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津及哈佛大學教授佛格森（NiallFerguson）尼爾．弗格森
出版日期：2009/12/11
導言
金錢、現金、支票、資本、財富、非法收入……不管怎麼稱呼，這些都和貨幣有關。對貨幣的貪婪追逐被基督徒視為萬惡之源，被將軍視為戰爭的原動力，被革命者視為勞工的枷鎖。那麼，貨幣究竟指什麼？是當年西班牙征服者曾經想像中的銀山嗎？或者只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泥版和鈔票印刷紙？
大多數貨幣已經從我們的視線裡消失了，在這樣的世界，我們如何生存？貨幣從哪裡來？又都到哪裡去了？
2007年，美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3.4萬美元，充其量同比只增長了5%，而由於生活費用上漲了4.1%，實際收入僅增長了0.9%。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美國中等家庭收入在自1990年以來的18年裡僅僅增長了7%，實際上幾乎沒有變化。現在，我們把普通美國人收入狀況與投資銀行高盛公司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的收入做一個比較。2007年，布蘭克費恩的收入（包括工資、獎金和股票獎勵在內）達到6850萬美元，較上年增長了25%。同年，高盛公司淨收入達到460億美元，超過了100多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其中包括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瓜地馬拉、安哥拉、敘利亞和突尼斯等。高盛公司的總資產首次突破了1萬億美元大關。不過勞埃德·布蘭克費恩並不是金融界頭號收入大戶。經歷老練的對沖基金管理人喬治·索羅斯收入囊中的是29億美元。與上述兩家對沖基金的領導人一樣，Citadel投資集團總裁肯·格裡芬拿到手的也遠不止20億美元。然而與此同時，全世界還有近10億人每天僅僅賺得1美元以維持生計。
我們為這個世界是如此不公平而生氣？為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和擁有上億美元紅利的銀行家而感到憤怒？為富人、窮人和巨富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而沮喪？這種想法並非只你一個人有。
在西方文明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對金融和金融家經常性的敵意始終存在。
這種敵意源於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金融家借助放貸維持生計，是千方百計依附於農業與製造業這兩種『真實』經濟活動的寄生蟲。
這種敵意源於三個原因：一是債務人的數量往往超過債權人，而且前者對後者很少抱有好感；二是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和金融醜聞，足以使人們把金融視為造成貧窮而非繁榮的非穩定原因之一；三是全世界各國的金融服務幾百年來往往被少數族群所掌控，即使他們不再擁有土地和公職，但他們在血緣、信任基礎上建立起嚴密的網路組織，享受著來自金融方面的成功喜悅。
我在本書中要提出的建議是，儘管我們對『不義之財』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見，但貨幣是人類進步的根源。套用雅各·布朗諾夫斯基①（我曾在上學期間如饑似渴地觀看過他那部優秀的電視紀錄片《科學進化史》）的話來說，貨幣的發展始終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條件。正如今天許多人都明白的，與那些要榨乾負債累累的家庭的最後一滴生命之血，或者拿孤兒寡母所有儲蓄去投機的吸血鬼不同，金融創新始終是人類進步（從物質極度匱乏到今天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質高度繁榮）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文明興起的進程中，從古巴比倫到今天的中國香港，信貸的發展與所有其他技術革新都是同等重要的。銀行與債券市場為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輝煌奠定了物質基礎。
公司融資成為荷蘭和大英帝國立足所必需的基石，就如同美國20世紀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保險、抵押融資和消費信貸的發展一樣。
或許，只有金融危機才能預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
每一次重大歷史現象背後都隱藏著金融秘密，本書要展開闡述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我認為，文藝復興標誌著藝術與建築市場的繁榮，原因就在於義大利商業銀行家採用了東方數學，即阿拉伯數字；荷蘭共和國的崛起，意味著在衰落的哈布斯堡帝國基礎上成立的首家現代股票市場的成功；法國大革命是蘇格蘭殺人犯所操縱的股票市場泡沫破滅而引發的間接結果。可以說，是南森·羅斯柴爾德與威靈頓公爵聯手在滑鐵盧打敗了拿破崙。阿根廷由於在金融方面犯下了愚不可及的錯誤，使這個19世紀80年代世界第六大富有的國家淪為20世紀80年代到處充斥著通貨膨脹而毫無生機的國家。
閱讀本書，你會懂得那些居住在世界上最安全國家的人們也最有保障的緣由。你會發現，英語民族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出於什麼原因解決了他們買賣房屋的難題。也許最重要的是，你會看到，在其他種種現象之外，金融全球化如何使發達市場與新興市場之間那條熟悉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讓債權人中國如何成為債務人美國的財東。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
導言（2）
有時，貨幣的崛起似乎已不可阻擋。2006年，全球經濟總量估計在47萬億美元左右，而全球股票市場總市值是51萬億美元，超過其10%；各國國內與國際債券總值達到68萬億美元，超過其50%；全球金融衍生品規模達到473萬億美元，超過其10倍還要多。我們所處的這個金融的星球正在開始使土地星球相形見絀。金融星球旋轉的速度似乎也更快。每天外匯市場上的交易額達到2萬億美元。每月全球股票市場成交額達7萬億美元。每週、每天、每時、每刻，總有一些人在一些地方交易。新興的金融模式一直在演進。例如，2006年，杠杆收購（通過借貸為公司提供並購資金）總量飆升至7530億美元。『證券化』爆炸式的增長，個人債務如住房抵押貸款被『分級』然後捆綁，並重新包裝出售，使得住房抵押貸款證券、資產支持證券和擔保債權憑證全年保險高達3萬億美元以上。金融衍生品的數量—來自證券如利率互換或信用違約掉期的合約增長得更快。到2007年底，所有『場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不包括那些公開的交易）的名義值近600萬億美元，而在20世紀80年代前，這些金融衍生品幾乎無人知曉。新的機構也在不斷增加。第一家對沖基金成立於20世紀40年代，到1990年，已經有610家對沖基金，管理的資金達380億美元。今天全球對沖基金數量已超過7000多家，管理資產規模達1.9萬億美元。與被視為真正的影子銀行體系的『管道』（conduit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一樣，私募股權也在不斷擴張。如果說過去的四千年見證了思想家的進步，那麼我們現在則似乎是要在見證金融家的進步。如果說過去的四千年目睹了人類向思想家攀升，那麼我們現在似乎正經歷人類向金融家邁進。
1947年，美國金融部門總產值僅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3%，而到2005年已經占到7.7%。換句話說，為美國雇員所支付的工資裡，每13美元中就有大約1美元是為從事金融工作的雇員提供的。金融領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吸引人才的地方。上溯到1970年，我的母校哈佛大學僅有5%左右的男生從事金融工作。而到了199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5%①。到2007年比例更高。根據《紅色哈佛》的說法，2007屆畢業生中，有超過20%的男生和10%的女生期盼他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銀行。誰會責備他們呢？
近幾年，從事金融工作的畢業生所獲得的綜合收入，幾乎是那些畢業於常春藤學校在其他經濟部門工作的學生收入的3倍。
在2007屆學生畢業的時候，全球金融增長勢不可當—對紐約和倫敦的恐怖襲擊阻擋不了，中東的戰爭阻擋不了，當然更不用提全球氣候變化了。儘管美國世貿中心遭到毀壞，阿富汗和伊拉克燃起戰火，還發生了一系列極端氣候變化，但從2001年晚些時候一直到2007年中期的這段時間，金融的持續擴張表現突出。確切地說，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911』事件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下降了14%，然而在隨後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它又恢復到『911』事件之前的水準。而且，儘管2002年是美國股票投資者失望的一年，然而市場的高漲隨後在2006年秋季就超越了先前的頂峰時期（也就是網路狂熱的高潮時期）。截至2007年10月初，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在經過5年的經濟低迷期之後，上漲近一倍。事實上，美國股票市場的表現並非異常。在2007年7月31日之前的5年裡，全球證券市場年度回報率都達到了兩位數（只有兩家例外）。新興市場證券漲勢強勁，特別是英語國家和地區的不動產增值顯著。無論是投資於商品、藝術品、陳年佳釀，還是狂熱的資產支持證券，投資者都有利可圖。
如何解釋這些奇跡？按照某家學派的說法，最新的金融創新，為全球資本市場效率帶來了根本性的改進—允許風險分攤到那些最有承受力的市場主體上。鼓吹者熱衷於談論『週期滅亡』。飄飄然的銀行家們舉辦了諸如『卓越的演進』之類的主題會議。2006年11月，我在巴哈馬群島來佛礁這個別具特色的豪華商務場所就參加了一次此類會議，我的演講主題是，流動性的急劇下降很快會到來，隨後通過全球金融體系傳遞下去，我們對那種期待美好時光永遠持續下去的觀點應持謹慎態度。我的聽眾顯然對我的論點無動於衷，我被視為一個『危言聳聽者』。其中一位參加那次會議的投資者竟然建議組織者明年不要請外來的演講者。之後是放映電影《歡樂滿人間》，它喚醒了我童年的回憶。茱莉·安德魯斯的影迷們可能記得，這部拍攝於20世紀60年代的長盛不衰的歌舞劇，劇情是圍繞金融事件展開的，講述的是自1866年以來從未在倫敦發生過的金融擠兌事件。
在影片中，非常巧合的是雇用保姆瑪麗·波萍斯的家庭的男主人名字叫班克斯①。班克斯先生是一個銀行家，是富達信託銀行的高級雇員。在班克斯先生的堅持下，新保姆帶著班克斯的孩子去參觀他所在的銀行。在那裡班克斯逼著小兒子麥克從口袋裡掏出兩便士零用錢，在銀行開了個帳戶，為的是要教導他責任的意義、投資的重要性。不幸的是，麥克卻更喜歡花錢買東西去銀行門口餵鴿子，因此他對爸爸喊道：『把錢還給我！把錢還給我！』更不幸的是，一些銀行客戶無意中聽到了麥克的喊聲，其結果是他們開始從銀行提款。大規模的儲戶擠兌風暴很快出現，迫使銀行停止付款。班克斯先生的孩子無意中的童言童語最終導致銀行破產。班克斯本人被銀行解雇，並發出了『世事無常』的淒涼感歎。英國北岩銀行②前首席執行官亞當·阿普爾加思也曾發出同樣的感慨，他在2007年9月目睹了顧客在銀行各分支機搆排隊提取現金的類似情景，而北岩銀行此前宣佈向英格蘭銀行要求獲得『流動性支持便利』。
導言（3）
2007年夏秋發生的衝擊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為我們發出了信號，揭示出了金融歷史中一條顛撲不滅的真理—每一個泡沫遲早都要破滅。看跌者遲早都要多於看漲者。貪婪遲早都要轉向恐懼。在我2008年最初幾個月撰寫本書的時候，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可能性已經很明顯。是因為美國公司在研發新產品方面更糟糕了嗎？還是因為技術革新的步伐突然放緩？都不是。
2008年經濟不確定性的近因源於自金融，準確地說，是源於一種被委婉地稱為『次級抵押貸款』的債務違約激增而造成的信貸危機突然爆發。
全球金融體系變得如此錯綜複雜，以致從阿拉巴馬州到威斯康辛州的貧困家庭都能通過貸款買房子。紐約和倫敦等地銀行把這些同類貸款打包並重新包裝，變為擔保債權憑證，出售給德國地方銀行和挪威市政當局—他們因而成為有效的抵押債權人。這些擔保債權憑證由於已被分割成『片和塊』，所以有可能向最初的借款人進一步索取利息支付，並因而成為十年期美國國債利息的可靠收入來源，因此值得被給予AAA評級。這就把金融煉金術提升到了新的高端水準，使鉛變成了黃金。
然而，當一年或兩年的『誘惑』期滿，原來的抵押貸款利率重置，借款人負擔加重，開始拖欠。這暗示著美國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並引發了房價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大跌幅。接下來就是緩慢而最終呈爆炸性的連鎖反應。各類資產支持證券價值暴跌，其中包括許多事實上並非次級抵押貸款類的擔保工具。
由銀行所創設的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之外持有證券的金融工具，像管道和結構投資工具等面臨嚴重困難。銀行由於涉足證券，資本和債務比率下降到監管值的底線。美國與歐洲中央銀行為了儘快減輕銀行的困難，降低了利率，並借助特殊的『定期拍賣工具』提供資金。然而，在撰寫本書時（也就是2008年5月），無論是通過發行商業票據、出售債券還是銀行間相互拆借，銀行貸款利率仍然大大高於美國經濟中官方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和最低貸款基準利率。私募股權原本打算為公司並購提供融資的貸款，如今也在以高額折扣尋找落腳點。更嚴格的信貸條件對股票價格形成了壓力，持有大量『長期』股權頭寸的對沖基金不得不承受這種痛苦的後果，使用借入資金。與此同時，許多著名的美國和歐洲銀行在蒙受巨大損失之後，不得不既向西方中央銀行尋求短期援助以重建其儲備，同時又要求亞洲和中東主權財富基金『注入』資金，以重建其資本金基礎。
所有這一切對一些讀者來說似乎有些不可思議。銀行資本負債率的增長雖然聽起來像是由市場內部因素如投機等引起的，但其實這是美國銀行系統『偉大的收縮』。這種『偉大的收縮』由於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災難（也就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的爆發和蔓延而一直備受責難。
如果美國銀行由於次貸危機與信貸緊縮造成的損失超過它們迄今已承認的2550億美元，那麼真正的危險就在於，銀行由於資金下降，相應地要縮小其資產負債，信貸收縮有必要更大（也許是10倍大）。如果債務證券化的『影子銀行體系』和資產負債表外的機構受到這場危機衝擊，信貸收縮可能更嚴重。
這意味著這場危機不僅影響美國，而且影響整個世界，因為歐洲特別是亞洲經濟體的出口仍嚴重依賴美國市場。歐洲經濟似乎註定要衰退，特別是那些出現與美國類似的房地產泡沫的國家，如英國和西班牙。亞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擺脫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和美國擺脫亞洲1997~1998年經濟衰退的情況相似，具有不確定性。針對美國銀行系統中的流動性，美聯儲所做的降低利息從而減輕信貸緊縮的努力，加大了美元貶值的壓力。與20世紀70年代甚至40年代相比較，美元的貶值與亞洲工業持續增長的巧合導致商品價格不斷飆升。無須多言，我們在2008年年中，目睹了一場通貨膨脹的世界戰爭。
如果任何一位讀者在閱讀上述段落時沒有感到憂慮，那麼幾乎可以肯定是因為他的金融歷史知識太貧乏。因此，這本書的目的有一部分是為了啟蒙教育。
英語世界有相當高比例的一般公眾對金融知識一無所知，這是確鑿的事實。
根據2007年的一項調查，美國信用卡持有人中，每10人就有4人對他們最經常使用的信用卡沒有足額繳納每月應繳款項，儘管信用卡公司要收取懲罰性高利率。將近1/3（29%）的人表示，他們不知道信用卡收取利息，還有30%的人聲稱信用卡利息低於10%，而實際上，絕大多數信用卡公司收費大大超過10%。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學校學到的金融知識『不太多』或『根本沒有』。
2008年的調查顯示，2/3的美國人不明白複利是怎麼計算的。在布法羅大學管理學院研究人員進行的一次調查中，一群有代表性的高中學生中，僅僅有52%在回答一組有關個人理財和經濟問題時得分；只有14%的被調查者知道，在過去18年多的時間裡，從事股市投資會比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獲得更高的回報；不到23%的被調查者知道，如果儲蓄帳戶持有人的收入足夠高，所得稅徵收利息要從儲蓄帳戶扣除；59%的人根本不清楚公司養老金、社會保障和401（k）計畫①之間的差別。這種現象並非美國獨有。
2006年，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進行的一項公眾金融知識調查結果表明，5個人中就有一個不知道:如果通貨膨脹率為5%，而存款利息只有3%的話，將對儲戶的購買力產生什麼影響。1/10的人不知道一台最初售價為250英鎊的電視折扣為30英鎊與折扣為10%哪一個更優惠。
在上述事例中，這些調查提出的問題是最基本的。由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只有少數受訪者才有能力解釋『看跌期權』和『看漲期權』之間的差異，只有很少人能清楚債務擔保憑證和信用違約掉期之間的區別。
導言（4）
政治家、中央銀行家和商人經常感歎，公眾對金錢一無所知。他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 一個社會如果期待大多數人承擔管理自己的支出和稅後收入的責任（即期待大多數成年人擁有自己的住房，並確定有多少儲蓄以備退休之用、是否領取醫療保險），無疑是在為未來製造麻煩，因為其公民可能沒有能力做出明智的財務決策。
我認為，理解現代金融機構和金融術語複雜性的第一步是找出它們來自何方。只有理解金融機構或金融工具的起源，你才更容易理解它目前的作用。因此，我決心就貨幣和金融歷史提出一系列簡單的歷史問題，並對現代金融體系的關鍵部分予以介紹。
本書的第一章追溯了貨幣與信貸的起源，第二章講述了債券市場，第三章講述了股票市場，第四章講述了保險，第五章講述了房地產，第六章講述了國際金融的興衰。
每一章都會提出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什麼時候貨幣不再是金屬，並變異成紙幣，然後完全消失？難道真的是債券市場通過制定長期利率控制著世界嗎？中央銀行在股市泡沫和蕭條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為什麼保險不一定是保護自己遠離風險最好的方式？人們誇大了投資房地產的好處嗎？中美兩國相互依存的經濟是維繫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的關鍵之一嗎？或者僅僅是幻想？
在試圖把來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到現代小額信貸的金融歷史闡述得很透徹時，我發現這無疑在為自己制定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如果能夠吸引普通讀者更多地關注現代金融體系，這些似乎值得嘗試。當然，許多情節出於簡潔明瞭的目的而必須省略。
我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知識，有三點認識尤其突出。
首先，貧窮不是貪婪的金融家剝削窮人的結果，它與金融機構缺乏，也就是與銀行缺乏（而不是它們存在）有關，這是因為只有當借款人有機會獲得有效的信貸網路時，他們才能夠逃脫高利貸的魔掌，而且只有當儲戶把他們的積蓄存在可靠的銀行時，他們的錢才可以從有閒階層流向需用錢者。這一點不僅僅適用於窮國的世界，可以說在理論上也適用於發達國家內部最貧窮的地區。就如我的出生地格拉斯哥，那裡的一些人每天只掙可憐的6英鎊，但當地高利貸利息一年可高達百分之一千一百萬。
我的第二個重要的認識與平等和缺乏平等有關。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正是對我們人性不足的反映和放大。我們從不斷累積的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大量研究資料中瞭解到，貨幣放大了我們人類過度反應的傾向—從良性迴圈中的極度興奮轉向惡性發展時的過度沮喪。從根源上來講，繁榮與衰敗是我們情緒波動的產品，而金融增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讓幸運者和聰明人富有，使倒楣蛋與平庸者貧困。金融全球化意味著在經過300多年的發展之後，世界再也不能被清晰地劃分成富裕的發達國家和貧困的欠發達國家。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越強，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識豐富的人機會越大，而金融文盲趨於貧困的風險更大。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整體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強調『世界是平等的』，因為相對於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回報而言，資本回報率一直在飆升。這種回報前所未有的龐大，使那些金融知識匱乏的人受到了強烈的衝擊。
最後，我開始認識到，要準確預測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和規模遠比其他事情艱難，因為金融系統如此複雜，其中非線性的，甚至混亂的關係如此之多。貨幣的崛起從未平穩，每次新的挑戰都會引起銀行家新的反應。正如安第斯山脈一樣，金融歷史不是一條筆直上升的曲線，而是經歷了一系列的鋸齒形不規則的高峰低谷。用另外一個比喻來說，在比自然界進化更嚴格的時間框架內，金融歷史看起來就像行動演化的典型事件。『就像自然界一些物種滅絕一樣，』美國助理財政部部長安東尼·瑞恩於2007年9月在美國國會指出，『一些新的融資工具相比之下可能最終會被證明是不太成功的。』這種達爾文式的語言看起來顯然是貼切的。
難道我們正處於金融世界中『偉大的死亡』邊緣？大規模的物種滅絕幾乎定期發生在地球生命演化歷史中，像寒武紀末大滅絕造成90%的地球物種消失，或白堊紀第三紀的災難造成恐龍滅絕。這是許多生物學家們有理由擔心的一個設想，因為人為的氣候變化破壞了全球的自然環境。而金融機構的偉大死亡也是我們應該擔心的一種假想，因為一場人為災害正在緩慢而痛苦地通過全球金融體系來醞釀發生。
基於上述這些理由，無論你是正在努力維持生計還是妄圖要成為世界的主宰，今天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瞭解貨幣的發展。如果本書有助於消除讀者在金融知識和其他知識方面的障礙，那麼我付出的辛苦就值得了。
沒有貨幣的世界
讓我們想像一下一個沒有貨幣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在過去100多年的時間裡，無政府主義者，甚至那些極端的保守分子、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嬉皮士，他們曾經夢想擁有這樣的一個世界。
按照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說法，貨幣僅僅是資本家剝削的工具，取代了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連傳統充滿溫情的家庭關係，也變成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
正如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一書中所設法證明的那樣，貨幣是商品化的勞動，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以滿足其對剩餘價值積累的貪得無厭的追求。這種觀念依然在發揮著影響力。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一些共產黨人仍然渴望一個沒有貨幣的世界。
幾年前，哥倫比亞奴卡克·馬庫土著民族意外地走出哥倫比亞瓜維亞雷河畔聖約瑟的亞馬孫熱帶雨林。他們是一個為時代所遺忘的部落，此前與世隔絕，生活主要靠捕獵和採摘野果。他們沒有貨幣的概念，也沒有未來的概念，在居住於城市附近的那些日子裡，他們依靠國家的救濟品生存。當被問及他們是否懷念叢林時，他們笑了。令這些曾經習慣於在單調乏味的奔波中尋找食物的土著感到驚訝的是，那些完美的陌生人給他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並未要求他們予以回報。
然而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與奴卡克·馬庫人相比，許多存活到近代的遊牧狩獵部落並不平靜。例如，居住在厄瓜多爾的希瓦羅人，近60%的男性死於暴力；巴西雅諾馬馬人的死亡數字將近40%。當兩個原始部落群體偶然相遇的時候，他們為爭奪稀缺資源（比如糧食和育齡婦女）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從事商業交換。遊牧狩獵式的社會沒有貿易，他們往往採取突襲。他們也沒有儲存食物的習慣，一旦找到食物他們就會吃掉。因此，他們不需要貨幣。
超越貪婪的夢想
事實上，也有比奴卡克·馬庫人更高級的社會沒有貨幣。印加帝國—500年前南美洲存在的最先進的社會就沒有貨幣，印加人是以欣賞的眼光來看待稀有金屬的。他們認為黃金是『太陽的汗水』，白銀是『月亮的眼淚』。在印加帝國，勞動被視為價值單位。此外，印加經濟往往依賴的是嚴酷的中央計畫和強迫勞動。然而，1532年，與哥倫布一樣，一個去尋找新世界和可以貨幣化的貴金屬的男子顛覆了印加帝國①。
法蘭西斯科·皮薩羅是一名曾在1502年左右跨過大西洋去尋寶的西班牙上校的私生子。皮薩羅領導的三次探險之旅，第一次是在1524年到秘魯，這使皮薩羅成為首批穿過巴拿馬地峽到達太平洋的歐洲人。他們到達的地區是不毛之地，糧食匱乏，所遇到的土著人對他們充滿敵意。
不過第二次探險中他們在通貝斯地區受到了歡迎，那裡的居民把他們看做『太陽之子』，極力勸說他們留下來。皮薩羅在返回西班牙後，他『拓寬卡斯提爾帝國疆域』②、『擔任秘魯總督』的計畫獲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批准，於是，他拼湊了三艘船，組織了27匹馬和180名士兵，配備了當時歐洲最新式的武器裝備火槍和機械弩。
第三次探險於1530年12月27日從巴拿馬起航。征服者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實現他們的目標：與剛去世的印加皇帝瓦伊納·卡派克兩個不和的兒子之一阿塔雅爾帕見面。阿塔雅爾帕貿然拒絕了瓦爾韋德要他皈依基督教的建議，並把《聖經》扔在地上。此後，他所能做的就是眼睜睜地看著西班牙人利用印加人對他們馬匹的恐懼去消滅他的軍隊（印加人並不認識這種動物）。鑒於印加人的軍隊在數量上遠多於征服者，這實際上是一場非常令人吃驚的政變。阿塔雅爾帕不久就認識到皮薩羅真正在尋求的是什麼，因此他設法通過黃金和白銀贖回自己的人身自由。印加人在隨後的幾個月上交了13420磅重的黃金和26000磅重的純銀，但皮薩羅仍然決心處死他的俘虜，並於1533年8月公開將阿塔雅爾帕絞死。隨著庫斯科的陷落，印加帝國在西班牙人的掠奪狂歡中四分五裂，搖搖欲墜。儘管1536年發生了曾被視為傀儡的曼科·卡派克領導的起義，但以新首都利馬的建造為標誌，西班牙的統治已穩步建立起來了。1572年，印加帝國正式解體。
皮薩羅本人生於暴力，也死於暴力。1541年，他在與其同夥爭吵之後，在利馬遇刺身亡。但是，他留給西班牙王室的遺產最終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夢想。這個征服者一直受到埃爾多拉多傳說的蠱惑—印第安在傳說中被稱為黃金之地。在皮薩羅的士兵稱之為上秘魯的地方，只有荒涼的山地與霧氣，那些不習慣於高海拔地區生活的人，呼吸極為困難，但他們所發現的一切都極為寶貴。最高峰海拔4824米的賽羅裡科山—字面意思是『富山』的發現，成為關於貨幣的所有想法的最高體現：一個銀礦山區。1545年，當一個名為狄耶哥·瓦帕的印第安人發現白銀儲量豐富的銀礦之後，他改變了世界經濟史。
印加人無法理解那些歐洲人對黃金和白銀貪得無厭的欲望。『即使把安第斯山脈所有的積雪都變成黃金，他們仍然不滿足。』曼科·卡派克抱怨道。印加人無法明白的是，對皮薩羅和他的部下來說，白銀不僅僅是閃閃發光的金屬裝飾物，它可以鑄為貨幣，可以作為計算的單位，具有貯藏價值，也就是具有便捷的購買力。
為了開礦，西班牙人首先雇用附近村莊的居民。但是由於環境非常惡劣，從16世紀後期開始，西班牙人不得不引入強迫勞動制度，即從16個高地省份徵召年齡在18至50歲的男子，每人一年要工作17周。礦工的死亡率極高，這不僅僅是因為不斷接觸到在提煉過程中產生的汞廢氣（即地面銀礦被加工成汞合金化合物，經過水洗，然後通過加熱燃燒還原出銀）。礦井中的空氣也有毒（現在依舊有毒）。礦工要下降到700英尺深的豎井中，經過長時間的挖掘，把裝在麻袋裡的礦石綁在背上，爬上爬下。因岩石的墜落砸死和致殘達數百人。波托西山被稱為『地獄之口，每年有眾多礦工掉進去，為滿足西班牙人的貪婪欲望而喪生』。有人把這些礦山稱為『該死的地獄』，並指出『如果21個健康的印第安人星期一走進去，到星期六可能只有半數能一瘸一拐地出來』。1638年，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弗賴·安東尼·卡蘭查寫道：『每個在波托西鑄造的比索，都有相應的10個印第安人死於礦山深處。』由於當地勞動力資源的枯竭，成千上萬非洲奴隸被販運到那裡充當『人騾』（humanmules）。即使在今天，賽羅裡科山仍然有一些可怕的，令人窒息的豎井和隧道。
波托西成為被強迫去那裡工作的礦工的死亡之地，也是西班牙突然暴富的地方。1556年至1783年，從『富山』提取的純銀達4.5萬噸，隨後這些純銀進入造幣廠變成貨幣，並被運到塞維利亞。波托西儘管空氣稀薄、氣候惡劣，但迅速成為西班牙帝國的主要城市之一，其人口在頂峰時期達到16萬~20萬人（大大高於同期歐洲其他城市）。皮薩羅的征服讓西班牙王室更為富有，這早已超越了貪婪的夢想。
貴金屬的價值
按照傳統的說法，貨幣是一種交換媒介，其好處在於消除低效率的易貨交易；貨幣是一種計價單位，有利於估價和計算；貨幣具有貯藏價值，使經濟貿易得以長期進行並超越地理距離。為了優化所有這些職能，貨幣的理想形式應該是有價值、負擔得起、耐用、可兌換、便攜和可靠的。金屬如金、銀和銅，由於符合這些標準的絕大部分，數千年來被視為貨幣的理想材料。已知的最早貨幣可以追溯到西元前600年，是考古學家在埃斐索斯的阿耳忒彌斯神廟發現的（在現在的土耳其伊茲密爾附近）。這些由小亞細亞的呂底亞人鑄造的貨幣由金銀混合而成，鑄有獅子的頭像，是雅典四德拉克馬銀幣的前身。標準的銀幣背面鑄有雅典娜女神的頭像，正面鑄有貓頭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到羅馬時代，有三種由不同金屬材質製作的硬幣：奧裡斯（金）、第納裡（銀）和悉斯特提由斯（銅）—按照涉及到的金屬的相對稀缺程度排列順序；所有的貨幣都要一面鑄有執政者的頭像，另一面鑄有傳說中的羅馬奠基人羅莫路和勒莫。這些硬幣不是古代地中海唯一的貨幣，但它們顯然是首次出現的貨幣之一。到西元前221年，中國的秦始皇開始統一鑄造標準化的青銅錢幣，這些圓形方孔的貨幣通常標明自身的重量（例如半兩，大約是半盎司）。
羅馬的鑄幣制度要比羅馬帝國本身延續的時間長。當時羅馬仍然用法蘭克國王（768~814年）查理大帝時代的第納裡銀幣估價。困難的是，到800年查理曼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時，西歐白銀長期短缺。伊斯蘭帝國統治的南地中海以及近東地區更發達的商業中心對貨幣的需求更大。因此，落後的歐洲貴金屬流失嚴重。查理大帝時代的第納裡銀幣極為稀缺，24個第納裡銀幣就可以購買加洛林王朝的一頭牛。在歐洲一些地方，胡椒和松鼠皮代替了貨幣；動產意味著土地，而不是貨幣。對於這個問題，歐洲人尋求兩種方法去解決。他們可以出口勞動和貨物，用奴隸和木材換取巴格達白銀，或從非洲換回科爾多瓦和開羅的黃金；也可以通過對穆斯林世界發動戰爭，掠奪貴金屬。十字軍東征像隨後的征服活動一樣，是為了使異教徒改信基督教，也是為了緩解許多歐洲國家的貨幣短缺情況。
十字軍東征花費昂貴，回報卻不大。為了解決貨幣的困難，中世紀和早期的現代政府均未能找到解決經濟學家們所謂的『小錢中的大問題』的途徑，難點在於如何在不同金屬製成的貨幣之間建立穩定的關係，這也就意味著更小面額的貨幣經常會短缺，也面臨著幣值貶值和品質降低的情況。在波托西和新世界的其他地方，征服者們發現了豐富的白銀（尤其是在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西班牙征服者似乎因此已經打破了百年歷史的制約。最初的受益人當然是贊助此次征服活動的卡斯提爾國王。這支船隊曾經達到100艘船的規模，每年要跨越大西洋運載170噸的白銀，然後停靠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所有收入的1/5歸王室，在16世紀後期占王室高峰期總支出的44%。
西班牙的新財富刺激了整個歐洲大陸。西班牙的古銀幣『八里爾銀幣』（pieceofeight）成為世界上第一種真正的全球性貨幣，不僅資助了曠日持久的西班牙在歐洲的戰爭，而且還迅速擴大了歐洲與亞洲的貿易。
然而，新世界所有的白銀並不能平息荷蘭共和國的叛逆，不能使英格蘭從西班牙王室獲得安全保證，也無法把西班牙從不可阻擋的經濟衰退和帝國衰落中挽救出來。和點石成金的麥達斯國王、16世紀西班牙國王查理斯五世和菲力浦二世一樣，發現充沛的貴金屬與其說是上天的恩賜，不如說更像是上天的懲罰。原因何在？他們採掘如此多的白銀來支付其征服戰爭的費用，導致金屬本身價值急劇貶值，也就是說白銀的購買力降低了。這場所謂的『價格革命』，從16世紀40年代到17世紀40年代，影響範圍覆蓋整個歐洲。300年沒有表現出持續上升趨勢的糧食費用顯著上升。英國（我們擁有這個國家最全面的價格資料）的生活費用在此期間增長了7倍。雖然按照今天的標準（每年平均約為2%）來看，通貨膨脹率並不高，但根據中世紀的標準而言，麵包的價格發生了革命性的增長。在西班牙，充足的白銀也充當了『資源詛咒』的角色，和今天擁有豐富石油的沙烏地阿拉伯、奈及利亞、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一樣，缺少生產性經營活動動力，同時加強了獨裁者的『尋租』，而犧牲了民主制度。
西班牙人一直末理解的是，貴金屬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貨幣是別人願意給你的唯一的價值。貨幣供給的增加儘管可以讓壟斷貨幣發行量的政府富有，但並不會使一個社會更富裕。在同等條件下，它只會使物價走高。
事實上，除了歷史的偶然性，貨幣在西方人的思維中長期等同於金屬並沒有任何理由。大約在5000年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們用泥版記錄交易，涉及大麥、羊毛或白銀等金屬。雖然，銀製的銀環、銀塊或銀片充當了貨幣（如同糧食），但泥版在充當貨幣角色時與其一樣重要，而且有可能更重要。如今留存的許多泥版提醒我們，當人類第一次開始書面記錄他們的活動時，他們這樣做不是在寫歷史、詩歌或哲學，而是在做生意。對這種古老的金融工具，我們無法不懷以敬畏之情。雖然這些泥版是泥土製成的，但它們要比在波托西鑄幣廠鑄造的銀幣歷經歲月沖刷的時間更長。其中一塊保存完好的泥版（出土於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塔納國王統治時期（西元前1683年至西元前1647年），它指出了持票人在收穫季節應領取的具體糧食數額。另一塊泥版記載了阿米薩杜克國王的命令，要求在結束旅程之後給予持票人一定數量的白銀。
我們也許很熟悉這些基本的概念，因為現代紙幣發揮著同樣的功能，只不過紙幣是紙做的，而不是泥土。英格蘭銀行發行的任何一張10英鎊的紙幣上都印著那句神奇的話—『茲承諾付總額為……（英鎊）給持有人』。鈔票（起源於7世紀的中國）是一張張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它們只是承諾支付（因此最初在西方被指定為『本票』），就像4000年前古巴比倫的泥版。10美元的背面印有『我們信仰上帝』，但是，當你接受這些付款時，你要相信的那個人是鈔票正面這名男子（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繼任者—在編寫本書時恰好是前高盛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當美國人以自己的貨物或勞動來賺取美元時，他實際上是相信保爾森（以及暗中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不會再犯西班牙人的錯誤，而不是僅僅印刷更多的鈔票。
今天，儘管美元的購買力在過去50年裡已經下降了很多，我們仍然或多或少滿足於紙幣，更不用提幾乎都是由垃圾鑄成的貨幣。這些貨幣都不具有儲存價值。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很滿足於我們甚至不能看到的貨幣。今天的電子錢沒有物理化，它可以從我們的雇主，流向我們的銀行帳戶，再轉向我們最喜歡的零售商店。正是這種『虛擬』貨幣主導了經濟學家所謂的貨幣供給。普通美國人手頭持有的現金僅占貨幣量度，也就是被稱為M2貨幣的11%。今天大多數貨幣無形化的特點，也許是貨幣真實本質的最好證明。那些西班牙征服者不明白的是，貨幣實際上就是一個信任問題，甚至是一種信仰：信任體現於為我們支付薪水上，信任體現於貨幣的發行中，即個人使用或者機構兌現支票或轉讓支票。貨幣不是金屬，而是一種記名信託。無論是以白銀或者泥版作為貨幣，還是紙幣，或出現在液晶顯示器上的虛擬貨幣，都沒有多大的問題。從馬爾地夫的貝殼到太平洋雅普島圓盤巨石，什麼都可以充當貨幣。現在看來，在這個電子時代，沒有任何東西不可以充當貨幣。
貨幣明確了貸款人與借款人之間的關係。讓我們再次審視這些美索不達米亞泥版。這些泥版顯然是貸款人保留下來的（通常是在一個密封的陶土容器中），每一次交易都被記錄在冊，以記錄借款人還款數額和還款日期。古巴比倫的貸款制度顯然相當複雜。債務可以轉讓（『付給持票人』，而不是指定債權人），泥版收據或匯票簽給在皇宮或廟宇存入糧食或其他商品的人；借款人要支付利息（這個概念可能起源於畜群的自然增長），利率往往高達20%。從漢摩拉比時代（西元前1792年至西元前1750年）起，數學的應用預示著複利這類工具有可能應用於長期貸款。但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借款人還款承諾的根本信譽基礎之上（並非巧合的是，英語中的『信用』一詞就來源於拉丁美洲的『我相信』）。債務人可能獲得一定期限延緩償還，正如《漢摩拉比法典》條文規定，債務每隔3年可以得到減免，但這似乎並不能阻止私人和公眾貸款人通過活動把債權追討回來。與此相反，從長期發展趨勢來看，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私人金融業務在擴大。到西元前6世紀，巴比倫的埃吉布家族已成為強勢的地主和貸款人，其商業活動遠至烏魯克南部和波斯以東。那一時期留存下來的成千上萬泥版表明，當時有為數眾多的人曾向埃吉布家族借款。埃吉布家族5代人的繁榮史表明他們通常靠收債為生。
倘若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已發明信用，這並不十分確切。大多數巴比倫人貸款很簡單，他們只是從王室或宗教寺院借貸，後面討論的現代意義上的信貸並未建立起來。然而，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沒有借貸的基礎，我們這個世界的經濟幾乎就不能騰飛。沒有日益擴張的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網，當今的全球經濟將停滯不前。有首著名的歌曲寫道，貨幣並不能使地球旋轉，事實上恰恰相反，貨幣令人吃驚地讓人員、貨物和服務融入世界各地。
貨幣的崛起場面始終蓬勃壯觀，而引人注意的是紮根於這個世界的信貸觀念是多麼落伍，多麼不合時宜。
高利貸的後果（1）
13世紀早期，義大利北部地方處於四分五裂狀態，多個城邦彼此爭鬥不休。數位體系（i，ii，iii，iv……）是已不復存在的羅馬帝國的眾多遺跡之一。它不適合複雜的數學計算，更不用說滿足商業的需要。這一難題在比薩更顯突出，那裡的商人不得不對7種不同形式的流通貨幣進行煩瑣的計算。相比之下，與過去查理大帝時代一樣，無論是阿巴斯哈里發帝國還是中國宋代，東方世界的經濟生活更為先進。為了開發現代金融，歐洲需要改變現狀。在這方面，被人稱為『比薩的列昂納多』的年輕數學家斐波那契起了關鍵作用。
年輕的斐波那契是比薩海關官員的兒子(總部設在如今的阿爾及利亞貝賈亞)，斐波那契沉浸於自己在所謂的結合了印度和阿拉伯方法的數學『印度法』研究。
他引入的這些方法使得歐洲人的計算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如今，斐波那契最廣為人知的是斐波那契數列①（0，1，1，2，3，5，8，13，21……），這個數列從第三項開始，每一項都等於前兩項之和。隨著數列項數的增加，前一項與後一項之比越來越逼近『黃金分割』。這種模式反映了在自然世界中發現的某些重複現象（例如蕨類植物和海洋貝殼的分形幾何學）。1202年，斐波那契撰寫了《珠算原理》一書。在這本開創性的著作中，斐波那契數列只是他引入歐洲的眾多東方數學思想中的一部分，讀者可以在書中找到分數的解釋以及現值的概念（今天的貼現值是未來的收入流）。最重要的是，斐波那契引入了阿拉伯數字。他不僅把十進位介紹到歐洲，使得各種計算遠比用羅馬數字容易得多，他還指明如何把它應用於商業記帳、貨幣兌換，尤為重要的是應用在利息計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珠算原理》中的許多例子借助一些商品如皮革、辣椒、乳酪、油和香料等來表達，因而顯得更生動。這使數學開始應用在賺錢方面，特別是應用在貸款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人貸款給某商家100英鎊，每月每英鎊收取利息4第納裡，他每年獲得回報30英鎊。我們必須計算本金的減少及上述30英鎊的利潤。我們要知道需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和多長時間把錢收回……
義大利商業中心（諸如斐波那契的家鄉比薩、佛羅倫斯及周邊地區）是滋生金融種子的肥沃土壤，而威尼斯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東方的影響，因而成為歐洲的偉大貸款實驗室。西方文學中描述的最有名的放貸事件發生在威尼斯並非偶然。《威尼斯商人》的故事精闢地闡明了數百年來妨礙斐波那契數列理論轉化為有效的金融實踐的障礙。這些障礙不是經濟，亦非政治，這些障礙是文化。
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是根據14世紀義大利一本名為《笨蛋》的小說改編成的（這本書收集了許多故事和逸事，是作家喬萬尼·菲奧倫蒂諾1378年寫的），講述了一個嫁給正直的青年紳士的富家女兒的故事。威尼斯商人安東尼奧為了幫助好友巴薩尼奧成婚，向猶太人夏洛克借了3000金幣高利貸。夏洛克因為安東尼奧借給別人錢不要利息，影響了他的生意，又侮辱過他，所以借機報復，在借約上聲稱3個月期滿還不上錢，就從安東尼奧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債。安東尼奧因船失事，不能如期還錢，夏洛克就提起公訴，要安東尼奧履行借約。正如夏洛克所言，安東尼奧是一個『好』人，意思並不是特指品質方面，而是指他有『足夠』的信用。夏洛克指出，借錢給商人（或他們的朋友）是有風險的。安東尼奧的船隻散佈在世界各地，但他的財產還有些問題：那些船只不過是幾塊木板釘起來的，水手也不過是些血肉之軀，岸上有老鼠，水裡有老鼠，陸上有強盜，海上有海盜，還有風浪、礁石各種危險。
正因為如此，任何放貸者借錢給商人，比如航海遠行一段時間的商人，都需要得到應有的補償。我們通常會要求補償『利息』，即償還貸款的總額要超出所借款項或『本金』。如果金融家放貸給商人，不能通過某種方式為其資金獲得風險回報，仰仗於海外貿易的威尼斯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故事。
但是，如果安東尼奧不能履行其還債義務，夏洛克真的從他身上割下『一磅肉』，這樣做事實上會造成安東尼奧的死亡。為什麼夏洛克會變成這樣一個惡棍？其實，夏洛克只是歷史上眾多放債者之一，而放債這一行當又往往被少數族裔所把持。在莎士比亞的時代，猶太人在威尼斯已提供商業信貸近一個世紀。他們坐在桌子後面的長凳上，開展業務。但是，他們不得不生活在遠離城市中心的被隔離的猶太居民區。
讀書心得:原來當時的猶太人，簡直就是一群遊走在國家法令邊緣的放高利貸業者，難怪當時普遍被社會唾棄。
威尼斯商人如果想借錢的話，為什麼不得不找猶太人？因為對基督徒來說，通過放貸去收取利息是一種罪過。1179年，拉特蘭第三屆大公會議規定，高利貸者，也就是借錢生息者要被逐出教會。1311年至1312年，即使探討高利貸是不是一種罪過，也會被維也納大公會議視為異端邪說而受到譴責。基督教對於放高利貸的人，只有給教會補償(付錢給教會)，才能埋在聖地。這些放高利貸的人，尤其受到方濟各會與多明尼教派所憎恨(成立於1206年和1216年，正是數學家斐波那契的拉丁文代表著作《珠算原理》剛出版的年代)。
我們不應低估這種禁忌的影響力，儘管它在莎士比亞的時代無疑已經受到削弱。
在佛羅倫斯的大教堂，有一幅米開朗基羅創作的壁畫《但丁和『神曲』》，描述的是佛羅倫斯偉大的詩人但丁舉著他的新書《神曲》。但丁在他光彩奪目的傑作中，專有一部分描寫高利貸者。
但丁把他們放在了第七層地獄：他們的雙眼迸發出他們的痛楚；他們用雙手撲打這裡，撲打那裡，時而抵擋烈焰，時而抵擋灼熱的沙地。夏日裡的狗兒所做的動作也與他們不差分毫，一旦被跳蚤或蒼蠅或牛虻所叮咬，狗兒也會這樣抵擋，時而用嘴，時而用腳。儘管我把目光投向某些人的面孔，卻辨認不出任何人，因為酷毒的火雨在紛紛落下，燒灼他們，但我發現：每個人都有一個錢袋掛在脖頸，每個錢袋都有某種顏色和某種花紋，他們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錢袋一味地看個不停。
高利貨的後果（2）
其實猶太人也有不許放貸收取利息的教條，但是在《舊約聖經·申命記》中有一個便利的迴避條款：『借給外邦人可以獲利，只是借給你弟兄不可取利。』換句話說，猶太人可以合法地放貸給基督徒，而不能放貸給猶太人，但這樣做的代價就是遭到社會排斥。
1492年，猶太人被逐出西班牙。
根據1497年的一項法令，猶太人不是被迫改信基督教，就是逃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去尋求避難。他們隨後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鄂圖曼土耳其港口與威尼斯建立了貿易關係。猶太人出現在威尼斯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509年，當時生活在梅斯特的猶太人為了逃離康佈雷聯盟戰爭而來到那裡。
最初，威尼斯市政府不願意接受難民，但它很快就發現，這些猶太人是有效的資金和金融服務的來源，因為可以向他們徵稅以及借款。
1516年，威尼斯當局要求所有猶太人必須到一個指定區域內居住，這個區域位於一家老鑄鐵廠，這就是後來人們熟悉的猶太居民區。這些猶太人每天晚上以及在基督教節日時只能待在那裡。那些在威尼斯居住有兩個多星期的猶太人，要穿背部印有『O』的黃色衣服或者戴黃色（後來是大紅）的帽子或頭巾。居住僅限於許可的規定期限內，每5年要重續許可。
1541年，威尼斯當局與一些來自羅馬尼亞的猶太人達成類似協定，這些猶太人被安排在另一塊聚居區。到1590年，威尼斯大約有2500名猶太人。猶太聚居區的建築物有七層樓高，目的是為新來者提供住宿。
在整個16世紀，威尼斯猶太人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脆弱的(屬於居住在南歐的猶太人)。
1537年，當威尼斯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間的戰爭爆發時，威尼斯參議院下令扣押『土耳其人、猶太人和其他土耳其臣民』的財產。
1570年至1573年之間的另一場戰爭導致所有猶太人被捕，他們的財產被沒收，但後來戰爭結束以後，這些猶太人被釋放，其資產被返還。為了避免這種經歷再出現，猶太人請求威尼斯政府，在未來的任何戰爭中允許他們是自由的。幸運的是，他們的談判代表丹尼爾·羅德里奧，一個具有西班牙血統的猶太商人，被證明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談判家。
1589年，他成功地獲得許可，所有的猶太人被准許獲得威尼斯臣民的地位，允許他們從事地中海東部的貿易活動，並允許他們公開進行宗教活動。然而，一些重要的限制依然存在。猶太人不准加入同業公會或從事零售貿易。此後對他們從事金融活動也進行了限制，而對他們的許可在公佈18個月後被撤銷。當時，猶太人作為公民要比威尼斯法院的夏洛克擁有更多的成功機會。例如，1623年，萊昂·沃爾特拉起訴安東尼奧·達拉·多納，因為此前一名騎士曾向沃爾特拉借了某些物品並由多納擔保，然後這名騎士逃跑了。在1636~1637年，一樁涉及賄賂法官的醜聞牽涉到一些猶太人，猶太人似乎再次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威脅。
夏洛克的故事儘管是虛構的，但並未完全脫離威尼斯的現實生活。事實上，莎士比亞的劇本相當準確地描繪出早期信貸的三個關鍵要點：在處於萌芽階段的信貸市場，放貸人索取過高利率的權利；法院在解決金融爭端時不訴諸暴力的重要性；人數較少的債權人在面對人數居多的充滿敵意的債務人的強烈反擊時，往往處於劣勢地位。當然，夏洛克最終失敗了。雖然法院確認他有權堅持索取那一磅肉的權利，但法律禁止他從安東尼奧身上割肉時流出一滴血（合約上只寫了一磅肉，卻沒有答應給夏洛克任何一滴血）。而且，因為夏洛克是猶太人，法律規定如果造成貨物損失和基督徒的死亡，就要用他的性命及財產來補償。夏洛克只好答應，並遵依判決，改信基督教。故事中每個人都過著幸福的生活，除了夏洛克。
讀書心得:哇靠，可見法院完全能夠玩弄法律文字遊戲
《威尼斯商人》就經濟學以及反猶太主義提出了深刻的問題：當債權人屬於不受歡迎的少數族裔時，為什麼債務人總是不履行他們對債權人的還款承諾？為什麼夏洛克們總是輸掉官司？
放高利貸者，總是與他們『捕食』的對象—窮人形影相伴。他們活躍在東非一帶，但是要瞭解原始資金貸款的運作，其實不必跑去發展中國家。
根據英國貿易和工業部2007年的報告顯示，在英國，約有16.5萬家庭使用非法貸款，借款總額每年高達4000萬英鎊，而償還的金額是借款金額的3倍。一個放債人，不論其種族，為什麼幾乎總是不受歡迎？要想瞭解其中緣由，您需要做的就是去訪問我的家鄉—英國格拉斯哥，這座城市的東部一直是滋生高利貸的肥沃土壤。在格拉斯哥的謝特爾斯頓等地區，也就是我祖父母生活的地方，映入你眼簾的是被廢棄的房屋的鋼製百葉窗和上面有各種塗鴉的巴士收容所。謝特爾斯頓地區的經濟生活曾經圍繞著博伊德煉鐵廠工人的工資袋而運轉，現在則圍繞著打入失業者郵局帳戶的失業金而運轉。謝特爾斯頓地區的男性預期壽命是64歲左右，與英國人的平均壽命相差不到13年，而這意味著這裡的新生男嬰沒有足夠長的時間來積蓄他的養老金。
格拉斯哥的這些貧困地區是高利貸理想的活動場所。在格拉斯哥希林登地區，20年來，吉羅德·勞是放高利貸的頭號人物。他把佩斯利西大街商船上的酒吧作為辦公室，儘管他本人是一個戒酒主義者，但他大多數時間都在那裡工作。他的工作流程很簡單。借款人把他們的福利冊或郵政局現金卡交給吉羅德·勞，以換取貸款，而吉羅德·勞在他的貸款冊上記錄貸款條件。當貸款到期時，吉羅德·勞會迫不及待地收取他的利息，並將現金卡還回借款人。貸款冊本身很粗糙，是一本隨意編寫的交易記錄彙編，只記有貸款人的姓名和綽號以及交易規模，比如『貝爾德15』，『基波100』，『貝納德特150』，『威卡夫1210』。吉羅德·勞向他的客戶收取的標準利息率令人驚訝—每週為25%。通常情況下，如果借款10英鎊，一個星期後要償還12.50英鎊（本金加利息）。然而吉羅德·勞的客戶往往不能按時還款—這其實不足為奇。該地區有些人一天只掙5.90英鎊，因此他們借款更多。很快一些客戶欠吉羅德·勞數百英鎊，甚至上千英鎊。他們陷入債務危機的速度並不讓人吃驚，因為每週25%的利息一年按複利計算就是1100000%以上。
從長遠來看，歐洲利息呈下降趨勢。但為什麼今天英國的一些人要為微不足道的小額貸款支付8位數的利息？這些貸款確實應該違約拖欠，除非你神經不正常。吉羅德·勞的一些客戶實際上可以說是弱智低能。而吉羅德·勞那些心態正常的客戶覺得，無論怎樣被敲詐，背棄還貸承諾是不可取的。正如一家蘇格蘭報紙評論的那樣：『他的受害者害怕拖欠貸款而毀了他們的名聲。』目前尚不清楚吉羅德·勞是否在現實中訴諸暴力，在每一筆高利貸後面，是否就像夏洛克的故事所顯示的，都潛伏著隱含的威脅。
人們往往譴責放高利貸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吉羅德·勞為他的行為付出的代價是被判處10個月監禁。然而，我們必須設法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分析他的所作所為。首先，他能夠抓住在謝特爾斯頓地區沒有主流金融機構為失業群體提供信貸的機會。其次，吉羅德·勞必須是貪婪的或者說是無情的，因為他的那些小客戶事實上很可能違約拖欠貸款不還。高利貸者所面對的最根本的困難就是，他的商業規模過小，因而利率不能太低，而高利率使得違約成為可能，只有使用恐嚇手段才能確保貸款人繼續還款。因此，高利貸者要學會如何放債，以克服這種根本的利害衝突：如果他們過於慷慨，他們將無利可圖；如果他們過於鐵石心腸，像吉羅德·勞那樣，貸款人最終會報警。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影響越來越大。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債權人，特別是當債權人是外邦人時，有著先天的劣勢—夏洛克並不是這類型的唯一放債人。14世紀早期，義大利金融一直掌控在佛羅倫斯的巴爾迪、佩魯齊和阿奇艾烏奧利三大家族手中。由於他們的兩個主要客戶—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和那不勒斯國王羅伯特不願償還貸款，這三大家族的銀行在14世紀40年代倒閉。如果這些說明了放債人潛在的劣勢，那麼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則證明，放債人也擁有潛在的影響力。
也許，沒有任何家族能像美第奇家族在文藝復興時期一樣，留下如此深的時代印記。這個家族誕生了兩位教皇（利奧十世、克萊門特七世）、兩位法國王后（卡特琳娜、瑪麗）、三位大公（佛羅倫斯大公、內莫爾大公和托斯卡納大公）。恰當地說，正是馬基雅維裡這個最權威的政治權力理論家書寫了他們的歷史。美第奇家族贊助了從米開朗基羅到伽利略的幾乎所有藝術和科學天才。他們令人眼花繚亂的建築遺產仍然環繞在今天前往佛羅倫斯的遊客周圍。你可以看看卡法鳩羅別墅、聖馬可修道院、聖羅倫佐教堂，還可以參觀16世紀中期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居住過的宏偉宮殿：從前的碧提宮、翻修的韋奇奧宮和帶有庭院的新市政廳，一直延伸到阿爾諾河。但是，所有這一切輝煌的起源是什麼？比如畫家桑德羅·波提切利的名畫《維納斯的誕生》，要為這些傑作付錢，錢從哪裡來？簡單的答案是，美第奇家族是外匯交易商，是貨幣兌換同業公會成員。他們漸漸被稱為『銀行家』，就像威尼斯的猶太人一樣，坐在街頭桌子後面的長凳上開展業務。美第奇家族最初的『銀行』（更好的描述應該是攤位）位於卡瓦爾康蒂宮殿附近，離佛羅倫斯的主要羊毛市場不遠。
早在14世紀90年代之前，對美第奇家族的稱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銀行家』：一個沒有起色的小團夥，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資活動而著稱。1343年到1360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5人因為資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處死刑。對於喬萬尼·美第奇來說，讓美第奇家族活動合法化是他的奮鬥目標。他通過勤奮工作，節儉持家，精打細算，最後成功了。
1385年，喬萬尼成為一家銀行羅馬支行的經理。這家銀行是由他的親戚、佛羅倫斯放貸人維埃裡·美第奇經營的。在羅馬，喬萬尼以一個外匯交易員的身份而聲名卓著。從諸多方面來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戶，因為他提供了一定數量流入和流出梵蒂岡金庫的不同貨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是一個多種鑄幣共存的時代，有些是黃金，有些是白銀，有些是賤金屬，這使長途貿易或納稅很複雜，需要把一種貨幣兌換成另一種貨幣。喬萬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機會在佛羅倫斯。他在1397年返回佛羅倫斯。到1420年的時候，他把業務移交給他的長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羅馬成立了銀行分支機搆，他還從兩家佛羅倫斯羊毛工廠獲取收益。後來他在日內瓦、比薩、倫敦和阿維尼翁增設了銀行分支機搆。
美第奇家族早期業務中特別重要的是商業匯票，這是中世紀發展起來的一種貿易融資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債務—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幾個月後才能用現金支付，那麼債權人可以給債務人出票，還可以使用該匯票作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許可權之內，以低於票面的價格從願意充當中間人的銀行套取現金。徵收利息被視為高利貸而受到教會的譴責，然而沒有人能夠阻止精明的交易者從此類交易中獲利。這是美第奇家族業務的本質。沒有支票，說明只是口頭上的，並記錄在銀行冊子裡。沒有利息，儲戶被賦予自由裁量權（公司每年利潤的一定比例），以補償他們的資金所承擔的風險。
喬萬尼的『機密簿』①（librosegreto）讓這個家族的崛起散發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種程度上，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心翼翼保存帳簿的故事。按照現代標準，這裡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雖然早在14世紀40年代，複式簿記方法在熱那亞廣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並沒有系統地使用這種方法。儘管如此，現代研究者對美第奇家族整潔有序的帳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檔案還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資產負債表，一邊是記錄準確的準備金和存款（作為負債），另一邊則是貸款客戶或商業票據（作為資產）。美第奇家族沒有發明這些技術，但他們廣泛應用這些技術，大大超過了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技術在佛羅倫斯的應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關鍵，與其說是經營規模龐大，不如說是多元化經營。早期義大利銀行一直是單一的經營結構，很容易被違約債務人拖垮。美第奇家族銀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談判合同的基礎之上，實際上是多重相關的合夥關係。銀行分行經理並不是雇員，而是地位較低的合作夥伴，他們從利潤份額中抽取一部分作為報酬。正是這種權力下放，讓美第奇家族銀行獲得了巨額利潤。美第奇家族銀行在1402年擁有大約2萬弗洛林金幣資本，在冊職員最多17人；1397年至1420年所賺取的利潤為151820弗洛林金幣，大約每年是6326弗洛林金幣，年收益率為32%，僅羅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過30%。這種經營模式在佛羅倫斯納稅記錄上得到證明，記入其中的喬萬尼的資產一頁接一頁，加起來總計是9.1萬弗洛林金幣。
1429年，喬萬尼的臨終遺言是告誡他的繼承人，要保持其財務敏銳性的水準。26個名字中帶有美第奇的男子出席了他的葬禮，所有參拜者都對這位自封的黑社會頭目表示敬意。
到1458年庇護二世（PiusII）成為教皇的時候，科西莫·美第奇有效地掌控了佛羅倫斯城邦。正如教皇本人所言：『政治問題在他家中得以解決。他選擇任職人員……他決定和平與戰爭以及法律管制……他就是無處不在的國王，除了名分。』外邦統治者應與他本人接觸，而不是浪費時間去接近佛羅倫斯其他人。佛羅倫斯歷史學家法蘭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Guicciardin）指出：『他擁有的聲譽，從衰落的羅馬一直傳頌到今天，普通公民不曾享有。』波提切利創作的最流行的肖像—一位令人關注的英俊小夥子—實際上是獻給過世的銀行家科西莫·美第奇的，旁邊的題詞是『國父』。
1469年，科西莫的孫子洛倫佐接管了美第奇家族銀行，崛起的黑道家族—柯裡亨家族，也完全建立在銀行的基礎之上。
在波提切利的《博士來拜》中，反映了美第奇家族已經取得的成就。經過仔細觀察，畫中的三名智者都來自美第奇家族：給嬰兒耶穌洗腳的老年男子是科西莫；在他下方，稍微靠右邊，是他的兩個兒子皮耶羅（穿紅衣服）和約翰（穿白衣服）。另外，圖上還有洛倫佐（穿淺藍色長袍），以及緊握著劍的朱利安。這幅畫由銀行公會負責人委託所繪，作為禮品送給美第奇家族。這或許應該被稱為對美第奇家族的崇拜。儘管美第奇家族一度令人討厭，但現在美第奇家族的銀行家幾乎被捧上了天。
佛羅倫斯共和國對超級金融富豪美第奇家族的打擊，不可避免地引起反抗。但從1433年10月到1434年9月，科西莫和他的許多支持者仍從佛羅倫斯被流放到威尼斯。
1478年，洛倫佐的弟弟格里諾在巴齊家族策劃的『巴齊陰謀』中被謀殺。由於受到洛倫佐忽視業務而熱衷政治的影響，銀行蒙受了損失。分行經理，像阿維尼翁的弗朗切斯科·薩塞蒂、來自布魯日的托馬索·龐蒂那瑞等變得權力更大，而監督更少。越來越多的銀行依靠吸引存款，其來自貿易和外匯的收益變得更加不穩定。銀行開始付出高昂的代價，比如布魯日分行冒險貸款給勃艮第公爵查理斯，倫敦分行向從未全部償還貸款的愛德華四世放貸。為了保證公司的平穩發展，洛倫佐侵吞了市政蒙阿爾多特（一種共同基金，用於支付女兒的嫁妝）。
1494年，在法國將要入侵的一片混亂中，美第奇家族被驅逐出境，所有財產被沒收和充公。多明尼加傳道士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指責美第奇家族給城市帶來厄運，呼籲淨化『虛榮的篝火』。他的呼籲得到回應。一群暴徒闖進美第奇家族居住的宮殿，並焚燒了大多數銀行的記錄（今天那些倖免於難的檔上，黑色痕跡仍然清晰可見）。洛倫佐本人借用他在15世紀70年代創作的歌詞來表達自己當時的心境：『如果你會很高興，那就這樣做。明天還不能確定。』
然而，當富有的佛羅倫斯精英—不論是煽動叛亂者薩凡納羅拉還是平民暴徒—設想替代美第奇家族的統治時，他們很快開始眷念這個大家族。1537年，17歲的科西莫·美第奇被召回到佛羅倫斯，並於1569年被授予托斯卡納大公爵號。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斯的『統治』一直到1737年，延續了200多年。這個家族盾形徽章上硬幣形狀的圖案，不斷地提醒人們這個家族的起源。
銀行的誕生
雖然其他人也嘗試過，但美第奇家族最先把成功的金融業務轉為世襲的權力和地位。他們的成功在於吸取了一個重要的教訓：在金融方面，小是不行的。他們發現了一種能夠分散他們風險的方式：與以往所有金融機構相比，他們把銀行做得更大、更多樣化。而且通過從事外匯交易以及借貸，他們減少了違約拖欠貸款不還的可能性。
義大利銀行體系成為北歐國家的樣板。這些國家（特別是荷蘭和英國，也包括瑞典）在以後的幾個世紀，實現了商業上最大的成功。阿姆斯特丹、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發生了決定性的金融創新浪潮，現代中央銀行的先行者首次亮相。
17世紀見證了三個新型機構以其不同的方式，提供服務於公眾以及私人的金融職能。阿姆斯特丹的威瑟爾銀行成立於1609年，最初是為了解決商家在荷蘭遇到的多種貨幣流通的實際問題—那裡有不下14個鑄幣廠鑄造的不同貨幣和眾多外國貨幣。威瑟爾銀行允許商家建立指定一種標準貨幣的帳戶，開創了支票帳戶系統和直接轉帳或過戶。（我們今天對這些已經習以為常。）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商業交易，不需要涉及現實的有形貨幣。一個商人要付款給另一位商人，只需要安排他在銀行的帳戶進行扣款並相應地記入對方的帳戶。這個系統的限制只是要求威瑟爾銀行保持存款與貴金屬、貨幣儲備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直到1760年，該銀行的存款餘額不到1900萬弗洛林金幣，而其金屬貨幣儲備超過1600萬。因此，銀行擠兌事實上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它手頭有足夠的現金，幾乎可以滿足所有的由於某種原因而希望一次性提出存款的儲戶需求。這種做法毫無疑問保證了銀行的安全，但它無法履行現在被看做是銀行的決定性特徵：信貸創造。
在近半世紀後的瑞典斯德哥爾摩，隨著1656年瑞典央行的成立，這個屏障被打破了。雖然它與荷蘭威瑟爾銀行執行同樣的職能，但該央行還設計了一個街道銀行，為的是方便貸款以及商業付款。對於貸款金額超過其金屬貨幣儲備問題，據說引入了後來被稱之為『部分準備金體系』的做法，利用了將儲備的貨幣放貸出去可能有利可圖這一事實。由於儲戶極不可能全部提款，因此只有一小部分錢必須作為給定期限內留在瑞典央行的準備金。因此，銀行的負債主要是其存款—支付利息，貸款則成為銀行的資產—收取利息。
17世紀第三個偉大的創新發生在倫敦—1694年建立了英格蘭銀行。該銀行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協助政府進行戰爭融資（把政府的部分債權轉為銀行股權），它被賦予了獨有的特權。從1709年起，只有英格蘭銀行唯一獲准以股份制為基礎開辦（見第三章）。從1742年起，英格蘭銀行部分壟斷了鈔票發行，採用本票沒有利息的獨特形式，旨在促進付款，而不需要交易雙方擁有支票帳戶。
為了理解上述三個創新的影響，哈佛商學院一年級MBA學生做了一個簡化的『貨幣遊戲』。
遊戲一開始，名義央行代表政府支付教授100美元，作為教授做諮詢的報酬。這位教授把鈔票儲存到一名學生運作的一家名義上的銀行，並收到一張存款單。為了簡便起見，假設這家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是10%，它把10美元存在中央銀行，把90美元貸給它的客戶；而客戶自己決定如何處理他的貸款—他把錢存在另一家銀行。因為該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是10%，所以9美元存在中央銀行，其餘的81美元貸給其他客戶。經過幾次之後，教授要求學生計算增加的貨幣供應量，並由此導入了現代貨幣理論的兩個核心定義：M0—也稱為『基礎貨幣』或『高能貨幣』，它等於中央銀行負債總額，也就是[現金]加上私營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儲備和貨幣供應量；M1也稱為『狹義貨幣』，它等於流通中的現金加上存款需求。當錢被存放在三個不同的學生銀行時，M0為100美元，而M1為271美元（100美元+90美元+81美元），這簡潔地說明—儘管是一種高度簡化的方式—現代部分準備金體系是如何允許信貸創新以及貨幣創新的。令人吃驚的是，這位教授之後突然要求他的第一名學生還他100美元，這名學生不得不拿出他的準備金，並要求第二名學生還貸，由此產生了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貨幣供應量M1緊縮，如同擴張時一樣迅速，這清楚地說明了銀行擠兌的危險性。因為第一家銀行只有一個儲戶，教授試圖提款的總額是它準備金的10倍。第一家銀行的生存明顯取決於其是否能夠及時收回貸款，而第二家銀行的客戶是否要從第二家銀行收回他的所有儲蓄，以此類推。這反過來又意味著銀行在放貸的時候，應該認真思考如何能夠很容易收回貸款，這個問題本質上與貸款的流動性和貸款人的資信有關。
必須承認，上述貨幣供給的定義多少有些隨意。M1的規模總額中包括旅行支票。M2包括儲蓄存款、貨幣市場存款帳戶和存款憑證。M3包括的範圍更廣泛，包括存在海外市場的歐洲美元，以及銀行和其他金融仲介機構之間的贖回協議。
我們在此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內容是：一，銀行內部和銀行間不需現金的交易；二，部分準備金體系；三，中央銀行在貨幣發行方面的壟斷地位，隨著這些內容擴散到整個西方世界，貨幣通過極其重要的途徑逐漸形成。貨幣不再被理解為—正如16世紀西班牙人所理解的那樣—開採出貴金屬鑄造成貨幣，現在，貨幣反映的是銀行的具體負債（存款和準備金）的總和。
在正常情況下，信用是一筆錢：銀行的總資產(貸款，可連本帶利收回的帳）。貨幣的一部分仍然包括貴金屬，其增加的部分將會存於央行的金庫。貨幣的絕大部分，由那些紙幣，以及被確認為『法定貨幣』的貨幣與名義上存於存款帳戶的看不見的貨幣構成。金融創新接納了無生命力的波托西的白銀，並把它變成現代金融體系的基礎，這種基礎建立在債務人和債權人的關係之上，並服務於越來越多的機構。這些機構主要從事資訊收集和風險管理。它們的利潤來源在於最大限度地增加負債費用和資產收入之間的差額(儘量借錢出去，賺個連本帶利，只保留少少的準備金就好)，不把準備金降低到導致銀行擠兌的地步。擠兌是銀行在滿足顧客方面的信任危機，從而導致危機不斷升級，並使銀行最終破產。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義大利銀行系統在北歐金融中心得到改善，但是西班牙這個國家卻出人意料地遠遠落在後面，原因在於西班牙單純的認為豐富的黃金、白銀這種貴金屬就是貨幣，西班牙沒有發展出一套複雜的銀行系統，而是依靠安特衛普商家的短期現金預支換回白銀。
那些認為真正的貨幣是信用，而不是金屬的國家，從來沒有跟著西班牙一樣，落入金融困境。
事實上，1557~1696年，西班牙王室最終拖欠的全部或部分債務不少於14次。伴隨著歷史紀錄，波托西所擁有的白銀不可能保證西班牙信貸風險的安全。在現代世界，權力將屬於銀行家，而不是破產者。
銀行的演變
經濟的快速增長（始於18世紀後期的英國，並隨後在整個19世紀擴展到西歐和歐洲的延伸地區北美及澳大利亞廣闊的定居點）在多大程度上要歸功於17世紀以來銀行業的發展，金融史學家尚無定論。毫無疑問，金融革命要領先於工業革命。雖然引發工業革命的紡織品加工和鋼鐵生產的決定性的突破，並未嚴重依賴銀行的融資。但是，事實上銀行在歐洲大陸工業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要比銀行在英國發揮得作用更重要。
實際上，是更先進的金融機構促進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帶動金融發展，要從中尋求一個簡單的因果關係可能是徒勞的。這兩種進程相互依存並自我強化，這種觀點才是合理的解釋。
這兩種進程伴隨著經常性突變（技術創新）、新事物形成（新型公司的創造）和間斷平衡（危機將決定哪些公司生存以及哪些消亡），表現出了明顯的進化特徵。
用亞當史斯密的話來說：『慎重的銀行活動以紙幣代替大部分的金銀……比喻得過火一點，簡直有些像空中樓閣。』在他出版《國富論》後的年代，金融創新呈爆炸之勢，歐洲和北美各種不同類型的銀行激增。歷史最為悠久的是票據貼現銀行，為從事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商人提供融資。
在亞當史斯密時代，倫敦已經成為一些非常成功的銀行如巴林銀行的基地，這些銀行專門從事大西洋兩岸的商業金融服務（這類業務後來才為更多人所知）。
由於監管的原因，幾乎所有的英國銀行在此期間都是私營銀行。一些銀行專門從事倫敦城裡的商業金融服務（倫敦東部方圓幾英里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商業金融中心）；一些銀行開展地產業務，也就是所謂的『鄉村銀行』，其興衰與英國農業收成好壞密切相關。
讀書心得:什麼是貼現?貼現就是傳統當舖的手法，借錢給您的時候，不會給您完整的金額，而是先將應收的利息扣除，不給您完整的金額。例如:借給您10萬元，借條上寫10萬元，約定利息1萬元，結果，實際只給您9萬元而已，這就是1萬元就是貼現。貼現率就是利息%。
金融演變和自然演變的決定性差異在於所謂的『智慧設計』作用，要知道管理者是人而不是神。英格蘭銀行經過長期的嘗試錯誤的過程之後，漸漸地開發出公共職能，1826年重新獲得了貨幣發行的壟斷權，並在英國各地設立了分支機構，逐步接管了鄉村銀行的貨幣發行業務①。英格蘭銀行在同業往來中越來越多地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銀行間越來越多的『結算』款項要通過英格蘭銀行完成。隨著限制商業票據貼現率的《重利限制法》於1833年被最終廢除，銀行能夠充分利用其位於城市的大銀行規模優勢。銀行貼現率越來越多地被看做是『貨幣市場』（主要是通過商業匯票貼現進行短期貸款）最低的短期利率。
40年來，至今懸而未決的問題依舊是，銀行儲備和貨幣流通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在19世紀40年代，時任總督的霍斯利·帕麥爾的觀點就是準備金只需包括1/3金幣或金條，實質上其受到再貼現業務量的調節。當時英國的羅伯特·皮爾爵士對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會在貨幣過量發行與通貨膨脹方面冒很大風險。
讀書心得:銀行準備金保留太少，造成貨幣過量的放流到市場上，是造成市場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1844年皮爾主持通過《英國銀行法案》，把英格蘭銀行分為兩部分：一是負責商業銀行業務的銀行部；二是獨立的貨幣發行部，它被賦予沒有黃金保證的1400萬英鎊銀行券發行額度，可以持有未指定用途的金幣和金塊，並根據英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平衡來決定增減，也就是說遵守:銀行券發行數額不得超過黃金保證的數額，1400萬英鎊。
但是，一再發生的危機（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發生三次危機）清楚地表明，這種過於僵化的束縛，使得《英國銀行法案》在每次遇到危機的時候，都只好違背原則，以避免流動性的徹底崩潰。危機爆發之後，在見證了歐沃倫格尼銀行因大規模擠兌而倒閉後，《經濟學人》雜誌主編沃爾特·白哲特才把英格蘭銀行在危機中的作用準確定位於不考慮罰息而自由提供信貸的『最後貸款人』，以防止流動性危機。
應當強調的是，沃爾特·白哲特並不能完全解決維多利亞時代的貨幣問題。根據每盎司黃金兌換3英鎊17先令101/2便士的匯率，一英鎊可以兌換成一定的、不可改變的黃金數量，這一神聖的原則創立於大師輩出的牛頓爵士時代。在應對這一神聖原則的挑戰時，沃爾特·白哲特並不比19世紀其他傑出的經濟理論家更高明。為了弄清楚當代有關金本位的討論，就要在諸多方面理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也屈從於貴金屬，正如3個世紀之前的征服者一樣。『貴金屬僅僅是貨幣，』城市貴族巴倫·奧費斯迪宣稱，『紙幣能成為貨幣是因為它們代表貴金屬貨幣。否則，這就是詐騙。並非所有的儲戶都能獲得貴金屬貨幣，因此存款不是貨幣。』如果這一原則得到遵守，並且英國經濟中貨幣供應量真正取決於英格蘭銀行儲備的金幣和金條數量，那麼英國經濟的增長將完全窒息—即使考慮到19世紀新金礦發現的擴張效應。
讀書心得:如果將貨幣的定義，只定義為金幣和金條數量，那麼金幣和金條有限，經濟的成長將因為貨幣沒有增加，而無法成長，所以必須印紙鈔取代金幣和金條，來代表經濟成長。
英格蘭銀行因為限制紙幣發行，，結果從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量實際超過流通中的紙幣價值。
這個情況，造成新型銀行紛紛設立，銀行激增，特別是吸納存款的銀行激增，使貨幣擴張成為可能。
1858年以後，股份制銀行的限制被取消了，為幾大商業銀行的產生鋪平了道路：倫敦西敏寺銀行（成立於1833年）、國民銀行（1834年）、伯明罕米德蘭銀行（1836年）、勞埃德銀行（1884年）和巴克萊銀行（1896年）。自歐沃倫格尼銀行倒閉以來，起源於比利時（興業銀行）、法國（信用動產）和德國（達姆施塔特銀行）的類似工業投資銀行在英國的發展不太成功。重要的是，事實上銀行並沒有購買工業企業的大宗股票，而是吸納存款，為新銀行貸款的不斷擴大奠定基礎。
20世紀初期，新的儲蓄銀行激增，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到了1913年，英國儲蓄銀行吸納的存款達2.56億英鎊，大約占英國存款的1/4。與那些被稱為『大銀行』的諸如德國達姆施塔特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貼現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相比，德國儲蓄銀行的資產超過它們2.5倍還多。總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銀行的居民存款總計近12億英鎊，而流通中的紙幣僅有4550萬英鎊。貨幣目前主要存於銀行，雖然離開了我們的視野，卻從未被忘卻。
儘管存在差異，但最先進的經濟體基本上遵循了英國的做法，即通過獨有的央行和存款集中在相對較少的大型機構進行調節。法蘭西銀行成立於1800年，德意志帝國銀行成立於1875年，日本央行和瑞士國家銀行分別成立於1882年、1907年。
與歐洲大陸國家不同，英國銀行業表現出明顯的集中傾向，具體體現為鄉村銀行數量的下降—從高峰時期1809年的755家到1913年減少至17家。
讀書心得:英國的小銀行紛紛倒閉，被大銀行競爭併吞掉
金融業在美國的演變迥然不同。在美國，議員唯恐銀行家勢力過於強大的觀念，兩次扼殺了央行（美國第一銀行和第二銀行）的萌芽，因此直到1913年才通過立法創建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簡稱美聯儲）。
直到現在，美國金融界才真正開始享有充分的發展自由。1864年頒佈的《國家銀行法》，在建立民營銀行和歐洲標準的最低資本金要求方面，大大降低了障礙。在當時，建立跨州銀行還存在障礙。這些法規條文合併後的影響就是，銀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數量急劇攀升，從1899年不到3600家激增到1922年高峰期超過8200家。大批資本不足的銀行成為金融不穩定的隱患，恐慌成為美國經濟生活中的常態。在那場大蕭條危機中，最令人驚歎的是，運作超過15年的貨幣當局加劇而不是減輕了銀行危機。1933年，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大大降低了美國銀行遭受擠兌的脆弱性。然而，銀行業仍然高度分散，直到1976年緬因州成為第一個允許州際銀行合法化的州。到1993年以後，在經歷了美國歷史上最新的銀行危機（見第五章）之後，全美的銀行數量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首次低於3600家。
1924年，凱恩斯把金本位制貶為『野蠻的殘餘』。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恢復黃金兌換體系的努力，不僅對英國，而且對整個世界都是一個錯誤。
毫無疑問，金本位制有其優勢。匯率穩定有助於在貿易與降低交易成本方面預測定價，而長期平穩的價格可以給出一個通貨膨脹預期。金本位制還可能降低政府奉行審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借貸成本。
基於金本位制的貨幣釘住單一商品或其他貨幣的困難在於，決策者被迫選擇要資本自由流動，還是要獨立的國家貨幣政策—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換言之，這是一個『三角困境』，即所有貨幣當局中只能在匯率穩定、資本流動和國內經濟穩定三者之間同時選擇兩個。
央行力求在釘住匯率制下保持貨幣價格穩定，儘管釘住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短期利率波動幅度更高。如果貨幣供給受到限制（如19世紀70年代和19世紀80年代黃金的供應隨需求而變），這可能意味著通貨緊縮。釘住匯率制度可以傳輸金融危機（如1929年後金本位制恢復過程中所發生的）。相比之下，主要基於銀行存款的貨幣體系和浮動匯率擺脫了這些制約因素。金本位制已經垂死掙扎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其存在不再有意義的日子—1971年8月15日終於到來了。那天，尼克森總統關閉了所謂的『黃金視窗』—此前美元在特定條件下，通過這扇視窗可以換取黃金。從這一天開始，貨幣和貴金屬之間百年聯繫的歷史就此結束了
破產與成功的迴圈
田納西州的孟菲斯以藍調、燒烤和破產而聞名於世。如果你想瞭解今天的銀行家，也就是美第奇的那些徒子徒孫們如何解決不可靠的借款人所引發的信用風險問題，孟菲斯無疑是值得拜訪的地方。
美國每年平均發生150萬~200萬起破產案，幾乎所有涉案個體都選擇了破產而非履行不可控的義務。令人驚訝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破產案發生在田納西州。與16世紀的威尼斯或目前格拉斯哥的某些地區相比，其突出的特點就是這一過程似乎相對無痛。大部分陷入困境的孟菲斯借款人可以逃避或至少減輕其債務，而免於人格恥辱和人身傷害。讓人難解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建立在易於失敗的經濟基礎之上。
當我在2007年夏天首次訪問孟菲斯時，我對無處不在的、寬鬆的信貸和容易破產的現象困惑不解。我沿著一條靠近城市中心的典型街道散步。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商場和速食店，這是田納西州人主要的消費區。之後是一個『稅務顧問所』，隨時準備幫助那些缺少現金的人申請低收入稅收抵免。我看到了一家提供汽車貸款的商店，在它的隔壁是次級貸款接待公司，還有一家提供預付工資的支票兌現店（200%的利息），還有一家百貨公司大小的當鋪。為那些典當全部家產的人提供便利的場所是『倫塔中心』，那裡同時提供廉價的傢俱和電視機出租。街上還有給捐血者支付55美元的『捐血中心』。現代孟菲斯為『血本無歸』的表達方式提供了全新的釋義。與一磅肉相比，250cc的血液可能不是那麼難以放棄，但它們令人不安的相似。
不過，在孟菲斯拖欠債務的後果不像威尼斯的安東尼奧那樣面臨嚴重的死亡風險。在參觀完『捐血中心』之後，我的下一站是喬治·斯蒂文森的辦公室，這名律師專門為[在田納西州西區的美國破產法院的破產案]提供諮詢意見謀生。在我前往田納西州的旅途中，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案在孟菲斯地區就有大約有3萬件，所以我並不驚訝地發現破產法院擠滿了人。這一系統似乎運轉非常平穩。一個接一個陷入債務困境的個人和夫妻坐下來與代表他們與其債權人談判的律師進行交談。甚至還有一個解決迅速破產的快捷通道，但平均只有3/5的破產案與債權人達成了協定。
走出不可持續的債務並重新開始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特色。在19世紀早期的美國，還沒有債務人監獄，而英國債務人曾經因債務拖欠問題最終在監獄煎熬多年。自1898年以來，每個美國人都一直享有清算或個人自願重組的權利。不論貧富，美利堅合眾國的民眾把破產作為『不可剝奪的權利』，幾乎等同於『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法律中蘊含的這種理論是為了鼓勵創業，以促進建立新的企業。這意味著即使人們的計畫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出差錯也有機會得以喘息，從而使天生的冒險者通過試錯學習吸取教訓，直到他們終於弄清楚如何賺取100萬美元。畢竟，今天的破產者很可能成為明天的成功企業家。
乍一看，這個理論似乎在發揮著好的作用。許多美國最成功的商人早期的努力並未如願成功，其中包括番茄醬大王約翰·亨利、馬戲團掌門菲尼亞斯·巴納姆和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有這些人最終富甲一方，至少是因為他們有機會去嘗試、去失敗，然後重新開始。
然而，如果細細琢磨，你會發現在田納西州卻不是這麼回事。那些在孟菲斯破產法院的民眾並不是破產的商人。他們只是普通的無力支付帳單的個人—年老的美國人，如果沒有投保私人醫療保險，往往會突然面對大量的醫療費。破產的設計旨在幫助企業家和他們的生意，但現在98%的破產案屬於非商業類。破產的主要驅動力喪失了創新精神，而轉變成消費信貸。
2007年，美國消費者的債務達到創紀錄的2.5萬億美元。早在1959年，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平均不到16%，而現在達到24%。今天的金融歷史學家所面對的挑戰之一，就是要弄清楚這種消費貸款爆炸式增長的原因，並估算其可能造成的後果將是什麼（這種後果似乎有可能在破產率不斷攀升的地方—如田納西州等地—發生）。
在我們可以正確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瞭解金融體系的其他重要組成部分：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房地產市場，以及所有這些市場在過去20年經歷的非同尋常的全球化。
回答問題必須基於貨幣和銀行的演化，而其中負債是銀行的重要組成部分。無法逃避的現實是，貨幣創造和金屬貨幣之間聯繫的突破，導致了前所未有的貨幣擴張和信貸繁榮，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
衡量廣義貨幣輸出在過去100年的流動性比率，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就主要發達經濟體而言，廣義貨幣在『黃金兌換視窗』關閉前約占70%以上，到2005年翻了一倍還多。
在歐元區，這種增長趨勢異常突出，從1990年超過60%到今天不到90%。與此同時，發達世界的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直在緩慢而穩步地下降。歐洲銀行資本現在不足其資產的10%，而20世紀初在25%左右。換言之，銀行不僅考慮吸納更多的存款，而且它們把其中較大比例放貸出去，並儘量減少其準備金率量。
今天，世界主要經濟體銀行業總資產大約相當於這些國家的合計國內生產總值的150%。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國際銀行業總資產在2006年12月約為29萬億美元，約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63%。
那麼，貨幣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是不再擁有其價值，正如它在金本位制時代？如今的美元是在1957年設計的。自那時起，其購買力相對消費者物價指數而言下降了驚人的87%。在此期間年通貨膨脹率平均超過4%，是歐洲所經歷的波托西白銀引發的所謂價格革命速度的兩倍。如果有人在1970年花費1000美元購買黃金作為儲蓄金，在黃金視窗仍然開著的條件下，他將買到超過26.6盎司的黃金。在撰寫本書時，黃金交易價格接近每盎司1000美元，他可以賣掉他的黃金獲得26596美元。
債券的『殺人執照』
在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一開始的100天內，他的競選班子成員詹姆斯·卡維爾曾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我過去經常想，倘若果真有來生，我希望轉世投胎做一回總統或是教皇，或者一名400碼棒球擊球手。』他對《華爾街日報》說，『但現在我想通過債券市場重生了，因為它能嚇唬每一個人。』令他備感吃驚的是，債券價格在之前11月份美國大選剛剛結束之後便出現了上揚，而在此之前，總統實際上還沒有發表承諾降低聯邦財政赤字的演說。『投資市場中聚集的是一群強硬派。』財政部部長勞埃德·本特森評論道，『總統做出的努力可靠嗎？政府會持之以恆地推動投資市場嗎？顯然他們已經做出肯定的判斷了。』
美聯儲主席艾倫·葛林斯潘說，如果債券價格繼續攀升，將成為『迄今為止我所能想像到的最強有力的經濟刺激因素』。到底是什麼使得這些政府官員如此畢恭畢敬—甚至畏懼地談論一個只是買賣政府『借據』的市場呢？
在銀行創造了信貸之後，債券的誕生便成為貨幣崛起過程中的第二次偉大革命。政府（以及大型公司）通過發行債券，從範圍更加廣泛的人們和機構（而不僅僅是銀行）那裡借用資金。下頁圖展示的是一張日本政府發行的面值10萬日元的10年期債券，以及一張1.5%的固定利率息票—這只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所積累的838萬億日元龐大國債的冰山一角。這張債券包含有日本政府的承諾，即在未來10年內每年向任何該債券持有者支付10萬日元的1.5%的利息。債券的最初購買者有權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市場價格出售債券。在本書撰寫之時，該債券價格約為102333日元。為什麼？因為強大的債券市場就是這麼認定的。
讀書心得:債券的本利，每年都是固定的。舉例來說，假如一張債券定價是100元，票面利率是5%，那麼他每年會收到的利息為固定5元。投資人如果是以102元買入，那麼他每年會收到的利息為5元，計算出來，當期殖利率=5/102=4.9%。也就是說，當買入價格大於票面價格時，當期殖利率會低於票面利率。
大約800年前，債券市場從義大利北部的城邦中悄然萌芽，發展至今規模已經相當龐大。當今國際市場交易的債券總市值約為18萬億美元。而國內市場交易的債券（例如日本投資人持有的日本政府債券）市值則達到了令人咋舌的50萬億美元。
我們大多數人甚至並不清楚，其實我們所有人，不論您是否願意，我們都在兩個重要方面受到債券市場的影響。
首先，我們積攢下來以備年老之時使用的資金中絕大部分都被投資到了債券市場。
其次，因為債券市場規模龐大，而且政府被看做是最值得信賴的借款人，所以可以說，債券市場為整個經濟設定了長期利率。
當債券價格下跌時，利率將會上漲，其後果就是給所有借款人帶來痛苦。
它的具體運作過程就是這樣。如果一個人有10萬日元待存，那麼購買10萬日元的債券不但可以保證本金安全，同時還能為存款人帶來定期利息。更精確地說，如果債券按照1.5%的固定利率或『息率』付息，那麼10萬日元的債券每年產生的利息就是1500日元。但是，市場利率或當期收益率要按照市場價格確定的利息率計算。該債券當前的市場價格為102333日元，那麼市場利率或當期收益率應為：1500/102333=1.47%①。
現在設想一下這種情形—債券市場開始擔心，因為日本政府的巨額債務，而感到恐慌。假如投資人開始擔心日本政府可能無力支付此前承諾的年度利息；或投資人開始對日本貨幣也就是日元的健康狀況擔心，因為債券以日元結算，利息也用日元支付。在這種情況下，恐慌的投資人會拋售他們手中的債券(怕日圓變得不值錢了)，進而導致債券價格下跌，這個時候，只有當債券價格下跌到足夠低廉的程度，便宜到可以彌補日本政府違約或貨幣貶值等不斷增長的風險的時候，投資人才會願意購買債券。
我們不妨假定，我們的債券價格下跌到了8萬日元，那麼投資人的收益率是：1500/80000=1.88%。也就是說，突然間，日本整體經濟的長期利率上漲了0.41%—從1.47%上漲到1.88%。那些在市場變化之前為了保障退休生活而投資債券市場的人，將會蒙受22%的損失，因為他們的資金與債券價格以同等幅度下降。如果投資人在市場變化之後想要辦理抵押貸款，他們會發現每年至少要多付0.41%（按照市場上的說法，41個基點）。
管理著世界上最大債券基金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負責人比爾·格羅斯說：『債券市場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是所有市場之本；信貸成本以及利率（關於基準債券），最終決定股票、房產以及所有資產類型的價值。』
在政治家看來，債券市場之所以強大，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它每天都對政府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做出判斷。
但是，債券市場真正的能力在於，能夠通過較高的借貸成本對政府施加影響。即使只是0.5個百分點的上漲，都能使政府本已龐大的財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償還的債務，從而導致已經債臺高築的政府蒙受巨大損失。
在錯綜複雜的金融關係中，存在著一條迴饋影響：支付更高的利息會導致更大的財政赤字，債券市場將會更加糟糕，債券再次遭到拋售，利率再次上漲……政府遲早都要面臨無法迴避的三選一的困境：拖欠部分債務，印證債券市場最嚴重的擔心？或者為了穩定債券市場，削減其他領域的財政支出，從而惹惱選民或既得利益集團？抑或力圖通過增加稅收而降低財政赤字？債券市場的建立，為政府借款提供了便利條件，並在危機階段左右著政府政策。
那麼，『債券先生』是如何變得比伊恩·佛萊明所創造的邦德先生更強大的呢？還有，為什麼債券和邦德都具有『殺人執照』？
債務如山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戰爭，是一切緣由之父。』
毫無疑問，戰爭也可以說是債券市場之父。
在彼得·范德海頓非凡的版畫《財富之戰》中，存錢罐、錢袋子、硬幣桶以及藏寶箱—大部分都配備著劍、刀和長矛—在一片嘈雜的混戰中互相攻擊。鐫刻在版畫下面的荷蘭詩文寫道：『金錢和財物，一切戰爭和爭吵的緣由。』詩文同時還說：『只有當你能夠籌集到戰爭所需的錢財時，戰爭才有可能爆發。』同金融史上許多其他事物一樣，通過專為政府債務設立的市場給戰爭籌集資金，也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發明。
14世紀和15世紀的大部分時期，托斯卡納地區的中世紀城邦—佛羅倫斯、比薩和錫耶納都處於互相爭戰或與其他義大利城邦爭戰的狀態之中。這是人力和財力耗費都很巨大的戰爭。不過，各個城邦都不會讓自己的公民從事戰爭這樣的髒活，他們雇傭軍事承包商。這些承包商召集軍隊，吞併敵人的土地、掠奪財寶。在14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眾多軍事承包商中出現了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威武的風采現在在佛羅倫斯大教堂的壁畫上仍然清晰可見—這幅畫最初由一個佛羅倫斯人委託他人所作，以表達其對這位『無與倫比的領導人』的崇敬之情。儘管看起來好像不太可能，但這個雇傭兵領袖竟然是一個生長於英國斯拜爾·赫丁翰的艾塞克斯男孩兒，他就是約翰·霍克伍德。約翰·霍克伍德爵士代表義大利城邦嫺熟地四處征戰，義大利人稱他為『一個敏銳的人』。為了獎勵霍克伍德為他們提供的服務，佛羅倫斯人送給霍克伍德多處房產，位於佛羅倫斯郊外的蒙特奇奧城堡就是其中之一。霍克伍德是一名雇傭兵，願意為任何出錢者賣命，不管是米蘭、帕多瓦、比薩還是教皇。佛羅倫斯韋奇奧宮中令人眼花繚亂的壁畫描繪了1364年比薩和佛羅倫斯的軍事衝突。那時候霍克伍德正在代表比薩作戰。不過，15年後，他又轉而投奔佛羅倫斯，其最後的軍事生涯都效力於佛羅倫斯。為什麼？因為佛羅倫斯能付給他錢。
連年爭戰的軍費開支使義大利各城邦陷入危機。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政府開支也達到了稅收的兩倍。為了向霍克伍德之流支付酬金，佛羅倫斯陷入了財政赤字。從托斯卡納國家檔案中，人們可以發現佛羅倫斯的債務如何增長了百倍，也就是從14世紀初的5萬弗羅林，增長到1427年的500萬弗羅林。這確實是堆積如山的債務，並因此被稱為『公共債山』。到15世紀早期，借款金額已經占到了城邦收入的70%。那座『債山』幾乎超過了佛羅倫斯年經濟收入的一半以上。
佛羅倫斯人從哪裡能借到這麼一大筆錢呢？答案是：從他們自己那裡。實際上，富有的市民是被迫借錢給城邦政府的，因為這樣可以取代繳納財產稅。作為對這些強制性借款（貸款）的回報，市民將會獲得利息。從技術層面來講，這筆借款對於市民是義不容辭的，所以不是『高利貸』（正如我們所知，高利貸是教會明令禁止的）。因此，作為一種對源於現實或假設的強制投資的成本補償，利息支付能夠與教規達成契合。正如蘇薩的霍斯特西斯大約在1270年所記錄的那樣：如果某個擅長從事貿易和集市交易並因此從中獲益的商人出於對我的仁慈，把他原本用於做生意的錢借給急需的我，那麼我有義務為他支付利息。
佛羅倫斯金融系統最重要的特點是，如果投資者急需現金，他們可以把這些貸款出售給其他市民。換句話說，它們屬於流動性資產，儘管那個時候的債券只不過是皮封面帳簿上的一些條條道道。
事實上，佛羅倫斯把它的市民變成了最大的投資人。到14世紀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過這種方式繳納錢財以支撐城邦公共債務，儘管大多數籌款來自那幾千個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貸業務不僅證明了他們在這一時期的財富規模，同時也表明了他們對城邦財政的支援力度。
佛羅倫斯金融系統能良好運轉的原因之一，在於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貴族把持著政府及其金融命脈。
這種寡頭權力結構為債券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那些不負責任的世襲君主不同（他們可能專斷地違背對債權人的承諾），佛羅倫斯發行債券的人通常就是購買債券的人。因此，他們對看到自己獲得利息非常感興趣，這不足為奇。
不過，通過這種方式籌到能夠支援毫無收益的戰爭所需的款項，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限制。隨著義大利城邦債務的增加，他們不得不發放更多的債券；而他們發行的債券越多，他們拖欠償付的可能性就越大。
義大利的首都威尼斯在12世紀末期，就開發出了一套公共債券體系，比佛羅倫斯還要早。（『老山』）是14世紀威尼斯與熱那亞及其他敵手在戰爭期間的主要籌資方式。
義大利從1463年到1479年，隨著與土耳其連年戰爭的延續，一座新的債山堆積而起。公共債券的投資人年收益率為5%，每年分兩次償付，利息來源於城市的各種消費稅收（對各種消費品比如鹽等所徵收的稅）。
與佛羅倫斯一樣，威尼斯人也是強制放貸，但在二級市場上，投資人可以把債券賣掉套現。然而，在15世紀末期，威尼斯連續的軍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債券市場。那些在1497年價值為80（低於其面值20%）的威尼斯『柔佛巴魯』債券，到1500年價值降到了52，1502年末重回75，然後在1509年從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盤。在1509年到1529年間最低點的時候，『老山』價值僅為3，而『柔佛巴魯』價值為10。
現在，如果你在戰爭激烈進行之時購買政府債券，顯然要面臨風險，即參戰國可能無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於債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購買到收益率為面值10%的債券，你將能賺取50%的可觀收益。事實上，你所期望獲取的合理回報，在你準備承受的風險範圍之內。同時，正如我們所見，債券市場從整體上為經濟設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麼，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獲得某種戰爭溢價。因此，1449年，當威尼斯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同時在倫巴第地面以及海上開戰時，其遭遇債券極度貶值和利率飛漲的嚴重金融危機並非巧合。同理，1509年債券市場暴跌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義大利威尼斯的軍隊在阿格納德羅的潰敗。這兩個案例的結果是相同的：商業活動擱淺，最後停止。
不只是義大利城邦對債券市場的產生做出了貢獻。在北歐地區，那裡的城邦政權在不與教會規定衝突的情況下，也在竭力填補赤字。在北歐那裡，出現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決方案。儘管在北歐那裡他們禁止在貸款的時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貸法》並不適用於被稱為『普查』的中世紀契約，這種契約允許一方從另一方手中購買年支付流。
在13世紀，這種年金方案開始從法國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萊）以及佛蘭德的城邦（如根特）發行。他們採用兩種形式：遺贈年金—購買人可以將其遺贈給子孫，或定期年金—購買人死後即告廢止。賣家而非買家有權通過償還本金贖回年金。到16世紀中期，年金銷售大約拉動荷蘭的收入上升了7%。
法國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樣的方式籌集資金，他們以城邦作為媒介。在法國，巴黎市政廳代表君主籌集資金；在西班牙，王室債券需通過熱那亞的CasadiSanGiorgi公司（一家購買城市徵稅權的私人財團）和安特衛普證券交易所（現代證券市場的先行者）籌集資金。然而，投資人對王室債務進行投資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各個寡頭統治的城邦對其債務，都有可能不履行債務清償；同樣，專制的統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瞭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紀末期和17世紀就發生了一系列毀約事件，分別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債務清償。
西班牙陷入金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由於西班牙試圖軍事侵略荷蘭北部叛亂省份，結果最終失敗所產生的軍事巨額開支。
這些荷蘭北部叛亂省份，抵制西班牙的法律，這成為西班牙金融和政治歷史上的分水嶺。在共和體制下，聯合省融合了帶有民族國家性質的城邦優勢。他們把阿姆斯特丹開發成一個綜合多種有價證券的市場，從而有能力籌集戰爭經費：這些債券不僅包括終生和永續年金，還包括抽籤公債（投資者憑此購買並獲得大量收益的概率微乎其微）。截至1650年，當地已有超過65000名年金收入者把資產投到一種或多種債券上，從而幫助荷蘭籌集到了維持長期戰爭的資金，進而保持了自己的獨立。隨著荷蘭從自衛到帝國擴張的轉變，其債務飛速增長，從1632年的5000萬盾飛漲到1752年的2.5億盾。不過，荷蘭債券的收益率下降較為平穩，1747年的降幅只有2.5%—這一方面表明聯合省的資金充裕，另一方面也表明投資人對荷蘭政府違約償付的可能性並不擔心。
1688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將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逐離英國王位(他是天主教徒)，荷蘭新教的奧倫治王子隨即上臺，這些變革加上其他方面的創新，打通了從阿姆斯特丹到倫敦的英吉利海峽通道。
英國的財政體系與歐洲大陸其他君主國的明顯不同。英國國王擁有的土地已被售出，這早於其他地方；英國在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力量還比較弱小的時候，就開始通過增加議會的權力去控制王室的花費了。英國在建立只靠薪水而不是貪污維持生存的專業公務員隊伍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光榮革命突顯了這個差異，從那個時候開始，英國不再會有違約償付的情況發生（英國在1672年曾經發生過『財政署止兌』的命令，這是國王用行政命令賴帳，讓倫敦的投資人記憶猶新。當時英國王室深陷財務窘迫境地，國王查理二世不得已而採取止兌措施），不再會發生貨幣貶值，尤其是在1717年金本位制實施後。王室財政將由議會詳細審查，並將努力解決斯圖亞特王朝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債務，通過亨利·佩爾漢姆爵士『整理公債基金』來實施，這一景象在1749年達到高潮。
法國的金融政策與此恰恰相反，政府違約償付的情況經常發生。法國政府為了籌集為市民服務的款項，法國政府辦公室被變賣用於籌款；稅收被私有化或『外包』，預算少得不可理喻；三級會議（法國議會最重要的事情）休會，上臺的議長力圖通過發行長期公債和聯合養老基金籌集資金，相關條款對投資人極其優惠。
18世紀中期，英國的倫敦債券市場欣欣向榮，政府的『統一公債』在債券市場上處於主導地位，債券流動性強（也就是說債券容易出售），這對外國的投資人（尤其是荷蘭的投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反觀法國巴黎，在相比之下，法國債券市場遠遠落後。法國的金融分化將產生深遠的政治後果。
英國統一債券的成功
著名的英國統一債券（儘管有爭議）是所有發行過的債券中，後來證明是最成功的，因此值得我們瞭解。
在18世紀末期，投資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行投資：一種是收益率3%的債券，另一種是收益率5%的債券。它們是同一類型的債券，都屬於永久債券，沒有固定的到期日，如果債券市價等於或高於其面值（『票面價值』），政府能夠回購（贖回）。下頁的插圖展示的是一種典型的統一公債—一份部分印刷、部分手寫的收據，標有投資金額、債券面值、持有者姓名和日期：
1796年1月22日，收到安娜·霍伊斯夫人101英鎊，按100英鎊支付利息或股份或聯合股份，收益率為5%……在英格蘭銀行內可流通。
假定霍伊斯夫人花101英鎊購買了面值100英鎊的統一公債，她的年收益率將穩定達到4.5%（儘管這不是投資的最好時機）。當年4月，年輕的科西嘉指揮官拿破崙·波拿巴領導法國軍隊在蒙特諾特取得了第一場勝利，在接下來的20年，拿破崙對英帝國的債券和金融市場穩定構成巨大的威脅，但是拿破崙完全不顧及歐洲的和平，其危害程度遠甚於哈布斯堡皇族和波旁王族。要打敗拿破崙，英國政府將會債臺高築。當政府債務上升時，個人持有的債券價格將下跌—最低的時候，英國財富縮水30%。
1796年，很少有人會預測到，這個矮子科西嘉人能成為法國的皇帝和歐洲大陸的統治者（儘管如流星劃過），至少安娜·霍伊斯夫人沒有預測到。隨著社會的變遷，一個偉大的（更加持久的）壯舉差不多在同一時代發生。在拿破崙滑鐵盧潰敗的幾年當中，在法蘭克福昏暗的猶太人聚居區內，一個『金融拿破崙』橫空而出，他是債券市場的主導者，有人還說他是歐洲政治的統治者，那個人就是南森·羅斯柴爾德。
『金融拿破崙』『南森·羅斯柴爾德』
他擁有巨額財富，他吹噓他能決定戰爭與和平，國家的信譽由他掌控；他有不計其數的通信記者，他的信使比君主王侯的還要多；政府部長們也受他恩惠。他是歐洲大陸內閣的最高統治者，他想控制歐洲大陸。
這段文字是由英國激進的下院議員湯瑪斯·鄧司肯在1828年發表的，他所指的那個人就是『南森·羅斯柴爾德』。
『南森·羅斯柴爾德』是一家銀行倫敦分行的創始人，這家銀行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
債券市場讓羅斯柴爾德家族變得富裕—富到足以在全歐洲建造41處華貴房產的程度。
『南森·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四代傳人，也就是南森最偉大的曾孫，對其中這座位於白金漢郡的沃德斯登莊園，進行了整體鍍金重建。根據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說法，他們家族傑出的前輩『南森』，描述如下:個子不高、肥胖、有魅力、極其聰明、萬眾矚目……我無法想像他會是個容易相處的人。
伊芙琳·羅斯柴爾德有相似的看法：我認為『南森』他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
在倫敦聖·史威丁巷羅斯柴爾德公司的辦公室內，伊芙琳凝視著南森·羅斯柴爾德的畫像說：『我認為他意志堅定，深謀遠慮。』
儘管通信記者都稱讚羅斯柴爾德家族，南森寫給他兄弟們的信件卻很少被保存下來。從我們可以看到的『南森』寫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手寫體，像他們的所有信件一樣，非常難懂的希伯來語，其中描述了他所謂的猶太人的職業道德，可以看出他對待不夠機智的兄弟們，非常缺乏耐心。
我寫信告訴你們我的意見，因為給你們寫信是我的該死的責任……我閱讀你們的信件不止一次，甚至可能上百次。你們要好好反省一下，飯後我通常不做什麼，我不看書，不玩牌，不去劇院，我唯一的愛好是我的生意，受此驅動，我讀了阿姆謝爾、詹姆斯以及卡爾的信件……迄今為止，卡爾的信件（提到在法蘭克福買一處更大的房子）令我憂慮……所有的這些都是廢話，因為只要我們生意好，我們有錢，每個人都會奉承我們，那些沒興趣通過我們去賺錢的人將會羡慕我們。我們的所羅門對人對事都太過和藹，如果一個寄生蟲在他耳邊耳語點兒什麼事，他就認為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人；而真相是，所有跟隨他的人都有各自的利益。
『南森』的兄弟們稱他是『首席將軍』。1815年所羅門疲倦地抱怨道，所有你曾經寫到的就是—『付這，付那，發這，發那』。憑藉天生的金融天賦，『南森』從法蘭克福偏僻的猶太人胡同起家，進而掌控了倫敦的債券市場。不過，我要再說一次，金融創新的機會源自戰爭。
羅斯柴爾德的第一桶金
1815年6月18日早上，在英國威靈頓公爵的率領下，67000名英國、荷蘭和普魯士的聯軍警惕地注視著離布魯塞爾不遠的滑鐵盧戰場，迎面而來的是由法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率領的兵力不相上下的法國軍隊。
滑鐵盧之戰使英國和法國20多年來不斷發生的衝突達到頂點，但那不只是兩支軍隊間的戰爭，也是兩種融資體系之間的一場競賽：一方面，法國在拿破崙的領導下，依靠掠奪生存（佔領區的稅收）；另一方面，英國靠債務來維持。
從未有過為了軍事衝突籌款而發行這麼多債券的情況。
從1793年到1815年，英國的國債增加了3倍，達到7.45億英鎊，是英國全年經濟總量的兩倍還多。大量債券的發行對倫敦的金融市場影響深遠。自1792年2月以來，具有代表性的面值100英鎊、收益率為3%的統一公債的價格因為滑鐵盧之戰，已經從96英鎊跌到60英鎊以下，在某一時期（1797年）曾跌破50英鎊。這是令安娜·霍伊斯夫人煩惱叢生的時期。
根據一個由來已久的傳說，羅斯柴爾德家族獲取他們的第一桶金，是『南森』根據戰爭勝負對英國債券價格的影響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而投機成功。
一些版本的故事說，『南森』親眼目擊了那場戰役，冒險穿越英吉利海峽的風暴，在威靈頓軍隊取得勝利的官方消息傳來之前提前到達倫敦。他在債券價格大漲前購買了債券，金額在2000萬英鎊到1.35億英鎊之間。後來，德國納粹盡力渲染了這一傳說。1940年，約瑟夫·戈培爾核准發行了《羅斯柴爾德之死》，書中描述了一個油嘴滑舌的『南森』，他通過賄賂一個法國將軍，從而確保威靈頓軍隊的勝利，然後在倫敦誤報戰役的結局，為的是造成投資人對英國債券的恐慌性拋售，隨後他以極便宜的價格猛力吸貨。
然而，1815年的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南森』的發跡不是因為威靈頓軍隊的勝利，實際上，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有可能因此被毀滅。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發跡，也不是因為滑鐵盧之戰。
在排除一系列錯誤消息干擾之後，英國軍隊自1808年8月以來，一直在歐洲大陸與拿破崙的軍隊作戰。當時是威靈頓公爵，接著是亞瑟·威爾斯利爵士領導英國軍隊遠征在前一年遭到法國入侵的葡萄牙。接下來的6年中，英國軍隊經常要把男人和物資運送到伊比利亞半島。通過向大眾出售債券，的確能為英國政府籌集到大筆現金，但鈔票對遠方的西班牙戰場卻幾乎沒有一點用。為了給軍隊提供給養，支持英國盟軍共同抗法，威靈頓公爵需要一種能被普遍接受的貨幣。他們面臨的挑戰是，要把債券市場籌集到的資金變成金幣，然後把金幣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而在戰時，從倫敦往里斯本運送幾尼金幣①，成本很高，而且危險重重。然而當葡萄牙商人拒絕接受支付匯票時，威靈頓公爵除了運送現金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南森·羅斯柴爾德』—這個小有成就的法蘭克福古董交易商及證券經紀人的兒子，在1799年才到達倫敦，在接下來的10年裡，他在英國北部的新興工業區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購買紡織品然後出口。
直到1811年，『南森·羅斯柴爾德』才在倫敦進入銀行業。
為什麼是那個時刻呢？英國政府開始求助於他解決政府的金融需求了嗎？答案是，『南森』作為一個歐洲大陸的黃金走私犯，通過突破拿破崙對歐洲大陸的封鎖，在英格蘭和歐洲之間開始進行貿易，擁有豐富的經驗。（誠然，破壞法國政府的威信只是眨眼間的事，但在純粹的重商主義者的眼裡，黃金從英格蘭流出會不斷削弱英國的戰果。）
讀書心得:原來『南森·羅斯柴爾德』是黃金走私販子
1814年1月，財政大臣授權首席代表約翰·查理斯·赫雷斯雇用『南森』，用最隱秘的方式在德國、法國和荷蘭大規模地收購法國的金幣和銀幣，總價值不超過60萬英鎊，從現在開始兩個月內，盡可能完成這項工作。
這些金幣要送到停泊在荷蘭港口的英國艦船上，然後運送給威靈頓公爵。現在，威靈頓公爵已經穿過庇利牛斯山進入法國。這是一項重大的任務，完全要憑藉羅斯柴爾德五位兄弟們橫跨海峽的信用網路去完成大規模的黃金轉運工作，斯柴爾德五位兄弟們他們成功完成了英國政府委託的任務。
威靈頓公爵很快就『獲取充足的貨幣供應』一事寫信表示感激。正如赫雷斯寫的那樣：『羅斯柴爾德圓滿完成了我們的各種服務委託，儘管他是個猶太人，我們還是要對他充滿信心。』
到了1814年5月，『南森』已為政府轉運了將近120萬英鎊的黃金，是最初計畫的兩倍。
毋庸置疑，運送數量巨大的黃金即使是在戰爭末期也是非常冒險的。
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立場來看，任務艱鉅，收費高也是合乎情理的，他們之所以能順利完成任務的原因，在於羅斯柴爾德家族有現成的銀行網路—『南森』在倫敦，阿姆謝爾在法蘭克福，詹姆斯（『南森』最小的弟弟）在巴黎，卡爾在阿姆斯特丹，所羅門在『南森』認為可能需要他的任何地方。
羅斯柴爾德五兄弟遍佈歐洲，他們利用市場間的差價和匯率差賺錢—這個過程就是套匯。
舉例來說，如果巴黎的金價高於倫敦金價，在巴黎的詹姆斯就會賣出黃金，然後把現金發到倫敦，倫敦的『南森』就會用這筆錢購買更多的黃金。事實上，他們代表赫雷斯所進行的交易量足夠影響到價格波動，進而提高營業收益率。另外，羅斯柴爾德兄弟也會幫助英國政府為英國的同盟軍支付大筆的津貼。
到1814年6月，赫雷斯統計後得出『南森』兄弟已經完成1260萬法郎的津貼支付業務。首相利物浦勳爵曾評論說，『羅斯柴爾德先生』已變成『一位非常有用的朋友』。首相利物浦勳他對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勳爵說：『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他的話，我們還能做什麼。』那時，羅斯柴爾德兄弟稱『南森』是『債券交易之王』。
拿破崙在1814年4月退位後，被放逐到義大利的小島厄爾巴島，在那兒他繼續統治一個小帝國。但那個小島太小，根本容不下他。
1815年3月1日是會讓那些在維也納會議上商討重建歐洲秩序的君主和大臣驚恐不已的日子—拿破崙重返法國，下定決心復興他的帝國。
拿破崙偉大軍隊的退伍軍人重新集結到他的旗下。『南森·羅斯柴爾德』聽到這一條『壞消息』後，立刻開始購買黃金，凡是他和他兄弟可以買到的所有金條和貨幣都予以購進，並轉由赫雷斯運給威靈頓公爵。
羅斯柴爾德家族供給的金幣總價值超過200萬英鎊，足夠填滿884個盒子和55個桶。同時，『南森』繼續為英國在歐洲大陸的盟軍提供津貼支付服務，在1815年，他和赫雷斯共計完成了980萬英鎊的交易。這種服務的傭金從2%~6%不等。拿破崙重返法國政壇讓羅斯柴爾德家族變成了富人。但是，『南森』低估了購進數量如此龐大的黃金的風險，正如『南森』曾設想的，與拿破崙的所有戰爭一樣，新的戰爭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過，他差點犯了致命的錯誤。
威靈頓公爵對滑鐵盧之戰曾有一段著名的評論，稱『這將是你一生中能看到的最勢均力敵的戰爭』。在經過一天的艱難衝鋒與反衝鋒以及英勇防禦之後，姍姍來遲的普魯士軍隊最終決定了這場戰爭的勝利。對威靈頓公爵來講，這是一場光榮的勝利，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並非如此。毋庸置疑，『南森·羅斯柴爾德』能提前得知拿破崙軍隊潰敗的消息是件欣慰的事情，這歸功於他的信使的速度比給英國內閣傳遞戰況的威靈頓公爵的官方信使亨利·珀西少校快將近48小時。不論『南森』多早收到滑鐵盧之戰的消息，在他看來都不是什麼好消息。他不希望戰爭這麼快就結束，因為他和他的兄弟擁有一大筆錢，戰爭一旦結束，就意味著沒有人需要為戰爭籌款了。隨著和平的到來，戰勝拿破崙的偉大軍隊將會被裁減，戰時聯盟將會解散，這一切意味著士兵不再有工資，不再需要為英國的戰時聯盟支付津貼，戰爭期間飛漲的金價註定要下跌。
所以，一但戰爭結束，對於『南森』而言，面臨的不是傳說中的巨大利潤，而是慘重並在不斷加大的損失。
英國統一公債的價格（1812~1822年）
但是，『南森』眼下還是有一條可能的出路：羅斯柴爾德家族可以在債券市場上用他們的黃金做一次大規模、高風險的對賭。
1815年7月20日，倫敦《信使報》晚間版報導說『南森』大量買進政府債券。『南森』的賭注是，英國取得了滑鐵盧之戰的勝利，政府借款預期會減少，英國的債券市場價格會飛漲。『南森』不斷買進，英國政府債券適時開始上漲，而『南森』繼續買進。儘管他的兄弟苦苦懇求他賣出變現，『南森』還是鼓足勇氣一直堅守到第二年。到1817年末，債券價格最終上漲超過40%後，他才賣出。算上英鎊的購買力和通貨膨脹等諸多因素，『南森』的利潤在今天價值6億英鎊。這是金融史上最大膽的一次交易，也是從拿破崙軍隊的潰敗中僥倖奪取的金融交易的勝利。勝利者與失敗者的相似性對當代不會沒有影響。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勁敵—巴林銀行的一個合夥人的話來說：『坦白說，我沒有勇氣去完成這樣的交易。他們計畫周密，富於智慧，執行敏捷—他們長於金錢和基金的運作，而拿破崙長於戰爭。』奧地利首相普林斯·梅特涅的秘書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簡直就是『金融拿破崙』。德國詩人海因裡希·海涅說：『金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上帝……羅斯柴爾德就是金錢的先知。』
統治國際金融市場
在某種程度上說，到今天依然令人驚訝的是，在滑鐵盧戰役之後的半個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繼續統治著國際金融市場。對當代人來講，他們經常從神秘的角度，尋求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取得非凡成就的解釋。根據19世紀30年代的一則記錄，羅斯柴爾德家族之所以能擁有巨額財富，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神秘的『希伯來法寶』，這個法寶讓倫敦分行的創始人『南森·羅斯柴爾德』成為『歐洲貨幣市場中的大人物』。
19世紀90年代，類似的故事在俄羅斯猶太人聚居區中流傳。正如我們所知，納粹傾向於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發跡歸結於操縱債券市場的消息以及其他精明的舉措。即使在今天，羅斯柴爾家族的神話仍在流傳。根據2007年在中國出版發行的宋鴻兵的那本暢銷書《貨幣戰爭》的說法，羅斯柴爾德家族通過所謂的對美聯儲的影響，繼續控制著全球貨幣系統。
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拿破崙戰爭的最後階段發跡，在日益國際化的倫敦債券市場扮演了主導角色。他們通過建立資本金基礎和情報網絡—比其勁敵巴林銀行要先進得多，在競爭中居於主導地位。據估計，從1815年到1859年，他們設立的倫敦分行發行了14種不同的主權債券（sovereignbonds），面值總計將近4300萬英鎊，是倫敦所有銀行發行的債券總數的一半還要多。儘管英國政府債券是他們在市場上出售的最主要的債券，他們也出售法國、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那不勒斯和巴西的債券。另外，1830年後，他們獨家發行比利時政府的債券。特別要指出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用現金從政府那裡購買新債券的發行份額，然後把這些債券分銷到他們遍及歐洲的經紀人和投資人網路中，從中收取傭金。只有當從買家那裡收到所有的分期付款後，它們才會把債券款項匯給政府。羅斯柴爾德家族付給君主借款人的價格和他們賣給投資人的價格差很大（在首次公開發行後，再設定一個價格）。當然，正如我們所見，以前就存在大規模的國際借款，尤其是在熱那亞、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但不同之處在於，自1818年以後，倫敦債券市場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天下，他們堅決主張大多數新的借款國發行債券要用英國貨幣標定，而不是本國貨幣，並在倫敦或其他有羅斯柴爾德家族分支機搆的市場支付利息。隨著1818年收益率為5%的普魯士債券的首次公開發行，一套新的標準確立起來了。經過漫長而不斷反復的商討之後，這些債券不僅在倫敦，同時在法蘭克福、柏林、漢堡和阿姆斯特丹發行①。德國法律專家約翰·海因裡希·班德在他的著作《論國家債券交易》（1825）中指出，這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最重要的金融創新之一，『任何政府債券的持有人……選擇就近的分支機搆，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收取利息』。可以肯定的是，債券發行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唯一的生意，他們同時是債券交易商、套匯商、黃金交易商和私人銀行家，也是保險、礦山和鐵路投資商；不過，債券市場仍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的核心競爭力所在。與弱小的競爭對手不同，羅斯柴爾德家族僅僅投資於那些用現在的說法來說就是具有『投資等級』的證券上。到1829年，他們在19世紀20年代發行的證券沒有一家出現違約償付情況，儘管在那個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次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多次危機中的首次）。
羅斯柴爾德家族事業蒸蒸日上。當『南森』在1836年去世的時候，其個人財富相當於英國國家收入的0.62%。從1818年到1852年，羅斯柴爾德家族的5處分支機搆（法蘭克福、倫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維也納）總資產從180萬英鎊上升到950萬英鎊。1825年，他們的總資產是巴林兄弟銀行和法國銀行的9倍多。到1899年，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資產達到4100萬英鎊，超過德國最大的5家股份銀行的資產總和。羅斯柴爾德家族公司日益發展成跨國的資產管理公司，同時管理各處分公司的資產。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富不斷增加。
為了維護家族事業，他們對5個分公司的契約定期進行修訂，並嚴格執行堂親、表親聯姻制度。
從1824年到1877年，『南森』的父親梅耶·羅斯柴爾德的後代有21對新人結為連理，其中不少於15人是近親聯姻。
讀書心得:哇嗚，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了維持家族血統純正，居然公開制定近親通婚的規定，而且還要嚴格執行，這樣持續下去，遺傳缺陷的問題不就遲早消滅自己嗎?
此外，家庭都統一虔誠信奉猶太教，當其他猶太人家庭發生背教或混婚情況時，都會進一步加強他們作為『高加索王族』（即猶太）的觀念。
老梅耶·羅斯柴爾德反復告誡他的5個兒子：『如果你不能讓人們愛你，那就讓人們怕你。』他們作為債券市場的統治者，淩駕於19世紀中期的金融世界之上。人們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恐懼超過對他們的熱愛。與歐洲老牌貴族階層的土地資產相比，具有更高收益率和更多流動性的新式財富的興起令右翼反動分子哀歎不已。
正如海因裡希·海涅所看到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創建的金融系統具有某種深刻的變革意義：債券體系是自由的……人們可以選擇他們喜歡居住的地方，他們到哪裡都能活下去，即使沒有工作，也可以靠他們債券的利息生活，靠他們便攜的資產生活，所以他們聚集在一起生活，並成為首都城市的中堅力量。當各種不同的精英聚集生活在一起，知識份子、社會當局和債券高度集中，我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在海涅看來，作為『推翻舊貴族統治的三大恐怖人物』之一，羅斯柴爾德是與黎塞留①、羅伯斯庇爾可以相提並論的人物。黎塞留摧毀了舊權力，羅伯斯庇爾消滅了舊勢力的殘餘，而羅斯柴爾德為歐洲造就出了一批新的社會精英。
把政府債券體系提升為至高無上的權利……資助從前的特權階級。為了確保這一點，他們組建了新的貴族政府，但這一切都是基於最不可靠的東西—金錢……金錢比水更具流動性，比空氣更不穩定……
同時，左翼激進分子對政界湧現出的一股新生勢力表示不滿。這股新生勢力擁有對政府財政和大多數政策否決的權力。鑒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為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發行債券的成功，有人把『南森』作為保險經紀人『無價值的聯盟』畫成漫畫進行諷刺，幫助歐洲平息自由主義政治之火。
1821年，『南森』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脅，因為『他和外國勢力的聯繫，尤其是協助奧地利，幫助該國政府反對歐洲的自由』。自由主義史學家朱爾斯·米舍萊1842年在他的雜誌上寫道：『羅斯柴爾德先生認識很多歐洲國家的王子，以及不計其數的交易所經紀人。他把所有經紀人和國王的名字記在心中，甚至不用看通訊錄就能和他們談話。他曾對其中某人這樣說道:如果你任命這個人當部長，你的帳戶將出現赤字。』
挑明的說，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猶太人這個事實，進一步強化了人們普遍對猶太人的仇視。
在19世紀30年代，密西西比州州長一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來到美國，就諷刺『羅斯柴爾德男爵』『體內流著猶大和夏洛克的血，品行如同他的這兩個同鄉』。19世紀末，平民作家哈威把羅斯柴爾德銀行描述成一條巨大的黑章魚，觸鬚延伸到世界各地。
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有能力根據自己的意願允許或制止戰爭，這引來了大眾的強烈不滿。
1828年，普克勒爾–姆斯考（Pückler-Muskau）指出：『如今在歐洲，不管是誰，好像都沒有能力去發動戰爭。』
20世紀早期的一位評論家①曾尖銳地提出：大家可以認真考慮一下，如果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他們的同盟反對的話，任何歐洲國家或任何大國還有辦法藉由國家債券認購，而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嗎？
我們不妨假定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需要靠戰爭發財的，畢竟戰爭讓『南森·羅斯柴爾德』們完成了一樁最大的買賣。如果沒有戰爭，19世紀各國其實不需要發行債券。
正如我們所見，戰爭加大了風險，增加了債券實現給付的風險，也就是說降低現有債券的價格（就像16世紀的義大利威尼斯），債務國一旦戰敗或者喪失領土後會無力償付利息。
到了19世紀中期，羅斯柴爾德家族已從經紀人變身成基金經理，專注打理他們巨大的政府債券投資。
此時，如果發生戰爭，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來說，將會得不償失。基於這種原因，他們會一如既往地強烈反對義大利統一、德國統一。也基於這種原因，他們不希望看到美國陷入兩敗俱傷的內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為英國提供了強大的金融支持，決定了拿破崙戰爭的勝負結果。現在，他們通過選擇自己站在哪一邊，決定美國內戰的勝負結果。
美國內戰與債券市場
1863年5月，美國內戰已進行了兩年，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將軍攻下了美國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迫使南方邦聯軍隊在約翰·C·佩貝爾頓將軍的率領下向西撤退到密西西比河畔的維克斯堡。佩貝爾頓將軍的軍隊擊退了聯邦軍隊的兩次進攻，最終在聯邦軍隊的重重包圍下，彈盡糧絕。7月4日，也就是美國獨立日，佩貝爾頓軍隊投降。從此開始，密西西比河牢牢地掌握在北方的手中，而南方卻被一分為二。
維克斯堡之戰被視為美國內戰偉大的轉捩點之一。然而，從金融層面來看，那並非決定性的戰役。在那一年多以前，維克斯堡下游200英里處—密西西比河在此處流入墨西哥灣—就發生了決定性的戰役。1862年4月29日，海軍上將大衛·法拉革特攻破聖·菲力浦的堡壘，從而控制了新奧爾良。這場戰役相對於一年後的維克斯堡之戰而言，傷亡不大，戰時不長，但給南方帶來的損失慘重。
美國南方邦聯籌措資金的方法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因為歸根到底，南方邦聯的產業能力或者人力資源如同他們的資金一樣匱乏。他們在軍事方面付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懈努力。在內戰剛開始的時候，經驗不足的南方邦聯財政部在沒有現成可用的中央稅收系統的情況下，通過向其市民出售債券支付軍費開支，並籌集到兩筆巨額貸款，分別是1500萬美元和1億美元。但是，在南方自給自足的農場和規模相對較小的城鎮中，流動資金很有限。為了渡過難關，據說，南方邦聯聲稱，他們已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求助，希望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金融家族王朝能幫助他們打敗北方軍隊，如同過去羅斯柴爾德家族曾幫助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擊敗拿破崙軍隊一樣。
上述想法也不完全是空想，在紐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奧古斯特·貝爾蒙特對美國陷入內戰感到驚駭。作為民主黨的全國主席，他一直是史蒂芬·道格拉斯最重要的支持者。在1860年的總統大選中，史蒂芬·道格拉斯是亞伯拉罕·林肯的競爭對手。貝爾蒙特強烈抨擊林肯的『沒收充公和強制解放』政策。詹姆斯的第三個兒子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在戰爭開始前，在家信中表達了對南方邦聯的同情。於是，北方的某些評論員就得出了顯而易見的結論：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南方邦聯。『貝爾蒙特、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所有的猶太人……都一直在購買南方邦聯的債券。』這一消息刊登在1864年的《芝加哥論壇報》上。一位林肯的支持者譴責『猶太人、傑弗遜·大衛斯（南方邦聯總統）以及所有的魔鬼』是邪惡的群體，反對聯邦政府。當貝爾蒙特1863年訪問倫敦的時候，他親自告訴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很快北方軍隊將獲勝』。（不過有人懷疑就是此人說服英國幫助南方邦聯的。南方邦聯部長猶大·本傑明本身就是猶太人。）
實際上，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選擇支持南方邦聯，為什麼呢？可能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喜歡奴隸制度。
南方邦聯的信貸風險較高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畢竟，南方邦聯的總統傑弗遜·大衛斯在他是參議員的時候，公開主張拒絕償付州債務）。這股猜測之風彌漫整個歐洲。當南方邦聯在歐洲市場試圖出售傳統債券的時候，投資人表現出的熱情並不高。
結果，南方邦聯別出心裁的想出一個辦法去解決這一問題，那就是通過棉花。
這是南方邦聯經濟的支柱產業以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他們的辦法是，不僅把南方棉花的收成作為出口換匯的資源，而且把棉花收成作為發行一種新債券的後盾。
當法國-埃米爾厄蘭格公司代表美國南方邦聯發行棉花支持債券（cotton-backedbond）時，來自英國倫敦和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反應更為積極。這批英鎊債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們把棉花以每磅6便士的戰前價格出售。這批英鎊債券的收益率是7%，20年到期。儘管南方軍隊受挫，這批債券在戰時也下跌不多，最簡單的原因在於債券價格是以棉花做擔保的。由於戰時棉花需求增加，棉花價格也攀升。實際上，這批債券的價格從1863年12月到1864年9月已經翻倍。儘管美國南方邦聯在葛底斯堡和維克斯堡被擊敗，但棉花的價格在上漲。而且，美國南方邦聯處於優勢地位，通過控制棉花供貨量的方式，隨時可以進一步提高棉花的價格。
1860年，英國利物浦港是英國紡織行業進口棉花最重要的港口，而紡織行業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經濟的重要支柱，其80%以上的棉花進口來自美國南部。美國南方邦聯領導人認為，利用這一點能幫助他們迫使英國在戰爭中站在他們這邊。為了給英國製造壓力，他們對所有出口到利物浦港的棉花實施禁運。這一舉措的實施效果具有極大的破壞性。棉花每磅價格從60美元。上漲至270美元。從美國南方進口的棉花數量自1860年的260萬包銳減到1862年的不到7.2萬包。英國曼徹斯特南部地區的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棉紡廠，雇用了大約400名工人，而這個數字只是位於蘭開夏的國王棉紡廠的一個零頭。國王棉紡廠總共雇用了30萬名工人。沒有棉花供應，工人也就無所事事。到了1862年末，半數的工人不得不被解雇，蘭開夏總人口的1/4處於窮困潦倒等待救濟的狀態，他們稱此為『棉花饑荒』。
這只不過是一場人為的饑荒。美國南方邦聯那些人之所以這樣做，只是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當然，棉花禁運不僅僅導致英格蘭北部人們的失業、饑荒和暴亂。棉花短缺也拉動了棉花價格上漲，由此提升了南方邦聯發行的棉花支持債券的價值。對於英國政治精英階層來講，這是一種無法抵擋的投資。《泰晤士報》編輯約翰·德萊恩曾提到，後來的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就購買過一些這種債券。
然而，美國南方邦聯操縱債券市場的能力依賴於一個條件：如果南方邦聯最終無力償付利息的話，投資人有權擁有棉花實物。如果抵押，只有貨物在債權人手中才可以實施。這就是1862年4月新奧爾良的陷落成為美國內戰的真正轉捩點的原因。隨著美國南方邦聯的重要港口被美國北方聯邦軍隊攻佔，那些想把南方棉花作為抵押的投資人不得不突破聯邦海軍的封鎖，這種封鎖不是一道，而是兩道。鑒於駐守在密西西比河周圍的聯邦海軍實力不斷增長，投資人的前景黯淡。
如果南方邦聯能設法堅守住新奧爾良，直到收穫的棉花裝船運抵歐洲，他們就可能在倫敦售出300萬英鎊的棉花債券。或許，一向規避風險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有可能衝破各種融資阻力。不過，他們解除了厄蘭格貸款①，因為他們認為『這筆貸款投機性太強，會引來更多瘋狂的投機者……我們沒有聽說過任何有名望的人做過這種交易。』南方邦聯過於自信，他們停止了棉花供應，直至無法挽回。到1863年，蘭開夏郡已從中國、埃及和印度找到了新的棉花來源。此時，投資人對美國南方邦聯棉花支持債券迅速喪失信心，這場棉花禁運最後嚴重打擊了南方邦聯的經濟。
隨著國內債券市場的枯竭和僅有的兩份無足輕重的外國貸款，南方邦聯被迫通過印刷沒有後盾支撐的美元鈔票，以滿足戰爭及其他方面的花費—總價值達17億美元。美國內戰中的交戰雙方都不得不印刷鈔票，這是實際情況。但到內戰結束後，北方聯邦政府的『綠背』美元按照金價仍然約值50美分，而南方邦聯的『灰背』美元僅值1美分—在1864年進行的貨幣改革也枉然。南方各州和市當局紛紛印刷自己的鈔票，這使情勢進一步惡化。再加上南方邦聯的紙幣印刷技術低下，導致鈔票很容易被複製，偽幣氾濫。更多的錢卻只能買到更少的商品，於是發生了通貨膨脹。在美國內戰期間，南方的物價飛漲了大約40倍，而北方的物價僅上漲了60%。在1865年4月，也就是南方邦聯軍隊將領投降前夕，南方的經濟正走向崩潰邊緣，惡性通貨膨脹就是南方戰敗最明顯的預兆。
羅斯柴爾德家族當時的判斷是對的。那些投資南方邦聯債券的人最後損失慘重，一無所有，因為獲勝的北方聯邦政府不承認南方邦聯的債務。
最後，南方邦聯除了印錢籌措戰爭經費之外，別無選擇。歷史上抵制債券市場的企圖，最終都會在毀滅性的通貨膨脹和軍事屈辱中結束，當然，這不是最後一次。
食利者的安樂死
19世紀，被美國南方邦聯債券害到傾家蕩產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在美洲，讓這些債券投資者大失所望的遠不止南方邦聯，因為這只代表了最北邊的欠債情況。在裡奧格蘭德河①南部地區，拖欠債款和貨幣貶值的現象相當普遍。發生在19世紀拉丁美洲的種種跡象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暴露了20世紀中期即將到來的最普遍的問題。一部分原因是由於那些最有可能投資債券並能從即息償付中獲利的社會階層，在當時最禁不住打擊。另一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的拉丁美洲共和黨人較早地發現，如果債券持有者大部分是外來者，那麼拖欠造成的傷害就不會那麼嚴重。所以，拉丁美洲早早地發生了債務危機也就並不意外了。
1826年9月，當秘魯、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和阿根廷這些國家同時拖欠早些年在倫敦發行的債券時，第一次大規模的拉美債務危機爆發了。
在諸多方面，債券市場還是很有威力的。到19世紀晚些時候，拖欠債款的國家面臨著許多風險，如經濟制裁、財政制約，甚至是軍事干預（至少來自五個方面）。格萊斯頓在1882年威脅埃及，如果埃及政府不能對歐洲（包括他自己）持債人兌現還款承諾，英國將對其發動進攻。從投資者的考慮角度來說，大英帝國對於『新興市場』的大力支持無疑是一種很好的政治保護，排除了許多風險。在大英帝國之外，也有國家因拖欠債款而受到軍事威脅。比如在1902年，由英國、德國和義大利臨時組建的海軍艦隊對委內瑞拉的港口進行了封鎖。而在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美國對其債權人的利益提供了強而有力、有效的保護。
但從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來說，債券市場存在著很多漏洞。在倫敦城這個19世紀最大的國際金融市場，富有的投資者還是少數。19世紀早期，英國持債人的數量不足250000人，僅為當時該國人口的2%，而他們擁有的財富則是該國國民收入的兩倍還多，他們的收入占到了國民收入的7%左右。1822年，來自國債的利息收入大約占到了英國政府全部公共開支的一半，超過了該國非直接消費稅收的2/3。直至1870年，上述比例仍沒多大變化，分別為1/3和超過一半。很難想像還有比這個更糟糕的稅收制度：許多常用必需品需要徵稅，用以向少數人支付利息。難怪像威廉·科貝特這樣的激進派會奮起抨擊。在1830年創作的《騎馬鄉行記》一書中，科貝特這樣寫道：『所有的國債、稅收和賭博都是導火線，民眾很自然地被激怒了……為了人們那點可憐的收入。』他警告說，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整個國家都會毀在『那些向民眾放貸以維持這個罪惡社會體制的人們……包括借貸股票經紀人和儲蓄經紀人……猶太人和所有徵稅者』的手裡。
如此激烈的言辭並沒有動搖那些人（在法國，像食利者這類人，他們從政府公債中獲得『年金』收入）的地位。相反，1830年之後的幾十年成了這些歐洲食利者們的黃金年代。拖欠變得不那麼頻繁了。由於金本位制，紙幣變得更加可靠。暫且不談日益普及的公民選舉權，食利者們的成功引人注目。儲蓄銀行（政府經常要求儲蓄銀行發行公債作為其本金）的日益崛起，真正將社會間接地納入到了債券市場中。但是，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社會生活方面，尤其當與經濟生活交織在一起時，這些食利者們依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巴林銀行、格萊斯通銀行的中堅力量。最終將這一切結束的並不是民主制或社會主義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歐洲精英們導致的一次財政貨幣災難，這個災難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通貨膨脹背後
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裡德曼在對通貨膨脹給出的著名解釋中說：『在任何地方都永遠是這樣一種現象，即它是並且只能是一種貨幣的增長量超過產出量的貨幣現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發生在交戰國各國內部的現象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
高度通貨膨脹率現象的出現需要五個基本的條件：
1.戰爭導致物品短缺；
2.戰爭導致政府從中央銀行進行短期貸款；
3.政府進而將債務有效變成現金，增加了貨幣的供給量；
4.公眾通貨預期轉移，貨幣平衡需求下降；
5.進而商品價格上漲。
但是，純貨幣理論不能解釋為什麼通貨膨脹過程在一國要比在其他國家更能快速深遠地發展，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通貨膨脹導致的結果會各式各樣。
如果把1914年到1918年主要交戰國的所有公共花費匯總，就會發現英國的總花費遠遠超過德國，法國的總花費遠遠超過俄國。以美元為單位，在1914年4月至1918年3月間，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公共負債額的增加值遠遠超過同期的德國。事實上，1913年到1918年間，德國流通中的貨幣量的上漲百分比（1040%）遠高出英國（708%）或者法國（386%），但是該百分比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則分別為1116%和961%。與1913年相比，到了1918年，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商品批發價格要遠遠高出德國。1918年德國柏林的生活消費指數是戰前的2.3倍，這個變數在英國則為2.1倍。那麼，按照這些數字顯示，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的是德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變得一文不值的是德國馬克而不是其他國家的貨幣？
問題就在於戰時和戰後的債券市場。
戰爭期間，所有陷入戰爭的國家都被戰爭債券牽引著。那些之前從未買過政府債券的小額儲蓄者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開始投資戰爭債券。然而，與英國、法國、義大利和俄國不同，德國在整個戰爭期間無權涉足國際債券市場（德國最初拒絕在紐約債券市場投資，之後一直被排除在大門之外）。而協約國則可以在美國或是富有的英帝國出售債券。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以及土耳其）則被排斥在外，只能在自己國家出售債券。柏林和維也納雖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遠比不上倫敦、巴黎和紐約。結果，德國及其同盟國在國內出售債券愈加困難，因為這些國家發行了過量的戰爭國債，超過了投資者的承受範圍。很快，德國和奧匈當局就開始向其中央銀行求助購買短期貸款，程度遠遠超過英國。中央銀行購買的短期國債數額的上漲預示著通貨膨脹的到來，因為與出售公眾債券不同，將這些票據兌換成大把大把的鈔票，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供給。到戰爭結束時，差不多1/3的德意志債務都是『浮動的』或者說是未清償的。而且德國政府發行了過量的貨幣，僅僅是由於戰時價格管制，才未使整個國家陷入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戰敗使得這些國家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之前，各方都向納稅人和債券持有人保證，只要戰爭勝利，敵人將會為這些債務買單。可是事與願違。這些國家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意味著國家的破產。那些先前投資債券的人本希望能夠打贏這場戰爭但戰敗和革命意味著政府無力償還債務。德意志帝國的債權人不得不為這場災難買單。比戰敗更嚴重的是，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間頻繁爆發的革命，更讓這些投資者難以安心。還有在凡爾賽召開的巴黎和會，讓這個稚嫩的威瑪共和國背上了一筆數額未定的賠款債務。當1921年債務最終確定時，德國人發現自己背上了一筆數額驚人的高達1320億『戈德馬克』（一種戰前馬克）的外債。這筆賠款相當於國家收入的3倍多。儘管並不是所有這些債務都即刻生息，但預計的償付款占到了1921年到1922年間德國1/3以上的財政支出。那些寄希望於德國的投資者在1921年夏天對未來並不樂觀。而戰後流入德國的外資僅僅是一些短期的投機貨幣或『熱錢』，隨著情況的不斷惡化，不久就又流出了。
但是，如果只是簡單地把1923年的那次惡性通貨膨脹看成是《凡爾賽條約》導致的惡果，那就大錯特錯了。當然，德國人願意這樣認為，他們覺得通貨膨脹與條約的簽訂有很大關係。德國人一直聲稱，戰後的巨額賠償是導致經常專案赤字的原因，除了印製更多的鈔票以外，他們沒有其他辦法去應對賠償。通貨膨脹是馬克貶值帶來的直接後果。但所有這些都忽略了德國國內貨幣危機導致的國內政治隱患。威瑪共和國的稅收系統是脆弱的，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這個新生的政權對於那些拒絕納稅的高收入人群而言缺少合法性。與此同時，公共支出的開銷沒有合理的預算，政府尤其對公共部門的工資出手大方。遠在與戰勝國簽訂賠償協議之前，稅收不足加上過度開支，就導致了德國在1919年到1920年間巨大的財政赤字（超出國民生產淨值10%）。1923年，也就是德國中止償付戰爭賠款那一年，財政赤字已相當驚人。更糟糕的是，那些威瑪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們在20年代早期就對穩定德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在1920年中期，當機會擺在面前時也無動於衷。德國財政界精英們大都盤算著，在貨幣貶值失控的情況下，那些戰勝國會被迫修訂先前有關戰爭賠款的協議，結果會使德國出口的商品與美國、英國以及法國相比價格低廉。事實上，局勢也是這麼發展的，德國馬克的貶值大大促進了德國的出口。德國人沒有注意到的是，當美國和英國的經濟處於戰後發展衰退期時，由這場通貨膨脹引起的1920年到1922年間的經濟繁榮，導致進口需求大大增加，這樣便消除了原來預期的對經濟造成的壓力。德國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關鍵在於對局勢做出錯誤估計。當法國從德國官方一心要還清債款的偽善承諾中醒過神來時，他們終於決定通過對魯爾河流域工業區發動軍事進攻來收回賠款。結果導致德國宣佈總罷工（『消極抵抗』），用更多的紙幣進行賠付。惡性通貨膨脹終於發展進入到最後階段。
正如密爾頓·弗裡德曼所言，通貨膨脹確實是一種貨幣現象。但是，惡性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種政治現象，即由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根本缺陷所導致。事實上，面對敵國戰後日益減少的國內收入，確實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決德國國內和國外債權人相衝突的索賠要求。但是，許多德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國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國內經濟停滯和他國挑釁並存的狀況下，最壞的結果終於發生了—德國自身貨幣和經濟體系全面崩盤。到1923年年底，大約有4.97×1020德國馬克在流通，每天大約有200億馬克在市面上流通，而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最高的百分之1820億。當時的價格水準平均是1913年的1.26萬億倍。但是，確實還有一些短期的好處出現。到1922年最後一個季度為止，通過鼓勵消費、限制存款以及加速通貨膨脹，德國國內生產的總產量和就業機會大大增加。正如我們看到的，貶值的德國馬克大大促進了德國的出口。但是，最嚴重的時刻直到1923年才到來。德國工業產量降到了1913年水準的一半；失業率達到了最高峰，工會成員中有1/4失去了工作，1/4的人靠做臨時工維持生計。不過，這並不算最嚴重的，最嚴重的是這場危機對社會造成的打擊，以及給人們精神上帶來的創傷。艾利亞斯·卡內蒂後來在描述他年輕時在遭受通貨膨脹打擊的法蘭克福地區的那段經歷時寫道：『嚴格而具體地說，通貨膨脹是一種群體現象。這是貨幣貶值的一個‘安息日’，人與錢之間奇怪的相互作用—錢代表了人，人代表了錢，人們感覺自己和手中的金錢一樣‘惡劣’，而且這種狀況越來越糟。金錢和人都被局勢擺佈著，同樣都感到毫無價值。』
『貶值』是通貨膨脹的主要產物。這不僅僅限於貨幣本身，那些以該貨幣計算的一切形式的資產、收入以及債券，都會變得一文不值。對於德國來說，一場通貨膨脹掃清了德國在戰爭中和戰後堆積如山的內債，成功避免了一場毀滅性的經濟災難，但卻難以逃脫戰前就欠下的大筆外債。通貨膨脹對於稅費也同樣有著不小的影響，債券的持有人、拿固定工資的居民都會受到牽連，甚至還會影響到中上階層人們的生活，包括那些食利者、高級公務員以及各類專業人才。唯一能夠倖免的就是企業家們—他們調高價碼、買進美元、投資實業（如房產、工廠），或者使用正在貶值的貨幣來償還債務。惡性通貨膨脹會給經濟帶來長期不良後果：銀行受損、利率高企，再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一併讓經濟蒙受著巨大的損失。但對於德國來說，惡性通貨膨脹對於社會和政治的影響都不可小覷。
※讀書心得: 所謂食利者，就是指專門依靠存款、利息，尤其是專門依靠持有有價證券以取得利息、股息收入為生，不從事勞動的人，共產黨認為這群人就是『資產階級』。有一點類似我們稱呼『既得利益者』的觀念。
1923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經發表了有關『食利者的安樂死』見解。他說，相比帶來大規模失業的通貨緊縮，通貨膨脹雖然讓那些『食利者』大失所望，卻更能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因為人們知道哪種結果更惡劣。但就在那之前4年，凱恩斯本人還曾對通貨膨脹的負面後果做了生動形象的描述：通過持續的通貨膨脹，政府可以很隱蔽地沒收公民相當一部分的財富，通過這種方法，政府不但可以沒收，而且可以肆意地沒收。這種手段使許多人變得窮困潦倒，但卻為另一些人謀得了福利。關於這種對財富的肆意重新分配，不僅僅從國家安全和穩定性上，而且對於現有的財富分配方式的可信度也造成了威脅。對於那些得到橫財的人來說……他們是受益者，但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抨擊的目標。對於資產階級，通貨膨脹對他們造成的傷害絕不低於無產階級對其的衝擊。而隨著通貨膨脹的持續……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長久的債務關係（形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終極基礎）全然變得雜亂不堪，甚至失去了效用……
『現在還沒有一個巧妙、可靠、能夠推翻現有社會基礎的方法。』凱恩斯把自己的見解歸功於列寧對他的影響。雖然沒有記錄表明列寧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但他的同事博利舍維克·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將印鈔廠比做財政補給的機槍，把火藥都射進了資產階級制度的背後。
前蘇聯的經歷提醒我們，德國並不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惡性通貨膨脹而衰退的國家。除前蘇聯以外，還有澳大利亞，以及當時剛剛成立的匈牙利和波蘭，它們在1917年至1924年間也同樣遭受了嚴重的貨幣貶值。在前蘇聯，布爾什維克拖欠了沙皇的全部債務之後，惡性通貨膨脹隨即而至。俄國的債券持有者也同樣經歷了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匈牙利和希臘所經歷的貨幣、債券市場的陷落崩潰。
如果說惡性通貨膨脹與世界大戰的失利息息相關，這還算比較容易解釋得通，但是仍然是個謎。近幾年，也有許多國家(意指希臘等，歐豬五國)由於經濟上的困窘拖欠了外債—要嘛直接拖欠支付利息，要嘛採用貨幣貶值的間接手段。
然而惡性通貨膨脹的影子沒能隨著世界戰爭的結束而消散，究竟是為什麼呢？
讀書心得:自從冰島倒債以來，歐豬四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縮寫PIGS)的倒債危機就曾出不窮。2011.11月意大利10年期國債標售的收益率突破7%的重要關卡，根據國際投資機構的計算與分析，如果公債殖利率一旦超過7%，發債國(如義大利)就會陷入長期的債務惡性循環，簡單來說就是還不起利息的支出，歐豬五國還不出錢，真正原因就是因為人民太懶沒錯。
通貨膨脹的政治與貨幣推手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老闆比爾·格羅斯是以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玩21點起家的。在他眼裡，投資債券總是有那麼點賭博的因素在裡面，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的加劇並不會使投資債券年利率帶來的收益縮水。
格羅斯認為：『當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0%，而固定利率僅有5%時，這說明債券持有者的收益落後了通貨膨脹5%。』正如我們所見，通貨膨脹率的上漲削減了投資資本總額和應得利息的購買力。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市場上稍微有通貨膨脹的風吹草動，債券的價格就出現了下滑的趨勢。
讀書心得:簡單來說，倚靠購買債券收取利息，就算殖利率很高，其實很可能還是趕不上貨幣貶值的速度。
1970年代，隨著全球通貨膨脹率的直線飆升，相對債券市場而言，美國內華達州的賭場成為了當時最佳的投資場所。格羅斯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美國通貨膨脹率飆升至兩位數時的情景（1980年4月通貨膨脹率最高時甚至近15%）。
格羅斯說：『那時候的債券市場十分糟糕，當時的熊市不僅在人們的記憶中，在歷史上也是最慘痛的一次。』更確切地說，1970年代，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年收益率是負的3%，與世界大戰期間的狀況一樣糟糕。
而今天，只有少數國家的通貨膨脹率會高達10%以上，只有辛巴威一個國家還在遭受著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困擾。
追溯到1979年，全球至少有7個國家的年通貨膨脹率在50%以上，有60多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兩位數，英國和美國就位列其中。其中，受到通貨膨脹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是阿根廷。
阿根廷曾一度是繁榮興旺的代名詞。『阿根廷』的名字意為白銀之地，其首都布宜諾艾莉斯就坐落於拉普拉塔河岸。拉普拉塔河在西班牙語中意為『白銀之河』。這個名字不僅僅指這條河顏色渾濁的河水，也指取自於河水上游沉澱的白銀。根據近幾年的估算，阿根廷在1913年曾位於世界上最富有的10個國家之列。在非英語國家中，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稍低於瑞士、比利時、荷蘭和丹麥。從1870年到1913年之間，阿根廷的經濟飛速增長，甚至超過了美國和德國。阿根廷的國外資金投資甚至與加拿大相比肩。世界上兩個哈羅斯百貨商店的位置也絕非隨意而為之：一個位於倫敦的騎士橋，另一個就在布宜諾艾莉斯中心的佛羅里達大道上。當時的阿根廷有能力，也有志於成為南半球的英國，甚至美國。1946年2月，新當選的阿根廷總統胡安·多明戈·裴隆將軍訪問了布宜諾艾莉斯的中央銀行。裴隆對於自己的所見大為驚訝，他讚歎道『這裡的金子實在太多了，過道都無法通行了。』
而整個20世紀，阿根廷的經濟發展史切切實實給我們上了一課—財務管理不當可能使一切資源歸零。
20世紀，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阿根廷的經濟表現明顯不如其鄰國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國家，其中1960年代、1970年代尤其不理想。到了1988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回降到了1959年的水準。相比1913年，當時該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美國的72%，而1998年這一數字則降為34%。阿根廷逐漸被新加坡、日本、台灣、韓國，甚至鄰國智利超越，這令阿根廷人難以釋懷。
阿根廷的經濟衰退，究竟是何種原因造成的呢？
一種解釋是由於通貨膨脹：從1945年到1952年、1956年到1968年、1968年到1970年以及1974年，阿根廷在這幾年期間的通貨膨脹率都達到了兩位數；而在1975年到1990年間，年通貨膨脹率甚至達到了3、4位數，其中1989年達到頂峰，高達5000%。
另外一種解釋是由於債務的拖欠：阿根廷曾分別在1982年、1989年、2002年和2004年四次拖欠外債。
但是，這些解釋並非那麼可信。
在1870年至1914年間，阿根廷同樣遭受了至少8年的嚴重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均保持在兩位數，同時也至少兩次拖欠債務。要想真正瞭解阿根廷經濟衰敗的原因，從政治和貨幣角度觀察通貨膨脹現象是很有必要的。
土地寡頭曾力圖把阿根廷的經濟建立在對英語國家（這些國家在大蕭條時期曾遭受了重創）的農業出口上。大規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無定所，這導致城市工人階級人口過多，產生比例不均衡的現象，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1930年何塞·菲力克斯·烏裡布魯開阿根廷軍事政變先河，隨後軍事對於政治反復不斷的干預，為裴隆統治下新興的準法西斯政治鋪平了道路。
表面上看，裴隆為人民提供了高額的薪水，為工人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還為阿根廷的實業家們提供了保護性關稅。
而在1955年至1966年間，裴隆曾企圖倚仗貨幣貶值來調和農業和工業的利益。1966年，另一場軍事政變之後仍未能兌現原先的許諾，技術現代化的變革沒有實現，反而導致了進一步的通貨膨脹，貨幣再度貶值。
1973年，裴隆再次當選阿根廷總統，恰巧世界通貨膨脹來襲，這一次阿根廷經歷了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貨膨脹率飆升至444%。又一場軍事政變讓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數以千計的人被蠻橫拘押或者『失蹤』。
從經濟層面上講，發動政變後上台的軍政府讓阿根廷背負了快速增長的外債，截至1984年，外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60%（儘管這還不到20世紀初阿根廷債務頂峰時期水準的一半）。同樣，在通貨膨脹危機下，戰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內部有鎮壓顛覆分子的『骯髒戰爭』，外部有與英國關於福克蘭群島的爭奪戰，但都沒能借通貨膨脹的手掃清阿根廷的外債。
使阿根廷的通貨膨脹失去控制的並不是戰爭，而是種種社會力量的相互影響，包括寡頭政治的執政者、軍事首腦、利益集團的發起者和工會，當然也包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簡單說來，他們中間沒有誰能夠避免價格的波動。投資者嘗到了虧空和貨幣貶值的滋味，體力勞動者也習慣了工資的起伏波動。從國內融資向國外融資的逐漸轉型，意味著債券的『外流』。在這種背景下，阿根廷貨幣保值的種種計畫的失敗，是意料之中的事。
讀書心得:作者唬了老半天，結果還是弄不清楚阿根廷最終通貨膨脹失去控制的真正原因啊，ㄘㄟˊ~
在阿根廷最偉大的作家豪·路·博爾赫斯的短片故事《小徑交叉的花園》中，他虛構了一位中國作家崔朋的傑作：
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會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而在崔朋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未來……在崔朋的作品中，所有可能的結果都會出現，每一結點既是一個選擇的結局，又是另一選擇的起點崔朋不相信時間的一致和絕對，他相信時間是無限連續的，相信時間是一張正在擴展、變化著的分散、集中、平行的網。
對於阿根廷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這種思維方式很恰當。貝納爾多曾試圖重新制定還債期限；凱恩斯提倡管理；而胡安·索洛期望對貨幣進行改革，對工資和價格進行控制。但沒有誰能夠引領利益集團順著自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公共財政支出持續高於稅收，對工資和價格進行控制也沒能盛行，短暫的價格穩定後通貨膨脹又重整旗鼓。1989年，各條岔路在遭受了不幸後最終重新匯合在了一起：那是東歐的幸福年代，卻是阿根廷的可怕年代。
1989年2月，阿根廷經歷著歷史上最炎熱的一個夏天。布宜諾艾莉斯的電力系統努力維持著運作，人們也慢慢習慣了長達5個小時的停電。為了避免匯率下降，銀行和外匯交易所被迫關門停業，因為政府力圖阻止匯率崩盤。然而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在短短的一個月裡，阿根廷貨幣對美元的匯率下跌了140%。與此同時，世界銀行也凍結了對阿根廷的貸款業務，並表示阿根廷政府已經喪失了處理公共部門赤字的能力。私營部門的貸款者也沒了熱情。在通貨膨脹勢必橫掃債券市場的趨勢下，投資者也都避免購買債券。隨著公眾恐懼心理加劇，阿根廷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也逐漸耗盡，債券價格一蹶不振。絕望的阿根廷政府只能有一種選擇，即訴諸『印刷廠』，但不幸的是，這條路也走不通。1989年4月28日（星期五），阿根廷政府完全『沒錢了』。對此，阿根廷中央銀行副主席羅伯托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是物質供應短缺的問題』。事實上，阿根廷的造幣廠用光了所有印鈔用的紙張，印鈔機也閒置起來。羅伯托還坦白道：『我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不過到星期一的時候紙幣一定印出來了。』
1989年6月，阿根廷的月通貨膨脹率超過了100%，公眾的情緒也接近了極限。而早在4月，在布宜諾艾莉斯的一家超市裡，就有人出於憤怒推翻了裝滿商品的手推車，原因是廣播裡剛剛播放了所有商品即時漲價30%的通知。同樣是在1989年6月，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羅薩里奧，持續了兩天的暴亂和瘋狂搶劫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
然而在德國威瑪共和國，工人的工資由於隨著物價的飆升而水漲船高，使工人並未成為阿根廷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靠固定工資吃飯的人員，比如公務員、學者，或者靠養老金和存款利息吃飯的退休人員。而在1920年代的德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受益者是債務累累的負債者，他們的負債隨著通貨膨脹一筆勾銷。阿根廷政府本身就是這類受益者中的一員。
但是並非所有阿根廷債務都能如此輕而易舉地撇清。
到了1983年，阿根廷的外債（以美元標價）已累計達到了460億美元，相當於該國年產量總值的40%。而無論阿根廷的貨幣價值有何變化，以美元標價的債務都維持不變。事實上，這個數字還在隨著窮途末路的阿根廷政府的借款而增長。截至1989年，外債額度已經累計超過了650億美元。而在下個10年裡，很有可能漲到1550億美元。阿根廷國內的債權人已經因通貨膨脹損失慘重，但只有拖欠債務才能讓國家擺脫外債的負擔。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阿根廷在這條路上已經來來回回走了若干次了。正因如此，1890年，巴林兄弟曾因為在阿根廷證券業投資瀕臨破產（特別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給排水公司債券的不成功發行）。當時恰恰是巴林的老對手羅斯柴爾德勸說英國政府出資100萬英鎊挽救它，原因是巴林兄弟的破產會給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帶來災難。隨後這100萬英鎊增值至1700萬英鎊。同樣是掌管銀行業委員會的羅斯柴爾德讓固執的阿根廷政府實行了改革。此後的貸款是附有條件的，阿根廷必須遵循貨幣改革政策，讓阿根廷-披索，按照獨立、固定的匯率制度與黃金掛鉤。然而100年之後，羅斯柴爾德更關心的並不是阿根廷的債務，而是它的葡萄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得不插手阿根廷的債務拖欠問題，採取的手段依舊是通過匯率政策，而這次選擇了美元。
1991年，阿根廷財政部部長多明戈·卡瓦諾頒佈了新幣比索，這已經是阿根廷一個世紀以來的第六套貨幣了。但這種方式仍以失敗告終。
事實上，1996年，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最終已經降到0了，到了1999年，通貨膨脹率甚至變成了負值。但是國內的失業率停留在15%的水準上持續不降，收入的不平衡也略強於奈及利亞。
此外，貨幣的限制並沒有與財政的限制聯繫起來(政府亂花錢)，阿根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參與了國際債券市場而沒有去穩定收支平衡，造成了政府公債從1994年底占國內生產總值35%上升至2001年底的64%。
簡而言之，卡瓦諾儘管穩住了貨幣的價值，打擊了通貨膨脹，卻沒能控制住潛在的社會和制度的驅動因素。這些驅動因素過去曾一度引發了多次貨幣危機，這為阿根廷的債務拖欠以及發行另一種形式的貨幣提供了平臺。在2001年1月和5月兩次救濟援助後（分別為150億美元和8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向阿根廷第三次伸出援手。在2001的年末，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降了12%。阿根廷政府宣佈延期償還其所有的外債，其中包括共計810億美元的債券這也是其歷史上最高額的債務拖欠。
阿根廷的實例向我們展示，債券市場並沒有最初建立時那樣強的影響力。
讀書心得:當國家政府欠債，欠到根本還不起的時候，就算政府發行的債券殖利率再高，甚至高達7%也沒信用，因為等到債券期限到了，政府還是沒錢買回債券，其實就算買回也沒用，因為貨幣早已貶值到離譜的情況。
1880年代，阿根廷和英國債券市場平均295的基點利差(利息相差2.95%)，遠遠無法彌補投資者如巴林兄弟在阿根廷投資所冒的風險。同樣，在1998年到2000年期間，阿根廷和美國債券平均基點利差為664點(利息相差6.64%)，也無法平衡拖欠債務所冒的風險。當拖欠的債務公之於眾，利差升至5500點(利息相差55.00%)；到2002年3月，已經超過了7000點(利息相差70.00%)。然後在經過長期痛苦的交涉之後（共涉及152筆債務，6種貨幣形式，8個管轄範圍），近50萬債權人中的大多數同意接受新的債券，約合為1美元的35%—這是債券市場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變革。阿根廷的債務拖欠從此轉為經濟增長，而債券基點利差則降至300~500之間(利息相差3.00%~5.00%)。
許多經濟學家都在思考，為什麼主權國家債務人會去實現自己對境外投資者的承諾？
債券牛市
20世紀20年代，正如我們所見的，凱恩斯曾預言『年金收入者的安樂死』，預測到通貨膨脹將會把持有政府債券的投資人的所有金融資產吞沒。
然而，在我們當下的時代，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們看到了債券投資人復興的局面。20世紀70年代『大通貨膨脹』之後，在過去的30年中的我們已看到一個又一個國家把通貨膨脹率降到了個位數（即使在阿根廷，儘管門多薩省和聖路易斯省非正式的通貨膨脹率數值在20%以上，但官方統計的通貨膨脹率在10%以下）。
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下降，債券市場重新復興，進而形成了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債券牛市之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阿根廷發生了引人注目的政府債務拖欠事件—更不用提1998年的俄羅斯—但債務危機在新興債券市場中呈現穩步下降趨勢，並於2007年初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前所未有的新低，這一切都預示著投資人對未來經濟不可動搖的信心。
這充分證明了債券市場已死的謠傳實屬誇大其詞。
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部分原因是我們所購買的商品（從衣服到電腦）由於技術創新和生產轉移到擁有廉價勞動力的亞洲經濟體，大多數價格已非常便宜。
通貨膨脹率下降的另一原因則是世界範圍內的貨幣政策轉變。這場轉變始於1970~1980年代初期，當時貨幣主義者宣導提升短期利率，英格蘭銀行和美聯儲都採取了加息行動。而到了1990年代，隨著更多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增強和目標明確，這種轉變進一步加深。同樣重要的是，正如阿根廷所暴露出的問題，一些結構性的通貨膨脹驅動要素變弱，工會影響力已經減小，虧損的國有企業已被私有化。但也許最重要的在於，債券市場的投資回報得到了更多社會公眾的認可。在發達國家，不斷攀升的財富掌握在私人養老基金和其他儲蓄機構等組織手中，預計它們擁有較高比例的政府債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證券。2007年一份有關11個主要經濟體的養老基金的調查結果顯示，國債在大眾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在1/4以上，儘管低於過去幾十年的水準，但仍是一個較高的比例。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退休人數日益增多，依靠養老基金收入生活的老人群比例會不斷上升。
這把我們帶回到了義大利—債券市場誕生的地方。
1965年，也就是大通貨膨脹爆發的前夕，義大利65歲或以上的老人只有10%，到了今天比例已達20%。到2050年，聯合國預計這一比例將在1/3左右。在這樣一個『銀髮』社會中，人們對固定收益證券有強大的、不斷增長的需求，需要低通貨膨脹率以確保支付利息，保持其購買力。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喪失勞動能力，經常性公共部門赤字能確保債券市場從不會發生沒有新的債券可買的情況。義大利把國家的貨幣主權拱手讓給了歐洲中央銀行的事實(改用歐元)，這表示義大利那些政治家們將再也無法自己亂印鈔票、惡性通貨膨脹的機會了。
不過，這也不表示，債券市場將會按照詹姆斯·卡維爾所描述的方式去統治世界。
事實上，他所描述的1990年代的債券市場職能已被克林頓總統的繼任者喬治·布希淡化。2000年9月7日，也就是布希當總統選前的數月，紐約時代廣場的國債鐘被關閉。當天它顯示的是：『我們國家的債務：5676989904887美元；您的家庭分攤到：73733美元。』在預算盈餘的3年後，當時的兩位總統候選人都談到清償國家債務是可行之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導說：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爾·戈爾已草擬出一份計畫，他說到2012年將消除債務。德州州長高級經濟顧問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喬治·布希就清償國家債務的原則達成一致，但並未給出具體日期。
總統候選人布希的失信也許是個暗示。
自從布希入主白宮以來，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入不敷出，聯邦政府的債務已從5萬億美元猛增至超過9萬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到2017年財政赤字將超過12萬億美元。不用考慮對這種肆意揮霍進行懲罰，債券市場對此會有客觀的回應。從2000年12月至2003年6月，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已從5.24%下降到3.33%，在本書撰寫之時還保持在4%以上。
讀書心得:2021年9月，美國財政赤字已超過28萬億美元，通貨膨脹嚴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飆漲至5.4％，食品價格漲了40%，牛小排漲了66%，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10.24日堅稱國內的通膨並未失控，只是因為貨櫃都大量囤積在港口，港外數百條貨輪排隊在海上等待，幾乎無法進港，所以物流阻塞，造成全美商店沒貨，才會有物價上漲的情形，等到貨物輸運到全美商店就會正常了。拜登總統無法解決港口物流阻塞的困境。
不過，孤立地研究債券市場不可能搞清楚艾倫·葛林斯潘所指的『謎團』—這是葛林斯潘把對短期利率上揚相對應的低水準債券收益率的說法。
因此，現在我們可以從政府債券市場轉向新興的、在許多方面更具活力的投資方式：股票市場。
資本主義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是股份公司。股票和股份公司的誕生，讓貨幣進化到虛擬資產的時代。股票，成為人們實現財富夢想的現實階梯。不幸的是，只有少數人能夠爬到頂端。
因為貪婪，人類無休止地追求財富，進而推動市場泡沫的產生。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南海泡沫、大蕭條、次貸危機……泡沫的產生與破裂，也呈現出週期性，但人類似乎只記得繁榮時的盛況，卻記不住貪婪設下的陷阱。
資產泡沫膨脹與破滅的過程，也是謊言與騙局誕生和敗露的過程。龐氏騙局、安然事件……縱觀金融歷史，詐騙行為層出不窮，而這些行為，在牛市時更容易發生，因為投資者為泡沫所迷醉。
由於貨幣發行失控，市場中的流動性越來越多，泡沫化現象的頻率越來越密集。對於投資者而言，如何避免投機行為，成為資本市場中一個永恆的話題；對於監管者而言，怎樣避免泡沫膨脹與是否刺破泡沫，則是利益平衡的選擇。
貨幣危機的歷史也提供給我們另一個啟示，這就是，泡沫的破裂與危機的爆發往往起源於一個突發事件。但突發事件的背後，其實蘊含著必然的結果。
會計制度、監管準則、貨幣政策、政治事件等多重因素制約著資本市場的運行。傳統的金融生態是否需要打破？金融道德如何回歸？怎樣重建資本市場新秩序？如何避免新一輪泡沫產生？自由市場原則與強化監管共識是否蘊含著理念衝突？金融創新會不會受到抑制？這些都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
讀書心得:簡單說，金融制度有漏洞，有心人就會依此漏洞設計出詐騙手法，直到被一個突發事件戳破，而刺破泡沫。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