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證券心理學 科斯托蘭尼

證券投資心理學 

作者:安德列·科斯托蘭尼

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7年出版

 

譯者序

 

「科斯托蘭尼」被譽為「歐洲股神」，但他並非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這並不奇怪。就像學習語言學的學生不一定能夠成為作家一樣，經濟學家中真正的股市投資高手，據我所知也只有凱恩斯一人。

 

其實在證券交易場上，應用最多的不是經濟學理論，而是融合了心理學和金融學的相關知識，現在這個領域發展成了一個專門學科，就是『行為金融學』。

 

但在「科斯托蘭尼」生活的那個年代，還沒有這樣的認知水準和理論，這正是這本書的超前之處。聽一位股市資深投資家講他對投資者心理的認識，顯然要比聽傳統的心理學課程有趣和接地氣得多。

 

「科斯托蘭尼」認為90%的市場行情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這個說法我基本同意。可能大家對於這個比例還有爭議，但已經沒人否認心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市場行情。

 

從跨學科應用來講，證券交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領域。既需要理論指導，又不能完全由理論來解釋。其中既有學理的東西，又有實踐的藝術成分。至於有多少屬於科學，有多少屬於藝術，即便「科斯托蘭尼」這樣的市場交易大師也難以說清楚。這是現今行為金融學尚未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一個例證，也是多年來研究證券市場行為金融的我，對此書感興趣的一個原因。我希望能借助實踐層面的讀物（比如這本書）加深對理論探討方向的認識。

 

行為金融學對於證券市場給出有關市場動態結構的模型，這不僅應該是一個分期模型，而且應該考慮到不同的時間結果。實際上，在不同的時間結構上，市場的形態都是重複發生的，這是一個嵌套結構，用數學術語說，就是分形。我們必須分析到最基本的證券市場分形結構，才有可能通過大規模的運算，模擬出整體市場運動軌跡，並獲得證券市場價格運動的更接近真理的認識。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證券市場投資的「科學」部分。至於證券交易的藝術，其實我理解那是一種「人類行為藝術」，並非受理論支配或能夠被現有的理論精確解釋，而是更多地來自個體特徵（比如投資者的個性、認知水準、情緒和思維特徵等）。對於這種藝術的研究，如果從歸納和統計的角度，可能現實意義會更大一些，也更為可行。當然，也許在不遠的未來，人類在神經和大腦科學以及心理學方面研究的飛躍發展，有能力從科學測量層面搞清楚其中的複雜機制吧。

 

如果證券交易的結果確如「科斯托蘭尼」所說，其中90%來自心理因素，那麼我只能贊同一個觀點，即證券交易的「藝術」成分要遠高於「科學」成分。作為行為金融研究者，我更關注如何揭示和解釋後者，而作為一名專業投資人士，其實我很享受在交易中體會人性並由此在人生修為方面獲得的收益。股市如人生，既是交易，也是修煉過程。

 

最後我想談談價值投資。有人將「科斯托蘭尼」看作「歐洲的巴菲特」，我覺得這個稱號不夠貼切。其實他本質上是一位投機家，非常瞭解投資和投資者的本性，儘管他關注證券的基本面，但操作時不拘泥於此。因此我認為「科斯托蘭尼」的基本概念，與大多數價值投資者的基本概念不同。

 

絕大多數價值投資者都想搞清楚所投資公司的價值到底有多大，為此他們使用了各種方法，比如類比法、現金流貼現法等，其實這些方式本身就是徒勞的，和緣木求魚、刻舟求劍沒有多大區別。這是因為企業內在價值不是靜態的，也不是絕對的，從實踐角度上講，甚至可以貼上一個「不可準確測度」的標籤。

 

以我二十多年與商業企業打交道的經驗看，一家企業的CFO或CEO大多數沒有及時掌握企業經營現狀的能力，遑論做出中長期經營預測，基於這種情況而用各種數學模型計算出的所謂「企業內在價值」，其實整個過程就是「垃圾進，垃圾出」，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這就是傑克·施瓦茨批評的那種因為貪圖方便和懶惰而採用數學模型來衡量經濟事務的一種慣常做法，也是證券交易市場上的「傳統智慧」。

(讀書心得:原來證券交易市場以各種數學模型計算出的所謂「企業內在價值」，印證在實務上發現無效。)

 

以我個人拙見，何謂「企業內在價值」？

以目前人類的技術和認知水準來說，是沒有確切答案的。

理論上講，其實就是絕大多數市場參與者認同的「企業價值」，這個量值應該是一個不太準確，而且會隨時間變化的數值區間。投資者與其徒勞地「計算」企業內在價值，不如搞清楚絕大多數市場參與者心中認可的那個「企業價值」在什麼範圍，是一致認同的每股收益、一致認同的『本益比』還是一致預測的股價，這些往往與股票的市場價格貼得更近一些。

(讀書心得:華倫巴菲特認為所謂「企業價值」重點在於企業已建立起技術鴻溝、專利障礙，讓其他企業無法取代，例如可口可樂、吉利刮鬍刀、迪士尼樂園等，這些都是最佳範例，雖然企業資產尚無法完全脫離風險，但是正是此時此刻，未來股價翻倍獲利可期，已推翻他的老師葛拉漢只買超級便宜、又安全無風險的股票的觀念)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唯心主義」觀點。如果這個「心」指的是抽象概念，那我不打算陷入「唯物」和「唯心」的論戰。這個「心」字，我認為指的是「心理」的「心」，「心情」的「心」。與其說證券市場價格體現了證券的「內在價值」（這實在是一個空泛縹緲不易琢磨的概念），不如說它主要體現了「人心」向背。當然，這個「人心」並非是指某個人的心理或心情（情緒），而是市場參與者的大眾之「心」，而這本書說的正是市場群體的「心理」導致的證券市場動態運動機制。

 

略有遺憾的是，這不是一本教科書，而是一代投資心理派大師的經驗之談，其中包括了證券市場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奇聞逸事。在今天，特別是研究行為金融和投資者心理的學者看來，這些觀念並無新奇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些都來自一個證券交易界「骨灰級」大師的親身實踐和體驗。這是最為珍貴的傳承，是人類精神世界那些熠熠生輝、綿延不絕的閃光思想。這是古老而又最貼近現代證券交易的思想，對於今天這些走入迷途的人來說，有必要閱讀經典，撥亂反正，回到本原，站在大師的肩膀上，重新出發。

 

 

前言

 

我讀過的「科斯托蘭尼」發表的第一篇專欄文章是在1965年，標題是「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他在一本書中寫道：「我成不了財政部部長，也不願當銀行家，我就是投機者和操盤手。」

從1970年代起，「科斯托蘭尼」就棲身於市場行情變幻莫測的股票交易所裡，那是一個能夠展現經濟實況的地方，其中也夾雜著虛構的故事和不實的謠言。在那裡，貪婪和恐懼往往會引發股市非理性的漲跌波動。

 

對於「科斯托蘭尼」來說，股票交易不僅僅是工作，（直到今天）它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科斯托蘭尼」從故鄉布達佩斯移居巴黎，開始投身於這項終生事業。對於「科斯托蘭尼」而言，這不僅是一個職業，更是他的生活。

 

「科斯托蘭尼」說：「股市就像一片熱帶叢林。」他在那裡獲得了收益，儘管所交的學費足以讀好幾個哈佛學位了，但畢竟收穫更大。和其他股市經紀人的發展路徑（先學理論，再通過幫別人做投資來積累經驗）相反，「科斯托蘭尼」是從實踐到理論，先用自己的錢操盤，從中歸納出股市規律。從最初操作股票的經歷中，他就已經明白：在股市裡，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科斯托蘭尼」認為光是獲得所有股票資訊是不夠的，想像力才是市場投機的原動力，也是成功的先決條件。因此，「科斯托蘭尼」非常鄙視完全不具想像力的投機操盤系統和股市分析軟體。股市經常是波動起伏的，同時也具有人性化的特點，有時甚至太過人性化了，而這正是本書要討論的主題。

 

「科斯托蘭尼」認為德國人不擅長謀劃金錢方面的事情。作為浪漫主義者、哲學家或是音樂家的德國人，在處理金錢問題時反而表現得並不浪漫，也沒有發揮出想像力。這可能是真的。當我1969年在慕尼克第一次遇見他時，我們交流過這個問題。他說德國人至少需要積累30年的投資經驗，否則無法脫穎而出。我問他，是否想過公開他的操盤經驗，幫助德國人減少在股市中的損失。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我們開始了幾次「合作」，包括財務諮詢及股市研討會。

 

股市研討會的反響超出我們的預期，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報名參加。所講的內容就包含在1986年出版的《科斯托蘭尼的投資者和投機者股市研討會》一書中。這本書成了當時的暢銷書。很多人讀過該書，按照書中的建議選擇股票，因而避免了損失。該書是成功的股市操盤手及股票投資者必備的參考書，不但揭示了股市秘密，還培養讀者提高獨立思考和操作股票的能力。該書不像課堂上用的教科書，反而更像一本出自「科斯托蘭尼」之手的小說，「科斯托蘭尼」自己也說：「我不是在授課，我只是在對學生講故事。」

 

由於具有職業、物質和精神上的獨立性，「科斯托蘭尼」堅持自己的原則，他在書中寫道：作為一個反對墨守成規的人，我認為，勇敢、義無反顧地，甚至狂熱地為純粹的資本主義而奮鬥，為此而不擇手段，反而會得到更糟糕的結果。他沒有去銀行工作，是的，這讓他感到更開心，因為他即便有失誤的時候，也不會招致客戶的批評。

 

我希望讀到這本書的人能夠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和財富上的成功，祝福本書的作者、我的忘年交和合作夥伴「科斯托蘭尼」先生，能夠繼續保持魅力和樂觀精神，在傳道授業中享受快樂生活，在證券投資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開篇 遇到「新的自己」

 

國際銀行業大會在慕尼克舉辦期間，我在一家著名的巴伐利亞式農莊大廳—大世界的聚會地點，正巧趕上美國金融寡頭在開會，遇到了許多知名且重要的經濟界和金融界人士。這時，從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傳來一個大約20歲年輕人的聲音。我認得他，他叫「安德列·科斯托蘭尼」。他自詡為投機者，因為他不做其他生計，每天只是分析事件，然後在不同的交易所裡做交易。我走近他，他不友善地說道：「是的，我也認得你。你就是那個『老年時的我』。你是要問我，我在這裡做什麼嗎？你難道看不到所有人都圍坐在這裡嗎？哪怕我仔細聽到一句話、一個資訊，都可以給我帶來財富。」

我：天啊！你被資訊誤導了，以為獲取資訊是多麼重要。你沒聽說過我講過：知道資訊等於毀滅嗎？

他：您是說這些先生們什麼都不懂嗎？

我：他們不懂得什麼是最重要的。他們知道所有的資料，卻一點也不清楚當今美國是否處於經濟衰退之中。有個人說要增加貨幣供應，另一個人卻說要減少貨幣供應。有人主張加稅，另一些人則鼓吹赤字財政。有人預見到國際收支平衡表存在著巨大風險，也有人對此嗤之以鼻。如果他們連正確判斷現狀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夠預見未來呢？

他：我早說了吧，您已經落伍了。您難道不知道，今天的人都是用電腦做分析的嗎？

我：你以為一切都是精確科學。學術界舉辦的這場大會就是一個錯誤。國民經濟和金融學不僅僅是科學，也是一門藝術。與其參加這種象牙塔學術大會，還不如待在家裡。

他：為什麼您居然是這樣一個悲觀主義者？

我：我不是悲觀主義者。積累了70年經驗，我變得更有辨別力了。以前我也是直接沖著賺錢目的而去，現在我反向操作，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提示。而現在這些大人物的說法幾乎正好和他們想要做的事情背道而馳。英國財政部部長斯塔福德·克裡普斯（StaffordCripps）爵士不是曾在議會上說英鎊會貶值嗎？結果14天之後，同樣還是這位財政部部長，卻給出了相反的說法，沒有任何道歉，他仍被視為一位完美的英國紳士。在德國也存在貨幣問題上的難解之謎，眾說紛紜。而西德聯邦銀行似乎認為證券市場玩家暫時還無足輕重。如果他們聘請證券投機者擔任顧問，就可以和操縱德國馬克的人玩玩「貓抓老鼠」的遊戲了。能把騙子改造成最好的員警嗎？

他：難道就沒人知道該怎麼做嗎？

我：我說的並不是那個意思。相反，人們必須非常瞭解情況，而不只是知道資料和所有從書本和電腦中得到的東西。人們應該瞭解整體情況，並能夠解讀資訊。人們必須充滿熱情，富有經驗，要把經驗和洞見結合起來。如果仔細讀過我寫的書，人們就可以……

他：明白了。也許我在60歲時會像你一樣聰明。

 

 

第1章 90%的行情來自心理因素

 

我表弟喬治·卡托納（GeorgeKatona）定居美國，是經濟學教授。他曾在德國求學，專攻經濟心理學，著有《大眾消費》《心理經濟學》及《消費者和企業行為》。直到今天，想在這一領域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都視其著作為最基本的必讀書。

 

大約在30年前，在《這就是股市》（Silaboursem'etaitcontee）[1]出版後，我收到喬治的一封信，信上說他已讀完全書，並從中得到很多樂趣，也十分認同書中闡述的觀點。但有一件事，他與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為無論是股市中的群體心理反應，還是單一投資人的心理反應，都是不可預測的。但他卻認為這是可以推測和預見的。他說：「今年夏天我會去巴黎和你解釋我的想法。」但遺憾的是，不久他便過世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問號。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確信群體心理是可以預見的呢？這對每一個投資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深思熟慮之後，我得出結論：個人及大眾的深層心理動機和反應，的確會在某種情況下變得難以預料。不過，對於大眾心理反應的強弱程度和關鍵的時點，經驗老到的股票投資者有時還是可以預料到的，不，不該說是「預料」，應該是猜測或者估計。

 

我要強調的是，我絕對沒有高估心理學在股票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股市的短期漲跌中有90%是受心理因素影響的。股市心理學是一門極具敏銳觸覺的學問，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藝術了。股市中最常用到的說法有：或許、希望、可能、有這種可能、雖說、雖然如此、然而、我覺得、我在想、可是、似乎、這在我看來……所有這些想的、說的話，都語帶保留，最後的發展結果也可能完全不同。

 

不論在世界上的哪一個股市中，最不好的股票就是所謂的「概念股」，因為概念股的股價完全不跟隨趨勢運動。這種股票的波動震盪，表現的只不過是歇斯底里的股票專家或所謂的半吊子行家的反應，而這些人的想法往往說變就變。

 

很多人喜歡說，根本無法看懂現今的股市。我要說，股市要是能被看懂，就不叫股市了。股票玩家是在一池渾水中摸魚，散佈各種煙幕彈，池水就這樣被他們自己搞得更混濁了。媒體則繼續傳播這種「股市智慧」，這麼一來，報導及評論給出的消息完全混雜在了一起。往往是股價變動之後，股票玩家才急忙去找原因，然後再放個馬後炮。

 

眼下有人說，股市行情會下跌，是因為失業率下降，失業率下降造成通貨膨脹，從而導致利息升高。過幾天，大家反過來又擔心失業率攀升會成為經濟衰退的徵候，導致出現過高的貿易赤字。

 

同樣的消息，可以一下把它解釋為利多，一下又將其視為利空。

 

出口量過大會造成通貨膨脹，這時大家把美元走穩視為好事，因為這樣的話美聯儲就不必提高利率了，這樣說或許也不無道理；但過兩天，大家又把美元走穩說成負面因素。一會是這樣，一會是那樣……要是專家都這樣朝秦暮楚，大眾真的就無所適從了。

 

我不得不承認，有時連我也猜不透，大眾對某個事件、一則金融消息或者一條小道傳聞，到底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反應。因為一條新聞消息對經濟的發展會有何種影響、對自己的投資是好是壞、對股市整體是利是弊，基本上交易者自己都無從知道。股市往往像個酒鬼，聽到好消息哭，聽到壞消息笑。為了說清楚講明白，我有必要引用一個外匯投資的例子。

 

1970年代，在美元問題上，美國人曾出現過這樣的心理情結。當時阿拉伯國家共同成立一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美國人相信這個組織的成立將會導致原油價格持續攀升。每當石油價格上漲時，美元投機者便急呼：「如此一來，將造成通貨膨脹，對美元行情亦十分不利。」同時他們會做空美元，因此，美元匯率也就應聲而跌。

 

而當時我在《資本》雜誌的專欄中寫道：「這樣的市場反應真是荒謬。」原油價格上漲，表示油價的相對價格提高。一些需要大量進口石油的工業大國，例如日本、法國或是德國，對美元的需求便會增加。而這應視為利好，可是投資人卻反其道而行，讓美元一再貶值。

(讀書心得:依照經濟理論來說，全世界各國都需要買入更多美元，來支付購買石油漲價的費用，所以依照道理來說，美元需求更多，美元應該會升值，結果金融市場的反應是認為石油漲價，就是物價上漲，會直接造成通貨膨脹，也就等於=美元貶值，所以投資人看空美元、作空美元，結果造成美元一再貶值)

 

到了1980年代，美元創了歷史新低，這個時候，有人對這樣的形勢給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釋，他們說這是因為全球石油消耗量下降，而原油價格相對也就下跌了。這一次的解讀總算和後來的實際情況吻合了，美元後來因發達國家對美元的需求減少而貶值。

 

在1970年代，每次「石油危機」的出現都會引發這樣的預測：石油價格上漲，代表出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手頭會有較多美元，它們可以用美元從發達工業國家購買貨物。從這方面來看，石油危機有助於推動經濟蓬勃發展。但與此同時也會出現不同的聲音：原油及燃料費用大幅提高會導致其他消費支出緊縮，而這又意味著石油危機將嚴重危害經濟發展。

 

總而言之，對行情發展的解讀總是事後才出現，總是在股市及外匯行情上下波動之後，才有數不清的股票玩家、投資顧問和分析師用完全相反的理由來解釋行情發展，也就是「行情造就了新聞報導，而非新聞報導造就行情」。

 

媒體的報導對市場行情的發展並無決定性的影響，但股票投資人也可能毫無緣由地對行情持悲觀態度。就像我的老朋友格林一樣，格林是移居美國的維也納人，有一次他的同事問他：「你在美國過得開心嗎？」他抑鬱地答道：「雖然開心，但並不幸福。」對股票行情的悲觀源自股票玩家本身的性格。他們不太用腦袋思考，也很少明白股市中的重大事件所代表的真正含義。他們只想做個交易，乾脆俐落地賺一筆快錢，並在賭局中生存下來。天哪！這些人的行為完全是衝動的表現。

 

如果多數人在股市發生重大事件時，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操作，股市很容易就陷入不穩定的市況。這時，主觀因素就顯得非常重要。比如，投資者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他們是否將所有錢投入股市？還是他們留有一手？當在股票玩家主導的市場上發生了某個特定事件（比如政治事件）時，市場的反應可能會完全不同，此時公眾可能會回避參與這個市場。

 

情況經常是這樣的：股價上漲時，公司的營業收入會有很好的表現。分析師說，在這樣的情況下，股市表現將趨於平穩，因為好的經營表現會讓投資大眾對這檔股票保持高度關注。在我看來，這樣的說法簡直大錯特錯。因為在行情上漲時，企業營業收入越高，就會有越多股票從「強手」一方轉移到「弱手」一方，也就是從意志堅定的人的手中，轉到了意志薄弱的人的手中。一旦所有股票為意志薄弱之人所持有，離市場下跌肯定就不遠了。

 

公眾的心理反應強度支援了我對市場的「技術形態」的解釋，我在「證券投資心理學」第一課就提到了這一點。

有些人可能認為，我在這裡大講特講「股市心理及經濟心理學」是多麼狂妄的一件事。但這是因為我不僅專門研究經濟學，還致力於心理學研究。憑藉多年來在股海迷失時繳納學費換來的股票操作經驗，我喜歡把心理學也加入進來。幸運的是，我總能在進行客觀分析時完全秉持中立態度。

 

非但如此，我還非常重視3個要素：思考、邏輯、準確性。當我在籌畫一個投機方案時，我的思考過程完全沒有錯誤，就像在演奏音樂時，沒有一個曲調走音。但並非每個人都和我一樣注重思考。不久前，在達姆施塔特技術學院，我對著上千名學生發表演說。在提問將要結束時，一名學生提出了一個有趣又犀利的問題：「如果必須反復思考這麼多問題，那到底還值不值得加入炒股一族？」他大概認為只要定期閱讀股市行情，就能成為傑出的股票操盤手了。

 

學者們常常在背地裡嘲笑我的看法和論點，但還是會仔細傾聽我的演說，更不用說成千上萬參加研討會的支持者，或是數不清的聽過我演講的學生了。學者們也許把我當成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蹩腳江湖郎中。但到了我這樣的年紀，這樣的誣衊算得上什麼呢？就算說我是個江湖老郎中也無所謂。就我個人來說，我寧願是一個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股票玩家，是一個70歲高齡還在70個交易所遊蕩的炒股老頭，也不願做一個訓練有素卻不曾在證券交易所哪怕待過24小時的經濟學家。

 

康茨坦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曾當著學生的面罵我是江湖騙子。我向他下了戰書，要和他公開辯論一個主題，看看我們誰更懂經濟和金融，但迄今為止他仍未對我的挑戰做出回應。

因此，我現在仍要向讀者傳授我積累下的豐富經驗，以及結合人類心理和群體心理所歸納出的結論。這是一場氣氛輕鬆活潑，像是在咖啡廳舉辦的講座，而非枯燥的大學講課，內容是我個人經歷的生活小故事及回想到的股票玩家、狡猾的老狐狸等，全都與股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是我生活經驗的全部。這些內容讓我能看穿股市中所玩的心理戰。我敢說在100次心理戰中，至少有51次我都能夠站在勝利的一方。

 

 

第2章 金錢的誘惑

 

蕭伯納曾經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積累起來就能發揮作用」。「追求金錢是不是不道德的」也總成為哲學家們討論的話題。這個問題不可能有客觀的結論，但有一件事是明確的：金錢的誘惑和追求金錢的欲望，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很難找到對於金錢的誘惑的精準分析。為什麼人會受到金錢的誘惑？金錢的數額多大才具有誘惑力呢？金錢的魅力無法精準測量，因為答案會因人而異。

 

很久以前維也納人會這麼說：「他是一位舉足輕重的百萬富翁。他一定有10萬盾資產。」而這在現代不再遙不可及，因為「百萬富翁」不代表這個人一定擁有這麼多錢。「百萬富翁」以前是用來表示一個因為很有錢而得到社會尊重的人（現在大概也是這樣）。此外「羅斯柴爾德」或「大富豪」也是有錢人的代名詞。

 

我的朋友之中有一些人，只要口袋裡有100馬克，就覺得自己像個百萬富翁，也有很多人對別人口袋裡有多少錢非常感興趣。這些人絞盡腦汁估算這個人以及那個人有多少財產，聽到某個富翁的財產數目時也總是搖頭歎息，腦子裡不停地猜測某個人的身價或某件物品的價值。

 

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金融記者打來的民意調查電話。她問：「科斯托蘭尼先生，您可是經驗豐富的股票專家。能否請您解釋一下，您為何不是一個百萬富翁？」我對這個問題感到有些驚訝，但仍馬上回答：「第一，你的問題不夠具體。第二，你從何得知我不是百萬富翁？難道我一定得讓你查我的銀行戶頭嗎？不過，無論如何你不用擔心，我是不會向你借錢的。」

 

當我向別人詢問某個熟識的朋友是否健康或工作如何時，得到的回答經常是：「噢！他有很多錢。」很多人羡慕別人擁有的財富。也有些人會迷失在自己擁有的財富裡，他們會開心地撫摸著鈔票，讚賞財富，讓自己完全沉醉其中。我的一個詩人朋友曾經說：「假如我有很多錢，我會把它們全部讓給那些有錢人，因為他們是這麼愛錢。」

 

我也認識一個人，他最喜歡的消遣是查看銀行戶頭增加的餘額，他說這麼做能將無聊一掃而空。世上也有這樣的人，雖然有能力買很多漂亮又貴重的東西，卻不這麼做，因為他只要想到他有能力這麼做，就感到很滿足了；他感受到了金錢的光芒，就會覺得很幸福。我的另一個朋友，只要嘴巴裡發出「錢」這個字的聲音，同時手撫摸著犛牛皮製的錢包，就會覺得生活中的享受全都濃縮到支票簿裡了，完全沒有留意到自己不雅的姿態。還有人告訴我，每當點錢的時候，都會激起他的性欲。另一個人則更露骨地說，在股票投資損失很大時，他就會逃離交易所，直奔紅燈區消遣一下。

 

幸好還有一些人會使用金錢來享受生活的樂趣，只看功能表是無法滿足他們的，他們想實際品嘗美味佳餚。對很多人而言，金錢也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金錢為他們招來朋友、偽君子、嫉妒者、馬屁精在他們身旁打轉。這些人完全沉迷於金錢的魔力，他們不僅想要得到物質生活的享受，也想擁有金錢帶來的權力，簡單地說，就是別人對他的臣服。

 

曾經擁有過很多財富的人更容易陷入金錢的誘惑而無法自拔。馬奎斯·卡斯德蘭（MarquisBonideCastellane）曾是法國貴族，他在回憶錄裡寫道，當他不再是美國億萬富翁—安娜·古爾德（AnnaGould）的丈夫那一天起，他真的很難過。雖然他沒有窮困到要去睡大馬路，但是已不能再隨手揮霍錢財了。他說：「直到破產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虛弱無力。」

 

理論上來說，金錢的真正誘惑力來自賭博。當賭注不是錢而是菜豆時，賭博本身就失去刺激感和緊張感了。金錢也可以是對現實生活中種種不如意的補償，如身體殘障或是容貌不佳等。或者，若是卑微的家庭背景阻礙了某人社會地位的上升，這時，金錢便能夠替代祖先的作用，給他一個顯赫的背景。埃爾莎·麥克塞爾（ElsaMaxell）因其愛爾蘭血統，無法和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國的貴族們來往。但在美國經濟起飛的黃金時期，事業的成功卻讓她得以晉升為美國百萬富豪。

 

之後，她便能和變窮了的貴族打成一片。這個剛出爐的百萬富翁在公爵、伯爵間穿梭，突然發現自己居然能和冷漠的美國富翁們平起平坐，同時身價百萬的她也吸引了窮貴族來和她攀談。

 

很多人喜歡花錢炫耀自己；有些人則絕口不談錢，卻喜歡讓有關他的傳聞越傳越廣、越傳越誇張。總之，人類對金錢的反應，因人而異。在愛情的世界裡也是如此，金錢可以喚起一個女人戀愛的感覺。在有些女人的眼裡，金錢代表著男人的成就。而一個成功的男人對女人而言，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尤其是當女人可以分享男人的財富時，女人會因為男人給予她榮華富貴而真心喜歡他。但是也有女人討厭給她錢的男人，反而喜歡找她要錢的男人。對於很多人來說，金錢只是衡量成功的尺規，他們並非只對金錢本身感興趣。我至今耳邊仍迴響著當年大導演馬克斯·萊因哈特旗下著名女星莉莉·達瓦斯（LiliDarvas）初到巴黎時對我說過的一番話：「現在我非常想證明自己的魅力，如果我走在大馬路上，等候男人過來搭訕的話，我想知道，對於一位漂亮女人，男人們會開價多少錢！」她是想瞭解人們認為她這樣的女人值多少錢。

 

金錢可以扭曲人們的想法到什麼程度呢？以下對話可以稍做說明。

一個熟人問道：「你聽說了嗎？我們的朋友邁爾去世了！」

「噢！這真是令人傷心！」另一個人回答道。

「他之前有什麼？」

「我估計，大概有200萬。」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他得了什麼病？」

「也許還缺50萬。」

「不，你還是誤解我的意思了！我是問，他是怎麼死的？」

「哦，明白了，原來你問這個！」

 

人不能缺錢

 

金錢的世界不是永遠美好的，錢有種能量，能讓人墮落，經常讓人暴露出人性最醜陋的一面。我現在也許可以用中立態度來看待金錢，但以前並非一直如此。

在我年少時，父親把貧窮潦倒的我從布達佩斯送到巴黎去學習股票投資技巧，當時我只帶了維持基本生活開銷的錢。但巴黎是一個大城市，當時甚至是世界的中心。這個城市真是不可思議，當夜幕低垂時，它就像個超大型的夜間遊樂場，到處可見琳琅滿目的商品，空氣中都彌漫著奢侈的氣氛。

Paris！J』aideuxamours，monpaysetParis.

來自盛產香蕉的安地列斯群島的迷人女子約瑟芬·巴克爾（JosephineBaker）帶我走進這首夢幻樂曲之中，令我終生難忘。巴黎的生活充滿了奢靡、享受和聚會派對，我希望自己有機會坐上東方快車，就像巴爾扎克筆下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坐著自己的馬車一樣，度過迷人的夜晚。當時我還不知道，如果沒有開門的鑰匙—金錢，這個夢幻般的世界是怎麼也夠不著的。而我口袋裡的錢還差得老遠。

這出大戲看上去相當迷人，但還不是全部。

來自蒙帕納斯的藤田出現了，戴著玳瑁眼鏡和黑色假髮，他寵愛的模特琦琦陪著他，還有他們的朋友吉斯令、維爾泰和其他人圍坐在一起閒聊。優雅的女士們手裡提著瓏驤名包，流連在奧特伊，穿著名設計師普瓦雷專門設計的時裝，爭奇鬥豔。獲得過大侯爵獎的裁縫，在波羅涅自家遊艇上接待和取悅著上流社會人士，通宵達旦地優遊嬉戲。香榭麗舍大道上人流熙熙攘攘，絡繹不絕，讓人不禁會聯想到卓別林在《鍍金時代》裡展示的美國和《巴格達竊賊》裡的東方的情形。就像弗蘭西斯·卡爾科的小說裡寫的，人們說著大家都聽得明白的市井俗語，熱鬧地聚集在皮加勒區的酒吧間裡。而另一個夜晚，男人們嘴裡哼著莫利斯·舍瓦裡埃新出的情歌，在馬克沁餐廳用晚餐，或者聚在韋伯咖啡館裡，閒聊著新出產的汽車或女星密斯丹蓋的美腿。英國人把圖凱地區的草坪稱作Beschlag（裝飾用的薄膜），而當地政府在考慮將街道名稱和櫥窗裡的價格標籤都翻譯成英文。

 

這所有的一切對於我這樣一個孩子來說，就像是聞到香味走進了一家西餅店，對我充滿了誘惑。在這個城市裡，只要有錢，想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所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賺錢，賺很多很多的錢。對當時的我而言，錢比我現在看重的健康更重要，更不可或缺；追求金錢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增加財富是生活的唯一目標。當人崇尚金錢時，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就完全改變了。當時的我認為除了金錢，其他事情都不再重要，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比錢更重要。有了錢以後，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所以人一定要有錢。

 

我第一天到證券交易所上班時，有個親切的老先生問我：「嘿！年輕人，我以前沒見過你。你在這裡做些什麼？」

「我是亞歷山大公司的見習生。」

「原來如此。」他接著說，「你的老闆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來告訴你股票是怎麼回事吧。你別管這裡的人說什麼，也別管那些所謂的訣竅，你只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這裡是傻瓜比較多，還是股票比較多。」

一直到現在，老先生的一番話仍讓我受益匪淺，而我自己發明的股市理論也只有兩個要素：供與求。

第一次到交易所令我既興奮又緊張。這裡就像一座大賭場，錢來錢往，只要集中注意力，就可以感覺到它，然後抓住它。按那位老先生的說法，一切應該都不難，只要夠機靈，就可以跟上行情上漲的節奏，同時也能建立信心。「然後，到了月底，你就賺進一筆錢了。」老先生咧嘴微笑著說，拍了拍我的肩膀。

 

交易所裡幾百人來來往往，場面相當混亂。老實說，當時我真的無法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陌生的股票名稱（其中甚至還有「十月革命」前的股票）在我耳邊嗡嗡作響。年輕的交易員似乎無處不在，他們總是匆忙地來回穿梭，手中還握著一張寫滿委託人需求的小紙條，像是在跳著不停轉來轉去的波爾卡舞，穿梭在不同的小包廂之間。他們總是在人群中擠來擠去，經常會和別人撞在一起，然後又奔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在交易所的正中央，70個人圍成一圈站在一起，他們即便在夏天也穿著深色西裝。這群人是股票經紀公司的雇員，其中有人把胳膊靠在圍欄上，而這個圍欄就是用於把這些雇員和其他人隔開。

 

圍欄外的人對著他們大叫：「我要賣！」「我要買！」這個嘈雜的空間似乎與世隔絕了。

其中有人跑到電話亭去彙報結果；有些人用手捂著嘴巴和旁邊的人竊竊私語，好像在談論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他人則是在黑色小記事本上寫上密密麻麻的東西。

我倒沒有被這緊張忙碌的氣氛嚇倒，越走進這一片新天地，我反而越能放鬆自己。每個人都在吹噓說每次交易都能賺到錢，他的客戶總能得到最好的建議。每個經理都在媒體面前洋洋自得地講述自己的經驗和成功之道，開頭第一句話永遠都是：「我早就說過了。」

 

雖然當時我還很年輕，也缺乏實際經驗，但我已經知道：交易所裡的傻瓜和騙子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們永遠在假裝自己是聰明絕頂的人。這些看法一直到現在仍然沒變，變的是，現在的交易所已經不再那樣喧鬧、雜亂了。

 

股票交易通過電話下單，投資人不必親自去現場交易。在倫敦和巴黎，投資人只要坐在一台機器前，用鍵盤輸入他想要交易的股票名稱和價格，通過這台機器就可以知道目前的行情。

那時的作業方式畢竟無法與今天的國際水準相比，甚至連今天的一丁點兒都不如，卻是我們60年前在交易所時使用的東西。那時候，股票交易委託人需要像課堂上的小學生一樣，端正地坐在電腦前。證券交易所的業務負責人站在前方講臺上逐一唱名每一檔股票，在底下的委託人則依股票名稱輸入交易價格。之後電腦根據每檔股票的供需情況，進行交易確認。

漸漸地我開始習慣了，知道在這個環境裡的人都是有自信的資本家。音樂、繪畫、藝術甚至是一頓好吃的晚餐，對他們而言一點也不重要，他們唯一想要的只是錢。巴黎的新工作也讓我成為追求物質享受的拜金主義者。此外，因為我特別機靈（或者說是狡猾），很快地，我做了一件視錢如命的人都會做的事，那就是預測股市的下跌，這和一大群高傲的專業股票顧問有關。我非常討厭這群大言不慚的傢伙，討厭到要故意和他們唱反調。於是，當他們看漲行情時，我卻偏要做空。出乎意料的是，我投資的股票收益都還不錯。因為，當時碰巧發生了一次大危機，經濟蕭條加上萎靡不振的股票行情，股市一路下滑。我每天都會平倉，結算所有投資，以確定實際的獲利金額。之後，我仍堅持看跌行情，而我的投資收益一天比一天高。

我認為這次成功純粹是個意外，因為我並不是根據分析、判斷而看跌的，看空行情的理由完全出自我個人的因素。

 

當時的我根本一點也不懂何謂「客觀的投資依據」，我也不是對經濟抱有特別悲觀的態度。不管股價漲或跌，我想要的東西只有一樣，那就是錢。直到1932年的伊瓦爾·克羅伊格破產事件，我才發覺投機做空是非常可恥且不道德的投資行為。做空操作獲得的收益全部來自他人的損失。良心告訴我，人不能靠著做空賺錢，因為即使成功，也只有我一人快樂，而別人將會很慘，非常悲慘。從此，我決定不再利用股市暴跌來投機賺錢，我要隨著上升的景氣進行投機，進而獲利。我要很謙虛並知足地說，改變投機方式，我仍會比別人多賺一點。而且，這次我不是一個人，而是和上千人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雖然一樣是成功的投資，但在一片繁榮景氣的愉悅氣氛中獲利，真的讓人感覺舒服多了。

 

國家敵人-科斯托蘭尼

 

一位成功的投資顧問，性格必定有點高傲，甚至有鄙視其他投資大眾的傾向，這樣做是為了令自己保持清醒，不因他人一時的情緒波動而改變自己對股市走勢的看法。這樣的做法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表現得太過驕傲。但就連我有時也無法控制自己，可能會挖苦、嘲諷周圍的人。不過，和年輕的時候相比，我現在根本不能算是自傲。

 

1930年秋天，一場空前的經濟大危機開始上演，這就是股市歷史上相當著名的伍斯特里克破產事件。巴黎股市因此跳空，不斷向下探底，是歷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崩盤。

阿爾伯特·伍斯特里克（AlbertOustric）是當時公認的金融泰斗，是法國一位在經濟領域涉及廣泛，同時也相當成功的金融鉅子。無論在沙龍還是證券交易所，人們總是不斷談論他的成就及其廣泛、多元的投資事業，從標緻汽車、地氈、製鞋到玻利維亞銀礦和義大利的人造絲，他的商業模式其實就是現今的企業集團。

 

伍斯特里克掌握了這項「技能」並處理得井井有條。為了處理好這麼多公司的財務，他另外成立了控股公司「法國控股」（簡稱Holfra）。事實上，控股公司是伍斯特里克控制公司股價的一個工具，他利用融資大量買進自家股票，拉動股價大漲。他的做法讓大多數專業經理人認為，其公司股價已經超過市值，進而認為其股票適合做空，並開始融券做空該股，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伍斯特里克的舉動就是為了引誘像我一樣的投機散戶對他公司的股票進行融券交易。到了月底，伍斯特里克已經將所有自家的股票全部收購了，融券交易因而無法交割，這時伍斯特里克便能操控股價的漲跌，做空的融券交易最後面臨爆倉(軋空)。

(讀書心得:小心觀察股票大漲，漲過頭之後會暴跌，但是如果自以為可以作空，說不定會中計，股票遲遲沒有下跌，作空變成被軋空)

 

唯有實際掌握大量現金的金融家才能成功施展這樣的詭計，但伍斯特里克用來拉抬股價的大部分資金，都是來自銀行貸款和股市專業投資經理的投資，也就是說他的資金來源沒有保障。到了第二天，可能這些資金供應方就沒有辦法再拿出更多的錢了。因此，小小的貸款收縮就可以輕易將伍斯特里克的多米諾骨牌推倒，而這樣的事情確實發生了。

當時，我還是個貨真價實的做空投機者，心裡非常厭惡有這種欺騙行為的資本家。我很清楚他的投機手法一定會失敗，事情的發展也正如我所料。我在股價180時做空，融券價格是170。後來股票跌停，我根本無法掛單平倉。當晚我無法入睡，但並不擔心，因為我知道，我還有其他機會從股市中把錢賺回來。

結果這家公司宣告破產，股票停止交易，我手上所持的股票被贖回，每股賺了3法郎。即使是正常的股票投資也很少有這樣高的獲利。這個破產事件除了造成伍斯特里克集團瓦解，還連帶了大約15家公司倒閉，受害者包括股市專業投資經理、證券公司及各種形式的債權人–客戶、客戶的朋友和股東。連兩家聲譽良好的老銀行（一家是布倫的費舍爾銀行，另一家歷史更悠久的銀行是1776年成立的法蘭西銀行）也受其牽累而關門大吉。

 

倒閉事件的連鎖反應也拖累了英國，英鎊在不同的外匯市場同時貶值。原因是法國的信貸機構擔心民眾會擠提戶頭裡的存款，為預先準備而大量拋售英鎊兌換法郎。

 

所幸的是，我成功地躲開了這場危機，因此不免有些暗自得意，那時我變得驕傲，甚至狂妄自大起來。我戴了黑色領結，以示我對股市大跌的「弔唁」之情。由於伍斯特里克那時是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圈內人唯其馬首是瞻，我的舉動激怒了眾人，所有人認為我從中賺錢的做法正是造成他們破產的一個原因。

 

以前，我習慣到交易所旁的一家餐廳，坐在固定的位置上「觀察」。許多在證券經紀公司上班、為我經辦過交易的朋友及同事在這裡舉辦過一場又一場的講座。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沒有證券交易許可證，這在過去並不成為問題。但有一天，我竟然被擋在了交易所門外。他們說，因懷疑有外籍人士想投機炒作法國養老金來搞垮法國經濟，所以禁止外國人進入證券交易所。

 

就是這種偏執的大法國主義給了一個法裔猶太人指控我的機會，這個身材矮小的人叫依斯雷爾（Israel），他經常坐在我的隔壁桌，偷聽別人稱讚我。他注意到別人對我的尊敬，同時也希望過上和我一樣的生活。後來我才知道就是他指控我投機買賣法國養老金證券和國債。

有一天，我和兩個朋友走出餐廳時，員警逮捕了我。在交易所隔壁的警察局，我像重刑犯一樣被採集指紋，接受長時間的訊問。第二天，國際事務部門的員警搜查了我位於巴黎公園對面的個人工作室。接下來就是嚴密監控我的通信記錄及所有交易通知書。晚上我還從收音機裡聽到：「警方搜查了「安德列·科斯托蘭尼」的住處，這個匈牙利人涉嫌對國債進行投機炒作，這無疑是一個重大事件。」

 

兩個星期後，我再度被傳喚。在市政府，我收到一張由巴黎員警廳廳長簽發的驅逐令，上面寫道：「限「安德列·科斯托蘭尼」於48小時內離境。」雖然我非常懊惱自己必須離開喜愛的巴黎，但我問心無愧。我承認我在伍斯特里克事件中的確有投機炒作行為，但絕對沒有炒作過法國養老金。基於投資技術分析方面的考慮，我不可能那麼做。

 

我曾服務過的證券經紀公司董事長，同時也是好友的阿德里安·培奎（AdrienPerquel）想請前司法部長阿納托爾·德蒙奇（AnatoledeMonzie）幫我。德蒙奇和阿德里安的父親是密友，兩人都崇尚自由，對大法國主義也都持保留的態度。20年來，這位傑出和有修養的德蒙奇先生，對匈牙利人多有扶助，曾當選議員，並多次獲委任部長職務。他在1926年擔任赫裡歐政府財政部長期間，在議會發表演講，說過一句被人們廣為傳播的話：先生們，國庫是空的……

 

德蒙奇馬上在辦公室約見了我，我向他解釋了目前的窘境，並向他保證我絕對是無辜的。他承諾會重新調閱檔案。第二天，我已打包好行李，正要動身前往車站，打算離開巴黎前往比利時。就在動身的前一刻，電話鈴響了，德蒙奇的秘書告訴我：「請您不要走，德蒙奇先生要我轉告您，他已拿到延後14天執行驅逐令的許可檔。」

 

這位前司法部長相信他們對我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但如果要他正式對員警機關提出質疑，又會讓他相當為難，因為這等於是在侮辱巴黎員警廳廳長。這位員警廳廳長是法西斯主義者，後來和希特勒勾結。我的驅逐令從此便一次次地被延後執行。轉眼間，我又在巴黎住了一年，但始終沒有拿到一張正式的居留許可證。

後來我終於得到平反，之前的案底也銷毀了。另外，我還收到一張證券交易許可證，直到今天，這份證件都保存完好。它提醒我，過分高傲可能會招致災禍。和其他具有啟發性的故事相同，這場烏龍事件也有一個結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從美國返回巴黎，在戴高樂將軍的推薦下，獲得法國榮譽騎士勳章。

我當然又在股票市場重新活躍起來。有一天我在交易所遇見當初誣告我的依斯雷爾先生。我立刻察覺到他的大眼睛一直盯著我衣領上的紅色榮譽騎士勳章。他是法裔猶太人，有著法國人激進的愛國情操，也有猶太人對反猶太主義的特殊心理情結。尤其是遭希特勒迫害、逃出德國或其他國家的猶太難民，對外國人的敵視態度更是強硬。

令他更為惱怒的是，我不但在巴黎，而且在股票金融界中甚至比專家還要受歡迎。儘管如此，他仍然忍不住要求我教他一些股票操作的技巧：「您說說看，現在應該買股票還是賣股票？」「如您所知，我是個樂天派。您手上的股票就繼續留著吧！」我撂下這句話就走了，留下他一個人在原處呆立著。

 

也許由於傷感，後來我又買了幾張Holfra的股票，大約是每股10芬尼，沒想到這是我做過的投資中獲利最棒的一次。不久前，在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舉行的一場舊股票拍賣會上，這些具有紀念價值的Holfra舊股票以每張200馬克成交。我還應買主要求在上面簽了名，這件事讓我感到相當自豪。

 

唯有對股市行情，我至今仍保持著某種變相的高傲，尤其是當行情對我不利時，我根本看也不看它們一眼，也不屑聽到和行情有關的事情。

但是我非常關注全球有關外交、財稅、利率政策及工商業界的重大事件。大膽分析重要事件是我的拿手絕活，但是這些事件不一定如人所料地總是反應在股市行情上。股市行情的反應經常會出現短暫的反常，總是過一段時間後，才會按照我的預期發展。

而且，我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俗話說：「我不會為不知道的事情激動。」因此，我不會去關注出現了偏差的股市行情，因為我知道，得到的回答在我經過音樂訓練的雙耳裡，聽起來會像是變調的樂曲。

 

當股市未來趨勢對我不利時，我選擇在這紛亂繁雜的市場中，滿懷希望地等待。這並不代表我沒有悲觀的時候，只是在很久以前，我就經歷過很多次這樣糟糕的狀況了。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經在巴黎股市從事很大額的信用交易了，股市的每個細微波動對我都會造成巨額的獲利或損失。我有個為我工作了10年的老秘書，他非常瞭解我的缺點和弱點。每天他都替我在交易所做買賣，因為就像我常說的：真正的職業投資家不可以在交易所裡露面。我的秘書非常熟悉我的習慣，他知道，當股市低迷時絕不可以打攪我睡午覺，而且我睡醒之後，也不能在我面前提到任何有關股市的事。

 

直到今天，我一直對巴黎股市不太感興趣，而且同時在美國華爾街有投資，和大約10家證券經紀公司保持業務往來。在這裡我仍然保持著同樣的習慣：禁止任何人告訴我有關股市的壞消息。如果有人膽敢告訴我不開心的消息，我就不會再委託他進行交易。那個告訴我股市崩盤的傢伙活該永遠失去我這個客戶（如果不巧碰到我在欣賞音樂的話，後果會更嚴重）。

 

 

金錢勝過一切話語

 

長時間身處殘酷的交易場中，我早就領悟出「錢不會變臭」的道理。從年輕時候開始，我便在全世界不同的股市中，學習如何輕鬆賺大錢。不知不覺中，我開始有了罪惡感，因為股票專家可能在轉眼間就能輕鬆進場獲利，一次投資的收益可能和學者、教授或醫生的年收入差不多。不同的是，學者、教授和醫生必須長年鑽研學問，這讓我感到不安。

 

我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全面武裝備戰，當時身為外國人的我，處境頗為尷尬，和我歲數一樣大的人都被徵召入伍，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軍營裡，我則坐著看股市行情。雖然絕大部分投資人都在服兵役，但股市反而在上漲。鑒於之前的伍斯特里克事件，我告訴自己，這次一定要盡力避免激怒周圍的人。我是第一個放棄煙斗、選擇辛辣的哈瓦那雪茄（富裕的象徵）的人。在酒店吃飯時，為了不引起別人注意，我會選擇角落的位置。

在當時，我想再談論股市可能會激怒人們，於是我選擇做一件以前就想做的事—談論繪畫、藝術、美食、音樂等。但我還是原來的那個股票專家，人們想和我談論的話題還是錢。

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來自布達佩斯的雅努斯（後面我還會再說到他），曾經是我在裡維艾拉的常客。他對於優秀文化，特別是法國文化非常熟稔。為了讓他開心，我邀請過法國作家、龔古爾獎獲獎者、文學評論家和美國文學教授來做客。為此雅努斯還激動地準備和他們進行一天的思想交流。可惜老天不幫忙，這些客人不斷向我發問，問的都是電力、石油股，黃金價格和資本市場的事情。

所以，對於好客的女士，我有一個提醒：在您招待作家、藝術家或其他文人墨客時，最好別邀請我參加！我在場會把整個文化氣氛搞糟的……

 

不久前，我參加一個電視節目時被問道：「金錢對您而言，到底有什麼樣的魔力？」我得這麼說：我一點也不為金錢著迷。我至今還記得本·強生和史蒂芬·茨威格的著名劇本《福爾蓬奈》的對白。在劇中，來自威尼斯的吝嗇鬼被驅逐，聰明且熱愛生活的莫斯卡·福爾蓬奈繼承了他的房子和全部財富。面對這所大宅，他大聲宣告：把圍牆拆掉，把門拆掉！讓空氣、陽光和人們進來！它仍然散發著恐懼氣息，散發著貪婪和邪惡的氣息。再也不許提金錢這碼事了！我們現在要盡情享受生活，要大吃大喝，嘲笑那些傻瓜，特別是那些金錢傻瓜！來吧！要快樂！要音樂！音樂！

 

當然，人為了擁有獨立和自由，會需要錢；為了享受舒適生活，也需要錢。我的老朋友厄恩斯特·門澤爾（ErnstMenzer），雖然腦子已不太清楚，但他說了句很有道理的話：「錢對一個年輕人重不重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上了年紀之後，錢可以帶來滿足感和安全感。」

我很少奢侈浪費，我買的東西都還保留著。50年前我在卡蒲賽納大道的西摩商場買了兩打短襪，到現在都還在穿。它們的品質還是那麼棒，在其他地方買不到這麼好的東西。

我唯一的奢侈就是收藏，尤其是收藏貴重書籍。不久前，世界上第一本談論股票的書《混亂中的混亂》要在倫敦蘇富比拍賣，這本書我已經找了25年。拍賣會的目錄上注明這本書起價為2000英鎊，我聽從了一位古玩估價商的建議，將預算定在5000英鎊。根據他的看法，這個價錢一定能中標。但沒想到一個日本人竟以我預算的4倍價格買走那本書。很快地，這本書的第2版又出現在慕尼克一個由舊書商舉辦的拍賣會上。我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同意以3000馬克成交，這個數字仍然超出了我的預算，但我無法克制自己的衝動。花這麼多錢買一本小書，在別人眼裡已經是浪費的行為了。

 

儘管如此，對於真正的收藏家而言，搜集古書、名畫或是郵票，純粹是一種投資，因為收藏家總是在估算收藏品的價值。無論如何，收藏是一種最好的投資方式，尤其是在把收藏物當作一項遺產，一代代傳承下去的時候。

 

欠債人與乞丐

 

有很多對於理財的偏見廣為流傳，比如很久以前就有人說女人不擅長理財。但是我認識的很多女人，不但能將家務事料理得非常妥當，連家庭支出的預算也掌控得非常好。如果一個家庭裡，男人負責賺錢，女人負責持家，如此搭配可以說是天作之合。我的父親經常購買精美的禮物送給我母親，但每次總是換來母親對他奢侈浪費的指責。「為什麼這麼說呢？」他回答道，「等我真的買了昂貴的奢侈品再罵吧！」

 

但如果情況相反，男人節儉，女人花錢不眨眼，就有可能導致家庭悲劇了。我在朋友和自己的家族裡看到了很多這樣的例子。這裡講一個過去傳下來的笑話。格林在咖啡館裡抱怨道：「真可怕！我太太到底需要多少錢啊，老是找我要錢！」「她需要錢幹什麼用？」別人問他。「不知道啊。」格林答道，「我一分錢都不給她！」

 

對於當今年輕人的抱怨也許就像這個世界一般歷史悠久。現在的年輕人當然不會和他們的父母親一樣苛求，他們在富裕的生活環境裡長大，沒有經歷過父母過去的困難生活，有些人甚至還非常自私。這種情況當然不好，他們以後會吃到苦頭。但另一方面，對我來說，謙虛和節儉不是最大的美德。我從中看到了另一個更大的危險，年輕人貪圖方便和懶惰，不僅用電腦做計算，而且依賴電腦代替自己思考……

 

「欠債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的觀念從細心照料家庭、節儉的祖先們那裡一代代傳了下來，一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持有這樣的想法，尤其是在德國。我認為這個觀念現在只適合一種人，就是投資人，只有不欠錢的投資人才能毫無負擔地按自己的想法投資。

 

如果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信用制度將會怎樣？那樣一來，所有產業就必須自行承擔投資新業務的風險。連傳統產業都必須接受新挑戰，更不用說高科技產業。矽谷和其他的高新技術產業充滿了奇跡和冒險，如果沒有信用體系，就不敢迎接挑戰，也可能無法繼續經營。所以，現在的金融制度提供了很大的貸款額度，讓投資人能放手在股市中創造奇跡。

 

貸款和債務不斷增長，但是今天的情況與20年前大不一樣了。貨幣購買力急劇下降，隨著經濟的生產力水準不斷提高，債務人償還貸款和債務的能力又會恢復。所以銀行並不像格林那樣焦慮，會派會計師去催促償還延遲的一筆貸款。去催款的職員馬上回來了。格林問：「喂，他還錢了嗎？」「不如……」那個會計師答道。「什麼叫『不如……』？」格林繼續追問。會計師說：「我想向您解釋一下，那個借款人有一個兒子在讀高級中學，以後會成為一名醫生，然後會娶一位富家小姐為妻。在得到一筆豐厚的陪嫁後，他會幫他父親還清債務的。」

 

門澤爾和我認識很久了，我真的喜歡他，熟絡得可以直呼其名。他是一個很吃得開的乞丐，長相滑稽，體型矮小消瘦，非常聰明伶俐（後來他碰到一位電影導演，但是他沒有在喜劇片裡出演過任何角色，像他這樣的人應該可以演喜劇的）。可惜他把才華都用在乞討上了。他的天分直追乞丐之王安東·庫（AntonKuh），比如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借1000馬克。那位朋友只給了他500馬克，他一把抓過這筆錢，接著說道：「我們現在怎麼辦？是你借給我500馬克，還是我借給你500馬克？」希特勒上臺後，他逃亡美國避難，他的理由是「乞丐哪裡都需要」。他符合希特勒定義的「渣滓」，不過他最好的主顧就是柏林猶太人，而他後來也成為其中的一員。

 

他時常向我借錢，我不想和他老是為同一個問題爭吵，所以最後還是借給他一筆錢付房租。但是3周過去，他又跑去向我的朋友借錢，回過頭來卻跟我說：「這個月的房租好不容易交了，下個月的馬上又來了，我供不起這間房。」

我對他說：「別擔心，你一定有辦法付房租的。」

「你怎麼會這麼肯定，我現在連1芬尼也沒有。」

我只得告訴他一則猶太人的老故事：貧窮的科恩在逾越節前夕去找他的有錢朋友格林，向他求助：「我沒有錢買馬佐。」

「你一定可以吃到馬佐的。」格林向他保證。

過了一段時間，科恩一直沒有得到格林的消息。在逾越節的前兩天，他又跑去找格林。「我已經說過了，你一定會吃到馬佐的。」回答仍然是一樣的。

但科恩還是沒有得到任何消息，到了逾越節的前一天，為了買馬佐過節，科恩只好拿太太的珠寶去典當。節後兩人又碰面了。科恩不停地抱怨，格林的回答則是：「你幹嗎這麼激動？你不是吃到馬佐了嗎？」

「您瞧，恩斯特先生，」我用這個故事回答了他的問題，確定他一定可以付房租。他只好拱手作揖：「您還是別再說這個科恩的故事了……也不用再說那個馬佐了，「科斯托蘭尼」先生，夠了。」這個故事又發揮威力了，簡直是無往不克。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門澤爾因為是被迫害的猶太人，所以可以向德國政府申請一筆賠償金。當我告訴他這件事時，他說：「我終於可以得到馬佐了。」但我沒有開玩笑的心情，我嚴肅地告訴他：「如果你不馬上提出申請，我就不借給你房租了。」為避免他超過申請的期限，我把他拖到一位公證人面前，草擬了一份申請書。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來自屬於德國文化的地區內，門澤爾來自匈牙利，曾經就讀於萊辛堡的一所紡織學校，而且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他肯定有申請賠償的資格。

但行動還是太遲了，申請書因超過申請期限而被退回。除非申請者能提出文件，證明曾因精神疾病入院接受治療而無法如期申請。我們商量後，認為這個方法成功的機會不高。看來，我得一直給他提供資金上的援助，直到我或他去世。

幾個月後，在一間咖啡館裡，他走到我的桌前，從皮包裡掏出一張由巴黎精神病院開具的證明放在我面前，上面寫著：「門澤爾先生曾因精神疾病在本院進行治療。」我不禁要稱讚他的聰明才智，我問他：「你是怎麼弄到這份正式證明檔的？」「很簡單！我真的入院治病了。」

原來我在不知不覺中成為這件事的共犯。在巴黎的匈牙利住宅區，經常舉辦為匈牙利難民募集善款的大型慈善舞會。我常常收到他們的邀請函，但從未出席過，因為我十分討厭舞會中總有一些故作高雅的人到處說長道短、不懷好意。有一次我把邀請函轉給門澤爾，要他在舞會中製造一點醜聞，做件逗人樂的怪事。

門澤爾立刻採取行動，他租了一件黑色晚禮服（租金當然是我付的），趕到舞會，先到自助餐區飽食一頓，卻沒有機會製造醜聞。兩天后，他跑到一家服飾店找店長瑪丹。瑪丹是慈善舞會的籌辦人，也是我討厭的那群人的帶頭者。門澤爾告訴瑪丹他是匈牙利難民，希望得到一些資助。但瑪丹回絕了他，他們爭吵起來。最後門澤爾大叫：「我要去向警方檢舉你，你以服裝店作為掩護，經營色情交易。」門澤爾的大吵大鬧引起騷動，最後員警到場將他送往精神病院，他就真的在裡面待了好幾個月。

由於這件事，門澤爾現在每個月都用德國政府發放的賠償金付房租。而且，德國政府也不曾要求收回這筆對門澤爾而言為數可觀的賠償金。我則利用這筆錢幫他買了些穩當的股票，存放在一家瑞士銀行裡。

雖然如此，門澤爾仍然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身上的衣服像布袋，住的是租來的套房。但這一筆財產給了他很大的安全感。他從未提取過1芬尼，一直放在銀行裡生利息，一段時間後，錢就增加了很多。從某個角度來說，門澤爾的故事給股票玩家上了一課：欠債時要有耐心，安之若素。真正的投機高手要能像鱷魚一樣睜著眼睛睡覺。我確信門澤爾一定不知道自己的銀行戶頭裡有多少錢，我也是如此，我從不去計算我所有戶頭的總金額，因為我不必對任何人負責，這是我自己的錢。

就在幾周前，我又見到了他，他看上去已經十分衰老了。他請求我幫立一份遺囑。他連匈牙利語都寫不好，更不用說用法語或德語寫了。所以就由他口授，我來寫：「我過世後，所有財產給我的兩個侄子……」（據他說，其中一個是哈佛大學的數學家，門澤爾把他說成是「愛因斯坦第二」）等。他簽上名，我把信折疊好，放進信封，貼上郵票。

「您知道嗎，我親愛的朋友，我在這封信裡寫了些什麼？」我問他，「不知道？我給您講講《強尼·史基基》（GianniSchicchi），那個普契尼著名歌劇的橋段吧：

年老而富有的地主即將死去，全家人圍在他的床前，都指望著得到他的遺產。在他過世後，親戚們馬上找出他的遺囑。然而他們很失望：逝者把全部財產都捐給了修道院。真讓人困惑不解。『別生氣，』最聰明的一個人，也就是強尼·史基基，對大家說道，『我們先不要公開親愛的叔叔過世的消息，我會假裝是他，躺在他的床上，然後我們把牧師和公證人請來。我會最後立下遺囑，讓公證人記錄下來。』

事情就照這個安排進行。在全體親戚的見證下，他用顫巍巍的聲調口授了遺囑，他先是說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然後說：『我要將全部遺產贈送給我最親愛的朋友—我的侄子強尼·史基基。』

現在，恩斯特先生，您該知道我在這封信裡寫了些什麼吧？『把我的所有財產贈給「科斯托蘭尼」先生！』」這句話著實把他嚇了一大跳。

在生活中很少會發生這種事，只有在戲劇中，我們才能看到。

雖然金錢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不能想像，這個世界如果沒有金錢會如何運轉。卡爾·馬克思曾有這樣的夢想，在他之前，湯瑪斯·莫拉斯（ThomasMorus）曾有過這樣的想法。那些是烏托邦，現實世界中，資本主義需要金錢、資本和流動性來推動社會的發展和繁榮。這樣才能讓世界欣欣向榮，讓所有人過上越來越富裕的生活，窮人不會更窮，而有錢的人可以更富有。」他有許多讓社會更加公平的想法，按照他的預測，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

我欽佩馬克思，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家，我很欣賞他的作品。他的文字是我最好的德文學習資料（也有人說其中一些文字是出自弗裡德里希·恩格斯筆下。）

 

 

第3章 群眾是無知的

 

在1987年全球股市危機發生後，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曾說：「股票市場裡到處都是瘋子。」雖然我不是每次都贊成政治經濟學家出身的施密特的言論，但我必須承認，這次他說的和事實十分相符。

 

「群眾是無知的。」這句話出自1895年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LeBon）的經典著作《烏合之眾》（PsychologiederMassen）。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真正含義是群眾的力量。即使在一群特別聰明、深思熟慮的人當中，這股力量仍然能夠發揮作用。挑選100名高智商的人，讓他們共處一間狹小的房間裡，結果顯示，一時的情緒衝動會影響他們所做的決定，使他們無法理智地思考。

 

假設有一位股票專家經過反復思考後，終於決定要在某一天早上賣出手上的股票。但當他走進交易所時，卻又聽到其他投資人對股市後勢的樂觀看法。就在這一瞬間，他會馬上變卦，反而再次買進股票。

 

在美國股市，股票行情顯示器經常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個顯示器顯示股票市場所有交易的狀況，即使沒有上百萬，也有數十萬的投資人會依據顯示的價格行情決定投資行動。股市上漲時，這些盯著股票行情顯示器的投資人會開始買股票，毫不猶豫地跳上這列正在行駛的列車。股票行情顯示器顯示的股市交易情況，可以反映出投資大眾的投資心態。因此，對每一個投資人而言，股票行情顯示器有說不出的魅力，吸引其跟隨投資大眾的步伐做出買賣決定。股票行情顯示器就像是戰場上的旗幟。只要旗幟高高飄揚，就會引導部隊奮勇爭先，旗幟倒下，恐慌便隨之而來，人們便停止前進。失去了勇氣，軍隊開始人心渙散和掉隊。股市也莫不如此。

 

所以，在股市上漲階段已獲利的人要特別注意，旗幟是否還立在空中，是否有帶領其他投資大眾跟進的作用。依我之見，投資人可以利用市場技術分析，來評估某一事件對投資大眾所產生的心理作用。

正如我曾經說過的：股市中、短期的漲跌有90%是受心理因素影響，而基本面則是左右股市長期表現的關鍵。

股市投資人的心理狀態決定了中、短期的股市走勢，也就是說，股市的中、短期表現，要看股票是掌握在資金充裕且固執的投資人手中，還是掌握在猶豫、容易驚慌失措的投資人手中。

有一些投資專家可以從目前的經濟狀況看出未來的股市行情、利率及產業前景。

但就短期而言，現時經濟狀況對此三者並無影響。請注意，股市會上漲的原因，是買方即使處在經濟及心理的雙重壓力下，仍然表現得比賣方強勢。會影響股市行情的是投資大眾對重大事情的『反應』，而非重大事件本身。

決定股市『中期』走勢的重要因素，除了『心理因素』外，還有『利率』。利率或者資金流動性，決定了資本市場的資金處於供過於求，還是求過於供的狀態。利率對於證券信用交易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當利率較低時，表示有較多的流動資金進入股票市場。可是，利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要過一段時間後才會顯現，也就是「股市的中期走勢」。

對『長期』走勢而言，心理因素不再重要。

 

如果IBM、西門子或賓士汽車公司沒有穩固的商業基本面，股價就不會像現在這麼高了。這些企業集團的股價之所以這麼高，和心理因素並無關聯。但今天又有誰能夠預測到，後天股票市場的氣氛是憂慮的還是充滿希望，投資人又會對股市有什麼樣的偏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說過：「從長期來看，我們都將會死去。」）產業景氣的繁榮程度，決定了股票的表現及未來的收益率。能夠預見某一產業數年後發展前景的人，便能從中大撈一筆。

 

我認為，決定股市走向的因素有兩點，歸根結底，其他因素都是這兩點的延伸：

（1）資金流通量與新上市股票之間的關係；

（2）樂觀或悲觀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對未來趨勢的評估）。

 

所有的重大事件，例如政治、經濟或金融方面的新政策，不論是否會對目前股市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都可以歸納為以上兩點，並可借此分析未來的股市走向。

 

而我早就把這一理論轉化為一個數學方程式，可以將其作為分析股市走向的基本公式。

T（趨勢）=G（資金）+P（心理）

 

資金是指可以隨時投入股市的流動資金。如果債券發行機構（指政府或公司商號）所定的債券利率很高，或者銀行、金融機構將存款利率定得很高，那麼願意購買股票的人當然就會比較少。簡單地說，資金這個變數完全取決於長期利率。

 

相較於資金變數，心理因素卻是由許多不同的次要因素組成。假設出現發行股票的公司調低盈餘及股息，或者政府宣佈提高證券交易稅等不利股市行情的做法，但這時投資大眾卻對未來行情走勢樂觀，那麼，投資人就會對這些負面消息有較高的抗受性，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不利因素對股市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因此，雖然出現了一些十分重大的負面的基本面消息，但P變數（心理因素）在此情況下仍會維持正值（+）。

 

即使公司營運方面發生重大事件，這樣的分析結果也是成立的。例如罷工，只要投資人認為罷工對公司不構成影響，那麼這家公司的股價就不會因此而下跌。

 

對股票經紀人而言，戰爭或和平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資大眾對這一事實的心理反應。

 

『本益比』的評估也純粹是一項心理變數。假設某一股票的『本益比』是15倍，市場分析師認為這個數字過低，那麼他會說這檔股票被低估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又會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認為『本益比』15倍太高了。

我不想說這些分析師做的評估根本就是錯的，更何況投資人也不可能從他們的評估中看出股市的後市發展。所謂的「股價過高」或「股價過低」不過是做比較的結果，並非像數學公式一樣可以算出標準答案。所以，我不禁要偷偷嘲笑這些分析師，他們總是將『本益比』奉為判斷股價高低的重要依據而迷失其中。因此，廣義地說，分析師的評論當然也算是分析行情走勢時的一項心理因素。

那些總是把『本益比』當作選股準則的人，一定不會投資IBM、戴姆勒–賓士或其他有潛力的股票，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些股票之前的『本益比』總是太高了。

尤其是分析處於虧損狀態的公司時，這樣的行情分析法更顯得偏頗而不知變通。依照分析師的說法，投資人根本不該碰這種公司的股票，因為它們的『本益比』全部都是負的。但是，我投資過的最賺錢的股票卻往往都是這種公司的股票。當我買進股票的時候，這些公司都處於經營虧損狀態。可是，當這些公司的業績重新回到盈利階段時，股票也會同時往上飆漲。

 

在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恢復期間，美國汽車製造商克萊斯勒的股票遭受重創。我做的投機是基於：我猜想美國政府不會看著傳統企業克萊斯勒袖手不管的。我認為經濟會復甦，對於汽車的需求會非常大。在我的記憶中，我曾做過最好的一筆投機生意：1946年，我在義大利買進了汽車製造商Isotta-Fraschini股票，這曾經是一個大品牌，當時是根據心理分析和經濟形勢買入的，最終大賺了10倍。我在克萊斯勒股票上也收穫了豐碩成果：以5美元買進，在股價上漲到105美元才賣出兌現收益。

 

股市邏輯和我們的日常邏輯是不一樣的。

 

我認為，投資人不應該將一般的數學邏輯套用在股票市場上，股市行情不是用一把尺就能測量出來的，股市的未來走勢也不是用數學公式就可以計算出來的。

 

在股市中，我只用一個數學理論，為了解釋清償，我想先講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有個老朋友來拜訪我，雖然他是個非常優秀的股票專家，但不知為何卻是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他問我：「您可不可以幫我分析一下最近發生的不尋常現象？」

 

他接著說：「我在同一時間內，在不同的金融市場做股票、債券及期貨的投資。這些交易市場彼此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我是這樣操作的：買進南非的礦產、美國汽車股，做空法國國債和英國銀行股，同時，我看漲利率，也做空燕麥以及可可豆，最後是買進原油價格。您知道的，這些市場之間並沒有很大的關聯性。但是它們的走勢，不是全對我有利，就是全對我不利。行情可能和我們預期的一樣，但也有可能是原本該跌的卻漲了，該漲的反倒跌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美國汽車股和可可豆行情之間有什麼關係，而倫敦的銀行股和溫尼伯的燕麥行情又有什麼關聯。我快要發瘋了，一夜之間，我所有的投資全部大亂。有時行情走勢完全合乎我的預期，但有時卻又大唱反調，這其中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神秘力量？」

「好吧。」我發覺，很多投資人都會有此類錯誤的想法。

 

現在，讓我來解答這個疑問：「這種股票會在一瞬間暴跌，跌到谷底。我想，你們不外乎是用『公司資產負債表』、『本益比的高低』、『分配股息的多少』來決定投資策略。

在大宗商品市場中，你們必定是先看產量及消費數量方面的統計結果，以及相關的貿易條件和國內外有關的政策。從這些資料中，你們也許會赫然發現，在一段時期，股價表現的反應似乎比較慢。也就是這樣，你們才會認為行情走勢根本不符合預期。

這時請你們要有耐心，這些股票的價格會再度攀升的，於是行情的發展也就符合所謂的邏輯了。

你們一定要知道『二乘二等於五減一』

(讀書心得:也就是說，目標終點沒有錯，可是過程總是會有漲、有跌才修正到達終點)。

這就是我的信念。在生活中或操作股票時，沒有任何事情是簡單的，所有事物都依據事實而發生或存在。經驗告訴我們：一定可以達成目標，只是中間的路程絕對不是一條直線。」

 

我的股市數學理論聽起來就像玄學，但在其他的生活領域，如宗教或藝術中，也是可以講得通的。像音樂，把它化為最小的元素，旋律就是由優柔和緊湊的音符組合而成的。

我進一步向那位朋友解釋：「突然間，我們會發現自己在曲線之中。為何股價會跌到這麼低？這個問題有上千種答案。」

 

股票行情如果真的符合邏輯，那麼一切就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根本無法預測時間點，這一點會讓我們花費更多的時間來思考，而所得的結論甚至還有可能是背道而馳的。昨日還很穩定的狀況，今天可能就詭譎多變。但如果投資策略的根本條件沒有產生變化，那麼一切只是時間的問題。所以人們必須在轉眼間對混亂的局勢做出正確判斷，也就是要能看出一些徵兆。如果不瞭解基本面，情況會很糟糕，沒有什麼會比這種情況更加討厭和危險的了，因為這時邏輯也幫不上忙。

 

人們必須瞭解這種狀況。如果對行情走勢所下的結論和現實的情況暫時有出入，也不能氣餒，要堅持下去。但如果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例如戰爭或和平的開始，政治、經濟以及金融方面的重大變革，政權輪替等，這時就必須要承受這些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萬不得已時，還是得止損認賠，並賣出手上表現還不錯的股票。

 

對於朋友的迷惑，我的解答是：「所有流動資金都和您一樣，都在不斷尋找投資理財的機會，以創造更大的回報，在針對行情發展做出邏輯推理之後，就會進行投資。這時不單單是您，而是上千個人和您一起進行同樣的投資操作，交易相同的金融產品，甚至是以同樣的買價或賣價進行交易，所以就會發生當您買進時，市場總是呈現買超狀態，而您做空時，市場則呈現賣超狀態。

「您剛才告訴我說想買一些石油股。其實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收購石油股，目前正等待著行情大漲。但是當這些股票因基本面而開始上漲時，股票玩家卻因為想馬上獲利而出售手上的股票。如此一來，股票的上漲幅度便是有限的，甚至只能持平。同時因為股票並沒有如預期大漲，其他投資者也變得急躁起來，決定開始拋售股票。」

 

所以，投資人決定投資策略時所依據的利好的『基本面』情況，有可能與『技術面』相互抵消，這就是投資人無法理解的有時候明明是利多格局，而股市行情卻沒有做出積極反應的原因。

 

實際上，平時股市行情的高低起伏，只不過反映了股票買賣供需關係，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表現出股票的真正價值。所以不管如何，只要市場供應大量股票，行情便會下跌。

 

這一說法完全符合邏輯，就像我們說在利率可能調高的情況下，石油股的股價會往上飆漲一樣合乎邏輯。但是，當股票的買賣不單是出於慎重的思考時，技術面的操作甚至比基本面的影響還要大。因此，股價的波動其實反映了股票供需力量的博弈。

 

把某一交易日的全部買賣委託單拿來，看看投資人是出於哪些動機而決定下單，這樣的研究應該會非常有趣。

 

比如，第一個人邁爾先生賣股票的理由是第二天他有一張匯票要兌現，第二個人是因想購買一套房子，第三個人則是女兒即將結婚需要一筆錢做嫁妝，第四個人賣股票是想等股價下跌後再低位重新買入。而那麼第五個人舒茲先生為何在這一天買股票呢？因為他剛賣了一棟房子，手頭上有多餘的現金可以用；或者是因為他在股價高漲時已經把股票賣掉了，現在想逢低買進。這些買賣股票的原因其實是十分荒謬的。

 

我們假設股價已經到達投資者認為的相對高點，那麼，這時投資人就處於危險之中了，因為這麼高的股價已經無法對投資大眾產生像之前那麼大的吸引力了。場內只剩下真正有購買意願的投資人和已經買了股票的人，後者正等待歷史最高價位出現，屆時賣掉股票以求獲利最多。這時，所有人都在準備退出股票市場。不論之前預測的行情走勢是已經得到事實的驗證，還是剛要開始，利空行情已銳不可當。

 

以上的推理過程也可以用於完全相反的狀況。例如，某家公司出現財務困難，我們推斷其公司股價應該會持續跳空下跌。接下來，行情便開始下跌，跌至投資人認為合理的低點，之後就開始維持在某一個價格水準。即使仍然有負面消息繼續傳出，但股價已不再往下探底。

在股市用語裡，稱這種現象為「既成事實效應」（faitaccompli）。這個現象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很多人在之前就已經把這檔股票賣光了。另外，還有一些投資人仍然願意持有此種股票，是因為他們能夠接受這家公司業務衰退的事實，對手中的股票另有打算。早已進行大規模融券的空頭股票玩家，看到他們的預測完全實現了，為了確保目前的獲利，開始回補空頭倉位，這一舉動會帶動股市上漲。我曾有好幾次在不同情形下經歷過類似的現象。表現很差的債券或因高額負債快要倒閉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其行情在深跌之前，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保持在相對高位上。

 

「既成事實效應」在股市行情走勢中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我們假設，現在有爆發戰爭的可能，很多投資人開始賣股票，但宣戰當天的股市行情卻有可能違反所有人的預期，在一瞬間開始往上走。1939年戰爭開始時，在美洲或歐洲的任何一個交易市場，都是這樣的走勢。這些都是技術面的分析。當時，我已經做了充分的應付一場嚴重的金融災難的準備，而且認為所有銀行都會關閉，股票交易市場及期貨市場也一樣。同時，我也準備好面對更嚴格的外匯交易規定。週末假期在一片緊張的氣氛中過去了。星期一，終於開戰了。我是如此驚慌失措，居然把自己的電話號碼都忘記了，只得去打長途電話。走到街上，我非常驚訝，發現銀行、股票交易所，甚至期貨交易所居然還在繼續營業，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最令我訝異的莫過於股市的表現，股市行情由跌轉升，且持續上漲了6個月之久。這就是「既成事實效應」的力量，當每個人都預測股市崩盤時，它卻反其道而行。

 

這讓我聯想到殯葬儀式後的一個特殊現象，送葬的親友在親人下葬後，由墓地動身前往餐館吃飯。幾杯酒下肚，親友們的臉上開始展露笑容，人們說話也越來越大聲，越來越高興。也許他們等候這場死亡的來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病人在飽受病魔折磨後終於咽下最後一口氣，對親友而言，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解脫和安慰。

所以，在戰爭期間，如果投資人認為和平將近，那麼他們就會開始買股票，於是股市行情在還是戰亂時就已經上漲了。但到了真正簽署停火協議時，預期的利多行情反而不會發生，這就是「既成事實效應」。

 

但事情的發展也可能是：戰爭期間，信心不足的投資大眾早已賣光了手上的所有股票，當和平出乎意料地突然降臨時，股市則像火箭升空般強勢反彈。戰爭的開始或停火當然是屬於極端特殊的情況。

 

但我們也可以從政治經濟等重大事件中，觀察出股市中的「既成事實效應」，這些觀察方法在經過多次驗證之後，我已將之升格為股市觀察準則。

同時我也得出以下結論：投資人的邏輯判斷是以基本面為基礎的，其中包含統計、經濟、政治因素及其他重大因素。但是根據這些因素歸納出的結果，會由於被前面所說的技術面掩蓋而失效。總而言之，當時的判斷太過於理論化了，所以會有和現實情況不相符的情況出現。

雖然我給朋友的回答是針對他在債券市場及大宗商品市場中各式各樣的買進、做空的投資策略，但是也可以應用在分析股市大盤的行情上。

投資人心中不免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股市會在經濟衰退時上漲，而在經濟繁榮時下跌？可以如此解釋：股市行情雖然和經濟景氣相互關聯，也遵循同一個法則，但兩者卻不是同時發生的。

 

多年前，我便想出一個例子來說明股市行情和經濟景氣的關係。

請想像一個人在街上遛狗。人很平穩地向前走—這就是經濟。而狗則有時向前狂奔，有時東跑西跳，有時跑回到主人身旁，就這樣來回地跑來跑去。這只狗的行走路線便是證券行情的起伏波動過程。人和狗同樣是往前走，最後他們也會一起到達目的地。假設人走了1公里，那麼狗大概就走了3倍或4倍的距離。股市行情的起伏就像那只狗所走的路線一樣，向前走了一段之後，就會往後退幾步。在這個過程中，經濟還是在按部就班地發展。

 

兩個基本要素：①資金及信用貸款情況，②投資大眾的心理狀態。此二者並不是同時對股市走向和經濟發展產生影響。貨幣市場和經濟週期的關係非常密切，但是對商業活動有利的事，對股市通常不利。

 

我的看法是，對於股市大盤走勢（並非個股的走勢），『想像力』和『資金』要比基本面的分析更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當然，事情也還是有例外，在股市一片低迷時，即使一檔股票的基本面不被看好也還是有可能上漲，但股價上升緩慢，因為上漲過程中得頂住大盤產生的反向壓力。反之亦然，當某一股票的基本面分析顯示利好，那麼股價上漲的速度就會比其他股票快得多。或者基本面不佳的股票，即使在大盤滿堂紅的情況下，仍然會往下跌。

 

以基本面來說，大盤有自己的走勢，個股也有自己的走勢，雖說基本面的分析結果相當重要，但在大盤交易量很大時，基本面的作用便無法完全發揮了。

 

事實上，股價行情的發展經常和基本面背道而馳。經濟繁榮會帶動利率上升，正如之前說過的，企業把所有可用的資金都用於直接投資，所以資金流動性也就比較差。

 

事情的發展經常是這樣：當經濟蕭條和利率下調時，股市通常會上漲，雖然當時基本面的因素（此處指公司獲利以及分配股息）並不利於股市。反觀經濟突然繁榮、工商貿易十分活躍、有大筆資金可以用來推動經濟發展時，當局（政府相關部門及貨幣發行銀行）會採取緊縮政策，避免經濟過熱。他們會調高利率，嚴格限制貸款申請資格，於是資金流動性就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股價的波動從來未曾符合過股票的真正價值，股價永遠過高或過低。如果股價可以隨時反映真正的價值，也就不會有上下波動的行情了。還好事情並非如此，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利用電腦大膽預測行情走勢。

這些人決定了股票的估值和股價未來的走勢發展，每天都在更改對某一公司的未來潛力和前景的看法，因為有很多因素會隨時左右他們的看法。與此同時，這些人的購買意願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判斷大盤走勢時，情況亦是如此。歸根結底，股市的投資氣氛不過是一種投資大眾的『心理共識』，這個心理共識反映了大多數股票投資者對股票市場行情所持的悲觀或樂觀態度，於是就形成了所謂的「股市氣氛」。這會直接影響行情走勢，而且會告訴手上持有股票的投資人是否該把股票賣掉，或是手頭上有餘錢的人是否可以進場。

我們很難說明投資氣氛是如何形成的，這和現在的局勢有關，和未來趨勢則一點關係也沒有。

 

政治、經濟、過往行情紀錄或是大眾對金融政策的信任程度，都會影響到投資人對股市的看法，但事實上這些因素並不都是客觀的。

 

股市中所謂的投資者情緒或市場氣氛根本毫無邏輯可言，經常讓股市投資專家非常驚訝，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我得再次強調，這裡指的邏輯是所謂的股市邏輯，和日常的一般邏輯不是一回事。

 

潮漲、潮落與股市

 

行情上漲時，投資大眾便會現身；下跌時，他們就不見了蹤影。

如果人們更仔細地觀察股票市場，就不會出現所謂的「股市心理學」這個名詞，因為股市本身就是心理學。

1688年出版的《混亂中的混亂》表達的就是這個思想。

就如同大自然中潮水的漲退、四季固定的交替及月亮的圓缺，在人類社會中也有相同的迴圈。景氣繁榮與蕭條的變換輪替，國家的戰爭與和平，還有悲觀、樂觀的立場搖擺，人類歷史演變中的革新及停滯。股票市場也有漲跌的迴圈，群眾的心理狀態便是引發股市行情變化的最重要的推動力。

 

為了讓讀者更明白金融交易市場，我利用數十年的親身經驗及觀察，得出一套股市行情交替迴圈的理論。不論在證券、債券、貴重金屬交易或大宗商品市場，都可以將這套理論當作投資的依據。

 

我在這裡簡要介紹一下我的模型。

每個股市行情迴圈可包括3個階段：

第一階段:股價盤整時期；

第二階段:順勢波動時期；

第三階段:急速擴張時期。

 

以股市上漲的波段來做說明

在第一階段的股價盤整時期，行情會跌至一定的水準，調整到一個合理且符合現實狀況的價位。

在第二階段的順勢波動時期裡，行情會隨著出現的重大消息而漲跌。如果消息不利於此股票，則價格會再度下跌；如果消息有助於股市行情，則此股票會隨之向上攀升。

在第二階段進行到某一個時間點後，另一個新的利多消息，會將股市迴圈自動帶入第三階段，即急速擴張時期。

在第三階段這個階段，價位每小時都在往上攀升。而且，行情和投資氣氛不斷競相飆漲。持續上升的行情激發了投資人的投資意願，如此熱情的投資氣氛不斷高漲，這股力量又將股市行情推向更高點。這時的股市表現已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這不過是一大群股票投資者歇斯底里地追漲股市的結果。

 

當股市處於行情下跌的迴圈波段時，行情走低，會使投資人陷入嚴重的悲觀氣氛中，於是股價在這樣的壓力下就像秋風掃落葉般持續下跌。最後一階段的『上漲』或『下跌』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某種刺激因素介入，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即使投資人認為那麼高或低的行情並不合理，但若這個刺激因素遲遲不來，這個由純心理因素造成的第三階段還是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有一天，出乎投資大眾甚至專家的意料，股市行情的走勢會突然毫無緣由地向相反方向發展。股市的反向迴圈運動這時宣告開始，又回到股價盤整時期，再到順勢波動時期，最後進入急速擴張時期，這就是股市的運轉模式。

 

投資人又該如何應對這三個不同的階段呢？

 

到了第三階段急速擴張期的後半段時，即使股價一跌再跌，投資人也應該勇往直前，加入股票投資的行列。如同布達佩斯穀物交易所的經紀人所說的：「下坡時，身上沒有小麥的人，在上坡時，仍然不會有小麥。」

 

在行情上漲的第一階段，應該繼續加碼，因為股票走勢已經過了相對低點。

在第二階段中，投資人則應做個觀察者，消極地跟隨行情起伏，並做好心理準備，準備在進入第三階段後從過熱的股市氣氛中退出，獲利了結。

這也就是說，投資人在股市迴圈的過程中，在兩個階段要採取逆向操作，只有一個階段可以順著趨勢投資。

在第三階段急速擴張期的後半段，要投資人在行情一片看跌聲中買進股票是非常困難的。當同事、大眾傳播媒體及股票專家都建議降低持股時，要反其道而行更是困難。很多人即使認同我這套理論，並採取投資行動，但仍然不免會在最後一刻屈服於群體心理的壓力，改變決定，並對自己說，雖然理論上應該進場，但這次的情況不同。可是事實會向他證明，此時反向操作投資才是最正確的選擇。為了擺脫群體心理的影響，投資人必須勤加練習，對事情抱持懷疑的態度，而且要有喜歡挖苦人的性格，再加上一點自負。有這樣特質的投資人會說：「你們這些笨蛋。只有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應該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比你們瞭解事實的真相」。雖說這樣的特質不是一個很完美的個性，卻有益於保持個人獨立的思考，同時也是成功投資的必備條件。所以說，在股市中能夠成功獲利的人只是少數，大部分人都是股市輸家。

 

最近，約翰尼斯·格羅斯（JohannesGross）在他的「筆記」中又寫道：「為了更好地投機賺錢，約翰·特雷恩（JohnTrain）認為，人們不僅需要對形勢做出正確判斷，也必須放棄所有錯誤。如果在金融界找到了一個依據，金錢獵手總會從成功中獲得樂趣。多數人的意見總是錯的，為獵人提供了獵物豐盛的狩獵場。」當然，令我開心的是，FAZ雜誌拐彎抹角地借約翰·特雷恩之口，說出了我永恆信奉的投機信條。

 

回到前面的問題，怎樣才能知道現在是處於第三階段的哪個地方呢？

 

關於這個問題，沒有一本教科書可以提供答案，即使投資人想破頭，也沒辦法確定答案，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方法或公式，可以讓投資人直接得到答案。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做個猜測。投資大眾的反應到了何種程度？股票持有人的心理狀態如何？他們是對股市充滿信心，還是容易受心理因素的影響而立場搖擺不定？這些技術面問題又該如何作答？

 

現今沒有一個科學方法可以推算出來股市何時會突然從這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明確指出轉換日期更是不可能。行情上漲的趨勢也許可以持續數年之久，也可能只有幾個月的時間。持續時間的長短可以利用過去累積的經驗和市場徵兆來判斷。想要用科學方法預測股市行情或未來走勢的人，不是江湖騙子就是笨蛋，要不然就是兼而有之。只有經年累月的經驗，才能培養出敏銳的直覺。但即使是經驗最老到、最狡猾的投資專家，也會有出錯的時候。他們必須經常犯錯，這樣才能積累經驗。假如一個投資專家一生中不曾破產兩次以上，那他就不配稱為投資專家。股票投資者就好像是置身於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裡，已經在這裡面待了數十年的人一定會比第一次進到這個房間的人，更快熟悉裡面的環境。

 

如果我向我的表弟喬治·卡托納提到「藝術」或者「直覺」的字眼，也許他會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因為他是個講求科學的理論家。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會認同股市心理學就像是一場即席演講：在股票市場中，你永遠無法確定會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投資大眾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你只能猜測。

 

 

第4章 大崩潰—群體心理學案例

 

群體心理反應就像傳染病，有人在戲院裡打呵欠，其他人馬上跟著打呵欠，一個人咳嗽，其他人也跟著咳嗽，股市亦然。

對投資專家來說，痛苦是真實的，那就是股市下跌時的金錢損失，尤其是發生股市崩潰時，痛苦顯得更加真實。

群眾要一直等到報紙頭條出現「股市危機造成巨大損失」的新聞，才會真正感受到大恐慌真的來臨了，它就像一台巨型機器的輪軸一樣開始運轉了。

投資人可以從物質生活中實際感受到股災帶來的痛苦。股市景氣的成長其實相當緩慢，它走一段停一段，幾乎讓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相比較之下，股市危機卻在一夜之間來勢洶洶，讓所有財產化為烏有。它將投資大眾分散開來，然後各個擊破。

假如股市景氣指數信號走穩，股市的投資環境就會讓人感到較安心，如此一來，只要一切進展順利，投資專家便能輕鬆容易地撈取他的利益。所謂一切進展順利的意思是指事情的發展如其所料，如果根本沒有想到股市局勢會變得很糟糕，而且是非常糟糕，那麼他就會有很大的損失。

當股市危機真的來臨，低迷的行情一點一滴地侵蝕了投資人的資金之後，投資人才痛苦地覺察到經濟上的損失，接著開始埋怨命運不公平，只有損失才是真實的，獲利不過是一種錯覺。

戰爭和股市崩潰是漫長歷史發展的基石，是它們在推動歷史前進，並將歷史分成各個階段。

股市的歷史也被人們分為興旺和衰敗兩個階段：股市繁榮和崩潰。這兩個階段相伴相生。

經濟繁榮是在百業興盛的和諧氣氛中從容緩慢地開始膨脹，然後突然間變成一個大氣球，隨時有被針刺破的危險。

投資操作中有一句名言：「在發生股市危機或經濟崩盤前，必定經歷過一次快速成長的景氣繁榮，而景氣繁榮也一定會以股市危機作為結束。」

法國人將德文中的「Krach」借來表示股市危機，法文的念法是「Krack」，這個單詞使人聯想到打破鏡子，也就是英文的「Crash」。股市危機的發生就如同在晴朗的天空中一絲雲也沒有的情況下，一場暴風雨就突然來臨了。

 

投資人對1987年10月19日爆發的全球性股市危機還是心有餘悸。這場危機是如何在大多數人都毫無預料之時發生的呢？

 

從1987年夏天起，利率就開始沒有任何原因地緩慢上升。當時樂觀的投資氣氛蓋過了利率上漲所帶來壓力，行情仍維持在上漲格局，情況就和市場開始運轉時一樣。但美聯儲，即美國的中央銀行一次又一次調高利率，試圖緊縮資金流動。同時德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德國聯邦銀行施萊辛格（Schlesinger）先生建議調高利率（這真是一個極端愚蠢的決策）。

這無疑是一根針，把漲大的氣球刺破了。

如此一來可以預見，氣球裡的空氣（即指上漲時的獲利）會隨著不斷調高的利率，在數個月內流失掉。

股市由高位驟跌25%後，接著就得花5年的時間恢復元氣，這樣的走勢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自己就經歷過20次。但是道瓊工業指數在一天之內就暴跌500點（22%）倒是讓我驚訝不已。而且當行情在七八月份達到高峰之後，便開始往下暴跌了。這種突然爆發的不正常的行情狂泄，是由一些不當的技術操作引發的。

首先是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中的股票玩家賭徒般的胡作非為。在這裡，只要有5%的保證金，就可以投資指數期貨合約，這真是不正常的現象。

指數期貨合約交易是股市投資中最複雜的玩法之一。現在，騙子就是利用這些玩法誘惑投資大眾進入這一座大型賭場（指數期貨市場）。在這個交易市場中的玩家，除了政府機構，散戶占了一大半。

所謂指數就是所有股票的平均價格，其實股票市場中本來就有參考指數，但芝加哥的投資人是第一個將之列為可以交易的投資指標的。這些投資人在通貨膨脹時期投資商品期貨市場，賺了不少錢。當通貨膨脹被成功地抑制後，他們在大宗商品市場的投資宣告結束，接著轉入指數期貨合約的投資市場。一張標普500指數期貨合約是由500個不同股票的價格組合而成，單價高達17萬美元（1990年7月的資料），但只要拿出約1萬美元作為押金，就可以購買一張指數期貨合約。用股票術語來說，一張期貨合約的交易可以有高達94%的槓桿融資比例。也就是說投資槓桿非常大，大到違背了常規做法。歐洲的股票市場20年來也沒有過這麼大的投資槓桿水準，在歐洲的股票市場通常會要求至少10%的押金。

 

因為這個指數是由500個不同的股票行情組合而成，指數期貨合同的小投資者沒法自己算出一張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的小幫手，即精心設計的電腦程式來協助期貨專家，投資人的電腦每隔1分鐘就會更新50～100家股票的行情。

那麼，如何在500家股票中挑選出50～100家股票？電腦會挑選出在同一段時間內表現最好的股票。然後投資人再根據電腦顯示的資料，調整投資策略。例如在同一個時間點，若指數期貨的表現比股票行情高出0.5%，投資人就會賣掉指數期貨來買股票。

若情況相反，指數期貨的表現比應有的價位低了0.5%，那麼投資人就會賣出股票，買入指數期貨，這就是所謂的套利操作。這種金融交易不是真去承接股票，也沒有進行股票買賣。當指數期貨行情走勢突然受到重挫，價格降至比應有的水準還低時，投資人會賣掉手中的股票，改買指數期貨，其實這就是以行情差異作為基礎的快速買賣，這種操作不需要做任何思考，也沒有任何的投資理由。

若買賣指數期貨後，行情因利率上漲而下跌時，投資人則必須補繳因行情下跌而產生的價格差額，因為行情下跌已將5%的保證金耗光了。如果投資人沒有準時補繳這筆差額，期貨經紀公司就會強制進行平倉，這便是第一波沉重的賣壓。

 

1987年10月19日全球性股市危機的第二個技術面原因是：大型投資機構的基金經理（俗稱金童）可以自由使用存放在其機構的市值數十億計的股票。當時，他們對未來行情走勢失去信心，所以想先確保這些證券的價值不受損，於是在芝加哥的指數期貨市場內大量拋售證券。如此一來，原來的價位被他們拉到更深的谷底。在這場經濟危機之後，光是在紐約，就有6萬名基金經理失去了高薪工作、豪華公寓和名貴跑車。

那些所謂的證券組合保險機構，其實只是大型金融機構的擔保公司，其目的是要避免股票市場中可能發生的暴跌現象。他們並不銷售股票，交易的金融商品是指數期貨。所以，這些金童所採取的行動，無疑是我最好的參考指標。他們的看法是把房子賣了，就沒有失火的危險（意指把股票賣了，就不必擔心行情下跌了）。

這樣一來當然會產生連鎖效應，股票市場行情跌得越深，就有越多的指數期貨合同被賣掉。另外，此時的利率上調更是把指數期貨市場打入谷底。引起這場市場危機的罪魁禍首便是芝加哥指數期貨市場中反常的交易條件，上千名無辜散戶的指數期貨投資也連帶被止損平倉，讓投資大眾完全陷入了恐慌之中。

當投資大眾看到道瓊工業指數大跌500點之後，他們像恐慌的羊群一樣四處逃竄，大量拋售手中的股票。當天我聽到一位股票交易員描述他的客戶是如何驚慌：「我的客戶們大叫『全部賣掉』，不是這只或那檔股票，他們說的是全部。」

『指數期貨平倉』、『機構的大量拋售股票』』和『投資大眾的恐慌心』理彙集成1987年金融市場的暴風雨。

 

在一片混亂中，我接受了眾多媒體的採訪，包括電視和廣播節目，邀請我上節目，還有接聽不完的諮詢電話。我相當鎮靜，只不過將其視為較大型的股市危機罷了。當時，我不禁想起我的老朋友尤金·溫萊布（EugeneWeinreb），他是個經驗老到又十分狡猾的股市老狐狸，從10歲開始投機生涯。有一天，他的秘書非常激動地在他面前說：「股市大暴跌！」而他的反應卻是：「股市大暴跌？我該激動嗎？我可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待過3年……」

 

當時有很多投資觀察家提到「瘋狂」「混亂」「驚慌」「神志不清」等詞句。精通此領域的心理專家，看到他們所學的理論得到了證實：「在股市崩盤的那一天，投資人的潛意識裡出現一種強烈的恐懼，這一股力量主宰了『理性』的反應。」雖然我總是將過度的悲觀視為一件壞事，但我對人性有更好的見解：不是內心深處的那股恐懼力量引發了股市危機，而是人性的一時衝動導演了這一市場危機。

 

經濟非常興盛時，投資人尤其易衝動，當他們精神亢奮時，就看不見氣球有被戳破的可能。但無論如何，那一根針總是會來的。經濟繁榮與蕭條、股市高漲和暴跌，就像海水漲潮、退潮的迴圈，都有悠久的歷史。其中只有一點不太一樣，那就是海洋學家可以分秒不差地算出漲潮和退潮的時間。

 

我在股海中也算是見多識廣的老手了，卻沒有辦法事先算出股市危機發生的準確時間及強弱程度。可是我在1986年7月已經在《資本》雜誌的專欄中寫道：「不論是外國投資者或者是本國人，這個月投資人的素質都不太好，數百萬股票瞬間轉移到信心不足的投資人手中。這些人計畫著等行情大熱時，再把股票賣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新的股票買主尚未出現。於是他們失去耐性，即使股價不是那麼好，他們還是拋售了手中的證券。」

1986年9月，我更多地宣傳了當時我對股市技術面的分析，要是15個月前我把德國股票賣掉，我就會到世界各地勸誡投資大眾，趕快退出德國市場。因為，當時我親眼看見企業股票一家接一家爭相上市，也看到眾多銀行對如此歇斯底里的狀況是如何推波助瀾。我知道這裡一定有內幕，因為德國最大銀行的總裁竟然打電話給在蘇格蘭的瓊斯先生說：「瓊斯先生，現在趕快投資西門子股票吧。」這個年輕人當然對這句話相當認真，這可是出自重量級的德國銀行總裁之口啊。因此，他買進了5萬股，行情就是這樣被推高的。

這位年輕的股票經理人剛在倫敦經濟學院或哈佛經濟學院裡考完試，便馬上直奔銀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股市行情會因他的舉動而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位德國的生意人也太過高估德國股市的規模了。當所有人都要賣股票時，便會產生著名的「瓶頸效應」。德國股市規模太小，根本無法容納巨額的交易量。

我在預測10月份行情的專欄（在1987年10月19日全球性股市危機的前一個月）裡這麼寫道：「在面對全球性股市不斷上漲時，我們更要考慮，這樣的上升趨勢還能持續多久，什麼時候是行情的轉捩點。回憶1980年代初期，當時股市籠罩在一片悲觀氣氛中，我曾寫過，『股市的反彈越慢發生，上漲幅度就越大。這樣爆炸性的行情飛漲，不僅發生在華爾街，更會傳佈到整個世界，包括規模較小的外國股市』。」

我再一次證明，我的座右銘「永遠保持擔心，但絕不驚慌失措」是對的。這篇專欄的標題是：「股市下一次的崩盤絕對會來臨。但從長期來看，還是會往上加溫，感謝蘇聯。」

 

戈巴契夫行情

 

這是一次三贏的局面，股市慘跌已經發生了，但是現在又往上漲了。人們給這一次上漲行情起了一個特別的名稱，叫「戈巴契夫行情」。

有兩個人要為東西方飄忽不定的政治關係負責：一個是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他花了數十億美元的經費大搞軍備競賽，然後再花數十億美元裁減軍備，為此美國還必須忍受財政赤字。另一個是戈巴契夫，他是個既聰明又冷靜的政治家（我得強調是政治家而非政客），他意識到，蘇聯的經濟儲備會因花費巨大的軍備競賽而消耗殆盡。

戈巴契夫第三次在日內瓦的協商會議中離開談判桌，他幾乎快要氣炸了。雖然如此，雷根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無論如何，這位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最後還是帶著建設性的提議回到會議桌旁。歐洲的經濟學家至今仍然認為，牛仔總統雷根（同時也是演員）差點因為國防上的軍備擴張讓美國跌入無底的深淵。

最後解決協商會議分歧的方法來自一則布達佩斯的小故事：聰明又小心謹慎的格林想把100萬福林（貨幣單位）存起來。

「請讓我們來保管這筆錢吧！我們的利息很優惠。」儲蓄銀行總裁說。

「如果你們的銀行倒閉了，我該怎麼辦？」格林擔心地問道。

「我們有國家銀行和匈牙利政府做擔保。」

「如果它們也破產了呢？」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蘇聯政府為它們做擔保。」

「那好，如果連蘇聯政府也破產了呢？」

「可是，格林先生，我們私底下說說，難道這件大事不值得您拿100萬福林做賭注嗎？」

難道國際氣氛的重大改變比不上美國的財政赤字嗎？

戈巴契夫建立了互信基礎，並且確定了裁減軍備的政策，同時在他的主導下，蘇聯對西方國家開放了經濟門戶。這三件事讓上千種被禁止進口到蘇聯市場的商品禁令得以鬆綁，未來甚至還很有可能解除。現在蘇聯人可以買到上千種之前沒有進口過的商品。這些商品主要來自美國（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其次是歐洲國家和日本。不得不說，蘇聯是個很有實力的買家。

我還記得，1920年代剛成立的蘇聯曾經向德國工業界下了很大金額的訂單。很多我認識的住在柏林的蘇聯商人，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當時很多富有的俄國流亡貴族和他們漂亮的模特老婆會到巴黎定居，而從俄國流亡出來的生意人則在柏林定居。他們的財產都是由蘇聯用來支付進口商品的匯票兌現而來的。德國公司為了將產品出口到蘇聯，每年支付的利息高達30%。我們很容易想像，如此一來，德國必須將利潤提得很高才能負擔起利息費用，雖然蘇聯買到了它們想買的東西，但是有很多匯票根本無法兌現。

蘇聯人想要買些內心渴望已久的東西，他們的需求是如此之大，因此小心謹慎的人會問：「他們有足夠的錢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有挖掘不完的豐富的地下礦藏，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未充分開採。

蘇聯人也很可靠，我的很多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開始和蘇聯的貿易代表接觸，這些貿易代表的意見都相當一致。因此，和他們交涉很艱難，進度十分緩慢，通常雙方的協商代表會在煙霧彌漫的飯店房間裡，一邊談一邊喝伏特加，從深夜談到第二天東方露白，一直等到蘇聯人準備簽署協定為止。只要簽訂了合約，蘇聯的代表就不會再有任何異議，而他們的賬務處理和英國的銀行一樣快速準確。

我最大的希望是戈巴契夫的政治道路能一路順利，他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要擁有使人折服的領袖氣質。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樣的特質可以為經濟帶來充滿希望及信任的氣氛。在所有有影響力的股票、債券、貸款的背後是什麼？所有這些事情的背後只有信任罷了，而且是完全的信任。

戈巴契夫在國外比國內受歡迎且聲望還要高，雖然他已經被多次扳倒，但每次總是能東山再起。他是個能夠在挫折中再度爬起的人，就像股市投資人一樣。因此我很有信心地把對未來的展望建立在他所推動的政策上。

我也常被問到對於1992年將成立的歐洲共同市場的看法(在歐盟內打開邊界、關稅、保證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我對此也很有信心，但是我認為1992年是不可能達成的，而且這個期限一點也不重要。我喜歡以1930年首次上演的一出法國戲劇來說明我的觀點。有一個年輕人因為一次失敗而想自殺，在最後一刻，他遇見了一個叫拉脫哈德（LeTrouhadec）的老人。拉脫哈德是個地理學教授，也正遭遇嚴重的打擊。在甄選學會會員時，拉脫哈德被競爭對手中傷，說他不是一個合格的科學家。競爭對手指出，拉脫哈德在一本書中提及一個位於南美洲、叫多娜谷通卡的地方，那裡蘊藏著豐富的金礦。但是這個競爭對手發現，這個國家根本不存在。想自殺的年輕人聽到這裡好像突然醒了過來：「什麼？多娜谷通卡不存在？那麼我們就來創造一個吧。」於是年輕人成立了一家公司來開採金礦，並和銀行家、金融家及媒體記者接觸，大肆宣傳此家公司新上市的股票。

不久，所有人都在談論多娜谷通卡，探險家、淘金客和生活不如意的人成群結隊地來到這位地理學教授描寫的黃金礦脈所在地，開始工作。儘管他們還沒有找到黃金，但還是得安排生活起居，於是他們建造起小木屋來住，後來小木屋變成水泥屋，最後就形成了一個小城市。

這部戲的最後一幕是，這裡的居民正在慶祝他們來到多娜谷通卡的十周年紀念日。城市裡的一切都完美地運作著。當他們正在為一座雕像揭幕時，通知拉脫哈德教授獲選成為學會成員的電報剛好送到。

 

歐洲此時正狂熱地為1992年做準備，投入大量資金建設，1992年後，這個區域共同市場會是什麼樣子？經濟學者分析，什麼人將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呢？答案是除了悲觀主義者外，其他人都可以在這個區域共同市場裡獲利。

我說過不下10次，我們正步入全球經濟起飛階段，而且那將是目前這一代尚未體驗過的大繁榮。我很希望能見證這個預言。

如果我能回到70歲，我希望能擊敗那些天生悲觀的人。1987年後的3年間就印證了投資人一定可以賺大錢的說法。但若想成為股市大師，則至少得花上40年的時間。

 

可以用電腦投機嗎

 

根據一則傳說，荷蘭移民曾在紐約、曼哈頓建築一道圍牆，以防禦印第安人的攻擊。我想，重新在原來的位置（現稱為華爾街）再築一道高牆，應該是不錯的主意。這面新牆的目的是要防止數百萬幾乎瘋狂的投資人進來攪亂金融市場。

 

自1987年10月19日發生股市崩潰以來，政客、學者及股市官方機構一直在討論，要如何避免同樣的慘劇再度發生。無奈學者和政客都沒有足夠的相關經驗，無法在討論時切入問題的核心。多年的股市生涯讓我有勇氣提出改革『指數期貨交易』業務的建議，我認為，這就是引起1987年10月19日股市危機的起因。在我說明這項建議之前，我想先解釋什麼是自動交易撮合系統，以及電腦在金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小湯瑪斯·沃森（ThomasWatsonJr.）是IBM電腦的鼓吹者和宣導者，如果他知道今日電腦要為所有金融市場中的禍事負責，一定會痛苦不已吧！這句話當然是在瞎扯，電腦跟這些禍事根本毫無關係。

電腦所做的事，即使投資經理不用電腦也可以做得到，電腦就和人們吃到腐爛的魚肉時所用的餐具一樣無辜。問題出在那條臭魚上，而非刀叉之過。電子資料處理系統只能處理輸入的資料資料，若進去的是垃圾，出來的當然還是垃圾。

電腦在一些方面可以是一項重要的輔助工具，例如提供資訊。當我們想知道某一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時，通過電腦就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得到相關資料。但若在20年前，我們就必須在圖書館花很長的時間反復搜尋，才能找到所需的資料。電腦可以説明我們隨時調閱過去所有的資料，或是某一年度的相關資料。但是電腦不能猜想未來的事，也不能代替投資人思考。

那麼什麼是自動交易撮合系統？它又會帶來什麼問題？基本上，這和以最快速度「止損」有關。止損是一種限制損失範圍的方法，也就是立即賣出股票。相反地，當股市行情上漲時，自動交易撮合系統可以在股價進一步上漲前，搶先買入股票。這種方法源於1920年代的華爾街股市。當時股票市場正如今日的股市一樣異常火熱，正處於狂飆突進階段，就像是一座危險的熱帶叢林。只要投資人繳納10%的保證金，股票經紀商就會接受其委託單，進行股票交易。如此的投資條件和股票經紀商的傭金有很大的關係，一筆10萬美元的買進交易，客戶只要拿出1萬美元，同時簽署一份止損委託契約，這份契約指定在行情下跌2%時自動生效。如此一來，因為10%的保證金可以吸收5天內每日2%的行情疲軟，所以當一半的保證金已經抵消因行情下跌而產生的虧損時，股票經紀商還不需要向客戶追繳保證金。

 

現在基金經理的激勵動機已和1929年時大不相同，現在他們完全不在乎保證金或擔保品，因為所有的風險由他們所屬的機構承擔了。他們不會動腦筋思考，商學院並沒有教過這個，他們只是預先設定好證券在到達某一個行情時自動買進或賣出，而且他們還依據一些沒有意義的圖表理論，比如頭肩形態或茶碟形態，來決定如何操作證券交易。

 

現在，對於機構中的基金經理而言，止損和止盈委託單是一項證券操作利器，他們遵照一位股市老玩家的格言進行證券操作：「已經下跌的股票還會跌得更深；已經上漲的股票還會漲得更高。」因此他們稱在前一種情況出現時的做法為「止損」。於是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只要股市行情來到某一點，證券就會被賣出。但如果超過指定的行情，就不會掛賣。例如某股票的目前行情是100美元，而輸入電腦的止損價格是90美元。那麼不難想像，如果有1萬個投資人的止損價格都是90美元，就會有賣壓湧現，而行情就會下跌。而且持續賣壓還會將行情逼至85美元。然後新的止損價格就變成85美元，但這個設定又會讓行情跌至80美元。於是，最新修正的止損價格便來到80美元，情況就是這樣發展的。結果是行情出現重挫，投資大眾的心理也陷入恐慌。

 

電腦在這套自動交易撮合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登錄和執行止損委託。假設行情或指數跌了幾個百分點，電腦就會遵循投資人所下的指令，自動將證券或指數期貨掛單賣出。行情跌得越多，賣的也就越多。相反的情況也是一樣，當股市行情到了某一個高點後，電腦會自動幫你買進某檔股票；但行情若在指定的價位以下，電腦便不會執行。

 

我承認，自動交易撮合系統在某些情況下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幫助，但是現在的投資經理根本不用頭腦思考，只是一味用電腦來決定投資策略。我認為，他們應該為恐慌性賣出和證券的賤價拋售負有最大責任。

 

這種止損賣出在1987年和1989年的10月間曾引起投資恐慌，也許是因為投資人的迷信，希望在1989年最後一個黑色星期五（在10月）時將手上所有股票全部賣掉。第二天的股市萬一上漲，你就可以看見同一批投資人發出低價買進委託單。

 

如果這些委託單早幾天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轉交給證券經紀人，結果還是一樣的。自動交易撮合系統不是一項新的制度，也不是所謂的股市革新，只是建立在許多股市投資人都有的一個原則上：「放任獲利成長，限制損失範圍。」

 

有很多人贊成這一個原則，但這純粹是個人的喜好問題。早期我也曾一度相信這個理論，可是，當時的我只能算是股市新手。之後我從實際的股市操作中學習到很多東西，也繳了很多「學費」。現在我是股票長期投資的專業人士，長達70年的經驗告訴我，只有『長期投資』和『反向操作』才能在股市中賺大錢。使用自動交易撮合系統有時會獲利、有時會虧損，但最後一定會破產。

 

機構的投資經理不只利用自動交易撮合系統進行金融市場的投資買賣，而且還會對新聞媒體的消息做出反應。

一家證券經紀公司的證券交易員告訴我，在發佈美國貿易逆差高於上個月的消息前，他一直接到委託買入訂單，但消息公佈後，立刻有上千張股票掛單要賣出。

電腦在債券市場出現的幾十年前就已經用於輔助計算了。比如，保險公司持有數十億的債券資產，會用電腦不斷嘗試找出那支會比另一支債券帶來1/16百分點的額外收益的債券，然後進行調倉操作，以提高投資業績。

 

芝加哥的指數期貨投資人，也是根據電腦計算出的指數買賣指數期貨。投資人在任何時間都不需要思考，因為所有資料早就顯示在電腦螢幕上了。因此，所有投資人的投資行為都是那麼簡單直接，沒有人會經過一夜未眠的深思熟慮來決定該如何行動。

 

一天的『指數期貨交易金額』可以高達270億美元，但在股票市場中真正涉及股票買賣的交易額只有10億美元左右，而且是由芝加哥的期貨交易帶動指數大漲，不是由華爾街的股票交易創造出行情。指數在一天內來回震盪，幅度也越來越大，但是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長期因素，以及外在環境和前提條件根本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種情況和17世紀的荷蘭股市（阿姆斯特丹）如出一轍。

我對改革『指數期貨交易』的建議如下：不能廢除限制『指數期貨交易』時間的規定，而且還要禁止為配合華爾街股市交易時間而採取的延長交易。指數期貨的買賣應該在華爾街股市交易時間結束之後才開始。另外，還要和倫敦的黃金交易市場一樣，規定當日的交易價格要相同。在倫敦黃金交易市場，人們每天兩次，將所有訂單按照所謂「固定價格」進行結算。

這樣的方式不是什麼新做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我們就會在咖啡館內打賭當天晚上道瓊工業指數的收盤指數。預先的交易（也就是事先的打賭）會引起投資人的不同反應，然後傳染到華爾街股市。我不知道實行我的建議後，投資人是否就能因此擺脫人類的愚蠢，但我能肯定的是，如此一來，必能控制投資人瘋狂的投資反應。

如此做法必定會使股票專業經理人損失好幾百萬的手續費，但肯定有利於投資大眾的利益，就像我們對尼古丁所採取的限制。

我希望能在聽證會裡提出建議，但也相信我的建議絕不會被認真考慮。因為那些做市商，那些證券交易所的巨頭，會想盡一切辦法去遊說國會，以免妨礙他們收取證券交易手續費。

 

交易所裡的交易員充其量只是個懂得利用電腦完成交易、不動腦筋的辦事員；但是投資人必須是個用頭腦思考的人，還要懂得和電腦及發神經的股票投資者保持距離。

IBM的總裁小湯瑪斯·沃森，對於電腦阻止人類思考、甚至剝奪人類思考能力必定會感到十分愧疚和不安吧。不然為什麼他會規定所有員工的桌上要放一塊寫有「Think」（思考）字樣的銅牌呢？

上次在漢諾威電子展（CEBIT）上，我在裡面到處參觀，並在IBM的櫃位遇到IBM董事。他認出我來，並問：「「科斯托蘭尼」先生，需要我為您介紹什麼嗎？您對什麼東西最感興趣？」我回答他：「電腦，一台可以算出明天股市行情的電腦，至於其他的事，我已經有一台個人電腦可以幫我做了。」他想知道我的個人電腦是哪個型號，我告訴他：「我的頭腦就是這台個人電腦，而且我要告訴你這台電腦是怎麼工作的。」於是我向他講了一個從弗利茨·姆裡亞（FritzMuliar）那裡聽來的小故事:

 

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義大利加利西亞的一個小鎮，一個夜班警衛來到市場內的崗哨，走進值勤室，他把長柄斧和燈籠放在身邊，開始打起盹來。突然，有一道刺眼的光線使他醒來。是什麼東西？他心裡想著，但眼睛還是沒睜開。然後他開始猜測，是街燈嗎？但19世紀的加利西亞哪來的街燈呢？月亮嗎？他算了算，當時的月亮應該還只是新月，不可能，月光不會這麼亮。接著他把手伸了出去，外面正在下雨，星星的亮光也不可能讓他醒來。接著他把這台「個人電腦」調到高速，很快地把剛剛的想法逐一重新過濾一遍：不是街燈，不是月亮，也不是星星。「火！」這個字突然從腦子裡進出來。

 

自從我給IBM這位先生講了這個故事後，他便經常邀請我去演講。當然，每次我都會把這則故事從頭再講一遍。

 

 

第5章 先知、教授和各路「股市大師」

 

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盤，投資大眾的驚恐情緒無疑是由股市大師們所引起的，因為他們不斷地將這次的事件和1929年的經濟大崩潰做對比。1929年經濟大崩潰的預警是：高失業率、工廠倒閉、物資缺乏，失業的銀行家在街頭賣蘋果或是擦鞋。此種景象在低失業率及經濟全力發展的1987年，有可能發生嗎？

 

1929年時，所有商品都待價而沽，卻沒有人買得起；但如今大型金融機構爭相吸引企業客戶，想把手上的資金借給它們。更好的是，這些錢都是在金融市場上自由流動著，而且還有更多的資金可供企業使用。從經濟情況看來，一點也沒有金融危機或是經濟衰退的徵兆。

 

另外還有一點不同，現在世界經濟體系不再是金本位制（Goldstandard）。在經濟有需要時，中央銀行可以發行貨幣。1987年10月20日，當時的美聯儲主席葛林斯潘宣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一定會滿足市場上每一筆資金需求。所以我想現在已經沒有危險了。

 

此外，黃金價格並未如預期上漲，反而是國債的累積直往上衝，這是市場對這個國家及其制度深具信心的一種表現。不信任只表現在股票市場上—股價下跌，導致對股票的信任感下降。是誰決定了反週期現象？是少數人！那些能夠戰勝1987年市場危機的人，就能夠獲得這本書所說的超額利潤。

1929年，每個人都犯過錯，我曾經這樣寫道，大眾需要一些時間去慢慢瞭解和發現。一次小小的利率上調不應該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傷害，最重要的是，1929年的噩夢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各個媒體最終將會發覺，教授們的觀點又錯了。1987年11月初，也就是崩盤不久後，來自世界各地的33位教授齊集於華盛頓，在研討會中他們提出了對世界經濟最悲觀、最誇張的預測。之後，我馬上寫道：「啊！美麗的世界，這33個教授讓你不知所措了！」

《明鏡》雜誌的一位記者針對我的樂觀主義做出如此反應：「我還是堅持我對世界經濟的負面評估。我無法理解像「安德列·科斯托蘭尼」這樣的『股市專家』怎麼會對世界經濟做出那麼正面的預言。」他的文章讓我覺得好笑，尤其是用到了「股市專家」這幾個字，不知他是否也曾用過「股市教主」或「股市教父」這樣的詞彙？「股市專家」是不是人們可以給別人的一個有社會地位的頭銜呢？我寧願被人們稱為作曲家或詩人。

 

不過我也得到過媒體的正面回應。1987年年底，我在慕尼克的德國博物館為2000人做了一場演講。和我一同演講的是根舍先生，他講了外交事務，而我則講了對於經濟和股市的未來展望。《南德意志報》做了深入報導，並寫道，在最悲觀的時刻，聽到這樣好的消息是多麼令人愉快啊。

 

語意錯誤：垃圾債券

 

《明鏡》雜誌的那位記者不懂得語義學規則。這種不合時宜的稱謂或惡意，我經常遇到。

「組合保險」概念的瘋狂之處在於，我之前已經說過：人們為自己的房屋購買了保險，然後再把房子賣掉。另一個例子是「銀行商人」（bankkaufman）這個詞，我可以接受「金融商人」這個概念，但是把銀行和商人放在一起卻是矛盾的：銀行家經手的是錢，而商人經手的是具體的商品。他們的興趣點完全不一樣：銀行家關心的是利息，越高越好；商人當然也要關心利息，越低越好；前者尋找的是安全，而後者要的是想像力。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相互「對立」的。

 

「垃圾債券」（junk bonds）在華爾街流行多年，原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及之後的德國、義大利、日本的債券，以及幾十年前的蘇聯及其他類似的證券。這些債券及股票看起來好像沒有希望派發股息。但我常常冒險從中挑選「可靠的」垃圾債券並投資，也真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及義大利的債券中賺了一筆錢。兩年前我也曾考慮是否要持有一定比例的蘇聯國家債券，也許還能再次獲得成功—這得感謝戈巴契夫。

在美國有一種公司專門發行這種垃圾債券，這種公司借助外部資金，收購被投資大眾低估了價值的企業。

這種新型債券與一般穩當的投資不同，投資回報率不只是16%～18%，投資人雖然必須自行承擔風險，但有可能從中獲得巨大利潤，因為這種債券的利息收益，比信用最好的國家債券要高出8%～10%。

在某種程度上，發行垃圾債券的公司知道這種投資有成功的可能，同時也必須承擔風險，這意味著，發行公司將自身的命運與被收購的企業的命運緊密聯繫起來。而其風險在於，被收購的企業現金流量可能不足以支付利息，最糟糕的情況便是發行垃圾債券的公司破產。若是如此，發行公司的債權人（即購買債券的投資人）就得接受延期償還或是本息損失。

發行垃圾債券的公司陷入經營困難時，還有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將發行的債券轉換成股票。就因為這個做法，直到今天，只有部分垃圾債券發行公司真得破產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存在無風險的獲利，若不是有一些冒險家拿自己的錢做賭注，讓想像力自由延伸，就不會有蒸汽機的發明和今天的汽車和電腦，也不會有美國的摩天大樓、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或其他世界奇觀。世界就是一項探險，或者用現代的話來說，是一項風險事業。

股份公司的子公司、股票發行公司、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的起始點，那就是冒險。

羅馬的先知加圖在傳道時說，貿易和航運業應該深入思考金錢和利息問題，應該成立企業。「人們不僅要開辦一家航運貿易企業，你和49個朋友一起駕船出海，50個人一起去探險。」

「冒險」這個詞給人以不嚴肅或浪漫的色彩，而在17世紀，它具有非常準確的法律含義：開拓一個新殖民地。企業創始人和股東稱得上「冒險」。這個詞在最古老的股票—1670年成立的哈德遜灣公司的契據上可以看到。傳統上，在裝嵌著厚實的桃花木天花板的大會議堂裡開年度大會時，主席的開頭語就是「尊敬的冒險家先生們」。

在哈德遜灣公司第一次發行股票300年後的今天，「Venture」（意指風險企業，風險投資）一詞又再度風行起來，最初是在華爾街流行，幾年後傳到了歐洲。這個詞同時也是創業投資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廣告詞，也是新公司發行股票時常用的字眼，早先德意志銀行就是這麼做的。

如今德國對創新企業的推銷方式讓我充滿疑慮。只要流覽一下報紙的廣告頁，就可以看到最誘人的獲利承諾。過去25年，有太多奸商在所謂的投資行業中吞噬了好幾百萬資金。最近則有一大批股票經紀人利用這個時髦的字眼來胡作非為。近期的事件有IOS基金、石油控股公司、貼現公司以及類似的「企業」都留下了印記。

我們對投資風險必須要能夠處之泰然，因為沒有風險就不會有進步。金錢投資本來就是不斷冒險，以前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這點當然不會妨礙我及我的夥伴去分辨出投資目標的良莠。接納「冒險」，拒絕「騙子」—那些只是皮包公司。

 

所以，對於今日相當受歡迎的上百種投資事業而言，垃圾債券已不是「垃圾」。甚至連電信集團AT&T也已經決定，它們的養老基金要減少對績優股的投資，增加對風險事業的投資。很有可能因為風險事業的投資不在股市交易，從而導致投資人無法看清楚股價。

(讀書心得:原來垃圾債券，會更名為高收益債券，是有這個原因的。)

 

風險是清晰可見的：在發生經濟危機甚至是經濟衰退時，垃圾債券便會陷入困境。於是公司的收購人便無法以之前的合理價格賣出資產，以償付債權人手中的債券。

大多數的企業收購行動是看好未來經濟發展的一種投資行為，因此當被收購公司的負債維持不變時，其市值便會大幅上漲。

我們也不要忘記，因為垃圾債券的利息比一般水準要高，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債券持有人會處於較有利的位置。大約4年後，當初付出的購買價，就可以以複利的方式收回了。

金融市場的表現有時也會非常歇斯底里，投資人可以從中看出，這是大型的收購給整個債券市場帶來的巨大震盪。投資人對此所產生的恐懼是，其他的大公司也可能會被收購，因而會使舊債券的信用度走低。

總之必須有買主，才會發生收購。美聯儲絕不會允許美國發生經濟衰退，因而會供給充足的流動資金以穩定美國經濟。

思慮不足和言過其實

 

在過去10年中，有不少恐慌製造者不斷預言世界經濟的衰退，其中一個便是我的好友、法蘭克福的前銀行家菲力浦·福萊赫·馮·伯特曼（PhilippFreiherrvonBethmann）。他以前經常在《法蘭克福日報》刊登整頁的廣告，警告人們世界經濟即將全面崩潰。他的公開言論想必花了大把銀子，而《法蘭克福日報》則因他的恐懼做了一筆好生意。

(讀書心得:原來許多鼓吹經濟末日、世界末日言論的人其目的是計畫從人們的反應中，撈取利益。)

 

大約5年前，我參加了一個研討會，裡面全是一些世界末日的預言家，他們一個個把情況描繪得越來越黑暗：「我們要思考，如何才能把資產移往美國，讓資產得到保值。」後來，我真的受不了了，便站了起來，與鄰座的女士告別。「您想拋下我們嗎？」她問我。「拋下你們？」我答道，「是的，我要走了。」遺憾的是，這一幕被一個記者看到了，他不喜歡我，因此把這件事在《時代》雜誌登了出來。

恐慌製造者們不僅自己驚慌失措，而且希望別人也相信全面崩潰就在眼前不遠，只是我們還沒意識到。

親愛的讀者，不要輕信那些大師的話，重要的是看他說了些什麼！哪怕他是教授。

去年夏天，我參加了一年一度的阿爾巴赫論壇。這個論壇對我而言就是一個消遣之地，毫不奇怪，再次來到這個風景優美、充滿了咖啡香氣的地方，我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放鬆。即便是在法國，阿爾巴赫的成功也值得效仿學習，可以稱得上是「教授相約之地」了。

 

我不喜歡和教授們打交道，但去年夏天，我還是和三位經濟學教授湊在酒吧裡喝了一杯。其中兩位教授的專業是外匯，但是他們的狹窄視野還是讓我困惑不已。他們完全不瞭解國際外匯交易中的精髓。我告訴了他們一些事情，他們也有認真聽。其中一位教授在因斯布魯克大學讀過書，我把我的《美元怎麼辦？》送給了他，供他做研究時參考。

 

我並不是說教授都是一無是處的，我感謝他們教給我字母表和外語，但是在經濟預測或者股市方面，他們就像占卜者或占星師，對我沒有太大幫助。

 

羅伯特·普萊切特（RobertPrechter）是為人們所熟知的「股市大師」。1930年代中期，他便以極負盛名的股市大師身份在世界各地買賣股票。1987年8月，他預言1988年道瓊工業指數會到3686點，就如同一位氣象學家預測在8月15日時的氣溫會是攝氏25.4度一樣。10月股市崩盤後，普萊切特馬上將他的道瓊工業指數預測調低到1300點，幾周以後甚至降到400點。股市當然可能上下波動1000點，因此這些預言絕對算不上什麼先見之明。只要在混亂的時代，這樣的「股市大師」就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頭來。

 

還有一位就是羅伯特·法雷爾（RobertFarrell），他是美林證券的分析師，也是華爾街最受歡迎的股市觀察家之一。在一篇有關科技股的股市評論中，他寫道：「股市正準備往週期高點攀升，然後再下跌至谷底，但是也可能延續向上爬升的力道，到達一個出乎意料的高點。」，廢話!

 

這使我想起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PierpontMorgan）說過的話。

1907年華爾街崩盤時，一個記者問他對未來股市發展的看法，他回答得十分簡潔，卻有許多含義：「股市將會高低震盪。」

股市大師吹噓的例子相當多，多到可以再寫一本書。

 

結論是:投資人應該永遠保持最高的警惕，以防範這些算命師和預言家。但遺憾的是，大眾總是健忘的。而且，大師們所做的承諾越大，投資大眾就越容易輕信。大多數的人總是想，這次總該像大師們所說的那樣了吧。他們渴望有預言家，並將曾經一兩次成功預言股市經濟的人尊奉為「股市大師」。

 

至於政治界、經濟界內部人士所做的預測，也不比那些自命為專家的人更準確。

1930年代時，我常常去倫敦，那裡住著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也是我年輕時最要好的朋友巴羅格勳爵，他是工黨的經濟顧問。從巴羅格處我可以得到一些倫敦股市的內線消息，巴羅格曾經是Falk公司的分析師，這家公司的股東都是像凱恩斯勳爵那樣赫赫有名的人物。凱恩斯是我們那個年代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奇怪的是，我通過朋友從這家公司得來的股市內線消息，沒有一條是正確的。

 

凱恩斯倒是從投機操作中賺了一筆可觀的財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投機過印度盧布、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義大利里拉，這些投資大都是做空操作。他的外匯投機相當成功，但是進入股市就不是這樣了。在1929年股市大崩潰期間，他也曾在華爾街投資並一直堅持到牛市來臨。

 

最近有一位新的「股市大師」在美國政壇崛起，就是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Feldstein），他曾是雷根總統智囊團的一員，據說現在是布希總統的經濟顧問。但我不相信這個傳聞，而且至今我也未見到能證實這個傳聞的蛛絲馬跡。

為何我會這麼說呢？5年前，我曾和費爾德斯坦談過話，我問他，美國的石油進口量有多少。他搖搖頭，尷尬地回答，他真得一點都想不起來了！

怎麼會這樣？外貿政策的權威竟然不知道石油進口量有多少。美國進口的石油可是占了全球石油總出口量的1/4呢！

費爾德斯坦（他同時也是教授）應該會用到這個答案，以估量如何消除美國貿易逆差及國家預算赤字吧？照他的看法，美元應該會再貶13個格羅森（Groschen）以平衡貿易赤字。以他對美元的強烈抨擊，不如說他是美國外貿遊說集團的代表，因為美國外貿遊說集團總是不斷地為美元下跌找藉口。若是要我來反駁費爾德斯坦的所有主張，那麼本書的頁數一定會暴增兩倍，所以，我只能到此打住。

日本產的汽車（第三大進口商品）進口到美國太貴了，因此日本人在努力實現在美國製造汽車。在美國，已經實現了每5輛車裡有1輛是日本人製造的，很快會變成每3輛車中有1輛是日本車。這些汽車將很快出口到海外，為美國帶來貿易順差。

再有就是：日本汽車工業提前兩年賣出了幾十億美元，美元匯率雖然不是非常划算，但還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畢竟還沒有人預訂汽車，更不用說開始製造那些汽車了。我倒想請教一下費爾德斯坦先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創立樂觀主義學派

 

專門分析股市危機的「股市大師」以經濟方面的理由來解釋下跌的股市行情。

 

華爾街股市在伊拉克對科威特採取武力攻擊後急劇向下探底。這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股票玩家、股票投資者或是股票經紀人對中東爆發的閃電戰，除了恐慌之外，還能有什麼樣的反應呢？正確地說，引發這一股市反應的，並不是伊拉克海珊發動戰爭，而是最新公佈的美國失業率。當失業率從5.2%升至5.5%的消息在華爾街傳開時，美國的股民們又一次神經緊繃起來。幾個月前，股市才因為另一個理由而出現過重跌：當時的失業率下降。但是股民們認為，當大家對經濟環境一片樂觀時，美國的股市就要下跌了。

 

糟糕的是，這些美國證券交易的內行淪為了統計資料的奴隸，有一天，他們甚至掉到了極度悲觀的深淵中，理由是上揚的經濟景氣指數會使美聯儲停止降息。第二天，他們又擔心，因為聽別人說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突然間華爾街的證券就好像掉進冷櫃一樣。要是利率降了，同時又傳來企業的好消息，情況又會如何？

 

最近一個月的美國就業報告讓華爾街陷入了恐慌，因為資料顯示經濟景氣度出現了下滑。然而真實情況是：一年前，美聯儲主席艾倫·葛林斯潘就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增長率將恢復到2%～2.5%，以使經濟適當降溫。現在他成功了，投機者反倒不滿意了。

 

葛林斯潘實現了他的承諾。19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為2%～2.4%，但是股市對此無動於衷。華爾街一直在追問明天會發生什麼。股市投機客就像是在玩輪盤賭，在紅區或黑區下注，無論買進還是賣出，都要等第二天開市才會知道結果。

 

大多數的專家當然可以在一大早就知道要買或要賣，但是，人們真的有辦法在早上就計畫晚餐要吃多一點或少一點嗎？難道多吃或少吃與胃口或是功能表上提供的餐點一點關係也沒有嗎？

 

真正的專家是不會在意短期震盪、阿拉伯獨裁者以及失業率的。聰明的投資人也不會在意股市算命師，他們在道瓊工業指數跌到3000點時便擺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樣子。

道瓊工業指數曾經兩次來到2999.75點。「當指數無法越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點位時，就會再次下跌。」這是每一個技術面分析師都知道的理論，這套說法和美國著名的股市指數走勢圖有異曲同工之妙。股市指數走勢圖其實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數字拼成的，股市的3000點門檻就和1000點門檻、2000點門檻一樣，不具有太多意義。

 

更重要的是，自1925年以來，很多中等市值的股票，股價已經翻了百倍以上，而績優藍籌股也上漲了25倍之多。

 

我要以最誠懇的態度說：所有這些年來不斷預測經濟崩潰的股市教主們的預言，都還未曾發生過。他們已越來越沒有耐心等待那一天的來臨，但到時他們會心滿意足地說：「不，我沒有這樣說過！」我的回答是：「有！你有！」即使發生了伊拉克危機，他們的預言仍然是錯的。股市並不如這些人所講的那樣，相反，甚至可能和1939年戰爭爆發時一樣，突然衝到高點（這種既成事實現象，我們已經在前面討論過）。

大多數的美國證券投資經理都錯過了道瓊工業從1900點狂飆到3000點的行情，自此之後，他們不斷想追上大盤指數，但指數老是比他們的動作要快。現在華爾街的投資人只想在股市跌到谷底時再進場。

許多股票經紀人也希望股市跌到低點，他們因為害怕進場而建議顧客不要買，但之後總是會挨駡。此外，股票經紀人之間彌漫著一種濃厚的悲觀氣氛，他們拉長了臉四處奔忙，因為他們當日的業績無法和開銷持平。每日1.5億的成交量是交易所維持盈虧平衡的最低要求，但是即使這個數字並不算大，他們還是經常達不到。

同樣是這幫「股市大師」，在1987年10月股市危機發生之後，他們就曾預言會有如同1929年經濟蕭條所引發的通貨緊縮，這些人這次聲稱通貨膨脹即將出現。他們的推論是，過熱的經濟一定會導致引發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通貨膨脹會使美聯儲提高利率，而較高的利率則會讓股市下探底部。

現在，「股市大師們」每天都毫不猶豫地將任何小事件解釋成即將發生通貨膨脹的前兆。失業率創新低，不好！有很多新的工作機會，不好！出口貿易量上升，也不好！因為這些會讓經濟更熱而造成通貨膨脹。

(讀書心得:名嘴每天上節目都要找話題吹牛，只好抓一些毫無相關的事件，亂掰會造成…)

這些片面、短視的新聞分析，對股市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投資人必須要有整體性的考慮，眼光也要放遠些。

 

調高利率不表示利率一定會高過公司業績的利潤增長率。儘管高利率會發揮刹車的作用，但刹車所造成的行情下跌一定不會引起崩盤。而且，經濟冷卻已經明顯被感受到，因為美聯儲在過去一年裡持續和緩地提高利率，它們已穩穩掌控了經濟發展。

一直害怕通貨膨脹的那些人可能會問，難道最好的避險工具不是黃金嗎？但在我眼裡，黃金根本就是毫無利用價值的資產。雖然黃金的價格相當低，但是現在蘇聯卻因為西方國家對其經濟抵制較為鬆弛而不斷賣出黃金用來購買許多從前買不到的貨物。

雖然黃金的走勢如此之低，但其行情也有可能因某些政治事件而有少許上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便是影響金價走勢的一個事件。蘇聯利用這個機會，趁機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拋售黃金。

那麼，當通貨膨脹緩慢發展時，什麼是最好的投資工具呢？

 

幾周前，我路過維也納的科特納街，1919年時的記憶突然閃現在腦海中。有一天，一位因戰爭受傷的軍人撐著兩根拐杖站在某一個街角，一串鞋帶捏在他的手裡（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上只有一條）。這個軍人不斷地叫賣，許多老維也納人都還記得：「不是稻草，不是紙，真的是日用品！」這段話讓我聯想到我想用來叫賣的一句：「不是黃金，不是白銀，真的是日用品—股票！」

最後我要說的是，世界上有一個由教授、經濟學家、經濟專家組成的悲觀學派，他們與股市危機預言家和天性悲觀者、銀行危機、利率危機和其他悲慘的事物聯繫在一起。在此我要宣佈，我將成立一個反專家的樂觀主義學派，隨時歡迎任何人加入。

 

 

第6章 股市和世界的其他部分

 

投資人不應該受到自己政治觀點的影響。經驗告訴我們，很多股票投資者因僵化頑固的政治立場而失去大好機會。

全世界的大部分股市專家從一開始就不受干擾，不會對政治信念有過高的評價，他們對所有事件的觀點都基於自身在股票市場的投資。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政府的每一個新決策、新法規，只要是對他的投資不利，他就馬上稱之為愚蠢且不道德：「政府是最嚴重的罪犯。」反之，若是法規正合他的意：「這是多麼明智的政策。」

有時我被問及投資人是否要有道德上的考慮，我認為這要看情況而定，要看是基於人道立場還是和立法上的道德有關，特別是在一些實行外匯管制的國家。我曾經認識一個投機者，他從維也納來到巴黎。他在咖啡館裡問同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小夥子，跟我說說吧，在這裡，什麼是被禁止的？」那個時代就是這樣，通過複雜的交易就可以賺到很多錢，而且人們會想方設法戰勝法律和法規。

基於人道立場，我認為在某些重要原料（比如棉花或是糧食）上做投機是絕對不道德的，因為這些股票和民眾相關的利益有衝突。

但是明顯的利他和慈善在股市中是這樣做的：當存在做空投機者或一組特定的股票受到打壓而下跌時，那些繼續持股不賣的人就是利他主義者，他們「大方地」被做空投機者利用了。（對於此類賣空者，我稍後還會提到。）

 

先有投機，後有音樂

 

貝爾特·布萊希特（BertBrecht）曾經說過：「吃飽飯是前提，其次才是道德。」對我而言，則是把音樂放在第一位，坦率說，這才是我的最愛。我要說的是我未能實現的音樂基金會，這是一次不成功的金錢冒險。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我將全副精力放在投資一些貶值的國家或地方公債上，我堅信經過一場混亂，一切都會恢復正常。在這些負債經濟體中，有些很快就履行了償債義務，有些則經過長期逼迫才不得不還清債務。在這些貶值的債券中包括法國政府債券，長期以來我就對它有所打算。在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情況下，法國政府不願意償還這筆公債，只願意付清那些還在原始認購者名下的債券。法國政府想要阻止以低價收購這些債券的股票投資者通過投機買賣獲得利潤。這個立場雖然可以說符合一般道德，卻與股市道德有所衝突。

股市道德認為，收購這些價格跌到谷底的證券是一件好事。要怎麼懲罰那些以低價收購票證，卻對未來價格走勢有正確判斷的投資人呢？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買了幾公斤重不值錢的債券，同時也訂下計畫，這次的投資不是為了我的腰包，而是為了美妙的音樂。我要求法國政府按票面價格全額償付，但為了要證明我不是個唯利是圖的投資人，我要把從中賺到的全部利潤來實現我的理想：成立促進法國音樂發展的基金會。

當我以遠低於面值的價格收購這些債券時，總額已經足夠為音樂做些有用的事了。同時，我的名字也能鏤刻在某塊金屬紀念牌上，或者我也可以用這筆基金的利息設個「科斯托蘭尼獎」。想到約100年後，每年都有音樂作品得到「科斯托蘭尼」獎的表揚，這會是多麼崇高的感受啊！

我制訂了詳盡的計畫，聽取那些欣賞這個計畫的專家和其他人的建議。我開始夢想成立我的基金會。是啊，人人都可成為股票投資者，但不是每個人都可成為音樂家。在命運不讓我成為音樂家時，至少在音樂史中我可以以贊助者的身份留下名字，多麼完美的計畫啊！但是股市又一次與我的計畫背道而馳。

我在財政部辦公室闡明基金會計畫時，在同一幢樓裡，一些負責的先生們正在談論信用道德、債務人的承諾等。突然他們做了個出人意料的決定，法國政府將全額償還所有債券，不論持有物件是原始認購者還是新持有人。我這幾公斤的債券將以全額面值償還，只要到櫃檯辦理就行了。這下就是要我狠心地從自己的口袋捐出一大筆錢。我雖然熱愛音樂，但我更是個幹練的投資人，而且終究不是天使，於是音樂基金會只剩下3個音符：哆、來、咪。

 

 

政治化的股市

 

股市和外匯市場在一邊，政治和經濟在另一邊，像是相對的兩個半球，而且是很明顯的。這兩個領域有各式各樣的依存關係，就好像在一個系統裡有溝通管道一般。人們常問哪一邊會影響哪一邊：是政治和經濟影響股市氣氛，還是金融市場的心理狀態影響了社會？

 

歸根結底這是個雞和蛋的問題，當然國家政治對股市有極大的影響，利率和稅務政策都由政府決定。政治風向（向左或向右）會影響投資人心理及企業的未來，國際局勢也對股市有強烈影響。世界的形勢（緊張或平穩）影響了大眾的心理，國際關係的發展左右了整個行業發展、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國際商務條約等。伊拉克危機就是一例。

 

但是，如同我說過的，股票投資者會根據他們對事件的心理態度而在多頭或空頭市場上進行投資。我聽過一個小故事，正好可以解釋股市和政治間的複雜關係。

有個股市老手和幾個客戶在一起閒聊，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我一直想知道，到底多頭市場和空頭市場是怎樣形成的？」

 

這位資深股票投資者開始解釋：「我舉個例子，幾十年前，有一天報紙報導了一位年輕英俊的蘇格蘭王子與一位迷人的西班牙公主訂婚的消息。全世界都對這對可人兒著迷，隨後打探更多有關他們的消息，也密切關注他們羅曼史的發展。這件事在大眾間引發正面的氣氛，也全面地感染了歐洲股市。股價行情持續上揚，許多投資人變得富有，有些人得到財富，人們購屋、置產、投資，經濟一片繁榮。如此就有了多頭市場。」

 

所有在場的人都點頭贊同，他們記得這段父母曾說過的黃金時光。

 

這個股市老手繼續說故事：「但是有一天，雙方家族傳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壞消息，婚約破裂，王子和公主因吵架而分手了。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引起了股市最大的危機，行情跌入無底洞，財產消失，有人自殺。這是空頭市場。」

 

一陣震驚後的沉默，先前那個提出問題的人，終於打破沉寂說：「貴族的婚約和股市又有什麼關係？」

 

股市老手答道：「奇怪了，當我解釋多頭市場時，你怎麼沒問我這個問題呢？」

 

我曾說過：世界上最大的投機是買通一個政治人物，再以他自認為合適的價格賣出。因為許多政治人物及負責國家經濟及財政決策的人常常自視過高，所以他們不明白自己所發表的言論對大眾有何影響。

 

此外，政治人物常常無法理解國際投資人的計謀，他們不瞭解投資人的想法及影響力，卻敢以未經深思的解釋和語意混淆的定義來鼓動投資人。

 

只要任何一個政府負責人輕率地表態，就會有上千個大戶或小戶買入或賣出，不經考慮，常常還不合邏輯。在過去幾年裡，這種投機交易越來越多，而且勢頭猛烈，對經濟造成巨大傷害，甚至對大眾媒體也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這裡有一個經典的例子:

1977年夏天，美國財政部長邁克爾·布魯門特爾和德國總理施密特同時宣佈，聲明不會對因經濟因素而貶值的美元進行任何干預。但這個聲明本身，卻已經對美元造成了影響，結果造成美元繼續貶值，而這種繼續貶值本身在經濟方面找不到依據。

也就是說，這個聲明的用意沒錯，因為不進行干預正是匯率政策的原則，然而強調此事卻是不必要的。從高層發出的這種暗示就如同對投資人發出了邀請，從而產生了其他連鎖反應。傷害已然造成，連當時在位的奧匈帝國的經濟部長蘭多夫也發表了一個做作、賣弄聰明的聲明：他擔心兩樣東西—石油和美元，會很快達到統一價格150馬克。

這有什麼好處？這些聲明話音未落，所有投資人就開始操作美元買賣了，或是做空美元。政治人物應該要認識到投資機制及投資人的心理，可是他們滿足於用陳腔濫調來解釋行情及價格的變動，從不去探討真正的原因。如此一來，不論是對於原料還是貨幣市場，都無法防止混亂的發生。

 

事實上，政治人物應當比投資人更早採取行動，起碼講話要謹慎。在所有股市及市場上，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當投資人對一種貨品、貨幣或是有價證券行情持有或高或低的預期時，或是被大眾媒體說服後，投資人會大量買進或賣出，直到行情達到期待的價格。在這個瘋狂的行動中，沒有人會多加思考，因為沒有人能從大眾心理中解脫出來。這些買進某種貨物的玩家不只預見了事件的發展，還預見人們會向他們搶購這些貨物。

根據凱恩斯的理論，這是預期的累積，被稱為預期的平方，而行情波動背離邏輯和經濟事實的結果就是崩潰。

 

那麼這些在位者究竟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以防止愚蠢或是壞心眼的投資人所帶來的災害呢？

過去匈牙利人說，最好的員警出身於賊。因此政治人物、財政部長或是央行總裁身邊應該有當過投資人的顧問，這些人可以經常向他們提供幫助。

 

紅色腳踏車

 

成功的投機者必須是思維敏銳的『政治分析家』和訓練有素的『大眾心理學家』，因為他同時要解開兩個謎題：『政治事件』及儲戶『對政治事件的反應』。

 

針對某些事件，人們也許可以預測到邏輯性的發展結果，卻很難掌握儲戶的反應。如同我曾說過的：戰爭爆發時，我們常常會經歷股市行情一飛沖天的情況，也常見到同樣的消息使股價跌入谷底。「事到臨頭才動手」，這種古老的股市智慧已不再實用，因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是股市智慧了。越是在這種時候，越需要慎重權衡考量。

 

當我還只是個孩童時就已經體會到，投資不可以跟在消息後面跑。事情是這樣的：

1914年夏天，剛開始散發出的火藥味引發了實在的投資熱，人們投資於危急時期可能無法向匈牙利出口的商品，因此外國產品的行情上揚。人們的投資包括香草、丁香等，尤其是拉菲草，因為對匈牙利釀酒業而言，拉菲草是不可或缺的原料（釀酒師需要用這種葉子製作韌皮纖維）。

我哥哥當時在一家大銀行當見習生，這家銀行專門從事原料貸款業務，他因此得到了有關拉菲草的消息。通過跟一些朋友合夥和貸款，我哥哥向銀行買了一些合約。那時的價格已因投資熱潮而漲高了。

 

一開始，幸運之神似乎還很眷顧拉菲草。戰爭爆發後，拉菲草價格就像坐上火箭般向上沖。然而很快地，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聯合軍隊閃電般侵入塞爾維亞境內，同時德軍也擊潰了俄軍。這兩個由前線傳來的勝利消息讓人們以為和平將至，一切將會恢復平靜。

拉菲草的價格開始下滑，而我哥哥已經負債累累，銀行一直在催款，可惜大家的錢包都是空的。我哥哥從早到晚都很鬱悶，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行情上升1點會讓他鬆一口氣，行情下跌3點會讓他跌入絕望之中。我們大家都和他一起經歷了這種不斷的跌宕起伏。來自前線的消息對我們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消息對拉菲草行情的作用。在哥哥得知父親對他的求救聲充耳不聞時，他恐懼得發抖，連母親的勸說也沒能使父親動搖。當哥哥因銀行的催款而驚慌失措甚至起了自殺的念頭時，可怕的陰影籠罩著全家。

 

最後父親終於意識到了事情的緊迫性，他得知哥哥將此事看得很嚴重而且攸關名譽時，便同意為哥哥償還這筆鉅款。從此以後，拉菲草在我們家是個禁忌的話題。沒有任何一件悲劇不會侵犯到家庭名譽，而我，則得不到期盼已久的紅色腳踏車了。嚴重的投資危機剛過沒多久，就傳來同盟國軍隊在馬內及其他前線挫敗的消息，勝利的希望因此破滅，戰爭無望地持續下去。拉菲草的價格再度攀升，但這一切為時已晚。

 

故事結束了，我的父母親和哥哥早已過世，當時的拉菲草投資對現在的我而言微不足道，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深刻感受到當時的恐懼。

 

 

當股市變成人人談論的話題

 

我們已見識到政治事件如何決定股市的興衰。反過來，股市的發展也影響了經濟、政治及社會。這在股市狂熱情緒過度高漲的時刻，表現得尤其明顯。

此時人們在社區的晚宴、雞尾酒會、議會的走廊上談論股市，交流彼此對股票的分析意見，就是這個時候，當所有人都在談股市時，你就必須退出。

這裡有個很好的例子:

1961～1962年的冬天，紐約華爾街有如嘉年華會般快樂，股票投資者的生活幸福美滿。當時的美國股市熱潮達到頂點，人們不需懂得太多股票的事情，只要今天買進、明天賣出，或是明天買進、後天賣出，就可以賺得盤滿缽滿。要是剛好抓到新的熱門證券發行的機會，就會像命中靶心一樣走運，新發行證券在上午還只是10美元，到下午就價值20～30美元啦。人們只要認識投資經理的太太的美髮師，就能幸運地買到新發行的證券。

 

華爾街所有經紀人全力以赴，大約有30萬名銷售人員上班時幾乎離不開電話機，因為任何一個電話都可能賣出去數百到上千股新發行的股票。當然所有新發行的股票都是熱門的，甚至熱到能使顧客燙傷手指。銷售人手似乎都不夠用，因此他們在媒體和報紙雜誌上尋找更多的合作夥伴。交易量逐日上升，每天都創出新紀錄。股票經紀公司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們開發新顧客的渴望似乎永遠得不到滿足。

 

這幅熱火朝天的景象令我回想起1929年時的誇張氣氛，這種氣氛是必要的，因為只有在如此的狂熱中，才能把一切賣給大眾，不管是什麼空中樓閣企業，還是什麼月球房地產股票。

 

繁榮景氣最終在1962年的危機中結束了。(註:美國經濟大蕭條)

 

心理學和宣傳，在繁榮時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幾年前的德國也有過熱衷於新發行證券的情況出現。一家休閒產業的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為了賣出新股票，它們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還邀請了十分有名的公眾人物。大眾預期這個股票的價格將會上漲數倍，於是市井小民幾乎跑遍了一家又一家的銀行，只為了在這兒買10股、在那兒再買10股，起碼可以買到一小部分，當時這檔股票的發行面值約為370馬克。

 

後來這檔股票以面值500馬克上市，然而以這個價格還買不到股票。當行情超過1000馬克時，大量的股票（絕大多數來自英國）湧入市場。突然間人們隨便就能買到這檔股票，想買多少都行。而德國人民也全買了，從前沒買到的，現在都打算要多買些放著，這都是心理因素使然。事實上銀行早就知道，這家公司已經虧損，然而銀行還是引導民眾繼續購買。銀行的用意當然是要出清庫存。所以我在演講中一再重複說明，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要跟隨銀行的提示進行交易。就像我常去的餐館，如果老闆推薦我點「時令牛肉」，我就知道他在廚房裡還有幾份「存貨」要解決掉，所以我當然就不點這道菜了。

氣球總有漲破的時候，現在這家公司的股票價格只不過是300馬克。之後有一次，我有機會當著這家發行股票的銀行總裁的面，毫不客氣地引用華格納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裡的一句話：「你們這些幼稚、裝老實的人是最惡劣的淘氣鬼！」

 

 

第7章 德國人的心理

 

對政治獨具慧眼是我樂於擁有的天賦，但這能否為我帶來更多的機會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1989年年初，我就預見到柏林圍牆被推倒和與之相關的大事，卻難以猜出兩個政治體質不同的德國人民以及參與證券交易的大眾將對此做出何種反應。

 

從長遠來看，我非常樂觀，因為就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而言，沒有什麼是比擁有持久和平更好的消息了。對德國來說，這就是統一的進程，然而很多德國人並不期待這個前景，甚至不在經濟上支持統一。許多難民和移民從東德、波蘭和蘇聯來到這裡，並沒有受到熱情接納。

這讓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當時我正和弗倫茨·莫納（FerencMolnár）在百老匯大道散步，聽到報販在吆喝，說匈牙利重新開放了邊界。莫納開始抱怨：「我可憐的匈牙利人民，我可憐的姐妹，我可憐的侄子侄女……」我趕忙安慰他：「別擔心，現在一切都好了。他們可以到美國來，一個接一個來。」「是的啊，」他低聲說，「他們都來這裡。」

西德的經濟基本面非常好，出口順差大，經濟趨勢良好，稅收豐裕。當然，重建東德是要花不少錢的，這裡我只想說：您想得簡單！

首先是貨幣統一，不僅要為大眾所接受，而且也是極為迫切和必要的，但是這件事非常棘手。不過也有先例可循。奧地利和匈牙利曾經在1918年以前就曾統一了貨幣，通過關稅和經濟聯盟，這兩個國家的法律規定可以有各自獨立的議會和立法，甚至有兩個軍隊，但並不妨礙兩國元首在法令上協同一致。

 

我可以提供另外一個計畫，但我在德國沒有投票權。解決辦法是先讓西德和國外的銀行慢慢收購東德馬克，使其幣值翻倍。最大的市場是在蘇黎世和維也納，通過那兩個市場，東德馬克可以大量交易。

 

我的這項計畫將使東德的生活水準馬上提高，此外還要防止東德被投機取巧的人出賣。

但是最終的改革必須等到大選之後。最好是盡可能提早做出決定，以免給煽動者再鼓動沙文主義的機會。德國的民族主義給國外留下了糟糕的印象，就像一些政治家現在所做的，以前德國人沒有做過。不過最後的改革仍必須看聯邦議院的選擇。

當時每位世界公民都在考慮這一事件—它代表了某個意識形態的崩潰，還是會帶來統一的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和計畫。這麼多的解決方案足以把全世界統一起來。

我也參與了，因為德國面對的這個問題，也會影響到股市。法國財政部長路易男爵對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說過的那句著名的話，對科爾總理仍是有用的：「陛下，您給我一個好政策，我就能給您一個好財政。」

 

給波爾總裁的建議

 

以德國中央銀行總裁卡爾·奧托·波爾（KarlOttoPhl）的政策來說，不久之前我覺得他實行了正確的政策。我認為德國終於打開了窗，讓新鮮空氣進來了，而不再是以零通貨膨脹為最高的目標，這使得德國經濟深受其害。迄今為止，這是德國中央銀行副總裁赫爾穆特·施萊辛格和他周圍的金融集團的信條。在我看來，波爾先生當時實行了靈活的利率和貨幣政策，儘管最後只有中央銀行委員會能決定是否提高利息。我實在很難想像這麼重要的經濟問題並不是由德國中央銀行總裁決定，而是由一些沒有實質資格的人決定的，而他們的動機通常取決於政治、煽動的或是純屬個人的因素。

輕微的通貨膨脹總是比哪怕最小的通貨緊縮要好。通貨膨脹在某種程度上是輕微的毒藥，只要不失控就沒有危險。經濟受輕度影響，就如同尼古丁和酒精對於人類的影響一樣。幸好通貨緊縮通常只是心理層面的影響（當貨幣發行銀行不幫忙的時候），它所造成的社會不安會反應在選舉結果上。

如果下一次德國選舉結果對統一不利，那麼極有可能發生就算提高利率和美元走強也無法抑制的通貨膨脹。我擔心，紅綠黨的執政接管將引起大眾的戲劇化反應，無法避免出現一個外匯管制經濟。

波爾可以用正確的金融政策助科爾總理一臂之力，因為景氣繁榮對他很有幫助。相反地，紅綠黨聯盟用以對抗通貨膨脹將是徒勞無功的，高興的是那些想以通貨膨脹來謀取利益的人。通貨緊縮是個非常沒有遠見的政策，總是會以帶來負面的政治後果告終。

 

德國中央銀行前陣子才說到，對德國經濟來說，美元走強並不是非常重要。沒錯！這聽起來和當時西德的財政部長史托滕貝爾格一再重複的觀點不太一樣：「下跌的美元對德國來說完全起不了作用，聯邦政府對美國的出口貿易太少了。」一國財政部長在出口比例高達38%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評論，實在是明顯的胡扯。就算德國馬克因為貨幣聯盟和經濟聯盟及連帶的負債而走弱，情況應該也不致太糟。

我呼籲波爾總裁：「不要懼怕中央銀行委員會！您的命運和聯邦總理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一個國家強大與否，不在美元行情，也不在於利率高低，而在於一個國家的德行或是領導的潛力。我們必須要有勇氣，拿破崙的座右銘真是符合實際：「勇者必能贏得每場戰役！」

這也適合經濟聯盟和貨幣聯盟所表達的經濟觀點。關於國家的形式，是否要擁有或何時要擁有一個共同的國會和軍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邊界的困擾了。現在打算在匈牙利或波蘭投資的西德企業主，即將把資金留在東德的重建上。這是一個大好時機，而東德即將帶來德國的第二次經濟奇跡。

 

今天的德國人對自己的經濟有非常正面的看法，這種看法和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事實上不太符合典型的德國人的傳統思想。雖然我實在不喜歡寬泛的結論，但我還是認為，人們經常描寫的德國人的性格—準時（在交貨方面）、責任心（在貨物的品質方面）以及勤奮，在那時的東德經濟發展中佔有一席之地。雖然現在東德和西德的勤奮已經褪色，但也許在萊比錫、德累斯頓、開姆尼茨的居民還是如此。

 

同樣，德國人的浪漫可以在經濟事務上產生正面效果，雖然我對此還沒有機會多做補充說明。事實上，太過實事求是的經濟觀點確實不好，新點子、冒險心、想像力才是今日炙手可熱的特質，而且應當將其變為行動。

我認為德國的浪漫天賦不適合用在政治上。但在經濟上，我就比較喜歡浪漫的「接觸」。然而我在德國人身上至今仍未發現金錢方面的浪漫，在這方面，德國人一直很正直，也不懂得樂趣。

 

交易者通行世界

 

在德國，大多數人害怕投資。德國的交易買主在金錢事務上不是那麼老練，甚至缺乏經驗，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更是個新手，因為德國並沒有參與第一年證券交易的擴增。在希特勒掌權時，從1933年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0年代中期，德國在這方面都還處於停滯狀態。當然近20年來，德國人對交易和投機買賣的觀點已有了戲劇性的改變。但是20年的時間畢竟還算短，還不足以形成經驗，尤其相對於其他國家所擁有的豐富經歷，更顯不足。

德國民眾是保守的，兩次可怕的通貨膨脹已經使德國儲戶心生畏懼，德國人已經變成一個靠領年金過活、只想要安全感的民族。

 

只有在做好功課與計畫後，他們才會冒風險。一個年輕人曾給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他想知道如何做交易，因為他想以最快的速度賺錢，以便可以儘早退休。還有一個18歲的年輕人，他認為我的經濟應該已經夠寬裕了，為什麼還要耗費精力演講和寫書，為什麼不在南方某個小島上享受陽光？我反問他：「您曾經享受過嗎？」他說沒有，而我的回答是：「我已經享受過了。」

大部分德國人想把他們的錢就這麼存著，以為如此一來便不會有失去的風險。因為人們知道，如果買了股票，總是會有行情下跌的可能。德國民眾基於這種原因，寧可抱著金錢不動。

 

這樣雖然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但結果終究還是會變得很糟糕，因為如果大多數的民眾都把錢存在銀行不動，市面上流通的錢就會越來越少，購買力降低，而存款利率又不足以抵消耗損的金錢。股票反而是一項比較好的投資，雖然股票會有風險，但總比定期存款要多獲利好幾倍。

 

一個小型的統計資料顯示：從1925年開始，中等市值的股票價格漲幅超過百倍，大市值股票則漲了25倍，而定存和貸款的增長則為12倍。法國人在20世紀說：「像股票持有人一樣愚蠢。」如今的說法變成「像股票持有人一樣聰明」。就如同一句諺語：「想睡個好覺的人會定存，想吃得好的人寧可買股票。」

如果德國人在百般不願的情形下，仍然冒了交易的風險，那他們就會因為缺乏經驗而顫抖得如同白楊樹的葉子一般。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是10個老手加上90個沒經驗的人，在德國則是5個老手和95個膽小鬼。

德國人的美德（如紀律和精明幹練）不利於做交易，而德國人在金錢方面的技巧也一直沒有長進。這個擁有浪漫、哲學家及音樂家的民族，一旦面對金錢事務，就失去了浪漫，失去以往對哲學和想像力的愛好。一位不喜歡德國人的著名諷刺作家卡爾·法卡斯（KarlFarkas）說：「德國人不但工作得多，也愛好工作，他們似乎真的是如此。」而我也因此對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經濟重建持樂觀的態度。

 

 

第8章 我的交易生涯

 

有一個對交易所的定義是「沒有音樂的蒙地卡羅」(註:摩納哥聞名於世的賭場地區)」。對此，我必須提出異議。夏天時，我住在離蒙地卡羅只有幾分鐘路程的法國的里維拉。只要偶爾心血來潮，想感受一下交易所的氣氛時，我一定不會去蒙地卡羅。

可憐的蒙地卡羅只有幾百個老先生和老太太，試圖用一些籌碼維持生活所需。現在我只要一想到每天在紐約交易所買賣的上百萬股票，就會將其與蒙地卡羅的可悲景象形成強烈對比。

這是真的，很多玩家在華爾街就是這樣處理他們的錢，就好像交易所是個大型賭場一樣。交易所的遊戲充滿著資金和利潤的誘惑力，吸引了上百萬的小資本家的資金和存款。如果交易所的投機活動沒有那麼大的規模，怎麼會有19世紀的鐵路，20世紀的汽車、電子、電腦及其他革命性的變革？即使有時未經許可的交易活動會導致巨大的經濟危機，但也總會產生一個不可思議的新行業。以一句話來說明：投機取巧者是經濟的寄生蟲，在自由資本主義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我曾經短暫地在交易所內享受過紙醉金迷的小圈子生活，但不是在蒙地卡羅，而是在巴黎。

華爾街著名的經紀公司在布隆尼森林舉行高級社交晚會，慶祝公司成立100周年，700多個交易所玩家和投機家被邀請參加。來自紐約的高級合夥人向巴黎的高端投機者致以問候之後，便是翩翩起舞時間。在3種管弦樂器的齊奏之下，交易所內男女歡快地跳著舞，直到黎明。我玩得很開心，最優質的香檳酒、異國風味的水果、美麗優雅的花籃、戴著白色假髮的侍者，所有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和隆重。

 

此時，一位珠光寶氣的年輕女士正試著從鄰桌那兒得到可靠的交易所訊息，為的是能在下個冬天訂購一件新的貂皮大衣；一個抽著煙的胖先生和他的同事談論著，而他的腦子裡早就計畫好了如何用賺到的錢建一個游泳池。「我把新遊艇取名為『波音』，」我的老朋友對我說，「因為我買遊艇的錢是投資波音公司股票得來的。我買進幾個月後就賣了，股票竟然增值了好幾倍。」人們說著各種語言，在場的有各式各樣的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亞美尼亞人、俄羅斯人。那是個在美元照耀下的夜晚，是和平共存的最好象徵，也是個比在蒙地卡羅更有趣、更有聲有色的夜晚。

 

 

熊和公牛

 

70年來，我生活在一個如同動物園的世界裡。

這裡有很多朋友—貴族的後裔、知識份子、扒手和盜賊、有錢的大財主以及窮苦的人，有各種各樣的交易所投機者：有科班出身的交易大師或一個鐘頭換一個交易所的玩家，有業餘愛好者、半業餘愛好者，也有狡猾的投機者等。

另外還有一群專業的交易愛好者：銀行家和職員、經紀人、代理人，一貧如洗的投資顧問—與其說他的職業是資產管理者，不如說是吸塵器推銷員更貼切些。

還有一群靠在交易所賺取手續費和傭金維生的人。

最重要的人物是「做多的傻瓜」「做空的猛禽」及其他的鳥類，他們聚居在這個我70年來所生存的世界。

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我可以從這個動物園似的交易所裡得到一些樂趣，年輕一輩甚至可以幸運地從裡面得到好處。

交易所是個充滿豐富色彩的世界，一片弱肉強食的熱帶叢林。有做空投機者和買進投機者，或者像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描述—熊和牛。公牛是投機者的象徵，衝在前面，以它的牛角把所有東西拋到高處，當然，最重要的是行情。做空投機者是獵人，在捕到熊之前，就先賣了獸皮，他很可能碰不到熊，那麼早先賣出的獸皮，便必須再買回來。

 

在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中，牛都不希望看到熊，而熊也不希望有牛存在，兩者的世界觀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對於經濟或政治事件，他們從未有過一致的看法。做空投機者悲觀地評論著每條新聞，而做多投機者卻做出樂觀的判斷。

 

只要我有機會和交易所的投機者交談10分鐘，就可以判斷出他是做多還是做空的投機者，因為交談中沒有一刻會離開交易所這個主題，我的「證券投資心理學」便可以快速判定出來。只要兩個投機者碰面，他們不會問：「您最近好嗎？」而一定是問：「您認為市場情況如何？」

 

投機者是只相當引人注目的鳥，他們的動機各有不同。一個典型的「聰明的投機者」代表是眾所周知的維克托·里昂（VictorLyon），在交易圈裡大家稱他為「吸血鬼」。他以掌握秘密消息出名，只要他知道有很多錢在做多時，他就開始做空投機。他總是一再重複說：市場上的技術形態是固定的，只要所有的股票被「弱手」持有，就一定會有市場危機。而他總是對的。維克托·里昂常說：「一天的做空投機比三十天的上漲行情使我獲利更多。」

 

除了「才智」決定投機的方式，也有心理層面的做空投機，里昂決定成為做空投機者純粹是個人心理因素：人們總是高估了錢的作用，或是某個人遭受胃病折磨而總是心情不佳，所以不可能成為做多投機者。

 

我在交易所的第一個客戶，就是這樣一個做空投機者。交易所顧問古斯塔夫·霍夫曼（GustavHofmann）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雖然他自稱為銀行家，但是他唯一的客戶卻是他自己。基本上霍夫曼做的是做空投機。有一天他來到巴黎，我帶他去交易所瞭解一下市況。那時行情很穩定，他問我巴黎的行情如何，我把行情告訴他，他當時的回答是：「太高了，這行情真是離譜。」

 

牛和熊在經濟上的利益正好相反，然而競爭的結果並不取決於兩者的強弱與否，而是如上所述，取決於很多政治、經濟及心理的因素，取決於不同形式的無法估量的事物。

 

牛完全不能想像行情下跌的情況，在他們看來，行情上漲是很正常和理所當然的，他們視行情下跌為不可能。相反地，熊追求的是一種幾乎違反常理的苦痛，因為當其他人因股票行情下跌而遭受損失時，他就從中獲利了，而做多投機者是通過企業股票的行情上漲來獲取利潤的，不會造成其他人的遺憾。其他人怨聲載道的時刻，就是做空投機者歡欣鼓舞的時刻。根據經驗，100個交易所玩家中，只有5個是做空投機者。市場崩潰正是熊大展拳腳的時候，它會對維爾海姆·佈施微笑著說：「真糟糕！哈哈哈！但是對我可不是。」

 

另一方面，鳥並不在乎牛和熊所做的事，他們有自己的世界，是理論上的玩家。這類人對買和賣都心不在焉，他們把獲利和損失記在腦子裡，錢夾裡則完全看不出有絲毫變化。但是當這些玩家獲得理論上的利益時，他們是快樂的。

 

至於只在星期五購買股票的週末玩家，他們確信大家會在樂觀的週末過後，在星期一做出買進的決定。但至今我還未發現他們之中有百萬富翁。另一類只從事破產公司股票買賣的人，交易所的行話稱他們為「潮濕的腳」，他們認為一定會有奇跡發生，可能發生在這裡或那裡。畢竟股票也可以買來當裝飾品。

每個玩家的口味不同，有知足常樂者，也有謹慎小心者，他們同意我的觀點「安全最重要」，有小賺而沒大賠，能保持10%的收益率就已經很好了。

有野心的投機者宣稱：「對小小利潤感到自豪的人，不會賺到很多錢。」他們說得對，在證券市場上投機，就必須這麼做。

可惜大部分投機者都有個壞習慣，當他們的股票上漲了一點點，就到處吹噓，賺到錢就大肆宣揚，有了損失就沉默不語。他們預言所有的行情並一再重複：「我早就跟你說過了嘛！」他們總是買在最低點，賣在最高價，認為自己是天才，但我認為他們在說謊。

很多經紀人也同樣是吹牛大王，他們大手大腳地過日子，花費甚巨，為的就是向全世界證明：看，我多麼有成就啊！

最後，我們可以像剛開始所提到的，把所有的交易所動物簡單分成兩種基本類型。

以放高利貸自居的悲觀主義者，吝嗇、患有胃病、心情不好的人，他們是天生的做空投機者。樂觀主義者，膽大的人、冒險家、浪費的人以及輕率的浪漫主義者，他們輸得起錢，他們是做多投機者。

 

 

投機家是稀有物種

 

做多和做空投機者—熊和牛，兩者皆是投機取巧者。但這樣的稱號並不莊重，他們獲得利潤，也可能破產，這些都和交易所息息相關。他們從事冒險行業，同時自身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

 

投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從事的職業，應該說這是一個具有使命感的職位，投機者有其經濟上的職權，而且是處於自由資金系統之中，即使他並沒有對GDP做出貢獻。他無論在何處都介於投資者和交易所玩家之間，而且似乎是兩者的混合體；投機者是必要的、機動的貨幣推手，總是在週期性的股價或行情波動時做出適宜的投資。

 

這是多麼重要的人物啊！他們是天生的投機者，如同天生的哲學家一樣，但只不過是個小哲學家。投機者比其他人更多的是點子、突如其來的念頭及遠見，他不斷權衡他所面對的事情的利弊，並歸納出是買還是賣的結論。如果他的估計正確，他就（從交易所）得到報酬；如果估計錯誤，他就得付（交易所）罰款。這是投機事業的本質。

我對「遠見」的理解是，這是一個特殊的、有獨特見解的想法，雖然剛開始看起來似乎不足為信，無法引起大眾交易的興趣，但是到後來卻變得千真萬確。投機者需要經驗的累積，以便不斷回憶起類似的情況，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創造了這句話：「每個發明都是由10%的靈感和90%的汗水組成的。」用在證券交易上便是：90%的成功是來自需要「流汗」才能獲得的經驗。投機者幾乎是下意識地做加、減、乘、除。就像作家之於小說，作曲家之於主旋律，投機者靠的是他的想法來行事。

 

在找到主旋律後，再給出大致的形式，調和音調並編成樂曲，就如指揮家指導出整首交響樂，銀行家則是在交易所為投機者和顧客安排交易。

投機者對其業務必須知道什麼呢？法國政治家和作家埃多瓦·赫裡歐（EdouardHerriot）曾經說過：「文化是當人們已經遺忘一切時唯一保存下來的東西。」

證券交易也是如此，是一個人漸漸忘記一些細節、資產負債表、紅利、年報以及統計資料後所留下來的東西。

投機者不是一本百科全書，但他必須在關鍵時刻觀察出事物之間的關聯性，並做出適當的處理。他不必知道太多，但要通盤瞭解。簡單來說，他必須是個思想家。

 

這是多麼舒適的工作啊！沒有職員、沒有老闆，不用勉強露出友善的微笑，不用忙前忙後地處理事務，更不必像銀行家或經紀人那樣應付身邊那些容易緊張的顧客。一個可以自由掌控自己時間的貴族，被自己香煙的煙霧所圍繞，舒服地坐在沙發上思考，遠離那些唯利是圖者的喧囂。他的工具是：電話、收音機和報紙。

 

但是沒有人說投機客是魔法師，他們依賴的是自己的直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勳爵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是一位熱誠的投機家。在1967年蒙特利爾世博會的展廳裡，掛著他的肖像，作為大英帝國的驕子，與莎士比亞、伊薩克·牛頓爵士、法蘭西斯·培根並駕齊驅，英國政府為他寫的贊詞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他很成功，不用工作就得到了財富。」

世上沒有比投機家更值得讚揚的職業了，如果不討厭學習，這個職業還是令人羡慕的。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思考—投機（也是傳承自拉丁民族），在德國卻沒有好名聲。股市在這裡只是一個買賣股票的市場，而不是被看作投機活動的殿堂—沒有投機就不會有股市，股市也就名不副實了。有人惡意詆毀，說是魔鬼創造了股市，想向世人證明，魔鬼可以像上帝那樣從虛無中創造出股市。大錯特錯！股市不是什麼魔鬼創造出來的。它起源於一棵樹下，一個街角的咖啡館裡，直到有一天搬進了一個宮殿，並逐步形成了完善的股市交易規則和制度。

投機者的發展過程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就像個無知的少女，有時也表現出人性的弱點：剛開始是一個好奇的人，然後玩樂，最後是貪財。很慶倖，我只到了第二個步驟。證券交易仍然是我最愛好的事物。

 

 

第9章 我接觸過的形形色色的人

 

有時我會以親身體驗來決定股市交易的策略。我想先講一個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之間發生的一件事，當時這家公司叫作A.T.T.，實際上是美國的一家大壟斷企業。

 

1960年，我陪同報界總裁艾森豪前往東方國家旅行，途中我因為感染流行性感冒，在新德里多逗留了幾天，因此比當初預計返回紐約的時間晚了些。回到紐約家中，郵件已堆積如山。在這成千的信件中，我赫然發現一張電話公司寄來的帳單，通知我兩個月前還有8.31美元未付，因此我的電話被停機了，這對一個股市投機者來說，真是個大危機。

 

我不假思索地立即朝最近的電話亭狂奔而去，為的就是致電給電話公司。電話一接通，我便立即致上歉意，並解釋我已經把支票寄出，請立即恢復通話。拜電腦快速作業所賜，幾分鐘內接線者已將我的相關檔案拿在手裡，令我極度震驚的是，我聽到對方說：「別急！科斯托蘭尼先生，您要付的不只這些，一個不準時付款的人在我們公司等於已失去信用，為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若想要恢復通話，您必須另外繳納200美元的保證金，此外，您必須再多等14天。」由於延遲返家已令我異常緊張，現在又面臨這個新情況，我真是快崩潰了，而且我覺得這一切是對我個人的侮辱。此外，對一個股市投機家而言，少了電話還能有什麼作為？14天對我來說，將宛如永恆般長久。

 

當下我立即決定要打贏人生中的這一場大戰役，用大衛之劍戰勝電話公司這頭歌利亞巨獸。我將劍（也就是我的舌頭）磨利，並以激烈的口吻反駁：「您竟然如此歧視用戶，只因為晚一點支付那微不足道的8.31美元的帳單，而且在沒有經過確切審查的情況下，便對一位老客戶的信用妄下結論，您要像對待小孩般打我的手心來要求我守規矩嗎？」

「這是我們的規定。」電話另一頭傳來嚴厲的回答。

「好。」我以諷刺口吻反駁道，「我會把200美元寄給你們，但你們為何不要求繳納500美元呢？既然我必須要付這筆錢。除此我還能怎樣？誰叫你們是龐大的壟斷企業，而我只是一個普通且渺小的消費者呢，如果現在還有別的電話公司，我會立即告訴你，『見你的大頭鬼吧！我找另一家電話公司去』。不過我會問問我的參議員及國會議員朋友們，他們對此有何看法。」

先前堅決的語氣突然轉為柔和：「且慢！且慢！「科斯托蘭尼」先生，請您千萬別把此事看得這麼嚴重，我們會馬上進行複查。」一分鐘後我聽到：「親愛的先生，請相信我們會盡全力使您滿意，明天一早我們會派技工到您府上恢復通話，而且您不需要再繳任何保證金。如果將來您因事情耽擱而無法如期繳費，我們只請您事先通知我們，以便延後繳費。」

 

第二天早上7點技工便到了我家，重新接好了電話線路。8點鐘，我便接到電話公司的電話，詢問一切是否恢復正常，而且我可以確定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我能享有電話公司的優惠。

如同其他居住在美國而且有閒錢的人一樣，我也一直持有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股票，不過經過這次事件後我便不再持有了。因為對一家我竟然能夠嚇唬的企業，我寧可做它的顧客而不是合夥人。

 

 

和大企業交手

 

以上是美國的情形，但我與德國大企業的交手經驗就不同了，確切地說就是德國少了一份特別的恭維，因為一間越大、越有聲譽的企業往往越會顯出其吝嗇且吹毛求疵的一面。

西門子便是一例。有一次西門子的公關部門請我為一份新的目錄寫序言，並且規定我得在14天內交稿，根據約定，我可以獲得5000馬克的酬勞。我準時完成所托，於是相關主管打電話給我：「我們對此十分滿意，支票會在月底寄給您。」

但是大約一個星期後，我又接到另一個電話：「我們想把您的照片放入目錄中，讓股市交易投資人聯想到那就是他們從電視、廣播電臺及其他媒體上認識的您。」我回答：「拜託，你們可以打電話給《資本》雜誌，那裡有數百張照片，你們可以選到你們想要的。」結果西門子選的是一張刊登在另一本雜誌上的照片，一直到現在我仍然搞不清楚，為什麼他們會這般堅持。不過我還是回答：「好吧！如果你們願意，你們可以採用這張照片。」對方再度表示異議：「不過攝影師索價500馬克，這已超出我們的預算範圍，所以希望這筆費用能從您的酬勞中扣除。」我立刻反駁：「您在開玩笑吧？你們需要我的照片來達到廣告宣傳效果，卻要扣掉我的酬勞來負擔這筆費用？您是從哪裡學來的伎倆？我認為這是一個無理的要求。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使我多了一個絕佳的主題，一個可以寫出來消遣的主題。」

當然，當時我並沒有將此事在媒體上曝光，不過事隔多年，我怎能不在我的書中提上一筆呢？

在我70歲生日那一天，我的朋友約翰尼斯·格羅斯為我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祝餐會，大約有40名來賓是來自年營業額達數十億的大公司的管理階層。當時我的鄰座之一恰巧是某大企業董事長俄特克爾博士（Dr.Oetker），為了打開話題，我便主動對他提起年輕時曾對「俄特克爾博士發酵粉」的宣傳廣告留有深刻的印象，當時它在匈牙利已經是暢銷產品了。

幾星期後我收到一封董事長非常親切的來信。他在信中建議我寫一篇關於我年輕時為社會默默付出的文章，而這篇文章會刊載在其公司的雜誌中；不過同時他也提醒，礙於經費，我的酬勞有限，希望我能體諒這一點。我則回了以下的內容給他：「因為我現在非常忙碌，所以目前無法確定何時才能完成您親切的建議所托文章。由於您也表明了支付酬勞的困難，所以我已經預先替您準備了一個方案。我不要求現金，而想以實物作為報酬。我對發酵粉並不感興趣，可是對您所擁有的世界級豪華餐館還是很有興趣的，您的艾登羅克餐館距我的別墅只有不到10分鐘的距離，若您能同意讓我在您的餐館消費以作為酬勞的話，那就太好了。」我的建議很快便得到回復：「俄特克爾先生對您的建議非常滿意，更何況他也一直想邀請您到艾登羅克享用午餐。」很明顯地，他們並沒有真正瞭解我這封信的含義，而我認為，完全沒有針對此事來回答，實在是很聰明的做法。

有一次，德意志銀行烏佩塔爾分行的總經理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到他的分行進行演講，當時我們並沒有談到酬勞問題，因為我覺得不用多說，德意志銀行想必不會期待這是一場免費的演講。由於我曾為其他大型德國信貸機構做過演講，所以我認為烏佩塔爾分行一定會被知會相關資訊。那天晚上我受到總經理的隆重款待，而我以「金融本質與股市」為主題的演講也在盛大的宣傳下如期舉行。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一張500馬克的支票，當然那時的500馬克價值是遠遠超過今日的，不過卻不夠支付一場有5位客人的晚宴。所以我請德意志銀行按照我當時的酬勞行情，再補2500馬克的差額，但是我也因此收到一個難忘的回答，不是來自那位總經理，而是來自銀行的法律部門。因為我對德意志銀行還有一定程度的尊敬，所以至今我未公佈這封信。這一群法學家寫這封信的目的，無非就是針對我所提出的要求表達他們的憤怒，他們覺得這是一種放肆的行徑，他們認為我可以在德意志銀行的聽眾面前做專題報告，而且正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為新書做宣傳，就應該感到滿足了。如果我不放棄原先的要求，他們將會向上級報告此事，以後大家就會知道我做了什麼好事。

 

這封信不只是恣意妄為，更是一種敲詐。我實在不知道該對這種無理的行為做出何種反應。驚慌之餘，我將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一位交情甚篤的老朋友、當時的《資本》雜誌編輯霍斯特·施米茨（HorstSchmitz）。他聽了以後非常氣憤，決定向當時德意志銀行機構發言人克裡斯琴博士報告此事。48小時後我便收到了一張總額如我先前所述的支票。

 

之後我還是繼續為德意志銀行做演講，有一次在慕尼克由彼得·馮·誇德（PeterVonQuadt）主辦的演講甚至還是免費的。彼得·馮·誇德是我的忠實朋友，也是我的學生。我非常榮幸能向這些年輕學子傳授股市經驗，而我認為，他們一定也非常滿意這次學習。

 

在一次專題討論後，我遇到一位在西德土地銀行工作的年輕人，他問我是否有興趣為房屋廣告雜誌寫一則有關私有住宅的文章，這份雜誌將分發給130萬住戶。我告訴他目前我寫不出任何新東西，不過在一份經濟雜誌中有一篇幾個月前出自我手筆的文章，完美且幾近傷感，一直到現在我看了還會感動得流淚。我認為這篇文章很符合這次廣告的要求，「您只要取得再版許可就可以了，我會同意的。」我對這位年輕人說。

 

幾星期後西德土地銀行打電話告訴我，一切都已安排妥當，只希望我能稍稍修改一下文章以便更符合他們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我的照片，理所當然，我會得到一份酬勞。

 

對於一篇刊登於發行量上百萬份的雜誌上的文章，事實證明這份酬勞只有區區300馬克而已。我把支票寄回並附上一封信，信的內容為：「我已經沒落到需要人們給我零用錢來搪塞的地步了嗎？」同時我還寫了一則故事。

我有一位名叫弗蘭茨·莫納的朋友，與其說他是知名的匈牙利作家，倒不如說他是吝嗇的捐贈者。有一天他在草地上散步，一個人試圖和他套近乎：「莫納先生，抱歉這樣稱呼您，我來自匈牙利，是科瓦克斯人，現在我有很大的困難，希望您能幫助我。」莫納便從他口袋裡掏出20克朗，遞給了那個人。「什麼！莫納只給20克朗！」科瓦克斯人激動地說著。我的朋友沉穩地回答：「不，因為一般人都給科瓦克斯人20克朗。」

借此我向西德土地銀行表達，我是那科瓦克斯人嗎？我在信中提到：「如果你們把一支圓珠筆、一個鑰匙圈或一個煙灰缸當成廣告禮物寄給我，我就認了；不過你們竟然寄這區區300馬克給我。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了這件事，他們必定會取笑或同情我。我會寄一封內容相同的信給貴行總裁波廉先生。」

 

幾周後我突然收到一份寄自西德土地銀行的禮物，那是一本非常棒的舊書，一本關於財經和銀行的書。他們大概感受到了我的憤怒，所以用禮物來解決問題。

 

 

大企業的故事

 

我想講兩三個和大企業有關的故事，不過在這些故事當中我並不是主角。

 

在布達佩斯多瑙市塞普島上有一間名為塞普的企業，是由曼弗雷德·韋斯（ManfredWeiss）在19世紀創建的。曼弗雷德後來被授封為韋斯男爵，更被稱為「鋼人」。韋斯是聰明的工業家，靠生產罐頭起家，並將事業拓展到所有的冶金領域，今天他的企業已經是一個工業王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韋斯是軍隊最大的彈藥供應商之一。戰爭結束，匈牙利陷入困難狀況，他的企業帝國被收歸國有。

 

韋斯有一位孫子，經常由法國的流放地前往布達佩斯旅行，人們傳言，他在那裡有一段外遇。在一次旅行中，他突然興起了去拜訪家族企業的念頭。在大門口，警衛詢問他的身份，他表明自己是公司創始人曼弗雷德·韋斯的孫子。於是，韋斯繼承者到訪的消息很快在工廠內傳開，成群的員工好奇地聚在一起，熱烈討論此事。對於這件事，大家似乎都不缺乏共同的話題。當韋斯的孫子要離開工廠時，一位員工告訴工會主席：「我們必須禁止他再回到這裡。」這時工會幹部反駁說：「不，你們應該讓他來，這樣才能讓所有員工看見，如果當初工廠沒被國有化，今天我們就會有如此白癡的總裁。」

 

另一次愉快的私下訪問則發生在雪鐵龍的總裁安德列·雪鐵龍（AndréCitron）身上。他出身於貧窮的猶太家庭，並建立了同名的汽車公司，在1920年代雪鐵龍幾乎是法國經濟成就的代表，也可以說那是安德列·雪鐵龍的全盛時期。不過並不是所有人私底下都認得出他來。有一次，他開車經過西班牙與法國的邊界，海關人員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回答：「雪鐵龍。」這時海關人員嚴厲訓斥他：「我是問你的姓名，不是問你開什麼車！」

安德列·雪鐵龍是一個聰明且特別受到員工愛戴的企業家，因為他本著人性的關懷及慷慨的心來對待員工。可惜後來雪鐵龍沉迷賭博，失去了他的企業，死時一貧如洗。有關他的事蹟，我在一篇專欄稿裡寫過。

 

1930年代，他已經身無分文，有一次他去走訪自己創建的工廠。雪鐵龍先生到訪的消息迅速傳開，工作人員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往大院跑來，為的就是想和他握手。此時，公司的新經營者、米其林家族中的一位成員，在樓上對於這陣騷動感到驚訝。他問工長，樓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廠長回答說：「安德列·雪鐵龍來了，員工正在歡迎他。」米其林很生氣，立即寫了一封信給安德列·雪鐵龍，信中要求他不可再回到工廠，因為他如此受歡迎，會妨礙到生產的。

 

另一個聰明的工業家是馬塞爾·達梭（MarcelDassault），他是法國最大的飛機製造商。達梭在90歲時把一半的企業送給了國家，儘管如此，他還是繼續為公司積極奮鬥著。

以下的故事是對他個人特質的描述。達梭太太被綁架了，綁匪要求300萬馬克的贖金。當時記者問他要怎麼做時，他表現出一貫的泰然：「我需要好好算算。」

達梭一生都很幸運，也難怪他的一本自傳被冠以《吉祥物》這一標題。有人發現他的太太被扣留在楓丹白露附近的一間屋子裡，沒多久那位名叫卡薩諾瓦的勒索者便被逮捕了。達梭太太請求法院不要對他處罰太重的刑罰，因為綁架期間他對她還不錯。而她的丈夫在這名歹徒出獄時，還給他一筆錢作為重新開始人生的資金。

達梭是一個非常受歡迎、慷慨而且奇特的怪人，他經常會放500法郎在口袋，然後送給遇見的窮人。達梭也是個熱情的股市投機者，他是一間美國股票經紀公司在巴黎的唯一客戶，很快地他便授予該公司百萬張股票的買賣委託，他的經紀人只要靠他這位客戶便可活得很好。

如我所說，他是一個奇特的怪人。達梭總是在居斯達的皇家飯店與許多同事及朋友一同度過夏日假期，他們住一整排的房間。在超過40年的時間裡，每年夏天到此，達梭都會指定同一位按摩師為他服務，直到有一天這位按摩師向他告別。達梭問飯店經理為什麼要解雇他喜愛的按摩師，經理回答：「因為他年紀太大了，太老了。」

達梭問：「多老？」

「72歲。」經理回答道。

「您說這叫老嗎？我都94歲了！」

達梭說如果這位按摩師辭職，那麼他和所有隨從人員就會離開飯店。後來，這位按摩師又繼續為他服務了好幾年。

 

達梭也是畫作收藏家，他曾約我為這些畫作寫寫專欄稿。這是因為我當時開設了專欄的那本雜誌才從時尚雜誌轉型，我覺得這樣做也不會損失什麼就答應下來。後來有人告訴我，那簡直是很少發生的事，他和我一起「閒聊」了整整兩小時，而通常他都會很快就覺得厭倦。

 

達梭有猶太血統，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待過幾年，後來他請自己的好友—天主教牧師培爾·裡凱（PèreRiquet）為他做洗禮。他去世後被安葬在聖路易榮軍大教堂。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位既聰明又和藹可親的老先生。

 

 

是顧客，也是敵人

 

法國股市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是顧客，也是敵人。」它不同於一般企業「顧客至上」的說法。不過就法國而言，法國股市的名言比較切合實際。

招攬客戶是一門藝術，需要運用心理學上的技巧及能力。我一生中積累了許多和顧客交往的經驗。在證券交易所的生涯中，我大概有600位客戶。當我還年輕時，尚未成為為自己精打細算的股票玩家之前，我只是個股票經紀人。這600位客戶中，有些每天都會進行交易，有些則是一年只做l筆交易。從中你可以看出他們非常有趣及獨特的個性，當然其中也有無趣、平淡的普通人。

 

我的交友範圍從小偷到王室成員、從快樂的房東到教會主教，好比一場聚集了所有人的聯合演出，有些人一直扮演顧客，有些儘管不是顧客，也充當了中間介紹人的角色。有一位綜合這兩種角色的匈牙利人，他整天待在舞廳、俱樂部或賭場。這個質樸、聽話、不會在背後議論別人的匈牙利小夥子在賭場工作，而且希望穩固他的工作職位。當時我常環遊歐洲，他常邀請我到賭場玩玩，以便賺點傭金。有一次我出於好玩，在皇家飯店寫了一封信給他，內容是：「親愛的朋友，我馬上要前往巴黎了，希望能在那裡見到你，請你不要忘了幫我找一間好的賭場來助興。你知道我有多喜歡那種極度緊張和興奮的感覺。」這封信對他而言，值300法郎的傭金。匈牙利人是各型各色都有！有人會帶客戶去賭場，有人會帶他們去股市做投機。這中間也沒有太大差異。

 

1930年代初期，有一天，這個匈牙利小夥子來到我辦公室。那時我在一間非常大的經紀公司工作，那是一家當時巴黎證券界最具影響力的公司。他告訴了我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他要介紹一位對股市有興趣的大客戶給我。當時我並沒當一回事，他能有什麼了不起的人際關係呢？不過我還是答應去見那位大客戶。

 

那天我在大飯店認識了這位有潛力的客人，當時的情形我還記憶猶新。大飯店是這位名叫維斯（A.J.Vyth）的先生的固定住處，維斯大約60歲，年輕時住在倫敦，當時在一間紡織分公司任職，負責生產與銷售，賺了一大筆錢，不過之後他整年都必須為稅務訴訟而傷腦筋。雖然最後他贏了官司，代價卻是賠上了健康。一度精神崩潰後，他在療養院待了幾年，直到住進巴黎大飯店。

 

我這位匈牙利夥伴沒有說錯，這個人的確非常富有，當時雖然正值紐約股市陷入危機的時刻，他手中持股的價值還有好幾百萬美元。我們談到政治與股市，然後維斯讓我看他的投資專案，並詢問我該做哪一方面的改變，我這位匈牙利夥伴則在旁邊當個緘默的聽眾，靜靜聽著我們說話，不過他知道我會大方地給他一筆傭金，這筆錢一定比賭場給他的更多。

 

維斯對於我提出的建議很高興，在我的公司開了很大的戶頭，這個戶頭維持了30年之久，直到他過世。儘管後來他真的生病了，而且十分虛弱，但他的外表看起來還是那麼理智和聰明。

當時維斯對有價證券一竅不通，經常強調要嚴格監控大宗交易，以確保安全，這當然只是開玩笑。儘管如此，維斯還是經常告訴我：「你這個有著招風耳的匈牙利股票玩家（他有一張我的照片），我要叫我姐夫莫里茨·列米提庫斯去巴黎，他會嚴格監控這本賬裡的任何一筆大宗交易。」好吧！有一天列米提庫斯真的到巴黎來了，我們在我的辦公室裡會面並「嚴格監控」所有股票行情，看看是否有任何東西憑空消失了。唉！這種感覺真是痛苦，不過在他姐夫拜訪過後，他便放心了。

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有另一塊絆腳石：他老弱多病，而我身強體壯。我必須避免挑戰他那顆無法形容的忌妒心。他期待我在每天股市交易結束後順道去拜訪他，做幾分鐘演示文稿。因為這些瑣事，有時我還遭受著病痛折磨，甚至還有失眠的煩惱。總之，我也很同情我自己，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維斯滿意。

他常去倫敦，且一定住在維多利亞飯店，這是一棟過時的老舊建築，不過一直享有盛名。有時我碰巧到倫敦，我會住在沙沃伊，不過當維斯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時，我會給他一間位於半月街的小型公寓的地址。如果他知道我住沙沃伊，他的反應一定是：「好傢伙，這一定是記在我的賬上！」我承認維斯是個好顧客，而且我也合乎禮貌地為他的各項交易盡力。

 

他支持當時在法國持續發行的國家股票，並且每次債券發行時都會大量認購，而我則每次都會獲得1%的傭金。不過每次我都必須簽署一份檔，保證國家一定會負責償還公債，如果將來有一天法國政府無法履行義務，我就必須擔負起與國家抗辯的責任。這是認真的，一點都不開玩笑。

 

幾年後他過世了，我親自出席了在典哈格舉行的葬禮，並且陪他走完了最後一程。在他的遺囑中，他並沒有把所有財產交給5位姊妹，而是讓弟弟雨果·維斯（HugoVyth）繼承，雨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笨蛋。

 

雨果在葬禮幾個月後寫信給我，因為他發現一些當時我為法國政府背書的簽名檔，從那時候起法郎一直貶值，所以他要我賠償一切損失。當然我並沒有回復他，我覺得笨蛋才會跟他解釋。在當今時代，如果國家破產了，國家並不會停止償還債務，而是會讓貨幣貶值。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同情我的顧客們，當然包括維斯，因為對他而言，我比法國政府還值得信賴，儘管他辱駡我是匈牙利的股票玩家。

 

有一天，一位我不認識、自稱利伯（Lieber）的人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說他早已聽說我在工作上的優異表現，然後他提出一個老套的問題：「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市場的？」我給了他幾個立場中立的提示，以避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就好比對著一群我完全不認識的人進行股市方面的演講一樣，我必須先瞭解他是股市玩家、股票玩家還是投資者，試著瞭解他的財務狀況，並從聲音中判斷他是企業主還是自學成才者。

我們的談話進行得很愉快，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他也經常打電話給我，有時我還因此耽誤了工作。我決定約他出來見面，他也興致勃勃地答應了。幾天後我們在一間證券交易所見面，然後就不能免俗地聊了聊股市，直到我開始挑起無聊的小爭執。我決定刺激他一下。

「我有一個想法，從中我看到了一些機會。」我開始我的廣告策略。

「不過……」我突然中斷談話，對侍應生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

「究竟是什麼？」利伯先生感興趣地問道，「您的想法究竟是什麼？」

「是啊！我已經想好了，不過現在說似乎還太早。」我答著，並喝了一大口酒，「儘管我心中已經有譜了。」說了一句後，我又再一次叫來侍應生，當時我從利伯的眼中看出他正飽受折磨。

尤其是我一直重複著說一句話，喝一口酒，說一句，再喝一口酒。

突然間他不耐煩了：「您要說您的想法了嗎？還是不想說？」

我決定不再折磨這個可憐的人，於是告訴他：「親愛的朋友，為什麼您不是我的客戶呢？」

「當然，當然，我準備要在您那兒開戶。」他說到做到，第二天就成了我的客戶。

究竟什麼是我心中的「想法」？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我每天都有太多的想法，不過，糟糕的是都不能確定。

還有一次，我接到一個自稱是孟德爾松的人打來的電話，她是英國公民且是著名銀行世家的繼承人，住在巴黎。「您是智者南森的玄孫女嗎？」我問道。

「是的，」她自負地說著，「而且也是大作曲家菲力克斯·孟德爾松–巴托爾蒂的親屬。」借此我確定了她的身份，立即對她有了好感。

戰爭結束後，她當初被柏林銀行沒收的財產重新獲得補償，她把錢用來買股票，她想把股票清單交給我鑒定，於是我便去拜訪她。她住在一棟沒有電梯的公寓的10樓，那是許多知識份子居住的地區。她說一口很棒且有深度的德文。她告訴我，她想撰寫有關社會學方面的書籍。

我檢查了她在一間頗具規模的聯邦銀行所開的股票帳戶，這是一個含有長期貸款與可靠股票的組合，我完全不需要提出異議。

我問她：「您在哪裡繳稅？」

「當然是在德國，這錢來自德國。」

我反駁說：「您是英國公民，住在法國，儘管存款放在德國，也不須承擔在德國的納稅義務。另外，借助您的國籍、居住地及存款所在地的三角關係，您可省下一大筆錢。」

不過她的回答是：「不，那位銀行經理也是我的朋友，他不會允許任何避稅做法的。」首先，關於這一點我還要告訴您一個典故。

故事發生的地點是法蘭克福，時間大概在1800年。羅斯柴爾德坐在帳房裡翻查著帳簿，突然間房門開了，一位普魯士軍官走了進來，並且以傲慢的姿態介紹自己：「普林尼茲（Primnitz）男爵，普魯士國王陛下的副官。」

羅斯柴爾德友善地說：「請您自己找張椅子坐吧！」

「我重複一次，普林尼茲男爵，普魯士國王陛下的副官，馬爾他騎士團的騎士。」

羅斯柴爾德再次禮貌地說：「請您自己找張椅子坐。」

「先生，您還是沒搞清楚。我是普林尼茲男爵，普魯士國王陛下的副官，馬爾他騎士團的騎士以及羅馬教皇的侍從官。」

「請，請，」羅斯柴爾德無可奈何地說，「請坐兩張椅子。」

「拜託！孟德爾松小姐，您繳了三份稅！」剛開始她還笑得很誠懇，不過之後就恢復了嚴肅，這時她不只是個柏林猶太女人，而且還是個普魯士女人，這個笑話並不受歡迎。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再聽她的故事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唆使她去逃稅，我的建議只是選擇有利的環境罷了。這個無罪的建議後來被不斷地在德國的報紙雜誌上宣傳。

 

以上是我在和客戶交往中所得到的體驗。不過我必須強調，我自己一直就是我可愛的客戶，我不曾向經紀人或銀行家提出建議，所以他們對我根本不用負任何責任，如果有人低聲給我一個忠告，我還是會堅持反對的態度，因為我的格言是：「消息是毀滅的來源。」

 

 

第10章 股市心理學：迷信、拜物教和癮癖

 

許多股市玩家（也包含一些股票玩家）有著迷信和拜物的傾向，這種傾向可能導致某種程度的危險；不過當某一特定股票在短時間內成為指標股時，這就成了無傷大雅的例外。股市投機者幾乎都是迷信的，因為他通常會秉持一個從各方面來看都合乎邏輯的觀點，而且是以確切論證為基礎的觀點。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不過，儘管如此，他仍會強調投機行為是不對的，然後他會說：「我真倒楣！」在他把失敗歸咎於倒楣時，就已經是迷信了。

 

通常迷信總和直覺脫不了關係，直覺是很有用的。當人們參與股市交易，感覺自己好像搭錯了車時，通常會有必須往外跳的直覺，不過人們必須先確定這輛車真的是錯的，而這就是思考與直覺的混合了。

 

一般而言，女性有一種特別且強烈的直覺和本能，這些特質往往可以彌補男人在邏輯思考方面的不足，所以股市投機者也應該重視女性的意見。直覺只是一種無意識、出於本能的邏輯，是結合長年以來股市經驗、生活體驗及幻想而衍生出的一種產物。在夜晚，透過無意識的腦力活動形成一種想法；到了早上，這個想法便衍生成了我們所謂的直覺與靈感。不過，若是單單只依靠和相信幻想，那是十分危險的。

 

我不得不承認，我也是迷信的。舉例來說，我走在街上時突然發現，我竟然把一份重要的會談資料放在家裡，忘了帶出來，但我又不能回頭去拿，我會認為這可能是不幸的前兆。或者，我掉了一枚錢幣，我會告訴自己，這次損失會有補償，一定會帶來想不到的收益。

 

不久前，在一場為稅務顧問舉辦的聯合餐會上的演說之後，我正要搭計程車前往科隆機場，一位與會者邀我坐他的車一同前往，這是第一個好運。在機場，我在無預約的情況下，竟然在飛機起飛前20分鐘得到一個座位，這是第二個好運。接著，我驚訝地發現，身邊坐的竟然是好友卡爾·齊默勒（CarlZimmerer），他正好也要前往慕尼克，這是第三個好運。我們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卡爾順勢談到剛剛才買的一檔股票，這話題實在是令我再滿意不過了。就在到達慕尼克的同時，我也得到了一張訂單。直到現在，這份好運還伴隨著我。

 

有時我也會有情感上的考慮。童年時，我讀過一本名為《隧道》的長篇小說，作者是伯恩哈德·凱勒曼（BernhardKellermann）。這是一本科幻小說，描述當時美國與歐洲共同建造一座隧道的過程。當雙方在鑿通的隧道中央見面時，那種歡騰的情景令我終生難忘。所以現在我買了英法合資的歐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Gesellschaft）的股票，只是為了把握英吉利海峽隧道開通的最佳投機時刻。也許會有損失，也許會賺得更多，無論如何，購買這些股票是出自於我的多愁善感及個人的業餘愛好。

我有許多護身符，而且會隨身攜帶。我的護身符是一個小小的聖安東尼像章，受到過兩個天主教貴人的祝福，一位是教皇約納斯二十三世，另一位是巴黎紅衣大主教。當我在咖啡館不小心打碎玻璃杯時，我會立刻撿起一塊碎片，包起來當成吉祥物。到現在為止，我的生活一直都過得很順利，因此我很感謝上帝。不過，我究竟該把多少部分歸功於幸運物呢？這是信仰，還是迷信？我覺得兩者都有。

 

但當一個人依賴迷信來進行財務投資時，他便成為一個玩家，就好比我年輕時的經歷：我知道遊戲的規則，而且是在痛苦中學習的。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現在的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固執的人，我認為讓自己有一些無害的迷信和拜物心理，那是可以的。

 

有些股市玩家相信數字魔術以及日期重複所代表的意義。若碰上13日恰巧是星期五，人們在做重大決定時總會特別謹慎。即使有肯定的想法，我也會說：「我正巧在今天冒了一個險！」在芝加哥的期貨指數市場，每幾個月就會有一個重複的特定日子，將有三個期權在同一天到期，這天就被芝加哥投資人稱為「三巫日」。他們定期重複著恐懼，害怕在這個日子裡股市會發生大危機。當然這純粹只是迷信罷了。同樣的道理，人們也可以將棒球比賽的結果或女性身上的裙子作為判定股市趨勢的依據。

 

這群股市玩家並未以輕鬆和幽默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事情，反倒是將他們既定的想法加入了憤怒，並且神化，這便成為一種變態行為。神化論者隨著時間而改變，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最後都對迷信感到失望。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1970年代石油價格和美元匯率之間的關係，被人們神聖化了。

多年以來，所有股市玩家都為流動資金所迷惑，這是有邏輯可循的。銀行為了吸引存戶，就會調高利息，但高額的利息卻不利於股市發展。不景氣時，人們指望股市會更好，而聯邦政府為了促進經濟，就會調降利率。低利息，就意味著更多的現金流動，對股市而言是最佳的利好。

後來，經濟指標成為新的崇拜對象，當增長率上升到某一水準時，投資人便積極買進，增長率上升會伴隨有更高的利率，這對股市其實是負面的影響。令人生氣的是：增長率資料每星期都在修正。

另外，期貨投機者的理論也是十分荒謬的。不久前，我認為在銀價和大豆價格之間存在著一個恒定的差距；當銀價上漲到一定行情時，大豆價格也必定會漲。為什麼呢？因為投機者利用這兩種物品來謀取利益，當銀價上漲至一定程度時，這些投機者手中便有更多的現金可以用來購買大豆。

基於同樣的理由，玩家肯定地認為，相同的理論也適用於貴金屬：當黃金價達到某個點的時候，鉑金一定也有上漲空間。但結果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鉑金價格都在黃金之下。結論錯得離譜。

 

我認為這些理論適用於愚昧大眾，只適合於那些必須給顧客建議的經紀人。他們的預言幾乎很少實現，意見也幾乎每天在變，所以就算他們做了幾十種分析也是白費力氣。這些分析一文不值：看上去越科學的分析，造成的後果越嚴重。那些經紀人一直在說，其實他們什麼也不懂。

 

 

交易還是輪盤賭

 

煉金術士、觀星者和預言家仍存在於當今社會中，只不過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現今的煉金術士不再期望能點石成金，而是希望借他們的理論來達到影響黃金價格的目的，進而從中獲利。還有些所謂的千里眼，他們用石頭、咖啡渣來研究彩票或輪盤的中獎號碼，或者是以股市行情曲線解讀未來的股市趨勢，他們借助電腦、尺、圓規來計算。

不管是彩票、輪盤還是股市，對這些自詡為具有科學頭腦、過度自信的人，我都稱之為「著了魔的人」。如果他們是靠分析系統來賣股票，我就稱他們為「江湖術士」。我覺得和他們討論是浪費時間，因為他們的論點屬於神秘學科的領域。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群眾擁護，不過一旦無法掌握群眾，就要倒大楣了。

 

在某種程度上，熱衷於圖表分析的股票盤勢分析師都屬於「著了魔的人」，但他們得到股市經紀人的全力支持。在我看來，閱讀分析圖表固然是一種科學方法，卻無法帶來知識。

當然，我也會觀看價格走勢分析圖，因為孔夫子曾說過：「鑒往知來。」借著分析圖，人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昨天和今天是怎樣的情況。到今天為止，價格曲線是真實的；不過從明天起，當它再度被展現出來時，卻被杜撰成了好的或壞的。圖表只是一整幅馬賽克圖畫中的一片而已，人們應該對圖表做出分析。但是不能僅僅依靠辨認「肩–頭–肩」「同側」「蝶形」就拿錢去冒險。

羅伯特·普萊切特通過自己的書和金融通訊推薦的「艾略特波浪理論」，在我眼裡與咖啡館讀物無異。他鼓吹做空股票。但是行情在上漲，所以要當心，行情可能先上漲幾個點，然後突然加速上漲。他日復一日地重複做空建議，他的讀者可能每週都會因為聽從他的建議而虧錢。

傳說艾略特先生是在病榻上研究的股市價格運動規律，並總結出了那個劃時代的理論。我對此一直不太理解。而他的門徒羅伯特·普萊切特之流也無法解釋清楚：「您不要問為什麼；事情就是這樣的！」這就是他在書的序言中表達的意思。他的唯一論點是：過去是怎樣的，現在也是那個樣子。

我不曾在股市中見到過任何成功的圖表解盤家，因為他們通常最終都會走上破產之路。在以前的維也納，人們稱他們為「年輕的股市股票玩家、老的乞丐」。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人是大人物。

看圖表的人可以發現股票上發生的一些情況，根據股票的動靜可以做出一些推斷。比如，一檔股票的價格曲線出現與大盤走勢不符的情況時，可以推斷是大股東在做交易，企業不看好未來前景，因此應賣出手中的股票。

整個市場的圖表就像是整個診所的主任醫生看到的情況，而不是根據每個病人的體溫做出的圖表。

 

 

狂熱分子的下場

 

就像輪盤賭客一樣，股市分析師也是不折不扣的狂熱分子，他們靠計算機工作。在許多賭場中都有這種組織，他們擁有一些數位資料，並將數位資料輸入電腦中計算，然後便一直不斷地重複這些做法好幾小時。不過你不需要問結局如何，因為晚上時，他們仍在吹噓自己的幸運，並且自認為已經發現正確的數學公式。3小時後，他們就兩手空空了，不得不向人借一些錢，為的是重新啟動這個不會出錯的系統。

 

但我始終沒有加入這種遊戲，因為這種過度的緊張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就算在股市，我也從不研究當時的行情，我對這些不斷的變化實在是一點興趣也沒有。

對一個狂熱分子而言，最大的不幸莫過於他的遊戲系統一開始便成功了，之後他就會變得更加狂熱。從前，維也納流傳著這種說法：「猶太人在損失了最後1000元後，便失去理智。」現在則改成：「玩家在贏得第一個1000元後，便喪失理智。」

 

有人告訴我的朋友，在賭場裡碰到了他的兒子正在玩輪盤賭。我的朋友馬上問道：「他是坐著，還是站著？」如果他站著，只不過是隨便玩玩，可能贏錢，也可能輸。如果他是坐著的，就會一直玩下去，直到口袋裡一分錢都不剩。就像100年前蒙地卡羅的那個說法「賭紅賭黑都不會贏，只有白色能贏！」而白色指的就是賭場，最後的贏家一定是賭場。

 

輪盤玩家會享受到贏的快感，這是肯定的。不過，他的第二大樂趣就是輸，因為他把過度緊張的感覺當成一種娛樂，已不再是為了錢。因此，許多百萬富翁便成了上癮的玩家，不同的是用多少錢來測試運氣罷了。

 

遊戲玩家可以獲得哪些成就？「安德列·雪鐵龍」可以充分說明。這位天才的汽車業鉅子及工業家沉迷於賭博的下場特別悲慘。在1920年代，他是法國的超級巨星。雪鐵龍曾舉辦過別開生面的汽車巡迴賽，擁有穿越非洲大陸的「黑色車隊」和駛向中國的「黃色車隊」。他引人矚目的想法還包括要將巨大的「雪鐵龍」字體裝飾在埃菲爾鐵塔上。就在他提出這項特別的想法時，危機也同時而至。

 

在巴黎鄉間一間非常高雅的『療養中心』內，設有賭場。賭場是許多巴黎上流社會人士假日聚集的場所。實際上，「雪鐵龍」並不是真正的紙牌玩家，當他在大廳開始玩牌時，或許只是想在這裡贏一點，那邊輸一點罷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第二天報紙會在八卦專欄裡報導：安德列·「雪鐵龍」整晚煥發光彩，在賭場豪賭。

 

但是就在第一晚，「雪鐵龍」不但贏錢並且上癮了。從此他每個週末都待在巴卡拉特大廳，一輸再輸，不斷地輸。儘管他的太太嘗試了各種方法，想讓他停止這項遊戲，卻都失敗了。

「安德列·雪鐵龍」一點悔意都沒有，到後來甚至輸掉了公司的大筆金錢，並且又向銀行大量貸款。直到有一天，銀行負責人來拜訪「雪鐵龍」，看到他有如精神錯亂般地瘋狂豪賭，才決定中止他的信貸，「雪鐵龍」就在賭桌上失去了他一手創建並經營成功的汽車公司。

賭博如同毒藥，像嗎啡和可卡因一樣，會危害上癮的人。

 

許多股市玩家不只將他們的熱情投入到股市之中。我有一位朋友上午在股市，中午玩賽馬，下午和晚上則分別玩橋牌與輪盤賭，死的時候一貧如洗，這當然是他的下場。玩家還會將命運的挑戰當成娛樂。我認識一個非常有錢的人，不過他的電車票是經常都不打孔的。他的遊戲就是：當我打孔而驗票員沒來檢查，算我倒楣；如果驗票員來查票，我很幸運；當我沒打孔而驗票員來查的話，就是特別倒楣；如果驗票員沒來查，就是特別好運。

一旦踏入賭場或股市大廳，就算是最有智慧的人，都會把才智擱在衣帽間裡。我認識一位數學家，他被視為專業領域中的權威。有一次我們站在蒙地卡羅的輪盤桌前，觀察著遊戲玩家，他突然告訴我：「安德列，你看那邊的一個白癡，他一直坐在黑色前，難道他沒有察覺這裡還有一個紅色系列嗎？」

心理學家把這種情況稱作「賭徒的謬見」。如同托耶夫斯基在他的《賭徒》一書中提到的：「當球已經落在紅色10次時，當然沒有人會再把錢押在紅色部分。」股市投資人也完全以此為出發點，他們秉持著「紅色系列」一定會結束的理念，也就是當一段行情到達高點時一定會往下落的想法。不過，統計上的觀點並非絕對如此，因為就個別情況而言，一個人無法事先斷言，在某一特定日子裡，股市行情是否會上升或下跌。有時就是會長時間地維持著紅色或黑色。

 

 

股市上癮症

 

股市也容易使人上癮，因為那裡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氣氛。人們在這個激烈戰場內所呼吸的空氣猶如毒品般叫人上癮。在混亂的戰鬥場所中，空氣有如藥物般影響著所有人。我認識的很多人起初只是在偶然的情形下進入股市，不過之後就無法擺脫了。

 

下面講的故事是個最好的說明：

 

1929年，紐約有上千名股市專家丟掉了飯碗，不得不轉行去找別的事做。兩個股票交易所的前同事碰面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現在找到什麼工作？」那個人答道：「我為一家企業推銷牙刷，你做什麼工作？」「我還在證券交易所，只是我太太以為我在一家俱樂部給人家彈鋼琴伴奏。」（作為前經紀人，這個工作還算不錯了。）

 

我有一位股市上癮症朋友，他過去從事鋼鐵行業，發跡於朝鮮戰爭期間，並做了上百萬筆的交易，他把成功歸功於自己勤奮的工作。在他的眼中，玩股票的都是一些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者，而且是經濟的寄生蟲。但我警告他：朝鮮戰爭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總有一天他可能會需要買股票。他可以把「辛苦賺來的錢」買成好股票；他應該好好研究一下股票名單。

 

在聽過我的意見後，第二天他便來找我，要我為他選出一組值得購買的股票。他並不想投機，只不過是湊湊熱鬧而已。首先，我寫了德國揚格債券給他，其次，便介紹南非鑽石廠De Beers鑽石的股票，然後是一些美國的藍籌股。事後證明這份清單非常奇妙，揚格債券很快便漲了幾百倍，De Beers鑽石股票增值了10倍，其餘股票也都表現得很強勢。在第一次買進股票就有如此豐厚的收益之後，他便開始越買越多，從紐約、歐洲買到澳大利亞。剛開始還以現金購買，到最後便融資購買。在股市達到最高點時，他發現借貸已是他全部資產的5倍，另外，他也發現股市有下滑的可能。隨著貸款與資產的差額越來越大，我的朋友終於無法承受刺激，因為精神崩潰而被送進了醫院。

 

他的家人在混亂中開了一次家庭會議，決定處理掉所有的股票。他的股票全部被賣光了，而在他接受一個多月的睡眠治療期間，股市崩盤了。我的朋友完全治癒離開醫院時，正是行情處在最低點的時候，不過他很冷靜，宛若重生般地笑著。睡眠療法拯救了他的財產，那些融資買來的股票會讓他走向毀滅。這也使我更加欣慰，因為是我引誘他進入股市遊戲中的，幸好有完美的結局。結局好，一切就好。

 

可是，當人們對股市上癮之後，事情便不再如此簡單了。當他們手中有股票時，會擔心價格下跌；但是手中沒有股票時，他們又會擔心股票可能上漲。我這位恢復健康的朋友也是如此，他又開始買股票了。

儘管我鄙視股市的寄生蟲，即那些每天殺進殺出買賣股票的人，不過，我承認如果沒有他們，股市就不能成為股市；沒有股市，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存在。因為越多的寄生蟲參與股市遊戲，營業額及資金流動就越大；有越多的資金流動對投資者的保障就越大，他可以在高度流動的市場中隨時賣掉股票。

 

如果要我以一句話來為這些投機故事做總結，那就是：賭徒應運而生，不管他賺過或賠過，賭徒永遠不死。

 

因此我也確信，在每一次股市蕭條之後，雖然當時人們對股票感到厭惡，而且覺得受到了傷害，但是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很快就會忘記過去的種種傷害，又會像飛蛾撲火般再次被股市吸引。我常把投機者比作酒鬼：在酩酊大醉之後，他會感到難受，並在第二天痛下決心，永不再拿起酒杯。但到傍晚，他又喝起雞尾酒，而且一杯接一杯。到了半夜，他又像頭天晚上一樣酩酊大醉了。

他們是不是全都是著了魔的人或蠢材呢？也許是吧，但這個世界和股市如果沒有這些笨蛋會怎樣呢？如果沒有這些笨蛋，又哪來的股市贏家？

 

 

第11章 傻瓜的價值

 

約翰尼斯侯爵一直是我最想見的人。私底下的他，完全不同於在公開場合中的花花公子形象，其實他是一位非常聰明、博學、相當健談的人，談話內容深不可測，有時甚至語帶譏諷。有一次，他提出建議，想與我共同撰寫一本關於愚蠢人性的書！

 

阿爾伯特·哈恩（Albert Hahn）教授是一位有著父親般威嚴感的朋友，他時常提醒我：「你不能低估人類的愚蠢。」我永遠忘不掉一位經紀人朋友，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已經是個60歲的老人了，現在應該已經80歲了。他把一生積累的股市智慧總結成了一句話，經常不斷地跟我說：「股市行情只取決於一件事，是股票比傻瓜多，還是傻瓜比股票多。」

 

上天保佑！幸好在股市中有無數的傻瓜，如果沒有這些傻瓜，股市不知會變成什麼樣。我喜歡到證券交易所去，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遇到這麼多的人，而且他們隨時都精神緊張。任何一位成功使股市指數從100點上升到110點的人都大可以天才自居，此外，他也能料想到自己會有一筆豐厚的獎金。至於那些失敗的可憐人，就不知道要挨多少耳光、忍受多少折磨了。

 

對他們來說，多聽、多瞭解是很重要的，就好比他們時常關心與分析全世界的經濟事件一樣，也如同一位優秀的紙牌玩家必須熟悉玩伴的思路。投機者從別人的愚蠢中所獲得的利益往往比靠自己的智慧得來的多，人們可以從別人的愚蠢中學習，尤其是學習如何不重蹈覆轍。

 

卡爾·法卡斯（KarlFarkas）是一位維也納小型表演場的著名節目主持人，有一天晚上他在舞臺上大聲向觀眾咆哮，嚴肅地大叫：「你們都是傻瓜。」沒想到觀眾哄堂大笑。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在自己的證券交易大廳裡如此說，不過，觀眾一定不會笑，因為我的同僚大多是自視甚高、自以為聰明的傢伙。

 

 

自作聰明

 

股市投機者總是認為，儘管同事在別的地方不見得有多聰明，但他們往往可以獲得比自己更多的消息和資訊。對於這種心態，我想以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則故事來加以說明:

 

由於缺乏外匯，當時法國對於外國貨幣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所有法國人都必須在國家的監督下，通過銀行進行國外有價證券的買賣。另一方面，政府對輸入國外有價證券也有一套非常嚴格的配額限制，人們無法向巴黎引進國外的有價證券，除非他們輸出其他同等金額的有價證券來獲得相同價值的外匯。

(讀書心得:原來二戰剛結束後的歐洲對於金融管制也是很嚴格繁瑣的，以此道理反觀中國、台灣等亞洲各開發中的國家，還在使用金融管制的手段，那就有道理了)

當時，法國石油股是極具收藏價值的證券，尤其是荷蘭皇家殼牌石油的股票。為了引進荷蘭皇家的股票，輸出其他同等數額的外國有價證券是必要的。

這時，沒有任何價值的日本債券突然被股票玩家注意到，事實上，法國和日本之間毫無關係。日本債券，這個不被人注意的名詞即使在日本國內也只有少數人知道，更別提在國外了，知道的人是少之又少。但是突然間，日本債券出現在瑞士，無數吃驚的觀察家親眼看見日本債券不斷充斥市場的過程，不過就是沒有人知道原因何在。

「瑞士人是買家」的謠言一直不斷地在巴黎市場上流傳著。事實上，是法國銀行不斷以國際套匯的方式拼命購買日本債券，消息靈通人士也瞭解到，這是為了在瑞士再賣出股票的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在瑞士也流傳著「巴黎人是買家」的謠言。實際上，不斷買進的是瑞士的套匯銀行，而知道內情的人士也很清楚，這是為了在巴黎再賣出股票的伎倆。

(讀書心得:瑞士銀行利用瑞士法郎對於日圓的匯率比較高，而法國法郎對於日圓的匯率比較低，所以用比較便宜的成本購入，再賣給法國賺取價差)

巴黎的人們不斷竊竊私語，認為瑞士人知道一個可能與日本有關的計畫；而瑞士人也認為，法國人有關於與日本協商的有利消息。儘管事情尚在醞釀之中，但是所有人卻仿佛都有了共識。

一些門外漢、小額交易者當然不甘心，想盡辦法要刺探情報，而且密切注意事態的變化。由於消息不斷被炒熱，行情便逐漸上升，直到超越理性的界線。

位於遠東的日本呢？一點動靜也沒有，根本沒有任何所謂的整合動作。事實是什麼？而秘密又是什麼？事實是，當法國市場想設法得到荷蘭皇家的股票時，套匯者便搶先在瑞士股市購買股票，以便之後能在巴黎賣出獲利。這是一種完全合法的運作，人們可以用外匯來支付，這些錢來自賣出一項國外債券，也就是從巴黎出口至瑞士的外國債券。

所以大家必須找到一項標的，既可以在巴黎買到，又可以在沒有損失的情況下在瑞士賣掉。「日本債券」因此脫穎而出。人們可以在法國買到任何數量的日本債券，並且公開地在瑞士賣掉。

為什麼？很簡單，因為其他的套匯者在瑞士購買日本債券，然後將之寄到法國，在法國股市販賣；他們以等值的法國法郎在瑞士市場購買外匯，為的就是支付在瑞士買的證券。因此，這些相同的股票便可以不斷地在法國與瑞士間往返。龐大的套匯銀行把這些「日本債券」從巴黎寄往蘇黎世，然後黑市的套匯者再把數量完全相同的股票寄回巴黎。按照邏輯推論，如果雙方一直照此進行，一點也不會影響行情，因為在天平的兩端，一直有數量相同的股票隨時供應買賣。

不過，當有些人看出在大宗交易裡潛藏著利潤時，便開始破壞這個均衡，在天平的一邊放上1磅，另一邊只放上幾克，股票便如失衡的天平般開始傾斜。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有一天，一則與日本共同協商的規則被提出來，這項新的股票規定讓所有人幾乎無利可圖，因此行情大跌50%。

 

有些人一直以為同事知道的比自己還多，這則故事可以說是最好的一課，或許是吧，人們總是幻想著鄰居的草坪比自家的更綠。

 

 

博學的笨蛋

 

為什麼有這麼多年輕人念經濟學，尤其是在德國？答案很簡單，他們需要在名片上冠上經濟學學士的頭銜。大公司及銀行特別喜歡聘用經濟學學士，因為頂著經濟學學士的光環仿佛就可以證明他們不是文盲。

在所有文憑中，經濟學文憑是最容易到手的，特別是與工程科學相比較，更顯得簡單，人們只需要熟記幾本書即可，根本不用費太多腦筋、花太多心思，就可以輕易栽培出許許多多的經濟學學士。對此，我深感同情，因為他們必須浪費4年寶貴的時間。此外，我也聲稱經濟學是一種假經濟，他們所學的根本無法適應時代的變遷。

我不是唯一支持這個論點的人，巴黎股市第二大經紀公司（大約有400名員工）徵選員工時，只要是有經濟學學位的人來應徵，便立即叫他們靠邊站，理由是：他們只是一些戴著眼罩生活卻不會全面思考，而且自以為是的人。

有一次我和交易所的一位同事聊天，他自以為聰明，聊過兩句後，我便發現他是念經濟學的。然而他並沒有察覺自己的論點及分析簡直狹隘得像是被束縛在緊身胸衣裡的婦人。唉！想不到這些東西他竟然要念四五年？

 

這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一件趣事:

有一次愛因斯坦在回答有關相對論的問題時，他提到：「有一位年輕小姐坐在我的懷中一個半小時，感覺上好像只過了5分鐘而已；如果我必須坐在高溫的火爐前5分鐘，那就像有一個半小時之久。」對此，他身旁的一位聽眾低聲說道：「就因為這個他就得到了諾貝爾獎嗎？」

 

阿爾·史密斯（AlSmith）的坦白往往是坦率且深具內涵的。他是紐約政府的最高首長，是一位非常受歡迎的美國政治人物，差一點就成為美國總統。在一次民眾集會中，有人大聲問他：「嗨，市長先生，您畢業於哪一所大學呢？」「我嗎？紐約市的魚市場！」

 

阿爾伯特·哈恩也一樣，他是經濟學教授，留下了大約4000萬美元的財產，他簡短但誠實地寫下他的股市投機活動：「我根本不在意自己當教授時說過的那些蠢話。」

 

我給所有念經濟學並有意投身於股市的年輕人一個建議：馬上忘記大學中所學的，否則這對於未來的工作將是一種負擔。

(讀書心得:作者要表達的是，不要用經濟學的想法套在證券市場(資本市場)，因為證券市場純粹是大眾心理學的戰場，與總體經濟學無關，如果依據經濟學的邏輯來操作股票，會失敗。)

 

 

我與IOS

 

《資本》雜誌創辦人阿道夫·特奧巴德（Adolf Theobald）邀請我擔任該雜誌的專欄作家，這也許是對我人生後期的一個恩典，讓我們有了25年的交集。我從不掩飾自己的投機者身份，甚至還以此為榮。後來發現這是一個不錯的背景，我可以談談貨幣和股市，如今我是該雜誌編輯手中最老的一件古董了。

 

然而，人們真正想看的是我的股市訣竅，可我從沒這樣做過，因為所謂的股市訣竅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同意中國的一句俗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但是我不會回避提出「負面」警告。1970年代，我第一次進行大規模的抗爭，以對抗IOS詐騙集團，在當時這個集團以每年15%的回報保證來迷惑大眾。在這次抗爭中，我感受到各方的強烈阻力，當然也有來自《資本》雜誌編輯部主管的壓力。許多人告訴我，我當時針對基金狂熱者所提出的警告，德國讀者一定不想看；人們想看的是能夠致富的訣竅，而不是陰暗、負面的預言，尤其是預告人們可能損失所有的錢。正如艾利希·凱斯特納（ErichKstner）所說：「好消息在哪裡？」

 

不過，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我的想法便得到證實。

 

IOS這個騙子集團是如何結束的，今天這已經是財經史上的一段著名歷史，也是一個關於人類的愚蠢的故事。當時和我對抗的IOS代表甚至寄恐嚇信給我，說我敗壞了他們的企業形象，今天他卻告訴我：「科斯托蘭尼先生，您的畫像還一直放在我的書桌旁邊。」我們真的就像安東裡·瓦羅爾（AntoneRivarol）所說的那樣：「24小時裡，你和其他人一樣是明智的，下一個24小時，你又變得愚蠢了。」

 

當時我差點被邀請成為IOS的一員。

 

亨利·布林三世（HenryBuhl）在那裡負責投資組合管理，他四處打聽、物色股票投資經理。我的朋友加斯頓·科布倫茨（GastonCoblenz）—《紐約先驅論壇報》在歐洲的特派員，告訴亨利他認識一個非常老練的股市專家，於是亨利·布林便想盡辦法，非要認識我不可。一開始我故作謙虛地客套了一番，因為我知道這一套對IOS來說是很重要的。基於好奇，我接受了他的邀請，約定在餐廳見面。

在勒納河邊的酒店吃完午餐，亨利告訴我，他正在物色操盤手，做超短線交易，交易頻率不是一個小時，而是只有兩分鐘。「業績表現」是關鍵。他安排人做巡查，只有那些成功的組合投資經理，可以繼續留用。

 

我讓他考慮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操盤手正好負責的是一個好的產業板塊，比如說電腦行業，那麼就會有比較大的操作空間。自然，當價格從100漲到200的過程中，他就可以低買高賣，比如說，以100買進，在105賣出，再以110買進，依此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只能賺40個點，而不是100個點，剩下的都是空氣。

 

另一個操盤手可能很不幸運，比如負責航空板塊的股票，這段時間經歷了從100到70的股價下跌。他幾乎沒有機會展示「業績表現」，因為他不想承擔虧損的風險，那麼在「業績監督員」的壓力下，他的職業每週或者每個月都會受到威脅。他一直在等待，價格下跌到90時，他只得繼續等待。短期業績表現並不能解釋這些操盤手之間的差異。

 

儘管我對他的做法提出批評，但是這次會面，我還是給亨利·布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邀請我加入IOS，並開出1000萬年薪的薪酬。對於我的問題，即公司（從德國儲蓄人那裡籌集了30億馬克）如何預防我沒有購買10000股IBM股票，而另一位操盤手（該公司已經有10位操盤手了）卻在此時賣出了10000股IBM股票。亨利的回答簡短而有力。他不擔心這個問題。當我們出現這種情況時，還是可以賺到錢。如果能夠打敗道瓊工業指數，就能得到20%的分成。當然道瓊工業指數也有可能回檔，那時自然無話可說。

 

但是我對於談話內容感到反感，所以並沒有到IOS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寫文章來對抗這個騙人的企業。

 

可惜我揭發得已經太晚了，好幾年來，各新聞媒體把這家投資基金描寫得天花亂墜。我深信，他們把新「米達斯國王」—伯納德·科恩費爾德（BernardCornfeld）和經紀人五光十色的生活巨細靡遺並添油加醋地大肆報導，有助於為自己做宣傳。《每日新聞》對海外基金產業都做了詳細且中立的報導，但是它們並沒有瞭解到基金的核心情況。當我們回想起那些基金推銷員小販似的叫賣承諾，並且把它跟「成果」比較一下時，便不難產生疑問：德國當局怎麼會對這種欺騙行徑袖手旁觀那麼久？為什麼海外基金可以在德國獲得如此驚人的成功，而且它們的廣告還是免費的。

我們發現一個新的伎倆，因為海外基金屬於投資基金，是在別的國家登記註冊的，所以完全沒辦法通過立法或其他監督機構來約束管理，也就是說他們的負責人幾乎是不用負法律責任的。

難道這個基金機構是無所不能的精靈嗎？當然不是，整個基金是在一個幸運的情況下不費力氣地得來的。我相信，科恩費爾德本人並不是騙子，他只不過是沒有經驗，沒受過教育，識字不多，也根本不曉得股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股市的歷史一點概念也沒有，但是他相信火藥是自己發明的。他也不知道，早在17世紀，股市投機在阿姆斯特丹已經蔚然成風，就跟今天的華爾街一樣。因為行情指數有幾年不斷地上漲，於是科恩費爾德提出一個論點，股票每年都能獲利15%，而大家也都相信他這個令人震驚的說法。

跟他一起共事的人都把他視為天神下凡，而他奢華的私生活又為他增添了幾分光彩，每個人都想成為第二個科恩費爾德。有人想，既然科恩費爾德先生可以利用他的基金得到財富，那麼我們也可以。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科恩費爾德能過上這樣豪華的生活都是他們出的錢。

我承認，我曾經對「偉大的」科恩費爾德有過些妒忌，那時在巴黎古董展覽會上，我沉迷在那些美妙的藏品中時，突然閃出一個念頭：科恩費爾德可以把展示的東西全部買下來，就算他一件也不認識，再高的價錢對他也不在乎。於是這個妒忌的念頭便開始吞噬我。這時突然響起了一陣音樂，那是我很喜歡的勃拉姆斯交響曲，我這才稍稍得到安慰。我有這個，我對自己說，這個他一定沒有。

 

科恩費爾德出乎意料的成功，來自一筆資金突然暴增的差額收益，這筆資金是從哪裡來的呢？因為德國民眾自1930年以後就被排除在國際資本潮流之外，所以民眾的投資管道很有限。難怪當「投資顧問」來敲門時，他們會出人意料地受歡迎。除了德國，其他文明國家都不會讓這種胡作非為的行徑如此囂張。也正因為如此，那些海外投資和不動產基金才有辦法把德國人的財富搶個一乾二淨，它們身上都帶著這個牌子—「MadeforGermany」（專為德國打造）。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那些基金經紀人還是在四處兜售一些危險甚至沒有價值的股票。他們的手法是這樣的：他們幾乎沒買幾張股票，小賺一些後就將其脫手，然後跳到另一檔股票上，用這些獲利來吸引那些後續想買基金的人。但是當這些經紀人手上很不幸地抓了一把爛股票時，他們就會一直陷於虧損之中，什麼都賺不到。小賺大賠。

 

懂行的專家也玩不好這種把戲。數十億資金很難操作這種超短線交易。它們要求有相同的方法和心態。

 

投資基金並不考核資金的績效（歐洲銀行都是如此），只有那些無賴金融集團才會那樣做。德國的投資人一開始並不知道，有人把他們辛苦存起來的每一分錢毫無顧忌且不負責任地恣意揮霍掉了。我作為投機人，當然明白投機意味著必須承擔風險。要想在股票上投機，當然要有輸錢的心理準備！

 

而每年獲利15%的保證更像一種假像，因為基金經紀人的平均年齡是25歲，對於股市的險惡環境一點概念也沒有。即便股市跌了，投資者也不知道，等到幾年後再看，已經為時晚矣。基金經紀人只有一個經驗，就是如何把基金推銷給容易上當的買主。只要能掌握這個，何必長年累積有關經濟政策、金錢還有資金市場的知識呢。如果只是按照原則交易，其實大仲馬早就說過：「最賺錢的永遠都是用別人的錢！」

 

這對我來說不是問題，總能找到一位儲戶願意投資1000馬克，就能完成任務。

為什麼我會那麼悲觀呢？

投資基金需要3個條件才行得通：誠信、責任感與經驗。誠信不用多說，我認為每天都應該保持誠實。我具備擔任基金經理的個人特質。但是我從書本中找不到依據，因此無法給出一個客觀判斷。我的悲觀看法來自幾十年股市經歷和見過的各色人等。至於說到責任感，我要毫不猶豫地加以批評。他們遊說一些小市民，這些人從來不知道股市與投機是什麼，基金經紀人卻向他們宣稱，每年可以從股市裡賺到15%的利潤，這樣的推銷簡直就和犯法沒有什麼兩樣。我們可以從股市裡賺到一些，賺到很多，甚至一夜暴富。我們也可能賠錢，賠上很多，甚至變得一貧如洗。但是我們絕不可能肯定地說，在股市上投資每年都會有固定比例的收入。

事實上，那些賣基金的人都是接受過精心訓練的。我也接到過他們的宣傳單，因為我想瞭解一下他們採用的廣告策略。一位朋友給了一份他們的廣告投放地址，上面有各種各樣職業的人，但是沒有商人，裡面有音樂家、作家，還有一位很富有的男士，這些人就是IOS的目標客群。（幸好現在沒有這種事了，我可以從媒體上瞭解情況。）我曾經聽過他們的「佈道」，不得不說，他們真的激情四射，銷售人員用IOS的觀念給我洗腦，我不得不說，我幾乎被他們打敗了！

 

根據我的經驗，我必須指出：那些基金經紀人對每年15%的收入深信不疑，並且想用這套辦法在股市裡騙吃騙喝，但這只能證明他們沒有實踐經驗。正因為缺乏經驗，所以他們也就缺乏責任感。他們根本無法察覺股市裡有多少陷阱正等著他們。

 

基金經紀人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股市，因此當股市行情下跌時，他們根本不必負責，這根本就是不對的。

 

1972年1月的道瓊工業指數，開盤時並沒有比其歷史最高點低多少，那時候基金經紀人就用小市民們存下來的錢以最高價買下。本來一點損失也沒有，所有人甚至可以分到一些利潤。但是他們用高價買到的卻是一堆貶值的有價證券，甚至是偽造的字母股票（這種股票的大部分份額是鎖定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上市交易）。此外，對於誘導小市民們到這個野蠻的股票投機市場裡來，他們也必須完全負責。不管小市民們之前是否有固定存款或抵押債券，雖然收入微薄，他們的生活卻是固定有保障的。我收到上百封小型投資者的來信，他們向我哭訴，因為買了基金，他們的經濟都陷入了悲慘的境地。

 

我從這個基金魔法術裡看出了哪些教訓呢？

 

以下的建議獻給每個人，甚至是有足夠資金的小資本家：請繼續留在有價證券上面吧！找個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幫你挑選，這將是個很好的投資方向。至於資本不足但又做多種投資的投資者，我的建議是：直接投資基金吧！但必須是由歐洲有關當局監管的基金。

 

至於科恩費爾德和他的夥伴呢？他們現在還是過著奢華的生活，而科恩費爾德更是偶爾在好萊塢的訪談節目裡吹噓，他個人的資產估計在4000萬～5000萬美元。對於小市民們的損失，他也只是避而不答。對於這個基金「龍頭大哥」的厚顏無恥與小市民們的愚蠢無知所導致的後果，真的不能低估。

 

 

第12章 日不落帝國：股市

 

當歐洲的股市收市時，紐約股市正要醒過來，幾個鐘頭後是芝加哥，然後是舊金山。當美國的黑夜來臨，華爾街悄然入睡那一刻，世界另一端的東京股市正開始迎接每日攢動的人潮，接著是中國香港、新加坡、澳洲雪梨、印度孟買。然後再由以色列台拉維夫和雅典來接班，接著是義大利米蘭和西班牙馬德里，同時還有德國法蘭克福、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幾個鐘頭後又是紐約華爾街上場，如此形成了24小時全球股市接力賽。

 

今天我要從新誕生的匈牙利的布達佩斯股市講起。為了這個新股市的誕生，我用匈牙利語做了一場演講，因為我必須讓年輕的匈牙利執政黨瞭解到，股市的存在對經濟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布達佩斯股市曾經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布達佩斯的證券跟穀物交易所位於同一棟頗具藝術風格的建築裡，在1914年以前這曾是歐洲的重要標誌，在後來的歲月中也充當了多個角色。當時整個匈牙利都投入到穀物交易中。1949年的時候，兩個股市同時停業，當時我也在場並有幸經歷了這最後的一天。至今為止，我還記憶猶新。

 

經過40年的冬眠之後，布達佩斯證券交易所於1988年再次以微型交易所的姿態出現。1990年之後，它逐漸蛻變為迷你交易所，只有60檔股票、35家合作銀行與經紀公司參與交易，操盤手們全部圍坐在一張馬蹄鐵形的桌子旁，從早上10：00點到12：00點，他們高喊著買進賣出。雖然這只是個交易量很小的迷你股市，但仍是個股市。這個市場的所在地代表了微型或迷你資本主義在匈牙利的復興，寄託著人們的希望，這家小交易所有朝一日也會發展壯大。

多年前，我曾到蘇聯考察，一心想著要到舊日著名的莫斯科與聖彼德堡交易所表達我的敬意。但在莫斯科，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哪裡可以找到老交易所，多數人甚至連一點概念也沒有。最後我遇到了一位老人家，他帶我來到那棟當時已經成為百貨公司的建築物前。在聖彼德堡，我從老舊的刺繡畫裡得知交易所的位置：就在聶瓦河邊，正對著那艘裝甲巡洋艦的停靠處，現在已成了海軍博物館。我始終無法忘記這兩幅記憶裡的畫面。

 

4年前，在一場大學內的演講結束後，兩位從莫斯科來的教授上前對我說：「我們想邀請您到莫斯科大學做一場演講。」聽後我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在莫斯科與聖彼德堡這兩個老交易所重新開幕時一睹盛況，這是多麼令人激動的事。

從布達佩斯，我們朝著落下太陽的方嚮往西而行。下一站是維也納，那裡有一個可愛的小股市，有著悠久的傳統。儘管已今非昔比，它仍在三四年前破繭而出，蛻變成為成功的股市，創造了可觀的利潤，但其交易量相對於大的交易市場而言還是比較少的。儘管如此，維也納股市對自己的「表現」仍是相當自豪。

 

和維也納完全不同，瑞士蘇黎世股市則擁有大量的營業額、大量的投資客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監督員，場內人聲鼎沸。瑞士人認為沒有必要跑到美國去做交易，所以當歐洲人從前一晚的華爾街行情看出一些端倪時，不用等到第二天華爾街股市開盤，他們馬上就可以在蘇黎世股市裡操作美國股票。

 

此時，米蘭的交易所也生機勃勃地開市了，這是一個屬於冒險者的遊樂場，在交易廳裡，婦女們也一樣熱衷於操盤。隔壁的威尼斯是一個迷你股市，坐落在世界上最美的大道—運河大道上。然後是羅馬，這是根據梵蒂岡教廷的公告於1821年成立的證券交易所。

 

就南方的代表而言，絕不能漏掉西班牙馬德里和葡萄牙里斯本。馬德里有著最漂亮的交易廳和相當優雅的經紀人。民眾可以免費進入畫廊，但現在已經不大有人去了。現在這裡是越來越安靜了，因為經紀人已逐漸用電腦取代過去繁忙的作業。有趣的是，佛朗哥將軍的畫像還一直懸掛在交易所的一個會議廳裡。今天的西班牙股市或許不是那麼重要，但是不難預見它日後光明的前景。

 

而在巴塞隆納有一個好處，每個人都可以從交易裡獲得大概50比索的報酬。

里斯本股市一直都在，但是在斯皮諾拉的統治下一直呈現著假死狀態。當時在葡萄牙不但所有企業國有化，甚至不准有股票保管箱。在一次拜訪中我親身經歷了一天中只完成三筆交易（公債）的情況，甚至比對面河邊跳蚤市場的交易量還少。不久後我便找到了答案，我把連著交易所的三條街名念一遍—黃金之街、白銀之街、拾荒者之街，突然恍然大悟，人們從前面兩條街走進交易所，然後從後面那條街走出交易所……

 

現在隨著世界各地股市的振興，自葡萄牙加入歐盟後，里斯本已經從假死狀態中漸漸甦醒過來了。我已經給那邊的學生做了一場演講，向他們傳授市場交易的秘密。

 

德國法蘭克福與其他股市在同一時間開市。法蘭克福曾經是紅衣主教的封地，直至今日人們還常談起一件軼事，那一位神奇的猶太經濟師，有一次被問到接下來的幾年該怎麼操作股票時，他迅速但語帶雙關地回答：「買不賣。」沒有逗號，就連最聰明的人聽了也摸不著頭腦。

杜塞爾多夫股市是後起之秀，是一個具有德國風格的嚴謹組織。柏林交易所曾經擁有大量的期貨交易、期權交易與舒適且先進的設備（如同現在的法蘭克福），而今卻淪為法蘭克福與杜塞爾多夫的分公司。多虧了兩德統一，柏林交易所終將成為一家全球性交易所。

 

慕尼克交易所入口處的一塊青銅碑上刻著「投機」，直截了當地告訴人們裡頭正在進行些什麼活動，而東德境內的第一個股市應該是萊比錫。

繼續往北走，會來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和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股市，以前這裡有最多的女性顧客，因此氣氛相當歇斯底里。人們對它們的過去充滿驕傲，因為這是荷蘭最早具備現代觀念的股市，早在17世紀時的運作方式，就已經類似今日電腦化的股市了。

再往北一點是丹麥哥本哈根股市，它被安置在一幢老舊的王宮裡，是世界上最友善的股市。每位來訪的外國交易員都被熱誠接待，並有機會享用各種美食。

「每一位正直的人都可以進來」，挪威的首都奧斯陸的一項條文如此說明著。我留下來只是為了看個明白，什麼樣的人才算正直。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是最安靜的股市，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帶著北方的冷漠。

1932年我就曾拜訪過這個股市，當時斯德哥爾摩已經成功地用電子設備報價，所以在那裡聽不到「我要賣……、我要買……」之類的喧囂。買進與賣出、數量與行情，只需以手按鍵，其他的就交給電腦去處理。

我怎麼可能忘了巴黎，這個我從小長大、接受新思想最多的地方！幾年前這裡的交易所還有為數不少的民眾流連，每天在5000～10000人。可惜的是，今日的巴黎證券交易所已顯得冷清了，大概還有幾百人聚集在這裡，但也只是聊聊小道消息罷了。

倫敦，因為其傳統與禮節，是所有股市裡最富有貴族氣派與國際性特質的。但是，太可怕了，不久前在雄偉美麗的交易廳裡，我數一數竟然不到20人，都是電腦！電腦把這些年輕的「金童」和他們老闆的數十億資金耍得團團轉。在1987年經濟恐慌之後有6萬人被炒魷魚，因為他們造成的損失實在是難以估計。

這裡的交易從貴金屬到胡椒都一樣活躍。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市場：黃金與白銀的買賣。在一棟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每天早上10：30，五個「金銀經紀人」會在這裡開會，他們都是貴金屬市場舉足輕重的經紀人。他們聚在一起可不只是為了喝喝茶，而是為了確定黃金與白銀的行情。儘管芝加哥已經成了這類交易的強勁對手，但這五個經紀人老早就拿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委託書。不久之前，莫斯科也提出要求，想在市場上插一腳，因為長久以來莫斯科都只是扮演賣方的角色。幾分鐘後，會議在沒有混亂與喧嚷的情況下結束，行情便通過電報傳送到世界各個角落，並有可能在當地引起軒然大波。

歐洲之後，讓我們先到幾個南美洲的股市去看看。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股市像一個大型賭場，嘈雜又混亂，大家都在這裡渾水摸魚。阿根廷國內的政治事件強烈影響著股市，有時候會使行情產生巨幅震盪。

秘魯的首都利馬，一個小型股市。我有一次去拜訪時，裡面一共只有三個人，經理負責主持大局，經紀人負責記錄行情，還有一個投資人，每當行情被記錄下來，他就負責點點頭。

 

委內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股市是由19世紀一場樹下的會議開始起步的，時至今日，它已搖身一變，成為擁有一棟相當現代化的大樓的股市。

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曾經有過一段相當知名的黃金時期，甚至連里斯本也受到它的影響。當其他南美人咬緊牙關度日，或南美洲被混亂所籠罩時，里約熱內盧的交易就特別活躍，尤其是外匯市場；然而當別處回歸平靜時，它們卻又反其道而行之。

在所有南美洲的股市都打烊之市，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多開市了。如果南方市場出現了波動，這個市場只是輕微下降，然後重新恢復平靜。在某種程度上，它就像是這個大陸上的瑞士一樣。

 

現在輪到華爾街了。關於華爾街，有數不盡的書籍、文章與研究論文，所以我也就沒有太多新的東西可以說。美國的心臟是隨著華爾街的脈搏而跳動的。在一旁有細心的政府機關隨時監視著，以保護那些時常被「搶劫」的百姓。可惜這對他們來說沒用，因為團體的利益太強勢了，足以阻撓許多已設置的重要措施。

美國投資者有先進的科技可供使用，行情節拍的步調跟開盤同步，所以說在太平洋這邊的經紀人必須早上6：00就到辦公室裡等待，那真是辛苦的工作呀！在印第安那州或新墨西哥州的小城裡，玩家可以同步參與紐約的交易，更棒的是，他們甚至可以直接參與慶功宴。交易量的多寡可以從股票報價終端發出聲音的節奏得知。報價終端安靜擺動，表示交易量不大。若速度突然加快，而且交易的速度無法跟上的話，就表示華爾街有大動作。爆炸或恐慌，從報價終端發出的聲響裡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芝加哥曾是穀物交易所的女王，交易告示板每天操控著人們的麵包價錢。而今天已不只如此，芝加哥還是一個有各種利率、貨幣的賭盤。投入一點點，就可以讓人賺得或賠上百萬元。相對於這種反常的輪盤賭注，證券交易只不過是小小的三人牌戲。我常常寫文章反對這種情形，不過那也只是曠野裡微弱的聲音罷了！

兩個鐘頭後來到舊金山，在這裡人們拿新聞來做生意，利用的是紐約新聞截稿後的第一手消息。

接著橫越太平洋，東京有世界上最活躍的股市，也是日本人每日生活的焦點。他們有那麼多錢，卻不知如何使用，所以他們買世界上任何「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但當他們從世界各地買了那麼多東西後，為什麼不買自己的股票呢？整個城市都在談論股市，日本出版社賣得最好的是關於投資的書。連政府也在行情趨勢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只有政府下令買或賣，交易行情才會穩住。日本人的思想行為是歐洲人完全無法理解的。

繼續往西，來到香港，這是股市裡的巴比倫塔，從英文到中文，從法文到匈牙利文，從猶太文到俄文，在這裡可以聽到每種語言。

雪梨有英國的傳統與美國的經濟思想，主要的演員都是歐洲人。他們由匈牙利難民所組成，因此這裡並不適合兒童或心臟病患者。這裡很容易就買到股票，但是通常也很難脫手。

南非的約翰尼斯堡股市反而是用英式風格建構的，參考電腦時代前的倫敦股票交易模式。儘管政治環境十分複雜，這裡卻是個嚴謹的市場，同時操控著龐大的地下金礦。

孟買也是以英國風格主導的股市，操著濃厚英國腔的印度教徒是主角。買賣的產品主要是透過地下管道而來的黃金。在這裡什麼都有人買賣，木棉、黃麻，有時候甚至還有威士忌，少部分的人在這裡碰運氣。

在往西的旅途上會經過以色列的台拉維夫，只是這裡的交易所十分難找。在阿以戰爭的數年間，股市裡的人會在空襲時逃到防空洞裡，在危險過後他們又跑回交易所熱烈地進行交易，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的股市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一個魚子加工廠，這裡各色人種都有，希臘人、敘利亞人、亞美尼亞人、約旦人，全世界的人都有了，就是沒有土耳其人。

現在，在24小時還沒跑完之前，我們來到了雅典，一個1901年建立的現代股市。在蘇格拉底之樹的兩步之外，後代子孫很早之前便在外套跟圓柱之間找到了金錢交換的跡象。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按下按鍵，5000公里外都可以感覺得到，這就是股市。全世界的股市都連在一起，成為一個系統，且彼此依賴，如同愷撒大帝的帝國—一個太陽永遠不西沉的帝國。

 

後記 我的三段職業生涯

 

我都快85歲了，儘管我可能活很久，但借這個機會，我想要回顧一下，我這大半輩子究竟得到了什麼。我滿足嗎？是，也不是！

說不是，是因為時間過得太快了；說是，是因為我只有一個願望—在經濟和思想上做到獨立，這個願望我已經達成了，我很享受這個過程。「不管人們怎樣評說，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也不是任何人的僕人」，這就是我的成就。

我的雙親是富有的中產階級：父親在布達佩斯是受人敬重的企業家；母親在音樂方面非常有天分，真誠而高尚，她沒有將繪畫與寫作的天賦用在穿著打扮上，而是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養育4個孩子上。正如歌德所說：「從父親那裡，我得到安身立命的體魄，從母親那裡，我得到樂觀的性格與愛講故事的興趣。」但是我們的家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部被付之一炬，幸虧父母讓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使我後來能夠照顧他們，並讓他們可以在瑞士過上豐裕的老年生活。

我在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大學主修哲學和藝術史，本來還想修讀音樂，但因為學員已經滿額而作罷。後來我去了巴黎，進入了巴黎股票交易所，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繼而轉戰紐約、倫敦和蘇黎世，在金融界學習和打拼。

今天我把10個城市當成自己的家，能說4種語言：對上帝講匈牙利語，和朋友聊天用法語，同銀行家講英語，和學生還有女士們講德語。

35歲時，我的第一段事業達到了頂峰，我可以退休了，用投資賺到的錢去養老。但沒想到，沒有任何挑戰和煩擾的生活，反而讓我在50歲時患上了神經官能症，成天被抑鬱沮喪的心情所困擾。在這樣的境況下，我開始了第二段事業—做財經記者和作家，這一切要歸功於一位心理學教授。那時，我向在蘇黎世任教和執業的利奧波德·叢狄（LeopoldSzondi）教授求教，他給我做了直到目前還很實用的叢狄測驗。我把48張照片分成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教授將那些照片重新混在一起，讓我反復測驗了好幾次，然後他開始計算並分析，結束時他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您家裡有誰患有虐待狂症？您不用震驚，我的意思是，誰的精力充沛而且容易動怒？」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是我父親了，他發怒的時候很嚇人。我母親則很溫柔。」

「您遺傳了您父親的天性，身體裡積壓了許多能量，您想要發洩出來卻找不到出口。您是否偶爾會暴躁不安？」這點我必須承認。「看吧，因為您是受過教育的，一旦要克制身體裡那股蠢蠢欲動的能量，就會造成精神上的失衡。如果您是沒念過書的鄉下人，我會建議您去砍柴，折彎鐵棍，敲碎石塊；如果您年紀適中，我會建議您去學習外科，那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別人動刀。但現在我只能建議您寫些東西。您對什麼特別感興趣？」最令我感興趣的就是音樂和股市。「那您就寫寫關於這些方面的東西吧！」

我由衷地感謝他，並且表示一定會採納他的建議，嘗試去寫些東西。我還記得，當時我覺得很丟臉，在經過這位世界知名的教授診治後，我竟然通過給他的學生提供諮詢建議，得到了一筆50瑞士法郎的酬金。

因此，我從股市專家（不需要花費多少精力）搖身一變，成了財經作家。雖然我也是頭號音樂迷，可惜學藝不精，沒辦法成為專業的音樂人。我的第一本書《這就是股市》是用法文寫的，而且被譯成了7種語言。過了一段時間，我成了《資本》雜誌的專欄作者，從此之後，我再也沒有被沮喪抑鬱困擾過了。伏爾泰曾經說過：「描寫金錢比賺錢簡單多了。」但是對我來說卻完全相反，我必須先會賺錢，然後才有辦法寫出來。

 

《這就是股市》這本書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發行了30多年了，得到了許多正面的評價，而在蘇黎世的《世界週刊》上，曾經刊登過一則書評，標題是《一個偽君子的告白》（不是《一個投機者的告白》），顯然是大家把我跟菲力克斯·克魯爾（FelixKrull）搞混了。

 

我住在蘇黎世的大姐對這件事十分生氣，她的小弟竟然被那裡的人稱作偽君子！朋友也建議我上法院去控告他們，但是我一點也不這麼想。太好了！我這麼認為，大家一定比較喜歡看一個「偽君子」的告白，而不是隨便一個金融專家所寫的枯燥文章。《這就是股市》的銷售相當成功。

有一本在維也納相當知名的經濟類雜誌《趨勢》，在幾年前刊登了一篇很長的有關我的報導，在報導中再次用上了這個聲名狼藉的字眼。他們刊登了幾位股市投資者對於我的看法。我的朋友、尊貴的格拉夫·安布羅奇（GrafAmbrozy）退休前是維也納一家銀行的高層領導人，現在從事蘭花育種，他發表了以下的聲明：「我認為我相當敬重的安德列·科斯托蘭尼是一個偽君子。」你們知道嗎?有一次我請他吃晚餐，最後讓他付了咖啡錢。

 

這當然是他不算高明的玩笑，但那家雜誌社還是很欣然地接受了他的說法。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呢？因為這篇文章，我收到許多從維也納寄來的申請函，許多人說要來上我的股市研究課程。這件事實際上是替我做了個不錯的廣告。

 

16年前，我和我的朋友兼合作夥伴戈特弗裡德·海勒一起設計了一個股票研究課程，同時開始了我的第三段事業—「股市教授」，那時我在銀行界和大學裡已經是相當知名的客座講師，當然他們不會給我一個正式且常設的教職，所以我便開辦了自己的研討班，不是在大學裡，而是在咖啡館的咖啡桌旁，講授的便是關於股市的知識與股市預測。在這個屬於我的講臺上，我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同時也跟新的一代分享了我的理論和經驗。

 

1974年剛開始辦研討班時，只有30個參加者（通過這種特意安排，戈特弗裡德·海勒可以借此贏得為客戶管理頭寸的機會），如果有十倍這個數量的參加者，研討班就可以賺到錢（便宜的東西，是沒價值的）。很快就有超過30000名男女學生聽了我的課。裡面有口袋裡只剩幾馬克的窮學生，也有剛剛賣掉自己的公司而不知道該怎麼使用那筆錢的百萬富翁，有妓院的老闆，也有教會的管理人員，有的甚至參加了不止一次。我不得不懷疑是不是真的有「科斯托蘭尼迷」存在，也有可能是他們有某種「股票癮」吧。

 

這樣的日子我從來不會覺得無聊，正相反，週末研討班對於我來說，就是寬敞的咖啡館和開心的遊戲（我可不會大聲地把這話講出來）。我所分析的政治和經濟基本面正在逐漸改變，我的「儲備」也不是只有那麼一丁點兒。艾爾弗雷德·畢雷克是我非常尊敬的、非常棒的新聞工作者。有一次我參加他主持的一個系列談話節目，結束時，他用欽佩的語氣對我說：「每天晚上我都問您同樣的問題，您的答案沒有一次是相同的。」

對於股市，我絕對沒有任何秘訣，秘訣是銀行家和經紀人的事。對於那些願意賺錢或賠錢的人，這一點我必須再次強調。但是我深信，跟著我學習的「學生」，只要能夠思考、分析、堅持到底，而且不猶豫，他們就一定可以成功。這是我收到的一封感謝信裡的結論。

 

我也是個知名的「咖啡館常客」，毋庸置疑，咖啡館是股市交易者理想的非正式聚集場所。我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館裡都有固定的桌子，從巴黎、紐約、坎城到漢堡都是如此。在法蘭克福或杜塞爾多夫某大銀行的訪客休息室裡，在慕尼克的巴伐利亞州法院的地下室裡，我甚至有「免費的」固定桌子。這要感謝我的老朋友兼學生彼得·裡格（PeterRiege），他是公務員，但閒暇時他都在從事股市投資，有很高的熱情、想法和創造力。

 

彼得自己也有學生，他們也都不是職業的股市專家，這並不是說他們花在股市投資上的時間比經紀人或交易員要少。正相反！我認識兩個瑞士的股市老手，其中一位是驗光師，另一位在瑞士餐飲界服務，我要感謝他們曾給我提供了一些相當寶貴的意見，今天他們都是相當成功的理財顧問，並且有廣大的客戶群。這正如同愛因斯坦所言：「想像比知識更重要。」

在「免費的固定咖啡桌」旁，不管形勢是樂觀還是悲觀，我們總是熱烈討論和判斷著這個世界的命運。記者對我把那麼多時間耗在咖啡館裡感到相當不理解。我是這麼回答他們的：「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從事我的專業工作，而不只是在股票交易所或書桌上，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思考。」

 

有時候我會被貼上「股市大師」的標籤，這個稱號我可從來沒接受過，也從不需要。大師的意思就跟教皇一樣，說一就是一，沒有爭議的餘地。儘管我們有如此豐富的經驗，但還是難免犯錯。一個有70年成功經驗的「股市教授」的名銜，或許我還會接受。

 

有個朋友曾經開玩笑地說我是「股市的拉尼奇」。現在馬塞爾·萊希–拉尼奇[1]也被當成文學界的「教皇」了，人們對我們倆都有「無須爭辯」的評價，我們都耽誤了在學術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都被學校所敵視。但是拉尼奇還是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文學評論，而我並不想知道有多少股評編輯或他們的線人曾經出現在我的課堂裡。

 

 

我的猶太出身

 

和馬塞爾·萊希–拉尼奇一樣，我也有過同樣可怕的經驗。他在《猶太肖像》一書中寫道採訪赫琳德·克爾伯爾（HerlindeKoelbl）[2]時提到過。當我在演講時用到某些特定的字眼時，像「希特勒」「猶太人」，特別是「奧斯維辛」，我就會感覺到房間裡有一股冷風襲來，感覺就像是有個黑暗中的魔鬼從房裡走過。我當場就覺得我可能說了些什麼蠢話或違背了某些禁忌，要知道有些話是不能公開說出來的。

儘管這種現象很奇怪，這種陰暗的想法和過去的陰影，想必是和我對發生在德國的那場戰爭以及反猶太主義的行為缺乏切身感受有關。有一次，發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那是在法蘭克福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當時討論的議題是國庫破產的利與弊，幾個在場的「先知」預言說，德國馬克馬上就會沒有價值了。我當場提出反對，德國的貨幣一向都只在吃了敗仗後才會貶值，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希特勒弄垮德國之後。晚上我回到旅館後收到一封信，信裡面寫道，我的頭皮應該被拿來做燈罩。

 

這當然是特例，通常我只會收到思想上的警告，有些是在背地裡偷偷說的，有些則是真實可信的。有一次在討論關於上帝跟金錢的問題時，圖恩和塔克西斯侯爵家族的約翰跟他的鄰座悄悄地說：「看看這個聰明的老猶太人會說些什麼。」這我倒覺得無所謂，從他身上我並沒有感受到反猶太的怨念，反而聽出了恭維的意思。我頂著一個不怎麼舒服的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出生在一個老舊的時代[3]，在那個年代，奧匈帝國的人聽起來就好像是從外太空來的。我還背著這個殼在世界各地的股市四處闖蕩了70年。「從這個世界主義的老猶太身上，應該可以學到什麼東西吧！」一些人可能喜歡這麼想。

 

雖是猶太人出身，但我卻是受洗過的天主教徒，我的雙親也以天主教的儀式埋葬在蘇黎世山上。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個猶太人，一直到希特勒掌權後，對他來說我就是猶太人。當他在猶太人身上做了那麼多恐怖的事後，我深深感到刺痛，就像每個猶太人所感受到的一樣。1940年法國被佔領後，我從法國經過西班牙流亡到美國。那時候有一些麻煩，分配給匈牙利的移民名額非常少，必須要等20年才排得到。後來我拿到了一張簽證，證明我是受洗過的天主教徒。依據當時的匈牙利法令，我不算是猶太人，當時的匈牙利猶太法令也不適用於我，我可以隨時回到匈牙利。一開始我的猶太身份並沒有問題，直到後來德國佔領匈牙利，並且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

 

對希特勒來說，詆毀猶太民族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他把猶太人當成投機分子，而部分猶太人的確也是。猶太人從事金錢交易是因為他們不被允許從事其他行業，因此他們獨佔這個行業有好長一段時間，子承父業，如此資產便一直延續了下去。很多猶太人因為渴望成功，離開了散居在各處的猶太人，不只在財務金融上，還在數學、物理以及音樂等各領域中開創了一番大事業。其實金錢交易並非天生就是猶太人的專業，中國人在這方面同樣精明，還有亞美尼亞人。在華爾街裡我們可以看到來自各個國家和種族的優秀人才。

 

我希望用一個令人欣慰的故事來結束這個嚴肅的主題。幾年前我再次到威尼斯，在穿過數不盡的小巷，跨過數不盡的小橋後，我來到一個封閉的廣場。突然，一個沒了牙齒的老婦人從一個地下室裡走出來，身上穿著破布衣服，對我友善地打招呼：「夏羅姆（Schalom，希伯萊文自由的意思）。」我站在一個猶太人居住區裡，這個廣場破舊而且空空蕩蕩。

 

老婦人試著用義大利文跟我交談，帶我參觀這個猶太區。我們走過幾條破舊的小巷子，「這是舊的，這是新的猶太教堂，這是養老院，這是托兒所，這是猶太法典學校……」老婦人指著一座座建築物說著。但是說真的，我對這些一點興趣也沒有，我隨口問起：「在這個你們所說的猶太區裡住了多少人呢？」

 

「哦，先生，是這樣的，我們這裡只剩下300個人了，以前這裡還有3000個猶太人，範圍有好幾裡呢！這裡曾經擠滿了人，有老的少的，有商人和工匠。不過如今已經好景不再了。」我想這應該是希特勒軍隊造成的不幸。「那他們都到哪兒去了？」我問她，對這恐怖的答案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唉！」老婦人憂鬱地歎了一口氣說，「他們都走了，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去聖馬可廣場，在大運河旁邊，他們都是生意人、銀行家、有錢人……」

有一位記者曾經這麼寫道：「沒有人能像「安德列·科斯托蘭尼」那樣為股市做了這麼多事情，因為「科斯托蘭尼」『誤導』了整個時代，讓人們埋頭在股市裡。」這真的是反對我的意思嗎？我想我可以接受。

我當然喜歡贊同和喝彩，所以我才會寫書和舉行演講。令我感到愉悅的並不是那點稿酬，而是讀者們聽了我的觀點後樂意拿出更多的資金去投資，不容置疑，比起賺錢這種事，領取酬勞對我來說更有樂趣。成名的畫家也是一樣，賣畫所得對他們的成就是很有力的證明。

對我來說，跟年輕人的接觸也是意義重大的。當有學生邀請我發表演講時，一開始我都會感覺到他們對我充滿敬意，但他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只是個凡人，而且樂於跟他們閒聊好幾個鐘頭。我自己剛開始接觸股市的時候，大部分知識都是靠口耳相傳學來的（而不是通過自己實際操作），那些股市老專家至少都年長我三四十歲。今天，我的學生比我年輕五六十歲是常有的事。

我們有些談話內容完全跟財經無關，年輕人也想從我這裡學到一些別的東西，比如社交的規矩和禮節、言談舉止與裝扮等。有幾個甚至還模仿我的穿著，雖然他們不一定也打著領結，但至少風格上是跟我一樣的。我一直都是穿著打扮方面的專家，這也是我最好的投資之一。在一次訪談裡我簡短地回答說：「我的投資中還包括我的服裝。」我年輕的時候就很重視這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我對自己的外表不自信，反正我從來就不是帥哥。所以我盡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鮮亮麗，當時的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紈絝子弟」吧。當我被問起穿著秘訣時，我總是回答：「穿著寧可保守一些，也不要太時髦。」如果人家沒有問我某某人的穿著如何時，我就不會對別人的裝扮發表評論，我不想在這方面讓大家彼此尷尬。

不一定要富有，但一定要獨立

經濟上的寬裕使我的思想得以獨立，在這種情況下遭人忌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並不會困擾我，因為我情願有幾千個人忌妒我，也不希望有一個人同情我。儘管如此，我還是有百十來個朋友，最年輕的15歲，最老的105歲，剛剛去世。他們中有學生、教授、千萬富翁、皇族王子和教會侯爵，也有街頭流氓和小偷。

 

我還有什麼沒經歷過呢？有哪裡我還沒有住過和投資過呢？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失眠，一失眠我就用老辦法—開始數數，但不是數羊，剛開始我數我的同學，然後數我住過的城市和國家，我去過的歌劇院，我認識的女性……但是當我數到曾經與我共事的股市經紀人，還有我曾經待過的股市時，我就開始有點恍惚了，在數到第50個的時候，我相信那就是里斯本—我就已經睡著了。

 

年老給我帶來了哪些利弊呢？年老改變了我的心理，改變了我的時間觀念。年輕的時候，我老覺得時間緊迫，想快點賺錢，覺得自己被投機的風險遊戲深深吸引，大腦總是飛速地運轉著。今天我則是用泰然處之的心態來看待日常瑣事，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是我知道昨天和今天，這就夠了。現在我可以慢慢地想，想一整年的計畫，其實我也不知道，明年我還在不在。時間過得飛快，不夠去做我有興趣的事情，我希望一天可以有48小時。

 

我已經沒辦法再學習新的東西了，但是我們這些老人在自己的圈子裡卻越來越活躍。每天我都在學習著，每個日常小經驗、小事件都會輸入到我的個人電腦裡（我的腦袋），經過吸收、衡量，把多餘、不重要的資訊刪除掉，然後將剩餘的資訊根據以往的認識自動分類。

我必須持續保持注意力，才有辦法處理經濟市場上數不清的問題，所以我特別專注於培養某個特長，很多心理學家認為這是很少見的。當我不需要用到腦袋時，我可以關掉它，裡面是完全的「一片漆黑」；當我需要用它來解決問題時，我可以把「燈」打開，把情況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工作室淩亂得可以用狗窩來形容，但是我的腦子裡永遠都是有條不紊的。

有一次，一個25歲的小夥子帶著幸災樂禍和不懷好意的態度問我，我是不是打算要騙他？「沒錯，」我回答說，「除非你可以把我的經驗和體會放在箱子裡打包帶走！」他並不知道，老年人也有屬於自己的小樂趣。他也不知道，我們這些超過80歲的老人家，在巴黎可以享受到一項特殊的服務—搭地鐵時，可以在早上9點到下午5點間，用二等車廂的票坐頭等車廂。人生從85歲才開始，我說得沒錯吧？

 

-全書完-