操縱者真有這麼大的魔力，“直接搶不就完了嘛，你說說，費這事幹嗎”，還先搞垮自己，何必如此勞神？
說危機不是陰謀，是因為金融根本沒有這麼大的魔力，次貸只是一種融資模式。如果金融的破壞力真的這麼巨大，要它何用？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莫非，金融就為製造危機？
現在，分析這場危機的文章鋪天蓋地：有人把「葛林斯潘」拉下神壇，責難20世紀末期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為危機埋下禍根；有人痛斥美國居民的消費習慣，信用消費透支了美國的未來；有人將禍端寄存到華爾街，指責無良的投資銀行家，唾棄毫無用處的金融工程模型……
第2節：危機方程式(2)
這些，都對；這些，又都不對。
說對，是因為這些都是誘發危機的原因之一；說不對，是因為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能引爆危機，更不可能誘發全球金融海嘯。
去掉細枝末節，勾勒出一個危機的骨架，或許我們能有新的認識：
……→經濟繁榮→流動性寬鬆→房價上漲→發放次貸→對沖風險（CDO等衍生債券）→房價下跌→次貸損失→對沖衍生金融工具損失→市場信心下降→金融機構倒閉→流動性緊縮→實體經濟下滑→大型企業崩潰→全球經濟危機→……
這個流程並不少見，在我們勾勒的骨架之前之後都有“……”這個符號。加入“……”是因為這段時間大家感覺正好，因此更少有人注意到。
萬事萬物，有因，才有果。金融海嘯，也如此。
市場競爭需要超越對手的實力，而最大的實力就是創新！也正是這個原因，種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
要想領先於競爭對手就必須不停創新。但是，創新是艱難的，無論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都是一個循序的過程，也正是因為如此，重大的創新才顯得有意義，才有可能改變世界。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早晨起來，昨天的知識、生活習慣就已經全部過時，自己恐怕會先瘋掉。
因為創新艱難，每次創新成功才能帶來巨大的利益。其後，模仿者會蜂擁而至，投資新產業、投資新產品……創新會由此改變人類生活，比如工業革命、電氣革命、資訊技術，但任何一次創新都有自己的生命歷程，創新開始時，生產奢侈品，進而成本會降低，等到創新普及到草根大眾的時候，創新的使命就基本結束了。
理由很簡單，已經沒有市場再創造利潤了。
於是這個時候我們有了產能過剩，於是我們看到了西方初期經濟危機中被倒掉的牛奶、被砸掉的機器。您可以想像，中國現在有多少線民,也就知道資訊技術還有多少利潤空間。用馬克思的語言來解釋，經濟危機的成因就是人民購買力極度萎縮，也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有效需求不足。
這在經濟增長理論中，被稱為“延續型毀滅”，直白地說就是“氣數已盡”，於是只能毀滅。
創新毀滅了，投資還要繼續，前期的利潤還要尋求更多的收益，流動性過剩便會出現。沒有產業投資管道，錢會去哪裡？
答案是：泡沫。
可能是金融資產市場泡沫，也可能是樓市泡沫，還可能只是一個概念泡沫。當然，泡沫會繼續創新神話，雖然事後看簡直是癡人說夢，比如製造永動機，比如製造聰明基因，比如製造變形金剛……
泡沫很漂亮，也有很多種，但結局無一例外只有一個：破滅。
我學過點社會發展簡史，課本告訴我們，人類之所以能成為萬物靈長，最根本的原因是能製造工具，現在我明白，這也就是說人類可以思考，具備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而改變世界的動機在於獲得更多財富，也就是經濟學中的理性。
鉛華洗盡，人類終究會明白金融的本質依然是支援實體經濟，而不是自娛自樂去製造泡沫。在蕭條的經濟中，人類理性會促使我們不斷追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就是不停地再創新。新創新遲早再度來臨，人們會拋棄原有生活模式，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
次貸危機，與1929年危機並無二致，都是因為創新的潛力耗盡，只不過一個是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電氣技術）潛力耗盡，一個是資訊化創新能量耗盡。必須依靠人類理性形成新的創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結束本次危機。
第3節：危機方程式(3)
至於如何結束，請不要問我，我不知道。或許沒有人能真正知道明天的事情，雖然有人自稱先知（“大仙”），不過，我確實沒有見過。
給出以上種種理由，其實就為說最後這一句話。現在，鑒於你可能已經比較好接受，所以可以直說了：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已經發生，就必然有發生的理由；既然有理由發生，所有措施也就只能延遲，或者加速，該發生的，無論我們做什麼都一定會發生。
金融危機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照樣還會有。沒有危機的地方是天堂，是共產主義社會。
危機時代什麼最重要
2007年，國人知道了貝爾斯登，因為中信證券差點因此破產，人們開始知道次貸危機、金融海嘯。與國際金融危機接軌，2007年中國股市結束了兩年多的牛市，開始了有史以來的最大跌幅，幾十萬億市值被蒸發，包括我在內的中國股民損失慘重。
損失慘重嗎？當然。
到此為止嗎？不是。
2007年年底，長三角、珠三角出現民營企業破產潮。
2008年年初，四川、河南數百萬農民工返鄉，中國出現農民工返鄉潮。
2009年年初，中國外貿總額同比大幅度下降，一線城市房價開始下滑，本已蕭條的就業市場面臨新的困境……
這一刻，我們感到恐懼。然而，我們無法回避，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必須打贏的經濟之戰，我們沒有選擇。
2008年11月，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救市行動，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落實到行動上，就是4萬億投資、2009年銀行系統的“天量”信貸。
除了經濟復蘇，隨之而來的還有詬病，指責者有之、討伐者有之。
投資拉動帶來灰色地帶，天量信貸導致不良資產……
以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是市井坊間，可能是飯後談資；如果是經濟學人，就是徹頭徹尾不負責任。莫非，政府面對經濟衰退，就該無所作為；莫非，金融系統面對實體經濟滑坡，就該袖手旁觀？
世界上，沒有無痛苦的分娩，當嬰兒呱呱墜地，母親必然要遭受醫學上最為殘酷的疼痛，產痛。
當然，你可以說，投資拉動是對的，信貸投放也是對的，但是不能達到這個程度。
而且，我也可以說，這個數量級的投資和信貸，已經達到了中國經濟所能承受的極限，如此數量，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會有灰色地帶，也一定會形成不良貸款。
這，確實是一步險棋。
這，也是一步絕棋。
幾乎同時，美國提出了8500億美元救市方案，也就是所謂的保爾森方案，因為接受救助的是華爾街，在美國罵聲一片，第一次議案甚至在國會流產。
保爾森不知道這些錢要交給華爾街嗎？單純以保爾森的華爾街背景解釋似乎也難以說清楚吧。救助華爾街不會給保爾森個人帶來任何經濟收益，至於政治聲望則絕對是負數，就是這樣，甚至傳出了保爾森為這樣一個議案在國會下跪的傳聞。
布希、歐巴馬、保爾森莫非都瘋了？
即使對政治聲望有負面影響，也要這麼做，因為，救市是唯一的選擇。國會第一次否決了保爾森方案後，隨之而來的沒有慶賀，而是民主黨、共和黨互相指責對方投反對票。
美國經濟應該如何挽回？不可能真指望上帝來保佑，說到底，還是要靠美國人自己，不救市，才真死定了。
第4節：危機方程式(4)
有人說，成就一個英雄，需要無數次磨礪，需要“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其實，這些話也就是在成功之後自吹自擂的時候用用，風光之餘還可以對人吹噓，老子當年曾經如何艱苦。既可以激勵人奮鬥，又能鼓勵節儉。
真正面對危機的人，是沒有心思考慮這些的。
在戰場上，將軍並不知道自己能否成為英雄，霍去病不能，朱德不能，華盛頓不能，巴頓也不能。在商場上，即使最成功的企業家也不可能永遠縱橫捭闔，范蠡不能，柳傳志不能，摩根不能，比爾蓋茨也不能。
也許下一刻，生命就被一顆流彈結束；也許一天之後，微軟就被新興技術淹沒。
一個人，面對危機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知道自己能否走出陰影，更不知道能否撐下去。在最危急的關頭，他甚至可能一無所有。
這時，最需要的不是説明，而是他自己堅持到底的信心。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濟就更如此。
即使我們聰明絕頂，也沒有人能保證永遠順風順水。既然我們是一個經濟體，就遲早要經歷衰退。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沒有危機的經濟體，更不可能有只漲不跌的經濟。
30年來，國人習慣了高漲的GDP，習慣了新聞裡的捷報連連。這一刻，面對可能的經濟衰退，原來如斯之痛：農民工失業了、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產品滯銷了、企業倒閉了……再也沒有人能否認我們面臨的危險，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們是否能率先走出陰影。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術語叫做“預期”，意指人們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判斷。“預期”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如果人們沒有通貨膨脹預期，即使增發貨幣也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反之亦然。
現在，如果預期經濟蕭條，消費者就會壓縮消費，企業就會減少投資，隨之而來的就必然是一波接一波更為嚴重的蕭條。
面對1929年大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呐喊，“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喪失理智、毫無根據的恐懼，它把人類進步所需的種種努力都化為泡影”。
面對同樣可怕的次貸危機，美國不惜走向“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兩房、AIG、通用等一批公司實行了國有化，在向來以經濟自由著稱的新大陸破天荒組建了第一批大型國有企業。
面對蕭條，溫家寶總理也在呐喊：“當金融危機的嚴冬來臨的時候，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寶貴。……只有信心才能產生勇氣和力量，只有勇氣和力量才能戰勝困難。”四萬億、天量信貸，當然也會給後續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不過，世界上如何能有無痛的分娩？！
這些，都是為了公眾能對明天有一個良好的預期。
失去海外訂單、面臨失業，人們感到恐懼。
恐懼，有用嗎？
不恐懼，我們有所依靠嗎？
一個國家，最根本的財富不是石油，更不是外匯儲備；最強大的力量也不是軍隊，甚至不是殺人於無形的高科技武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大的財富、最強的力量，是人。
人強，家才強；家強，國才富。（以上邏輯，反向未必成立）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已經積累了雄厚的人力資本，就算全球金融海嘯可以毀掉我們的外向型出口模式，但不可能毀掉我們的人力資本。我們的依靠，也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就是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歷久彌堅的華夏文明。
第5節：危機方程式(5)
我們的民族曾經歷經多少磨難？又有哪一次我們不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是我們每個人燃燒的夢想，“老當益壯，甯移白首之心”則是我們民族的永不磨滅的希望！
我華夏民族的信念，昨天，列強未能更改；今天，全球金融海嘯同樣不能改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今天的國際經濟危機可能會徹底毀掉國貨的海外市場，但恰恰是這種出口導向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民福利。
我們對外資開放了市場，他們卻對我們封鎖了核心技術！我們在危機中承擔大國責任，他們卻在印刷貨幣，讓世界人民為他們的失誤埋單！
封鎖了別人，也就封鎖了自己。
剝奪者終將反受其害。一個國家，尤其是世界強國，如果把目光僅僅停留在既得利益上，終究也會衰落，西班牙如此，荷蘭如此，英國如此，靠世界貨幣鑄幣稅獲得紅利的美國可能也如此。
因為，歷史不會永遠默然，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昨天，其實就是他的今天和明天。這正是一種我們致力於改變的政治格局，一種我們不能再接受的經貿框架。我們的道路，其實只有一條：自己成為強者。
然而，在既有的路徑下，我們很難有變革的激勵，你會為一個虛無的創新設想無端拋棄既得的國際市場嗎？恰恰是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海嘯給了我們契機，面對災難，我們不僅要看到今天的世界經濟蕭條，更應該關注明天的輝煌。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全球金融海嘯使我們轉型更困難，然而，這不會是唯一的困難，甚至不是最大的困難，未來的路上，我們面對的會更多、更難。即使今天我們有信心，我們努力了，同樣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如同千鈞一髮的戰場，沒有人能知道最終的勝出者究竟是誰。
在危機中掙扎，方知上帝不會對人類許諾。但是只要我們心中明燈不滅，終究可以飛越迷霧，衝破既有的國際利益格局。
因為，只有胸懷天下的民族才能真正領導世界走向一個又一個輝煌，也才能領導未來的人類文明。
我們，必將是其中之一。
這，才是我們的預期。
莫道今年春將盡，明年春色倍還人。
第6節：安得廣廈千萬間(1)
安得廣廈千萬間
有信心，是好的，現實問題，還得解決。
現在我們的體制暴露出很多弊病，也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如意，某些時段、某個問題上，甚至矛盾會激化，比如，2004年以來不斷瘋漲的房地產價格。
人們抱怨地產價格高，誰也不能否認房地產中的灰色，誰也不能否認房地產有泡沫，甚至沒有人能夠反駁超過紐約的上海房價對中國經濟是致命的威脅。
換一個角度，讓攻擊者易地而處成為地產商，會怎麼做？會不會做得更好？
如果不能，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做？
這個問題，請不要問我們。
第一，我們確實不知道；第二，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中國不高興”，“中國怎麼辦”，問題是無論怎麼辦，都會有人不高興。利益是既定的，無論如何去做都會分割現有利益格局，任何一個自稱高明的策略，都未必有效。控制房價，不可能是帕累托改進。只有市場是對的，我們也只能順著這個邏輯前進：對與錯，是與非，相信時間會給出最後的評價。
有很多人說：土地供給有限度，所以，地產價格應該永遠提升。
上述說法=廢話，因為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是有限的，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舉例說明：
任何時段，人力資本（全部土地）都不可能驟然增加，所以供給也是有限的（嚴格執行計劃生育，幾十年下來就是萎縮了），高端人才（繁華地段）應該極度稀缺，因此，工資應該無限提升。
以上理論，適合任何一種資源，比如，空氣。
如果上述邏輯不對，憑什麼相信只有土地供給有限？
人力資本成本不能無限提高，因為，獲益者實在太多，不可能結成利益聯盟。地產泡沫，是一場以少對多的博弈，很遺憾，勝出的永遠不可能是購房者。
高房價是恐怖的，金融危機下就更加恐怖，恐怖到已經鎖定銀行、綁架國民經濟、限制內需，已經從根本上改變國民財富分配，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
這些，無疑需要改變。
與歷次經濟危機一樣，地產泡沫如何而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投資途徑，沒有創新引導資金，結果就必然是房價虛高。只要沒有實質性的自主創新，泡沫就會繼續，不只是今天中國如此，南海危機如此，橡皮潮風波如此，次貸危機還是如此。
這些，不是政府或者任何政令可以限制住的，資金必然要尋找高回報，也就必然滋生種種不如意。
後面的問題是，房價會碰到天花板嗎？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們延展視野。
地產泡沫不只今天有，歷史上就始終存在，不僅中國有，全世界都有：本卷我們看到了19世紀末上海租界地產泡沫，最終拖累上海金融業；在世界卷中你還將看到日本東京地產泡沫，竟然搞得日本經濟衰退一下就是十幾年，號稱“失去的十年”。
這，都不是地產泡沫最拉風的戰績。
現在，很多人知道，1929年美國大危機罪魁禍首是華爾街，1929年10月29日道瓊指數一瀉千里，最終拖垮了美國經濟。
這麼說、這麼想確實沒錯，不過，華爾街遠沒有這麼神奇，可以俯仰之間撼動整個美國。道瓊指數，更只是一個代表。
沒有道瓊，沒有華爾街，美國經濟該崩潰，照樣會崩潰。
如果你覺得現在北京、上海遍地都是房產仲介有點誇張，那是沒見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1923年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僅有7.5萬人口，規模最多相當於我們一個縣城，竟有2.5萬名地產經紀人，當地房價更是在3年內漲了6倍。人們對地產業的瘋狂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最響亮的口號是“如果今天不買，明天就買不到了”。
今年確實買到了，明年卻被套牢了。
1926年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美國房地產驟然跌價，無數人破產，其中包括麥當勞創始人雷克洛克，被弄得一貧如洗，甚至混到以賣紙杯為生，後來大概覺得自己實在太窮了，於是就創辦了麥當勞這個窮人速食店。
虛高的房價耗空了貨幣市場的資金，華爾街在後來的反擊中其實已經沒有子彈。
2009年的次貸危機乃至後來的金融海嘯，誘因同樣是虛高的美國房地產市場。飆升的地價弱化了金融機構風險控制動力，大量信貸資金又使得房價繼續上升，似乎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迴圈……
人們曾經認為房地產的未來是永遠。永遠有多遠？
第7節：安得廣廈千萬間(2)
有人說，永遠將是沒有盡頭，因為，城市中心用地不可複製，所以，地產價格會只升不降。
城市中心確實無法複製，但是，可以複製城市。
你可能覺得這種回答過於誇張，不過，既然地產業利潤前景無限，只要複製城市的收益足夠大，為什麼不可以複製城市？
如果複製城市的收益不能彌補地產業成本，憑什麼相信地產泡沫可以持續到永遠？
有人說，永遠是沒有盡頭，因為，今天的房地產已非昨日的大板樓，此一房產非彼一房產，以前，社區裡有亭台水榭嗎，以前，你見過親水社區嗎？
地產業也在不斷創新。
此一房產源自彼一房產。親水，用20世紀80年代的另外一個名詞形容也比較貼切：有人管理，叫做親水；無人管理，就是臭水溝。
地產業能創新的，只有概念，說白了，純屬忽悠。
就算不忽悠，北京、上海無論如何發展也別指望幾年內超過紐約、東京，憑什麼相信北京、上海房價泡沫可以無限繼續？難道世界上只有北京、上海土地供給有限，紐約、東京發展了幾百年，最後都混成土地供給無限了？
房地產泡沫，終將破滅，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也照樣如此；美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也不可能例外。
聽到這個答案，大家先別歡呼雀躍。
我再重覆問一次剛才的問題，房價會碰到天花板嗎？
其實，我知道，大家更想問的問題是，房價一定會下跌嗎？所以，我才把問題改為“泡沫會破滅嗎”。
這完全是兩個問題，所以，才要分開來回答。
之前，有很多人回答過這個問題。
從2004年起，就有很多人在不停地呐喊，房價一定會降，一定會降……
結果是，房價雖然偶有調整，卻一直在升，一直在升……
所以，有人斷言：房價，不會降。
實際上，第二個問題，不能這麼問。正確的提問應該是，房價為什麼在漲？
大家一定很奇怪，房子還是那個房子，除了個把人，哪怕在縣城買套房子都要耗盡普通人幾代的積蓄，還得再欠一屁股債？這到底是為什麼？
於是，有人開始給我們講道理，就是那兩個著名的老太太：一個中國老太太，一個美國老太太。據說美國老太太住了一輩子新房，臨終還清了貸款；中國老太太住了一輩子蝸居，臨終攢錢買了一套房子，卻沒機會再住進去了。
結論自然是，要學美國老太太，不做中國老太太。
故事很有道理，前提是偷換概念。
貸款買房，條件是你能貸得起，也能還得上，而且不至於過分影響生活品質，比如，子女教育、吃喝拉撒，指望在生活費裡省點銀子出來買房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這裡，我並不想列舉一系列資料證明房價已經高到什麼地步，或者證明房價是否已經過高，相信大家的切身感受就是最好的結論。
記得中國有個長盛不衰的情景戲劇，叫做《我愛我家》，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中國人對家庭的習慣：中國人早就習慣於被固化於土地，更希望被固化於家庭。
美國居民源自新大陸移民，漂泊可以是一種習慣，貝克爾甚至可以在《家庭論》裡用數學公式證明“成家、結婚、生子”的收益、成本。因為，對西方經濟理性來說，這些確實都可能以成本收益來計算。
第8節：安得廣廈千萬間(3)
中國，不是美國。
對中國人而言，家庭不是可有可無的經濟損益，而是一個必需品，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開始和最終歸宿，房子則是安身立命的基礎。
有人說，北京、上海是全國最繁華的地區，所以，大家都會在這裡買房，房價應該漲。
有人說，省城是全省首善之區，全省的人都會向這裡擠，所以省城房價應該上漲。
有人說，地市的有錢人都會往市區裡擠，所以地市的樓價應該只漲不跌。
縣城的人說，全縣的人都會往縣城裡擠……
以此類推，村裡大致只有一兩個小賣部，小賣部本身可是區域商業中心，所以，小賣部周邊房子的價格應該照樣飆升。
最後一個邏輯荒謬嗎？如果荒謬，憑什麼又認為前面幾個邏輯不荒謬？莫非中國有錢人實在是太多了，連鄉鎮的房子都被有錢人炒起來了？
中國房價飆升的背後，另有其因。
房地產，尤其是所謂高端樓盤、中心地段應該高價，這沒錯；甚至多數人都不應該在繁華鬧市區購買房產，這也沒錯。不過，如果連縣城、鄉鎮的房價都在飛漲，中國人口再多，也沒到這個份上吧？
推動房價上漲的，不僅僅是開發商，開發商要有這麼大能量，早改行當強盜了。只是開發商在前臺表演，更為刺目罷了。
中國土地市場分為兩級，唯一能控制一級土地市場流轉的，只有地方政府。地價高漲，最大的受益者，不只是開發商，還有地方財政。只有財政收入提高才能有政績，才能推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在領導面前倍兒有面子……
不過，政府有很多種，比如，中央和地方。
都是政府，差別其實很大，中央政府的角度是全域，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政治家更關心民生，需要考慮的最基本因素根本不是財政收入，而是獲得全民支持。雖然，中央政府政策也是地方政府力量博弈的結果，但如果一件事搞得民生鼎沸，就是再賺錢，也必須整頓。地方政府的激勵其實很傻、很天真：地產漲價，既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搞搞面子工程。
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不是個體工商戶，在關注城市面貌的同時，更要關注地方產業競爭力，只有各地產業有所突破，全國才能有所突破。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全國各地都是地方，如果大家一起改行做地產生意，雖然很有“錢”途，卻會毀掉國計民生。
搞搞城市建設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依靠經濟發展帶動城建，而不是把這個邏輯反過來。一個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建並不絕對成正比，如果城建過度消耗財政資金，樓能起多高，經濟發展就有多緩慢。
無論國家還是家庭，很顯然，錢就這麼多。都去買房了，其他的所有事情，就必須排隊。中國的房子再漂亮，也只能是本地人買、本地人住，指望全國各地住滿外地人甚至老外，還不如指望變形金剛蒞臨中國更現實。
說穿了，土地還是原來的土地，並無半分創新，房價漲跌不過是財富分配遊戲，在貧者和富者之間、在政府和公眾之間，獲益的永遠是富者和政府。“天下之利，不在官，便在民”，指望地產創造輝煌還不如去印刷貨幣來得實在。
然而，對國人來說，家，是纏住你心的根，是遠離時永遠的回程票。如果一個社會，尤其是絕大多數人都要為房產付出幾代人的積累、背負幾十年的債務，整個民族莫非都在為地產這一個行業而負債？
第9節：安得廣廈千萬間(4)福哇
年輕人，尤其是剛剛進入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過多的積累，也就必然會對整個城市望而卻步，如果對任何一種希望都望而卻步，整個城市、整個國家的希望又在何方？
然而，他們，才是未來社會的中堅。
有人說，住不起市區，可以住郊區，住不起郊區可以住廉租房，廉租房都住不起，還可以住地下室……
畢竟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精英。高房價把年輕人壓進了地下室，如果所有人都終日為棲身之所在打拼，那國家還能有多少未來可言？
普通人的未來才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不是恰恰相反！
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之所以是禮儀之邦，是因為我們有著自己的文明準則，而維繫儒家文明的，說到底是每一個國人的家庭。
如果多數人、多數家庭，都游離於整個民族文明底蘊之外，會有什麼結果？
說好聽點，叫做“江湖中國”；說難聽點，就是亂世之源。
雖然西方也始終在為地產泡沫頭痛不已，雖然地產泡沫早就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但中國全國性地價飆升，恐怕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
不同的是，製造西方地產泡沫的是失去創新投資途徑的資金，我們還加上與民爭利的地方財政，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地產泡沫才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沉屙。
爭論其實已經沒有意義，必須讓地產業恢復理性，把經濟增長和財政增收的動力還給創新，不要再把國民的未來犧牲在非制度性的江湖。
這樣，民族和國家才會更有希望。
尋找失落的啟蒙
很多人認為，論及金融與文明，我們比西方落後。這麼說，從現在來看，確實也是事實，只是有效期不足200年。
我們落後的原因，其實很奇怪，是因為過去牛得有點過頭。
這麼說，倒不是想追溯自己祖上有多闊，更不想說明國外的月亮有多圓，只是想明晰一個概念。
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很輝煌，中有孔子，西有阿基米德。不過，輝煌的背後是整個古代地球人都在餓肚子。銀行、證券交易早就存在，但這些玩意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西歐信貸也是給王室打仗準備的。
活著，才是最高理想。這種生存底線，決定了人類對吃飯的需求彈性無窮大，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存經濟”。
因為，不吃飯會死人。
如果使用經濟學語言描述：生存經濟時代不存在個人偏好，沒有偏好，談何市場？
用市場、交換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經濟，是徹頭徹尾的偷換概念。
面對自然和異族的雙重挑戰，皇權的優勢很顯然，既可以應對暴虐的自然，也可以抵禦外族侵襲。生存經濟時代，是不需要競爭的，市場越發達敗得就越慘：商業發達的齊楚敗於農耕立國的強秦；雅典敗於羅馬，羅馬敗於蠻族（日爾曼民族），蠻族則敗於匈奴。
而匈奴，是被漢武帝打到匈牙利去的。
從春秋列國到隋唐，千年傳承形成了中國的統一皇權，在當時這本就是最先進的體制，於是我們有了輝煌的盛唐。
皇權具有剝削性，沒錯；皇權壓抑個性，束縛民主，也沒錯。
條件是，在當代。
正是這種剝削性將資源控制力集中於皇族，才有了對抗自然和外敵的可能，領主就算聯合起來不過也就是修個石頭城堡，修萬里長城，想都不要想。
第10節：安得廣廈千萬間(5)
今天，我們知道浪漫的多瑙河，雄渾的黃河、長江。然而，“水火無情”，水在火前。在中國，正是集體的力量遏制了頻發的水災，各自為戰的西歐，古代水災數量幾乎是中國的一倍。
如果形成分權，漢族就算能應對頻發災害的黃河，也未必能對付得了倏忽而來的遊牧民族，說不定早被黃河或者異族趕到長江以南了。誰也不知道制度變遷後能不能活下來，拒絕制度變遷本身就是理性的。
由此，中國開始了周而復始的長迴圈，本卷中你可以看到貨幣體制中的權力鬥爭。然而，歷史是殘酷的，任何事物都是強者的工具，何況是代表財富的貨幣。
皇權確實殘暴，但也要具體看跟誰比。與終生不出城堡的西歐農奴制比，封建皇權文明多了。
在皇權交替演進過程中，我們不僅曾經有世界上最強的經濟，也繼承了千年傳承的啟蒙，形成了獨特的漢文化。五千年傳承的是尋求人類內心超越，睿智的樸學（原始儒學）、誠心正意的朱程理學、知行合一的宋明心學……凡此種種無不昭示著一個永恆的主題：信任人類。
這種精神體現到貨幣金融制度上，就是鮮明的集體主義。盛唐開元通寶終於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擺脫了計重貨幣的宿命，而宋朝則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飛錢，從元朝開始，紙鈔就不設“鈔本”……
這些，在西方是絕對不可想像的。
無情的生存法則，讓西歐一直到11世紀都不敢以家庭對抗自然，唐宋小農圍爐夜話的時候，歐洲還在北歐海盜的侵擾下膽戰心驚。城堡、領主也是西歐集體對抗自然的方式，只是落後的農業生產根本維持不了一支常備軍，在這些方式中我們何嘗看到一點文明的痕跡？
不是歐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決問題，實在是養不起刀把子。
正是由於歐洲的落後，才使得它在生存經濟期間走入了一條試錯路徑，新制度、新體系的嘗試是性命攸關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滅族了，與亞洲不同，歐洲制度變遷同樣也是理性的。
十字軍東征搶劫來的財富締造了香巴尼信貸市場，但法國王室卻連續砍掉了幾任財政大臣的腦袋。
一個人搶劫難免被人幹掉，荷蘭人就為出海搶劫設立了股份制公司，結果是形成了現代人為之瘋狂的股市。
之所以英格蘭銀行率先確立金本位，實在是當年被劍刃銀行和東印度公司欺負得太厲害，最終使用金本位也不過是為了為王室出門搶劫方便。
……
兩者貨幣金融體制的區別是，中國古代是皇權集中資源的手段，西歐則是王權明刀明槍地搶劫。
最恨這些強盜了，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
現代，金融體制以繁花似錦的表像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匯市、股市、期市……銀行、保險、證券……似乎金融已經成為點石成金的魔杖。
金融變了嗎？
金融確實是點石成金的魔杖，只是，魔杖沒有掌握在你手裡。與原始金融體制相比，當代金融體制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
千萬不要以為買點基金、股票甚至保險，或者弄張信用卡就可以去理財了。藝術地說，金融只做錦上添花，從不雪中送炭；現實地說，金融將永遠為強者服務。
存款等於借錢給銀行，你什麼時候向銀行要過抵押、質押、擔保、貸款呢？即使是房貸，會不會讓你把腿跑斷？
這才是金融的本質，用經濟學語言說，叫做有效配置資源。用你不願意聽到的話說，金融永遠用你的錢為比你更有錢的人服務。
也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西方金融危機的必然，因為西方文明本源是理性，經濟向好時期，交易、契約都可以執行。一旦信心喪失，既然不信任對手，如何能執行交易，一旦這種趨勢蔓延，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
正是這種本質決定了我們克制危機的必然，因為華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經濟蕭條時期，我們可以不信任對手，但是，我們可以信任集體、信任國家。西方經濟理性只有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想到集體、想到國家：150年前，西方船堅炮利打破了舊中國的大門；150年後，信奉自由的美國大踏步走上“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希冀國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
究竟哪條路徑是金融、經濟發展的最優路徑，說實話，亞當史斯密說不清楚，或者經濟學只能詮釋已經存在的，卻不能預測沒有發生的。
然而，這並不是一條未知的路徑。每一個產業、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其實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因為，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蘊決定了明天的未來。
昨天並未遠去，它始終就在你我身邊；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天也正因此而改變。
我們的昨天是……
第11節：貨幣祖先(1)
貨幣祖先
大致在西元前500
—西元前300年（在具體時間上可能不一致），亞歐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體制過渡，隨著青銅及人類技術積累，人類生產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產糧食，有人幹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換，交換需要媒介……
於是出現了分工，於是產生了私有制，於是產生了貨幣。
在這段歷史中，雖然金融與武力征伐相比實在不算什麼，但後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這個時代的烙印。因為，貨幣雖然簡單，卻是時代的結晶，物質、技術和文明發展的點點滴滴總要在貨幣上有所體現。
最初的中國貨幣是貝殼、珠玉或者黃金（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從考古學來看，出土的陶器圖畫中古人把貝殼掛在脖子直到腰間，一掛為一朋（當時的貨幣單位），大概二十朋貝殼可以換三畝田。最初貝殼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貴族的裝飾品，可能他們在交換中率先使用了貝殼，帶幾朋貝殼總比幾麻袋糧食輕鬆，而且貝殼總比糧食容易儲存。
當時用作貨幣的貝殼是海貝，產地集中於今山東和馬爾地夫群島，指望在河道里弄幾個河蚌殼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誠意，到海邊弄幾車貝殼也照樣不行，因為，把貝殼從海邊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貴的。
所以，海貝數量極其有限，而且絕無仿造可能。於是，第一代貨幣誕生了。
生產總在向前發展，春秋各國開始設驛道，交通逐漸便利。大概個別不厚道的人發現從海邊弄幾車貝殼回來換成土地已經不是很困難，貝殼越來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裝飾的價值，當然也就不可能繼續成為貨幣。青銅、金、銀包括白玉在內的幣材開始充當貨幣主角，金屬鑄幣開始逐步替代貝殼和各種實物貨幣。那個時代沒有良幣、劣幣之分，主要是青銅、貝幣和銅餅，貨幣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量。貝殼、青銅作為貨幣是經濟自然演進的結果，在貨幣繈褓期沒有信用概念，貨幣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價值。
第12節：貨幣祖先(2)
春秋以降，銅已經作為主要幣材，華夏民族開始呼吸到濃重的銅銹。
隨著西周井田制逐步解體，獨立農戶、手工業者大量出現，交換範圍和層次都有所擴大，市場分佈也更為廣泛，社會上出現了自由的商人階層。事實上，中國此時根本就沒有“重農抑商”的概念，齊桓公開創霸業的主要助手管仲就是一個大商人。包括商人在內的國人可以自由遷徙，這一點無論對金融還是社會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權選擇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權力叫板。
惹不起，躲，還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點並不一致，在中國貨幣史上就此出現了多元格局，從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進路徑：代表三晉中原特徵的布（鏟）幣、東方齊國的刀幣和荊楚地區的銅貝。
三晉地區包括黃河中游、關洛等地，這是自古以來的農業區，晉國空首布聳肩尖足，是當時一種農具“鎛”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過空首布我們看到了三晉先民在黃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圖景。
齊國可能比較窮，是個飛鳥不至的地方，《史記》總結了齊國的地形特點，“海瀉鹵、少五穀、人民寡”，這地方都是鹽鹼灘，沒法種糧食，不太適合人類居住。用CCTV的語言描述，可以說成是“勇敢、勤勞的齊國人民經過長期的總結和積累經驗，絲織業和漁業成為當地支柱產業（極技巧，通魚鹽），因為漁業和絲織不能當飯吃，因此齊國又大力發展了商業，終於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當時齊國建制共分二十一鄉，其中六鄉為工商，可見商業之發達。
齊國的刀幣就緣起於當時一種漁獵工具，而非一種武器。恰如發軔於齊魯的儒家學說，刀幣外形平穩周正、豐滿、圓潤，凹背而凸刃、外圓而內方。孔子故鄉先人們的構思確實精巧：刀幣（一般為18釐米左右）幾乎是人手的長度，如果將6枚刀幣首尾相接，可組成一個圓環。
相對於中原腹地，荊楚由於山林水澤的限制，生產相對落後，因此金屬貨幣形態模仿了第一代貨幣貝殼的形態，不過這次是銅鑄貝殼。同樣由於水路的原因，荊楚一帶商業在那個時代幾乎是最發達的，東南亞、中亞都曾出土過楚國的漆器。正是在這種貿易背景下，那個時代的金銀幾乎全部集中於楚國，所謂“黃金出於楚”。
在上述這段歷史時空中，人類還沒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為當時的人，最主要的目標仍然是不至於餓死。而且，我們侃侃談貨幣，其實當時貨幣主要集中於貴族階層。即使在春秋後期，主要交易還是依靠實物交換完成。
這個時代，財富真正的貯藏手段是人口，當物質積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會擴張，無論人多笨，必須夠數，才能應付依然殘酷的自然。雖然發達的商業能催生貨幣，但國力之間的競爭並不取決於貨幣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飯，從而“金融”強未必國強。商業發達的齊國、楚國敗給秦國，並非源於偶然的一兩次戰術失誤，戰爭從一開始考驗的就是國家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開戰的一瞬間，睿智的孔子學說還不能阻擋敵人的鐵騎，齊、楚商人沒能抵擋秦國農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時，齊刀無鋒，楚貝非盾。在遠古的貨幣爭輝之後，人們開始努力尋找曾經的啟蒙。
第13節：什麼生意最賺錢(1)
什麼生意最賺錢
貨幣起源始於交換，也就是貿易商業，後世金融工具則皆源於貨幣。在鴻蒙初開的時代，貨幣是唯一的金融現象，溯及貨幣必然要提及貿易交換。春秋戰國時代古中國人開始鑄造鐵器和耕牛，生產剩餘隨之增多，因此列國之間貿易也逐步增多，這一階段貿易主要以交換糧食和生活奢侈品為主，較為普遍的是糧食貿易。《史記-貨殖列傳》、《國語》中就記載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貢等。
現在大街上的個體商鋪，很多供奉著手持青龍偃月刀的關羽，站在那裡招財進寶，至於關羽生前是否很能掙錢，《三國演義》並沒有告訴大家。其實，在正統道教經文裡的財神是由范蠡（西元前536—西元前448年）擔任的。關於范蠡的傳說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在幫助越王勾踐滅掉吳國後，范蠡立刻離開了越國，雖然帶著西施雲遊天下說不定是杜撰，以下思想卻應該是范蠡所思所想：“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之共患難，不可與共樂。”雖然范蠡離開了“不可共樂”的勾踐，卻不想離開吳越的財富。吳越是宿仇，戰爭和仇恨不會停止，倒賣軍火去那兒，必然會發財。倒賣刀槍太扎眼，不扎眼的，比如，馬匹。
雖然賣馬到吳越，一定很掙錢。路上不太平啊，倒騰北方馬匹去吳越，很有可能被綠林好漢們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辦法。
范蠡居住地有個姜子盾，據說很有能量，黑白兩道通吃，跟那些好漢們稱兄道弟。范蠡沒有按慣例登門拜訪並繳納一筆保護費，反之他在城門貼出一張榜文，承諾免費提供馬隊向吳越運送貨物。姜子盾只跟姜子牙差一個字，就從釣魚變為被釣了，主動找到范蠡申請使用免費馬隊。果然很順利，商品馬匹順利到達了吳越，范蠡成功地賺到了錢。
范蠡被奉為財神的原因並非他通過販馬開創了“協同競爭”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業思想。
商人作為貨物流通的承載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與秦國的貿易中，在貨物上標明“商”，作為自己區別於其他人的標誌，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LOGO，後來這個LOGO變為漢語中貿易的代詞，“商”。據說，范蠡還是十六兩秤的發明者，十六兩秤上有福、壽、祿三星，缺一兩損福，缺二兩損祿，缺三兩就損壽命了。
信用不但對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沒有信用，金融體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實物交易遠比貨幣重要，在世俗權力不具備信用的前提下，個人信用便成為當時貿易的關鍵。人們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謂的“無奸不商”，討價還價是沒錯的，任何商務談判雙方都有底線。靠權力、靠關係逼迫交易對手退步，是很無恥的，這不是“商”，是搶劫。
范蠡之後，又出現了一位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西元前370—西元前300年），他的經營思想，顯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動性，被稱為“治生之祖”。總結起來，他認為經營應該“人予我取，人取我與”，在市場上必須智、勇、仁、強（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從原生性商品市場到高級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一個亙古未變的真理是把握買賣機會，用白圭自己的話就是“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在最初級的貿易中，尚能有如此領悟，如果他生於今天，目睹現在的金融市場，必定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第14節：什麼生意最賺錢(2)
因此《史記》給了白圭一個不低的評價，“白圭其有所試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掙很多，這也是現代中國股民的夢想。
但是無論范蠡、白圭，他們的生意都不夠拉風，中國古代最拉風的生意人是該死的呂不韋。
呂不韋同志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對秦國來說是偉大的一生，《史記》曾這樣評價呂不韋，“秦滅六國，蓋始於魏冉，而成於呂不韋、李斯”。但是，如果說到呂不韋對國人乃至中國文化的侵蝕，把他千刀萬剮都難辭其咎，因為，他實在卑鄙無恥。
呂不韋本是衛國商人（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與范蠡相比，呂不韋有著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經：首先結交權貴，靠權勢壓榨牟利；然後囤積居奇，囤積居奇其實並沒有錯，有錯的是以弱者為剝奪對象，以買者的生命作為代價換來財富。據說他早年發家就是因為囤積了糧食，然後在衛國荒年賣高價，終於換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呂不韋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個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碰到了一個合適的人，用一種無恥的方式回答了“什麼最賺錢”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改變了呂不韋的一生，但呂不韋始於斯，也終於斯。
當時諸侯經常結盟，只是這種盟約往往很不靠譜。盟國之間互相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往往要把一個王子或王孫置於對方國度居住，就算作為人質押給對方。
當然，這個被質押的貴胄肯定會比較鬱悶。
呂不韋年輕的時候，秦國跟趙國是盟友。鑒於秦國野心勃勃，按照慣例，趙國同樣要求秦國質押一個王子，這個秦國王室子孫叫做子楚。子楚雖然是王子，卻是庶出（秦諸庶孽孫），而且待在趙國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秦安國君似乎並不怎麼在乎子楚的生命，經常派兵問候趙國城池（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過得不怎麼樣，終於混到連車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呂不韋。
遇到子楚後，呂不韋很興奮，回家後跟父親商議，主題是探討如何賺錢。
呂不韋：“您說投資農業利潤咋樣？”呂父回答：“我覺得怎麼著也得10倍吧。”
呂不韋繼續提問：“那投資珠寶呢？”呂父以後的答案顯然沒加思索：“我覺得怎麼也得100倍。”
呂不韋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那我要是培養一個王子登上王位，能賺多少倍？”這次，呂父終於進行了思考，並很快得出了答案：“如果這樣的話，那就多得難以計算了！”
在呂氏父子的這次對答中，出色地回答了“幹什麼最賺錢”這個問題，答案是，投資世俗權力最賺錢。
然而，世俗權力的錢並不好掙，顯然，投資現任權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國王富有一國，不會在乎你的投資。這就要求選對投資方向，投資者要有戰略眼光，能選中沒有發軔的績優股，否則不但很容易血本無歸，而且有可能掉腦袋。呂不韋結交子楚，並非因為與子楚有共同的理想，準備共同寫本《商本論》。呂氏開始就將子楚的王位之路作為一筆生意，將子楚作為“奇貨”，並稱呼子楚為“異人”。
按照上述邏輯，呂不韋父子進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安國君有20多個兒子，異人不是長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寵愛，似乎繼位的可能性不高。異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繼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為如此，這種投資一旦成功，收益無窮。
理論上秦國應該從華陽夫人的子嗣中冊立王子，問題是，華陽夫人沒有親生子嗣。結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秦國新一代領導人必然從現有王子中產生。不過，如果安陽夫人能賞識子楚，繼而將其收於門下，答案就有意義了。
呂不韋好像跟子楚的交情還不夠深，以比喻的形式向子楚提了一個問題：
“我想幫您把您家大門整修一下。”
子楚對修大門的問題似乎並不感興趣，便說：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的家門，別拿我做試驗。”
呂不韋見子楚不能參透機關，於是直言不諱：
“我想幫您登上王位。”
估計最初子楚對呂不韋並不怎麼相信，不過反正也混得不怎麼樣，你要幫我，總不是壞事。呂不韋以自身財力為賭注開始了艱苦的公關（以其物獻華陽夫人），終於讓子楚在華陽夫人處獲得了歡心，並最終登上王位。
總體上，方法是無恥的，公關是成功的，收益是豐厚的。
更豐厚的收益還在後面，因為，子楚有一個叫做嬴政的兒子。嬴政當權後，呂不韋一躍成為一代權相，終於做成了這筆最賺錢的生意，卻開了商人惡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權力謀利。
公平地說，呂不韋當上秦相後確實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國國力的事。但他顯然不厚道，由他開始抑制商業，提倡農戰，農人地位從此開始高於商人。貨幣本是源於貿易流通，呂不韋的施政註定會扼殺貨幣活力，重農抑商在先秦貨幣爭輝圖景中留下了一抹不祥的先兆。
第15節：春秋第一相(1)
春秋第一相
春秋二百四十年，諸侯烽火，留下了無數傳說，我們知道有宋、齊、晉、秦、楚五霸……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還有100多個小諸侯國，最小的諸侯國地域甚至不抵今天一個大點的縣。
春秋二百四十年，紛紛亂世，留下無數梟雄。我們知道宋有襄公、齊有管仲、晉有重耳，秦有穆公，楚有文種……然而，我們要提到的人，估計很多人並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子產，又名公孫僑，春秋時代的鄭國國卿。
春秋列國之中，鄭國實在是一個很不起眼的諸侯國，國都位置大約在今鄭州附近，地處於晉、楚兩大強國之間。
作為鄭國的國卿，子產當然也不起眼，那僅僅是因為他處在了鄭國，先天地域限制了他的個人才華。即使如此，子產仍舊是一個縱橫捭闔的偉人，在春秋閃耀的群星之中，實在是不容忽略。
春秋時代，是一個沒有秩序的時代，如果誰想征伐誰，看哪天天氣不錯，心情也不錯，說不定就帶人打過去了。鄭國“國小而逼”，在晉、楚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從晉則惡楚，從楚則惡晉，看來，鄭國滅國只是遲早的事情。
還好，鄭國有子產。
子產當政前，鄭國王室是不折不扣的慫貨。外戰外行，更可恨的是，內戰也外行。
對外，無論誰來打，都認輸，承認對方是宗主國。既然沒有固定的主子，就只有“大國政令無常，國家疲病”。
對內，子產執政前，在不足廿載時間裡，僅我們看到的史料就描寫了5次宮廷政變，國君也形同虛設，政出豪門，於是有了“鄭國多盜”的口碑。
一句話：鄭國已經亂成一鍋粥，亡國只是遲早的事情。
所幸，還有子產。
不需要詳述子產發跡的事蹟，可以斷言，他是一個具有極高政治天賦的人，在你死我活的宮廷鬥爭中，小門小戶生怕被人識破自己歸附於哪一族，以免到時候禍及池魚。
第16節：春秋第一相(2)
子產只是低級貴族，而且，子產的父親就是喪生於鄭國前一次改革之中，但他不怕。無論到誰那裡，他都趾高氣揚，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來過。就這樣，愣是獲得了各方認同，被共推為上卿，即內閣總理。
唯一的解釋是，子產在處理各方勢力關係時，極具藝術性，他讓每個人都認為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鄭國強盛，無論誰勝出，鄭國強盛總歸對自己有利。何況，鬥歸鬥，鄭國各門各派沒有一個具有絕對優勢，大家也都希望有一個人出來統領全域，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是勝利者。
換句話說，說不定自己就是倒下的那個，這事攤到誰頭上，都不值得慶倖。
於是，子產勝出。
正是這段經歷影響了子產後來的施政，如果子產少年得志，他可能會拿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案，也許會驟行廢立，甚至可能會跟他父親一樣。人們往往認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一個挽狂瀾於即倒的偉人，一定會雷厲風行，一掃陰霾。
這樣的人，也不能說沒有，在當代古裝電視劇裡。
子產當政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並不是改革，而是優撫豪門望族，維持舊勢力統治地位，手段是封官許願，賜金賞銀，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你要說子產站在豪門立場上，確實不能反駁，但是，要是上來就一通暴風驟雨，是把豪門打壓了，子產也該下臺了。
豪門望族，確實是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阻礙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勢力才很強大，強大到上卿乃至國君都無能為力的地步。子產一個人，對抗強大的舊勢力，要想謀得發展，群毆也不是不可以。條件是帶一群人毆一個，要是一個人毆一群，改革就沒啥指望了，這個道理和流氓街頭群毆的道理是一樣的。
初登相位，子產需要望族做幫手，於是他對望族恭敬至極；即使對自己的政敵，也沒有趕盡殺絕。
恭敬，是很好的。過於恭敬，必然有過於恭敬的理由，比如望族首領伯石。子產對伯石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最後，甚至把鄭國的城市封賞給了伯石。這確實過分了，連子產的支持者都覺得他做得有點出格，可是，封賞他城池又能如何，今日既然可以予，明日就必然可以奪。
對政敵仁慈，有時也未必是壞事。
大夫豐卷陰謀叛亂，事敗後子產依然迎他回國，並保留了他的田宅。子產確實可以直接殺掉豐卷，可這類人都曾有很強的勢力，如果趕盡殺絕，他所代表的勢力出於保護自身的考慮一定會跟子產死磕。一個，兩個可能沒什麼，如果形成一種潮流，就算不能幹掉子產，卻能保證子產的命令很難執行。
擺平了反對的貴族，初露崢嶸，子產本非善男信女。
春秋時代，中國正處於奴隸社會末期，城池之外的地方叫做“野”，而西周井田制在“野”是無法實行的。子產的期望，就是把城池之內也變成“野”，徹底推行封建制度。
因為，春秋時代但凡能拿得上檯面的大國，都是因為建制封建才獲得了超強國力。子產之前，鄭國也有人（子駟）試圖推行封建制，結果身死門滅。是啊，國家富強是好的，可在國家富強之前端掉守舊者的飯碗，人家豈能不反抗。
與子駟不同，子產在推行改革之前已經把國內守舊勢力收拾妥當。雖然很多人照樣反對，但已經被他挑撥得互不信任，大家開始做的就是遊說子產不要這麼做，後來，也就只能發發牢騷了：“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第17節：春秋第一相(3)
不過，即使對待牢騷，子產仍舊是認真的。
在鄭國各個城池，有些地方叫做“鄉校”，大概功能類似於今天的高級娛樂會所。鑒於子產搞得會員很快就要沒飯吃了，於是沒落貴族就經常聚在一起痛駡。
子產必然有所耳聞，但子產並沒有簡單地關掉鄉校，而是放開讓人們去罵。他知道，任何一個政策，無論是利國利民還是禍國殃民，都必然有利有弊，即使廢井田這樣的大政，必然也有瑕疵，他畢竟只是一個人，只代表一類勢力，不可能照顧全域。
就是在“鄉校”的議論中，子產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其實，子產的改革並沒有直接剝奪貴族土地，也沒有直接賦予平民自由。春秋時代的農業生產模式其實更類似於農奴制，而不是勞動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奴隸主之所以有權威，是因為他們的田地裡有水渠（洫），農奴離開這些地方無法耕種。
子產拿出的招數，比較新鮮（缺德）。他借助國家力量重整了鄭國農田水利設施，替城外的“野”也修挖了灌溉設施，貴族土地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確實沒有禁絕你蓄奴，是他們自己要走的，與我何干？
而且，子產把賦稅和地域面積聯繫了起來，一塊地域如果開墾得好，居住者稅負就會相對輕很多，“野”的農民逐步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就是守舊貴族勢力越來越衰敗。
逐漸，子產總結出來了一套改革策略，並且，他把這些刻在了鐵鼎之上。很多人反對，據說給出的理由是庶民知道了法律，就會專憑法律行事，目無長上。而這個，恰恰是子產想要的東西，法律既能約束黎民，當然能約束貴族，行政不再是任意妄為。
遺憾的是，由於地理的原因，鄭國發展的空間其實很小，讓它去吞併晉國、楚國，那顯然是嫌自己命長。雖然商業發達，農耕時代最重要的財富卻不是商業，而是人口，只有人多，才能抵抗外敵，才能維持自身統治。
子產之後，鄭國再無人能在列國之間縱橫捭闔，西元前375年，鄭國歷400餘年，20餘君，亡。
第18節：秦始皇統一了貨幣嗎
秦始皇統一了貨幣嗎
其實，春秋時期秦國混得非常不怎麼樣。在中原諸國眼中，秦國不過是一個西方小國，是一個地地道道未開化的地方，屬於戎狄雜居的地方，開始的時候連參與列國盟會的機會都沒有。
秦孝公變法以後，秦國日漸強盛，善辯的蘇秦沒能真正合縱六國，秦國軍隊開始席捲六國。“秦尚黑，崇水德”，秦德昭昭、秦威烈烈，遙想秦孝公以後150餘年中原那遮天蔽日的黑色軍旗，凝固了六國將士的鮮血，終於統一了中國。
秦王政二十六年（西元前221年）嬴政滅齊，六國最後一個絆腳石也被踢開。自此，戰國的狼煙漸次散去，秦最終統一六國，中國形成了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龐大國家。此後2000多年，無論豪強割據還是外族入侵，中國總是能歸於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國家，從此開始了封建歷史。
嬴政則自稱“始皇帝”，國王改稱皇帝。“國王”與“皇帝”聽起來都是最高職務，實際上含義截然不同。國王始終有約束，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願意就沒有任何約束。“始皇帝”也是一個更牛的稱謂，希冀自己的子孫永遠統治這個國家。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東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戶，北過大夏。人跡所至，莫不臣服。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當然，是做夢。
統一六國，嬴政宣佈：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之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只有黃金和秦國“秦半兩”是貨幣（重12銖，約8~10克），其他的全不算數。那個時代沒有“和諧號”列車、高速公路，商品交換的範圍還不是很廣，全國範圍內統一貨幣，對繁榮貿易並沒有多少好處。
嬴政應該知道：只有統一貨幣才可能形成真正強勢的中央權威，才有可能真正集中這個國家所有的力量（經濟和軍事），才有可能真正統一中國。不過，對嬴政來說，屁股還沒在帝位上坐熱，就統一貨幣，基本上只能靠想。
六國我都可以消滅，還消滅不了錢幣？
確實消滅不了，貨幣源自不同地區的經濟演進，而現在的軍事力量對前世風俗根本就無能為力。貨幣統一本是拓展商業必經之路，若將世俗意志強加於貨幣之上，未必就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認為，嬴政統一貨幣“壓制了商人私欲，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發展”。
這麼說的人，在經濟學造詣上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白癡水準。壓制商人和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聯繫嗎？
答案是，有，不過正好相反。
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票證年代。
事實上，秦始皇試圖以秦半兩統一貨幣的意圖從未執行，現代考古發現，秦半兩和六國貨幣同時出土，世俗權力想斷絕原有貨幣關係，嬴政和他當時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這個能力。嬴胡亥（秦二世）繼位後兩次頒佈“複行錢”，意思是說“這個命令必須執行”，分明在說“行錢”命令沒有執行，當然他的再次強調也不會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當時六國貨幣經過數百年流通，在當地顯然比秦半兩更有信譽，秦半兩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更重要的是，胡亥任皇帝後三年，陳勝、吳廣扯旗造反，西元前207年嬴胡亥滅國亡身，統一的秦朝僅僅存在了14年。
六國貨幣並未隨著秦國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滅人的生命，但不能消滅本就與人類進步息息相關的貨幣，更不能消滅思想。只要人類還存在，經濟進程就不可能由權力決定。要改變貨幣制度，必須改變當地經濟結構，甚至改變當地風俗，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們往往指責嬴政重農抑商，似乎這個政策在後來數千年中限制了中國經濟發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秦始皇真的限制商業，黃金就不可能成為貨幣，指望小農把銅錢換為黃金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確實將“上農除末”作為基本政策，徵發商人及其子孫做苦役，從表面上看這確實抑制了商人。
不過，商人前面還要加個“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戰國策》中我們看到的秦國的黃金支付，動輒以百斤計算，絕少在一斤以下；雲夢秦簡中不僅提到“複行錢”，而且規定了物資價格，尤其是戰爭物資和享用物資，不過物價按車計算，民間交易不可能用“車”去批發。這些交易的背後則是秦國的大商人，他們與范蠡不同，往往是官、農、商三棲明星，比如最會發財的呂不韋。
秦代以黃金和銅同時作為主要幣材，本身就是一種非正常方式，貨材隨著經濟進程中交易總量的變化而演進，隨著經濟總量增加幣材價值由低到高，正常的順序應該是：銅、銀、金。為皇權統治者服務的商業，與為平民的交換迥然相異，從一開始需要幣材的價值就很高，金、銅並行的背後卻是黃金已經從貿易媒介改頭換面成統治者的享樂工具，成為官商之間的媒介。
在雲夢秦簡中，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演進模式：與其說金、銅並行並非中國貨幣本位遞進，毋寧說這是為世俗權力構建的經濟體系，這種體系壓抑了經濟自然演進，因為自然經濟是無法挑戰具備絕對優勢的世俗權力的。
統一貨幣、“重農抑商”與焚書坑儒並無區別，只不過後者更為殘酷，更加血腥。這一切，都是試圖建立唯我獨尊的皇權權威，可惜這條路還很長，嬴政、嬴胡亥都沒有做到。當然，嬴政和嬴胡亥也不可能真正統一貨幣，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排除異己。
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競爭。
第19節：錢到底值多少錢(1)
錢到底值多少錢
貨幣一旦與皇權結合，便必然會表達皇權的需要。無論是秦始皇統一貨幣，還是漢初頻繁更替的貨幣制度，莫不如是。由此，貨幣不再單純是史籍中的幣制更替、形制轉換，而是專制君權與經濟競爭實力之間的此消彼長。
《史記》上說，某天劉邦斬殺了一條白蛇，忽然東南方向起了大風（所謂斬白蛟而賦大風），劉邦據此斷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杆子造反，最後創立了漢朝，史稱西漢。
這肯定是胡掰，劉邦沒那麼神奇。他不過是秦朝的一個里長，由於未能按時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點，論罪當死。
劉邦當然沒死，而是帶著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順便革掉了他的前輩，項羽。楚漢爭霸，不過是劉邦把項羽頂到與秦作戰的前線，自己從近道摸進咸陽城。
劉邦是不遵守規則的典範。
好了，現在可以從西漢說起了。
建立西漢後，劉邦似乎覺得“秦半兩”太重，將重量由12銖減為3銖，允許民間私鑄貨幣（更令民鑄錢）。不過，很快秦半兩和六國鑄幣就變成了不足半銖的“莢錢”，莢本是一種豆科植物，與浮萍的含義相近。市面物價飛漲，於是“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允許私人鑄幣，並非由於劉邦比較大度，不想壟斷鑄幣權力，說秦半兩太重更不是理由。依靠貨幣作為鬥爭工具，是要靠實力說話的，劉邦的登基大典連四匹純色的白馬都湊不齊，其窮困可見一斑。實際上，劉邦只對15郡有治理權，其他30郡均在豪強手中。就是劉邦不讓他們鑄錢，估計這些人也不會聽。漢初，劉邦還要剪除韓信這些功臣，對自己的嫡系部隊“豐沛功臣”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高祖八年，大概劉邦對私鑄貨幣已經忍無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經積蓄了足夠的實力。劉邦手下沒有中央銀行，不能提高準備金率；劉邦的方式是頒佈《盜錢鑄令》。
結果令劉邦失望，就是在他統治的15郡內這個法令也未能執行，何況在諸侯的地盤，4年後劉邦在平定叛亂中，中流矢死掉了，《盜錢鑄令》始終是一紙空文。
到漢惠帝在位，同姓王終於替代了異姓王，朝廷和地方勢力的鬥爭由此演變為漢室宗親窩裡反。
貨幣正式成為重要工具。
鬥爭一方的主角是呂后，呂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餘兩位重量級女強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會出場），當政15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猛人。不過，她卻面對另外一個問題，異姓王沒有了，本家人照樣跟她爭奪權力，呂后一生都在為之奮鬥。
惠帝三年（西元前192年），呂后下令禁止“鑄偽錢”；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鑄，朝廷統一鑄八銖錢。呂后禁鑄私錢，甚至不是為了提高皇權權威，更重要的是為了打擊異己。
第20節：錢到底值多少錢(2)
諸侯要以貨幣向朝廷納貢，理論上應該鑄八銖錢，這樣朝廷的收入比較實惠。可是，朝廷收到的卻是莢錢，擺明是忽悠呂后。最可氣的是，朝廷八銖錢經常被重鑄，然後再拿莢錢來忽悠呂后。諸位皇族，似乎混得也不比皇帝差，比如，吳王劉濞就聲稱“寡人金錢在天下者，有當賜者，寡人且往遺之”。
問題是，這個時候，諸侯在國內連軍隊都可以操練，不准私鑄貨幣？說給自己聽聽好了。你頒你的令，我鑄我的錢。
又四年，呂后不得不自己鑄“莢錢”，承認了現實。
呂后死後，漢文帝（劉恒）即位，但他不是當時唯一的候選人。劉恒想昔日重來，規定任何人（含諸侯）私鑄三銖錢都要受罰，全國統一由他鑄四銖錢。呂后也禁鑄私錢，但呂后比諸侯更有實力，呂后如此之猛，諸位王子尚且陽奉陰違，劉恒的命令只能激起反抗，大家剛把你捧上去，你就想玩陰的，門都沒有。
諸侯照樣鑄幣，劉恒照樣沒法。
西元前157年，劉恒駕崩，其子劉啟（漢景帝）即位，劉啟是個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繼續老爹的遺志，加強中央政權。景帝前元三年（西元前154年），晁錯上書《削藩策》，建議景帝用軍隊討伐私鑄貨幣的諸王。
普通人有錢之後，可能會去買兩根油條，吃一根，扔一根。皇族有錢之後，通常會提高自己的理想境界，比如，可以去造反……
第一個提升自己理想境界的人就是自稱很有錢的劉濞，劉濞不但不想被清，而且提出了清君側（晁錯）的口號，當然，他實際想清掉的是皇位上的劉啟。
果然，劉啟殺了晁錯後，劉濞不但沒有停止軍事行動，而且公然宣稱“朕已稱孤”。諸王當然都想分一杯羹，於是，開始跟著劉濞去清君側（叛亂）。鬥爭終於超出了鑄幣之爭，也就是所謂的“七王之亂”。七王之亂持續了三個月，這是一場沒有正義的戰爭，無論誰勝誰負最終都會向皇權集中演進，鬥爭雙方從爭奪鑄幣權到兵戎相見，目的只有一個：統一手中的權力，使權力不受掣肘。每個人都想：我的地盤，我做主。
不過，這裡要提到的是，中國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漢朝幣值更替對民間交易影響不是很大。因為，無論是三銖、四銖還是八銖，民間交易始終按貨幣實際重量交易，無論面值、無論誰鑄的，先拿來稱。私鑄與否，損益最終都體現在皇室。
平定七王之亂後，又一個猛人登場了，他的名字叫「劉徹」，俗稱漢武大帝（西元前157—西元前87年）。
「劉徹」登基後廢除了郡國，再也沒有勢力可以直接挑戰皇權權威，「劉徹」從此開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中漢武帝被描述成一個英雄，「劉徹」確實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過，他確實太猛了，連年征伐，花銷很大，登基後4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來40多年的皇室積蓄（藏錢經耗，賦稅既竭），而且讓一半中國人到戰場上把命送掉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在皇帝眼中，人的性命當然不如他的疆土和皇位重要。
沒錢，「劉徹」又開始在貨幣上動腦筋了。
首先，「劉徹」宣佈，凡是銅都收歸他所有，各地異錢和銅材一律運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銅，勿令布）。如果誰敢再私鑄，辦法也很簡單，直接砍頭（盜鑄金錢，罪皆死），實行肉體消滅。雖然可以私藏銅材，雖然可以偷偷鑄幣，但風險實在很大，私鑄貨幣確實減少了許多。
第21節：錢到底值多少錢(3)
然後，他把莢錢定為法定貨幣，推行三銖錢，把鑄幣的好處全都撈到自己腰包裡了。三銖錢本來就是一種不值錢的“錢”，但「劉徹」的行為充分說明，沒有最不值錢的錢，只有更不值錢的錢。
他又發明了更不值錢的錢，“白金幣”。
白金是銀錫合金，按實物估算白金幣幣面值是實際價值的9倍。皮幣就更離譜了，所謂皮幣就是一張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值40萬錢。
胡亂指定幣值，不對；但是，統一貨幣，並沒有錯誤。
無論有多先進的武器，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除了超人，想要活下去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一群人，想要在世界上活下去，先別說人類內耗，就是每個人各自為戰，恐怕大家也是活不長的。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是要靠集體，靠信任。統一鑄幣，就更是要靠信任，誰更值得信任呢？雖然封建帝王也常當強盜，但朝廷比一般商鋪長命，因此只有鑄幣權統一於國家，信用才能穩定。
隨著經濟發達，統一貨幣的要求會不斷增強，中國漢代富戶還可以自己造兩個銅錢，當代，就是比爾蓋茨的欠條在美國也不如美金好使。統一貨幣的實質，是以國家信用替代商業信用，世俗權力才能集中力量對抗自然、對抗異族。
可是，如何統一，漢武帝說了不算。
可以規定交換比例，甚至可以殺掉不服從的人。
然而，若天下人都不服從，莫非要殺光天下人？既然不能殺光天下人，就是秦皇漢武，也要服從貨幣天道。”
由此，富豪盜鑄白金幣成風，至少「劉徹」只是沒收銅，沒有沒收銀。因為，銅在百姓而銀在官家。「劉徹」來自鑄幣的收入迅速減少，雖然刑罰很嚴厲（坐死者數萬人），但900％的利潤率確實太高，大家仍舊前仆後繼。
終於，「劉徹」自己也感覺到這種辦法行不通，在貨幣面前，偉大的漢武帝終於低下了高貴的頭顱，開始鑄行“五銖錢”。五銖錢是中國貨幣史上一個重大突破，皇權在貨幣規律與剝奪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加之「劉徹」已經壟斷了銅的生產及存量，基本上五銖錢在「劉徹」當政後期能夠成為一種穩定的貨幣。
第22節：第一代官營壟斷企業
第一代官營壟斷企業
自戰國起，鹽鐵生產就是賺錢的買賣，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不可能自己從地裡弄點鹽、鐵出來，這些東西還是需要買的（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比卯於市）。嬴政統一中國後，將鹽、鐵商人弄到咸陽附近，好歹算是給了個京城戶口，並且沒禁止私營。
這一切到了「劉徹」手裡就走樣了。
西漢有很多富人，比如齊地的「刀間」。齊地有個不好的風俗，就是鄙夷奴僕，「刀間」沒有這個習慣，一律收於門下，利用他們製造和販賣生活必需品，鹽。
顯然「刀間」屬於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史記》記載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鹽商只是先富起來，但鐵商就更具挑戰性了，因為鐵商既然可以鑄鐵質農具，當然也可以鑄錢，而且還可以鑄刀槍，像「鄧通」，他居然富裕到“鄧通錢亦盡天下”。
「劉徹」始終覺得自己很窮，主要是他比較猛，擺平匈奴後又出使西域，雖然留下很多傳說，但錢確實不夠花。
「劉徹」終於想到鹽鐵生意，他做生意的方法比較特殊：我做，就不准你再做。
「劉徹」首先宣佈，山海是天地賜給皇帝我的（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鹽鐵生意只有皇帝才能做。對「劉徹」來說，鐵比鹽更重要，因此「劉徹」允許民間生產鹽，但一律賣給他的下屬企業，鐵則由他產、供、銷一條龍服務（最初被「劉徹」看上的還有釀酒業，後被廢止）。「劉徹」派東郭咸陽、孔僅和桑弘羊主持鹽鐵專營，提出改革方案。這個方案實在是沒找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刀間、鄧通這類鹽鐵商從此在史書中消失了，換之出現了一批鹽鐵官，據說「劉徹」有50個鐵官，36個鹽官。
鹽鐵專營，「劉徹」並沒有關心國計民生的意思，他很直白地表示，這是為了緩解自己的財務困境（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鹽鐵專營殘酷打擊了工商業，失去了高利潤龍頭行業，漢代工商業從此走向沒落。
可以說「劉徹」締造了第一批壟斷型皇帝所有制的企業，當然這些地方的生產效率很低，生產出來的很多鐵器甚至不能使用，連割草都嫌鈍（割草不痛），於是就硬性配給，強迫購買（或頗賦於民），鹽鐵官不再是生意，而是一個衙門。鹽鐵集中在一個地方生產，卻要轉移到全國使用，由此，桑弘羊又主持了“均輸平準”，說白了就是由皇帝指派人倒騰鹽鐵。
不過，「劉徹」還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希望依靠“均輸平準”流通天下貨物。但是，他所謂的流通不是商業流通，照樣是為了“專奉兵師”。
總之，錢是他自己用，財是他一個人發。
如果說鹽鐵專營是與民爭利，那“算緡”和“告緡”就是赤裸裸地搶劫了。所謂“算緡”就是傳說中的“車匪路霸”，平民車上路要交錢，商人、手工業者做生意要交錢，交錢也無所謂，關鍵是稅額太高，大家不繳不好意思，繳的話生意也不用做了。“告緡”就更缺德，大概意思是揭發不繳納“算緡”者，獎勵罰沒收入的一半。算緡、告緡的結果是「劉徹」通過“罰沒”手段集中了大量財富和土地，商賈遭到了洗劫。
諸子百家歸儒家
先秦君主，包括秦始皇都是從祖先那裡繼承君位。然而，劉邦不是，劉邦的漢朝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結果。現在天下統一了，他的子孫開始為自己成為漢代第一家庭找理論依據。
這個事兒，也從猛人「劉徹」開始。
「劉徹」需要佐證自己的漢家坐天下是有道理的，是正確的。更重要的是，他打擊商賈也是正確的，消滅競爭也是正確的。總之，皇帝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確的，世界上只有他是正確的，大家都要聽皇帝的。所謂聖諭煌煌，皇帝的話不是人話，是聖旨，大家要跪地接旨，當然，貨幣或者流通，也要聽皇帝的。(利用董仲舒建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劉徹」需要的，不但要這樣做，這樣做還要有道理，大家必須把謊言重覆成真理。
儒家由此進入了視線，不過，「劉徹」所謂的儒家不再是孔丘、孟軻、荀況，也不再是百家中的翹楚，而是按照「劉徹」要求改造過的學說。被「劉徹」看中的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所創的儒家叫做今文經學，以前的儒家叫做樸學。
董仲舒（西元前179—西元前104年）被譽為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漢代思想家、政治家。不過我覺得，董仲舒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敗類和叛逆。董氏所以能成為儒學新代表，並非是他造詣很牛，不過是他的思想符合「劉徹」需要。
「劉徹」當政時期，漢家天下的思想還是比較活躍，或者說混亂的（師異道，人異倫）。這顯然與「劉徹」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首先要說明自己最牛，要大家統一聽他的，要是大家沒有思想，這樣就不混亂了。
「劉徹」認為董仲舒是個好同志，因為他說“王者受命於天”。既然這樣，漢家就沒必要從祖宗那裡繼承基業，皇位是上天賜給劉家的。沒有天，哪有人，當然就更沒貨幣，所以無論是人還是貨幣都要服從天的旨意。總之，聽「劉徹」一個人的就可以了，別的都不對，是違反天意的，“道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為實現這一目標，董仲舒從儒家倫常關係中選出君臣、父子、夫妻作為三綱。董仲舒大概覺得自己地位還不夠，於是自稱直接繼承了孔子學說。
董仲舒太謙虛了。
說謙虛，是因為他並不是繼承孔子，而是這些理論的原創。
秦朝焚書坑儒，嬴政要求大家把竹簡都獻給皇帝，為逃避這一無理要求很多人就把竹簡藏到牆壁、地下。儒生之間靠口頭背誦傳承著作，很多儒生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儒家著作，等到漢朝儒生把藏起來的竹簡刨出來，一看流傳的董仲舒學說跟原著已經迥然相異。刨出來的竹簡叫做“古文經學”，而董仲舒的那一套叫做“今文經學”。
“三綱五常”基本上是漢朝為帝王服務的東西，孔子講究“述而不著”，在《論語》裡只能看到對長輩、對王室的尊敬，哪裡有什麼綱常？難怪2000年後康有為在《今學偽經考》裡指責董仲舒篡改儒家經典，本來就是這麼回事。
中國先秦文化演進至此，被董仲舒篡改了。
早期儒家提倡禮儀，是把外在的“天”內化為自覺的“仁”，直指道德本心，把外在天命威懾轉為內在道德律令，好歹還是內在超越的人文精神。董氏卻把“天”直接歸於世俗權力，實際上把上天的權力賦予了人，儒學從此成為經學。
為了徹底推行董仲舒的學說，「劉徹」想到了一個很缺德的法子，規定只有符合董氏“今文經學”的“士”才有資格入朝做官。這就不太厚道了，“士”的晉身階梯是“學成好武藝，賣給帝王家”，那時候除了「劉徹」又不能賣給別人，那樣就是造反了，只有跟著董仲舒搞今文經學。
交相輝映的是，在貨幣流通層面，銅質五銖錢統一了貨幣，再沒有先秦的貨幣爭輝。
第23節：「王莽」古錢的奧秘
「王莽」，大家耳熟能詳。
史書對他的評價確實不怎麼高，看看京劇裡的大白臉，就是歷史對他的評價了。他是篡位得天下的皇帝，後世對亂臣賊子的痛斥往往就是：
“某某，莫非你還想學「王莽」不成？”
不過，按照董仲舒的今文經學，「王莽」似乎不應該是逆臣賊子，既然你祖宗劉邦可以代秦以漢，老子當然可以代漢以新。
「王莽」幼年時比較貧困（莽獨孤貧），但聰敏好學，在當地名聲也很好，後來通過姑母（皇后）裙帶關係進入朝廷中樞。掌握實權後，鴆殺漢平帝劉衎，之後接受哀帝劉子嬰禪位，國號新。
「王莽」期間，對朝廷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劉氏豪強，《史記》記載當時劉氏宗族已經“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王莽」篡位得到皇位，但篡位的皇帝也是皇帝，他當然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於是便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抑制地方豪強。最有特色的是土地政策，「王莽」把全國土地收歸己有，不准買賣。如果這個政策能推行下去，當然「王莽」就是全國最牛的人，可以牛到沒人敢跟他叫板。可是，全國土地都是你的，滅了劉氏宗族，那全國的人民也都徹底沒指望了。用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就是說，這嚴重破壞了資源流動，經濟必然會陷於蕭條。
當然，經濟沒有陷入蕭條。
因為，「王莽」的命令沒有得到執行。
權力不可能真正控制資源流動，也許會在一定程度限制資源流動，但絕不可能改變經濟進程。
「王莽」只好藉由貨幣了，他推出了中國歷史上最浪漫的貨幣政策。「王莽」太有才了，居然同時搞出了28種貨幣，大家可以自己按排列組合算一算，這需要多少種換算才能回答“錢到底值多少錢”這個問題。如果把新朝「王莽」期間的貨幣換算完，大概需要幾頁紙才能說清楚，因此對此粗略帶過，大家只要知道「王莽」發明了很多種貨幣就可以了。
不過，「王莽」為什麼要這樣呢？莫非古書看多了，成了書呆子。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王莽」絕對不是書呆子，書呆子沒有篡位稱帝的本事。
28種貨幣說穿了也簡單，以不足值貨幣代替五銖錢，洗劫財富，除了花樣太多，跟「劉徹」造三銖錢的意圖沒啥兩樣。雖然史書講「王莽」托古改制，將龜殼、珠寶當錢用，而且每次總用古書作為依據，但是其實，貨幣改革的目的卻只有一個：廢除劉氏宗族手裡的貨幣，斷絕了劉氏宗族的根基，達到強化皇權，打擊對皇權的挑戰（輸禦府受值，齊眾庶）。
因為，無論是三銖、四銖、五銖還是八銖，大部分錢仍然在劉氏宗族手裡，只有廢掉他們手裡的貨幣，才能集中財富，才能從根本上斷絕了劉氏宗族的根基。
推行新幣，是一個絕妙的方法。
可惜，「王莽」生錯了時候。
文景之治之後的西漢消滅了同性諸侯，中央政府正處於權威巔峰，匈奴與漢朝征戰歷來已久，外患可以轉移內部矛盾。即使如此，「劉徹」也不得不廢止三銖、四銖錢，取而代之使用五銖錢。
「王莽」篡漢之前，漢元帝劉奭仁弱、漢成帝劉驁昏聵，朝廷處於弱勢，「王莽」接掌的本就是一個弱勢皇權，劉氏集團肯定不會順從他的新朝。
再者，「王莽」的28種貨幣實在太離譜了，指望任何人記住28種貨幣互相換算，不是不可能，是很不實用。
實際上，無論劉邦、「劉徹」還是「王莽」更換幣制，目的只有一個：鞏固自身權力，消滅挑戰。在封建統治者的眼中，不能允許與自己競爭的勢力存在，正是為此，貨幣演進一次次被皇權的爭鬥打斷。
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第24節：銅臭的由來
漢室終於滅掉了「王莽」，「劉秀」當上了皇帝。
與常識相反，「劉秀」登基後並沒有頒行五銖錢。道理比較簡單，「劉秀」當皇帝也要壟斷權力，「王莽」時的大泉、小泉雖然十分繁複，卻是一個撈錢的好辦法。好辦法當然不能廢棄，先湊合著吧。
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們沒有找到史書中「劉秀」之後幾代帝王的鑄幣記錄，大概「王莽」的“古錢”實在是好用。
中平三年（186年），這個時候已經輪到漢靈帝「劉宏」當家了。
「劉宏」是個生意人，就是買賣比較特殊：倒賣官位。
要說「劉宏」祖上就曾幹過賣官的營生，不過那時也就是小打小鬧，賣個把爵位，最多與官吏平起平坐，混個臉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劉宏」卻發展到賣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職位以500萬錢賣給晉州望族崔烈，收錢交貨的時候卻後悔了。在冊封典禮上說“悔不少靳，可至千萬”，我怎麼半價就賣給你了。崔烈的兒子沒有領會父親大人做官的深意，卻賦予老爹官職一個流傳千古的名字：“銅臭”！
賣來賣去，「劉宏」的天下被搞得很不太平。
終於有一天，一個叫張角的人爆發了，與一般農民起義領袖相比，張角開了一個先河，因為他不僅是軍事統帥，還是精神領袖。
陳勝、吳廣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窮，用暴力平均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張角就不同了，因為，張角創立了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聲稱自己可以去禍消災，為造反作了充分的思想動員。等到信徒過幾十萬的時候，張角在京城散發傳單，“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其實很簡單，跟董仲舒也差不多，不過更直白些：現在該老子做皇帝了。
我們不評論張角起義的先進性和他到底代表誰，張角創立太平道確實開了一個先河：將神與現世融為一體，以神的力量號召民眾，神的意思是只求當世，不問來生。不知道張角是否真見過太乙神仙，估計沒見過，否則也不能以神自居。至於張角是否能替代神靈向人類賜福，那還得看你的造化：如果你死掉了，證明你就是魔鬼，活該；如果僥倖活了下來，當然是大仙法術高強。
向神性求得生之歡，人性會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又有什麼意義？
第25節：漢朝借貸
漢代最早的信貸記錄是開國皇帝劉邦留下的，嚴格說起來那時還是秦末。當年劉邦混得很不怎麼樣，常常在當地酒館賒帳，至於最後是不是還了，實在沒人能說清楚，這也算是一種商業信貸吧。
第二次信貸記錄，劉邦的角色同樣不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西元前196年），劉邦率軍征討黥布叛亂，留下蕭何看家，突然有一天劉邦嘀咕，“蕭何不會把我取而代之吧”（彼可取而代之），於是派人回漢中看看蕭何在幹什麼。
蕭何見到來使，立時明白了劉邦的用意。於是他在漢中故意賒買土地，說白了就是不給錢搶人家土地，很霸道。蕭何大概是第一個以貪財向君王說明沒有異志的人，雖然後來很多人用著不是很靈光。
是啊，有異志的話就不用貪財了，直接把天下貪了。
在劉邦賒酒，蕭何賒土地這兩件事裡，我們看到漢初應該就有商業信用存在了。這裡不想歌頌王侯將相，總拿帝王將相做例子，實在是中國史書中記載的都是王侯將相，“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沒錯的，可史籍記載下來的都是狗熊。
對了，民間信貸記也有記載，不過是高利貸，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貸。
漢代高利貸的規模應該已經很大，景帝三年（西元前154年）爆發了七王之亂。動刀動槍需要錢啊，可景帝當時很窮。
隨行的貴族和將領只有向長安高利貸資本借款，高利貸者當時被稱為“子錢家”，本金被叫做“子錢”。扯旗造反的吳王號稱“金錢在天下者”，你卻要借錢打仗，勝敗未分，子錢家不肯借錢出來。
本來嘛，你要是輸了不僅要損失本金，搞不好還要把命搭進去。
此時，長安無鹽氏顯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軍隊借出千金。七王之亂平定後，無鹽氏獲得了十倍利息（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從此發家（用此富爵關中）。
皇帝本人也有信貸記錄，也就是官方借貸。
中國皇帝得在小民受災時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顧民生，方法就是向小民借款，漢朝之前就已經有這樣的記錄，但語焉不詳。《漢書》的記載就比較明確了，《漢書》中“賑（振）”和“賑貸”是兩個意思，“賑”是指直接賑濟，“賑貸”則指放貸款。這也難怪，子民都受災死了，皇帝想搶劫也沒地方了，其實死掉倒不怕，就怕不死拉杆子造反，這才是最糟糕的。
漢武帝元狩三年（西元前120年），山東（今華山以東）發生水災，水災之後恢復地力需要幾年時間，長時間賑濟成本很高，於是「劉徹」把70萬災民遷徙到會稽，衣食由朝廷供給，遷徙後生產工具由朝廷賒貸。這是漢代文字記載的最大規模借貸。
第26節：啟蒙的幻滅(1)
漢帝國終於在黃巾軍旗中湮沒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漢朝不足區區500年，卻終結了一個時代。
在貨幣層面（因為這個時代還沒有完整意義的金融），先秦時代是生產與交換的完美結合，世俗權力既然沒有達到統一，便不可能以權力約束貨幣流通。齊刀、楚貝、秦布交相輝映的背後是中華先民對財富的渴望與追求，這種追求雖然會公然訴諸於武力，然而並不可恥，因為春秋五霸的征伐，鋒利箭鏃的背後同樣是雙方經濟進程的競爭。這種競爭對世俗權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當權者為了獲得經濟實力必須減輕掠奪，因為居民也可以選擇遷徙來逃避。
那個時代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戰爭，何況戰爭本身就不怎麼文明，走出茹毛飲血時代，將戰俘作為奴隸總比直接殺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可恥的是以世俗權力牟取財富，孔子雲“君子恥言利”即指此。
嬴政征服了六國，建立了沒有競爭的世俗權力，並試圖以皇權意志取代自由流通的貨幣。由此，貨幣變為權力牟取財富的手段，貨幣爭輝的圖景也變為毫無生氣的方孔圓錢。如果說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對自然的敬畏，在漢朝就轉換為人對人的恐懼。
在這裡，沒有競爭。
你有能力，我就收買你。
你不聽話，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從，我就殺掉你。
無論是秦半兩、三銖還是大小泉，其實目的只有一個：通過鑄幣聚攬財，杜絕與皇權競爭。當貨幣寄託了皇權的妄想，便無法承載經濟進程，貨幣的經濟作用最終也將在皇權統治下幻滅。
在以生存為主要目的的秦漢時代，皇權開始主宰經濟進程，自此，中國歷史開始缺乏競爭制約，也必然使世俗權力從創造轉換為掠奪。當掠奪超過極限，小農接近滅亡，就會演化成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壞為手段，摧殘世俗權力，同時也摧殘經濟進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貨幣。
從此，我們進入了一個權力周而復始的怪異循環。
無字小錢=無錢
京劇中，董卓的臉譜也是一個大白臉。
很多時候靠京劇臉譜評價歷史人物很不靠譜，因為京劇十有八九是君君臣臣。但董卓確實是壞人，是壞人中的壞人，雖然未必壞到絕後，卻絕對稱得上空前。
《漢書》記載了漢末的一首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十裡蔔，不得生”，“千里草”、“十裡蔔”合起來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則是詛咒董卓死掉。
史書中的民謠未必真曾流傳，卻是歷史對董卓的基本評價。
但凡能在史籍上留下隻言片語的都是牛人，都有特殊才能，起碼現在每年的十大傑出人物有99.9999％（小數位趨於無窮）不可能在千年後的史書上流傳。
牛人，未必是好人。
能留下名字的人，說得文明點，無論好人壞人，都有理想；說通俗點，無論偉人俗人，都有念想。大家圖名、圖利，總有個追求，都有個想法。但董卓這個人，以我的智力，想了很多年也沒明白，他究竟想幹什麼。
董卓出身於隴西士族，年輕的時候勾結諸羌酋長組織叛亂，後來，不知哪位地方官如此沒腦子，竟然任命他出任兵馬攢（州軍首領），他就反過來打擊羌族。而且，董卓實在沒什麼軍事才能，面對一群農夫出身的黃巾軍，竟然屢次戰敗，要知道，他手下的士兵可是職業軍人，黃巾軍，則是一群農民。
靈帝薨，董卓借外戚、宦官同時衰微之機另立漢獻帝，就此掌控了朝廷中樞。
第27節：啟蒙的幻滅(2)
不論董卓掌控朝政的合法性，反正皇帝是“地主階級總頭子”，他們祖宗取得皇位的歷史一般都不怎麼光彩。
問題是統治者個人殺伐決斷會影響整個帝國，一個好的當權者或許能把國家治理得國泰民安；就是壞的當權者，搶劫也總會有個限度，起碼不會明搶。
一般來說，當權者打擊異己，或者斂財，總會有個章程。強勢者總會設計一種制度，或者說給自己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讓被剝奪者有苦難言。雖然制度設計存在很強的剝削性，但總有制可循，被剝奪者可以在能力範圍之內適應、改變這個框架，可以陽奉陰違，甚至拒不執行。
比如，漢朝幣制：無論三銖、五銖、八銖還是新朝「王莽」古錢，其實都很不厚道，屬於背地裡坑害人，本質都是為皇權打擊異己。即使如此，社會說到底還是有規範的，居民還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董卓是個實在人，實在人不在背地裡坑害人。
董卓拿出來的辦法，是明搶。
在都城洛陽就直接縱兵“突其廬舍，淫掠婦女，剽擄資物，謂之‘搜牢’”。這就比較離譜了，就是說，坐在家裡，也會進來一群官兵，直接搶劫，而且保證你無法報警。
明搶，當然會犯眾怒。
劉岱、張邈、鮑信、袁術、曹操、孫堅、王匡……你知道的、不知道的，紛紛起兵，共推袁紹為盟主，組織聯軍討伐董卓。
董卓應對的方式，無論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他下令把洛陽城方圓二百里內所有的宮殿、衙門、民居等，一律燒盡，盡掘漢代諸帝墳墓，取出殉葬品，然後屠戮居民，然後跑到了長安……
跑到長安，董卓總算吸取了點教訓，不再直接縱兵劫掠都城。於是，他推動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幣值更迭，無字小錢。
初平元年六月（190年），到長安後僅4個月，董卓就下令熔毀五銖錢、洛陽銅器，還有秦始皇收天下金銅鑄造的銅人（12個被毀了9個），改鑄小錢，即臭名昭著的無字小錢。
所謂小錢，到底有多輕，史籍沒有記載，從現在出土文物來看，必定輕於2銖錢，不足1克，沒有紋章、沒有錢緣輪廓，簡直就是破爛。
小錢問世，搞得長安一石米要3萬至4萬錢，實在是有點誇張。雖然三銖、四銖錢也是掠奪財富，但好歹還是錢幣，而且朝廷要靠自身信譽推行。董卓小錢完全靠武力推行，這已經不是鑄錢，是赤裸裸的搶劫。
當掠奪超過被掠奪者的生存極限，就會轉而掠奪自己的同夥，很快董卓以小錢支付軍款。貌似強大的統治者，真正失去民心時，軍隊會放下屠刀，甚至會掉轉刀口，因為軍隊和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被掠奪者。
董卓的下場當然是罪有應得，最終，曾經支持他的手下（呂布、李肅）幹掉了他，“呂布戲貂蟬”就是在這段歷史上演繹出來的。
很難明白，董卓為什麼如此裁度國家政事，喜歡用明搶的方式往自己腰包裡撈錢。如果董卓只是一個土財主，他最多也就為害一方；如果他是一方諸侯，最多也就禍害一個地區；很遺憾，董卓是當權者，要禍害全國。
第28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1)
拜《三國演義》所賜，京劇把曹操也塑造為一個大白臉，還有，看《三國演義》的人遠比看《資治通鑒》的多，所以人們一提到曹操，總的感覺是這個人不怎麼樣。
不過，羅貫中太高看曹操了，無論前期的呂布、劉表、袁紹，還是後期的劉備、孫權，基本上沒有人聽曹操指揮。從歷史事實來看，曹操也沒有稱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國演義》倍加稱頌的劉備率先自立為帝。
畢竟，歷史科學和歷史，不一樣，對與錯，善與惡，涇渭分明。因為，可以虛構，可以美化。
歷史，不行。因為，歷史是真實的。因為真實，所以殘酷。所有人物，無論忠奸，都是集功罪於一身。無罪者，同樣也不會有功。
曹操才出道的時候，正趕上董卓當政，也不容易。當時，黃河流域基本已經變成了屠宰場，不同的是，被屠殺的是蒼蒼蒸民。
186年，曹操為避免被董卓殺掉，“散家財，合義兵”，聚眾五千人起家，10年經營，建安元年（196年）迎漢獻帝。這之後的歷史，尤其是曹操曾說過一句“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至今仍被當做口實，被罵了兩千年。
實際情況是，董卓死後黃河流域經歷了近幾十年混戰，終於曹操統一了北方，居民可以修養生息了。
曹操本是下層士族，靠武功起家，雖然迎漢獻帝，卻不可能拱手讓權。主政之後，他起用了大批寒門子弟，甚至“不拘微賤”，士族開始被排擠出權力中心。是啊，要是都用漢室舊臣，要不了多久曹操就得被人拉出去剁了。
曹操是否廢立漢獻帝，其實與士族個人理想並無多大關係，但和他們的飯碗卻有很大關係。雖然士族沒有膽子跟曹操死磕，但是，他們同樣希望靠近皇權中心，與其說士人擁戴漢室，毋寧說希望以此向曹操交換。當然，個把人表現有點過頭，被曹操拉出去砍了，也不是沒有。
小時候聽袁闊成講《三國演義》，經常聽到諸葛丞相屯田，實際上，屯田最成功的是曹丞相。曹操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屯田過程中禁止士族兼併土地，執行的最為徹底。
屯田，是因為有流民。流民，即流離失所的人民。沒有任何牽掛，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過明天，一旦活不下去，就會成為亂民，也稱，農民起義。
漢末軍閥混戰之後，留下了大量荒地，而士族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來耕種土地，他們同樣沒有足夠的農民。兵戈熄滅後，流民也希望安定下來，如果沒有一個強勢者給流民分配土地，荒地就會集中於士族之手，也就是所謂的“土地兼併”，這往往又是亂世之源。
曹操不希望這樣，屯田，有兩種方式，或招募流民耕種土地，或直接分給軍隊耕種，至於士族，滾一邊站去。
在某種程度上，罵曹操的話應該反過來說，他才是真正的漢室功臣。
蜀、吳兩國也實行屯田政策，但是很不成功。因為，他們沒有禁止豪強兼併的土地。《三國演義》常常描寫百姓跟著皇叔劉備逃走，現在看，恐怕跟著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強。百姓不可能自備乾糧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漢，那得吃多少糧食啊，皇叔家也沒餘糧啊。
三國鼎立之後，曹操以及後來的魏國並未鑄幣，一直使用五銖錢。
這倒不是因為他忙著出去砍劉備和孫權，主要是戰亂中人們都快餓死了，哪有剩餘用於交換，既然有五銖錢就先湊合著用吧（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三國期間，很多地方已經退化為自然經濟，但在曹魏統治地域，除了偶爾對付諸葛亮，還算太平，農耕恢復、貨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第29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2)
倒是備受稱讚的劉備，在蜀漢搞了一套複雜的貨幣系統，無字小錢、半兩錢、五銖錢、貨泉、直百五銖（“直”字通“值”）……其中“直百五銖”是一種虛值貨幣，當一百枚五銖錢用，重量當然比一百枚五銖錢輕很多，以此作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價飛漲”。
與曹操相比，諸葛亮也不是《三國演義》中那麼神機妙算，現實中，他甚至有禍國殃民之嫌。魏、蜀、吳三國鼎力，蜀國最弱，從地勢上看也應該採取守勢，諸葛亮卻五次北伐（並非《三國演義》中所謂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兩次出了祈山），耗盡了國力，本人也死於征途五丈原。
西元220年，曹操去世。
總結前輩經驗，其子曹丕終於在施政過程中承認了士族特權，開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按照士族地位分配官位，並在經濟上予以優待。曾經擁戴漢室的士族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同意曹丕建立新國號(魏國)，順利成為皇帝。
親之如兄，字曰孔方
265年，曹操的曾孫曹奐被司馬炎逼迫退位，當年曹操的兒子曹丕就這麼對付漢獻帝，如果曹操地下有知，說不定能氣得從棺材裡爬出來。無論怎樣評價，265年，司馬氏晉王朝終於建立起來了，史稱西晉。
晉朝是一個很奇怪的朝代，因為，自己沒有鑄幣。沒有鑄幣也沒關係，理論上，可以像魏國一樣使用漢代舊錢，或者使用東吳、蜀漢舊錢。雖然沒有貨幣，但司馬炎經濟意識很強，照樣很能撈錢。
司馬炎主持編纂的《晉律》規定，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判什麼刑，不僅因為你犯什麼罪，還要看你出多少錢，司馬炎大概是第一個明文規定可以用錢贖罪的中國皇帝。當時，魯褒作《錢神論》譏諷世風，“錢之為體，有乾有坤，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至於手上的官位，當然也是司馬炎牟利的重要方式。
一次，司馬炎問國子祭酒劉毅：
“你覺得漢朝哪個皇帝能跟我比？”
司馬炎滿心希望答案是漢武帝或者漢光武帝，但劉毅的回答讓司馬炎很失望，曰：“桓帝，靈帝。”在中國歷史上，如果把皇帝比作“桓靈”，等於罵人是烏龜王八蛋。劉毅還不過癮，又強調了一下：“還不如他們，桓帝賣官，收入歸國庫；你賣官，收入歸自己（桓、靈賣官錢入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這話說的不對。
司馬炎愛錢，但還沒到董卓的份上，否則也不能開國稱帝。司馬炎不是糊塗蛋，賣官撈錢，另有深意。
漢末、曹魏時代，長期的割據征戰耗盡了秦漢以來的皇權勢力，富豪重新獲得了地方的統治權，隨著“九品中正制”確立了士族地位，西晉時代表地方豪門的士族已成氣候，農民依附士族就可以不繳稅。就連司馬懿本人都自稱“諸生家”，而且娶士族高門之女楊氏，以提高自身門弟。以司馬炎的實力，滅三國尚且費了牛勁，直接屠戮士族根本不可能，皇權還需要依靠士族勢力維持自身統治。但司馬炎也不可能看著士族勢力挑戰皇權權威，他拿出的辦法就是削弱士族經濟實力。
一定要打擊士族。
漢朝七王之亂歷歷在目，顯然封同姓為王對皇權的挑戰也是很強的。不過，這個時候司馬炎還顧不上這些，他要靠同宗同族打擊士族。於是，司馬炎一反秦漢以來的皇族虛封制，恢復封建，封皇族近親為國王，希望培養皇族對抗士族。同時，在中央政權，重賞皇族壓制士族高門。
第30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
士族不全是白癡，看著自己的利益一步步被蠶食，當然要抗爭。
鬥爭在司馬炎帝位繼承權問題上爆發了。
司馬炎的長子「司馬衷」是一個絕頂的白癡，快餓死的時候“何不食肉糜”，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偽命題，就是司馬衷提出來的，而且絕對原創。
司馬炎想廢掉司馬衷，皇后楊氏堅決反對，理由是必須立嫡立長。
楊氏根本沒有這麼高的覺悟，所以要立司馬衷，是因為他太蠢，即位後她可以由皇后升格為太后，當家做主人。再次重申，楊氏，是司馬炎為了提高門閥從士族高第中娶回來的。
司馬炎VS楊皇后＝皇族VS士族。
司馬炎臨死詔司馬亮輔政，不過楊氏將遺詔改為楊駿（楊氏之父）輔政。第一回合，士族勝。
白癡司馬衷終於登上了帝位。士族當政時代開始了，世界變得一團糟。
司馬炎分封的皇族終於顯現出力量，汝南王司馬亮在新皇后（賈后）支持下殺掉了楊駿，並重掌朝政。在政治舞臺上，永遠沒有真正的盟友，昔日同盟今天可以兵戎相見。
司馬亮滅掉楊氏之後，開始向賈后發動了新的鬥爭，皇族不甘心自己在朝廷失勢，元康元年（291年）司馬亮發動了歷時16年的“八王之亂”。
這不是一本戰爭史，所以沒有記載八王之亂的征伐，大家只要知道士族和皇族的勢力同時被兵鋒滌蕩，晉朝的實力在戰亂中衰敗、衰敗、再衰敗，直到北方遊牧民族趁勢而起，終於釀成黃河流域的五胡亂華、異族十六國混戰。
西元317年，司馬家族被趕到江南，司馬睿在江南稱帝，史稱東晉。
在上述圖景中，根本看不到商品流通、經濟演進，曹魏以來僅存的一點建設成果被揮霍殆盡，中原大地曾經叱吒風雲的秦漢帝國，到了西晉，竟然連貨幣都混到沒了。
第二回合，皇族、士族全部完敗。
第31節：南宋兩場貨幣辯論賽
東晉、南朝（317—589年）中國南方先後出現5次政權交替，除了梁武帝蕭衍在位期間的侯景之亂，基本都是取代者具備絕對優勢，南方沒有因為統治者更迭出現大規模械鬥，因此南朝的經濟和商業得到一定程度恢復。即使如此，仍然以穀帛實物交易為主，到那裡做生意都得背一堆糧食、布匹。沒法子啊，兵荒馬亂的，沒實在東西沒人信你。
無論現代學者怎樣斥責當時的統治者窮兵黷武、掠奪農民，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較大的地域範圍內，沒有任何一個商人或者團體比統治者更有信用，雖然統治者本身確實不怎麼有信用。鑒於統治者還有信用，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時終於開始再次鑄幣（四銖錢），統治者雖然也是強盜，但這個強盜實力相對強一些，信用實在是比大家好，用四銖錢總比背著糧食布匹來回亂跑好。
劉義隆比較厚道，說鑄四銖錢，就是四銖，一點沒偷工減料。不過，除了四銖錢以外，當時使用的還有前朝所鑄五銖錢。
四銖錢與五銖錢哪個更貴？針對這個問題劉宋王朝開展了兩場辯論。
辯題：一枚五銖應該當兩枚四銖用嗎
正方辯手：劉義恭，職務：王爺；
沈演之，職務：京都衛戍區司令員（中領軍）。
反方辯手：何尚之，職務：內閣副總理（尚書令）。
現在由正方辯友陳詞。
劉義恭：東晉以來，人民的生產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商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現在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擴大貨幣發行量，如果五銖錢值兩枚四銖錢，那中央政府既不用費銅，又可以擴大貨幣發行，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結論：一枚五銖錢應該等於兩枚四銖錢。
現在由反方辯友陳詞。
何尚之大概是中國第一代貨幣數量論者，他在辯論中提出：一國貨幣數量並不改變商品多少，貨幣數量僅僅改變商品價格。如果一枚五銖錢當兩枚四銖錢用，現在民智未開，你弄兩種貨幣出來，群眾分辨不清，多種貨幣同時流通會影響群眾生產生活。舉例說明，「王莽」的28種貨幣就很離譜，最後因此亡國。
結論：一枚五銖錢不應該等於兩枚四銖錢。
辯論會結束後，主持人劉義隆宣佈：正方辯友勝出，在他的地盤上一枚五銖錢可以當兩枚四銖錢使用。
平心而論，劉義隆沒有鑄不足值貨幣，因為五銖錢也不是他鑄的，所謂五銖錢是前朝發行的鑄幣，他沒有從中撈到好處。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五銖錢多在富戶手中，當然富戶以劉義隆為代表。突然宣佈改變幣值，擁有五銖錢的人的財富立刻增加了一倍。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這時候坐皇位的是劉駿。此時，經歷了劉義隆創造的“元嘉之治”，南朝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貨幣流通更為普遍。
第二場辯論賽發生了。
辯題：貨幣可以私鑄嗎
正方辯手：沈慶之，職務：高級軍官（始興郡公），學歷比較離譜，他是文盲。
反方辯手：顏峻，職務：省長（丹陽尹）；劉義恭，職務：王爺。
正方辯友沈慶之首先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沈慶之大概是第一個原市場教旨主義的文盲經濟學家，居然在辯論中提出有指導的自由鑄造劣幣，就是說：鑄造不足值鑄幣，應該在官府指導下鑄造，官府要收30％，原來流通的五銖錢、四銖錢統統由官府存放。如果放開了私人鑄幣，鑄幣發行量會猛增，也不用愁沒銅了，市場一定會更加繁榮。鑒於以上理由，可以有指導性地私鑄貨幣，比如二銖幣。
結論：貨幣可以私鑄。
現在由反方辯友陳詞。
正方辯友的觀點是錯誤的，解決財政困難的關鍵是截流，比如皇帝劉駿的選美問題就不能搞，要增加銅的供應，首先應該考慮沒收民間銅器，不是鑄造不足值的銅錢。至於自由鑄造二銖幣，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餿主意，斷不可行（於官無解於乏，而民奸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
結論：貨幣不能私鑄。
很遺憾，雖然劉駿沒有相信沈慶之，這個餿主意後來還是被宋廢帝劉昱採納了。劉昱允許民間私鑄貨幣，並非不靠鑄幣撈錢。
劉昱宣佈，鑄錢是可以的，只要先交給他30％的抽頭。這等於宣佈可以把四銖錢貶為2.8銖錢，而且私鑄者為掙錢還可以繼續再貶，二銖錢（又稱“鵝眼錢”）堂而皇之問世了，搞得“斗米一萬，商或不行”。
第32節：黃金與土同價(1)
蕭道成（427—482年）廢掉了宋順帝劉准，建立了南齊王朝。南齊立國雖然只有23年（479—502年），但開國君主蕭道成卻是一個雄才大略的英主，曾發下宏願，“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黃金與土同價，有兩種解釋，先說第一種解釋：黃金非常便宜，人民非常富足。
蕭道成看到了前朝南宋幣制的弊端，“重錢患難用，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為禍深”，從他的施政過程來看，他對貨幣是有一些設想的，也曾設泉府，買銅、炭，準備鑄幣。就在他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得病死掉了。
要成為有作為的開國之君，首先得從死人堆裡爬出來，不僅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搞不好半拉國家的人都要死掉，比如司馬炎；之後，還得幹掉同打天下的英雄好漢，畢竟這幫傢伙握刀把子出身，很不靠譜，比如劉邦；還要收拾前任王朝留下的爛攤子，讓人們休養生息；最後，才有可能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
對蕭道成來說，做完了所有的事情，就剩下大展宏圖，卻死掉了。
只能說，這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
齊武帝蕭賾繼承了皇位，蕭賾對鑄幣沒有什麼興趣，只鑄過一次幣，南齊五銖，也是南齊唯一的一次鑄幣。蕭賾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意而為之，永明初年（483—485年）一石米只值幾十錢，一匹絹僅值300錢，“錢貴貨賤”，也就是傳說中的通貨緊縮。
蕭賾這麼幹，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蕭道成的宏願，“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不過，錢貴貨賤，倒楣的照舊是百姓。
南宋永初年間（420—422年），一匹布市價600錢，稅500錢，到了齊武帝一匹布市價只有100錢，稅仍是500錢，平白無故要多繳4匹布，這個數字實在是有點離譜了。如果用錢繳稅，朝廷只收圓錢和大錢，民間流通的錢大多經過剪鑿，剪鑿的錢只能以二當一，應繳1000錢，最後基本要繳到1700錢。
這樣實在太黑了，永明四年蕭賾下詔規定“錢帛相半，以為永制”。
去留，盡是民脂民膏。
再說第二種解釋，黃金與土同價，也可以解釋為：土塊非常昂貴，與黃金一個價格，即傳說中的通貨膨脹。這種解釋，可以用來描述南齊的繼承者，南梁。
南梁梁武帝蕭衍主要簡歷和評價如下：南齊地方、中央官吏，後創立南梁王朝；南朝最長壽的皇帝（歷代帝王的重要理想之一）；著名文學家，而且並非因帝位而被恭維，稱帝之前就和沈約、任蚄等齊名。
綜上所述，蕭衍的文采和長壽秘訣遠比政績更為出色，這也是他在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原因。蕭衍稱帝後，始終以崇信佛教著稱，據說本人曾經四次出家為僧。按佛教的說法，萬事，有因，才有果。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無論大、小朝代更替，開國之君一般都靠武力起家，唯獨蕭衍比較特殊，雖然他也有武力支撐，但更重要的手段是挑撥南齊皇室骨肉相殘，終於毀掉了南齊柱石，他趁機稱帝。由於軍事實力很弱，蕭衍始終借助士族對抗蕭齊皇室，實際上，南梁是南朝士族勢力最強盛的一個朝代。
蕭衍信佛，是因為自己心裡有鬼啊。
蕭衍很不厚道，與他的皇帝前輩一樣，稱帝後他同樣致力於打擊士族。何況蕭衍和士族實在稱不上袍澤或戰友，他們在一起的主要工作是陰謀、詭計以及謀殺，從來不露面，背後捅刀子。
蕭衍曾經目睹南齊皇族內亂，所以蕭衍一反南朝虛封制，他的子孫幾乎掌控了全國所有軍事重鎮。蕭衍希望借此凝聚皇族勢力對抗強大的士族，同樣為了這個目的，他對皇族幾乎不加約束，即使謀逆這樣的罪名，也只是訓斥而沒有懲罰。
另外一撥被蕭衍拉起來的，是寒門子弟。
皇族人丁畢竟單薄，他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的生育能力再強，也不可能超越高門士族。寒門子弟終於找到了出仕途徑，進入五經館，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國家行政學院”，如果考試合格，就可以被授予官職。雖然依舊不能身登高位，但總歸是有進仕途徑了。
第33節：黃金與土同價(2)
對中國歷史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變，雖然此時還不成熟。短時間內，寒門子弟還不足以支撐蕭衍對皇權獨霸天下的欲望，培養寒門實力需要時間。
不需要時間的，是鑄幣。
士族有勢力是因為有錢，有糧，有地盤。
皇族、寒門要有勢力，同樣要有錢，有糧，有地盤。
沒錢，可以自己鑄。換句話說更貼切，沒錢，可以自己造。
南齊主要使用前朝古錢，畢竟自己沒多少古錢，所以，南梁蕭衍當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鑄錢。目的，是發給自己人花。
只是蕭衍鑄錢，比較特殊，因為他雖然也鑄銅錢，但更主要的材料，是鐵。蕭衍在位期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朝廷大規模鑄鐵錢。
但是，鐵錢還是鐵，廣大南梁人民都知道，那玩意兒比銅便宜。便宜的錢，就是皇族拿去花，照樣不好使。而且，鐵錢幣材易得是雙方面的，一方面皇族易得；另一方面，士族也易得。皇族可以自己鑄，士族同樣可以自己私鑄，難不成還把我們都砍了？
|
中國貨幣使用銅的原因： 1.銅不易生鏽，鐵容易生鏽，不適合作為貨幣材料 2.銅容易加工，其實青銅器的顏色非常漂亮(接近黃金的顏色) |
公私鐵錢由此充斥市坊，終至“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大同年間（535—546年），這種鐵錢已經無法使用，倒是士族，往往用這些玩意來繳稅，去忽悠蕭衍。
蕭衍在位48年，重皇族、輕刑罰、發鐵錢。
這些，他在位的時候確實沒問題，因為他對子孫具有絕對權威。他快死的時候，事情就難說了，這群被嬌寵慣了的皇族確實是皇權的依靠，但大家如果都想成為天下第一人，事情就麻煩了，畢竟皇位只有一個，大家都去爭，結果就只有戰爭。
蕭衍想培育皇族勢力，結果，對皇位的垂涎引發了皇族叛亂，南梁中央徹底喪失了權威。蕭衍的子孫也上演了中國歷史上皇族最下賤、最卑劣的一幕：皇族子孫紛紛對內稱帝，卻對外稱臣，引異族勢力打到國內，終於引致了侯景之亂。蕭衍本人也在叛亂中餓死，信奉佛教的他以一種痛苦的方式奔赴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銀錢放貸中
關於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有很多傳說，據說周穆王時就有神佛“化人”東來，也有傳說言孔子知西方有佛；張騫通西域、霍去病攻打匈奴，都有可能把佛教帶入中土。
以上說法，皆無據可考。
可以確定的事實是，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已經頗為興盛。
人生在世，無論平民還是皇族，無論強者還是弱者，都會遇到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釋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可能皇族、強者遇到的麻煩比平民、弱者更多，即使控制資源，即使他們有充足的經濟實力，依然不能解決問題。
南宋皇室自劉裕稱帝後共有158個男丁出生，其中114人最終死於非命：子殺父者1，臣殺君者4，骨肉相殘者103，被人殺者6，看來皇室的大部分男丁都被自己兄弟、叔侄甚至是兒子給殺掉了。
“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司馬遷
某人在戰亂中死掉了，親人很悲慘，於是痛恨這個世界。連皇帝都經常被幹掉，那就比較可怕了，這也就是所謂的亂世。
如果你信佛教的話，佛祖會告訴你，雖然你死掉了，但精神不滅，被幹掉是因為上輩子沒積德（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雖死，神當其殃，因果迴圈，報應不爽），精神還會輪迴。
第34節：黃金與土同價(3)
下輩子混得怎樣，就要看這輩子是不是積德。
綜上所述，佛教告訴人們，你要積德。之所以在“要積德”前加“你”字，並非泛指，而是特指非佛教徒，佛教徒就可以考慮不積德。
南北朝佛教流行“淨土宗”，根據教義必須大修功德才能取悅佛祖，所謂積德就是為佛教搞基本建設，建大佛像、大寺廟，只有這樣才有利於弘揚佛法，才有利於修行。
至於建設標準：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搞建設必須有錢，無論如何“食氣辟穀”人體都要攝入澱粉和蛋白質，佛祖不會真的下凡賜信徒金蓮花，即使是最虔誠的也要吃飯。
於是，佛教徒必須化齋，《西遊記》裡的唐僧就經常差孫悟空去化齋。
“悟空，去化些齋飯來”，等於說“悟空，去要些飯來”。
任何時代的僧侶都不可能指望化齋吃飽，尤其是南北朝。因為佛寺太多，僅南齊都城（鄴）就有2800多座寺廟，供養僧尼8.2萬多人，靠施捨肯定養不活這些僧侶。毋庸置疑，南北朝僧人的法力不如齊天大聖；無可否認，他們卻絕對更有面子。
佛教徒的主要工作，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念經，超度眾生。
南朝佛教徒的主要工作，他們認為，應該是享受，被超度。
南北朝，戒行高潔的僧人不是沒有，但更多的恐怕還是蒙事的俗人。因為我們看到，史籍經常記載南北朝寺廟不但設酒坊釀酒，還“沽於市”，而且設屈室淫亂。當然，雖然僧侶很多，更多的還是低級僧侶，大概相當於以前的奴隸。或者，比奴隸更慘，奴隸主最多只能在肉體上剝削奴隸，低級僧侶卻要在精神上服從，因為他們可能反抗的是神佛。
可惜，他們拜的不是佛，而是本和他們一樣的凡人。
即使如此，在南北朝出家，也絕對是一份非常有前途的職業，“入者則尊，歸依則貴，居必方城，白璧朱門”，比現在的CEO拉風多了。僧尼擁有役徒、婢女，出則必車，歸則必浴，據《南史》記載，南朝“天下戶口，幾亡其半”，雖然有誇張之嫌，但名僧、高僧佔有很多土地，卻必定是事實。
如果混到寺廟住持，甚至是朝廷僧官，即使不奔赴西方極樂世界，在人間就可以提前享受到成佛的樂趣了。
最牛的，還不是提前當神仙，而是經營房地產。
北魏都城三分之一的房地產是寺廟，比現在什麼××地產、黑仲介都雷人。
寺廟信奉佛祖，專營房地產似乎很不體面。於是，僧人想到了周濟他人，這項業務名稱叫做“僧邸粟”，用途是“至於儉歲，賑濟災民”。“僧邸粟”的定位超越了貧民，上至王侯、下至商賈，都可以來寺廟借貸。
行了，直說吧。
“僧邸粟”就是高利貸，利息很高，高得離譜。
北魏年間，宣武帝元恪下詔，詔書為寺廟貸款規定了基準利率，利息合計不得超過本金的100％（收利過本，毋複征責），利率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那年頭沒有法院可以強制執行，所以南北朝寺院同樣面臨不良貸款，不過僧侶們很快解決了這個問題，倒不是他們法力高強，而是替他們收債的往往是官府。不敬佛祖暫時還問題不大，因為要等來生才能報應。不聽官府的話，問題就大了，馬上就會有報應。
平民沒有償還能力，必須以土地甚至個人抵債，“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棄子傷生”、“自縊而亡”。
第35節：黃金與土同價(4)
王侯借貸不還，看情況而定，如果是當紅政壇人物，半借半送，如果是二線幹部就弄點地產沖銷壞賬。連皇帝都跑到寺廟裡出家了，想回去也得拿錢來贖，贖金少了都不行（據說有億萬錢，還不還價），還怕個把二線幹部。
本來，佛家視金、銀、奴婢、牛、羊、倉廩、販賣、耕種、田園為八不淨。從南北朝的僧侶來看，把八不淨反過來說，似乎還差不多。
高利貸問題的倫理分析
高利貸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同樣無法考證，不過，世界各地都有高利貸，當代有，古代也有。
魏晉南北朝時期，高利貸的名字是“出債”、“出舉”，或者“舉”，放債形式有質押和抵押。南朝初期有一筆高利貸記錄，借貸雙方級別非產高：放款人是鎮守東晉曆陽的左府參軍刁逵，擔保人是東晉顧命大臣王謐，而借款人更牛，是南宋王朝創始人劉裕，不過借款的時候他還是個小混混。
劉裕是奴僕出身，年輕時還很窮，估計是抱著今人中彩票頭獎的夢想，經常去賭坊廝混，不巧一次賒刁逵三萬錢卻輸掉了。這下麻煩大了，因為刁逵的三萬錢借款，是高利貸。
劉裕沒有錢，被刁逵綁在馬樁上狠打，幸虧王謐替他還了賬，否則中國就沒南宋這個朝代了。這筆錢，劉裕當時肯定沒還給王謐，不過王謐並不虧，因為劉裕稱帝後沒殺這個故國大臣，還對他照顧有加。至於刁逵就不怎麼幸運了，在劉裕發跡之初就把他殺掉了。
看來放高利貸的風險還是很大的。
至於高利貸利率，確實很黑。《宋書》記載，宋文帝期間，富戶春荒時借100錢，秋收借款戶要還1000錢，名義利率1000％，期限半年。借錢是短線，還錢是長線，短線、長線不是股票術語，而是指穿錢的繩子，短線繩子比較短，大約比正常短30％；長線比較長，大約比正常長20％。
如果沒錢還，也容易，債主會賣掉債務人的妻女。看到這裡，提醒大家不要聯想楊白勞，就算債主都是色鬼，抵債的妻女卻未必都是美女。比被當侍妾更倒楣的是淪為奴婢，命運也更悲慘。南北朝時期，債務導致的奴婢問題很嚴重，北魏孝莊帝元子攸公佈律令（529年），要求廢除他管轄地面上的所有公私債務（諸有公私債負，悉皆禁斷，不得征）。
元子攸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結果不用問，不行。
南朝也有官吏看到小農為債務所累，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方法是詐騙。《宋書》記載，南宋吳郡太守顧覬之的兒子顧綽很富裕，鄉里的人都欠他錢（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顧覬之對此很擔心，深思熟慮後跟兒子說：
“你現在放債能順利收回來，是因為我是地方官，我不當官了，你收債就難了，不如你把債務合同給我，我來替你收。”
顧綽大概沒想過父親會忽悠他，就把所有借條都給了父親。顧覬之並沒有替兒子收債，而是把借條全部燒掉了，而且還當眾宣佈，所有欠顧綽的債務，一律不需要還了。
顧覬之這麼幹，至少在歷史上博得清名，至今有人以此教育當代官僚，不能貪財啊，看看人家顧覬之。
然而，無論是皇帝元子攸還是地方官顧覬之，他們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改變負債者的生存狀況。從東方到西方，從歷朝歷代統治者到一般平民，對高利貸深惡痛絕之，認為高利貸是一種壓榨，憑什麼收這麼多利息？
可是當生命受到威脅，雖然知道借債之後結局會很慘，但為解決當時的燃眉之急，借債人有其他選擇嗎？當然，好心的顧覬之可以一把火燒掉借據，能指望所有債主都燒掉債務憑據嗎？高利貸雖然很黑，但畢竟是一種信用，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
不能單靠詔令和同情取消高利貸，因為既然是資本，就一定會尋找最高的回報，雖然這種回報會毀掉人類尊嚴。千百年來，人們不斷以良知抵抗資本的誘惑。這些，都是因為人類是萬物之靈，除了追求利益，還要追求大同理想。
此時，人類生存能力還很有限，高利貸常常逼人為奴，甚至逼人致死。債務人很可憐，但這種狀況並沒有恐怖到極點，真正可怕的是沒有挑戰的皇權，那時，遭殃的就不僅僅是個把債務人了。
第36節：逝去的貴族(1)
“士”本是春秋戰國時代遊說諸侯的人，沒事能遊歷列國，當然有錢，有錢才能成為當權者的統治基礎。不過，千萬不要以為富戶看幾本儒學典籍，再把自己的心得教給子孫就可以混成士族了，單純習儒的富戶，在中國史籍上另有專有名詞，即“素族”。由“素”一字就可以知道，他們在政壇上，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群體。
士族，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祖先曾經是當朝顯貴，主要包括軍功世家、官僚世家，只有“官有世胄，譜有世官的”才是門閥士族。士族靠分權而存在，適合於春秋戰國，秦漢以降他們開始成為皇權集中的絆腳石，因為皇權的欲望是無限的，歷代帝王都致力於消滅來自士族的挑戰。
秦立朝不過十幾年，士族依然很興盛；西漢樸立，“士”已經成為地方豪強的代表；東漢以後，中國政權頻繁更迭，皇權根本沒有充分的時間形成集權，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士族才形成了氣候。
而且，皇權再猛也不可能驟然割斷近千年的傳承，況且，隋朝以前的皇權還不能找到一個完整的體制替代士族。不是皇權不想廢掉士族，是不能廢掉士族。
廢掉了士族，皇帝的命令大概只能說給自己聽聽。
一個人，想創立一個王朝，必須成為一個猛人。其實，一個人猛一次並不難，甚至猛一生也很容易做到。
一個猛人也確實有可能在軍事上消滅所有對手。不過，僅僅軍事上的強盛只能消滅對手，卻不能必然保證可以建立一個帝國，猛人還必須有控制帝國的能力。
真正的猛人，必須建立自己的有效統治。
只靠武力統治的，不是皇帝，是土匪。
中國歷代帝王，確實都靠軍功起家，然而，軍事上打倒敵人還遠遠不夠，他必須建立控制帝國的制度，進而形成自己的權威。只有存在一個完整的體制，軍事優勢才能鞏固，進而推行自己的治國意圖，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己不被另外的強者挑戰。
在找到這個制度之前，皇權維護自己統治的方法，只有依靠現有最強的勢力。
東晉之前，這個勢力，就是士族；於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間。
士族靠祖蔭進仕，皇權對他們沒有絕對約束力。既然權力來源於祖德，何必要盡心盡力侍奉皇帝，沒有人天生適合被奴役，從優越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士族，更是這種心態。
皇權需要的，不僅僅是支援，還有服從。
然而，在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中，皇權基本上沒有這個本事。要是有這個實力，鬼才會跟你廢話，早把你拿下了。
第37節：逝去的貴族(2)
雖然，西晉司馬炎培育皇族勢力，但楊氏當權後，士族再次取得階段性勝利。東晉末年，皇室持續不停的更迭，士族終於取得了世俗權力。隨之而來，魏晉南北朝演化為具有鮮明分權色彩的士族體制。
雖然時間很短，卻演出了中國歷史上最愚蠢的一幕。
正是因為出仕源於祖德，也腐蝕了士族的進取心，東晉以降，士族開始鄙薄武事，雖然不排除個把人有軍事天賦，但大部分人仍相當不靠譜。這倒不是說士族子弟一無是處，門第傳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標，號稱讀聖賢之書，讓他們去幹具體工作實在是為難了。士族更適合於清談玄學，優美的南北朝「駢文」就出自這幫無聊文人的手筆。
然而，治國方略不是文人筆下的浪蕩情懷，能寫出千古傳唱的《別賦》，未必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唐代，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白，雖然混到醉臥長安皇城，也終究沒在仕途上闖出名堂。就是今天，誰敢在公務員《申論》考試中寫散文，哪怕你是魯迅、胡適，保證你也被斬於馬下。
恰恰是這種文人情懷強化了士族的衰落，每天想著詩詞歌賦、吟風弄月的人，怎麼會有心思按領導意圖寫好公文。士族子弟從心底看不上“俗務”，對公文照例署名，最離譜的人甚至連自己該幹什麼都不知道。
嘯父出身會稽虞氏，屬於南土高門，晉時曾任侍中，即中央辦公廳主任。一次宴飲，晉孝武帝提出了一個問題：
“有所獻替邪？”
“獻替”其實是一個術語，意思是下面人提出的方略是否有備選方案，嘯父竟然以為皇帝跟他要海鮮，因為他家鄉近海。
估計，晉孝武帝當場就暈菜了，有這樣一個辦公廳主任，夫復何求？
儘管如此，士族仍舊可以限制皇權，而皇權只能對士族有打有拉，這些人再愚蠢，畢竟是地方豪門望族，除了他們還真沒有別人去貫徹皇帝的政令。
但是，士族體制卻存在致命的缺陷。
門閥確實可以給士族出仕第一步，身登高位，卻依然要取得帝王的信任，才能真正獲得權力。而皇權的信任半徑，其實非常狹小，狹小到不過就是那麼幾個人。
於是，為了接近皇權，士族開始了無休止內耗，僑姓與吳姓之間，荊州和揚州之間，相權和相權之間，高門和庶族之間，高門和皇族之間……每一個高門士族似乎都面對著無窮無盡的仇殺。
他們的命運，其實也是激流中的浮萍，得失急驟、生死無常。
這種政治鬥爭，極具殘酷性，士族不是西方城堡中的領主，他們在地方的經濟實力，來源只是地租。即使在東晉鼎盛時代，無論士族在地方有多少土地，始終都沒有取得領地行政權。
地租和行政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地租只是鈔票，而行政權卻是印鈔機。行政權可以剝奪地租，反之，則絕對不成立。
這就意味著，如果在政治鬥爭中失勢，士族同樣無法在地方上立足，他們將一無所有。雖然門閥給了他們一個很高的起點，但這個起點需要不斷維護，方式則是靠近皇權。
因此，這種鬥爭，有去無回、有你無我，只能勝利、不能失敗，士族其實也沒有退路。在狹小的半徑裡，最終能勝出的畢竟是少數。
曹魏以降，皇權就不斷禁絕士族高門兼併土地，南朝帝王已經開始有意識地起用寒門子弟執掌機要。雖然他們官階很低，但士族獨霸朝綱的局面已經開始動搖，梁武帝之後的侯景之亂更是滌蕩了南方士族僅存的一點實力。陳朝亡國後，南方士族變為亡國之民，只能依靠聯姻攀附新權貴，才能苟延殘喘。
雖然士族跟皇族的角逐在唐朝才能揭曉最終答案，這並非由於皇權軟弱，而是還沒有出現合適的體制替代士族。
士族被皇權掃蕩後，皇權拿出來的就是科舉制度，說好聽點，是興辦教育；說難聽點，是憑皇帝一人殺伐決斷。雖然寒門子弟靠科舉進仕，但科舉不可能挑戰皇權。官吏所有的能力都來自皇權，甚至他們自身生殺予奪也掌握在皇權手中，挑戰皇權的唯一方式就是成為另外一個皇權。
這種替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朝著士族分權的方式演進。
五代十國，中國曾經在集權與分權之間猶疑，如果士族戰勝皇族，中國演進體制中可能就會出現多元化格局，從而整個制度演進路徑將完全改變。然而，即使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士族天然的分權性使它無法形成一塊鐵板，即使奪權成為帝王，卻又必然向皇權轉化。
南朝以後，士族漸漸消失了，從此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貴族(隋朝統一後，建立科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至高無上的皇權和圍繞在皇權周圍的封建官吏，他們比士族更加寡廉鮮恥、聚斂無度。從這一點上講，這個時代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怎麼說都不過分。究竟怎樣評價這種制度演進，我們無法回答。
第38節：漢、隋五銖，誰更值錢(1)
西元581年，楊堅滅宇文氏，建立隋王朝。東晉以降，中國經歷了兩個半世紀的分裂，終於再次統一。
歷史上曾經有無數人，對時間來說，這些人是帝王將相或是草根平民區別實在不大，結局無一不是隨百草埋沒。現在，知道劉義恭當過皇帝的人，並不比去知道自己祖宗事蹟的人更多。
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做田！
能被人記住的，都是牛人。不過，牛人還是人。
沒有牛人，歷史該怎麼樣還會怎麼樣，不過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歷史失去一個牛人，會改變表現形式，但內涵仍會沿著原有軌跡，幾年、幾十年、幾百年……，歲歲如斯。人們會記得牛人的名字，牛人也許會有傳奇，只是，傳奇都是不斷重覆的故事。千百年後，鉛華洗盡，人們才會驀然發現，牛人之所以牛，不過是比較二百五，比如，在戰場上砍人的時候比較猛，只有豁出去，才有機會成為牛人。
牛人當然有能力，但更多的，是運氣。
因為，牛人一生都在適應社會、詮釋現有制度，從來都沒有能力改變世界。歷史，姓李還是姓趙，實在只是一個代號。
比如，唐宗和宋祖，李世民和趙匡胤當然都是牛人。
唐宗、宋祖都靠砍人起家，但無論怎麼砍，砍完之後都在原有封建制度制下喘息，不敢越雷池半步，最終唐宋盛世還是沒有逃脫敗亡的窠臼。
歷史沒有牛人，該怎麼樣還怎麼樣，牛人只能改變了歷史的表現形式。一個王朝，姓趙還是姓孫，對今天來說，其實沒有任何分別。
因為，牛人一定會出現，雖然我們可能會等地稍微長點。
能改變歷史的人，才是神人。歷史失去一個神人，就會改變內涵，之後的演進路徑會完全改變，所有牛人都要在這個框架下生存，直到出現另一個神人。
神人，都是偶然。
而且，神人不一定活的很長，甚至不一定是皇帝，但是神人都會影響歷史幾千年。
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人，是神。
比如，董仲舒。沒有董仲舒，說不定孔子和墨子一樣，至今儒家不過是春秋時代的一個流派；有了董仲舒，漢文化才有異化後的獨尊儒術。
|
看了作者陳雨露的說明，我才知道其實董仲舒的理論，是為了建立天授皇權的統治理論，這個觀念影響至今，其實不是所謂的真理，說穿了，只是中國人這一群人的共識。如果與現代西方觀念一比較後，就會發現其實許多觀念早該隨著時代演變而修正。 |
第39節：漢、隋五銖，誰更值錢(2)
楊堅，屬於神人。
因為，沒有楊堅，中國後來封建社會的制度路徑可能完全改變。雖然隋朝只存在了30多年，就是這30多年，真正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制度基礎。楊堅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這些想法在他當政幾十年中被付諸於實踐，卻影響了其後的整個中國歷史。
我們還是從貨幣制度說起。
楊堅稱帝後，重鑄五銖錢，史稱“隋五銖”。
隋五銖問世的時候，歷代舊錢仍在市面上流通。楊堅很不滿意，他想到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用舊錢者，盡沒於官”，也就是傳說中的罰沒。
比如，直接派兵到商鋪裡搜（搶）；比如，到路口檢查，非隋五銖錢一律沒收；比如，地方官員推行隋五銖不利，免職……
楊堅確實沒讓隋五銖減值，因為，隋五銖比漢五銖輕很多，漢五銖為4克，隋五銖卻只有2.42克。
楊堅推行隋五銖，自有楊堅的道理。
自隋朝起，中國才真正開始成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其疆域要遠比秦漢帝國遼闊。要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靠前朝留下的那點五銖錢，肯定是不行。因為，舊錢主要在士族手中，廣大隋朝士族還沒死絕，指望這些人聽從楊堅命令，那是相當不靠譜的。
任憑舊錢流通，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貨幣，士族又不可能有這麼高的覺悟，楊堅如何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權威？
沒有權威，如何號令天下？
不能號令天下，豈不是又“不知幾人稱孤、幾人稱王”？
楊堅自己被拉出去剁了倒是小事，沒有統一的權威就等於大家都相當權威，還不知道有多少生靈要在無謂的戰場塗炭。
只有統一貨幣才能消除士族勢力，才能形成一個真正有權威的中央集權，而一個真正有權威的中央集權，又恰恰增強了貨幣的信譽。“隋五銖”替代前朝舊幣，也就弱化了士族挑戰，就算士族很牛，有本事逃避罰沒，手裡的硬通貨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正是靠著隋五銖，楊堅才一步步真正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楊堅和秦始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想統一貨幣。
兩者相同的做法是：不聽話，我就殺掉你！不同的做法是，嬴政雖然建立了郡縣制，但卻沒有真正創立封建制度，地方官本身就是士紳，指望他們執行命令，那是相當不靠譜的。縣官本來就是地主，只要影響自己利益，比如會或明或暗對抗。
楊堅就不同了，因為，除了頒行隋五銖，他還起用了一批頒行隋五銖的人，這批人叫做“寒門子弟”，反正自己本來就沒錢，真去砍人，也肯定不是砍咱窮哥們。正是啟用寒門的制度，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根基：科舉，進而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軌跡。自此，皇權找到了一種既可以替代士族，又可以形成集權的制度。
只有到了隋朝，“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才真正成為讀書人的夢想，讀書，可以登科、跳龍門、點狀元。
點狀元，可以當大官。
完善的科舉考試=高考（秀才）+考研（舉人）+考博（進士）+公務員考試（中央直屬機關）+領導職位公開競聘（副處級以上）。
公式說明：僅限於國內文科最著名的大學，比如，中國人民大學。請注意，這裡沒有之一。現在的大學實在是太多，科舉的結果卻只有一個，做官，而且別無分號。就算你有膽子做假學歷，也沒膽子到朝廷領官職。
科舉考試難度，不言而喻。
如果使用社會學語言，科舉建立了社會階層的正常流動機制，給社會下層民眾一條晉升出路。而且，科舉制度確實很嚴格，難得作弊，風險實在太大！偶有作弊成功者，並不影響科舉本身公平性。
從歷代科舉來看，但凡舞弊者都會牽出後面的大人物。
不過，楊堅並沒有如此高尚。公共經濟學認為，官僚只對權力來源負責，這個道理完全可以用來解釋科舉制度。魏晉南北朝，士族進仕憑祖宗蔭功，靠的是門閥出身，權力來源是祖德，官員未必對皇帝負責。科舉制官員權力來源於皇帝，官員必須對皇帝負責。
祖上有蔭德，沒錯，可是要考，屬於差額錄取。
楊堅創立了一個完全服從於他的官僚體制，就此，士族失去門閥進仕途徑，官員位置不再世襲，權力、官職來源於皇權，士族就此徹底沒落。
科舉，或許不是一種好制度，但確確實實是一種公平的制度，實在想不出來還有什麼方法能夠替代。
不過至此，皇權也失去了唯一的挑戰者。因此，楊堅，才是神人。
權力高度統一，對明智而又有韜略的帝王，是好事。
這種帝王，只是偶然；所以，楊堅是偶然。
第40節：盡道隋亡為此河(1)
楊堅之後的皇帝，叫做楊廣，也就是傳說中的隋煬帝。
楊廣，背了很多駡名，尤其在野史中，他從來都是被攻擊的對象：修運河、征伐高麗、遷都洛陽等。總之，他是一個桀紂之君，沒幹一件好事。
剛才說了，楊堅是偶然；楊廣，是必然。
雖然楊廣確實可能弑父，至於淫母，實在是談不上，就算他和老爹的兩個貴妃不清不白，這在古代皇室似乎也算不上什麼緋聞。
從古至今，正史對楊廣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有人說楊廣“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不過，也有人說他“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
怎麼評價，要看誰說。
關於楊廣的負面報導，最早出於《隋書》和《貞觀政要》，這兩本書，廣大唐朝人民都知道，是李世民“編”的。按照儒家精神，或者說今文經學，篡位是不對的，殺先帝更是罪大惡極。即使皇帝昏聵也要愚忠，拉杆子把楊廣弄下臺是不可以的。
必須把楊廣樹立成一個弑父淫母的逆子，一個儒家道德的叛逆，一個暴戾無常的帝王，才有理論根據打倒他，唐朝才有理由取而代之。
沒有隋煬帝暴虐無道，哪有唐朝帝王的聖哲。
不過，《隋書》還是記載了一些楊廣的正面史料的，李世民應該確乎知道沒有楊廣，自己也不可能順利統治整個帝國。
比較離譜的是，宋代《資治通鑒》。
出於政治失意的原因，司馬光借古諷今把《隋書》和《北史》中的正面資料幾乎全部刪除，僅詔令一項，至少被刪掉15處以上，而司馬光給楊廣留下的版面不過就那麼一點點。
但凡歷史人物，功罪是不能分開看的，無論如何分開，不過就是個數字，根本沒有任何依據。如果有依據，就直接精確到二點三七五、七點六三五了，歷史不同於自然科學，數學式評價才是不嚴肅的。
有時候，功就是罪；有時候，罪才是功。
南北朝士族衰敗，確切地說，應該是南陳士族衰敗。因為南陳是漢族正統帝王，所以往往當代史學會忽略北朝。與南朝不同，楊堅建立的是一個統一的漢族帝國，面對的是全國士族力量，雖然他創立科舉之制，大規模起用寒門子弟，但是北方士族乃至南方士族殘餘勢力仍舊存在，或者說很強。
第41節：盡道隋亡為此河(2)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隋五銖確實削弱了士族實力，楊廣面對的仍舊是難以駕馭的士族，他必然會繼承楊堅的志向，在加強皇權的路徑上一步步走下去。
從楊廣開始，科舉才真正擴大到寒門庶族，寒門子弟取代北方士族成為中央官員。為了儘早達到這個目的，楊廣徹底廢棄了九品中正制，改設九品官制，每品保留“正、從”兩級。被他廢掉的官職不是撮爾小吏，更主要的是“上柱國”、“三師”、“都督”（類似於今天的內閣成員），楊廣創立的這種官員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自此，寒門子弟開始真正進入國家中樞，正式試圖取代士族高門。
只是，楊廣的這些措施不可能立馬見效，畢竟寒門子弟成長是需要時間的，唐朝原原本本的繼承了隋朝科舉制度，也正是因為這個制度，唐朝中期武則天才能在對士族的決戰中取得勝利。
既然科舉不能立刻見效，楊廣就想到了立竿見影的方法。
你猜對了，鑄錢。
只不過，比隋五銖更輕、更破。
靠著鑄錢收益和前朝罰沒積累，楊廣開始施展自己的抱負，中國歷史上又一次規模宏大的開疆拓土開始了。
隋煬帝當政期間，中國才第一次成為一個東起大海、西至西域（東西四千多公里），南抵雲南、北接大漠（南北七千多公里）的帝國，後世中華民族的疆域就是這個時候奠定的，不但強於秦漢，也大於唐宋。
楊廣確實幾次征伐高麗，而且以失敗而告終，可是他同樣征伐突厥，征伐南嶺，從來沒有人指責，因為，青海就是那時納入版圖的，指責楊廣征伐高麗是以成敗論英雄。
還有人指責楊堅修運河，不過也有人讚美京杭大運河，只是無人再把兩者聯繫在一起。修築運河並非在地圖上憑空挖出一條河道，很多地方用天然河，楊廣真正只挖了全河道的30％。沿著這條運河看一看，就會明白，這條運河幾乎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唐代繁榮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這條運河。
運河終於修通了，楊廣征伐高麗也失敗了，他在位期間過度使用民力，最終民怨沸騰。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楊廣仍舊沒有放棄，而非終日沉湎於宮室之中。隋末，天下大亂，士族私鑄貨幣蔚然成風，即使在國力衰弱至此的情況下，楊廣仍然試圖推行“曲筆五銖錢”整理貨幣，重振隋朝曾經的輝煌。
可惜，曲筆五銖雖然是一種精美的足值貨幣，卻不適合於亂世，這就是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曲筆五銖幾乎都被士族高門弄去重鑄了，以至於至今現存文物相當少，成為現代一種價值不菲的收藏品。
其實，開疆拓土、修渠挖井都會極度耗費民力，如果楊廣只完成其中一項，他必定是名垂千古的帝王。
無論怎麼評價，隋朝僅傳兩代就在楊廣手中滅亡了，而且他廣造行宮、穢亂宮廷也確都是事實。他想做的太多，在權力統一前提下，沒有人能質疑他這種不切實際的雄才大略，這個圖景在後來中國歷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現，也不止一次給中國人留下傷痛。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教多。
第42節：開元通寶(1)
唐朝是中國人最引以為豪的一段歷史，世界各地華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不可磨滅。這個時代，確實值得中國人驕傲。唐朝鼎盛時期，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原糧產量是4524市斤(1市斤=500公克)，一直到1978年這個數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對這個數字沒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現代相關資料：清中葉，也就是所謂康乾盛世，這個數字為2262市斤；1949年，這個數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現在美國不過占世界GDP不足1/4就找不到北了，而盛唐時占世界GDP卻足足超過了50％。
西元626年，李世民導演了玄武門之變，他是唐朝最優秀的皇帝，職務座右銘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身，猶割股以啖腹”（《貞觀政要-君道篇》）。
與楊堅一樣，李世民同樣是偶然。
不僅李世民，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為偶然，所以才值得紀念。只要沒有人能制約弗遠無界的皇權，這種偶然和必然將永遠存在。在權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須靠近權力中心，手段肯定是無所不用其極，沒有制約的權力又怎麼會產生明君和清官？僅靠個人修養和儒家思想，又能有多少偶然？
李世民之所以能這麼想、這麼做，是因為他少年並不得志，因為不得志才瞭解民間疾苦，因為瞭解民間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來，個案不能推廣。
現在，讓我們看看唐初的貨幣吧。
「開元通寶」是唐初貨幣，往往被認為是貞觀盛世的代表。實際上，「開元通寶」是李淵在武德四年（621年）所鑄，屬於非計重貨幣，10枚為1兩、1兩等於10錢的衡制即源於此。這種貨幣終結了西漢以來的五銖錢，中國貨幣由計重錢轉為非計重錢。
開元通寶用於小額支付，說白了就是零錢，使用者主要是自耕農。
但是，開元通寶並沒有滿足小農需要。原因很簡單，官府鑄錢沒什麼收入，鑄一貫錢（1000錢）大體費用在900錢左右，稍有不善就會賠本。賠本生意，官老爺們是不會有興趣的。此時，私鑄貨幣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鑄錢不夠用，就得自己鑄。出土貨幣證實，唐初流通中的錢，很大一部分是私鑄的貨幣，恐怕當時私鑄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本來，私鑄貨幣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物價上漲，可唐初物價卻平穩得出奇。
原因在於李世民挑動農民自發脫離士族，成為自耕農，自耕農多了，錢就不夠用了，物價也不會漲了。
有人說，中國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地主和豪強。
這個話，最好反過來說。
縱觀中國歷史，能拉杆子造反成功的，除了一個朱元璋，其餘都是地主階級。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反而是農民。
好人，誰去造反啊。
強勢封建集權必然對應鬆散的根基，因為一個強勢的中央、一批硬朗的地方，放在一起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
與士族豪門相比，自耕農不能形成統一的勢力，皇權才可能統一事權；寒門子弟沒有門閥利益，出仕執行詔令也不至於推三阻四。
不過，李世民登基時，全國只有200多萬戶小農，到不是戰亂把人殺絕了，而是自耕農托籍於士族門下，不接受統計。李世民想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法子，“狹鄉遷寬鄉”，去狹鄉的人，都白送土地。作為代價，自耕農要向朝廷納稅服役，這叫租庸調。
授田、租庸調，締造了唐朝統治基礎，自耕農，自耕農又維持了盛唐國家的絕對權威。有了這個絕對權威，開元通寶才可能由計重錢變為非計重錢，此時，交易者此時已經信任國家。
這是一個良性自我迴圈“……→國家信用→貨幣穩定→生產力發展→……”，理論上這個迴圈是可以自我維持的，所以我們有了唐初盛世。
盛唐之治，不僅是中國古代經濟的輝煌，也是中國古代貨幣的輝煌。
霧鎖淩煙閣
李世民曾把他的功臣畫像掛在淩煙閣上，「長孫無忌」排名第一。
第43節：開元通寶(2)
淩煙閣功臣，其實都是士族。雖然五代以來士族不斷遭到打擊，但隋朝科舉只實行了不到30年，士族還沒有完全衰敗，李淵、李世民稱帝時，朝臣仍以士族為主。
李世民是對的，權力剛剛穩固，士族同樣是他的中堅力量，他只能釜底抽薪，慢慢來，先忽悠走托籍在士族門下的農民，卻不敢驟然以貨幣改制剝奪士族財富。
雖然發行開元通寶，卻不敢禁止私鑄。沒有他們，李世民不可能在玄武門之變中勝出。他們是玄武門腥風血雨中歷練出來的幹才，不是五代時期的白癡。
皇權確立後，士族成了皇權的絆腳石。
皇族和士族的矛盾，終於在武則天和「長孫無忌」的鬥爭中爆發了。
長孫家族出身關隴門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士族利益。不過，「長孫無忌」確實沒有膽子直接挑戰李世民的權威。李世民活著的時候，皇族與士族的對抗比較隱蔽。
事情起因是太子承乾被廢後的立儲問題。
「長孫無忌」必然希望擁立一位容易控制的皇帝，而不是又一個不斷打擊士族的“李世民”。
在李世民授意下，皇四子李泰(母親為長孫皇后)，幾乎被立為太子。這種事情上，皇帝支持也未必能辦成，因為“幾乎”也不是“已經”。
皇太子李承乾經營多年，士族高官都在他門下。李泰雖然也有才幹，但只有沒出路的寒門子弟才去幫襯李泰。李世民最初確實希望立李泰為太子，然而，他也明白，李泰登位必然會驟然放棄士族，當時，寒門官僚氣候未成。
皇帝稱呼自己“寡人”，實際上皇帝決不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一天也不行。政令必須靠人去推行，必須有人替你控制軍隊。即使皇帝可以在一道詔書之內把所有的高官都換成寒門子弟，難道還能把所有官員都換成寒門子弟不成？如果換不了，莫非真想憑一紙命令讓寒門子弟赴任？
沒一起共事過，沒給過下屬任何好處，人家憑什麼要聽你的？總之，聽話是可以的，不過要先給個理由。李世民不能這麼選擇，授田可以讓士族漸漸失去基礎，但驟然對士族高官動手，大唐安在？
最終，名不見經傳的皇九子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是「長孫無忌」的希望。與李泰相比，李治未經歷練，很容易掌控，更重要的是李治不會對他們這幫關隴門閥下手。然而，當皇位真正傳承到李治手中時，「長孫無忌」卻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對手：武則天。
武則天原名武曌，“則天”是後世對她的尊稱，取義於“效法於天帝法則”，用於尊稱這位既是皇后又當過皇帝的非凡女性。武則天出生於利州，與士族高官實在沒什麼瓜葛。
李治登基不久，武則天就從李世民的妃子晉升為李治的皇后，皇帝仁弱，武則天也希望控制他，而且武則天已經具備了這個基礎。
武則天如何登基，這裡不講，這裡只明確她的力量來源。
李世民不但繼承了隋朝科舉制，而且將進仕範圍擴大到寒門子弟，當武則天成為皇后時，科舉制度已經執行了近100年，武氏登基，寒門勢力已成氣候。有人認為，武則天代表科舉出身的“山東集團”。其實，並非武則天代表他們，武則天也不可能按某個利益集團意志行事。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士族集團不可能授予新興寒門官位，在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士族積壓下，武則天才和他們走到了一起，寒門官僚不過是統一皇權的工具，雖然他們是一群有抱負的中下層官員。
可惜，皇權對官僚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封建官僚不可能如同士族一樣對抗皇權。武則天在政途中表現了非凡的殘忍，殺死親女、逼皇后退位；殺死兒子、打壓皇室宗族；重用酷吏、虐殺官員。總之，為鞏固自己的權力，無所不用其極，自此皇權獨大，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力量可以挑戰皇權。
即使沒有武則天，士族與皇族遲早會有最後一戰，本來勝負沒有懸念。只不過歷史選擇了一個女性與其決鬥，從而賦予歷史更加豐富的含義，畢竟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
「長孫無忌」最後終於喪身於與皇權的鬥爭中(長孫無忌最初希望皇四子李泰能登基，但是沒成功，而後扶皇九子李治登基，但是反對高宗李治封武則天為后，被誣陷謀反而被逼自縊)，自此，中國歷史上再無力量可以挑戰皇權。淩煙閣功臣會思索，輔佐明君、開創一代盛世、培育強勢皇權，自己最終卻被滅族。
有錯誤嗎？
他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或許永遠不會有人回答。
因為，沒有答案。
第44節：宰相是怎樣煉成的(1)
李世民之外，唐朝還有一位皇帝在當代電視劇中出鏡率很高，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原因之一，他有一個妃子叫楊玉環，中國歷史四大美女之一，“回眸一笑百媚生”說的就是她。
這裡談李隆基，不是因為楊玉環。
大唐官錢奇缺，民間鑄錢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私鑄者最初是士族，以後就是皇族和地方權貴。最終，皇族和地方官員手中的財富太多了。據記載，李隆基在位期間，皇后家族的財富收入甚至已超過了太府寺。
這是李隆基絕對無法忍受的，就算都是皇族，也有親疏遠近。過於有錢會有很多想法，比如，造反……
西元717年、718年，李隆基兩次下詔，私鑄當死。負責這件事的人，是當時的宰相宋璟。有人說，愛一個人不需要理由，在政治上什麼都需要理由，比如選擇宋璟。
管理學認為，即使職位很低，權力卻不一定小，比如領導秘書、子女，比如唐朝宦官。這些人靠近皇帝，雖然在皇帝面前必須畢恭畢敬，但舉手投足間也可以傳遞某種資訊，即使不說壞話，也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皇帝。李隆基之前，沒有一個太子順利即位，宦官和皇子公主的影響不可小覷。
李隆基當然想改變這一切，即使沒有士族掣肘，皇權仍然需要絕對權力。然而，畢竟這些人也屬於皇族，靠他們整治自己似乎不太可能，都是自己的骨肉至親，沒什麼惡行（造反）就辦了，也說不過去。靠中下級官僚好像也很難，畢竟敢跟皇子皇孫對著幹的人是少數。
李隆基之前，朝廷有很多宰相，尚書省左右樸射、中書令、門下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總之，宰相很多，最多的時候有16位。
李隆基改變了這一切，創立了相權，以此對抗皇族中的反對勢力。
開元年間，李隆基廢尚書省左右樸射，僅留門下侍中、中書令，這兩個職務也不允許同時在職，實際上僅有一名宰相。
相權集中於一人，才有可能對抗強大的皇族，對抗接近皇帝的宦官，此時宰相才真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過，相權仍舊不能與皇權抗衡，因為相權出自皇權，不過是皇權延伸，不具備挑戰皇權的終極實力。
第一個宰相是宋璟，很快他接到了一項任務，收繳私錢。
宋璟在皇帝李隆基的支持下，前往淮南一帶收繳私錢，這是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錯誤的對手，更是錯誤的方式。宋璟想消滅私錢，手段有點狠（捕責甚峻），不但要沒收私錢，還追求從肉體上消滅。
第45節：宰相是怎樣煉成的(2)
這就過分了，弄到砍頭的份上，不至於，在收繳私錢的過程中宋璟得罪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私錢不可能禁絕掉，朝廷鑄錢不足，再不讓私鑄，那才會真的很麻煩。
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戰爭，李隆基不可能得罪所有權貴，那些人是他政令的傳達者，市場也不可能真的沒有貨幣。當“以此招怨益多”、當“市井不通”，李隆基本人也開始嘲諷宋璟。
接受繳私錢命令當年，宋璟罷相。
盛世貨幣辯論賽
糧多錢少，就會落價，如果沒有私鑄的話。
李隆基統治中期，這個問題嚴重了。並非私鑄搞得物價飛漲，而是私鑄也滿足不了流通需要，長安糧價已經降到一石糧食15錢。很多人認為，應該放開私鑄，當然也有人反對。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貨幣理論爭霸賽開始了。
正方選手：張九齡，職務：宰相（下平章事）；
反方選手：劉秩，職務：國子監祭酒。
辯論會主席：李隆基，職務：皇帝。
辯論題目：貨幣可以私鑄嗎
李隆基：現在由正方辯友陳詞。
張九齡：首先，我方認為應該放開民間私鑄貨幣。原因如下，第一，貨幣經濟總體上優於實物交換，目前國家經濟面臨通貨緊縮，因為國家鑄幣太少。第二，鑄幣給國家不能帶來任何收益，還經常賠本。第三，通貨緊縮的結果是谷賤傷農，有損國本。詳細情況，請見拙作《泉貨論》。
李隆基：現在由反方辯友陳詞。
劉秩：對方辯友提出鑄幣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收益，但我方認為鑄幣權必須歸於國家，這不是掙錢賠錢的問題，這是皇帝的權威（人主之權），放棄貨幣鑄造權，就等於讓皇帝放棄駕馭民眾。對於民間私鑄問題，我方辯友認為，要禁止，但尺度不能太嚴。
辯論結果：張九齡勝，民間可鑄錢。
這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有意義的一次貨幣理論年會，張九齡從朝廷收入出發立論，在官鑄未減重前提下放開民間私鑄。中國古代貨幣此時回到自然演進軌道，樹立了官方貨幣信用標準，這在中外貨幣史上是第一次。
安史之亂是唐朝的一個悲劇，唐朝自此由盛轉衰。
安史之亂後，唐朝人丁減少，按人丁收稅，財政收入銳減。不過，皇帝還是很聰明的，很快就找到了新財路。
人丁少了，按財產納稅皇帝也不反對。
這被稱為唐朝“兩稅法”：所有人都在居住地納稅，每年兩次，納稅數量按財產劃分，朝廷不再收實物稅，兩稅以錢繳納。
李淵曾自認是老子的子孫，因此唐初道教地位很高。武則天登基後打擊皇族，道教當然是打擊對象，於是她下令焚毀《老子化胡經》，在武則天時代佛教開始興盛。（《老子化胡經》是典型的阿Q思維，大意是說如來佛祖其實就是老子）
先秦儒學提出“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所以我們的歷史從來就看淡宗教，以至於英國思想家「培根」指責中國人是沒有宗教的民族。
到了皇權獨大的時代，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只是封建統治者的一種工具，以此來支持皇帝權力，唐朝僧尼、道士都需要戶部發給度牒，也就是宗教工作證。
皇帝才是真正的教主，可以決定你是否是信徒。
崇佛還是崇道，要看教主的心思。
宗教並不總是符合教主心思，比如寺廟僧徒可以不納丁稅，也可以不納財產稅，長此以往是不行的，事情在禪宗這裡得到了解決。
第46節：宰相是怎樣煉成的(3)
禪宗六祖慧曾寫下了一首偈帖，並由此創立了禪宗的南宗：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使落塵埃。”
這首偈帖的真實含義就是：佛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佛，只要靜下心來，大家都是佛祖。
佛法都不見了，“一切諸法皆由心造，諸緣頓熄。”
既然如此，皇帝當然可以是佛；既然如此，信徒還是照常納稅。
在文明傳承上，禪宗在中國流行並非偶然，而是唐代儒學的映射。唐朝儒生可以不拘泥於《正義》自由講經，安史之亂後「啖助」著《春秋統例》，「韓愈」著《論語筆解》，儒學大師連《春秋》、《論語》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圖解釋，更別說《五經正義》了。
佛家宣揚滅情滅性，人世間的情欲影響見性成佛，韓愈卻認為恰恰相反，只有在人情倫理中才能體現儒家修養。禪宗雖然是佛教的一個分支，卻能達到韓愈的要求，因此，在中國流行也就不奇怪了。
不過，如果神真的要泯滅人性，即使真的有神，又有何意義？
唐朝的信用形式
唐朝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很多信用形式，多數出現在中晚期，最為著名的，就是飛錢。
唐朝顯然缺銅錢，很多地方開始不准銅錢出境。這就難為了商人，由此，中國人開始使用貨幣匯兌，飛錢，也稱“變換”。
京城的人如果手持大量貨幣，首先未必能出城，即使能出城，帶著一車銅錢也說不定碰上強盜。無論這些錢來自貪污還是經商，自己的錢變成別人的錢，總是很痛苦的事。當時，地方各道都在長安設有進奏院（駐京辦），通過進奏院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商人把錢交到進奏院，然後領取一張憑證，另外一張憑證會隨著公文送回本道，商人回原籍後依憑證取錢；進奏院拿到錢後可以直接繳納本道賦稅。飛錢屬於匯兌業務，不是紙幣。這種匯兌，好像錢在兩地飛來飛去，因此取名“飛錢”。
後來，朝廷看中了“飛錢”收益，既然進奏院可以做，朝廷也可以，而且還能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差的。
官府把這個生意交給戶部、度支、鹽鐵三司辦理，匯費收到百分之十（每千文錢收百文錢），因此無人問津。在李隆基過問下，朝廷終於將飛錢改為公益事業，免費。只是到了唐末，地方官府收到三司開出的飛錢，經常留難拖延不付（以此疑惑商人，乃致當司用度不充），飛錢逐漸失去了信用，也就衰亡了。
飛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匯兌業務，而匯兌靠的是信用。
對那個時代的居民來說，朝廷在一定條件下還是可以信賴的，倒不是朝廷一定比商人講信用，朝廷府庫的錢總比商人多，而且朝廷也不可能無緣無故消失，即使滅亡過程也很漫長，至少比某個商戶敗亡時間要長。
第一代匯兌飛錢，因朝廷信用起，又因朝廷信用終。
唐朝商業發展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機構：櫃坊。
唐朝以前，人們也需要走州過縣做生意，必然帶著現錢，通常這些現錢鎖在客棧房間或者寄存於親友家。
在客棧中或者親友家，總有丟錢的時候。
櫃坊解決了這個問題，櫃坊專門接受存款，是為了商人存款方便，在史籍裡發現的最高存款紀錄是十萬貫。最初，可能是櫃坊向商人提供櫃子，商人自備鎖頭，逐漸發展到商人把錢直接放在櫃坊，櫃坊出具書貼，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場，憑書貼即可。當時的書貼還比較原始，沒有固定格式，全憑櫃檯夥計記憶辨認真偽。發展到後來，櫃坊開始向外貸款，大體方式應該是質押貸款。
第47節：宰相是怎樣煉成的(4)
唐末，櫃坊多了一個責任，就是舉報買官、納銀。買官的錢基本也都存於櫃坊，知情不報，流涉邊遠。
更多關於櫃坊的記錄留存於中，這些故事不一定真實，甚至荒誕，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世界。
有個窮書生，雖然是書生，品德卻不怎麼樣，因為他的兼職是偷竊。一次，書生跑到府庫偷錢，遇到一位金甲神人看守金庫。神人很盡責，告訴書生，錢屬於尉遲敬德（淩煙閣功臣之一，現在的門神），取錢必須有尉遲敬德的手貼。尉遲敬德當時混得不怎麼樣，還是個鐵匠。書生就忽悠鐵匠，尉遲敬德倒也爽快，反正不是我的錢，就給書生寫了一個500貫的帖子。李世民稱帝後，賜給尉遲一個錢庫，尉遲發現其中少了500貫，卻多了當時自己的帖子。
公廨錢，始於隋朝，即官營高利貸。
表面上，高利貸官營、私營似乎沒什麼分別。
實際上，區別很大。
公廨錢絕對是一個壞的先例，從隋史、唐史記錄看，當時人們就一直在痛駡。
首先，我們假設有人去借私人高利貸，即使債主窮凶極惡，債務人肯定是自己去借的，當然，不排除個別人被忽悠。即使被忽悠，借款人必定也考慮過後果，搞不好會典妻賣子，甚至被賣為奴隸。但是，即使債主欺騙債務人，債務人仍然有思考的權利。
無論如何，自己決定是否借款。
官營高利貸，借款不一定需要理由。
不一定有什麼過不去的坎，也許就是因為繳稅晚了兩天，還不是不想繳，而是那兩天沒在家。好了，官家直接從公廨錢裡替你借了。
現在，官府收債，不收租。
還不上私營高利貸，好歹還可以選擇逃走，即使有人追殺，畢竟殺人這個事兒，犯法。
官營高利貸不一樣。
沒有選擇，甚至你不知道，就借了。
如果不還，監獄等著。不是不想還，實在是還不起。公廨錢利率實在是太高了，連私營高利貸都望塵莫及。貞觀年間，公廨錢的月利率就是10分，而且，唐朝曾多次頒佈律令，民間借貸利息不能超過本金，唯獨公廨錢例外。如果借款人死亡，由其子嗣來還，子孫又亡，由其親族旁支來還，沒有親族保人，鄉親還。
總之，錢是一定要連本帶利還的。
經營公廨錢的人叫做“捉錢史官”，李淵、李世民最初設“捉錢史官”，目的是安排富餘官吏。但他們沒想到，“捉錢史官”不厚道，自己經營高利貸，卻用官府管道來追索，官府也沒有辦法禁止。而且，公廨錢利息是用來發官吏薪水的，事關自己福利，確實是要當做大事來抓的。
隋唐兩代，公廨錢業務停了又開、開了又停，始終也沒真正停止。
高利貸的新業務
唐朝有很多關於民間信貸的律令，看了以後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朝廷雖然自己開辦高利貸業務，卻不准個人、寺院放高利貸；第二，第一條從來沒有得到認真執行。
安史之亂之前，唐朝民間高利貸與以前沒什麼太多的區別，但利息相對比南北朝要低很多。
唐朝中晚期，新業務出現了。
初唐，高利貸客戶大多是農民、商人，中晚期出現了一種很特別的客戶，官員。這種業務在史籍裡有個專有名詞，“京債”。所謂京債，就是放款給在京新選官吏，待他們到任後歸還。
這實在不是好主意，有錢，誰也不會借高利貸，還錢自然靠貪污。
更離譜的是，很多借款人是節度使，也就是封疆大吏。他們借的錢豈能是小數（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動輒億萬，然後得之），他們又豈能僅是個把惡霸，更何況從當時的借據判斷，利息高得實在是離譜，月息在10~20分。
另外，一種比較特殊的客戶是地方富戶，這種業務沒有一定之規，但有一條原則是確定的：詐騙。要說也簡單，就是騙富戶欠下債務，然後以極高的利息搞得人傾家蕩產，回報極高，而且還款來源有保證，就是手段不夠光明磊落。
《太平廣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劉鑰匙是一個富戶，因為他用鑰匙開家裡的任何一個箱子都會看到滿箱帑藏，於是就被高利貸者惦記了，高利貸者故意借給劉鑰匙一筆錢，很多年都假裝忘記了。多年後，忽然有一天光臨劉鑰匙家，並取出借據。很可憐，劉鑰匙的家財都歸債主了。雖然《太平廣記》沒有描繪收債時的情景，如果說沒使用武力，鬼才信。
世界上有很多騙子，靠錢騙錢的最可恨。
此時，借貸已經不再是信用，而是搶劫。更可恥的不是騙人，騙人最多讓一家人跳樓，騙國家卻會讓一個民族失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努力。這個圖景我們將在現代部分見到，只是結局也更為殘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