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中國是部金融史- (2)天下之財

中國是部金融史- (2)天下之財

陳雨露、揚忠恕著

杯酒能釋兵權嗎?

好了，就讓我們從一個故事開始吧。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點檢（相當於京城最高軍事長官）趙匡胤在石守信、王審琦等義社十兄弟擁立下，黃袍加身，這就是大宋王朝的開始-陳橋兵變。

趙匡胤摸爬滾打於刀劍鋒鎬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當然明白那句民謠的含義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乎。

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認真思考過如何穩固自己的大宋王朝，畢竟母親杜太后在陳橋兵變之時就曾經提醒他：皇帝是一條不歸路，一旦失敗，即使想回頭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國之後，宰相趙普在一次閒談中對趙匡胤說：五代十國滅亡也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方鎮節度使權力太重了，幹弱枝強。接著，這位極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國之禍，就必須剝奪將領的權力、禁止他們在地方收取錢糧、上收他們的兵權（稍奪其權，制其錢榖，收其精兵），只有這樣才能杜絕一切後患，才能讓天下安定。

後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趙匡胤請義社兄弟吃飯，耳酣面熱之際，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你們手下貪圖富貴，再把黃袍披到你們身上，你們怎麼辦呢?

皇帝的話不言自明，於是，當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紛紛甸匐在地：臣等愚鈍，我們不知道怎麼辦，還望陛下放我們一條生路。

面對一群可憐蟲，趙匡胤大度地說：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誚龜竊貴不過是手裡錢多點、子孫沒有貧困的憂慮，你、們何不交出兵權，我再賞給你們良田美宅，從此以後，做一個富家翁豈不是更好?

義社十兄弟再次紛紛拜倒，表示還是皇帝聰明願意服從命令，立即交出兵權，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這真是一個好辦法，一頓酒席就上收了兵權，沒有屠戮開國功臣，君臣之義也得以保全。

簡要回顧這個故事，這裡首先要間一個問題：五代十國六十年，中原大地走馬燈一樣換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趙匡胤，還有哪個皇帝能藉喝酒降服驕兵悍將?

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漢獻帝把曹操、孫權、劉備叫到一起吃頓飯三國演義豈不就沒有了?

如果你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那麼，恭喜你，你、巳經開始沿著理性的道路分析歷史了。

這個故事的雛形出自宋真宗年間丁謂所撰《談最》。

據《談最》記載，大宋王朝剛建立的時候趙匡胤仍然經常和義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請注意，《談最》只是記載這些人一起喝酒，談話的內容根本就沒有。

「宋徽宗」年間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開始出現上述君臣對答，不過《長編》作者李燾在自注中已經說明這段對話的真實性存在疑問，因為，這些內容在起居注、實錄、會要、國鄉史中均無記載。

清朝有亂改歷史的壞習慣，在清人畢忨編撰的《續資治通鑒》中，上述內容開始變得活靈活現，彷彿當年，那頓酒席他也去敬了趙匡胤一杯酒。

在這個故事裡，趙匡胤和義社兄弟的對答簡直一副流氓無賴模樣，所有人物的台詞就注釋了一句話：當官就是為錢。既然是為了錢，省卻中間貪污腐敗的風險，直接拿到錢豈不是更好?

如果義社十兄弟只認識錢，焉能成為肱股之臣?如果趙匡胤只有錢眼裡的胸懷，又焉能締造一代盛世?

杯酒釋兵權不過是後世腐儒對權勢二字的鱉腳揣測，是史籍寫手不負責任的杜撰。

唐末以來，各地節度使的方鎮就是一個獨立王國，除了過年過節的時候給皇帝送上一筆供奉（學名餘羨），其他事情根本不用聽命於皇帝，他們自己收稅、任命官員、訓練軍隊。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入用泥土做成貨幣，有人因楊柳吐絮而徵稅，有人甚至把稻草當做茶葉強行賣給天下一般民眾。

大宋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這些節度使絲毫不見收斂，長此以往，五代十國的命運也許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

令人驚訝的是，趙匡胤確實很快就做到了<稍奪其權，制其錢榖，收其精兵>，讓這些刀頭舔血的暴徒放下居刀。

如果沒有杯酒釋兵權，趙匡胤又是怎麼做到這些的呢?

符彥卿原是後周驍將，當年遼國入寇中原的時候，他曾把萬貫家財散給鄉人，號召大家奮起抗擊遼國入侵；後來，符彥卿累功出鎮天雄節度使；趙匡胤稱帝后，符彥卿照樣當他的節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節度使之一。

《宋朝事實》記載，大宋王朝建立後，符彥卿經常親自過問、清點稅收情況，想用多少錢，就從民間征多少稅，最後甚至發展到連宋太祖的餘羨都苛扣。至於轄內的政務，是不要指望這位節度使的，對他來說，只要有錢就可以贖罪，沒有錢，用犬、馬、鷹、豹也可以（符彥卿喜歡名犬、名馬）。

對付這樣一個貪婪的節度使，趙匡胤居然絲毫沒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彥卿入朝偏拜見皇帝，趙匡胤賜襲衣、玉帶、美人和名馬，又按唐賜功臣字之制，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彥卿春來，新任皇帝還是很靠譜的，自己不過是換了個皇帝送餘羨而已，日子不會有太多變化。

趙匡胤不但沒有謀求自己地盤的意思，還不斷給自己撥款興修水利，條件是現在大宋已經宣佈廢黜了傜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間徵調民夫，

要由自己手下的廂軍完成，就在符彥卿為境內工程做準備的時候，皇帝又下了一道認命令，要求方鎮派廂軍中的精壯者，史稱精兵，去外地從事建築工作，全國都在興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確實需要各節度使派兵協作完成。

聽起來廂軍是一種軍隊，實際上，廂軍是從民戶中抽出來的壯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帶口，就為混口飯吃。廂軍中戰鬥力最強的士兵是一些體格健壯、沒有家室的城中少年、鄉間少年，恰恰就是這些入，不但經常在軍隊裡鬧事，還經常搞一些搶劫之類的娛樂活動，是城里、鄉里一害。

這一次很巧，體格健壯、沒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選精兵的標準。

對體格健壯、沒有家室的人來說，離開故鄉去京城工作並無多大害處，反正到哪裡都從事搶劫；對符彥卿來說，這也不是什麼離譜的事情，反正這段時間自己不用支付軍餉跟糧草，樂得耳根子清淨。

接下來的事情，符彥卿卻感覺不太靠譜了。

乾德元年二月，剛剛從趙匡胤那裡領賞回來，這位皇帝就下詔斥責他執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縣也未能蠹大治（專恣不法，屬邑不治）。

鑒於符彥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親自給符彥卿派來一批知縣。離譜的是，皇帝派來的這批知縣並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實權派：右贊善北宋一朝，軍隊主要分為禁軍、廂軍兩種，其中禁軍由皇帝親自掌握，廂軍則是節度使手下的軍隊。

大夫（政府-秘書長級）、大理正（司法-副部級）、屯田員外郎（工程-正局級）、監察御史（雖為從八品，卻有權參劾宰相）

可憐符彥卿以前見皇帝的時候就得對這些人點頭哈腰，現在一下子出現在自己地盤上。

幾位高官下車伊始就開始指手畫腳，還從京城調來一批同樣級別很高的場務監官負責本縣稅收，從此收上來的錢就與他節度使無緣了。

右贊善大夫周謂（皇帝的秘書長）奉命出知永濟縣，符彥卿身為節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謂在馬上見了符彥卿，只是作了個揖，連馬都沒下（略不降屬）。

這位周謂秘書長剛一到任就開始重審當地案件，連個招呼都沒打就把當年給符彥卿送錢、送名馬、送名犬的人都給殺了。

在古代，司法、稅收權本是區域治權的象徵，現在，堂堂天雄節度使、管內觀察使帚、大名尹、領大名府事的符彥卿，居然被幾個知縣給架空了。儘管名義上他們是自己手下的知縣，但這些人是皇帝欽點，跟天雄節度使可沒什麼關係。

符彥卿忽然發現自已被趙匡胤忽悠了一此時，他的廂軍巳經被調去修河堤了，精銳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磚頭了，他根本沒有反抗的實力了!

沒有了錢、沒有了權、沒有了軍隊，看你怎麼跟我鬥!

開寶二年(969年），有人檢舉符彥卿謀反，符彥卿被貶為鳳翔節度使。

宋太祖馬上又以彥卿患疾為名，要求他不必到鳳翔就任，來洛陽居住就可以了。

可憐符彥卿，曾經擁雄師十萬，從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過間政務。

符彥卿這樣的軍閥尚且坐以待斃，其他節度使只能任由趙匡胤<收其精兵、

稍奪其權>。此後，大宋王朝軍權統一於中央禁軍，地方廂軍成為純粹的工程兵；方鎮節度使不能擅自任命縣尉，州縣治權也再次回到中樞朝堂。

對趙匡胤來說，解決個把符彥卿等只是細枝末節的技術性問題，沒有符彥卿可能還會有石守信，沒有石守信，可能還會有王審琦。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單純靠武力、權謀、欺騙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來兵驕而逐帥，帥強而叛上，中原帝國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人類已經退回到生存競爭的動物層次。

如果所有人認同的服從方式不是妥協而只有暴力，這樣社會根本就不會有道德底線，既然劫掠是每一個人都認同的致富手段，金錢必然是社會唯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重覆亡唐之跡，在剝奪武將軍權之後必須改變這種惡劣的社會信仰，否則下一個反叛者遲早都會出現。或者說，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認同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會大騷亂。

顯然，趙匡胤認識到了這一點。

暴力雖然卑鄙血腥，在聚斂財富、消滅異己方面確實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讓天下人鄙簿暴力呢?

皇帝是一國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國臣民眼中都是榜樣，如果為政者始終宣導並以身作則，無疑就能在天下形成這種風氣，久而久之也就會形成一種社會習慣。為了做到這一點，哪怕小題大做、哪怕借題發揮。

趙匡胤發揮的小題之一就是貨幣。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歷史背景。

宋初鑄貨幣不足，市場上的貨幣仍舊以五代貨幣為主，很多錢文上有舊時的年號。

登基之初，趙匡胤曾叮嚀宰相趙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號為新朝年號。

乾德年間的某一天，趙匡胤突然發現了一枚舊時銅錢上面印著乾德的字樣。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號嗎?查證之下，原來自己的乾德年號曾是後蜀年號之一。趙匡胤非常生氣，據說為此還把宮廷裡一個房間砸了個稀巴爛，又把宰相趙普叫來一頓臭罵，最後告訴趙普：你是一個不稱職的宰相，宰相當用讀書人，天下只有讀書人方能治之!

自此，趙匡胤開始推行徹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將出身的人，即使在軍隊裡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須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武將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風采，有將領甚至慨歎：即使我能擊潰契丹、收回燕雲十六州，也不著狀元之榮!

如果暴力不為所有社會層面所接受，當然也就不會有人靠暴力搶奪天下!

趙匡胤發揮的大做，是身體力行和對子孫的約束。

陳橋兵變後大宋王朝善待後周遺孤，不僅宋太祖趙匡胤本人，也包括整個北宋的九位皇帝，沒有人對後周遺孤動手。

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趙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這種婦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偉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釋兵權一樣被廣而告之。

趙匡胤曾以惡毒的詛咒來約束自己的子孫，將這塊誓碑鎖在太廟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後才有資格入內跪拜，特摘最內容如下：

第一:保全後周皇室子孫，縱然犯下謀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盡，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頭，更不得連坐家屬。

第二:不得殺讀書人，也不得殺勸諫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農田之賦，此為永制。凡我子孫，有違此誓，天誅地滅。

這就是趙匡胤為大宋王朝歷代君王樹立的治國理念，容忍敵人、容忍異端。只有一個容忍異端的世界，才可能為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士農工商才可能獲得更多財富。如果社會風氣非此即彼、如果每個人都要無敵於天下、如果每個人都要消滅一切反對者（競爭），焉能為創新留下一絲一亳空間?

稍奪其氣權，制其錢榖，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陰損的權謀。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拿情就好辦了!

這裡，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話總結這段歷史：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

爭利者於市

兩千多年前那場貫礫古今的鹽鐵論戰中，西漢賢良文學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財藏在自己的院子裡，而皇帝的院落是整個天下，只有民富才會有真正的國強!皇帝要讓自己院落裡的錢生出更多的錢，最有效的途徑就是讓國民變得更富足起來。

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卻是世界上最難辦的事情：在某一個確定的時點，天

下財富的總量必然是一定的，國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窮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財富的誘惑，最後把自己的天下搞丟了。

讓自己院子裡的錢先多起來，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國古代經濟最為輝煌的時期，請注意，這裡沒有之一。

唐朝在三百年間產出了五百九十億斤糧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產糧食儼一於二百八十億斤，比大唐帝國的一倍還多。

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積即使在鼎酗盛時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這樣記載太祖、太宗年間當時的情喝況：天下之人都湧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時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災害的年景，水利設施也足以保證豐收；水路之上，抽臚蔽日，天下已經沒有財貨匱乏之虞。

北宋有一幅畫叫《清明上河圖》描述了當時的富足景象，這幅長達五米的畫卷

穿越了千年時空，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畫中汴梁。明代詩人吳寬曾這樣形容《清明上河圖》：剛剛打開畫卷，就恍然感覺自己豎身汴京，在游龍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絕無塵土撲面之感。

僅僅是文字和圖畫就已經讓人心馳神往，如果我們能覽身於繁華的東京汴梁，又能一窺到什麼樣的景色呢? 

從五代十國的天下大亂到如此盛世，趙匡胤是怎麼做到的呢?

要明晰-個朝代的財富源流，就必須明白財富的根基，畢竟貨幣只是財富的代表而非本質。宋代之前，中國最值錢也是最保值的東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強的臻中之物，只有成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為最大的地主，然後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漢靈帝、唐僖宗在內的亡國之君都不遺餘力地禁止土地兼併，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併的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一代代強盛的帝國都走向了衰亡。

北宋是第一個不抑制土地兼併的朝代，趙匡胤也是第一個不實行均田制的開國之君。結果，北宋王朝不但逃脫了西漢、大唐帝國留下的脫咒，還開創了一代前所未有的盛世經濟巔峰!

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階層流動機制，只有一個具備擴創新能力的社會，才可能產生這種大規模財富流動。靠搶劫致富其實是弱勢、群體才幹的活兒，這些人或者孔武有力、或者權傾一方，但是，他們始終不敢與真正的強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說穿了，你就是沒本事!

關於這段歷史，讓我們首先回顧-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論述。

在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裡，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 勞動者必須有人身自由；

第二， 貨幣資本高度集中。

現在，我來用當代經濟學語言重述這兩個條件，這樣久不熟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看起來會比較順眼：

第一，社會生產體系中不存在一個強制性主體，所有人力資本可以自由流動； 第二，生產資料自由流動，向最有效率的生產者手中集中。

五代十國的時候，為地主耕種的人並不是自耕農，而是流離失所的農人，他

們被稱為部曲，在地主家吃飯、穿農，主人將之視為牲畜；這些人的婚姻也由主人指定，隨主人姓氏、沒有戶籍（自幼無歸，投身農販，其主以奴畜之，及其成長，因娶妻，此等之人，隨主屬貫又別無戶籍。著此之類，名為部曲）。

這不是封建制，這是奴隸制!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勞動力不是奴隸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所謂的自由勞動力。全國民戶分為主戶、客戶，所謂主戶就是有土地的人，客戶就是沒有土地的佃戶。無論主戶還是客戶都仁是齊民，大家身份平等（主戶之於客戶皆齊民乎），客戶只是主戶雇傭的勞動者。客戶另有發財的路子可以起移（辭職），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者發給憑由（介紹信），每年收穫之後就可以告訴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沖勒（卡住檔案就是不放）。

以前不敢走，是因為走了就沒飯吃。土地兼併使天下人喪失了財富，竟次變得極其慘烈，人們只有留在土地上當奴隸才能苟延殘喘。

現在不願留，是因為有的是發財的路子。北宋王朝幾乎放開了所有行業的准入資格，只要你願意，想幹什麼幹什麼，終北宋一朝都沒聽說所謂抑商，尤其是對小攤小販，朝廷才沒工夫去收那點子可憐的稅（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

我還想告訴大家，要看它清、楚一個經濟體是否有活力、不是去看這個經濟體有多少大企業、大公司，更不是看有多少世界五百強。

一百年前，今天的世界五百強絕大多數還沒有生出來，英特爾、微軟、思科可都是一兩個人起家的小作坊!

要看清一個經濟體是否強盛，最精準的資料是有多少中小企業在競爭中成長、勝出直至成為全球性的跨國公 

司!也正是這個道理，今天我們才反復強調支持中小企業、支持小微企業，他們創造了近一半的就業、八成稅收和幾乎所有創新。只要對小企業放開所有的行業准入、留下足夠的創新空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尋找機會、賺取金錢，在無數次試錯中，優秀者一定脫穎而出，也一定能撐起明天!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一部叫做《金瓶梅》的小說，故事就發生於北宋年間，其主角西門慶恰恰就是一個小商小販。借助這群市井人群的成長，我們為大家解析北宋王朝的財富邏輯一只有每一個市井之人有了發財的機會，才有可能最終國一富民強!在此之前，想先說句題外話，大概很少有人願意相信，西門慶這樣的下流胚子居然還有一個非常藝術的化身-一賈寶玉

金瓶故事的開始，西門慶跟武大郎一樣是個地攤商販。與武大郎從始至終只賣燒餅不同，擺地攤的西門慶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發財途徑-販鹽，並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兩白銀。

首先，請注意第一個問題，我說西門慶開始販鹽，不是說他販賣私鹽。

西漢以降，歷代王朝總是控制鹽、鐵、茶、煙、酒、香藥，等多種產品的生產與銷售，唐末朝廷收入的90％都來自於這些專賣行業。

北宋王朝雖然同樣也把觸角伸及鹽、鐵等很多行業，但是，大部分時間並沒有真正控制這些專營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最零嚴厲的時候也只是向生產者發放折中（類似於今天的配額），生產和銷售兩極始終控制在私商手裡。

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帶甚至完全放開了鹽、鐵、酒、茶，帝國只是將其作為普通通商品徵稅。

西門慶拿著、自己的第一桶金，轉手在湖州、松汀和河北路之間做起了綢緞貿

易。

古語相傳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鹽，除了貿易極盛的漢文帝、隋文帝等幾個時代，通常情況下我們的祖先很少從事千里以外的長途販運。

盛唐時期貿易不可謂不發達，但京城長安與山東、江南一帶的糧食販運主要是官府漕運，民間商人極少涉及。

宋太祖登基當年，即建隆元年(960年），趙匡胤馬上頒佈了世界上第一部稅法《商稅則例》。

《商稅則例》規定，對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徵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稅，此後不得再有所留難。在當時，糧食、錦帛緬兩種貨物是數屬最大、利潤最高的貿易品種，稅收額也將最大。但是，《商稅則例》不但明確規定糧食、錦戶帛等大宗物資免征商稅，而且早在民國年間，紅學大師姚靈犀先生就在《瓶外厄言》中提出《紅樓夢》者，在當日不過病C《金

瓶》之穢褻飛L

，力矯其弊，而撰此書物。當代紅學界有觀點認為，《紅樓夢》的整體構r思來自於

中展開對兩位主人公的藝術描寫不過是一塊磁鐵的兩極。

019

要求各令地不得將任何行政費用加在這兩個品種的貿易之上。

然後，請注意囉

第二個問題，西門慶手中用的是白銀，不是銅錢。

在下一章，我們會提到，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國的廢墟之上，立朝的時候全國貨幣五花八門，又被分為不同的幾個大區，不同區域有不同貨幣。各地貨幣並不統一，如此長途販運，哪種貨幣才被認可呢?

隨著全國範圍貿易興盛，商人自己必然追求貨幣統一，能在全國得到認可的貨

幣當然只有金和白銀，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銀。

開寶四年(971年）朝廷下詔嚴懲偽造金銀之罪（並不是，禁止金銀交易），可見當時金銀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間，白銀第一次成為民間交易的媒介之一，成二為中國貨幣家族成員。

銅幣最終價值必須要以白銀衡恨，也正是這個原因，討論北宋貨幣是否官鑄、是否足值實際是沒有意義的--白銀是所有貨幣的最終本位。

金瓶梅的結局，西門慶成為當地富商，也許大多數人並沒有注意到，西門

慶的產業涉及醫藥（中藥鋪）、紡織（綢緞莊）、餐飲（酒館－）等多個行業，唯獨缺少一個領域的描寫一土地，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業。

盧興基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撰文，以金瓶故事戶為題慨歎西門慶，認為北宋年間人們已經開始用新的商業思想價值考慮問題，這預示著一個天崩地裂的新時代即將到來。

最後，讓我們用《宋史》中的一句話作為這一節的結尾：各地的財富，大部分都分散量在各家各戶，並不在官（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

爭名者於朝

在前朝演繹的財富流轉中，封建官僚是經濟體中一種無可遏抑的病毒，他們的財富來源於小農，卻又會反噬小農。

由於他們的存在，會在第一時間把所有社會壓力以級數擴大到社會最底層，又遮罩住皇權所有的惠民政策，所有社會財富向上流動，成本卻向下擠壓。 

北宋王朝和西漢帝國、大隋帝國、大唐帝國一樣，都採用了[ 皇權-封建官僚-小農 ]的社會框架，宋太祖趙匡胤又是如何倖免於難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討論一個史學界的說法，自北宋以來，人們都認為北宋王朝積貧積弱。

問：北宋王朝經濟不是極端強盛嗎，怎麼又變成了貧窮、弱小，怎麼又變成了積貧積弱呢?

答：與前朝有權傾朝野的大臣不同，終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勢力都非常弱小；與前朝宮可敵國的封建官僚相比，終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貧窮。弱與貧，皆為封建官僚，這就是所謂的積貧積弱!

趙匡胤為了降低武將身份、防止武將反叛，弄出來一個兵不知將、將不識兵的軍事體制，武將手中多沒有實權。

其實，北宋備受尊敬的文官同樣沒什麼權力，只能在朝廷領一份乾餉。

只有個待遇，根本不給實權!

北宋年間，唯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機構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國行政的中書省（政府）、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樞府），三司是掌管全國財政的度支、鹽鐵、戶部。即使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長官也都是臨時指派的。其餘衙門還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是，這些衙門的人日常事務其實只有一件，其他職責

（學名差遣)都是被臨時指派，與自己的官職亳無關係。

總之，務必讓所有官員都找不到，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權、到底有什麼權!

在古代，一個封建官員的成長不僅意味著職務的升遷，重要的是有多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調和真金白銀的衝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銀的誘惑，這要求官員洞悉人性的弱點，才能平衡各種利益，最終解決矛盾。

一旦有了這種歷練，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撈錢的路子上去了，無論好人、壞人、能人都能擺平，最後把手中的權力運用到無所不用其極，所謂監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封建官員的成長一定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空了帝國的財富根基。

在趙匡胤看來，這根本就不是問題，既然我不能告訴你幹什麼，乾脆我就告訴

你什麼不能幹：有一件事當官的絕對不能經商（含手工業）。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條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經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員不得經商盈利，也不得讓別人替代自己倒買倒賣（臣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齊輕貨，邀厚利，並不得令人於諸處回圖）。

總之，俸祿之外的錢，都是不該拿回的!

對大宋王朝來說，趙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僅是稍奪其權，制其錢榖，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經半部《論語》冶天下。另外，趙匡胤與趙普私交非常好，即使在稱帝后還經常獨自去趙普家，這位皇帝稱呼趙普的妻子為嫂嫂，喜歡吃嫂嫂親手做出來的烤羊肉。君臣際遇、聖眷之隆，莫過於此!

開寶六年(973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貶官非常鬱悶，他就是右監門衛將軍趙砒。

唐宋相傳，京城有十六衛軍，是帝國精銳的部隊，右監門衛就是十六衛的一衛，右監門衛將軍是第三把手。

就是這位趙砒，他兒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開了個副食店，賣個瓜子、豬頭肉、小吃什麼的。以前朝的眼光來看，如此高官的兒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開門臉，此情此景已經把封建官僚的臉給丟光了。

丟人，並不是問題。

間題是，趙匡胤知道了這一切，然後把趙砒一擼到底，讓他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對此，趙砒很是不服氣，於是，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某一天清晨，在上朝的時候他偶遇了宰相趙普。

趙砒只是一個被罷官幹部，遇到當朝宰相的時候卻沒有絲亳避讓。不但如此，居然還攔住了馬車，亳無懼色地把宰相拖下車。

好戲就此開鑼。

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趙砒開始大聲痛斥這位宰相，揭開了他一些不乾淨的老底兒。

趙砒：我聽說（請注意<聽說>二字）你身為宰相，卻去做木材生意?

趙普：…（無語）

趙砒：你從秦州（甘肅天水）、隴州（陝西隴縣）運來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販賣，有這事嗎?

趙普：…（繼續無語）

在趙砒的喝罵聲中，趙普慌忙登上馬車，跑了。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早朝之前，地點是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趙砒、當朝宰相和眾多朝官一一擺明是告宰相趙普黑狀，讓皇帝知道，不止我一個人做生意，你的首輔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趙砒的行為果然取到了效果，還沒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議政事，事情就傳到了皇帝趙匡胤的耳朵裡。

作為故交，趙匡胤當然知道趙普的秉性確實手腳不太乾淨，曾收受別人十幾瓶金瓜子，還被臨時跑到他家吃烤羊肉的趙匡胤逮個正著。

這一次，趙匡胤準備再給自己的手下上一課，以宰相趙普作為生動的例子。

朝會開始的時候，人們發現，宮殿裡突然站滿了閣舍門衛士（宮廷衛兵），趙匡

胤沒等大臣們開口就直接下令衛士把趙普趕出朝堂。衛士就要衝向趙普的時候，太子太傅王溥站出來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寬恕趙普，但因為小吏一句話就開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請徹查此事再據實定罪。

結果，這件事由王溥負責查辦，他給出的答案是：趙普前段時間買了塊地，現

在正在蓋房子，在這個過程中，當朝宰相沒有倒賣木材，只是在秦州、隴州買了點建材，然後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運到京城。所謂倒賣木材，是趙普的建材到京後把無用的木筏拆了，然後賣木頭。

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趙砒為發洩心中不滿，惡意中傷朝中大臣，發配汝州；至於趙普，無罪。

大家於萬不要以為是王溥救了趙普，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鑒於皇帝當時的表現有點過激，王溥斷定趙匡胤又在借題發揮、小題大做，想

借此給滿朝重臣一個警示。然而，為幾根木頭就罷免一個宰相，怎麼著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讓趙普不能翻身，得找一個更狠的理由。

於是，王溥在案卷中又對趙普的房子進行了一下說明：蓋房子的地皮不是趙普的，而是一個皇家的菜園子，趙普居然用遠郊的一塊空地糊弄到了這塊好地皮；不僅如此，趙普還在這塊地段上蓋了一個旅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貸交易場所。

這就足夠了!

趙砒被發配之後，堂堂大宋開國宰相趙普被交御史台間罪，最終因經營邸店被罷相、貶去河陽（今河南商孟）。

宋太祖一朝，趙普是因經商被貶斥的最高級別的幹部，其餘因經商被殺的高官共二十九人。

每逄大赦，經商之官遇赦不赦，讓你再跟一般民眾搶錢!

當官不能做事，又不能貪污，那麼這些人靠什麼吃飯呢?俸祿，非常豐厚的俸祿。北宋的官俸體系非常複雜，真說明白估計又得是一篇博士論文。所以，這裡只能告訴大家，這是一筆非常豐厚的收入，不幹活的時候有工資，幹活的時候另給獎金，另外還有服裝費、午餐費、僕人費等等各種福利。 

以正七品俸祿為例，月薪三十兩白銀，按宋代米價折合到今天約為十萬人民幣。縣令都年薪百萬!幹活就被皇帝猜忌，又有如此豐厚的俸祿，堂堂大宋王

朝，上至中書令、侍中、尚書，下至給事、郡縣小吏，大家不問朝政、一起怠

工，都以被賦閒為樂，一碰到事情就說自己不能勝任，一口氣上硬說自己要吃高鈣片（筋力完壯，少虧謂病不任事）。

這麼多官、拿這麼多錢，不為一般民眾幹活，他們在幹什麼呢?

科舉可不是今天的高考，不但數年一次，每次全國也就一百多個進士名額，但凡能做到金榜題名一定都是絕頂聰明之人。

在北宋，這些絕頂聰明之人有了新的事業，且非常具有挑戰性和創新性一文化產業。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業，那就追求文名傳世吧!

歐陽修（生於1007年）、李覜（生於1009年）、邵雍（生於101岱F-)、周敦頤（生於1017年）、司馬光（生於1019年）、張載（生於1020年）、王安石（生於1021年）、沈括（生於1031年）、程顥（生於103年）、程頤（生於103年）……以上人物排名不分先後，而且沒有列全。這些巨匠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家，幾百年都未必能出一個，然而，在不足三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就列出了這樣一個名單。

北宋王朝是世界古代科學技術的巔峰，請注意，是世界巔峰、不是中國巔峰。除造紙術外，四大發明其他三項均誕生於北宋，曆法方面，北宋統天曆與今天的格裡哥利曆完全一致；數學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數學家定義了高次多元聯立方程，就連《射雕英雄傳》（故事背景就是宋朝）裡的東邪等武林高手都經常以數學題考校對手，在西歐尚處於黑暗中世紀的時候，宋初便有了四大書院：岳婉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這是繼西周之後的又一代中華文化盛世!

隨著文化業興盛的還有印刷業，北宋大規模的印坊巳有十萬左右的印板，這也同樣得益於趙匡胤放開了私印圖書限制。

亂世之源，表為流民、實為官吏。這些人本是最聰明的一群人，只要封建官僚能不與民爭利，自然也就官無事，民自富。

在那幅傳承已過千年的《清明上河圖》中，所有一切都出現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們終於找到了真正的財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紡織業：東京開封絲綢業渠中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張織機、一千多名工匠的工廠只是中等規模；

船業：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長達十餘丈，載重達二百噸以上，所貯糧食可供水手一年，甚至還可釀酒、養豬，現代分艙隔水工藝就是源自於此；

餐飲業：當時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當於今天的星級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則散佈於街頭巷尾；

娛樂業：瓦肆勾欄是當時的劇院、小劇場，大的劇場可以容納上於人，說書、小唱、雜劇、講史、小說、舞蹈以及雜技等等，令人終日居此，不覺抵菇。

馬克思曾經說過：城市工業本身，一旦和農業分離，它的產品一開始就是商品氣這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亡資本主義興起!

所以，陳寅恪先生才說：華夏民族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蜀地鐵錢

北宋貨幣是中國古代貨幣的巔峰之作，錢文、製作工藝都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北宋貨幣又極為特殊，西漢帝國、大隋帝國、大唐帝國，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現了統一的貨幣，可是，北宋王朝卻從來就沒統一貨幣。

北宋年間，全國貨幣分為典型的幾個區域，開封府、兩浙路、廣南東西兩路等經濟富庶的地方用銅錢，成都府等地用鐵錢，陝府西路則銅鐵兼用，不但如此，最後還搞出來一個「交子」－即人類第一代紙幣。

「交子」的起源在於蜀地，這個地方原來用鐵錢。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蜀地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正是因為蜀道之難才使其免遭戰亂。

五代十國一甲子亂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獨善其身，始終是一派承平氣象。

十國之一的後蜀末代君主孟昶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詩詞歌賦、文墨工筆，樣樣精通，喜歡打球（跋鞠）、馬術，還是對聯的發明者。

對普通人來說，才華橫溢絕對是溢美之詞，但用在一個帝王身上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因為，所謂才華橫溢可能是根本不知人間冷暖。他們的藝術才華只能把繁瑣的世務變得更加迷離，比如，這位才華橫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大臣：宰相歐陽炯擅長吹笛、知樞密使事（最高軍事長官）王昭遠擅長填詞(承平時節)，這些人或許可以用來裝點門面；多事之秋，這些人竊據朝堂是一定會捅婁子的!

後蜀廣政十八年（後周顯德二年，955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結束了，當年，後周攻取了後蜀的秦、鳳等州。

面對強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請和，但是，署名卻是大蜀皇帝。

《宋史》這樣告訴我們，孟昶這個自稱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榮，他一怒之下沒有給孟昶回信，於是孟昶非常害怕，開始在劍門、白帝積極屯兵備戰。

唯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

不過，以蜀道作為防守屏隱是有前提條件的，有錢。

防守方不能出蜀，必須把戰場引到蜀道之上，劍門（四川劍閣縣北）、白帝（重慶奉節縣東）就是這樣的地方。把軍隊、物資運到這些地方，跟進攻這些地方沒什麼區別，後蜀同樣要翻越猿猴難攀的崇山峻嶺，那得耗費多少資財!

你不是防守嗎?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勢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盡，等把你耗費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計!

從那個時候起，為了供養兵需，後蜀就已經開始鑄行鐵錢了。

周世宗雖然沒有攻取蜀地，卻為趙匡胤掃平後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趙匡胤派兵攻取後蜀，整個戰事只用了六十六天。

然後，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秦國公，專心致志去寫詩詞了。

這個時候，這位詩人皇帝孟昶，才想到一個間題：以豐農美食養兵三十年，為何無一人為我向東發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卻重陷戰爭。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為蜀地富庶，伐蜀主將王全斌才放縱部下搶奪財貨。至於王全斌本人，除了經常隨意苛扣降兵降將的軍餉，連後蜀士兵原有的隨身財物也不放過，甚至數以萬計的殺降。

王全斌的所作所為終於激起了眾怒，乾德三年(965年）二月，原後蜀文州刺史全師雄率領數萬後蜀降兵反叛，一度圍攻成都。

《宋史》這樣記載當時的情形：王全斌專殺降兵，擅自取走官庫裡的錢財，奪人妻女，搞得怨聲載道，最終激起了兵變。

蜀人為這場叛亂付出了十餘萬條生命，叛亂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間種下了仇恨的

種子，從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員、宋朝官員也一直把蜀人看為叛亂之源。

怎樣才能讓蜀人不繼續造反呢?

讓蜀人的錢花不出去，沒錢就不造反了!

趙匡胤統一全國後，不惜耗費國庫中的銅材收兌南唐亡等地原來的惡錢和鐵錢，唯獨在蜀地，大規模發行鐵錢、極小規模發行銅錢，運銅錢入境者死罪。

蜀地誰在用銅錢?

大宋王朝派來的高級官員，除了這些人，所有銅材一律只能出、不能進。誰在用鐵錢?

除了這些高級官員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須用鐵錢。繳稅則一律用錦帛、糧食、白銀或者實物，衙門才不收鐵錢!

宋軍入蜀前，這裡本來是銅、鐵並行，由於貨幣私鑄，銅錢、鐵錢並無多大區別，銅、鐵錢兌換比率約為4:10。

宋軍入蜀後，沒有官鑄銅錢，官府又堅決禁止銅錢私鑄和流入，銅錢數急速下降，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銅鐵比價急升，二者實際兌換價格超過了1:100（鐵雖百無得一銅）。

以銅錢計價，銅錢在宋廷統治者手中，鐵錢在蜀地原居民手中，蜀人名義財富立刻貶值百倍。不過，宋廷只獲得了名義上的財富，只有限制銅錢流入才能維持現有的銅鐵比價，一旦以銅錢購買當地物資，銅鐵比價自然會隨之下降。如此比價之下，宋廷根本拿不到真實的財富。

開寶九年(976年），趙匡胤在燭影斧聲的傳說中駕崩，新任皇帝趙光義又想到-個更好的法子。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趙光義提出，全國貨幣終究還是要統一的，比如益州的鐵錢。當然，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要先試點、後推開，不搞一刀切。

以十年為限，逐年增加蜀地銅錢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貨幣改為發行銅錢，直至十年後完全取代當地鐵錢。

聽起來，這個政策還是蠻不錯的，為貨幣統一指明了方向；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趙光義統一貨幣的唯一手段（請注意唯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開始以銅錢繳納稅收，按銅錢投放貴每年遞增10％計算，每年稅收中也要遞增10%的銅錢。

蜀地稅收確實每年遞增了10%，至於投放10％的銅錢，根本就沒那麼回事，依舊是私運銅錢者死、蜀地銅錢一律出蜀，蜀人無法依靠正常途徑獲得銅錢。

銅鐵比價本就巳經高達1:100現在每個人的賦稅都要收10％的銅錢，還要年年遞增。

一般民眾只能以更賤的價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財富，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蜀地銅、鐵比價居然達到了1:400，蜀地財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這盤趙光義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處於被動挨打地位，連還手的機會都沒給。

蜀地物價騰貴，人們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即使偷偷融化佛像、毀掉古銅器甚至去盜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稅賦，很多人因此獲刑入獄。

還用十年?

三年就把蜀地的財富搶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縣茶商王小波、李順聚眾百餘人起事，義軍橫掃了整個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棄了這種剃頭式的搶劫。

「交子」紙幣初長成

英格蘭銀行是世界第一代金融帝國，在這座歷時三百年的城堡式建築中種了一株桑樹。因為，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的原材料就取材於桑樹（後改為栳

樹，所以「交子」後來也稱栳幣)，這張「交子」就源自北宋蜀地。

首先要告訴大家，史籍中並未確切記載「交子」產生於何時，只是《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九中提到過一句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奸弊百出，獄訟溢多。

面對這句話，歷代學者和貨幣收藏者對「交子」起源展開了豐宮的想像。

最有想像力的說法: 「交子」的創始人是王小波、李順起義軍。

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概是想把第一張紙幣的榮譽歸於農民起義軍，實際上，如果「交子」真是王小波、李順創立，那麼「交子」就應該隨著義軍而亡。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交子」最盛行的時代恰恰是王小波、李順疫亡之後。所以，不是這樣的。

-流傳最廣泛的說法。鐵錢實在是太沉了，給蜀人交易帶來了很多不便，於是，人們集思廣益發明了「交子」，即紙幣。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乏加藤繁（日）、範文瀾一類的大師級人物，這些人無一例外舉出了一個例子一匹絹要兩萬鐵錢，實在是太沉了。

與鐵錢相比，紙幣輕便易於攜帶，在不允許銅錢流通的條件下以紙幣取代鐵錢，這種說法聽起來還是蠻有道理的。

東漢初年公孫述據蜀、三國蜀漢、五代孟蜀時期，蜀地都曾出現過鐵錢，但是，都沒有產生「交子」；僅就北宋而言，鐵錢流通的地區也不止蜀地，河東、陝西及廣南、江南和福建等地也是銅、鐵兼用，這些地方都沒有產生「交子」。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先後在蜀地發行過四種鐵錢，即平蜀錢、大鐵錢、呆德大鐵錢、祥符大鐵錢。其中，流通範圍最廣的是平蜀錢，每文僅重一錢，其餘幾種大鐵錢雖然重約兩錢，卻是每枚當十枚乃至百枚平蜀錢使用。以祥符大鐵錢與平蜀錢的兌換比例，按照匹絹兩萬錢的價值計算，僅重二十餘斤。

北宋紙幣 ~ 「交子」

一匹絹（加上包裝）有多重並不太清楚，想來比二十斤少不了多少，鐵錢在古代交易中並非大多數。

所以，蜀地產生「交子」，主要原因並不在於鐵錢沉重。

那麼，「交子」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憑著一些零星史料和我們對金融學的理解，現在可以為大家來還原這段歷史。金銀天生非貨幣，貨幣天生是金銀，不僅因為金、銀、銅等貴金屬易於分

割，而且因為這些重金屬生產起來確實非常費力，可以代表財富。紙幣取代金

幣需要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發行紙幣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兌付所有持幣人的財富。

那麼，什麼人才有能力讓所有人都信任他呢?

有錢人、特別有錢的人、特別有錢而又有信譽的人。

一隻會練嘴皮子的封建官府是絕對沒有這種信譽的。漢武大帝如此武功，推行皮幣尚且無疾而終，何況積弱積貧的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不遺餘力地削弱蜀地經濟基礎，但蜀地始終是北宋

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所謂揚一益二。

更關鍵的是，這裡最富裕的人不是官，而是民。

《宋會要》記載，整個中國歷史上富裕的城市都是郡縣所在地，即城市既為統治者的行政中心，也是非獨立的經濟中心。

唯獨北宋年間的蜀地，州不如縣、縣不如鎮，最富有的地方都是各縣自發形成的市鎮。

一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一一成於上萬艘船隻航行在各條河流之上，桅杆連綿，千里不絕（建帆高掛動輒萬艘，連穡直片進則倏逾千里）……

西方第一代貨幣也出現於封建城堡之外的市鎮，隨量著心封建城堡外交易逐步發展，各城鎮開始自己鑄造銀條。後來，信譽卓著的商人憑藉自己的存銀開創了匯票，這些匯票逐步演變為銀行券。

蜀地「交子」應該也是這樣一個過程（「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先說前半句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

第一步，存單。

最初的「交子」並非紙幣，而是類似於唐朝邸店開出的一些存款憑證，存錢的邸店逐步發展為「交子」鋪戶，而且，存款者要給「交子」鋪3％的手續費。「交子」面額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現款數目臨時填寫（書填貫，不限多少）。因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這種初期的「交子」實際是存款憑據，與紙幣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們對現代銀行業務的理解，對存單收取3％的提取手續費是一種又昂貴、又不靠譜的銀行中間業務，應該屬於被整頓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還不著直接把「交子」(也就是存款憑據)交給對方。拿到「交子」後，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鋪兌現，這樣就省下了3％的匯兌費用。

於是，「交子」鋪開出的「交子」在當地就成為了交易媒介（無遠近行用），這個階段也就是「交子」從單純的存款憑據，日後演變成紙幣的關鍵階段。

第三步，貨幣創造。對一家現代銀行來說，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時刻全部來提現，否則就是金融危機了。所以，銀行只要留出維持日常營運的現金（學名備付金)就可以把其餘的錢用來放貸款了；貸款者拿到現金，會將這些錢再存到銀行，然後，銀行再用這些錢放貸款；一來二去，本來一塊錢的存款可能產生十塊錢的現金，這就是所謂貨幣創造。

存款能自己再創造存款，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交子」鋪當然也會意識到這一點。於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經營者意識到，挪用別人的現錢放貸，放貸後還可以再增加存款，從而使自己手上的錢成級數增加；另一部分則用留存的現金買房子、買店鋪、買寶物（收買畜積，廣覽邸店屋宇，田園寶貨），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做侵蝕存款者利益。

從事農村金融的人一定知道，養殖、種植業每年都有一個用錢的高峰期，那就是每年收穫的季節。養魚戶在出漁的時候要拼命向水塘撒飼料、養豬戶要在出欄的時候拼命催肥、農產品收購者也要在這個時候集中資金組織收購。

北宋時，蜀地以蠶桑、種植為主，在每年麥子將熟、新絲上市的時候（每歲絲繭米麥將熟），「交子」鋪就在沒有存款的情況下提前印行一批「交子」，以「交子」代替銅幣，藉由自身信譽，創造出貨幣，用於放貸款，獵取利益，賺上一筆。

到了這個時候，「交子」才是完整意義上的銀行券，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最後，我們來解釋《長編》中那句話的後半段奸弊百出，獄訟滋多。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續資治通鑒長編》雖然是一部私人編纂的史書，卻帶

有鮮明的官方背景。作者李燾累任累遷州縣官、實錄院檢討官等，其所謂

奸弊百出，獄訟滋多是一句帶有嚴重感性色彩的話，指的就是剛才提到的<侵蝕存款人利益的「交子」鋪>。

在某一個時點，「交子」鋪印刷的「交子」面值確實已經多過「交子」鋪手頭上僅存的銅錢(準備金)，如果有人煽風點火，搞一下擠兌，「交子」必然不能全額兌付現金。

當時的情況應該就是這樣。坊間傳聞「交子」鋪用大家的錢買房子買地、增印很多「交子」用來收購新絲，結果，存款者集體衝向了「交子」鋪，搞出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金融危機(擠兌)，當時就一批「交子」鋪因此倒閉，史稱爭鬧。

在人類第一次金融危機中，紙幣（「交子」）持有人損失了多少錢呢?

答：20%-30%，一貫錢（一於錢）的「交子」最後只能拿到七八百錢。

先別急著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鋪，現代經營最穩健的銀行操作槓桿比率，也比當時不知高出多少倍。

舉例而言，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把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20%，銀行界就叫苦連天。實際上，即使20％存款準備金、銀行再留出5％的備付金、加上營運現金，銀行備付金率也不會超過30%。也就是說，在存款準備金率最高的時代，如果所有人都拿著存單在同一個時點去銀行提款，任何一家銀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鋪能兌換70%-80％的存款，備付金率已經很高了。

金融的本質是信用，有信用的時候是金融，沒信用的時候也被稱為騙術（學名龐氏騙局）。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只要經濟還在運行，融資就將永遠存在，有融資就必然有信用，有信用就必然有人會失信，這根本就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

信用與騙術、金融與龐氏騙局，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其中的差別在於騙術和龐氏騙局不能真正創造財富，金融卻把錢送到最能創造錢的地方。某些富商奸弊百出並不是多大的間題，經濟運行會自動淘汰信用卑劣者，最有實力者、最有信用者，最終將在競爭中勝出。

※最優秀者、最有龐氏騙局的創始者是一個名叫<查理斯-龐茲>的投機商人(俗稱老鼠會)。簡單點說，就是利用新投資人的錢來向老投資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報，以製造賺錢的假像進而騙取更多的投資，非法集資是最常見的手法。

當年，成都富商公議；市面實力最雄厚的十六家富商出面整頓「交子」，此後，只有這十六家富商可以發行「交子」，「交子」面式統一，持票人可以到十六家富商中任意一家兌付鐵錢。

官民「交子」之爭

大宋王朝西北居住著一個遊牧民族，黨項族，多在鄂爾多斯、甘肅走廊一帶活動。這是一個典型的遊牧民族，他們用自己的馬匹、牛羊換取北宋的糧食、紡織品、瓷器，首領僅在名義上接受北宋王朝冊封（定難軍節度使）。

然而，北宋王朝並不能真正統治驍勇善戰的黨項人。

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宋太宗接到一份大禮。那一年宋太宗很高興，西夏國因爭奪王位內亂，新任首領「李繼捧」為獲得強大的外援，主動提出把自己的夏、綏、銀、肴、靜五州獻給宋廷、黨項貴族所有宗族子弟內遷至東京汴梁。

對這份厚禮，宋太宗當然不會客氣，立即下令所有黨項貴族內遷，並以極高的效率任命了夏、綏、銀、肴、靜五州地方官。

對黨項族入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壞主意，相當於把所有後代都抵押給宋朝了。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李繼捧」的反對者「李繼遷」公開反叛，「李繼遷」、「李繼捧」大打出手。雙方爭奪的焦點在陝北橫山一帶，「李繼捧」的支持者是北宋王朝，「李繼遷」最重要的支持者則是生活在橫山一帶的南山黨項。

按照黨項族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準，本來是連鐵器都造不出來的，以精鐵鑄造兵器就更不可能，按常理推測「李繼遷」戰勝的希望並不大。

唐朝以來，蜀地與黨項之間的貿易已經有數百年歷史，史載，北宋初年商路上揚起煙塵就如同天上的烏雲。 

北宋在橫山地區沒有建立有效的統治，只有在這裡蜀地鐵錢才能換成銅錢，於是，蜀人對黨項貿易趨之著贅。偏偏南山黨項就是蜀人最主要的交易夥伴，他們的漢化程度已經相當高。

雙方開戰之後，鐵錢對南山黨項有了新的意義，據《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記述，南山黨項所獲得鐵錢基本上都被熔鑄成兵器。要防止南山黨項繼續鑄造兵器，就必須防止他們獲得鐵錢!

要防止南山黨項獲得鐵錢，就必須禁絕與他們貿易! 但是，要禁絕與南山黨項貿易，禁絕不了。

問題的癥結在於南山黨項也有自己的比較優勢，除了牛羊、馬匹，南山黨項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源一烏池、白池。

烏池、白池出產一種特殊的商品:青鹽、白鹽。

青、白鹽的品質遠高於北宋土產的解鹽，價格卻只是宋朝的五分之一。

正是因為青、白鹽的存在，即使宋廷關閉了橫山一帶的官方貿易場地（榷場(邊界市場)），還是有一批自發的民間小市場（和市），蜀地鐵錢還是源源不斷變成黨項戰土手中的利劍。

既然禁絕不了宋夏貿易，就得禁絕蜀地鐵錢!

就在這時（哀宗朝，998-102)蜀地出現了「交子」，而且出現了人類第一代金

融危機一爭鬧。

禁止鐵錢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用「交子」(紙幣)取代鐵錢，這樣就能防止南山黨項人繼續獲得鐵錢!當然，如果能由官府自己發行「交子」就更靠譜了。

不過，必須先讓原來的富商(發行者)喪失信譽才行，如果富商垮了，那麼更有信譽的發行者(政府)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

十六家富商的「交子」鋪，就是這樣，逐漸被弄垮信用，逐漸被取代。

如果十六家富商不主動喪失信譽，政府還是可以有很多種方法讓他們被迫喪失信用

第一位關鍵人物，益州知府「張昹」就此出場。

「張昹」進士及第，詩文俱佳，是真宗、仁宗兩朝重臣，官至禮部尚書，死諡

忠定，號稱治蜀名臣，甚至有人將其與趙普、寇準並列為北宋三書相現在，我告訴大家另一種解釋：與西漢義縱、武周索元禮一樣，「張詠」是一個什麼都敢幹的傢伙，他心黑手毒、心思續密；年輕的時候，此人曾身懷萬錢出遊，夜投邸店，就因為店家說了一句今夜有生意了，「張詠」就殺了人家全家，事後還縱火滅跡。

不過，「張詠」又與西漢、初唐的酷吏不同，他為官後嫉惡如仇、忠於職守，還曾經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對付蜀地富人身上。

「張詠」剛到成都的時候（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蜀地第一波金融危機剛剛結束，十六家富商正在聯名發行新「交子」。

新任知府「張詠」很有經濟學頭腦，他認為：蜀地的十六家富商聲譽卓著，如果官府再為十六家富商肯定「交子」發行權，就更是一件錦上添花的事情；「張詠」同時還認識到，鑄幣權有著特殊的價值，「交子」發行權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收入

（鑄幣稅）。既然是一種收入，十六家富商就要為此付出代價。

「張詠」會晤了十六家富商的頭面人物「王昌懿」，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王昌懿」表示要全力支持新任知府，搞好工作，「張詠」強調益州府衙高度重視「交子」發行工作，將以府衙的名義為十六家富商確認發行「交子」的特准權；「張詠」還指出，為了體現官民一家親，十六家富商要為益州知府承擔成都一部分公共費用，比如，無償為衙門修建河堤、建糧倉、賑濟老弱孤寡，這個主意聽起來不錯，對十六家富商來說，獲得官府特准相當於最終確認了「交子」合法性，十六家私商成了中央銀行。

為中央銀行牌照出點錢，很值!

此後，每當知府衙門有事（或者沒事已），十六家富商就會定期、不定期向衙門支付一筆「交子」。「張詠」拿到這些「交子」，也不怎麼提現，十六家富商手中的鐵錢儲備並未因此顯著乙下降，雙方相二安無事多年，「交子」也就這麼流通下來了。

「張詠」到任後第四年的某一天，十六家富商之首的「王昌懿」家中突然出現了一批不速之客，這些人手裡拿著刀槍，還帶著大批「交子」，要求當場兌付鐵錢，他們是知州「張詠」派來兌換現金的。

「王昌懿」是十六家富商中的首富，如果他倒下，十六家富商將無一倖免，當天，十六家富商硬咬著牙兌付了這些鐵錢。

如果說知府大人有急事，集中兌換一批鐵錢，倒也還說得過去。不過，接下來的事情就不太尋常了。

成都市面上出現種種傳聞（似乎也不完全是傳聞）：有人說，知府帶著士兵去了「王昌懿」的「交子」鋪，這哥們是不是犯事了；有人說，知府「張詠」帶人去「王昌懿」家取錢，但並未取到，一怒之下知府查封了「王昌懿」家；有人說，十六家富商跟以前的「交子」鋪沒什麼區別，他們把大家的錢都拿去買宅子買地、甚至放高利貸了，現在，連官府都取不到現錢，所有傳聞都歸結到一個結論：大家一起去十六家富商兌付現金吧!

這次比較幸運，與之前「交子」鋪不同，十六家富商發行「交子」不足數年，「交子」多集中在成都少數富商手中。這些人人數較少卻占了「交子」數貴的大頭，他們知道內情，也知道「交子」擠兌的危險性：如果這十六家富商最終真的不能兌付現金，所有人的財產都會在瞬間化為烏有。最後，成都富商公議，富商都不參與擠兌，但要求十六家富商承諾分期兌換現金，兌換現金後是否再次轉存由存款者自行決定。

這一次「張詠」沒能打垮十六家富商，別著急，咱還有後招。

《宋史食貨誌》記載:「張詠」鎮蜀，一交一緒，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張詠」定下的這個所謂三年為一界的章程，得益於上一次擠兌事件中成都富商與十六家富商所簽的協定，既然十六家富商與富商簽訂了現金兌換協議，為了公平起見，那麼也要跟所有人簽訂兌換協議：每三年為一限，到期十六家富商要向所有持幣人兌換一次現金。

至於時機，就選擇新絲上市的時節。十六家富商與成都富商之間確實有協議，不過兌現的時機自定，斷然不會選擇同一時點，更不會選擇新絲上市的季節。現在，三年後所有「交子」持幣人都要來兌換現金，實在太損了，原本十六家富商可以借「交子」實現自己的信用擴張，現在，不但不能擴張貨幣，還要定期把所有現金都兌換給持幣人。

咱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可謂「交子」之幸的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就在第一界兌換即將到期的時候，「張詠」被調走了。儘管《宋史》對「張詠」讚頌有加，但在我看來，還是時人的一句評價更為中肯：幸好「張詠」生在太平盛世，著是生在亂世，那真不堪設想了，讓十六家富商喪失信譽，做到這件事的第二位關鍵人物，是益州轉運使「薛田」。

「薛田」，進士及第，歷任知縣、御史中丞、三司度支判官等職。其中，三司度支判官是管錢糧的活兒，相當於四川財政廳長兼央行成都分行行長。

也就是說，「薛田」金融從業經驗多年，熟悉貨幣運行規律。所以，與誠心想搞垮十六家富商的「張詠」不同，「薛田」不但想保住「交子」，而且想將之收歸朝廷所有。

「薛田」到蜀地任職的時候，北宋和黨項已經打了很多年，蜀地距離前線很近，負責為陝北前線提供糧食、布匹、生鐵等戰爭物資，收上來的錢經常不夠花。

如果衙門掌握了「交子」發行權，那就不一樣了!

「張詠」走後，成都市面已經有了公議：為保證「交子」發行，「交子」仍以三年為界，到期可以兌換為現錢，也可以將舊「交子」換成新「交子」；在實際運行中，絕大部分人都選擇將舊「交子」換為新「交子」。

現在，「薛田」來了。大中祥符末年(1015年），「薛田」剛剛到任就上書宋真宗，要求官府上收「交子」發行權。

「薛田」奏摺的內容：

1貨幣代表著錢財，成都十六家富商就如同漢代七王之亂中的劉浪，一旦有了鑄幣權就會有很多想法，何況蜀地本身就是一個多事之地。2與黨項人戰爭久拖不決，關鍵之一就是黨項人從蜀地弄走了很多鐵錢。如果官府發行「交子」，就可以杜絕鐵錢出境。3如果官府有了「交子」發行權，就可以無需斂財而保證軍需。當然，官府也不能白白為民間印刷「交子」，可以效仿最初的「交子」鋪收取3％工本費!結論：所以，既然不能廢棄「交子」，那麼就應該禁止民間私印「交子」，改成官辦（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笠務，禁民私造）。

在「薛田」鼓動下，益州知州寇城下令十六家富商交出「交子」鋪，並直接查封了印刷場、庫房、印鑒（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

對於這個極其離譜的命令，十六家富商公議停發、停兌現錢。

但是存款者要兌換現錢怎麼辦?

十六家富商：冤有頭、債有主，前面左轉找知府!

估計十六家富商的原意是：一旦自己罷工，「交子」不能流通、街市再無人群、市面陷入蕭條，要知道，蜀地可是要靠私商為前線供應糧食等後勤物資的。

薛田：罷工? 這生意乾脆你就不要幹了。

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薛田」出任益州知州，立即下令在蜀地設立「交子」

務，即官方紙幣發行機構。自此，「交子」務歸朝廷直屬，由朝廷派人任監官，此前的「交子」被稱為民「交子」，而此後的「交子」則被稱為官「交子」，民「交子」可以等額兌換為官「交子」。

官「交子」面值一至十貫，共十種，上蓋益州銅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紅團等六枚大印，每兩年一界，界滿不兌現錢，僅以舊「交子」換新「交子」，兌換時要繳3％的紙墨費。當年，發行「交子」1256340貫，以36萬貫鐵錢作兌換本金，占紙幣發行額的23%。

在「薛田」簡單而粗暴的干涉下，民「交子」就這樣敗亡了。

承平年代官府的信譽最高，只要「交子」務不濫印「交子」，以官「交子」替代民「交子」也不是不可行。問題在於，宋夏戰爭中北宋王朝把「交子」作為一種禦敵的武器，而且在嘗到甜頭後有點上癮，最終導致官「交子」信譽崩潰。

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黨項首領李元昊建立西夏帝國，自稱兀卒，意

思是青天子，並稱北宋皇帝為黃天子。為懲罰李元昊膽敢與北宋王朝平起平坐的行為，宋夏雙方零售改批發，在兩千多里的戰線上大打出手。

雙方開戰之後，北宋第一個動作不是調兵遺將，而是下令益州「交子」務立即增發三十萬貫「交子」。三十萬貫「交子」全部帶有暗記，以區別於內地「交子」，這種「交子」不准在北宋蜀地交易，更不准兌換鐵錢，只能運往秦、延、渭、環、慶諸州支付軍餉及糧商貨款，通常情況下這些入會把手中的貨幣拿到西夏地盤上去採購物資。這些特殊的「交子」不能變現，流通區域僅限於宋夏邊境，說白了就是一批廢紙!

但是，黨項人對此並不知情。宋仁宗還同時下令宋夏邊界的榷場(邊界市場)、和市，對出口西夏的貿易一律視為走私，要堅決打擊，卻並未下令禁止進口西夏商品。畢竟想禁絕青白鹽是不可能的，現在不用貨物去交換，用紙幣去騙也不錯。

西夏文字典《文海》裡這樣解釋金錢:錢也，買賣種種價值用是也宋夏開戰之前，榷場(邊界市場)、和市巳經存在了數百年，蜀地「交子」也是他們的主要貨幣。

三十萬貫「交子」憑空流入西夏，擺明瞭就是想做沒本錢的買賣一搶劫。

可憐西夏地盤本來就不大，境內立刻出現了這樣的文字記載：尺布至錢數之值八九千錢，甚至高達五十餘千百一絹

此後，北宋王朝不斷對陝北用兵，也就不斷用增發貨幣的損招，最後甚至創出了一種陝北「交子」，專用於在西北戰場支付軍需。

貨幣戰爭永遠是一把雙刃劍，重創敵人的同時也會傷害自己。

之前，黨項人接受「交子」並不是由於北宋朝廷的強制力，更不是由於北宋軍隊很強大，而是因為「交子」交易媒介的有效性，持幣者可以在蜀地換回自己想要的東西。

現在，陝北「交子」只是虛行印刷、不能兌換鐵錢，也不能拿到蜀地交易貨物，於是，西夏人很快放棄了對「交子」的幻想，轉而依靠另一種貿易方式，打擄

。

所調打擄即暴力搶劫，給宋人留下了非常慘痛的記憶：每次雙方交戰，西夏軍隊都會在戰後縱兵搶劫，邊境六七百里之內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

最後告訴大家的是，「交子」暫時衰敗並不意味著北宋經濟崩潰。「交子」只是一種地方性貨幣，大規模印發「交子」的初衷也不是劫掠民間財富，而是為了劫掠西夏。

後來，這批「交子」逐步回流到國內，北宋王朝借助強大的經濟實力以蜀地官「交子」兌換了這批陝北「交子」。

陝北「交子」的事情解決了，這場北宋王朝與西夏之間的貨幣戰爭卻一定給雙方都留下了慘痛巳的記憶。

沒關係，北宋貨幣戰爭，咱還有下一場。

漕淵之盟

歷代遊牧民族中，契丹是最特殊的一個：這是唯一曾經與中原王朝和平共處長達百年的遊牧民族。他們不是最驍勇的民族，卻是最長命的少數民族帝國，除漢、唐以外，遼帝國甚至比宋之前任何一個中原王朝都要長命。

大唐帝國行將崩潰的時候，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趁機於西元907年稱帝，建立了遼帝國。當時，契丹貴族已經完全漢化，遼帝國完整借用了唐帝國的官制、禮制、宮廷制度，是漢族帝國自己的影子。

後晉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以割獻燕雲十六州為代價換得契丹支持，自此，中原王朝門戶大開，喪失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入境的天然屏障。

後周以來，歷代帝王無不夢想收復燕雲十六州，當然也包括雄才偉略的趙匡胤。

這又絕非一件容易的事，陳橋兵變的時候遼帝國立國已逾半個世紀，三十萬軍

隊以騎兵為主；當時的北宋不過就二十萬軍隊，還是以步兵為主。於是，趙匡胤想到了另外一種方式對付契丹：金錢!

趙匡胤每年都要省吃儉用存下一筆錢，即封樁庫。封樁庫是用來收回燕雲十六州的專項資金，方案一：等存了足夠的金錢，就向遼國贖買燕雲十六州；方案二：如果遼國不肯出售燕雲十六州，那麼，封樁庫就是武力奪回燕雲十六州的本錢。

趙匡胤算了一筆賬，如果用二十匹絹買一個契丹騎兵的人頭，二百萬匹絹就可以買到十萬個契丹騎兵，那麼，遼國將精銳盡失，可是上天沒有給趙匡胤這個機會，封樁庫的錢還沒存夠，趙匡胤就未富先死。

宋太宗統一北漢後，北宋有一百多萬軍隊，遼帝國僅有三十多萬軍隊。僅僅比較土兵數字是沒有用處的，北宋一百萬軍隊中，能作戰的不足三十萬，其餘都是不能打仗的工程兵，這些兵其實是政府為防止流民鬧事，北宋王朝把軍隊作為收容流民的大本營，失地一般民眾可以在這裡領到維持生存的薪水。

此後，北宋王朝對契丹屢戰屢敗，太宗朝高粱河之戰北宋兵潰，宋太宗趙光義不知從哪裡搶到一頭毛驢才逃脫被俘的命運。按照以往的經驗，遊牧民族一旦取得軍事令優勢，往往會迅速推進，甚至佔領整個北方。然而，儘管北宋王朝在戰場上屢戰屢敗，兩國仍舊在這片土地上共同存在了一百五十四年。

不靠軍隊，宋太宗又是用什麼方法阻擋了契丹驍勇的鐵騎呢?

答：貨幣。

宋太宗在高皇粱河一役被打成重傷，回來之後，一怒之下關閉了宋遼之間的所有榷場(邊界市場)，下令停止對遼所有貿易：宋人敢偷運一升糧食過界、遼人敢來北宋買糧食，一律處斬!

這比動員一百多萬軍隊都好使。遼帝國經濟繁華區域僅限於南京、上京、東京、西京和中京，其餘地方還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五京地區所產糧食、手工業品根本無法滿足整個帝國需求。既然北宋王朝不允許公開貿易，那就只有靠走私了。

要把北宋商品走私到遼帝國，首先要在北宋地盤上買到東西；

要讓宋人冒著生命危險把糧食血賣給契丹人，價格肯定要遠高出北宋市場上原本的糧價；

要出得起這麼多錢，遼人得先有宋朝的錢…

雖然遼人冶煉技術絲毫不遜於北宋，但是遼帝國沒有銅礦，也就造不出銅錢。造不出銅錢，還可以鑄造鐵錢：北宋地界銅、鐵錢兼行，既然北宋王朝銅鐵錢官方兌換比例為1:4我用1:10甚至更高的比例交換銅錢，總該可以了吧?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強者可以印刷貨幣掠奪弱者財富，這個邏輯卻不可能反過來：貨幣爭霸的基礎是產業創新，強國根本不用理會弱國的貨幣，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卻必須購買強國商品，你自己造不出來。既然如此，弱國貨幣在對外貿易上根本就不好有發言權。

當時宋遼之間的產業差異就是這個情況。

北宋幾乎掌握著所有產業制高點，陶瓷、造紙、織錦、造船、茶葉。

本來，遼帝國畜牧業還有點比較優勢，可以對大宋王朝出口馬匹。但是，宋人來遼國買馬的方式卻從來都不是買，而是偷（殺）。

宋太宗想出一個相當陰損的點子：凡我宋人，能到契丹地盤上偷回一匹馬的，賞錦帛二十匹，當時殺一個契丹士兵的賞格才是五千錢比二十匹錦帛低一半。

以上產業差異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大宋王朝可以不買遼國的東西，遼國卻必須來北宋購買商品。雖然拿十枚鐵錢確實可以在北宋換到一枚銅錢，但是，遼國鐵錢不可能全都弄到北宋來換成銅錢，更多的鐵錢還是要在遼國境內自己消化。

買不到北宋的物資，遼帝國開始以鐵錢大量購買民間物資，自行消化這部分貨幣。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五京等經濟繁華區域立即爆發超級通貨膨脹，即使帝國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確保供應的上京也是不夠。很快，契丹人不再信任自己的任何貨幣，轉而信任實物，羊、錦帛和糧食。

通貨膨脹之後，遼帝國南部經濟發達區域繼而爆發了罕見的饑荒，遼聖宗統和初年山前諸路大饑，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去北宋販賣糧食的路上，一部分人幹脆直接跑到北宋官府，要求容納自已為子民。

遼帝國在經濟上既然沒有優勢，只好刀劍出鞘!

宋真宗景德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遼聖宗親帥二十萬軍隊入寇北宋，揮兵直奔汴京，十一月，雙方未經一次大戰就打到了渲州（今河南濮陽）。

我們同樣還是忽略戰爭經過，直接給出結果：開戰當年，宋遼雙方在渲州議

和，自此，北宋每年向遼帝國無償提供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後改為三十萬），這就是宋史中著名的「壇淵之盟」。

關於「壇淵之盟」，除宋朝之外的中國歷史上，無數人、無數次對此噴過口水，認

為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更有人說，遼帝國根本就是一次訛詐，入侵之初，遼帝國就已經派降臣王繼忠來北宋索要歲幣。

真的是這樣嗎?

「壇淵之盟」全文摘要如下：第一，遼主尊宋帝為兄，宋帝尊遼蕭太后為叔母；第二，雙方精誠合作，共同治理黃河、緝捕盜賊；第三，雙方撤出邊境所有軍隊，官方機構只留下榷場(邊界市場)。

真宗朝主導「壇淵之盟」的是名相寇準，事後他經常以此居功自傲，他的繼任者王旦則對此做了最好的總結：「壇淵之盟」淵之盟以來，天下生靈得以安享太平，雖然每年給了遼國-些歲幣，但不足用兵費用的百分之一。

有入說，即使如此，北宋也不應該送給遼帝國歲幣，這開了一個金錢換

和平的惡例。

對北宋來說，主要收入來自商稅，一旦宋遼開戰，生意是肯定做不成了，肯定是所有人都不願意見到的結果；對遼帝國來說，再打下去是什麼結果誰也說不定!不用金錢換和平，難道虛耗天下於萬一般民眾的生命去換得帝王一時虛榮?

「壇淵之盟」後，宋遼兩國百年桴鼓不鳴，不但成為中國歷史上中原漢族與遊牧民族融合的典範，遼國也成為北宋抵擋高麗、女真、黨項等其他民族的第一道防線，雖無燕雲十六州之地，卻收十倍之功。

「壇淵之盟」後宋遼關係發展迅速，北宋出口商品涉及糧食、香藥、犀象、茶、蘇木以及各種手工業品，甚至包括硫磺、硝石一類的戰爭物資也可以出口。但是，有一種物品絕對不能在貿易場上出境，即貨幣。

據彭信威先生考證，不考慮「交子」，北宋官民鑄幣數量約為一於多億貫，是唐朝的一百多倍。然而，這是一個商品經濟特別發達的朝代，終北宋一朝始終存在錢荒問題，所以，才有「交子」、鐵錢出現。

自己的銅錢都不夠用，怎麼能流到遼國?

真宗規定，宋人在榷場(邊界市場)只能以貨易貨，嚴禁以銅錢購買，但是，遼人可以用銅錢、白銀、錦帛購買北宋貨物。

結果，送到遼國的歲幣，最後全部回流到北宋地界。北宋朝廷還對這項政策給出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宋遼邊市的目的是互通有無，宋錢購買力太高，不能讓少數民族兄弟吃虧!

最後說一個插曲，除了貨幣，北宋還堅決禁止另外一種東西流入遼境，圖書。

「壇淵之盟」時，遼帝國就曾提出一條建議（北宋沒有答應）：雙方共修唐史。契丹人同樣以大唐正統繼承者自居，現在的情況只不過是另一個南北朝。這個建議-定給北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遼帝國亡國，北宋始終嚴禁九經以外的任何圖書進入遼國，處罰措施之嚴甚至超過了走私銅錢。

「壇淵之盟」簽訂後的第二年，北宋詩人魏野著行《草堂集》。一年後，遼國給北宋送來一封國書：《草堂集》有大唐遺風，可惜我們遼國現在只弄到半部書稿，懇請皇兄賜予另半部。

為求一部新書，皇帝甚至以國書的方式向北宋王朝索要!

北宋如此文化，其經濟、其貨幣焉能不盛?

北宋國勢也在「壇淵之盟」後的仁宗朝達到了巔峰，《宋史》記載，慶歷年間北宋商稅收入已經突破了兩千萬貫，民戶為一千九百萬戶，仁宗朝的稅收、民戶數都已遠遠超過了大唐盛世的巔峰開元之治。

然而，封建官僚永遠都是不甘寂寞的，讓這些人有位無權、有錢無勢，顯然是一件非常有難度的事情。一旦封建官僚試圖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北宋王朝將多事。

慶曆新政

北宋立國初期，太祖朝、太宗朝、真宗朝，為了解決流民、封建官僚安置，設立了很多廂軍，也在朝堂上設立了很多虛職。民間經濟鼎盛、封建官僚積貧

積弱的北宋，是一個清平世界。

宋仁宗趙禎明道會二年(1033年）親政，他是第一個試圖下大力氣改變這種情況的皇帝。

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費供養了大批封建官僚和無處可去的流民。

這項措施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也帶來了很多新的難題。

西夏、遼國這兩個鄰居雖然經濟比較落後，騎兵倒很厲害，北宋廂軍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工程，對付遊牧民族騎兵顯然有難度。要保持對西夏、遼國的威懾，中樞朝堂必須有足夠的能力。

淳熙年間，永嘉學派代表葉適曾經這樣評價仁宗朝初年的時局：在太宗、真宗

年間，帝國中樞朝堂用度充足，到祥符、天禧、年間朝廷用度就已經捉襟見肘了，隨後西夏兵鋒忽起，這個經濟的極盛之年已經財用始大乏。

慶曆三年(1043年）六月，在宋仁宗親政十年後，將范仲淹從西夏前線調入朝廷中樞，希望他能有一番作為。

仁宗朝的事情，就讓我們從范仲淹說起。

范仲淹(989-1052)

慶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從西夏前線調入朝廷中樞，這位出將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條施政方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羅恩信、重命令。這就是慶曆新政的開端《答手詔條陳十事》。

有人商度評價這份《答手詔條陳十事》，畢竟這十條合理化建議看起來條條站得住腳。實際上，這份著名的奏摺其實就說了兩件事：抓權和攫取錢。當然，要先抓權才能再攫取錢。

先說第一條，抓權。

北宋疆域遠不著漢唐遼闊，卻是一個花團錦簇的盛世。

王安石曾經這樣評價仁宗慶曆新政之前的朝局（當然，這句話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裡並非褒義）；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興勞役，不曾殺掉一名罪犯，朝廷寧可耗費錢財送給契丹、黨項，也不願意妄動刀兵。

不大興工程、不妄動刀兵、不發號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權力、哪有威風、哪能撈錢?

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范仲淹引經據典說明了朝廷大興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爭雄之時，諸侯國寧可向鄰國借貸也要大興水利工程；汀南有垀田、浙西有河渠、蘇州也有營田軍專管河堤，現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糧食販運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糧食販運到浙右，從中要盤剝多少利潤!

只要有一批幹吏能臣，這個間題就由我范仲淹解決!

一是一定要給封建官僚以實權，尤其是下級官吏任免權。至此，宋太祖趙匡胤有名無實的官僚制衡體系被徹底廢棄，官員此後要打起精神，以興弊除利為己任、救民於水火之中（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讓當官的人先富起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給他們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祿，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職之地獲得一批土地，數品按官職高低分配。除此之外，還要定時發補貼，婚嫁喪葬都要給錢。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國最有實權的官員。各路轉運使，心可任命知州，至於各路轉運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說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最》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范仲淹在挑選各路監司的時候，經常對著官員名冊看亨，看台到不順眼的名字（所謂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諛攀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筆勾掉。

看到這種情況，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樞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這一筆不知有多少人會為此哭泣。范仲淹顯然對此不以為然：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那麼，范仲淹究竟用了什麼人呢?

答：誰能攫取錢，就任命誰當官。

王夫之對此曾有深刻的評價：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機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斂財之

術，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時，便是蕩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

再說第二條，抓了權就能攫取錢。范仲淹為攫取錢想出了很多辦法，條條都跟金融有關。

第一貨幣貶值。結果，無效。鑄造大錢攫取錢簡單易行，實在是謀財害命的不二法門。慶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開始鑄造慶曆重寶，錢重75克，卻要當十枚市面上的銅錢。不過，當時是典型的自由經濟，市場根本就不買帳，慶曆重寶自發行之日起就只能當二至三枚銅錢，與實際重又最相仿。

第二重農抑商，結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種紙幣一「錢引」。范仲淹給商人起了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綽號叫遊人，只有讓遊人都回家種地天下才會太平，否則，遊人終日浪蕩在城市之間，唯一的作用就是敗壞倫常綱紀。

要想管住遊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設立鹽、鐵、茶等產業的管理機構。在延州做知州的時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盤上成立了官營鹽、鐵、酒、茶的專營機構，禁止民間私營曰這些產業。

現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這條經驗推廣到全國，他成立了督鹽院等一批機構，對商人發放「鹽鈔」、鐵鈔、茶鈔統稱「錢引」，即配額。

從今往後，你生產多少鹽、生產多少鐵，能賣多少茶葉，都要有相應的「錢引」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錢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國的紙幣「鹽鈔」。

與官「交子」相比，「鹽鈔」以足額食鹽作為準備，獲得「鹽鈔」的人可以在全國兌換食鹽。商人很快發現，「鹽鈔」不僅可以兌換食鹽，還可以作為市場上的交換憑證；同時，官「交子」的流通範圍僅限於益州、西北諸路，「鹽鈔」卻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無阻。

此後，「鹽鈔」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種新紙幣。

儘管熙豐變法期間「鹽鈔」發行曾一度突破三司產食鹽總量，但是，朝廷還要靠食鹽專營牟利，歷代帝王對「鹽鈔」發行限制頗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對「鹽鈔」發行進行多次整頓。

整個宋代，「鹽鈔」的信用都好於官「交子」，一直到南宋滅亡。

第三建立官營信貸機構，即回易。回易產生于隋代，通俗地說就是官府出面做買賣，不過僅限於與遊牧民族，馬匹與糧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強的金融創新意識，他所謂的回易是以軍費對外放貸。在一封名為《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的奏摺中，范仲淹明確提出了回易的目標：增息財利，使天下之財再無流通之虞!同時，范仲淹還洋洋得意地敘說了功績：我挪用軍費放貸，一年就賺了匹十二萬貫錢。四十二萬貫，已經是「泊淵之盟」歲幣的40%，這些錢全部來自陝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經下詔官吏不得經商，此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張膽地違反太

祖遺命!還自鳴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義，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滲透進商業，所有賺錢的行

業必然壟斷在官府之手。慶曆新政之後，北宋禁軍開始全面滲入商業、銀錢拆借，那位重修岳陽樓的滕子京，被發配之前他手下的軍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販賣茶葉，結果當然是回易私茶，破壞茶法。

後代史學家徐夢莘這樣評價回易政策：這些人靠著官府的威風，與市井之人爭利，既損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損國體的事情（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靜無為的治國三方略下，民間產業創新才是創造財富的報佳途徑，北宋也成為第一個不對土地兼併設立門檻的朝代。

封建官商靠著權力牟利，就不會有時間和腦子考慮創新，但是，他們的財富又有著相當統一的去處-土地。

《宋史》記載，慶曆三年後，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封建官僚開始廣笠田園，府邸如烏雲般鋪蓋了整個城市，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規模土地兼併中，我們看到了慶曆新政另一項顯著的效果--流民（軍隊）兵變：慶曆新政剛剛實施，解州、鄧州廂軍就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變、京東路士兵殺死當地巡檢使；慶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間規模最大的兵變爆發了，保州雲翼軍（禁軍）四於多人兵變，軍隊沖出軍營自謀生路，成為流寇。面對亂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產生了恢復王莽王田制的奏議。有人這樣評論時政：只有天下大亂、兵鋒再起，讓大多數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

北宋王朝當然需要一個強勢集權對抗外敵，但是，慶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就變成官僚新秀的一場盛宴，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脫亂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慶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個乾脆的決定：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兩路宣撫

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爛攤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間評話中的包背天。在京劇戲文中，包拯用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鍘了很多皇親國戚、貪官和地瘡流氓。

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績是在全國丈量土地，設立了一道類似開元限購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員購買田地一律不得超過三十頃，多出來的土地必須充公。

關於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講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開元年間，宇文融為了限制土地兼併曾經頒發過一道史上最嚴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購買土地，不承認帝國一切土地買賣。後來，楊國忠放開了開元限購令，十年之後，大唐帝國40％的人都變成了流民。

北宋年間也有一個人亳無顧忌地放開了仁宗限田令，這個人是包拯的一個手下，名字叫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

終於輪到王安石出場了。

關於如何評價王安石，清末之前其實並沒有多少爭論，歷代史家一直用聚斂

之臣來形容此人，王夫之認為：王安石是北宋亡國的第一罪人，靖康之恥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

清末伊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試圖推翻這段公案，王安石搖身一變成為一位法家繼承人，司馬光則被冠以保守派、賣國賊、投降派等諸多綽號。

悠悠於載、鉛華洗盡，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廢黜慶曆新政後，北宋王朝回到了消靜無為的軌道，中國古代原始自由經濟也在仁宗末年到達了巔峰，就連王安石自己也認為北宋仁宗年間是於載難逢的盛世。

-據《宋史》記載，東京汴梁人口已達百萬以上，僅商行就有一百六十多行，洛陽、潁昌、齊州、大名、成都、揚州、蘇州、廣州，一批近代化的大城市已經在中原大地崛起，而當時西歐最大的城市不過也就十萬人。

中國古代科技達到了巔峰，指南針、火藥就是在這個時代真正投入使用，神臂弓、床子弩、鬥子箭等極其強悍的古代遠端武躲也都出現在這個時代。後來這些兵器的製造工藝逐漸失傳，據說床子弩一槍三劍箭，在四百五十米內可以有效洞穿敵人鎧甲，CS遊戲中著名土匪武器AK47的有效射程不過只有四百米!

經濟學是一門很玄妙的科學，如此強盛的民間經濟，北宋王朝的國勢卻始終萎靡不振。當時北宋王朝最大的間題在於三冗：為了給競爭失敗者一口飯吃，軍營收容了數以百萬的流民；為讓權力欲望熏心的聰明人不危害經濟，朝廷又養活了數十萬終日無所事事的官吏，所謂冗費、冗官、冗兵的三冗，歲入的70％都給這些人發工資了。

沒有錢，中樞朝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難有作為。

慶曆新政失敗後，宋仁宗一直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富弼、歐陽修、韓琦、

蘇軾、蘇轍這些親歷慶曆新政的人也都在盡力延續盛世的輝煌一起碼要對契丹、西夏有足夠的威懾，變法圖強已經成為當時君臣的共識。

王安石入仕，恰恰就是在這個時期。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汴京參加科舉考試，剛剛出道就鋒芒畢露。他在考卷中引用了《尚書》孺子其朋的典故，意思是說自己將像周公輔政一樣輔佐當朝皇帝!

宋仁宗是一個心智健全的皇帝，他不需要周公輔佐。結果，仁宗親自把王安石從第一名降為第四一一讓這個自詡為周公的人永遠與狀元、榜眼、探花無緣。

王安石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為了表達自己的不滿，在京候選期間長時間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不換洗農服，繼而拒絕在京為官（京官是爬升捷

徑）。由於書法、文學、哲學上的造詣，王安石當時已經名聲鵲起，加上數次辭官不就，很多人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隱士。不過，也有人對王安石的做派有看法，蘇淘甚至為痛駡王安石寫了一篇《辨奸論》：讀書人尊聖賢之道，率性而為已到常人無法理解的地步，王安石一類的極端行為類似于易牙、開方，絕對屬於大奸大惡之輩，只不過奸行被文采掩蓋而已。最後，蘇淘斷言，一旦此人為相必將為禍天下，自己也將因為揭露他而名垂青史。

很不幸，王安石的命運被蘇洵言中。

鑒於王安石的才名，嘉祜三年(1058年）宋仁宗親自召他再入朝堂。從皇帝這一舉動來看，很可能有意重用王安石。

嘉祜三年的某天，仁宗邀請了一批朝臣來宮苑釣魚，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就在大家興高采烈釣魚的時候， 

王安石不聲不響地把面前的一盤魚餌吃掉了。最後的結果是，除了王安石，大家都釣到了一些魚。

釣魚結束後，仁宗下令把釣上來的魚做成飯菜，賜宴。誰也沒有想到，王安石就在這時當眾向仁宗陳奏：自己已經吃了一盤魚餌，吃飽了，不需要參加宴會了。

一瞬間，仁宗可能想到了此人曾仁在科舉考卷中寫過搖子其朋的狂言，也想到了蘇洵的《辨奸論》：一個人確實有可能在不經意間吃一塊魚餌，但根本不可能吃一盤魚餌；換一個角度，如果眼前這個人如果真的對思考如此癡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所吃的是魚餌，即使知道也不會屑於說出來。

在仁宗眼裡，王安石自鳴得意、自命不凡、自以為是。於是，他把王安石閒置

，既不說是否重用、也不說是否放逐，就讓你這麼掛著，你不是自詡文名蓋

世嗎，那就當一個花瓶擺著吧。坐冷板凳沒幾天，向來以隱居著稱的王安石居然耐不住寂寞，向皇帝遞交了一份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據說，這封奏摺針貶時弊，有很多極有見地的觀點。

看完這封奏摺，我絲毫沒有這種感覺。萬言書每段以間句開頭，然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給間題下定論，最後告訴皇帝應該如何、必須如何，否則就會如何!

果然是一副周公的口吻，這哪裡還是奏摺，完全是老子訓兒子!

至於萬言的內容，兩個字就可以全部概括：攫取錢!

經歷了慶曆新政的風浪，仁宗已經領會了無為的道理，他親手剝奪了王安石的狀元，又把王安石從實權上調任虛職，當然更不會理會這封所謂的萬言書。

此後，接替仁宗趙禎的是英宗趙曙，英宗對積弊奉行以漸厘改的方略，對號稱能斂財的王安石依舊是不理不睬。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駕崩。

這個時候，王安石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正在江寧(今稱南京)當教書先生。長此下去，王安石可能就這樣無聲無息消失了，不會在歷史長河中泛起一點漣漪。然而，王安石的命運終究還是出現了轉機，這個蘇洵口中的奸人將在歷史長河中掀起滔天巨浪。

熙寧元年(1068年），宋神宗成為皇帝後的第二年，北宋的財政收入為六於八百萬緡，這個數字已經是慶曆四年的兩倍。在這個時點上，眾所周知的契丹歲幣只有五十萬匹絹，不足朝廷年收入的1%。對這樣一份豐厚的財政收入，宋神宗卻非常不滿，因為，冗官、冗兵、冗費依然存在，六千八百萬緡收入倒有五千萬緡給流民（禁軍、廂軍）發工資了，王朝依舊積貧積弱。

從當時的情況看，北宋封建官僚系統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雖然不能對民間經濟形成危害，同樣也不能承擔起抵禦外敵的責任。

司馬光、王安石、富弼、韓琦……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北宋王朝走到今天並非全憑無為而治，也有賴於契丹、西夏孱弱，一旦強勢遊牧民族入寇中原，後果將不堪設想。

宋神宗是一個年僅弱冠的帝王，雖然一定不能再活五百年，活個十年八年大概不成問題。接下來的十年、八年裡，他不但想消除黨項、契丹等外患，更要重振漢唐帝國雄風，恢復漢唐帝國的疆域。

這點錢當然不夠用!

神宗即位之初，宰相是慶歷年間的副相，也是慶曆新政最堅定的推動者一富弼。神宗親自垂詢這位當年叱吃風雲的改革者，問句充滿了對未來的憤憬與希望：我當以何治天下?

富弼答：陛下剛剛即位，理應廣布恩德，願您二十年內口不言兵（陛下執政不久，當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滿心希望富弼能老驥伏勒，志在於里，沒想到卻碰了一個軟釘子。於是，他把目光轉向了那位號稱自己能攫取錢的人一王安石。

很難相信，王安石完成從江寧教書匠到宰相的華麗轉身，起因居然是一個無名

小卒。這個人叫韓維，淮陽郡王府的記室參軍（類似於淮陽郡王的師爺）。

韓維有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個是王安石，另一個就是淮陽郡王趙頊(也就是宋神宗)。

在郡王府的時候，韓維經常向趙頊講述一些治國之道，每次講完都會附帶一句：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講的。 

韓維也許不會想到，在王安石拜相不足半年的時間裡，他就因反對推行新法與這位故交反目成仇，被迫出知襄陽，直到神宗駕崩才回到朝堂之上。

通過韓維，王安石能斂財的印象巳經深刻印在宋神宗腦子裡，在宮弼那裡碰壁後，宋神宗立刻詔令王安石進京。這一次王安石絲亳沒有擺隱士架子，未做須臾停頓，立刻進京面聖。也許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時間無多，不能再裝下去了。

第一次正式召見王安石，神宗就直喊截了當地問：當以何治理天下?

王安石回答：必須有恰當的治國之術。（這句話的原文是擇術為先，所以，也可以翻譯為得有點斂財伎倆。）治國之道在於簡單明快，容易推行的國政才是最好的國政（至簡而不繁、至易而不難）。

《宋史》並未記載王安石如何解釋至簡而不繁、至易而不難，大概在仁宗朝釣魚的時候他就一直巳關注池塘裡的王八犢子，怎麼看都覺得自己不是這種池中之物：治國嘛，很簡單，攫取到錢就可以了!

王安石進一步把神宗深奧的問題簡單化：只要陛下把不賢的人都殺掉，能臣自

然就會出現；能臣是否能夠出現，就看您是否誠心讓賢人輔佐了，與當朝賢臣比魏徵、諸葛亮又算得了什麼?

王安石這條殺人變法的建議，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一千年後他的推崇者，康有為第一次面見皇帝也提出了同樣參建議：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靠殺幾個高官就能變法，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糾纏如許?

現在，我來為大家解可釋王安石這句話的潛台詞：天下只有我才是賢臣，無論位有多高、權有多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無上的權力，就一定能將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個絕對權力的思想者!

王安石宏偉的論斷打動了宋神宗，可惜，沒輪到他大展拳腳，黃河就給宋神宗上了生動的一課。

熙寧元年(1068年），黃河在河朔一帶潰決，洪災氾濫數郡。這個時刻，皇帝卻在為是否賑災猶豫，因為他正籌備一個盛大的祭天儀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經繼承大統並將有所作為。

賑災要花很多錢，祭天也要花很多錢。錢就這麼多，先賑災，還是先祭天?

對此，樞密使曾公亮奏陳：現在河朔一帶災荒，國家費用不足，懇請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賜予臣下金錢、錦帛，全力賑災。

曾公亮的反對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從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馬光，在神宗朝，他將成為王安石最大的對手。

司馬光：臣贊喻同曾大人的提議，應該為救災省下每一枚銅錢，臣請罷此無用的靡費之舉，全力賑災。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袞每天不吃皇帝賜予的午飯，言稱自己這是為朝廷節約金

錢，還不是被後世恥笑。曾公、司馬公尚不如常袞，你們真為國家著想，就該首先辭職以削減朝廷俸祿歹，為一何要削減別人俸祿?何況，國用不足根本就不是當前最重要問題，我們大宋的天下並不是沒有錢，根本原因是沒有攫取到錢。

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於理財的人，不用增加賦稅也可以國家足用!

司馬光：常袞哪怕是只為朝廷節約了一枚銅錢，也為朝廷積攢了一錢之利，好

過那些亳無作為的人。王公你所謂的善於理財，不過是用大掃把掃盡天下財富，把天下錢財都攫取到朝廷口袋裡，如此，一般民眾過度窮困就會淪為盜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說的不對，善於理財的人，能夠不給民間增加賦稅，卻同樣能讓國庫豐腴。

司馬光憤怒了，在朝堂之上說出了本應光耀於古的一段話，可惜，這段話並不為人們所知：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天道有常，所謂不加賦稅而豐腴國庫，不過是換了別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賦稅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所謂理財卻亳無規矩，不知要損害多少生靈!就如同當年桑弘羊糊弄漢武帝，必定讓皇帝在史書中留下駡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馬光的意見。

以上對話內容摘自《神宗實錄》

少讀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場悲劇在上演 

熙寧二年(1069年），為今人所熟知的北宋名人大都已經登場：趙普、寇準、范仲淹、歐陽修、三蘇、二程、包拯……也許，只有盛世情懷才能造就如此燦爛的文化，那一年，星光燦爛的北宋即將走上一條不歸路，熙豐變法。

熙寧二年，王安石成為王朝的參知政半（副相），大宋高官中開始流行三句

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好一個振聾發聵的三不足，有氣勢、有魄力、有思想!

趙匡胤創立宋朝的時候曾經立下太祖誓碑，以祖宗家法約束子孫後代不得擅自加賦，此為永制。

現在，宋神宗、王安石盡變祖宗之法，三不足，不過是為違背太祖誓言造勢，其潛台詞是：要斂財，就要無所畏懼，不必畏懼悠悠天命、不必畏懼所有規則、更不必畏懼人言洶洶，拿到錢才是硬道理!

或許用王安石自己的詩詞解釋三不足最為貼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峰。在他的邏輯裡，所有人的財富都是浮雲，只有自己拿到真金白銀才是最高峰!

三不足立即遭到舉朝、反對，韓琦、富弼、司馬光、程穎、韓維、蘇軾、蘇轍，朝臣紛紛上書反對。首輔富弼曾經是慶曆新政的主導者，此時他卻在朝堂之上據理力爭：無論皇帝、宰相、大臣還是一般民眾，所有人都必須有所畏懼；一個人真的對什麼都無所畏懼，做起惡來就會沒有任何底線，朝廷的罪惡就會弗遠無界!富弼罵人罵得很痛快，順帶連皇帝也一起罵了，結果：被迫稱病辭職!

熙寧二年三月，北宋王朝開始全面推行新法內容幾乎竟括了北宋社會、經濟、軍事的方方面面。

新法有很多，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為了斂財，唯獨有一條沒有變，冗官。

新法之中，漢末以來（誚注意這個詞，僅限於漢末以來之前沒有爭議，就連明代權奸劉瑾都知道王安石是聚斂之臣）爭議最大的當屬青苗法，恰好，青苗法的表像是金融，我們就從青苗法說起。

所謂青苗法，其實用一句話就能解釋清楚：縣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自己轄區的農戶發放為期半年的貸款，然後，按40％的年化利率向農戶收取利息，利隨本清。

一般民眾向國家貸款以求度過荒年、封建王朝以貸款支持百姓，這件事，聽起來有點像當代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無法獲得商業貸款的弱勢群體可以從獲得政策性金融那裡獲得支持。我也見過很多論文這麼評述青苗法，我記得我的學生楊忠恕的博士論文裡也曾這麼說。

這只是一家之言。以現代經濟學語言解釋，金融的本質是提高資源分配效率；以白話來翻譯：金融業只做錦上添花、從來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錢放到最能賺錢的人手裡，讓比你有錢的人，用你的錢來賺更多的錢!

違反這個規律，金融機構不但有可能賺不到錢，還有可能把本金都賠掉。試想一下，誰又願意把錢借給沒有錢的人呢?所以，開辦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賠錢的決心、還要有很強的賠錢能力。當代，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幹這事兒，全球範

圍，內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國家為虧損兜底。

王安石是一個聚斂之臣，怎麼能虧空朝廷府庫?

肯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貧，而在乎於攫取錢之間!

當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幾位學者也承認，為了斂財、為了完成任務、為了取悅王安石，部分地區青苗法的實際年化利率已經高達300%

100％的年化利率則是一種常態。

利率100%-300%，這是名副其實的高利貸!

用當代經濟學語言描述，也可以這樣直白地解釋青苗法：官府強行要求天下人

向朝重廷借高利貸，還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執行一無論窮富，反正朝廷的錢必須還!至於大家是不是真應的需要這筆貸款、是不是有能力返還本息，那不是王安石考慮的事情。

城郭之間高利貸就已經搞得雞飛狗跳牆，官府放高利貸、每個人都得借，您還不如直接去搶!青苗法還在醞釀的時候就已經逼走了韓琦、富弼等一批慶曆老臣，實施時就更是舉朝反對。

無論如何損害民生，只要有人能從中獲得利益，於難萬險也會有人去幹。結果可，只要說青苗法好，無論資歷、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著人言不足恤的原則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一不但沒有解決冗官問題，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呂惠卿，是變法運動中的二號人物，此人在王安石推薦下成為參知政事，進

入朝堂中樞之後只做一件事：以種種理由打擊、排擠王安石本人，是王安石兩次被罷相的直接始作誦者。

鄧綰，本是寧州通判，熙寧三年(1070年）上書大頌新法，王安石隨即將之

提拔為集賢院校理。由於這條當官的路子實在令入不齒，鄧綰經常成為同年、同鄉的笑料，鄧綰真的有唾面自乾的定力，面對恥笑他只留下一句遺臭萬年的名言：笑駡由他笑駡，好官我自為之!

這樣一來，封建官僚可就不止是冗官那麼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王安石這種提拔幹部的方法有個專有名詞：幸進，意思是說某人憑著某一件事、一句話、一篇文章，驟然升遷高位。

儒學造詣並不能抹掉他們身上的貪財底色。

現在，幸進之人不僅是理性人，還是「皇權-封建官僚-小農」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對理性的封建官僚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實朝廷府庫，而是擴大自己的土地、充實自己的錢包，因為這些人原本就沒有土地、沒有金錢。

王安石縱有萬於治國情懷，又怎能擋住天下熙熙撰拫的利來利往?西漢年間的「皇權-封建官僚-小農」框架中的魔咒再現北宋，國家需要集中資源對抗外敵，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勢力，又會在瞬間吸乾生民血。

據《宋會要》記載，青金苗法實行初期五戶、十戶聯保，如果有人不還錢，保戶連坐。問題是，青苗法針對所有人，鄉村無賴、地瘡、流氓也在戶籍上。這些人是從來不用還錢的一向這種人收錢很費事，搞不好會他們會對封建官僚打悶棍、撒石灰、背後捅刀子

如果這筆錢轉嫁到正常人頭上，危險係數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這些地瘡無賴實施青苗法，效果一定會更好!

熙寧三年，朝廷開始推行保甲法，各地縣衙開始把青苗錢分給保長、甲正，由這些人自主決定把錢發給誰、收多少利息儼。所謂保長、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賴帳不還、讓別人頂缸的地瘡、流氓以及無賴，如果不是無賴誰又能當得了這個差?

衙門攫取錢總要猶抱琵琶半遮面，畢竟吃朝廷飯的人，都是體面人，不能赤膊上陣

為幾文錢，保長、甲正可以什麼臉都不要、就要錢!

衙門直接分配音苗錢，起碼還是能看到本金的。青苗錢到了保長、甲正手裡，人們突然發現，所調音苗錢不過只是每年向這些地瘡流氓繳兩次利息錢，本金是想都不要想的，他們徹底撕下了王安石的遮羞布，把青苗法變成赤裸裸的利益之爭!

什麼，沒有錢? 沒錢也可以，把土地拿來!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錢，只有一個方法：散盡家財、把土地典押給官僚和地搭流氓，自己則淪為客戶（或直接逃亡）。

西漢年間漢武帝盡斂天下之財，不知殺掉了多少大員，對地方豪強更是採用了

強逼遷徙的極端辦法。

現在，王安石不但培養封建官僚，甚至借助豪強勢力，放任封建官僚與地方豪強合而為一。

在中國古代史中，對黎民百姓最有傷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

強，而是官、商、豪強合一的官家豪強，他們絲毫不講規矩、他們貪婪亳無止境。漢武帝之後，西漢帝國之一經歷了平、成、順、哀四代帝王才形成了官家豪強，在王安石的治理下，這一歷程僅僅用了幾十年。

《水滸傳》描寫的是「宋徽宗」年間的故事，徽宗年間的社會結構形成於熙寧年間。

水泊梁山便是典型的官家豪強：封建官僚＋土匪，又以封建官僚為主。梁山一百零八將都是些什麼人，大家、只要數一數，就知道了：除了做人肉餡包子的黑店老闆娘、下蒙汗藥的阮小二，大部分人都是有朝廷官職的，縣衙押司（宋江）、兵馬指揮使（呼延灼）、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縣衙都頭（武松）、提轄（旮智深）、知寨（花榮），最牛的是柴進，居然是後周皇室之後，家裡還有太祖頒發的免死丹書鐵契。

封建官府＋地瘡流氓就能替天行道了?

施耐庵腦殼壞掉了，還是封建王朝的天道本來就如此?

施耐庵的腦殼當然沒有壞掉，《水滸傳》也遠比書中的打打殺殺更耐人尋味，

宋江不是及時雨嗎，下雨很及時，卻都送到了江裡；吳用不是智多星嗎，足智多謀卻沒有任何用處，最有趣的，對水泊梁山威脅最大的既不是禁軍、也不是廂軍，而是跟他們一樣的官家豪強，祝家莊、王家莊、李家莊。

水泊梁山是一群中樞朝堂都無能為力的土匪，一群財主卻能組織人馬與之對抗這絕不再是簡單的土匪或者親強，而是更有勢力的官家豪強。

短短數年間，北宋王朝不僅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官家豪強更是四處開花，仁宗限田令，幾十年的成果在數年之間就毀於一旦!

熙寧三年，青苗法頒佈後僅一年《宋會要》就為我們描述了這樣兩幕景象。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園廣連旰陌、食品窮盡天下珍饋；他們又喜命新厭舊，農食住行月異而歲殊；如果錢不夠花了，就假託為朝廷斂財之名，盡取民間竊血（株株寸寸而聚之），絕大部分人被奪走土地、古本《水滸》插圖：洪太尉誤走妖魔田宅，為湊齊青苗錢，人們最後只得賤賣賴以為生的粟米，就連嬌兒妻女在市場上也已經不值一緡錢；鄉村巳經成斷壁殘垣，無賴仍舊假借肯苗錢之名橫行鄉里，即王安石並非不知道這些事情對此，他的評價是：天有陰睛，升鬥小民幾句抱怨，豈能撼我新法（豈足顧也）?土地兼併是自古皆然的道理，秦嬴政能兼併六國，尚不能遏制土地兼併，況我朝積貧積弱?封建官僚雖宮連肝陌，但是，他們同樣也是北宋子民，焉能無故禁其土?

司馬光也知道這些事情，對此，他的評價只是重複了自己的那句話：天地之產

有常，有人極其奢華，就必然有人極其貧困；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青苗法卻竭天下之財供一批封建官僚，後者的結局只能是更糟!

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王安石的並不是司馬光，而是當年寫《辨奸論》的蘇洵。

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實施當月，蘇洵就上書指名道姓反對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種變相稅收，錢財在官何著在民；城郭財富分配不均確

實會導致土地兼併，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間貧富總有變數，一個人、一個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遠冠絕於世。

倘著官家插手，財富就只有一個流向一封建官僚，而且過程不可逆!

最後，蘇洵還預言了靖康之恥：天下有事，當何以處之?

結果：奏摺被王安石留中（扣住不給皇帝）。

與蘇洵相比，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方式其實相當溫和。

王安石與司馬光曾經是同事，二人也曾因文學造詣而惺惺相惜，司馬光希望能私下勸阻王安石。於是，他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提醒這位昔日的同事：所謂青苗法根本就是變相斂財苛政，宰輔之臣於萬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攫取錢上（大講財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著親見父子離散之慘狀，當知亡秦之跡己現!

書信向來是-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間的正常溝通，司馬光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規勸王安石。

對這種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買帳，反而當眾大罵司馬光的書信是以文邀名，後來發展到逄人就罵。隨著鐵腕宰相的罵聲，司馬光的來信內容被公諸於眾，成為茶樓酒肆的話題：青苗法使得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後，天下將再無富人，到時候朝廷又去哪裡收取租賦呢?

在明朝那部分我們會提到，宦官「王振」、魏忠賢曾經一度把待了朝政，這幾個文盲、人渣採用簡單而粗暴的手段控制朝臣，設立了臭名昭著。的東廠、西廠，羅織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何敢當眾非議他們的人。我想告訴大家，幹出如此壞事的不一定只有那些死太監，還有對皇帝自詡周公的王安石!

王安石認為，要想推行變法大計，朝堂之上就一定不能有異聲!

秀州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學生，所謂判官，就是州級衙門裡一個有職無權的文員，職級是從六品。不知找了一個什麼理由，李定來京拜見老師，他對王安石說：有人提醒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論新法得失，以免惹禍上身，我只知道據實而言，不知道談論新法好處對我有害。這句話深得王安石賞識，一紙令下，李定立刻升遷為諫台御史中丞，從二品。

諫台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路，此前大宋王朝從未有宰相直接任命言官首領的先例。吏部對這道命令的回應是：不起草任命檔，因為，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無人再可制約相權。

王安石的回應是，罷黜吏部一切敢於反對李定任命的人、罷黜一切在台諫不與

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回然沒有讓王安石失望，到任後，立即搜集韓琦、呂公著、歐陽修等新法反對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誣陷歐陽修與兒媳有染，數月之間，台諫舊人去之一空。

韓琦在離開台諫之前對神宗說：反對新法的人都曾經是慶曆新政的推動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現在大家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奸邪之人，天下豈有這個道理?自古聖王治國喊儼，收稅也必須為百姓留足農食住行，即使苛政斂財也不過是靠配鹽、茶、酒專賣，從來沒聽說過有皇帝靠高利貸就能富國強兵。控制了高官，還有百姓，坊間也不能隨意討論新法的壞處。

王安石對百姓的手段就簡單多了，也粗暴多了。為控制街頭巷議，王安石直接

下令開封府尹派出差役喬裝成平民，讓他們去街頭遊蕩一不是為了維護治安，而是要逮捕一切敢於公開談論新法的平民，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

樁樁件件、歷歷在目，平生之跡猶應可循，有了一件皇帝新裝，就能改變聚斂

天下之財的事實嗎?

吹鼓手可以吹噓皇帝新裝多漂亮，卻不能富足天下一般民眾：一面對地痞無賴屢頒赦令，一面絲毫不憐恤弄死溝壑的貧民；一面以所謂新學標榜新法好處，一面從不考慮民生愁苦；一面在朝堂尋找舊黨點滴過錯，一面從不誅鋤奸暴。

莫非新法就是讓九土之民，如在湯火?如此，司馬光才在朝堂之上呴哮：

舉國皆貧民、國家反而富強，豈不是亙古未有的奇聞!

司馬光是鴻篇巨著《資治通鑒》的作者，不要說當時的北宋，就是後世千年中國的社會經濟運行規律也已盡在其中，至今無出其右!

司馬光從一開始就不遺餘力地反對王安石，智慧正是源自對歷史脈搏的精確把握，他這樣對宋神宗評價新法：治理天下如同修補一間宮殿，要拆梁換柱就必須有巧匠和良材，現在既沒有巧匠、也沒有適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宮殿的材料，那麼，這間宮殿很快就連普通風雨都不能庇護了。

司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機並不在於契丹、西夏，而在於那批拆走宮殿的封建官僚。這些人可以為一己之道廢棄惠及天下人的善政、為一己之財遮擋天下人的財路、為一己之名罔顧天下人的生命，結果，天下之道不免於蔽、天下之財不免於亡、天下之名不免於辱!天下本沒有綠林、黃巾、黑山之徒，他們都曾經是疲於奔命的小民!

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農抑商、一面成為獲利最大的官商斷絕天下人財，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也許是聽了司馬光的話有所悟，也許是為了調和新黨與舊黨的矛盾，也許是為制衡王安石的權力，神宗下令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要求司馬光協助王安石修訂新法條款。

司馬光的回應是：一日不罷黜新法、一日不在朝為官，冰炭豈能同爐?

宋神宗慨歎：無論別人如何痛罵司馬光，能堅辭副樞密使的，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歎司馬光高風亮節，王安石卻不這麼想：不是說冰炭不能同爐嗎?那麼，我是風兒你是沙，我來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授意下，司馬光被外放陝西永興，讓一個書生上了西夏前線。幸虧當時北宋和西夏沒有大規模開戰，否則，我們極有可能見不到今天的《資治通

鑒》。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遠在永興的司馬光掛冠而去，聲稱自己從此絕口不論時事、，回到西京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王安石終於搬開了一塊最大的絆腳石，新法真的為朝廷攫取了很多錢。熙寧四年北宋王朝的歲入比熙寧元年翻了一倍，此後年年創新高，到熙寧六年(1073年）前後約為熙寧元年的五倍，僅青苗錢一項就足抵熙寧元年的所有歲入。

神宗用這筆錢幹什麼了呢?

答：重建封樁庫。

封樁庫始建於宋太祖年間，朝廷每年撥出一筆錢專用於贖買燕雲十六州。隨著宋遼兩國訂立壇淵之盟，封樁庫早就名存實亡了。

熙寧六年開始，神宗重建封樁庫，此後每年青苗錢的一半要儲存在封樁庫，後在豐寧元年又要求新法中市易法收入一半收歸封樁、青苗錢全部收歸封樁。

南宋年間的史學家洪邁曾這樣形容封樁庫：神宗憤恨狄夷，共建五十二庫以平之，皆存滿金錢，有了這些錢，即使二十年不收賦稅，亦足天下所需。正稅之外，僅封樁庫一項就聚斂二十年朝堂之需氣，這得是多少生民之血!

對此，就連王安石也數次上書要求罷黜封樁庫，神宗的答覆卻是：斂財的目標就是積攢財富，不積攢起來就違反了理財的本意。

神宗積攢財它的目標是什麼呢?

答：對西夏用兵。

仁宗慶歷年間北宋與西夏議和，此後數十年間雖然雙方衝突不斷，卻都是西夏土匪與北宋豪強之間的鄉間械鬥，再未升級為兩國戰爭。

現在，神宗重仁建封樁庫，要徹底制服這個已經與北宋王朝稱兄道弟數十年的 異族帝國－西夏。

熙寧六年，宋神宗開始對西夏用兵。開始的時候確實是北宋佔有絕對優勢，後來沈括（《夢溪筆談》的作者）等人指揮失當，北宋二十萬軍隊在永樂新城（司馬光曾經是這裡的地方官）全軍殲滅。

自此，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常年征戰又勞而無功，北宋為戰爭花費花費的錢財無法計算，全國範圍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流民暴動，從熙寧六年到神宗駕崩，北宋一共發生了二十五次兵變，河北、京東、淮南、福建諡等路不斷有流民起事，王朝真的陷入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除了宋神宗和那些試圖在社會動盪中得利的所謂的新黨，無論皇族、舊黨還是老百姓都對攻打西夏沒什麼興趣。

熙寧七年(1074年），皇族與舊黨開始了新一輪的鬥爭，舊黨之中有一個人，名字叫做鄭俠。

鄭俠，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進士，曾與王安石同在地方任職，是王安石當年的莫逆之交。王安石入主中樞以來，數次勸說這位當年的好友入朝為官，但是，鄭俠非常不識相，根本就不買宰相的賬。不僅從一開始就反對新法，還不斷上書要求罷黜自己當年這位知交。

由於不斷要求罷免當朝宰相，直到熙寧七年，鄭俠仍舊只是一個監安上門（京城的看門大爺頭兒）。

熙寧七年二月，鄭俠終於完成了北宋美術史上的一項偉大作品一《流民圖》。然後，鄭俠把這份長達兩軸的《流民圖》（附送一份奏摺《論新法進流民團疏》）上陳樞密院。

結果，《流民圖》和奏摺被王安石留中扣住。

在王安石族親王安上（叔伯兄弟、新法反對者）的支持和直接幫助下，鄭俠拿回了圖畫和奏摺，以機密軍事為由再次上書。

熙寧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這份圖畫和奏疏終於落到神宗手中。

《流民圖》原畫早已在塵封的歷史中湮滅，今人只能在宋代刻板中一窺當年那場慘劇。據南宋年間成書的《南遊記舊》中給出的圖形，《流民圖》共描繪了近百人，有行乞的老者、有臥在路邊的餓殍、有挖草根的兒童、有背著孩子流浪的婦人，還有一個官吏在用鞭子抽打一個農不蔽體的少女。

這些人或三五人、或三五十人，皆無法納齊青苗錢，不得不賣房拆屋，所剩家

財不過一隻破鍋、一隻破碗，帶著這些殘存的家當成為流民，從畫工來看，這張畫還遠稱不上技藝精湛，只不過，茅棚側老樹半枯、天幕下哀鴻遍野，景象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神宗實錄》記載，神宗拿起《流民圖》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神宗以為是邊鎮戰報，連忙打開觀看，啟封後見饑民累累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一個晚上，神宗都在反反復複看這幅畫、不停長籲短歎、一夜無眠（長籲數匹，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

第二天，在太后、品後的規勸下，神宗登上皇城外牆，發現汴京已經從《清明上河圖》真的變成了《流民團》!

再數天後，神宗向群臣展示了鄭俠的《流民圖》，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終於俯拜在地，罷相後出知江寧。

宋神宗：王安石相位可罷，新法不可停!

王安石罷相後三天，神宗下詔：我對先王的法令做了更改，時人受益、澤被後世，儘管很多小吏在推行新法過程中使新法走樣，但是天下大政的決斷權在我，新法斷不可廢!鄭俠也因為揭開皇帝的新裝而獲罪，被以<擅發馬遞，欺蒙皇上>的罪名發配嶺南之地。

文過飾非，自己穿著皇帝新裝，宋神宗，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嗎?

王安石罷相後，變法派的二號人物呂惠卿如願以償成為宰相，此人的能力

還不如王安石。呂惠卿認為：既然青苗法攫取錢費時、費力、費神，還造成這麼大麻煩，直接製造貨幣豈不是更省事?

我們在前幾節中提到過「鹽鈔」，熙寧年間「鹽鈔」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成為一

種比「交子」更重要的紙幣。

呂惠卿拿出來的斂財方法就是直接濫印「鹽鈔」，即所謂「空券」。

熙寧七年末，陝西軍隊開始收到這些「空券」，用於軍隊購買軍糧、支付軍餉。

加印鈔票斂財，這個方法其實很好。

問題是，呂惠卿也是一個穿著皇帝新裝的人：既要斂財，又要名標青史。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公無私，呂惠卿居然給「空券」單獨造了一個刻板。

如果「空券」跟「鹽鈔」一個刻板，起碼鈔票外表看起來還是一樣的，無人能分辨出、朝廷到底有多少虧空、究竟多印了多少「鹽鈔」、手中的「鹽鈔」是不是沒有食鹽做準備。現在，「空券」的名字就告訴所有人：這是無法兌現的「鹽鈔」，極有可能兌付不到食鹽。還敢單獨做一個刻板，還敢起名就叫「空券」，想騙人還把自己老底露出來?

如此一來，等於明白無誤地提醒所有人，「空券」是絲毫沒有準備的紙幣，有可能一文不值。就這還想1:1兌換「鹽鈔」?

「空券」上市之日即貶值90%，陝西路前線的軍隊根本無法以「空券」買到足夠的軍需物資。僅歷數月，永興軍轉運司就上陳：「空券」在當地已無法使用，貶值幅度已高達1:17為今之計只有先向附近州縣商借三十萬緡銅幣，以應軍需心。

我沒有查到「空券」的發行數員，只能告訴大家，為維持「鹽鈔」信譽，神宗、呂惠卿最終全額兌付了這些「空券」，看起來「空券」的發行雖應該不是很大。

呂惠卿，您攫取錢的能力不行啊!

熙寧八年(1075年）十一月，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

當年向小農攫取錢，失敗了；經過認真總結經驗，王安石改變了攫取錢的方向，攫取錢的對象從小農改為大商人，變法的重點從青苗法改為市易法。

所謂市易法跟青苗法的本質一樣，還是放貸款，說起來也簡單：在大城市，商人可以用貨物抵押向府衙貸款；鑒於青苗法的悲劇，官府這一次只收取年息二分，而且明令禁止強行向商人配給市易錢。與肯苗法相比，市易法聽來靠譜多了：利息確實很低、沒有強行分配，北宋商人似乎也看出其中玄機，於是，他們經常把滯銷商品抵給衙門，官府手裡的東西壓根就不足以抵償

市易錢本金。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市易法最後的執行結果是，這些

滯銷商品最後不但賣出去了，還都賣了高價。既然由朝廷來賣，為了確保這些東西能賣出去，從此私商就不准再做這種買賣，這些東西官府一天賣不出去，商人就一天不能做生意，至於官府賣到什麼價格，那就不是私商能干涉的事情了，只有高價賣出這些不良資產，才能保證國用饒!

也許您已經想到，市易法就是官營壟斷性商業、手工業!市易法一出，天下人將再無利可循!

最後，就連新法的支待者曾布也面陳神宗：市易司（市易法執行機構）是一個亦官、亦商、亦盜的機構，一批吃官俸的人怎麼可能包羅世間萬象?如此惡政即使秦漢末世也聞所未聞，堂堂官府居然去跟販夫走卒爭利，後人論史論事，我們豈不貽笑大方?

連曾布都看不過去的事情，其實正是王安石的本意：但凡手工業者必定以奇技淫巧誘騙天下之人，商人則以利誘天下黔首捨本逐末，這樣的人怎麼能在我大宋王朝立足?只要讓手工業、商業無利可圖，讓商人、手工業者受到重罰，他們自然會回到土地上（趨田畝）。

此時，人們真的還能趨田畝嗎?

熙豐變法六年來，各地官僚已經獲得了實權，也擁有了剝奪財富的能力。與歷代一樣，一旦社會被「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框架控制，封建官僚就會肆無忌憚進行土地兼併，瞬間就能吸乾整個帝國的財富，土地早就盡在罟殼之中了。

據《宋會要》記載，熙寧八年，封建官僚私入控制的土地已經占全國-土地的70%，剩下的30％還有相當一部分控制在寺廟手中，結果：一小撮人田產連郡邑，天下人再無片瓦棲身處。

熙寧八年，變法派二號人物呂惠卿的醜聞被公諸於世；這位以變法為己任的

人在華亭縣向富人亂集資，聚斂五百萬錢用於購買當地富人土地，實情暴露後，呂惠卿又指使華亭縣令逮捕當地富人入獄，企圖隱瞞真相。最終，呂惠卿獲罪出知陳州，變法派內部出現了大分裂，神宗也不再信任王安石。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複相不足一年，再次被罷黜，此後賦閒於金陵，

生前再未回到朝堂中樞。

1077年，宋神宗改元元豐，依然我行我素推行新法，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王安石變法在歷代史書中被稱為熙豐變法。熙豐變法持續了十八年，司馬光後來這樣評價變法的結果：中產階級以上的富商已經全部是封建官僚，天下之財被滌蕩殆盡，流民中，羸弱者，輾轉死於溝壑，強壯者則幽聚山林成為盜匪。

元豐七年(108凶三），神宗在彌留之際指定司馬光為太子老師，實際上承認了

熙豐變法的失敗。他把希望寄託在太子身上，希望自己的繼承人能在司馬光輔佐下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

元豐八年(1085年），年僅三十八歲的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宋神宗的一生是短暫的一生、折騰的一生，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關鍵字：興黨爭、攫取錢財、吃敗仗、爭皇儲。結果倒是很直接，新黨成為不折不扣的官家豪強，北宋王朝再次出現大規模土地兼併，無數裸衣草食的流民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遊蕩。

宋神宗死後，八歲的太子趙煦登基，是為宋哲宗，並由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

高太后，歷代史籍將之譽為女中堯舜，臨朝後立即罷黜了新黨宰相蔡確、拜風燭殘年的司馬光為相，開始了歷時八年的元祜更化。

熙豐變法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新黨已遍朝中各個要津，官家豪強更是

積累數不盡的財富。

那麼，糾正十八年來的偏差又需要多少時間?

答：只爭朝夕。

也許司馬光自知去日無多，也許隱忍了近二十年的司馬光已經失去了耐心，

也許擔任宰相後的司馬光再也沒有展現出昔日的寬容與大度，立即對新法打出一連事致命的組合拳一《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請高太后罷黜保甲法、罷黜免役法、罷黜市易法、罷黜將官法……幾乎罷黜了所有新法，唯獨沒有罷黜青苗法!

為什麼?

司馬光太老了，把青苗法給忘記了，關於這個極不靠譜的答案，大家千萬

不要以為是我在這裡癡人說夢。因為，這不僅是官方給出的標準答案，一度也曾在坊間相當流行，它出自元朝所修《宋史》、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宋論》。也許歷代史家不願相信，反對王安石的旗手司馬光居然也推行青苗法，也變成了一個聚斂之臣!

司馬光的政治睿智當然是無與倫比的，他明白，要想盡廢新法，只能拉住一大片、打擊一小撮，不能全盤打擊所有新黨。

建立同盟者，封賞官職是最好的辦法!

元祜元年(1086年），司馬光為相數月後，北宋朝堂之上的三品以上大員居然達到二千八百餘人，七品以上官員更是多達一萬三千餘人，遠遠超過了元豐年間。

其實，糟糕之處並不在於朝廷增加了這麼多官員。

無論新黨、舊黨，如果具體到每一個人，不一定就是見錢眼開的主兒；他們久歷樞廷，遠比普通人對時局有著更精準的判斷；在四書五經薰陶下，他們甚至真的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懷，也恨不得玉宇澄清萬里埃!

封建官僚之所以可怕，並不是因為攫取錢財、搶土地、搞女人……而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權力，有權力支配相當一部分社會資源，有權力按照自己意志支配相當一部分社會資源。即使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無論多麼美好的初衷，封建官僚主導經濟的本質永遠只有一個：以封建官僚的個人意志替代真正的市場，盡最大可能花最多的錢、辦最大的如何用，又如何賺!

有了這麼多官，當然就要花這麼多的錢!

司馬光上台不足一年，元祜元年三月，戶部侍郎蘇軾就這樣評價當時的財政狀況：戶部正在編列近年來的往來帳目，今年朝廷每年收到的錢榖、錦帛根本不足以支撐今年的支出，現在不足半年，國庫所見之處均已空空如也!

怎麼辦?

答：青苗法!

元祜元年(1086年）元月，向來以反對青苗法著稱的司馬光居然親自簽署了一份檔，要求各州、道、府、縣高度重視青苗法工作，務求在春耕之前及時下撥義倉（青苗錢的變種）給升鬥小民，利息仍為二分。對此，司馬光還親自向高太后解釋：神宗朝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只是青苗法為奸邪小吏所用；現在，朝廷已經知曉其中弊端，此後青苗法不再強行配給，官府只向自願借款的人放貸。

複行青苗法當月，熙豐變法的主導者王安石病逝於江寧，年六十六歲。

王安石生前最大的功績並不在於頒佈了多少新法，而在於拋開科舉幫，自行任用了一批起自草莽的奸邪小吏，就連王安石本人都痛斥為不才、苟簡、貪鄙之人。這些人絲毫不懂道義，幹壞事的時候連<星宿老仙揚威中原頌>也懶得唱，據宋代筆記小說記載，他們根本不講法令、不事訴訟，早晨起來就開始討論青苗錢的本息，日上三竿還在核對借款合同，日影西斜又在盤算今天究竟賺到了多少錢，雞鳴五更還在整理帳簿。

王安石雖死，這些人猶生!

這是-個極具寄生性、腐朽性、暴力性的封建統治栠團，亦官、亦商、亦匪。有什麼樣的封建官僚，就會有什麼樣的王朝經濟，治國之道，民為重、君為輕，但是，官為本!

五月，戶部侍郎蘇軾上《乞不給散青苗錢解狀》，生動地再現了當時一般民眾為青苗錢所害的慘狀：農人只有在某一天才能在縣衙領取到青苗錢，但是，縣令在縣衙門口大擺宴席，農人剛出縣衙就被拖到酒席上吃酒，吃酒是要錢的!農人吃完酒席，發現自己的青苗錢剛剛夠付酒錢…此臣親眼所見!

強迫高消費還是好的，好歹農人也算是吃了一頓酒席。

元祜年間的筆記小說記載縣令如此創新青苗法：縣令約定某一個時點讓農入領取青苗錢，同時在縣衙門口擺了一個戲台，衙役就站在農人出門的必經之路上，見到出門的農人就強行拉到戲台下面聽戲，聽戲也是要錢的!

時人這樣評價當時的青苗法：熙寧、元豐年間青苗害民，但起碼要到秋收以後才被迫變賣田宅妻女，豐收年景很多人家或能得以倖存；今天，農人自領到青苗錢之後就兩手空空，要麼投河、要麼上吊，所謂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史稱，司馬光見到蘇軾等人的奏摺後始大悟，立即上奏自劾。

元祜元年八月，青苗法被正式廢黜。次月，司馬光病逝於汴京，年六十八歲。

大家一定知道，在十字路口等紅綠燈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人闖紅燈，就會有很多人跟著闖紅燈；而習慣闖紅燈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都在等待，也會遵守交通規則。這並不是某人道德素質突然增高或降低，這種現象在金融學上叫從眾利己，人們總以為大多數人都在做的一定是對的，也就會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投資，結果必然賠錢，賺錢的永遠是少數人。

過去，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所限，舊黨士大夫不會也不屑借手中權力肆無忌憚地掠奪財富；現在，有了新黨奸邪小吏做榜樣，為什麼他們能幹，我們就不能幹?何況，攫取到錢確實能過很好的生活，多賺點錢總是好的，挺現實的一個目標。

司馬光死後，舊黨開始和奸邪小吏一樣不遺餘力地攫取權力，新舊之爭完全淪為權力之爭的工具，封建官僚如探囊取物般攫奪著天下權力，天下之財成為任人瓜分的盛宴，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文彥博曾是仁、英、神、哲四朝老臣，熙豐年間也是司馬光最堅定的支持者。元祜朝八年間，年邁的文彥搏、四處奔走為兒孫謀求官位：幾個兒子先後成為同州知州、光祿少卿、右司員外郎，幾個孫子先後做到候寺監丞、少府監丞的位置，就連幾個女婿、孫女婿也都安插到管工程的部門都水監丞、管錢財的部門監商稅院。

為了打擊新黨，舊黨如法炮製了車蓋亭詩案。這是宋史中最著名的文字獄，新黨領袖蔡確在發配路上寫下了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的詩句。詩中所提到的郝甑山是唐高宗上元年間的一位大臣，曾上書唐高宗反對武則天。

舊黨借題發揮，說蔡確含沙射智影說當朝高太后是武則天。最終，蔡確因言獲罪，被改為發配嶺南，不久死在那裡。

舊黨居然列出了一個榜單，將王安石、呂惠卿、蔡確等九十人列為奸黨，並張榜在朝堂公佈。對此，舊黨領袖范純仁（范仲淹之子）擔憂地說：新舊兩黨已

經爭鬥數十年，開此先河，我輩恐均不能倖免。

元祜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範純仁的預言不幸成為現實。

剛剛親政的宋哲宗立即改元紹聖，意為尊宋神宗變法為聖，此後，宋哲宗盡黜舊黨、啟用新黨。

大宋王朝，本來就被舊黨由著性子折騰了八年，新黨上台之後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打擊報復之上，至於青苗法，根本無人顧及。

正牌舊黨司馬光被追奪一切勳爵，所有著作一律焚毀，如果不是皇后出面干預，幾乎被綠骨鞭屍。

宋神宗曾親為《資治通鑒》做序，面對前來焚毀刻板的新黨，舊黨指著刻版上 的宋神宗序言質問，你們難道連先帝的手跡也要毀掉嗎?

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今天很有可能看不到《資治通鑒》。

冒牌舊黨蘇軾被弄去嶺南常年吃荔枝，而這位所謂的舊黨，曾在元祜年間為保留雇役法當面大罵司馬光為司馬牛!

無奈之下，蘇軾安心去嶺南吃荔枝去了，並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新黨居然也如法炮製了一份元祜黨人名單，並將這份名單刻在石碑上，稱之為元祜黨人碑。

新黨幹了這麼多大事，唯獨沒人恢復青苗法。因為，他們很快就有了一個新的領軍入物，與這位新人相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根本上不了檯面。這個人的名字叫「蔡京」 。

一個入的生命基本不會超過一百年，去掉天真爛漫的孩提時代、耳聾眼花的耄鴦之年，能建功立業的時間不過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無論名垂青史或者遺臭萬年，任何人想在史書上留下一筆都是一件難度極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無疑，「宋徽宗」趙倍實現了這個目標。

趙估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有名，不僅僅是因為他和李師師的風流豔史，甚至不僅是彝因為他冠絕古今的瘦金體，更是由於徽宗朝經濟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定。「宋徽宗」長於書法，卻不擅于經濟金礎，徽宗朝所有經濟政策的背後都有另一位書畫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賊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門生（王安石的門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傳），熙寧三年進士。神宗、哲宗兩朝，「蔡京」在新舊兩黨之間遊刃有餘，無論新黨、舊黨都認可他的能力，對他的人品也沒什麼惡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學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薦他為自己的繼承人；如此新黨，司馬光對他的評價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樣盡心盡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寧元年(110碑三）「蔡京」拜相可謂是眾望所歸，人們認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為將讓天下人拭目，就連「宋徽宗」自己也這麼想（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這位政治智慧與藝術天賦齊飛的人，先後四度為相，二十年間所作所為足以名標史冊（惡名）。王安石、「蔡京」師徒相承，只是「蔡京」結局比王安石更為淒慘，不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敗名裂、客死街頭。

《宋史》對他的評價是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殺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讓我評價「蔡京」，可以這樣說：此人是一個天才，不僅是書畫天才，也是一個經濟學天才、一個錯位的經濟學天才!當代，入們將凱恩斯晉為當代經濟學之父。在中國這套東西古已有之，其締造者和實踐者之一就是這位惡名昭著的「蔡京」，據「蔡京」本人說，他的經濟學思想淵源來自《易經》。

《易經》中有這樣的卦辭：豐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們這樣解釋「豐、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時，應當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過分憂慮財貨不豐，應當順天理而動，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據「豐、亨、豫、大」卦辭，「蔡京」獨創出一套前無古人、後有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大家只有盡雖花錢，才能迅速生產財富，天下如果有一個人捨不得花錢，就會有很多人沒錢賺，如果所有人都捨不得花錢，天下人就都沒錢賺。一千年後，凱恩斯重複了「蔡京」的理論：經濟蕭條的時候，政府要擴大財政赤字，以國家的力量，擴建工程、完善公共設施，讓人們賺到錢，這樣就能刺激經濟儘快繁榮!

否則，沒人消費，生產者就賺不到錢；賺不到錢，生產者就會壓縮生產；壓縮生產，就會產生更多失業；更多人失業，就會進一步壓縮消費，然後就是經濟危機。

根據「豐、亨、豫、大」理論，「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綱領，看起來跟後來凱恩斯的財政擴張政策也差不多：作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個帶頭捨得花錢，皇室和各級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宮室、園庭，流民有錢賺就不會是流氓、流民有飯吃也不會去無事生非，天下承府庫就會越來越充盈，此所謂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會越來越寬闊，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這套理論聽起來還是挺靠譜的，跟凱恩斯一樣，兩者都在闡述一個邏輯：刺激消費、拉動經濟。

然而，史實告訴我們，在「豐、亨、豫、大」指導下，北宋最終走上了亡國之路。

「蔡京」錯在哪兒了呢?

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在沒有達到潛在的增長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資、剌激消費，以促進經濟增長；西方經濟學沒告訴我們，所謂凱恩斯主義是有前提的：以投資刺激經濟，所有市場參與者必須身處規範的市場，有明確的交易規範、有效的法律制度，並且不能存在一個壟斷-切資源的強勢主體。

總之一句話：投資和消費都是對的，關鍵要看誰投資、誰消費，在什麼時候投資、又在什麼時候消費。

我們說過，經歷了熙豐變法、元祜更化、紹述之爭，北宋王朝官家豪強勢力早巳長成，對資源的控制能力已經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所調豐亨豫大是在完全

缺乏契約、產權、法律約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資、消費、政策，從經濟理性角度考慮，封建官僚將按照權力大小分配資源：投資的是皇室、花錢的是封建官僚，而賺錢的只有官商。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位縱情山水、畫工、書法、妓館的皇帝，還有《水滸傳》裡的生辰綱、花石綱!

在《中國古代漢語詞典》中，綱指代成批運送的貨物，所謂生辰綱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際成批向「「宋徽宗」」行賄心；這位藝術天才還喜歡奇石，於是又有了花石綱。

太湖之上曾有一塊奇石，長四百餘丈、寬兩丈，石材玲瓏剔透、宛著天成，中

唐年間白居易曾親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樹苗。四百年後，樹苗已成參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發奇想，要將此巨石連同大樹一起獻給「宋徽宗」!巨石運抵京城汴梁的時候，總計花費了八千萬緡錢，相當於一戶中產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這只是一塊石頭，一戶中產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斷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從廣大北宋人民住房情況來看，富裕人家一般會住獨門獨院，院子裡偶爾也

會有些石頭、假山只要這家人稍微富裕點，封建官吏就會在人家的樹上、石頭上、房樑甚至大門，貼上皇家標記，表示要取走這個物件送給皇帝。

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錢，但是，封建官僚會讓主人掏出來很多錢；我看上了，就等於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貢獻出這些物件，還要負擔運往汴京的費用；更離譜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頭，像對待皇帝一樣對待這些物件，否則，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大不敬，這可是要殺頭的罪名!

誰又能天天對著自家大門或者家裡一塊破石頭磕頭呢?於是有門路的，托關係，拆牆破屋也要把這些物件恭恭敬敬請走；沒門路的，為此破家者不可勝數。

這才是「豐、亨、豫、大」錯誤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極少數封建官僚的揮霍無度，又焉能真的通過這種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難怪元朝宰相「脫脫」在著《宋史》時曾擲筆慨歎：「宋徽宗」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爾!一個社會，如果作惡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搶奪來的財富，那麼，社會馬上就會喪失財富創造機制，既然創造不能擁有財富，又有誰肯去辛苦創造呢?一旦人們以毫無節制的消費為榮，社會風氣立刻就會變壞，《宋史》這樣描述徽宗朝的社會風氣：錢是所有人都喜歡的東西，骨肉至親可以因為錢離散，公卿大夫可以為錢損命，市井之人可以為錢鬥毆致死，當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這些問題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錢越來越不夠花。神、哲兩位雖然攫取了很多錢，大部分都被這兩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邊事上用光了，靠沒收幾塊破石頭是遠遠實現不了豐、亨、豫、大的。

那麼，錢從哪裡來呢?

答：想要錢，找「蔡京」!

「蔡京」的貨幣改革

崇寧元年，「蔡京」剛剛為相，就拿出了第一個斂財手段，幣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鑄幣最多的年代，新黨撈錢無論如何驍勇都沒對貨幣下手，也沒有禁絕私鑄，市面上流行貨幣被稱為小平錢，重約在三克左右，與隋朝五銖錢類似。

崇寧元年，「蔡京」剛剛拜相，就在陝西路鑄造五大錢，意指這枚銅錢可以當做五枚小平錢用。從當時情況來看，推行當五大錢確實有情可原。陝西路歷來是與西夏交兵的戰場，在這裡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當五大錢發行區域就是宋夏邊境，主要目標是去西夏收購物資。對黨項人，用點貨幣手段無可厚非，況且，當五大錢發行量很小，偶有流通進內地即被收藏起來，並沒有出現貶值。

崇寧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譜了。十一月，「蔡京」下令，仿造五大錢，在全國範圍內鑄行「十大錢」，並在官鑄小平錢重中加入錫（這個時代的小平錢也被稱為加錫錢)，同時，下令全國範圍內禁止私鑄貨幣，一年之內廢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貨幣。

靠鑄大錢斂財的朝代並不鮮見，「蔡京」「十大錢」的奇特之處在於，同樣一種貨幣，在不同地區卻規定了不同的標準：陝西路、河北路、河東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強的五路，「十大錢」當十枚小平錢使用；淮南、荊湖路等四路當五枚小平錢使用；在兩浙路等商人勢力較強的地區則只能當三，實際上恢復了「十大錢」的本來價值。全國還有一個地方不允許流通「十大錢」，那就是「蔡京」的老家!

看起來，「蔡京」還挺照顧老鄉。這種極其離譜的貨幣制度立刻在全國範圖內造成了貨幣混亂，所有人都不敢再賣東西，所有人都急著買東西，因為手裡的貨幣隨時可能成為一堆廢銅爛鐵。當時的筆記小說有這樣的描寫：有錢人家紛紛修建房屋，並提前買好所有材料，沒想到工人卻要求按日結算工錢，任何人都生怕錢砸在手裡；很多買賣人直接關閉了店鋪，生怕賺到錢（留下貨物還可以接著賣，錢就不行了），大白天來到市鎮上，卻買不到一束柴薪、一鬥白米。

兩年後，「蔡京」非常鬱悶，因為，「十大錢」並沒有帶來多少收益，無論皇帝、官家豪強還是升鬥小民，對「蔡京」的幣值改革，都極為不滿。

更讓「蔡京」鬱悶的是，崇寧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顆彗星，說什麼 也趕不走。民怨沸騰，天現異象，是一定要有人出來背黑鍋的!當月，監察御史沈疇以「十大錢」為由，上疏彈劾「蔡京」：朝廷鑄造「十大錢」已經幾年了，不但國庫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導致物價騰貴；靠「十大錢」發財的只有官家豪強，這些人盜鑄，販運有數倍之益，賺到錢後就瘋狂兼併土地，現在已經是盜賊烽起，萬民嗷然；結論：必須罷免「蔡京」!

崇寧五年四月，「蔡京」第一次被罷相。別灰心，「蔡京」，你還有機會!

過了一年又十個月之後，大觀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在「宋徽宗」支持下，再次複相。此時的「蔡京」終於明白：別看平時客客氣氣，又請客，又送禮，官家豪強其實沒有一個好東西，他們有錢、有權、有勢，只有他們才能在背後私鑄、販運「十大錢」，最終導致自已被罷相。

一定要殺雞儆猴!

「蔡京」找到的這隻雞叫「章綎」，「章綎」的父親是神宗、哲宗兩朝的一員驍將，在西夏戰場上戰功赫赫，年老後退養蘇州。章氏家族是當地望族，世代有人在朝堂為官，在蘇州更是佔有大片土地，呼吸之間可以撼動蘇州地方官場。但是，章氏家族不是「蔡京」一黨，「章綎」本人更是從崇寧二年開始就公開抨擊「蔡京」，說「十大錢」將使江淮一帶的富人變為流丐。

說歸說，做歸做，該罵人罵人，該賺錢賺錢，「章綎」罵完了「蔡京」，回過頭來就開始盜鑄、販運「十大錢」。

崇寧三年到崇寧四年，「章綎」砓主要的生意就是私自鑄造「十大錢」，然後在江南、京畿、陝西路之間販運，賺取差價。

盜鑄大錢畢竟是偽造貨幣，一般，來說都像鬼子進村，藏在 

深山裡悄悄地幹不要聲張，唯獨這位「章綎」，在蘇州城裡開了幾個工作坊，然後就大鳴大放幹了起來。

崇寧四年(1105)，「章綎」的航船在京杭大運河上被截獲，按當時船上運載的十大錢數量，已經足以殺頭了。但是，地方官根本沒有膽量逮捕「章綎」，「章綎」在被截獲後仍舊大大方方起航，而且船隊全部是漕運官船。

大觀元年(1107年），「蔡京」複相，立即下令抓捕章綎，希望殺掉章綎這只雞，

教育那些猴子。為此，「蔡京」派出了開封知府李孝壽，江湖人送綽號李閻羅。按說，以李孝壽的級別對付一個商人，應該綽綽有餘。

到了這個時候，「蔡京」才突然發現，「章綎」壓根就不是一隻雞，而是一隻比猴子還威猛的老虎!

第一次審理「章綎」案，結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鏡。李閻羅在平江，抓捕了人，卻始終沒碰「章綎」一根汗毛，一千多人在監獄裡哭號的時候，章綎本人天天就在平江地面上晃悠，更可笑的是，李孝壽抓來的一千多人，連「章綎」的遠親近鄰都算不上，而是蘇州地方官員、蘇州朝廷官員。

「蔡京」雖然身為宰相，「章綎」卻有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個叫曾布、一個叫劉逵。曾布是神宗朝老臣，也是徽宗朝第一任宰相，資歷比「蔡京」還要老很多；劉逵更是「蔡京」罷相期間的宰相。

「蔡京」VS「章綎」＝「蔡京」VS章綎＋曾布＋劉逵，曾布、劉逵，哪一個對宋徽宗的影響力都絲毫不亞于「蔡京」。

這樣兩位老宰相還不是章綎的絕招。

類似於《水滸》中的祝家莊、扈家莊，想想這些傳說中的大戶都有軍隊，何況現實中的章綎!

李孝壽不過是個知府，《水滸傳》裡的「宋徽宗」連一百零八個毛賊都搞不定，一個開封知府又如何能去蘇州章家抓人?

李孝壽來蘇州兩個月，不但沒抓住「章綎」，自己反而被召回開封。同時，為安撫章綎，「宋徽宗」親自出面，指定沈畸（監察御史）前往蘇州查案。

沈畸雖然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御史，卻有很大的膽子，不但多次上疏大罵「蔡京」，還公開指責「十大錢」是聚斂之法。此人一到蘇州，不去查辦「章綎」盜鑄證據，反而當天就放掉了李孝壽辛苦抓來的一千多名證人。

「宋徽宗」此舉擺明瞭是要放「章綎」一馬，第二次審理「章綎」案的結果也就在預料之中了：「章綎」無罪（從沒進牢房，不需要釋放），憤怒的「蔡京」只得把辦案者沈畸流配信州。

冤枉啊!

「蔡京」終於明白，要想消滅「章綎」這只老虎，靠這些有職無權的小魚小蝦是辦不到的，必須找到一隻比章綎更兇狠的老虎，孫傑。

簡單介紹一下，孫傑的正式職業是朝廷官員，時任兩浙路查訪。很多歷史文獻認為，「蔡京」選擇孫傑，是因為孫傑跟「章綎」的靠山曾布是死敵。

不是這樣的!

孫傑敢於向「章綎」叫板的底氣並非來自朝堂之上，也不是由於他看哪位宰相不順眼。

「蔡京」之所以看中孫傑，是因為孫傑是北方巨富，也在盜鑄「十大錢」。當時，北宋王朝有南章北孫之說，孫傑是「章綎」最大的競爭對手，也只有孫傑這樣的入才有真正的實力對抗「章綎」。

這一次，「章綎」遇到了真正的難題。當然，「章綎」早就得到消息，他把盜鑄錢的裝備裝上一艘大船，並在太湖之上鑿沉，所鑄私錢、鑄錢爐一併沉入太湖。

孫傑：把船和錢都沉入水中了，我就給你撈出來!孫傑下令，但凡能在太湖中撈到錢的，一律可以在衙門換成官府認可的「十大錢」（其實，很可能就是他自己鑄造的私錢）。

在利益制約之下，人們一般能做出相對理智的決定，不會憑個人好惡幹出玉

石俱焚的事情。「章綎」只是章氏家族的頭領，不是章氏家族的全部，商人家族最大的愛好是賺錢，不是殺人放火。

最終，章氏家族沒有選擇與孫傑武力對抗，那樣的話，章氏家族就不止損失一個首領了。

經過孫傑與「章綎」不友好的溝通，「章綎」認栽，孫傑成功抓住了「章綎」，並將他刺配編量沙門島（山東蓬萊島海域向西）。

從當時條件來看，「章綎」應該無法再活著回到蘇州了。

宣判「章綎」發配沙門島，並不意味著真的能讓章綎去沙門島待一陣子。等風頭過了，再把人撈出來就行。

蔡京，咱們走著瞧!

打垮了「章綎」，內有皇帝撐腰、外有爪牙氣勢洶洶，「蔡京」自覺自己已經無敵於天下，開始大肆鑄造「十大錢」，理論上，「十大錢」的重點是小平錢的十倍，大觀年間的物價漲幅卻遠超過了十倍。因為，物價一旦連續上漲就會建立一種自我強化機制，如果每個人都認為明天物價依然會上漲，那麼，即使不再增發貨幣，物價也會上漲。

大觀二年，北宋王朝開始了新的一輪超級通貨膨脹。

大觀三年六月，「蔡京」再次因推行「十大錢」不利被罷相，而被發配沙門島的章綎也很快被特赦，回到了蘇州。在不可更迭的貨幣規律面前，這位北宋第一權奸低下了頭。

沒關係，「蔡京」，還有機會，這一次絕不會再輸!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參知政事，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間，「蔡京」推行了很多在當時看來匪夷所思的財經政策，終於把北宋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可以用一個不太精準的詞彙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斂財政策一市場化，手段則是北宋另一種紙幣，「錢引」。

從漢武帝起，鹽鐵專營就是皇家撈錢的不二法門，只要壟斷了生產生活的必需

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錢交出來。熙寧年間以來，新舊之爭幾經反覆，不知多少人為青苗法廢立打破頭，唯獨沒人對鹽鐵酒茶專營說三道四。

「蔡京」為相的時候，北宋已經形成了相當完整的鹽、鐵、酒、茶專營制度，稱為「禁榷」。

在古文中，「禁榷」是一個很形象的詞彙，禁為禁止、榷的本意則是獨木橋，《史記》這樣解釋「禁榷」：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

當然，從西漢《鹽鐵論》開始，賢良文學就開始不遺餘力地攻擊鹽鐵專營，認為鹽鐵專營的本質是搜刮天下一般民眾錢財。不僅如此鹽鐵專營在各個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創新自是不用提及。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後，借替朝廷斂財之機把更多錢裝進自己的腰包，除了他們自己先富起來，天下再沒有別人能後富起來。

熙豐年間的情況有點特殊，北宋朝廷為了調動各地的斂財積極性，「禁榷」收入大頭歸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徵調各地「禁榷」收入。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縣都相當認真地對外地鹽鐵酒茶等各種專營產品進行了查禁，甚至鼓勵本地專營產品流入其他地區!

儘管「禁榷」制度非常嚴格，但由於不同地區之間存在極強的競爭，鹽鐵專營執行下來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謂鹽鐵之利主要還是靠商稅。在「蔡京」看來，這實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從《易經》中悟到凱恩斯主義，當然也能在鹽鐵專營實踐中進行前無古人的創新：政和二年，剛剛回到相位的「蔡京」就開始大變鹽法、大變茶法，所謂大變，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放開鹽、鐵、酒、茶專營，將生產、運輸、銷售環節全都留給民間!即，市場化!

對，您沒看錯，就是位居北宋六賊之首的「蔡京」放棄了鹽鐵專營，就是《水滸傳》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場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廢黜所有官營手工業工廠、鹽場、茶場、酒場，所有「禁榷」制度下的產品，其生產、運輸、銷售都可由民間自定，只需在中樞朝堂領取特種行業營業許可證「錢引」。

「蔡京」恢復了范仲淹的「錢引」制度(特種行業營業許可證)。

「錢引」為宋仁宗年間范仲淹首創，雖然也是一種壟斷式的配額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壟斷鹽鐵經營畢竟還是好了很多。

多少年來，「錢引」作為官方特許憑證一直有著良好的信譽，私商獲得「錢引」之後就可以自行組織生產、運輸、銷售專營商品，後期「錢引」甚至已經成為帝國通行的紙幣。

所謂以錢代鈔，以鈔代鹽。

當代，有人這樣評價「蔡京」廢黜「禁榷」，說他轉變了官府在專賣領域的職能、恢復了市場定價職能、通過向商人徵收專賣，錢引實現了稅收公平，僅以表面形式而論，以上這三條，條條站得住腳。買到「錢引」後，如何生產、如何運輸、又如何定價，商人自己說了算；專賣之利被隱藏在「錢引」裡。所以，有人對「蔡京」大變鹽法的定論是：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的根本性演變，通過市場實現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這樣嗎?

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澄清-個問題，所謂市場經濟並不是今天獨有，更不是幾個發達國家的專利。人類剛走出洪荒的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始了以物易物，這就是最初的市場。自漢代起，我們的貨幣經濟就已經高度發展，此後歷朝歷代者都有大量貨幣存在，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經濟，要貨幣幹嘛?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場，人就是市場，市場永遠不可能被廢黜。不過，市場有很多種，不是每一個市場都能有效配立資源，更不是每一個市場都能建立公平的財富分配機制。

正如我們今天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奉行市場經濟，可是，一百多個國家中，能真正通過市場促進經濟的不過也就是西方老牌發達國家、金磚四國等這麼幾個。

市場經濟的關鍵，不是市鎮裡有多少地攤、多少門店，也不是價格管制、實物

配給，誰來生產、誰來交換、誰來定價，那些都只是市場的表像!市場之魂是建立-個人人都能過守的規則，包括最為強勢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場最後的仲裁者，帝國朝堂，大家都必須臣服在市場規則之下。

市場規則其實也很簡單：等價交換，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描述，就是交換商

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定要相等!

理論上，這個規則非常簡單，簡單到是一種人所共知的常理；實際上，這個規則執行起來又幾乎不可能。 

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備同樣的起點，那麼，就一定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優勢破壞遊戲規則，使得交換不再等價。比如，在地攤上討價還價，是因為買者仁不知道商品的真實資訊，所以，賣東西的小販試圖利用資訊優勢賣一個高價。

與街邊小販相比，市場上的強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實力不斷違反規則，反而忽

悠別人遵守規則，把利益讓渡給他們。國己家永遠是市場中的最強者，也是市場最後的保護神，面對市場自身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國家會通過種種手段限制強者，使得市場回歸本源。

如果國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違反規則，那麼，市場就會蛻變為最犀利的財富掠奪武器，所謂規則也就只是強者掠奪弱者的規則。

天下之財，以商奪之，摧之無形!

在廢黜官營專賣、推行市場化的同時，「蔡京」又想到了一個餿主意，跟《易經》裡悟出的凱恩斯主義一樣，這個餿主意也非常有當代經濟學韻味：合同場法。私商在獲得「錢引」的同時必須按合同場法跟官府簽訂合同，核心只有一點：承認「錢引」流通時限，根本不確定，沒人知道何時上一期「錢引」作廢，也不能已過期作廢、費用自理!

特種行業營業許可證，是有期限的!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變成了竟話中的灰姑娘，都穿著傳說中的水晶鞋，別看舞會上農著光鮮，一過午夜十二點就現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來還是富翁，晚上睡覺時卻發現自己變成了流丐，因為自己手中的「錢引」期限失效，作廢了。

「蔡京」終於創造了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奇蹟：在不減少貨幣儲備（鹽鐵酒茶）的情況下，通過擅自更迭紙幣斂財!

過去，老師王安石雖然搞的雞飛狗跳，好歹還培養了一大批官商、天下還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論這些人的錢是否合法）；現在，學生「蔡京」專撿有錢有勢的下手（沒錢沒勢當不了鹽鐵商），州道啊，府縣的鹽鐵專營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財富開始急劇向最強勢的封建官僚集中。

這不是市場，這是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天下人都隨時有可能被剝奪財富乃至生命。

中國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連州縣的時代只有兩個，一個是東漢末年的塢堡時代，另一個就是「宋徽宗」時代。 

同時，《宋書》也這樣為我們記載了「蔡京」的功績：朝廷再無錢財匱乏之虞，無論是「宋徽宗」私庫、國庫還是戶部，錢財都多得數不勝數，不知多少錢財被流水般花了出去。天下盡為天子私財、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上溢下湍，而民重困!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貫（與「蔡京」齊名的北宋六賊之一）率軍北征，在今河北高陽徵調廂軍，由於沒錢，地方州府早就不練兵了，軍須之用，百

無一有，城戍守禦之物，悉皆無備。

此時，距女真入侵僅剩三年。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開始建私家園林，稱為[艮岳]，十年後，[艮岳]建成，方圓十里，山高林深，飛禽走獸更是應有盡有。

《水滸傳》中所謂的花石綱就是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異石，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

政和七年，洶湧的黃河在河北路決口（今河北滄州一帶），這個地區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沒；次年，江淮一帶大旱，水鄉變為人間鬼城。

方臘這樣號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財乃人人之財，現在，官家把貧人僅有的一點粟帛都拿走揮霍了，花石綱更是讓富人都無所歸依；諸君與其眼睜睜看著賣妻子兒女被餓死，不如隨我仗義而起，旬日間江南可定!

靖康元年，「蔡京」死於發配路上，遵從本人遺囑，門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這樣一句話：開元之末，姚宋何罪

「蔡京」，你真的以為自已無罪嗎?

北宋政和四年、遼天慶四年(1114年），女真人在領袖完顏阿骨打率領下起兵叛遼；遼天慶五年，女真人在會寧(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建國，國號金；遼天慶六年，金人侵佔遼帝國東京。

就在金人歡慶勝利的時候，有人似乎也看到了便宜。北宋政和八年(1118

年），一個叫做李良嗣的人向宋朝廷獻策：只要聯金伐遼，燕雲十六州指日可待，這可是宋太祖趙匡胤都未完成的夢想，無疑，這件不世奇功打動了「宋徽宗」。

哈爾濱金上京博物館藏

宣和二年(1120年），宋微宗以買馬為名，派使者見到了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雙方達成如下協定：北宋出兵攻取遼國燕京，金人出兵攻取遼國中京大定府，辦成之後，北宋將契丹歲幣轉送金國，燕雲16州舊地則盡歸北宋。

這就是宋史中的海上之盟，可惜，這個所謂的盟約不是光復燕雲十六州的曙光，而是敲響北宋亡國的喪鐘。

金融市場中風險無處不在，為了追求利益就一定要冒風險。當利益足夠大的時候，金融交易者也許會迷失本性，只看到利益而忘記風險，於是，我們看到了一次次的金融危機。在「宋徽宗」眼裡，收回燕雲十六州確實有極大的利益，可是，他沒有衡量自己手中的籌碼，更沒有看到戰爭之後的風險。

接下來，「宋徽宗」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系列奇蹟：

宣和四年，十五萬宋軍伐遼，在燕京城下為數百遼軍擊潰，一直退敗到真定以西，死屍枕藉，不可勝計；宣和五年，五十萬宋軍在燕京城下被契丹一通戰鼓嚇跑，一路上盡棄軸重，史載竭國力經營北事者，所備悉為虜得!

在金人眼裡，北宋王朝原本是一頭猛虎，簽訂海上之盟的時候，金人將領完顏粘罕曾說南朝四面被邊，著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

現在，金人巳攻佔了遼國中京、東京，原來宋軍無能、怯戰，在金人面前展現得一覽無餘。

猛虎變成了黔之驢，金人自此有南牧之意矣。

宣和五年，宋金雙方應該按海上之盟交割燕雲舊地，金人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北宋必須用一百萬緡錢贖買燕京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建築物，關鍵是，不要現金，按金人給出的價格（極低）把一百萬緡錢折合成實物。

據《宋史》記載，僅此一項，北宋王朝至少付出了六千二百萬緡錢。

六千二百萬緡錢，並不是宋朝付出的最大代價，因為，這一次金人玩陰的了。

一般情況下，金人戰勝之後會把戰俘和當地所有人民變成奴隸，當時女真人正處於奴隸社會，奴隸也是一種財產。

這一次的情況不同於一般，金人掠奪走了燕京城所有糧食、農具、工匠、優伶

（算是知識份子），唯獨留下了人口，包括官員在內，無論男女都沒有帶走。這當然不是看在同是遊牧民族的面子上給廣大契丹人民一條生路，而是有著更為陰損的目的。

戰爭中可以憑藉武力向對手索要金錢，只不過，無論訛詐多少錢，總有一個定額，削弱對手能力有限。還有一種方式，可以無限削弱對手的經濟一一給對方製造災荒、瘟疫，絕望的人們會摧毀一切，那時候，所花費的可就不僅是金錢了!

在金人交給北宋的燕京城中，除了城池建築物，還有幾十萬契丹流民：這是一群沒有任何糧食、沒有任何生產工具的流民，想生產自救都已經不可能。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為接收燕京城花費的就不僅僅是六於二百萬緡現金了。

宋金交割燕京的時候正值四月，本來就是春荒時節，幾十萬流民像潮水一般湧入北宋境內。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這些流民在北宋北部諸縣四處乞討，有人甚至穿著遼國的官服、在牌子上寫上舊日官職跑到北宋縣衙、府衙乞求看在曾經是同行的份上施捨一碗飯，北宋邊境生產生活秩序完全崩潰。

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國將領完顏粘罕、完顏宗弼（漢語即金兀術）率六萬軍隊 悍然南侵!

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女真人沒有一絲一毫勝利的希望：金人控制的總人口

（加上已經被征服的遼國）不會超過五百萬，而北宋人口為一個億，雙方實力對比為1:20;就軍隊數量而言，金人即使動員了全部族人男子，也不會超過二十萬人，而北宋可以動員的軍隊在百萬以上，雙方實力對比為1:5;就軍事裝備而言，金人只有騎兵、馬刀，北宋卻已經裝備了神臂弓等遠程武器，防護的愷甲也為金人所無，雙方實力對比為1:100就經濟實力而言，金人連基本的稅收體系都沒有，戰爭給養完全靠搶一天算一天，而北宋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早在神宗年間就超過了四千萬緡錢，雙方實力對比為0:100。

歷史跟我們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如此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北宋不但輸了，而且輸得很慘、輸掉了老本。

為什麼?

戰爭背後的邏輯是經濟，這個道理是沒錯的。但是，要加上一個前提，人要有最基本的羞恥感、最基本的道德、最基猛本的正義精神，如果所有人為金錢都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那麼，這個社會就等於無契約。既然所有人都亳無保隱，那麼，所有人就都可以隨時背叛這個社會、背叛這個帝國。

一個月內，金人連下朔、武、代、忻四州，北宋雄兵百萬，居然無法組織一次

有效抵抗，金兵北渡黃、河的時候，十萬宋兵把守渡口，在金兵敲了一夜戰鼓後居然又跑得一個不剩!渡河之後，完顏粘罕仰天長歎：宋兵只需有數百人把守渡口，我安能度過此劫!

再一個月，宣和八年正月初六，金人就已經兵臨宋京汴梁城!後人慨歎北宋無

能：以堂堂上國之邦，禁軍、廂軍數十萬，居然沒有人向北放一支箭、抓住一個俘虜，眼睜睜看著金人兵臨邊境、坐以待斃（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

蒼天造就這個夷狄中至賤者彷彿就是為了懲罰中原人口的忝不知恥。一個只為利益存在的社會，所有人考量的必定也是利益，如此，帝國怎麼會有能力面對真正的危機!所以，孟子才說：上下交相逐利，國亡!古人誠不欺我也!

金錢不雪靖康恥

金人兵臨城下，「宋徽宗」只得把兒子拉出來頂缸，強行禪位給太子趙桓。

趙桓，即「宋欽宗」，這位北宋末代皇帝的登基大典堪稱中國歷史上的奇蹟：面對萬人垂涎的帝位，「宋徽宗」以殺頭威脅趙桓，趙桓躺在地上打滾，就是不肯當皇帝，無奈之下，「宋徽宗」只得派宦官將其打暈，才給趙桓披上黃袍，完成登基大典。

也難怪趙桓不肯當皇帝，剛剛完成登基大典，「宋欽宗」還沒從昏迷中蘇醒，太上皇「宋徽宗」就抽調京城最精銳的常捷軍保護他連夜逃竄了，有這種只顧自己逃命的皇帝，又怎能指望其他人為江山社稷流血，哪怕是繼承者。

不過，我們還是要說，汴梁(今南京)保衛戰是北宋王朝第一次有組織的抵抗，也是擊潰金人的最佳時機。當時，汴京內有李綱、外有種師道急，勤王之兵約計二十萬人；金人一路南侵，沒有建立任何根據地，完全是一支流寇。

天寒地凍，堅城之下，一旦斷其退路，自然取勝。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宋欽宗」不顧李綱等人反對，居然再次對金人提出了金錢換和平的倡議。金人當然很歡迎這種倡議，而且，提出了極為無恥的開價：要想讓金國退兵，宋廷必須繳納黃金五百萬兩、白銀五於萬兩，牛馬驢騾一萬匹、絲絹百萬匹。與「宋欽宗」相比，金人的腦子還是清醒的，沒有被唾手可得的財富迷昏了頭腦，攻城戰被李綱打退之後，金人擔心全軍覆滅，就一溜煙撤退了。

上天並非沒有給北宋王朝機會，從金人撒兵到第二次包圍汴梁中間有八個月時間，從後來北宋王朝賠款的財力來看，足以完成所有戰備，甚至完全有可能訓練一支精銳的軍隊。

八個月中，北宋王朝又在幹什麼呢?

答：黨爭。

不僅是原來的新舊之爭，還增添了欽宗、微宗之間的鬥爭。雙方從宋神宗年間翻起，把上百年來新舊黨爭的所有老底子倒是翻了個乾乾淨淨。

「宋徽宗」南逃至東南沿海後，居然堂而皇之地以太上皇帝聖旨頒行命令，扣住東南地區運往東京汴梁的戰略物資，禁止東南各路派兵勤王。

「宋欽宗」則針鋒相對、親自上陣，指責「蔡京」一黨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

王安石以團身利，即位之初就把「蔡京」出貶衡州，「蔡京」則死於貶官途中。「蔡京」雖然混蛋，卻曾數度為相，是當時唯一能總攬全域的人也是他力主救遼抗金、啟用李綱。隨著「蔡京」一黨被罷免，就連第一次汴京保衛戰的組織者李綱也被安上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的罪名，被發配到揚州去了，既然是「蔡京」提拔了李綱，那就一定是「蔡京」一黨。

就在「宋欽宗」、「宋徽宗」鬥爭如火如荼的時候，狄夷至賤者女真再次悍然南

寇。這一次，就沒這麼便宜了。靖康元年八月，金人興兵進犯。面對毫無抵抗意志的北宋王朝，金人再次長驅直入，僅僅過了三個月金人就二度兵臨汴梁，開創了遊牧民族進攻中原的奇蹟。在這次入侵過程中，金人罪行累累滔天，據《建炎以來系年要最》記載。金入殺人如麻，臭聞萬餘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

折騰了八個月，徽宗朝大臣星散，李綱被罷，六賊已死（六賊中的童貫雖然是個宦官，卻半生戎馬、久歷戰陣，是當時實戰經驗最豐富的將領之一），「宋欽宗」所倚重的太學，卻根本就是一幫只知道喊口號的書生!

沒辦法，只能再次拿出北宋王朝的絕招了：金錢換和平!

突厥、吐谷渾，等等。這種劫掠雖然殘暴，卻也不見得多無恥，畢竟上古時代最殘酷的競爭就是部族之間的武力殺戮，願賭服輸而巳。這一次，金人所作所為著實讓人開了一次眼界，難怪「脫脫」將之視為夷狄中至賤者!縱兵劫掠，宋人總有辦法匿藏財富；如果把劫掠財富的任務留給大宋皇帝，那事情就好辦多了。

金入的做法是：讓「宋欽宗」作為馬前卒，替他們掠奪財富，自己坐享其成!

汴京外城攻破後，金人首領完顏粘罕寫信給「宋欽宗」，說自己並無染指開封之意，只要宋廷送給他一千萬錠金子、兩千萬錠銀子、一千萬匹錦帛、一千五百名美女。

所謂錠到底是一個什麼價碼呢?

答：除美女以於名為單位外，金銀要以千萬為單位，即五千萬兩黃金、五萬萬兩白銀。八百年後，清政府在甲午海戰中戰敗，日本強盜在《馬關條約》中的要價不足金人五分之一!

對這個極其離譜的開價，「宋欽宗」居然答應了，不但答應，還替代金人在汴京城進行了極為慘烈的搶劫：不肯交出財物者，殺無赦；官吏徵收財物不利者，殺無赦；鄰人、奴婢可以舉報富人匿藏財富，知情不舉，一律殺無赦!

無論皇族、權貴、富商還是一般民眾，所有財富在漢人帝王手中遭到了一次空前洗劫，喪盡天良的爪牙居然為搶劫一匹絹在皇后娘家殺人立威!「宋欽宗」前後兩次徵調民間財物，加上國庫所有財物、車馬、宗廟祭祀用具，等等，在汴梁一城共為金人湊了五百萬兩黃金、一千二百萬兩白銀、一百萬匹綢緞!要知道，西漢末年，王莽歷經數年，不過才在全國搜刮到七十萬兩黃金!大宋王朝，焉能再有幸理!

其實，金人不過是漫天要價，做夢都沒見過如許的財富，「宋欽宗」送來的這些財富就早已遠遠超出了金人對財富的認知。既然能拿出這麼多，就證明你有更多!

「宋欽宗」供奉了汴京城的所有財富，金人反而被黃金白銀映紅眼睛，開始直接縱

兵劫掠汴京城，甚至直接殺入皇宮拿走了所有祭祀用具，就連優伶唱戲的農服也沒放過!

按說劫掠至此，金人應該滿意了。誰也沒想到，這個夷狄中至賤者居然還有後招。汴京已經被圍兩月有餘，城中早就斷糧，樹葉、貓犬都已吃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金人拿出一部分糧食，到汴京外城高價售賣一一當然不是為了救荒，買者必須以黃金換取。對城中居民來說，賴以維持生命的糧食要遠比黃金珍貴，於是，金人又搜刮到幾萬兩黃金。

這一次，金人終於相信自己在汴京再也撈不到一寸金銀了，於是，兇相畢露，的金人告訴「宋欽宗」，鬼才會跟你議和!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金人以議和為名誘捕了「宋欽宗」，之後沖進皇宮抓走了「宋徽宗」、太子、皇后、眾嬪妃、眾皇子、眾公主，下令廢徽、欽二帝為庶人、立太宰張邦昌為帝，改宋國號為楚，即曇花一現的偽楚。

宗廟社稷生死存亡之際，-位年輕的御史中丞挺身而出，堅決不肯對這道命令署印，並在皇宮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大罵張邦昌蠹國亂政、終致社稷傾危。這位年輕人就是政和三年殿試的頭名狀元、南宋金融的主角，秦檜!

這好像是上天為了證明北宋滅亡是愚弄人類，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欽宗」、「宋徽宗」、十萬汴京工匠以及那位杖節不屬的秦檜，在金人押解下向北而行。

那一天，世界文明巔峰被化為焦土，百萬人口的汴梁城僅剩不足萬人；那一天，東京夢華二百年人才，就此毀於一旦；那一天，歷史跟人類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史稱靖康之難。

靖康之難中，趙構是唯一逃脫金人毒手的徽宗嫡子。說起來很可笑，趙構，是第一批被送到金營，做人質的皇子。誰都沒有想到，金人卻認為趙構弓馬嫺熟、處驚不變，養尊處優的宋室皇子表現不可能如此優秀，此人一定是一個r假貨。送上門來的南宋開國之君，硬是被金人遣返回汴梁!

建炎元年(1127年），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稱帝，中國已歷史進入了一個叫做南宋的時代。南宋首尾一百四十七年，始終無法擺脫外寇入侵的陰影，有人將南宋譏諷為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真的是這樣嗎?

在經濟領域，南宋瓷器、造船、紡織等都達到了中國古代巔峰，到了今天，現代工藝依然無法超越宋瓷工藝；廣州、泉州、臨安等二十多個城市成為第一批國際性港口，南宋商船所到之處，涵蓋東南亞、波斯灣、地中海和東非沿岸五十多個國家。

在科教文衛領域，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將南宋譽為東方文藝復興時代，南宋共有私立書院三百一十座，為歷代之最；發明了焦煤煉鐵術、冶銀吹灰法，還第一次在醫學領域區分了婦科、內科、兒科和外科。

在社會領域，臨安等十幾個城市成為世界上第一代人口超百萬人的特大城市，產生了一批富裕的中產階級（富民）、市民階層（城郭戶），他們對國家決策產生了不可估似的影響力。

中國歷史上皇室最為節儉的朝代無疑是南宋。

皇宮歷來都是各朝最氣勢恢宏的建築，又有多少人聽說過風景如畫的杭州哪個景點叫做南宋皇宮?

不過，南宋皇宮還是有的，據《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皇宮在今天的鳳凰山附近，有房數十間：正朝殿兩座、視事殿兩座、居殿五座、堂二十三座、齋四座、樓六座。暖風熏得遊人醉，漢文帝在世也未必有如此文治!

每當末代王朝，逃亡的皇帝不乏其人，南宋之末有宋端宗、元代之末有北元、明代之末有南明，這些小朝廷無不迅速被崛起的新王朝剿滅。

相比之下，南宋僅以半壁江山抵擋了金人一個多世紀，令這個雄悍絲毫不遜於匈奴的遊牧民族只能望江而歎。

蒙元帝國橫掃歐亞大陸只用了二十年時間，滅亡南宋卻用了四十五年，如果不是南宋拖住了蒙元帝國進軍歐洲的腳步，世界歷史可能都將為之改寫。

直把杭州做汴州，漢武帝再世也未必有如此武功!

短短幾十年，南宋王朝就從戰爭的廢墟中站立起來，進而締造了一個極盛之世，中華上下五千年，有如此本領的皇帝僅趙構一人而已。正是因為這是一個奇蹟，這種變化也就讓今天的經濟學人分外著迷。

如此文治武功，南宋王朝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

建炎二年(1128年），金人水軍在沈家門被宋朝水軍擊敗，完顏粘罕從臨安撤兵，自此，南宋與金國陷入了長達百年的戰和之爭。

所謂戰、和，並不是迥然相異的異面直線，兩者都是手段而非目標。

建炎元年，宋高宗趙構連向金國元帥完顏粘罕行文都不敢自稱皇帝，而是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金人根本就不理這一套，直接把趙構從臨安趕到了海上。研判當時趙構倒是真的想議和，可惜，沒人跟你議!

與南宋一樣，金國同樣也有戰、和之爭：是徹底消滅南宋，還是與南宋和談?

完顏兀術的一席話說出了其中真口諦：我恨不得盡取江南土地，沒有這樣做並不是想給誰留下人情，而是力量不足罷了；自白溝以南都是宋人祖先故土，宋人焉能沒有恢復之心?現在仍未恢復，不過是實力不足罷了。

所以，無論戰還是和，其實只是手段，根本不是目的，是戰是和也根本不取決於一兩個人的主觀意願。

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但南宋初年是戰是和這段歷史爭議非常大。

異族入侵，無論付出多大犧牲都要反抗，這是永遠無可更改的民族信念!

基於這種道德判斷，無數人忽略當時的實際情況，從評書連播的角度對宋金戰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焦點集中在一個叫岳飛的將領身上。

岳飛，字鵬舉，南宋中興四將之一。

岳飛，其人其事在中國歷史上的知名度大概只有關羽能與其相提並論，源頭則來自岳飛孫子岳珂整理的《鄂王行實編年》，遺憾的是，岳珂在從事這份工作的時候帶有極強的個人感情色彩，這部編年史的主要依據不是史料、書信、奏章，而是民間傳說和個人想像。此年譜內容漏洞百出，歷代史家早已將之歸為裨官野史，當代宋史學者鄧廣銘甚至認為全書均為岳珂杜撰，整部書實屬無稽之談。

關於岳飛故書、戲曲不計其數，以《說岳全傳》最為著名，熊大木所著《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則是源頭之一。《三國演義》與《三國志》描寫是同代的小說和史籍，但是《三國演義》是演繹，諸葛亮其人存在，故事大多虛構，小說跟正史有較大差距。與此類關係不同，《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主要框架源於官修正史《元史岳飛傳》，甚至有人指責《演義》過分依賴史書而失去文學藝術性。

岳飛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裡，岳飛大破金兵，鐵浮圖、拐子馬一類的金兵精銳也被打得落花流水。

遺憾的是，我們的專業是金融學，不是軍事學，所以在這裡不去討論宋金之間戰略方針或者戰役戰術問題，只從常理或經濟角度談一下當時的情況。

問題一：南宋初年，宋高宗年號建炎，意思是詛咒炎熱可以融化敵人金。但是，兩國交戰僅靠謾駡是遠遠不夠的，堂堂南宋開國之君還是被金人趕到了海上流亡，多次遷移。

趙構被金兵趕到海上，抗金的軍隊又是哪裡來的呢?

答：南宋初年的將領都出身於民間抗金義軍，岳飛就出自八字軍。《說岳全傳》中也對此也進行了描寫，例如，岳飛的幾個得力部下，楊再興、張憲等人也出自北方的抗金義軍。在沒有朝廷統一組織的情況下，抗金義軍為南宋復興立下了汗馬功勞，功不可沒。

問題二：抗金義軍的戰鬥力如何?

答：戰爭結果是軍隊戰鬥力最好的證明，靖康之恥後，金國乘勝之師最終也未能跨過長江，更未滅亡南宋王朝。

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對手，韓世忠夫婦。韓世忠充分發揚了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優良戰術，靠八千子弟兵硬是把十萬金兵糊弄進黃天蕩，梁紅玉一通戰鼓讓金人盡占中原之土的美好理想徹底灰飛煙滅。

在此期間，岳飛也成績斐然，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岳家軍班底就是在這段時間形成的。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岳飛終於從偽齊手中收復曰了襄陽府、唐州、鄧州、隨州、信陽等六郡，地理範圍為今天湖北、江西、河南一帶。數年來

飽受兵鋒洗劫的襄陽一帶，能活下來的都得有兩把刷子，收編各地義軍更是為岳飛帶來了充足的兵源。經過數年努力，岳飛終於有了兩萬步兵、五百騎兵。

問題三：兩萬多軍隊都是青壯男兒，無論軍需、軍糧還是兵器、戰馬都是一筆很大的開支，這些資源是哪裡來的呢?

答：岳飛應該是中興四將中最弱小的一支武裝，也是宋高宗趙構非常重用的一支軍隊，南宋穩住腳跟後，主要補給來自朝廷。

紹興四年(1134年），宋高宗為岳飛手書寫了一面軍旗，精忠岳飛（小說中岳母 曾在岳飛背上紋身精忠報國)。從這個時候起，正史、野史幾乎不約而同記載了岳飛近乎苛刻的軍紀：據說，岳家軍將土寧可需宿街頭也不敢住到老鄉家裡，據說，一名岳家軍將校去買柴薪，小販出於對岳家軍的敬愛自己報低了價格，這名軍需採購員卻指責攤販：您想讓我為兩個錢丟掉腦袋嗎?

問題四：岳家軍為何突然變得秋毫無犯?

答：岳飛曾經親口對高宗說，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大宋天下太平!其實，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是：武將可以不怕死，但是，武將必須有錢，有錢財能供養軍隊!岳家軍能秋毫無犯，就是因為岳飛相當有錢。

岳飛曾自歎：襄陽六郡，地為險要，恢復中原，此為根本。襄陽六郡當然是岳

飛的根本，因為他的錢就來自於襄陽六郡!

第一剛剛攻佔襄陽六郡，岳飛就開始效法曹操軍屯、民屯。所調軍屯，就是

讓士兵去耕種無主荒地，寓兵於農；所謂民屯，就是廢黜當地所有戰前公私債務地契，再把土地分給流民，當然，得到土地的人必須向岳家軍繳納租賦，實際上岳飛才是最後的土地所有者，以上兩項合計，岳家軍每年可得糧食十八萬石。

第二岳飛在當地推行了嚴厲的「禁榷」制度，壟斷了所有鹽、鐵、酒、茶之利，每年可得利一百七十萬緡錢。十八萬石糧食、一百七十萬緡錢遠遠不夠岳飛的軍費開支。按《雞肋編》、《建炎以來系年要最》記載，岳家軍每月耗費軍糧在七萬石左右，軍餉支出在五十六萬貫左右，這些財富僅能支撐岳家軍三個月。不足的錢怎麼辦?答：伸手向皇帝宋高宗要。

據《建炎以來系年要最》記載，建炎初年，南宋小朝廷直接控制的區域不足北宋五分之一，歲入只有二百萬緡錢。在僅有的二百萬緡錢中，八十至一百萬是維持朝廷運轉的基本費用，無論如何是省不下來的，剩餘一百多萬緡錢被岳家軍拿走了。岳家軍之所以秋亳無犯，完全是因為趙構要錢給錢、要糧給糧。換一種說法更好理解：岳飛是中興四將中唯一的中央軍，是在趙構的直接扶持下成長起來的嫡系。這些內容與《說岳全傳》裡昏君趙構的形象完全不符，但是，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關於其他三將的軍需補給，我給出的答案倒是頗為簡單，還是當年的老本行，搶劫。建炎初年，江浙一帶富庶地區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情況：所有富商都爭相低價典賣土地，卻根本找不到人購買土地，誰有土地軍隊就向誰要錢!

只有一種人敢從富人手中低價購買土地，中興四將!

在紹興七年戶部例行檢查中，岳飛被查實冒領空餉就萬緡錢（一說為十五萬緡錢）!

岳飛被冤殺後，留下的財產清單為：絹三千餘匹、粟麥五千余斛、錢十萬緡、土地二千三百畝、襄陽一帶房產四百九十八處，這個身價在中興四將中是最清廉的。

建炎年間，張浚每年收到的地租有糧食六十萬斛，朝廷歲入糧食不過也就百萬斛。這位抗金名將還將白銀鑄成巨大的銀球，任何人也無法從家中將銀子偷走，所以，這種銀球的名字也被稱為無奈何。有一次，一個術士號稱能看清文武官員是哪位星宿轉世，張浚曾經在酒席上興致勃勃地請他看一下，這位術士跟他開了一個玩笑：看不到星宿，只看到一個錢眼裡的將軍。

韓世忠的三位夫人，包括黃天蕩擊鼓的梁紅玉均出身青樓妓院。

韓世忠曾與部下呼延通爭奪一個名叫韓婉的妓女，事後竟強迫呼延通自殺。

韓世忠退隱後交出了自己的財富：粟米九十萬石，幾乎相當於建炎初年南宋一年的歲入。

《宋史》也為我們記載了建炎初年的民生：道路為空、編戶死於兵火、田廬變為丘墟、複業之民無幾，如此有錢的將領，帶出來的軍隊戰鬥力如何呢?

《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張浚的軍隊每月士兵大約可得錢一百、米二升半，磨瀝刀劍、配備弓弦、弓箭都要從這一百錢扣除。

所以，江湖傳聞，健兒混的不如乞兒!

於是，建炎、紹興年間我們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奇景：南宋軍隊經常成建制的投降偽齊，最多的一次居然有四萬將士集體投降，要知道南宋軍力在最巔峰時期也不過就三十五萬人!

一個叫做吳伸的官員曾這樣上奏宋高宗：現在將帥攫取錢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只求自己先富起來，這樣的軍隊真能救君國之難嗎?

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雙方訂立紹興和議：南宋向金稱臣，雙方以淮河為界，南宋每年向金人納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是年十二月，趙構唯一的嫡系將領、主戰派領袖之一岳飛被害於風波亭，時年三十九歲，成就了中華

一代傳奇。

任何一條復興之路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宋高宗面對的不僅僅是兇悍的女真人，還有桀鴦不馴的軍閥、民軍以及一個極其混亂的市場。

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振臂疾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原本被皇權以各種方式壓制的封建官僚終於再次獲得了權力，封建官僚一旦聞到金錢的血腥，就會如同鱷魚般，撕咬天下之財，即使最富庶的王朝也無法承受這種痛楚。

新黨主張千條萬條不好，卻真的能給封建官僚帶來財富，也能給趨炎附勢的人以利益。所以，新黨很容易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當帝國所有臣民都開始信奉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的實用主義哲學時，人們便會真的以為有了錢就能擁有一切，市場就會僅僅留下邪惡的一面一只要能賺到錢，什麼事情都敢做!

建炎之初，南宋外有金人，內有驕兵悍將，仍然還是一個失去禮義廉恥的社會，所有人依舊為金錢而瘋狂。什麼契約、誠信、市場、交易，誰擁有更強的暴力，誰就擁有更多財富、更多土地!

所以，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才有這麼多土地，所以江南之地，十有八九盡入官家!

面對貪婪的封建官僚、面對動盪的社會，宋高宗開出了一個相當不合時宜的藥方：靜以鎮之，清淨為國!

在一次與宰相呂頤浩的談話中，宋高宗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治理天下應該清淨為本，最怕朝官對天下之民指手畫腳，只有封建官僚相安無事，天下之人才能各安本分；國事已然如此，一般民眾就像虛弱已久的病人，斷不能再受傷害，否則元氣盡喪。

靖康之難，社會秩序完全被金兵破壞，農耕生產更是無所談起。面對百姓棄業辟難的艱難時局，宋高宗頒行了很多利民政策：南逃漢人（歸正人）可以在朝

廷領到耕地，再貸款買到耕牛，本金八年還清，前三年免除租稅；一無所有的流民（被虜之家）則可以在朝廷貸款，去買種子、買農具、安家立業，紹興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賦，就是說，終高宗一朝三十四年，始終未對這些流民收取租賦。

以上內容就是紹興十二年(114）宋高宗推行的經界法，再次以皇權作為後盾、以貸款作為手段重新推行耕者有其田。與歷代由帝國主導授田不同，經界法授田的方式非常務實：所有人自行上報佔有土地面積。本來南宋朝廷就沒幾個人，也不想管這事，讓封建官僚去分配土地，還不定把多少錢攫取進自己的腰包!具體給誰授田、授多少田，由保甲公議，反正每個保甲分配的土地總數固定，有人多占，就必然有人少占，一般民眾自己會把自己的利益分得很清楚，讓小農自己去治理小農，大部分人都能獲得公平。

就這樣，宋高宗在一年內，輕易完成了授田，土地佔有人自行出具地契，標明面積，一經保甲公議即具備法律效力，經官府覆核、確認後，便成為土地私有權文書。

如果宋高宗只是推行經界法，充其量不過是漢朝呂后實施<耕者有其田>的翻版，拾人牙慧、意義有限。

宋高宗高明的是，在短短數年間扭轉當時為錢是舉的社會風氣，讓所有人看到金錢的同時也看到了罪惡，利慾薰心的眼睛會斷送所有繁榮!

對此，宋高宗拿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方法；罰，不僅罰錢，而且罰命!既然不知禮義廉恥，就必須知道疼!

有效的市場，不僅需要商人的商品，更需要商人的道德!嚴厲的懲罰，除了鹽、鐵、茶之外，南宋朝廷和地方不再推行「禁榷」，讓一般民眾放手去做，無論賠賺，願賭服輸!

至於稅收，全國範圍內販運糧食、農具、耕牛等大宗者免稅，長途販運（跨州）者不再徵收關稅，這在相當程度上免除了商人稅賦。只要有錐末之利，市場就能創造出無數嶄新的行業，只要朝廷真的能做到清靜無為!

南宋瓷器燒制技術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巔峰，余杭窯、哥窯、龍泉窯，即使民窯瓷器也極其精瑩，無瑕如美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些宋瓷現在的市場價格，一個小小的南宋鴛鴦水滴拍價居然達到一千萬元以上，足以在今天的縣級城市購買一套大平米!

南宋是中國古代圖書業的巔峰時期，各地因紙質、印色不同又分為越州本、台州本、嚴州本等等。

南宋版圖書墨香紙潤，秀雅古勁，今天，一套宋版圖書的價格也足以在一線城市買上一套豪宅，真可謂書中自有黃金屋!

第一代世界海上貿易的締造者不是荷蘭人，而是南宋。

建炎之後，金人控制了淮河、黃河，中原和西域的陸路交通幾乎完全斷絕。沒關係，只要有錢賺，走海路也可以!廣州、泉州、明州和臨安是南宋四個最大的海上港口，與五十多個國家進行海上貿易，南宋的絲織品、茶、書籍、文具源源不斷販運到海外。成書於南宋紹興年間的《夢粱錄》記載，臨安不再有宵禁，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魚肉等攤販應有盡有，櫃坊也脫離了客棧的原始形態，成為專營信貸的金融機構，質庫，匯款、放貸動輒以千萬錢計，十年經營後，臨安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不夜城，極盛之世終於再次來臨我華夏!

貨幣戰爭之宋金之戰

二戰後，美國開始擁有世界第一的創新能力、生產能力，獨佔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黃金，美元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貨幣。一個國家修煉到這個境界，無論如何都可以稱為東西方不敗了。如此武功，美元居然在不足十年內就陷入極為尷尬的境地，全世界都在鬧美元荒。美國要想保持世界貨幣的地位就必須向全世界輸送美元，即美國必須大批進口其他國家產品；同時，美元如果想維持世界貨幣的幣值信用，就必須維持出超，維持黃金儲備，又必須嚴厲控制美元出境。

不准美元出境、必須讓美元出境…

這顯然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特裡芬魔咒: 只要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世界貨幣就一定會陷入這種兩難境地。特裡芬魔咒並非始自美元，當年的南宋同樣遇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從二戰說起，當時的南宋跟今天的美國比較像。

二戰之後，不僅僅是中國百廢待興，日本、義大利、英國、法國同樣也慘遇戰火揉踴，民生凋敝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瘟疫、饑荒、驛亂同樣漫延全國。戰後數十年間，這些垂而宋擊宗朝的錢幣不死的帝國主義國家無一不再振雄風，煥發出勃勃生機。是所謂市場機制創造了戰後輝煌嗎?

答：不是。

無論計畫還是市場，都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當時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絕非僅有這幾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第三世界中的絕大多數也在推行市場經濟，也沒見哪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

戰火只能毀滅財富存景，卻無法徹底毀滅創造財富的人，優秀的人力資本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所以，這些國家得以在戰後迅速崛起!

靖康之難後的宋金對峙就是這個樣子。「宋欽宗」雖然送給金人巨額財富，沒有給宋高宗留下一枚銅錢。宋高宗得到的是積攢了數百年的人力資本，宋室南遷後，北方漢人再次大規模南遷，江南一地生產不但很快恢復，還迅速達到了新的巔峰!

從當時的國際生產格局來看，南宋有絲織品、瓷器、漆器、寶船、鐵銅、糧

食、硫磺…，周邊國家有馬匹、牛羊、臘肉、便宜的食鹽……。也就是說，南宋棠握著幾乎所有產業的制高點、學握了所有創新，無論您是皇族、貴族還是平民，要想過上好的生活，就必須拿您的初級產品來換南宋的高級產品。

儘管金國、西夏、吐蕃、大理、高麗、日本等國家的皇族、封建官僚、貴族很少，但是，這些人卻佔有國內絕大多數財富。這一小撮，有錢人，讓南宋獲得犀，了一個極好的國際貿易市場一一要想與南宋進行貿易，就必須使用南宋的銅錢!

據《宋會要輯稿編》記載，南宋年間，所有進入南宋販運貨物的外國人都必須使用銅錢今天，出土文物顯示，南宋銅錢巳經遍及當時人們所見的全部世界，成為當之無愧的第一代世界貨幣：福建所鑄銅錢在南洋諸國成為當地貨幣；兩浙所鑄之錢成為日本、朝鮮諸國心貨幣；廣東所鑄銅錢在印度、北非等國也有使用。即便存在很多以貨易貨的貿易，海外商人也主動要求南宋商人搭配給一些銅錢。

周邊國家基本沒有獨立的貨幣體系，大宗交易全靠南宋銅錢作為交換媒介，當然，銅錢在海外的購買力遠高於南宋境內，只要能把南宋銅錢運出國境，那就發財了!

南宋銅錢成為世界貨幣，這是經濟鼎盛的最佳證明。

就在南宋銅錢輝煌的時刻，特裡芬魔咒不期而遇：要想維持國際貿易，南宋就必須大品進口外國商品、輸出銅錢；要想保證國內銅錢流通暢，就必須禁絕邊境貿易。

二戰後的美國面臨蘇聯的威懾，當時南宋北面也有一位整天張牙舞爪的鄰居，金國。戰爭時期，金人是不需要和宋人做貿易的，需要什麼搶來就是，不用交換，也用不著貨幣。這種搶劫模式在紹興和議之後就行不通了，金人必須以自己的產出與南宋交換。金人脫胎於原始社會，靖康之難中雖然也掠奪了一些中原工匠，卻始終不能形成冶鐵鑄幣產業，貨幣全靠從宋朝輸入。由此，雙方在南宋立國一百多年中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銅錢爭奪戰。

紹興十二年五月，南宋迫于金國壓力在籲眙縣開設榷場(邊界市場)，隨後又在淮北、淮南一線開設了一批官辦榷場(邊界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南宋官方根本不希望和金人做交易，何況金人在貿易中換走了本就緊缺的銅錢。為防止銅錢流入金國，南宋王朝對宋金貿易做了近乎苛刻的規定：進入榷場(邊界市場)的商品種類、時間、地點都有非常嚴格的限制，只允許雙方以貨易貨，南宋商人進入榷場(邊界市場)之前不知要經過多少次檢查，攜帶銅錢者沒收充官，按攜帶銅錢多少判處流配。不知用什麼方法，終於把銅錢帶進去了，還是不行。在南宋榷場(邊界市場)，金國商人根本無法見到南宋商人，只能通過榷場(邊界市場)官員與南宋交換商品。在南宋開出的禁運商品名單中，排名第一的不是兵器、鐵器或者銅錢，而是圖書。無論後世如何指責宋高宗賣國，宋高宗都始終極其痛恨金人，更痛恨金人試圖模仿華夏文明。於是，圖書被列為最嚴厲的禁售品，敢私運陽書進入金國境內者一殺無赦!

南宋錯了!

數千年來市場生生不息，就是因為它能為無數商人帶來利益。在市場面前，即使當權者制定了最為嚴厲的管理措施，也難抵天下之人對利益的嚮往，更何況，除了南宋榷場(邊界市場)，還有金國榷場(邊界市場)，那裡可是不受南宋小朝廷管轄的地方。

紹興和議剛剛訂立（金皇統元年），金國就在鳳翔（今陝西）、壽州（今安徽壽縣）一線廣設榷場(邊界市場)，相對南宋而言，這是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

北宋相襲，八十錢為一陌，由於銅錢匱乏，到了南宋，一陌經常有只有十多枚銅錢，被稱之為短陌，所謂長陌不過也就五六十枚銅錢。南宋長陌、短陌購買力當然不一樣，沒關係，一旦到了金國榷場(邊界市場)，就算是短陌都可以當做長陌使用。如此計算，銅錢在金國榷場(邊界市場)購買力高出南宋境內3-4倍。

金人在雙方邊境廣設客棧，一旦南宋商人進入金人客棧，金人就可以替南宋商人運送銅錢和商品，南宋差役又怎麼敢無故去挑釁女真軍隊?

除了鹽鐵，南宋朝廷幾乎放開了所有手工業；除了煮鹽，金國官府幾乎壟斷了所有手工業。這當然不是女真統治者良心發現，讓國內人民吃上便宜的食鹽，而是為了以此交換南宋銅錢，南宋官鹽價格是金人私鹽的數倍，加上長短陌折

扣，雙方差價又何止數十倍?

與南宋禁止私運圖書一樣，金國也有禁運商品，那就是馬匹。無論何種馬匹，膽敢販賣馬匹出境者，斬立決!

南宋，嚴厲的管制、官營的榷場(邊界市場)；金國，開放的市場、自由的榷場(邊界市場)；結果，大量銅錢通過熙熙攘攘的求利人群流向了金國。

在這場貨幣戰爭中，如果南宋緝私力度大一些，邊境守軍嚴格執行朝廷命令的話，南宋或許還有點希望，然而，一種新興商人的出現徹底斷送了南宋最後的希望，就是南宋自己的軍隊。

南宋初年，軍隊由各地勤王之師（民軍）拼湊而成，除了宋高宗的嫡系岳飛，其他軍隊都不吃皇糧。只要有錢賺，無論金人的錢、宋人的錢，都得去賺!

南宋高宗年間，南宋軍隊就開始大規模的進行宋、金邊境走私，最初集中於食鹽，後來居然連軍械、火藥都開始販運，所謂官辦榷場(邊界市場)其實剛好就是軍隊走私的集散地。

最後，南宋朝廷不得不下令府縣衙門不再對此類案件進行審理和判決（府縣衙門根本管不了），將之轉交給朝廷三司軍法監察部門。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的一次查禁中，三司查獲了一支南宋軍方艦隊，所有兵船居然都被改為走私商船。面對南宋軍隊的走私行為，金國方面表示出最大限度的誠意，由佈防在淮河一線的軍隊出面為南宋運輸食鹽，也承接南宋軍隊方面販運來的銅錢、糧食、軍械。

嘴裡全是靖靖康恥，猶未雪，背地裡卻全是銅錢恨，何時滅，還能指望這樣的將領能直搗黃龍?

難怪在此後一百多年的宋、金交戰史中，雙方經常互相投降，雙方征戰雖多，卻極難見到大規模戰爭。

商場就是戰場，宋金雙方早就在商場中結下了金錢的友誼!

銅錢大量流向金國，錢荒嚴重了，為因應錢荒，宋高宗很快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南宋「會子」(紙幣)。

建炎初年，中興四將就在各自的地盤發行過紙幣，隨著飛岳飛在中興四將中一枝獨秀，宋高宗在紹興六年取締了各地紙幣發行權，並開始自已發行紙幣。

與北宋年間的「交子」、「錢引」不同，「會子」是一種亳無準備的紙幣，雖然「會子」以銅錢數標明面值，但是，絕大部分人、絕大部分地區無法以「會子」直接兌換銅錢。也就是說，宋高宗在位期間對「會子」發行相當克制，年發行量不過一百五十萬貫，主要用於支付軍需，流通範圍也僅限在兩淮、巴蜀等與金國交界一線。反正只有這些人、這些地區才有宋、金貿易，既然無法控制走私，那就把這些紙幣運到女真的地盤上去騙物資吧!

在宋金貨幣戰爭中，絕大部分「會子」都流入了金國，並成為金國主要交易媒介。當然，這些紙幣也激發了女真人的模仿性創新，女真人也開始自己印發紙幣，只不過女真的印刷技術實在太差，國內紙幣偽鈔盛行，南宋「會子」在金國的法償能力遠高於本國紙幣。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會子」不可能大幅貶值，甚至不太可能成為一種通行全國的

南宋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九年，1149年），女真貴族完顏亮篡奪帝位成為金國皇帝，這是金史中一位著名的憤青皇帝。一生只做了兩件事：第一，為南侵攻宋聚斂錢財；第二，南侵失敗。

在位期間，完顏亮徵召全國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子全部入伍，親老丁多的家庭也不能留下一個兒子。另外，完顏亮還盡征民間馬匹，總計在民間搜刮了五十六萬匹馬，國力疲敝之至，已經拿不出五十六萬匹馬的草料，完顏亮居然下令開戰?

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國憤青皇帝自以為完成了戰爭準備，招自對金國所有人提前_徵收了五年稅賦，帶著一百萬傾國之兵撲向南宋。

中國歷史中有一種傳統，但凡開圳拓土的皇帝都能獲得美名，無論在位期間民生如何，比如，漢武帝；一旦對異族妥協，就一定被指責為昏君、是投降派，是歷史的罪人，比如，宋高宗。

在此之前，南宋主和派認為，空談複國沒有任何意義，所謂複國之議不過吹噓北方義軍如何鼎盛、百姓如何盼望王師。在主和派眼中，北方義軍本就是廣（吳廣）、勝（陳勝）之徒，他們才是亂世之源，焉能依靠他們就揮兵北伐。

笑話，那還不得耗盡天下之財!

宋高宗無疑是、主和派首領，在他壓制下主戰派一踞不振。不過，宋高宗不是霄天生的投降派，對他來說，主戰、主和都倡定，當和則和、當戰則戰。

是相對的，是戰、是和，全憑當時局勢而

金國憤青皇帝完顏亮實在缺乏保密意識，不但把一幅杭州地團掛在寢宮裡，還

曾寫下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的詩句。聽到這樣的消息，宋高宗就算有心投降，也該明白北面這位憤青皇帝到底想幹什麼了。

不就是拔刀出鞘嗎，忍無可忍就毋須再忍!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後，時秦檜已死，宋高宗罷黜了一系列主和派官員。

然而，主戰派的慷慨激昂不能變成軍糧、軍需得有錢、有很多錢。

怎麼辦?

答：增發紙幣，即，增發「會子」。，要想打贏這場戰爭，南宋朝廷首先

紹興三十年，完顏亮南侵前一年，宋高宗下令巴蜀一地「會子」多行一百七十萬緡。次年，朝廷成立部級單位主管「會子」發行新印發的「會子」在全國範圍內成為官府指定貨幣（舊「會子」主要是用於去金國騙取物資，當然不能認帳。此後，無論朝廷支付軍需、一般民眾繳納稅賦，都可以用「會子」支付。

然後，宋高宗下令御駕親征!

即使在戰時，宋高宗對發行「會子」也表現出一種相當克制的態度：官府所有開支，支付貨幣中「會子」不得超過總價一半；民間繳納稅賦，卻可以六成以「會子」支付。畢竟這些「會子」是憑空創造出來的貨幣，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天價通貨膨脹，而這樣的比例，則可保證戰後數年之內回收大部分「會子」。

在短短兩個月內，憤青皇帝完顏亮親自率領的水軍就在采石磯全軍覆滅；陸戰再敗于大散關、鳳翔、樊城一帶；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元年，1162年），完顏雍在東京（今遼陽）稱帝，廢黜完顏亮為海陵庶人，隨後，完顏亮被屬下殺死。完顏亮南侵，南宋完勝!

突如其來的勝利有時候會沖昏人的頭腦，趙構。

完顏亮的失敗，意味著，金兵不敗的神話徹底破產，趙構的頭腦也熱了起來，

畢竟光復中原、直搗黃龍是一代人的夢想，又有誰真的願意奴顏婢膝呢。

面對主和派的冒死勸諫，趙構一反常態力主出兵北伐。隆興元年(1163年）正月，塵封已久的岳飛案平反了，岳飛被追封為鄂王（看起來，一旦需要人造英雄形象的時候，趙構還是先想到了曾經重用的岳飛），同月，宋將李顯忠、邵宏淵出兵北伐。

轟轟烈烈的隆興北伐開始了!

前面我們說過，宋高宗奉行無為而治，沒有了封建官僚，於百萬人得以追逐錐末之利，南宋王朝經濟得以奇跡般迅速恢復。但這種行為是有代價的，無為、無為，無所作為，不僅僅是皇帝無所作為，封建官僚也被逼無所作為，既然沒本事對付黎民百姓，當然也很難對付驍勇善戰的女真。

商宗一朝，南宋封建官僚始終處於弱勢，加之宋高宗有意已推行北宋以文制武的國策，南宋朝廷已經沒有中興四將這樣的將才，朝廷直接指揮的軍事力員也僅有二十萬人左右，能出戰者不過六萬。這樣的軍事實力，朝廷動用發行「會子」一類的非常手段才得以退敵，何況出境主動擊敵?

隆興北伐比完顏亮南侵的戰績稍微好一點點，完顏亮支持了兩個月，隆興北伐支持了半年。南宋正月出兵，七月即在宿州遭遇大敗，軸重盡失；八月，主和派湯思退再次拜相，南宋由攻勢轉為守勢。

隆興二年，宋金雙方再次簽訂隆興和議。與紹興和議相比，總算挽回了一點名聲、換回了一點利益，和議約定南宋不再向金稱臣，雙方皇帝以叔侄相稱，南宋歲幣減少十萬。

王夫之對此有過精準的評論：隆興年初，在以文治武的理念下，將軍都開始

冒充書生，自矜有君子之風的士大夫則在湯火之急的兵事面前做出一副恍著無事之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是，焉能成就北伐霸業?

晚年宋高宗，隆興和議後，宋金雙方再次進入相對和平的時期，南宋則在趙構主持下恢復了無為而治的國策。

趙構早年顛沛流離，卻絕對有一個幸福的晚年，也是一個長壽的皇帝，他活了八十一歲，死亡時已是淳熙十四年(1187年）。早在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南侵那年，宋高宗就把皇位禪讓給了自己的遠房親戚，趙奮，即宋孝宗。

趙容並非宋高宗嫡嗣，也非子侄，而是出自宋太祖趙匡胤一脈，從血緣關係上講，在遙遠的八九代之前二人曾有直系血親關係。

當時坊間傳聞，宋太祖在天之靈不滿宋太宗篡位（宋史中有燭影斧聲之說，意指宋太宗謀殺了宋太祖），所以才讓太宗子孫經歷了靖康之難。為應驗民間偈語百年之後，太祖當再有天下，宋高宗在宋太祖子嗣中選擇了趙容為帝。看來，宋高宗雖然貴為皇帝，終究還是對天命之說有所畏懼。

當然，雖然趙構退位稱太上皇，他還是真正意義上的一把手。每當宋孝宗力陳恢復大計的時候，太上皇趙構總是說：等我百年之後，你再想這事吧

宋孝宗趙容當政二十七年，二十五年頭上還有一個太上皇趙構。孝宗，淳熙年間，南宋王朝修淳熙條法事類，對封建官僚一舉一動進行了嚴格規範，嚴禁封建官僚本人、家人和奴婢涉足任何商業、手工業。荊南府知州、建炎名將李道手下的一個豪奴挪用公款放高利貸，事發後李道被判處被流配黔地一相當於死刑（北宋相襲，朝廷不殺讀書人），朝野為之噤舌!

孝宗淳熙年間，南宋王朝開始輪流赦免全國可眉農戶租賦，僅淳熙八年就在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等地免除了一百七十萬石糧食、二十六萬緡錢，放到建炎初年，這可是南宋王朝的全部收入。

淳熙十六年，僅親政兩年的宋孝宗病逝，南宋經濟也終於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當年全國總戶數達到一於二百萬戶，遠遠超過了盛唐玄宗之治（如果考慮疆域大小，南宋經濟應該更是盛況空前）；封樁庫銅錢高達四千七百萬緡，穿銅錢的繩子已經腐朽了，以至於無法完成清點，站在宋高宗的肩膀上，孝宗年間被史箱呵稱為孝宗之治《宋史》對宋孝宗給出的評語是巳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孝宗之治就真的是宋孝宗的功績嗎?還是宋高宗被治史者在有意無意間忽略?如此豐只的國庫，韓杔冑認為遠遠不夠，還有什麼方法能在短時間內聚斂更多財富呢?貨幣增發!自紹興三十一年至開僖元年，朝廷一共發行「會子」，據《朝野雜記》記載，開禧二年的「會子」發行是14億緡。在這之後是殘酷的經濟現實：短短兩年間超拱發行紙幣引發門國內大通漲，開祒二年初，臨安的米價在短短兩個月內，上漲三倍左右。

經過宋高宗、宋孝宗的無為而治，南宋王朝已經完全具備了北伐金國的實力，何時北伐已經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宋孝宗僅親政兩年就退位，當太上皇的時候又跟宋光宗一直鬧意見，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實現北伐金國的宏偉志向。這個任務落在了新的繼任者宋寧宗身幻上，一個甲子的平靜即將被打破。

在普通人眼裡，皇帝一呼百應，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其實，僅僅一個皇帝的稱號並不能讓一個人真的君臨天下，個人履歷同樣會決定皇帝是否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宋寧宗的履歷實在不怎麼光彩。

紹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死了，作為繼任皇帝的宋光宗卻拒絕參加先皇葬禮，可見宋孝宗、宋光宗父子矛盾之深。 

為平息朝野洶洶之議，韓侂冑與趙汝愚聯手發動政變擁立宋寧宗，逼宋光宗退位。如此履歷，宋寧宗自然在這兩位大臣面前直不起腰杆，畢竟是人家提拔的你，這個道理跟普通人其實沒什麼區別。

宋寧宗趙擴登基，韓侂冑、趙汝愚有擁立之功，如果用童話中的語言應該這樣描寫，從此，宋光宗、趙汝愚、韓侂冑手把手過起了幸福的生活，歷史不是童話，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合作只是暫時的，鬥爭才是永遠的!

何況，韓侂冑與趙汝愚之間的矛盾是路線之爭，關係到南宋帝國打什麼旗、走什麼路，不是兩個人坐下來喝杯酒、碰個杯就可以解決的。

趙汝愚向來以富弼、司馬光為偶像，他信奉的是儒家義利之道。這是一種類似於少林七十二絕藝的正派武功，要威震江湖首先要苦行修煉內力，練個三五十年才是個起步，沒有人能在短時間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所以，趙汝愚認為，要北伐、要報君父之仇，就必須依靠內修政事去外擺平狄夷!

所以，他大力提倡朱程理學。所謂存天理、去人欲，是帝師朱熹對皇帝提出的要求，希望幾乎無所不能的皇帝最終能有所敬畏。韓侂冑的榜樣是王安石，他信奉的是商鞅的王霸之道。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邪派武功，所謂修煉不過是武林稱雄，揮刀自宮，不需零要艱苦的修煉、也不需要苦行，只要在一瞬間爆發全部力品就能制敵於死地，只求一時之利、不求萬世之功。所以，韓侂冑認為，既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就必須只爭朝夕、畢其功於一役!何況，我大宋朝並非無錢，只要盡取天下之財，必定能做一番經天緯地的事業!所謂君道只是無用的迂腐之論，只有執賞罰才能以驅天下，這才是霸者之術!

在宋史中，韓、趙之爭也被稱為王霸義利之辯。

這一刻，韓侂宙繼承了新黨的光榮傳統；這一刻，王安石、呂惠卿、「蔡京」靈魂附體，充分發揮了新黨要錢不要命的優秀傳統；這一刻，韓侂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代表了一批新的封建官僚!

王霸義利之辨，新舊之爭，在南宋王朝，重燃!

慶元二年(1196年），韓侂冑興起慶元黨禁，趙汝愚因自己的言行被扣上了一頂投降派的大帽子，並被時人斥為秦檜第二。接著，趙汝愚在流放之地自盡，一批理學名臣被罷黜，朱熹等五十六位當世大儒被列為偽學逆黨，六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廟》成為世之大禁。

存了朱程理學中的天理，又怎麼能滿足韓侂冑的人欲?

這裡要說，慶元年間南宋王朝的國運還不是最壞的，金國的運氣實在更差：宋光宗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1192年）、紹熙三年，西夏接連入侵金國，新興的蒙元帝國也開始蠶食金人土地；紹熙五年，大通節度使憲顏辯據五城叛變；同年，今山東一帶發生大饑荒，流民蜂擁而起，史稱紅衫軍，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都是南宋出兵北伐的好機會。南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年）起，南宋開始用一系列動作試探金國虛實。

追封岳飛為鄂王、改諡秦檜為繆醜，為興兵伐金造聲勢。之所以選擇岳飛而非黃天蕩大戰的指揮者韓世忠，我相信還有一個原因，這位後世敬仰的岳飛，其祖先曾是韓侂冑祖先的家奴。由此，岳飛的孫子岳珂也終於得到機會，綜合個人幻想和各種民間故事創造了那部編年體小說《鄂王編年紀實》。

宋金之爭向來是宋人忍讓、金人跋扈。嘉泰年間，南宋軍隊一改往日作風，不停在兩淮、川陝越境作戰（主要是騷擾百姓、殺人越貨）；面對宋軍的挑釁，金章宗只是以公文的方式知會南宋，有強盜越境，之後就再無聲息了。

故意透露消息給金國使者完顏阿台，讓他到宋朝不停在邊境購買金國馬匹。完顏阿魯歸國後奏報朝廷，金章宗的第一反應卻是在金殿之上將完顏阿魯痛打了一頓板子，然後貶官、流放。此時此地，再不北伐，韓侂冑就是白癡!

開禧二年(12061f:)五月，韓侂冑領平立國軍事，出兵伐金，史稱開禧北伐。

在這裡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開禧北伐中歡呼雀躍的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職業軍人、甚至不是群氓百姓，而是南宋文壇!

開禧北伐是南宋文壇一大盛事，軍中既有醉裡挑燈看劍的辛棄疾，也有鐵馬冰河入夢來的陸遊，討金檄文更是與駱賓王的《代李敬業討武器檄》並列為中國仁古代四大檄文，以一句無不報之仇名垂於古!

天道公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在南宋萬於文壇才子直接參與下，於呼萬喚的開禧北伐在不足三個月內就全線潰退。我覺得，辛棄疾、陸遊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們的詩詞已經明確告訴讀者，自己只適合在喝多了、睡著了的情況下參與軍事行動。

這是一個雙方誰也沒有想到的結果。開戰之前，金宣宗已經做好了全線潰退的準備，第一道防線居然設在西起今石家莊、東至今天津一線。也就是說，韓侂冑根本還沒遇到金國主力，就潰不成軍了。

曾經有無數人、用無數種方式解讀過開禧北伐失敗的原因，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四川宣撫使吳曦叛變：北伐前夕，金人許諾讓吳曦稱王、永鎮巴蜀之地，吳曦為了一姓榮華富貴在背後擺了韓侂冑一道。

僅僅從軍事角度，這肯定是重要成因之一；如果把貨幣、金融、經濟都納入我

們的視野，這個結論還成立嗎?

吳曦拒不出兵，確實導致韓侂冑三路同時北伐的方略落空，但這遠不足以給

北伐大業造成致命打擊，偶然的用人失誤更不可能導致全域性崩潰。實際上，吳曦稱王只有四十一天，其後就被衛兵矯詔刺殺，如果韓侂冑真有統轄全域的胸襟和能力，他有足夠的時間重整巴蜀軍事力量。

開禧北伐失敗是命中註定的結果，吳曦叛變不過是一支催化劑。韓侂冑討厭士大夫，更討厭社會經濟運作規律，在他眼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儒生無用的詭辯。當政十年間，韓侂冑啟用了一批胥吏：但凡能為朝廷聚斂到財富的人，無論出身如何都是粗才；但凡能為朝廷徵召徭役的人，無論採取何種手段都是俗才，而韓侂冑考核粗才、俗才的唯一標準就是為朝廷聚斂了多少財富、徵召了多少無償勞動力。

這是一種怎樣的剝奪。王安石變法期間北宋財力達到了巔峰，熙寧年間國庫收入不過也就六千萬緡錢；慶元年間，朝廷總歲入超過八千萬貫，國庫僅黃金就八十多萬兩、白銀接近兩百萬兩。要知逍，南宋能控制地盤不足北宋的三分之二。

如此豐厚的國庫，韓侂冑宵仍然認為是遠遠不夠的，有什麼方法能四韓侂冑胄聚斂更多財富呢?

答：絕招，貨幣增發。

在短時間內為自紹興三十一年至開祒。元年，朝廷一共發行了十一界「會子」，每界「會子」流通時間平均在五至十年不等，新發行的「會子」可以1:1兌換舊「會子」。

開禧元年，韓侂冑霄歸在沒有收兌第十一界「會子」的同時就發行了第十二界「會子」，開禧二年又發行第十三界「會子」，南宋貨幣史中第一次出現了三界「會子」並行。據《朝野雜記》記載，開禧二年的「會子」發行是14億緡，而乾道四年(1168年）這個數字只是四億萬緡。

這組資料的背後是殘酷的經濟現實：短短兩年間超呈發行紙幣引發了國夕內大通膨，開禧二年初臨安米價在短短兩個月內上漲三倍左右。紙幣將天下之錢，驅趕到府庫和富人家中，物價翻騰，農人面對著乾涸的土地無從借貸，農病矣!

都邑白晝商鋪關門，商病矣!

讀書人食不果腹，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拿到銅錢、白銀，士病矣!

百工空有一身本領，造出來的東西卻不敢出售，也不能養活自己，工病矣!

天下四民俱病，軍隊奄奄一息，韓侂冑即使占盡天下之財，又怎能不得不倉皇北顧?

開禧三年，韓侂冑被另一奸相史彌遠謀殺，開禧北伐以嘉定和議而告終。那一年，另一個更兇狠的強盜，鐵木真在斡難河畔豎起戰旗（這一點跟中國傳統完全相悖），蒙元帝國鐵騎即將踐踏中原河山。

嘉定和議後的第三年(1211年），蒙金戰爭爆發，蒙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破金

國北疆防線。此時，金國的統治者金宣宗，做出了一個極為錯誤的決定，他沒有聯宋抗蒙，甚至沒有集中全國之力對抗蒙元帝國入侵，反而想出了一個南擴立國的餿主意：效仿北宋南逃，在江南重新建立金國。江南是南宋的地盤，金宣宗豈能想來就來?

由此，宋、金再次展開了一場長達十幾年的戰爭，兩國在巴蜀、兩淮、荊襄三地同時開戰。在這場戰爭中，宋金兩國都頂著亡國的壓力，戰爭極其殘酷。遺憾的是，宋金雙方都找錯了對手，雖然宋金之爭還是沒有分出勝負，兩國卻都為籌措軍費發行了大員紙幣，貨幣體系同時崩潰。

金國的紙幣叫「交鈔」，印行「交鈔」的主要目的是彌補銅錢的不足。

金宣宗年間，為了支付南北戰事費用，連印四界「交鈔」，國內終於發生了超級通貨膨脹。這樣的紙幣當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一百貫的「交鈔」居然連一枚銅錢都換不到，紙幣貶值99％以上。

南宋宰相吳潛在評價金國之亡時說：金人亡國，表面是韃子入侵，實際上則是紙幣超額增發所致，無論一張紙幣面值三緡、五緡還是百緡，這終究是一張紙，百姓始終不認為這是錢，栳幣貶值耗盡了金國最後一點血，南宋也再次大量發行「會子」，宋理宗紹定年間，南宋「會子」再次出現三界並行（十四、十五、十六）的局面，流通中的「會子」達到3泣莊骨，是開禧北伐前的三倍，一貫「會子」在市面上已經難以換到100枚銅錢，紙幣完全不值錢。

南宋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金哀帝兵敗自盡，金亡。

宿敵金朝亡國驚醒了南宋君臣，上至皇帝、下至一般民眾，大家都明白取代金國的蒙元帝國是一個更為兇狠的歹徒。要想對付蒙元帝國，南宋王朝必須有所作為，宋理宗於史彌遠死後笫二年改元端平，開始了一個叫端平更化的時代。

要想重振經濟，必須整頓貨幣。但凡整頓貨幣，一定要實現兩個目標：減少流通中的紙幣、建立良好的幣信。

兩個目標相比，減少流通中的貨幣其實很容易，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廢止這種貨幣流通，以新幣收兌舊幣，比如，後世中華民國就曾以金圓券替代法幣、又以銀圓券替代金圓券。這種方法簡單而粗暴，雖然能在短時間內減少紙幣，卻不一定重建幣信，持有貨幣的人無法相信貨幣發行者不再超額發行貨幣，也無法判斷自己手中的新幣是否會繼續貶值。

所謂幣信就是貨幣信譽，你得讓人相信這種紙幣真的值這些錢，唯一方法就是以真金白銀兌換流通中的現有貨幣，重樹發行者的形象。端平年間，宋理宗正是以真金白銀來整理「會子」的，史稱「會子」提稱。

為收回流通中的「會子」，宋理宗共從國庫中拿出了九萬一千八百三十兩黃金、二百零一萬六千九百兩白銀，按舊「會子」面值2:1的比例兌換黃金或白銀（後改為5:1)。當時市場上的實際兌換比例為10:1朝廷給出的兌換比價已經商出市場數倍。

這實在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只有朝廷吃了大虧，才能真正重建幣信。為減輕國庫壓力，宋理宗也提出了很多輔助措施：「會子」的持有者可以用舊「會子」換取爵位、僧道度牒；「會子」持有者可以用之納稅、免除徭役，鹽商也可以用部分「鹽鈔」和「會子」搭配換取官鹽（不能全部以「會子」取代「錢引」，否則，「錢引」就喪失了幣信）。提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端平二年，「會子」與銅錢的兌換比例終於下降到約5:1，這是提稱中官方最終給出的「會子」價格，自然會成為市場上公認的交易價格。

從貨幣發行的角度來講，提稱無疑是成功的。不成功的是，宋理宗剛剛花了血本整理「會子」，端平二年，蒙元大軍就開始分三路入侵南宋。順便提一句，蒙 元鐵騎入侵南宋的時候，鐵木真已經死掉九年了，當時的蒙元帝國已經橫跨歐亞大陸。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個自稱成吉思汗的戰爭狂人跟南宋有多少瓜葛!

外敵入侵，國庫金銀、銅錢卻早就拿去提稱「會子」了。沒有辦法，只能再發「會子」! 

端平二年之後，南宋朝廷連續發行十七、十八界「會子」，雖然只是兩界「會子」同時流通，發行社總量卻超過前期任何一個時代的總和!更離譜的是，蒙元西路大軍將巴蜀地區變為戰場。這裡是栳樹(樟樹)的主要產地，

栳樹(樟樹)則是製造紙幣最主要的原料，所以「會子」也稱為栳幣。現在，巴蜀地區成為戰場，製造紙幣的栳樹(樟樹)無法供應，只能在江南就地取材。將栳木化為紙漿的難度很大，所以，紙幣也難以仿造；不過，如果只是將普通樹木、竹子化為紙漿，這簡單，一個南宋書商就能做到，既然官府可以濫發紙幣，軍隊將領、地方豪強也可以自行印刷「會子」。

結果：南宋境內偽幣氾濫，端平元年的提稱效果不足一年就蕩然無存!

時人王邁如此評論：朝廷本意是維持「會子」信譽，現在，不但朝廷大量刊印發行會子，市坊之間也偽幣氾濫，收兌「會子」的機會都沒有了，「會子」又焉能不一貶再貶?

應當說，南宋還是幸運的，在端平年間的戰事中，蒙元大汗蒙哥在釣魚城為南宋石炮所傷，最終不治而亡。蒙哥死後，「忽必烈」等人回兵大漠爭奪汗位，為南宋贏得了十年的備戰時機。十年並不是一段很短的時間，雖然蒙元肯定還會南侵，如果備戰措施得當，宋蒙之戰可能會膠著更長時間。隨著蒙元內政時局逐步變化，宋蒙戰局也許就會出現轉機，也許宋室能保住中原王朝血脈。

《宋史》告訴我們，南宋王朝沒有抓住這寶貴的十年，宋理宗死後，在一位新的奸相之賈似道左右下，南宋終於走向了不歸路。

賈似道，南宋名將賈涉之子，嘉熙二年進士，即南宋末年著名的蟋蟀宰相。據說此人以鬥蟋蟀為己任，還為後人留下一本鬥蟋蟀的專著《蟋蟀經》；鬥蟋蟀之外，此人還喜歡撥弄是非、排斥異己，悍然殺死抗蒙名將向世璧，逼走將領馬光祖，迫使大將劉整叛國，最終使得南宋柱石皆空，亡國之日在即。

因此，賈似道與秦檜、韓侂冑、史彌遠並列為南宋四大奸相，被《宋史》列入奸臣傳。

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我要告訴大家《宋史》的著者為元末宰相「脫脫」。

賈似道曾經是蒙元帝國最大的敵人，蒙哥侵宋的時候，所選擇的戰略突破口並不是後來的襄陽，而是鄂州(湖北)。主攻鄂。州的將領是後來的元世祖「忽必烈」；南宋一方的守將，恰好就是賈似道。

蒙哥死後，「忽必烈」最初並不想退兵，而是發出了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而返的狂言，希望攻克鄂州堅城之功，再回大漠爭奪汗位。

賈似道一介書生，在朝廷不發一兵、不賜一糧的情況下獨守鄂州一百多天，迫使「忽必烈」無功而返。

「忽必烈」稱帝后曾多次怒斥部下：你們總說書生無用，當年為何你們拿不下一個書生鎮守的鄂州城?

景定元年「忽必烈」退兵，賈似道擊潰了蒙元帝國最為精銳的部隊，皇帝詔書稱其對宋室有再造之功。

賈似道拜相後，確實翦翦除了向世璧、馬光祖、劉整以及很多軍方將領，這些人也確實都是百死餘生的驍將。面對這些事實，我還是想先間幾個問題：為何賈似道和宋理宗要不遺餘力翦除這些抗蒙驍將?

十多年兵災之後，南宋又是一幅怎樣的河山?

鄂州戰後，宋蒙戰爭已經持續了十三年，一切正常的社會秩序早已被打破，正常的經濟運行早就不存在了。這段時間內，強勢集團忽視一切社會道德、規則，瘋狂從事兼併土地。當世大儒劉克莊（賈似道的密友）上奏宋理宗：現在，土地兼併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朝廷官員吞併豐腴之地，他們的土地綿亙數千里、歲入糧食達到上百萬石，自開闢鴻蒙未見此景。

御史台的奏摺則這樣描述：權貴奪民田，少則數於畝，多則連綿4千里，弱

者肉、強者食，兼併寢盛，一般民眾已經無法殘生了!

北宋以來，佃戶租賃土地始終是來去自由，租佃關係根本不對佃戶形成人身束縛。宋理宗端平年間開始，佃戶完全被固著在土地之上，淪為農奴。《建炎以來系年要最》記載，地主殺死佃戶判流配本州，佃戶不得告發地主，只要有錢，人可以隨便殺（富人敢於專殺）

當絕大部分人的生命都被棄如敝質，又怎麼可能守住自己的財富!

短短十三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趨勢呈爆發式上升，強勢集團已經占盡天下之財。不要說曾經富甲天下的南宋王朝，任何一個末世王朝土地兼併都從未如此慘烈。

戰後淳佑年間，「會子」已經無法流通，土地都集中在官家豪強手中，皇帝又能靠什麼吃飯呢?

答：「和餘」。

「和餘」發明者為唐朝李林甫，本意為高價購買農人手中的糧食，是一種財政轉移支付。王安石既然要理天下之財，當然不能做這種虧本的生意，「和餘」由此變為一種害民惡政：在正稅之外，朝廷低價強買農 

人糧食。宋理宗為應對宋蒙戰事，「和餘」變得更為離譜，以「會子」支付農人售糧價款，後來乾脆連「會子」都省了，用搶的!

所謂國用邊餉，皆仰「和餘」!

光怪陸離的末世王朝，強勢利益集團儼會亳無顧忌地把壓力全部轉移到弱勢方。官家妾強有這麼多土地、手握這麼多軍隊、這麼大的權勢，誰又會把「和餘」加到自己頭上呢?結果：官家豪強不服從「和餘」，一般民眾又已經沒有了土地，很快，南宋就連「和餘」這樣的惡政也維持不下去了。面對當時的危局，賈似道拿出了自己的應對之策，公田法。

貴定四年(1263年），臨安知府劉良貴，在賈似道指使下奏報：為今之計，必須控制官員超秩占田，朝廷可以效仿「和餘」，用贖買的方式拿走他們手中的土地，將之分給無地農戶；這樣每年全國可以增加六七百萬石糧食收入，從此不再仰仗「和餘」、不再發行「會子」、物價不再翻湧、軍需不再難以為繼!

如此，貧宮可均!

為了挽救彌留之際的南宋王朝，賈似道希冀再次以強大的皇權作為後盾在南宋平均地權，將帝國參經濟扳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逍。當朝宰相、軍國平章賈似道更是帶頭捐出自己在兩浙路的一萬畝良田，並將其分給無地農戶。

有了皇帝的聖旨和宰相捐地的榜樣，普通人就真的能從官家豪強手中得到土地了嗎?

宋理宗不是馬上皇帝，賈似道面對的也不僅僅是封建官僚，他們的對手是在對蒙作戰中日益強大起來的官家豪強。這些人不但身居高位，手裡還掌握著地方

武裝，是官也是匪，該是官的時候是官、該是匪的時候就是匪。

面對這樣一群聚斂無度的封建官僚、窮凶極惡的土匪，僅僅憑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一個書生宰相賈似道，全國士無錢、無地、無勢力的農戶又豈能真的團結在一起，在官家豪強手中拿到土地?

公田法剛剛推行的時候，主要目標是占田超秩的官員、富人，所有人必須無條件出賣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公田法的剝奪對象居然成為占田僅為二百畝的小康之家，後來又擴大到占田一百畝的普通自耕農，推行範圍也縮小至兩浙路，即宰相賈似道的老家。

按公田法規定，朝廷買回官田後應給無地農夫發放無息貸款，以購買耕牛、農具、種子，結果，所謂無息貸款居然變成發放「會子」、收回銅錢或者白銀跟搶劫也差不多!

官家買回公田，同時在每鄉鎮設立官莊負責授田，同時管理租賦。結果，官莊管理權無一例外被封建官僚掠奪，他們看好誰的土地就直接強令其併入官莊。

宋理宗和賈似道並非沒有努力，為了配合公田法，他們推行了打算法。打算法也被後人稱為南宋亡國之源，因為，賈似道正是在推行打算法的過程中誅殺了向世璧、趕走了馬祖光、逼麟劉整投降。

打算法的字面含義在南宋年間是審計、內審、監察的意思，所謂打算法

就是由封建朝廷出面對官員、軍隊進行審計監察。

戰爭期間，官家豪已強撈了這麼多土地；現在，朝廷追究起來，怎麼辦?

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朝廷律令，誰能保住財富就保住了自己的勢力。景定年間，打算法查辦了一小撮邊境將領，一大批將領則為逃避打算法投降蒙元，這其中就包括後來為「忽必烈」策劃襄陽之戰的金國降將劉整。

南宋王朝，大命將傾!

景定五年，在南宋滅亡前一刻，飽經風霜的宋理宗撒手人寰，把這個爛攤子留給了自己的侄子宋度宗。

我們似乎不應過多責備宋度宗，據《宋史》記載，宋度宗的智力可能有點問題，真正煩惱的是宰相賈似道。宋度宗稱賈似道為師臣，下朝時必起立目送賈似道離去。

實際上，賈似逍才是南宋王朝真正的統治者、南宋君臣的精神領袖一位曾經擊潰蒙元皇帝的戰神!

宋度宗可以停留在幻想的世界裡，賈似道卻必須面對真實的世界。

為應對蒙元帝國人接連不斷的邊境騷擾，為撫慰自己的將士，也為用「會子」去騙人們手中殘存的土地，賈似道再次拿出發行紙幣的老辦法。宋理宗死後，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同時流通，發行量已經突破65億緡，曾出現 每日發行十五萬緡的記錄，是整個宋朝紙幣最瘋狂的時代。

我們說過，當一種紙幣成為廢紙，就必須整理貨幣，整理貨幣有兩種手法：以新代舊、整理幣信。賈似道已經沒有能力以真金白銀兌換人們手中的「會子」，也就只能發行新幣、取代舊幣。

景定五年，賈似道宣佈發行新的紙幣，此後，十七界「會子」不再具有購買力，十八界「會子」按3:1的比例兌換關子。

關子行，物價翻騰，金銀關子發行當年，臨安立即發生了大饑荒，米價漲到斗米千錢，蠶絲價格也上漲了約十倍左右。人們這樣評價時局：栳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且夕!

對賈似道來說，金國亡國之鑒不遠，他本人也是端平年間整理「會子」的宣導者和直接執行者，不可能不知道濫發關子的害處。無論增發紙幣有多大害處，這確實是迅速聚斂財富的絕招，現在，蒙元鐵騎巳經打到家門口了，飲鶴止渴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再次揮軍南下。這一次蒙元帝國放棄了三路並進的戰略，集中所有力量猛攻襄陽(湖北武漢)

這裡才是南宋真正的命脈所在：南宋據守東南，以吳越為家，最要害的地方卻在荊襄，只要攻取襄陽，順水而下，揚州、廬州就會不攻自破!

宋蒙之戰中耗時最長、最為慘烈的攻堅戰，襄陽之戰開始了。

賈似道雖然與秦檜並列為南宋四大奸相，卻與秦檜有看完全不同的人生觀，秦檜是典型的投降派、賈似道卻是一個堅決的主戰派。

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中存在著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的傾向，這種不分是非

的邏輯令人非常不安：危急時刻挽救了宋朝王室的趙構被斥為賣國賊、投降派，因為，他沒有在剛剛立穩腳跟之後就揮兵北伐；堅決的主戰派賈似道同樣被視為奸臣、亂臣賊子，因為，他打了敗仗，最終南宋亡國。

對當時的南宋人民來說，並不覺得蒙元帝國有多麼可怕，更不認為亡國在即。他們有朝廷柱石、皇帝的師臣賈似道，大汗蒙哥親帥三路大軍入寇，照樣被打的狼狽而回，現在的蒙元大汗「忽必烈」正是當年賈似道的手下敗將。

「忽必烈」，有什麼了不起的?

為對抗蒙元帝國入侵，賈似道派出了自己的嫡系大將，呂文德。在鐵血交織的襄陽之戰中，這位文盲將軍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成為決定南宋王朝走向的關鍵人物。

金庸先生所著《神雕俠侶》大結局即以襄陽大戰作為故事背景，雖然主要歷史人物被張冠李戴，小說還是給呂文德安排了一個跑龍套的角色。《神雕俠侶》中曾有這樣的描寫：郭靖、楊過等在浴血奮戰的時候，這位將軍居然躲在桌子底下念佛!

實在是對不住呂文德啊，現實中的襄陽大戰，呂文德才是主角。遺憾的是，直至今日人們對呂文德的研究都不夠深入，甚至連呂文德早年的經歷都不清楚。人們只知道，他年輕的時候只是一個樵夫，後來為了生計所迫從軍。其後，呂文德顯示出了高超的軍事才華，第三次宋蒙戰爭的時候，賈似道在鄂州對抗「忽必烈」，呂文德則在釣魚城力敵大汗蒙哥，確切地說，大汗蒙哥正是死在呂文德手中。

賈似道拜相後，呂文德深得信任，總領湖廣，淮東、淮西、鄂州、四川計六十四州，官封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於御前軍馬

字面意思來看，總領六十四州，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官了!

真實的情況卻慘痛的令人心碎，賈似道實在是太窮了，除了一堆毫無用處的關子，他根本無法為呂文德提供軍需後防，只能讓呂文德自行在六十四州刮地皮。

呂文德不識字，搞戰時經濟（請注意，不是經濟建設）卻是一把好手!他統治的地區兵禍連年，人們失去了土地、房子、財產，都沒關係，只要你的命還在，您就可以來呂將軍手下混口飯吃!

流民可以當兵，也可以種地，反正六十四州只有他一人才是官家豪強。殘酷的劫掠為呂文德積累了大筆財富，襄陽幾乎集中了六十四州的所有財富，城內

軍需參可供、數年所用。

「忽必烈」，有本事就來吧，讓你看看大宋男兒的好身手（郭靖語錄）!

要攻克襄陽，首先要包圍這座城池，斷絕城池與外界一切的物資、人員往來，然後，日復一日強攻，總有一天能攻破城池。

襄陽城三面環水、一面靠山，這樣的城池根本無法形成包圍圓，也就只能眼睜

睜地看著補給不停運往襄陽。何況，蒙元騎兵的優勢並不體現在攻堅戰上，蒙哥以大汗之尊尚且死在釣魚城。

這一次，在南宋降將劉整的指導下，蒙元帝國學聰明了。

蒙元帝國包圍襄陽城，整整用了六年時間。所用的不僅僅是士兵、戰馬、回回炮，還有蒙元帝國在全世界劫掠來的財富。蒙元大臣的奏摺這樣描述當時的襄陽軍費：我軍圍困襄樊六年，鎧甲兵器耗費著干、錢糧耗費著干、餉銀耗費著

這個著干是多少呢?

答：帝國每年的歲入一半以上都要用於襄樊軍用!蒙元帝國用這麼多錢來幹什麼了呢?

答：送給呂文德，而且不是行賄。

襄陽的蒙元士兵就地轉業成為商人，他們私自建立榷場(邊界市場)，從蒙元帝國已經佔領的地盤上販運來大量糧食、酒、鹽等專營物品，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市場可以用會子、關子交換商品。

蒙元帝國用這些錢販運來物資，跟呂文德做生意，這是降將劉整的建議：不能力敵、便當智取，方法就是通過做生意給呂文德運送物資。

手中亳無用處的關子變成了真金白銀，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情啊!賈似道送來的關子終於派上了用處!

您看到的沒錯，襄陽城外的宋蒙貿易，完全就是白白給呂文德運輸物資。而且，呂文德絲毫不領人情!蒙元帝國花了如此高昂的代價，當然不是為了提高南宋軍民福利水準，而是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襄陽城!

襄陽難以攻克是因為難以形成包圍圈，難以形成包圍四是因為沒有這麼大的財力、人力在三道河流沿岸一座座高山之上長時間佈滿士兵。

既然不能佈滿士兵，那麼，我就佈滿商人。

蒙元帝國布下這局棋，生死劫在於從市場中獲益的人不僅呂文德，於百萬南宋將士和當地人也得到了很多實惠，這可是蒙元帝國的傾國之財啊!

做生意賺了很多錢，呂文德很高興；呂文德不高興的是，廣大南宋軍民經常通

過另一種方式與蒙元帝國溝通，搶劫，只不過搶劫者變成了南宋漢人、被搶者是蒙元商人!顯然，這種搶劫行徑干擾了正常交易，嚴重影響了呂文德將軍的收入。

不久，蒙元商人向呂文德交涉：漢人太不講信義了（您都打到家門口了，誰跟你講信義），蒙元帝國的貨物經常被漢人劫掠；為了保護雙方商人利益，蒙元商人要求修築臨時性建築，土牆，以供雙方商人居住、儲存貨物、交易；否則，這樣下去襄陽城外的榷場(邊界市場)將無以為繼。

為了促使呂文德同意這個建議，所誚蒙元商人甚至帶來了行賄禮品一條價值盧連城的玉帶。

最初，呂文德拒絕了這個建議，但是，呂文德太窮了、太需要榷場(邊界市場)帶來的利益了。蒙元商人幾次拜訪、行賄後，呂文德在自己下屬的忽悠下，居然同意了這個建議。

此後，所謂的蒙元商人終於堂而皇之地在襄陽城外修了兩道土牆，一個在鹿門山，一個在白鶴城。要知道，襄陽之險就在無法對城池形成包圍圓，別說在城外修築土牆，就是壘個雞窩也是列拆除之列的違章建築!

鹿門山和白鶴城的土牆修成，呂文德才發現自已被忽悠了，由商人的棲身

之處變為蒙元屯兵據點，襄陽城與外界的聯繫即將被切斷。在襄陽城牆上看到兩座土城，呂文德頓首大呼誤朝廷者，我也，然而，兇悍的蒙元帝國已經露出了撩牙，平時和藹可親的商人立即變成軍隊，要想強拆這兩座土城，就得靠實力打攻堅戰!

呂文德的實力僅能自保襄陽城，直到他死前也未能摧毀鹿門山和白鶴城這兩

個據點。

深自愧悔的呂文德因此憂鬱成疾，在襄陽圍城一年後（咸淳五年，1296年）居然病死。

呂文德在襄陽經營十多年，又有擊斃大汗蒙哥的戰功，只有他這樣的人才能震

住手下的驕兵悍將。可以這樣說，呂文德才是南宋拖住蒙元帝國最大的希望，呂文德病死的消息傳到京師，正在吃飯的賈似道嚇得筷子掉到了地上。

呂文德死後，誰能接任襄陽防線?

滿朝文武，戰功、資歷與呂文德類似的人其實只有一個，當朝宰相賈似道。 《多情劍客無情劍》是一部流傳已久的武俠小說，兵器譜上排名第一的人叫做天機老人。從小說描寫來看，天機老人只有過去的輝煌，從來沒有人見他跟人再動過手。在與排名第二的龍鳳雙環的決戰中，天下無敵的天機老人失敗了，害怕失敗，所以不敢出手。

賈似道就是南宋末年的天機老人。

他頂著再造宋室的光環，在兵器譜中排名第一，但是，他害怕失敗。賈似道無數次拒絕朝廷重臣甚至是義弟李庭芝讓他親鎮襄陽的建議，隨後，襄陽城防由

呂文煥（呂文德胞弟）接掌。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二十七日，襄陽城已被蒙元的土城包圍了近二十層。襄陽苦苦支撐六年之後糧盡援絕，這一天，呂文煥投降了蒙元。

呂將軍在守襄陽斷援兵無消息，聲聲罵殺賈似道!

宋代以前的中國歷史，流民是亂世之源：封建官僚，瘋狂掠奪土地，人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所有財富，只能父子攜手、共入江湖。當大部分人依靠暴力才能得到維持生命最後一點財富，數百年來積攢的社會財富就會在須臾間化為烏有，一個正常社會存在的基礎便會崩潰。所以，歷代王朝都傾盡全力推行耕者有其田，不惜動用遷徙豪強一類的極端手段打擊土地兼併。

宋代是中國古代中唯一曾經不抑兼併的王朝，不但沒有流民，反而創造了前無古人的經濟輝煌。

NewTimes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給出過一組宋代經濟資料：北宋仁宗年間

中國人均GDP折合2280美元、南宋孝宗年間中國人均GDP為2600美元。即使不考慮代至今的通貨膨脹因素，這個絕對數字直至2006年才被突破。

1962年，美國RobertHartwelJ教授發表《北宋時期中國煤鐵工業的革命：960-1126年》，按這篇文章推算，宋代生鐵年產址應該在75萬－15萬噸；對這一數

字，向來喜歡炫耀祖上曾經闊過的中國學者卻偏向保守，認為宋代生鐵年產盄應該是35萬－7萬噸。即使按最低標準計莽，年產35萬噸生鐵也是一個足以令人咋舌的數字了。

只有南宋墓葬有這樣的特徵：王侯將相之墓與普通富人之墓區別不是很大，兩者都既有磚墓也有石墓，建築都是美輪美奐，陪葬品都從陶器換成了瓷器，

連兩者的壁畫，都異常相似。

這樣一個令人目眩神迷的年代，為何歷代史書又將之稱為積貧積弱?

對史學研究來說，《宋史》是令人很頭疼的一件事，女真、蒙元帝國都是野蠻人，他們只需要金銀財寶，皇室存放的第一手資料大多在戰火中付諸闕如。「脫脫」在著《宋史》時有意選擇了一批民間野史，雖然不能把殺人王吹噓成孔聖人，詆毀一下宋代還是可以的。

況且，「脫脫」本人也是封建官僚，在他的眼中，宋朝確實既貧且弱，貧者官也、弱者亦官也!一群強勢封建官僚寫出的歷史，焉能不認為宋代積貧積弱?

大匱社會財富引來了封建官僚的晚敘，儘管宋朝朝廷給他們發放了超級高薪，讓這群人永遠安於現狀顯然還是不太可能的，遲早會有人打破這種沉寂。

打破沉寂的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高呼「今日之事，可謂急矣」，看著別人發家致富，能不著急嗎?所謂青苗法、雇役法、保甲法，其實就一個目標，攫取錢，只要能把天下之財都攫取進自己腰包，無不可為之事!

此後，新舊兩黨開始了一場無休止的爭鬥，當司馬光、富弼等一批老臣死去，

舊黨很快也被唯財是舉的實用主義哲學污染，新舊之爭變成了蠅蠅苟且的權力內耗。此後，新舊兩黨的命運隨著帝王心術起起伏伏，在雲波詭異的新舊之爭中帝國的正氣被一絲一絲耗盡。

當每一個人都只為了錢而存在，社會延續所必需的道德基礎也就隨之崩潰。靖康之難中，極其富庶的北宋王朝居然沒有一支軍隊可以抵抗外敵，李綱組織汴梁保衛戰也只能依靠臨時拼湊成的民兵。

宋高宗南渡之後，以殺戮武將一類的鐵腕遏制了亳無節制的土地兼併、扭轉了糟糕的社會風氣，南宋王朝終於回歸到無為而治的道路上。一個甲子的太平歲月給了江南休養生息的機會，南宋王朝再次締造了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的巔峰。在這裡，我想說明的並不是。宋仁宗、宋高宗如何放開市場，如何遏抑封建官僚。畢竟文景之治、開元之治都曾秉承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早就演繹了原始自由經濟的高潮。然而，原始自由經濟又有著市場無法克服的原罪，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市場原罪毀了這些盛世：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地方，只有優秀者才能勝出，這就是競爭、這才是市場!

一旦原始自由經濟得以高度發展，競爭造成的惡性後果就會如影隨形：缺乏

創新的社會，土地是最可靠的財富，也是所有財富的最後歸宿。所有人都會將自己的財富投向土地，所謂「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不僅封建官僚如此，每一個普通人也如此。無論誰成為強勢利益集團，從理性人的角度，都會動用一切手段掠奪土地，也肯定會將土地價格炒上天，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財富，在短時期內成級數擴大。

這幾乎是一種無可逃脫的宿命，文景之治、開元之治……無論多麼偉大的盛世

無不亡於土地兼併!

對這個問題，宋朝給出的答案是：既然原始自由經濟必然淘汰一部分人，那麼朝廷就應該站出來維持弱勢群體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生存保證，競爭中的失敗者便不會成為流民，土地也就不再顯得那麼必要了。

宋朝軍隊曾有一百萬之多，這麼多軍隊，其實只是流民收容所，在這裡他們變成了工程兵，修水利、修城池、修宮殿……只要給流民一口飯吃，他們就不會鋸而走險，揭竿而起!

由此，宋朝的軍隊才如此不禁打，這些人本來就是來混飯吃的。

宋朝的大城市設有店宅、居養院，即當年的保障性住房。剛剛進入大城市的手藝人可以選擇店宅，汴梁每套店宅月租為一百七十文，折合2013年人民幣大約為一百二十元左右；如果不幸變為孤獨寡貧者，無法活下去，可以在居養院養老。

城務工人，如果因病返貧、因病無法工作，您可以選擇安濟坊，如果不幸客死他鄉且無人認領，也可以葬在漏澤園，朝廷出資給地八尺、棺材一口、墓室一個、墓碑一塊，讓這些悲慘的人入土為安。

良好的社會救濟制度基本杜絕了流民，只要能生存下去，又有誰真的願意鋌而走險呢?終大宋王朝一代極少有流民起事（靖康之難後的民軍是被金人逼出來的，不能完全算在宋朝頭上。

所謂梁山泊108條好漢，根本沒幾個人真是因為活不下去才逼上梁山的

自由的市場＋無所作為的封建官僚＋良好的社會救濟制度＋崇尚皇文化的社會風氣＝繁榮的宋代社會。

繁榮的經濟更容易引來外敵覬覦，終宋朝一代始終邊患不巳：契丹、黨項、女真、蒙古。

有時候，仇恨可以迷住理智的眼睛：女真是滅亡北宋的宿敵，也是南宋對抗蒙元帝國，唯一可以聯合的力鼠，宋人卻始終相信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從帝王到普通百姓都對這個狄夷身至賤者恨之入骨。更離譜的是，女真人的腦子也

壞掉了，在蒙元帝國鐵騎即將踏叫遍中原王朝的時候，金宣宗居然想佔領南宋重新立國。自此，宋金兩國再次陷入十多年苦戰，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宋金兩國均以增發貨幣為手段籌桀軍費，兩國經濟同時崩潰。

如何在經濟建設和抵抗外敵之間做好選擇，是宋代所有帝王必須參加的考試。在這場決定中原王朝命運的考試中，宋了真儼宗答對了第一題，以「壇淵之盟」維持了宋遼兩國近百年的和平。宋理宗卻做錯了後面的壓七卷題：蒙元帝國滅金後，選擇了錯誤的時機整理貨幣，在宋蒙決戰之前就耗盡了國力；擊斃大汗蒙哥之後的十餘年裡，賈似道仁又選擇了錯心誤的時機平均地權，為保住自己的財富，一批能征慣戰的驍將投降蒙元帝國，最終，降將劉整為「忽必烈」勾勒出了攻克襄陽的經濟戰略。襄陽丟失後，南宋王朝已斷無生理。

景炎元年(1276年），天機老人賈似道親征兵敗，隨後死於流放途中。揚州、常州、檀州被蒙元鐵騎屠城，史籍描述積屍之慘莫可名狀。祥興二年(1279年），南宋十萬軍隊與蒙元決戰崖山，兵敗後，宰相陸秀夫身背幼帝跳入茫茫大海，十萬將士見復國無望，隨即與楊太后一起跳海自盡。

西元1279年，華夏文明第一次真正亡於異族之手，宋朝，人類最輝煌的古代文明至此而終。

元初大通縮

蒙哥在位是蒙元帝國的全盛時期，蒙哥死後，蒙元帝國被一分為四，「忽必烈」只是其中的四分之一。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國號元，取意《易經》中的大哉乾元。

元朝是中華正統的論斷一直被人質疑，《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對此的評價，雖然是中國人將元朝說成是他們自己歷史上的一個時期，他們總是忽視元朝中國是一個更大的世界帝國的附屬部分這一事實；他們忘記了蒙古歷史是獨立於中國歷史進程，而具有自身的整體性的，即使是像元朝這樣一個有兩種歷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錯的時期也是如此，可是劍橋編袋《劍橋中國史》系列時本身就把「忽必烈」的蒙元帝國列入其中。

也許是因為西元1271-1368年中原大地確實曾經在蒙元帝國統治過98年的事實已經存在，蒙元帝國是否是正統已經不重要了吧。

關於這段歷史，還是讓我們從貨幣說起。

鐵木真、窩闊台、蒙哥都曾在自己地盤上發行紙幣，他們甚至允許地方官僚自行發行紙幣。

《元史》上說，耶律楚材曾向窩闊台建議，金國亡於大量發行紙幣，因此，窩闊台不敢過分加印「交鈔」，帝國早年紙幣流通也沒有出現問題。建立蒙元帝國後「忽必烈」發行「中統鈔」，統一了全國紙幣，並且為「中統鈔」建立了充足的貴金屬準備。也是這個原因，史學界對「忽必烈」大加讚賞，認為他是蒙元帝國殘暴統治的終結者，即《元史》所謂思大有為於天下的一代英主。真的是這樣嗎?

建立蒙元帝國－白，之前的1260年「忽必烈」就建元中統，同時推出自己的紙幣：「中統鈔」。後世，有人說「中統鈔」以絲絹為鈔本、有人說「中統鈔」以白銀為鈔本。

那麼，究竟什麼是「中統鈔」本位?

其實，以絲為本、以銀為本，這兩種說法都沒錯，「中統鈔」是既以絲為本、也以銀為本，本身就是一個極其混亂的貨幣制度。

說兩種說法都沒錯，是因為1260年「忽必烈」其實同時發行了三種貨幣：七月行

中統元寶「交鈔」，以絲為本，也稱絲鈔，面值二兩相當於白銀一兩；十月行

中統元寶，以白銀為本，面值兩貫相當於白銀一兩；十月又行中統銀貨

以黃金為本，面值與黃金等值。其中，中統元寶、中統銀貨統稱為元寶鈔，中國歷史上金元寶、銀元寶的大抵來源於此。

三種貨幣同為「中統鈔」，至於「中統鈔」究竟以絲為本、以銀為本還是以金為本，彭信威先生的解釋是也許應當說是兩種不同的價值符號，可是兩者同時對白銀作價，並以白銀來兌現。

三種「中統鈔」，元寶鈔、中統銀貨當時的發行員、非常小，今天的存世數重也極少。所以，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們只說中統元寶交鈔，即中統「交鈔」。

「中統鈔」剛剛發行的時候，蒙元帝國還與南宋劃江而治(1260-1275年），「忽必烈」對發行紙幣確實非常慎重，1260年「中統鈔」發行景為七萬內蒙古豐州城出土的中統元寶鈔錠，直至1275年南宋滅亡之前也僅為一百六十萬錠，。這個時期，每一貫「中統鈔」都有相應的白銀做準備，持有「中統鈔」的人可以在帝國所有領域立即兌換為白銀。

《元史》和很多歷史資料都這樣記載了「忽必烈」的指示：對待「交鈔」兌換工作，就要像一個捧著瓷器行走的人，時時刻刻唯恐摔碎，任何人兌換都不得稍有遲疑，以當代很多人對此大加讚賞：蒙元帝國早在13世紀就建立了完善的銀本位紙幣制度，這絕對又是領先於全球的一項創舉。甚至有人認為如此成功的紙幣制度，在世界貨幣發展史上無疑是一件大事。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知是否想過：大宋王朝與蒙留元帝國，兩者經濟實力根本就不是一個量級，連宋代都沒有能力推行銀本位，以元代殘破的經濟怎麼可能演進到銀本位?難道您不知道，蒙元帝國統治時期（除了極個別的年份）是絕對禁止民間金銀甚至銅錢流通的?既然金銀不能自由流通，還談什麼銀本位?

「中統鈔」發行，最初確實非常保守、「中統鈔」確實有足額白銀作為準備、「中統鈔」確

實能隨時兌換白銀，只不過，這種紙鈔最重要的用途是蒙古大汗對王公貴族進行賞賜、王公貴族之間互相饋贈。

當然，「中統鈔」對漢入、南人也發揮了另一項極其重要的作用，搶劫。

發行「中統鈔」後，蒙元帝國禁止金銀交易，「中統鈔」發行又極少。這項政策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通貨緊縮一般來說，貨幣發行扭急減少的時候物價就會下降，此時還要加上直線二字，即物價直線下降。1260年大都米價為每石六百文，1263為每石四百文，到了1268年居然降到每石百文。

通貨膨脹的標準是印刷更大面值的票子，通貨緊縮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須印製

面值更小的票子。很不幸，「忽必烈」統治初年就出現了這種現象，本來「中統鈔」基本面值為兩貫，後來下降到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最終，居然出現了五厘、三厘面值的「中統鈔」，如此細小面值的紙幣在中國貨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當時，「中統鈔」發行總扭不過數十萬錠，所以，普通人手中的貨幣才被細分到

厘沒有辦法，貨幣實在是太少了。

在大通縮背景下，「忽必烈」一改蒙元帝國徵收實物稅賦的傳統，自中統四年開始強令行省將稅賦的一半改為以「中統鈔」繳納，隨後又改為全部按「中統鈔」或現銀。只不過，跟前幾年比稅收額沒有絲毫變化，帝國早就核定好了稅額，為了避免，仍按「中統鈔」剛發行時的物價計算。

更可恨的是，「忽必烈」頒佈了一條命令，任何人在結婚之前都必須向朝廷繳納一筆「中統鈔」，否則，不得成婚。 

這道命令對蒙古人、色目人還好，畢竟他們是上等人手裡還是有點錢的。漢人、南人本就被極其慘烈地搶劫過，如何能支付起這筆費用?這項政策所以陰毒，並不是因為蒙元帝國靠此聚斂了多少錢財、造就了多少剩男、剩女（男女怨曠失時），而是蒙元帝國試圖通過貨幣壓制漢人、南人生育，長此以往，我大漢民族將無以為繼!這又是一場多麼慘烈的搶劫?「忽必烈」，真可謂做到了取之盡銖!

如果「忽必烈」不是《元史》中所謂的有為之主，那麼，蒙元帝國初年的真實情況又是一副什麼樣子呢?

答：搶劫，慘烈的搶劫、極其慘烈的搶劫，連天下一般民眾的生命都不在意，財產當然也就更不提了!

蒙古原本是遊牧民族，對農耕沒有什麼興致，在窩闊台時期就頒佈了這樣一條命令：漢人對國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把他們的土地變成牧場好了!實際上，這道命令正是這樣執行的：土地變為草場，至於原來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部分還是有用的，強壯者可以變為奴隸、無用者殺掉，無分男女、老幼、貴賤。1213-1215年，蒙元帝國軍隊累計攻破金國城邑八百六十二處，黃河以北廣大地區被蒙元帝國軍隊毀滅，今河北、河南、山東一帶基本變成了牧場。當地居民北遷大漠，絕大多數人就這樣無聲無息死在路上。即使到達大漠的幸運者，也像牛羊一樣被關入牲口圈，十之八九被嚴寒凍死。

「忽必烈」統治的地區是原來的金國，到「忽必烈」登位時，八百多萬戶只剩下一百多萬戶，就這一百萬戶還被就地變性，一半以上在當地被變為驅口，以區別那些不會說話的牲口。至於驅口的土地，幾萬頃、幾十萬頃地被大片變為草場，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牲畜。「忽必烈」也意識到，驅口畢竟不是牲口，逼急了也會反叛，於是，漢人、南人，二十戶以上才能擁有一把菜刀!如此，蒙元帝國是強國嗎?

在蒙元帝國的世界中，「忽必烈」大汗的寶座其實是自封的。按他們的規矩，全族大汗一定要經過全體貴族選舉產生，1260年「忽必烈」在大部分選舉人不到場的情況下就炮製了一場選舉，然後自封帝國大汗。

如此不按套路出牌，廣大蒙古入民是不會答應的。

「忽必烈」剛剛稱汗，其弟阿里布哥就聯合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在帝國首都

漢人都能反叛!這無疑在「忽必烈」心目中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他自此不再信任漢人，《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對此的評價是：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治中國產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助。

其實，「忽必烈」冤枉漢人了，李檀歷來為在朝儒士攻擊，所學不正，必禍天下。也正是在蒙元儒士集團金蓮川幕府的堅持下，「忽必烈」才斷然回兵翦除了李檀。「忽必烈」消滅了漢人反叛者，卻疏遠了金蓮川幕府。疏遠了金蓮川幕府，誰又能為他統治漢人天下呢?

找自己的蒙古親戚顯然不太靠譜，這些傢伙只會殺人放火，至於如何治理國家，大家都不太明白。

除了漢人和蒙古人，「忽必烈」麾下還有很多色目人。

色目人很早就依附蒙元帝國，不但經濟實力雄厚而且擅長經商理財，更關鍵的是，他們來自中亞、西亞，中原不是他們的故土，千里做官只為吃穿。

李檀敗亡後，色目大臣紛紛向「忽必烈」哭訴：色目人雖然貪財，卻絕不會像漢人一樣造反!對統治者來說，造反的危害顯然遠大於貪污受賄。治國是一件非常很簡單的事，只要能把大汗的錢袋子裝滿就行，就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

「忽必烈」的第一位理財師就這樣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就是《元史奸臣傳》中的「阿合馬」，《元史》對此人蓋棺定論式的評價是擅財賦權，蠹國害民。

據《元史》記載，「阿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也就是說，「阿合馬」是一個無檔案、無戶籍、無履歷的三無人員。

另據波斯《史集》記載，「阿合馬」生於亞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是察必皇后的奴僕，後來被當做嫁妝送入皇宮。大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藉著這層關係，「阿合馬」有機會接觸到兒童時代的「忽必烈」，說白了，「阿合馬」跟「忽必烈」是童時玩伴。1262年（中統三年）平定李檀的時候，「阿合馬」已經官至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實際上就是蒙元帝國的財政大臣。

「阿合馬」能在《元史奸臣傳》排名第一，當然有所擅長。

《元史》中大罵不巳的榷民鐵、課鹽稅，其發明者就是「阿合馬」。

先說榷民鐵。

1262年，「阿合馬」在鈞（今開封）、徐（今徐州）等地沒收了一批鐵礦（沒收對象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又從當地蒙元貴族手裡罰沒收了三千戶驅口。靠著這些本錢，「阿合馬」做起了皇家鐵礦生意，在不給工錢、動輒以殺人威脅驅口的情況下，「阿合馬」的皇家鐵礦生產戰線當年就取得了輝煌戰績：一年之內就產鐵一百多萬斤，並鑄農具二十多萬件。

一般來說，封建王朝壟斷冶鐵只是在生產環節、銷售管道搞特殊，絕對不會有人對消費者動歪腦筋。在這一點上，「阿合馬」鹽鐵專營2.0版進行了創新，不但要建立鹽鐵生產、銷售系統，還要強迫消費者購買，全國所有農人都要來我這裡更換新農具，至於舊農具，一律當做廢鐵賣給「阿合馬」。

自此之後，但凡不使用官家農具者，治重罪!

「阿合馬」賣鐵器，不收「中統鈔」一律以糧食交換!一年內，「阿合馬」就向「忽必烈」上繳了四萬石糧食!當時，「禁榷」僅在鈞、徐兩地推行，兩州之地搜刮了四萬石糧食，如果算上各級封建官僚的運轉費用，數雖更遠高於四萬石，這又是多少人賴以為生的口糧啊!

再看課鹽稅。

蒙元帝國自窩闊台時期就已經開始食鹽專營，只不過「禁榷」工作為色目人把持，這些人君到錢就好說話，帝國對食鹽專賣的監控歷來不怎麼嚴格，漢人、南人中的鹽商日子混得也不錯。

「阿合馬」來了，一切變樣了!

食鹽不是農具，「阿合馬」沒有辦法讓所有人把家中留存的食鹽都交出來，更沒法在食鹽上打上官營Logo。

這點小事能難倒「阿合馬」嗎?

1264年（至元元年），在得到「忽必烈」准許後，「阿合馬」開始了自己的榷鹽改革：各行省按朝廷給定的數額領取官鹽，無論能否賣出去、也無論是否已經禁絕私鹽，最後都要按「阿合馬」計算好的利潤向朝廷交錢。

至於「阿合馬」核定的利潤，則是根據行省人口數計算出來的，無論口重、口淡都是一個標準，我才不管你去哪裡賣鹽!

錢，「阿合馬」是一定要拿到的!

鹽稅改革取得了更為輝煌的成績，中統年間(1260-1263年），蒙元帝國官鹽產員僅是三十萬斤左右，只能課銀七千五百兩（相當於一於五百錠）；至元元年就增加到了近五十萬斤，課銀達到了一萬兩千五百兩，到至元十年(1273年）時，鹽產覺達到了兩百多萬斤，課銀一萬多錠。

「忽必烈」拿到了無窮無盡的戰爭經費，當然對「阿合馬」大加讚賞。

「阿合馬」自鳴得意地將自己的成績稱為民力不屬，而國用充：看我攫取了這麼多錢，天下人不是還沒有死絕嗎?

封建皇權之下，百姓兜裡的錢就像海綿裡擠水一只要你肯用力擠，總是有的。

鹽鐵專賣2.0版狠毒嗎?跟「阿合馬」推行的貨幣政策相比，鹽鐵專賣2.0版就不顯得那麼狠毒了。

1275年（至元十二年），蒙元帝國征服了整個南宋，這可是一個花花世界，金銀、糧食、錦帛……各種財富應有盡有!然而，鐵騎只能奪取皇位，卻不可能在瞬間掠走南宋所有財富。沒關係，「阿合馬」自然有辦法盡占天下之利：貨幣改革!

南宋謝太后，向「忽必烈」奉上傳國玉璽的時候，「忽必烈」曾經下旨：驟然廢黜江南「會子」，必然使小民失去財富，市場貿易也會很不方便，因此，可以保留江南「會子」。「阿合馬」對這道詔書相當不以為然，命令發佈之後，「阿合馬」仍三番五次向「忽必烈」進言要求廢黜江南「會子」：現在江南剛剛平定，我們無法立即展開戶籍調查，賦稅核定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您不可能立即對江南富庶之地收稅；只要您同意以「中統鈔」兌換江南「會子」，我們可以馬上盡占江南之財!

聽說有錢賺，「忽必烈」動心了：那你就放手去做吧。

平心而論，南宋政權曾經超晝發行「會子」、關子，幣信早就蕩然無存。與之相比，多年來「忽必烈」對「中統鈔」發行一直相當克制，每一貫「中統鈔」都有等值的黃金白銀做準備。兩者相比，「中統鈔」就像二戰時期美國的美元，會子、關子就像中華民國的法幣，以「中統鈔」兌換「會子」、關子其實是一件好事。

果真如此，估計「阿合馬」也不會被列入《元史奸臣傳》。至元十二年，「阿合馬」開始收兌江南「會子」，江南「會子」和「中統鈔」兌換比例為50:計算。南宋降臣對此並沒有過多意見，這比江南「會子」、「中統鈔」的實際兌換比例還高了很多，江南漢人並不吃虧。

誰也沒有想到，江南忙著兌換貨幣的時候，「阿合馬」還偷偷加了其他幾項重要工作。第一項工作，收回各個行省兌換「中統鈔」的所有貴金展儲備。這個活兒幹的非常地道，沒下聖旨、沒大鳴大放，鬼子進村咱偷偷地幹，各行省還以為只上收了自己的儲備。

第二項工作，廢黜中統銀貨、元寶鈔，僅留「中統鈔」。中統銀貨、元寶鈔的持有者限期到指定地點兌換黃金白銀（請注意，是兌換真金白銀，不是兌換「中統鈔」），過期不候。畢竟這兩種紙鈔的持有者是蒙元貴族最高層，也包括「阿合馬」本人，「阿合馬」還沒有膽量把所有人全得罪光。

第三項工作最為出色，拿出國庫中所有「中統鈔」到江南大批採購物資，價格公道、童叟無欺，如果商人庫存物資不足，沒關係，也可以先收錢、後發貨。

對南宋商人來說，「中統鈔」代表帝國國家信譽，當然樂於接受，相當一批物資就這樣被「阿合馬」預訂走了。

以上三項工作完成，「阿合馬」的印鈔機開工：此後，「中統鈔」印刷數量不再以平准庫白銀為限，只要「忽必烈」給個數，「阿合馬」照著印刷就是!至元十二年十一、十二兩個月間，蒙元帝國「中統鈔」年發行量翻了十倍，達到一百九十萬錠，此後更是猛增至六百八十萬錠!

現在「中統鈔」儲備都到了「阿合馬」手裡，持幣者根本無法兌換白銀，貨幣增發多少、紙幣貶值速度就有多快!雖然南宋商人手裡的「中統鈔」變成了一堆廢紙，「阿合馬」的訂單卻是一定要完成的!

人們常說寸金難買寸光陰，在當代金融市場中，寸光陰卻真的就是寸金，大到國家行業政策、利率變動、稅收變動，小到並購、企業技術革新乃至上市公司高管個人保險資訊，早一天得到這些資訊，就能早一天判斷股價、早一天做出投資決策。所以，這些消息也被稱為內幕資訊，持有內幕資訊的人是禁止上市交易的。

蒙元帝國也有這種內幕資訊，「中統鈔」即將貶值就是一個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內幕消息。「阿合馬」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這些工作，必須假手他人，於是，「中統鈔」即將貶值的消息就這樣不脛而走。

獲知這些消息的人絕大多數是「阿合馬」的心腹，也只有他們才有這樣的機會。於是，「阿合馬」在前線搶劫江南財富，他的手下就在北方忽悠蒙元貴族和色目人，幾乎就在同時，「阿合馬」的兄弟、子嗣、手下甚至奴才也以中

統鈔向蒙元貴族、色目商人購買了大量物資。

當然，任何時候利用內幕消息獲利都是非法的，都必須受到懲罰。只不過，這一次受罰的人只有一個人「阿合馬」。

「中統鈔」貶值，「阿合馬」派系的人把「中統鈔」提前換成了真金白銀，絕大多數蒙元貴族、色目人卻都被狠狠坑了一把，此舉把整個強勢分利集團都推到了對立面。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馬」被益州千戶王著，以銅錘暗殺。阿合馬死後四十天，「忽必烈」下令將其開棺戮屍，子侄處死，抄沒所得的其家族及黨羽財富足抵蒙元帝國九年國用!

「阿合馬」出身奴隸，為相二十年不擇手段為蒙元帝國斂財，排除異己、任用私人、奪人妻女、霸佔田產、貪贓枉法……如果「阿合馬」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罪人，那麼，「忽必烈」呢?

「阿合馬」死了，「忽必烈」的搶劫生涯必須繼續。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東征日本慘敗，隨後對占城、緬甸、安南、爪哇開戰。

「忽必烈」對蒙元貴族的賞賜也越來越離譜，就連特賜（隨意恩賞）都動輒成於上萬兩白銀，何況還有更生猛的歲賜（每年例賜）、朝賜、宗親大賜一難怪「阿合馬」早就堅持把賞賜改為「中統鈔」。

「忽必烈」信奉藏傳佛教，僅修皇家藏經閣就用去赤金三千二百兩，寺廟祭祀每天都有，動輒要殺掉上萬頭牛羊!

哪一樣不需要大筆金錢?

「阿合馬」被開棺戮屍，無論蒙人、色目人、漢人還是南人，很長一段時間沒人有膽子再去為國理財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忽必烈」的第二任理財師隆重登場，「盧世榮」，也是「忽必烈」理財師中唯一的漢人。

「盧世榮」，因賄賂「阿合馬」入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處置「阿合馬」黨羽時進入「忽必烈」視野，官拜中書省右丞。

在《元史奸臣傳》中，「盧世榮」僅次於「阿合馬」，排名第二。這又是一個怎樣的奸邪之徒呢?

還沒上台，「盧世榮」就對「忽必烈」誇下海口：「阿合馬」不過每年拿到百萬錠銀稅收，我當權一年，歲入必過三百萬錠!

牛吹完了，「盧世榮」就該幹活了，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通貨膨脹。

「阿合馬」當權，「中統鈔」發行過量，數年間，全國物價漲幅不低於五六倍。要想讓大汗滿意，不僅要收上錢來，還要能拿到實實在在的財富。

否則，「中統鈔」誰都會印，何必用你「盧世榮」!

「中統鈔」之所以崩潰，說到底是「阿合馬」印刷的票子太多了；要想恢復「中統鈔」信譽，就必然要以真金白銀重建「中統鈔」貨幣儲備、收回增發的鈔票；要讓「盧世榮」找來真金白銀，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關係，沒有金銀，「盧世榮」一樣可以整頓貨幣!

「盧世榮」上台後立即宣佈：自此，金、銀、銅都可以作為貨幣在市面流通。漢唐相循，銅錢就是人們常用的貨幣之一，蒙元帝國也要鑄至元通寶。只要金銀和銅錢開始流通，「中統鈔」將自然消亡，也就沒有必要去整頓「中統鈔」了。

據說，精美的綾券樣幣送到「忽必烈」面前的時候，「忽必烈」高興得從桌子後面跳出來，然後拍著「盧世榮」肩膀說：這是一件便宜之事，立即執行吧!

不得不佩服「盧世榮」的貨幣實踐天才，在推出貨幣改革同時他又推出了配套財政措施：減少赤字，實實在在擴大朝廷財政收入!漢人、南人已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身上沒幾兩油水可刮，「盧世榮」就直接把斂財之手伸向了第一、第二等人，即蒙元貴族和色目人。

對蒙元貴族，畜牧收歸帝國專營，蒙元帝國斂財，僅有鹽鐵專營是不夠的，蒙元帝國以放牧起家，還要對畜牧業實行專營。自此，牛羊必須由帝國統一培育，然後分配給全國蒙元貴族，至於收成，帝國收其八、私人只留其二!如此，既充實了帝國府庫，又能讓蒙元貴族欣然!

對色目人，海外貿易由帝國專營，國內貿易徵收重稅!蒙元帝國的海外貿易一向由色目人壟斷，色目人從中賺取了大筆利潤。「盧世榮」宣佈，國際貿易方面，在泉、杭二州設立舶都轉運司，全國海船都歸帝國掌管並統一調配，被稱為官

本船。

原來的色目人只能成為帝國轉運司的打工仔，至於利潤，帝國與色目打工仔按官七商三分配。這是中國古代帝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涉足海上國際貿易，並將之與鹽鐵並列。國內貿易方面，全國州郡都市一律設立市易司，雇傭了一批牙徐，每一個關卡按四十稅一徵收商稅，如果您要長途貿易，稅率最後核算下來經常會超過100%。

對漢人和南人，放貸款、免稅收。南人早就被變成了驅口，現在日常交易又恢復了金銀、銅錢，怎麼辦?答：平准周急庫。即，官營小農信貸，混不下去的小農可以向平准周急庫申請貸款，購買農具、種子、耕牛或者借糧度過春荒。平准周急庫還沒來得及實施「盧世榮」就被殺掉了，否則，以蒙元帝國官府的做派，平准周急庫難保不變成第二個青苗法。

除平准周急庫外，「盧世榮」奏請免除了一些惡政和租賦，例如，允許漁人捕魚

（此前，捕魚是蒙元貴族特權）、廢黜驛站驛戶供應之責、免民間包銀、收容流民，等等。以上幾項政策，真的能讓蒙元貴族欣然嗎?又真的能讓漢人、南人在慘烈的搶劫中喘口氣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盧世榮」的目標是為朝廷增加三百萬錠銀子稅收，完成這個目標只能靠剝奪強勢利益集團，他們是帝國最有錢的人，也是唯一可能的財富來源。但是，這些人才是帝國真正的控制者，「阿合馬」為相二十年，一旦得罪權貴尚且身敗名裂，何況毫無根基的「盧世榮」?

「盧世榮」唯獨沒有得罪的是南人、漢人，可是，在赤裸裸的利益博弈面前，這些人真的能從帝國得到財富嗎?如果這些人得不到財富，又如何能力挺自己的漢人宰相?「盧世榮」不是沒看到這種危險，他曾經對「忽必烈」表示：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必然有人會在背後詆毀我，這一點必定要事先言明。

對此，「忽必烈」回答：善奔跑的獵犬當然為狐狸所厭惡，但主人卻一定喜歡，只要我喜歡你，就足夠了!

「忽必烈」真的喜歡「盧世榮」嗎?

答：「忽必烈」只喜歡錢罷了。

「盧世榮」還沒弄來錢，就得罪了帝國所有的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利用的價值。狡兔未死，走狗已烹。三個月後，在另一位漢人御史陳天祥參奏下，「盧世榮」被罷官，理由居然是：第一，「盧世榮」自稱能控制物價，現在，三個月了物價還沒有控制下來；第二，「盧世榮」自稱能增加三百萬錠歲入，現在，依然沒有拿到這些錢；這樣的人不如早早去除，否則，就會蠹，雖除而木已病!

三個月控制物價?三個月拿到三百萬錠稅收?你以為「盧世榮」是神仙啊!

這樣一位具有超前貨幣思想的理財師，為政不足四個月就被「忽必烈」處死，身上的肉則被餵了水獺。不但如此，元人還義正辭嚴地給了他一句這樣的評價：財非天降，恐生民脂血，竭於此也!蒙元貴族的財富是生民脂血，漢人南人就活該被剝奪嗎?

「盧世榮」死了，「忽必烈」還得找一條新的走狗，這個任務毫無懸念地落在了「桑哥」身上。

「桑哥」（漢語獅子的意思），色目人，《元史奸臣傳》中排名第三，《元史》對他的評價是：為人狡詰豪橫，好言財利事。「阿合馬」、「盧世榮」都未得善終，「桑哥」曾經是「盧世榮」的上級，說起來「盧世榮」還是「桑哥」推薦給「忽必烈」的。「盧世榮」、「桑哥」二人理財思想一脈相:承，拿出來的理財方法也就必然相近，「桑哥」又憑什麼相信自己比「盧世榮」強呢?跟「阿合馬」、「盧世榮」相比，「桑哥」還是有底氣的。

「阿合馬」是奴隸出身、「盧世榮」是靠行賄入仕的漢人，「桑哥」的根子可就硬多了。「桑哥」是帝國國師八思巴的親傳弟子，曾率兵平叛吐蕃，入主中書省是真正的出將入相。他本人也絕對是一個才子，通諸國語言，曾經長期在「忽必烈」身邊從事翻譯工作，深得「忽必烈」歡心。

帶著這樣一份光輝的履歷，「桑哥」開始了為「忽必烈」理財的偉大事業。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出任平章政事，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也是通貨膨脹、比「盧世榮」時代更糟的通貨膨脹。

「桑哥」剛上台的至元二十四年，「中統鈔」印刷數量再次爆棚，最高紀最兩月印發了五十萬錠。此時的「中統鈔」已經亂成一團糟、綾絹沒有正式發行、黃金白銀在市場上根本就見不到，大都、上都等主要城市都已經退回到物物交換的時代。

經過「盧世榮」的實踐，「桑哥」認識到：放開金銀、銅錢流通是好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紛紛亂世，又有誰肯掏出自己的金銀到市場上去交易呢?

看到了這一點，「桑哥」剛剛上任就推出了自己的鈔法：至元寶鈔，至元鈔共分十一等，以貫為單位、以金銀為本位，至元鈔一貫值「中統鈔」五貫、二貫當白銀一兩或赤金一錢。朝廷對「中統鈔」不做統一兌換要求，但是，每年鹽鐵酒茶稅收一半以上要以「中統鈔」繳納，字跡模糊、破角磨邊的「中統鈔」（昏鈔）要到指定地點進行兌換，如此，「中統鈔」將在流通中自然消亡，至元鈔與「中統鈔」將實現自然過渡。現在看來，「桑哥」的原意是以貴金屬為至元鈔重建鈔本，重樹至元鈔貨幣信譽，直至至元鈔完全取代「中統鈔」。不過，「桑哥」面臨與「盧世榮」一樣的間題：必須為至元鈔找到充足的金銀準備，至元鈔也不能濫發。

「盧世榮」解決不了的問題，「桑哥」一樣也解決不了。

至元鈔發行當年，「忽必烈」突然想到安南曾經不聽命令，於是下令征伐安南。雖然蒙元軍隊前期一度在這場戰爭獲勝，中後期卻被困在叢林和水澤地帶。不久，南疆八百女息婦、金齒、豬苗老等地也開始興兵進犯蒙元帝國，到處都是軍事，到處都需錢糧，怎麼辦?

答：加印至元鈔!

至元二十六年安南戰爭結束前，蒙元帝國共發行了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大都物價應聲而起，據彭信威先生估計，僅至元二十六年一年大都金銀價格漲幅又提高了六至七倍。

「阿合馬」、「盧世榮」之所以在理財大臣的位置上跌下來，就是因為物價翻騰。現在，為了遏制至元鈔增發，「桑哥」拿出了自己的勇氣，他對蒙元貴族下了殺手!

蒙元帝國統治集團出身遊牧民族，加上層貴族始終保留著一些原始社會傳統：帝國就是所有兄弟姐妹的共同財產，大汗有的東西我們一定也要有。「忽必烈」也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天下是祖宗拼了老命才搶來的，有錢大家一起花!每次親戚朋友來向「忽必烈」索要賞賜，「忽必烈」就會大筆一揮，賞「中統鈔」著干!

著干是多少呢?

在「中統鈔」尚未貶值的時代，賞賜用真金白銀的，就連曾經與「忽必烈」爭奪皇位的

阿里布哥的遺孤也能得到一百塊銀錠（每元代的至元寶鈔錠重兩公斤）。到了「中統鈔」、至元鈔氾濫的時代，賞賜也就更沒了邊際，最高紀最是一天賞賜面值數百萬錠的「中統鈔」!

在「桑哥」看來，蒙元貴族向大汗索要財富完全是一種無賴行為：你與國何功，憑什麼來索要財富?

無法勸諫「忽必烈」對外興兵，還收拾不了國內一干蒙元貴族?

在一次朝議中，「桑哥」向「忽必烈」進言：蒙元貴族早就各有封地，但是這些人仍舊不斷向朝廷索要賞賜；財富迴圈自有其理，任何一分財富都非天墜地出，皆取於民，帝王一絲不慎，還不知有多少百姓要流離失所。

結論：毫無節制的賞賜必須廢棄。

大概「忽必烈」對蒙元貴族亳無節制的索要也厭煩了，他這樣回應「桑哥」的建議：這樣吧，你列出一個名單，但凡在這個名單上的人，我以後就不再賞賜了。這個事情「桑哥」還就當真了，真給「忽必烈」拉了一個黑名單出來，榜上有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皇室得到賞賜，還要按封地數照單納稅，即驗畝征租。

對白吃、白拿慣了的蒙元貴族來說，「桑哥」這種行為幾乎等血於逆天!天下是咱們

老祖宗提著腦袋打下來的，憑什麼不給我賞賜?不給賞賜也就罷了，還要打著驗畝征租的名義收稅?

一批蒙元貴族終日上門找「桑哥」理論，不但砸了中書省官衙和「桑哥」的府邸，還理直氣壯地喝罵「桑哥」：錢豈爾家物?我自取自家物，干爾何事白?

歷代封建王朝不乏貪官污吏，但是，如此理直氣壯、還敢砸了中書省和宰相的府邸，中國歷史上恐怕也只有這一次。

面對這群無恥又無知的強盜，「桑哥」使出了絕招：你不是要錢嗎，我就要你的命!

至元二十四年起，「桑哥」對朝廷各部、各地行省派出稽核人員，清查國庫、貪污，號召全體臣民檢舉揭發自己的長官。最終，包括中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兵部尚書忽都答兒、潛運司達魯花赤怯來在內的一批 

高級蒙元官僚被處死，真巴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蠻等一批蒙元貴族因不職、無心任事被罷官，至元二十六年，「桑哥」主持修建的大都會通河竣工，「桑哥」的地位、權勢、聲譽達到了巔峰，大都官民為其修成《王公輔政之碑》，為防止「阿合馬」被暗殺的悲劇重演，「忽必烈」還特許百人衛隊跟隨「桑哥」。

然而，喜劇的末尾往往是悲劇的前奏。

蒙元帝國以騎射立國，宗族的穩定始終是第一位的事情，畢竟絕大部分蒙古人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帝國。隨著「桑哥」殺人越來越多，他輝煌的履歷會越來越淡漠，終有一天局勢失控，他自己也會被恐怖統治反噬。

至元二十八年新年剛過，「忽必烈」在大都東南柳林狩獵，一批怯薛（保衛大汗的親兵）趁機向「忽必烈」進言：「桑哥」蒙蔽皇帝、摺殺大臣、蒙蔽言路、禍亂朝綱、貪污受賄……總之，「桑哥」當政就沒幹一件好事。

怯薛只是「忽必烈」的貼身衛士，以怯薛的身份敢在大汗面前這麼低毀丞相，這當然不可饒恕!於是，第一個進言的人（名字叫徹里）被「忽必烈」打得吐血倒地。

怯薛敢在大汗面前坻毀丞相，也是有底氣的。他們雖然只是警衛員，卻均出自貴戚子弟，也就是說這些人跟「忽必烈」都沾親帶故（否則也不用打了，直接就殺了）。看到徹里流出的鮮血，這群怯薛反而更加不顧一切向「忽必烈」進言，堅持說「桑哥」不是東西，就是因為「桑哥」，就連今年的壓歲錢都沒有拿到!

怯薛的進言一定給「忽必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在這個時候，「桑哥」幹了一件極其卑鄙陰損的事情，還讓「忽必烈」背了一口特別重的黑鍋。

「桑哥」曾經重用過一個人叫做楊璉真迦（黨項人），這個人底子很不乾淨，原來是盜墓賊。為了取悅「桑哥」，楊璉真迦重操舊業，在臨安附近挖開了一百多座南宋王公大臣的墳墓，其中就包括南宋六帝的皇陵。為了掩飾自己的罪行，楊璉真迦事後上奏說，此舉是為了破壞南宋龍脈，他甚至把南宋六帝的遺骸與牛骨、馬骨混合在一起埋了，並在上面蓋了一個所謂鎮本塔(1359年元末大起義的時候，鎮本塔被江南義軍領袖張士誠毀掉）。

「忽必烈」知道南宋皇陵被掘，不過，他沒收到一件珍寶!更關鍵的是，南人把這筆爛帳全部算在了他的頭上，鎮本塔建成之後江南義軍立刻如火如荼。要消除朝野洶洶之議，最好的辦法就是找一個替罪羊，「桑哥」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處死。

「忽必烈」的三位理財師雖然出身不一、才能各異，至此，卻全部得到了一樣的下

場。四年後，「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國的國勢也隨著這位政治強人的消失急轉直下。

從海盜到官商

可能是「忽必烈」攫取錢攫取得實在太狠了，從第二代大汗開始蒙元帝國就進入了中晚期，帝國衰敗跡象已經歷歷在目。

「忽必烈」的繼承者叫做「鐵莫爾」，是「忽必烈」之孫。登上汗位之後的「鐵莫爾」很煩，和祖父一樣，他必須面對前來索要賞賜的蒙元貴族。

面對這些很富裕、很富裕還來要錢的親戚，「鐵莫爾」想。了一個新辦法：以後就不給大家發賞錢了，不過，可以給大家一條出路

「鐵莫爾」為政初年，帝國突然憑空多了很多蒙古族官員，僅大都吃官飯的人就有一萬多，而「忽必烈」時代僅為兩千六百人。

向大汗索要賞賜，是大汗一個人煩惱；讓這些人當官，就是天下人不勝其煩了。事實證明，只說到攫取錢，蒙元貴族的腦子不比漢人官僚差多少。更何況，蒙元貴族不可能被形而上的儒學理念約束，他們很實在，多賺點錢總是好的，挺現實的一個目標。目標在那裡了，手段還重要嗎?起碼蒙元貴族認為不重要。

蒙元帝國征服金國、西夏之後，大片土地被改為牧場，糧食就成了北國最貴重

的商品，南糧北運自然也就成了最賺錢的生意。「鐵莫爾」朝，蒙元貴族馬上發現了這種賺錢的生意，而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南人。

這個時候，他們終於忘掉南人卑賤的身份，開始跟南人稱兄道弟、大秤分金了。朱清、張宣是生活在南宋的一對結義兄弟，《元史》稱二人出身為鄉間無賴、亡命集黨，後來二人開始從事一份很有前途的職業－海盜，聚眾數於人在松江一帶劫掠過往商船。

一般來說，黑社會即使再有錢也是過街老民，不可能體體面面在這個世界上生

存。所以，黑社會總有願望將黑錢洗白，換一個白面孔體體面面混世界。我猜想，華麗轉身為官家豪強就是朱清、張宣的理想，所以，他們最終選擇了投靠蒙元帝國，因為賄賂金額比較高，蒙元帝國亡主將「伯顏」宣佈不再追究他們的海盜罪行。至元十二年(1725年）冬，這對結義兄弟接受了招安，成為當時鼎鼎大名的漢奸，也成為擊潰宋朝海軍的決定性力量。

平定南宋後，蒙元帝國實行種姓制度，兩位漢奸雖然立了大功卻還是地位最為

卑賤的南人，只混了個於戶之職，職責是從海路為蒙元帝國夕運送劫掠來的江南財富。

無奈蒙元帝國實在是不爭氣，征服南宋之後，京杭大運河因年久失修停止使用。於是，兩位海盜出身的南人找到了新的發財路徑：通過海運，在南北之間販運糧食。按照蒙元帝國的規矩，生意是色目人的專營業務，南人不可以涉足。朱清、張珛自有他們的辦法，二人由「伯顏」招安，「伯顏」也就成為二人在朝廷中最大的靠山，在「伯顏」斡旋下，朱清、張宣居然拿到了朝廷漕運的特准權。

任何時代都有非常賺錢的行業，如果經營這個行業需要官方特准，那麼，官家

豪強就會把這個行業變為天下最賺錢的行業，也會斷掉無數人活下去的希望!

朱清、張宣的南糧北運就是這樣的行業。

當時，建造一艘運力一千擔的海船需已要耗銀一百錠，而從臨安運輸一千擔糧食到大都的利潤卻有一百七十錠白銀之多，來回一趟就足以收回投資成本，可見利潤之豐!

蒙元帝國絕對禁止糧食出口，犯者殺無赦。就是這對結義兄弟，很快就開始涉足糧食海外走私，日本、朝鮮、東南亞諸國都有涉及，買賣做得相當之大。朱清、張宣敢冒這種風險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很有江湖義氣：賺到錢，大家一起分。朝中重臣，無論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無論級別高低，但凡能跟生意沾邊的，出手那是一個大方。

《元史》記載，二人敗亡後，被揪出來的大臣、內侍、皇族有一萬八千人，除「伯顏」外，還有宰相完澤、中書平章梁德矽這樣的猛人。即使一萬八千人的涉案規模，《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仍舊認為：這顯然是一個壓低了的上報數字。

朱清和張宣賺到了錢，封建官僚分到了贓，二人就這麼在「忽必烈」眼皮子底下晃蕩了二十多年。

與「忽必烈」相比，「鐵莫爾」實在是一個倒楣的大汗。

大德七年(1303年），太原、平陽地震，毀掉了幾十萬棟官民房屋，死者二十餘萬；同年，陝西、河東、燕南、河北、河南諸路爆發蝗災，可怕的流民在蒙元帝國第一次大規模爆發!

就在這樣時刻，朱清、張宣照舊走私，將大汗救災用的漕糧倒賣到日本和朝鮮去了!

在「鐵莫爾」親自過間下，朱清、張宣倒賣漕糧的事情暴露，兩位異姓兄弟被扣上了一頂謀反的大帽子，其後，朱清自殺、張宣被處斬，包括「伯顏」、完澤在內的八千多人因受賄被免職。事後，朝廷派了六支隊伍在全國各地清點二人的財產，總計用了六年時間才清點完畢。

二人死後，蒙元帝國將海運收歸官有，下令由平江路接管海上漕運。

蒙元帝國最大的官商朱清、張宣終於敗亡。

黃河氾濫、生靈塗炭，帝國立意根治水患，聽起來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問題是，了一件好事，經過萬千封建官僚之手，就未必是好事!

自古以來朝廷的工程都是賺錢的大買賣，修河要徵調物資、要徵發勞役，這裡面有著無數撈錢機會可是，「脫脫」不這麼想，只耍有足夠的錢，這些事

都能擺平!

「鐵莫爾」號稱要給蒙元貴族當官，又不遺餘力地反對官商，就連「伯顏」這樣征服

南宋的主將也被罷官，朱清、張宣這樣的猛人也被斬首示眾。既然當官賺不到錢，那麼，大汗還是繼續給我們賞賜吧。

什麼時候沒錢了，向大汗要就是，反正本來他就是咱們的強盜頭兒!

大汗確實是強盜頭兒，又有哪個封建帝王不是強盜頭兒呢?只不過最大的強盜頭兒也是大汗，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是萬方生靈的主宰。最大的強盜頭兒不像較小的強盜頭兒，他要追求長治久安，為子孫後代混一張長期飯票。

這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後必須解決的問題：要維持帝國軍事力員的效忠，就必須不惜代價賞賜貴族；要想長治久安，又必須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在大汗與蒙元貴族不斷升級的衝突中，蒙元貴族終於對自己的大汗亮出了屠刀，從此帝國也無可挽回地滑入深淵…

第一位為賞賜煩惱的大汗是孛兒只斤「海山」。孛兒只斤「海山」是鐵穆爾的繼承者，治史者通常稱其為「海山」。

「海山」是一個不靠譜的大汗，剛剛即位就恢復了對蒙元貴族的賞賜，較「忽必烈」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樣做，「海山」也是沒有辦法

「鐵莫爾」沒有指定繼承人，「海山」只不過是唯一沒有捲入武力鬥爭的候選人，也是

各方力量都能接受的人選。登基後，為取得蒙古諸王支持，「海山」想到的辦法就是以金錢邀買人心，賞賜。

除了老貴族，「海山」還一口氣封了十四個一字王，其中十二個根本就沒有黃金家族血統!至於賞賜數量，「海山」則按「忽必烈」時代的標準進行了翻倍：該賞五十兩黃金的改二百二五十兩，該賞五十兩白銀的賞賜五百兩!只要有人開口，大汗一定不讓你失望!

「海山」即位僅四個月，中書省就向他遞交了一份報告：蒙元帝國歲入四百萬錠白銀，其中，維持中央政府正常運轉每年至少需要二百八十萬錠；四個月中，您花掉了四百二十萬錠白銀，另外，還承諾出去一百萬錠的應付帳款。

估計中書省的意思是提醒「海山」注意點，結果，「海山」仍然絲毫不知收斂，也許是根本無法收斂吧。年底一算帳，在不足一年時間裡「海山」居然花掉了一千萬錠白銀，三百萬石糧食，兩都所儲蓄的資本，散之殆盡。

開始的時候挪用「中統鈔」、至元鈔鈔本，後來就提前預收鹽稅，一年之內，所有方法全部失效。至大元年(1308年）年末，上都、大都所有儲備加到一起已經不足一百七十萬錠銀鈔。沒有錢，咱這年還過不過了?

怎麼辦?

答：貨幣改革吧。

至元二年九月，「海山」主導的貨幣改革出爐，「至大銀鈔」!

按詔書的原意，「至大銀鈔」以白銀為貨幣本位，紙鈔面額從一厘到二兩總計十三種；每兩銀鈔折合至元鈔五貫或白銀一兩。同時，「海山」再次宣佈重鑄銅錢，元代貨幣至大通寶、大元通寶，一枚至大通寶折合銀鈔一厘，大元通寶則用蒙文，每枚大元通寶折合十枚至大通寶；前朝舊錢也可以流通。

紙幣和銅錢同時流通，本來是希望銅錢制約紙幣貶值。這一招早在「盧世榮」時代就已經不靈了，主要是因為，「至大銀鈔」沒有真實的白銀儲備，馬上就會被人們拋棄。「盧世榮」、「桑哥」敗亡的時間並不久遠，「海山」和他的手下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偏要這麼幹，只能是一種解釋，「至大銀鈔」純粹就是為了忽悠，忽悠蒙元貴族。

你不是要賞賜嗎?反正錢我是給你了，至於能不能花出去，那不是我的問題。實際情況證明了我們的猜測。

一般來說，發行新幣之後，舊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新舊貨幣交替一定會收回舊的貨幣，這樣才能保證新貨幣流通。

「至大銀鈔」的發行，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新鈔是發行了，舊鈔依舊在流通。至大二年九月，「海山」下令頒行「至大銀鈔」，同時宣佈，在九個月之內「中統鈔」、至正鈔持有者應向朝廷兌換新幣。在這九個月內，「中統鈔」、至正鈔鈔版仍在，也就是說，這幾個月中沒有停止印刷舊鈔。

也是在這九個月中，「至大銀鈔」的發行量高達一百四十五萬錠。如此發行量的貨幣一旦進入流通會迅速貶值，根本就無法承載貨幣的職能，誰又會把手中的貨幣換成一堆廢紙呢?

按官方兌換比例，本來是一貫「至大銀鈔」兌換五貫「中統鈔」，實際上卻是一貫「中統鈔」兌換數貫「至大銀鈔」!

至大三年理論上「中統鈔」巳經停止流通，實際上停止流通的卻是「至大銀鈔」。至於至大通寶、大元通寶，試鑄階段就已經夭折，根本沒有進入流通，也正是這個原因這兩種銅幣成為了今天貨幣收藏中的極品。

「海山」在位僅僅四年，至大四年，「至大銀鈔」已經在交易中徹底消失了，第二位為賞賜而煩惱的大汗是「愛育黎拔力八達」。

「海山」之後的大汗是「愛育黎拔力八達」，也是「海山」的弟弟，在他手中帝國總算回歸正途的表現。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海山」即位過程中曾起過決定性作用，汗位兄終弟及也就順理成立，這也是蒙元帝國汗位極少見的和平更迭之一。從二人的關係推測，「愛育黎拔力八達」應該繼續兄長的治國政策，朝政不會有太大變化。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後僅三天就對「海山」的勢力進行了徹底清洗，並開始推行一系列漢化政策：恢復科舉、翻譯漢學、編撰法典，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海山」的濫賞政策：「海山」去世當月，「愛育黎拔力八達」就賞賜蒙元貴族黃金三萬九千兩、白銀一百八十四萬兩、「中統鈔」二十二萬錠、錦帛四十七萬匹，蒙元帝國的國力早就禁不起如此折騰，於是，蒙元帝國的第四位理財師登場「鐵木迭兒」。

「鐵木迭兒」，《元史奸臣傳》中排名第四，僅次於「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任何一個政府最大的合法收入肯定是稅收，漢唐相傳，歷代王朝都以耕地為徵稅的標準，地多多納稅、地少少納稅。

經過「鐵木迭兒」認真研究，突然驚奇地發現，「忽必烈」、「鐵莫爾」、「海山」三位大汗雖然想盡各種辦法搶劫財富，唯獨沒有動過腦筋的就是田畝稅。

終於找到攫取錢的方法了，這才是攫取錢的正途!

「鐵木迭兒」比較實在，也沒搞丈量土地之類的花樣，延祜元年(1314年），「鐵木迭兒」一個人對照地圖就估計出了一個全國耕地數字，然後，下令江南諸行省在四十天內向朝廷報送耕地數量。最關鍵的一條，上報數字是硬性任務，不得低於「鐵木迭兒」的估算數字一如果完不成任務，地方官撤職!

這就是元史中一項著名的苛政一經理江南。

公平地說，「鐵木迭兒」給出的指標並不是很離譜，甚至低於江南耕地實際面積。土地既然是納稅的標準，那結果自然十分清楚，誰多上報土地誰就要繳納更多稅收。尤其是那些剛剛富起來的蒙元貴族!

蒙元貴族歷來喜歡向大汗索要賞賜，但是，他們也不反對江南兼併土地。入主江南以來，蒙元貴族、色目人迅速捲入了江南土地兼併，這也是「忽必烈」、「鐵莫爾」、「海山」三朝沒有認真核定江南田畝的原因。

面對「鐵木迭兒」，蒙元貴族也不是亳無辦法，比如，讓平頭百姓來承擔大土地所有者的所有田賦。這種方法也不稀奇，無非是看看誰好欺負，然後就給誰多報上幾畝土地，或者在自己地盤上直接提高自耕農稅率，讓弱勢階層替封建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納糧完稅。歷代以來，強勢階層一直就是通過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把賦稅轉嫁到自耕農頭上，無數農人就是這麼被玩殘的。

對「鐵木迭兒」說，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強盜頭兒、代表最高統治者，他並不希望強勢階層把賦稅完全轉嫁到自耕農頭上，如果帝國失去了自耕農，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財富來源。於是，「鐵木迭兒」向各行省加派了很多特派員，「章閭」（也稱張驢），去監督行省的耕地上報工作：每一戶土地必須查實，不得瞞報、也不得多報。

這些「章閭」給朝廷惹下了大麻煩。事實證明，這群「章閭」沒有熊一樣的力量，卻一定有著豬一樣的腦子：為防止「鐵木迭兒」派人複查，這些人居然想到了一個法子，真實增加了自耕農的土地：沒有耕地沒關係，把你家裡的房子拆了、祖墳挖了，不就有耕地了嗎?

《元史》記載，贛州的拆屋、挖墳行動最為慘烈，僅一縣之內就有數千間民宅被毀、墳墓更是不計其數，憑空增加稅賦會惹得小民反抗，但是，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被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誰也不會鋌而走險。現在，賦稅還沒增加，先把人家房子拆了、祖墳扒了，也就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無論活人、死人，大家都混不下去了!

延祜二年，贛州寧都人蔡五，舉兵起事，自號蔡王。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自此，蒙元帝國的武裝反叛就再沒有停止過。

這就是《元史》中所誚的延祜儒治。與「海山」一樣，「愛育黎拔力八達」是一個短命的大汗，四年後死去。

第三位為賞賜而煩惱的大汗是「碩德八剌」，為此他還丟掉了性命。

在一片血雨腥風中，「碩德八剌」登上了大汗的位立，這是第一位能真正寫漢字的蒙元帝國大汗，也是第一位全盤漢化的大汗，如果蒙元帝國想長久存在下去，這就是無可更改的必經之路。

對「碩德八剌」來說，蒙元貴族的要求非常奇怪，你沒對帝國做出什麼貢獻，憑什麼要給你這麼多賞賜?

「海山」好歹還用假幣忽悠一下蒙元貴族，「碩德八剌」卻連忽悠都省了。「鐵木迭兒」死後，「碩德八剌」借著整治鐵木迭兒黨羽的機會直接削減、叫停了蒙元貴族的例行賞賜。

從今往後，不是不賞賜蒙元貴族，而是根據你對帝國的貢獻進行賞賜!

這種簡單而又粗暴的行為，蒙元貴族當然不會滿意。於是，他們拿出了更為暴力的對策，殺!

可憐「碩德八剌」登基不足三年，就在一個月黑風高量的夜晚被蒙元貴族衝入帳篷給砍了，史稱南坡之變!

一般來說，宮廷喋血中，衝在第一線的應該是士兵甲、士兵乙這樣無足輕重的角色，以免主角出師未捷身先死。

謀殺「碩德八剌」的南坡之變，沖在第一線的全部都是朝廷大員，沖入行營大帳殺死「碩德八剌」的人包括正一品官員八名、蒙古親王五名，親手殺死大汗

的人叫鐵失，還是「碩德八剌」稱汗之前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1320)的心腹。

大家千萬不要低估了封建官僚官的無恥，他們從來不會效忠於某個皇帝，甚至不會效忠於自己的族長，大汗，他們只效忠於自己的錢財。如果自己不能在帝國財富中分一杯羹，要你這種大汗何用?

「碩德八剌」，成為第一個為削減賞賜而犧牲的蒙元大汗。

根深蒂固的原始社會意識毀掉了蒙元帝國漢化契機，延祜儒治和「碩德八剌」漢化不過是曇花一現，帝國最終走向了一條不歸路。接下來的事情，就更不靠譜了。

為了帝國，爭大汗的位置，鐵木真的子孫居然對自己人舉起了屠刀，黃紜金家族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自己親人的手上。

三十九年間蒙元帝國出現了八位大汗，平均在位不足五年，最短的不足兩個月。而在這三十九年間，大規模農民起義累計發生了四百多次。

既然繼任者汗位的來路都不是很正，再也無人敢對蒙元貴族動手，朝廷濫賞依舊。近四十年來，朝廷歲入每年不過六十萬錠白銀，支出卻高達三百萬錠左右，每年赤字高達二百四十萬錠。

元統元年(1333年），「妥歡帖木爾」被抓回上都的時候僅有十三歲，身旁的輔政大臣「燕帖木兒」曾經殺掉他父親和兄長。「燕帖木兒」擁立「妥歡帖木爾」，並不是因為想補償自己的罪過，而是因為一個極其可笑的理由；也不知這位梟雄從哪位高人口中聽到一個消息: 此時登上汗位的人絕對會遭到報應，新任大汗壽命不會超過五個月!

既然這樣，就讓「妥歡帖木爾」來當替死鬼吧!

理論上，如果五個月內「妥歡帖木爾」不死亡，估計「燕帖木兒」也有能力讓他被死亡，何況坊間還有傳聞，說「妥歡帖木爾」是宋恭帝之後，並不是蒙古骨血。但是，事情的結局出乎所有人的想像「妥歡帖木爾」上任後，原本活蹦亂跳的「燕帖木兒」卻無故暴斃，也許真的是報應吧。

元帝國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妥歡帖木爾」，蒙元帝國最後一位大汗，也是統治時期最長的一位大汗。

蒙元帝國立國之初，一位名叫「巴林「伯顏」」的將領征服了南宋，末代帝王「妥歡帖木爾」的時候又出現了一位「蔑兒乞「伯顏」」。兩人同為「伯顏」，為政之道卻截然相反。

元初，「伯顏」雖然是武將，卻也知珍惜江南山水，南宋謝太后投降後，「伯顏」下令九衢之市不移，一代繁榮如故；還師後仍不停呼籲：南北既為一家，希望大汗「忽必烈」毋疑南人，元末，「伯顏」雖為文臣，卻是一副地道的窮人乍富做派，頭上的官銜居然有二百四十六個字之多，恐怕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官兒!此人自「海山」朝就已入仕，歷經八代大汗奪位的血雨腥風，卻始終吃立不倒，絕對稱得上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神奸巨猛!

蒙元帝國成于此「伯顏」，亦亡于彼「伯顏」。

彼一「伯顏」，《元史》稱其弘毅深沉，明達果斷，意思是指此人陰險狡詐、城府深、辦事心狠手辣!

元朝歷史上曾有幾道臭名昭彰的命令，創始者就是這位元末，「伯顏」：要求實行種族屠殺，殺盡張、王、劉、趙、李五姓漢人，由於實在太離譜，沒有被執行；除了沒有執行的，還有一些執行的政策，諸如禁止漢人婚配、收繳所有鐵器農具等等。

「伯顏」又是一個極其守舊的蒙元貴族，他曾對「妥歡帖木兒」說，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漢兒人讀書，好生欺負人!

自己粗鄙，就說漢人的書是欺負人?

秉承這種理念，「伯顏」罷黜了所有漢人、南人官員，從大到小、一個不留，而且，漢人、南人不得學習蒙古文，不得起蒙古名字、更不得與蒙人婚配（有些漢人、南人為了仕途上進步，就改名換姓，給自己起了個蒙古名字，或者與蒙人婚配）。此後，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被換成了清一色的蒙古人、色目人。

一般來說，強盜一旦做了皇帝，就會標榜自己是正義化身，對封建官僚貪斂錢財那套把戲表面上都會有所限制。唯獨這位「伯顏」公開承認自己是強盜，不但不去遏制蒙元貴族亳無節制的貪欲，反而變本加厲地告訴這些人去搶吧，想搶多少就搶多少，只要你能搶到。

在這種理念下，整個帝國官場只為了錢而存在：拜見上官要拜見錢、上官

視察要人情錢，節慶上官要追節錢，上官生日要生日錢、辦理正常公務要

常例錢，抓捕兇犯跟受害者要錢、審判官司向原告和被告要公事要錢，就算沒什麼事心也要撒花錢。

時人曾這樣評價「伯顏」當政以後的歲月：數十年來，世間風俗壞得不能再壞，只要當官就習慣於貪污，只要有錢就習慣於玩弄女人，自己不以為恥、別人也不以為怪，世間能有良好操守的人於百而無一焉!

河南行省官衙大堂之上居然有這樣的題字：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真是忝不知恥到了極點!別看百姓的事情不辦，自己的事情還是很認真的。本著對金錢的渴望，「伯顏」和他的爪牙更是把江南土地兼併推向了極致。

至元二年(1336年），「伯顏」取得了帝國土地兼併中的最高成績：一次性在江南撈了十六萬頃土地。他甚至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族人：為搶奪另一位蒙古宗王徹徹禿在蘇州的二百畝土地污蔑徹徹禿謀反，在「妥歡帖木兒」堅決反對下，「伯顏」依然捏造聖旨處死了徹徹禿。因為，「伯顏」的祖先曾是徹徹禿祖先的奴隸，理論上「伯顏」一族應世代奉徹徹禿家族為主人。此後，「伯顏」又在大汗反對下接連貶斥了宣讓王、順威王等諸多蒙元宗王與其閉口而死，何著苟延歲月以逃?人們只能再次走上流亡的道路，背鄉井、棄世業、擲百器、遠離親姻、再無定所，輾轉流浪、寄食異鄉異域，走上一條不歸路!

流民、可怕的流民不可遏抑地再次出現在中原大地。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天道有常，即使光怪陸離的末世王朝，焉能允許這樣喪心病狂、亳無底線的人存在?

「伯顏」的侄子（也是「伯顏」的養子）「脫脫」擔心「伯顏」倒行逆施會反噬整個家族，在他主導下，「妥歡帖木兒」將「伯顏」貶至嶺南安立，這位不可一世的權相，終於死在發配的路上。

「脫脫」，自幼受教於當世大儒吳直方，能力挽強弓，可謂文武雙全、一位不世出的奇相!可惜，他生在了元末，雖非亡國之相，卻有亡國之實!

《元史》對「脫脫」有這樣一段評價：「脫脫」是一個看淡貨財、女色和金錢的人，有著宏偉的志向和長遠的眼光，也能夠好賢禮士，但是，這個人辦事性情太急躁，正因為這個原因經常為群小所惑。《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和《中國通史》（範文瀾版）則對「脫脫」給出了一個同樣的評語：急功近利。

「脫脫」，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呢?

拜自己的叔父所賜，「脫脫」登上相位的時候，蒙元帝國經濟已經完全崩潰，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物價比，至元元年上漲了至少六、七十倍。

次年，蒙元帝國改元至正，「脫脫」出任右丞相，欲大有為，以震耀於天下。從此，「脫脫」開始了一段長達十五年的獨舞，這段備受稱頌的歷史今天被稱為至正更化，也正是這個所謂的更化徹底毀掉了蒙元帝國。

十年慘澹經營，「脫脫」恢復了科舉，控制蒙元貴族賞賜，減免田賦和徭役，對膽敢製造偽鈔者殺無赦，對盤剝草民的奸邪小吏殺無赦，十年後，蒙元帝國終於有了一絲生氣，脫脫也終於看到了一線曙光，他相信自己能夠力挽狂瀾!

「脫脫」不知道，他看到的其實不是曙光，而是迴光返照。

有時候歷史的相似是驚人的。西漢末年黃河曾經改道，銳意求治的王莽政權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黃河水患吞噬掉了。「脫脫」為相後的第四個年頭，至正四年(1344年），華北地區連續二十多天暴雨，洶湧的黃河在今山東曹縣沖決白茅堤，黃河再次改道，順便毀了京杭大運河河道。

《元史》記載，當時平地水深六米有餘，今河南、山東、安徽、江蘇的千里沃野變為一片澤國，此後，三天一小災、五日一大災，再也沒有消停過。

元人趙天麟曾著《太平金鏡策》，其中總結了天下一般民眾有五死，被天災害死、被官吏逼死、被軍兵殺死、被債務逼死、被自己懶死（一曰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最後一條不足採信），五死之中天災排名第一，比蒙元貴族還要狠毒。

對帝國統治者來說，把人淹死了倒還清淨，要是淹不死，居民就會變成流民，那才真正麻煩!

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年），剛剛整頓完朝政的「脫脫」認為，現在時機終於成熟了：一定要根治黃河!

黃河氾濫、生靈塗炭，帝國立意根治水患，聽起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朝廷上卻有無數人反對脫脫。

歷史有的時候其實很詭異，反對治理黃河的人未必是壞人，贊成治理黃河的人也未必是好人。這就涉及中國封建王朝的辯證法，一件壞事，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賢相也未必真是壞事；一件好事，經過萬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

自古以來朝廷的工程都是賺錢的大買賣，修河要徵調物資、要徵發勞役，有著無數的撈錢機會早就等這一天了!

以呂思誠為首的一批漢臣立刻站出來表示強烈反對，他們的理由是：帝國官場並未脫胎換骨，奸邪小吏仍舊充斥於各個崗位，治理黃河要撥無數錢糧，無異為貪瀆之徒抓錢大開方便之門，此謂不念隱憂!修河必定動用無數人力，無論在哪個時節都會耽誤河工本有的農耕，況且，一旦河工聚而不散，便是天下大亂之源，此謂不恤民力!所以，堅決不能修河!

真的不能修嗎? 真的不能。

數千年往事早就把國人政治智慧演繹殆盡，最可怕的不是水患，而是人禍流民。十幾萬河工要吃、要喝、要福利，在老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子女，有著諸多束縛，這些人或許還能安分守己，一旦在一起聚而不散，遠比洪水可怕的多!

可是，「脫脫」不這麼想，只要有足夠的錢，這些事情都能擺平!

因為，他已經想到了一條絕妙的辦法支付修河費用，貨幣改革!

至正十年(1350年），蒙元帝國的通貨膨脹剛剛得到控制，「脫脫」便拿出了前輩的絕招一變更鈔法，即至正鈔改。

為籌措修河資金，「脫脫」同時發行「至正交鈔」和「至正通寶錢」。

「至正交鈔」為紙幣，基準單位仍為貫，每貫「至正交鈔」代表銅錢一千文、兌換舊鈔兩貫。「至正通寶錢」仍是銅錢，又分為地支紀年錢、紀值錢和權鈔錢三種。前兩種銅錢為虛值銅幣，有折二、折三，等等。關鍵是第三種銅錢權錢鈔，權錢鈔顧名思義是衡量紙幣「至正交鈔」」的範本，分為五分、一錢、一錢五分、二錢五分和五錢，分別對應至元元代至正之寶權鈔鈔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

「脫脫」公開宣佈，權錢鈔是衡記紙幣的基準價值，只要有權錢鈔存在，「至正通寶」就不可能隨意貶值，否則，人們會將紙鈔兌換成銅錢。

這還是「盧世榮」、「桑哥」、「海山」玩剩下的，說穿了還是那個障眼法，以帝國的名義把新鈔命名為財富符號，仍然不是真實的財富。只不過，當年「忽必烈」、「海山」用這些手法，忽悠蒙元貴族，今天「脫脫」還是用這些手法來忽悠自己。

紙幣是法定貨幣，背後是帝國信用，無論貨幣制度多濫，增發貨幣多少都會給人一點財富幻覺。由於過分迷信自己的能力，這一次產生貨幣幻覺的是丞相「脫脫」，新幣更迭，「脫脫」認為自己終於有錢了，要去追求自己宏偉的理想!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初四，蒙元帝國詔令中外，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領總治河防使，秩二品、授銀印。跟著，「賈魯」以中樞朝堂名義徵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伕，共十五萬人治理黃河，另配翼十八戍軍兩萬人。

不得不說，「脫脫」沒有看錯人，「賈魯」治理黃河的成績是顯著的。四月興土，十一月就把二百八十里黃河逼回了舊河道!十一月，「賈魯」向順帝上《河平圖》，「妥歡帖木兒」也對「脫脫」、「賈魯」等大行封賞，撰《河平碑》以彰旌表。

一片歌功頌德的背後，沒有人意識到「脫脫」已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和當年的隋煬帝一樣，他完全從京杭大運河兩岸徵調民夫；唐宋相傳，修河一般選在農閒時節，「脫脫」選擇的時機卻是從四月到十一月，十五萬河工在河堤上忙活，這可是一年的農忙時節，意味著一年家裡沒有人耕種土地!

以往修河的時候，一般情況下會補償河工一些糧食；不發糧食，給點現金也行一只要能換到賴以為生的糧食就行。

面對這個問題，「脫脫」的回答是，給錢可以，只給「至正交鈔」!

這件事如果放在宋代，就算給河工只發「交子」可能也不是什麼大事情。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時間把手中的紙鈔拿到市場上去，絕大部分鈔票會暫時留在河工手裡，不會造成通貨膨脹，更不會搞得天下大亂。

間題是，蒙元帝國從來就是一個不遵守貨幣紀律的國度，在人們記憶中紙幣就等於亳無準備的廢紙!所以，「脫脫」的行為導致了另外一種結局：所有人都在第一時間把「至正交鈔」拿到市場上去換糧食，結果，增發貨幣爆湧而出、物價飛漲、紙幣貶值。

平整黃河的慶功酒還沒有喝完，當年十二月，京城大都就物價暴漲，十錠「至正交鈔」買不到一斗糧食，按彭信威先生估算，當時的鹽價較一年前上漲了十倍，較蒙元帝國征服江南時上漲了一於多倍!

很快，貨幣在包括大都在內的北部帝國徹底消失了，帝國再次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會。以貨易貨，意味著十五萬河工修了半年河堤，家裡的土地沒有收成，接下來的冬荒、春荒如何渡過?

既然活不下去，索性就反了吧!

時人編出了這樣的歌謠：丞相造假鈔，富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至正十一年(1351年），「劉福通」在潁上率眾舉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紅巾軍起義爆發了。紅巾軍通告海內：蒙元帝國立國以來，窮兵續武，數次征伐日本無

功，我漢人聚集的江南已經徹底淪為貧苦之地、塞北卻富比江南，凡我漢家義士跟我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我大宋之天終有重開之時!

至正十二年，為彌補軍需，「至正交鈔」發行量，到達二百萬錠（折「中統鈔」兩千四百萬錠），是蒙元帝國存在以來紙幣發行量最大的一年。

由此，「至正交鈔」」發行不足兩年就徹底崩潰。

至正十五年前後，人們已經意識到「至正交鈔」」將絕於用，便把紙鈔稱為觀音鈔，意思是說紙鈔印刷質量實在太差，描不成、畫不就，就像半空中的觀音一樣。為了挽救瀕於奄奄一息的王朝，蒙元帝國開始效仿曹操屯田，朝廷給屯田者每日折合白銀二兩五錢的「至正交鈔」。這個價格可是盛唐開元年間一品大員的官俸!

彭信威先生對此的評價是：這自然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而是鈔票不值錢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上都、大都同時設便民鈔庫，人們可以在便民鈔庫兌換破損的「至正交鈔」，但是，便民鈔庫無人光顧。也是這一年，河北、河南流民湧入大都，僅官府收葬的餓殍就有二十萬之多，蒙元帝國，再無延續之理!

1364年，「朱元璋」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是年，「朱元璋」以徐達為元帥、常遇春為先鋒出兵伐元。

元朝小結：變異的鐵騎遼國、金國都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這些王朝無一不是選擇了漢制，遼國、金國都以中華正統自居，認為自己和宋朝不過是南北朝罷了。這種理念在契丹、女真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以至於遼國和金國在與大宋開戰的時候，宋朝獨修唐史成為一條發動戰爭的理由。

在傳承數千年的華夏歷史中，只有蒙元帝國沒有採納漢制，蒙元貴族固執地認為，只有驍勇的蒙古鐵騎才是立國之本，帝國臣民也就因此被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而居於最下等的南人卻占帝國人口的90％以上。

這也是蒙元帝國的悲劇所在。蒙元貴族可以拒絕漢制，卻無法拒絕中原之地

財富的巨大誘惑。對這群剛剛走出洪荒的人來說，江南山水有著無限誘惑，既然少了許多士大夫的理性束縛，也就把歷代封建官僚的無恥演繹到淋漓盡致。

直接搶過來就是了!這種劫掠已經超出了人們日常的認知範圍，最後，他們不但搶劫漢人、南人，連蒙古人、色目人都一道搶了，就連帝國最有權勢的大汗也未能倖免。誰有權，誰才有財富!於是，黃金家族成為最為悲慘的帝王世系：為了謀得汗位，暗殺、下毒、設計陷害，甚至明火執仗砍死自己的大汗，至於後一任大汗不承認前一任大汗、把前任大汗牌位扔出太廟的舉動更是比比皆是。

社會財富畢竟不是一塊無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奪超過限度，就會造成流民、社會動亂，最終玉石俱焚。元順帝初年，帝國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經淪為流民，所謂流民如雲並不是一種誇張的說法!當人們逃離奔竄，惶惶然無所定居的時刻，又怎麼可能有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再驍勇的鐵騎又怎麼能遏制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在摧富益貧口號的引導下，起義軍（史稱賊者、無賴者)為了獲得維持生存的一 口糧食不得不舉事造反，他們衝入官衙府庫、衝入富人的府邸、也衝入窮人的茅屋。在他們身後，社會秩序完全失控，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園荒蕪，殺人吮血爭鈾銖!面對遍及天下的流民起義，在主要軍事力量尚存的情況下，「妥歡帖木兒」不但沒有堅守大都，反而把自己的軍隊扔在中原，孤身一人逃竄回了大漠，似乎是來中原打醬油的。

財富迴圈有著不可違背的天道法則，它不會因為誰有權勢就偏愛誰、也不會因為誰貧賤就拋棄誰。一個人、一群封建官僚、一個強勢分利焦團，無論你多麼有權力，也不可能毫無止境地對天下人索取財富，一旦突破了底線，驍勇如蒙元帝國也一樣會煙消雲散!

「朱元璋」是窮人出身，在他眼裡，除了他自己，天下人都應該過苦日子，尤其是那些封建官僚!登基之後；「朱元璋」規定：太明朝正一品官員月俸米八十七石、正二品六十一石遞減下來，到了正七品就只有七石半了。有人爭辯：按七石半石計貸，每月就是九百斤大米，放在當時的年代，這個數字不少了!真是這樣嗎?

在開始講述明朝之前我們必須交代一個背景，秦、漢、晉、南朝、隋、唐、宋、明…所有漢家王朝中，只有明朝開國皇帝朱重八完完全全起自草根。民國學者孟森指出：中國自三代以來，最正統的朝代當屬漢代和明代，因為，劉邦、「朱元璋」都是匹夫起事，沒有窺伺前朝神器。劉邦好歹還是一個亭長，按照這個邏輯，得國最正的當屬「朱元璋」。

我始終不明白孟森先生的邏輯：憑什麼匹夫起事就是得國最正，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我只是看到，正是這個原因，大明帝國有很多事情讓人費解，尤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因為在元朝漢人是沒有資格取名字的，只能是姓氏＋父母年齡之和（或出生日期），可見身為漢人或者南人是多麼的可悲!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蕪!

1351年，「劉福通」，率三千人在潁州舉起義旗，人們在頭上裹起紅巾以示對漢家山河的懷念，從赤眉軍、紅襖軍到紅巾軍，歷盡千載紅色始終是我們的圖騰!

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

這裡不想討論元末農民戰爭的是是非非，我想解釋的第一個問題是：元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朱元璋」既不是起義軍中的正統（「韓林兒」的大宋）、也不是兵馬最強壯的（陳友諒的大漢）、甚至不是最富有的（張士誠的大周），為什麼偏偏他能夠勝出呢?

解釋這段歷史其實很不容易，因為《明太祖實錄》早就被「朱元璋」本人和後來的朱棣改得面目全非了，很難找到一點靠譜的史料。

所以，我們還是以貨幣作答，讓那些帶著腐土氣息的銅錢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回到那個英雄輩出的年代!

先說紅巾軍正統，「韓林兒」的大宋。

當然，「韓林兒」只是這支軍隊名義上的皇帝，「劉福通」才是真正的領導者。

「劉福通」起自「賈魯」開河。堂堂大元朝開河不給工錢，河工拿到的紙鈔亳無用處，「劉福通」這才率領他們走向亡命之路，如果「劉福通」繼續給手下河工發紙幣，估計沒有人會給「劉福通」賣命。所以，大宋國的貨幣是銅錢，被稱為「龍鳳通寶」。

「龍鳳通寶」分為小平、折二、折三三種，折二、折三錢顧名思義就是可以當兩枚、三枚小平錢用。就品相而言，這三種「龍鳳通寶」都是銅赤如金、錢體渾樸、文字優美；就重量而言，以小平錢為例，直徑25釐米，重約33克，和漢代五銖錢大小相仿。彭信威先生曾有這樣的評論：一般來說，亂世基本不可能出現這樣品相的貨幣。即使在當代錢幣收藏中，「龍鳳通寶」絕對也是一種極品，普通的小平錢現價大概每枚在一萬元左右。因為，「龍鳳通寶」存世極少，存量稀少、高品質造就了「龍鳳通寶」今天的價格。

為什麼「龍鳳通寶」存世極少?是因為「劉福通」的大宋王朝只存在了幾年嗎?不是。「龍鳳通寶」當初的發行範圍就很窄，最大用途是「劉福通」用來獎賞自己的將士：功勞大的發折三、折二，功勞小的發小平錢，用途則是將領之間相互饋贈（行賄）。至於「劉福通」系轄區的老百姓，是見不到「龍鳳通寶」流通的，紅巾軍不會用「龍鳳通寶」購買物資，補給基本靠搶；天遺寬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主要將領李二、毛貴、白不信、大刀敖無不都是殺人魔王，殺元朝官府，也殺富商，只有殺人才能獲得軍資!

當時有一首竟謠，怎麼聽都不像在歌頌紅巾軍：滿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裡無一人，紅軍府上坐。

滿城都是火，人都去哪裡了?

紅巾軍鼎盛時期曾經三路北伐，唯一不靠搶劫完成軍事補給的將領是東路軍毛貴，毛貴也肩負著主攻大都的任務。當代很多文獻都曾提到這樣一個事實，毛貴曾經在濟南設立三百六十屯，每屯相距三十里，並造大車百輛運輸糧食。憑藉著這些軍資，毛貴曾經攻打到距離大都二十里地的地方，可惜，最終功敗垂成!

當代文獻提到這條史料，一般都是褒義，稱讚毛貴治軍有方、補給充足。我卻只奇怪一個問題，如果真有濟南三百六十屯、每屯三十里，上千平方公里的耕地都歸於紅巾軍。那麼，這土地原來的主人去哪裡了?

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劉福通」兵敗後不知所終，「韓林兒」則為「朱元璋」救走。至此，「劉福通」系北方紅巾軍宣告失敗，「龍鳳通寶」也就停止鑄造。

再說天完系紅巾軍，即徐壽輝與陳友諒。

在明史中，徐壽輝被認為是配角，很多人認為，他只是人長得比較帥，所以才被擁立為天完之主。這種說法大抵來源於明代葉子奇的《草木子》，而葉子奇是典型的御用文人，跟劉基、宋濂都是鐵哥們，估計他要不這麼寫，早被「朱元璋」一刀砍了。

亂世梟雄爭霸可不是選美大賽，選美大賽可以顛倒美醜，群雄逐鹿的年代，單憑長得帥就能執掌天完政權十幾年?

笑話!

在我看來，如果不是徐壽輝後來被陳友諒殺掉，鹿死誰手還尚未可知!

徐壽輝的歷史我們不提，只說天完政權的貨幣一天啟通寶（非明朝天啟通寶，二者在錢文上區別很大）、天定通寶。天啟通寶、天定通寶中，較為著名的是天定通寶，也分為小平、折二、折三三種，三種錢均光背無文，書法俊秀、製作精整、形制規範，也絕不似亂世所鑄。其中，小平錢直徑約為24釐米，重量約為31克。在當代錢幣收藏中，天定通寶小平錢市場價格在四於元左右，折二、折三也不過五於至六於元。

與「龍鳳通寶」不同，天定通寶曾經真正作為貨幣在長江中下游一帶流通，只是因為後來被陳友諒收回重鑄，所以，這種銅錢今天的存世量也不是太大。

徐壽輝的天完國區域基本固定，天完系紅巾軍活動範圍始終在今江西、湖北、湖南一帶。在這片區域，徐壽輝也採取摧富益貧的手段，但矛頭僅限摧富，倒楣的是元朝統治者，也難怪，漢人、南人本來就沒有富人。每攻陷一城，天完系紅巾軍都會大掠富民家，即使這些人逃入山谷，也躲不過搜山，於是，天完軍可以日聚數萬。然後，天完軍隊再把這些資財散發給當地一般民眾，真正窮到吃不上飯的人，即使不加入天完軍也一樣能拿到糧食。最離譜的記錄是1357年（天完治平七年，元至正十七年）天完軍將領明玉珍攻克沔陽城，卻發現這裡正在鬧洪災，明玉珍二話沒說帶人就跑出去採購糧食，用以安撫災民。

幸運的是，天完農民軍政權鼎盛的時候，元朝正在忙著收拾「劉福通」、張士誠，天定通寶得到了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加之長江流域本就是通商的幹渠，天定通寶得以在局部流通。

不幸的是，1360年（至正二十年）徐壽輝有個手下叫陳友諒，他殺掉了徐壽輝，改天完為大漢。陳友諒，也算一號漢家兒郎中的梟雄，在元末農民起義中，幾乎所有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包括「朱元璋」、張士誠都曾接受過元朝封賞的官職，唯獨陳友諒堅決不與元朝妥協。可惜「朱元璋」沒有劉邦一樣的胸懷，陳友諒像項羽一樣的光輝，被「朱元璋」完全塗抹掉了。

《明史》中只剩下成王敗寇的庸俗，如果讓我加一個比喻，陳友諒是金庸先生《笑傲江湖》中的嵩山派掌門左冷禪，那麼「朱元璋」應該就是君子劍岳不群!

既然陳友諒是左冷禪一樣的真小人，這位漁民出身的農民軍領袖也就把對財富的渴望全部寫在臉上!陳友諒日常生活極其奢侈，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所睡之床以及日用器皿居然均為純金打造。敗亡之後，征伐南昌的將領把陳友諒的金床獻給了「朱元璋」，「朱元璋」拍著床頭說：這樣的東西與孟昶的七寶溺器有何區別，毀掉吧!

徐壽輝執掌天完國的時候執行十而稅一的政策，陳友諒稱帝後，把稅收改為經常性搶劫，其劫掠百姓浮糧的記錄在史籍中比比皆是。除了糧食，其軍隊更是上下驕矜，法令縱弛，所到之處赤地千里，就連稍微有點規模的古墓也難以倖免，被稱之為至毒。

當然，陳友諒也鑄造了一些貨幣，大義通寶，較徐壽輝的天定通寶略小，也分為小平、折二、折三幾種。 

以小平錢計算，該錢直徑為23釐米、重29克，與天定通寶相似。但是千萬不要以為陳友諒鑄造這些貨幣是供民間交易所用，大義通寶的真實用途是用來收兌天定通寶，不是1:1而是按1:5的比例（有的地區甚至更高），每枚大義通寶小平錢可以兌換天定通寶小平錢五枚!

這又是一場多麼慘烈的劫掠?

在「龍鳳通寶」、天定通寶、大義通寶這幾種貨幣中，大義通寶的做工是最差的，收藏價值也較低，今天的市價也就是兩千元左右。

剩下的就是農民軍中的富人，張士誠，原名張九四，鹽梟出身，也是一個出身草莽的元末義軍領袖。《明史》記載此人少有荷力、無賴

1353年（至正十三年）張士誠靠十八條扁擔拉起大旗。次年，自稱誠王，國號大周，佔據高郵、泰州、興化、鹽城一帶。張士誠最終雖然沒有奪得天下，元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卻是張士誠：他不但佔據了江浙富庶之地，拿走了元朝歲入的一半，還切斷了大都與南方的水路，徹底斷掉了元朝的血脈。

跟眾多農民起義領袖一樣，張士誠的第一桶金也來自劫掠官府、富商、寺廟，只不過，後面的道路就與其他農民起義軍不同了。

張士誠是鹽販子出身，深知商業之利。其他農民起義軍或者從事搶劫工作（比如陳友諒）、或者自食其力去屯田（比如「朱元璋」），張士誠沒有於這些體力工作，他在活絡商品經濟，由於較好的治安和低稅收環境，蠶絲、紡織、造船、冶煉在他的轄區蓮勃興起，最終張士誠從商稅中獲得的利益甚至可以讓他基本忽略江浙一帶農田的租賦。

也正是這個原因，張士誠在自己的地盤上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天佑通寶，最初的銅材來自於官府、富商、寺廟手中收繳上來的銅材，後來則來自於他的官營銅礦。天佑通寶在江浙一帶大量流通，兵禍漫延之秋，張士誠的大周儼然一片世外桃源，如果不是核心人物張士德的隕落，張士誠完全有可能跟「朱元璋」一爭雄長!

1356年（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的部將徐達攻打常州，張士誠的弟弟張士德戰敗被俘，後被殺掉（一說是絕食而亡）。

張士德是大周政權最有力的支柱、大周所有財經政策的策劃者，就是這個張士德臨終前密報自己的胞兄：「朱元璋」絕非善類，寧可與元朝合作剿滅「朱元璋」，也絕不能向「朱元璋」稱臣!

自此，大周政權落在張士誠另一個兄弟張士信的手中，事情由此就變味了。本來，天佑通寶分為小平、折二兩種，張士信增發了折三、折五錢，意思是一

枚折三可以當三枚、一枚折五可以當五枚小平錢。這些錢用來幹什麼了呢?

答：兼併土地。

在張士誠的十八條扁擔中，張士信是張士誠最小的弟弟，也是在大周政權中把土地兼併發展到極致的一個人。他自行鑄造折五錢買遍平江，所占房產居然大到能把太湖變成了自己家的池塘!其下屬也紛紛大起第宅、飾園池，甲第連青雲，時入做了一首打油詩對其進行諷刺：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死吳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更要命的是，張士信既無統兵之能，也沒本事理財。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橫徵暴斂!

張士信發明了一種駭人聽聞的徵稅方式，鐵流星!在一根木棍上釘滿鐵釘，對敢於抗稅的人用鐵流星當場暴打，就算打不死你，也會有鮮血淋漓的恐懼感!

弄來這麼多錢，張士信是在磨利刀劍、準備進攻「朱元璋」嗎?

答：不是，張士信是在享受生活。他甚至在家中排練淫靡之曲《天魔舞》，就連行軍打仗也帶著這批歌姬舞女。

讓我們以《鐵崖逸編注》中的評價為張士誠結尾：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

遂至於此；張氏亡國，亡於其弟士信!

最後，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對手朱重八，最後的勝利者岳不群!

朱重八的身世很慘，1344年（至正四年）河南大荒，朱重八的父母、大哥、侄子相繼餓死，另外兩個哥哥出門逃荒，一家人突然之間就剩下他一個，這一年他只有十六歲，為了活下來，「朱元璋」選擇了在皇覺寺出家當和尚，所以，現在很多入說朱重八出身佛門。其實，「朱元璋」這個小沙彌只做了五十天，因為皇覺寺的糧食很快也不夠吃了，「朱元璋」只得奉命出門化緣。也就是說，他被趕出皇覺寺，開始靠乞討為生。

亂世之秋大家都活不下去，化緣是不能維持自己生命的，否則，朱重八也不至於家破人亡了。1352年（至正十二年），朱重八投靠大宋紅巾軍將領郭子興，改名元璋，取意誅元之玉，開始了自己的反元大業。

元朝亂世並不是製造傳奇的年代，相反這是一個普通人生不如死的時期。

據《明太祖洪武實錄》記載，當時四處都是割據稱雄的人，中原大地幾乎無一日不戰，加上旱災、蝗災，天下百姓死者相枕，很多地方甚至達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各路英豪還是向民戶強征糧食，謂之寨糧，中原、荊楚等很多地方十之七八的人都就此消失了。

1358年（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克徽州，元朝池州學政朱升前來投靠，並提出了那條著名的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這句話說起來很簡心單，但是，真正做起來是非常難的：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民，忽然手下有了幾十萬人，大家本來就靠搶劫為生，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明天，對這樣一個流民頭子，讓他放棄眼前的享樂，突然之間一無所有了怎麼辦?

然而，「朱元璋」接受了這個建議。

元末農民戰爭也是一個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十五、六年間，很多富商逃亡或被人殺死，史載冠履顛倒，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隸而害主翁者滔滔皆是。其他各路人馬大肆劫掠寨糧的同時，「朱元璋」在自己的地盤上搞起了土地改革：但凡軍隊所到之處，由「朱元璋」本人親自為願意留在當地的無地戶簽發土地所有權憑證「戶由」，「戶由」上寫明了這些人在「朱元璋」手中領到的田產、房宅，反正「朱元璋」又不花錢。

雖然拿著別人的土地送人，「朱元璋」還是有收穫的：從他手中領取土地憑證的人奮鬥了幾代人，今天終於獲得了一份「戶由」，這樣的人怎能不盼著「朱元璋」成事!

又怎能眼睜睜看著「朱元璋」被其他人打敗，自己的「戶由」誰來承認?自此，「朱元璋」才開始顯示出王者風範。

1361年（龍鳳零七年，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的地盤已經基本恢復了生產生活秩序，這一年「朱元璋」下令設寶泉局，開始鑄造大中通寶，只不過這種貨幣實在有點離譜，太重!

最初「朱元璋」只鑄造了小平、折二、折三，僅以小平錢而論，居然重達十四克，是「龍鳳通寶」、天佑通寶、天定通寶的數倍!紛紛亂世，鑄造如此沉重的銅錢，擺明瞭是要吃大虧的，可是「朱元璋」當年就發行了四百三十一萬枚大中通寶。

劣幣驅逐良幣，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朱元璋」鑄造的大中通寶大多被江南商人弄走重鑄了。然而，「朱元璋」吃虧了嗎?

以「朱元璋」的性格，他是絕對不會做賠本生意的。

「朱元璋」正是利用了這個格雷琴法則在紛紛亂世樹立了自己的威信。轄區以外的人要想得到這種貨幣，就必須來他的地盤上交易，也就必須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資一糧食、布匹，等等。

張士誠控制著江浙，江浙一帶的商人卻紛紛來「朱元璋」地盤上做生意!「朱元璋」也很好客，商稅是真便宜，開始二十而稅一，後來改為三十而稅一，幾追當年的文景之治!

「朱元璋」可能確實沒有很多物資，為了獲得大中通寶，不知有多少人給他送來物資。當然，這種離譜的大中通寶沒有流行幾年，1364年「朱元璋」在鄱陽湖打敗了陳友諒，立刻下令各地改鑄折五錢、折十錢，大中通寶小平錢的銅材已經降到三克左右，這是一個正常值。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改元洪武，國號大明。「朱元璋」想告訴天下臣民：亂世之後的新皇朝是一個光明世界，他也將成為諸佛光明之王。

是年，「朱元璋」免徐、宿、派、泗、壽、鄭、海安、襄陽、安陸等郡縣田租三年，並向天下宣示：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天下初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天道悠悠，唯有德者可居天下，這位流民出身的皇帝真的能做到嗎?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中國歷史上殺戮開國醞功臣的事情所見不鮮，「朱元璋」是其中的極品：胡惟庸案殺一萬人，藍玉案殺三萬人，空印案殺三萬人，郭桓案六部侍郎以下皆殺光，洪武一朝三十一年，大小官吏能善終者十二、三人而已。

這給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很多壞名聲，清人趙冀在《廿二史劄記》中這樣評價「朱元璋」：一人犯法、殃及全宗（請注意，不是全家，是全宗）。犯一人、殺一片，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惡劣的記錄。

不知大家是否想過，「朱元璋」為何要殺這麼多人?

答：因為他不懂金融，更不懂貨幣!這些刀下亡魂都是大明寶鈔的受害者。

大家提著腦袋跟著「朱元璋」去造反，現在終於混出來，那以後天天都是好日子!我猜測，開始的時候，「朱元璋」也是這麼想的。

自洪武三年起，「朱元璋」先後賜予功臣大量土地，李善長等國公六人六百五十頃田地、中山侯湯和等十三人各賞賜土地一萬畝，藍玉、徐達等人之女俱為皇妃，李善長、傅友德等人之子俱為駙馬。

一定要讓功臣之後世世相襲，讓那些為我拼過命的兄弟們死而無悔!

「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昔日那些一起扛過槍的兄弟也是一群亳無廉恥的地瘡無賴。他們對財富的渴望比前朝無恥的蒙元貴族絲毫不遜，當然不會滿足於這些賞賜的財富。潁國公傅友德家有良田數千頃，但仍不滿足，他向朱元璋伸手要懷遠一千畝良田，搞得「朱元璋」非常不爽，當面斥責傅友德:你的俸祿、田地不少了，為何要再侵民利?

既然皇帝不能再給咱錢，咱就自己動手豐農足食!

太祖皇帝頒發過鐵券丹書，許諾咱們及子孫，除了謀逆大罪，一切死刑皆免!

據《明史》記載，開國之後，這些功臣欺淩平民、武斷鄉曲、殺戮無辜、恃功驕恣，得罪者漸眾，直接激化了朝廷同一般民眾之間的矛盾。

可能是實在看不下去了，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針對這些元勳貴戚專門頒佈了一道法令《鐵榜文》。在此，我們摘最其中三條：公侯之家搶佔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場，三犯即抵消一次免死!公侯之家的佃戶、家丁、門房、燒火的及其親屬，膽敢仗勢淩人、劫奪民戶田產，殺無赦!公侯之家如果庇護，同樣折免死一次!公侯之家奪人田產房屋牲畜者，四犯與庶人同罪!

從上述內容來看，這些人所犯之罪己令人髮指了：不但本人侵佔山場、房屋、土地，就連他們的奴僕也敢這麼幹，還能被主人包庇、還有數次免死!

看到這裡，還能說「朱元璋」對待功臣無情嗎?莫非只有元勳貴戚們才是人，被他們逼得走投無路的人就活該倒楣?「朱元璋」的心腸還是太軟了，《鐵榜文》並沒起多大作用，這些人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朱元璋仍舊沒有對他們動手，而是耐心地淳淳教導：大家不要親自動手劫掠財富，從今往後，由皇帝為大家來發錢!

為了滿足這些人的貪欲，「朱元璋」於洪武八年(1375年）下令發行大明寶鈔，一定要讓這幫兄弟有錢花!大明寶鈔以桑皮做鈔料，自然是比栳樹差得遠了，至於尺寸，為了顯示我大明富強，大明寶鈔長一尺、寬六寸，這只是一百文面值的大明寶鈔，面值更大的面積也更大。

這樣的鈔票，到底是錢，還是一張畫?

答：大明寶鈔是朝廷的貨幣，卻還不如一張畫。

大明寶鈔是一種毫無準備的紙鈔，連「阿合馬」當年的詐騙手段都懶得用。「朱元璋」想要多少，寶鈔提舉司照著印就是了，反正這些鈔票最大的用途就是賞賜功臣。有人估算「朱元璋」的年均賞賜額在六千萬至九千五百萬貫之間，而當時大明朝一年的歲入不過也就是兩千萬貫!

眾所周知，當紙鈔流通數量超過準備金數倍時就會發生通貨膨脹，這種亳無準備的大明寶鈔當然一樣。要知道，這些功臣貴戚拿到大明寶鈔，是一定要把紙幣換成真實財富的，購買土地。

洪武九年，大明寶鈔流通不足一年，一貫大明寶鈔應兌換一千文洪武通寶，實際上已經連三百文都兌換不到了。

皇帝發下來的錢不值錢，怎麼辦?

答：咱們就自己去搶，我用大明寶鈔買土地，你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這可是合法的，我給了錢的!

大明寶鈔發行後的一兩年內，剛剛建立的大明王朝就面臨一場危機：洪武年間，一共爆發了一百五十多次農民起義，其中一百多次就發生在洪武九年、十年。

眼見著中原大地烽煙再起，「朱元璋」終於對功臣宿將亮出了屠刀!

先說第一個倒下的胡惟庸。

我們先來看看他幹了什麼吧：此人任宰相八年，對朝臣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明史胡惟庸》記載，他一旦見到不合意的奏摺，就一定會扣住不發，最後，天下無恥之徒爭相攀附，有人送金銀、有人送錦帛、有人送名馬、有人送古玩，作為宰相，此公有一個最大的愛好，哪裡有災情，哪裡就有胡惟庸，不是大明通行寶鈔去救災，而是去兼併土地。為了獲得土地，甚至動用軍隊將當地百姓作為盜匪撲殺。這樣會造就很多無主土地。

徐達向「朱元璋」告發他違法亂紀，他就雇凶刺殺徐達（未成功）；劉伯溫向「朱元璋」揭發他的劣行，結果被他下毒害死（一說是胡惟庸受命於「朱元璋」才下毒手，鑒於有刺殺徐達的先例，在此未予採信）。

至於私役官軍、差役伐木修建城樓，私營居室，縱容子侄、莊奴殺人奪田、接受投獻，淩暴鄉曲，就更是不勝枚舉。這樣的人不該殺嗎?於是，三萬人跟著胡惟庸成了刀下之鬼!

再說藍玉，此人是常遇春的內弟，擊潰北元的首功之臣，封涼國公。北伐結束後，他又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藍玉在東昌侵佔了民戶一批土地，有御史把這事上奏給「朱元璋」。結果，這位御史被藍玉派人抓了去當街暴打一頓!為此，方孝孺疾呼：此人性格暴戾、專橫異常，按照此人的威風，上可以蔑視公侯的權威，被他看中的小民之財（土地）必將蕩然無存矣!

擊潰北元後，藍玉回來的路上途經喜峰口，已經是深夜，守關者聽到大軍

叫關便立刻去開門；這時，藍玉卻做了一件誰也想不到的事情，他派人把喜峰口的城牆給拆了，事後還為此洋洋自得!

北伐回朝之後，「朱元璋」封了他一品官職。對著一品封位的煌煌聖諭，藍玉居然非常不滿，當場大呼：我不堪為太師耶!藍玉畢竟是一個官員，要求進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這麼做就不是要求進步了，而是找死了!

長此以往，有你藍玉，可還有大明?

洪武二十六年，一萬五千人跟藍玉一起做了刀下之鬼。

有人說，「朱元璋」誅殺胡惟庸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誅殺藍玉是為了剝奪將領軍權。拋開這些誅心之論，讓我們看看《明史》蓋棺定論的說法：明太祖與功臣有河山之誓、白馬之盟，後人論及此事圈每每都感慨鳥盡弓藏，但是，人主也斷不能廢法而曲全，翦除這些功臣，實在是因為他們做得太過分了，出於不得已，非為私計也!

大家以為，這段評論有道理嗎?

有一出京劇叫《秦香止蓮》，劇中有句唱詞：這裡有紋銀三百兩，拿回家去度饑寒，教子南窗把書念，讀書萬莫做官。

做官不好嗎?

答；在「朱元璋」手下做官不好，是殺頭的買賣。說明一下，是當官的被殺。

除了元勳宿將，「朱元璋」還殺了數不盡的官員，因為他們貪污受賄!甚至有剝皮實草的傳說，貪污六十兩以上者，除梟首示眾外，還要把貪官的皮剝下來裝上草，放在後任官員旁邊，以示儆醒!

自清《廿二史劄記》開始，人們對「朱元璋」對貪官剝皮實草的行為大加讚賞，我查閱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研究「朱元璋」懲貪的文獻，自民國年間起就是叫好聲一片，只有少數人曾對此提出質疑。

我們沒學過解剖學，只想提醒一下，完整剝下一張能填充稻草的人皮，需要多

高的解剖技術?

至於第二道工序，實草，就更是技術活，一張人皮放在那裡歷經寒暑，還得終年不能腐爛，當時有這種廣為普及的防腐技術嗎?

大概是人們對貪官污吏實在痛恨之極，後來經過種種演繹，人們把這種幻想安在了「朱元璋」頭上!

眾生無明，只有好惡、沒有對錯!

如果現在您已經對剝皮實草產生了懷疑，恭喜您，您已經走向了理性分析歷史的道路。現在，讓我們沿著這種道路繼續分析當時的清況。

明初懲罰貪官的方法確實很多：墨面文身、捶足、別足、挑筋、去指、腐刑、肢解、碎肉、梟首、淩遲、族誅等。在如此強大的威懾之下，為什麼這些當官的人要去貪污呢?

為了錢?為了錢這麼多人就可以不要命了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貪污可能會被皇帝抓到，有可能被殺頭；不貪污，可能眼前馬上就混不下去了。「朱元璋」是窮人出身，在他眼裡，除了他自己，天下人都應該過苦日子，尤其是那些封建官僚，就是這些人害得他全家死光光!登基之後「朱元璋」規定：大明朝正一品官員月俸米八十七石、正二品六十一石，遞減下來，到了正七品就只有七石半了。有人爭辨：按七石半計算，每月就是九百斤大米，放在當時的年代，這個數字不少了!

所以，這些貪污腐化分子該殺!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各級政府都有很多公務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資。當時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為了節省開支，明朝一個縣衙只有三個有編制的公務員，即品官。這三位品官分別是知縣、縣丞、主簿，他們可以拿到朝廷俸祿；其他人都是胥吏也就是說，那些平時影視劇裡威風八面的差役都是臨時工，所有收入全靠縣太爺那七石半糧食打賞賜!

一般來說，一個縣裡大概要有五十至一百個胥吏，用九百斤大米養活百十來口人，咱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這還不是最悲慘的，洪武八年開始朝廷發行大明寶鈔。為了節省糧食，「朱元璋」就把部分官員的俸祿一律改為大明寶鈔，根本花不出去!

於是，官員們想到了一個極好的致富方法：倒賣鈔票。

宋代「交子」定期換發，稱之為界，每到了一定的時候大家可以以舊換新。明朝不同，大明寶鈔沒有界限，用桑樹皮做出來的鈔票紙質當然很差，用不了多

少時間鈔票就字跡模糊了。當然，嶄新的鈔票還是比較值錢的，舊鈔與新鈔的兌換比例一般在5:3左右。於是，官衙收稅只收新鈔，拿到新鈔後這些官員會留住這些新鈔，再到市場上去兌換舊鈔，最後用舊鈔上繳稅收。

這樣一來，官員們算是得到了一些額外收入。不過，一個知縣靠倒賣鈔票是養活不了手下這百十來口人的，更不可能發家致富。

所以，官員們還有很多不合法的收入，於是我們看到了明史中那些著名的案例：「朱元璋」的侄兒朱文正，在平定陳友諒時，起過決定性作用，因貪錢不法被賜死；公主的駙馬歐陽倫，這位公主還是馬皇后親生，因倒賣茶葉被賜死；永嘉侯朱亮祖，在平張士誠時立下卓越戰功，因包庇地方惡霸被「朱元璋」親手鞭死，人們再次拍手稱快!

好一位太祖皇帝「朱元璋」，把所有官員嚇得噤著寒蟬，早晨上朝時都要與妻子灑淚訣別，如果晚上還能回來就全家一起慶賀，終於多活了一天!

理性分析歷史是不能這麼快意恩仇的。「朱元璋」確實殺了很多官、很多人，他真的是為了懲貪嗎?

在這裡，我們用兩個故事進行比較，這個問題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一個故事主角的官職比較小，是廣東陽春縣主簿徐均。主簿雖然只有九品，卻是一個很有實權的位置：掌管全縣的土地登記和稅收征管，如果他給誰少報幾畝土地，誰就可以少繳稅款。

陽春縣有個為禍一方的土豪叫莫老大，徐均上任後，莫老大口出狂言：如果徐均不去主動拜見他，他就讓徐均好看。

後來，徐均聽說了這件事，跟前來通風報信的胥吏說：難道這人不是皇帝的臣民嗎?他如果敢再為非作歹，我殺了他。說完，還拔出自己的寶劍擦了擦。

後來，徐均真的查到了莫老大的違法證據，於是，就把莫老大抓了起來。

莫老大很乖，他斷定這是徐均敲詐勒索的手段，於是，他給徐均送來了幾顆石榴塞滿了黃金珠寶的石榴!表面一看會來，徐均只是收了幾顆石榴，就算在刑罰嚴峻的洪武朝，也遠遠不足六十兩白銀的罪名。

莫老大滿心以為自己將被釋放，結果徐均把那些石榴直接扔出家門，然後把莫

老大捆綁送到知府治罪。接下來，卻讓徐均大吃一驚：知府早已被莫老大買通。於是，莫老大很快就被放了回來。

被放回來的莫老大依然很乖，開始給徐均送西瓜，西瓜當然比石榴大很多，裡面可以裝更多的黃金和珠寶。

上次一定送少了，所以徐大人很不滿意!

就在徐均打算再把莫老大抓起來的時候，有人把徐均調到臨縣陽江去了，有人大概收了更多的瓜果和石榴吧!

從史卷記載的資料來看，這個莫老大後來沒受到什麼懲罰，徐均的上司也平安無事。

這個故事並不是秤官野史，而是載於《明史》卷一百四十。

但凡能上正史的資料，一定都有相關證據（我們姑且認為這些證據是真的），但是，這個案件中所有人都這樣平安無事地活了下來。

跟這個小案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初另外一起大案，郭桓案：郭桓並非元勳貴戚，卻因為一件貪污案被殺，還光榮地拉了三萬多人墊背。

郭桓，山東兗州人(曲阜縣)，洪武四年以賢良薦入仕，授山西按察司檢事。《明太祖實錄》明確記載，此人於洪武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入朝任戶部右侍郎，很快就以侍郎銜主持戶部工作（官名：試尚書）。之所以這麼快得到提拔，是因為郭桓在斂財上還是有兩把刷子的。

「朱元璋」流民出身，原本對鹽鐵專賣不怎麼感興趣，就是這位郭桓在自己的地盤上強力推行鹽鐵專賣，很是為朝廷攫取了一筆。

理財有方，郭桓進京了。

沒想到，走進金陵城九個月後，這位主持工作的侍郎沒有通過金錢的誘惑，出事了：經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郭桓與北京布政司趙全德合謀貪污公糧、公款。經查證，「朱元璋」公佈了郭桓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利用職權之便貪污的罪行：第一，造假幣。會同寶鈔提舉司二十多名官員和五百八十多個工人私自印製大明寶鈔，這些大明寶鈔沒有上繳朝廷，郭桓把這些鈔票裝進了自己的腰包。笫二，倒賣金銀。在洪武朝，「朱元璋」既然發行了大明寶鈔，就要嚴格禁止金銀交易，郭桓身身為朝廷命官，居然把國庫裡的金銀拿出去倒賣!

第三，貪污秋糧。浙西一帶官家本來應收秋糧四百五十萬石，結果，郭桓只給了「朱元璋」八十萬錠銀鈔，折合二百萬石秋糧，其他二百五十萬石都被郭桓攫取到自己腰包裡去了；應天等五州縣數十萬石糧食也被郭桓以同樣的手腕攫取到自己腰包裡去了；郭桓不但貪污公糧，還夥同十個布政司倒買倒賣官糧。

以上三項合併計算，郭桓共貪污精糧二千四百多萬石，折合今天的人民幣一百億元!於是，「朱元璋」決定數罪並罰，把郭桓淩遲處死，其同夥、黨羽一律斬首!

如果郭桓真是入朝九個月就攫取了一百多億，那實在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真俷的是這樣嗎?

解釋這個問題之前，再說一個小插曲。

為顯示自己的親民、愛民，「朱元璋」把田賦定得很低，還動輒免去數州田賦。不過，「朱元璋」還有另外一種方法計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某地應徵兩百萬石糧食，結果只征到了一百萬石，那麼，其餘的一百萬石就算是地方官貪污了，不管是不是自己一時興起免掉了。在郭桓之前曾經有一位戶部尚書叫滕德懋，在清點戶部存糧的時候「朱元璋」認為少了十萬石，於是就以貪污軍糧為名把滕德懋給殺了。在追贓的時候，人們卻發現滕德懋的妻子以紡麻為生，根本拿不出十萬石糧食來。

「朱元璋」一怒之下就把滕德懋屍體給剖開了，結果，滕德懋的腹中只有粗糧和草菜。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去貪污十萬石糧食?雖然「朱元璋」最後賜給滕家喪葬費用，卻從未承認錯誤；滕德懋根本沒有機會跟朱元璋爭辯：皇帝本人曾經親口免去蘇州十萬石糧食的田賦!

滕德懋原來是兵部尚書，是抓過刀把子的人，尚且被胡亂按了一個罪名殺掉，何況從基層一步步爬起來的郭桓!洪武朝一年的歲入不過也就是兩千四百萬石糧食，以「朱元璋」的精打細算，如果少了一年的收入，還不得把天下人都殺光?

誠如所述，假設這個郭桓是冤枉的。那麼，為什麼「朱元璋」要殺掉郭桓呢?

答：錢，為了錢，為了貪天下之財!據「朱元璋」查證，郭桓其實並不孤單，他的身後還有三萬同夥，這些人才是郭桓案的關鍵，經審訊，郭桓的同謀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主持工作，試尚書），除了以上幾位六部尚書之外，六部侍郎以下全部捲入、各地布政使全部捲入，基本大明朝高官被殺的一個不剩!

這三萬人更多的並不全都是官員，還有京城、各州縣的普通人，都是富民!當時全國人口不過一千萬左右，三萬人應該是當時絕大部分富人，就這麼一下，全部處置了。

據《明大誥》記載，一個叫做徐添慶的人曾經向郭桓行賄，郭桓收受了錢財，作為代價徐添慶從此不用再向朝廷繳稅了（徐為馬戶，要向朝廷繳納草料），卻要別人補足徐添慶欠下的數目。

我們姑且認為這件事是真的，因為這種事在當時很正常。

事情的結果卻出乎意料，郭桓被抓後，除了徐添慶被砍頭，替代徐添慶多繳納稅收的人也一起被殺了。因為，皇帝看上他們所有的財富，拿走了別人財富的品佳途徑是把人殺掉，永絕後患、耳根清淨!

在郭桓案的卷宗中，田產入官是一個使用率非常高的詞彙。其實，對朱元璋來說，誰被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富民的財富從此要全部歸自己了。

《明史》雖然沒有詳細記載郭桓案的整個過程，事情的結果卻證明了我們的猜測：此舉使得百姓中產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說，天下富人，無論官民，基本被朱皇帝一網打盡!

歷朝歷代，能讓天下富人破產的皇帝並不少見。比如，大名鼎鼎的漢武帝劉徹，告緡令、算緡令、不告緡令，劉徹廢了九牛二虎之力，幾乎弄死了半中國人，才算把天下財富弄到自己手裡!

朱皇帝不過殺了三萬多人，就完成了這個使命，效率不可謂不高!

這三萬人真的就是郭桓的同夥嗎?郭桓區區一個主持工作的戶部試尚書，莫非他覺得貪污是一件豐功偉業，不但要使勁貪，還要大鳴大放拉三萬多人當同夥!嫌自己命長，還是怕「朱元璋」不知道?

「朱元璋」撈了這麼多錢、這麼多土地，用來幹嘛了?授田，實現耕者有其田?

答：不是，宋朝沒有授田是因為不需要授田，自兩漢之後，魏、晉、隋、唐，只有明朝沒有大規模授田。朱皇帝撈到了很多土地，都建成了官屯、軍屯，今天全國各地仍有許多村莊的名字以官屯命名，比如陳官屯、楊官屯，村莊名稱就是源於「朱元璋」時代的官屯。這些官屯、軍屯，說白了就是他朱皇帝的私人莊園。殺這麼多人，是為了一己之私吧?

現在，我們把以上三個案件事聯起來，可以揭開「朱元璋」濫殺官員的謎底了。當然，這個謎底也是我們的一種猜測，把種種確定的歷史事件連接起來，按照貨幣的軌跡進行解釋，僅僅是一家之言。

洪武八年，「朱元璋」開始印行大明寶鈔，同時廢止金銀交易。

「朱元璋」的邏輯是：既然我是皇帝，天下之財就當盡歸我所有!然而，大明寶鈔畢竟是沒有任何準備的紙鈔，超量增發立刻引發了一場超級通貨膨脹。

對「朱元璋」來說，通貨膨脹當然是不能接受的。通貨膨脹?

大明寶鈔不值錢了?

我是皇帝，我讓誰有錢、誰才能有錢，我只允許天下有一個富人，「朱元璋」。紙鈔不好使，就動手殺人，殺封建官僚、更要殺盡天下富人，一個偶然的事件把郭桓推到了風口浪尖，他本人連同三萬人成為刀下之鬼! 

他們的財富則盡歸朱皇帝。皇帝搶錢，還要理由嗎?

有很多研究「朱元璋」的文章認為，「朱元璋」出身農民，有深邃的民本思想，他創立了魚鱗冊（大家可以將之理解為帶有財產清查性質的戶籍）等一系列重農制度。

為了歌頌「朱元璋」，甚至有人將他統治期間稱為洪武之治，一個只有當代文獻才使用的詞彙。「朱元璋」的洪武一朝，平均下來田租確實只有10%，這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很高的稅率。如此之低的稅率，堂堂大明朝卻是歷代以來中國勞動生產率最低的幾個朝代之一，不要說洪武年間，即使到了仁宣之治，人均勞動力原糧產量也不過三千市斤，略高於一千年前的西漢，較唐宋盛世低了整整30%-40%。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這到底是為什麼?

在「朱元璋」的意識裡，既然自己是皇帝，天下之財就應該都是自己的私財；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私財，經濟運行就該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不允許有絲毫出軌!也只有秉承這樣的理念，「朱元璋」才能幹出不設任何準備就隨意發行大明寶鈔的荒唐事來。以至於此後明代任何一位皇帝都不願意在大明寶鈔上署上自己的年號，歷代大明寶鈔只書洪武二字，大概是後來者對整理幣信已經絲毫不抱信心，乾脆就把老祖宗拉出來丟人吧!同樣秉承這種理念，「朱元璋」最初居然想把首都安到自己的家鄉，鳳陽，讓自己的家鄉也跟著風光一把。雖然這個極其離譜的建議被劉基否定了，「朱元璋」還是為建設家鄉狠狠出了一把子力氣：為了把鳳陽迅速建設成為繁榮的一線大城市，「朱元璋」在江南遷徙了十幾萬戶富民去鳳陽定居!「朱元璋」要告訴大家，是我讓自己祖上闊了!

關於這件事，曾經一度有人將之解釋為授田。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玩笑!所謂授田，一定是國家授予土地給無地流民，哪有搶奪了人家沃野良田，再把自己

老家幾畝薄田租給人家的道理（請注意，這裡說的是租、不是授)，對「朱元璋」來說，無論是發行毫無準備的大明寶鈔還是給自己老家弄來十幾萬富裕人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兒科，他要讓整個帝國按照自己的意志運行一只要我和我的子孫能統治這個帝國，我才不管什麼經濟不經濟!

元代採用了極其野蠻的種姓統治方式，「朱元璋」的冶國之道則跟元代統治者

一脈相承。

「朱元璋」也將天下之人主要劃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民戶

人數最多，是種地的農民，順便提供徭役；軍戶負責為國家提供兵丁，順便耕種軍屯，也就是「朱元璋」的私家奴隸；匠戶只是工匠；灶戶煮鹽，在朝廷管制下經營各種專營商品。此外，還有馬戶養軍馬，牛戶養官牛，採珠寶、樂戶供娛樂，全國人民都在明太祖的管理之下，所有人必須按照設定好的軌跡來!

至於商人，在「朱元璋」的規劃裡，是沒這個職業的!

無論做生意、進城打工、串親戚，只要離開了自己的村落，就都必須先在官府獲得商引，供沿途巡檢司驗查。如果碰巧在查驗的時候把商引給丟了，那麼，抓起來、充軍!如果為人比較仔細，路條沒有丟，夜宿客店也要在店曆上登記姓名、人數、起程月日以及貨物情況以供官府查照；到了目的地，下面的事情更麻煩：必須向當地官府取得市籍才能開門做生意，所有店鋪必須定期向官府申報行業、資本、營業狀況及盈利，官府也經常派員校勘街市，稽查物價。

明初確實有過商稅，三十而取一的政策，但很快就在北新關、滸墅關、九江關、兩淮關、揚州關、臨清關、河西務等幾乎所有的交通要道二上建立了關津，雁過拔毛，總體算下來洪武年間的商稅應該在百分之百以上。倘著有人想逃過商稅，也好，一旦查實，貨物沒收、商人充軍!

至於貨物品種就更是少得可憐，秦漢以降，朝廷向來只對鹽、鐵、茶等大宗商品實行專營，明代擴大了專營商品範圍，除了鹽鐵，禁運商品還包括：金、銀、銅、鉛、錫、珠、水銀、朱砂、青綠、煤炭……另外海外貿易以後就別幹了，老老實實在家裡過日子。自此，大明帝國，片板不許下海、令民間禁用番貨番香，把唐宋元以來的海外貿易連根拔除!

既然帝國都是自己的私財，那麼，所有帝國臣民也就變成了自己的財產，財產是不能發聲的，只能聽主人指揮，尤其是讀書人，別自以為看了幾本古書就想借古諷今，一定要讓這些人閉嘴，必須打斷讀書人的脊樑，天下才能徹底清淨!

第一個遭殃的是亞聖孟子，因為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好吧，把孟子給我搬出孔廟!

洪武二年，「朱元璋」詔令天下建立學校。但是，他親自為天下學校立了一條規矩：不許生員炫奇立異，敢標新立異者，殺無赦!後來，黃宗羲在《明夷待訪最》中如此評價：明朝所謂學校者，不過是一批富貴熏心之徒，隨著朝廷風向變其本領的群氓罷了。

御史王朴生性耿直，曾多次與「朱元璋」爭辯。某天估計又惹朱皇帝不高興了，「朱元璋」就下令讓人把他押到刑場上砍頭，在參觀完其他犯人被砍頭的盛況之後，王樸又被押回皇宮，「朱元璋」得意地問他：汝其改乎?

王樸氣憤地回答；如果我沒有罪，你隨便找個藉口也可以殺我!有罪，又何必讓我活著?今日只願速死!於是，王樸就這樣被再次押赴刑場砍了頭，路過國子監的時候王樸大呼：史官要記錄啊，某年某月某日，王樸無罪被殺!

中華民族的士大夫氣節就這樣在戰戰兢兢中被一點點消耗乾淨!

殺文人好歹還有個理由，洪武年間其他草菅人命的案例，簡直讓人啼笑皆非：一個老婦人因戲稱皇帝為老頭兒而牽連附近百姓被滿門抄斬；南京上元節因淮西女人好大腳一個燈謎，招致周圍於百人的殺身之禍；中都鳳陽宮殿修造進展不利，「朱元璋」懷疑有人使用了厭鎮之術(巫術)，於是就將幾百個工匠砍了腦袋。這位自稱淮西農人的開國之君，牢牢把所有封建權力把握在自己手中：整

個帝國只能有一個腦子，那就是他「朱元璋」!整個帝國只能由一個人說了算，那就是他「朱元璋」!整個帝國都應該按照他預訂的軌道運行，但凡有試圖越軌者，殺無赦!

「朱元璋」不信任封建官僚、不信任文人、不信任天下一般民眾，那麼，他信任誰呢?

答：看管家財當然要用自己家人，「朱元璋」信任的人不是封建官僚，而是特務。

為此「朱元璋」甚至成立了一個叫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的新機構，即令人聞風喪膽的錦衣衛。錦衣衛就是特務，負責懲處違反皇帝意志的大臣。除了皇帝，他們不受任何人管轄，包括刑部和大理寺，任何阻礙他們行動的人都格殺勿論!而在大臣眼中，錦衣衛是一群極其可怕的人，如果哪一天錦衣衛上門來間候了，那麼，馬上和家入告別吧，這一去極有可能就回不來了。

「朱元璋」忽略了一個事實，這批特務治國是絕對不可能的，幹壞事卻是一絕。他們連封疆大吏都能屠戮，禍害萬方黎民就更不在話下!在錦衣衛的不懈努力下，終於造就了明初四大案：藍玉案、空印案、胡惟庸案和郭桓案，憑空捏造證據，每一個案件都殺人過萬，這得是多麼兇殘的統治者?

《廿二史劄記》這樣評價明史：明代並非亡於流寇，實是亡於廠、衛。其中的衛即指錦衣衛廠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東廠、西廠!

大概「朱元璋」也覺得這群入實在是太苛猛了，如果任由他們存在下去大明王朝的司法和行政制度將蕩然無存。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下令燒毀錦衣衛所有刑具，並宣佈撤銷錦衣衛，此後，所有案件必須按正常手續辦理。

既然開頭了，還能結尾嗎?

讓我們以《劍橋中國明代史》的一段話來為「朱元璋」畫上句號：明代的統治者考慮到發展這些先進的經濟部門會擴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反過來會威脅到帝國的政治統一。所以，先進的工商業在那時是不被允許的。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臨終長歎：少年貧賤兮壯志揚，此生足矣!不過，我想「朱元璋」還是有遺憾的，太子朱標死在他前面。史載，當時「朱元璋」曾經當著群臣的面痛哭失聲，原來動輒就可以殺掉幾萬人的殺人王也有感情。可能為了彌補這種感情上的遺憾，「朱元璋」把皇位傳給了朱標的兒子朱允炆，這絕對錯誤!

「朱元璋」留給朱允炆的不僅是一片錦繡江山，還有守衛邊陲的一員猛將、他的第四個兒子，朱棣。

在一次談話中，他曾跟朱允炆提起：有叔叔們替你守衛北疆，你可以安心在京城做皇帝了。沒想到，朱允炆卻反間了這樣一句話：外敵入侵，叔叔們可以去抵擋；如果叔叔們反叛，又有誰能抵擋他呢?

這個問題，「朱元璋」無法回答，心機算盡，誰知算來算去算到自己。後來，正是這位猛將叔叔朱棣，把朱允炆拉下皇帝寶座，史稱靖難之役。

提起靖難之役，人們往往認為朱允炆性格過於軟弱，失敗只是遲早的事情。其實，靖難之役帶著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朱元璋」之前的安排全部落實，大明皇室也許不會淪落到同室操戈的地步。

事情還要從「朱元璋」說起。為了藩屏帝室，永內多福，洪武三年、十一年「朱元璋」分兩次把二十四個兒子、一個孫子分封為王。鑒於漢代七王之亂，這次分封還是比較謹慎的，藩王不能過問地方行政，護衛不過三千多人。

也就是說，除了在王府裡吃喝玩樂，這批藩王在地方上並沒有更多權力。欺男

霸女、橫行鄉里的事情肯定有很多，不過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還是要靠朝廷撥款!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沒錢，怎麼跟皇帝鬥?

很多事情壞就壞在特殊二字身上!

二十五位藩王中，有三位比較特殊，他們分別是秦王、晉王和燕王，是「朱元璋」家的老二、老三和老四，封地分別在今天的陝西、山西和北京。這裡是與北元戰鬥的第一線，也是借著這個機會，三位王爺把自己的護衛軍擴充到五千人左右，順便統轄了十餘萬邊防軍，就連傅友德、馮勝這樣的大將都是他們的下屬。

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朱元璋把老將殺了個乾淨，北方的軍權自然完全落到三位王爺手中。

即便如此，「朱元璋」也一定認為三位王爺對新皇帝是沒有威脅的，因為，三王中秦王、晉王與太子朱標關係最好。秦王、晉王曾經被「朱元璋」召回京城受罰，還是朱標出面求情才能再次出藩（現在分析，應該是有意為之，讓秦王、晉王狠狠買太子一個人情）。從三王與太子交情看，秦王、晉王根本不可能反叛，有他們兩個在朱棣身邊，朱棣就是有反叛之心，也沒有這個本事。

「朱元璋」實在是一個不幸的父親!太子死掉之後，洪武二十八年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晉王也病死了。

那些年，除了喪子的心痛，「朱元璋」一定還很著急，他甚至要把為晉王治病的所有醫生都殺掉!因為，秦王、晉王死掉之後，北方邊陲已經無人可以制約燕王朱棣，而此時的燕王已經全盤接收北方的軍隊（請注意，不是護衛）。更離譜的是，晉王死後不足數月，「朱元璋」本人也病死了，沒有時間對可能發生的反叛做任何准備，朱允炆只有獨自面對可怕的朱棣!

朱允炆在皇帝寶座上只待了四年，對他的評價是寬、仁、厚、慈，如果不是後來被猛將叔叔拉下來，他的表現也許不會太差。朱允炆即位後，立即下令減免江浙一帶田賦，每畝收租不得過斗；放開江浙、江西一帶讀書人入朝為官的限制；為胡惟庸、藍玉案中的倖存者平反，朱允炆確實廢黜了「朱元璋」很多苛政，也確實以一副仁政的面貌君臨天下，但是，他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貨幣制度：繼續濫發紙幣，以鐵腕繼續禁止銅錢、金銀流通!

建文帝(朱允炆)統治期間，整個大明帝國承認的官方貨幣就只有大明寶鈔。「朱元璋」好歹還發行過一點洪武通寶，建文帝卻從來沒有發行過任何金屬，貨幣，哪怕是鐵錢。

他的爺爺「朱元璋」如此強悍，對貨幣經濟規律都一籌莫展，何況年僅十六歲的朱允炆?他雖然免除了江浙一帶部分田賦，人們卻照樣因為新鈔、昏鈔的兌換比例被封建官吏敲骨吸髓（詳情請見上章相關內容）。

剛剛當上皇帝的朱允炆感覺正好，是不會意識到這些問題的，何況他有更重要

的事情等著去做一削藩!

為了達到目的，朱允炆還創立了一個新罪名，擾亂金融秩序罪，犯罪嫌疑人則是那些不怎麼猛的叔叔們。

據當時的一部筆記小說《革除逸史》記載，湘王朱柏（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未經朝廷允許擅自印刷了一些貨幣。其實，這在明太祖、明成祖時代並不是什麼大事，各地藩王經常自行印刷紙幣，在自己地盤上流通。

很快，朱允炆聽到了這個消息，只有皇帝才能發行鈔票，你一個藩王就敢印刷紙幣?朱柏，犯了擾亂金融秩序罪，被圍捕。接下來的事情就比較恐怖了：面對圍捕的士兵，朱柏把王府的人集合起來，他自己則身著朝服、騎上了一匹白馬，然後緊閉宮門，然後一把火燒掉了王府，闔家自殺了，臨死前朱柏還說：我是太祖皇帝的兒子，怎麼能為求得活路受獄吏的侮辱!

朱柏大概忘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流民出身，少年時代也沒少受氣，不照樣活得龍精虎猛?現在，你連獄吏的侮辱都受不了，還敢自稱太祖子孫?

朱柏曾經修道多年，還自號紫薇子（紫薇是皇帝上天后的專用住處），難道不知道自殺是一大罪孽，世人不能自我結束生命，這是在逃避上天安排好的因果!

大概朱柏之死過於慘烈，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壞的反響，朝臣對此也多有微詞。在眾多不滿的朝臣中有兩個人，他們是後來朱允炆對抗朱棣的主要將領一李景隆、耿炳文。這兩人手握軍權，不僅是發發牢騷，還把這種不滿灌輸於靖難整個軍事行動：李景隆不但在戰爭期間與朱棣眉來眼去，還在兵臨城下的時候打開了應天金川門迎敵；耿炳文則一邊打仗、一邊公開上疏指責皇帝背棄人倫、悍然對自己叔叔動武，最後耿炳文也投降了朱棣!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看看朱棣。

我們說過，朱棣原本只是一個沒有地方治權的藩王，就連他居住的北京城也在朱允炆的控制之下，北京防衛最高長官[都指揮使]，均由朝廷直接任命。這些人可不會聽朱棣的，所以，聽到湘王朱柏自殺的消息，堂堂燕王、後來的明成祖居然使出了裝瘋之類的把戲。

在建文帝一系列昏招之後，朱棣成功從王府裡跑出來、殺掉了北京行政長官、聚攏了邊疆軍隊，從此，朱棣走上了造反之路!

然而，造反之路註定是坎珂的，且不說朱允炆是帝國公認的皇帝，就是從雙方經濟實力對比來看，朱棣造反也基本類似于自尋死路。

朱允炆控制著富庶的江浙，有荊襄一帶作為戰略腹地；朝廷全部歲入都在朱允炆手中，大把大把的稅收；論明成祖朱棣(1360-1424)軍事力量，朱允炆手中有一百多萬軍隊!再看看朱棣，誰都知道他是一個造反的王爺，地盤只有今山西東部、河北西部一帶，當地文官隨時有可能歸順朝廷；即使軍事力量，朱棣起兵時也只有十萬，其他都是後來胡亂拼湊出來的，還得防著某位將領突然投入建文帝懷抱。

朱棣沒有地盤、沒有土兵，甚至沒有庶民為他當炮灰!然而，朱棣有著朱允炆無可比擬的優勢，金屬貨幣。

北京是元朝故都，這裡歷來都以銅錢、白銀作為主要交易媒介，元順帝逃跑

後還常來做生意，在這裡，大家只認識銅錢、白銀，不認識不值錢的大明寶

鈔。好笑的是，朱棣擁有這項優勢，並不是因為他背著朝廷鑄造了多少銅幣、銀錠，而是因為當時北京已經算箕是邊疆了，朝廷的重點在防衛，根本無心管束貨幣流通之類的小事。

朱棣取得北京治權後，也根本沒有實力發行紙鈔，只能對貨幣流通完全放任自流，並未取締銅錢和白銀。

在任何時代，商人都有著無比敏銳的嗅覺，哪裡管制鬆散，哪裡能賺到真金白銀、哪裡就能成為商品集散地!

相對寬鬆的貨幣流通環境，迅速使得北京一帶成為全國的商品集散中心，這也實在是沒法子，只有在這裡才能賺到真實的財富。

朱允炆控制著全國大部分地盤，全國的大部分商品卻在北京一帶流通、全國的商人卻都在朱棣地盤上做生意、全國大部分真金白銀也就自然集中到了朱棣的地盤。朱棣和他的軍隊確實曾經缺吃少穿，但是，不知有多少商人日夜川流不息地把物資運輸到北方!

最後，讓我們看看戰爭的實況，當然，我們不懂軍事，只能為您分析一下貨幣制度給雙方帶來的影響。

剛才說過，朱允炆用大明寶鈔、朱棣用銅錢和白銀，戰端一起，雙方也就自然按照各自貨幣體系付款給各自的軍隊。

朝廷有百萬大軍，很多都是軍屯中的軍戶，一旦主要勞動力在戰爭中死掉，全家生計又將如何託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軍戶拿到大明寶鈔的感覺：明天也許就要戰死了，現在還拿這些紙幣來忽悠我?又有哪個士兵心甘情願為皇帝拼命?

所以，大家在靖難中看到占著今絕對優勢的南軍（皇帝一方）經常未接一戰就直接拔腿逃跑，從將領到士兵，無一例外!不跑，留在這裡送死，家人怎麼辦?

非但如此，朱允炆還忽視了一項重要的工作：間諜與反間諜。由於雙方貨幣政策的區別，朱允炆雖然也付大明寶鈔給間諜，但更多還是靠那些虛無鏢渺的君臣，朱棣一方就完全不一樣了，鑒於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這幫書呆子根本就不會被金銀收買，他選擇了一群亳不起眼的人一宦官!

「朱元璋」曾下令內侍不得干政，這些人在朱允炆手底下混的實在是不怎麼樣，個個地位極低又極其辛勞，其實內侍雖然身體殘缺，卻也有自己的親人，也有自己一攤子事要擺平，那些吃喝都需要錢的!

就在窮困潦倒的時候，救世主燕王(朱棣)出現了，他不斷給這些宮中的賤役們送禮，讓這些人看到了一線希望。靖難開始後，朱棣不再給這些人送什麼禮，反而變本加厲給他們送黃金、白銀，讓他們的下半生有了實際的依靠!

太監為錢而死，哪怕是追隨燕王造反!

大明寶鈔VS黃金、白銀，雙方未戰，勝負已分!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受到重創。危機過後，為了挽救國內經濟，美國進行量化寬鬆政策，此後各國競相跟隨，貨幣也競相貶值。所謂量化寬鬆，顧名思義就是按照一個寬鬆的量發行貨幣，也就是說，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增發貨幣刺激經濟。

量化寬鬆推出之前，美國聯邦儲蓄局，已經明確聲明，這些貨幣是增發的，並沒有對應的商品。既然已經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了，增發貨幣仍然能刺激經濟嗎?

答：能。

貨幣增發會導致通貨膨脹，但是，在人們拿到紙幣的一瞬間，仍舊從心底裡認可自己拿到了財富。這種虛幻的財富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財富幻覺或者貨幣幻覺，這是一個神奇的現象，虛無飄渺的幻覺也能辦成大事!

大量印製美元，人們自然也就覺得錢好賺了，就業也就增加了、經濟也就好轉了，後面的事巳情、後面再說。 

躲過這段艱難的日子，也許又能出現重大創新，很快市場有了、消費有了、就業有了、稅收也有了，一切又都恢復正規了!

所以，增發貨幣並不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情，只要能以時間換空間，甚至不失為一件救市的利器。

少量的嗎啡可以鎮痛，過量攝入就會染上毒癮了!貨幣幻覺就是這樣，短時間確實可以刺激經濟，如果長時間使用則貽害無窮，量化寬鬆政策決不能無限制持續下去。

現在，我們知道：危機之後，貨幣政策正確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先鬆後緊。明白了這個道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永樂年間朱棣的所作所為。

據《明史》記載，永樂初年宇內富庶，朝廷府庫裡的錢多的數不過來，很多州縣已官倉中的糧食都已經腐爛了。

帝國剛剛經歷了靖難之役，天下有這樣富庶嗎?

《明史》修訂於清朝，修撰者張廷玉等人的傾向性格就不必提了，《明史》大改是一定的!。《明史》中永樂元年這段描述也是這個樣子，仔細推敲一下這段內容你會發現，就連用字遣詞造句都與《史記》中的描述相當類似，比如宇內富庶、腐不可食。

有了一卷史書就能掩住天下悠悠之口?

據松江、蘇州、常州一帶地方誌記載，永樂二年，江南富庶之地發生洪災大雨，田禾盡沒。水災的結果非常嚴重，人們在一片汪洋中踏木而行、眼望天哭；年幼的孩子哭啼著向父母索要食品，也只能以糖雜菱、莢、藻而食；壯年

者匹處行乞，很多人就這樣投於河。

同年，朱棣的老巢北京一帶發生蝗災，地方誌記載，這一年人們比靖難的時候還慘，就連富裕之家也家無宿儲。

有這樣一個開局，正好是貨幣幻覺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帝國剛剛經歷了四年的戰亂，多發一些大明寶鈔不一定有害處，只要能解燃眉之急，也許後面朱棣就

不打仗了，萬方一般民眾可以安寧度日，這個時候就可以收縮大明寶鈔了!誰也沒有想到，這位明成祖的方法，恰恰與正確的做法完全相反。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終於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以前朱允炆削藩、朱棣造

反，現在，朱棣是咱皇帝了，同樣也要削藩!

至於手段，朱棣本人就是藩王造反起家，自然不好意思對兄弟們再動刀動槍，否則合法性何存?於是，他想到了一個好辦法：貨幣緊縮，先從貨幣入手，徹底剝奪眾位兄弟的財富!

藩王有能力造反可不僅是靠幾千護衛，更重要的是他們手中有錢，可以隨時招

募一批亡命之徒!朱棣知道，藩王造反所依仗的無非是金銀財寶，只要金銀不成為流通中的貨幣，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藩王造反的能力。

登基之後，朱棣全然忘卻正是當年北京的黃金、白銀、銅錢才讓他取得這麼多戰略物資。永樂元年，明成祖宣佈自己要嚴格恢復老爹「朱元璋」的一切命令，其中一條就是嚴格禁止金銀交易。

禁絕金銀當然會減少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對於本來就凋敝的經濟形成打擊。更離譜的是，朱棣還幹了另外一件事：以強制力回收大明寶鈔、限制大明寶鈔發行數量!

大明寶鈔的發行權在朱棣手裡，只有天下人把大明寶鈔視為真正的貨幣，才能從根本上革除藩王手中的金銀優勢!

如何才能讓人們把大明寶鈔視為真正的貨幣?

答：收回濫發的大明寶鈔，讓流通中的大明寶鈔升值!看起來，朱棣不僅是一員猛將，更是在權謀之術中把貨幣金融手段運用到爐火純青!

永樂元年，朱棣立即停止對藩王賞賜紙鈔，並以強制性回收流通中的大明寶

鈔：全國所有罰款一律以大明寶鈔繳納、部分鹽稅以大明寶鈔繳納，當年戰亂剛剛停止、百廢待興，大家手裡有錢才好辦事。

此時您不但禁絕了金銀，還全面收回大明寶鈔，造成貨幣通縮，您把所有貨幣都收走了，大明寶鈔購買力是上升了，天下之財的流通也就此停滯了!

不過，朱棣是不會考慮這些的，他只看到一個結果：現在我徹底掌握了貨幣發行權，所有的錢都在我手中。

沒錢，看你怎麼造反!

永樂元年，削去寧王護衛，遷寧王於南昌，之前朱棣曾與寧王立誓事，成與之共分天下，永樂四年，削去齊王官署、護衛；齊王當面質間明成祖：你想學建文舊事嗎?結果，齊王因為這句話被廢為庶入!永樂六年削去呡王官署、護衛；永樂十年，削遼王官署、護衛；藩王消失了、大明寶鈔購買力也恢復了，下面的事情就是謀發展、搞建設了吧!

朱棣確實也是這麼做的，削藩之後，他搞了很多個符合自己心意的建設，至於手段則與立朝之初相反，量化寬鬆，貨幣增發，例如，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工桯之一，遷都北京，就是這樣幹出來的!

在中國史卷中，歷代昏君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修建宮殿、花園，比如「宋徽宗」建[艮岳]。「宋徽宗」修個園子都能搞得雞飛狗跳，遷都北京可是建設個都城，重建北京的工程從永樂四年開始動工，直至永樂二十二年朱棣死去也沒完工，每年都要徵發徭役百萬之眾。 

百萬蒼蒼蒸民終年必須在北京勞動、無法在自己田地裡躬耕。除此之外，數十萬江西一帶農夫被官軍趕入大山伐木，還得負責把這些木材運到北京。由於粉刷宮殿所需要太多油漆，當時一斤錠青色染料居然能值一個農夫一年的收入，而一斤院青色居然連一個柱子都不能刷完!

後世史家很多人將遷都北京看成一件大好事，說這是為阻擋北方異族，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值得，所謂天子守國門!

天子守國門的道理或許沒錯，只針對猛將叔叔朱棣本人。朱棣行伍出身、喜歡在前線親自砍人，可是，大明帝國後世皇帝還能都是猛將嗎?一旦山海關被異族突破，山海關向東可是冀東平原，遊牧民族的騎兵就可以一馬平川衝進來!

何況，永樂年間的北京可不是今天的北京，當時華北地區多為鹽鹼地，所以

《水滸傳》才有林沖發配滄州一說，滄州距離北京只有二百公里。在荒蕪的邊疆建設一個新都城，華美的宮殿可以修造，空曠的馬路可以修建，可是，居民呢?

答：移民，強迫富商進北京。

永樂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遷應天、松江、蘇州、常州十五萬富商到北京，應天

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強行遷徙到北京（附帶產品是這些富商的土地歸了朱棣，因為遷徙的時候土地是帶不走的，一律充公）。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太子朱高熾應詔由南京遷往新都北京，《明仁宗實錄》記載了他路上的見聞：隨時可見輾轉於溝壑的流民，人們拿著籮筐在野地裡挖野菜，我下馬間他們用途的時候，皆跪對說是為了歲荒以為食；我順便走進了這些人的家中，發現無論男女皆衣百結而不掩體，就連家中的灶台也早已倒塌!

朱棣遷都北京，比桀紂之酒池肉林、秦嬴政之阿房宮如何?莫非，只要不是亡國之君，無論如何消耗民力，都值得被人歌頌嗎?在歌功頌德者的眼中，數百萬蒼蒼蒸民的生命就真的那麼一文不值嗎?

朱棣曾吹噓，造北京城自己不損民之分亳!朱棣確實沒增加名義上的田賦，卻增發了無數大明寶鈔、亳無準備的大明寶鈔!永樂一朝中後期是大明寶鈔濫發最為嚴重量的時代，據彭信威先生估計，永樂四年至二十二年糧價大概上升了三十倍有餘，平均每年上漲一倍半。洪熙元年(1425年）的物價已經比洪武朝倍增數十倍，當時，大明寶鈔在市面上幾乎已經不能使用。

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

當然，朱棣也鑄造了很多銅錢－永樂通寶。

一般情況下，歷朝歷代在鑄造銅錢的時候都會鑄行幾個版本，比如小平錢、折二、折三、折五。朱棣的永樂通寶不一樣，永樂朝二十二年只鑄造過一種永樂通寶小平錢，就連小平錢的版本都很少：所有永樂通寶都是光背錢、精整劃一，無論京師所鑄還是行省鑄造看起來都差不多。當代也有人自稱收藏了永樂折二、折三錢，不過，我們也沒有見過實物，無法僅從拓片上辨別真偽。

為什麼永樂通寶只有一個版本?

答：永樂通寶是一種極為特殊的貨幣，它的用途只是向海外購買商品，國內根本不允許流通。所以才只有小平錢一個版本，就算鑄造大錢，估計外國人也不認識，還得一枚一枚數，就別費這事兒了吧?

在當代錢幣收藏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絕大部分永樂通寶出土於日本、東南亞各國，日本經常有很多出土上萬枚永樂通寶的記錄；就連南海海底都曾出土過幾千枚永樂通寶，發現的時候這些銅錢已經和海底珊瑚礁結在一起（如果您有興趣，這批銅錢現在正擺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可以去看一看）。至於中國鄭州、許昌等地也有過零星出土。

隋、唐、宋、元，周邊國家已經理所當然地把中國已的銅錢作為國際貨幣，要去海外購買商品就必須拿銅錢來!

出於這個原因，朱棣才下令鑄造永樂通寶，所有永樂通寶的用途只有一個，海外貿易，確切地說是他個人用來購買海外商品。加之當時大明王朝生產力確實高出周邊國家很多，永樂通寶的購買力在國內遠不如國外，所以，也別指望這些銅錢能仁大批回流到中國。所以永樂通寶，根本就不可能成為國內貨幣。

每當提到朱棣，很多人都引用《明史成祖本紀》的開篇，朱棣之雄武不下「朱元璋」之下。其實《明史成祖本紀》的結尾是這樣的：就算有這麼多成績，又豈能掩蓋住那些倒行逆施?

如果麥哲倫的航程早上一百年，他也許會遇到一批比自己大數倍的海船一大明帝國鄭和的艦隊。鄭和下西洋無疑是一段值得我們驕傲的歷史：比迪亞士發現非洲好望角(1481年)早82年，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1492年）早87年、比達伽馬遠航印度(1498年）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遠航菲律賓

(1521年）早一百一十六年……

據《明史》記載，鄭和所率船隊由六十二艘海船組成，海船長一百五十米、寬六十一米，最大的戰艦排水量，約在三萬噸左右，是名副其實的萬噸巨輪，直至1949年建國前，我們仍沒有能力再次建造這樣噸位的巨艦!

憑著這些萬噸巨輪，鄭和的船隊在大海上乘風破浪，到達了占城（今越南南部）、舊港（今印尼巴領旁）、古裡（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庫特）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甚至一度到達非洲赤道。

在開始這段內容之前，我想告訴大家，鄭和下西洋其實並不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古代航海記錄，甚至不是最遠的航程。

賺錢最多的時代當然是宋代，南宋鼎盛時期每年從海外貿易中取得的關稅就有一千六百萬兩白銀，約占全年朝廷總收入的10%；元代如此經濟如此凋敝，鼎盛時期從海外貿易獲得的收入也接近六十萬兩黃金。

蒙元帝國雖然對漢人、南人盤剝，卻從來不禁止蒙古人、回回人去海外做生意，只要有錢賺，蒙元帝國從來不反對任何事情!中國古代最遠的航海記錄就發生在元代，有一個叫汪大淵的商人曾經兩次橫穿印度洋，船隊到達的最遠處是非洲東岸的桑吉巴島，並著有《島夷志略》。而《明史》記載，鄭和船隊到達的最遠處是比刺、孫刺二國，也就是今天的莫三比克港、索法拉港，還比不上汪大淵。

那麼，為什麼偏偏鄭和下西洋，這麼如雷貫耳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梳理大明帝國海外貿易發展史。

明太祖「朱元璋」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人，想法也很簡單，帝國即我家，我只要為子孫守住這片國土，子子孫孫都能成為這片土地上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就可以了，至於賺錢不賺錢、經濟發達不發達，不是我的職責。海外貿易確實能賺很多錢，但有錢人都不是好東西，有了錢就會有很多想法、有了錢就能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算不去造反、起碼也不好管理!

所以，洪武年間任何人下海都要有朝廷頒發的特許經營牌照，票號文引，否則，私自出海貿易與貪污六十兩白銀以上的貪官同罪，梟首示眾、全家充軍；即使獲得了票號文引也不許使用三枙以上大船，違者同前罪；非但如此，買船、造船賣給外國人也不行，也要梟首示眾。

明成祖從建文帝手中奪得天下，朱允炆卻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所以，他要尋找建文帝，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他。當時，有傳聞建文帝已經遁海外逃，鄭和下西洋目標應該就是尋找建文帝（關於這一點歷代史家已經有了很多論證，又以當代吳哈為代表）。

建文帝雖然沒找到，鄭和卻做了很多大事、給大明帝國賺足了面子：擊潰海上巨寇陳祖義、活捉錫蘭王亞烈苦奈兒、以武力平息蘇門答臘內亂並生擒蘇幹刺

（本次行動由朱棣本人親自策劃，鄭和不過是執行者），還帶來三十多個國家的朝貢使臣。

對朱棣來說，有了萬國來朝的榮耀，能否找到建文帝已經不重要了：我不但在自己地盤上是至高無上的皇帝，還能耀兵異域，顯示中國富強（朱棣本人語最）!在一次朝廷的慶功宴上，有大臣現場做了一首打油詩，怎麼看都像《天龍八部》裡的星宿老仙揚威中原頌：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仰大明；萬邦於國可皆歸正，現帝庭，朝仁聖；天階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

當然，為了讓全世界都知道有富強的中國，朱棣還頒佈了一項通四夷的政策。所謂通四夷顧名思義應該是與匹夷通商，朱棣是要打破太祖成規，讓大明帝國那些有膽識、有眼光的人遠航海外做生意嗎?

答：當然不是，通四夷是鼓勵諸藩來大明帝國賺錢，至於大明帝國能否賺到他們的錢，就不得而知了。有人對《明史》、《明實錄》中鄭和在海外做生意的內容進行了統計，在不考慮兩者存在重複的情況下，一共找到十一項。就這十一項，所涉物品全部都是皇帝享用的專供產品，即吳哈先生講到的香料、染料 

、珠寶、珍禽異獸。凡是來大明帝國做生意的人必須厚待，為不使遠人有觸望之心，衣食住行全由大明帝國包了，販賣來的商品也由大明帝國官府全包了，跋山涉水後再也不用去擺地攤!什麼，關稅?外夷來我大明是沖著我們的名聲來的，你卻要收人家稅，蚊子腿上刮油能有多少，卻虧辱大體萬萬矣!

凡我大明子民，一律不准私自去海外做生意，除了皇帝和皇帝的使者，誰也不能下海!朱棣海禁的政策甚至遠比「朱元璋」嚴酷，除了砍頭、梟首一類的威懾性政策，更陰損的是下令把所有民間船隻都改為平頭，於是，在很多人印象裡中國古代艦船的頭很寬，這樣的船絕對無法穿破海上風浪!最無厘頭的是華僑政策。鄭和下西洋的目標可能是尋找建文帝，建文帝沒找到，卻找到很多華僑。於是明成祖下令：但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皇帝給你一次改過的機會，哪怕是元朝時祖先就逃亡海外、也無論出門做生意還是海盜，都必須立即回國（永為良民）!否則，如果被鄭和抓回來，那就要殺頭（悉行剿戮）

除了朱棣特別值錢的面子，鄭和下西洋還有其他價值嗎?答：有，而且價值不菲。第一，很高的花費。鄭和的船隊最多時有二萬七千人，這樣一個規模應該說是一支海軍了，維持其運轉的費用是一個天文數字。成化年間吏部官員劉大夏估計，為維持鄭和船隊，當時大約每年要支出上百萬銀子。

第二，維持鄭和船隊的費用雖然可觀，但還是要分跟誰比，跟明成祖對番邦的

賜予比簡直就是一個零頭。永樂九年，明成祖賜予滿刺加國王金鎖雪玉帶一條、儀仗一副、鞍馬二匹、黃金百兩、白銀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鼻綺紗羅三百匹、絹一於匹……請注意，這只是對國王一人、一次朝會的賞賜。第三，外國商人來華，官府要全額收購貨物。為了厚待這些海外友人，收購價格大約為市價的三至五倍。最後，就連明成祖本人也承認，所謂朝貢者不過是一群趨利之徒，名為朝貢、實為雜利，遠方之人，求利而已!

引狼入室。所謂番邦使臣，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明宣宗實錄》記載了他對這些番邦使臣的回憶：某地使者二百餘人大概覺得中國這地方還不錯，就在福州驛站住了下來，半年後這些人花掉了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使用銅錢是番邦使節的專利），地方官不勝其擾，堅決要求把他們遺送回國的奏摺

數不勝數。

以上幾項合計，使得大明帝國的臣子們對下西洋抱有徹骨的仇恨，人們甚至把鄭和下西洋與「宋徽宗」的花園相提並論。

朱棣死後第三天，明仁宗朱高熾就在即位詔書中頒佈了三十五條大赦令，其中，涉及停止下西洋的赦令占三條：立即把諸國使臣送回去；立即停止製造、維修下西洋寶船；下西洋的費用，立即轉撥用於賑濟災民。

三十年後的成化九年，為了阻止明憲宗朱見深再次下西洋，戶部官員劉大夏藏匿了鄭和留下的航海圖，面對前來興師問罪的皇帝，這位頗有骨氣的官員理直氣壯地反問：馬三保（明成祖賜名為鄭和，也稱三寶太監）七次下西洋，所費錢糧無數，軍民死者以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別說你沒有找到航海資料，就算找到了我也會派入立即毀掉，以徹底絕了你的念頭!你現在還有臉來向我興師間罪?

鄭和下西洋無疑是世界性航海事業的先導者，顯示了古代中國人民的偉大智慧和無畏的氣概，讓我們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留下了頗為自豪的篇章。很多人扼腕歎息，六百年前，曾經有一次機會，就差那麼一點點我們就能大國!

鄭和下西洋，是我們最好的機會嗎?

答：不是。鄭和與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遴循著迥然相異的經濟學邏輯，經濟學內涵已然如此，註定我們與機會擦肩而過。

如果用恩格斯的話來解釋，西方人航海的目標黃金這兩個字變成了驅使西班牙人遠渡大西洋的符咒，當然，西方海外貿易（搶劫）歷程也絕對不是什麼他們鼓吹的世界文明之源，人類沒有這麼野蠻的文明之源。

這些所謂的西方航海家不過是一群徹頭徹尾的海盜，商忙船裡藏著海盜旗，該出手時就出手! 

大名鼎鼎的哥倫布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在哥倫布的海圖裡，從葡萄牙到日本只有二千四百海浬，整個世界只有1/6是海洋；真實情況是兩地的空中直線距離已經超過一萬海浬；靠這樣的海圖揚帆，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不會再回來。

即使有以上瑕疵，西方航海卻有著最為珍貴的動力：錢、賺多的錢。

揚帆遠航、發現新航路，是改變世界的創新，必然有著極高的利潤，就如同後來的蒸汽機、電能、資訊技術!就是這種可以統治世界的利潤才激發了無數人去試錯、去創新，在於萬次試錯中，成功就會成為必然。在這種經濟理性支持下，會有無數人前仆後繼去海洋探險，絕大部分會葬身浩瀚無邊的波濤，但是，總會有人能取得最終的成功!

反過來看鄭和下西洋，這種行為在經濟學上也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朝貢貿易。與正常商人做生意不同，朝貢貿易不考慮盈虧，所有貿易來的商品只供一個人消費，只為滿足皇帝私欲!普通人絕不能涉足朝貢貿易，哪怕有勇氣經歷海洋的風暴，到頭來也難逃殺頭之罪!

皇帝需要的貿易，就是把帝國家底賠乾淨也得幹!

鄭和有整個帝國作為強大的經濟後盾，成功的概率比單打獨鬥的西方航海家不知要強多少倍。可是，這種航海有連續性嗎?

任何重大的創新都是小機率事件，並非源自某個天才的突發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進程中的點點積累，既需要財力積累、更需要人力資本的積累!既然這種點滴積累需要全社會所有人都參與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種綿綿不絕的動力，那是一種加之於天下人頭上的宿命!

大明帝國能支持鄭和七下西洋，還能支持大明帝國所有具備航海夢想的人去乘風破浪嗎?讓所有人有動力去追尋這個目標，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創新者賺到錢、賺到比別人更多的錢!

在所有人對利益的嚮往中，改變世界的創新最終一定能夠實現!

有人會間：朝貢貿易不能與經濟理性相容，畢竟兩者都是出海遠航，總會為後來人留下航海技術吧?

答：所有科技的最終目標都是轉化為利潤、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既然在經濟學邏輯上不能相容，沒有利潤支撐的技術也註定無法傳承。

明成祖死後，明仁宗罷黜下西洋，鄭和被放在南京混日子。兩萬多久歷風浪的水手，則承擔了一項新的光榮任務，背磚頭，在南京修城牆!

至於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鑒於維修費用實在太高（每年的維修費用相當於新造一艘的一半），被全部毀掉，數十年人才、數十年積累，可以真正統治世界的秘笈，就這麼毀於一旦!

很久之前，在對比了中西古代航海史後，一冊非常流行的歷史教科書這樣解釋鄭和下西洋的結局：我們至少查明了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

查明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又能如何?由封建權力主導的行為，成敗的結果斷然不會是利潤，而是公共經濟學中所謂的效用。對封建統治者來說，他們需要的是統治帝國的權力、是號令四夷的威風，這種封建統治者一個人享用的效用與創新帶來的經濟利潤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梁啟超曾經慨歎：悠悠中華，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此豈鄭君之罪?

朱棣一生幹了很多大事：靖難之役、五征漠北、四征安南、七下西洋、營建北京……《劍橋中國明代史》估算，永樂年間朱棣每年花銷都已經超過帝國正常收入三倍以上，只得以發行大明寶鈔來彌補虧空。永樂二十二年，一生醉心於武功的朱棣死掉了，堂堂大明帝國早就是國之所儲、十之九空，十喪八九。民國年間，孟森先生嘗言：大明王朝，國威最盛者非永樂朝莫屬!在這位今人稱道的明史學家眼中，莫非只有開疆拓土、四夷賓服才是國威，萬方民眾的生命又放在何方?如此觀點居然能推而廣之，真讓人不寒而慄。

朱棣的繼承者是自己的兒子朱高熾，朝政在他手裡有了些許改變。洪熙元年(1424年），朱高熾在登基詔書中發佈了著干命令，第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停止下西洋，其餘，停止遠征北元、罷安南之兵、追封建文帝朱允炆、赦免靖難中罹難大臣的後人，更令人稱道的是，朱高熾公開承認了朱棣的一項錯誤，遷都北京。自唐宋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南移，以北京為首都，宮廷用度以及大盤封建官僚消費不得不從南方運至北京，為了節省這筆開支，朱高熾決定還都南京。可惜，朱高熾只當了九個月皇帝就病死了，這一條命令沒有能夠得到執行，否則，二百年後大明帝國最後的命運也許會改觀。

朱高熾的繼承者是明宣宗朱瞻基，他統治了大明帝國十年，加上前朝的九個月，這十一年是大明帝國少有的繁榮時期，合稱仁宣之治。

《明史》記載：明代仁宣之治就如同周代的成康之治、漢代的文景之治，可 追三代遺風!有人說，明宣宗朱瞻基有乃父之風，放著皇帝不幹卻跑到京城東郊（今昌平一帶）田間地頭去看望農人。他拿起農人用的束（犁）耕了幾下地，大概是由於常年缺乏體力勞動的原因，朱瞻基感覺很累並由此感歎：我推犁三次就已經累的不行了，何況每天干這事兒的農人。人們都說勞苦莫如農，今天我真信了。臨走，朱瞻基還沒忘記賞賜這家農人六十錠大明寶鈔。

有人說，明宣宗崇尚節儉，經常以漢文帝、漢景帝作為榜樣。他這樣教訓臣下：漢文帝的日用衣服都無文繡，我也要節儉治國，因此，他自己的皇陵，獻陵僅三個月就告竣工。

有人說，明宣宗免掉了很多田賦：宣德四年(1429年）京城大旱，宣宗免畿內稅糧十七萬石；宣德七年山西旱災，免稅糧二十四萬石。

有人說，明宣宗開墾屯田、勸課農桑：宣德元年，規定廢除開荒田道稅；宣德二年，下詔重申軍隊必須嚴格、執行屯田法，除邊界軍隊外，其餘都被趕去種田；宣德五年，戶部尚書要親自桂帥推進淮北、河南、山東民屯工作……

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伎倆，假設以上《明史》記載皆為真，明朝「朱元璋」的子孫始終把天下最值錢的東西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一土地，沒有耕者有其田的大明帝國，仁宣之治真的能與成康、文景相比嗎?

我們還是、以貨幣為引，透過古樸的錢眼，看金穿迷霧般的歷史。

永樂一朝，朱棣發行了太多大明寶鈔，平均下來，每年大明寶鈔都要貶值一倍

以上。新皇朱高熾明白，再這樣下去，不但大明寶鈔怕是流通不下去了，大明帝國也將岌岌可危。所以，必須收回部分紙鈔、提高紙鈔購買力!

永樂二十二年，朱高熾以太子監國期間就已經動手回收大明寶鈔了，方法則是對罪犯加罰紙鈔，如果不交錢就加倍打板子。

洪熙元年，朱高熾登基後立即對戶部尚書夏原吉下令：鈔法之所以不能在天下通行，無非是鈔票太多了，只要民間鈔少，也就將自通矣!

可惜，朱高熾死掉的時候夏原吉還沒有拿出貨幣改革方案，否則，以他的仁厚或許不至於推行如此苛政。

洪武以來，商人經歷了有史以來最慘澹的日子。朱高熾死後，夏原吉的貨幣改革方案讓商人知道：在大明帝國混商業，只有更慘、沒有最慘!

宣德四年(1429年），夏原吉告訴大家，從此以後，順天、應天、蘇松等商賈雲集之地的商人，不但要桉原來的數額上繳實物商稅（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曾經把全國商稅都改為實物），還要上繳大明寶鈔，至於數額，看清楚，按官定價格的四十倍徵收，就算大明寶鈔不值錢，您也不能這麼坑人吧?

為了爭取絕大多數農人的支持，夏原吉還給天下商戶安了一個擾亂金融秩序的罪名：天下鈔法不行，全都是因為一小撮商戶不遵守秩序，不用大明寶鈔、惡意壓低紙鈔價格、爆炒金銀。所以，要狠狠向他們收稅!

此外，為了給一小撮商戶一點希望，夏原吉還同時宣佈：這項稅收只是臨時項目，待鈔法暢行無阻後自可悉復舊。

把稅收提高四十倍，您當大明帝國的商人是自動提款機啊?最後，就連皇帝朱瞻基都覺得這個數字實在是太離譜了，在朝議的時候親自將之改為五倍。即使五倍也是一個不小的數額了，此令一出，天下譁然，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想方設法逃稅一不是不繳、實在是繳不起啊!

今天的稅法，稅基一般是營業額、利潤額，大明帝國沒有那麼多會計制度，稅基計算方法簡單易行，看你櫃面上有多少存貨，就要繳納多少稅收，才不管你能不能賣出去!

為了逃避稅收，大部分商鋪把存貨轉移到自己家中，而夏原吉也很快發現了這一點。由此，夏原吉想到了一個更好的方法核算稅基：商人一般居住在市鎮，越有錢的商人營業額越大、住的房子也就越氣派；從現在起，除按存貨收稅，還要清查商戶個人住房，一間房每月納稅五百貫!此外，徵稅範圍擴大到菜地、果林、塌坊、庫房、店舍、驢騾車輛、船隻……只要跟商品有關的地方，都要按時繳納大明寶鈔!

夏原吉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當年，不但使得整個大明帝國商人都關門歇業（商賈不通），還使身得廣大商人賣兒賣女，有人甚至直接把所有產業捐獻給朝廷了（產業輸官）。

比這更重要的是：這項政策使得大明寶鈔基本從市面上絕跡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銀（要買東西只能去黑市，黑市只收金銀）。宣德九年，大明帝國黃金產量達到三百三十五刃、白銀產量達到三十二萬七千六百零八刃，相當於永樂元年的七倍。自此，白銀開始登上中國古代貨幣的歷史舞台，直至萬曆朝推行一條鞭法後完全取代秦漢以來的銅錢、北宋以來的紙幣，成為最主要的交易貨幣。

也是在朱瞻基的宣德朝，大明帝國停止了大規模發行大明寶鈔。但是，千萬不要以為大明寶鈔從此就沒有用處了。此後明代帝王經常會在心血來潮的時候（比如，明太祖、明成祖的生日）宣佈當年必須以大明寶鈔繳納一部分稅收。於是，也就催生了明代一種特殊的貨幣生意：有人專門囤積大明寶鈔，一旦等到機會就可以大賺一筆了!

最後要說的事兒跟金融關係不大，卻不得不提。

宦官干政，無論從程度還是結果的惡劣性，大明帝國都是中國歷史上當之無愧的第一。這批宦官，就是明宣宗年間登上歷史舞台的，他們的出現將在後來的歷史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權力欲極其旺盛的「朱元璋」廢黜了宰相制度，把所有權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整個大明帝國就剩下皇帝一個有腦子的人。非法繼承者朱棣雖然貴為皇子，卻只會掄刀砍人，文化課程幾乎是一片空白。看過朱棣批文內容就會發現，不但書法慘不忍睹，連語法也頗為生疏。為了解決文牘處理問題，朱棣特意建立了文淵閣，解縉，等一批學士負責為帝王起草或潤色詔書。

朱高熾即位後，立即把當年太子東宮的三位舊臣提拔為文淵閣大學士，他們分別是：楊士奇、楊榮、楊溥，即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楊。

自此，明代重新形成了一個類似於宰相的首輔制，文淵閣大學士有票擬之權，也就是說在六部，從地方送來的奏摺上貼上條子，提出初步處理意見，再轉由皇帝批閱。

被貼了條子的奏摺會送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做出最終批復，這道手續叫做批紅。由於全國每天往來的文牘實在太多，皇帝經常會對此頗感厭煩，於是，某天皇帝心煩的時候就會只看幾本奏摺意思一下，其他的就交給宮內宦官分批。

理論上，這些宦官只能照本宣科寫上依照閣中字樣；實際上，他們經常會把自己當做皇帝，在批示中夾帶私貨，至於皇帝最後能看到哪本奏摺、親自批閱哪本奏摺，幾乎完全決定於皇帝身邊的宦官。

也就是說，自宣宗朝起大明帝國政務最終決策權並不在內閣或首輔手中，甚至不在皇帝手中，而是掌握在一群太監手裡。

難怪明末黃宗羲這樣評價明代的內閣制度：那不過是一個文案記錄員罷了，而真正有宰相實權的人不過是一批宮奴，他們有了對天下生殺予奪的權力，閣臣中的賢者不過也就是把自己的文章賣給他們、不賢者就成了他們的幫兇!

有了這項權力，明代中後期很多太監權勢熏天，究其根本正是明宣宗朱瞻基定下的票擬和批紅。明宣宗死後僅九年，大明帝國第一位神奸巨蠹，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即將成為舞台主角，這個太監的出現，將在瞬間就把整個帝國的財富揮霍一空!

明仁宗、明宣宗是兩個有作為的皇帝，可惜，也是兩個短命的皇帝，所謂仁宣之治加到一起不過只有十一年。

明宣宗給大明帝國留下了一位九歲的繼承者一一朱祁鎮（明英宗），還有一個太監「王振」。

英宗朝在大明帝國與瓦剌瓦刺部族的戰爭中，明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虜，史稱土木堡之變。

歷代以來，很多人總結了土木堡的教訓，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王振」對土木堡之變負有直接責任、明英宗負有領導責任。

其實，土木堡之變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朝貢貿易。

當然，朱祁鎮剛剛即位的時候，帝國還是看不到危機的。從最初一段時間「王振」的表現來看，他似乎也不可能成為帝國的禍患，因為宮內有以公正廉明著稱的張太皇太后，朝堂上有大名鼎鼎的三楊內閣，就連「王振」自己也以督促英宗讀書為己任。小時候朱祁鎮喜歡玩皮球，這好像是所有男孩都喜歡的遊戲。當時，「王振」也君到了朱祁鎮玩皮球，然而，他沒有教訓這位帝國的繼承人繼續玩耍，而是在地上長跪不起，懇請朱祁鎮回到書房用功讀書。諸如此類的把戲嬴得了朱祁鎮對他的信任，後來，朱祁鎮居然不再直呼「王振」姓名，而是稱呼他為先生。

正統元年(1436年）朱祁鎮登基之後，「王振」同樣贏得了太皇太后的信任：讓他出面調和三楊矛盾，賦予他秉筆披紅的權力（即替皇帝批閱奏摺）。也許，在太皇太后眼中，「王振」是一個能秉公處事的人。

這一切不過是一種假像，一個貪婪太監的偽裝，「王振」耳濡目染了至高權力之威，所有偽裝的目標都是獲得這種權力，只要熬到太皇太后死去，以他跟皇帝的交情，天下就要跟他姓王了!

為了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一哪怕是暫時隱忍自己

貪婪、兇殘的本性!

「王振」並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會在乎權力的副作用：權力並不能創造財富，只能毀滅財富，權力每搜取一份財富，不知道有多少財富被毀滅；一旦權力的力員反噬，但求做一富家翁亦不可得!

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三楊「也先」後死去或退出內閣，「王振」立即變身為大明帝國，的煞星，把人性之惡演繹到淋漓盡致…

外放官員來京陛見，都要有一道必修課，否則，皇帝還沒見到就可能先被處決了，重者下法司論死、謫戍於邊，輕者也要致仕去。也就是說，好不容易熬了個官，就因為忽視「王振」，最輕也要被罷官。

讓你裝作不認識我!

「王振」府邸車水馬龍，包括吏部尚書在內的朝官，大家見了「王振」都要像見了皇帝一樣磕頭。

只要給「王振」送足金銀，就能得到想要的官職。一時間，靠賄賂「王振」得官者充斥朝堂，他們也被冠以金中書、銀主事之類的綽號。「王振」終於揚眉吐氣了，悲劇的序幕也這樣拉開。

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歷史上，朱棣把朝貢貿易發展到極致，朝貢者也包括蒙古人的後代，瓦剌。

這也難怪，當時大明帝國二主要的對手是黃金家族後裔，瓦剌部族的存在絕對

是一個絕大的威脅。為了扶持瓦剌部族，朱棣下令，瓦剌每年可以派遺五十名使者來京朝貢，當然，這筆生意還是要依循薄來厚往的原則。自從進入大明帝國起，使者飲食起居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路上不但可以享受很多美食，還能觀賞很多教坊司的御用歌舞，大概這種待遇很好，這些使者會在京住上幾個月之久；所有使者都可以得到一筆價值不菲的禮物，按最低等級計算大概也夠在邊陲之地生活個三年五載!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在國際舞台上，所有感情都是發展變化

的。在大明帝國扶持下，仁宣年間，瓦剌不但已經徹底遏制了硃褐部族，還向西降服了哈密、沙州、赤斤等部族，向東攻破兀良哈三衛，進而控制女真、威逼朝鮮，征服了元亡以後最大的疆域。

如果按照朱棣誰強就打誰的邏輯，瓦剌部族一旦壯大了，就應該成為敵人了。可是，現在當權人並不是眼睛裡不揉沙子的皇帝朱棣，而是眼睛裡只有錢的太監「王振」。他不但沒有禁止瓦剌入貢，反而擴大了瓦剌的朝貢規模：瓦剌朝貢的隊伍從五十人發展到幾百人，最後居然發展到數千人。

因為，瓦剌部族的首領「也先」實在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在派來使節的同時，也給「王振」帶來了豐厚的賄賂。

在「王振」看來，「也先」跟自己一樣，不過是貪圖財富，多要幾個出國名額而巳。既然自己已經拿到足夠的賄賂，就可以賞賜給瓦剌使者足夠的賞賜，又不是自己的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也先」跟「王振」還是不一樣的，他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素來以復興大元帝國為己任。

所以，他派來的數千名使節絕不僅為了出國旅遊，除了官員、商人，還有很多士兵，在瓦剌地盤上是土兵、到中原就成了強盜，一路上燒殺搶掠，順便走私銅器、鐵器!

大明帝國不是沒有人看到危機，劉球等一批侍講學士先後多次向朱祁鎮當面

提及瓦剌朝貢的危害。

當時的北京還沒有今天的長城，大同、宣府等要塞的烽火台早在永樂末年就熜滅了，放任瓦剌無限制增加朝貢使團，很有可能某一天瓦刺騎兵就會突然出現在帝國的首都。借用《劍橋中國上明代史》中的描述：這種情況下，唯一能保衛帝國首都北京的設施居然就是北京城的城牆和九門。

劉球：與瓦剌、通商，不但空耗國家財力，豢養敵國西北、華北一帶黎民早已

不勝其煩，此舉誤國，斷不可再行!

「王振」：你擋我的財路，我就斷你的生路!

正統十年，劉球被下獄並迫害致死。

本著友好的原則，「王振」居然將殺死劉球的消息通知了瓦剌部族：現在沒事了，放心派入來吧，此後，瓦刺朝貢使團的走私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心，次數也從每年兩次變為每年四次。為了招待這些人，京城居民每年要無償提供牛羊上萬隻、酒上萬罈、雞鴨瓜果無數一方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攫取乎!另一方面，當時北京城裡的人口不過也就幾十萬，承擔幾千人食宿並非一件很輕鬆的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軍民應用所存無幾。

正統十三年，瓦刺一次向大明帝國派出了近三千六百名使者。

不過，這一次「也先」好像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一賄賂「王振」。

在「王振」看來，派多少人來其實不是大事，忘記賄賂就是大事了，所以，「王振」火了!

那一年，「王振」破天荒地下令禮部要認真核查瓦剌使者的資格!最後，經禮部核算，這將近三於六百名瓦剌使者，只有六百多人符合使者資格，其餘人員要驅逐出堍（食宿費自理）!另外，經過認真核查，瓦剌此次送來的貢馬均為偽劣次品，所以，馬價要降低90%，對瓦剌的賞賜也要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

對這種結局，「也先」也很惱火。不僅是因為砍掉賞賜、馬價、不再報銷食宿費用，而是因為上一次朝貢使團的人曾經說過，大明帝國已經許諾把公主嫁給他（野史傳聞，「也先」的朝貢使閉曾跟幾個看大門的聊天，期間可能談到此事，就當做功績報給「也先」了）。

現在，「也先」不但沒能迎娶到美麗的公主，朝貢使團反而在大明帝國被一個死太監百般羞辱!

正統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兵四萬，以明朝悔婚、侮辱使臣為由出兵亳無準備的大同府。

明朝對此的反應也是非常迅速的，在「王振」唆使下，明英宗率京師附近二十萬軍隊御駕親征!

動員二十萬軍隊用了多長時間呢?三天!

從下達命令到集結出征，一共用了三天時間。其實所謂準備，不過是每個士兵發白銀一兩（由此可見當時白銀已經是主要貨幣之一）、衣服一身、鞋兩雙、炒麵三斗。《劍橋中國明代史》對此給出了簡潔明快的評價：準備不足、供應很差、領導無能。

八月二日，已經到達大同的「王振」聽說「也先」軍隊非常兇悍，雙方未接一戰，「王振」就下令撤兵，對街頭混混來說，打不贏就跑也是很常見的。

問題就出在撤兵策略上。

按原計劃，撤退路線是蔚州和紫荊關南面的一條比較隱蔽的路線。「王振」說，這樣撤退是為了避免軍隊兩次經過一條路線，過分騷擾沿途居民。《明史》則給出了另一個答案，蔚州是「王振」的老家，「王振」要讓大軍經過自己的家鄉，讓鄉里鄉親都看看自己的權勢；當年我進宮的時候不過是個小小的學官，現在已經統帥二十萬大軍!

「王振」全然沒有想到，二十萬大軍是人，也是城中少年、鄉間少年聚居之處，何況他們身後還有四萬名如狼似虎的瓦剌騎兵!臨近蔚州的時候軍隊巳經明顯失控，他們不但毀掉了沿途的莊稼，還焚燒村落、打家劫舍。準備衣錦還鄉的「王振」突然意識到，如果二十萬大軍真的經過自己的家鄉，自己在蔚州的田產將受到莫大損失。於是，「王振」做出了一個毀滅性的決定：大軍返回大同，沿著原有出兵路線，從宣府返回北京!

「王振」忽悠皇帝跟他一起出征，當然不只是為了炫耀一下，那是一定要借著皇帝的威名在所經之處狠狠撈一票的。

就是為了這一票，徹底毀滅了明朝二十萬軍隊。

八月十三日，二十萬明朝大軍距離懷來城只有二十里，只要進了城，瓦剌騎兵在攻堅戰中並不具備絕對優勢。就在這個時候，「王振」突然下令在附近的土木堡紮營，不再進入懷來城，因為，「王振」一路上撈了一千多車禮物（索賄所得），自已進城了，財物被人私分了怎麼辦?

土木堡是兵家所謂的死地一個沒有水源的地方，就在這裡，長途跋涉的瓦剌軍隊看到了剛剛安營紮寨的明軍。

後面發生的事情就是明史中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明軍未做任何抵抗即全軍潰敗，六軍大潰、死傷數十萬；皇帝朱祁鎮被俘，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邦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狀元及第）等數百文官全部戰死；騾馬二十萬頭及軸重盡為「也先」所得…

「王振」在亂軍中被一位憤怒的明軍將領樊忠錘殺，樊忠臨終時高呼：吾為天下誅此賊! 可惜，太晚了。

土木堡之變以後，兵荒使關外大片軍屯荒蕪，明代宗朱祁鈺（景泰帝）即位後下詔近邊關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盡力開種。

詔書下達之日舉國歡慶，皇親國戚、封建官僚、地瘡流氓全都跑去圈佔軍屯、皇莊，大家都誇朱祁鈺是個好同志啊!

皇帝的意思原本是開荒，大家現在的意思是：無人耕種的土地要搶、有人耕種

的土地也要搶!為此還發明了很多方法逼迫小農放棄自己的土地：包攬屯田籽粒、投獻、捐輸等等。雖然名稱各異，實質卻只有一個：強勢吵分利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擠壓普通人的生存空間，逼迫他們獻出自己控制的土地。大家一起興高采烈地搶佔皇圈莊、軍屯，就這樣過去了幾十年，大明帝國經歷了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幾位帝王，進入了正德朝。

正德年間，有一位吏部尚書叫做梁儲，他的兒子梁次擄是地方上的錦衣百

戶。梁次擄生活的地方有一個人叫譚觀海，家中有一百多頃良田，也算是小康之家；當地還有一個人叫楊端，是一個惡霜。

楊端看中了譚觀海家的一百多頃田地，在他的操縱下，譚觀海因為一件小事被

判處了死刑。楊端的如意算盤是，一旦觀海被處斬，他的一百多頃土地就歸在了自己名下。

譚觀海有一定的財富，所以，還是有一些自我保護能力的。他通過一個朋友，把土地獻給梁次捷。所投獻，即中產之家把土地送給封建官僚、自願降為佃戶，以免除無盡的騷擾或者殺身之禍。

投獻在當時相當普遍，實在不罰什麼大事，在這筆交易中，觀海把土地送給了梁次擄，梁次擄則保譚觀海平安。當地官府當然不肯去得罪人，也就無人去抓捕譚觀海，楊端的詭計眼看爪就要落空了。

後面發生的，就有點駭人聽聞了。

吏部尚書的兒子梁儲雖然貴為吏部尚書，卻以廉明著稱。老子都這樣，兒子就不用說了，所以，楊端不覺得梁次攏有多難惹。於是，楊端直接派人把譚觀悔原來的佃戶從土地上打跑了，在這次衝突中，共有四名譚觀海的佃戶被毆打致死。看起來，楊端對這類惡事已經駕輕就熟，打死個把人也習以為常。不過，這一次他確實惹怒了梁次擄。

為了永絕後患，梁次擄聯合前吏部尚書的兒子戴仲朋以及另外幾家富豪，並且動用了軍隊，直接殺掉了楊端全家和楊端的所有佃戶（盡殺諸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一共二百餘人成了刀下之鬼!

當然，楊端和譚觀海所有的土地也被梁次擄、戴仲朋等幾人瓜分!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突然衝進來一群人，不間青紅皂白見人就殺。你以為這是日本鬼子進村嗎?

如此法當極典的案件報到了刑部，刑部居然說自己無權過間此事；於是，案件被推到三法司（明代最高審判機構），三法司的結論卻是此案難以常例處

之，請皇帝聖裁，沒人肯為二百多條人命得罪吏部尚書!

正德皇帝給出的判決結果非常耐人尋味：梁次攏和戴仲朋殺人事出有因，發配

邊衛五年（五年中照樣可以在邊境做官），另外，譚觀海、楊端的土地全部歸梁次找和戴仲朋，楊端手下那二百個佃戶就算白死了!

我猜想，為搶奪土地以至於派兵屠村的事情也許確實是極個別事件，卻也足以昭示當時土地兼併的慘烈。第一個下決心要改變這種狀況的人，正是正德皇帝手下那個禍國殃民的太監－劉瑾!

順便說一句，在中國歷史上，正德皇帝以愛玩出名，以此而論整個中國歷史上恐怕無人能望其項背（普通人沒錢玩不到這個地步，皇帝又無人敢玩出如此花樣）。

劉瑾，本姓譚，陝西興平人，六歲入宮，後追隨一個劉姓老宦官而改姓劉。劉

瑾歷經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五朝，終於從一個敲鐘的小雜役熬成了朝局之上呼風喚雨的大太監。

劉瑾並沒有取得「王振」那樣的絕對權力，他只是抓住了正德皇帝的弱點，專門等皇帝玩在興頭上的時候去請示彙報。於是，正在興頭上的皇帝就很生氣：我養你們這些人是幹什麼的，自己不會處理嗎?

於是，劉瑾才成為所謂

歷代史家關於劉瑾的論斷比較有意思：首先，大家一致認為劉瑾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死太監，這一點確定無疑；然後，大家對劉瑾的惡行成因產生了爭議，有人認為劉瑾是一個壞事做絕的傢伙，也有人認為劉瑾幹壞事的原因是因為想幹好事，行為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受五種需求驅策，這五種需求依次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五種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逐級遞升。劉瑾認為，自己是高層次的成功太監，所以自己要從生存這樣的低層次向自我實現這樣的高層次躍遷（請注意，是躍遷，不是變遷）!

其實，自我實現、尊重，這些高層次的玩意兒不是每一個人都玩得起的，需要

大量金錢做支撐，沒吃飽飯就去追求自我實現的偉人不是沒有，古往今來不過也就那麼幾個。絕大部分人活著也就是為了生存、安全、歸屬，普通人如果非要從低層次向高層次邁進，那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

劉瑾只是普通入，所以，他為此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最初，出於生存的需求，劉瑾曾經拼命撈錢。「王振」只是要求地方大員來孝敬，劉瑾卻連離京出差的官員也不放過。無論什麼差事、也不管你是不是撈到了錢，一旦被派了出京的差事，回京後第一件事就是到劉瑾府上孝敬。如果忘記了或者沒錢孝敬，結果必然是很悲慘的，有些朝官甚嚴至因為無錢向劉瑾行賄畏罪自殺。

開始的時候劉瑾沒見過世面，每次也就收幾百兩白銀，後來一個叫劉宇的人有一次向他行賄萬兩白銀。

劉瑾非常高興，他問劉宇：先生何厚我?劉宇笑而不答，隨即，劉宇便被升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銜。

自此，劉瑾的胃口大了起來，省級官員進京要供奉兩萬兩白銀、州府官員要供奉數千兩白銀（根據各地肥缺而定），縣級官員來也要供奉數百兩白銀……

孝敬劉瑾的錢在當時還有個專有稱謂，叫做常例。據《明史》記載，地方官常例的來源基本都是高利貸，謂之京債。京債的利息率是非常高的，年化利率來應該在300%-600％之間。

地方官肯承擔如此高昂的利率，並非他們還款能力很強，也並非他們議價能力

很差，而是因為高利貸機構本身就是自家產業。一般來說，地方官在自家高利貸機構借出常例送給劉公公，回到任上之後再從公庫裡提取白銀運往京城還債，連本帶利一起付清（複任之日，取官庫所貯倍償之）。

在整個過程中，劉公公只是拿到了京債的一份本金，行賄者卻拿到了三到六倍的利息，甚至還要更高!

當然，無論本息都會記在劉公公賬上，地方官員本人還是合理合法的。

吏部尚書張彩是劉瑾的爪牙，也是劉瑾蔽重要的心腹。張彩畢竟是讀書人，看著劉老大的名聲一天天臭下去，實在有些於心不忍。正德三年，他跟劉瑾進行了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

張彩：劉公，你以後不要再收常例了，這是一種極其愚蠢的撈錢方法!劉瑾：常例這麼快的撈錢方法，為何要放棄?

張彩：地方大員都是貪污的老油條了，你雖然只收兩萬兩，這些人回去就會在國庫裡拿走六萬兩，還要說這些錢送給劉公你了!

劉瑾：……

經過張彩點醒之後，劉瑾終於上檔次了，不再為了生存貪污受賄，而是立刻有了更高的追求一自我實現。

正德三年，劉瑾發佈了一條消息：從今往後朝廷要嚴厲查處貪污，我也不再收

常例了!

正德三年，刑部侍郎張鸞等三人從江西出差回來，按常例送給劉瑾二萬兩白銀；結果劉瑾不但將賄金送官，還將三人治罪，並牽連出江西巡撫以下官員三十一人。

正德三年，劉瑾開始派員核查各地公庫，但凡帳目與實存不一致者都要治罪。如果不想被治罪，也可以向朝廷捐出贖金、以威輕罪名，這在歷史上被稱為罰米法

時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也有人認為劉瑾的罰米法實際是一種斂財利器、打擊異己的手段，但凡不肯依附於他的人往往會因為小罪名被處以數百石乃至數於石的罰款，很多人因此傾家蕩產，通過查處貪官，朝廷收到了很多銀子。有了錢，然後就可以供給邊用

危及大明帝國統治根本的本情無疑是流民，造成流民的根本原因則是土地兼

並。劉瑾身殘志堅，看明白了問題的關鍵，所以，劉瑾很快找到第看二條自我實現的路徑一一不准土地兼併，即，整理軍屯。

從土木堡之變到正德朝的五、六十年間，強勢分利集團最大的勝利就是蠶食了皇莊、軍屯，大家侵佔屯田，隱占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正德初年，皇莊、軍屯已被侵蝕的所剩無幾，很多軍戶也變為無家可歸的流民。發現問題後，劉瑾迅速付諸行動，正德四年，劉瑾奏請正德皇帝整理軍屯。劉瑾告訴正德皇帝朱厚照，整理軍屯可以遏制土地兼併、可以增加國家收入、可以改善軍隊給養、可以減少流民、可以從強勢階層手中為流民奪回失去的土地、可以保有這麼多好處，朱厚照連想二都沒想心就把手一揮：很好，你去辦吧!

整理軍屯，確實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有一個前提：如果能做成的話!這件事說白了就是把封建官僚累積了幾代的財富拿回來，可是，封建強勢分利主導財富分配的情況下，他們允許財富反向流動嗎?

封建官僚確實需要巴結劉瑾，拍馬屁、行賄，所有這些的目標都是為了從劉瑾手裡攫取出更多利益。現在，劉瑾不但不能給人家更多利益，還要奪人家田產，又何必依附於你?

劉瑾在瞬間就把整個強勢階層都推到自己的對立面，詔書頒佈之日，敗亡便已在旦夕之間了。

《明通鑒》記載，劉瑾奏明整理軍屯的時候滿朝官員全部以沉默對抗，大學士楊廷和本來想出面阻止，卻被另一位大學士李東陽拉住。事後楊廷和問李東陽為何阻止自己，李東陽的回答居然是：讓他把天下人得罪光了吧，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扳倒這個死太監!

楊廷和、李東陽，是內閣大學士、明史中的名臣，這樣做是權謀之術，還是禍國殃民?

劉瑾得到了聖旨，興沖沖地回到家中，死黨張彩隨即趕來，怒氣衝衝質問劉

劉瑾：這絕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百世流芳的好事，為什麼不能去做?莫非怕我去查?

一場不歡而散的談話之後，劉瑾得罪了最忠心的手下，也失去了重要的同盟。不過，劉瑾是不怕這些的，以前我做壞事的時候尚且有這麼多追隨者，這樣的

大好事，還怕找不到人?

你還別說，做好事還就真找不到幫手。

劉瑾找到的新幫手是文官集團底層，選人的標準則非常別緻：罵過劉瑾。

劉瑾認為，凡是敢於得罪自己的人，一定是幾根傲骨的，都是清官能臣!

劉瑾沒有想到，有人罵他真是以天下為己任，有人罵他純粹就是政治投機，畢竟絕大部分人的需求還停留在生存、安全層面。

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猜測。

周東，成化二十年進士。到了正德朝，周東混了二十多年還沒混上一個合適的位置（實在抱歉，我沒有查到周東此前的官職）。別看混得不好，周東還是很有骨氣的，劉瑾得勢以來，他經常發表言論抨擊劉瑾，見面的時候對劉瑾也是冷眼相對。

正德五年初，劉瑾要整理軍屯，他想到了周東，這個人敢罵我，人才啊!隨即將周東提拔為大理寺少卿（正四品），並派往寧夏整理軍屯。

跟劉瑾一樣，周東也認為整理軍屯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找到原始土地登記簿子，核查一下誰在耕種這些土地，讓他交出來就是了!

周東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要人交出來的不僅僅是土地，也是別人的身家性命，斷入財路如殺人父母啊!何況，周東想要的不僅僅是朝廷的土地，還有賄賂。

寧夏駐軍都指揮使是何錦義，任職期間確實撈了很多土地，大概有兩於五百多

頃。在周東到來之前，何錦義就做了充分的準備，把土地掛在親戚名下。當然，何錦義還是很懂規矩的，自周東進入寧夏地界開始就不停逢迎，伺候的那叫一個周到。

開始的時候何錦義還是很開心的，周東很豪爽，逄請必到、逄虛禮必收，看起來自己應該可以逄凶化吉!一 

段時間以後，何錦義就有點犯嘀咕了，您酒也喝了、錢也收了，這事兒到底怎麼辦，倒是給句準話啊。

周東沒有讓何錦義等待太久，半個月之後，周東告訴何錦義：我已經派人查過了你的田產，一共三千五百頃土地，都是你侵佔的軍屯，交出來吧!

滿打滿算才撈了兩千五百頃田地，周東卻把自己親戚的土地全算，在自己頭上，自己不但傾家蕩產，還要倒賠一千頃!

原來周東是一個收錢不辦事爭的人!

何錦義很生氣，不過，轉念一想，周東開出這樣的籌碼，莫圈非是覺得自己送錢不夠多?於是，何錦義加大了送禮力度，再看這位大理寺少卿，還是禮物照收、酒席照喝，就一件事崎，田產的事免談!

實際上，何錦義還是幸運的，大概是否在何錦義級別比較高的份上，周東只是把何錦義小老婆抓起來痛、打了一頓（破相了），也沒把他本人抓進監獄。中下級軍官乃至小兵就沒這麼幸運了，經常被周東的手下抓進監獄，然後痛毆人家的妻子兒女、逼迫人家交出土地! 

更可恨的是，周東在丈覺土地的時候把五十畝田計為一頃地（實際為一百畝田一頃地），這樣計算下來所有的人都在侵佔軍屯，即使普通的軍戶都要退賠土地!

整理軍屯的人跟搶佔軍屯的人本就是一丘之貉，難道劉瑾的一紙空文，就真的就能讓貧苦的軍戶得到土地嗎?

《明史》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周東這樣的人望風承旨、敲撲殘酷，富貴通魯之家還可以坐賣田宅，普通人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

搶佔官家豪強土地，劉瑾徹底得罪了整個強勢分利集團；整理軍屯又未能讓天下蒼生真正得到土地，劉瑾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百姓。

從此，劉瑾再無朋友、只剩下敵人!

早就心懷異志的安化王，利用了寧夏戍邊將士的憤怒，在寧夏舉兵造反，同時打出了誅劉瑾、清君側的口號。雖然安化王叛亂只持續了十八天就被平定了，但是，這件事卻成為人們攻擊劉瑾的口實。

正德五年八月十六日，在沒有任何預先徵兆的情況下，劉瑾曾經的戰友、跟他同為宮內八虎的另一個太監，張勇，突然在宮廷郁宴後向正德皇帝呈上了內閣成員李東陽的奏摺，狀告劉瑾謀反!

次日，整個大明帝國的官僚全部行動起來，六部九卿、全國十三布政司同時上

書，一致彈劾於古罪人劉瑾!也就是說，文官拱屯團、宦官染團、中央勢力、地方勢力，無論是誰、也無論官大官小，大家都要對劉瑾踹上一腳!

總結一下，大家為劉瑾羅列了十九條罪名，內容小到不講文明、不懂禮貌，大到謀反、貪污受賄、司法腐敗，等等。正如整理軍屯之初李東陽的預料，劉瑾戶的從那時就已經註定敗亡!

為了查證劉瑾的罪行，劉瑾被兩次抄家，第一次只抄出白銀五百萬兩、珍寶無數；第二次，經有關部門認真核查，終於在一個房間裡找到了上千幅鎧甲，並在一把扇子中找到一柄匕首。

最終，經皇帝裁定，劉瑾謀反罪名成立，淩遲處死，並籍沒全部家產。最後，我們借用《劍橋中國明代史》對劉瑾之死的評價：改革王朝、制度的唯一具有實質性的嘗試完全失敗了。劉瑾死了，大明帝國也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興機會能，失去延續大明帝國的最後一絲曙光。

此後，明武宗朱厚照這位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幹出了無數極為荒唐啊的事情：修建豹房、擅自出巡並沿途強搶民女、加封自己為太師……就差沒造反篡位了!當人們再沒有什麼可值得失去的時候，生命本身便成為活下去的唯一賭注一放手一搏或許還能活下去，乾脆造反了吧!

正德年間，大明帝國叛亂和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宣化王、寧王先後叛亂，湖廣、江西、四川、河北、陝西等地區農民接連爆發起義：正德五年，劉六、劉七的起義軍隊伍甚至一度攻入京畿地區。

正德朝末年，皇帝在一份《罪己詔》中懺悔了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己為政數年來所為狂悖，致使官場奸吏頻出，優恤之旨被廢格不行；如今，勤勞者未盡甄賞、義烈者未盡褒揚，水旱相繼、盜賊充斥，最終使得饑僅遍野、邑井蕭條、室廬焚蕩，人們不得已委身江湖，然後身喪草野；儘管現在已經怨聲載道，大患只在旦夕之間，還是要請天下一般民眾原諒自己少不更事。

朱厚照，你可以被原諒嗎?

正德皇帝的繼任者叫做朱厚熜，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四十五年間，荷蘭、西班牙、英國已經先後成長為第一代世界性大國，米字旗即將在全世界高高飄揚。

嘉靖朝這部分內容，讓我們從資本主義萌芽中所謂的商業說起：「皇店」與「官店」。

嘉靖皇帝一生都在為長生不老而奮鬥，修仙這種工作既需要高超的技術，也需要大量財富支撐。

為了讓神仙早日在長生報告上簽字，嘉靖皇帝幾乎耗盡了傾國之財。

嘉靖十年開始，嘉靖皇帝為表示修玄的誠篤，不惜動支巨額國帤修建各種道

家建築物、財修築廟宇神殿，您該讓我長生不老了吧…

如果真的能用金錢買動神仙，這樣的神仙你敢信嗎?

嘉靖皇帝是不會考慮這些的，他只是覺得自己的長生報告始終沒有批下來，手頭的錢卻越來越不夠花了。於是，在動用國庫內帑之外，嘉靖皇帝又想到了一個新的生財之道，壟斷所有賺錢的商業和手工業，即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

「皇店」!

所謂「皇店」，顧名思義就是皇帝開設的店鋪。

「皇店」出現於正德年間，正德皇帝為了玩出花樣在京城內先後開了一些店鋪，朱厚照以皇帝之尊親自上陣做起了店小二。這種「皇店」不過是一種遊戲，最多是增加一些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嘉靖皇帝卻對「皇店」做了大規模創新，把地攤擺到了全國各地，不但在北京城內形成了統一的標示、經營網路，還將分店開到了張家灣、河西務、盧溝橋、臨清、宣府、大同等處。從「朱元璋」開始，大明帝國但凡稍微賺點錢的生意早就已經被官家壟斷，比如，食鹽、冶礦、煮糖、茶葉……現在，「皇店」又來擠壓本就已經很小的私商生存空間!

最可恨的，只要「皇店」經營的東西，其他商人一律不得觸碰。為貫徹這一指示，「皇店」還設有武裝，用於檢查水陸來往客商，即使走街事巷的小販亦不能免。有人膽敢和皇帝競爭資財罰沒、入即收監!

正德皇帝化裝成店小二，好歹算是演繹了一把真實版的正德微服私訪記與民無害；嘉靖皇帝卻親自持簿握籌，對「皇店」下達年度經營計畫，確定商品售價和盈利，這些內容均見於煌煌聖諭，在歷朝歷代也算是僅有的證明。

既然皇帝開「皇店」，當官的就可以開「官店」。

嘉靖朝中期後，各級封建官僚也紛紛開設了自己的商鋪「官店」。常見的業務之一是中國第一代金融業「當店」。據《嚴盎抄沒冊》記載，嚴嵩任首輔期間，在南昌、宜春、分宜、揚州等處繁華的黃金地段廣置店房，並委派家奴開設「當店」。

「當店」，即後來的當鋪，是中國金融業的鼻祖，看起來金融業官營的傳統自古有之。

提起當鋪，多數人印象裡大抵是一個菱形牌子上書一個大大的當字。大家對當鋪一定不會有什麼好感，影視劇裡，當鋪專門盤剝瀕於絕境的窮人。這是不對的。

金融的本質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只會把錢送到更能賺錢的地方，什麼時候會輪到窮人?用今天的語言描述，「當店」或者當鋪的主營業務其實就是抵押貸款，窮人自己都混得無以為生了，還能指望「當店」給他放貸款?

前期的「當店」、後期的當鋪，都只做錦上添花、從不雪中送炭，最初客戶幾乎全部來自候選或初任官員，「當店」會事先借給這些人數於兩白銀，待上任後連本帶利還返。當然，「當店」的風險控制措施還是很有威懾力的，因為，「當店」後台老闆往往可以決定借款人仕途，所以不怕你不還!

到了隆慶朝，當鋪才在大明帝國逐步普及，普通生意人遇到資金緊缺也會在當

鋪抵押物資。從《三言二拍》中的記述來看，抵押品一般是地契、珠寶，價值一般在數百兩白銀，折合今天的價格約為幾十萬。

這些「皇店」、「官店」就是嘉靖朝極為普遍的商業模式，也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西漢武帝年間推行鹽鐵專營官商在數十年內就能摧毀文景之治民間近百年的積累，何況現在一馬當先的是皇帝!

強權之下，何利不可求，又有何利不可得?用一句時人的口頭禪來描述「皇店」與「官店」的後果：嘉靖、嘉靖，家家皆淨!

如果一國經濟處於封閉環境下，西漢《鹽鐵論》就能把官營壟斷的害處演繹得淋漓盡致；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封建官營壟斷的害處又不僅限於損害經濟效率。正是這個原因，大明帝國必在世界強國角逐中被紅牌罰下。

「皇店」、「官店」包含了這樣一種可怕的邏輯：財富階層與官僚階層合二為一，波濤雲詭的官場成為左右財富分配最強有力的風向標，每當一任首輔倒台。，財富分配就要重新洗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嘉靖朝是一個非常熱鬧的朝代，四十五年間換了二十三個首輔，其中嚴嵩還曾獨佔十七年。二十三任首輔鮮有善終：夏言為嚴嵩所害，成為明代笫一個被處斬的首輔；嚴尚又為徐階搬倒籍沒全部家產、其子嚴世蕃被處斬；徐階又被後來者高拱消算，幾乎家破人亡；高拱的下場同樣很淒慘，差點被張居正逼到自殺的境地。歷任首輔也為嘉靖皇帝貢獻了豐厚的財富：貨極人臣，富甲天下的嚴嵩自不必說，向嘉靖皇帝貢獻了三萬兩千兩黃金、二百零二萬兩白銀、一萬一千二百餘頃土地；就連素為史學界稱讚的徐階，最後也因為土地，被清查。

更大害處則體現在海外爭需的動機：「皇店」、「官店」即使產生再大的收益，與帝國行政也沒多少關係，封建官僚不可能把自己的灰色收入用於納稅；如果帝國不能從商業等創新行業中獲得足夠收益，帝國也就沒有動力扶待、支撐這些創新行業。

據黃仁宇估計，嘉靖年間大明帝國正常商稅不足帝國總收入的1%；而同一時代

英國海外貿易的稅收就已經占英國皇室收入的40%。在強烈的經濟激勵下，西方王室的最佳選擇，便是從掠奪國內，轉向掠奪海外，以荷蘭、西班牙、英國為代表的第一代世界強權，無一不是選擇了這樣的路徑：以國家名義授予商人海外貿易專營權，以國家武力擴張殖民地、搶劫各種財富、維護不平等貿易。

在西方大國的成長邏輯中，私商的財富相對穩定，一個逐漸脫離王權束縛的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壯大，最終積聚了足夠的力量，從技術創新延伸出了制度創新，封建王權被徹底拋棄。反觀大明帝國，既然帝國無法從商人手中獲得足夠的利益，加之薄來厚往朝貢貿易的思想根深蒂固，由帝國出面支持對外貿易也就失去了最根本動力一帝國未能從中獲益!

帝國無法從中獲益，並非意味著無人染指中國海外貿易利潤。既然在正常法律框架下無法從事海外貿易，這塊蛋糕就必然被黑社會拿走了，只有黑社會能突破帝國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

當時，從中國販賣生絲、絲絹、瓷器、漆器乃至脂粉到日本的利潤都在十倍以上，由於缺乏必要制度束縛，海外貿易商（走私商）逐步蛻變為真正的海盜。

所謂倭寇、倭患，其實十之八九都是東南沿海的中國人。

明代以後倭寇研究逐漸廓清了迷霧，民國史學界甚至將當時的倭寇譽為明代視野最廣闊，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國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商隊!

這樣的評價雖然有一定道理，可是倭寇畢竟是倭寇，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非常巨大。對他們而言片板下海已經是殺頭之罪，此後犯下再大的罪行也不可能被砍頭兩次!這些人從海盜、走私發展到登陸劫掠平民，甚至武裝攻取帝國州縣，威脅帝國存亡。由此，嘉靖皇帝痛下殺手，誘捕並殺害了倭寇首領王直、徐海兩個正宗的中國人。

大明帝國視野最廣闊，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國人被趕盡殺絕，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登陸澳門，壟斷了中國對日本的貿易。自此，大明帝國對外政策開始單純採取守勢，著名的萬里長城真正的修築年代正是這個年代（秦代所築不足今天的三分之一）。就在大英帝國熱火朝天造大炮的同時，大明帝國的軍人仍就在啃磚頭、壘長城，封建官僚主導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既然皇權主導下的國防事業未能向近代軍事工業轉型，城郭之間就更不可能出現劃時代的技術創新。

在第一輪世界強國的競爭中，大明帝國被淘汰出局!

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帶來了巨量白銀，卻沒有帶來真正的財富，畢竟白銀本身不可能提升國民福利，最終所有的財富還是要來源於每一個普通人的生產勞作。而正是這些白銀最終成為超級的土地兼併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徹底洗劫了整個社會的財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國。

中國第一代貨幣是銅錢，盛唐之前中國的主要貨幣始終是方孔圓錢。經過了宋代原始自由經濟大發展，銅幣不能適應當時的經濟總體，取而代之的是紙幣，「交子」、「會子」、「中統交鈔」，等等。

為什麼大明帝國會突然放棄紙幣，轉而向銀本位演進呢?

不是大明帝國想放棄紙幣，實在是朱家王朝不爭氣，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紙幣是紙做的，根本就不值錢，值錢的是紙幣背後的信用。

大明帝國從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就亂發紙鈔(大明寶鈔)，把紙幣背後的國家信用破壞得一乾二淨，明成祖之後大明寶鈔已經基本變成了廢紙。正統元年，明英宗發佈命令：汀南府縣必須將四百萬石的糧食貢賦改為一百萬兩白銀，變相承認了白銀的法償貨幣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國完全放棄了金銀交易禁令，被迫承認白銀為帝國的合法貨幣。

《水滸傳》成書於明代嘉靖末年，全書絕無使用紙幣的描寫，甚至用銅錢也罕見，市場交易不論款額大小，幾乎專用白銀。

從幣材有效性來講，白銀為當作貨幣的限制是很多的，皇帝權力再大也不能變出白銀來，有多少白銀才有多少貨幣。

白銀貨幣體系束縛了封建專制帝國的掠奪之手，帝國再也不能利用這種殺手鐧來劫掠民間資財，是好事嗎?

未必，因為大明帝國沒有多少銀礦，不適合以白銀作為貨幣。

據《天工開物》記載，大明帝國銀礦分佈於湖廣、江西、浙江、雲南一帶，一

半以上的白銀產自雲南。即使在雲南行省，每年產白銀不過也就是十萬兩，全年帝國產銀不過也就十八萬兩。

這個數字等於說，整個大明帝國每年所產白銀用幾輛大卡車就能拉走，即使大明帝國放開一切對新興產業的束縛，從國內貨幣供應雖來看，原始自由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經濟起飛!無論您想幹什麼，哪怕是擺個地攤，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需要資本。資本，就是錢；沒錢，再有天賦的人也會被埋沒!

同時代的西歐卻是大明帝國一個完整版的反證。

1510--1600年，新大陸金銀迅速湧入西歐，倏忽而來的金銀形成了巨大的購買力，幾乎所有商業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的市場，然後就是商業興盛、各行業隨之興盛。在人類剛剛走出洪荒的年代，只有足夠的貿易，才能刺激出更精細、更有效的專業分工，而這一切，先決條件是必須有足夠的貨幣。今天，人們把西方這場持續了近一百年的黃金白銀流入譽為價格虛命，意思是黃金白銀供應量劇增刺激了國內需求，以紡織業為代表的產業相繼興起，這也是後來工業革命最直接的誘因。

反觀大明帝國，嘉靖年間白銀貨幣化的趨勢已經無法阻擋，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整個帝國開始遭受銀荒的困擾。

嘉靖四十三年，帝國正式承認白銀為貨幣兩年後，戶部有了這樣的奏報：太倉全年歲入不過二百萬兩白銀，半年不到就已經花掉了一百七十萬兩，過頭稅也不能再收了，順天府正稅每年不過十萬兩白銀，額外加征的稅銀巳經到了十一萬兩，所轄大興、宛平兩縣，無論窮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數。

嘉靖四十五年，一輩子向神仙行賄的朱厚熜還是沒有看到長生不老報告獲批，終於帶著無限遺憾去跟神仙面談了。

隆慶皇帝剛剛登基，就面臨這樣一種尷尬的局面：大明帝國缺錢，想鑄錢沒有

銀礦，想發行紙幣又沒有人承認。時人慨歎：天下之民最缺的並不是五穀錦帛，而是白銀乏（天下之民，惶惶以暖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

辦法總比困難多!沒有銀礦沒關係，國內沒有，國外還沒有嗎?隆慶元年(1567年），隆慶皇帝下令，放開海禁、承認私商下海合法、進口白銀，即《明史》中所謂隆慶開海。

很多人認為，大航海時代國際貿易集中於西歐與新大陸、非洲、印度，中國沒

有參加這場世界性的大變革。

這種想法是極端錯誤的。15-16世紀，確實有很多貨物（請注意，不是商品）從新大陸、非洲、印度運輸到西歐，但這些貨物相當一部分不是買來的，而是搶來的，所以不能稱其為商品。

當時，西歐人做買賣，買的是中國貨!

西歐人對華貿易多是轉口貿易，呂宋、日本、麻六甲、台灣島和澳門是幾個最重要的中轉站。有三條商路最為著名：一是從美洲、西歐－呂宋－中國，主要販運中國的生絲、棉織品；二是西班牙、葡萄牙與中國與台灣、澳門之間的直接貿易，主要販運瓷器、香料、絲綢；三是西屬美洲殖民地日本－中國『台灣，每年春節之前，早已來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揚帆起航，借助東北季風載著白銀駛向台灣等地，在這裡他們可以買到中國白糖、小麥、絲綢、沉香木、樟腦和陶瓷。

在運回中國貨的同時，所有西方貿易艦船只向中國運輸一種東西，白銀!

據《美洲的船隊及海難》記載，即使一條小商船也會載有上千條白銀，每條重七十磅!萬曆年間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使往澳門的途中沉沒於東南亞海域，1985年這艘沉睡了幾百年的航船終於重見天日，打撈者驚訝地發現，這艘船上居然裝了整整一萬公斤白銀!

人們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獨佔了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據

說，是當之無愧的全球霸主。僅就白銀佔有率而言，還有一個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一大明帝國，西歐官方資料估計，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向了中國，而美國學者Brett等人則認為，三分之一僅僅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陸43%-57％的白銀最終流入了中國!

台灣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異先生估計，隆慶到崇禎年間，共有15億兩白銀從海外流入中國；很多人說隆慶開海激發了大明帝國對外貿易，自此，大明帝國商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這也是大明帝國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證明。\

隆慶年間大明帝國確實有繁榮的海外貿易，只不過城郭之間的私商同樣沒有撈到任何便宜。隆慶開海並非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揚帆遠航，還是要辦很多手續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鄰里進行擔保；然後才能向當地縣、州兩級衙門遞交申請；最後由朝廷海防機構核准，並發給船引，即出海貿易的營業許可證。

一個普通商人可能確實去過縣裡、州裡的衙門，去朝廷辦船引難度就比較大了。因為，一張船引的價格只有三兩白銀，而一船白銀的利潤卻至少是幾十萬兩白銀。行業准入需要審核，如此低廉的入門費、又有如此豐厚的利潤，要說沒有黑幕鬼都不信，獲得船引的人又豈能是私商?

先不要憤怒。

其實，在世界歷史中，商人與帝國權力相結合是一種常態。大航海時代，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都是獲得了王室資助才得以率隊遠航，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權庇護下才獲得貿易專營權。

都是帝國支持下的對外貿易，為什麼西歐演進出資本主義，大明帝國卻只有資本主義萌芽，最後連資本主義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國販運出去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一生絲、瓷器、香料、絲綢、紡織品…拿回來的只有一種東西一白銀!

《劍橋中國明代史》這樣描述：中國商人想從大多數外國商人那裡得到的是白銀，他們只關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銀而不關心其他西方貨物。

貨物和白銀，二者有區別嗎?

答：有。

西方大航海時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創新一國內從來都已｝沒見過，

必然有著極其廣闊的市場，新的貨物帶來了新的產業，新的產業帶來了新的生產能力，新的生產能力又會帶來新的財富。

反觀大明帝國，這場財富盛宴的獲益者甚至不是帝國統治者，而是原有利

益分配鏈條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國近現代主要的商人團基本形成於嘉靖、萬曆年間，比如，晉商、徽商，萬歷朝首輔張四維就是晉商首領，後來的東林黨也是江浙一帶的商人集團。據《明史》記載，時人感歎，當今朝廷歲入不過二百萬兩白銀，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敵國了!

海外白銀集中在少數官商手中，絕大部分會成為窖藏，沒有形成新的購買力、沒有創造新的市場、也沒有帶來任何創新，這並不是最壞的結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國並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國內市場，在投資管道極為有限的農耕社會，土地便成為一種最好的投資管道就是在原本土地上繼續兼併土地。在土地兼併已經非常猖獗的情況下，新湧入的貨幣資本致使地價倍增。

我們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浙地區的地契交易記錄，隆慶、萬曆年間的土地價格、上漲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產價格尤其離譜，據《劍橋中國明代史》估計，一戶尚書、侍郎的宅邸價值喊在七千兩白銀左右，當時一個技藝精湛的手工業者年收入不過只有十二兩。

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帶來了鉅量白銀，卻沒有帶來真正的海外財富，畢竟白銀本身不可能提高國民福利，最終所有的財富還是要來源於每一個普通人的生產勞作。這些白銀最終成為超級的土地兼併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徹底洗劫了整個社會的財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國。

嘉靖、隆慶年間，大明帝國市面上再次流傳一幅新的《流民圖》，所繪城市為魚米之鄉蘇州，大批居無定所的流民，湧入了這座以富庶和繁華著稱的城市，人們衣衫襤褸、瘦骨磷呴，或甸地行乞，或以雜耍為生，大明帝國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銀，真的就國富民強了嗎?

張居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相信大多數人知道王安石都是從王安石變法這個名詞開始，然而，歷代史家極少有人以張居正變法 

來描述張居正，張居正雖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樣的事情，卻從未標榜自己要變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悉設成憲。

王安石打出的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實不過是花哨的武術套路，近身實戰根本抵不過兇悍的直拳、勾拳。奸臣當道、山河殘破，說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該拿的錢、利用手中的權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攤討價還價尚能爭得面紅耳赤，變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財，又是一場多大的鬥爭?

國事唯艱，舊制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卻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都是無數前人心血的結晶，制度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所以這些制度才能歷經百年不變。在習以為常的舊制度中，突然跑出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打了這個飯碗、扒了那個官農，脾氣好的寫封信勸一勸（比如司馬光），脾氣不好的沒準抄傢伙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蘇轍）。

張居正曾這樣評價變法二字：今上繼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與輿圖，變法、變法，今日豈無法祖宗之法豈惡法?治新者仍舊是原來的那些人，新法不過是幾個新名目，焉能指望舊人依新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張，試圖打破現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謀利益!

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蔽，需要的不是變法，而是變人、變心，尤其要變官（唯在於核吏治）!只要悉遵成憲就能管住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

不變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們了嗎?

第一個辦法就是要管住當官的，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職責，即，考成法，考成法說白了就是業務考核，今天的金融業員工深受其儼累，銀行有存款任務、券商有經紀任務、保險有保單任務，年底算帳沒完成任務，您就得聽狗叫、看豬臉、任務加重工資減!

大明帝國當官原本也沒那麼容易，州道府縣都有稅收指標，「朱元璋」時代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會被一刀殺掉，任務沒完成就是貪污了!

後來皇帝懈怠政務，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約，隨看土地兼併愈演愈烈，當官的不敢、也不會向官家豪強收稅，考核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在張居正看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為政之初他就宣佈：治半並不在那些宛無用處的一紙空文，而難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從來不去考核、不去總結教訓、不去追究責任，人人就會都懷著苟且之念，縱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也難有回天之力!

所以，要月有考，歲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縣都要設立三本賬冊，把每個月該辦的事情都寫在上面，自己留一本、監察機構一本、張居正一本。到時候對賬，不把活幹完，一把手降職!

為了明確考核指標，張居正的第二條辦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財產，向富人徵稅。

帝國太倉年年虧空，完全是因為有錢人通過各種名目掠奪小民土地（曰飛訪、

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掠奪土地又隱瞞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正德年間朝廷可以徵稅的土地已經不足四百萬煩了，隆慶年間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無一畝田者居然要負擔七八十畝土地的稅收，富者種無糧之地，貧者輸無地之糧!如果親富之家嗇腴之地跨連郡邑，編戶末民無農無食卻要負擔絕大部分田賦，人們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轉為盜賊?

向富人徵稅只是遏制土地兼併的手段之一，也並非張居正首創。

大唐帝國，的楊炎曾經推行兩稅法，試圖唯以資產為宗向富人徵稅，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麼可能依靠這些人自己剝奪自己的財富?

楊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備最基本的社會條件，最終楊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賜死。

跟楊炎相比，張居正還是比較有底氣的，張居正有楊炎等人不可能具備的一個特徵：楊炎只是宰相，張居正卻擁有絕對權力。

皇帝是中國古代理論上的最高統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論上，事實上經常有人不把皇帝當幹部。在張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個愧偶，有一次張居正讓萬曆皇帝讀《論語》，這個十歲的兒童把色勃如也讀成色背如也，結果，張居正怒吼一聲：這個字應該讀勃!

萬曆皇帝居然嚇得抖如篩糖，估計就如同當年班主任讓我請家長一樣。於萬曆皇帝而言，張居正基本類似於狼外婆之類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萬曆皇帝的時候就經常把張居正掛在嘴邊：使張先生聞，奈何?

按照張居正自己的說法，吾非相，乃攝也!

這句話的意思擺在當時其實足以殺頭了，張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這個頭銜了（雖然他實際上連宰相都不是），而是要當攝政一真正的皇帝!

攝政至高無上的位置自然賦予了張居正絕對權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並剿滅一切反對者!萬曆五年，大明帝國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戶口，無論封疆，大吏、勳臣貴戚還是皇室王爺，必須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則，你再牛，總牛不過張攝政，無論官至幾品都要把你發去戍邊!

萬曆九年，帝國在冊土地擴大到七百多萬頃，達到了劉瑾整理軍屯以來的最高水準。

萬曆九年，做完以上兩項，張居正使出絕招一一條鞭法I

明太祖「朱元璋」以漢文帝自標，規定帝國田賦不得超過三十分之一。三十稅一的稅率確實不高，實際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在白銀沒有成為貨幣的時代，大明帝國田賦直接收實物，簡單點說就是種什麼收什麼，種蔬菜就繳蔬菜、種桑樹就繳蠶絲、種糧食就繳糧食。您把蔬菜運來了，先在門口等兩天吧，壞了，再去拉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兩倍；您把糧食運來了，太濕，按三折算、再去拉兩車來，稅率立馬上升三倍；您把蠶絲運來了，陳絲，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十倍…

實物稅賦具體按幾折算、稅率上升幾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農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來沒有問題的三十稅一，實際執行下來，無數百姓就這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田賦好歹是有標準的，徭役就一點譜都沒有了，帝國每年都要治水、修路、運漕糧……男子十六歲以上就要為國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況下每年一個月。徭役有很多種，有的只是在當地搬磚鋤泥修城牆，有的卻是長途運輸，有的是讓你去前線送死……同樣的活兒放在不同時候結果也截然不同，比如，農閒時節沒人找你，專撿農忙的時候讓你去修路…不能及時播種或收穫，咱這一年的日子還過不過了?

稅制越複雜，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多。為了根除這些弊病，自嘉靖年間就有很多名臣試圖把稅制化繁為簡，根除胥吏撈錢的機會，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縣令時曾經試驗，無論正稅、賦役一律折價為白銀，可惜，這一改革觸動當地強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魚肉縉紳、沽名亂政的罪名並被罷官。

海瑞的法子其實是一個好辦法，萬曆九年，在全國土地丈最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也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完成），張居正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又名一條邊法，即把所有的稅收合併到一邊，簡單點說就一句話：把所有的田賦、徭役都改為白銀，具體而言又可分為三個單詞：賦役合併、官為簽募、田賦征銀。所謂賦役合併，就是將各種名目的徭役併入正稅，不再徵發居民無償幹活。

就是不再按人頭計算徭役，誰家土地多、誰家就要服更多徭役。

什麼?不願意服役、沒有時間?您不來也行，交錢，收到銀子後官府會雇人替你服役!所謂田賦征銀就更簡單，除部分軍需專案外，田賦一律折銀交納，不再繳納實物。

明人徐希明曾這樣評價一條鞭法：這種方法相對公平，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官府貪墨，便於貧人而不便於豪宮之家，便於鄉民而不便於造弊之胥吏。

一條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減少胥吏盤剝，實際上，一條鞭法對歷史的最大作用卻在於影響了貨幣運行，這恐怕也是張居正自己沒有想到的。

在經濟自然演進中建立一種貨幣制度需要很長時間，比如，銅材從進入流通到出現統一的貨幣標準（五銖錢）耗去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千年，西歐貨幣從白銀轉化為黃金也用了將近千年的時間。但是，如果以國家信卷為貨幣背書，這種貨幣很快就會成為人們通用的交換媒介，畢竟國家信用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從出現到為大眾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時間，那可是毫無使用價值的一張廢紙。

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中，所有帝國稅賦都必須以白銀完成，這等於說：不但帝國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同時也以帝國的力量鼓勵乃至強迫人們在交易中使用白銀。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張居正的結局。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拿走強勢分利集團於辛萬苦聚斂來的土地。在權力巔峰的時候，數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訴張居正，他極有可能不得善終。在一封與地方督撫的信箋中他這樣說：世事變遷，他日高台可平、詔令可毀，我怕是連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過國事維艱，就讓我做霍光、宇文護吧!

很不幸，一語成讖。

張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楊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葉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話吾非

相，乃攝也。不幸的是，張攝政和萬曆皇帝存在於同一時空之中，總有一天那個十歲的孩童也會長大，那時候的皇帝便不會允許張攝政存在。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張居正死後九個月，萬曆皇帝宣佈張居正犯有謀反、叛逆、奸黨三大罪，甚至險些將他剖棺戮屍。自此，大明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有能力總攬全域的人物，帝國則再次陷入片混亂。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氣風發的少年進士走入了帝國的心臟；三十六年中，夏言、嚴嵩、徐階、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輔在他身邊倒下；三十六年後，少年已逝，上柱國、張文忠公回到了故鄉，江陵山水應無恙吧!

六十年後，張居正的兒子張允修己年逾八十高齡，張獻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張允修懸樑自盡，張氏家族血脈伴著大明帝國一同消失在歷史長廊之中。大明帝國，再無張居正!

萬曆皇帝朱翊鈞特別喜歡錢，他對錢的癡迷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史籍對此的評價是好貨成癖。朱東潤先生曾這樣解釋這個間題：萬曆的生母李太后本是貧困小農出身，生活壓力迫使她曾經鈾銖必較，進宮之後，她把這種秉性灌輸到萬曆皇帝的骨子裡，所以，朱翊鈞嗜利本出自天性。

張居正活著的時候，萬曆皇帝嗜利的種子就已經發芽了。

自從白銀成為大明帝國的通用貨幣，帝國政府再也不能無限制增發貨幣。在朱翊鈞看來，弄不到白銀、弄點銅錢也是好的，不能增發百元大鈔就弄點毛票。

萬曆五年，朱翊鈞下旨讓戶部出銀子、工部鑄一於萬枚萬曆通寶，最後所有的萬曆通寶都要歸內廷使用。官價規定千文可以換一兩白銀，永樂之後朝廷極少鑄幣，民間私鑄盛行，銅錢已經蛻化為莢錢，按照當時的市價，六七千錢才能換到一兩銀子。官鑄銅錢不可能減重，如果按照當時市價，一千萬枚萬曆通寶至多也就換兩三千兩銀子。堂堂大明帝國皇帝居然為了兩三千兩銀子跟戶部、工部糾纏不清整整一年!

最後，還是張居正出面才罷鑄錢之議，沒有幹這筆擺明了賠錢的事。

張居正死後，那顆嗜利之心開始從幼芽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一貪婪吮吸生民之血的參天大樹!張居正曾經教導朱翊鈞節農縮食，做一個節儉的好皇帝。萬曆十年張居正被抄家，朱翊鈞驚訝地發現自己這位老師實實在在是一個大貪官，在他家中抄出一萬兩黃金、十萬兩白銀；就連他的轎子也有五十多個平米，不但臥室、客廳、觀景長廊一應俱全，還專門有童僕在轎中伺候，張居正本人就經常坐在這樣的轎子裡從北京跑到湖北江陵!

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極度刺激了這位周身流著嗜利血液的皇帝，小打小鬧鑄造銅錢早就不可能滿足他的貪欲，自此，朱翊鈞瘋狂的斂財事業開始起步…

嘉靖年間，朱翊鈞的父親每年要和神仙一起吃掉二十四萬兩白銀。萬曆十年之後，朱翊鈞的胃口超過了神仙，光祿寺（御廚）每年花費居然高達三十萬兩白銀，要知道，大明帝國全年的歲入不過也就是二百萬兩白銀!

但凡有人進諫停止內廷供奉，無論是御史、巡撫還是大學士，也不管請停事項是珠玉、織錦還是平時用的扇子，都會得到如下幾個結果：斥責、謫戍、罰俸、追贓、廷杖。其中，追贓最為陰損，你不是要體恤民力嗎，這些錢就由你來出!

萬曆十年後，宮廷樓堂館所建設項目一項接一項，再也沒有停止。偏偏這位仁兄對建築材料要求又非常苛刻，只要南方的金絲楠木。刑部尚書呂坤曾經發牢騷；一丈粗的樹木都是百年之物，都生長在人煙絕少、瘟疫癱氣之地，一木砍臥、千夫難移，每走一步都不知耗費多少人命，這樣的木頭官價雖逾於金，實際上所費何止萬金?

萬曆五年朱翊鈞大婚，曾向戶部借款二十萬兩白銀。朱翊鈞下令把此視為

定例，要求戶部每年要從太倉中撥款二十萬兩白銀。在幾任戶部尚書和內閣首輔的連番轟炸下，朱翊鈞居然簽下了這樣的批示：稍待積剩，自然停止。要你點錢怎麼了，等我有錢了自然不向你要了!

即使貴為皇帝，這樣花錢也是不行的!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太倉積存白銀四百萬兩，五年後的萬曆十五年，太倉居然只有存銀九萬兩!

萬曆皇帝搶錢，有機會我要搶，沒機會創造機會我也要搶，於是，大明帝國上演了中國歷史上最荒唐、最無恥的一幕，礦稅。

萬曆二十四年，朱翊鈞直接從宮內選出一批宦官為他聚斂錢財，這些人被稱為

稅監。稅監的權力弗遠無界，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設立獨立的衙門，不但不受地方官制約、反而將地方官致於麾下，他們對地方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力，甚至包括封疆大吏!面對無可更改的貨幣規律，礦稅的設計非常簡單、極具可操作性：既然無法任意增發白銀，就直接掠奪白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凡有銀礦的地方就要有稅監，所有開採出來白銀都要歸皇帝所有!

所謂礦稅，顧名思義應該只針對銀礦，有銀礦的地方稅監可以掠奪銀礦，沒有銀礦的地方怎麼辦呢?

答：有銀礦自然要搶白銀，沒有銀礦也沒關係，只要稅監認為有銀礦，一樣也要交出銀子來!看起來這批稅監不但是斂財能手，還個個都是地質勘探專家。

方法1:一塊地方確實有銀礦，為了完成皇帝的聖旨，馬上在全縣、全州徵發徭役，什麼也不說先把所有壯丁全部抓起來!什麼?一條鞭法規定可以用銀子抵徭役?很好，拿錢來!

方法2:找到一家富商，經過實地考察勘探，稅監及其隨從一致認為這家人的宅子下面有豐富的銀礦，為了完成皇帝的聖旨，馬上要派人開採。開採銀礦自然要拆掉人家的房屋，什麼?您不讓拆?很好，拿錢來!

方法3:為做好礦稅工作，一定要發動群眾，富商家中的銀子也算銀礦!稅監來到一個州縣，馬上宣佈但凡僮僕、佃農告發主人家中有現錢者，告密者賞抄查額的30%。這道告緡令讓帝國沸騰了，一旦得到舉報，稅監隨即派出一批亡命之徒（請注意，不是差役和胥吏，這些人不會一點顧忌都沒有）沖入家中直接搶，人即收監、財即充公!此令一出，中產之家，破者大半，堂堂大明帝國的富裕之家再一次被洗劫。

方法4:告緡令是一種被動行為，稅監能否及時掌握當地富人財產情況完全要看別人的良心，實在是很不靠譜。可以變被動為主動，比如，找幾個地瘡流氓打聽一下誰最有錢。然後開始勘探銀礦，沒有找到銀礦，這怎麼可能?一定是當地富商盜挖了，膽敢偷盜皇帝的銀礦?馬上按照富商名單抓人!放人?很簡單，拿錢來!這個方法簡單易行，可以充分發揮稅監的主動性，很快就被推而廣之，稅監所到之處富人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碩果僅存的小康之家也被掃蕩殆盡。方法5:搶完富商，還有一撥人更有錢的封建官僚，皇帝搶錢，當官的也不能放過!對縣令、知州一級的小幹部不用客氣，有人把縣令投入監獄、有人當堂把縣令毆打致死、有人把縣令當做鬥牛士扔入鬥牛場對巡撫一級的地方幹部，誣告、謀殺、綁架，有人在背後告巡撫的黑狀、有人在巡撫酒中三番兩次下毒、還有人綁架巡撫的兒子…對尚書一級大幹部也有特殊待遇一詔獄，詔獄的主管單位是錦衣衛，無論官至幾品、位有多高，進了詔獄，家人基本就可以準備後事了。萬歷朝，詔獄又多了一種新業務，礦稅獄!膽敢對抗礦稅的高官一律關進詔獄，這裡監房狹小、冬涼夏暖，有吃飯喳死、痢疾拉死、布袋壓死等各種《監獄風雲》專案，保證有一款適合你!方法6:活人搶完了，死人也不能放過!我大明帝國地大物博，土地中蘊含著無數寶藏，比如，古墓。萬曆二十七年，興國州礦監奏請盜挖唐李林甫墓，明神宗准奏。此後，湖廣、陝西境內古墓全都遭了殃，史稱盡發歷代寢陵，搜摸金玉。

萬曆礦稅，窮人、富人，小官、大官，活人、死人，一個都沒放過，劫掠之慘烈可見一斑!山東巡撫楊光訓氣得拍桌子大罵：所謂稅監不過是一群虎狼，白天挽起袖子來硬搶，晚上就去殺人放火，其是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萬曆皇帝並非不知礦稅之害，為了給自己斂財，他寧可看著帝國一天天被自己的貪欲淹沒。萬曆三十年，大明帝國已經萬民失業，朝野囂然，這年二月朱翊鈞病得很重，以至於以為自己將不久于人世。此時，皇帝詔令首輔沈一貫進宮，並對沈一貫說：我享國已久，太子就交給你了，礦稅不過是權宜之計，自此再不得有人提及此事，所有稅監即日還京。

之後，沈一貫立刻將談話整理成正式聖旨並遞入大內（可以理解為檔簽批流程，小兵先和領導溝通，然後起草檔，最後讓領導簽批）。為了應對可能的變化，那個晚上沈一貫沒有回家，深夜的時候聖旨送出來了，內容沒有絲竟變化，馬上停止礦稅、稅監還京。第二天，就在沈一貫和內閣大臣撫掌相慶的時候，朱翊鈞突然覺得自己病情好轉，起碼不至於馬上死掉了。

朱筆御旨的煌煌聖諭就這樣成了廢紙，朱翊鈞清晨就下令宮內太監去內閣索回聖旨，一連派了二十多個太監，首輔沈一貫就是不肯退還詔書。最後，皇帝命令司禮監太監田義去索還詔書，田義卻趴在地上一直磕頭。下一個鏡頭估計驚呆了在場的所有人，昨天還病得要死的萬曆皇帝突然來了精神，從床上蹄了下來，除了被刀子捅過的田義，還不知從哪來的其他二十幾位品秩最高的太監一起來到沈一貫處，據說場面頗為壯觀，二十幾位炙手可熱的太監一起向首輔磕頭，鮮血流了一地。那意思很明顯：今天你不給，哥們就得磕死在這裡了，我們都知道礦稅不能再征了，可詔書拿不回去一樣是個死，宮裡那位還不得把我們全捅了?無奈之下，沈一貫只得退還詔書。

那麼，萬曆皇帝通過礦稅一共攫取了多少錢呢?

明人所著《定陵注略》按月記載了各地稅監進奉礦稅的總額，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的十年間，這位貪婪的皇帝一共從礦稅中攫取到了五百七十萬兩、黃金一萬二千兩。五百七十萬兩白銀、一萬二千兩黃金，城郭之間僅僅損失了這些財富嗎?當然不是!生產財富和劫掠財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邏輯也截然相反：生產財富會增加財富總額，這個過程很漫長，也很痛苦，一粥一飯當知物力維艱、一絲一縷當思來之不易；劫掠財富的致宮速度雖然很快，相伴而生的是更多財富被毀滅。

劫掠一分要損失多少呢?

《明史》記載，這些稅監聚斂的財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供奉給了皇帝，其餘的或者被稅監據為己有、或者就直接揮霍掉了。《明史》中1:3的數字並不是很高，如果按當時一些筆記小說的記載，這個比例應該是1:5甚至是1:10。即使按照最低的數字，當時大明帝國二直接損失的財富也達到一千七百萬兩白銀、三萬六千萬兩黃金一幾乎是大明帝國十年的歲入。

稅監及其手下本來就是郡邑諸偷、黯面者，這些人從未擁有過財富，也就沒有任何值得珍惜的東西，作惡根本沒有底線。惡劣的人性又在皇宮中耳濡目染了權力之威，這些宦官出京之後的表演可謂荒謬絕倫：有人在飲食起居上模仿皇帝的排場、有人在宅邸門前豎起臘黃旗、有人自稱千歲，居然還有人奪人妻女自立三宮六院!

本就一無所有，他們又有什麼好怕的呢?山東稅監陳增曾口出狂言：出了京城

我就沒打算把腦袋再帶回去，先享受了這好日子再說，否則，豈不白來人世走一遭!

讓我來說，1:3、1:5、1:10都低估了財富的損失，這個數字遠比史籍、的記載要大很多，甚至趨向於無窮大。封建官僚貪污腐敗、行賄受賄，說白了不過是一個財富分配的妥協過程，行賄者和受賄者就某次利益分配達成均衡價格，這肯定會阻礙財富創造，卻沒有人去肆意毀滅財富存世。稅監的劫掠手法根本就是明火執仗的搶劫，是赤裸裸的殺戮，既然這些毀滅者絲亳沒有底線，財富的損失當然也就沒有盡頭。

滿城地瘡流氓頂著皇帝的名義招搖過市，即使強大著封建官僚也被殘害，普通人也就只能在破屋頹牆之中看著兒女啼饑號寒。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

萬曆二十九年五月，在亳無徵兆的情況下十八萬流民突然湧進了京畿之地，堂

堂北京居然變成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城區，兼以日竊，直隸按察上奏轄區災荒已經超出了易子而食的範疇，因為有人手殺其六歲兒，烹而食之!

一人之心、於萬人之心，皇帝自己的金銀高於泰山北鬥、天下百姓再無糖秪之財，天下百姓沒有朝夕之計，帝國又怎麼可能有萬年之計?萬曆末年，堂堂大明帝國巳經變得四大皆空：賢人空、太倉空、百姓家中空、邊塞守軍也空了

《廿二史劄記》如此評價萬歷朝：明之亡，亡於萬曆。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以攫取錢為畢生志向的萬曆皇帝終於死了。彌留之際，一生醉心斂財的朱翊鈞留下了一份遺詔懺悔一生所為：自我御宇天下，礦稅繁興、徵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總之，貶義詞用盡）鑒於上述原因，立即撤回稅監、犒勞邊軍、釋放礦稅獄中關押的所有人員…這份遺詔，內容是真實的、檢查是深刻的、態度是誠懇的，結果是相當扯淡的!礦稅已經劫掠了天下財富，就連太倉也已經環視庫房，一空如洗。管理一

個帝國需要日理萬機，萬機說白了不外乎三件事：生產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一個龐大的帝國四大皆空，舉國皆窮皇帝獨富，你還讓後人去管理什麼?

萬曆皇帝的兒子是朱常洛，也就是泰昌皇帝，即位僅一個月就因紅丸案一命歸西了。泰昌朝有很多大事，比如移宮案、紅丸案，不過，我們的重點是討論貨幣財經政策，這些宮帷秘事嘈還是直接省略。

接下來的繼任者就比較有名了，明熹宗朱由校，年號天啟。中國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木匠，除了魯班大概就屬朱由校了，魯班是一個職業木匠，朱由校只是業餘木匠，職業是這個國家的皇帝。

天啟初年，朱由校忙於自己的事業一一木匠活，他偶爾也把自己做的東西偷偷拿到市場去賣，每件居然都能賣到幾十兩銀子以上，可見手藝之精湛。由於皇帝比較忙，朝政落入一個叫做東林黨的政治團體手中，據說，東林黨人都是正人君子，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紀律、有道德的四有新人，史稱此時眾正盈朝 。中國正史編纂者有一種傾向，歷史人物非黑即白，忠臣一心謀國，披肝瀝膽，這些人從來就沒有錯誤；奸臣陰險狡詐、聚斂無度，從來就沒幹過一件好事。東林黨，就是《明史》中的天啟朝忠臣。

如此忠臣，眾正盈朝的天啟朝最後怎麼會搞得國，事糜爛，甚至比奸臣遍地跑的嘉靖朝、皇帝甩開膀子攫取錢的萬歷朝還要糟糕?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最初知道東林黨是因為無錫東林書院的一副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後來知道，東林黨並不是一個緊密的團體，只是很多朝官曾在東林書院讀書、講學，是同學加校友的幾大鐵之。明末黃宗毅在《明儒學案》中這樣描述，東林黨這個名字只是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也就是說，所謂東林黨是一個綽號。

天啟朝還有一本書叫《東林點將錄》，把《水滸》一百零八將的綽號扣到了東林黨人的腦袋上。從《東林點將錄》一百零八人的背景來看，這些人確實有很多共同之處：一是籍貫在江浙一帶，二是反對礦稅，三是出身多為商入。

對讀書人來說聲聲入耳是對的，對商人來說事事關心也沒錯。對身兼官員、商人、讀書人的東林黨人來說，這樣做顯然就不厚道了。

天啟初年，努爾哈赤在寧遠一錦州一線跟明朝大打出手，邊餉靡費甚重，僅遼餉一項就超過五百萬兩白銀。打仗需要錢，怎麼辦?

東林黨：犒勞邊軍、賑濟災民。錢從哪裡出?

東林黨：動用皇帝的私房錢（學名內帤），發帤，泰昌元年發內帤一百八十萬兩白銀勞軍邊疆；眾正盈朝的天啟元年，先後五次發內帤勞邊，一年內發內帤五百萬兩白銀!

今日發內努、明日發內帤，不足一年時間，東林黨花光了萬曆皇帝幾十年攫取來的帤藏。然後，大明帝國就真的沒錢了。

怎麼辦?

東林黨：沒有白銀，可以造銅錢、造大錢。

土木堡之變以來，雖然白銀是大明帝國的主要貨幣，市面上還是有銅錢流通的，類似於今天的輔幣。白銀不可能任意增發，東林黨人認為，不能發行主幣，還可以發行輔幣，雖然面值小，蚊子腿上也是肉，多發點一樣也是錢（當年以聚斂著稱的萬曆皇帝也想這樣幹）。

按照東林黨人的計畫，天啟初年就要鑄造天啟通寶，計畫分為小平錢、當十、當百、當於三種，意在效仿漢武帝的白金三品。

銅幣雖然不值錢，一枚當千大錢也可以當一兩白銀用了!

眾所周知，漢武帝的白金三品分為龍幣、馬幣和龜幣，名義上分別可以兌換三於錢、五百錢和三百錢。 

這是中國歷史上出名的惡政，所謂龍幣、馬幣、龜幣都是虛值貨幣，真實作用是為朝廷搶劫真金白銀!白金三品剛剛問世就惹得盜鑄者蜂擁而至，漢武帝殺掉幾十萬人尚且不能盡誅。鑒於發行白金三品的後果實在是太離譜，人們甚至認為是龍幣、馬幣和龜幣中的動物帶走了國運，搞得後世兩千年再無一個皇帝敢把動物作為貨幣吉祥物。

如今，東林黨人居然想效仿白金三品，這就不是書生、商人、官員所為了，而是改行當劫匪了!結果，東林黨的鑄幣計畫剛剛出爐就造到舉朝反對，最終只鑄造了一批「十大錢」。

「十大錢」不能滿足需要，怎麼辦?

答：徵稅，只針對特定群體一小農!

天啟元年(1621年），帝國收入為六百二十四萬兩白銀，其中四百六十九萬兩來自自耕農田賦；天啟二年，帝國收入降到五百六十三萬兩白銀，卻仍有四百五十一萬兩來自自耕農的田賦，為什麼專門在農人身上割肉?

答：東林黨人是商人，也是官商，他們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割肉。《東林點將錄》中的第一男主角是葉向高，因是偏首輔，仿照《水滸》被稱為及時雨（宋江）。葉向高的祖先曾是地方級實權人物，比如，知縣。

一個知縣當然是不足以發財的，所以，葉氏家族還有很多非常賺錢的產業，比如當年的金融業高利貸；葉向高父親這一代人（葉常秀）逐機絲為利，已大饒；到葉向高這一代成為朝廷首輔，葉氏家族的生意也達到了巔峰。

當時，福建巡撫在緝私工作中抓過很多海盜，相當一部分海盜都自稱是葉向高家人。

其餘，《東林點將錄》中的玉麒麟（盧俊義）趙南星、入雲龍（公孫勝）高

攀龍，等等，這些東林黨人皆出身於治生之家。沒錯，東林黨人其實就是集官、商、地主、黑勢力於一身的官家豪強、最具備掠奪能力的強勢分利群體 ，本書始終鞭笞的一群人。

至於東林黨人提出的財經政策，可以概括為兩條，官民兩便、貧不累富。所謂官民兩便，就是說絲織業等非農行業稅賦要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帝國邊患也不要擋著我發財的路子，要賺錢、找小農。

所謂貧不累富，就是窮人不能連累了富人，見到快要餓死的人，施捨一碗海粥即可，就這個還要量力而行（恤窮民而易於累富民，如煮粥、買米，要以獄力而派，必不使富者因貧者而傾家）。

官民兩便、貧不累宮，如此下去，東林黨人、官商將天天都是好日子。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逆天的人物出現了。此人是明末一部超級暢銷書《玉鏡新譚》的主人公魏忠賢，據《玉鏡新譚》記載，他形質豐偉，多才多藝（歌曲、弦索、彈琴、跋跪嘈事事勝人），為人豪爽（要無餘蓄，恬不掛意），膽大心細外加不要臉（家無僧石而一擲百萬）…現在，隆重推出大明帝國第一太監，集道德敗壞、陰險狡詐、貪污腐敗等拿各種劣習於一身的人渣，貪官、地瘡、惡霸的超級綜合體，比萬歲只差一於歲的九千歲，魏忠賢。

萬曆年間，二十幾歲的時候魏忠賢悍然揮刀自宮，當然，他應該沒見過《葵花寶典》、更不想武林稱雄，而是為了弄到一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好去償還賭債（這在當時是違法的，皇宮沒有那麼多宦官編制）。

入宮後的幾十年中，魏忠賢仍舊是一個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人物，最輝煌的履歷是朱由校（天啟皇帝）的廚師長。這個時候的魏忠賢，最大的快樂就是每年貪污個百八十兩銀子，然後再到賭場上去被其他太監騙走，所以魏忠賢還有一個綽號叫魏傻子。

很多人認為九千歲之所以被人稱為魏傻子是因為他扮豬吃老虎。因為，在個別治史者看來，強者的一切都應該是一盤很大的棋，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強者。

關於這個結論，說實話，我沒看出來。

萬曆皇帝恨不得朱常洛馬上死了，好給福王騰出太子位四，所以才有萬歷朝幾十年的爭國本。父親朱常洛尚且不受待見，更何況魏忠賢只是兒子朱由校的廚師長?如果朱常洛在爭國本中失敗，魏忠賢根本不可能在史書上留下哪怕一個字。後來那個不可一世的九千歲魏忠賢不過是一個偶然得志的小人，如此而已。

在《新龍門客棧》等影視劇中，邪惡的太監雖然不能奈何張曼玉、林青霞、梁

家輝等武林高手，對文臣武將卻頤指氣使、趾高氣揚、生殺予奪。

真實的歷史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或者說恰恰相反：天啟初年，魏忠賢主動接近東林黨，甚至親自向吏部尚書趙南星送禮（行賄）；東林黨卻對其不屑一顧，趙南星不但把巴巴趕來送禮的九千歲從大門口轟走，還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警告魏忠賢老實點。

您沒看錯，在這一幕中東林黨人是地主惡霸，魏忠賢才飽受淩辱。

真實的歷史遠比影視劇複雜，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魏忠賢的強項是溜鬚拍馬、引導皇帝去幹木匠活，他如果真的想控制朝局、想獲得更多財富，最佳選擇就是依靠東林黨。所以，魏忠賢最初的選擇是妥協，對東林黨妥協。東林黨並非從不與宦官合作，泰昌年間的移宮案、紅丸案中，東林黨人楊漣、葉向高等人就曾與太監首領王安有過極為默契的合作。

天啟朝的情勢下，魏忠賢的選擇是錯誤的，因為，東林黨已經根本無法與魏忠賢合作，即使王安在世也不行。東林黨人治國的方略是花掉皇帝的私房錢，不准對官商動刀子；要知道，皇帝的內帤就是魏忠賢的錢，他絕不可能容許東林黨人亳無限制花自己的錢。另一方面，對魏忠賢這樣的幸進之徒來說，聚斂財富的最佳手段是打擊最強大的官商集團，而這些人恰恰就是東林黨。

（東林黨）VS（魏忠賢）＝（發內帤＋既得利益者）vs（保住內帤＋閹黨新貴）

雙方決裂是必然的事情。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斷，是因為我把天啟四年後的財政收支記錄及一系列歷史事件事聯起來，恰好又能解釋得通，也就順著這個邏輯跟大家聊聊吧。

隨著魏忠賢的勢力逐漸強大，大明帝國的稅收結構突然從徵收田賦轉向徵收商稅，天啟四年，商稅從前一年的三百二十二萬兩猛增已至五百四十八萬兩、次年亦為五百四十八萬兩，同時，主要針對工商業的雜項銀也從天啟三年的六十萬兩增加到二百二十萬兩、次年亦為二百二十萬兩，兩年內針對小農的田賦基本沒有增加。一年時間多出來將近三百萬兩白銀全部出自工商業，如此稅賦比當年萬曆皇帝的礦稅有過之無不及，把持工商業的東林黨人又怎麼可能選擇與魏忠賢合作?

在一系列鬥爭中，一大批東林黨人被魏忠賢迫害致死，魏忠賢也終於變身為九千歲。此後，便是天啟五年到天啟七年那段極其荒唐的歷史：隨著東林黨人被居戮殆盡，大明帝國再無任何人可以抗衡閹黨勢力， 

九千歲的業務範圍開始大規模擴張，大到買賣內閣大學士、小到刑獄撈死囚，只要有錢什麼都幹，就連南京內庫的金銀珠寶也被矯詔盜取一空。

現在，大家應該能理解魏忠賢為什麼不許東林黨任意調配內帤了吧。閹黨成員靠賄賂魏忠賢身居高位，搶劫財富可不像東林黨，從來不講文明禮貌，什麼損招都用，除了臉、什麼都要。

天啟五年，山海關外重鎖遼陽、廣寧失守，遼東經略熊廷弼因此獲罪下獄。為了聚斂財富，魏忠賢甚至冤殺了熊廷弼，而熊廷弼是當時對抗後金的最佳將領，開始的時候，魏忠賢向熊廷弼索賄五萬兩銀子；可惜，熊廷弼沒有這麼多錢；魏忠賢就污蔑熊廷弼貪污十七萬兩軍餉，並用於賄賂東林黨；熊廷弼因此被傳首九邊，東林黨六君子因受賄（部分屬於污蔑）被殺，其姻親皆被抄家，闔家俱破。

《國榷》這樣評價這段史實：熊廷弼不死於戰事而死於時局，閹黨不污蔑熊廷弼又怎能誣陷東林?不殺熊廷弼又如何繼續追贓，在不足三年之內，堂堂大明帝國居然被更無恥的閹黨搞到搜無可搜、刮無可刮的地步，帝國的敗亡已經只是時間問題。

天啟七年，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僅二十三歲，且沒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兄終弟及的傳統，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檢登上了皇位，即大明帝國最後一位皇帝明思宗，年號崇禎。

崇禎元年(1627年），崇禎皇帝朱由檢在御宇天下數月後，斷然翡除了魏忠賢閹黨，也是這個原因朱由檢曾被視為一代中興之主。

其實，除掉魏忠賢並不代表朱由檢有多強的能力，魏忠賢所有的權力都來自天啟皇帝的信任，一旦天啟皇帝死掉，魏忠賢還是那個剛剛進宮的小雜役。另一方面，魏忠賢消失並不代表大明帝國立刻變成清平世界，崇禎皇帝還是要面對無盡的內憂外患。

先說外患。

崇禎年間皇太極稱帝，國號清，不但錦芻州、松山、塔山、清山等關外重鎮，一個個淪入敵手，皇太極還先後四次繞過山海關、兵臨北京城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極大消耗了大明帝國的實力。

如果單從經濟實力對比來看，後金與大明帝國就如同地球人對陣變形金剛，一點勝利的機會都沒有。大明帝國人口約為一億，後金人口，滿打滿算也不過二百萬人；大明帝國有著廣大的國土，糧食、紡織、造船等各種產業一應俱全，後金只有畜牧業，吃糧食基本靠搶劫；後金軍隊全算上也不過二十萬人，大明帝國的常備軍卻有一百八十萬，另外還有西洋進口的紅衣大炮、裝備有火槍的神機營，對此，皇太極有著清醒的認識，從為數不多的前清資料來看，他從來沒想過要取代明朝，而是想方設法在與明朝談判，效法當年宋遼「壇淵之盟」。

如果沒有內憂的話，皇太極這種想法是對的。內憂即流寇，有了內憂，皇太極猶如增加百萬雄兵，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人們都知道，崇禎二年崇禎皇帝冤殺了抗清名將袁崇煥，這一年還有一件大

事，陝西大旱。陝西督撫在奏摺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去歲一年無雨，八九月間人們尚能採山間蓮草而食，可延不死；十月蓮草皆盡，就開始剝樹皮，也可稍緩其死；冬天的時候樹皮也吃光了，人們只有掘觀音土為食了，數日後就會腹脹下墜而死；有人不甘心食石而死，始相聚為盜……這些盜賊中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彷彿蒼天不再眷顧這個久已失德的國度，此後，大明帝國發生了更為嚴重的災荒，崇禎十年到十七年河南地區居然連旱七年。

在塵封的故紙堆中，人們經常以賣兒賣女、幫妻賣子這樣的詞彙形容災荒的悲慘。崇禎十年後人們才明白，骨肉分離、賣兒賣女並不是最悲慘的事情，最悲慘的事情是，賣兒賣女卻賣不掉，倒貼錢也賣不掉!

曠日持久的災荒耗盡了黎民百姓的財富，倒賣人口成為賠本生意，開始的時

候一個子女價格不足一頭豬、後來不足一隻雞，再後來只能白送，最後，賣人者反而要倒貼錢!是啊，災荒之年每一粒糧食都是一絲活命的希望，買走了一個人就多了一份負擔，所謂原來的小康之家每日也僅得一粥，再買來一個人，咱這日子還過不過了?對此，時人評論：此亦於古所不經見之事!

如果絕大部分普通人都到了夫棄其妻、父棄其子的地步，社會正常秩序恐怕早已崩潰，只有毀滅一切的天下大亂才能整合現行利益格局，也只有開天闢地的革命才能強迫皇帝放棄手中的財富!

凶年不肯就死者，必淪為盜!各路流寇紛紛出世，飛天虎、飛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殺神、大紅狼、小紅狼、一丈青、上天龍、過天星…最終，迎闖王、不納糧的兒歌響遍天下!

關外抗清，需要錢!內平流寇，需要錢!

救民於水火，就更需要錢!

就在這個時候，大明帝國沒錢了，整個帝國都沒錢了。自隆慶開海，大明帝國的白銀主要來自海外貿易，這也算是中國進入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步吧。

我們說過，依靠外貿供應貨幣存在重大缺陷，這等於把貨幣命脈交於人手，海外貿易航路有可能衰落、國際貿易商有可能不再與大明帝國做生意、海外白銀也有可能枯竭，朱由檢很倒楣，這些事情他全碰到了。

隆慶朝開放海禁，對日貿易成為大明帝國重要的白銀輸入途徑。與大明帝國相比，當時的日本是一個更為開放的國度，在外國傳教士引導下，本土基督徒曾一度占到很高比例。崇禎十年(1637年）日本出事了，由於無法容忍封建領主的殘酷壓迫，部分基督徒在正月十五起事，戰火席捲了整個九州。鑒於部分海外商船在基督徒起義中非常不友好的表現（幫助起義者，對德川荔府軍隊開炮），德川幕府決定對外部世界永久性關上日本的大門，日本開始長達二百年的閉關鎖國。以上事件反應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大明帝國，一則是倭寇徹底消失了，二則是來自日本的白銀也不見了。16世紀末，西方列強全球爭霸l已經從文鬥改為武鬥，西班牙對英國動手了。很快，第一代日不落帝國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新貴英國擊潰，西屬海外殖民地也同時開始衰落。這個消息對大明帝國絕對是不幸的，因為，大明帝國白銀貿易最主要的航道恰恰就掌握在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呂宋島(菲律賓)。西班牙帝國的海外殖民史本來就是一部搶劫史，海外貿易賺錢的時候就當國際倒爺，沒錢賺的時候就操起老本行一搶劫。

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呂宋島(菲律賓)島上三萬早已定居于此的華人被屠殺，隨之呂宋島(菲律賓)對華貿易中斷，大明帝國最重要的海外白銀輸入也被迫停止。

最後一條白銀輸入途徑來自美洲－麻六甲、澳門

大明帝國，這條航路此前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崇禎十三年(1640年），荷蘭人開始進攻麻六甲海峽，次年，麻六甲被荷蘭人攻破，非但美洲白銀不能輸入中國，就連澳門的白銀貿易也被迫停止了。而在長達一年的戰爭中，自顧不暇的大明帝國未派一兵一艦，沒有保護這條最後的白銀生命線。

崇禎十三年之前，每年從海外貿易流入大明帝國的白銀仍約三百萬兩，到了崇禎十五年就剩下一百多萬兩了。

貨幣是經濟的血液，失去了白銀儲備的貨幣經濟最直接的後果是物價飛漲。在中原之地，崇禎十年一石米不足四、五錢白銀；崇禎十二年，一石米的價格為白銀一兩五錢；崇禎十四年，一石米的價格上漲到白銀四兩。

米價四年內十倍漲幅並不算什麼，因為，後一個因素會使得物價以級數翻倍一一銅銀比價。中國向來都是銀銅並行，大宗貨物用白銀、小生意用銅錢，崇禎十年之前，一兩白銀大約可以兌換一於二百至一於五百枚銅錢，一年之後，一兩白銀居然可以兌換三千枚銅錢。一條鞭法推行之後，大明帝國所有的賦稅都要繳納白銀，普通百姓手中更多的是銅錢，隨著糧價上升和銅銀比價狂跌，普通人更加難以活命。

大廈將傾、狂閣既倒之時，坐在皇帝寶座上的朱由檢拿出了自己的手腕一不是救災、不是整飭兵備，而是伸手向全國人民要錢：只要有錢，我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沒有貨幣增員沒關係，還有貨幣存量，只要聚斂天下之財，何愁大事不成?說起崇禎皇帝朱由檢，史學界頗有很多同情者：他生活節儉、不近女色，每天批閱奏章都要到深夜，在治史者看來就莽是中興令主也不過如此!在史冊上崇禎皇帝也有很多褒義詞，焦心求治、旰食宵農、恭儉辛勤、萬幾無曠…

在我看來，崇禎皇帝最大的特點卻是能攫取錢、特別能攫取錢，就連以聚斂著稱的萬曆皇帝也遠遠比不上他的孫子。

為了平叛、為了平遼，崇禎宣佈，在萬曆末年的基礎上（請注意這句）再加征

遼餉、剿餉、練餉：崇禎四年開徵遼餉，當年遼餉總數就高達一千萬兩；中原旱魅肆虐，崇禎十年卻開徵剿餉，當年剿餉高達二百八十萬兩；海外白銀巳經枯竭崇禎十二年依舊開徵練餉，當年練餉高達七百三十萬兩!

僅以上幾項相加就接近兩千萬兩白銀!

要知道，萬曆年間海外白銀充足，朱翊鈞的礦稅不過才攫取了五百萬兩白銀，就這還被罵了幾百年!

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當時江南富裕地區一畝熟田

的產出不過才能賣七八兩白銀，按照崇禎皇帝的要求，每畝地要繳納十兩白銀（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馬克思在討論剝削的時候曾仁經提出，奴隸社會的剝削極其殘酷，奴隸主只給奴隸留下維持生命的生存資料。大明帝國，原本該是封建社會，到了崇禎皇帝這裡，封建社會的農民混的都不如奴隸社會的奴隸，別說讓自己活下去，就算是把自己賣了也抵不上朝廷的稅賦!

甭管你有多慘，崇禎皇帝的錢仍舊是一文都不能少!本人死了租賦要由親戚代繳，親戚死絕了租賦要由鄉鄰代繳，鄉鄰都死絕了就在州縣裡平攤!

總之皇帝就要錢，無論何種方法，還必須拿到!

賦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為盜，盜賊就是一般民眾、一般民眾就是盜賊!如此，天下人都會變為盜賊，平息流寇就僅剩下一條路，殺盡天下之人!所以，《明史流寇傳序》在開篇中這樣說：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

如果大明帝國真的沒有一丁點財富，大家都餓死也就算了，根本不會有流民作

亂。問題是，帝國還是有財富的，而且財富集中在皇帝和一小撮封建官僚手中。但是，任何時點社會財富的總額都是一定的，如果封建官僚的掠奪超出了人們生存極限，天下人為了繼續活下去，光怪陸離的亂世必將如影隨形!

現在皇帝都放開手撈了，就別說文官集團不厚道了：科舉要花錢、升官要

花錢、地方到朝廷辦理正常公務也要花錢，就連關外軍隊動用火炮等重型武器也要賄賂軍火庫看守，否則給你弄幾門壞炮!吏部給事中（人事部門的監察崗）曾這樣對朱由檢說：今之世局，有哪一個關節不用錢就可以走通呢?今之世人，又有哪一個當官的不是愛錢之人呢?皇帝可知道，文臣不得不愛錢?本來是錢買來的官，怎麼可能不以錢來償還?但凡有高官過境，知縣送十幾兩黃金只是很正常的書儀，如果想結心知則至少需要五十兩黃金，每年對上的供奉還不知道有多少!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廉，可得乎?

文官著此，武將就更糟糕。高級將領欺負中下級軍官，中下級軍官只能欺壓小兵，小兵拿不到軍餉就去搶劫百姓!

鄖陽巡按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官軍所作所為：崇禎十四年他奉命駐守鄖陽，數百里農田長滿了蓮荔，只有城池邊上的土地還有人耕種；這年六月明軍左良玉部進駐鄖陽，三萬軍兵湧入城內，城中沒有一家不遭洗劫，大軍開拔之後全城居然找不到糧食和蔬菜，悲慘之狀不可言。

如此，小民誰能安枕?如此，朱由檢焉能不敗?

如此，大明帝國安有幸理?

就在天下發發之際，崇禎皇帝又拿出絕招一發行紙幣。

崇禎十六年，帝國正常秩序已經蕩然無存，南北泄運已經斷絕、西北糧餉不濟，朝廷也失去了在民間聚斂租賦的能力。為了挽救發發可危的帝國，是年十一月，崇禎皇帝下旨印行紙幣，此後，無論賞賜、罰款、軍餉、賦稅都要用紙幣，紙幣發行之初，士農工商各色人等都要用手中的現銀兌換紙幣。

當年，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威風，大明寶鈔尚且被擱盟不用，現在天下大亂已經十幾年了，帝國怎麼可能還具備發行紙幣的信譽?真金白銀是絕對無法作假的，無論誰當皇帝，黃金白銀照樣還是黃金白銀。

如果以大明寶鈔支付大順帝國的租賦，還不得給打成殘疾啊?從這道命令發出直到次年三月，崇禎皇帝費盡心力印刷的紙幣根本就沒有換到多少白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換一紙?

西元1644年3月29日，崇禎十七年甲申，延續了二百六十年的大明帝國終於崩潰了，這一天，李自成率軍攻破北京城。城破之後，李自成在皇宮內庫發現了三千七百萬兩白銀、數萬兩黃金，面對如此金碧輝煌的景象，李自成驚歎：以此破敵，又有什麼敵人不能被戰勝呢?

隨後，李自成的軍隊在北京官員、宦官家中又撈出七千萬兩白銀!

一面是上億兩白銀，一面是遍地餓殍，大明帝國焉有不亡之理?

大宋王朝亡國的時候曾有十萬將士自殺殉國，李自成進攻北京的時候居然沒有

遇到一兵一卒抵抗，滿朝文武大臣都跑去迎接新皇；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只有一名太監陪他走完最後一程。

君視民為草齊，則民視君為賊寇!

朱由檢死後留下一封遺書：十七年來我海德匪躬，以至於天怒人怨，但是，這跟我沒關係，都是群臣的錯（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我死之後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可任賊分屍裂首，但勿傷百姓一人。至死不悟的朱由檢，這個時候你真的想到百姓嗎?

明朝小結：歷史大分流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了漢族最後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一大明帝國。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崇禎，大明帝國一共經歷了二百七十六年、十六帝。

在另一個平行的時空中，這二百七十年間西方經歷了大航海時代。乘風破浪的海船溝通了全世界，自此，東西方開始交錯，荷蘭、西班牙、英國，第一代世界性強國脫穎而出。西方封君一封臣的地域分割體系提供了無數試錯空間，騎士精神培養了公平競爭的理念，相對穩定的私商積累了社會財富，就連王室也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不錯的收益，大航海帶來的鉅量白銀促成了價格革命，當社會各個階層都陶醉在這些帶血的財富中，天翻地覆的社會巨變即將來臨!

有了錢、有了這些資本，私商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二百七十年間，我們同樣無法逃出經濟全球化的宿命，大航海時代同樣為大

明帝國帶來了巨量白銀，東籬南片山式的小農田園被貨幣洪流衝破。據華裔美籍學者趙崗估計，嘉靖、萬曆年間就連最封閉的小農也要把40％以上農產品拿到市場上銷售。這本來是大明帝國一個向資本主義演進的機會：我們實現了商品化、我們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的白銀、無數流民恰好又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先決條件我們一應俱全!

很遺憾，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抓住這個機會。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真正出身貧寒的皇帝，大明帝國也是漢家天下最為專制的一個王朝。當國之後「朱元璋」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貪婪，他試圖把全國，的土地都據為己有，壟斷了所有非農產業、廢黜了丞相:、以錦衣衛等特務方式管理朝政。然而，「朱元璋」錯了，無往不勝的帝王並不能戰勝貨幣規律，大明帝國的開國之君濫發紙幣，親手毀掉了帝國的信用，大明寶鈔黯然退出了歷史舞台。試想，一個無法把握自己貨幣的帝國，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運?

在大明帝國，整個帝國都是皇帝的私財，最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這份莫大的產業，傳之子孫，享受無窮。自朱重八起，大明帝國歷代帝王都不可能允許商業發展，更不可能允許天崩地裂式的社會生產方式變革。在這種簡單再生產複製過程中，沒有自由的商業、沒有自由的手工業、更沒有產業的創新，土地便成為唯一的財富增值保值手段。「朱元璋」式的強人政治一旦退席，大明帝國就陷入了土地兼併的惡性循環，就連皇室的土地也未能逃出封建官僚的掠奪之手。皇帝雙手再大、再強也不可能掩蓋住白銀之上的血腥，封建官僚在第一時間嗅到了財富的味道後，私商根本沒有能力挑戰官商，就連驍勇的海盜也迅速被清洗出局。

我們依舊面臨那個封印中華數千年的腐咒：皇權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統治整個帝國，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個強勢分利操團，他們會利用一切手段劫掠社會財富，土地兼併則是最強大的手段。當人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成為流民，這種病毒式的財富掠奪就會成為帝國難以治癒的沉痀。

隨著，白銀貨幣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帝國中樞也失去了以貨幣掠奪財富的

能力，於是，大明帝國有了嘉靖皇帝這樣嗜財如命的昏君，以赤裸裸的劫掠加諸天下之人。崇禎初年海外白銀流入斷絕，這樣的危亡時刻，崇禎皇帝依然在民間劫掠了數千萬兩白銀，朱由檢似乎天真地以為聚斂天下之財便可舉天下之事。

最終，超量剝奪使得人們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也使得社會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當鋪天蓋地的流民揭竿而起，帝國的敗亡就已成定局，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明帝國，一個歷時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崩潰了。明亡後一百多年內，英國國王查已理一世人頭落地、紅白黃三色共和旗在法蘭西上空高高飄揚、人人生而平等，我們同時代的滿清王朝卻依舊在尋找出路。

後記

在任何時代，貨幣、金融制度試錯的成本都異常高昂，制度供給成功固然能刺激經濟增長，一旦制度設計失敗也會使經濟社會地動山搖，甚至讓一個強大的帝國灰飛煙滅。在塵封的故紙堆中，貨幣、金融制度試錯又無處不在，華夏數千年往事，人們不斷尋找著財富天道，我們的先賢在貨幣金融制度方面進行了許多極其寶貴的社會實驗：宋代出現了人類的第一張紙幣「交子」，也為我們展開了一個繁花似錦的古代盛世；元代發行「至元鈔」造成了一場社會大災難，開河變鈔禍根源，驍勇的蒙古鐵騎竟然終毀於一張薄薄的紙幣；明代與西方大航海同處於一個平行的時空，巨額海外白銀湧入造就了資本主義萌芽，也為帝國埋下了敗亡的種子，以史為鑒，可知興衰。我們相信，那些帶著腐土氣息的古籍可以穿越時空讓我們看清貨幣之逍。原來貨幣與金融就是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可以如此精彩!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們有了一個願望，希望能跳出紛繁的數理模型，為大家

講述歷史大河中光怪陸離的金融世界。

2007年，我和忠恕同志開始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並形成了《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國是部金融史》兩部書稿，這部《天下之財》便是中國是部金融史系列的第二冊，以貨幣金融為綱講述了宋、元、明三代的財經往事。漢唐相傳，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會理想，封建統治者會將土地授予全體臣民，即推行均田制。然而，即便武功著秦皇漢武，他們的帝國最終仍毀於土地兼併。宋代是第一個沒有推行均田制的王朝，也正是宋朝的經濟達到了古代歷史的巔峰，大宋王朝如何做到了這點呢?元朝是一個領域橫跨歐亞大陸的強大帝國，為什麼最後毀於一場貨幣改革?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湧入到大明帝國的白銀並不比西歐新貴少，為何明朝沒有主導世界變革潮流，反而無法主宰自身貨幣的命運?在這部書稿中我們為讀者梳理了這些間題，希望能再次為大家交代孔方乾坤中的貨幣之道。

我們的日常工作都比較繁忙，所幸，基於共有的志趣和使命感，一直未間斷定期深入交流和書稿寫作，期間忠恕同志付出了比我更蝠多的勞動，認真考證了大址的史料。今年，終於與讀者見面了，希望能為您帶來一些思考和啟迪。

陳雨露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